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园札记卷三

译进士有复试落第的，朝廷下令让学士院按照科举考试的格式创作诗赋。学士李怿说：“我年轻时考中进士，不过是偶然罢了。年轻人值得敬畏，后来者不可限量。假如让我再去礼部应试，未必不会落第，怎么敢拿自己作为选拔英才的标准呢？”听到这话的人大多赞赏他的明智。金朝明昌年间，礼部尚书张行简在轮对时进言：“拟定范文，本意是作为考试的规范。如今负责发解试、礼部试、殿试阅卷的官员，都身居高位，考中后远离笔墨纸砚已久，不再经常练习。现在临考前拟作的文章，稍有不精妙，只会招致非议。”皇帝下诏废除了这一做法。这两段议论都很得体。苏东坡说：“如果再次穿上布衣，墨水真可以当水喝。”前辈如此虚心，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今制度规定科举试录不使用范文，而学识浅薄的年轻人却纷纷拟作范文，必定会让这两位先贤在地下含笑。

译金宗室表，右宣宗之子与末帝共四人。查考宣宗之子，哀宗名守绪，并非末帝。末帝名承麟。《哀宗本纪》记载：“内族承麟”。金朝制度，疏远宗族称完颜，明昌年间以后避睿宗名讳，改称内族。那么承麟本是疏远宗族，并非宣宗之子。如今将哀宗当作末帝，已经是大错，又不理清哀宗的世系，连同承麟也不知出自何处，史官的错误太严重了。

刘歆作《遂初赋》，自认为朝政多有失误，作《遂初赋》来感叹往事，寄托自己的心意。辞中说：“身处幽隐涵养德行，内含圣明神智啊；怀抱奇志内蕴光辉，自得真道啊；宠幸浮寄无常，变化不定啊；寄托的去留，又有什么伤害啊；大人的气度，万物齐一啊；舍弃职位的过错，轻忽如抛弃啊；追求职位得到职位，本是常理啊；坚守信义保全自己，可比老彭啊。”他的话颇为旷达，却辅佐王莽篡位，最终导致灭族。与孙绰的正气相比，与桓温相比，难道不像是天壤之别吗。

《辽史·职官志》引用宋人刁约的诗“押宴额尔钦”，怀疑“额尔钦”也是执政重臣。我读《金史·礼仪志》，凡是行省前来赴宴、回宴的押宴官，都由行省指定差遣，借以文武高官长官的职务，作为转衔的光耀。想必这就是辽朝的遗制，即使在朝廷，也是借衔。

金朝《辽史》记事多重复。天祚帝天庆二年，驾临混同江，头鱼宴，酒酣，皇上命令诸酋长歌舞。女真阿固达直视等事，见于《乐志》，又见于《天祚本纪》，又见于《萧奉先传》。皇帝命令耶律义先对萧革巡掷大骂，一事见于《义先传》，一事见于《革传》。鸭子河头鹅事，一见《乐志》，又载于纳巴河，又屡见于其他传记，言语都没有详略之分。至于萧足克布与萧博廸被钦哀皇后诬陷而杀，《萧奉先传》又说钦哀弑杀仁德皇后，奉先与萧足克布、博廸等谋划居多，一事而互相矛盾，尤其大谬，应当改正。

金朝《忠义列传》说：“圣元诏令修纂辽、金、宋史，史臣议定：‘凡是前代忠于所事者，请书写，不要忌讳。’朝廷听从。呜呼！仁德啊！圣元的政治。此事今修《明史》，应当引以为例。”

诗有五际四始。四始者，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这是纬书家的言论，四始与《诗序》比较不同。

酒名三白，取丰年之兆。蝗虫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则入地九尺。所以三白为丰年之兆。

宋朱彧《可谈》记载都城市井，谓不循理者为乖角，又谓作事无据者为没雕。当丧礼，冒折发以一竿揭之，名乖角。卫士顺天幞头，有一脚下垂者，其侪呼为雕。当今吾乡亦有无雕当之称。宋当读作去声，吾乡则入声耳。

吾乡谚语：“看三色”。三色字出于《韩婴诗传》《吕氏春秋》。吕子昔者禹一沐而三握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周公吐握之说，见于《荀子》。人罕称禹也。

张僧繇于江陵天皇寺图孔子十哲之像，或谓不宜，僧繇笑曰：“吾诚偶然，安知不利于后人者？”莫知其旨，及后周灭二教，惟此寺有宣尼像得不毁。吴仲圭将卒，自题其墓曰：“花光和尚之墓。”后杨连珈遍发人冢，见仲圭之表，疑为僧墓，不发。二君非解术数者，岂非用志不纷，乃疑于神耶？

明制，命妇入朝，赞行四拜礼，皆下手立拜，惟谢赐时一跪叩头耳。而民间妇女俯伏稽首，与男子无异，何哉？

兄弟之子与父之兄弟，其称谓不见于经，大抵从父而推者，皆得蒙父称，从子而推者，皆得蒙子称。故父之昆弟，先生为世父，后生为叔父；父之从父昆弟为从父；父之从祖昆弟为族父。盖谓我父者，我谓之子；谓我祖者，我谓之孙。朱子云：兄弟之子称从子，自曾祖而下三代称从子，自高曾四代而下称族子，是也。若姊妹于兄弟之子，则推而远之矣。故《尔雅》曰：女子谓昆弟之子为侄，谓侄之子为归孙。然侄亦女子之号，因娣侄而得名者，非男子之正称也。无已，则对姑而称之，斯已耳。按僖十五年《左传》载晋史苏之占曰：“侄其从姑。”注：谓我侄者，我谓之姑。谓子圉质秦，此正男子对姑之称也。其子侄、叔侄之称于后世者，《史记·魏其传》云：“田蚡乃为诸郎侍酒，跪起如子侄。”谢安石云：“圣贤去人其间，亦迩，子侄未之许。”是也。然亦有径称子者，《史记·二疏传》云：“父子相随出关。”《后汉书·蔡邕传》：“将作大匠杨球飞章言邕及

译质，邕上书自陈：『如臣父子欲相伤陷』云云。」《晋书》：「朝议欲以谢〇为荆州刺史，谢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云：『云南燕慕容舆根谓慕容寳叔父德曰：『昔蒯瞆出奔，卫輙不纳，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犹可，况以父拒子乎？』』是皆以叔侄为父子也。至韩退之为元少尹房君墓志子曰：「次卿述其弟或之言曰：『子与吾儿次卿游。』」是竟称侄为儿矣。此则唐以前犹为近古者也。《南史·王球传》：「王履深结刘湛，诛湛之夕，履徒跣告球【其叔父也】球曰：『阿父在，汝亦何忧？』」注：江南人谓叔父伯父为阿父。为叔伯父者，以自呼。宋惟黄鲁直上叔父夷仲诗曰：「更怀父子东归得，手种江头栁十寻。」按古者卿大夫五十不称字，别以伯仲；天子称同姓曰伯父叔父，是称也，达于天下。盖伯叔者，长幼之称也。若去父止称伯叔，则是以长幼为次序，而以父之昆弟同于凡人之称。矣【礼惟妇称夫之兄弟曰伯叔见后】此后之失礼之甚者也。然岂独此哉？《左传》云：“无女而姊妹及姑姊妹。”疏引樊光曰：“《春秋传》云：姑姊妹，若父之姊为姑姊，父之妹为姑妹。”《列女传》梁有节姑妹入火而救其子。又《左传》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邾庶其，疏曰：“或曰是父之姊是也。”盖称姑者有二：一为妇于其夫之母，一为侄于其父之姊妹。今以男子而称父之姊妹为姑，亦何以自别于妇人哉？故知古人称谓之间，字必有义。后人日趋便易，不悟其失，良可嘅也。

质，邕上书陈述自己的情况说：“假如我们父子想要互相伤害陷害”之类的话。《晋书》记载：“朝廷议论打算任命谢〇为荆州刺史，谢安因为自己父子名声地位过于显赫，说：‘南燕慕容舆根对慕容宝的叔父慕容德说：“从前蒯瞆出逃，卫辄不接纳他，《春秋》认为这是对的，用儿子抗拒父亲，尚且可以，何况用父亲抗拒儿子呢？”’这都是把叔侄关系当作父子关系。到了韩愈为元少尹房君撰写墓志铭时说：‘次卿转述他弟弟或的话说：“你与我的儿子次卿交游。”’这竟然把侄子称为儿子了。这在唐代以前还算是接近古制的。《南史·王球传》记载：“王履与刘湛交结很深，诛杀刘湛的那晚，王履赤脚去告诉王球【王球是他的叔父】，王球说：‘有父亲在，你还有什么可担忧的？’”注释说：江南人称叔父、伯父为阿父。作为叔伯父的人，以此自称。宋代只有黄庭坚写给叔父夷仲的诗说：“更怀父子东归得，手种江头栁十寻。”考察古代卿大夫五十岁不称字，另外用伯仲来称呼；天子称呼同姓的人叫伯父叔父，这种称呼，通行于天下。大概伯叔是长幼的称呼。如果去掉“父”字只称伯叔，那就是以长幼为次序，而把父亲的兄弟等同于普通人的称呼了。【礼制中只有妻子称呼丈夫的兄弟叫伯叔，见后文】这是后世失礼非常严重的表现。然而难道只有这一种吗？《左传》说：“没有女儿而有姐妹以及姑姊妹。”注疏引用樊光的话说：“《春秋传》说：姑姊妹，如果父亲的姐姐叫姑姊，父亲的妹妹叫姑妹。”《列女传》记载梁国有节姑妹跳入火中救她的儿子。又《左传》记载季武子把公姑姊嫁给邾庶其，注疏说：“有人说这是父亲的姐姐，这是对的。”大概称“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妻子称呼丈夫的母亲，一种是作为侄子称呼父亲的姐妹。现在男子把父亲的姐妹称为姑，又怎么能与妇人区分开来呢？所以知道古人称谓之间，每个字必定有意义。后人一天天趋向简便，不明白其中的过失，实在令人叹息。

译母亲的兄弟称为舅，而男子称姐妹的儿子为出。然而《左氏传》、《公羊传》大率都称他们为甥。《尔雅》说：妻子的父亲称为外舅，称我为舅的人，我称他为甥。所以孟子说：“尧把女婿安置在侧室。”这样翁婿也可以称为甥舅了。称王母的兄弟为弥甥，见于《左传·哀公二十三年》：“宋国的景曹去世，季康子说：‘因为肥的缘故，得以具备弥甥的身份。’”注解说：父亲的舅父，所以称弥甥。也称为从孙甥，见于《哀公二十五年》：“卫国的夏戊的女儿，是太叔疾的从孙甥。”注解说：姐妹的孙子称为从孙甥。至于称王母的兄弟，没有听说过。《后汉书》记载：郭况的族姐是皇祖考的夫人，见到光武帝，光武帝大喜说：“现在得到大舅了吗！”那么汉朝称王母的兄弟为大舅。妻子称丈夫的兄弟为伯叔，伯叔如同兄弟的称呼。也称为兄公，见于《尔雅》：丈夫的哥哥称为兄公，丈夫的弟弟称为叔，丈夫的姐姐称为女公，丈夫的妹妹称为女妹。《汉书·薛宣传》记载：“敬武长公主说：‘嫂子为什么要娶妹妹？’”曹大家《女诫》也说：“嫂妹就是如此。”丈夫哥哥的妻子，称为姒，也通称为嫂。汉朝张负把孙女嫁给陈平，告诫说：“你侍奉兄长应当像侍奉父亲，侍奉嫂子应当像侍奉母亲。”现在俗称丈夫的姐妹为姑，这是从女儿的角度称呼，因此也有称妻子兄弟为舅的，都是错误的。朱子《语录》说：“根据前辈，只以兄弟称呼他们。”据此，丈夫的姐妹通称为姊妹，与古制也相合。

《左传》凡是诸侯有命令告知，就记载；否则就不记载。杜预注说：“承接其告辞，史官才记载在典防上。如果是所传闻的言论，不是传达君命，就只记录在简牍上而已，不能记载在典防上。”这大概是《周礼》的旧制。按典防记载国家的大体，所以应当简略；简牍记载四方的传闻，所以应当详细。这两种史官，缺一不可。后世的实录，就是典防一类的；而简牍就没有听闻了。实录所记载的，又不真实，然后野史兴起。追究其根源，也是简牍一类的吧？

凡是做事必须量力而行，预先为后来可以收拾的局面做准备。楚国僭越称王，是大罪。昭王去世，不是楚国的罪。以管仲的智慧，难道见识不到这一点，却拿这个来互相诘问？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自量力量不能去掉楚国的称王，所以姑且举出久远没有依据的事情来诘问，让楚国有借口，然后与他结盟而离开，这样胜势就在我们这边了。“君其问诸水滨”，管仲已经预先办好这一句话，为楚人提供解释的余地。虽然楚使和桓公都暗中落入他的圈套而不觉察。大概管仲一生的相业，智谋大致都像这样。

《左传》君子说：“管氏世代祭祀，是适宜的！”杜氏说：“管仲的后代在齐国灭绝，不再出现。”传文也举出没有验证。昨天拿给友人阎子百看，他为我检阅《史记·管仲传》注，引用《世本》说：“庄仲山生夷吾，夷吾生武子”等等，共十代都有谥号，只有末代景子步耐生防没有谥号。这是几案间的书，而杜预、孔颖达等人都不知道，也很奇怪。

魏叔子赠给新例做官的人有话说：“张释之的政事，司马相如的文学，都凭借赀产做郎官。”阎子百引用汉制驳斥他。按《张释之传》注：“凭借赀产做郎官。”苏林说：“雇钱，如同出谷一样。”如淳说：“汉朝制度赀产五百万可以做常侍郎。”师古说：“如淳说的是对的。”又《司马相如传》也说：“凭借赀产做郎官。”师古说：“凭借钱财多可以做郎官。”这两人都是凭借赀产符合标准得到郎官，不是捐纳的例子。只有黄霸起初凭借纳钱补谒者，后来纳谷补卒史，然而左冯翊仍然因为黄霸纳粟得官，不授予右职，那么当时所崇尚的就可以知道了。只是《司马相如传》又说：“家徒四壁，不知道五百万在哪里？”或许武帝偶然有纳例，史书失载罢了。

郑国拘捕天子的两位使者，不能说是小忿；为周朝计议，应当向大国报告，声讨其罪而征讨他，不应当用狄人的军队来讨伐同姓。富辰的劝谏，也不完全恰当。

门有两个含义。晋国人围攻曹国，门焉和门于桔柣，是攻打城门。文公十五年，门于勾鼆，是守卫城门。

楚国灭掉庸国，晋国灭掉狄国，都是放纵然后杀之。大概小国的志向，突然胜利就容易骄傲。

陈国杀其大夫泄冶。注说：泄冶在淫乱的朝廷直言劝谏，以致招祸，所以不被《春秋》所贵。那么龙逄、比干也有罪吗？这是歪曲经义的极致。

华元夜里进入楚军，直接登上子反的床。他的将领可以被偷袭而俘获。子反的用兵，也很疏漏了。先儒认为周亚夫让军中夜惊，尚且不算好，何况让敌人进入如同无人之境呢？

襄公十一年，郑人用师悝、师触、师蠲，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贿赂晋侯。十五年，用师筏、师慧贿赂宋国。可见郑声的淫靡，被诸侯如此贵重。

齐国崔杼生成了成和彊，而寡注偏丧，说“寡”是失妻也称“寡”。季札观乐，让乐工歌唱，起初不知道其所

译歌唱的是什么国家的诗歌呢？是听到声音之后才加以分辨的，所以都是想象的言辞，说：“这大概是《卫风》吧？大概是周朝东迁后的诗歌吧？大概是姜太公的诗歌吧？大概是周公东征后的诗歌吧？大概是周朝旧地的诗歌吧？大概是有陶唐氏遗民的诗歌吧？”这些都是从想象中得来的。至于看到舞蹈，就能知道是哪个朝代的音乐，直接根据所见来赞美罢了，不再有所推测议论了。

译字书中“帻”字读音为责，都解释为冠帻的意思。我查考《左传·定公九年》：“齐侯赏赐犁弥，犁弥推辞说：‘有先登城的人，戴着帻，穿着狸皮制的衣服。’”杜预注解说：“帻，是上下牙齿相对。”这又是另一个义项，《字书》中没有记载。

唐太宗末年，新罗拥立女善德为王，国人称她为圣祖皇姑。善德死后，追赠光禄大夫，她的妹妹真德继承王位。永徽元年，新罗攻打百济，打败了它，派遣春秋子敏入朝。真德织锦写成颂文进献，死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这时正值武则天掌权的时候，朝廷内外一时都尊奉女主，真是奇特的事。

《倭传》记载，建中元年，使者真人兴能进献地方特产。真人大概是因官职而得姓的。兴能擅长书法，他的纸像茧一样光滑润泽，人们不认识。这就是现在的高丽纸。

唐时长孙无忌用乌羊皮制作浑脱毡，防备人多效仿他，称之为赵公浑脱。现在京城侍从防备，都用乌羊毛，这也是浑脱的遗留制度。《宋史·徐徽言传》：“羊皮做的浑脱，渡水用来掩击敌人。”这浑脱，又似乎是用羊皮做成皮筏渡河的人。

唐高宗也有姨母，韩国夫人，是武则天的姐姐。宫中相传，章怀太子李贤，是她所生的。女儿也很受宠，封为魏国夫人。

唐德宗把顺宗的儿子李謜作为第六个儿子，把孙子当儿子。现在吴地多有这种情况，称之为过房。

陆云有笑病，看见张华姿态美好，又用白布缠着胡须，大笑不能自已。《东都事略·刘温叟传》：刘温叟喜欢笑，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能自已。

太平兴国年间，梁周翰说：“现在崇政殿、长春殿，皇帝宣谕的话，侍臣议论的事，依旧由中书省修撰时政记。枢密院涉及机密的事也让他们编纂。每到月底，送到史馆。”其余各官府，凡是关于封拜、任免、变革、设置的事，都详细编录。又让郎官和舍人轮流在崇政殿值班，记录言语行动，另外编撰起居注。先呈给皇帝阅览，后下发给史馆。起居注呈给皇帝阅览，从梁周翰开始。

宋代驸马娶公主大多改名字，使与父亲同辈。王贻正的儿子克明娶太宗女儿郑国长公主，赐名贻永。李崇矩的儿子继昌，继昌的儿子李朂娶太宗女儿万寿公主，真宗特意在他的名字上加“遵”字，提升为李崇矩的儿子。王称说：“英宗以前，公主废除对公婆的礼节，驸马提升辈分同于伯叔。英宗特意思考如何纠正它。”到神宗即位，下诏公主出嫁，都行公婆之礼。英宗本纪：皇帝对神宗说：“国家旧制，士大夫的儿子有娶皇帝女儿的，都提升辈分以避开公婆的尊位。我常想这件事，睡梦中都不平静。”等等。

宋湜字持正，名字与皇甫湜相同。《诗经》注：“湜湜，持正也。”宋真宗时，知制诰周起担忧科举的弊端，建议糊名以革除它。糊名的制度，从此开始。

仁宗康定二年，参知政事李若谷罢免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醴泉观宫观。设置提举，从李若谷开始。

文彦博《高若讷墓铭》：“遭遇秦国夫人丧事，哀痛诉请终丧，三年丧的旧例，待制以上遭遇丧事，大多在卒哭后就起复，现在允许终丧，从您开始。宋代大臣终丧，从高若讷开始。他与范仲淹、欧阳修等贤人为仇，有此一大节，足以抵消其他过失。明初大臣也多起复的，自从罗一峰上疏后，李贤后人知道终丧了。”

杨杰《刘之道墓铭》：开国以来，嫡孙有叔父而承重的，从刘之道开始。刘之道任著作郎，遭遇祖母丧事，请求解官承重服丧。府尹王贽爱惜而挽留他，刘之道不从，把这事上奏朝廷，下交礼官议论，认为可行，才听任他离去。刘之道名煇，就是欧阳修知贡举时，因文章浮华被黜落的人，后来再举，欧阳修得到他的试卷，认为奇特。仁宗提拔他为甲科第一。神宗时，孙觉因祖母去世解官，下交太常寺议论不可，而孙觉已经持丧了。服丧期满，改任官职。

吕溱任翰林学士，上疏弹劾宰相陈执中，仁宗退回他的奏疏，吕溱请求交给陈执中让他自己辩解，退回奏疏的事，仅见于此。

《元史·祭祀志》因循旧俗礼仪，祥和署掌管杂耍戏男女一百五十人。至元七年起，每年二月十五日，在大殿启建白伞盖佛事。发文枢密院，八卫拨擡舁监坛汉关将军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

《太平广记》记载昌元年，戎州水涨，浮木堵塞江面。刺史赵士宗召水军接木，修开元寺后。一个多月，有夷人遇见一人像猴子，穿着旧青衣，说：“关将军派来采木，被此州接去，不知怎么办。必须明年再来收。”等等。戎州是蜀地，这唐代时关将军已显灵了【事见三百三十六卷】

虞集《广智禅师塔铭》：当阳玉泉景德禅寺，是智者大师的道场。相传有神自称汉前将军关某，死后藏神于此，愿辅佐大师，于是建寺。自隋历唐至宋，主持的都是名世之士。看此，则汉寿亭侯护持佛法，自梁时已然了。此时即在寺侧建关将军庙。

元代衮冕的制度

译起初，宪宗壬子年秋八月，在日月山祭天，使用冕服。成宗大德六年春三月，在丽正门外丙地祭天，命令献官及以下的各位执事官员各自穿着公服行礼。当时大都还没有郊坛，大礼使用公服是从这时开始的。到了英宗亲自在太庙祭祀，又设置了卤簿服饰和衮冕，文宗沿袭了这一做法，礼制逐渐完备了。

译宣圣庙中担任执事的儒生，身穿儒服，系黄色鞓带、角带，这是元朝制度中士子通用的服饰。此外还有红色、蓝色的鞓带等。

至元初年，选拔七品以上朝廷官员的子孙作为国子生，跟随三品以上官员的举荐，民间俊秀之人可以入学，作为陪堂生伴读，所以至今俗语中有“陪堂”之称。以陪堂作为伴读，就像元魏时期有博士一样。

元朝历代沿袭旧例，先皇帝的御容安置在寺庙中供奉，其制度隆重。营建的费用，动辄耗费数十万。绘画佛像以及土木雕刻的工匠，由梵缘提举司管理，品级为正五品。织造佛像的提举司，品级也相同。财用所，品级为正七品，掌管寺庙中的粮草等物资。营膳司设置达噜噶齐，掌管营造佛像、寺庙僧侣的衣粮、征收房税等事务。防国仁王寺设有镇遏提举司，大都民佃设有提领所，普安寺、大智全寺设有起运提举所。至大四年，建造大圣寿万安寺，设置万安规运提举所。延祐二年升格为都总管府，品级为正三品，这是继承了唐代太清宫、宋代储祥宫的遗意并加以增饰华丽的举措。

元朝通过科举选拔士人，从延祐到元统年间，共进行了七次科举就停止了。至元二年，恢复举行，到二十六年，共进行了九次科举。

元世祖重视根本、重视农业，中统元年，命令各路宣抚司选择通晓农事的人担任随处劝农官。二年，设立劝农司，任命陈、崔斌等八人为使。至元七年，设立司农司，任命左丞张文谦为卿。这一年，又颁布了十四条农桑制度。其中值得效法的有：县邑所属的村落，每五十家设立一个社，选择年长且通晓农事的人担任社长。增加百家以上的，另外设置一名社长。不足五十家的，与邻近村落合并为一个社，仍然在几个村落中间设立社长官署，社长以教导督促农桑为职责。凡是种田的人，必须在田边树立牌橛，写上“某社某人在某地”，社长按时巡视，告诫不听从教导的人，登记其姓名交给提防官责罚。那些有不敬父兄、凶恶行为的人，也是如此，仍然要在其门上大字书写其所犯过错，等待其改过自新才销毁。如果终年不改，罚其代替本社的夫役。社中有疾病、丧事之家不能耕种的，众人合力帮助。一个社中灾病多的，两个社帮助。凡是担任社长的，免除其自身徭役，郡县官员不得将社长用于科差事务。这一制度有三代通力合作的遗意，而禁止郡县将社长用于科差，更是良法。史书称其仁爱，是适宜的。武宗三年，重申命令大司农，除了牧养之地允许百姓秋耕。仁宗皇庆二年，重申秋耕的命令。大概秋耕的好处，是将阳气掩藏在地中，蝗虫的遗种都被太阳暴晒而死，次年所种的庄稼一定比平常的庄稼茂盛。秋耕的方法，现在没有人提及。

宪宗命令雅尔噶鼐协理断事官事务，以燕故城作为治所。雅尔噶鼐在中原地区考核民丁，凡是从事儒业的，只要通晓一经，就不编入普通民户，定为法令。免除儒人丁役的，实际上是雅尔噶鼐开始的。

苏秦，洛阳人，居住在乘轩里。

北齐司徒杨椿家，务农，全家孝悌友爱，四代同堂，在本传中记载得很详细。朱子采纳此事编入《小学》。然而遭遇尔朱氏之乱，全族被杀，仅留下侄子杨愔作为高洋的宰相，又被高洋所杀。我曾认为天道福善的道理，到这里颇为爽约。后来读《周书》，忽然领悟其中的缘故，详细记录在这里，作为世人的警戒。《周书·寇俊传》：“华州百姓史底与司徒杨椿诉讼田地，长史以下因为杨椿权势显贵，都说杨椿有理，想把田地判给杨椿。寇俊说：‘史底是穷民，杨氏强夺他的土地，看见你们附和，我不敢奉命。’于是把田地归还史底。”又《泉企传》：“泉企担任雍州刺史，部民杨羊皮，是杨椿的侄子，倚仗杨椿的权势，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凌辱，都畏惧而不敢说话。泉企将要逮捕杀他，于是宗族到朝廷请求宽恩。如果家法严整，却让子弟宗族还能在乡里豪横，侮辱轻慢守令，这就是祸患不能避免的原因。一定要像唐代柳玭告诫他的子弟那样：‘凡是门第高，可畏不可恃。膏粱子弟，学习应当更加勤奋，行为应当更加谨慎，仅仅能比得上常人几句话，才能免于骄恣的祸患。’然而杨氏一家孝悌，祸患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怎么能不知道警戒呢？”附录寇俊，字祖俊，上谷昌平人。哥哥祖训、祖礼，都有志向德行，家庭和睦，白头偕老同堂居住。父亲去世虽然很久，但仍然在父亲生前居住的堂屋，备设帷帐、几杖，按时节列拜，流泪陈设祭品，如同宗庙一样。吉凶之事，必须先启告，远行往返，也是如此。年轻时被司徒崔光所知，命令他的儿子崔励与寇俊结友。寇俊每次拜访崔光，清谈终日。小宗伯卢辩常对人说：“不见西安君，烦忧无法排遣。”

《周书》不立志，所以八柱国见于独孤信传，依照《周礼》新定官制见于卢辩传，录用元魏之后见于元伟传，周世祖保全元氏，分布庶职，是帝王盛事。隋朝取代周朝，宇文之后，没有遗留，作史的人寄托感慨很深。

明王府音乐院有色长乐，初次演奏时都是色长跪启【见正德二年四月实录】

曾鲁，字得

译关于这一点，有《六一居士集正讹》和《南丰类稿辨误》。临川人过源，字道源，是陆象山的弟子。他曾经说黄钟音律极其清越，是一阳初生的开始，应当以长孙无忌所定的三寸九分为依据。吕子截断竹管两节之间，其长度为三寸九分并吹奏它，以此作为黄钟的宫音。在李文利之前，就已经有人主张这种说法了。

译宋代制度规定，士大夫可以请求调任到方便的地方去奉养父母。明朝初年还保留着这种风气。胡俨是南昌人，担任长垣县的教谕，他请求调任以便奉养父母，后来又改任余干县。因此将此定为法令，允许人们请求调任到方便的地方，就是从胡俨开始的。后来这种制度逐渐不再实行了。

《左传》记载：“让封人考虑事务。”注释说：“考虑事务，就是大致估算，不细究功绩。”又注释《广雅》说：“无虑，就是总共、大概的意思。”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说：“没有细微的思虑，只作大致的计算。”按赵与时《宾退录》说：“谚语说事物多到无数，出自《汉书·成帝纪》。”《峄山碑》记载说：“世间无数。”无万就是《左传》所说的“无虑”。我们四明地区的谚语至今形容多还说“无万”。

宋代孔季恭的儿子孔灵符在永兴建立别墅，周围三十三里，水陆田地二百六十五顷，包含两座山，又有九处果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古代王公的园林，也不过比这大一点罢了。恐怕是传述的人失实了。

蔡昙在乡里被称为蔡曾子，庐江何伯璵兄弟，在乡里被称为何展禽。

丰草庵的蚕豆诗，谁赋田园杂兴题？《琅玕记》选取初夏时节，欢喜地看桑树底下新挂的豆荚。正值蚕眠尚未吐丝，细雨中卖茶的声音过后，竹林烟雾中烧笋的火停歇时。沙瓶漆櫑分尝前人的咏叹，豌豆今天遇到第二首诗。自注：《诚斋集》中的蚕豆诗有“沙瓶新熟西湖水，漆櫑分尝晓露余”。又说蚕豆还没有赋，大概是豌豆吧。吴地人称之为蚕豆。按我们家乡把吴地人说的蚕豆称为豌豆，而把吴地人所说的寒豆称为蚕豆，至今仍然如此。

刘禹锡代祭柳员外的文说：“箱子里装满了草书，书架上堆满了文章。钟繇、索靖继承美名，班固、扬雄相差无几。那么子厚也擅长书法了。可惜他的字没有流传下来，而在与刘禹锡唱和的诗中，多有体现。”

《史记》蒯通说：“狡兔死，走狗烹；”而《汉书》改为“野禽殚，走狗烹”。这是《新唐书》用“篠骖”替换“竹马”，用“迅霆”替换“疾雷”的滥觞。

《聘礼》宾客接受大夫双手授予的栗子。注释：接受和授予时不空着手，是谨慎的表现。疏：起初双手都用，既然授予而不双手共同授予栗子，那就是空闲一只手，不谨慎。世间的通语所谓游手，应当作此解释。

《丧服疏》说绳菲，现在叫不借。周朝人称之为屦，子夏时人称之为菲，汉朝称之为不借。这种凶屦不得向人借，也不得借给人，都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名称。按不借本是丧屦，后来有人有游山双不借的诗句，于是就用不借代替芒屐使用，这也是错误的。

海人验云山擡风潮来海唑风雨多擡谓海中素迷望之山忽皆在目唑读鹾万喙声也

韩文公诗题有寄第三防阁老，注释《王沂公言行录》记载杨大年称呼沂公为第四防阁老，怀疑是前代遗留的习俗称呼。按《杨绾传》旧例，中书舍人任职时间长的称为阁老。

隋朝殷绍上表陈述九章数家杂要，又以先师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经》文三十六卷，专门解说天地阴阳的根本。其《孟序》九卷，解说阴阳配合的根源；《仲序》解释四季气王休煞吉凶；《叔序》阐明日月星辰交防相生为表里；《季序》详细解释六甲刑福祸德。仰奉明防，谨慎审视先前所见的《四序经》文，抄撮要略，当世所须吉凶举动，集成一卷，上及天子，下至庶人，吉凶所用，无不毕举。其四序堪舆遂大行于世。按这就是现在监颁历日通书的祖源。历家的刑福祸德，始于《淮南子》，而在殷绍时阐明，遂成为百代不刊之典。

宋文帝想要侵犯河南，对行人说：“云云。”太武帝听到后大笑说：“龟鳖小竖，自顾不暇，何能为也？”南“龟鳖小竖”可对北“龙虎大王”。

古人露宿，第二天相见，问无恙。《郑周礼·行人》注：“问问不恙也。”

唐朝拥有天下将近两百年，而文章经历了三次变化。起初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除浮华，其次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后，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作，其道益炽。这是补阙李翰集梁肃的序，韩退之是梁肃所取士。这时韩柳的文章尚未流行，所以以萧李之徒当之。至韩柳文盛，而无三变之论矣。

古代车子都是站着乘坐，只有安车和女人则坐着。《吕氏春秋·贵因篇》：“至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是远途。静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高诱注：“立，犹行也。”不对，而且立如何替得行字？所谓静立者，犹正立执绥耳。

近来有人想要补编二十一史志，二十一史中只有《三国志》及《北齐》《后周》《梁》《陈》书无志。《三国志》蜀无史官，其制度缺如，固无足怪。魏之典故散见于《晋》《宋》《齐》书，此犹可掇拾为之者。若吴则窃据江表，东晋之燕、石、苻、姚耳，于史

译这些例子都不应当得逞。《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都完成于唐初史官之手，当时任命魏征修撰《隋书》，任命长孙无忌修撰《五代史志》，志书修成后便并入《隋书》，所以《隋书》的志兼载了《齐》《周》《梁》《陈》四朝的事迹，而李百药、令狐德棻、姚思廉于是便不再在他们的史书中重复记载这四代的事情。当时确立体例，必定有既定的说法，如今想要补撰志书，也不过是将《唐书》所载的内容拆分归入各史罢了，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隋书》志署名长孙无忌，纪传署名魏征，后来欧阳修不愿与宋祁共同修史，而分别编纂志和传，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五代史志》在当时也曾单独刊行于世。

译《左传》中晏子回答景公说“和羹就像调和羹汤一样”，用水、火、醋、肉酱、盐、梅来烹煮鱼肉，疏注说这里说的是调和羹汤，却没有提到豉。这是因为古人还没有豉。”《礼记·内则》、《楚辞·招魂》详尽论述饮食，但言辞中没有涉及豉。《史游急就篇》中才有芜荑、盐豉，大概是秦汉以来才开始制作豉的。考察这里所说的豉，就是现在的酱。《说文解字》中“叔”就是盐豉的豉，许慎说：“配盐菽也。”叔，是古时的“菽”，将豆子发酵使其腐熟，再用盐来配合，称为幽菽。现在制作酱的，用豆子发酵就是如此。至于《周礼·膳夫》中“酱一百二十瓮，合肉酱六十瓮，醋六十瓮”，所说的都是用肉合成的，不是现在酱这一类。所以《天官》所属的官职中有醯人、醢人、盐人，却没有酱人。《内则》、《论语》中所称的，都是醋和肉酱。《韵府群玉》说：“有肉酱之醢，有盐豉之醢。”盐豉不是腥味的，怎么能称为醢呢？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国人多持素食，盐豉的用途就广泛了。夏商周三代时没有素食者。

《左传》中老者家父在桓公八年请求车，如果就是作诵的人，那么已经是百岁老人了，所以注家对此表示怀疑。僖公三十一年，郑国的泄驾厌恶公子瑕，注家说隐公五年泄驾距离这里九十年，怀疑不是同一个人。长狄荣如在鲁桓公十六年死去，到宣公十五年，已经一百零三岁，他的哥哥侨如还在，大概是一百三四十岁的人。齐国的鲍国、吴国的延州来，年龄都接近百岁，尚且见于经传。

昭公二十五年，宋公宴请昭子，赋《新宫》。此时孔子已经三十五岁了。《新宫》还在，怎么会在删诗的时候就亡佚了呢？而且亡佚了也不能记忆。显然《笙诗》是有声无辞的，注为《逸诗》，恐怕不对。

叔向对襄王说：“王一年之中有两次三年的丧事。”注家说：天子断绝为期一年的丧服，只服三年的丧，所以后妃虽然服期年之丧，通称为三年丧。这种说法太笼统。正义说：“丧杖期章内有父在为母服丧，传曰：‘为什么服期年？是因为屈从，至尊在位，不敢伸展对私亲的哀情。’父亲必须三年后才娶妻，是通达儿子的志向。父亲因为儿子有三年之戚，为他三年不娶，有三年之义，所以可以通称为三年之丧。”考察：天子诸侯的后夫人死去，就用娣侄继承，怎么会有再娶的事情？晋灵公再次向齐国求婚，这是末世乱法，不可以用来证明先王的礼制。我认为妻子的丧期，隔月而禫，共十五个月，也可以算作三年，所以通称为三年之丧。如果是叔伯的丧事，就不只是禫除而已。何况天子诸侯断绝旁系期年之丧，那么后妃的丧事得称为三年丧是无疑的。

庄公十八年秋有〇，正义说：“《洪范五行传》说：‘〇像鳖有三只脚，生于南越。南越妇女多淫乱，所以那里多〇，是淫女〇乱之气所生。’这是不经之谈。鲁国妇女多淫乱，至于〇生在那里也太严重了。而郑卫之地的淫乱者尤其严重〇，却没有记载，为什么呢？”

哀公艾陵之战，公派太史臣归来，国子的首级放在新箱子里，用元纁覆盖，加上组带【褽音尉】注：褽是荐，史记褽荐本于此。

韩退之自称昌黎。朱子引用众说而折中道：“现在河内有河阳县，韩氏世代居住在那里，所以韩公常说回河阳省视坟墓。而女孥的铭文也说：‘归骨于河南之河阳韩氏墓。’张籍祭韩公的诗也说：‘旧茔孟津北。’就知道韩公是河内南阳人。”然而朱子说皇甫墓志不言乡里，现在考察墓志开头叙事，就说“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阳”，那么不待张籍祭诗而葬地就显现了。又韩公集《息国夫人志【李栾妻】葬河南河阳，又说“乞铭于其邻韩愈”，那么韩公是河南河阳人更加可信了。现在修《一统志》，于是启总裁，附其说于志内。又皇甫志内“知人罪非我计”，朱子怀疑，改为“人知人罪非我所计”。现在考察《文萃》说“知与罪非我计”，不但文意明白，上下皆四言成句，而这里独少变其体，尤为生动。

有伪造顾恺之书的人，说汉武帝起柏梁台，群臣应诏作七言诗，召能绘画的人绘制。一时文臣如宗室刘安、廷尉杜周、郭舍人等，都能以图见生【此字不明，疑是重字】嗣后文臣如谷永、王嘉、毛延寿、张衡、诸葛孔明，都能丹青，造其妙而龚寛在诸贤之间，尤为杰出。其言不伦，而以毛延寿为文臣，杂于诸名臣中，更加奇怪。恐怕伪造书的人连其言也伪造了。

元朝最重马乳，自天子下各以脱罗氊置撒帐为取乳室。车驾还京师，太仆卿先期遣使征马五十醖都来京师。醖都者，承乳车之名也。御用曰细乳，黑马乳也。

大炮兴于宋末元初，其初犹用石也。元史阿木哈〇太祖尝问攻城畧地兵仗何先，对曰：“攻城以炮石为重，力重而能及逺故也【此论石炮可知】帝悦，即命为炮手。至元十年，修立正

译阳城的东西两座城墙，设置了二百多座炮。传位给儿子和孙子，都担任炮手。千万户薛塔喇海来归顺，太祖任命他为炮水手，跟随征讨回回、河西等国，都凭借火炮立下战功，也世代传承到儿子和孙子。贾塔尔珲统领炮手军队，这些都是用石头作为炮弹的。夏氏家族世代有一百名炮手，号称拨喜陡，在骆驼鞍上设立旋风炮，发射拳头大小的石头，那时也没有火炮。阿尔哈雅传授防御之法，有西域人亦思马因献上新式火炮法【从新火炮使用火药可以知道】，于是让这个人来制造火炮，攻打樊城并攻克它。当时又命令隋世昌在城外设立火炮，又张荣随军攻下汉江到达沙洋，用火炮焚烧樊城中的民房几乎殆尽，于是攻克了樊城。考察这些，都是火炮使用火药进行攻击的。《金史》持嘉喀齐喀传，其攻城器具名叫震天雷的，用铁罐装药，用火点燃，炮起火发，声音如雷，百里之外都能听到，所烧毁的范围超过半亩，火药点燃后连铠甲铁器都能穿透。又有一种飞火枪，注入火药用火点燃，随即向前燃烧十余步，人不敢靠近。这种火炮火枪的形制，在金元之际就已经有了。自从明朝永乐年间打通西洋，那些火药器械全部进入中国。万历年间使用红夷火药炮用来攻城，这种炮一发就能造成血流成河，骨肉糜烂，即使有韩信、岳飞那样的将领，百万大军，也无从施展他们的智巧了。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将吏向外勾结贼寇，甚至一炮不发，反而把火炮提供给敌人使用，其危害岂是说得尽的。

译托尔楚传记载：至元十一年，朝廷商议淮水以北的各郡，是宋朝的北方屏障，城池坚固，军队精锐，攻打它不能迅速攻克，只会白白消耗我军士气，应当先渡过长江，剪除宋朝的根本，留下军队驻守淮甸，断绝其救援，那么长江就可以趁虚而渡了。于是任命托尔楚为淮西行省平章政事。等等。按：元朝攻取宋朝，巴延统率大军从大江东下，直取建康，而留下索多驻兵瓜洲，断绝淮水南北的救援。当时宋朝的重兵都在扬州，占据瓜洲以扼守咽喉。于是巴延的军队得以专心攻取临安，而宋朝就灭亡了。其战略谋划事先确定就是这样。

范椁传记载：福建风俗向来污浊，文绣局征取良家子弟做绣工，没有别的比这更严重的。范椁作了一篇歌诗，陈述这种弊端。廉访使选取这首诗上报朝廷，（那些被征取的人）都被遣散回家，这种弊端于是革除。福建风俗的污浊，在元朝时就已经这样了。范椁的诗收录在文集中。

董搏之被杀，颈部没有血，只见白气冲天。王巴延任福宁州知州，被贼帅王善所杀，颈部断裂，涌出白液像乳汁一样。尸体暴露几天，颜色不变。一时死节的大臣，有这两件奇异之事。

《元史》错误没有比姚燧传更严重的了。它的文字大体上摘取姚燧自己所写的送畅纯父序，而前后颠倒，散乱不明，把虚写当作实写，把寓言当作正意，不仅与史法违背，在文字语气上，也可以直接说是不通顺。现在详细列在后面，以等待读者参看。至于姚燧既然已经立传，那么姚枢传末尾只说“侄子姚燧，自有传”就够了，却一定要赘述说“姚燧官至某某，谥号文通”，也不是史书的笔法。马祖常传也是这样。传中说：“十三岁在苏门见到许衡，十八岁开始在长安求学。当时不曾写文章，看同辈人所作的文章，只看到他们不如古人，心里就不认同。二十四岁开始读韩退之的文章，试着学习写作，认为有作者的风范，稍加向许衡请教等等。”按：序中说：“我刚成年时，看同辈人所作的文章，只看到他们不如古人的地方，虽然不敢轻易在口头上非议，但心里也没有轻易认同。退下来自己思考，人的才能，我持论尚且如此，但我不能这样，怎么能避免人们嫉妒的讥讽呢？二十四岁开始取韩文阅读，拿起笔试着写作，拿给人看。譬如童子斗草，他能这样，我也能这样；他有这样，我也有这样。只是作为士林中抵御侮辱的一种技艺罢了。”等等，并且向先生请教，先生赞赏他的文辞而告诫他说等等。按：“不曾轻易在心里认同”，也是文人的常用语，何必引入这里把虚写当作实写？它的文意在于“怎么能避免人们嫉妒”的意思，以引起下文，不知情的人感慨，现在却引作实写，据此把寓言当作正意。即使许衡这一段，也不必认真。传中说：“有人说世上没有了解姚燧的人，回答说：岂止是了解，读他的文章能句句得到其意的人还很少。”姚燧说：“世上真有厌恶空桑琴而想听击缶的人吗？然而文章以道为轻重，道以文章为轻重。班孟坚在书中表列古今人物九品中，必定把一品给欧阳子，那么距离圣人也有等级但不远。他的文章虽然没有尹师古、谢希深的知音，不妨碍其流传。后世岂有一句话接近古人而不被将来听闻的吗？”按：“有人说”下面又接着说“设问答”，不知道指谁。后面又说姚燧说“不知”，是姚燧自己回答。或问序中说：“畅纯父自己说得到我一个字，只说不嫌弃而记录它。”又说“世上没有了解我的人，岂止是了解，读我的文章能句句得到其意的人还很少。”唉！世上岂有厌恶空桑琴而想听击缶的人吗？按语气，“唉”下面也是畅纯父语意带出的感慨，现在当作姚燧的回答，不对，而且把“世上没有了解姚燧的人”说成“岂止是了解”作为问答语，文中有这样的吗？让人读之茫然。序开头说：“欧阳子为一代儒宗，一时所交海内豪俊之士，计算不超过十百而止。等到谢希深、尹师古纪序《集古录》，于是有无尹、谢知音的议论。”唉！岂止是文章？作者难而了解的人更难吗？所以后面回答说：“世上再有班孟坚那样的人，在书中表列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定把一等给欧阳子，那么距离圣贤也有等级但不远。他的文章虽然没有尹、谢的知音，不妨碍其流传。后世还以失去他为悲。下下之外，岂有别等安置我的吗？那么距离圣贤也没有等级而绝远。他的文章像风花逐水，霜叶委土，朝夕腐烂罢了，岂有一句话接近古人而能被将来听闻的吗？”畅纯父独自相信他，我自己不认为，不称为知己足以成为百年的快乐，恐怕畅纯父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按：这篇文章自有次序，现在突出提到尹、谢的知音，又遗漏自身一段，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这就是所谓前后颠倒，散乱不明。大概史家想见姚燧作文的原委，就应当采入此序，不宜零星摘取，导致这样荒谬。传又云：“姚燧的学问得自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成为世之名儒。”后面说：“每当有人来求文章，必定广泛设置宴乐，姚燧就为之高兴，而援笔写作，否则不容易得到。”颇为恃才轻视赵孟頫、元明善等人，这可以称为穷理致知，反躬实践吗？其自相矛盾甚矣。至于如史天

译泽、董文炳两家的传记，全都采用他们家中碑铭里那些虚夸不实、抄袭成篇的文字，这还不必说。

译湛园札记卷三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湛园札记>

钦定四库全书

湛园札记卷四

翰林院编修姜宸英撰

《尔雅》说：“矢”就是“弛”【注：弛，即放箭】；“弛”也就是“易”【注：相延易，指传递、更替】。“弛”、“易”这两个字，《汉书》中“剑人之所施”一句里的“易”字，应当作“此”字来理解。

《尔雅》注解说：“唐棣”就是“栘”，江东地区称“夫栘”。疏解说：《诗经·召南》中说“唐棣之华”，陆玑说：“这是奥李，又名雀梅【前文经云时英梅注雀梅疏，说它像梅但较小】，也叫车下李，各地山上都有。它的花有的白有的红，六月成熟，果实大如李子，可以食用。”又《尔雅》注解说：“常棣”，现在关西有棣树，果实像樱桃，可以食用。疏解说：《诗经·小雅》中说“常棣之华”，陆玑疏解说：“许慎说：这是白棣树，像李子但较小，像樱桃但纯白，现在宫廷园林中种植。又有赤棣树，也类似白棣，叶子像刺榆叶但稍圆，果实纯红像郁李但较小，五月成熟。”据此来看，唐棣自是一种，《召南》所咏的就是它。常棣与棠棣同属一种，却又分为赤、白两种，《小雅》所咏的就是它。唐棣的果实大如李子，棠棣的果实像樱桃。唐棣的正名是郁李，又称奥李，原本果实大如李子，现在俗称为大如樱桃的是郁李，这实在错了。

槚就是苦荼。注解说：树小如栀子，冬天生长叶子，可以煮成羹汤饮用。现在称早采摘的为荼，晚采摘的为茗，又名荈。蜀地人称它为苦荼。按：这种茗饮在晋代就已经开始了。

鸟张开双翅摇动摇动的样子叫“狊”。疏解说：鸟张开两翅摇动摇动的样子，名叫狊。”《论语》中的“三狊”，应当作此解。

《宋书》记载，张畅喜爱弟弟张辑，临终遗命与张辑合葬，当时的舆论对此表示非议。宋代刘翚家中妯娌合葬，尤其奇特。

汉代官职中有伯使，主要职责是为各官府驱使，在道路上开辟道路。伯中所以说伯使，就是伍伯。

魏司徒崔浩之死，是因为国史讥讽讪谤获罪，而《宋史》却说拓拔焘南侵汝颍，崔浩暗中怀有异心，妻弟柳光世纠集河北义士为崔浩呼应，崔浩阴谋泄露，被诛杀。当时河东大姓联合谋划被夷灭的很多，这是南北传闻不同，也是因为当时诛杀滥肆，所以怀疑必定是因为反谋获罪。

雷次宗被征召后回到山中，何尚之设宴为他饯行，文义之士全部聚集，进行连句赋诗。怀文所作的尤其优美，词藻高出一座。这连句不是现在的联句，大概是相连唱和作诗。不然，就不该说怀文所作的尤其优美。

梁朝制度，光禄大夫都佩戴银印青绶，加授金印紫绶的称为金紫光禄大夫。任遐担任光禄大夫，向王晏乞求一片金印，于是转呈奏章请求改为金紫，没有批准。

萧子显的《齐书》最为低劣，然而议论也有可取之处。《祥瑞志》说：“现在观察魏晋以来，世人称道的灵物不少，但乱世多治世少，史书不断记载，所以知道来仪在沼，远远不是前代的事。看见了却未至，不能辨别它是祥瑞。”这与欧阳修《五代史·天文志》所论“祥瑞出现，治世少而乱世多”，有什么差别呢？

宋高宗中兴孟太后诏书说：“献公的儿子九人，只有重耳还在。汉家的厄运十世，适宜光武中兴。”当时称为名句。梁王僧辨劝进湘东王的表文说：“轩辕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实居长。”也是典确不磨的。此表纯用长联，开创了唐宋四六文的先河。

安成康王萧秀，是太祖萧道成的儿子，任江州刺史。听说前任刺史征召隐士陶潜的曾孙担任里司，萧秀感叹说：“陶潜的德行，岂可不及后世？”当天就征召他为西曹。这也是南朝的一件佳事。

宋濂在元至正年间被授予编修，起初未曾推辞。他的文集中有焚黄祭文可以考证。黄晋卿的神道碑也说：“第二年以门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同郡宋濂的状文来到京师。”临川危素为其神道碑作铭云云。

《宋书·礼志》旧说，后汉有郭虞者，有三个女儿，在三月上辰生了两个女儿，上巳生了一个女儿，两天之中三个女儿都死了，世俗认为这是大忌，到这个月这一天不敢在家停留，都在东流水上祈祷禳灾，自我清洁沐浴，称为禊祠，分流行觞，于是形成了曲水。史臣按《周礼》女巫掌管岁时祓除衅浴，如今三月上巳到水边之类就是如此。衅浴是指用香草草药沐浴【愚按香草沐浴并非可在水上使用，这只是借证《周礼》】《韩诗》说：“郑国的风俗，三月上巳在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手持蕳草拂去不祥。”这说明它的来源很久远，并非起于郭虞的遗风。现在世人渡水，《月令》说暮春天子开始乘舟，蔡邕章句说：“阳气和暖，鲔鱼按时到来，将取来荐于寝庙，所以借此乘舟在名川禊祭。”《论语》说暮春在沂水沐浴，从上到下，古代有此礼俗。现在三月上巳在水边祓除，大概出于此。蔡邕的话是对的，张衡《南都赋》“祓于阳濵”，也是对的。有的用秋季，《汉书》八月在灞上祓除，刘桢《鲁都赋》“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除，国子水嬉”，又是用八月十四日。自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