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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密斋笔记二

卷一

子藏 · 笔记 · 已译 · 第 2–9 段

后黄金二万斤。新莽用三万余斤。《晋志》云:汉用二百斤,晋亦用二百斤,往往金至后世愈少。宋用银五万两,金五千两。南渡后又减至银二万两,金二千两。

译后来黄金有二万斤。新莽时期使用了三万多斤。《晋志》记载:汉代使用二百斤,晋代也使用二百斤,往往黄金到了后世越来越少。宋代使用白银五万两,黄金五千两。南宋南渡之后又减少到白银二万两,黄金二千两。

南齐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祭后土,十一月元日祈谷于上帝。注云:谓以上辛郊祭天地,郊,特牲。云效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阳气新用事,而用辛日。此说非也。用辛日者,凡为人君者,当斋戒自新也。

神宗朝,冬至当十一月晦。有言晦不可郊,而无人知此故事,惟宋敏求云:太祖乾德初,郊亦是十一月晦日,遂用当月十六日甲子郊。《国朝会要》不载此事,乃宋次道家收得朝报。神宗大嘉之,龚养正所撰载之甚详。庆元丙辰,宏词出:“乾德初郊庆成颂。”试者非特不知晦日。本宋有一卷,乃云:“祖宗并侑。”又云:“归胙慈极。”不知乾德时,慨未有家庙,杜太后已上仙,亦未尝有慈极。

近年郊祀只用黄琮苍璧,却不见用四圭。有人问礼官,云:“四圭两圭已于景灵宫用了,黄琮苍璧乃是礼见天地。”

宰执子授京秩始于吕蒙正。《时政记》进御始于李▯。班直八年,叙补军校始于高琼。《起居注》进御始于梁周翰。带职致仕始于王文正公旦。糊名考校始于周起建议。

宣和时,彗星竟天,徽宗震怒,谓赵挺之曰:“蔡京所为,皆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复为右仆射。始,京在崇宁初,首与边事,用兵连年,不息一日,徽宗论辅臣曰:“朝廷不可与边庭生隙,衅端一开,日寻干戈,生民肝脑涂地,岂人君爱民之意。”挺之退语同列曰:“主上志在爱民息兵,吾辈义当将顺。”时执政皆京党,但唯唯而已。

“以准皆各,其及即若。”王元泽以此八字该括法律。

天圣四年,州军并不得官置醋坊。近陈提举振孙博通古人,仰体祖宗恤民之意,举行万户,停废醋库,邦人至今德之。

《东京记》:旧八作司,太平兴国二年,分东西二司,乃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砖作、瓦作、竹作、井作,以上名八作。后兼备攻城之事,乃二十一作。天圣元年,置官属,今八作司独传。伎巧之物。若致远务、裁造院、茶汤磨院、针线院、布库、铸场务、煎胶务、击鞠院、云韶班院、印经院、烧朱所、新衣库、菜库,纤悉毕备。及前宰执侍从大第,环拱盖以百数。钱塘驻跸,庶事草创。追想全盛,太息久之。

都曲院曲卖于酒户,西京、南京皆然。东京在城,每岁四十七万四千六百四十五贯。南京在城,卖曲三万六百九十贯二百一十七文,五十里外,务场别有数台。州在城及诸邑县、诸路桥港头,酒额每岁八万一千二百九十八贯。《泊宅编》云:“院之井滓秽不堪汲用,惟以造曲特善,他井皆不如。”开宝二年,诏曲价高可于十分,中减放二分。六年,减价每斤止收一百文足陌。太平兴国六年,诏在京卖曲每斤元定二百文,自今每斤减五十文。淳化五年,有司言诸道州府,先置榷酤,募民掌其事,内四百七十处,岁额无几,愿一切罢之,但卖曲,愿收直。诏从其请。景德元年,罢江淮、两浙、荆湖制置榷酤。

澶渊之役,射杀其贵将达览,遂溃。曹利用与其飞龙使韩杞见行在,议盟。真宗谓辅臣曰:“初欲令石普,杨延邀其归路,而以精兵踵其后,腹背击之,然兵连祸结,何时而已,故徇其请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顺伐逆,殆未晚也。”当人主英断,事力全盛,人材辐凑,可以战而不战,果享百余年和好之利,兵端果可轻开耶?

范蜀公《正书》云:舜之五刑者,流也、宫也、教也、赎也、贼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刖、宫、大辟也。《书》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者,此也。尧所以哀矜庶狱之不辜,遏绝之,使无世在下也。舜其仍用之乎?仍用之,则是踵苗之五虐而遂有十刑。安得云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尧尝清问下民废去此法矣。至禹时,德既下衰,方用此肉刑。扬子云:夏后肉辟三千,不胶者,卓矣。然禹亦未必用,只是用之以为赎刑。《吕刑》,所谓训夏赎刑也,直至秦

译南齐正月第一个辛日祭祀昊天,第二个辛日祭祀后土,十一月元旦向上帝祈求丰收。注解说:这是说在第一个辛日于郊外祭祀天地,郊祭只用单一牺牲。又说郊祭之所以用辛日。周朝初年,郊祭的日期依据节气来确定。注解说:因为阳气刚开始发挥作用,所以使用辛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使用辛日,是因为凡是作为君主,应当斋戒并自我更新。

神宗年间,冬至恰逢十一月的最后一天。有人进言说最后一天不宜举行郊祭,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典故,只有宋敏求说:太祖乾德初年,郊祭也是十一月的最后一天,于是改在当月十六日甲子日进行郊祭。《国朝会要》没有记载这件事,是宋次道家从朝廷公报中搜集到的。神宗大为赞赏,龚养正所撰写的记载非常详细。庆元丙辰年,宏词科考试出了“乾德初郊庆成颂”的题目。应试者不仅不知道最后一天不宜郊祭,原本宋代有一卷书,上面说:“祖宗一同配享。”又说:“将祭肉分赐给慈极宫。”却不知道乾德年间,还没有建立家庙,杜太后已经去世,也从来没有过慈极宫。

近年郊祀只使用黄琮和苍璧,却不见使用四圭。有人问礼官,回答说:“四圭和两圭已经在景灵宫用过了,黄琮和苍璧是用来礼见天地的。”

宰相和执政官员的儿子授予京城官职,始于吕蒙正。《时政记》进呈皇帝阅览,始于李〇。班直任职满八年,按资历补授军校,始于高琼。《起居注》进呈皇帝阅览,始于梁周翰。带着官职退休,始于王文正公王旦。糊名考校,始于周起的建议。

宣和年间,彗星横贯天空,徽宗震怒,对赵挺之说:“蔡京所做的,都如你所说。”蔡京被免除宰相职务,赵挺之再次担任右仆射。起初,蔡京在崇宁初年,首先挑起边境战事,用兵多年,没有一天停息,徽宗对辅佐大臣说:“朝廷不可以与边境产生嫌隙,争端一旦开启,天天寻找借口发动战争,百姓肝脑涂地,这难道是君主爱护百姓的本意吗?”赵挺之退下后对同僚说:“皇上志在爱护百姓、平息战争,我们理应顺承皇上的意愿。”当时执政的大臣都是蔡京的党羽,只是连连应承罢了。

“以准皆各,其及即若。”王元泽用这八个字概括了法律。

天圣四年,各州军都不允许官方设置醋坊。近来陈提举陈振孙博通古事,仰体祖宗体恤百姓的意图,推行万户制,停废醋库,当地百姓至今感激他的恩德。

《东京记》记载:旧有的八作司,在太平兴国二年,分为东西两个司,包括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砖作、瓦作、竹作、井作,以上称为八作。后来兼管攻城事务,于是有二十一作。天圣元年,设置官员属吏,如今只有八作司单独传承。技艺精巧的物品。如致远务、裁造院、茶汤磨院、针线院、布库、铸场务、煎胶务、击鞠院、云韶班院、印经院、烧朱所、新衣库、菜库,细微之处都完备具备。以及前宰相、执政、侍从的大宅第,环绕拱卫数以百计。宋高宗驻跸钱塘,万事草创。追想全盛时期,不禁长叹许久。

都曲院将酒曲卖给酒户,西京、南京都是这样。东京在城内的,每年卖出四十七万四千六百四十五贯。南京在城内的,卖出酒曲三万六百九十贯二百一十七文,五十里以外的地方,税务场另有几台。州在城内以及各县、各路桥港头,酒税每年八万一千二百九十八贯。《泊宅编》说:“曲院的井水污秽不堪饮用,唯独用来酿造酒曲特别适宜,其他井水都比不上。”开宝二年,诏令酒曲价格高时可以在十分中,中间减免二分。六年,减价每斤只收一百文足陌。太平兴国六年,诏令在京师卖酒曲每斤原定二百文,从今以后每斤减五十文。淳化五年,有关部门说各道州府,先前设置专卖酒,招募百姓掌管此事,其中四百七十处,每年的税额不多,愿意全部废除,只卖酒曲,愿意收取价款。诏令听从他们的请求。景德元年,废除江淮、两浙、荆湖地区的专卖酒制度。

澶渊之战,射杀了辽国大将达览,辽军于是溃败。曹利用与飞龙使韩杞见到行在的皇帝,商议盟约。真宗对辅佐大臣说:“起初想派石普、杨延昭截断他们的归路,并用精兵跟在后面,腹背夹击,然而战争连绵祸患不断,何时才能结束,所以顺从他们的请求以让天下百姓休养生息。如果他们自己违背盟约,以顺讨逆,大概也不算晚。”当君主英明果断,国力全盛,人才汇聚,可以作战却不去作战,果然享受了百余年和平的好处,战争的开端果真可以轻易开启吗?

范蜀公《正书》说:舜的五种刑罚是流放、宫刑、教刑、赎刑、贼刑。流放以宽恕五种刑罚,是舜制定了五种流放来宽恕三苗的劓刑、刖刑、宫刑、死刑。《尚书》说“苗民不服从神灵,制定刑罚,只创立五种残酷的刑罚称为法”,说的就是这个。尧之所以哀怜庶狱中的无辜者,遏制并断绝这些刑罚,使它们不再流传于世。舜还会继续使用它们吗?如果继续使用,那就是沿袭苗族的五种残酷刑罚从而有了十种刑罚。怎么能说通晓五种刑罚来辅助五种教化?尧曾经询问下民废除了这种法律。到了禹的时候,道德已经衰败,才使用这种肉刑。扬子云说:夏朝的肉刑有三千条,不胶者,卓然不凡。然而禹也未必使用,只是用它作为赎刑。《吕刑》所说的训夏赎刑,一直到秦

时方用,如黥太子传之类是也。至汉文帝,又不用。至宋文帝,因劫贼有赦,方于劫贼面上刺一劫贼字。至五代后周,刺配之法盛矣。大率流始于尧舜,墨始于苗,赎始于禹。先皇考与范寺簿说:罗大著《点囚轮对割子》,乞减配法,乃是近日配人之多。张方平亦有割子,罗乃缴帖在前,上付来棘寺,诸公议论将茶盐犯法之人删改太轻,户部沮而不行。

译当时正在使用,像黥刑太子传之类就是如此。到了汉文帝,又不再使用。到了宋文帝,因为劫贼有赦免,才在劫贼脸上刺一个“劫贼”字。到了五代后周,刺配之法盛行。大抵流放始于尧舜,墨刑始于苗人,赎刑始于禹。先皇考与范寺簿说:罗大著《点囚轮对割子》,请求减轻配法,乃是近日配刑之人太多。张方平也有割子,罗大缴帖在前,皇上交付棘寺,众公议论将茶盐犯法之人删改得太轻,户部阻挠而不实行。

《金匮》曰:武王伐纣,雪丈余。汉宣帝本始元年,匈奴击乌孙,欲还,会天大雪,一日丈余,民畜冻死,杀数万级,马数万匹。唐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到蔡,破其门,平蔡。吐蕃诺逻兵入大斗,会天大雪,吐蕃皲冻,趋西道以归,王君奂率秦州都督张景顺,约乘冰纵兵,尽俘以旋。白元光合回纥兵于灵台,雪雾严晦,吐蕃闭营撤备,乃纵击之,斩首五万级,生擒万人,收所俘唐户五千。嘉熙丁酉十二月,大雪中大败金人,捷旗报积尸如山。岂非雪霜肃杀之气助顺讨逆致然。

《张汇节要》云:二太子窝里孛之妻余辇公主,乃辽主天祚之女;黏罕之妻萧氏,乃辽主天祚之元妃,各因间劝其南寇,阴报朝廷,助兵攻辽之隙。又秦桧上斡离不黏罕书曰:“窃观大金,今日计议之士多,前日大辽亡国之臣画筹定计,非忠于大金也,假威大金以报其怨尔。大辽妃女阴报于内,大辽之臣若余睹、郭药师辈赞谋于外,乃吾国厄会所致。”

余尝观《靖康传信录》以及《孤臣泣血录》诸书,臣子有不忍言。后达勒达围闭燕京,金主▯遣人议和。达勒达欲得公主一名,从公主美女男子各百人,及护驾将军十人,细军一千人,御马三千匹,绫罗绣衣服、金银珠宝三千载。▯皆从之。又以色默围燕之久,再索犒军金帛,▯复从之。其事与靖康略无少异,此贪婪大果报也。黏罕克河东斡离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肃,陷开封府至顺州凡一百八十余州,八百七十五县,蹂践残灭,何可胜纪。而自元▯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残破河东、河北、山东、山西复一十七府、九十余州、镇县二十余处,数千里间,杀戮皆尽,城郭丘墟,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宇悉皆烧毁,此杀戮大果报也。小既有小果报,大岂无大果报耶?《南迁录》以为不及百年,臣子大书于册以为古今一大快,亦以志后日一场大果报,必不轻矣。

郑介夫侠闻子侄用王氏学讲考▯之义曰:“弗谖者,弗忘君之恶;弗过者,弗过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公叹曰:“是何言欤,一不用而忿戾若此,何以为硕人?何以为考▯?”遂训之曰:“弗谖者,弗忘君也;弗过者,弗以君为过也;弗告首,弗以告他人也。”介夫上《监门图》已感动上意,见于施行。及流落挫折之余,一话一言,未尝不在君父、君臣之伦,尽矣。横渠张子厚著《西铭》有曰:“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是皆圣贤,能处人伦之变。”父子之伦明矣。刘庭式娶瞽女,后密州,丧之逾年而哀不衰。东坡问曰:“哀生于爱,爱生于色。今君爱何从生,哀何从出乎?”庭式曰:“吾知丧吾妻而已。吾若缘色而生爱,缘爱而生哀,色衰爱弛,吾哀亦忘,则凡扬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吾妻也。”夫妇之伦得矣。司业赵彦昭《兄弟训》引姜肱、李充、陈业、徐苗、许荆、李鸿、二孔、两赵、阴庆、卜式、桑虞、蔡邕以为劝,反覆千余言。兄弟之伦著矣。二程之诸及门若游酢、谢良佐、品大临、杨时,东坡之门若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儒学文艺俱有切磋琢磨之益,交朋之风不其盛欤!此我朝之治所以远过汉唐也。

《江州冢记》其略曰:开宝乙亥岁,问罪于李煜,曰:“朕司亿兆,许卿不杀而弗信乎?”煜弗之悟,由是流矢猬集其宫,擒煜于纛下。江州蚁聚诟骂,王师先锋曹翰竟屠其城,横尸三万七千余。明年丁丑,皇帝嗣位。太子兴国之二载,太子中允臣周敬术衔命察俗,又获遗骸一万七千,窆于广阳门外。本朝以仁立国,未尝妄杀,独曹翰一军轻试其锋。曹彬有贤嗣,而翰无后,天道昭然矣。

《湘山录》载:昝居润、董思诲、党进三人皆不识字。本传但书其战功多,不责以文学。史法当然如晦,野史所以备言之。国初人物洪毅沈鸷为有余,浮华缘饰为不足,便立得功业,与中叶人物不同。

张子韶在经筵,太上语:“

译《金匮》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积雪深达一丈多。汉宣帝本始元年,匈奴攻打乌孙,想要撤退,恰逢天下大雪,一天之内雪深一丈多,百姓和牲畜冻死,匈奴被杀数万人,战马数万匹。唐代李〇趁着大雪,疾驰一百二十里到达蔡州,攻破城门,平定了蔡州。吐蕃诺逻军队进入大斗,恰逢大雪,吐蕃士兵手脚冻裂,沿着西道撤退,王君奂率领秦州都督张景顺,约定趁着结冰出兵,将敌人全部俘虏后凯旋。白元光在灵台联合回纥军队,雪雾严寒昏暗,吐蕃关闭营门撤除防备,于是发动攻击,斩首五万级,生擒万人,收编被俘的唐朝百姓五千户。嘉熙丁酉年十二月,在大雪中打败金人,捷报传来,堆积的尸体像山一样。这难道不是雪霜肃杀之气帮助顺从正道、讨伐叛逆所致吗?

《张汇节要》说:二太子窝里孛的妻子余辇公主,是辽主天祚帝的女儿;黏罕的妻子萧氏,是辽主天祚帝的元妃,各自暗中劝诱他们南侵,秘密向宋朝朝廷报信,帮助宋朝攻击辽国的空隙。又秦桧给斡离不、黏罕写信说:“我私下观察大金,如今出谋划策的人很多,以前大辽亡国时的臣子策划定计,并不是忠于大金,而是借大金的威势来报复他们的怨恨罢了。大辽的妃嫔女儿在内部秘密报信,大辽的臣子如余睹、郭药师等人在外部赞襄谋划,这是我们国家遭遇危难时局所导致的。”

我曾经观看《靖康传信录》以及《孤臣泣血录》等书,臣子中有不忍心说的话。后来达勒达包围封闭燕京,金主〇派人议和。达勒达想要一名公主,随从公主的美女、男子各一百人,以及护驾将军十人,精锐士兵一千人,御马三千匹,绫罗绣衣服、金银珠宝三千车。〇都答应了。又因为色默包围燕京很久,再次索要犒劳军队的金帛,〇又答应了。这件事与靖康之变几乎没有差别,这是贪婪的大报应。黏罕攻克河东,斡离不率领大军从涿州进入安肃,攻陷开封府到顺州共一百八十多个州,八百七十五个县,践踏残灭,哪里能记载得完。而从元〇元年十一月到二年正月,残破河东、河北、山东、山西又十七个府、九十个州、二十多个镇县,数千里之间,杀戮殆尽,城郭变成废墟,金帛、子女、牛羊马畜都被席卷而去,房屋全部烧毁,这是杀戮的大报应。小的既有小的报应,大的难道没有大的报应吗?《南迁录》认为不到百年,臣子在大册上书写作为古今一大快事,也是用来记录日后一场大报应,必定不会轻易放过。

郑介夫对子侄讲解王氏学中关于“考〇”的意义说:“弗谖,是不忘记君主的恶行;弗过,是不超过君主的朝廷;弗告,是不把善事告诉君主。”郑介夫感叹说:“这是什么话,一旦不被任用就愤怒乖戾到这种地步,怎么能成为大人物?怎么能成为考〇?”于是教导他们说:“弗谖,是不忘记君主;弗过,是不认为君主有过错;弗告首,是不把这事告诉别人。”郑介夫献上《监门图》已经感动了皇上,得以施行。等到流落挫折之后,一言一行,无不在君父、君臣的伦理之中,尽到了本分。横渠张子厚著《西铭》说:“不松懈劳苦而达到安乐,这是舜的功劳;无处可逃而等待烹煮,这是申生的恭敬,这都是圣贤,能处理人伦的变化。”父子之间的伦理明确了。刘庭式娶了盲女,后来在密州,妻子去世超过一年而哀伤不减。苏东坡问说:“哀伤产生于爱,爱产生于美色。现在您的爱从哪里产生,哀伤从哪里出来?”刘庭式说:“我只知道失去了我的妻子罢了。我如果因为美色而产生爱,因为爱而产生哀伤,美色衰退爱就松懈,我的哀伤也会忘记,那么凡是扬起衣袖倚靠在市井、眉目传情招引的人,都是我的妻子了。”夫妇之间的伦理得到了。司业赵彦昭《兄弟训》引用姜肱、李充、陈业、徐苗、许荆、李鸿、二孔、两赵、阴庆、卜式、桑虞、蔡邕作为劝勉,反复千余言。兄弟之间的伦理显著了。二程的门人如游酢、谢良佐、品大临、杨时,苏东坡的门人如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儒学文艺都有切磋琢磨的好处,交友的风气不是很兴盛吗!这是我们宋朝的治理之所以远远超过汉唐的原因。

《江州冢记》大致说:开宝乙亥年,向李煜问罪,说:“我掌管亿万百姓,答应你不杀你却不相信吗?”李煜没有醒悟,因此流箭像刺猬一样聚集在他的宫殿,在旗下擒获李煜。江州人聚集辱骂,王师先锋曹翰竟然屠杀了全城,横尸三万七千多。第二年丁丑,皇帝继位。太子兴国二年,太子中允臣周敬术奉命考察风俗,又获得遗骸一万七千,埋葬在广阳门外。本朝以仁德立国,不曾妄杀,只有曹翰一军轻率地尝试锋芒。曹彬有贤能的继承人,而曹翰没有后代,天道昭然若揭。

《湘山录》记载:昝居润、董思诲、党进三人都不识字。本传只记载他们战功多,不要求他们有文学。史法当然如此,野史所以详细记载。建国初期人物刚毅深沉有余,浮华修饰不足,便立下了功业,与中叶人物不同。

张子韶在经筵,太上皇说:

以朕用人,尽付之公道。”子韶奏云:“陛下付之公道,只得古人一半。”太上问其故,曰:“孟子曰:‘左右毕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必须又断之,斯可也。’”太上又云:“台谏不可承宰相风旨。”子韶奏云:“以臣观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风旨,亦不可承人主风旨。”

译至于我任用人才,全都交由公道来裁决。”子韶上奏说:“陛下交由公道裁决,却只做到了古人的一半。”太上皇问其中的缘故,子韶回答说:“孟子说:‘身边的人都说贤能,还不可以;各位大夫都说贤能,还不可以;全国的人都说贤能,然后去考察他,发现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他,还必须由君主最终决断,这样才可以。’”太上皇又说:“台谏官员不可迎合宰相的意旨。”子韶上奏说:“依臣看来,不仅不可迎合宰相的意旨,也不可迎合君主的意旨。”

杜黄裳为河中尹,卢坦为尉,召坦曰:“某家子与恶人游,破产,盖察之。”坦曰:“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财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孙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黄裳惊其言,自是礼遇加厚。张于湖孝祥、何侍郎异、余提刑澄并大书刻之石。黄裳除吏,不甚别流品,通馈谢,无洁白名,又纳高崇文钱四万五千缗。卒后,御史劾奏,子载辞服,坦乃得持其短。不然一尉之微,安敢抗对如此?《李翱集?坦传》亦载其事。

本朝惟文潞公建双节,终亦辞了帖麻不行。韩忠武建镇南、武安、宁国三节,出于异数。

绍兴九年朝陵,乃范如圭之请,高宗云:“非卿,不闻此言。”其夫田一书,真有志事功之士,惜不见于用。《国史?秦桧传》云:校书郎范如圭上桧书,责以曲学背师、忘仇辱国之罪,且曰:“公不丧心病狂,奈何一旦为此,若不早改图,必且遗臭万世。”未几,如圭奉祠。《中兴小录》遗其书。范乃元▯故家也。

景▯四年,安平县主言:夫吴守正父元随范喜居涟水军,欲听喜添钱开酤,海州沭阳县周穰村酒务诏:“开封府召喜及写状人,本宫管当人勘罪施行。”又张乖崖判百姓乞增扑酒课利,状云:“将五分折变于官钱,是一倍增抬于酒利,加水减料,使百姓有言,置我何地?”是时朝廷州郡皆不许人划夺,令但给与高价,盖不复为后人虑也。(▯按:主言夫三字疑有脱讹)

常州通判沈长卿《上参政李光启》曰:晋绅守和亲,先出娄敬之下策,空言难信,结孰虑吐蕃之劫盟,夷考赞普兵败,献马黄金求婚。景龙二年,还其婚,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开元二年,其相上书宰相乞盟,上令姚崇报书,载辞未及定,而十万之师已寇临洮,入兰渭。永泰,请和,诏宰相杜鸿渐等同盟。而仆固怀恩不得志,导其将犯边,众二十万已逼奉天。怀恩死,遂无谋。主复遣使来聘,诏宰相与吐蕃使者盟,俄寇灵州,盖不止劫浑▯平凉,盟变起仓卒而已。终唐之世,凡九和而十四战。皇甫惟明曰:“皆其边将好功之人为之。”固有是说,亦其主不守信义所致。尚主者二,自称甥舅之国而数为边患。人主抚有四海以婉治之,姿远适异地,垢辱甚矣,君臣莫之耻也。五代以来,幸免此患。严尤以汉为无长策。长卿可谓正论:“权奸文致,其罪株连正人。”嘻,其甚矣!

王钦若欲为相,王文正公旦累抑之,云:“祖宗朝不曾用南人当国。”故钦若以立贤无方之说助真庙之听。真庙以问文正,文正云:“立贤无方,必须贤而后可。”熙宁以后,更改祖宗法度,而群小又主绍述之说,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合为一谈,稔成靖康之祸。孔孟之言岂误天下后世邪?王文正公云:“必须贤而后可。”王钦若果贤者邪?无改于父之道谓合乎道者,无改不合乎?道者,改之可也。朱文公注曰:“方,犹类也。惟贤则立之于位,不问其类也。”

李迪挫丁谓奸邪之锋于正炽之时,王曾乘丁谓之失而能暴其弥天之罪。进君子,退小人,此秉钧衡者第一义。王文正旦遂无如之何。文正得君如此,不能以身为去就去王钦若、丁谓,况他相哉?冯拯为之营救,惠奸莫甚焉。(▯按:惠字疑有讹)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诰,赏花钓鱼,内侍各以金▯盛钓饵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辅臣曰:“王安石诈人也。”老苏云:“王安石乃卢杞、王衍合为一人,天下将被其祸。”后安石参政御史,中丞吕晦叔云:“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矣。”安石尝奏言:“中书处分▯子皆称圣旨,不中理者十有八九,宜只令中书自出牒。”帝愕然。唐介曰:“如安石所疏,则是政不自天子出。”李师中始仕,州县邸报包拯三事。师中曰:“包公何能为?今鄞县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处仲

译杜黄裳担任河中尹时,卢坦任县尉。杜黄裳召见卢坦说:“我家子弟与恶人交往,导致家产破败,大概要查察一下。”卢坦说:“凡是做官廉洁的,即使是高官也没有丰厚的积蓄,那些能够积累财富的人,必定是剥削下属才得到的。如果子孙善于守财,这是上天赐予的富贵。如果不道德的家庭,不如放纵他们不道德的行为,让财富回归百姓。”杜黄裳对他的言论感到惊讶,从此对他礼遇更加深厚。张孝祥、何异、余澄都将其大字书写并刻在石头上。杜黄裳选拔官吏,不太区分品流,普遍接受馈赠谢礼,没有清廉的名声,又收受高崇文四万五千缗钱。杜黄裳死后,御史弹劾上奏,其子杜载辞谢服罪,卢坦才得以抓住他的把柄。否则,一个县尉地位卑微,怎敢如此抗辩?《李翱集·卢坦传》也记载了这件事。

本朝只有文彦博建立双节度使,最终也辞去了任命,没有执行。韩世忠建立镇南、武安、宁国三节度使,属于破格恩赐。

绍兴九年朝拜陵墓,这是范如圭的请求,高宗说:“如果不是你,我听不到这样的话。”他的丈夫田一,真是有志向和事功的人,可惜没有被任用。《国史·秦桧传》记载:校书郎范如圭给秦桧上书,指责他曲解学问背离师道、忘记国仇侮辱国家的罪行,并且说:“您如果不是丧心病狂,怎么一旦做出这种事,如果不早点改变图谋,必定会遗臭万年。”不久,范如圭被任命为奉祠。《中兴小录》遗漏了他的书信。范如圭是元〇的世家大族。

景〇四年,安平县主说:丈夫吴守正的父亲元随范喜居住在涟水军,想听从范喜添钱开设酒肆,海州沭阳县周穰村酒务诏令:“开封府召来范喜及写状人,本宫管当人勘问定罪施行。”又张咏判决百姓请求增加扑买酒课利润,状词说:“将五分折算变成官钱,是一倍增抬酒利,加水减料,让百姓有怨言,把我置于何地?”当时朝廷州郡都不允许人划夺,命令只给予高价,大概不再为后人考虑了。(〇按:主言夫三字疑有脱讹)

常州通判沈长卿《上参政李光启》说:晋绅坚守和亲,先出娄敬的下策,空话难以相信,结盟谁考虑吐蕃的劫盟,考察赞普兵败,献马黄金求婚。景龙二年,归还其婚约,皇帝以雍王守礼的女儿为金城公主的妻子。开元二年,其宰相上书宰相请求结盟,皇上让姚崇回信,载辞未及确定,而十万军队已侵犯临洮,进入兰渭。永泰年间,请求和亲,诏令宰相杜鸿渐等同盟。而仆固怀恩不得志,引导其将领侵犯边境,众二十万已逼近奉天。仆固怀恩死后,遂无谋略。主复派遣使者来聘,诏令宰相与吐蕃使者结盟,不久侵犯灵州,大概不止劫浑〇平凉,盟约变故起于仓卒而已。终唐之世,凡九次和亲而十四次战争。皇甫惟明说:“都是其边将好功之人为之。”固有此说,也是其君主不守信义所致。尚主者二,自称甥舅之国而数次为边患。人主抚有四海以婉转治理之,姿远适异地,垢辱甚矣,君臣莫之耻也。五代以来,幸免此患。严尤以汉为无长策。长卿可谓正论:“权奸文致,其罪株连正人。”嘻,其甚矣!

王钦若想当宰相,王文正公王旦屡次压制他,说:“祖宗朝不曾任用南人当国。”所以王钦若以立贤无方的说法助长真宗的听闻。真宗以此问王旦,王旦说:“立贤无方,必须贤而后可。”熙宁以后,更改祖宗法度,而群小又主张绍述之说,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合为一谈,酿成靖康之祸。孔孟之言岂误天下后世邪?王文正公说:“必须贤而后可。”王钦若果真是贤者吗?无改于父之道谓合乎道者,无改不合乎?道者,改之可也。朱文公注曰:“方,犹类也。惟贤则立之于位,不问其类也。”

李迪在丁谓奸邪之势正炽之时挫其锋芒,王曾乘丁谓之失而能暴露其弥天之罪。进君子,退小人,这是秉钧衡者第一义。王文正旦遂无如之何。文正得君如此,不能以身为去就排斥王钦若、丁谓,况他相哉?冯拯为之营救,惠奸莫甚焉。(〇按:惠字疑有讹)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诰,赏花钓鱼,内侍各以金〇盛钓饵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辅臣曰:“王安石诈人也。”老苏云:“王安石乃卢杞、王衍合为一人,天下将被其祸。”后安石参政御史,中丞吕晦叔云:“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矣。”安石尝奏言:“中书处分〇子皆称圣旨,不中理者十有八九,宜只令中书自出牒。”帝愕然。唐介曰:“如安石所疏,则是政不自天子出。”李师中始仕,州县邸报包拯三事。师中曰:“包公何能为?今鄞县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处仲

,他日乱天下必此人也。”陈了翁每谓:“天下事变故无常,唯稽考往事,则有以知其故而应变,王氏之学乃欲废绝史学,而咀嚼虚无之言,其事与晋无异,必乱天下。”《弹蔡京文》曰:“绝灭史学,一似王衍,重南轻北,分裂有萌,逮今三十余年,而所言无不验者,人固未易知,亦岂有终不可知者。安石,圣君知其诈,群贤知其奸,或遏于已用,或争于已行。非无其人,而治乱所由分,定数有不可逃尔。”

译“将来祸乱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陈了翁常说:“天下的事变故变无常,只有考证过往的历史,才能了解其中的缘由从而应对变化。王安石的那套学问却想要废除断绝史学,去咀嚼那些虚无缥缈的言论,这种做法与晋朝没有区别,一定会祸乱天下。”《弹劾蔡京的奏疏》中说:“断绝史学,完全像王衍一样;重视南方轻视北方,分裂的苗头已经显现。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所说的话没有不应验的。人固然不容易被了解,难道也有最终无法被了解的吗?王安石,圣明的君主知道他的欺诈,众位贤臣知道他的奸邪,有的在他已被任用时加以遏制,有的在他措施已实行时进行争辩。并非没有这样的人,而治世与乱世之所以区分开来,是命中注定的气数不可逃避罢了。”

新刊荆公《字说》二十四卷,前无序引,后无题跋,独雷抗为之注,天下公论昭然明矣。余乃平心定气而言曰:“此许慎《说文解字》也,雷抗即徐锴之传释也,但以之解六经、导后学,则穿凿之论蜂起,岂大儒所为也?”

王安石废了铜禁不知在何时。张乐全奏议云:“自王安石为政,始罢铜禁,奸民日销钱为器,边关海舶不复讥钱之出入,故中国钱耗而西南北三边皆山积。请诘问安石,举累朝之令典,所以体国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

王安石以六经文奸,似王莽;蔡京党籍锢正人似东汉;中常侍秦桧兴大狱、陷忠良,似李林甫。本朝累圣相承,仁厚恭俭,过汉之文景。此三小人伤政害国,言路榛棘,外敌侵陵,可为痛哭。

通州使君徐先生云:当时辟新法者甚众,然都攻他不破,惜乎诸公思虑不及此。成周之法,大处是井田封建。荆公大底不曾行得,却如何要把细碎处来行,失了大纲目,理会末节,只就他里面点检,其说当自息。

秦桧修礼乐、文太平,止专用一宦者邵谔主之,人呼为邵局令。浑仪乐器中犹铸邵姓名。礼乐之器间有不合经典处,是欠名儒讨论。

京师失守自耿南仲主和;靖康播迁自何桌主和。维扬失守自汪伯彦、黄酒善主和;金人之变自秦桧主和。议者乃曰:“外虽和,内不忘战,此又其向来权臣误国之言也。一溺于和,将士解体,尚能战乎?”此胡澹庵之论。若然,则景德、庆历之和,致一百七十余年承平之效非欤?寇莱公富郑公辈果误国者欤?余曰:“和在我,则为御侮;在人,则为纳侮。”绍兴八年,金遣乌凌思谋来议和,豪长达赍主之,上虽听桧计与之和,实疑其诈。王伦奏:“北有悔割地意。”继诛达赍。十年,兀术集兵祁州,分四道入侵。桧言于上曰:“臣昨见金国达赍有讲和割地之议,故赞陛下取疆。既而,兀术戕其叔达赍,和议已变,故赞陛下定吊伐之计。”金之初和也,诸将有异议,及其果叛盟,益以和为非。桧有再和之议,独患诸将难制,于是范同献策,召三大将既至,遂皆拜枢莞而罢其兵。三十一年,金人复败盟,侵淮。此绍兴和议始末。至隆兴甲申,和议定,而开禧丙寅复自渝盟矣。

《中兴小录》云:龟年谕右仆射秦桧云:“主和则沮止国家恢复远图,且植党日众,专国自恣,渐不可长。”桧即上章辞位,旋奉祠。其子衡守严州,日录其父弹秦桧文投子津,止及其弹秦桧妇翁王次山、姻娅王昂及杨愿兄梓等,不言其主和,何也?必是别有一疏不主和议,其子失记录。而弹王仲等事,《小录》又失于记录尔。

●卷二

武帝欲立昭帝,以子幼,恐效吕氏杀钩弋,夫人云:“汝以子不得活矣。”太宗感李淳风之言,欲尽杀后宫,淳风曰:“不可,恐生少者,陛下子孙无遗类。”遂髡为尼,聚之感业寺。二君割情绝爱,思患预防,可谓刚明果断之主。然汉以元后稔王莽之变,唐以高宗酿则天之祸,孰谓人事果能胜天?圣人第言修德以弭天变,未闻杀人以杜后患。

汉武帝祠神君最贵曰太一,非可得见,闻其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居室帷中所言,世俗之所知无殊绝者,而天子心独喜,即今之鸣童也。

后汉止三宗九帝,皆幼冲。一百十八年,政归母后,幸窦邓之贤,内外扶持,无大变故。士大夫知礼义、尚名节,未尝屈身阿附后族,乞怜中常侍以求进者,有李固、李膺、范滂、陈蕃、郭泰诸名儒为之倡,故至于曹操之世,尚不敢染指汉鼎。

萧何说汉王曰:“臣愿大王王关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三秦,天下可图也。”邓禹说光武曰:“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说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萧何、邓禹开口议论,便是混一规模。诸葛亮草庐语曰:“操以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有江东,已历三

译新刊印的王安石《字说》二十四卷,前面没有序言引文,后面没有题跋,只有雷抗为之作注,天下人的公正议论由此昭然若揭。我于是平心静气地说:“这不过是许慎的《说文解字》,雷抗也就是徐锴的传释者,但用它来解释六经、引导后学,那么穿凿附会的言论就会蜂拥而起,这难道是大学问家所该做的吗?”

王安石废除铜禁不知在何时。张乐全的奏议说:“自从王安石执政,开始废除铜禁,奸民每天熔毁铜钱制作器物,边关海船不再查禁铜钱的出入,所以中原的铜钱消耗殆尽,而西南北三边却堆积如山。请求诘问王安石,列举历代朝廷的法令典章,那些为了体恤国家、便利百姓的措施,一旦被他削除,他的用意何在?”

王安石以六经的文字来陷害奸邪,类似王莽;蔡京编造党籍禁锢正直之人,类似东汉;中常侍秦桧兴办大狱、陷害忠良,类似李林甫。本朝历代圣君相继,仁厚恭俭,超过汉朝的文帝、景帝。这三个小人伤害政治、危害国家,言路阻塞如荆棘丛生,外敌侵犯欺凌,令人痛哭流涕。

通州知州徐先生说:当时反对新法的人很多,然而都攻不破他,可惜各位公卿思虑没有达到这一点。周朝的制度,大体在于井田制和分封制。王安石大体上没有实行这些,却为何要把细碎的地方拿来实行,失去了大纲目,只去理会末节,只在他内部查检,他的学说自然就会平息。

秦桧修定礼乐、粉饰太平,只专门任用宦官邵谔主持此事,人们称他为邵局令。浑仪等乐器中还铸有邵谔的姓名。礼乐器具中有的地方不符合经典,这是因为缺乏著名儒者的讨论。

京师失守是因为耿南仲主张议和;靖康年间朝廷流离迁徙是因为何桌主张议和;扬州失守是因为汪伯彦、黄潜善主张议和;金人的变故是因为秦桧主张议和。议论的人说:“对外虽然议和,对内不忘战争,这又是向来权臣误国的言论。一旦沉溺于议和,将士离心离德,还能作战吗?”这是胡澹庵的议论。如果这样,那么景德、庆历年的议和,导致一百七十多年太平盛世的成效难道不是事实吗?寇准、富弼等人难道是误国的人吗?我说:“议和在我方,就是抵御外侮;在对方,就是招致侮辱。”绍兴八年,金国派遣乌凌思谋来议和,豪长达赍主持此事,皇上虽然听从秦桧的计策与之议和,实际上怀疑金人欺诈。王伦上奏说:“北方有后悔割让土地的意思。”接着诛杀了达赍。十年,兀术在祁州集结军队,分四路入侵。秦桧对皇上说:“臣昨天看到金国达赍有讲和割地的议论,所以赞成陛下夺取疆土。不久,兀术杀害了他的叔叔达赍,和议已经改变,所以赞成陛下制定吊伐的计策。”金国最初议和时,各位将领有不同意见,等到他们果然背叛盟约,更加认为议和是错误的。秦桧有再次议和的建议,只担心各位将领难以控制,于是范同献计,召三大将到来,于是都授予枢密使的职位而解除他们的兵权。三十一年,金人再次背弃盟约,侵犯淮河。这是绍兴和议的始末。到了隆兴甲申年,和议确定,而开禧丙寅年又自行违背盟约了。

《中兴小录》说:龟年告诉右仆射秦桧说:“主张议和就会阻碍国家恢复的远大图谋,而且培植党羽日益众多,专断国政肆意妄为,渐渐不可滋长。”秦桧立即上章辞去职位,随即奉祠。他的儿子秦衡任严州知州,每天抄录他父亲弹劾秦桧的文章投给子津,只涉及他弹劾秦桧的岳父王次山、姻亲王昂以及杨愿的哥哥杨梓等人,不提及他主张议和,为什么呢?必定是另外有一道奏疏不主张议和,他的儿子失于记录。而弹劾王仲等人的事,《小录》又失于记录罢了。

●卷二

汉武帝想要立昭帝,因为儿子年幼,担心效仿吕后杀害钩弋夫人,夫人说:“你因为儿子不能活命了。”唐太宗感于李淳风的话,想要杀尽后宫,李淳风说:“不可以,恐怕生下年幼的,陛下子孙没有遗类。”于是剃度为尼姑,聚集在感业寺。两位君主割舍情感断绝恩爱,思患预防,可以说是刚明果断的君主。然而汉朝因为元后酿成王莽的变乱,唐朝因为高宗酿成武则天的祸患,谁说人事果然能胜过天命?圣人只说修养德行来消除天变,没听说杀人来杜绝后患。

汉武帝祭祀神君,最尊贵的是太一,不能得见,听到他的声音与人声相同,时去时来,在居室帷帐中所说的话,世俗所知没有特别奇妙的,而天子心中独自欢喜,就是现在的鸣童。

后汉只有三宗九帝,都是年幼即位。一百一十八年,政事归于母后,幸好窦氏、邓氏贤德,内外扶持,没有大的变故。士大夫懂得礼义、崇尚名节,不曾屈身阿附后族,乞怜中常侍以求进身,有李固、李膺、范滂、陈蕃、郭泰等著名儒者作为倡导,所以到了曹操的时代,尚不敢染指汉朝的政权。

萧何对汉王说:“臣希望大王称王关中,养育百姓以招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就可以图谋了。”邓禹对光武帝说:“现在的计策,不如延揽英雄,务必说服民心,建立高祖的基业,拯救万民的性命,以公心考虑,天下不足以平定。”萧何、邓禹开口议论,就是统一天下的规模。诸葛亮在草庐中说:“曹操拥有百万军队,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这确实不可与他争锋;孙权拥有江东,已经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