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语卷五
本语卷五
（明）髙拱 撰
孔子宪章文武，盖时王之法不可不守也。今言治者，正不可妄意纷更，只将祖宗之法求其夲意所在，而实心奉行之。纵有时异势殊，当调停者，亦只就中调停处得其当，便是不可轻出法度之外，启乱端也。此不惟分所宜，然祖宗聪明睿知，既迈伦夷，而又艰难百战以有天下，苦辛备尝，经练久熟，具所贻谋。为法既审，为虑更深，固非后世踈浅之见所能及也。夫岂可以一事之未便，而遂乖天下之全图？以一时之未便，而遽梗万年之长计哉？
国家用人，匪徒资治，亦即以安天下之人也。故大臣小臣，分列上下，散布内外，又有士有胥，史下至里社，亦各有长。多其等，广其途，尽网罗天下之才而用之。使天下之人，茍有一长一艺，异于齐民者，随其才之大小，皆入吾之网罗。彼其旣入网罗，则皆有事于所职，不惟顾惜所有，而又有所望于进取，孜孜焉，垂死而犹有歉于所期之未遂，故无暇于为乱。且等既多矣，途既广矣，于是而不在网罗，则至愚下之人而已矣。至愚下之人，安能为乱？即为乱，亦易扑灭，而天下常可得安，此英雄御世之微机也。末季之世，不知此意，不以爵禄收拾人才，乃徒用奸巧之人，甘其谀佞；徒用庸陋之人，乐其委顺。彼其盘据要津，不止壊国事，塞贤路，每每恶直丑正，摧折天下之才，以快其忮毒，使人抑阏寃愤，无所控诉，激而不堪之甚，则黄巢之事所由起也。且如元末兵乱，朝廷更无可用之人，则宜其世之无人矣。我圣祖时，佐命元勲，固即元之人也。使元能收拾縻以爵禄，则才不在下，安得败亡至此？是可不为永鉴也哉。
天变诚可畏，然天心仁爱，人君亦是曲说。求其理而不得，则亦不之信矣。今只云天灾流行，祸乱将作，必须谨修政事，爱恤人民，以保固国家，则灾可无害；不然将不可救药，而祸乱成矣。此自实言，自可使人君知惧。
朝廷之上，不可无忠诚刚正逺识之重臣。彼其气有夙养，可以当大事而不慑；谋有预定，可以平大难而不惊。猝遇缓急，国有所赖以为安，人有所仗以无恐。若徒以奸巧窭细之人，充揆宰钧枢之任，无事则结援蔽主，倚势作威，自以为可震四海；一旦有事，颠顿仓惶，神夺气丧，计无所出，卖国从逆之事，皆为之矣。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
乱不起于乱，必有其几。圣人当休否之时，已谨苞桑之戒，几未动而先图，所谓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者也。次之则乱几有动能，早识而亟图，祸即可弭，力亦甚省。又次则乱形已出而后救之，然亦必得拨乱反治之才，竭力劻勷，仅而可免。若至已乱，则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故治乱之几，不可不深察也。然惟有道之人能察之，彼庸人者流，燕雀处堂，栋宇将焚，犹栩然以为乐，而方笑圣人之过计，可与言哉？
纪纲之壊，莫大于国是之不明，尤莫大于上下蒙蔽而人主终于不知。夫国是不明，则奸臣舞智以愚人，邪臣党比而丑正，乱之道也。然有时而明，国法有行焉，则犹可以为戒。若上下蒙蔽而人主终于不知，则舞智者恬焉得计，党比者敢于效尤，袭为故常，无复有发觉之者。于是以威福为己物，任其播弄，必至于乱而后已。考亭先生曽云：「吕微仲、范尧夫为相，用调停之说，兼用小人，更无分别，所以成后日之祸。」如王安石罪既明白，后即加罪于蔡确之徒，论来安石是罪之魁首，却于其死加太傅及赠礼皆备，想当时也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来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合当头白其罪，使人得知是非邪正。所谓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须是明显其不是之状，若更加旌赏，却惹得后来许多羣小不服。看来天下事，须是先论其大处，如分别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于中间酌量轻重浅深施用，此言良是。今观当时今日绍述，明日调停，只在朝廷上混乱不了，皂白无辨，国事尽隳，迄至靖康而后，已有国者岂可使时事一至于斯。
帝王创业垂统，必有典则贻诸子孙，以为一代精神命脉。
译《本语》卷五
（明）高拱 撰
孔子效法周文王、周武王，大概是因为当朝国君的法度不可不遵守。如今谈论治国的人，正不可以随意妄为、频繁更改，只应当探求祖宗法度的本意所在，并真心实意地奉行它。纵然有时势不同、情况特殊，需要调和变通的地方，也只在其中寻求恰当的调和方式，就是不可轻易超出法度之外，从而开启祸乱的端绪。这不仅是因为职责所在应当如此，而且祖宗聪明睿智，既超越常人，又历经艰难百战才拥有天下，尝尽苦辛，经验丰富老练，所留下的谋略规划。制定的法度既审慎，考虑的计谋又深远，固然不是后世浅薄见识的人所能企及的。怎么能因为一件事暂时不便，就违背天下的整体规划？怎么能因为一时的不便，就阻碍万年的长远计策呢？
国家任用人才，不仅仅是为了治理政事，也是为了安定天下百姓。所以大臣和小臣，分别位列上下，散布于内外，又有士人和胥吏，史官下至乡里社稷，也各自有长官。增加等级，拓宽途径，尽量网罗天下的人才而加以任用。让天下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不同于普通百姓的，无论才能大小，都纳入我的网罗之中。他们既然进入网罗，就在各自的职位上有所作为，不仅顾惜已有的地位，而且对进取有所期望，勤勉不懈，直到临死还对未能实现期望感到遗憾，因此没有空闲去作乱。况且等级已经很多，途径已经很广，这样不在网罗之中的，只是极愚蠢低下的人罢了。极愚蠢低下的人，怎么能作乱？即使作乱，也容易扑灭，而天下常常可以得到安定，这是英雄驾驭世道的微妙机理。末世的人，不懂得这个用意，不用爵位俸禄来收揽人才，却只用奸诈巧伪的人，贪图他们的阿谀奉承；只用平庸鄙陋的人，喜欢他们的顺从听话。他们盘踞要津，不仅败坏国家大事，堵塞贤人的仕途，常常厌恶正直、丑化公正，摧折天下的人才，以发泄他们的嫉妒毒恨，使人压抑冤愤，无处控诉，激愤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这就是黄巢之乱兴起的原因。况且像元末兵乱，朝廷再也没有可用的人才，那么应当说世上没有人才了。我圣祖（明太祖）时，辅佐建立功业的元勋，本来就是元朝的人。如果元朝能够用爵位俸禄来收揽牵制他们，那么人才就不会流落民间，怎么能败亡到这种地步？这难道不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吗？
天象的变化确实令人畏惧，然而说天心仁爱，人君也是曲解的说法。探究其道理而不得，也就不相信了。现在只说天灾流行，祸乱将要发生，必须谨慎修明政事，爱护体恤百姓，以巩固国家，那么灾祸就不会有害；否则将不可救药，而祸乱就形成了。这是实在的话，自然可以使人君知道恐惧。
朝廷之上，不可以没有忠诚刚正、有远见的重臣。他们的气度早有涵养，可以担当大事而不畏惧；谋略早有预定，可以平定大难而不惊慌。突然遇到紧急危急的情况，国家有所依赖而得以安定，百姓有所倚仗而没有恐惧。如果只是用奸诈巧伪、狭隘浅薄的人，充任宰相枢机之职，无事时结党营私、蒙蔽君主，倚仗权势作威作福，自以为可以震慑四海；一旦有事，颠沛困顿、仓皇失措，精神丧失、气魄消沉，计策无法想出，卖国投敌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了。鄙陋的人，可以侍奉君主吗？
祸乱不是凭空产生的，必定有它的苗头。圣人在太平与危难的交替之时，已经谨慎地吸取苞桑之戒，在苗头未动之前就预先谋划，这就是所谓在混乱之前建立治道，在危亡之前保卫国家。次一等的是祸乱的苗头已经能动，及早识别并迅速谋划，祸患就可以消除，力量也节省很多。再次一等的是祸乱的形势已经出现而后去挽救，但也必须得到拨乱反正的人才，竭尽全力辛劳谋划，仅仅可以免于祸患。如果到了已经混乱的地步，那么善良的人也无能为力了。所以治乱的苗头，不可以不深入考察。然而只有有道的人能考察它，那些庸人一类，像燕雀处在堂屋，栋梁即将焚烧，还悠然自得以为快乐，反而嘲笑圣人过于谨慎，可以和他们谈论吗？
纲纪的败坏，没有比国家大政方针不明更大的，尤其没有比上下蒙蔽而君主最终不知道更大的。国家大政方针不明，那么奸臣施展智巧来愚弄人，邪臣结党营私而丑化正直，这是祸乱之道。然而有时还能明确，国家法度得以施行，那么还可以作为警戒。如果上下蒙蔽而君主最终不知道，那么施展智巧的人安然得计，结党营私的人敢于效仿，沿袭成为惯例，不再有被发现的人。于是把威福当作自己的私有物，任意播弄，必定导致祸乱而后止。考亭先生（朱熹）曾说：“吕惠卿、范纯仁为相，采用调停的说法，兼用小人，不再分别，所以造成后来的祸患。”如王安石的罪过已经明白，后来就加罪于蔡确等人，论起来王安石是罪行的魁首，却在他死后加封太傅及赠礼皆备，想当时也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来这般，却非常不好。要好就应当当面指出他的罪过，使人知道是非邪正。所谓明确他是贼敌，才可以使人信服。必须明显指出他的不是之处，如果更加旌表赏赐，却惹得后来许多小人不服。看来天下事，必须先论其大处，如分别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才好。在中间斟酌轻重浅深施用，这话很对。现在看当时今日绍述，明日调停，只在朝廷上混乱不了，黑白不辨，国家大事尽毁，直到靖康之后，已有国家的人岂能使时事一至于斯。
帝王创立基业、流传统绪，必定有典章法则留给子孙，作为一代的精神命脉。
我祖宗燕谋宏密，注意渊逺，非前代可及。圣子神孙，守如一日，治如一日，猗欤盛矣。迨我穆皇未获有所面授，我皇上甫十龄，穆皇上宾，其于祖宗大法，盖未得于耳闻也。精神命脉既所未悉，将何以鉴成宪，绳祖武乎？今日讲经书后，又讲《贞观政要》等书。臣愚谓宜先知祖宗家法以为主本，而后可证以异代之事，不然徒说他人，何切于用？乃欲于祖宗列圣实録所载，圣敬事天之实，圣学传心之法，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欲，如何务勤俭，如何察谗佞，如何总揽大权，如何开通言路，如何进君子退小人，如何赏功罚罪，如何肃宫闱，如何御近习，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抚百姓，如何镇抚四夷，撮其紧切，编辑成书，进呈御览。在讲筵则日进数条，在法宫则日披数段，庶乎祖宗立国之规模，保邦之要略，防微杜渐之深意，弛张操纵之微机，可以得其大较。且今日之域中，祖宗之天下，即以祖宗之事行之今日，合下便是，不须更费商证，而自无所不当我皇上聪明天纵，睿智日开，必因而益遡祖宗精神命脉所在，以觐耿光，以扬大烈，以衍万年无疆之祚者，将在于是，则特为之引其端焉尔。是臣愚犬焉之心也，方遂请之而遂以废去，特述其意于此。倘有取而行之者，则犬马之心亦自可遂，不必出自我也。
译我朝祖宗谋划宏大精密，目光深远，非前代所能企及。圣明的子孙，守成如一日，治理如一日，真是兴盛啊。等到我穆宗皇帝时，未能亲自面授教诲，我皇上年仅十岁，穆宗皇帝便驾崩了，对于祖宗的大法，大概未曾耳闻。精神命脉既然未曾了解，将如何借鉴成法，遵循祖业呢？今日讲完经书后，又讲《贞观政要》等书。臣愚以为，应当先知晓祖宗家法作为根本，然后才可以拿其他朝代的事情来印证，否则空谈他人之事，对实际有什么用？于是想从祖宗列圣实录所载中，选取圣敬事天的实质，圣学传心的方法，如何谨慎起居，如何戒除嗜欲，如何致力于勤俭，如何察辨谗佞，如何总揽大权，如何开通言路，如何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如何赏功罚罪，如何肃清宫闱，如何驾驭近侍，如何督治百官，如何安抚百姓，如何镇抚四夷，撮取其中紧要切要的内容，编辑成书，进呈御览。在讲筵上每日进献数条，在法宫中每日披阅数段，或许祖宗立国的规模，保邦的要略，防微杜渐的深意，弛张操纵的微妙机理，可以大致掌握。况且今日疆域之内，是祖宗的天下，用祖宗的事迹施行于今日，当下便是对的，不必再费事商榷考证，而自然没有不恰当的。我皇上聪明天纵，睿智日益开启，必定因此更加追溯祖宗精神命脉所在，以显扬光明，以弘扬大业，以延续万年无疆的福祚，将在于此，所以特别为此引出端绪罢了。这是臣愚昧如犬马般的忠心，刚要请求施行却随即被罢免，特此在此陈述其意。倘若有人采纳施行，那么犬马之心也就自然得以实现，不必出于我本人。
宰相，天下之枢，必得心术正、徳行纯、识见髙、力量大、学问充、经练熟者，方可为之。若不试以事，徒取文艺，不拣其才，徒俟俸资，则岂能遂为百辟之师，平章军国重事，而无舛乎？
格心，有根本，有功夫，有机括，有次第。不在谏诤上也，还不在言语上也，还不在形迹上。
相业无迹，其格心处，君尚不知人，又孰得而知之后人？不在心上做，只务形迹；不在君徳上做，只论事功，故相业鲜。
致君以格心为本，格心以诚意为本。今日辅徳之事全未，且莫说朝夕纳诲，格君心之非，即平日何曽讲论个道理，商量个政事？纵紧急不得已事，亦只札子往来而已。书既不能尽意，而又先经内官之手拆视而后进上，机密之言如何说得？君臣道隔未有甚于此也。然事须面议乃得其情，而面议不得，开端不止。内官不乐人主与大臣说话，恐破其壅蔽；而辅臣亦不敢苦请面对。若忽然问一件道理，未必能知；问一件事体，未必能处。原无本领，当面说个甚，所以亦不乐于面对也。
辅徳辅政，平章四海，只是至诚则得，不然皆无有矣。圣祖罢丞相，分其权于六卿，而上自裁决。成祖始制内阁，以翰林官七人处之，备问代言，商搉政务，极其宠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嗣后遂理机务，庶政比其久也，则遂隆以师保之官，称辅臣焉。虽无宰相之名，有其实矣。然皆出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诸首甲与夫庶吉士之选，留者其选也以诗文，其教也以诗文，而他无事焉。夫用之为侍从，而以诗文犹之可也。今既用于平章，而犹以诗文，则岂非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乎？旧制固不敢议，而就中有以为之处焉，亦无不可者。诚宜于其选也，必择夫心术之正，徳行之良，资性之聪明，文理之通顺者充之，而即教之以翰林职分之所在。如一在辅徳则教之以正心修身，以为感动之本，明体达用，以为开导之资，如何潜格于其先，如何维持于其后，不可流于迂腐，不可狃于曲学，虽未可以言尽，然日日提撕，日日闻省，则必有知所以自求者矣。其一在辅政，则教之以国家典章制度，必考其详，古今治乱安危，必求其故，如何为安常处顺，如何为通变达权，如何以正官邪，如何以定国是，虽难事事预拟，亦必当有槩于中也。于是乎教之以明解经书，发挥义理，以备进讲；教之以训廸播告之辞，简重庄严之体，以备代言；教之以错综事理，审究异同，以备纂修；而应制之诗文，程士之文艺，在其后焉。面命而耳提之，日省而月试之。养之既久，则拔其尤者留之翰林。既留之后，仍以旧业日加淬励，阁臣时时督课，与之讲论，试其所有之浅深，观其行履之实否。比其久也，则又拔其尤者而登用之，如此庶乎相可得人，相业必有可观者。翰林庶吉士固未尝不可也。今也止教诗文，更无一言及于君徳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贺寿以为文，栽花种栁以为诗，羣。天下英才，为此无谓之事，而乃以为养相材，逺矣。
阁臣用翰林，而他衙门官不与。既未经歴外事，事体固有不能周知者。而他衙门官无辅臣之望，亦不复为辅臣之学，此所以得人为难也。今宜于他衙门官，选其徳行之纯正、心术之光明、政事之练达、文学之优长者，在阁与翰林参用之。如吏部必用翰林一人者，然恒有其人，继继不絶，庶乎外事可得商搉，处得其当而无舛，而他衙门官有志者亦肯习为平章之业，就中又可以得人也。然此亦有先朝故事，如李文达、薛文清者，皆自他衙门入，便以为例，有何不可？虽然，必是当国者访用惟公、鉴别惟明，乃可为此事，不然亦止济其私，而刘宇、曹元入之矣。
或曰：古云立贤无方，故太公用于磻溪，傅说举于版筑，盖通天下而用之也。而子独拘之于翰林之间，廷臣一二之内，不亦狭乎？曰：此别有论，今只就国制中为之处耳。程子云：「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非义也。」若论为治，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为，则何义之有？
人徒曰：“用贤才，而不
译宰相是国家的枢纽，必须内心端正、德行纯正、见识高超、能力强大、学问渊博、经验丰富的人，才能担任。如果不通过实际事务来考验，只凭文章辞藻取士，不考察其才能，只等待资历俸禄，那么怎能成为百官的表率，妥善处理军国大事而没有差错呢？
端正君心，有根本，有功夫，有关键，有次序。不在于直言规劝，也不在于言语表达，更不在于外在表现。
宰相的功业没有形迹，他端正君心的地方，君主尚且不知道，又谁能知道并传给后人？不在内心上下功夫，只追求外在表现；不在君主的德行上做文章，只谈论事功，所以宰相的功业很少。
辅佐君主以端正君心为根本，端正君心以真诚为根本。如今辅佐君主德行的大事完全未做，暂且不说早晚进献教诲、纠正君心的错误，即平日何曾讨论过道理，商量过政事？即使是紧急不得已的事，也只是公文往来而已。书信既然不能充分表达心意，而又先经过宦官之手拆阅后才呈给皇帝，机密之言如何能说？君臣之间的隔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事情必须当面商议才能了解实情，而当面商议不能实现，开端就不止于此。宦官不喜欢君主与大臣说话，恐怕打破他们的蒙蔽；而辅臣也不敢恳请面见。如果忽然问一个道理，未必能知道；问一件事，未必能处理。原本没有本领，当面说什么，所以也不喜欢面见。
辅佐君主德行和政务，统筹四海，只有至诚才能做到，否则都没有。圣祖罢免丞相，将权力分给六卿，由皇帝亲自裁决。成祖开始设立内阁，让七位翰林官在其中，以备咨询和代言，商讨政务，极其宠信亲密，但没有统筹的职责。此后逐渐处理机要事务，各种政务时间久了，就尊崇他们为师傅保官，称为辅臣。虽然没有宰相的名号，却有宰相的实质。然而都出自翰林，翰林官都出自状元和庶吉士的选拔，留任者选拔标准是诗文，教育内容也是诗文，其他没有事务。任用他们作为侍从，以诗文为标准还可以。现在既然任用他们统筹政务，却仍以诗文为标准，那么岂不是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吗？旧制固然不敢议论，但在其中有所调整，也未尝不可。确实应该在选拔时，必定选择内心端正、德行良好、资质聪明、文理通顺的人充任，并立即教导他们翰林职分所在。如果一方面辅佐君主德行，就教导他们正心修身，作为感动的根本，明体达用，作为开导的资本，如何预先潜移默化，如何事后维持，不可流于迂腐，不可拘泥于曲学，虽然不能完全用言语说尽，但日日提醒，日日听闻反省，就必定有知道如何自我追求的人了。如果一方面辅佐政务，就教导他们国家典章制度，务必考察详细，古今治乱安危，务必探求原因，如何安常处顺，如何通变达权，如何纠正官邪，如何确定国是，虽然难以事事预先拟定，但也必定心中有大致轮廓。于是教导他们明解经书，发挥义理，以备进讲；教导他们训导宣告的言辞，简重庄严的文体，以备代言；教导他们错综事理，审究异同，以备纂修；而应制诗文，考核士人的文艺，放在后面。当面命令并耳提面命，每日反省每月考试。培养久了，就选拔其中优秀者留在翰林。留任之后，仍以旧业每日加强磨砺，阁臣时时督促考核，与他们讲论，测试他们学识的深浅，观察他们行为的虚实。时间久了，就再次选拔其中优秀者任用，这样大概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宰相的功业必定有可观之处。翰林庶吉士本来未尝不可。现在只教诗文，更没有一句话涉及君主德行和治国之道，而又常常送行贺寿写文章，栽花种柳写诗，让天下英才做这些无意义的事，却认为这是培养宰相人才，相差太远了。
阁臣任用翰林，其他衙门官员不参与。既然没有经历外事，事情本来就不能全面了解。而其他衙门官员没有成为辅臣的希望，也不再学习辅臣的学问，这就是得到合适人选困难的原因。现在应该在其他衙门官员中，选拔德行纯正、内心光明、政务熟练、文学优秀的人，在阁中与翰林参用。如吏部必用翰林一人，常常有人，连续不断，大概外事可以商讨，处理得当而没有差错，而其他衙门官员有志者也愿意学习统筹的功业，从中又可以得到人才。然而这也有先朝故事，如李文达、薛文清，都从其他衙门进入，便作为例子，有什么不可？虽然如此，必定是当权者访用公正、鉴别明智，才能做这件事，否则也只是满足私欲，而刘宇、曹元就进入了。
有人说：古语说立贤没有固定方向，所以太公被用于磻溪，傅说被举荐于版筑，大概是通天下而任用。而你却局限于翰林之间，廷臣一二之内，不也太狭隘了吗？回答说：这另有议论，现在只在国家制度中做安排罢了。程子说：“处在当今时代，不安于当今法度，不是义。”如果论治国，必须在当今法度内处理得当，才符合义。如果必须更改后才能做，那么有什么义呢？
人们只说：“任用贤才，而不
知贤才必须培养于先，俟其成而用之，乃可以济天下之务。若不待其成而用，未有不偾事者。”此非才之不美也，茍为不熟，不如荑稗。虽种之美者，而亦不可食也。
译知道贤才必须预先加以培养，等到他们成才后再加以任用，这样才能成就天下的事业。如果不等他们成才就加以任用，没有不把事情搞砸的。这并不是贤才本身不优秀，如果谷物没有成熟，还不如杂草。即使是良种，也不能食用。
国家用人，必循资次，固不可违；然处之有道，亦无不可。葢用人不在用之之日，必须预为之计。官之职事不同，人之才器不一。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之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诸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不然，则天下虽有其才，而资不相及，逺不可致，安得辏用乎？此惟有为国之心者，可与言之。
今有百锁焉，亦有百匙焉。各寻其匙而投之，无不利者。若以为锁固在此，匙固在此也，而槩以投之，则锁与匙俱壊。夫官各有所事，而人各有所长。以所长治所事，则人既得展其能，事亦可底于绩。茍用违所长，未有不败者矣。今天下非无才也，而事功不兴者，锁匙之用背也。然匙固在，锁固在也。
才徳兼者上也，有根本而才气微者次也，有才气而根本微者，又其次也。然皆不可弃，以才气胜者，用诸理繁治剧；以根本胜者，用诸敦雅镇浮。若夫钧衡宰制之任，必得才徳兼备之人，而阙其一者，断不可以为也。
今人只用形迹，更不察实，故有务为夙夜奔走之状，以为勤者，然有益于事则鲜；务为慷慨忧时之说，以为忠者，然有济于事则鲜。夫无益于事，勤于何有？无济于事，忠于何在？若在上者惟要诸有益于事者为勤，有济于事者为忠，而形迹不得以为溷，则务实者既可以奏功，无实者亦不敢增扰。
国家仿虞廷之制，文官三年考满，三考始论黜陟。然朝觐考察既有所汰，而在任又有死亡、丁忧、事故去者，则安得便有九年满者补之？故后又有推升之例。推升之例行，于是九年考满者鲜矣。然前朝官尚久任，三考尚有其人。又后久任之法不行，固有未及三年而升者焉，又有升未三年又升、再升者焉。盖四五任未一考，而况三考乎？其九年考满者间见，翰林、史官、卫经歴等，而余不复闻。然亦止有升而无黜，是考绩黜幽之典废，此考察所以不能无弊也。然法不能无弊，而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胜言，乃遂袭为故套，无复置议者。此士风日败，而治理所以不兴也。自今言之，以六年之官而考于三二人，以六年之事而核于三二日，则岂能得其善恶之真？所以毁誉肆出，飞语中伤，而行事者遂以为据。大奸任其弥缝，小过取以塞责，十分曽无一二之实，此一弊也。六年之间，其考满者率加以美辞，又数升迁，有至二三品者，而考察之时乃又以原官指摘而黜谪之。夫使其不肖，固当处也。乃何故加以美辞，又数升迁？既加美辞、数升迁，乃何又以原官黜谪之？先后不一，自相矛盾，非所以示劝惩于天下，此又一弊也。每考察时，所去之人前后不相上下，其数未足则必取盈，其数已足即不复问。天下岂有六年之间不肖者皆有定数？其为茍且了事可知，此又一弊也。考察各衙门皆须有人，如此衙门已有人矣，遂不复动，曰“难为他衙门也”；如彼衙门无人，亦必以人实之，曰“奈何空此衙门也”？夫考察本为去不肖也，使不肖者多，不妨尽去；无不肖者，不妨不去。而所为乃如此，徒使不肖者徼数多之幸，而贤者受辏数之苦，此又一弊也。惟其如此，遂使考察之时，不肖者造作言语，鼓弄风波，倾陷善人，以图衙门有人而可以免已其善者则畏缩而无以。自藏盖非惟不能去不肖而尤以长人不肖之计伤贤者之心，此又一弊也。被黜者既不许辩，科道纠劾不公之例又复不行，遂使权奸于此行忮害之毒，以为此乃死局，禁锢终身者矣。乃以平日所憾、所忌、所异己者推入其中，使抱没齿之恨而不得再见天日，以此人视考察如必不可脱之囹圄，如万丈必不可出之陷穽，惟恐推其身于此。盖曰平日之蹭蹬贬黜犹可言也，一推身于此则不可言也。而承奉权奸无所不至，惟恐少忤其意而施毒于此焉。是以朝廷瘅恶之条，徒为权奸作威固党之具，不惟临事行其倾陷之计，而平日犹持此以为吓制之机，使朝臣垂首丧气，无复志节，皆由于此，此又弊之大者也。嗟乎，其弊一至于此，乃国家亦何利而为之！今宜以黜汰之事，令考功司、河南
译国家任用人才，必定遵循资历次序，这固然不可违背；然而如果处理得当，也没有不可行的道理。因为用人不在于任用的那一天，必须预先做好规划。官员的职责不同，人才的才能与器量也不相同。现在对于紧要的官职，各自预先挑选适合担任此职的人才，每三两人安置在相近的地方，等待补缺作为后备。一旦有空缺，就有合适的人选，大概就不会缺乏人才了。否则，即使天下有人才，但资历达不到，路途遥远无法招致，怎能凑合使用呢？这只有怀有治国之心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
现在有一百把锁，也有一百把钥匙。各自寻找对应的钥匙去开锁，没有不顺利成功的。如果认为锁本来在这里，钥匙本来在这里，就胡乱地投掷钥匙去开锁，那么锁和钥匙都会损坏。官员各自有负责的事务，人各自有擅长的地方。用人的长处去处理相应的事务，那么人既能施展才能，事情也能取得成效。如果任用违背了人的长处，没有不失败的。现在天下并非没有人才，而事业功绩不能兴起的原因，就是锁和钥匙的使用背道而驰。然而钥匙本来在这里，锁本来也在这里。
才德兼备的人是上等，有根本但才气微弱的人是次等，有才气但根本微弱的人，又是次一等。然而这三类人都不可抛弃，以才气胜出的，任用他们处理繁杂艰巨的事务；以根本胜出的，任用他们敦厚雅正、镇抚浮躁。至于那些执掌国政、统领全局的重任，必须得到才德兼备的人，缺少其中一方面的，绝对不可以担任。
现在的人只看重表面的行为，不再考察实际，所以有人刻意做出早晚奔波的样子，被认为是勤勉，然而对事情有益处的却很少；有人刻意发表慷慨忧时的言论，被认为是忠诚，然而对事情有帮助的却很少。如果对事情没有益处，勤勉体现在哪里？如果对事情没有帮助，忠诚体现在哪里？如果在上位者只要求对事情有益处的才是勤勉，对事情有帮助的才是忠诚，而不让表面的行为来混淆视听，那么务实的人就可以建立功绩，没有实绩的人也不敢增加扰民的行为。
国家仿效虞舜朝廷的制度，文官三年考核期满，经过三次考核才评定升降。然而朝觐考察既然有所淘汰，而在任期间又有死亡、丁忧、因事故离职的人，那么怎能等到九年期满才补充空缺呢？所以后来又有推升的惯例。推升的惯例实行后，于是九年考核期满的人就很少了。然而前朝官员尚且长期任职，三次考核尚且有其人。后来又长期任职的制度不实行，本来就有未满三年就升迁的，又有升迁未满三年又升迁、再次升迁的。大概四五任官职未满一次考核，何况三次考核呢？那九年考核期满的人偶尔可见，如翰林、史官、卫经历等，其余就不再听闻了。然而也只是有升迁而没有贬黜，这是考核政绩、贬退昏庸的制度废弛，这就是考察不能没有弊病的原因。然而制度不能没有弊病，而实行久了，其弊病更不可胜数，于是沿袭成为旧套，不再有人议论。这是士风日益败坏，而治理不能兴起的原因。从今时来看，用六年的官职来考核两三个人，用六年的事务来核实两三天，那么怎能得到善恶的真实情况？所以毁谤和赞誉肆意出现，流言蜚语中伤他人，而做事的人于是以此作为依据。大奸臣凭借它来弥缝过失，小过错拿来搪塞责任，十分之中曾无一二的真实，这是第一个弊病。六年之间，那些考核期满的人大都被加上美好的评语，又多次升迁，有的甚至升到二三品，而在考察的时候却又以原官职的缺点指摘并贬谪他们。如果让他们不贤，本来应当处置。那么为什么加上美好的评语，又多次升迁？既然加上美好的评语、多次升迁，那么为什么又以原官职贬谪他们？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这不是用来向天下显示劝善惩恶的方法，这是第二个弊病。每次考察时，被罢免的人前后不相上下，人数不够就必定凑足，人数够了就不再追问。天下哪有六年之间不贤的人都有固定数目的？其苟且了事的情况可知，这是第三个弊病。考察各衙门都必须有人，如果这个衙门已经有人了，就不再变动，说“难为其他衙门了”；如果那个衙门没有人，也必定用人填补，说“怎能空着这个衙门呢”？考察本是为了罢免不贤的人，如果不贤的人多，不妨全部罢免；如果没有不贤的人，不妨不罢免。而所做的却是这样，只是让不贤的人侥幸凑够数目，而贤能的人遭受凑数的痛苦，这是第四个弊病。正因为这样，于是使得考察的时候，不贤的人制造言语，鼓动风波，倾陷好人，以图衙门有人而可以免除自己，而好人则畏缩而无法自保。这不仅是不能罢免不贤的人，更是以助长不贤的计谋伤害好人的心，这是第五个弊病。被贬黜的人既不允许辩解，科道纠劾不公的惯例又不实行，于是使得权奸在这里施行嫉妒害人的毒计，认为这是死局，禁锢终身了。于是把平日所怨恨、所忌惮、所异己的人推入其中，使他们抱恨终生而不得再见天日，因此人们视考察为必不可逃脱的牢狱，如万丈必不可出的陷阱，只恐把自己推入其中。大概说平日的坎坷贬黜还可以辩解，一旦推入其中就无法辩解了。而承奉权奸的人无所不至，只恐稍违其意而在此施加毒手。所以朝廷惩恶的法令，徒然成为权奸作威作福、巩固党羽的工具，不仅临事施行倾陷的计谋，而且平日还持此作为吓唬控制的手段，使得朝臣垂头丧气，不再有志向节操，都由于此，这是最大的弊病。唉，弊病竟然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国家又有什么利益而这样做呢！现在应当把罢免淘汰的事情，命令考功司、河南
道行于三六九年考满之时，于理为得。或曰：祖宗九年议黜，三六年不为早乎？曰：九年者既百无一人焉，而三六年又不议黜，将遂无黜陟之典乎？且考察有不一载而去之者矣，三六年议黜不犹愈于不一载而去之者乎？且彼一人也，考功一司官考之，又总之于堂上；河南一道官考之，又总之于堂上。耳目既多，实自难掩，又非一日而了，乃得以从容体访审核。是以众人而考一人，以数时而完一事，复者复，升者升，黜者黜，谪者谪，事自精确，必不至于亏人，而是非大相逺也。盖考察略而考满详，考察粗而考满精，考察暧昧而考满明白，考察匆遽而考满从容，较而言之，自知矣。然又有未及三六九年考满而改节恣肆者，则考察亦不可无，但不必定在六年，只偶一为之，去其太甚者数人，示戒而已。其有被害亏枉者，许人指言研审得情，仍为昭雪，庶小人不得施其溷飞语，不得遂其谗，奸人不得终其毒，日日考焉，恶者不得徼六年之幸，人人自考焉，善者不至恐辏数之及何不可者？独奈何？必舎精而事粗，舎详而事略，舎明白而事暧昧，舎从容审核而徒事于匆遽卤莽者也。
译在官员任职三、六、九年考满之时进行考核，从道理上讲是恰当的。有人问：祖宗规定九年才议定黜退，三六年进行考核不是太早了吗？回答说：如果九年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被黜退，而三六年又不议定黜退，难道就从此没有升降黜陟的制度了吗？况且考察中也有任职不满一年就被罢免的情况，三六年议定黜退，难道不比任职不满一年就被罢免更好吗？再说对于某一个人，由考功司的官员考核他，又汇总到尚书省；由河南道一地的官员考核他，又汇总到尚书省。耳目众多，实情自然难以掩盖，而且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于是可以从容地体察访查、审核核实。因此用众人来考核一人，用数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件事，该复职的复职，该升迁的升迁，该黜退的黜退，该贬谪的贬谪，事情自然精确，必定不至于亏待他人，是非也就大大区分清楚了。大抵考察简略而考满详细，考察粗糙而考满精细，考察暧昧不明而考满清楚明白，考察匆忙急促而考满从容不迫，比较而言，自然就知道优劣了。然而又有未到三、六、九年考满就改变节操、恣意妄为的人，那么考察也不可没有，只是不必一定在六年进行，只是偶尔做一次，罢免那些太过分的人中少数几个，以示警戒罢了。如果有被害受冤屈的人，允许人们指陈言说，经过研审查得实情，仍然为他们昭雪，这样小人就不能施展他们混淆视听的流言，不能得逞他们的谗言，奸人就不能最终施行他们的毒害，天天进行考核，作恶的人不能侥幸等到六年，人人自我考核，行善的人不至于担心凑数凑到头上，这有什么不可行的呢？唯独为什么一定要舍弃精细而从事粗糙，舍弃详细而从事简略，舍弃清楚明白而从事暧昧不明，舍弃从容审核而只从事匆忙卤莽的事情呢？
大明会典，凡官员任满考核及朝观考察，各有定制。若因事考察，间一举行，无常例。然在国初未有也。正统元年，始奏准两京五品以下官员，从本衙门堂上官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本部验实，具奏定夺。景泰三年，奏准六部等衙门堂上官考察各属主事等官，才力不胜者，降典史；老疾官冠帯致仕。天顺八年，奏准本部都察院会同内阁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职，并在外布按二司官，有不公者，许令科道官指实劾奏。南京各衙门照例考察，有不公者，令南京科道官劾奏。成化四年，令两京文职堂上官，曾经科道纠劾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徳不称职者，各自陈致仕，取自上裁。五品以下官，本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公同考察，年老无为、贪浮酷暴者，革职。弘治元年，令两京五品以下官照例考察，其被黜之人有造言生事、摭拾妄奏者，发遣为民。十年，令两京官照例考察，然皆十年一行，亦未有一定之题目，一定之处分也。至弘治十七年，始令六年一次考察，遂至今为然。然事例有八目四科：曰贪，曰酷为民，曰不谨，曰罢软冠帯闲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浅露降调外任。法可谓密矣。乃行事者不体朝廷之意，而皆袭为含糊暧昧不明之说，曰贪而已，更不列其贪之状；曰酷而已，更不列其酷之状；曰不谨而已，更不列其不谨之状，余皆然。徒加之名，不指其实。不止罔者无以压服其心，即当其罪者亦无以压服其心。何者？未有以明之也。然此有二弊焉。访之不的，知之不真，若明指其实，则不符者多矣，此其一也。内阁部院之臣于内有所私意中伤，若明指其实，则必将以无作有，以轻作重，私害昭然在人矣，此又其一也。夫是以止加空名而不指实事，使天下徒有骇疑而不得其故，言官纵欲指摘而不得其端，遂茍且了。事之图泯，权奸倾陷之迹，便己以残人，假公以威众，莫甚于此也。而朝廷法度可如是举行，天下人才可如是摧折乎？今诚宜于考察时，令部院官务核名实：某也贪，必列其贪之事；某也酷，必列其酷之事；某也不谨，必列其不谨之事，余皆然。明言直指，与天下共罪之。而又申饬先朝有不公者，科道指实劾奏之例，则庶乎私意中伤者不敢公然肆其所为，而其平日体访亦必务详慎的确，不敢卤莽塞责以自取罪戾。斯不惟于惩汰不肖之中存爱惜人才之意，而公道昭彰，人知劝惩，治理其可兴矣。
国初，外官除朝观考察外，又令御史、按察司、廵抚及吏部差官会同考察。在洪武、永乐、洪熙年者各一，宣徳、景泰年者各二，法各不一。乃后亦不复行。弘治六年，考察奏上，诏考察官员未及三载，议黜者非有实迹，许复任，或以澄清，或以爱惜，意可想见。今只以朝觐考察付部院行之，无复朝廷裁处者矣。
朝觐考察，天下官员皆是藩臬及府官面说各属贤否而去留之。予辛未典其事，见说事者多不审确，每不合者必呼其人至前，数其罪状而黜之，率皆承伏无辞。盖予体访既久，参伍又多，故颇有以得其实而明言之。而上司者多不知也，以此知上官于所属贤否亦甚浪然。因又以知前此司考察者，率含糊了事，只凭两司说，罔所驳正。噫！此天下大事也，必须明言其罪，乃可以服其心，乃可以风示天下，使知庙堂自有明鉴。有司者既不敢肆其恶，而上司者亦不敢肆其欺，庶少得朝廷考察本意，顾可草草然哉！
考察投匦，其私更不可言。夫投匿名文书，律有重禁，乃以科道官而可为此乎？夫既不出名，则一人而数十投可也，而可遂以为公论哉？此宜痛革。只当各具访单，呈于部院，会于都科，则害人者不得行其计矣。或曰：“如招怨何？”曰：“为朝廷官，干朝廷事，得恤怨乎？己务避怨，可使天下无公道乎？”
考察者不许辩，是矣；而行私害人者，亦当处；被害者，亦当为之昭雪。被劾者不许辩，是矣；而行私诬人者，亦当处；被诬者，亦当为之昭雪。如此，方是大公之道。《皇极》之言曰：「无偏无党，无反无
译《大明会典》规定，凡是官员任期届满进行考核，以及朝觐考察，都有固定的制度。如果因为特定事由进行考察，偶尔举行一次，没有固定的惯例。然而在建国初期，并没有这种因事考察的做法。正统元年，才奏请批准两京五品以下的官员，由本衙门的堂上官进行考察，如果有不称职以及年老多病的，由本部核实情况，上奏决定去留。景泰三年，奏请批准六部等衙门的堂上官考察所属的主事等官员，才力不能胜任的，降为典史；年老多病的官员，保留冠带退休。天顺八年，奏请批准本部都察院会同内阁考察在京的五品以下文职官员，以及在外地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员，如果有不公之处，允许科道官员列举事实弹劾上奏。南京各衙门照例考察，如果有不公之处，命令南京科道官员弹劾上奏。成化四年，命令两京文职堂上官，曾经被科道官员纠劾，以及年老不堪任职、才德不称职的，各自陈述请求退休，由皇帝裁决。五品以下官员，由本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员共同考察，年老无为、贪婪浮躁、残暴的，革除职务。弘治元年，命令两京五品以下官员照例考察，那些被罢黜的人如果有造谣生事、搜集材料妄自奏报的，发配为民。十年，命令两京官员照例考察，但都是十年进行一次，也没有固定的考察项目和固定的处分标准。到了弘治十七年，才规定每六年进行一次考察，从此一直沿用到今天。然而考察的项目有八目四科：叫做“贪”，叫做“酷”，为民害；叫做“不谨”，叫做“罢软”，保留冠带闲住；叫做“老”，叫做“疾”，退休；叫做“才力不及”，叫做“浮躁浅露”，降职调任外地。法律可以说很严密了。然而执行的人不体察朝廷的本意，都沿袭含糊暧昧不明的说法，只说“贪”罢了，不再列举其贪婪的具体情形；只说“酷”罢了，不再列举其残暴的具体情形；只说“不谨”罢了，不再列举其不谨慎的具体情形，其余都是这样。只是加上罪名，不指出事实。这不仅让被冤枉的人无法心服，即使是被判罪的人也无法心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把事实说清楚。然而这有两个弊端。查访不确切，了解不真实，如果明确指出事实，那么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就多了，这是其一。内阁部院的臣子在内怀有私意中伤，如果明确指出事实，那么他们必定会无中生有，轻罪重判，私害就会昭然若揭，这是其二。因此只是加上空泛的罪名而不指出实事，使得天下人徒然惊疑而不知道原因，言官即使想要指摘也找不到头绪，于是苟且了事。企图抹杀权奸倾陷的痕迹，便利自己而残害他人，假借公事来威吓众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朝廷的法度可以这样执行，天下的人才可以这样摧折吗？现在确实应当在考察时，命令部院官员务必核实名实：某人贪婪，必须列举其贪婪的事；某人残暴，必须列举其残暴的事；某人不谨慎，必须列举其不谨慎的事，其余都是这样。明确直言，与天下人共同谴责他们。并且重申先朝规定，如果有不公之处，科道官员列举事实弹劾上奏的条例，那么大概怀有私意中伤的人就不敢公然肆意妄为，而他们平日查访也必定务必详细谨慎确切，不敢草率塞责以自取罪责。这不仅在于惩戒淘汰不肖之徒中存有爱惜人才的意思，而且公道昭彰，人们知道劝善惩恶，治理就可以兴起了。
建国初期，地方官员除了朝觐考察外，又命令御史、按察司、巡抚以及吏部差官会同考察。在洪武、永乐、洪熙年间各进行一次，宣德、景泰年间各进行两次，方法各不相同。后来也不再执行。弘治六年，考察奏报呈上，诏令考察官员任职未满三年，议定罢黜的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允许恢复原职，或者是为了澄清冤屈，或者是为了爱惜人才，用意可以想见。现在只把朝觐考察交给部院执行，不再有朝廷裁决处理的情况了。
朝觐考察，天下的官员都是由藩臬及府官当面陈述所属官员的贤能与否，从而决定去留。我辛未年主管此事，看见陈述情况的人大多不审慎确切，每当有不合适的，必定呼唤那人到面前，列举其罪状而罢黜他，大抵都认罪服罪没有辩解。大概因为我查访已久，参验比对又多，所以能够掌握实情而明确陈述。而上级官员大多不了解，由此知道上级官员对于所属官员的贤能与否也很马虎。因此又知道以前主管考察的人，大抵含糊了事，只凭两司的陈述，不加驳正。唉！这是天下的大事，必须明确陈述其罪行，才可以使其心服，才可以风示天下，使人们知道朝廷自有明察秋毫的鉴识。有司官员既然不敢肆意作恶，而上级官员也不敢肆意欺骗，大概能稍微符合朝廷考察的本意，怎么可以草草了事呢！
考察投匦，其中的私弊更不可言说。投匿名文书，法律有严厉禁止，难道科道官员就可以这样做吗？既然不署名，那么一个人投数十次也可以，难道就可以把这当作公论吗？这应该彻底革除。只应当各自准备查访单子，呈报给部院，在都察院和科道会审，那么害人的人就不能施行其计谋了。有人说：“招致怨恨怎么办？”回答说：“身为朝廷官员，办理朝廷事务，能够顾惜怨恨吗？自己务必避免怨恨，难道可以让天下没有公道吗？”
考察不允许辩解，是对的；而行私害人的人，也应当惩处；被陷害的人，也应当为他昭雪。被弹劾的人不允许辩解，是对的；而行私诬陷他人的人，也应当惩处；被诬陷的人，也应当为他昭雪。这样，才是大公之道。《皇极》的话说：“无偏无党，无反无
吏部每两月一次推升天下府同知以下官员，其事重大，故事文选一主事管掲。单单者，一官一单，书其年贯、出身、歴履、资俸、保荐有无、考语美恶，无所不备者也。掲者查其资俸、考语之当升者，掲出以授郎中，郎中呈之冢宰，而定其升迁者也。然独一主事管之，使主事而不公，也可遂任之乎？予甚不然之。且员外同司、侍郎同部奏本皆列名，而事则不许其知，何居然此？岂故为是密哉？其中固甚有弊，贪者通货贿，私者酬亲故，奉承者供权贵，故惟冢宰与郎中自为，若公于人，固有所不便也。予更甚不然之，乃遂改其事。每当推升时，令该司以天下官单俱送后堂，二侍郎与阖司官吏公同查对，掲其当升者，付郎中以呈予，而定升迁。盖光天化日之下，十目十手所共指视，非惟人不得私，即予欲有所私，亦不能也。初司官以不便故，甚难之。予欲叅究，乃不敢言，而二侍郎亦力辞，恐致司官之怨。予让之曰：「非其职而强为者，谓之揽权，揽权固不可；如其职属当为而不为者，谓之推委，推委独可乎？且公大臣受禄厚，岂以无所事事为称职耶？」二侍郎不得已从之。予以为天下至公，圣人复起，必不易此矣。乃予归而尚书□□者，首变其事，仍旧夫自私而变之为公，也有何不可？乃自公而变之仍为私也，意欲何为乎？而又嗾言官劾侍郎魏学曾揽权看单。夫以吏部侍郎公同看吏部推升之单为揽权，则必欲其尸位为可哉？此事实予所为，魏又予强而后可者，而乃以受诋，是予之累之也。君子不以己累人，故特为白其事。且当是时，魏以正言忤当路意，犯其深忌，甚恨□□附当路，故嗾言官劾之曰：「看单者借之为辞耳。」借之为辞，而乃以天下至公之事为罪，亦可笑也。
李吉甫为相，谓中书舎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报徳，惟在进贤。而朝廷后进，罕所接识，君有精鉴，愿悉为我言之。」垍取笔疏三十余人，数月之间，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为得人。夫垍非铨衡之官，评隲人才者，乃一问之间，即疏得三十余人，又皆副用，果何以能此哉？固云精鉴，亦素留意人才故也。今虽铨衡之官，日评隲人才，乃一问之间，能疏得三十余人否？即疏之，能皆可用否？
官不久任，必无善政。然超迁之法不行，小转之法不革，欲久任，不可得也。
守令亲民之官，最为紧要。使天下守令得人，太平即此而在。国初犹重此官，进士往往为丞簿，正官之重可知也。乃今州县正官，皆以初仕者为之。彼其民事，既非素谙，而守身之节，爱民之仁，处事之略，漫无考证，乃即授以民社，待其败事然后去之，而民已受其毒矣。后之来者，亦复如斯，是不以官治民，而以民试官也。是所谓美锦而使学者制之也。且俗重甲科，其非出诸甲科者，礼待既轻，前路又狭，既多隳沮。而所谓甲科者，又多轻薄，视民如草菅，任情残虐。其间有称善宦者，亦民事未谙，不过饰虚文以媚上，为急政以徇名，勉习时套以规进取，而实政之及民，鲜矣。然又有少不更事取败者，及既知之，则已为世所弃，悔不可追矣。此不止民不得被恺悌之泽，而养之不俟其成，用之不尽其才，卤莽而使之，卤莽而去之，人才亦可惜也。
本语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本语卷六
（明）髙拱 撰
予摄刑部时，审録重囚。盖详阅文卷者月余，乃集刑官于朝房，件件面究者又十余日。又奏请朝审，分为二日，以尽其详。审时各令尽言，面察其情，颇为尽心。是时重囚凡四百七十起，乃审出寃狱一百三十九人。其余尚有情寃而证佐未甚的者，不敢释也。因知司刑者亦甚草草，至今每一念及，犹甚哀矜焉。
祖宗之法，宫闱不预朝政，戚畹不干国典，臣下不得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不得交结近侍官员，扶同奏启，不得上言大臣徳政，意深矣哉！
或问赦，曰：“赦甚害事。有国者亦明刑而已矣，何赦为？何言之？曰：刑不清而恃赦，则平日之戕良也
译吏部每两个月一次推举升迁天下府同知以下的官员，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惯例是选一名主事来管理“单”和“揭”。所谓“单”，是一官一单，书写其年龄籍贯、出身、履历、资历俸禄、有无保荐、考语优劣，无所不备。所谓“揭”，是查核那些资历俸禄、考语应当升迁的人，揭出名单交给郎中，郎中呈报给吏部尚书，从而确定升迁人选。然而只由一名主事来管理，如果主事不公正，难道就可以任由他专断吗？我非常不认同这种做法。况且员外郎与主事同在一司，侍郎与尚书同在一部，奏本上都要列名，但事情却不允许他们知晓，为什么竟然这样呢？难道是故意要保密吗？其中确实有很多弊端，贪婪的人收受贿赂，徇私的人报答亲友，奉承的人供奉权贵，所以只有吏部尚书和郎中自己操作，如果公开于众人，确实对他们不便。我更不认同这种做法，于是便改革了这件事。每当推举升迁时，命令该司将天下的官员名单全部送到后堂，两位侍郎与全司官吏共同查核，揭出应当升迁的人，交给郎中呈报给我，从而确定升迁。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的眼睛和手指都在注视，不仅别人不能徇私，即使我想徇私，也不能做到。起初司官因为觉得不便，非常为难。我想参劾追究他们，他们才不敢说话，而两位侍郎也极力推辞，恐怕招致司官的怨恨。我责备他们说：“不是自己的职责却强行去做，叫做揽权，揽权固然不可以；如果是职责范围内应当做而不做，叫做推诿，推诿难道就可以吗？况且身为大臣享受厚禄，难道以无所事事为称职吗？”两位侍郎不得已才听从了我。我认为天下最公正的事，即使圣人再世，也一定不会改变这种做法。然而我离职后，继任的尚书某某，首先改变了这件事，恢复旧制，自私而改变为公正，有什么不可以呢？现在却从公正改变回自私，意图是什么呢？又唆使言官弹劾侍郎魏学曾揽权看单。如果把吏部侍郎共同查看吏部推升的名单视为揽权，那么难道一定要让官员尸位素餐才算是可以吗？这件事确实是我做的，魏学曾也是被我强迫后才同意的，却因此受到诋毁，这是我在连累他。君子不因为自己而连累别人，所以特别为此辩白这件事。况且当时，魏学曾因正直言论违背当权者的意图，触犯他们的深忌，非常怨恨某某依附当权者，所以唆使言官弹劾他说：“看单只是借来的借口罢了。”借为借口，却把天下最公正的事当作罪过，也可笑啊。
李吉甫担任宰相时，对中书舍人裴垍说：“我流落江淮超过十五年，一旦蒙受恩宠到达这个职位，想着如何报答恩德，只在于举荐贤才。而朝廷中的后辈，我很少接触认识，你有精明的鉴识，希望全部告诉我。”裴垍拿起笔列举了三十多人，几个月之间，选用几乎用尽。当时大家一致称赞李吉甫善于用人。裴垍不是掌管选拔官员的官，也不是评定人才的人，只是一问之间，就列举了三十多人，而且都符合任用标准，究竟凭什么能做到这样呢？固然说是精明的鉴识，也是因为平时就留意人才啊。现在虽然是掌管选拔官员的官，每天评定人才，一问之间，能列举三十多人吗？即使列举了，能都可用吗？
官员不长期任职，一定没有好的政绩。然而越级提拔的制度不实行，小步轮换的制度不改革，想要长期任职，是不可能的。
知府、知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最为紧要。如果天下的知府、知县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太平盛世就在这里了。建国初期还重视这些官职，进士往往担任丞簿，正官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然而现在州县的正官，都由刚做官的人担任。他们对于民事，本来就不熟悉，而且守身的节操、爱民的仁心、处事的方略，毫无考证，就授予他们治理百姓的重任，等到他们败坏事情然后才撤换他们，而百姓已经遭受他们的毒害了。后来接任的人，也还是这样，这不是用官员治理百姓，而是用百姓来试验官员。这就是所谓把美丽的锦缎交给初学者去制作啊。况且世俗重视甲科，那些不是出自甲科的人，礼遇既轻，前途又窄，大多沮丧灰心。而所谓的甲科出身的人，又多轻浮薄劣，视百姓如草芥，任情残暴。其中号称善于做官的人，也是不熟悉民事，不过粉饰虚文来讨好上级，急于求成来迎合名声，勉强学习当时的套路来谋求进取，而实际惠及百姓的政事，很少啊。然而又有年少不经事而招致失败的，等到他们知道了，已经被世人抛弃，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不仅是百姓不能蒙受和乐平易的恩泽，而且培养人才不等待他们成熟，使用人才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草率地任用他们，草率地撤换他们，人才也很可惜啊。
本语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本语卷六
（明）高拱 撰
我代理刑部事务时，审录重囚。大概详细阅览案卷一个多月，然后召集刑官在朝房，逐件当面追究又十多天。又奏请朝审，分为两天，以尽其详。审问时让各人尽情陈述，当面察验实情，颇为尽心。这时重囚共四百七十起，于是审出冤狱一百三十九人。其余还有情由冤屈但证据不够确凿的，不敢释放。因此知道掌管刑狱的人也非常草率，至今每次想到，仍然非常哀怜。
祖宗的法度，后宫不干预朝政，外戚不干涉国家典章，臣下不得交结朋党，扰乱朝政，不得交结近侍官员，附和奏章，不得上言大臣的德政，用意深远啊！
有人问关于赦免的事，我说：“赦免非常有害于事。有国家的人只要明正刑罚罢了，为什么要赦免呢？怎么说呢？说：刑罚不清而依赖赦免，那么平时杀害良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