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一
氏之谱，郑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华，华生商，商生明，明生冯，冯生謩，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其祸或若房、杜，岂有再振之理？故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信哉！
译魏氏的家谱记载，郑公有四个儿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其中叔瑜生了华，华生了商，商生了明，明生了冯，冯生了謩，到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假如他们家尚且能够娶公主为妻，而他们的灾祸或许会像房玄龄、杜如晦那样，哪里还有再次振兴的道理呢？所以先生说“阻止叔玉的婚事，是上天用来保佑魏氏的”，确实是这样啊！
《杜牧传》称牧仕宦不合意，而从兄悰位将相，怏怏不平，卒年五十。仆以《杜氏家谱》考之：襄阳杜氏，出自当阳侯预，而佑盖其后也。佑生三子：师损、式方、从郁。师损三子：诠、愉、羔。式方五子：惮、憓、悰、恂、慆。从郁二子：牧、颛。群从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岂以富贵声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阳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阳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岂以其仕宦不达而诸杜不通谱系乎？何家谱之见遗也。《唐史》称杜不通襄州襄阳人，晋征南将军预远裔。审言生闲，闲生甫，由此言之，则甫、佑同出于预，而家谱不载。未详。
陕府平陆主簿张贻孙子训尝问仆鱼袋制度，仆曰：今之鱼袋，乃古之鱼符也。必以鱼者，盖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鱼，今人乃以鱼为袋之饰，非古制也。《唐·车服志》曰：随身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景云中，诏衣紫者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谓之章服，盖有据也。
天道远矣。汉再受天命，其兆见于孝景程姬之事。然长沙定王发，凡十有五子，并载于王子诸侯年表：元光六年七月乙巳受封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丑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人。内舂陵侯买乃其一也。而舂陵侯者，乃光武之祖也。舂陵节侯买卒，戴侯熊渠嗣；卒，孝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祉为城阳王，盖以祉者，舂陵之正统也，故光武立为王。然则国之兴废，岂偶然哉？仆以光武出于舂陵买之后，而长沙定王发，本传中不载，其详因备载之。
张子训尝问仆曰：“蒙恬造笔，然则古无笔乎？”仆曰：“非也。古非无笔，但用兔毛，自恬始耳。《尔雅》曰：‘不律谓之笔。’史载笔诗云‘贻我彤管’，‘夫子绝笔获麟’。《庄子云》：‘舐笔和墨。’是知其来远矣。但古笔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笔，故其字从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谓之‘笔’。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颖传》备载之。”
田敬仲、田稚孟、田湣、田须无、田无宇、田开、田乞、田常，“五世之后，并为正卿”，谓田无宇也；“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谓田常也。自齐桓公十四年陈公子完来奔，岁在己酉，至简公四年田常弑其君，凡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验。《史记》但云“旧敬仲完世家”，不谓之齐，不与其簒也，与《庄子·胠箧篇》同义。
元城先生尝言：古之史出于一人之手，故寓意深远。且如《前汉书》，每同列传者，亦各有意。杨王孙，武帝时人；胡建，昭帝时人；朱云，元帝时人；梅福，成帝时人；云敞，平帝时人。为一列传，盖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则皆可取。王孙裸葬，虽非圣人之道，然其意在于矫厚葬也；胡建为军正丞，不上请而擅斩御史，然其意在于明军法也；朱云以区区口舌斩师傅，然其意在于去佞臣也；梅福以疏远小臣而言及于骨肉权臣之间，然其意在于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师，虽非中道，然忠义所激耳，稍近其中。故《叙传》云：“王孙裸葬，建乃斩将，云廷讦禹，福逾注云：“远也。”刺凤，是谓狂狷，敞近其衷。注云：“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独敞近于中耳。此其所以为一列传。
世言“五角六张”，此古语也。尝记开元中有人献俳文于明皇，其略云：“说甚三皇五帝，不如来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张。”“三郎”谓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为太子时号“五王宅”。宁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谓之“三郎”。“五角六张”，谓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张宿。此两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过三四日。绍兴癸丑岁只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张，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过四日，他皆仿此。
王禹玉，
译《杜牧传》说杜牧做官不合心意，而他的堂兄杜悰官至将相，他心中愤愤不平，最终五十岁去世。我用《杜氏家谱》来考证：襄阳杜氏，出自当阳侯杜预，而杜佑大概是他的后代。杜佑生了三个儿子：师损、式方、从郁。师损生了三个儿子：诠、愉、羔。式方生了五个儿子：惮、憓、悰、恂、慆。从郁生了两个儿子：牧、颛。众多堂兄弟中杜悰官位最高，而杜牧名声最显赫。难道是因为富贵和声名不能兼得吗？杜氏共有五支：一是京兆杜氏，二是杜陵杜氏，三是襄阳杜氏，四是洹水杜氏，五是濮阳杜氏。而杜甫这一支不在五支之中，难道是因为他做官不得意，而其他杜氏不与他通谱系吗？为什么家谱会遗漏他呢。《唐书》说杜氏不通谱系，襄州襄阳人，是晋征南将军杜预的远代后裔。审言生了杜闲，杜闲生了杜甫，由此说来，那么杜甫和杜佑都出自杜预，而家谱却没有记载。详情不详。
陕府平陆主簿张贻孙子训曾经问我鱼袋的制度，我说：现在的鱼袋，就是古代的鱼符。一定要用鱼的原因，大概是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子盛放这种鱼符，现在的人却把鱼作为袋子的装饰，这不是古制。《唐书·车服志》说：随身鱼符，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的进宫，右边的随身携带，都装在袋子里。三品以上用金装饰，五品以上用银装饰。景云年间，下诏穿紫色官服的人用金装饰，穿绯色官服的人用银装饰。这叫做章服，大概是有依据的。
天道遥远啊。汉朝再次承受天命，其征兆显现在孝景帝程姬的事情上。然而长沙定王刘发，共有十五个儿子，都记载在《王子诸侯年表》中：元光六年七月乙巳日受封的有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日受封的有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丑日受封的有一人，同年六月壬子日受封的有四人。其中舂陵侯刘买就是其中之一。而舂陵侯，是光武帝的祖先。舂陵节侯刘买去世，戴侯刘熊渠继承；去世，孝侯刘仁继承；去世，侯刘敞继承。建武二年，立刘敞的儿子刘祉为城阳王，大概是因为刘祉是舂陵的正统，所以光武帝立为王。那么国家的兴衰，难道是偶然的吗？我认为光武帝出自舂陵刘买之后，而长沙定王刘发，本传中没有记载，其详情因此详细记载在这里。
张子训曾经问我：“蒙恬造笔，那么古代没有笔吗？”我说：“不是的。古代并非没有笔，只是使用兔毛，是从蒙恬开始的。《尔雅》说：‘不律叫做笔。’史书记载笔，诗中说‘赠给我红色的笔管’，‘孔子绝笔获麟’。《庄子》说：‘舔笔调和墨汁。’由此可知它的来历很久远了。只是古代的笔多用竹子，像现在木匠所用的木斗竹笔，所以它的字从竹。又或者用毛只要能染墨成字，就叫做‘笔’。到蒙恬才用兔毛，所以《毛颖传》详细记载了这件事。”
田敬仲、田稚孟、田湣、田须无、田无宇、田开、田乞、田常，“五世之后，并为正卿”，说的是田无宇；“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说的是田常。自从齐桓公十四年陈公子完来投奔，岁在己酉，到简公四年田常弑杀他的君主，共一百九十二年，这件事开始应验。《史记》只说“旧敬仲完世家”，不称之为齐，不承认他的篡位，与《庄子·胠箧篇》意义相同。
元城先生曾经说：古代的史书出自一人之手，所以寓意深远。而且像《前汉书》，每篇同列传的人，也各自有意。杨王孙，是武帝时的人；胡建，是昭帝时的人；朱云，是元帝时的人；梅福，是成帝时的人；云敞，是平帝时的人。合为一列传，大概这五个人都不得其中道，然而他们的用意，却都值得称取。王孙裸葬，虽然不是圣人的道理，但他的用意在于矫正厚葬；胡建做军正丞，不上报请示而擅自斩杀御史，但他的用意在于严明军法；朱云凭区区口舌斩杀师傅，但他的用意在于去除奸佞大臣；梅福以疏远小臣的身份而言及骨肉权臣之间，但他的用意在于尊崇王室；云敞冒死救老师，虽然不是中道，但被忠义所激发，稍微接近中道。所以《叙传》说：“王孙裸葬，建乃斩将，云廷讦禹，福逾注云：‘远也。’刺凤，是谓狂狷，敞近其衷。注云：‘中也。’”说这五个人都狂狷不得中道，只有云敞接近中道。这就是他们合为一列传的原因。
世人说“五角六张”，这是古语。曾经记得开元年间有人向明皇献俳文，其大略说：“说什么三皇五帝，不如来告诉三郎。既然是千年一遇，且不要五角六张。”“三郎”指的是明皇。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所以明皇为太子时号“五王宅”。宁王、薛王，是明皇的哥哥；申王、岐王，是明皇的弟弟，所以称他为“三郎”。“五角六张”，指的是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张宿。这两天做事多不成功，然而一年之中，不过三四天。绍兴癸丑年只有三天：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张，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过四天，其他都仿照这个。
王禹玉，
年二十许，就扬州秋解试，《瑚琏赋》官韵“端木赐为宗庙之器”。满场中多第二韵用“木”字，云“唯彼圣人，粤有端木”。而禹玉独于第六韵用之：“上睎颜氏，愿为可铸之金；下笑宰予，耻作不雕之木。”则其奇巧亦异矣哉。
译他二十岁左右，参加扬州的秋闱解试，题目是《瑚琏赋》，官方给定的韵脚为“端木赐为宗庙之器”。考场中多数人都在第二韵使用了“木”字，写道：“唯彼圣人，粤有端木”。而禹玉却独自在第六韵使用了这个字：“向上仰慕颜氏，甘愿成为可被铸造的金器；向下嘲笑宰予，以成为未经雕琢的朽木为耻。”那么他的奇巧构思，也真是与众不同啊。
世所传《五柳集》数本不同，谨按：渊明乙丑生，至乙巳岁赋《归去来》，是时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诗》或云辛丑岁，则方三十七岁；或云辛酉岁，则已五十七；而诗云：“开岁倏五十。”皆非也。若云“开岁倏五日”，则正序所谓正月五日，言开岁倏忽五日耳。近得庐山东林旧本，作“五日”，宜以为正。又旧“气和天象澄”作“此象”，讹耳。集中如此类极多，今特举此一篇。
《诗》、《书》之序，旧同在一处，不与本篇相连，如《尧典》、《舜典》以下，《关雎》、《葛覃》以下，并一简牍而书之，至孔安国乃移之，故曰《书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昭然易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后毛公为《诗传》，亦复如是。故《逸书》、《逸诗》之名可以见者，缘与今所存之序同此一处故也。若各冠其篇者，则亡之矣。盖其余则简编众多，故或逸之，今之《逸书》、《逸诗》是也。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汤之孙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注云：“成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据此文意，则成汤之后，中间别无君也。然《孟子》云：“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据此，则中间又有两君矣。《史记》：“汤崩，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适长孙也。”以此考之，然则《书》所谓“成汤既没，太甲元年”者，盖为伊尹欲明言成汤之德以训嗣王，故须先言成汤既没，非谓中间无二君也。而注误认此语，遂失之，当以《孟子》、《史记》为正。
五柳《与殷晋安别诗》旧本十韵，第九韵云：“才华不隐世，江湖多贱贫。”第十韵云：“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今世有本无第十韵，故东坡诗《送张中》亦止于“贫”字，云“不救归装贫”。又今本云：“游好非久长，一遇尽因勤。”而旧本云：“游好非少长，一遇定因勤。”盖其意云：吾与子非少时长时游从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语最妙，识者自知之。
唐秘书省吏凡六十七人，典书四人，楷书十人，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亭长六人，掌故八人，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六人，笔匠六人。且世但知乡村之吏谓之“亭长”，殊不知唐诸司多有之。《尚书省志》云：“以亭长启闭传禁约。”则知三省亦有也。然装潢恐是今之表背匠，然谓之潢，其义未详。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日，并行诗赋、经义，《书》题中“出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难者，拒之使不得进也。难任人，则忠信昭而四夷服。”东坡习大科日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论》，而新经与注意同。当时举子谓东坡故与金陵异说，以为难于任人则得贤者，故四夷服。及东坡见说，怒曰：“举子至不识字。”辄以“难”去声为“难”平声，尽黜之，惟作“难”去声字者皆得。盖东坡原不曾见新经，而举子未尝读注故也。闻之于柴慎微。
古今之事有可资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词》云：“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匡。”合东方朔云：“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东方朔减了八岁，却被宋玉展了十岁。此事真可绝倒。
古人吟诗，绝不草草，至于命题，各有深意。老杜《独酌》诗云：“步屧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徐步》诗云：“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且独酌则无献酬也，徐步则非奔走也，以故蜂蚁之类微细之物皆能见之。若夫与客对谈，急趋而过，则何睱视详至于是哉？仆尝以此理问仆舅氏，舅氏曰：“《东山》之诗盖尝言之：‘伊威在室，蟏
译世上流传的《五柳集》版本众多，各不相同。谨按：陶渊明生于乙丑年，到乙巳年作《归去来兮辞》，那时他四十一岁。如今《游斜川诗》有的说是辛丑年，那时他三十七岁；有的说是辛酉年，那时他五十七岁；而诗中却说：“新年伊始忽然就到了五十岁。”这些说法都不对。如果说“新年伊始忽然过了五天”，那就正是序文中所说的正月五日，意思是新年伊始忽然过了五天罢了。最近得到庐山东林寺的旧本，写作“五日”，应当以此为准。又旧本中“气和天象澄”写作“此象”，这是讹误。集中像这样的错误极多，现在特别举出这一篇为例。
《诗经》、《尚书》的序文，旧时都在一起，不与本篇相连，如《尧典》、《舜典》以下，《关雎》、《葛覃》以下，都是写在一简牍上，直到孔安国才将它们移开，所以称为《书序》。序文之所以被移开，是因为作者的本意昭然易见，应当靠近正文，所以把它们引出来各自冠于篇首。后来毛公作《诗传》，也是这样。所以《逸书》、《逸诗》之名能够被知晓，是因为它们与现在保存下来的序文在同一处。如果各自冠于篇首，那就失传了。大概其余的因为简编众多，所以有的失传了，现在的《逸书》、《逸诗》就是这样。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注解说：“太甲，是太丁的儿子，汤的孙子。太丁没有即位就死了，等到汤死后，太甲即位，称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注解说：“成汤去世超过一个月，太甲即位，祭奠安葬并告慰先王。”根据这段文字的意思，那么成汤之后，中间没有其他君主。然而《孟子》说：“汤去世，太丁没有即位，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的法度，伊尹把他放逐到桐。”根据这个，那么中间又有两位君主了。《史记》说：“汤去世，太丁没有即位就死了，于是立太丁的弟弟外丙，这就是帝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去世，立外丙的弟弟仲壬，这就是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去世，伊尹才立太丁的儿子太甲。太甲，是成汤的嫡长孙。”用这个来考证，那么《尚书》所说的“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大概是伊尹想要明确说明成汤的德行来训诫嗣王，所以必须先说成汤已经去世，并不是说中间没有两位君主。而注解误认了这句话，于是失实，应当以《孟子》、《史记》为准。
五柳《与殷晋安别诗》旧本有十韵，第九韵说：“才华不隐世，江湖多贱贫。”第十韵说：“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现在世上有的版本没有第十韵，所以东坡诗《送张中》也止于“贫”字，说“不救归装贫”。又现在版本说：“游好非久长，一遇尽因勤。”而旧本说：“游好非少长，一遇定因勤。”大概它的意思是：我与您并非少年或长久时游从，只是现在一相遇，所以定交罢了。这话最妙，识者自然知道。
唐秘书省吏员共六十七人，典书四人，楷书十人，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亭长六人，掌故八人，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六人，笔匠六人。况且世人只知道乡村的吏员称为“亭长”，却不知道唐代各官署多有亭长。《尚书省志》说：“由亭长负责启闭传达禁令。”就知道三省也有亭长。然而装潢恐怕是现在的表背匠，然而称为潢，其含义未详。
元祐年间，东坡主持贡举时，并行诗赋、经义，《尚书》题中有“出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注解说：“任，是佞。难，是拒绝使他们不能进用。难任人，那么忠信昭著而四夷归服。”东坡参加大科考试时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论》，而新经与注的意思相同。当时举子认为东坡故意与金陵异说，认为难于任人则得贤者，所以四夷归服。等到东坡听到这种说法，愤怒地说：“举子竟然不识字。”就把“难”去声当作“难”平声，全部黜落，只有作“难”去声字的都录取了。大概东坡原本没有见过新经，而举子未曾读注的缘故。这是从柴慎微那里听来的。
古今之事有可资一笑的，太公八十岁遇见文王，世人所知。然而宋玉《楚辞》说：“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匡。”合东方朔说：“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唉！太公老了，方才得东方朔减了八岁，却被宋玉加了十岁。这事真可绝倒。
古人吟诗，绝不草率，至于命题，各有深意。老杜《独酌》诗说：“步屧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徐步》诗说：“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况且独酌就没有献酬，徐步就不是奔走，所以蜂蚁之类微细之物都能看见。如果与客人对谈，急趋而过，那么哪有闲暇看得如此详细呢？我曾经用这个道理问我的舅父，舅父说：“《东山》之诗盖尝言之：‘伊威在室，蟏
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此物寻常亦有之，但人独居闲时乃见之耳。杜诗之源，出于此。”
译“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这些事物平常也有，只是人在独居闲暇时才会注意到罢了。杜甫诗歌的渊源，就出自这里。
“吴兴老释子，野雪盖精庐。诗名徒自振，道心常晏如。想子栖禅夜，见月东峰初。清磬落岩谷，焚香满空虚。夙慕端成旧，未识岂为疏。愿以碧云思，方君怨别余。茂苑繁华地，流水野僧居。何当一游咏，倚阁吟踌蹰。”右苏州《招昼公》诗。昼公，即皎然也，居于湖。旧说皎然欲见韦苏州，恐诗体不合，遂作古诗投之。苏州一见，大不满意。继而皎然复献旧诗，苏州大称赏曰：“几误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长见示，而辄希老夫之意？”且苏州诗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效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
同州澄城县有“九龙庙”，然只一妃耳。土人云：“冯瀛王之女也。”夏县司马才仲戏题诗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龙。”过客读之，无不一笑。才仲名棫，兄才叔，名槱，皆温公之侄孙，豪杰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季每言及之，必惨然也。
圣人之言何其远哉，虽弟子皆可与闻，而又择其中尤可与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为上首，故孔子与之言《孝经》。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须菩提为上首，故佛与之言《金刚经》，余弟子不与也。
《楚辞·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仆读至此，始悟《庄子》之言曰：“西施捧心而颦，邻人效之，皆弃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颦，无不佳者，如屈子以笑为宜，而庄子以颦为美也。若丑人则颦固增丑状，而笑亦不宜矣。屈、庄皆方外人，而言世间事，曲尽其妙，然亦不害为道人也。
襄、邓之间多隐君子。仆为淅川令，日与一老士人郑正字楚老往还。楚老之言可取者极多，今但记其论天一说。楚老之言曰：古今言天者多矣，皆无所考据，独一说简易可信。《列子》之言曰：“终日在天中行止。”张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可信。仆初未信其言，俄被差为金州考试官，行金房道中，过外朝、鸡鸣、马息、女娲诸岭，高至十里或二十里，然则自下望之，岂不在天中行乎？后又观《抱朴子》言：“自地以上四十里，则乘刚气而行。盖自此以上，愈高愈清，则为神灵之所居，三光之所县，盖天积气耳，非若形质而有拘碍，但愈高则愈远耳。”若曰自地至天凡若干里，仆不信也。
杜工部《送重表侄王砯评事》诗云：“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又云：“次问最少年，虬须十八九。”然“十八九”三字，乃出于《丙吉传》云：“武帝曾孙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语盖出于此，始信老杜用事若出天成，其大略如此，今特举此一篇。
县尉呼为“少府”者，古官名也。《汉·百官表》云：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则奉养天子，名曰“禁钱”，府是别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以亚大司农也。盖国朝之初，县多惟令、尉，令既呼“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亚于县令。
东坡至黄州，邀一隐士相见，但视传舍，不言而去。东坡曰：“岂非以身世为传舍相戒乎？”因赠以诗，末云：“士廉岂识桃椎妙，妄意称量未必然。”此盖用朱桃椎故事也。高士廉备礼请见，与之语，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无事治蜀耶？”乃简条目，州遂大治。东坡用事之切当如此，皆取隐士相见不言之意也。
今之契丹谓中国为汉者，盖有说也。《西域传》载武帝《轮台诏》曰：“匈奴缚马前后足，言秦人我丐若马。”注：“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故今契丹谓中国为“汉”，亦由是也。
《郑吉传》云：“威振西域，并护西北道，故号都护。”“中西域而立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直，成于郑吉。”仆以《西域传》考之，乌垒去龟兹国三百五十里，而乌垒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于西域为中。然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而西域五十余国，咸听指挥，盖汉积威之所致也。
译“吴兴的老僧人，荒野的积雪覆盖着精舍。诗名徒然自我振作，道心常常安然自若。想你栖身禅房之夜，看见东峰初升的月亮。清越的磬声落在岩谷间，焚香的烟雾弥漫虚空。一向仰慕终成旧识，未曾相识难道就是疏远？愿以碧云般的思念，来宽慰你分别后的余怨。茂苑是繁华之地，流水旁是野僧的居所。何时能一同游赏吟咏，倚靠楼阁吟诗徘徊。”右边是苏州《招昼公》诗。昼公，就是皎然，居住在湖州。旧说皎然想见韦苏州，担心诗体不合，于是作古诗投给他。韦苏州一见，非常不满意。后来皎然又献旧诗，韦苏州大加赞赏说：“差点错失大名，为什么不直接以长处示人，却随意迎合老夫的心意？”况且韦苏州诗格如此高古，而皎然仓促效仿，理应不及。士人想要迎合的，以此稍作警戒。
同州澄城县有“九龙庙”，然而只有一位妃子。当地人说：“是冯瀛王的女儿。”夏县司马才仲戏题诗说：“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龙。”过客读后，没有不笑的。才仲名棫，哥哥才叔，名槱，都是司马光的侄孙，豪杰之士，都未满四十岁就去世了。司马光每次提到他们，必定神色凄惨。
圣人的言论多么深远啊，虽然弟子都可以听闻，却又选择其中尤其可以交谈的人来谈。孔子的弟子都孝顺，而曾子居首位，所以孔子与他谈《孝经》。佛的弟子都理解空性，而须菩提居首位，所以佛与他谈《金刚经》，其他弟子不参与。
《楚辞·山鬼》说：“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我读到这里，才领悟《庄子》的话说：“西施捧心而颦，邻人效之，皆弃而走。”况且美人的容貌，或笑或皱眉，没有不美的，如屈原认为笑适宜，而庄子认为皱眉美。如果丑人则皱眉固然增加丑态，而笑也不适宜了。屈原、庄子都是方外之人，而言世间事，曲尽其妙，然而也不妨碍他们是得道之人。
襄阳、邓州之间多隐君子。我担任淅川县令，每天与一位老士人郑正字楚老往来。楚老的话可取之处极多，现在只记录他论天一的言论。楚老的话说：古今论天的人多了，都没有考证依据，唯独一说简易可信。《列子》的话说：“终日在天中行止。”张湛注说：“自地以上，皆天也。”这话可信。我起初不信他的话，不久被派为金州考试官，行走金州、房州道中，经过外朝、鸡鸣、马息、女娲诸岭，高至十里或二十里，那么从下望上去，难道不在天中行走吗？后来又看《抱朴子》说：“自地以上四十里，则乘刚气而行。盖自此以上，愈高愈清，则为神灵之所居，三光之所悬，盖天积气耳，非若形质而有拘碍，但愈高则愈远耳。”如果说自地到天凡若干里，我不信。
杜甫《送重表侄王砯评事》诗说：“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又说：“次问最少年，虬须十八九。”然而“十八九”三字，出自《丙吉传》说：“武帝曾孙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语大概出于此，始信老杜用事若出天成，其大略如此，现在特举此一篇。
县尉称为“少府”的，是古官名。《汉书·百官表》说：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则奉养天子，名曰“禁钱”，府是别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以亚于大司农。大概国朝之初，县多只有令、尉，令既称“明府”，故尉称“少府”，以亚于县令。
苏轼到黄州，邀一位隐士相见，只视传舍，不言而去。苏轼说：“岂非以身世为传舍相戒乎？”于是赠以诗，末云：“士廉岂识桃椎妙，妄意称量未必然。”这大概是用朱桃椎故事。高士廉备礼请见，与之语，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说：“祭酒其使我以无事治蜀耶？”于是简条目，州遂大治。苏轼用事之切当如此，皆取隐士相见不言之意。
现在契丹称中国为汉的，大概有说法。《西域传》载武帝《轮台诏》说：“匈奴缚马前后足，言秦人我丐若马。”注：“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所以现在契丹称中国为“汉”，也是由此。
《郑吉传》说：“威振西域，并护西北道，故号都护。”“中西域而立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直，成于郑吉。”我以《西域传》考证，乌垒去龟兹国三百五十里，而乌垒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于西域为中。然而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而西域五十余国，咸听指挥，大概汉积威之所致也。
沈传师《游岳麓寺》诗云：“承明年老辄自论，乞得湘守东南奔。”盖用严助故事也。严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今以《传师传》考之：穆宗时，“召入翰林为学士，改中书舍人。翰林阙承旨，次当传师，穆宗欲面命，辞曰：‘学士院长参天子密议，次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愿治人一方，为陛下长养之。’因称疾出。遂以本官兼史职。俄出为湖南观察使”。故传师于诗以见其志。
元城先生曰：某之北归，与东坡同途，两舟相衔，未尝一日不相见。尝记东坡自言少年时与其父并弟同读富郑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受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辽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叹其言，以为明白而切中事机。时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东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苏笑以为然。
卷第二
仁宗皇帝道德如古帝王，然禅学亦自高远。仆游阿育王山，见皇祐中所赐大觉禅师怀琏御书五十三卷，而偈、颂极多。内有一颂留怀琏住京师云：“虚空本无碍，智解来作祟。山即如如体，不落偏中位。”又有一颂，后作一圆相，下注两行云：“道着丧身失命，道不着瞒肝佛性。”仰窥见解，实历代祖师之上。宜乎身居九重，道超万物，外则不为奸邪所蔽，内则不为声色所惑，而享永年。推其绪余，燕及天下；昆虫草木，咸受上赐。故《宸奎阁记》云：“古今通佛法者，一人而已。”至哉言乎！
本朝宰相衔带译经润文使，盖本于唐也。显庆元年正月，玄奘法师在大慈恩寺翻译西天所得梵本经论。时有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问“古来译仪式如何”，师答云：“苻坚时，昙摩瞿译，中书侍郎赵整执笔。姚兴时，鸠摩罗什译，安城侯姚嵩执笔。后魏时，菩提留支译，侍中崔光执笔。贞观中，波罗颇那译，左仆射房玄龄、赵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伦、太府卿萧璟等监阅。今独无此。”正月壬辰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传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杜正伦时为看阅，有不稳当处，即随事润色之。”右出《藏经·三藏法师传》。
关中隐士骆耕耕道常言：“修养之士，当书《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节嗜欲，冬至宜禁嗜欲。盖一阳初生，其气微矣，如草木萌生，易于伤伐，故当禁之，不特节也。且嗜欲四时皆损人，但冬夏二至，阴阳争之时，大损人耳。”仆曰：不独《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强力，人问其术，对曰：“吾平生未尝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气佐喜怒。”此亦可为座右铭也。耕道曰然。
旧说载：王禹玉久在翰苑，曾有诗云：“晨光未动晓骖催，又向坛头饮社杯。自笑治聋终不是，明年强健更重来。”或曰：“古人之诗有此意乎？”仆曰：“白乐天《为忠州刺史九日题涂溪》云：‘蕃草席铺枫岸叶，竹枝歌送菊花杯。明年尚作南宾守，或值重阳更一来。’亦此意也。但古人作诗必有所拟，谓之‘神仙换骨法’，然非深于此道者，亦不能也。”
六一先生作事，皆寓深意。公生于景德之四年，至庆历五年坐言者论张氏事，责知滁州，时方年三十九矣。未及强仕之年，已有醉翁之号，其意深矣。后韩魏公同在政府，六一长魏公一岁，魏公诸事颇从之。至议推尊濮安懿王，同朝俱攻六一，故六一遗令托魏公作墓志。墓志中盛言初议推尊时，乃政府熟议，共入文字，欲令魏公承当此事，以破后世之惑耳。或云：张氏事虽下六一千百辈人，犹且不为。至若推尊，则遽亡前朝盛德，而大违典礼，故诸公攻之，不少贷也。然六一深以此事为然，故于《五代史·义儿传》极致意焉。噫！人心不同，犹其面也。此
译沈传师《游岳麓寺》诗说：“承明殿里年老便自陈，乞求湘守东南奔。”这是借用严助的典故。严助担任会稽太守，几年间没有音讯，皇帝赐书说：“制诏会稽太守，你厌倦了承明殿的屋舍和侍从的劳役。”如今根据《沈传师传》考证：穆宗时，“召入翰林担任学士，改任中书舍人。翰林院缺承旨，按次序轮到传师，穆宗想当面任命，他推辞说：‘学士院长参与天子的机密议论，其次是宰相，臣自知一定不能胜任，希望治理一方，为陛下养育百姓。’于是称病出宫。于是以原官兼任史职。不久出任湖南观察使”。所以传师在诗中以此表明心志。
元城先生说：我北归时，与东坡同路，两船首尾相接，不曾有一天不见面。曾记得东坡自己说，年轻时与其父及弟弟一同读富郑公的《使北语录》，其中说到大辽国主，说：用兵则士兵战死，国家遭受祸害；爵位赏赐日益增加，臣子从中获利。所以凡是北朝臣子劝用兵的，都是为自己打算，不是为北朝打算。辽主明知利害所在，所以不用兵。三人皆感叹他的话，认为明白而切中事理。当时老苏对两个儿子说：“古人有这种意思吗？”东坡回答说：“严安也有这种意思，但不像这样明白。”老苏笑着认为他说得对。
卷第二
仁宗皇帝道德如同古代帝王，然而禅学修养也自高远。我游历阿育王山，见到皇祐年间所赐给大觉禅师怀琏的御书五十三卷，其中偈、颂极多。其中有一颂留怀琏住在京师说：“虚空本无碍，智解来作祟。山即如如体，不落偏中位。”又有一颂，后画一个圆相，下面注两行字说：“道着丧身失命，道不着瞒肝佛性。”仰窥其见解，实在历代祖师之上。难怪身居九重宫阙，道行超脱万物，外不被奸邪所蒙蔽，内不被声色所迷惑，而享有长寿。推及其余恩泽，遍及天下；昆虫草木，都受上天恩赐。所以《宸奎阁记》说：“古今通晓佛法的，只有一个人罢了。”多么精妙的言论啊！
本朝宰相衔带译经润文使，大概是本于唐朝。显庆元年正月，玄奘法师在大慈恩寺翻译西天所得的梵本经论。当时有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问“古来译经仪式如何”，法师回答说：“苻坚时，昙摩瞿译经，中书侍郎赵整执笔。姚兴时，鸠摩罗什译经，安城侯姚嵩执笔。后魏时，菩提留支译经，侍中崔光执笔。贞观中，波罗颇那译经，左仆射房玄龄、赵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伦、太府卿萧璟等监阅。现在唯独没有这种制度。”正月壬辰下诏说：“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译的经论，既然是新传译，文义须要精当，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杜正伦时常看阅，有不稳当处，就随事润色。”以上出自《藏经·三藏法师传》。
关中隐士骆耕道常说：“修养之士，应当把《月令》放在座位左右，夏至宜节制嗜欲，冬至宜禁止嗜欲。大概是一阳初生，其气微弱，如同草木萌生，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应当禁止，不仅仅是节制。况且嗜欲四季都损害人，只是冬夏二至，阴阳相争之时，最损害人罢了。”我说：不只是《月令》如此，唐朝柳公度年八十，有强力，人问他的方法，回答说：“我平生未曾用脾胃去消化生冷食物、温暖冷物，用元气去辅助喜怒。”这也可以作为座右铭。耕道说对。
旧说记载：王禹玉久在翰苑，曾有诗说：“晨光未动晓骖催，又向坛头饮社杯。自笑治聋终不是，明年强健更重来。”有人说：“古人之诗有这种意思吗？”我说：“白乐天《为忠州刺史九日题涂溪》说：‘蕃草席铺枫岸叶，竹枝歌送菊花杯。明年尚作南宾守，或值重阳更一来。’也是这种意思。但古人作诗必有所拟，称为‘神仙换骨法’，然而不深于此道者，也不能做到。”
六一先生做事，都寓含深意。他生于景德四年，至庆历五年因言官论张氏事，被责授知滁州，当时才三十九岁。未到壮年，已有醉翁之号，其意深远。后来韩魏公同在政府，六一比魏公大一岁，魏公诸事颇听从他。至于议推尊濮安懿王，同朝皆攻击六一，所以六一遗令托魏公作墓志。墓志中盛言初议推尊时，是政府熟议，共同入文字，想让魏公承当此事，以破除后世的疑惑。有人说：张氏事虽比六一低千百辈人，尚且不为之。至于推尊，则遽然丧失前朝盛德，而大违典礼，所以诸公攻击他，毫不宽贷。然而六一深以此事为然，所以在《五代史·义儿传》中极致意焉。唉！人心不同，如同面貌。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