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语卷二
耕田，有金，宁不视而过，歆取视而弃之，人以此为优劣，然乎？」曰：「皆非也，无足优劣。夫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今只不必藏于己而已，弃于地何为？」曰：「当何如处？」曰：「拾之，或有遗金者至，则与之。果其无也，以周穷乏可也。而不视何为？取视而弃之何为？」酒乱性能使人颠顿失容，人有恶其颠顿失容者，则醉而矜持愈甚。夫矜持愈甚可矣，乃毕竟是为酒所使，诚不若不矜持而自不乱者之为安也。不视者，矜持愈甚者也；取视而弃者，矜持未甚而不能自主者也。皆知有金，皆是为金所动，固不若只以寻常处之，而无所作意，乃是不为金所动耳。
译耕田时挖到金子，宁可看都不看就走过，还是贪恋地看又把它扔掉，人们以此来判断人的优劣，对吗？回答说：都不对，没有什么优劣可言。财物厌恶被丢弃在地上，但不一定要藏在自己家里。现在只是不藏在自己家里罢了，为什么要丢弃在地上呢？问：应当怎么处理？回答说：捡起来，如果有失主找来，就还给他。如果真的没有失主，用来周济穷困的人也可以。不看它做什么？拿起来看又扔掉它做什么？酒乱性情能让人昏乱失态，有人厌恶这种昏乱失态，那么喝醉后反而更加刻意保持端庄。刻意保持端庄固然可以，但终究还是被酒所驱使，确实不如不刻意保持而自然不乱那样安稳。不看金子的人，是刻意保持端庄更厉害的人；拿起来看又扔掉的人，是刻意保持端庄不够厉害而不能自主的人。都知道有金子，都是被金子所打动，确实不如只用平常的心态对待，而不刻意造作，这才是不被金子所打动罢了。
或问乎子陵曰：「髙士也，而亦一节之士，何以故？」曰：「光武中兴之君，非不徳也。幼同笔砚为天子，而访之数年于故旧，良厚也。乃一旦相见，而张目以视，咄唶其声，则何为者？」夫不受爵禄，亦不受而已矣。岂必张目以视，咄唶其声，而后可不受乎？葢其心实知有富贵，以为富贵易屈人，吾必不为所屈，故持之太过而有此态。是亦醉而愈加矜持者也。若不知有富贵，则亦处之泰然而已矣，而何为是拂人情之状乎？曰：「何以知其心有富贵？」曰：「使光武不为天子，而访之数年而相遇也，则亦张目以视，咄唶其声乎？必不然也。夫非知有富贵而何？」昔我圣祖微时，与宜兴一人友善，既登天位，访之久不得。一日其人担鸡酒来谒，圣祖喜甚，命光禄寺治具，与之饮食谈笑，因问曰：「欲官乎？」其人曰：「诺。」遂取金银角三帯，任其取，乃取银。是时文轻武重，乃授以正千户。又盘桓数日，其人乃去，出则挂其帯于朝门，莫知所之。嗟乎！斯人也，情意笃实，气度中和，而髙节自在，其亦优于子陵也已。
问赵清献之蜀，琴鹤自随，其事何如？曰：此亦务为形迹。夫鹤也，驱之则不行，舁之则以无益之物劳人，既不舁行李，乃又舁鹤，何为？果好鹤甚，则行路不暇玩鹤也。旣至蜀，亦自有鹤，何随为？故曰务为形迹者也。
问伊川与韩持国善，因韩八十往见之，久留颍昌。韩早晩伴食，体貌加敬。一日，韩有金药楪一，欲为伊川寿，未敢遽言，托子彬叔从容道意。先生曰：“某与乃翁道义交，故不逺而来，奚以是为？”诘朝遂归。韩谓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为此耳。”再三谢过而别。其事何如？曰：“朋友之馈，虽车马不拜。韩意诚恳，委曲至此，受之何害？即不受，逊以谢之，却之固由己也。何为诘朝遂去？岂以为不洁污人欤？又岂以为去不速，则必为所污而不得脱欤？葢非所以待持国者矣，令其何以为情？”
问伊川先生：「云目畏尖物，必须克治，室中亦多置尖物，令熟视之，知其必不能伤人也，则何畏之有？此说何如？」曰：「目本畏尖物，而令其不畏也，何居？岂欲视于尖物乎？且室多尖物，一身不便。譬之鼻本恶臭，乃室中多置臭物，令其闻之熟而不畏也，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问伊川云：「孤竹君事，还是招叔齐而立之为当，何如？」曰：「叔齐之逃也，将何为者？而招之，肯来耶？其必不来也，则将何如处？」
问伊川云：「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当时哀公能从其请，孔子必有处置，须使颜回使周，子路使晋，天下大计可立而遂。」其说何如？曰：「且莫说天子方伯不足与言，请之无益。是时孔子已老，颜回、子路死已久矣，又使何人？此空谈也。」
问伊川云：「同姓相见，当致亲亲之意，而不可叙齿以拜。盖昭穆髙下未可知也，如何？」曰：「人之相见，必有揖譲；坐立必有左右先后。若不叙齿，又未知昭穆髙下，则将孰左孰右，孰先孰后乎？将遂无揖让坐立乎？自不能通矣。」
问鲁两生云：「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徳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其言如何？」曰：「两生不知礼乐，礼乐无一事可无，无一时可无。古之圣人躬蹈礼乐之实，以化天下。迨其既久，礼之用行，而乐之效达，名分定，风俗淳，百姓泰和，暨鸟兽鱼鳖咸若是，之谓兴，非谓百年之后乃始制礼作乐也。如必待百年而后制作，则汉已越髙、惠、文、景、武而之昭矣。至此时，方言礼乐乎？则自是以前，何以为君臣？何以为上下？何以朝会？何以祭享？可漫无仪式而茍以为之乎？孔子云：「王者必世而后仁。」夫所谓「必世而后仁也者」，岂三十年后始修仁政哉？行仁之久，积至一世，乃始沦浃尔。两生不达，而为此迂谈，君子固无取也。」
问伊川云：「夏近古人多忠诚，故为忠；忠弊，故救之以质；质弊，故救之以文，然乎？」曰：「文入于靡，以质救之
译有人问子陵说：“他是高士，却也是一位只守一节的士人，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光武帝是中兴的君主，并非没有德行。幼年时一起读书写字，后来成为天子，多年来在旧友中寻访他，情谊确实深厚。然而一旦相见，却睁大眼睛看着他，发出咄咄的声音，这又是为什么呢？”不接受爵位俸禄，不接受罢了。难道一定要睁大眼睛看着他，发出咄咄的声音，然后才可以不接受吗？大概他内心其实知道有富贵，认为富贵容易使人屈服，我决不被它所屈服，所以持守得太过分而有了这种态度。这就像喝醉了酒却更加矜持一样。如果不知道有富贵，那么也就安然处之罢了，何必做出这种违背人情常理的样子呢？问：“怎么知道他心里有富贵？”回答说：“假如光武帝不是天子，寻访他多年后相遇，难道也会睁大眼睛看着他，发出咄咄的声音吗？一定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心里知道有富贵，又是什么呢？”从前我们圣祖在微贱时，与宜兴一个人交好，登上皇位后，寻访他很久没有找到。有一天那个人挑着鸡和酒来拜见，圣祖非常高兴，命令光禄寺准备酒席，和他一起饮食谈笑，于是问他说：“想要做官吗？”那个人说：“愿意。”于是拿出金银角带三条，让他随意选取，他选了银带。当时文官地位轻，武官地位重，于是授予他正千户的官职。又盘桓了几天，那个人才离开，出门就把他的带子挂在朝门上，不知去了哪里。唉！这个人，情意笃实，气度中和，而高洁的节操自在其中，这也比子陵强多了。
问赵清献去蜀地，带着琴和鹤随行，这件事怎么样？回答说：这也是刻意追求形式。那鹤，驱赶它它不走，抬着它又因为是无用的东西而劳苦别人，既然不抬行李，却又抬鹤，为什么呢？如果真的非常喜欢鹤，那么赶路时也没空玩赏鹤。既然到了蜀地，那里自然也有鹤，何必带着呢？所以说这是刻意追求形式。
问伊川与韩持国交好，因为韩持国八十岁了，伊川去见他，在颍昌停留很久。韩持国早晚陪伴吃饭，对伊川的体态容貌更加恭敬。有一天，韩持国有一个金药碟，想给伊川祝寿，不敢直接说，托付儿子韩彬叔从容地表达心意。先生说：“我与令尊是道义之交，所以不远而来，何必用这个呢？”第二天早上就回去了。韩持国对韩彬叔说：“我不敢当面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三道歉后告别。这件事怎么样？回答说：“朋友的馈赠，即使是车马也不拜谢。韩持国心意诚恳，委曲到这种地步，接受它有什么害处？即使不接受，谦逊地谢绝他，拒绝它本来由自己决定。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就离开？难道认为不洁净会玷污人吗？又难道认为离开不迅速，就一定会被玷污而无法脱身吗？大概这不是对待韩持国的态度，让他怎么表达情谊呢？”
问伊川先生说：“有人说眼睛害怕尖的东西，必须克制治理，房间里也放置很多尖的东西，让它熟视，知道它一定不能伤人，那么有什么害怕的呢？这个说法怎么样？”回答说：“眼睛本来害怕尖的东西，却让它不害怕，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想要看尖的东西吗？况且房间里有很多尖的东西，一身都不方便。比如鼻子本来厌恶臭味，于是房间里放置很多臭的东西，让它闻惯了就不害怕，这样可以吗？这与那有什么不同呢？”
问伊川说：“孤竹君的事，还是招来叔齐并立他为君才恰当，怎么样？”回答说：“叔齐逃跑，是要做什么呢？而招他，肯来吗？他一定不来，那么将怎么处理呢？”
问伊川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孔子沐浴后上朝，请求讨伐他。当时哀公如果能听从他的请求，孔子一定有处置，必须让颜回出使周朝，子路出使晋国，天下的大计可以立刻实现。”这个说法怎么样？回答说：“暂且不说天子方伯不值得与之交谈，请求也没有益处。那时孔子已经老了，颜回、子路死已经很久了，又派谁呢？这是空谈。”
问伊川说：“同姓相见，应当表达亲近的意思，而不能按年龄排序来拜。因为昭穆的高低还不可知，怎么样？”回答说：“人相见，一定有揖让；坐立一定有左右先后。如果不按年龄排序，又不知道昭穆的高低，那么谁左谁右，谁先谁后呢？难道就没有揖让坐立了吗？自己都不能通达了。”
问鲁两生说：“现在天下刚安定，死者没有安葬，伤者没有痊愈，又想兴起礼乐？礼乐所由兴起，积累德行百年然后才可以兴起。我不忍心做您所做之事，他的话怎么样？”回答说：“两生不知道礼乐，礼乐没有一件事可以没有，没有一个时候可以没有。古代的圣人亲身践行礼乐的实质，来教化天下。等到时间长久，礼的作用施行，而乐的效果达到，名分确定，风俗淳厚，百姓太平安和，乃至鸟兽鱼鳖都这样，这叫做兴起，不是说百年之后才开始制礼作乐。如果一定要等到百年然后制作，那么汉朝已经越过高、惠、文、景、武而到了昭帝了。到这个时候，才谈论礼乐吗？那么在这以前，怎么作为君臣？怎么作为上下？怎么朝会？怎么祭祀？可以漫无仪式而苟且为之吗？孔子说：‘王者必须经过一世然后仁政才能显现。’所谓‘必须经过一世然后仁政才能显现’，难道是三十年后才开始修仁政吗？实行仁政很久，积累到一世，才开始深入渗透。两生不理解，而说这种迂腐的话，君子本来就不取。”
问伊川说：“夏朝接近古人，人多忠诚，所以崇尚忠；忠的弊端，所以用质来补救；质的弊端，所以用文来补救，是这样吗？”回答说：“文陷入靡丽，用质来补救
可也；文何以救质？质涉于伪，以忠救之可也；质何以救忠？三代异尚，理旣不然，而相救之说又从而为之辞者也。」
译可以；文风如何能补救质朴？质朴流于虚伪，用忠诚来补救是可以的；质朴如何能补救忠诚？夏、商、周三代崇尚的德行各不相同，道理既然并非如此，而那种相互补救的说法又是随之产生的借口罢了。」
问孔子以前多圣人，而后乃无之，何也？曰：有孔子为之断案，故古多圣人。扬雄有云：「伯夷、栁下惠，若无仲尼，则西山之饿夫与东国之黜臣，恶乎闻？」岂惟夷、惠？若无仲尼，则汤、武之心迹难明，恶乎圣？启箕之异同难定，恶乎仁？不知天下谓之何矣。后世既无孔子，则虽有其人，其孰能识？又孰敢为之断案？夫是以未见有圣人也。且后人未得圣人之道，而好立言，其言一定，更不许人别有商量，乃却不免执着迷圣人广大圎通之旨。有志之士纔说希圣，已即囿于其中而不能出。夫是以天下鲜圣学也。
汤武、夷齐，其趋不一。然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旣不妨称汤武，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不妨称夷齐，上下四方，各见其是，此圣人之道所以大而通也。若非圣人断之于前，而使后人言之，称汤武必贬夷齐，称夷齐必非汤武，亦见其一隅而已。
伯夷不念旧恶，非徒清也。栁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非徒和也。
人皆以国削为贤者之罪，而孟子以国之得止于削者为贤者之功。非圣贤剂量十分分晓，安能看到这等田地？后人虽当极敝，必要万全，少有不然，便加苛责。故时值其易，庸人髙枕以为功；时值其难，豪杰驰骛而获罪。
扬雄不生新莽之时，王安石不居宰相之位，伟乎其儒也已。故金必火而后知其精与不精，刀必割而后知其利与不利。
宋儒穷理，务强探力索，故不免强所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居之不疑之病，惟明道先生无之。
濂洛闗闽发明圣学，以训后世，厥功伟矣。然洙泗之渊源有在，学者必求溯洙泗之渊源，而参伍以濂洛闗闽之说，则可。若遂以濂洛闗闽为洙泗，而不复知所求焉，则亦不能入圣人之域也。曰：「濂洛闗闽之于洙泗也，不同乎？」曰：「堂序已窥，而广大虚明尚未得；途径不忒，而四通八达则未能。」
道者，天下公共，惟其是而已。茍求诸心而果得，则安敢罔吾之心而随人以为疑？茍求诸心而果不得，则又安敢罔吾之心而随人以为信？考亭极尊崇伊川，然亦多所不合，必为之明其理，是以理尊崇之也。尊崇以理，其为尊崇大矣。故君子于先儒之言，其不可易者，不可妄议；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也。
后儒信道之笃者，无如伊川先生然。每事好硬说硬做，故于圣人融洽处未之能得。康节病革，先生问之，康节云：「你道生姜树上长，我也只须依你。」则其平日硬说硬做可知。学者须学先生庄敬自持，方能有立；然尤须虚心平气体，玩圣人融洽处，乃能成学。不可只恁硬说硬做也。
问张子厚：“二十年学个恭而安不成？何如？”曰：“恭而安不生于恭而安，必有所以为恭而安者。只造道成徳到个中和纯粹之域，便自能恭而安。若特地只去学恭而安，再二十年也不成。”
问伊川之于明道也，奚若？曰：明道粹和，伊川义执。晦翁之于伊川也，奚若？曰：伊川身体力行，晦翁语言文字较多。
问：朱陆之于圣人之道也，孰为得？曰：圣人之道，如良玉然，既精莹，又温厚。晦翁犹帯石，意着而未融；象山如水晶，虚而不厚。
晦翁求圣人于魄不能得其神
鲁斋之学，圣人也，可与进？何以故？曰：其心虚，其气平，其志逊。
鲁斋之于程朱也，奚若？曰：鲁斋极尊程朱而宗之，然温厚和平，既不似伊川硬说硬做，亦不似晦翁好胜骂人，气味胜焉。
问鲁斋仕元，有非之者，亦有为辨之者，究竟何如？曰：仕所以行君臣之义也。学者只看个君臣之义，若乖于君臣之义也，则不可。然而宋自南渡，中原已非其有。先生生于金章宗大安乙巳，是时金有中原九十有余年矣。以河内则金之南懐州也，以新郑则金之颍川郡属也。其父其祖固金之累世编氓也。既变为元朝代，又改身不生于宋，君臣之义无属焉。仕元不仕元，非所论也。
敬轩一字一句一步一趋皆确守程朱之辙，固是笃信好学；然升程朱之堂而不复求入孔颜之室，故不能得圣人之大，鲜超脱处。曰：“其学之所至何如？”曰：“可与立。
译问：孔子之前多圣人，之后却没有，为什么呢？答：因为有孔子为他们做出论断，所以古代多圣人。扬雄曾说：“伯夷、柳下惠，如果没有孔子，那么西山的饿夫与东国的贬臣，从哪里能听到他们的名声呢？”岂止是伯夷、柳下惠？如果没有孔子，那么商汤、周武王的心迹难以明了，哪里能称他们为圣人？启与箕子的异同难以确定，哪里能称他们为仁人？不知天下人将称他们为什么了。后世既然没有孔子，那么即使有这样的人，谁能识别他们？又谁敢为他们做出论断？因此就未见有圣人了。况且后人没有得到圣人的大道，却喜欢著书立说，言论一旦确定，就不允许别人另有商量，于是却难免执着迷误，背离圣人广大圆通的宗旨。有志之士才说希望成为圣人，就已经被局限在其中而不能超脱。因此天下很少有圣人的学问。
商汤、周武王与伯夷、齐叔，他们的趋向并不相同。然而商汤、周武王革命，顺应天命而顺从人心，既然不妨称颂商汤、周武王，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怨恨？又不妨称颂伯夷、齐叔，上下四方，各自看到其正确之处，这就是圣人之道之所以广大而通达的原因。如果不是圣人在前做出论断，而让后人去议论，称颂商汤、周武王必定贬低伯夷、齐叔，称颂伯夷、齐叔必定非议商汤、周武王，也只是见到一个角落罢了。
伯夷不记旧恶，不仅仅是清高。柳下惠不拿三公之位交换他的耿介，不仅仅是温和。
人们都认为国家被削弱是贤者的罪过，而孟子认为国家得以停止被削弱的情况是贤者的功劳。如果不是圣贤衡量得十分清楚，怎么能看到这种地步？后人虽然处在极其衰败的时候，一定要万全，稍有不然，便加以苛责。所以时势容易时，庸人高枕无忧以为有功；时势艰难时，豪杰奔走努力却获罪。
扬雄不生于新莽之时，王安石不居宰相之位，他们作为儒者真是伟大啊。所以金子必须经过火炼才知道其精与不精，刀必须经过切割才知道其利与不利。
宋代儒者穷究事理，务求强行探索，所以不免把不知道的强说成知道，自以为是，安居其中而不怀疑的毛病，只有明道先生没有这种毛病。
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阐发圣人学问，用来训诫后世，他们的功劳伟大啊。然而洙泗（孔子）的渊源存在，学者必须寻求追溯洙泗的渊源，并参酌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说，是可以的。如果就把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当作洙泗，而不再知道所求之处，那么也不能进入圣人的境界了。问：“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与洙泗不同吗？”答：“厅堂次序已经窥见，但广大虚明尚未得到；途径不错，但四通八达则未能达到。”
道，是天下公共的，只求其正确而已。如果求之于心而果然得到，那么怎敢违背我的心而随人产生怀疑？如果求之于心而果然没有得到，那么又怎敢违背我的心而随人产生相信？考亭（朱熹）极尊崇伊川（程颐），然而也有很多不合之处，必定为他阐明其理，是以理尊崇他。尊崇以理，其尊崇就大了。所以君子对于先儒的言论，那些不可改变的，不可妄加议论；那些不能理解的，也不可强从。
后世儒者信道最笃实的，没有比伊川先生更甚的了。然而每件事喜欢硬说硬做，所以在圣人融洽之处未能得到。康节（邵雍）病重，先生去问他，康节说：“你说生姜长在树上，我也只须依你。”那么他平日硬说硬做就可以知道了。学者必须学习先生庄重恭敬自我持守，才能有所建树；然而尤其需要虚心平和气度，玩味圣人融洽之处，才能成就学问。不可只是这样硬说硬做。
问张子厚：“二十年学个‘恭而安’却学不成？怎么样？”答：“‘恭而安’不生于‘恭而安’，必定有成为‘恭而安’的原因。只造道成德达到中和纯粹的境界，便自然能‘恭而安’。如果特地只去学‘恭而安’，再二十年也学不成。”
问伊川对于明道怎么样？答：明道纯粹温和，伊川义理执着。晦翁（朱熹）对于伊川怎么样？答：伊川身体力行，晦翁语言文字较多。
问：朱熹与陆九渊对于圣人之道，谁更得之？答：圣人之道，如同良玉一样，既精莹，又温厚。晦翁还带有石头，意着而未融；象山（陆九渊）如同水晶，虚而不厚。晦翁求圣人于魄不能得其神。
鲁斋（许衡）的学问，是圣人，可以进取吗？为什么？答：他的心虚，他的气平，他的志逊。
鲁斋对于程朱怎么样？答：鲁斋极尊崇程朱而宗奉他们，然而温厚和平，既不似伊川硬说硬做，也不似晦翁好胜骂人，气味胜过他们。
问鲁斋出仕元朝，有非议他的，也有为他辩解的，究竟怎么样？答：出仕是为了践行君臣之义。学者只看君臣之义，如果违背君臣之义，那么不可。然而宋朝自南渡以来，中原已不再属于它。先生生于金章宗大安乙巳年，这时金拥有中原九十多年了。以河内而言是金的南怀州，以新郑而言是金的颍川郡属。他的父亲祖父固然是金的累世编户百姓。既然变为元朝取代，又改身不生于宋，君臣之义无所属。出仕元朝不出仕元朝，不是所论的。
敬轩（胡居仁）一字一句一步一趋都确守程朱的轨迹，固然是笃信好学；然而登上程朱的厅堂而不再寻求进入孔颜的房间，所以不能得到圣人的大道，少有超脱之处。问：“他的学问所达到的程度怎么样？”答：“可以立身。”
朱陆相攻，谓何？曰：其所纪録，皆门人斗胜之过。二公非如此也，而亦不免各有胜心动气处。夫学求为己，只当忘人、忘己，虚心以求其是。人茍是，便当从；如其不是，不从而已。吾茍是，便当守；如其不是，改之而已。如果吾是而彼非，的见其然，不妨再告，反复而不听，则姑已之，俟其自悟可也。何争辩为？明道先生谓吴师礼云：“为我尽达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为是。如有说，愿往复。”此天下公理，无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则必有益于我。何等心平气和，不惟受益无尽，亦自能感动人，释其胜心。
问：王通续经，后儒贬之，至比之于僣窃，其然乎？曰：孟子云：“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亦尧而已矣。”续经纵未如经，亦是尊慕圣人，窃比之意。人不学圣人，将奚学也？而安得遂讥为僣？使服桀服，诵桀言行，桀行，谓之非桀可乎？而朱子作纲目以续春秋，将亦谓僣乎？曰：伊川云：“续诗，备六代，如晋、宋、魏、齐、周、隋之诗，又何足采？”然欤？曰：变风、变雅，言岂皆善，而孔子收之，用以见时事也。夫茍用以见时事也，则虽晋、宋、魏、齐、周、隋之诗，采之有何不可？
问伊川：“谓王通心迹之判久矣，为乱道是否？”曰：“何为乱道？夫尧之让，哙之让，可谓同乎？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可谓异乎？禹、稷、颜子，异地皆然。伯夷、伊尹、栁下惠，道不同而趋一，心迹何尝不判？”
考亭谓王通之学，只识得仁义礼乐有用处，可惜不曽向上透一着，于太极处有欠阙。何如曰：「孔子只说『易有太极』一句，尧舜相传，何曽说太极？孟子亦不曽说太极，岂皆不是学耶？」
程门过贬，王通考亭，还说他好处多。程门过贬，温公考亭，甚敬他。还是考亭是。
邵子超脱，程子不与他言学，他亦不与程言学。
雷从起处起，亦是随口漫应，无甚深奥义理，学者勿致惑焉。
温公甚为二程所不满。此程氏门人抑扬太过之辞，使温公生孔子之世，当亦取之。纵使学有不同，乃何至为二程不满之甚乎？子厚撤去虎皮，亦似门人标榜。夫说易不如二程，服之而已，何为乃撤虎皮？学之髙下，固不在虎皮设不设也。恐亦非二先生所乐闻也。由是观之，则记言之误，当亦多矣。
宋儒议论：古今人固皆好善恶恶之心，然却有作好作恶处。爱而知恶，恶而知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荡荡平平，无偏无党，无作好作恶，乃是至公。
本语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本语卷三
（明）髙拱 撰
问伊川云：「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无害也，然否？」曰：「为文字所梏，固不可强解，亦不可。夫学者将以学圣人也，圣人之书，必须潜心体会，务得精微之旨，然又须得其言外之意，方可循之以入道。若以解错而道理可通者为无害，则亦只是自家的说话，于圣言何有？」
问考亭云：「理会文字，当如酷吏之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如何？」曰：「酷吏鞫狱，务在苛求，无中生有，深文罗织，安能得人之情？学者穷理，正须虚心平气，以得精微之旨。若有意深求，定然执着，强为贯通，必至牵合，过为分析，不免破碎，得其理者鲜矣。正不可如此也。」
敬轩，真是壁立万仞！男子，密察力行，死而后已。
问伊川云：「人不可用影祭，何如？」曰：「但得彷佛，以时展对，亦可，少输人子无穷之思，有何不可？」曰：「伊川云：「只一髭髪不似，已是别人大不便。」何如？」曰：「即无一髭髪不似，岂真吾亲耶？亦用以寄人子之心云尔。」古人不以尸祭乎？「尸」明是别人，然乃以当吾亲也，而况亲之影有得其彷佛者耶？
考亭因人求墓铭，曰：“人既死后，又要这个物事作甚？其人为善，亦是本分事，又何必须要恁地写出？此亦难说。孝子之心，固有不容已者，只不虚说可矣。若本有善，亦不可不写。传曰：‘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明示后世，教也。
译朱熹与陆九渊相互攻讦，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那些记载，都是他们门人争强好胜的过错。两位先生并非如此，但也难免各自有争胜动气的地方。求学是为了完善自己，只应当忘掉他人、忘掉自己，虚心以求真理。别人如果是对的，就应当遵从；如果不对，不遵从罢了。我如果是对的，就应当坚持；如果不对，改正罢了。假如我是对的而他是错的，确实看清了是这样，不妨再告诉他，反复劝告而不听，就暂且作罢，等待他自行领悟也可以。何必争辩呢？明道先生对吴师礼说：“替我全部转达给王安石，我也未敢自以为是。如果有说法，希望反复讨论。”这是天下的公理，没有彼此之分。果真能够明辨，如果不利于王安石，就一定有利于我。何等心平气和，不仅受益无穷，也能感动他人，消除他的争胜之心。
问：王通续写经典，后世儒者贬低他，甚至将他比作僭越窃取，是这样吗？回答说：孟子说：“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做尧的事，这就是尧罢了。”续写经典即使不如原经，也是尊崇仰慕圣人，自比于圣人的意思。人不学习圣人，将学习什么呢？怎么能就讥讽为僭越呢？假如穿夏桀的衣服，说夏桀的话，做夏桀的事，能说不是夏桀吗？而朱熹作《通鉴纲目》来续写《春秋》，难道也会说是僭越吗？回答说：伊川先生说：“续写《诗经》，完备六代的诗，像晋、宋、魏、齐、周、隋的诗，又有什么值得采录的？”是这样吗？回答说：变风、变雅，言辞难道都是好的吗？但孔子收录它们，是用来反映当时的事态的。假如是用来反映当时的事态，那么即使是晋、宋、魏、齐、周、隋的诗，采录它们有什么不可以呢？
问伊川先生：“说王通的心迹早已分裂，是扰乱道统吗？”回答说：“什么是扰乱道统？尧的禅让，哙的禅让，可以说相同吗？微子的离去，箕子的为奴，比干的死谏，可以说不同吗？禹、稷、颜回，身处不同境地却同样如此。伯夷、伊尹、柳下惠，道不同而趋向一致，心迹何尝没有分裂呢？”
考亭先生（朱熹）说王通的学问，只认识到仁义礼乐有用的地方，可惜没有向上再透进一步，在太极之处有欠缺。怎么样？回答说：“孔子只说‘易有太极’一句，尧舜相传，何曾说过太极？孟子也没有说过太极，难道都不是学问吗？”
程门过分贬低王通，考亭先生还说他好处多。程门过分贬低司马光，考亭先生很敬重他。还是考亭先生说得对。
邵雍超脱，程子不与他谈论学问，他也不与程子谈论学问。
雷从起处起，也是随口漫应，没有什么深奥的义理，学者不要因此迷惑。
司马光非常不被二程满意。这是程氏门人抑扬过分的言辞，假如司马光生在孔子时代，也应当被取用。即使学问有不同，哪里至于被二程如此不满呢？子厚撤去虎皮，也像是门人标榜。如果说《易》不如二程，服从他们罢了，为什么要撤去虎皮？学问的高下，本来不在于是否设置虎皮。恐怕也不是二先生所乐意的。由此看来，那么记载言语的错误，应当也很多了。
宋儒议论：古今人固然都有好善恶恶的心，但却有作好作恶的地方。喜爱而知道厌恶，厌恶而知道赞美，不因为言语而举荐人，不因为人而废弃言语，荡荡平平，无偏无党，无作好作恶，这才是至公。
本语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本语卷三
（明）高拱 撰
问伊川先生：“学者要不被文字所束缚，所以文义虽然解释错了，但道理可以通行的无害，是这样吗？”回答说：“被文字所束缚，固然不可以强解，也不可以。学者将要学习圣人，圣人的书，必须潜心体会，务必得到精微的宗旨，然而又须得到言外之意，才可以遵循它进入道。如果认为解释错了但道理可以通的就无害，那也只是自家的说话，对圣人的言语有什么益处呢？”
问考亭先生：“理解文字，应当像酷吏审案一样，直是推勘到底，怎么样？”回答说：“酷吏审案，务在苛求，无中生有，深文罗织，怎么能得到人的实情？学者穷究事理，正须虚心平气，以得到精微的宗旨。如果有意深求，定然执着，强为贯通，必然牵强附会，过分分析，不免破碎，得到其理的人很少了。正不可以这样。”
敬轩，真是壁立万仞！男子，严密察验力行，死而后已。
问伊川先生：“人不可以用影祭，怎么样？”回答说：“只要大概相似，按时展拜对着，也可以，稍微输给子女无穷的思念，有什么不可以？”回答说：“伊川先生说：‘只要一根胡须头发不像，已经是别人，大大不便。’怎么样？”回答说：“即使没有一根胡须头发不像，难道真是我的亲人吗？也是用来寄托子女的心罢了。”古人不用尸祭吗？“尸”明明是别人，却用来当作我的亲人，何况亲人的影子有得到大概相似的呢？
考亭先生因为有人请求墓铭，说：“人既然死了，又要这个东西做什么？那人做善事，也是本分事，又何必一定要这样写出来？这也难说。孝子的心，固然有不能停止的，只要不虚说就可以了。如果本来有善，也不可是不写。传曰：‘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明示后世，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