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语卷六
多；刑清而徒以赦，则今日之纵恶也大。每见赦后亡命无頼在配所者，皆还旧恶不悛，一时里闾甚受其害。是放虎狼蛇蝎为仁，而不计其所伤之众也。”曰：“国有大庆，独加寛恤，不可乎？”曰：“大庆当与君子共之，而何纵小人为也？”曰：“《易》曰：‘赦过宥罪。’《书》曰：‘眚灾肆赦。’不然乎？”曰：“过者无心之误，眚即过也；灾谓出于不幸者也，故赦之。乃《书》又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夫茍过虽大，必宥；茍故虽小，必刑。固非不问过与故而咸赦除也。且赦过者无日不然，亦非数载而偶一行也。是故赦过者，虽无日不然，而犹恐其少；赦故者，虽数载一行，而犹病其多。”
译刑罚宽缓而囚犯因赦免得以释放，那么今日纵容恶人的弊端就太大了。每次见到赦免之后，那些亡命之徒和无赖之人在流放地，都回到从前继续作恶而不悔改，一时间乡里深受其害。这就像释放虎狼蛇蝎来施行仁政，却不考虑它们伤害的人众多啊。”有人问：“国家有重大喜庆，单独施加宽恕怜悯，不可以吗？”回答说：“重大喜庆应当与君子共同分享，为什么要纵容小人呢？”有人问：“《易经》说：‘宽恕过错，赦免罪责。’《尚书》说：‘因过失或灾祸而犯法，可以赦免。’难道不是这样吗？”回答说：“过错是指无心的失误，‘眚’就是过错；灾祸是指出于不幸的情况，所以予以赦免。然而《尚书》又说：‘宽恕过失无论多大，惩罚故意犯罪无论多小。’如果过失虽然大，一定宽恕；如果故意犯罪虽然小，一定惩罚。本来就不是不问是过失还是故意而全部赦免。况且宽恕过失是每天都这样做的，也不是每隔几年才偶然实行一次。因此，宽恕过失，虽然每天都这样做，还担心做得不够；赦免故意犯罪，虽然几年才实行一次，还嫌做得太多。”
阁臣拟旨，每云「着法司从重拟罪」，此言大谬。夫二罪俱发，则从重论，谓其有轻有重，故独从其重者也。今一罪只有一律，虽凌迟处死者，亦只本律。非一罪二律，有轻者、有重者，而可以如此如彼也，则何以从重乎？曰：从重，是不用律矣。
问何谓失机？曰：机者，胜败存亡之机。失机者，失其机括而至于败亡也。律不可明言败亡，故曰失机。犹之指斥乘舆，谋危社稷。乘舆谓天子也，不敢言天子，故言乘舆也。社稷谓国家也，不敢言国家，故言社稷也。由此言之，则机可知矣。今战失三五军士，即谓失机。夫战，固有委而弃之者矣，机固在三五军士耶？
圣人制刑，所以诘奸禁乱，安天下之民也。固不可流于苛刻，亦不可流于放纵。乃今司刑者，卤莽草略，既不尽心，却又每以出人罪为长者，虽盗贼皆曲意放之，以为阴隲。若然是，谓明刑者为不仁也。纵恶长奸，残害良善，败壊国事，莫大于此。
人臣修怨者，负国。若于所怨者避嫌而不去，或曲意用之，亦负国。何者？人臣当以至公为心，如其贤，不去可也，用之可也。如其不贤，而徒务逺己之嫌，沽己之誉，而以不肖之人贻害国家，岂非不忠之甚乎？然人每只以能用雠者为贤，可见道术之不明也。或曰：「世固有假为国之公，而实以行其报怨之私者焉。」彼不愈于此乎？曰：「是又奚足言哉！」大抵人臣不可有私，有一分私心，便于臣道，有一分亏欠。不论用雠、去雠，只有作意处，便是私，便负国也。
人臣茍有为国之心，便自有推贤让能之意。如人于有才者，则不能容，嫌其胜己也；超进者，则不能容，嫌其先己也；刚直者，则不能容，嫌其性气难相处也。遂皆任情排去，而国事无人干济，略不之顾，虽至丧人之国家，所甘心焉。皆是一个己私，无为国之心故也。若有为国之心，必且让他替朝廷干事。那胜己、先己，有甚大事？那自家难相处，有甚大事故？为国之人，茍便于国，即不便于己，亦所必为；不为国之人，即十分便于国，但有一毫不便于己者，亦所不肯。
创业之君，立法垂统，如造屋然。赖我祖宗造得屋子坚牢，至今天下荫庇其下。先辈还有人看守，后来非惟不肯看守，却被人日日拆损。至今拆损益甚，不复可再拆损矣。然原来间架尚在，茍有肯修葺者，依旧牢固。却只还去拆损，谁曽换得一块砖，添得一片瓦？祖宗万年良法，殊可惜也。
史云：李林甫欲闭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诏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琎尝上书言事，明日黜为下邽令，自是諌诤路絶矣。史又云：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啖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结之，及势位稍逼，辄以计去之。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嘻！其亦奸之魁欤？
用人者，不取其大，每以一眚弃之，故慷慨任事之臣鲜，而国事不支。不论其大，而徒以无过用之，故委托持禄之臣多，而国事日废。昔子思荐茍变于卫侯，卫侯曰：“吾知其可将，然曽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圣人官人，犹匠之用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以二卵而弃干城之将，不可使闻于邻国也。”梁主用段凝监大军河上，敬翔、李振屡请易之。梁主曰：“凝未有过。”振曰：“待其有过，社稷已危矣。”用人者宜思此。
用人，不论其才，只取无过。然非无过也，未用耳。用之而其过出矣，犹不如前者多也。
其人虽不可用，然未有代者，不可辄去，恐后更不如愈不好矣。然必须豫求其人，得其人，则即去之可也。
教之废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国制宗伯司教，然乃祗具仪文，化民成俗之道，全未之讲。成均造士，令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监规在焉。督学勅云：「学者读书，贵乎知而能行。」今皆不复省览，至于卧碑，则士之经目者鲜矣。科目以文艺取
译内阁大臣拟写圣旨，常说“着法司从重拟罪”，这话大错特错。所谓两罪并罚，则按重罪论处，是因为罪行有轻有重，所以只按重的那一个来定罪。如今一个罪行只对应一条律法，即使是判处凌迟极刑的，也仅仅是依据本条律法。并非一个罪行对应两条律法，有轻有重，可以随意选择轻的或重的，那么凭什么说要“从重”呢？回答说：所谓从重，就是不用律法了。
问：什么叫失机？回答说：机，是胜败存亡的关键。失机，就是失去了关键枢纽而导致败亡。律法不能明说败亡，所以称为失机。这就像指斥皇帝、图谋危害国家一样。乘舆指代天子，不敢直言天子，所以说乘舆；社稷指代国家，不敢直言国家，所以说社稷。由此推论，那么“机”的含义就可以知道了。如今作战损失了三五个士兵，就说是失机。打仗本来就有牺牲舍弃的情况，关键难道就在三五个士兵身上吗？
圣人制定刑罚，是为了查究奸邪、禁止动乱，使天下百姓安定。既不能流于苛刻，也不能流于放纵。然而现在的司法官员，粗疏草率，既不尽心尽职，却常常把宽纵罪犯当作美德，即使是盗贼也刻意宽放，以此作为暗中积德。如果这样，那就等于说严明刑罚的人是不仁义的。纵容邪恶、助长奸恶，残害善良百姓，败坏国家大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臣子结私怨的，是辜负国家。如果对结怨的人因为避嫌而不罢免，或者刻意任用他，也是辜负国家。为什么呢？臣子应当以公正无私为心，如果那人贤能，不罢免也可以，任用他也可以。如果那人不贤，却只是为了远离自己的嫌疑，博取自己的美名，而让不才之人危害国家，这难道不是极度的不忠吗？然而人们往往只把能任用仇敌的人当作贤能，可见对道理术数的认识是不明的。有人说：“世上确实有假借国家公义，实则施行报复私怨的人。”那岂不是比前者更坏吗？回答说：“这又哪里值得谈论呢！”大体上，臣子不可有私心，有一分私心，就在臣子的道义上有一分亏欠。不论任用仇敌还是罢免仇敌，只要是有刻意为之的地方，就是私心，就是辜负国家。
臣子如果有为国家的心，自然就会有推举贤才、让位于能者的意思。比如对于有才能的人，不能容纳，嫌他胜过自己；对于越级提拔的人，不能容纳，嫌他先于自己；对于刚直的人，不能容纳，嫌他性情难以相处。于是都凭个人感情排挤他们，而国家大事无人办理，全然不顾，即使导致国家灭亡，也心甘情愿。这都是因为有一个私心，没有为国家的心。如果有为国家的心，必定会让贤能的人替朝廷办事。那胜过自己、先于自己，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自己难以相处，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为国家的人，如果有利于国家，即使不利于自己，也必定去做；不为国家的人，即使十分有利于国家，但只要有一丝毫不利于自己，也不肯去做。
创业的君主，建立法度、垂范后世，就像建造房屋一样。依靠我们祖宗建造的房屋坚固牢靠，直到今天天下百姓都在其下得到庇护。先辈还有人看守，后来的人不仅不肯看守，反而被人日日拆毁损坏。到现在拆毁损坏已经很严重，不能再拆毁损坏了。然而原来的框架还在，如果有肯修缮的人，依旧牢固。却只去拆毁损坏，谁曾换过一块砖，添过一片瓦？祖宗万年的良法，实在可惜啊。
史书记载：李林甫想要闭塞君主的视听，独自专权。他明令谏官，对他们说：“如今明君在上，群臣顺从还来不及，哪里用得着多嘴多舌？各位没看见立在仪仗中的马吗？吃着三品俸禄，一叫唤就被斥退，后悔也来不及了！”补阙杜琎曾经上书议论政事，第二天就被贬为下邽县令，从此谏诤之路断绝了。史书又记载：李林甫城府深密，没人能窥探他的底细。喜欢用甜言蜜语引诱别人，暗中中伤，不露声色。凡是受到皇上厚待的人，起初就亲近结交，等到权势地位稍近逼时，就用计谋除掉他。即使是老奸巨猾的人，也没能逃脱他的手段。唉！他大概是奸臣的首领吧？
用人的人，不看重人的大节，常常因为一点小过失就抛弃他，所以慷慨任事的臣子很少，国家大事难以支撑。不看重人的大节，而只因为无过失就任用他，所以受托持禄的臣子很多，国家大事日益废弛。从前子思向卫侯推荐苟变，卫侯说：“我知道他可以带兵，但他曾经吃过别人的两个鸡蛋，所以不任用他。”子思说：“圣人用人，就像工匠用木材，取他的长处，弃他的短处。所以杞梓这样的大树，虽然有数尺的腐朽，好的工匠也不抛弃。现在因为两个鸡蛋而抛弃国家的栋梁之将，不能让邻国听到啊。”梁主任用段凝监管黄河上的大军，敬翔、李振屡次请求更换他。梁主说：“段凝没有过失。”李振说：“等到他有了过失，国家已经危险了。”用人的人应当思考这个道理。
用人，不看重他的才能，只取没有过失的。然而并非没有过失，只是还没任用罢了。一旦任用，他的过失就暴露出来了，还不及以前那么多呢。
那人虽然不可任用，然而还没有替代的人，不可轻易罢免，恐怕以后更不如现在，更不好了。然而必须预先寻找合适的人，找到合适的人，那么立即罢免他也是可以的。
教育的废弛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国家规定礼部主管教育，然而只是具备礼仪形式，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道理，完全没有讲求。国子监培养人才，命令教导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监规就在那里。督学的敕令说：“学者读书，贵在知道并能实行。”如今都不再省视阅览，至于卧碑，士子经过眼前看到的也很少了。科举以文章取士
士，士只文艺是竞，父兄师友之所督勉，惟此而已。而性命之理，礼乐之实，存心制行之方，事君泽民之术，漫然其不知也。遂使天下之人，惟务得官以为耀，积槖以自肥，始乎利，终乎利，寡廉鲜耻，患得患失，甘为鄙夫而不自知。则以素无教故也。于是国家欲求一知道理之人，尚亦难得，况有道徳者乎？然则治道何人兴举，纲常何人肩任？识者所为深慨也。
译读书人，读书人只争竞文学才艺，父亲、兄长、老师、朋友所督促勉励的，仅此而已。至于性命之理、礼乐之实、存心制行之方、事君泽民之术，却茫然不知。于是使得天下的人，只谋求做官来炫耀，积蓄财物来使自己富足，开始于利，结束于利，缺乏廉耻，患得患失，甘愿做鄙陋之人而不自知。这是因为平时没有教育的缘故。于是国家想要寻求一个懂得道理的人，尚且难以得到，何况是有道德的人呢？那么治理之道由谁来兴举，纲常伦理由谁来承担？这是有识之士所深深感慨的。
偶过一学究，见其壁上有宋真宗劝学文，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予取笔书其后云：“诚如此训，则其所养成者，固皆淫泆骄侈、残民蠧国之人，使在位皆若人丧，无日矣，而乃以为帝王之劝学，悲夫！”
欲兴治道，必振纪纲。欲振纪纲，必明赏罚。欲明赏罚，必辨是非。欲辨是非，必决壅蔽。欲决壅蔽，必惩欺罔。欲惩欺罔，必通言路。言官之言，虽未必可尽听，然山有猛兽，藜藿不采，必使敢言，然后宄窃之辈不敢为奸。纵有不可听者，必须容之，勿遽震之。威震之，威则人皆结舌，以言为戒。倘有王莽、曹操之窃国，李林甫、秦桧之弄权，无人发觉，人主何由得知之哉？
赵髙欲夺秦权，恐羣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或黙，或言马。髙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羣臣皆畏髙，莫敢言其过。盖自古奸臣欲窃国柄者，必塞言路而后可，便其所为。人君若能知开言路之利于国，知塞言路之利于奸，则自无难于听言矣。
臣患君之不听言，而臣之言未必可听；君患臣无可听之言，而可听之言，君未必能听。夫言善而行，国事乃成；言不善而行，国事乃倾。臣可以必听为得乎？不善言是用，其国乃殃；善言是用，其国乃昌。君可以不听为得乎？
唐宪宗问李绛曰：「谏官多谤讪朝政，皆无事实，朕欲谪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余，如何？」绛对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塞蔽陛下之聪明也。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諌者有几？就有諌者，昼夜思维，朝删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諌，犹恐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宪宗善其言而止。斯意也不可不令人主知之。
今人不为圣贤之学，则以为安常；为圣贤之学者，则以为好名也。夫圣人之书，人皆读之矣，止许读其书，乃不许讲明而身体之欤？今人不讲大臣之业，则以为守分；讲大臣之业，则以为好进者也。夫孔子，匹夫而谈帝王之事，岂亦好进欤？此风既久，遂使圣贤之学不明于时，大臣之业不见于世，为学为政，茍然而已，尚何望孔孟而伊周耶？或曰：讲学者却又立门户，结党与，罔利文，奸壊国家事；谈大臣事业者却又剿说以躐进，故人恶之。尔曰：诚然。夫沙中有金，欲得金也，而尽收其沙可乎？欲去沙也，而并弃其金可乎？惟当国事者求之以诚，鉴别能精，收其真，去其赝，斯得人为用，而又不为所溷矣。若遂以鱼目为明珠，则又为祸大也。
人只看得个功名重，则遂甘心为盗贼，为禽兽，皆所不顾，哀哉！
今之士风，可为极敝。从宦者全不知有君臣之义，徒以善弥缝、善推委，移法以徇人者为贤，而视君上如弁髦，茍可欺蔽，无弗为也。亦全不知进退之节，徒以善援附、善躐取、善卖法以持禄者为能，而弃名节如土梗，由他笑骂所甘心也。有人言及君臣之义、进退之节者，则骇异而非笑之。噫！主本既亡，廉耻又丧，则宜其为公室之豺狼、私门之鹰犬也已。
今人做官，只于躐取髙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更不问其得之正与不正；其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更不问其守之正与不正。理既不明，气亦不振，一片软熟成风，低头闭目，奔趋巧媚以为善。官这等模様，为祸不小。脱有权奸，谁其摘发？脱有跋扈，谁其批抗？噫！亦可畏也已。
裴晋公得遇宪宗，建立功勲，身系安危者二十余年，何其伟也！后文宗时复出，迄无所为，人乃叹其不遇。向非有先立之功，在人耳目，以为证据，而徒出于敬文之时，则度亦常人而已矣。
人臣要以尊主庇民为心。茍有是心，惟其所为，必皆有益于国。不然，则所为者莫非粉饰之具，即奔走不息，以为贤劳，求诸其实，皆无有也。
世之言治者，必曰三代。然夏有天下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四十五年，周八百六十七年，合为一千九百四十四年。其间称盛，君可为法
译偶然经过一位学究的住所，看见他墙壁上贴着宋真宗的《劝学文》，上面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我拿笔在后面写道：“如果真像这样教导，那么它所培养出来的，本来就都是淫乱骄奢、残害百姓、祸害国家的人，假使在位者都是这样的人，国家没有一天不灭亡的，却把这当作帝王劝学的言论，可悲啊！”
想要振兴治国的道理，必须振作法纪纲常。想要振作法纪纲常，必须明确赏罚。想要明确赏罚，必须辨别是非。想要辨别是非，必须决断壅塞蒙蔽。想要决断壅塞蒙蔽，必须惩治欺瞒蒙蔽。想要惩治欺瞒蒙蔽，必须疏通言路。谏官的言论，虽然不一定都能全部听从，然而山里有猛兽，野菜就不会被采摘，一定要让敢于进言的人能够说话，然后那些违法作乱的人才不敢为非作歹。即使有不可听从的言论，也必须容忍他们，不要立刻震怒。如果以威势震慑他们，那么人们都会闭口不言，把进言当作警戒。倘若出现像王莽、曹操那样窃取国家政权，李林甫、秦桧那样玩弄权术的人，没有人发觉，君主又从哪里得知呢？
赵高想要夺取秦朝的权力，担心群臣不听从，于是先做试验，牵着鹿献给秦二世，说：“这是马。”秦二世笑着说：“丞相错了吧，把鹿说成马。”问左右的人，有的沉默，有的说是马。赵高于是暗中用法惩治那些说鹿的人，后来群臣都畏惧赵高，没有人敢指出他的过错。大概自古以来奸臣想要窃取国家权柄的，一定要堵塞言路然后才可以，以便他们行事。君主如果能知道开通言路对国家有利，知道堵塞言路对奸臣有利，那么自然就不会难以听取言论了。
臣子担心君主不听取言论，而臣子的言论不一定值得听取；君主担心臣子没有值得听取的言论，而值得听取的言论，君主不一定能够听取。言论好并且实行，国家大事才能成功；言论不好却实行，国家大事就会倾覆。臣子可以认为一定要被听取才是对的吗？不好的言论被采用，国家就会遭殃；好的言论被采用，国家就会昌盛。君主可以认为不听取才是对的吗？
唐宪宗问李绛说：“谏官大多诽谤讥讽朝政，都没有事实依据，我想贬谪其中特别严重的几个人来警戒其余的人，怎么样？”李绛回答说：“这恐怕不是陛下的本意，一定有奸邪的臣子想要堵塞蒙蔽陛下的聪明。臣子的生死系于君主的喜怒，敢于开口进谏的有几个？即使有进谏的人，日夜思考，早上删减晚上修改，等到呈报上去，十成中不到两三成。所以君主勤勉地寻求进谏，还担心不能到达，何况惩罚他们呢？这样堵塞天下人的口，不是国家的福气。”宪宗认为他的话好而停止了。这种意思不能不让君主知道。
现在的人不做圣贤的学问，就认为安于平常；做圣贤的学问，就认为好名。圣人的书，人们都读了，只允许读他们的书，却不允许讲明并且亲身实践吗？现在的人不讲求大臣的基业，就认为安守本分；讲求大臣的基业，就认为好进。孔子，是个平民却谈论帝王的事，难道也是好进吗？这种风气久了，于是使得圣贤的学问在当时不明，大臣的基业在世上不见，做学问做政治，苟且而已，还怎么指望达到孔孟和伊尹、周公的境界呢？有人说：讲学的人却又树立门户，结党营私，用诈术谋取利益，败坏国家大事；谈论大臣事业的人却又抄袭言论以越级晋升，所以人们厌恶他们。我说：确实如此。沙子里有金子，想要得到金子，却把沙子全部收起来可以吗？想要去掉沙子，却连金子一起丢弃可以吗？只有主持国事的人诚心寻求，鉴别能够精细，收取真的，去掉假的，这样得到人才任用，又不被他们混淆了。如果竟然把鱼目当作明珠，那么祸患就大了。
人们只看得功名重，于是甘心做盗贼，做禽兽，都不顾惜，悲哀啊！
现在的士风，可以说是极其败坏。做官的人完全不知道有君臣的大义，只把善于弥缝、善于推诿，改变法律来顺从别人的人当作贤能，而把君主看作帽子上装饰用的布条，只要能够欺骗蒙蔽，没有不做的。也完全不知道进退的节操，只把善于攀附、善于越级获取、善于出卖法律来保持俸禄的人当作能干，而把名节看得像土块一样，任由别人笑骂也甘心。有人谈到君臣的大义、进退的节操，就惊异并且嘲笑他们。唉！根本已经丧失，廉耻又失去，那么他们成为公室的豺狼、私门的鹰犬也就理所当然了。
现在的人做官，只把越级获取高位、权势显赫的人羡慕，更不问他们得到的是正当还是不正当；那些正色直言，被贬谪困顿的人轻视，更不问他们坚守的是正当还是不正当。道理既然不明，气节也不振作，一片软弱熟透成为风气，低头闭眼，奔走趋附巧言献媚当作善行。官员像这个样子，造成的祸患不小。假使有权奸，谁来揭发？假使有跋扈的人，谁来批驳抵抗？唉！也可以畏惧了。
裴晋公遇到唐宪宗，建立功勋，身系国家安危二十多年，多么伟大啊！后来唐文宗时又复出，直到没有什么作为，人们于是感叹他不得志。假使没有先前建立的功勋，在人耳目之中，作为证据，而只是出于敬文的时候，那么估计也就是普通人罢了。
臣子要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为心。如果有这种心，无论他做什么，一定都对国家有益。不然，那么他所做的无非是粉饰的工具，即使奔走不息，认为是贤劳，寻求其实质，都没有。
世上谈论治理的人，一定说夏商周三代。然而夏拥有天下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四十五年，周八百六十七年，合计一千九百四十四年。其间称为盛世，君主可以作为法则
者，禹、汤、文、武而已。守成之君，则启、甲、太戊、武丁、成、康而已。共止二百余年，余皆不足观矣。夏启之后，簒弑累世。周至小雅，陵迟已甚。然则欲法三代者，固自有在也。
译值得效法的，只有禹、汤、文、武罢了。守成之君，则只有启、甲、太戊、武丁、成王、康王罢了。总共不过二百多年，其余的都不值得看。夏启之后，篡位弑君之事接连发生。周朝到了小雅时期，衰败已经非常严重。那么想要效法三代的，本来自有其标准。
三代而后，如汉文帝者，可为守成令主，唐、宋皆无之。我孝皇则可与伯仲。
伊川先生云：「汉髙安能及我宋祖？」此言却过。自今言之，宋祖何敢望汉髙者？而乃颠倒如是。固是本朝开国之君，然只称其美，讳其过而已。岂得抑扬不伦之至是乎？孔子周人，何尝独称武王胜似禹汤之君？
史称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絶言路，掩蔽聦明，以成其奸；妬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悟也。此不止林甫为然，自古奸人乱国者，大较若此。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君于犯颜极谏之臣，不可遽以怒心待之，须少宁耐，回转以观其意之所在。一回转间，景象就别，始觉可怒，而终觉其可嘉者有矣。此等工夫，人主不可不用。每有言至，即动此机，比其熟日于听言何有？且此工夫在平时用更好。盖未有言至而先思其理当如此，则平心和气之时，见理更真。既能前定，则对景时自不觉其言之忤矣。
要得天下治，只在用人。用人只在用三个人：一个首相，一个冢宰，一个台长。首相得人，则能平章天下，事务件件停当；冢宰得人，则能进贤退不肖，百官莫不称职；台长得人，则能振扬风纪，有不法者，率众台官纠治之，而政体自清。如此则元气也充，神气也振，天下何愁不治？若其它用人行政，都在三人项下，固举之矣。然这三人中，尤以首相为要。
媢嫉之人，不止害贤、害国，而亦往往自害其身。如元顺帝时，江淮盗起，张九四据髙邮，韩山童男据临濠，徐贞一、倪蛮子、陈友谅乱汉沔，天下岌岌乎矣。丞相托克托统大师四十万出征，声势赫然，至髙邮，连战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贼势大蹙，天下方有可望之势。而丞相哈玛尔己忌其功，谗于元主云天下怨托克托，贬之可不烦兵而定。”元主纳其谗，遂诏散其兵而窜之，师遂大溃，皆为盗有，天下遂不可为。哈玛尔犹虑托克托再入相，矫诏酖杀之。后一年，东南州郡多陷，其言不验，乃受杖死。夫当时，何时也？使托克托之功成，则国可安，国安则已身亦有所托，而富贵可保。乃徒以忌功为念，谗托克托而又杀之。不知托克托死而国不可支，国不可支则吾身将何所托？况国且未亡，而身已先戮乎？害人而身亦不免，彼媢嫉者诚不知其何如为心也。故曰：“天下乱，无全国；国乱，无全家；家乱，无全身。”噫，可以鉴矣！
周礼》荒政十二，其十一皆寛恤，而终之以除盗贼。王浚川云：“利之而后除之，若曰可以生矣，不悛而后杀之也然乎？”曰：“不然也。年谷顺成，即有狗鼠之盗，无能为乱；凶年饥岁，民方穷苦无聊，彼奸侠不逞之徒，乘机窃发，召呼之间，流离饿殍，易于相从，乱之所由起也。故良民之寛恤者不一而足，而于盗贼独加严焉。曰‘除’者，加之意之辞也，不止祛害安民，亦所以弭衅端、保国家也。若谓利之而后除之，则何时不然者，而独于荒年云尔乎？世有等迂腐，有司不识事体，务为煦煦之政，荒年贼民抢掠，则曰：‘彼饥也，抢亦无妨。’嗟乎，是纵之为乱也。抢掠者，邦有常刑，固未曰荒年姑不行也，而安得即以弛耶？圣人之所致严者，而俗吏以行其寛，徒使孱良无主，而地方日以多故，其犹可扑灭者，幸耳。”
他日莫道夷简不曾说来，此非大臣之言也。大臣以体国为心，以济国事为忠。茍济于国，夷简不曾说来，何害？茍无济于国，夷简说来，何为？今不务事之必成，而徒为形迹，曰：“他日莫道夷简不曽说来。”为立形迹，以图免己之咎，是大臣体国之心、济事之忠乎？
人有比徳，则朝无公论。彼其各结腹心，各引羽翼，则各言所言，苍黄反复，公论何从出？
问胡致堂云：刘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然亦有可法者五，而卒不免于诛死，何也？利于公必不利于私，不利则怨生，怨生则祸起，故史称众颇嫉之，是必有说以故
译夏、商、周三代之后，像汉文帝那样的人，可以算是守成的贤明君主，唐、宋两代都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孝宗皇帝则可以与汉文帝相提并论。
伊川先生曾说：“汉高祖怎么能比得上我们的宋太祖？”这话却说得过分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宋太祖哪里敢仰望汉高祖呢？竟然如此颠倒黑白。固然宋太祖是本朝的开国君主，但只是称颂他的美德，忌讳他的过错罢了。怎么能褒贬失当到这种地步呢？孔子是周朝人，何曾单独称颂武王胜过禹、汤那样的君主？
史书记载李林甫谄媚侍奉皇帝身边的人，迎合皇帝的意旨，以巩固自己的宠幸；堵塞言路，蒙蔽皇帝的视听，以成就自己的奸恶；嫉妒贤才，排挤压制胜过自己的人，以保住自己的职位；屡次制造大案，诛杀驱逐贵臣，以张扬自己的权势。从皇太子以下，都畏惧他而不敢正步站立。他在宰相位上十九年，酿成了天下的动乱，而皇帝却不醒悟。这不只是李林甫如此，自古以来奸人扰乱国家的，大体都是这样。
良药苦口却对治病有利，忠言逆耳却对行事有利。君主对于冒犯尊严、极力劝谏的大臣，不可以立刻用愤怒的心去对待他，必须稍微忍耐，转念观察他的意图所在。一转念之间，景象就不同了，起初觉得可怒，最终却觉得值得嘉奖的情况是有的。这种功夫，君主不可不运用。每当有进言到来，就触动这个机制，等到熟练时，对于听取进言有什么难的呢？况且这种功夫在平时运用更好。因为还没有进言到来就先思考道理应当如此，那么在平和心气的时候，看到的道理更加真切。既然能够预先确定，那么面对具体情境时自然不觉得他的话违逆了。
想要天下治理好，只在于用人。用人只在于用三个人：一个首相，一个冢宰，一个台长。首相得到合适的人，就能协调处理天下事务，事情件件妥当；冢宰得到合适的人，就能进用贤才、斥退不肖之人，百官没有不称职的；台长得到合适的人，就能振作整顿风纪，有不法的人，率领众台官纠察惩治他们，而政治体制自然清明。这样元气就充足，神气就振奋，天下还愁治理不好吗？如果其他用人行政的事情，都在这三人的职责之下，本来都包括在内了。然而在这三人中，尤其以首相为重要。
嫉妒的人，不仅害贤人、害国家，而且往往也害了自己。比如元顺帝时，江淮盗贼兴起，张九四占据高邮，韩山童占据临濠，徐贞一、倪蛮子、陈友谅在汉水、沔水一带作乱，天下岌岌可危。丞相托克托统领四十万大军出征，声势赫然，到达高邮，连战皆捷，分派军队平定六合，贼势大受压制，天下刚有可以指望的形势。而丞相哈玛尔已经嫉妒他的功劳，向元主进谗言说天下怨恨托克托，贬谪他就可以不费兵力而定。”元主听信了谗言，于是下诏解散他的军队并放逐他，军队于是大败，都被盗贼占有，天下于是不可收拾。哈玛尔还担心托克托再次入朝为相，假传圣旨毒杀了他。一年后，东南州郡大多陷落，他的话没有应验，于是受杖刑而死。当时，是什么时候啊？如果托克托的功业成功，那么国家可以安定，国家安定那么他自己也有所依托，而富贵可以保全。竟然只是以嫉妒功劳为念，进谗言陷害托克托而又杀了他。不知道托克托死后国家不可支撑，国家不可支撑那么我将依托何处？况且国家还没有灭亡，而身体已经先被杀了？害人而自己也难免，那些嫉妒的人实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说：“天下动乱，没有保全的国家；国家动乱，没有保全的家庭；家庭动乱，没有保全的身体。”唉，可以引以为鉴了！
《周礼》中有荒政十二条，其中十一条都是宽恤救济，而最后一条是清除盗贼。王浚川说：“先施恩利而后清除他们，意思是说可以让他们活命了，不悔改而后杀他们，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年成丰收，即使有狗鼠那样的小偷，也不能作乱；荒年饥岁，百姓正穷苦无聊，那些奸诈侠盗不得志的人，趁机窃发，呼朋引伴之间，流离失所、饿死的人，容易跟随他们，动乱就是由此产生的。所以对良民的宽恤措施不一而足，而对于盗贼却特别严厉。说‘除’，是加强语气的词，不仅是为了去除祸害安抚百姓，也是为了消除祸端、保全国家。如果说先施恩利而后清除他们，那么什么时候不是这样呢，为什么唯独在荒年这样说呢？世上有一种迂腐的人，官吏不识大体，务求施行温和的政令，荒年贼民抢掠，就说：‘他们饥饿，抢掠也无妨。’唉，这是纵容他们作乱。抢掠者，国家有常刑，本来没有说荒年就暂不执行，怎么能因此就放松呢？圣人特别严厉的地方，俗吏却施行宽纵，只是让孱弱善良的人无所依靠，而地方日益多事，那些还能扑灭的，是侥幸罢了。”
以后不要说夷简不曾说过，这不是大臣说的话。大臣以体恤国家为心，以成就国家大事为忠。如果有利于国家，夷简不曾说过，有什么害处？如果无益于国家，夷简说过，又有什么用？现在不致力于事情必定成功，而只是做表面文章，说：“以后不要说夷简不曾说过。”为了树立表面形象，以图免除自己的罪责，这是大臣体恤国家的心、成就大事的忠吗？
人有结党比附的德行，朝廷就没有公正的舆论。他们各自结交心腹，各自援引羽翼，就各自说各自的话，反复无常，公正的舆论从哪里产生？
问胡致堂说：刘晏是言利的臣子，君子所不称道的，然而也有五件事可以效法，而最终不免于被诛杀，为什么呢？利于公必然不利于私，不利则怨恨产生，怨恨产生则祸患兴起，所以史书称众人很嫉妒他，这一定有说法的缘故。
。善为国者不谋利，善持身者不言利，利对害而言，背于义也，然欤？」曰：「非也，此正所谓徒以不言利为髙，而使人不可为国者也。夫晏也，使其黩货自丰，是言利也。然而所领者度支之官，理财固其职也。且死之日，籍録其家，惟杂书二乘，米麦数斛而已，而天下皆叹其廉，非徒利也。使其为度支也，务损下以媚上，如桑弘羊辈之为，是言利也。乃史称其理财以养民为先，因平准法，干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昻，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用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复振，晏有劳焉，是干国之臣也，利于公亦利于私，国称其能而民亦戴其惠者也。非若桑弘羊辈之为者，则何谓言利也？夫以理财之官为言利，是理财之官不当设也；居理财之官而能举其职者为言利，是居理财之官者不当举其职也，而可乎？晏功名日盛而眷遇甚隆，故媢嫉之人如常衮辈者乃忌之，非以聚财而为民所怨也。至其诛死也，则因昔尝奉诏勘鞫元载罪伏诛，其党杨炎坐贬，后炎专政，衔私恨为载报雠，遂诬构以死，而天下寃之。使晏不勘载事，虽理财固不死也；勘载事虽不为理财，固亦死也。是非以理财死也，明矣。胡乃不察事实，不为晏惜，不咎徳宗之不明，不着杨炎之极恶，而徒以晏曾理财而死，遂谓是言利背义之为害如天道报恶者然，亦谬矣。将使司国计者不以足国为务，而徒以不言利为髙，则国家何利焉？嗟乎，兵以平乱，乃不论丈人之师、弟子之师，而世俗之论徒曰兵者老氏之所忌，是使天下无兵也；刑以诘奸，乃不论出乎哀矜、出乎苛刻，而世俗之论徒曰皋陶之无后为其」主刑也，而遂有纵盗贼以为阴隲者，是使天下无刑也。不特此耳，龙逢、比干亦皆诛死，岂亦言利背义之为害耶？固知胡氏之说，不当事情，不可以为训也。
译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谋取私利，善于保全自身的人不谈论利益，因为“利”是相对于“害”而言的，违背了道义，难道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的，这正是那些只把不谈利益当作高尚，却导致人无法治理国家的人所说的。至于晏婴，假如他贪得无厌以充实自己的财富，那才是谈论利益。然而他所担任的是掌管财政的官职，管理钱财本来就是他的职责。况且他死的时候，登记他的家产，只有杂书两车，米麦几斛而已，天下人都赞叹他的廉洁，这不仅仅是因为不谈利益。假如他担任财政官职时，致力于损害百姓来讨好上级，像桑弘羊那类人的做法，那才是谈论利益。可是史书记载他理财以养育百姓为优先，依据平准法，干预山海资源，排斥商贾，控制万物价格的涨跌，掌握天下的盈余财富来辅助军费开支，虽然用兵几十年，赋税没有加在百姓身上，而用度充足，唐朝中期衰败后又重新振兴，晏婴是有功劳的，这是干练的治国之臣，有利于公家也有利于私家，国家称赞他的才能而百姓也感戴他的恩惠。如果不是像桑弘羊那类人的做法，那什么叫做谈论利益呢？如果把掌管财政的官员说成是谈论利益，那就是掌管财政的官员不应当设置；如果担任财政官职而能履行其职责的人说成是谈论利益，那就是担任财政官职的人不应当履行其职责，这可以吗？晏婴的功名日益显赫，受到的恩宠非常深厚，所以嫉妒他的人如常衮那类人就忌恨他，并不是因为他聚敛财富而被百姓怨恨。至于他被杀，是因为从前他曾奉诏审问元载的罪行，元载伏法被杀，他的党羽杨炎因此被贬，后来杨炎独揽大权，怀着私恨为元载报仇，于是诬陷构陷晏婴致死，天下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假如晏婴不审问元载的事，即使理财本来也不会死；审问了元载的事，即使不理财，本来也会死。这并不是因为理财而死，是很明显的。胡氏为什么不考察事实，不为晏婴惋惜，不责备唐德宗的昏庸不明，不揭露杨炎的极端邪恶，而只是因为晏婴曾经理财而死，就认为这是谈论利益、违背道义所带来的危害，就像天道报应恶人一样，这也太荒谬了。如果让掌管国家财政的人不以充实国家为任务，而只把不谈利益当作高尚，那么国家有什么利益呢？唉，军队用来平定叛乱，却不区分是正义之师还是非正义之师，而世俗的议论只说军队是老子的禁忌，这是要让天下没有军队；刑罚用来惩治奸邪，却不区分是出于哀怜还是出于苛刻，而世俗的议论只说皋陶没有后代是因为他主持刑罚，于是就有放纵盗贼来作为暗中积德的人，这是要让天下没有刑罚。不只是这样，关龙逢、比干也都被杀，难道也是因为谈论利益、违背道义所带来的危害吗？所以知道胡氏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可以作为准则。
古云：「招之不来，麾之不去，理欤？」曰：「口谈耳，招之不来可也，麾之如何不去？」
国家财赋仰给东南，漕粮不至则京师坐困。然漕河甚可虑，年年淤塞，年年修筑，为功促迫，劳费既多，又不的当，而挽运犹阻，此其一也。且一衣帯之水，筑之甚难，决之甚易，通之甚难，塞之甚易，意外之防尤不可忽，此又其一也。予昔当国时，念此至深，乃计通海运，非元之海洋中运也，乃边海一道，商贩私往来者，自淮直达京师，一风之便，数日可至，既不患于迟延，而较诸漕河挽运，且省无穷之力。况海运既通，则漕河自可安心修筑，不至迫促而罔功。奏功之后，二路并运，脱有一路之阻，亦自有一路之通，京师可以坐俟无忧。且国计既不专恃漕河，则意外之防可弭，所以代谋者即此而在，此万年之计也。先是予议开胶河，盖前人曾为而未成者，开此则自淮入海直达天津甚近，乃差科官往勘，有司者胥谓难成，然恐拂予意，不敢言。予审知之，即贻书科官曰：「吾所为开海运者为国也，独奈何以难成之事病国乎？既不便即已之，予固无成心也。然粮运可虑，其语诸有司，当更思所以为计者。」于是梁巡抚梦龙、王布政宗沐胥以掲帖报予曰：「海边一道，乃商贩私通往来者，自淮抵京更捷，且边海不险，又不费修筑，甚便可行。」予闻甚喜，即令奏上，予力主持行之。二君区画周详，措处停妥，造船坚好，诸事完备，海运遂通，刻日而至，人皆快之。会予去位，当事者务反吾所为，随议罢所造海舟，弃之无用，沿海诸备皆废，可惜也。然此计终难寝，当必有为国谋忠者，姑书记之。
议罢海运者，谓偶有六七艘之漂溺也。然昔漕河泛涨冲决时，曾以百万石委之泥沙，讵啻六七艘哉！闻之山东边海人云：「海行须有节次，惟海人知之。」经略者亦曾设有海人，乃运官专其利，不用故溺。今海运不行，海人犹商贩往来无患，独无粮船耳。予闻而三叹！夫不求弊之所在，而徒因噎废食，纵他日必有行时，然又劳费一番矣。
本语卷六
译古人说：“招唤他不来，挥手他不走，合乎情理吗？”回答说：“这只是口头说说罢了，招唤他不来是可以的，挥手他怎么就不走呢？”
国家的财政赋税依赖东南地区供给，漕粮不到，京师就会陷入困境。然而漕河的情况令人担忧，年年淤塞，年年修筑，工期紧迫，耗费人力财力巨大，却又不能得当，运输仍然受阻，这是第一点。况且这如同衣带般狭窄的水道，筑堤很难，决口很容易，疏通很难，堵塞很容易，对意外情况的防备尤其不可忽视，这是第二点。我过去主持朝政时，对此考虑得非常深入，于是计划开通海运，这不是元朝那种在海洋中间航行的方式，而是沿着海边的一条道路，是商贩私下往来的路线，从淮河直达京师，只要顺风，几天就能到达，既不担心延误，而且与漕河运输相比，还能节省无穷的人力。况且海运一旦开通，漕河自然可以安心修筑，不至于因为紧迫而徒劳无功。奏报成功之后，两条路线同时运输，即使有一条路线受阻，也还有一条路线畅通，京师可以坐等无忧。而且国家财政不再专门依赖漕河，那么意外情况的防备就可以消除，所以替代的谋划就在于此，这是万年的大计。在此之前，我提议开凿胶河，这是前人曾经做过但没有成功的事情，开凿这条河就可以从淮河进入大海直达天津，路程很近，于是派遣科道官员前往勘察，地方官员都说难以成功，但恐怕违背我的意思，不敢直言。我深知这一点，就写信给科道官员说：“我之所以要开通海运是为了国家，怎么能用难以成功的事情来危害国家呢？既然不方便就停止吧，我本来没有执意要成功的成见。然而粮食运输令人担忧，请告诉地方官员，应当再想想其他的计策。”于是梁巡抚梦龙、王布政宗沐都用揭帖回复我说：“海边的一条道路，是商贩私下往来的路线，从淮河到京城更加快捷，而且海边不险恶，又不耗费修筑的费用，非常便利可行。”我听后非常高兴，立即让他们上奏，我极力主张实行。两位先生筹划周密，安排妥当，建造的船只坚固良好，各项事务完备，海运于是开通，按时到达，人们都感到痛快。恰逢我离任，当权者务必要推翻我所做的，随即商议罢免所造的海船，弃之不用，沿海的各项防备都废弃了，可惜啊。然而这个计策终究难以废止，一定会有为国家忠诚谋划的人，暂且记录下来。
主张罢免海运的人，说是偶然有六七艘船漂没沉溺。然而以前漕河泛滥冲决堤岸时，曾经把百万石粮食丢弃在泥沙中，难道只是六七艘船吗！听说山东海边的人说：“海上航行必须有节制次序，只有海民知道。”经略使也曾设置海民，于是运官独占利益，不使用海民所以沉没。现在海运不实行，海民仍然像商贩一样往来没有祸患，只是没有粮船罢了。我听后再三感叹！不寻求弊端所在，却仅仅因为噎住就废掉吃饭，纵然将来一定有实行的时候，然而又要耗费一番人力财力了。
本语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