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语卷四
矣，昌与良能预为计乎？昔者纣之母生三子，长曰微子启，次曰中衍，次曰受徳，受徳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中衍也，尚为妾，己而为妻，而后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乃遂灭商。夫惠帝无子先死，吕后后死而文帝承统以衍祚也，则昌之强争为有名，良之羽翼为有功。若使吕后先死，惠帝独在位，不能自立以丧天下，则昌之谏，良之羽翼亦太史之争而已矣。或曰：「太子易，则强悍之吕后不肯但已，赵王亦未能安家难且作，而其祸方长。故不如据正理以听天命。」良之意或出于此。曰：「亦是，乃亦不得已为之。」但谓其为万全之谋，则未也。
译难道周昌和张良预先谋划了吗？从前商纣王的母亲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微子启，次子叫中衍，三子叫受德，受德就是商纣王。纣王年纪最小，纣王母亲生微子启和中衍时，身份还是妾，后来才成为正妻，然后生下了纣王。纣王的父亲和母亲想立微子启为太子，太史依据礼法争辩说：“有正妻的儿子，就不能立妾的儿子。”纣王因此得以继位，最终导致商朝灭亡。惠帝没有儿子先去世，吕后后去世，文帝继承皇位延续国运，那么周昌的强谏就有名分，张良的辅佐就有功劳。假如吕后先去世，惠帝独自执政，不能自立而丧失天下，那么周昌的劝谏、张良的辅佐也就只是像太史争辩那样罢了。有人说：“太子容易更换，那么强悍的吕后不会就此罢休，赵王也不能安居，家难即将发生，灾祸才刚刚开始。所以不如依据正理听任天命。”张良的意思或许出于此。回答说：“确实如此，也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但说这是万全之策，那就未必了。
问沙中偶语，何以知为谋反？又何以必见而后言？曰：此子房因所见以启汉髙，令其早赏，以安人心耳。若偶语果是谋反，则子房安得听之？岂预知其所语是谋反耶？葢因诸将士素有不赏之叹，因见偶语，则以平日之心度之，当是谋反，欲汉髙早处以了此事耳。
问汉髙杀丁公，温公极赞美之，然欤？曰：丁公诚可杀，诚可为万世卖主者之戒。乃汉髙之杀之也，则亦任其杀之而已。若遂以为美谈，则非也。何言乎？曰：丁公为羽将，卖羽使失天下，大不义，当诛。然使羽能诛之，虽百斩无过也。汉髙既乞命其人，以有天下矣，而乃又杀之乎？曰：以大义胡不可？曰：汉髙岂端为大义哉？不过假大义为名，实则利心行计耳。楚人有两妻者，人誂长者，长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有两妻者死。客谓誂者曰：「汝取长者乎？少者乎？」取长者。客曰：「长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为取长者？」曰：「彼居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詈人也。夫急则乞命于人，惟恐其不卖羽以活我也。既得天下，又恐有卖己以活人而败我事者，遂杀其人以为永戒，而又借以大义之名。盖一人之身而三取利焉，亦狡矣。」昔有证父攘羊者，以为直；父以攘羊获罪，则又请代父之罪以为孝。孔子曰：「异哉！一父也，而两取名。」汉髙之事，有类于此。夫取长者得矣，而誂人之妻可乎？斩丁公得矣，而乞命于丁使之卖主，何为哉？当是时，不知有大义乎？既已云云，乃又云云，狡矣。若诚为大义，彼丁公特一战卖主耳，而始终卖羽使失天下者，无如项伯。项伯尤当斩也。故曰：髙帝非为大义，乃利心行计者也。或曰：勾践之诛宰嚭，不同乎？曰：不同也。勾践家破国亡，故曲身以结宰嚭，其结之之心，即杀之之心也。若髙祖之始遇丁公，则只求生而已矣。
问伊川云：「周勃当初入北军，亦甚拙，何事令左祖则甚如右袒？后还如何？当时已料得左袒，又何必更号令？如未料得，岂不生变？只合驱之以义，管他从与不从，其说何如？」曰：「此不得其情。夫勃之此举，乃计耳，而后人未识得，请言之。曰：虽天下至恶之人，大逆不道，而其形未着，有从而问之者曰：『若从逆否？』于是显然承伏，世必无其人也，则军中之必无右袒可知己。虽天下至恶之人，大逆不道，而其形未着，有从而问之者曰：『若从顺否？』于是不以承伏，世必无其人也，则军中之必皆左袒可知己。况今日之域中，谁家之天下？光天化日，六军皆集，而太尉临之于上，为顺为逆，死生祸福立见于前，其事几何如者，而军中顾敢有明为右袒者耶？夫左袒右袒，举手即为之，固至易事也。以至易之事，又令其自为，而以决至大之隐情，岂非天下至愚乎？且即左袒未必即为刘也，即不右袒未必即不为吕也，亦姑以应之而已，而遂以信之，岂非尤天下至愚乎？漫以为之，则迂谬而无当；谓以审其向背，则观望而不忠，皆人所甚讳也，而太尉白眼为之，公然而以为言，岂其梦耶？嗟乎！兵以计胜，大尉此举固自有意，非作事果如此也。何者？禄产为乱，诸军从之久矣。禄产既诛，彼方懐惧，于是而率之以诛诸吕，彼必曰：『诸吕未灭，姑缓我耳。诛诸吕后，必且穷搜我也。』其心如此，而吾乃与之举事，则其中当有变。当是时，欲明言赦其反欤？然反形未着，吾乃明言其反而赦之，则彼愈疑而为惧愈深。欲不言欤？则彼犹夫疑，犹夫惧也。故以号于众曰：『左袒者为刘，右袒者为吕。』盖计其必左袒也，而使皆得以形迹自见，吾乃可因其迹而信之，而其疑惧可释。卒之果皆左袒，于是遂明言曰：『皆为刘，无为吕者也。』吾可与诛诸吕矣。而诸军者亦皆释其疑惧，忻然以为刘自庆，即归。而语其妻子，亦必曰：“吾皆为刘者也，岂为彼吕哉！”于是反侧皆安，而诛诸吕，果济事。盖初左袒时，非皆真为刘也；既左袒之后，则遂皆为刘者也。初不右袒时，非皆不为吕也；既不右
译问：沙地上两人私下交谈，凭什么知道是在谋划造反？又凭什么一定要亲眼看见才去禀报？答：这是张良根据所见来启发汉高祖，让他尽早赏赐，以安定人心罢了。如果私下交谈果真是谋反，那么张良怎么能听得见呢？难道预先就知道他们说的是谋反吗？大概是因为众将士向来有得不到赏赐的叹息，因为看见私下交谈，就用平日的心思去揣度，应当是谋反，想让汉高祖早点处理以了结此事罢了。
问：汉高祖杀丁公，司马光极力赞美，是这样吗？答：丁公确实该杀，确实可以作为万世背叛主君者的警戒。但汉高祖杀他，也就任他杀罢了。如果因此认为是美谈，那就不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答：丁公作为项羽的将领，出卖项羽致使他失去天下，是大不义，应当诛杀。但如果项羽能杀他，即使杀一百次也不过分。汉高祖既然向那个人乞求性命，从而得到了天下，却又杀他吗？问：以大义来说怎么不可以？答：汉高祖难道真的是为了大义吗？不过是借大义为名，实际上是出于利心而行计谋罢了。楚国有个两妻的人，有人引诱年长的妻子，年长的妻子骂他；引诱年轻的妻子，年轻的妻子答应他。过了不久，两妻的人死了。客人对引诱者说：“你娶年长的呢？还是年轻的？”答娶年长的。客人说：“年长的骂你，年轻的答应你，你为什么娶年长的？”答：“她们在别人家里时，希望她们答应我；现在成为我的妻子，就希望她们成为骂人的人。人在危急时向人乞命，只怕对方不背叛项羽来救活自己。既已得到天下，又恐怕有背叛自己来救别人而败坏自己大事的人，于是杀那个人作为永远警戒，又借此借大义之名。一个人身上三次谋取利益，也太狡猾了。”从前有告发父亲偷羊的人，被认为正直；父亲因偷羊获罪，又请求代替父亲受罪以尽孝道。孔子说：“奇怪啊！同一个父亲，却两次谋取名望。”汉高祖的事，与此类似。娶年长的妻子得到了，但引诱别人的妻子可以吗？斩丁公得到了，但向丁公乞命使他背叛主君，做什么呢？当时不知道有大义吗？既然已经那样做了，却又这样做了，太狡猾了。如果真是为了大义，丁公只是一次战斗背叛主君罢了，而始终背叛项羽致使他失去天下的，没有比项伯更甚的。项伯尤其应当斩首。所以说：高帝不是为了大义，而是出于利心而行计谋。有人说：勾践诛杀宰嚭，不一样吗？答：不一样。勾践家破国亡，所以委屈身体来结交宰嚭，他结交的心，就是杀他的心。如果高祖起初遇见丁公，只是求生罢了。
问：伊川说：“周勃当初进入北军，也很笨拙，什么事让左袒就如此像右袒？后来怎么样？当时已经预料到左袒，又何必再号令？如果没有预料到，难道不生变乱？只应该用大义驱使他们，管他们从与不从，他的说法怎么样？”答：“这没有了解实情。周勃此举，是计谋，而后人没有识破，请让我说说。说：即使是天下最恶的人，大逆不道，而他的形迹没有显露，有人跟着问他：‘你跟随逆贼吗？’于是显然承认服罪，世上一定没有这种人，那么军中一定没有右袒的可知了。即使是天下最恶的人，大逆不道，而他的形迹没有显露，有人跟着问他：‘你跟随顺贼吗？’于是不承认服罪，世上一定没有这种人，那么军中一定都左袒可知了。况且今天的天下，是谁家的天下？光天化日之下，六军都聚集，而太尉在上面临视，为顺为逆，死生祸福立刻出现在眼前，那事有多少像这样的，而军中敢有明为右袒的吗？左袒右袒，举手就能做，本是极容易的事。用极容易的事，又让他们自己做，而以此决定极大的隐情，岂不是天下最愚蠢的吗？而且即使左袒未必就是为刘，即使不右袒未必就不是为吕，也只是姑且应付罢了，却因此相信他们，岂不是更加天下最愚蠢的吗？随便这样做，则迂腐谬误而不恰当；说以此审察他们的向背，则观望而不忠诚，都是人们非常忌讳的，而太尉却公然这样做，公开而言说，难道是在做梦吗？唉！兵以计谋取胜，太尉此举固然是有意，不是做事果真如此。为什么呢？吕禄、吕产作乱，众军跟随他们很久了。吕禄、吕产既已诛杀，他们正怀着恐惧，于是率领他们诛杀诸吕，他们一定说：‘诸吕未灭，暂且宽缓我们罢了。诛杀诸吕后，必然且要穷搜我们。’他们的心如此，而我却与他们举事，那么其中应当有变乱。当时，想要明言赦免他们的反叛吗？然而反叛的形迹没有显露，我明言他们反叛而赦免他们，那么他们更加怀疑而恐惧更深。想要不说吗？那么他们还是怀疑，还是恐惧。所以向众人号令说：‘左袒的为刘，右袒的为吕。’大概计算他们必然左袒，而让他们都能以形迹自见，我就可以根据他们的形迹而相信他们，而他们的疑惧可以消除。最终果然都左袒，于是明言说：‘都为刘，没有为吕的。’我可以诛杀诸吕了。而众军也都消除了疑惧，欣然为刘而庆幸，随即归顺。而告诉他们的妻子儿女，也一定说：‘我都为刘，难道为那个吕吗！’于是反侧都安定，而诛杀诸吕，果然成功。大概起初左袒时，并非都真为刘；既左袒之后，则都成为刘了。起初不右袒时，并非都不为吕；既不右
袒之后，则遂皆无为吕者也。而太尉独心知之，泯于无迹，作事在此，取效在彼，人不得而识也。而后世徒据其迹议之云云，失之逺矣。且人臣之为国也，将以济事也。若曰：“吾只驱之以义，管他从与不从”，则是吾只作个题目，管他济与不济也，而可乎？
译袒护之后，于是大家都无所作为，不再为吕氏效力了。而太尉独自心里明白，将事情做得毫无痕迹，行动在此处，成效在彼处，别人无法识破。而后世的人仅仅根据表面的迹象来议论纷纷，这就相差太远了。况且臣子为国效力，是为了把事情办成。如果说：“我只用大义去驱使他们，不管他们服从与否”，那就是我只提出一个题目，不管事情能否办成，这怎么可以呢？
问汉武轮台之悔？致堂胡氏谓：“人之壮也，犹能自强；及血气既衰，则难于刻励。而以武帝之悔为尤难，然欤？”曰：“不然也。武帝雄才之主，平生多不羁之谋。盖自负其才，俯视千古，以为吾之所为，当无不遂者也。而至是七十有五矣，征四夷欤？所征安在？而国已空；求神仙欤？所求安在？而身已老颓。景既促，往事成虚，所为之不效，可见者如此矣。且奸人构祸，太子死谗，归来望思，悲凉无那。事穷心折，追往叹来，故自悔耳。葢苦无聊赖之后，而当其言也善，之时也。若使前路尚多，志无灰沮，则尚冀所期之有遂，未必悔矣。故知老而有悔者，乃人情所至；壮而知悔者，惟志士为能。老犹易，壮为难也。《易》曰：‘君子进徳修业，欲及时也。’夫悔过及时，则补过有日；老而空悔，何嗟及哉！虽然，一旦尽改所为，而明其过于天下，亦自英雄之事。视彼龌龊者流，怙终以死者，何如哉？故武帝此举，足可称贤，但惜其晩耳。”
问：“新莽之时，何独扬雄为《剧秦美新》文，贻讥万世？”曰：“史称颂莽功徳者四百八十余万人，岂四百八十余万人者，皆亲至殿廷以口说颂之而去哉？固皆形之文字也，但不传耳。雄有盛名，故其文独传，而后世遂以为独雄为之，其实不止雄也。”曰：“然则不可罪欤？”曰：“正不须责。古云：‘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使雄能见几以去，不仕莽朝，而却为此文，则可以文罪之。雄仕莽，既失身矣，又何须责其文字？即无此文，犹夫失身也。譬之妇已失节，而乃责其言语动止之不善，即言动皆善，犹夫失节也。”噫！雄学圣人之道者也，我不意其学圣人之道，而乃与乱世之四百八十余万人伍也！我不意其学圣人之道，而乃与丧节之妇伍也！噫！
问：“三国人才可与权是一时风气生此等人才否？”曰：“非也，乃时之使然也。彼三国鼎峙，互相吞噬，存亡之机，间不容髪。机一错，即为人所鱼肉。故其君臣相亲相结，不自疑阻，几合即为弗徇形迹。有不必告于君者，有不以语于人者。盖谋有所不可泄，时有所不可失也。期于济事而已，故可与权。且其人便习既久，智愈出而愈不穷。不惟自家机熟，而人之肯为谋者日益众。故止见其多才耳。迨夫承平既久，法之把持日以深，忠谋者君不为主，而旁人之苛求又甚烈。故人皆务为形迹，非得令不敢行，非有故事不敢行，非标表昭著人所共见者不敢行。胡然而掣肘？胡然而获罪？用是谋臣逺避，庸人则推委支吾，茍利于目前，习以成风。所用之人不过如此，虽有可权之才，亦湮灭而已。此所以无事而庸人盘据，富贵而智士不得用。一旦有事，则束手无策，而徒叹国家之无人也。”
问昭烈疾革，谓孔明曰：“吾儿可辅，则辅之；如不可辅，则君自取之。”先儒谓以昭烈犹不能无疑于孔明，然否？曰：“此昭烈肝膈之语，非疑也。若果疑之，即为此言，固能止其不取乎？盖当是时，魏、吴皆在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髪固非置遗腹、朝委裘时也。昭烈意以吾儿可辅，则辅之，幸矣，无容言也。如不可辅，必思所以为处，茍无所处，则国家非吞于魏，即吞于吴，而嗣子必为其所鱼肉，吾何以瞑目于地下乎？吾之于君，义则君臣，恩则骨肉。今此基业，固吾二人之所经营也。君自取之，不为他得，又吾所甘心者，而嗣子得所依倚，可不死于人手，亦尚有利，则吾乃可以死也。若徒顾君臣之名义，而卒不能保，则何益哉？”昭烈之意，固如此也。如人有所爱物，将死，必贻诸其所厚者，而使不为他得，则其意乃安。昭烈之心，固若是而已。问
昭烈君臣曰：「昭烈之与孔明、云长、翼徳，朋友而昆弟者也，昆弟而君臣者也。其交固，其义重，始终不相疑，始终不相负。后代此等君臣不可再见。」
问昭烈大举伐吴何如？曰：古云兄弟之雠，不反兵而鬬，不反兵者，谓见之即鬬，死且甘心，不暇反兵计胜负也。昭烈痛云长之死，故大举伐吴。以用兵言，则失策；
译问：汉武帝轮台之悔是怎么回事？致堂胡氏说：“人壮年时，尚能自我勉励；等到血气衰败，就难以刻苦自励了。而认为汉武帝的悔恨尤其艰难，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平生多有不受拘束的谋略。大概是因为自负其才，俯视千古，认为自己所做的，应当没有不成功的。等到这时他已经七十五岁了，征伐四夷吗？所征伐的地方在哪里？而国家已经空虚；寻求神仙吗？所寻求的在哪里？而身体已经衰老颓败。生命既已短促，往事成为虚妄，所做的事没有成效，可见的情形就是这样了。况且奸人制造祸端，太子因谗言而死，归来望思，悲凉无奈。事情穷尽，心志折挫，追念往事，感叹未来，所以自己悔恨罢了。大概是在苦闷无聊之后，而当他说出善言的时候，正是时候。如果使前路还多，志向没有灰心沮丧，那么还希望所期待的能够实现，未必会悔恨了。所以知道年老而有悔恨的，是人之常情；壮年而知悔恨的，只有志士才能做到。年老容易，壮年困难。《易经》说：‘君子增进德行，修习事业，想要及时啊。’如果悔过及时，那么弥补过错就有日子；年老而空悔恨，有什么可叹惜的呢！虽然如此，一旦完全改变所作所为，并向天下表明自己的过错，也是英雄的事情。比起那些心胸狭窄的人，坚持到底至死不改的，怎么样呢？所以汉武帝此举，足以称为贤明，只是可惜太晚了。”
问：“新莽时期，为什么唯独扬雄写了《剧秦美新》一文，招致万世的讥讽？”回答说：“史书记载歌颂王莽功德的有四百八十多万人，难道这四百八十多万人，都亲自到殿廷用口颂扬然后离开吗？本来都是写成文字，只是没有流传下来罢了。扬雄有盛名，所以他的文章独自流传，而后世就以为只有扬雄写了这篇文章，其实不止扬雄一人。”问：“那么不可以责怪吗？”回答说：“正不需要责怪。古话说：‘吃饭时大口吞咽，喝汤时流得到处都是，却去问他不咬断牙齿。’如果扬雄能见微知著而离去，不在王莽朝廷做官，却写了这篇文章，那么可以用文章来定罪。扬雄在王莽朝廷做官，已经失节了，又何必责怪他的文字？即使没有这篇文章，还是失节。譬如妇女已经失节，却去责怪她言语举止不好，即使言语举止都好，还是失节。”唉！扬雄是学习圣人之道的人，我没想到他学习圣人之道，却与乱世中的四百八十多万人同列！我没想到他学习圣人之道，却与丧失节操的妇女同列！唉！
问：“三国时期的人才可以与权变，是一时的风气产生了这类人才吗？”回答说：“不是，是时势使然。那三国鼎立，互相吞并，存亡的关键，间不容发。机会一旦错失，就被人宰割。所以他们的君臣相亲相结，不自相猜疑阻碍，几乎合意就不拘泥于形迹。有不必告诉君主的，有不告诉旁人的。大概是因为谋略有不可泄露的，时势有不可错失的。只期望成功罢了，所以可以与权变。况且这些人习惯已久，智慧越用越不穷尽。不仅自家机敏熟练，而且愿意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人日益众多。所以只看到他们多才多艺。等到太平已久，法律的把持日益加深，忠诚谋略的人君主不为主张，而旁人的苛求又很激烈。所以人们都务求形迹，没有命令不敢行动，没有先例不敢行动，没有显著昭著众人共见的标志不敢行动。为什么这样掣肘？为什么这样获罪？因此谋臣远远避开，庸人则推诿敷衍，只求眼前利益，习以为常。所用的人不过如此，即使有可权变的人才，也湮灭罢了。这就是为什么无事时庸人盘踞，富贵时智士不得任用。一旦有事，就束手无策，而徒叹国家无人。”
问：昭烈病重，对孔明说：“我的儿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不可以辅佐，你就自己取代之。”先儒认为昭烈还不能不怀疑孔明，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昭烈肺腑之言，不是怀疑。如果真怀疑他，即使说这话，难道能阻止他不取吗？大概当时，魏、吴都在国家存亡的关键，间不容发，固不是放置遗腹、朝委裘的时候。昭烈心里想，我的儿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幸好了，无容多言。如果不可以辅佐，必思考所以处置的方法，如果无处可施，那么国家不是被魏吞并，就是被吴吞并，而嗣子必被他们宰割，我何以瞑目于地下呢？我对于君主，义则是君臣，恩则是骨肉。现在这基业，固然是我们二人所经营的。你自取之，不为他人所得，又是我所甘心的，而嗣子得到依靠，可不死于人手，也还有利，那么我才可以死了。如果只顾君臣的名义，而最终不能保全，那么有什么好处呢？”昭烈的心意，本来就是这样。如果有人有所爱之物，将死，必留给所厚爱的人，而使其不为他人所得，那么他的心意才安宁。昭烈的心，本来就是这样而已。
问昭烈君臣说：“昭烈与孔明、云长、翼德，是朋友也是兄弟，是兄弟也是君臣。他们的交情坚固，他们的义气厚重，始终不相疑，始终不相负。后代这样的君臣不可再见。”
问：昭烈大举伐吴怎么样？回答说：古话说兄弟之仇，不反兵而斗，不反兵者，谓见之即斗，死且甘心，不暇反兵计胜负也。昭烈痛云长之死，故大举伐吴。以用兵言，则失策；
问孔明在隆中何以便知天下三分？曰：「见得世上有这三个人。」
问：郦生下齐七十余城，韩信以兵屠之，罪不亦大乎？曰：此郦生之罪，未可遽责信也。何以故？曰：志在救世安民，功无彼此，此圣贤事也。信一功名人耳，安可以此责之？当郦生之适齐也，信方拥兵四十万，压境而来，所向无敌，势如破竹。齐亦惧甚矣。郦生假信之威，乘齐之惧，故一说而下之。使非信且至，虽百郦生，其谁听之哉？则齐城之下，固亦信之下之也。乃卖信而独剿其功，以报沛公，使信垂首卷甲，徒然以归，信固能甘乎？此所以蒯彻之计行，而齐城屠，郦生烹也。嗟乎！始欲卖信，而卒自杀其身，岂不愚哉？然则当何如处？曰：善处己者，必先处人。若不能处人，安能处己？郦生之适齐也，宜先诣信，说之曰：「闻齐闻将军至，其惧将军，且不日下之矣。虽然，兵家先声而后实。食其愿得假将军之威，乘齐之惧，以将军之命谕之，令以城下。果以城下，则将军传檄而定，以报沛公，亦可大省兵力。不者，且进兵未晚。」于是乃之齐说之曰：「韩将军拥兵四十万，压境而来，所向无敌，势如破竹。齐城不日下矣。虽然，韩将军不嗜杀人，所为多屠戮者，为其拒也。君诚能以城降韩将军，必且抚慰之，传檄而定，则君既不失富贵，而数百万之命亦皆可免。其为利害，不亦较着乎？韩将军有是心，恐君不得喻，故令食其来。君其自为计，不者，吾且去。韩将军且至，吾亦不复来矣。」如是则齐城必下。于是乃还报信曰：「事济矣。齐始闻将军至，甚惧；既闻将军令其以城降也，又甚喜。今且下矣，将军可传檄而定，报沛公矣。」下齐七十余城，将军之功也。不用兵甲，而以威声下之，功尤大也。食其传命而已，庸何功？如此则可以得齐，可以免数百万人之屠戮，可以成信之功，而郦生之功亦不为细，不止脱于烹也。此不惟事势如此，亦天理人情，本当如此耳。曰：信以不忍而戮数百万人，固无罪欤？曰：胡为其无罪也？郦生卖信，激之而多杀。郦生固可恶也。今必痛责郦生之罪，则信之恨气自平。恨气平，乃从而责之曰：“将军止以不忍之故，遂诛杀数百余万人，岂不亦残毒甚哉？”如此，则信自当俛首听服，不待辞之竟也。若不明郦生之罪以输其怨，而徒以责信之多杀，则岂足以服其心哉？此可为卖人而猎功者之明鉴也。
问卢懐慎何人也？曰：贤人也。曰：时讥其伴食中书，恶得贤？曰：此其所以为贤也。何以故？曰：懐慎才固不逮，徳则有焉。人臣最防争妬，自古国家大事多因人臣争妬而败。若使懐慎伴李林甫食也，则不可以伴姚崇？何不可之有？崇救时之相也，懐慎居其次。使其起一私念，曰：「彼崇何人，乃处吾上，而独以功名显。」于是凡崇所为，必百计壊之，又媒糵其短而中伤之，则崇且身不保，又何展其救时之畧乎？不然而又曰：「彼相吾亦相也，彼以功名见，吾奈何独无可见者。」于是用其私意，横生旁出，混乱天下耳目，以掩人之善而扬已之能，则崇动必有碍，又何以展其救时之畧乎？乃懐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让而不专，宁甘受无为之名，而终不为挠乱，使崇得以展其才以济国家之事。非夫有体国之诚意，有忘己之公心，何能若此？则崇之有功于国，懐慎亦与有也。故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才虽未及，徳固长也。」而时人特据其迹，遂讥为伴食。夫才不足者，在君子则让人，在小人则争妬。试观自古贤相在位，居其次者能不妬不争，安心伴食如懐慎者几？则懐慎之品格可知矣。又曰：观懐慎用人之疏，可见其才。位至宰相，而家犹寒素，可见其守。荐宋璟辈，可见其知人。疾革，宋璟、卢从愿往侯之，临别乃执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国久，稍倦于勤，将有憸人乘间而进矣。」公第志之。将死之时而犹念国事若此，可见其忠后果。林甫用开元之政尽壊，可见其先识。凡此皆非徒伴食者所能为也。
本语卷四
译问：诸葛亮在隆中时，为何能预知天下将三分？答：因为他看清世上有这三个人。
问：郦食其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韩信却率军屠城，这罪过难道不大吗？答：这是郦食其的罪过，不能立刻责怪韩信。为什么？答：志向在于救世安民，功劳不分彼此，这是圣贤做的事。韩信只是一个追求功名的人罢了，怎么能用这个标准来要求他？当郦食其前往齐国时，韩信正率领四十万大军，逼近边境而来，所向无敌，势如破竹。齐国非常恐惧。郦食其借韩信的威势，趁齐国的恐惧，所以一番游说就使其投降。假如韩信没有即将到达，即使有一百个郦食其，谁会听他的呢？那么齐城的投降，实际上也是韩信促成的。郦食其却出卖韩信，独自窃取功劳，向沛公报功，让韩信垂头丧气、卷甲而归，韩信难道能甘心吗？这就是蒯彻的计策得以施行，齐城被屠，郦食其被烹杀的原因。唉！起初想出卖韩信，最终却害死自己，难道不愚蠢吗？那么当时该如何处理呢？答：善于处理自己的人，必须先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如果不能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怎么能处理好自己呢？郦食其前往齐国时，应当先拜访韩信，对他说：“听说齐国得知将军到来，非常恐惧，不久就会投降。虽然如此，用兵之道是先声夺人而后实至。我希望能借将军的威势，趁齐国的恐惧，以将军的命令晓谕他们，让他们献城投降。如果果然献城投降，那么将军只需传布檄文就能平定，向沛公报功，也可以大大节省兵力。如果不这样，再进军也不晚。”于是才去齐国游说，说：“韩将军率领四十万大军，逼近边境而来，所向无敌，势如破竹。齐城不久就会陷落。虽然如此，韩将军不喜欢杀人，之所以多有屠戮，是因为对方抵抗。您如果能真心献城投降韩将军，他必定会抚慰你们，传布檄文平定，这样您既不失富贵，数百万人的性命也能保全。这利害关系，不是很明显吗？韩将军有此心意，恐怕您不能明白，所以派我来。请您自己打算，如果不这样，我就离开。韩将军就要到了，我也不再来了。”这样齐城必定投降。于是回来报告韩信说：“事情成功了。齐国起初听说将军到来，非常恐惧；后来听说将军命令他们献城投降，又非常高兴。现在即将投降，将军可以传布檄文平定，向沛公报功了。”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是将军的功劳。不用兵甲，而以威势使其投降，功劳尤其大。我只是传达命令罢了，有什么功劳？这样既可以得到齐国，又可以避免数百万人的屠戮，可以成就韩信的功劳，而郦食其的功劳也不小，不止是免于被烹杀。这不仅是因为事势如此，也是天理人情，本来应当如此。
问：韩信因为不忍心而屠杀数百万人，难道真的没有罪吗？答：怎么会没有罪呢？郦食其出卖韩信，激怒他导致多杀人。郦食其固然可恶。现在如果严厉责备郦食其的罪过，那么韩信的怨恨之气自然平息。怨恨之气平息，然后接着责备他说：“将军仅仅因为不忍心的缘故，就诛杀了几百万人，难道不是残忍毒辣得很吗？”这样，韩信自然会低头听从而信服，不必等到话说完。如果不先阐明郦食其的罪过来疏导他的怨恨，而只是责备韩信多杀人，那么怎么能让他心服呢？这可以作为那些出卖他人以猎取功名者的明鉴。
问：卢怀慎是什么人？答：贤人。问：当时人们讥讽他“伴食中书”（只吃饭不做事的宰相），怎么能说是贤人？答：这正是他贤明的原因。为什么？答：卢怀慎的才能固然不及姚崇，但德行却有。臣子最应防止争权嫉妒，自古国家大事多因臣子争权嫉妒而败坏。如果让卢怀慎陪伴李林甫吃饭，难道不能陪伴姚崇吗？有什么不可以的？姚崇是救时的宰相，卢怀慎位居其次。如果他产生一个私念，说：“那个姚崇是什么人，竟然位居我之上，而独自以功名显赫。”于是凡是姚崇所做的事，必定千方百计破坏，又罗织他的短处而中伤他，那么姚崇自身难保，又怎能施展他救时的谋略呢？如果不这样，又说：“他是宰相，我也是宰相，他以功名显赫，我怎么能没有显赫之处。”于是运用私意，横生枝节，扰乱天下人的耳目，以掩盖别人的善行而宣扬自己的才能，那么姚崇行动必有阻碍，又怎能施展他救时的谋略呢？然而卢怀慎自认为才能不及姚崇，所以事情都推让而不专断，宁愿甘受无为之名，而始终不扰乱大局，使姚崇得以施展才华以成就国家大事。如果不是有体恤国家的诚意，有忘记自我的公心，怎么能做到这样？那么姚崇对国家有功，卢怀慎也有份。所以说：“不如他，我和你们都不如他。才能虽然未及，德行却长。”而当时人只根据他的表象，就讥讽他为“伴食”。才能不足的人，在君子那里就会谦让，在小人那里就会争权嫉妒。试看自古贤相在位，位居其次的人能不嫉妒不争，安心像卢怀慎那样“伴食”的有几个？那么卢怀慎的品格就可以知道了。又说：观察卢怀慎用人疏漏，可以看出他的才能。位至宰相，而家中依然贫寒朴素，可以看出他的操守。推荐宋璟等人，可以看出他知人善任。病重时，宋璟、卢从愿前往探望，临别时卢怀慎握着两人的手说：“皇上求治心切，而在位时间久，稍微对勤政感到疲倦，将有奸邪之人乘虚而入。”你们只记住这一点。将死之时还如此挂念国事，可以看出他的忠诚和后果。李林甫任用后，开元之政尽数败坏，可以看出他的先见之明。凡此种种，都不是仅仅“伴食”的人所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