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园札记卷二
大唐宣政殿，周之中朝也，是谓正衙。紫宸殿直其北，是谓上阁。盖晋自太极殿有东西阁，天子间以听政。余谓周无三朝路寝之制，犹之晋、唐入阁之制也。明朝圣节、冬至、大朝防，则奉天殿即古之正朝；常朝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而内朝独缺。然华盖、谨身等殿，亦路寝之遗制。洪武初，如宋濓、刘基；永乐间，如杨士奇、杨荣辈，日侍左右，奏对其中。较之于古，总称便殿，实未尝以此为内朝也。
译大唐的宣政殿，相当于周代的中朝，称为正衙。紫宸殿在它的北面，称为上阁。大概晋代在太极殿设有东西阁，天子偶尔在那里听政。我认为周代没有三朝路寝的制度，这与晋代、唐代入阁听政的制度是相似的。明代在圣节、冬至、大朝会时，奉天殿就相当于古代的正朝；日常朝会时，奉天门就相当于古代的外朝，唯独缺少内朝。然而华盖殿、谨身殿等，也是路寝制度的遗存。洪武初年，如宋濂、刘基；永乐年间，如杨士奇、杨荣等人，每天侍奉在皇帝左右，在这些殿中奏事对答。与古代相比，这些统称为便殿，实际上并没有把它们当作内朝。
唐裴坦传，令狐绹荐坦知制诰，裴休持不可，不能夺。故事，舍人初诣省视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压角而坐。坦见休，重媿谢。休咈然曰：“此令狐丞相之举，休何力？”顾左右索肩舆出。宋次道乃曰：“舍人上事，必设紫褥于庭，靣北拜，防閤长立褥之东北隅，谓之压角。”宋丞相作《掖垣丛志》，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为是。
刘越石答卢谌诗叙，然后知耼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兰亭叙》竟用此语，古人之不嫌祖述如此。然晋人祖尚元虚，而越石独喜建功业，逸少亦戒安石清谈废事，宜其有味于此言也。
唐书·百官志》起居郎二人，从六品，掌录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则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听，退而书之。季终以授史官。贞观初，以给事中、諌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按此则上所谓舍人居右者也，而欧阳公误叙之于前，当在此处见之为是】盖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按螭头即郎舍人事也，时翰林未设起居，初不▯翰林，今翰林虽掌起居注，而竟以螭头为翰林故事，则谬矣】高宗临朝不决事，有所奏，唯辞见而已。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几务矣。长寿中，宰相姚璹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纪，月送史官。然率推美让善，非其实，未几亦罢。而起居郎犹因制勅，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缺。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唯编书诏，不及他事。复诏史官非供奉者，皆随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专权，又废。太和九年，诏入閤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
武德四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改为▯文馆。贞观九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下子嗜书者二十四人，▯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其后又置讲经博士。武德后，五品以上子曰学士，六品以上曰直学士。又有文学直馆，皆他官领之。垂拱后，以宰相兼领馆务，号馆主。按此，即明永乐二年选进士年少者为庶吉士之意。而所谓学士、馆主者，即今之教习之官也。
崔▯暐母诫▯暐曰：「吾闻姨兄辛▯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贫寠不自存，此善也；若赀货盈衍，恶也。』本云好消息恶消息宋改之，不成语。朱子《小学》引此段不用《新书》。」
海南多谷纸，萧仿勅诸子缮补残书。子廪谏曰：「州距京师且万里，得无薏苡嫌乎？」仿善之，乃止。汉吴祐諌父写书曰：「此书成载之兼两，惧以薏苡蒙谤。」两儿识见畧同。
琅琊王冲坐逆诛，魏州人告尉顔余庆预谋，令来俊臣鞫治，以反状闻。有司援赦文，当流。侍御史魏元忠谓余庆为冲督偿通书，合谋明甚，非曰支党，请诛死，籍其家。赖徐有功力争，得免。元忠谄附女主，自同酷吏。其讨徐敬业曰：“国之安危，在此一举。”盖全无心肝者也。张昌宗诬陷而得，贤者为之昭雪，亦幸矣哉。
崔融传：「朝廷大笔，多手勅委之。手字当在大字下。大手笔本出《晋书·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武帝崩，哀册諡议皆珣所草。盖六朝至唐，皆以诗为诗，以文为笔。大手笔者，谓高文典册大文字也。后谓燕许大手笔，则似竟为宗匠之称。景文疑之，而因去手字为「大笔」，殊不成语。裴延翰《樊川文集叙》曰：「大手短章，大手谓长文字也。」《陈书·陆琼传》：「诸大手笔，中勅付琼。」王称《东都事略·邓润甫传》：「兼掌皇子閤笺记及一时大手笔，独倚润甫焉。」此为得之。
张说传，帝始欲授说大学士，辞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固辞，乃免。后李泌加集贤殿、崇文馆学士，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固辞，乃以学士知院
译《唐书·裴坦传》记载，令狐绹推荐裴坦担任知制诰，裴休坚持认为不可，令狐绹未能改变他的意见。按照旧例，舍人初次到官署任职，四位丞相送他上任，在厅堂上放置一张榻，压着角落而坐。裴坦见到裴休，再三惭愧谢罪。裴休不高兴地说：“这是令狐丞相的举荐，我有什么功劳？”回头吩咐左右找轿子出去。宋次道于是说：“舍人上任，必定在庭院铺设紫褥，面向北拜，防閤长站在褥子的东北角，这叫作压角。”宋丞相撰写《掖垣丛志》，也不明白这件事，不知道哪种说法是对的。
《刘越石答卢谌诗叙》中说，这才知道《耼周》是虚妄荒诞的，《嗣宗》是胡乱创作的。《兰亭序》竟然使用了这句话，古人对于沿袭前人的说法并不忌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然而晋人崇尚玄虚，而刘越石唯独喜欢建立功业，王羲之也告诫王献之清谈会荒废政事，所以他们对此话深有体会也是理所当然的。
《唐书·百官志》记载，起居郎二人，从六品，掌管记录天子的言行法度。天子登上正殿，起居郎在左边，起居舍人在右边。有命令时，俯身台阶下聆听，退下后记录下来。每个季度结束时交给史官。贞观初年，由给事中、諌议大夫兼任知起居注，或者知起居事。每次仗下议政时，一名起居郎执笔在前方记录，史官跟在其后。又设置起居舍人，分别侍立在左右，拿着笔跟随宰相进入殿内【按：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舍人居右，而欧阳修错误地将其叙述在前面，应当在这里看到才是对的】。如果仪仗在紫宸内阁，就夹着香案分立殿下，正对着第二螭首，和墨润笔，都在凹陷处进行，当时称为螭头【按：螭头本是起居郎、舍人的职责，当时翰林尚未设置起居官，起初并不属于翰林，如今翰林虽然掌管起居注，却竟然把螭头当作翰林的故事，那就错了】。高宗临朝不决定政事，有人奏事，只是辞见而已。许敬宗、李义府为宰相，奏请大多害怕别人知道，命令起居郎、舍人在仗下承接旨意，仗下后与百官一起退出，不再听闻机要政务了。长寿年间，宰相姚璹建议，仗下后由一名宰相记录军国政要，作为时政纪，每月送给史官。然而大多推美让善，不是实际情况，不久也就废除了。而起居郎仍然依据制敕，稍微删改，以弥补国史的缺失。起居舍人本是记录言论的职务，只编纂诏书，不涉及其他事情。又下诏史官中非供奉者，都跟随仪仗进入，位于起居郎、舍人的后面。等到李林甫专权，又废除了。太和九年，下诏入閤日，起居郎、舍人准备好纸笔站在螭头下，恢复贞观旧例。
武德四年，在门下省设置修文馆。九年，改为弘文馆。贞观九年，下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下的子弟中喜爱读书的二十四人，在弘文馆学习书法，拿出宫中的书法传授给他们。后来又设置讲经博士。武德之后，五品以上的子弟称为学士，六品以上的称为直学士。又有文学直馆，都由其他官员兼任。垂拱之后，由宰相兼任馆务，称为馆主。按此，就是明朝永乐二年选拔年轻进士为庶吉士的意思。而所谓的学士、馆主，就是现在的教习官员。
崔暐的母亲告诫崔暐说：“我听说姨兄辛驭说：‘子孙做官，有人说他们贫穷不能自存，这是好事；如果资财盈溢，那是坏事。’原本说好消息坏消息，宋朝修改了，不成话。朱子《小学》引用这段不用《新书》。”
海南多谷纸，萧仿命令诸子修补残书。儿子萧廪劝谏说：“州距离京城将近万里，难道没有薏苡的嫌疑吗？”萧仿认为他说得好，于是停止。汉吴祐劝谏父亲写书说：“此书写成载之兼两，害怕以薏苡蒙受诽谤。”两个儿子的见识大致相同。
琅琊王冲因谋反被杀，魏州人告发尉顔余庆参与谋反，命令来俊臣审讯治罪，以反状上报。有关部门援引赦文，应当流放。侍御史魏元忠认为余庆为冲督偿通书，合谋明显，不是所谓的支党，请求诛死，籍没其家。幸亏徐有功力争，得以幸免。魏元忠谄媚依附女主，自同酷吏。他讨伐徐敬业时说：“国之安危，在此一举。”大概是个全无心肝的人。张昌宗诬陷而得逞，贤者为他昭雪，也是幸运啊。
崔融传：“朝廷大笔，多手勅委之。”“手”字应当在“大”字下。大手笔本出《晋书·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不久武帝崩，哀册諡议都是王珣所草。大概六朝至唐，都以诗为诗，以文为笔。大手笔，是指高文典册大文字。后来称燕许大手笔，则似乎竟为宗匠之称。景文怀疑它，因而去掉“手”字为“大笔”，殊不成语。裴延翰《樊川文集叙》说：“大手短章，大手谓长文字也。”《陈书·陆琼传》：“诸大手笔，中勅付琼。”王称《东都事略·邓润甫传》：“兼掌皇子閤笺记及一时大手笔，独倚润甫焉。”这才是正确的。
张说传，皇帝起初想授予张说大学士，张说推辞说：“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才有此称，臣不敢以此自称。”坚决推辞，才免除。后来李泌加集贤殿、崇文馆学士，建议学士加大，始于中宗时，等到张说坚决推辞，才以学士知院。
李泌传述德宗不信阴阳巫祝，乃云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验，始尚时日拘忌，因进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何其轻泌之甚也！泌尝因帝言桑道茂城奉天事，云命当然，力陈君相造命，不当言命，言命则不复赏善罚恶矣。至引桀纣为喻，而岂借道茂之术以进身者哉？其諌肃宗欲废太子事，反覆数百言，关宗社大计，而一切删去，其无所取裁而好为异议如此。赞语因肃、代时未及相，遂疑二主不以宰相器之，岂知邺侯本意原不欲仕，力求还山？以德宗之坚留，而后执政乎？留侯托于神仙之游，从来豪杰以此自晦，乃欲以蚍蜉之见，妄议大贤，多见其不知量也。
韩文公孔戣墓铭。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公一禁之。有随公吏得无名儿蓄不言。官有讼者，公召杀之。按无名儿，即所谓相缚为奴者，故不敢言于官而私蓄之。以其蓄取为奴，故杀之非过。唐书乃云：“亲吏得婴儿于道，收育之。”戣论以死。夫得道上弃儿而收蓄之，仁心善事也。反当之以死，是虽商鞅之令，不酷于此。何反以为美耶？不善为文，又不欲蹈袭前人，一下笔间，遂变曾史为盗贼。史笔之可畏，不必其用心之私，能颠倒是非也。
华州刺史孔戣奏罢明州贡海味淡菜蚶蛎，而元稹传复云明州岁贡蚶，役邮子万人，稹奏罢之。岂戣奏后已停而复贡耶？抑独贡蚶之例未停耶【元事本白乐天元志铭】
杨嗣复迁礼部员外郎，时于陵为户部侍郎，嗣复避同省，换他官。有诏：“同司亲大功以上，非联判句检官长，皆弗避；官同职异，虽父子兄弟无嫌。”按《百官志》：“六尚书，兵、吏部为前行，刑、户部为中行，礼、工部为后行。行总四司，以本行为头司，余为子司。而户部之制，其后得以诸行郎官判钱谷。”故嗣复虽礼部，亦以嫌而引避。
后汉《南蛮传》：“哀牢夷知染采文绣罽毲白叠。”注：“《外国传》曰：诸薄国女子织作白叠花布。《唐书·西域·高昌传》有草名白叠，撷花可织为布。则白叠是草，西南夷皆有之，恐亦是今木棉之类。”又《南蛮传》：“婆利以吉贝横一幅缭于腰。吉贝，草也。缉其花为布，粗曰贝，精曰▯。”
吐谷浑传》君集、道宗行空荒之二千里，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石山，览观河源。」按此，则星宿海之为河源，唐时已有识之者矣。
摩揭它国传，太宗遣使取熬糖法，诏扬州取蔗作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逺甚，此则中国用糖之始。以诸蔗为糖，其法始于佛氏，然《吴志·孙休传》已有甘蔗饧矣。
后汉中平六年，袁绍勒兵收诸阉人，无少长皆斩之。少帝立，初令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以补宦官所领诸署，侍于殿上。《献帝起居注》曰：“自诛黄门后，侍中、侍郎出入禁门，机事颇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黄门不得出入，不通賔客，自此始也。”初，何进与袁绍定谋，告太后，太后曰：“先帝新弃天下，奈何令我楚楚与士人相对事乎？”其后，曹操欲废伏后，以尚书令华歆副郄虑，勒兵入宫收后，歆牵后于壁中，执之出。使此时各中官守御宫禁，此辈虽跋扈，安能排闼竟入耶？故弊去太甚而已，尽除宦官，改用士人，古无是理也。又按李固对防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致闲雅者，给事殿中。以天子之左右，而仅留宦官七人为之使令，斯已难矣。”固又言：“兼采防贱，宜予之人进御至尊。若有皇子，母自乳养，无委保妾医巫以致飞燕之祸。欲天子妃嫔自乳其子，此富民之家所不能者也。矫枉过甚，岂可行乎？”
蜀志诸葛瞻为翰林中郎将，以翰林名官，始见于此。李翺答王载言论文书曰：「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谷梁子言之矣；曰逌尔，则班固言之矣；曰冁然，则左思言之矣。」冁然而笑，见《庄子》。左思袭庄，李乃误引。
诗言兄弟曰：如埙如篪。乐志曰：如埙为宫
译李泌传记中记载，唐德宗原本不信奉阴阳巫祝，等到桑道茂修筑奉天城的事应验后，才开始崇尚时日禁忌，因此提拔任用李泌。李泌自己也有明确的见解，（传记作者）为何如此轻视李泌呢？李泌曾经借皇帝提及桑道茂修筑奉天城的事，说这是天命当然，极力陈述君主和宰相能够创造命运，不应当谈论天命，谈论天命就不再赏善罚恶了。甚至引用夏桀、商纣作为比喻，难道他是借助桑道茂的方术来谋求进身吗？他劝谏肃宗想要废黜太子的事，反复陈述数百言，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大计，却被全部删去，这就是传记作者没有取舍标准而喜欢标新立异的地方。赞语因为肃宗、代宗时期李泌尚未任宰相，就怀疑两位君主不把李泌当作宰相来对待，哪里知道邺侯（李泌）的本意原本就不想做官，极力请求回归山林呢？因为德宗坚决挽留，他才执政吗？留侯（张良）依托神仙之游，历来豪杰以此隐藏自己，（传记作者）却想用蝼蚁般的见识，妄议大贤，多见其不自量力啊。
韩愈《孔戣墓铭》。岭南地区以人口作为货物，在荒远险阻的地方，父子互相捆绑为奴。孔戣一概禁止。有跟随孔戣的官吏得到无名婴儿收留抚养却不报告。官吏有诉讼的，孔戣召来杀了他。查无名婴儿，就是所谓互相捆绑为奴的人，所以不敢向官府报告而私自收留。因为他收留作为奴隶，所以杀他并不过分。《唐书》却说：“亲吏在路边得到婴儿，收留抚养。”孔戣判处他死刑。在路边得到被遗弃的婴儿而收留抚养，是仁心善事。反而判处死刑，这即使是商鞅的法令，也不比这更残酷。为何反而认为这是美德呢？不善写文章，又不想沿袭前人，一下笔，就把曾参、史鱼变成了盗贼。史笔的可畏，不必是其用心私曲，而是能够颠倒是非。
华州刺史孔戣上奏罢免明州进贡海味淡菜、蚶、蛎，而元稹传中又说明州每年进贡蚶，役使邮卒万人，元稹上奏罢免。难道是孔戣上奏后已经停止又恢复进贡吗？还是唯独进贡蚶的惯例没有停止呢【元稹的事本于白居易的《元稹志铭》】
杨嗣复升任礼部员外郎，当时于陵任户部侍郎，杨嗣复避嫌同省，改任其他官职。有诏书：“同司亲族大功以上，如果不是联判句检的长官，都不回避；官职相同职务不同，即使是父子兄弟也没有嫌疑。”查《百官志》：“六尚书，兵部、吏部为前行，刑部、户部为中行，礼部、工部为后行。每行总共四个司，以本行为头司，其余为子司。而户部的制度，后来得以让诸行郎官判钱谷。”所以杨嗣复虽然是礼部，也因为嫌疑而引退回避。
后汉《南蛮传》：“哀牢夷知道染采文绣罽毲白叠。”注：“《外国传》说：诸薄国女子织作白叠花布。《唐书·西域·高昌传》有草名白叠，撷花可织为布。那么白叠是草，西南夷都有，恐怕也是现在的木棉之类。”又《南蛮传》：“婆利以吉贝横一幅缭于腰。吉贝，草也。缉其花为布，粗曰贝，精曰〇。”
《吐谷浑传》君集、道宗行空荒之二千里，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石山，览观河源。」查此，那么星宿海作为河源，唐代已有认识的人了。
摩揭它国传，太宗遣使取熬糖法，诏扬州取蔗作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逺甚，此则中国用糖之始。以诸蔗为糖，其法始于佛氏，然《吴志·孙休传》已有甘蔗饧矣。
后汉中平六年，袁绍勒兵收诸阉人，无少长皆斩之。少帝立，初令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以补宦官所领诸署，侍于殿上。《献帝起居注》曰：“自诛黄门后，侍中、侍郎出入禁门，机事颇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黄门不得出入，不通賔客，自此始也。”初，何进与袁绍定谋，告太后，太后曰：“先帝新弃天下，奈何令我楚楚与士人相对事乎？”其后，曹操欲废伏后，以尚书令华歆副郄虑，勒兵入宫收后，歆牵后于壁中，执之出。使此时各中官守御宫禁，此辈虽跋扈，安能排闼竟入耶？故弊去太甚而已，尽除宦官，改用士人，古无是理也。又按李固对防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致闲雅者，给事殿中。以天子之左右，而仅留宦官七人为之使令，斯已难矣。”固又言：“兼采防贱，宜予之人进御至尊。若有皇子，母自乳养，无委保妾医巫以致飞燕之祸。欲天子妃嫔自乳其子，此富民之家所不能者也。矫枉过甚，岂可行乎？”
蜀志诸葛瞻为翰林中郎将，以翰林名官，始见于此。李翺答王载言论文书曰：「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谷梁子言之矣；曰逌尔，则班固言之矣；曰冁然，则左思言之矣。」冁然而笑，见《庄子》。左思袭庄，李乃误引。
诗言兄弟曰：如埙如篪。乐志曰：如埙为宫
，而篪之征和；埙为商，而篪之羽和。盖他音一音各为一节，独埙篪二音同为一节，和之至也。按《诗》比妻子曰：如鼓瑟琴。《礼》明堂位有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凡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后大者不陵，细者不抑，而五声和。盖取其相配以为和也。古人之取义，亦精矣。《宋史·乐志》释《诗》者，以埙篪异器而同乐，然八音孰不同乐？必以埙篪为况。尝博询其音，盖八音取声相同者，唯埙箎为然。埙篪者，六孔而以五窍取声。十二律始于黄钟，终于应钟者，其窍尽合则为黄钟，其窍尽开则为应钟。余乐不然，故惟埙篪相应。又按古者，大琴则有大瑟，中琴则有中瑟，有雅琴、颂琴，则雅瑟、颂瑟实为之配，亦取琴瑟相合之义。
译而篪的征音与之相和；埙为商音，而篪的羽音与之相和。大概其他乐器每种乐音各为一节，唯独埙和篪两种乐音同为一节，这是和谐到了极点。查《诗经》中比喻夫妻说：如同弹奏瑟琴。《礼记·明堂位》中有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凡是使用大琴，必定用大瑟来配合；使用中琴，必定用小瑟来配合。这样之后，大的声音不凌驾于小的之上，细的声音不被压抑，从而使五声和谐。这是取它们相互配合以达到和谐的意思。古人所取的义理，也是精微的。《宋史·乐志》解释《诗经》的人，认为埙和篪是不同的乐器却共同演奏音乐，然而八音哪种不是共同演奏音乐呢？必定要用埙和篪来作比喻。我曾经广泛询问它们的音律，大概八音中取声相同的，只有埙和篪是这样。埙和篪有六个孔，用五个窍来取声。十二律从黄钟开始，到应钟结束，它们的窍全部闭合就是黄钟，全部打开就是应钟。其他乐器不是这样，所以只有埙和篪能相互应和。又查古人，有大琴就有大瑟，有中琴就有中瑟，有雅琴、颂琴，那么雅瑟、颂瑟确实作为它们的配合，也是取琴瑟相合的义理。
尔雅》曰：「徒鼔瑟谓之步，盖以其无章曲，如行者之舍车而步也。」今人作诗，次人之韵，亦曰步，于义为反而，犹不失自谦之意，亦如无章曲者然。《尔雅》又曰：「徒吹谓之和，」亦与和歌之义相反。
洪范》五福六极，无贵贱。盖古无不肖而贵，亦无有德而贱者。贵则禄及之而富矣，故富可以概贵贱；则禄弗及而贫矣，故贫可以概贱。《周礼》八柄驭羣臣，二曰禄，以驭其富；六曰夺，以驭其贫，是也。
孙权年十五，吴郡太守朱治举为孝廉。及为吴王，治每每进见，权常亲迎，执版交拜，飨宴赠赐，恩敬特隆。至从行吏皆得奉贽私觌，其重举主如此。后权嘉陆逊功，欲殊显之，虽为上将军列侯，犹欲令歴本州举命，乃使扬州牧吕范就辟别驾从事，举茂才。此即后世朝官赐出身之意，科目之重，相沿久矣。
吴孟宗为孙琳告庙，废吴主亮；李密降魏，谓蜀为伪朝；王祥虽不拜司马，而终事二姓。自古孝子未必忠臣，淑媛未必烈女，殆是天地间一欠事。
宋文帝时，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范蔚宗谋逆，事露，付廷尉。熙先望风吐欵，辞气不挠。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那不作贼？”此与唐武后之见骆賔王讨巳檄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皆绰有帝王之度，足令才士心死。若梁元帝欲赦王伟，却不可同年而语。按：散骑常侍，集书省官也。萧子显曰：“自散骑侍郎及通直员外、给事中、奉朝请、驸马都尉，皆集书省职也。”
裲裆本作两当衫，薛安都战，唯着绛衲两当衫，前当心，后当背也。
刘裕赐王鎭恶爵汉寿子，汉寿县废在常德府治武陵县东四十里。
沈庆之议北伐曰：“今欲伐国，而与白靣书生谋之事，何由济？”后斥顔峻曰：“今举大事，而黄头小儿皆得防预，何得不败？”白靣黄头，恰可相对。
杜预朝野称美曰「杜武库」。又周弼谓裴頠「若武库五兵纵横」。又裴楷目钟防「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防」。
王导倚敦杀周顗，戴渊与之同逆。后钱凤再举犯阙，导与王含书曰：“昔者佞臣乱朝【指刁恊、刘隗】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然则敦之攻陷石头，盖亦导之本怀也。至是不觉情见乎辞矣。使有《春秋》之笔，以赵盾之书法讨之，导亦何辞？”
五代史·志后魏每攻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书帛建于竿上，名曰露布，此露布所从始。太和中，韩显宗战胜至新野，文帝谓显宗曰：“卿破贼斩将，殊益军势，朕方攻坚城，何为不作露布是也？”魏主称傅永：“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板，唯傅修期耳。”后元英破义阳，使司马陆希道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増文采，直为之陈列军事，处置形要而已。英深赏之。以此观之，则露板自有体要，亦当时所甚重也。
望楚山在襄阳府南八里，本名马鞍山，山麓与岘山接，所谓马鞍山道也。《水经注》曰：「刘宋武陵王骏屡登陟，望见鄢城，故名。」同一山也。岘以叔子游赏，至今名重，而望楚之名人，无得而称焉。
汉文翁作讲堂，立石室一曰玉堂。《黄图》有大玉堂，小玉堂。
五马相传，不同潘子真诗话。天子六马，左右骖。三公九卿，驷马右騑。汉制九卿，则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驷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骖。故以五马为太守美称。遯斋闲览及学林云：汉时朝臣出使为太守，増一马。宋人五色线集：北齐栁元伯五子同时领郡，时五马参差于庭，故时人呼太守为五马。
世传杜鹃为望帝之魂，语颇不经。《华阳国志》曰：「帝禅位于开明，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规鸟鸣，故蜀人悲子规鸟鸣也。」此说颇雅驯。
大唐宣政殿，周之中朝也，是谓正衙。紫宸殿直其北，是谓上阁。盖晋自太极殿有东西閤，天子问以听政，閤之名始于此。
方言：华，荂也。宋齐之间，或谓之华，或谓之荂。荂音夸。《
译《尔雅》说：“只敲鼓弹瑟而不唱曲叫做‘步’，大概是因其没有章法曲调，如同行人舍弃车马而步行一样。”现在的人作诗，依循他人的韵脚，也称为“步”，这在意义上与《尔雅》相反，但还保留着自我谦逊的意思，也像那没有章法曲调的情形一样。《尔雅》又说：“只吹奏乐器而不唱叫做‘和’”，这也与和歌的意义相反。
《洪范》中的五福六极，没有贵贱之分。大概古代没有无德而显贵的，也没有有德而卑贱的。显贵则俸禄随之而来而富裕，所以富裕可以概括显贵；卑贱则俸禄不及而贫穷，所以贫穷可以概括卑贱。《周礼》中驾驭群臣的八种手段，第二种是俸禄，用以驾驭其富裕；第六种是剥夺，用以驾驭其贫穷，正是这个道理。
孙权十五岁时，吴郡太守朱治举荐他为孝廉。等到孙权成为吴王，朱治每次进见，孙权常常亲自迎接，拿着手版相互作揖行礼，宴请赏赐，恩惠敬意特别深厚。甚至跟随朱治的官吏都能得到馈赠私下拜见，他尊重举荐自己的人到了这种地步。后来孙权嘉奖陆逊的功劳，想要特别显耀他，虽然陆逊已是上将军、列侯，孙权还是想让他经历本州举荐任命的手续，于是派扬州牧吕范就地征辟他为别驾从事，举荐为茂才。这就是后世朝廷官员赐予出身的意思，科举名目的重视，沿袭已经很久了。
吴孟宗为孙琳告祭宗庙，废黜吴主孙亮；李密投降魏国，称蜀汉为伪朝；王祥虽然不拜司马氏，但最终侍奉了两个姓氏。自古孝子未必是忠臣，贤良女子未必是烈女，这大概是天地间的一件憾事。
宋文帝时，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范蔚宗谋反，事情败露，交付廷尉审理。孔熙先顺着风向坦白招供，言辞语气毫不屈服。皇上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奇，派人安慰勉励他说：“凭你的才能，却滞留在集书省，按理应该有不同的志向，这倒是我辜负了你。”又责备前任吏部尚书何尚之说：“如果让孔熙先在将近三十岁时担任散骑郎，他怎么会做贼呢？”这与唐武后看到骆宾王讨伐自己的檄文时说：“有这样的才能，却让他沦落，这是宰相没有知遇的过错。”一样，都大有帝王的胸襟气度，足以让有才之士心死。如果像梁元帝想要赦免王伟那样，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按：散骑常侍，是集书省的官员。萧子显说：“从散骑侍郎到通直员外、给事中、奉朝请、驸马都尉，都是集书省的职务。”
裲裆原本叫两当衫，薛安都作战时，只穿着绛色纳纱的两当衫，前面当心口，后面当背部。
刘裕赐给王镇恶汉寿子的爵位，汉寿县已废置，在常德府治武陵县东四十里处。
沈庆之议论北伐时说：“现在想要攻打别国，却跟白面书生谋划这件事，怎么能成功？”后来斥责颜峻说：“现在举大事，却让黄头小儿都能参与防备干预，怎么能不败？”白面与黄头，恰好可以相对。
杜预被朝野称赞为“杜武库”。又周弼称裴頠“像武库中兵器纵横交错”。又裴楷评价钟防“如同观看武库森严，只见矛戟林立”。
王导倚仗王敦杀害周顗，戴渊与他同谋叛逆。后来钱凤再次起兵侵犯宫阙，王导给王含写信说：“从前奸臣扰乱朝廷【指刁协、刘隗】，人心不安。像我这样的人，心思在于外部救援。那么王敦攻陷石头城，大概也是王导的本意。到这里就不自觉地在言辞中显露真情了。假如有《春秋》那样的笔法，用赵盾的书法来讨伐他，王导又有什么借口呢？”
《五代史·志》记载，后魏每次攻战获胜，想让天下人知道，就写在帛上竖在竿上，名叫露布，这就是露布的起源。太和年间，韩显宗战胜到达新野，文帝对韩显宗说：“你破敌斩将，大大增强了军威，我正攻打坚城，为什么不做露布呢？”魏主称赞傅永：“上马能击贼，下马能作露板，只有傅修期罢了。”后来元英攻破义阳，派司马陆希道写露板，嫌他写得不够精当，命令傅永修改。傅永不增加文采，只是为他陈列军事情况，处置形势要害罢了。元英深深赞赏他。由此看来，露板自有其体制要点，也是当时非常看重的。
望楚山在襄阳府南八里，本名马鞍山，山脚与岘山相接，所谓马鞍山道就是这里。《水经注》说：“刘宋武陵王刘骏屡次登临，望见鄢城，所以得名。”是同一座山。岘山因为羊叔子游赏，至今名声显赫，而望楚山的名人，却无从称述。
汉文翁建造讲堂，设立石室，一个叫玉堂。《黄图》中有大玉堂，小玉堂。
五马相传的说法，与潘子真的《诗话》不同。天子用六匹马，左右为骖马。三公九卿，用四匹马，右边为騑马。汉代制度，九卿，那么中二千石也使用右騑马。太守只用四匹马，如果加秩中二千石，才用右骖马。所以用五马作为太守的美称。《遯斋闲览》及《学林》说：汉代朝臣出使担任太守，增加一匹马。宋人《五色线集》说：北齐柳元伯五个儿子同时担任郡守，当时五马参差不齐在庭院中，所以当时人称太守为五马。
世人传说杜鹃是望帝的魂魄，这话很不合常理。《华阳国志》说：“帝禅让给开明，登上西山隐居。当时正好是二月，子规鸟鸣叫，所以蜀人悲叹子规鸟的鸣叫。”这个说法颇为典雅驯顺。
大唐宣政殿，是周代的中朝，称为正衙。紫宸殿在它的北面，称为上阁。大概晋代自从太极殿有东西阁，天子在阁中听政，阁的名称就始于这里。
《方言》说：华，就是荂。宋齐之间，有的叫华，有的叫荂。荂音夸。
庄子》黄荂，注失引。
康王之诰注引郑氏曰：「周礼五门云云，外朝在路门外，则应门之内，盖内朝所在也。不知应门之内即路门之外，此曰治朝，以对路寝庭之朝而言，故亦曰外朝。其实正名，外朝在雉门之内，库门之外。」蔡氏旣误，而明初书传防选亦未能改正。
译《庄子》“黄荂”条，注疏失于引证。
《康王之诰》注疏引用郑玄的话说：“《周礼》五门等记载，外朝位于路门之外，那么应门之内，大概就是内朝所在的地方。不知道应门之内其实就是路门之外，这里称为治朝，是相对于路寝庭院中的朝而言的，所以也叫外朝。其实从正名来说，外朝在雉门之内、库门之外。”蔡氏既然已经搞错了，而明代初年的《书传防选》也未能加以纠正。
贡师泰重修定水教忠报德禅寺之碑云：「距慈谿县四十五里，鸣鹤山之阳，橐驼峯之东，有寺曰定水，为大梅常禅师开化之地。所藏大藏经，乃唐人所书，吏部侍郎京兆韩耔材为之记。今吾邑志不载此段，大藏经亦不知毁于何时。」
商容郑氏曰：商家乐官知礼容，所以礼署称容台。按《儒林传》：鲁徐生善为颂【容同】孝文时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容台之名，当本此。郑笺多附防。
杨太真常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绢。谚曰：「义髻抛河里，黄妃逐水流。」按：义髻即假髻，犹假儿，谓义儿也。
挚虞《文章流别集》三十卷，此选文之祖也。宋元嘉《宴集游山诗》五卷，此宴防游赏诗集之所祖也。顔峻《妇人诗集》二巻，此《玉台新咏》之所祖也。干宝《百志诗集》五卷，崔光《百国集诗》二十九卷，此选诸家诗之祖也。
汉中王瑀闻康昆仑奏琵琶，曰：“琵声多，琶声少，是未可弹五十四弦大弦也。”乐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顺鼓曰“琶”。
肃宗与李泌谈建宁王事，曰：“事已尔，末奈何？末奈何！”此今俗语也。
据史所载，唐自代宗而下，公主无再嫁者。至宣宗，遂诏：“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再嫁。”
贞观四年，使唐俭驰传往诱突厥，使归款。颉利许之，兵懈弛。李靖因袭破之。俭脱身归。此与韩信破齐相类，但俭幸不为郦生耳。韩、李皆一代飞将，而以不义取胜，足玷史册。
鱼朝恩传》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杂然，为附学生，列庑次。太宗时尝增广生员。
西域泥婆罗专遣使入献波棱酢菜，挥提葱。
环即古林邑有鸟名结辽，愚意即秦吉了。
两头蛮，吐蕃，讥南语，今谚犹用之。
八十九十曰髦，七年曰悼。先太常谓当是八十曰髦，九十曰悼。某按：据文，每十年一变称，无缘于八十九十同称曰髦，而于中忽挿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学之期，称之以悼，何其不祥耶？况九节俱是成数，则七年之为九十无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删矣。
疏：天子春夏受朝宗，则无迎法；受享则有之。故《大行人》云：“庙中将币，三享。”郑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礼，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觐遇，一受之于庙，则亦无迎法。故《郊特牲》云：“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明冬遇依秋也。春朝，受圭玉于朝，受庭实于庙，生气文也；秋觐，一并朝享，皆庙受之，杀气质也。朝礼，升朝之时，王但迎公，自诸侯而下随之而入，更不别迎。据《熊义》：“朝无迎法，唯享有迎。”按《礼器》称：“夷王下堂见诸侯，为失礼。”是单指觐礼。若朝宗行享礼，天子于诸侯，固有下堂而见之时也。
御食于君所器之漑者不写，其余皆写。注：写者，传巳器中乃食之也。吾乡俗以斟酒为写酒，盖亦有所本云【石崇传：以饴澳釜，澳音奥。胡氏注：明台人谓以水沃釡曰澳，余乡亦至今犹然】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孔子曰：“谁与哭者？”郑注：“与，音余。”先问谁与，后云哭者，倒装文法，恰似惊问情状。
正义：郑注《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苍梧。”按《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三苗乃死于苍梧者，张逸答巢氏问云：“初窜西裔，后分之在南野。”愚按：《书》称“舜舞干羽而有苗格矣”，安得复有征苗之事？《史记》云：“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疑山。”是为得之，非征有苗而死也。郑氏解经于难通处，每以意揣，此不足据也。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疏：「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艾转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别之。至死而加諡。」又曰：「士冠礼巳有伯某甫、仲叔季，此言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时虽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此即郑所谓且字也】五十之时直呼伯仲耳。」按此，则今世
译贡师泰在重修定水教忠报德禅寺的碑文中写道：“距离慈溪县四十五里，鸣鹤山的南面，橐驼峰的东面，有一座寺庙叫定水寺，是大梅常禅师开基弘法的地方。寺中收藏的大藏经，是唐代人所抄写的，吏部侍郎京兆人韩耔材为此作记。如今我们县的县志没有记载这段历史，大藏经也不知毁于何时。”
商容郑氏说：“商家乐官知礼容，所以礼署称为容台。查《儒林传》：鲁国人徐生擅长作颂（容同颂），孝文帝时以颂为礼官大夫，传至儿子再到孙子延襄，延襄也以颂为大夫，官至广陵内史。凡是称礼为颂的，都源自徐氏。容台这个名称，应当源于此。郑玄的笺注多附会防备之说。”
杨太真常以假髻作为首饰，并且喜欢穿黄色的绢衣。谚语说：“义髻抛河里，黄妃逐水流。”按：义髻就是假髻，就像假儿，指的是义儿。
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三十卷，这是选文的始祖。宋元嘉年间的《宴集游山诗》五卷，这是宴饮游赏诗集的始祖。颜峻的《妇人诗集》二卷，这是《玉台新咏》的始祖。干宝的《百志诗集》五卷，崔光的《百国集诗》二十九卷，这是选录各家诗的始祖。
汉中王瑀听康昆仑弹奏琵琶，说：“琵声多，琶声少，这还不足以弹奏五十四弦的大弦琵琶。”乐家认为从下往上逆着弹奏叫“琵”，从上往下顺着弹奏叫“琶”。
肃宗与李泌谈论建宁王的事情，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没办法？没办法！”这是现在的俗语。
根据史书记载，唐代自代宗以后，公主没有再嫁的。到了宣宗时，于是下诏说：“夫妇是教化的根本，那些有儿子而守寡的公主、县主，不得再嫁。”
贞观四年，派唐俭快马加鞭前往诱降突厥，使其归顺。颉利可汗答应了，军队松懈下来。李靖趁机袭击并打败了他们。唐俭脱身归来。这与韩信破齐的情况相似，只是唐俭幸运地没有像郦食其那样被杀。韩信、李靖都是一代飞将，却以不义取胜，足以玷污史册。
《鱼朝恩传》记载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官服混杂，作为附学生，排列在廊屋下。太宗时曾增加广学生员。
西域泥婆罗专门派遣使者入朝进献波棱酢菜，挥提葱。
环即古林邑，有一种鸟名叫结辽，我猜想就是秦吉了。
两头蛮，吐蕃，讥笑南方的语言，现在的谚语还使用它。
八九十岁叫髦，七十岁叫悼。先太常认为应当是八十岁叫髦，九十岁叫悼。我按：根据文意，每十年变换一个称呼，没有理由在八九十岁同称为髦，而在中间突然插入七十岁叫悼。况且七十岁正接近幼学的时期，称它为悼，多么不吉祥啊？况且九、十都是成数，那么七十岁应为九十岁无疑，而上句的“九十”二字应当删除了。
疏：天子在春夏接受诸侯朝见，则没有迎接的礼仪；接受享礼则有。所以《大行人》说：“在宗庙中接受币帛，三次享礼。”郑玄说：“朝见先享，不说朝见，是因为朝见是正礼，不嫌有等级差别。”如果秋冬觐见相遇，在宗庙中一次性接受，则也没有迎接的礼仪。所以《郊特牲》说：“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说明冬季的相遇依从秋季。春季朝见，在朝廷接受圭玉，在宗庙接受庭实，这是生气的文饰；秋季觐见，一并朝见享礼，都在宗庙接受，这是杀气的质朴。朝礼，升朝的时候，王只迎接公，自诸侯以下随之而入，不再分别迎接。根据《熊义》：“朝见没有迎接的礼仪，只有享礼有迎接。”按《礼器》称：“夷王下堂见诸侯，是失礼。”这是单指觐礼。如果朝宗行享礼，天子对于诸侯，本来就有下堂而见的时候。
在君主那里用膳，对于君主所用的洁净的器皿不倾倒，其余都倾倒。注：倾倒，是传到自己的器皿中才吃。我们家乡的习俗把斟酒称为写酒，大概也有其本源吧【《石崇传》：用饴糖浇灌釜，澳音奥。胡氏注：明台人把用水浇釜叫澳，我的家乡至今还这样】
伯鱼的母亲去世，一年还在哭。孔子说：“谁在哭？”郑注：“与，音余。”先问谁与，后说哭者，是倒装文法，恰似惊问的情状。
正义：郑注《淮南子》说：“舜征伐三苗而死于苍梧。”按《尚书》说“把三苗流放到三危，在西裔”，现在舜征伐三苗却死于苍梧，张逸回答巢氏问说：“起初流放到西裔，后来分一部分到南野。”我按：《书》称“舜舞干羽而有苗来归”，怎么又有征伐三苗的事？《史记》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疑山。”这才是正确的，不是征伐有苗而死。郑氏解经在难通之处，常以意揣测，这不足以作为依据。
幼年取名，成年取字，五十岁用伯仲，死后加谥号，这是周代的道。疏：“冠字，是人年二十有为，为人父之道，朋友同类不可再叫他的名，所以冠礼加字。年到五十岁，艾转尊，又舍弃二十岁的字，直接用伯仲区别。到死后加谥号。”又说：“士冠礼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这里说五十用伯仲，二十岁时虽然也说伯仲，都配合某甫而言【这就是郑所谓且字】五十岁时直呼伯仲。”按此，则今世
俗之于「某」字配以老与翁字者，施之于五十以上之人，犹为不失古意。而突而弁兮，概以称之，何也？
译世俗在“某”字后面配上“老”或“翁”字，用在五十岁以上的人身上，还算是没有失去古人的意旨。可是那些刚戴上冠帽的少年，也一概这样称呼，这是为什么呢？
公叔文子升于瑕丘，蘧伯玉从。文子曰：“乐哉斯丘也！死则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乐之，则瑗请前。”此段文疏无明解。刘氏曰：“吾子乐此，则我请前行以去子矣。”恶其将欲夺人之地，自为身后计，而讥之。若是则其奸已甚，犹得谓之长于讽谕乎？盖其防词犹云：“吾子欲葬此地，则人谁不乐此者？吾请前死以葬之矣。”语似诙谐，而意甚切直，殆可谓之婉而多风。
恶疾无子，妇人之不幸。义虽当去，独无可以善处之法乎？礼注：姆，妇人五十无子，出而不复嫁，能以妇道教人者，若今时乳母矣。夫能以妇道教人，是为贤妇。与贤妇同处三十年，既老而出之，听其为人乳母，非义所安。余读《商陵穆子之操》而悲之，知古人其亦有不得已者也。淫与窃盗，虽更三年之丧，焉得不去？况前贫贱，后富贵乎？古无生而富贵者，故有士冠礼，无诸侯冠礼。士四十强仕，始受禄有采地，前此皆贫贱之日也。然未仕则有分田以自给，艺成行立，书于州党，则取于上者有必得之理。故其贫贱也，不必戚；而其富贵也，不足惊。今曰前贫贱后富贵，是徒习见夫苏秦、朱买臣之属，骤得意于困阨日久之余，所以夸耀其妻子者，而不知先王之世无是也。《戴记》“七去三不去”之说，皆不足信。
曾子问婚礼旣纳币一条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弗敢嫁，礼也。壻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壻，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辨之曰：父母死，婚礼不行礼也。待之三年而弗敢嫁，乃所以求嗣为兄弟者。旣三年免丧矣，然且弗取焉，其诸非父母之丧故耶？不然可以嗣为兄弟矣，而复弗取，于义无所取尔也。礼，女子许嫁，笄而施缨，所以明系属于人之义，虽未尝共牢合卺，已有相为夫妇之道焉。」杂记曰：「女未许嫁，年二十方笄，燕则鬈首。鬈首者，犹以少者礼处之。也许嫁之于礼，若是乎其重也！今许嫁而复止，鬈首与不鬈首，与不鬈首则异乎其未许嫁也，鬈首则如之何？成人而复少之也。」壻免丧与女免丧，旣迟之三年矣，使复许嫁，一人而壻之父母死，或女之父母死，将必复迟之三年，迟之三年又不免于改字以听之，不可知之三年之丧，于古者二十而嫁之年，无乃逾之已逺乎？且一女子也，偃蹇数夫之间，辱莫大焉。先王之制为婚礼也，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一与之齐，终身弗改矣，岂其未嫁而先毁之防也？吾闻之也，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徴，请期，皆主人听命于庙而后行事，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今旣纳币，有吉日矣，是已尝纳采，问名，纳吉于庙，而重之祖宗之命矣，固不可以亟取而亟辞之，若是其轻也。吾意此非夫子之言，记者之过也。然则如何？吾闻之内则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则二十三而嫁。」此有故者，明是指女遭父母及壻遭父母之丧而言，除丧三年，适二十三年矣。二十三年而嫁，与二十而嫁同文，故知非壻弗取而改嫁也，是为得礼之正而已矣。曰：「三年弗取而后嫁之，非礼也。」故曰：「此非夫子之言，是记者之过也。」
鲁庄公薨，子般为共仲所弑。而陈澔注《鲁庄公之丧》，则曰：“庄公为子般所弑。”赵文子谓随武子：“谋其身，不遗其友。”至记者，记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谓赵文子也。而注曰：“知其贤而举之”，即“不遗友”之实，仍指随武子。其疎谬类如此。
天子之县内，注：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按汉时称县官，宜本此。
疏云：「虞书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者。」郑注云：「宅读曰咤，惩刈之器，五咤者，是五种之器，谓桎一，梏二，拲三。」按《书》「五刑一章」，即是有虞律法，其刑具畧见于此。
王制：司徒命乡简不帅教者，至四不变，然后屏之。乐正简不帅教者，止于二不变，遂屏之。乡民愚而其分卑，故其退之也以渐。愚可矜也，其进之也亦
译公叔文子登上瑕丘，蘧伯玉跟随在后。文子说：“这座山丘真令人快乐啊！我死后想葬在这里。”伯玉说：“您喜欢这里，那么瑗请求先行离开。”这段文字，注疏中没有明确的解释。刘氏说：“您喜欢这里，那么我请求先行离开，以避开您。”这是厌恶他将要夺取别人的土地，为自己死后做打算，因而讥讽他。如果这样，他的奸诈已经太严重了，还能称得上擅长讽谏吗？大概他的防备之词意思是说：“您想葬在这里，那么谁不喜欢这里呢？我请求先死而葬在这里。”话语看似诙谐，但意思非常恳切直率，几乎可以说委婉而富有讽喻意味。
身患恶疾且没有儿子，是妇女的不幸。道义上虽然应当休弃，难道就没有妥善处理的办法吗？《礼记》注说：“姆，是五十岁没有儿子，被休弃后不再改嫁，能够用妇道教导别人的妇女，就像现在的乳母一样。”能够用妇道教导别人，这就是贤妇。与贤妇共同生活三十年，等到她年老时休弃她，听任她去做别人的乳母，这在道义上是心安理得的吗？我读《商陵穆子之操》而感到悲伤，知道古人也有不得已的情况。淫乱和盗窃，即使过了三年的丧期，难道可以不休弃吗？何况以前贫贱，后来富贵呢？古代没有生来就富贵的人，所以有士的冠礼，没有诸侯的冠礼。士人到四十岁才正式做官，开始接受俸禄和采地，在此之前都是贫贱的日子。然而未做官时有分田来自给自足，技艺成熟、品行确立，名字登记在州党之中，那么从上级那里获取俸禄是有必然的道理的。所以他们的贫贱，不必忧愁；而他们的富贵，也不值得惊讶。现在说以前贫贱后来富贵，只是习惯于看到苏秦、朱买臣这类人，在长期困顿之后突然得志，以此来夸耀自己的妻子儿女，却不知道先王时代没有这种情况。《礼记》中“七去三不去”的说法，都不足以相信。
曾子问关于婚礼已经纳币的一条说：“新郎已经安葬，新郎的伯父传达话说：‘某人的儿子有父母的丧事，不能继承作为兄弟，派我传达话。’女方家长答应但不敢嫁，这是合乎礼的。新郎除丧后，女方父母派人请求新郎，新郎不娶然后才嫁给他，这是合乎礼的。女方父母去世，新郎也这样。辨别说：父母去世，婚礼不举行，这是合乎礼的。等待三年而不敢嫁，是为了寻求继承作为兄弟的人。已经三年除丧了，但仍然不娶，这大概不是因为父母丧事的原因吧？不然可以继承作为兄弟了，却仍然不娶，在道义上是没有什么可取的。礼制规定，女子许嫁，加笄并系上缨，用来明确归属他人的道义，虽然没有共同祭祀和合卺，已经有相为夫妇的道理了。”《杂记》说：“女子没有许嫁，二十岁才加笄，平时则挽发髻。挽发髻，还是用对待年轻人的礼节对待她。许嫁在礼制上，竟然如此重要！现在许嫁后又停止，挽发髻与不挽发髻，与不挽发髻就不同于没有许嫁的情况，挽发髻又该怎么办？成人后又用对待年轻人的礼节对待她。”新郎除丧和女子除丧，已经延迟三年了，如果再次许嫁，一个人新郎的父母去世，或者女方父母去世，必将再次延迟三年，延迟三年又不免于改字以听从安排，不可知的三年丧期，对于古代二十岁出嫁的年龄，岂不是远远超过了？况且一个女子，在几个丈夫之间犹豫不决，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先王制定婚礼，是为了确立男女的区别，建立夫妇的道义，一旦与之结为夫妻，终身不改变，难道会在未嫁之前就破坏防备吗？我听说，婚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都是主人在宗庙听取命令后才行事，用来敬重慎重端正婚礼。现在已经纳币，有了吉日，这是已经纳采、问名、纳吉于宗庙，而重视祖宗的命令，本来不可以急切地娶或急切地辞，如此轻率。我认为这不是孔子的话，是记录者的错误。那么该怎么办呢？我听说《内则》说：“女子十五岁加笄，二十岁出嫁，有特殊情况则二十三岁出嫁。”这个特殊情况，明确是指女子遭遇父母丧事以及新郎遭遇父母丧事而言，除去丧期三年，正好是二十三岁。二十三岁出嫁，与二十岁出嫁同文，所以知道不是新郎不娶而改嫁，这是符合礼制的正确做法。所以说：“三年不娶然后嫁给他，是不合礼的。”所以说：“这不是孔子的话，是记录者的错误。”
鲁庄公去世，子般被共仲杀害。而陈澔注释《鲁庄公之丧》，却说：“庄公被子般杀害。”赵文子对随武子说：“谋划自身，不遗漏朋友。”等到记录者，记录在晋国管库中被举荐的七十多家士人，说是赵文子。而注释说：“知道他们贤能而举荐他们”，就是“不遗漏朋友”的实际，仍然指随武子。其疏漏错误类似这样。
天子管辖的县内，注释：县内，是夏朝时天子所居州的边界名称。按照汉朝时称县官，应该源自这里。
疏说：“《虞书》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就是这样。”郑玄注释说：“宅读作咤，是惩罚割刈的工具，五咤者，是五种工具，指桎一，梏二，拲三。”按照《尚书》“五刑一章”，就是有虞氏的法律，其刑具大致见于此。
《王制》：司徒命令乡官简选不遵从教化的人，直到四次不变，然后放逐他们。乐正简选不遵从教化的人，只到两次不变，就放逐他们。乡民愚昧而地位低下，所以他们的退让也是逐渐的。愚昧值得怜悯，他们的进用也
以渐。卑不可躐也。若王子公卿之子，其习于教也久矣，而犹不帅，则再不变而弃之，何疑？至于学成而进之，则一朝而为造士，非过也。此先王因人施教之法也。陈氏则谓众庶之家为易治，故乡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时。世族之家为难化，故国子之出学，常在九年大成之▯。以三年之近而考焉，则必四不变而后屏之；以九年之逺而简焉，则虽二不变，屏之可也。其说似矣，然吾未闻先王之世，公卿之子弟薫陶仁义，渐摩诗礼，而其难化犹甚于众庶之家也。
译循序渐进，地位卑微者不可越级。如果是王公贵族、公卿大臣的子弟，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如果仍然不遵从教导，那么两次教化不变就将其摒弃，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至于学业完成而提拔他们，那么一旦成为造就的人才，这并不是过分。这是先王根据人的不同情况实施教育的方法。陈氏则认为平民百姓的家庭容易治理，所以乡遂学校所进行的考核，常在三年大比的时候。世家大族的家庭难以教化，所以国子学学生出学，常在九年大成之时。用三年之近来进行考核，那么必须四次不变才将其摒弃；用九年之远来进行选拔，那么即使两次不变，将其摒弃也是可以的。他的说法似乎有理，然而我没有听说在先王时代，公卿的子弟在仁义的熏陶、诗礼的渐染下，其难以教化的程度还超过平民百姓的家庭。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专据王子等，其实郷人入学为造士者，亦同于此。其郷人不在学者，及邦国所贡之士，亦当升诸司马，以司马掌爵禄，故有司士属焉。其职曰：“以德诏爵，以功诏禄。”即知但入仕者，皆司马主之下，文更不见郷人及邦国所贡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但文不具耳。刘氏曰：“乡学秀者之升曰选士，国学秀者之升曰进士。其选士者不过用为鄕遂之吏，而选用之权在司徒也。其进士则必命为朝廷之官，而爵禄之定，其权皆在大司马。”此鄕学、国学教选之异，所以为世家、编户之别。然庶人仕进亦有二道，可为选士者，司徒试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国学，则论选之法与国子弟同矣，此其二也。近世邱氏亦主此说，恐未然。
礼运》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正义曰：上旣云必本于天殽以降命，此亦当云必本于地殽以降命，但上文旣具，故此畧而变文，直云命降于社之谓殽。地上云命降于社之谓殽，地此亦当云命降于祖之谓殽庙，以上文旣具，故此又畧而变文。正义此段论最妙，乃作文换句之法也。
郑云：「社祀后土，配以勾龙；稷祀神农，配以后稷。」又云：「一岁祭祀有四，其一为孟冬祈年于天宗，即蜡，腊也。」按：「蜡祭先啬，注训神农；祭司啬，注训后稷。」是祭稷非祭社也。先儒无辨其说者。
郊特牲丹漆雕几之美。注：几谓漆饰沂鄂也。按：沂鄂，恐即垠堮之意，谓器棱角也。
内则「右佩纷帨」，云云。疏皇氏云：「以右厢用力为便，故佩大物。此人身左右亦得称厢也。」后又云：「此刀大于左厢刀。」
内则姑舅若使介妇毋敢敌耦于▯妇。注：虽有勤劳，不敢掉磬。隐义云：齐人以相绞讦为掉磬。
玉藻▯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注：端当为冕字之误。正义曰：知端当为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诸侯之朝服次以▯端。按下，诸侯皮弁听朔，朝服视朝，是视朝之服卑于听朔。今天子皮弁视朝，若▯端听朔，则是听朔之服卑于视朝，与诸侯不类。且听朔大，视朝小，故知端当为冕。又按《王制》云：周人▯衣养老。注：▯衣素裳为诸侯朝服。注云：▯衣则此▯端也。若以素为裳，则是朝服。此朝衣素裳皆得谓之▯端。若天子诸侯以朱为裳，则皆谓之▯端，不得名为朝服也。按前云次以▯端在诸侯朝服之下者，乃是朱裳，故为最下。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疏：郑注《州长职》云：“序，州党之学。”则党学曰序。此云“党有庠”者，郷学曰庠。故《乡饮酒之义》云：“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注云：“庠，郷学也。”《州党曰序》注云：“党有庠者，是乡之所居，言党附乡也。”党为乡学之庠，不别立序。凡六乡之内，州学以下皆为庠；六遂之内，县学以下皆为序也。按此，州学为庠，近今之府学；遂学为序，近今之县学。陈澔改“术”为“州”，“州之学曰序”，《周礼·乡大夫》“春秋以礼防民而射于州序”是也。然“州党曰序”，序兼属党；乡学曰庠，则上“党”字又难通。
丧大记》紞以组类为之，缀之领侧。若今被识矣。按，被头别施帛为缘，呼为被池。宋子京诗「春寒到被池」是也。
月令，季秋之月，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云云。陈集注：旧说秦建亥，此月为岁终，故行此数事者，得之。愚按：此书不用周正，而以建寅为月令之首，是也，知夏正之得时矣。何故复有建亥之意乎？季冬之令曰：「数将几终，岁且更始，」故知其终以夏时为准矣。又曰：「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歳之宜，」此真歳终事也。若受朔与贡税，将分命诸侯以颁之百县，非一时所可徧，故必预备之于三月之前，而后及事。岂以九月之爲岁终然哉？盖不韦为相，大集羣儒
译大乐正推举造就出的优秀士人，向天子报告，并升荐给司马，称为进士。这段文字承接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之后，似乎专门依据王子等人，其实乡人入学成为造士的，也同于此。那些乡人中未入学者，以及邦国所贡举的士人，也应当升荐给司马，因为司马掌管爵位俸禄，所以有司士隶属于他。他的职责说：“根据德行授予爵位，根据功劳授予俸禄。”由此可知，凡是入仕的人，都在司马主管之下，文中不再提及乡人及邦国所贡举的士人，所以知道其中兼有这些人，只是文字没有详尽罢了。刘氏说：“乡学中优秀者升荐称为选士，国学中优秀者升荐称为进士。那些选士不过被用作乡遂的官吏，而选用的权力在司徒。那些进士则必定被任命为朝廷的官员，而爵位俸禄的确定，其权力都在大司马。”这是乡学、国学教选的不同，所以成为世家、编户的区别。然而庶人仕进也有两条途径，可以成为选士的，司徒试用他们，这是其一。司徒将他们升荐到国学，那么论选的方法就与国子相同了，这是其二。近代邱氏也主张此说，恐怕未必正确。
《礼运》说：“因此政事必定以天殽为本，以此降下天命，天命降于社称为殽，地命降于祖庙称为仁义，降于山川称为兴作，降于五祀称为制度。”正义说：上面既然说必定以天殽为本以降下天命，这里也应当说必定以地殽为本以降下地命，但上文既然已经具备，所以这里省略而变换文辞，直接说天命降于社称为殽。上面说天命降于社称为殽，这里也应当说地命降于祖庙称为殽，因为上文既然已经具备，所以这里又省略而变换文辞。正义这段论述最妙，乃是作文换句的方法。
郑玄说：“社祭祀后土，配享勾龙；稷祭祀神农，配享后稷。”又说：“一年祭祀有四次，其中一次是孟冬向天宗祈年，即是蜡、腊。”按：“蜡祭先啬，注解释为神农；祭司啬，注解释为后稷。”这是祭稷而非祭社。先儒没有辨析此说的人。
《郊特牲》丹漆雕几之美。注：几是说漆饰沂鄂。按：沂鄂，恐怕即是垠堮的意思，指器物的棱角。
《内则》“右佩纷帨”，云云。疏皇氏说：“因为右边用力方便，所以佩带大物。这人身左右也可以称为厢。”后又说：“这刀比左厢的刀大。”
《内则》姑舅如果使唤媳妇，不敢与媳妇匹敌。注：即使有勤劳，也不敢掉磬。隐义说：齐人把互相绞结讦告称为掉磬。
《玉藻》〇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注：端应当是冕字的错误。正义说：知道端应当是冕的原因，凡是衣服，皮弁尊贵次之，以诸侯的朝服次之，以〇端再次之。按下面，诸侯皮弁听朔，朝服视朝，是视朝的服饰低于听朔。现在天子皮弁视朝，如果〇端听朔，那么就是听朔的服饰低于视朝，与诸侯不类似。况且听朔重大，视朝轻微，所以知道端应当是冕。又按《王制》说：周人〇衣养老。注：〇衣素裳为诸侯朝服。注说：〇衣即此〇端。如果以素为裳，那么就是朝服。这朝衣素裳都称为〇端。如果天子诸侯以朱为裳，那么都称为〇端，不能名为朝服。按前面说次以〇端在诸侯朝服之下的，乃是朱裳，所以为最下。
古代的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疏：郑注《州长职》说：“序，是州党的学校。”那么党的学校叫序。这里说“党有庠”的，乡学叫庠。所以《乡饮酒之义》说：“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注说：“庠，是乡学。”《州党曰序》注说：“党有庠的，是乡所居住的地方，说党依附于乡。”党为乡学的庠，不另外设立序。凡是六乡之内，州学以下都称为庠；六遂之内，县学以下都称为序。按此，州学为庠，近似现在的府学；遂学为序，近似现在的县学。陈澔改“术”为“州”，“州的学校叫序”，《周礼·乡大夫》“春秋以礼防民而射于州序”就是如此。然而“州党曰序”，序兼属于党；乡学叫庠，那么上面“党”字又难以通顺。
《丧大记》紞以组类为之，缀之领侧。如同现在的被识。按，被头另外施加帛为缘，称为被池。宋子京诗“春寒到被池”就是如此。
《月令》，季秋之月，会合诸侯，制定百县，为来年接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云云。陈集注：旧说秦建亥，此月为岁终，所以行此数事者，得之。愚按：此书不用周正，而以建寅为月令之首，是正确的，知道夏正得时了。为何又有建亥的意思呢？季冬之令说：“数将几终，岁且更始，”所以知道其终以夏时为准了。又说：“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这才是真正的岁终之事。如果受朔与贡税，将分命诸侯以颁之百县，不是一时所能遍及，所以必定预备于三月之前，而后及事。难道以九月为岁终吗？大概不韦为相，大集群儒
，以为此书，诸儒当战国分争，乐残礼废之后，尚有区区抱异经以冀复古制者。其后共议封建，非笑始皇事，不师古而被坑者，即此辈也。彼欲依不韦以行先王之法度，其见固已迂矣。而况欲伸其说于李斯焚书之世哉？悲夫。
译认为这本书，是诸儒在战国纷争、礼乐残废之后，仍有少数人抱着不同的经典，希望恢复古代制度的作品。后来他们共同议论分封制，讥笑秦始皇的行事，不效法古人而被坑杀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想依靠吕不韦来推行先王的法度，其见识本来就已经迂腐了。更何况想在李斯焚书的年代推行他们的学说呢？可悲啊。
文王世子第五节。文王之为世子也七字。石梁王氏谓衍文。刘氏强解不通。余谓当在第三节武王帅而行之上。恐是错简。后教世子三字。石梁亦谓衍文。余谓文王教世子前盖是旧书篇名。记者失于删去耳。
天子大蜡八。注：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按：八蜡之祭，本以其有功而报之。昆虫何功焉？且祝辞曰：“昆虫无作”，而反祭之，与记分疏八者于下曰：“祭先啬、司啬、飨农及邮表畷、禽兽、迎猫、迎虎，而未尝及昆虫。”知王肃分“迎猫”为一事，其说不可易矣。苏氏云：“迎猫则为猫之尸，迎虎则为虎之尸”，亦不及昆虫，可见。若昆虫有尸，当作何像耶？或云《周礼》族师、《春秋》祭酺，亦如之。注：蝝螟，食谷之虫。此神能为灾害，故祭以止之。则祭昆虫者，亦祭其神也。然此说与记注俱郑自为之，不可信。果有祭神之礼，则《大田》之诗，何必复祈田祖畀炎火耶？
内则疏芝栭应是一物，今春夏生于水，可用为葅，其白者不堪食，疑即今之菌也。
奔则为妾，当是三月防男女奔则不禁之时也。若桑间濮上，乃王法所必加，何妾之有？
论语》凡有若、曾子门人之所记，则必称“子”。《礼运》陈注云：“疑出于子游门人之所记。”然首尾皆称“言偃”，其非子游门人所记可知。
君与尸行，接武；大夫继武，士中武，徐趋，皆用是疾趋。则欲发而手足毋移，徐趋对下。疾趋则趋犹行也，言徐趋，君、大夫、士皆宜依此礼而行之。若疾趋，则不必以接武、继武、中武为拘，而手足则不可改其常式耳。注解：徐趋为或徐或趋，则于疾趋说不去。
大夫次于公馆以终丧，士练而归【此邑宰之士】士次于公馆【此朝士】大夫居庐，士居垩室【此亦邑宰】倚庐即公馆，大夫朝士皆居公馆终丧，而邑宰居垩室，至小祥始还治，不知当时大小职业何以为理，三年谅阴，子张已疑之矣。
大白冠、缁布之冠，皆不防，委武、▯缟，而后防【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呼卷为委，齐人呼巻为武，▯缟二冠旣别，有冠卷则必有防，故云委武、▯缟而后防也】前云丧。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湛园札记,卷二》：>冠不绥，又云丧冠条属。注云：以一条绳屈而属于冠以为武，是丧冠有武而无防也。此云旣别有冠巻，则必有防，似有武必有防，与前不同矣。然玩注一「别」字，盖丧冠缨与武共一绳，若吉冠则缨与武各一绳，各一绳是别有冠卷也，故必有防。
父有服，宫中子不与于乐。子齐衰之服期而毕矣，亦与父同有服乎？正义曰：若重服，则期后犹有子姓之冠，自不得与于乐。此说最明。所谓子姓之冠，《玉藻》云：缟冠，▯武。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日至，仅可有事于祖。知《周礼》夏至祭地之说，盖妄。
深衣篇》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疏袂者，纯缘也。谓纯其袂缘，则袂口也。又云：「缘读为緆，谓深衣之下纯也。」纯边者，谓深衣之旁侧也。广各寸半者，言纯袂口及裳下之緆，并纯旁边，其广各寸半。依此读，则「纯句袂句缘句纯边句」。
鄕饮酒义间歌三终合乐三终疏谓笙歌已竟，而堂上与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鱼丽则堂下笙《由庚》，此为一终次则堂上歌《南有嘉鱼则堂下笙《崇丘》，此为二终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台》，则堂下笙《由仪为三终也。按《由庚》《崇丘》《由仪即《鱼丽嘉鱼南山有台》之谱故有声无辞非阙也。《南陔》《白华华黍》，亦犹是矣。
燕义，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一节确是误入《燕义》者，吴幼清《仪礼传》以第二节起，而移此节于末，盖因后有献世子句，所以附释庶子之义耳，然毕竟归之《周礼》为正。
周礼》使万民观治象，故无刑。小宰帅治官而观治象之法，故悚之以常刑，又以大刑，警于宫中也。令于百官府，疑单指宫中之官。
按太宰所掌八法、八则、八柄、八统，此治典之大纲；九赋、九贡、九式，此理财之常法。
译《文王世子》第五节中“文王之为世子也”七字，石梁王氏认为是衍文，刘氏强行解释不通。我认为这七字应当位于第三节“武王帅而行之”之上，恐怕是错简所致。“后教世子”三字，石梁王氏也认为是衍文。我认为“文王教世子”之前大概是旧书的篇名，记录者遗漏而未删去罢了。
天子举行大蜡祭，祭祀八位神祇。注解说：先啬第一，司啬第二，农第三，邮表畷第四，猫虎第五，坊第六，水庸第七，昆虫第八。按：八蜡之祭，本来是因为它们有功而报答它们。昆虫有什么功劳呢？况且祝辞说：“昆虫不要作乱”，反而祭祀它们，与《礼记》分疏八项在下面说：“祭祀先啬、司啬，宴请农及邮表畷、禽兽，迎接猫、迎接虎，而没有提到昆虫。”可知王肃将“迎猫”分为一事，他的说法不可改变。苏氏说：“迎猫就是为猫设立尸，迎虎就是为虎设立尸”，也没有提到昆虫，由此可见。如果昆虫有尸，应当做成什么形象呢？有人说《周礼》中的族师、《春秋》中的祭酺，也是这样。注解说：蝝螟，是吃谷子的虫子。这种神能造成灾害，所以祭祀它来制止灾害。那么祭祀昆虫，也是祭祀它的神灵。然而这种说法与《礼记》的注都是郑玄自己说的，不可信。如果真有祭祀神灵之礼，那么《大田》这首诗，何必再祈求田祖降下大火呢？
《内则》疏中说芝栭应该是一种东西，现在春夏生长在水中，可以用来做腌菜，白色的不能食用，怀疑就是现在的菌类。
奔则为妾，应当是指三月防禁男女私奔不禁的时候。如果是桑间濮上那种淫乱行为，是王法必定要加罪的，哪里会有妾的说法？
《论语》中凡是若、曾子门人所记录的，必定称“子”。《礼运》陈注说：“怀疑出于子游门人所记录。”然而首尾都称“言偃”，可知不是子游门人所记录。
君与尸行走，接武；大夫继武，士中武，徐趋，都用这种疾趋。那么想要出发而手脚不移动，徐趋对应下文。疾趋则趋如同行走，说徐趋，君、大夫、士都适宜依照此礼而行。如果疾趋，则不必以接武、继武、中武为拘束，而手脚则不可改变其常规样式。注解：徐趋为或徐或趋，则于疾趋说不去。
大夫在公馆住宿以终丧，士练祭后回家【这是邑宰的士】士在公馆住宿【这是朝士】大夫住在庐，士住在垩室【这也是邑宰】倚庐就是公馆，大夫朝士都住在公馆终丧，而邑宰住在垩室，直到小祥才回去治理政务，不知当时大小职业如何治理，三年谅阴，子张已经怀疑了。
大白冠、缁布之冠，都不设防，委武、〇缟，而后设防【委武都是冠的下卷，秦人呼卷为委，齐人呼卷为武，〇缟二冠既别，有冠卷则必有防，所以说委武、〇缟而后防】前云丧。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湛园札记,卷二》：冠不绥，又说丧冠条属。注说：用一条绳屈而属于冠以为武，是丧冠有武而无防。这里说既有冠卷，则必有防，似乎有武必有防，与前不同。然而玩味注中一个“别”字，盖丧冠缨与武共一绳，若吉冠则缨与武各一绳，各一绳是别有冠卷，故必有防。
父亲有丧服，宫中儿子不参与音乐。儿子齐衰之服一年就完了，也与父亲同有丧服吗？正义说：如果重服，则期后还有子姓之冠，自然不得参与音乐。此说最明。所谓子姓之冠，《玉藻》说：缟冠，〇武。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日至，仅可有事于祖。可知《周礼》夏至祭地之说，大概是妄说。
《深衣篇》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疏袂者，纯缘也。谓纯其袂缘，则袂口也。又说：“缘读为緆，谓深衣之下纯也。”纯边者，谓深衣之旁侧也。广各寸半者，言纯袂口及裳下之緆，并纯旁边，其广各寸半。依此读，则“纯句袂句缘句纯边句”。
《乡饮酒义》间歌三终合乐三终疏谓笙歌已竟，而堂上与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鱼丽》则堂下笙《由庚》，此为一终；次则堂上歌《南有嘉鱼》则堂下笙《崇丘》，此为二终；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台》，则堂下笙《由仪》为三终也。按《由庚》《崇丘》《由仪》即《鱼丽》《嘉鱼》《南山有台》之谱，故有声无辞，非阙也。《南陔》《白华》《华黍》，亦犹是矣。
《燕义》，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一节确是误入《燕义》者，吴幼清《仪礼传》以第二节起，而移此节于末，盖因后有献世子句，所以附释庶子之义耳，然毕竟归之《周礼》为正。
《周礼》使万民观治象，故无刑。小宰帅治官而观治象之法，故悚之以常刑，又以大刑，警于宫中也。令于百官府，疑单指宫中之官。
按太宰所掌八法、八则、八柄、八统，此治典之大纲；九赋、九贡、九式，此理财之常法。
而九两系邦国之民，则又不独理财矣。歳终诏王废置，三年大计诛赏，合羣吏之职掌而受治也。小宰职掌其贰，以赞冢宰。宰夫合羣吏，正歳防月要日成，治其不时举者以告▯宰而诛之。皆是总举庶职，合太宰、小宰、宰夫职分，自是一项。太府分太宰理财之一事，而颁其货于受藏，则内府属焉；颁其贿于受用，则外府属焉。玉府则分内府之货，而职其小用者也。合太府、内府、外府、玉府职分，亦自是一项。司防亦分太宰理财之一事，而专主钩考防稽。司书职内、职岁、职币属焉。职内掌邦之赋入，亦如太府之有内府；职岁掌邦之赋出，亦如太府之有外府；职币掌振余财，亦如太府之有玉府。盖用财与防财相对举。职合司防、司书、职内、职岁、职币，又是一项。太宰所谓诏王废置所该者广，司防所谓诏王及▯宰废置，单指理财一事。论者不知以为《周礼》合用人、理财而一之，而因浑司防于小宰、宰夫之列，是亦不知周公建官总领分核之深意矣。
译至于九两用来维系邦国的民众，那就不只是理财了。年终向君王报告废置事宜，三年进行一次大的考核以施行诛罚奖赏，这是汇总众官吏的职掌来接受治理。小宰掌管其副职，以辅佐冢宰。宰夫汇总众官吏，校正岁、月、日、成的账目，处理那些不按时上报的人并报告冢宰予以诛罚。这些都是总括各种职事，将太宰、小宰、宰夫的职分合并，自成一类。太府分担太宰理财的一项事务，将货物颁给掌管储藏的机构，那么内府就隶属于它；将财物颁给掌管使用的机构，那么外府就隶属于它。玉府则分担内府的货物，掌管细微的用途。将太府、内府、外府、玉府的职分合并，也自成一类。司会也分担太宰理财的一项事务，专门主管稽查考核。司书、职内、职岁、职币隶属于它。职内掌管国家的赋税收入，就像太府拥有内府一样；职岁掌管国家的赋税支出，就像太府拥有外府一样；职币掌管救济和剩余财物，就像太府拥有玉府一样。大概是用财与管财是相对并举的。将司会、司书、职内、职岁、职币的职分合并，又是另一类。太宰所说的向君王报告废置，所涵盖的范围很广；司会所说的向君王及冢宰报告废置，单指理财这一件事。议论的人不知道，认为《周礼》将用人和理财合而为一，因而将司会混同于小宰、宰夫之列，这也是不了解周公设立官职、总领分核的深意啊。
李氏枝江县学记》谓《周礼》无师儒之官，学校之地，不知书其孝弟睦婣任防，书其德艺者，皆比闾族党之教也。故五家为比而有长，则其地即在五家之中矣。二十五家为闾而有师，则其地即在二十五家之中矣。推之及于州乡，皆然。此以见周之无人无地之非教也。何氏曰：「自乡大夫至比长，自遂大夫至邻长，皆乡遂之民，各为保伍，各相教治，异其爵秩，别其贵贱，谓之教官，谓之乡吏，不受命天子，操刑政之权者也。然闾师比长，其人地至微，而亦得沾爵禄之荣。今之郡县教官，其于教育人才之责至重，而反下同于抱关击柝，何其轻于视教耶！」
胥师、贾师各二史，每二十肆，胥师、贾师一人。是二十肆而奉六人也。司虣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长每肆一人。通上六人计之，是每二十肆共奉四十二人也。此四十二人者，肆出其糈乎？抑官自为之禄乎？盖亦不胜其扰矣。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比乡大夫下一秩，自此逓降一级至邻长，不得为下士矣。盖亦重近畧逺之意。
族师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爱，刑罚庆赏相及相共。按十家十人，八闾为之联，即后世保甲法也。然后世之法，同保中有罪，往往连坐，而善则无及焉，是有刑罚而无庆赏也。唯周家刑罚庆赏皆得以相及相共，此所以鼓舞不倦，而羣安于比闾族党之中与？
载师甸稍县都，十而取二，则有倍畆之入矣。其地皆卿大夫之采地，及王亲子弟之食邑，必皆膏腴之田，而税之重，以优亲贤者也。
闾师主徴六鄕贡赋之税者，与前闾胥不同。盖此特借其近民以为号耳。
调人所谓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此杀伤或是八议三宥之类，法所不加，而孝子仁人之心则自有不能已者。故和难者使辟之，则两得之矣。然而王法亦不可以无伸也。父之讐，辟之海外。海外者，鱼鳖蛟龙之与游，魑魅魍魉之与处，是传所谓屏诸四夷者也。名虽辟而实则与窜流之无异矣。兄弟之讐，辟诸千里之外，是即今法所谓流一千里者也。从父兄弟之讐，不同国，是即今法所谓流五百里以下者也。然则杀人之罪虽赦，而法未尝不伸，而仁人孝子之心所为枕干寝块而誓不共戴者，至是亦可以少慰矣。又曰：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讐之。此所谓义者，亦指民间之相杀，非过非故而理所当杀，如杀越人于货，凡民罔不憝者。今律窃盗章亦有登时打死弗论之律，盖事起仓卒，其势不及告于有司，斯杀之无罪矣。然为其所杀子弟义不得已也，但勿与同国而已，令勿讐之。讐之则死，勿与同国者，其子弟之自往辟之也，非杀人者之辟之也。旣义不得讐之矣，亦何辟之有？旧说杀人而义者，为当官执法而杀人，如此则辟之他境。吾未见当官执法可以去位而辟人者，且杀人之罪尝数至于有司之庭矣，是终日辟人无巳时也。其说之荒谬不泰甚乎？
德行道艺党正书之矣。而司谏复书之曰：「以考鄕里之治者，盖不敢纯任比闾族党，而以助鄕大夫宾兴之所不及也。其法之严宻如此。」此与后之九品中正者异矣。前言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考鄕里之治，以诏废置，以行赦宥者，不独废置赦宥乎一人，而凡鄕举里选之公私，皆得以其所举之贤否治之也。此之谓相及相共，而民无不劝惩矣。
周家兵数皆从井田出，诸侯千乗者得士七万五千人，天子万乘则得士七十五万人。井田之制一定，凡兵士器甲车马无不有截然一定之数，本国不可得而增派，异国不可得而召募。故其时虽有封国大小，而强弱不甚相逺。井田废而丘甸无稽，则一家而正羡俱行矣；井田废而游手无食，则异国而流亡接踵矣。此强吞弱，并而天子夷于列国，小国弃为臣▯，兵制之所以乱，封建之所以亡也。唐亦以口分世业而有府兵之制，自租庸调之法壊而彍骑不得不变矣。
世妇每宫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男子之官而称世妇，奇用卿大夫为宫官，尤奇。虽疏解为奄人，然奄人得
译《李氏枝江县学记》说，《周礼》中没有专门设立师儒的官职和学校的场所，不知道那些记录孝悌、和睦姻亲、任用防范，以及记录德行技艺的人，都是比、闾、族、党等基层组织的教化人员。所以五家组成一比并设有比长，那么教化的地方就在五家之中了；二十五家组成一闾并设有闾师，那么教化的地方就在二十五家之中了。由此类推到州和乡，都是如此。这可以看出周代没有哪个人、哪块地方是不接受教化的。何氏说：“从乡大夫到比长，从遂大夫到邻长，都是乡遂中的百姓，各自组成保伍，互相教化治理，虽然爵位等级不同，贵贱有别，被称为教官，称为乡吏，但他们并不接受天子的直接命令，也不掌握刑罚政令的大权。然而闾师、比长这些人地位卑微，却能享受爵位俸禄的荣耀。如今郡县的教官，对于教育人才的责任极其重大，反而地位等同于守门打更的小吏，这是多么轻视教化啊！”
胥师、贾师各自配备两名史官，每二十个店铺，设一名胥师或贾师。这样二十个店铺要供养六个人。司虣每十个店铺设一人，司稽每五个店铺设一人，胥每两个店铺设一人。肆长每个店铺设一人。加上上面提到的六个人计算，每二十个店铺总共要供养四十二个人。这四十二个人，是由店铺出粮食供养呢？还是由官府自行发放俸禄呢？大概百姓承受不了这样的骚扰吧。
遂大夫每个遂设一名中大夫，比乡大夫低一级，从此逐级降低一级直到邻长，不能低于下士了。大概也是重视近处、简略远地的意思。
族师规定五家为一比，十家为一联，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联，四闾为一族，八闾为一联，让他们互相保护、相亲相爱，刑罚和庆赏互相牵连、共同承担。按十家十人，八闾组成一联，这就是后世的保甲法。但后世的法律，同保中有人犯罪，往往连坐受罚，而做好事却没有牵连奖励，这是只有刑罚而没有庆赏。只有周代刑罚和庆赏都能互相牵连、共同承担，这就是为什么能鼓舞人心不知疲倦，而民众能在比、闾、族、党中安居乐业的原因吧？
载师规定甸、稍、县、都等地，十分取二，那么就有加倍于亩的税收了。那些土地都是卿大夫的采邑，以及王亲子弟的食邑，必定都是肥沃的田地，而税收较重，是为了优待亲族贤人。
闾师是主管征收六乡贡赋税收的人，与前面的闾胥不同。大概只是借用了他们接近百姓这一特点作为名号罢了。
调人所说的过失而杀伤人的情况，由民众来调解。这种杀伤或许属于八议、三宥之类，法律不予追究，但孝子仁人的内心自有无法平息的情感。所以调解纠纷的人让他们避开对方，这样双方都得以保全。然而王法也不能不伸张。父亲的仇人，让他流放到海外。海外是与鱼鳖蛟龙同游、与魑魅魍魉同居的地方，这就是《传》所说的放逐到四方蛮夷之地。名义上是流放，实际上与流放无异。兄弟的仇人，让他流放到千里之外，这就是如今法律所说的流放一千里。堂兄弟的仇人，不得同处一国，这就是如今法律所说的流放五百里以下。那么杀人的罪行虽然赦免，但法律未曾不伸张，而仁人孝子心中那种枕着盾牌、卧在土块上发誓不共戴天的愤恨，到这里也可以稍微安慰了。又说：“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不得同处一国，命令不要报仇。”这里所说的合乎道义，也是指民间互相杀害，并非故意犯罪而是理所应当杀死的，比如为了抢劫财物而杀人，凡是民众没有不憎恨的。如今律法中盗窃章节也有当场打死不予论处的规定，大概是因为事情发生突然，来不及报告官府，这样杀人就没有罪了。然而被杀者的子弟出于义愤不得已，只是不要让他们同处一国罢了，命令不要报仇。如果报仇就会死，不要同处一国，是指被杀者的子弟自行去避开仇人，而不是杀人者去避开他们。既然合乎道义不能报仇，又有什么避开的必要呢？旧说认为杀人而合乎道义的，是指当官执法而杀人，如果是这样，就让他流放到其他边境。我没见过当官执法的人可以离职而流放到别人那里的，况且杀人的罪行曾经多次在官府审理，这是整天流放人没有尽头的时候。这种说法荒谬不也太厉害了吗？
德行、道艺由党正记录。而司谏又记录说：“用来考核乡里的治理情况，大概是不敢完全依赖比、闾、族、党，而是为了辅助乡大夫宾兴所不及的地方。其法律严密到如此程度。”这与后世的九品中正制不同。前面说刑罚庆赏互相牵连、共同承担，用来考核乡里的治理，用来宣告废置，用来施行赦免，不仅仅废置赦免针对一个人，而是凡是乡举里选中的公私事务，都可以根据所举荐的人贤能与否来治理。这就叫互相牵连、共同承担，而民众没有不被劝勉和惩戒的。
周代的兵数都从井田制中产生，拥有千辆战车的诸侯能得到七万五千名士兵，拥有万辆战车的天子则能得到七十五万名士兵。井田制一定，所有士兵的器械、甲胄、车马无不有明确固定的数量，本国不能增加派遣，异国不能招募。所以那时虽然有封国大小的区别，但强弱相差不大。井田制废除而丘甸制度无法查考，那么一家之中正税和羡余税都实行了；井田制废除而游手好闲的人没有食物，那么异国之间流亡的人接踵而至。这就导致强国吞并弱国，最终天子等同于列国，小国被抛弃成为臣属，兵制之所以混乱，封建之所以灭亡，原因就在这里。唐代也因为口分田、世业田而有府兵制，自从租庸调法败坏后，彍骑不得不变了。
世妇每个宫设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男子的官职却称为世妇，奇怪的是用卿大夫做宫官，尤其奇怪。虽然疏解说为宦官，但宦官能
为卿大夫士，亦何怪？后世宠秩此辈至于过当，而乱亡接踵耶？此等俱宜阙文。柯氏曰：天官九嫔、世妇、女御，无爵秩者，天子妃嫔次序自定，非官职也，何爵秩之有？春官世妇有卿大夫士之爵，非天子之嫔御，乃后妃以下之傅母，有职者也。故加以男爵，女府史各二人，奚十有六人者，其职简也。然亦可以见其官有府矣。若是天子嫔御，则府史奚何为哉？故知春官世妇为▯母，以教六宫礼事者也。或曰：既非嫔御，其人何自取之？曰：以德行为本，道艺次之。或内外宗之有齿德者，或王族之妇人，或卿大夫士之妻。故明乎春官世妇之职，可以无疑于内宰混男女之别，可以免奄官窃柄之祸矣。按：世妇所掌礼甚繁重，非可暂取之于外者，殆是择嫔御中之有德行者为之。自大夫士以及于女府史奚，总选取之于六宫中者。如是则女谒不至过盛，而宫中皆有所勉励，以待师保之选矣。天官特统举之，春官职礼，故备列其爵秩耳，岂有异哉？若如柯氏说，则内外宗与王族之妇人，卿大夫士之妻，出入宫禁，交通请嘱，乱政宣淫，其害有不可言者，安在其为先王之政哉？但卿大夫士外朝之班爵也，而以冠裳之秩滥被之于妇人，其防已甚，亦疑其未必出于周公之制也。
译身为卿、大夫、士，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后世对这类人的宠信和爵秩过分优厚，以至于动乱灭亡接连不断，这难道不是原因吗？这些内容都应当视为缺漏的文字。柯氏说：天官中的九嫔、世妇、女御，没有爵位和秩次，因为天子的妃嫔次序是自然确定的，并非官职，哪里有什么爵位和秩次呢？春官中的世妇拥有卿、大夫、士的爵位，她们不是天子的妃嫔侍妾，而是后妃以下的傅母，是有职掌的。所以加上男爵，女府史各二人，奚十六人，是因为她们的职事简单。然而这也足以看出她们的官署设有府史。如果是天子的妃嫔侍妾，那么府史奚又是做什么的呢？所以知道春官的世妇是傅母，用来教导六宫礼仪事务的。有人说：既然不是妃嫔侍妾，这些人是从哪里选取的呢？回答说：以道德行为为根本，道艺次之。有的是内外宗族中有年高德劭的人，有的是王族中的妇女，有的是卿、大夫、士的妻子。所以明白了春官世妇的职掌，就不会对内宰混淆男女之别产生怀疑，也可以避免宦官窃取权柄的祸患了。按：世妇所掌管的礼仪非常繁重，不可能临时从外面选取，大概是从妃嫔侍妾中选取有道德行为的人来担任。从大夫、士一直到女府史、奚，总共都是从六宫中选取的。这样女宠就不会过于兴盛，而宫中人都会有所勉励，以等待被选为师保。天官特别统举她们，春官职掌礼仪，所以详细列出她们的爵位和秩次，这有什么不同的呢？如果按照柯氏的说法，那么内外宗族与王族中的妇女，卿、大夫、士的妻子，出入宫禁，勾结请托，扰乱朝政，宣淫纵欲，其危害是不可言说的，这怎么能说是先王的政令呢？只是卿、大夫、士是外朝的班爵，却把冠服的秩次滥加于妇人身上，这种防范已经太过分了，也怀疑这未必是周公的制度。
▯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注：死兵，谓战败无勇者。果尔，则童汪锜竟宜殇，而结缨之子路将不免于投之茔外之罚矣。盖兵者，刃也。死于兵，是得罪被刑死者，以其有罪辱及其先，故絶之以示罚。不然，彼以罪诛者，槩令之族葬，而执干戈以衞社稷者，反弃之于昭穆之外，先王劝惩之意，当不若是其偝也。吕子曰：蚩尤作兵，诗《衞风·击鼓》疏：古者谓战器为兵。《左传》曰：郑伯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曰：“无以铸兵。”兵者，人所执，因号人亦曰兵。《经》云：“踊跃用兵”，谓兵器。隋仁寿元年诏：“代俗之徒，不达大义，至于致命戎旅，不入兆域，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自今以后，战亡之徒，宜入兆域。”
太史掌建邦六典，即汉上郡国计书于太史之意。但郡国之志，则掌于小史。汉似并之，而今之所称史官，大扺皆小史职也。太史掌典法，则以逆治；内史复掌王八柄之法，以诏治，所以防冢宰之奸，而杀其权也。太史所考而不信者，刑之；内史易诛而杀，皆执法之士，则今内台之职与。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肆，音鬄，入声，豚解而腥之也。殽则体解而爓之也。先郑谓羊肆体荐全烝，非是。
司右，凡国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属焉。五兵：戈、殳、防、酋矛、夷矛。古者车战，戈、殳、防、矛皆长器，故刀之用甚少。虽斩人，亦用戈也。
虎贲若道路不通有徴事则奉书以使于四方，奉书以使于四方，以其能疾走也。虎贲之制不明，而五代王进至以善走而得节度，何其谬与？
校人颁良马而养乘之，周寓兵于农，故养马民间，令其调习，其势然也。又有井田之法，故甸出长毂，牛马民不知病。今兵民旣分，井田不复，近世马户之制专为害矣。《司马法》：甸出长毂一乘，牛三头，马四匹，此国马也。校人以下所掌，此公马也。国马行军，公马给公家，田猎、祭祀、朝觐、防同之所用。国马养之在民，公马养之在官。
条狼氏掌执鞭以趋辟，凡誓执鞭以趋于前，且命之。誓仆右曰：「杀。」誓驭曰：「车轘。」誓大夫曰：「敢不关车轘。」起于战国，非周制。古者刑不上大夫，而曰「敢不关鞭五百」，岂使臣以礼之意？且誓诫朝士，亦不宜委之执鞭之仆。
小于度谓之无任，言木不胜其任也。后人用“无任”，皆本于此。
祭侯之礼，以酒脯醢。其辞曰：「云云。」按《仪礼》射释算之后，然后司马实爵而献获者于侯，荐脯醢、折俎。获者执以祭侯，此乃祭毕之事。而旧说云将射而先祭，恐误。
湛园札记卷二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湛园札记》>
钦定四库全书
湛园札记卷三
翰林院编修姜宸英撰
顾亭林《日知录》曰：「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又云：『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无不先言立后言刻者。』古人作史，文字之宻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乎？」按顾氏之言辨矣。然《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本纪》引《风俗通》曰：「石广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云此古制也，则武帝已用之矣。又《后汉书·张纯传》：「帝乃东巡岱宗，以纯视御史大夫从，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若无文字，则不当云刻石，又不当増文字也。」
金初制杖罪至百则臀背分决，及海陵庶人，以脊近心腹，禁之。虽主决奴婢，亦论以违例。海陵凶暴，而此举暗合唐文皇。
后唐张文寳知贡举
译凡是死于战事的人，不葬入祖坟区域。注：死于战事，是指战败而无勇力的人。果真如此，那么童汪锜就应当被当作未成年而死的人对待，而子路结缨而死，也将难免被抛在墓地之外的惩罚了。大概“兵”是指兵器。死于兵器，是指因获罪而被处死的人，因为他们的罪辱牵连到祖先，所以断绝他们入葬祖坟以示惩罚。如果不是这样，那些因罪被杀的人，一概让他们合葬在祖坟，而手持武器保卫国家的人，反而被抛弃在昭穆次序之外，先王劝善惩恶的用意，应当不会如此违背常理吧。吕不韦说：蚩尤制造兵器。《诗经·卫风·击鼓》的疏证说：古代把作战的器具称为兵。《左传》说：郑伯朝见楚王，楚王赐给他金属，说：“不要用这些金属来铸造兵器。”兵，是人所手持的，因此人也称为兵。《诗经》说：“踊跃用兵”，指的是兵器。隋文帝仁寿元年下诏说：“沿袭旧俗的人，不通晓大义，以至于为国捐躯的人，不能葬入祖坟，损害了孝子的心意，伤害了臣子的心。从今以后，战死的人，应当葬入祖坟。”
太史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这就是汉代上郡国计簿给太史的意思。但是郡国的志书，则由小史掌管。汉代似乎将二者合并，而现在所称的史官，大致都是小史的职务。太史掌管典章法度，用来逆推治理；内史又掌管王权的八柄之法，用来诏令治理，这是为了防止冢宰的奸邪，削弱他的权力。太史考核而不信实的，处以刑罚；内史轻易诛杀，都是执法的人，那么就是现在内台的职务了。
小子掌管祭祀时进献的羊肆，羊殽肆，音同“鬄”，入声，是将猪分解而保持生腥状态。殽则是将牲体分解而煮熟。先郑认为羊肆是整只蒸熟进献，这是不对的。
司右，凡是国家勇力之士，能够使用五种兵器的人，都归属于他。五种兵器：戈、殳、防、酋矛、夷矛。古代车战，戈、殳、防、矛都是长兵器，所以刀的使用很少。即使斩人，也用戈。
虎贲，如果道路不通而有紧急事务，就捧着书信出使四方，捧着书信出使四方，是因为他们能跑得快。虎贲的制度不明确，而五代时王进竟然因为善于奔跑而获得节度使的职位，多么荒谬啊？
校人分发良马并饲养供乘用，周代寓兵于农，所以马养在民间，让他们调教熟悉，这是形势使然。又有井田法，所以甸地出产长毂，牛马百姓不觉得劳苦。现在兵民已经分开，井田制不再实行，近世马户的制度专门成为祸害了。《司马法》说：甸地出产长毂一乘，牛三头，马四匹，这是国马。校人以下所掌管的，这是公马。国马用于行军，公马供给公家，用于田猎、祭祀、朝觐、防同等场合。国马养在民间，公马养在官府。
条狼氏掌管拿着鞭子引导开道，凡是誓师时拿着鞭子跑到前面，并且发布命令。对仆人说：“杀。”对驾车的人说：“车轘。”对大夫说：“敢不关车轘。”这起源于战国，不是周代的制度。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而说“敢不关鞭五百”，难道是使臣以礼相待的意思吗？而且誓诫朝士，也不应当委托给拿鞭子的仆人。
小于度数的称为无任，是说木头承受不了它的任务。后人使用“无任”，都源于此。
祭祀侯的礼仪，用酒、肉干和肉酱。祝辞说：“云云。”按照《仪礼》，射箭计算分数之后，然后司马斟满酒爵而向射中目标的人献酒，进献肉干、肉酱和折俎。射中目标的人拿着这些来祭祀侯，这是祭祀完毕后的事情。而旧说认为将要射箭时先祭祀，恐怕是错误的。
湛园札记卷二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湛园札记》>
钦定四库全书
湛园札记卷三
翰林院编修姜宸英撰
顾亭林《日知录》说：“岳顶无字碑，世人传说是秦始皇立的，我反复阅读《史记》，知道是汉武帝立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登上泰山，立石，封禅祭祀。’下面说：‘刻所立石’，这是秦石有文字的证明，现在的李斯碑就是。《封禅书》说：‘向东登上泰山，泰山的草木叶子还没有生长，于是让人把石头抬到泰山顶上立起来。’然后向东巡视海上，四月回到奉高，登上泰山封禅而不说刻石，这是汉石无文字的证明，现在的碑就是。又说：‘秦始皇刻石的地方共有六处，《史记》记载得很清楚，没有不先说立石后说刻石的。’古人写史，文字如此严密。如果秦始皇另外立这块石头，秦史怎么会不记载？如果汉武帝有文字刻石，汉史又怎么敢不记录呢？”按照顾氏的话辨析得很清楚。然而《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本纪》引用《风俗通》说：“石头宽二丈一尺，刻着：‘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说这是古制，那么汉武帝已经使用了。又《后汉书·张纯传》：“皇帝于是向东巡视岱宗，让张纯以御史大夫的身份随从，并呈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如果没有文字，就不应当说刻石，也不应当增加文字了。”
金初规定杖罪达到一百下，就臀部背部分开执行，等到海陵庶人时，因为脊背靠近心腹，禁止这样做。即使是主决奴婢，也以违例论处。海陵凶暴，而这一举措暗合唐太宗。
后唐张文宝知贡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