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王学质疑 清 张烈

原序

自从阳明王守仁倡导异端学说，以伪乱真，援引儒家思想混入墨家学说，天下的学者都一致推崇他。于是荒废经典，蔑视古训，放纵欲望，败坏礼法，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大概是气数使然，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然而在狂澜横溢之时，仍有那些觉悟世道、忧怀大道的君子，如罗整庵、陈清澜两位先生先后奋起，振聋发聩，使得风气得以稍稍澄清。但仍有主张调和折中、模棱两可说法的人，问他们就说：“学者尊重所听到的，践行所知道的，遵循朱熹而不排斥王阳明就可以了，何必喋喋不休，逞口舌之利，效法辩士的做法呢？”唉，这是什么话！想要进入道德境界的人，必须先屏除淫声美色，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既已屏除，又必须每天亲近正人贤士，接受他们的规劝和良药，切磋琢磨，久而久之才能成功，这也是人人都知道的。现在说尊重朱熹而不排斥王阳明，这跟想要亲近正人贤士，却又任由淫声美色每天在耳目前浸染，说可以不拒绝有什么区别？拒绝它们难道没有道理吗？我曾考察朱熹的学问，以居敬来确立根本，以穷理来推致知识，以反躬自省来践行实际，循序渐进，谨慎畏惧，奉行前代圣人的格言，佩戴前代贤人的遗训，终身在视听言动、人伦政事之间保持警惕，好像没有一刻可以贪图安逸。他们的做学问虽然似乎拘束艰苦，但向上可以进入圣人的境界，次一等也不失为贤人。然而王阳明独自敢于诋毁朱熹之学为支离破碎、虚幻不实，另立致良知的学说，认为心即是理，只求此心迅速领悟，六经任凭我驱使，不必遵循路径轨道而自然合乎大道。学者既然喜欢这种便捷，又可以任凭自己的心意所欲为，于是苟且浅薄之士，倚仗气势，傲视他人，得以恣意施行胸臆中的想法，诋毁呵斥圣贤而不顾，毁灭纲常法纪而不畏，沿袭到一百多年，士风已不可再问了。难道当时的士大夫都认为朱熹的学问是错误的，而一定要变乱其成法吗？起初不过是存有调和折中的见解，不能勇于决断选择，久了知道对自己不便，最终决然舍弃，纵情自适。其势不能中立，而且转移之速如此，非常可惧。我怎么知道现在的学者不又承袭其流弊而沿袭其弊端呢？武承张先生品行卓然，不随流俗，起初出入于王阳明之学已有多年，后来幡然悔悟，洞彻到底，著成《质疑》一书问世，大概是真正能勇于决断选择的人。我反复阅读，不禁慨然叹道：“他对大道的忧虑多么深切，对世道的觉悟多么迫切啊！”其大要，是以朱熹之学继承程颐、张载，而远宗孔孟；王阳明之学继承陆九渊，而远宗告子。就两家之言，直指其矛盾错误之处。他们如何附会牵合，而最终相互矛盾，率领天下走向佛老，日益趋于沦亡而不能挽救？能一一穷究其根源而救治其根本，大概他的心就是罗、陈两位先生卫道的心；而抉摘精微，则又有前人所不及道的地方。学者如果能相信他的话而反复玩味，不亚于暗室中的一把火炬，中天的一轮白日，任凭脚所到之处，而不迷失于歧途曲径。这难道是诪张诡辩、背离大道、偏离经典的说法所能迷惑沉溺其志向的吗？这本书被当湖陆稼书先生极为赞赏，久经叙订刊行。可惜学者不能多见，我所以重新付梓，以广其传，成全先生嘉惠后学的志向，并且表明我不是敢于好辩。于是写下来作为序。仪封张伯行书。

陆序

我曾听高子景逸说：“姚江王阳明天挺豪杰，妙悟良知，一洗支离，其功甚伟，岂可不谓孔子之学？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埽见闻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埽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斯言似乎深知阳明之病者，然余不能无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谓孔子之学乎？学与教有二道乎？阳明之所谓良，即无善无不善之谓也，是佛老之糟粕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离之弊，正由见闻未广，善恶未明耳。埽见闻、埽善恶以洗之，支离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见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谬。比之龙溪、海门之徒，抉阳明之波者，虽若有间，而圣人之道终未明也。以高子之好学笃行，充其力，岂难登洙泗之堂，入程朱之室？然犹溺其余习，未能自脱。莠之乱苗，郑之乱雅，岂不甚哉？”康熙癸亥，余在京师，张武承先生示余《王学质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不特尽埽龙溪、海门之毒，而凡梁溪之所含糊未决者，一旦如拨云雾见白日。盖自罗整庵、陈清澜而后，未有言之深切着明如斯者也。近年惟吾浙吕子晚村大声疾呼，毅然以辟阳明为己任，先生与之不谋而合。如斯信乎？德之不孤，而道之不可终晦也矣。抑

译我还有另一种担忧。在王阳明那个时代，其危害尚未显现，所以人们很难认识到它；而其弊病还不深重，挽救起来还比较容易。到了今天，其危害已经显现，所以人们似乎容易认识到它；但其弊病已经深重，挽救起来就困难了。不用说那些公然树立姚江学派旗帜、急切地与我争锋的人不容易战胜。即使是那些听到我的话只是唯唯诺诺、叹息赞同，拍着大腿称赞而不敢发表不同意见的人，那些潜伏隐藏在肺腑中的遗毒，不知有多少呢。要荡涤清除并消融这些遗毒，难道容易吗？孟子说：“患了七年的重病，需要寻找存放三年的陈艾来治疗。我没有陈艾，却只是责怪别人的病，这不是好医生。”阅读先生著作的人，难道不应该急切地讲求积蓄陈艾的方法吗！康熙乙丑年五月二十五日，当湖人陆陇其写于新乐道中。

译后序

我已经为张武承先生的《王学质疑》作了序，正打算刊印以公之于同好，而先生已在乙丑年十一月去世了。因此略述他的生平，附在书末，让学者诵读他的书，了解他的人，因为不是没有根据就能写成这本书的。先生名烈，他的祖先是浙江金华府东阳县人。嘉靖年间，先生的曾祖父才从浙江迁居到大兴。康熙丙午年，先生凭《易经》考中顺天府举人；庚戌年考中进士；己未年考中博学宏词科，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担任纂修《明史》的官职。乙丑年六月，升任右春坊右赞善。从做生员直到在朝廷任职，始终用清高廉洁勉励自己，不屑于世俗的荣华利禄，纯正如此。他的学问以程朱为宗，深恨表面是儒生内心是佛徒的人，把防止邪说、捍卫正道作为自己的责任。晚年尤其喜爱《小学》和《近思录》，所以这本书所阐发的道理，都是从平生的学问中流露出来的，不是苟且应付的。先生又曾论述《道学传》只有《宋史》应当有，周敦颐、程颢、程颐继承先圣的遗绪，朱熹集诸儒之大成，以道学立传，是适宜的。至于其他，像蔡西山父子那样笃实好学，陆子静兄弟那样高明，真西山那样纯粹有用，只可以列入儒林传，元代儒者也不立道学传。如果有明一代，纯正像曹月川、薛文清，不能超过真西山，而光芒横肆像王阳明的，列入道学传，恐怕后世认为史官没有见识。他修撰《明史》分纂孝宗、武宗两朝，如刘健、李东阳、王守仁、秦竑、李成梁、金铉、史可法等人的传记，都是先生的手笔。曾说：我这几篇传记，是非判断不差分毫。他论述孝宗，说明知宦官败坏法度，却不能远离形成阴柔胜过阳刚的渐变，这是知道不够、意念不诚的缘故。他论述李东阳，说李公是文章之士，与刘健、谢迁同朝，就表现出刚直的风范；与梁芳、钱宁为伍，就完全显露出委曲顺从的姿态，而声望素来显著，奖掖后进，所以竞相为他掩饰。说李东阳如果除去士大夫的灾祸，不知道最终会怎样，这是欺世之论。五年之中，冤死的人不可胜数，士大夫的灾祸也已经到了极点。李公拱手不敢有异议，偶尔救了一两个人，就惊诧地认为是善类依赖他，那么张彩救吴廷举，刘宇救王时中，也可以说是保全善类吗？又说：杨文襄是功名之士，以为将帅的智谋，用来做宰相，晚年想以此术笼络张桂，最终被张桂打败，抱恨而死，智巧不可依赖就是这样。议论都卓然不可磨灭。这本书就是他的纲领。李光地识。

自序

良知不讲究很久了，为什么急于辩论？回答说：不敢这样。学习孔子的人，除了朱子没有别的路，而王阳明完全推翻朱子，与朱子水火不容。他的学说盛行于嘉靖、隆庆年间，天下讲学的人没有不以诋毁朱子为能的。万历年间，神仙佛教和霸道并行，士子不再知道有儒学了。偶尔有高明特立、有志于儒术的人，稍稍知道朱子不可厚非，但内心专主仍在王阳明、陆九渊，大概是习气使然。本朝厘正文体，朱注复兴，讲学者称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但仍然与王阳明、陆九渊并列，也是习气未尽。沿袭认为陆九渊尊德性，朱子道问学，不知道尊德性而不道问学，终究失去所作为；德性道问学而不尊德性，那么所谓问学的是什么？朱子真是这样吗？那些嗜欲机智的作用，内心记诵辞章的纷乱，不知道有学问的人，不用说。幸好知道有学问，又被王阳明、陆九渊所摄取，先入为主，必定有好高骛远、矜持枝节之心，不再有从容谦逊顺从之志，他们选取朱子，只取符合王阳明、陆九渊的部分，这不是朱子的真面目，也就不是孔子的真面目。哪里知道朱子的言论详密切实中正无瑕，如果王阳明则虚浮飘荡，假借可以应付人，按实际终究不妥确。望其藩篱的人，都想扬眉努目，自标宗旨，扰乱儒术而败坏人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如果不辨明，终究无法见到孔子的道。善恶两存的，终究成为恶；邪正并立的，终究成为邪；王霸杂用的，只成为霸；儒佛合一的，只成为佛。譬如把白放在黑里面，只成为黑，白不能再看见了；把毒放在食物中，只成为毒，食物不能入口了。我小时候，先人教以程朱之学，相信得很笃实。二十岁开始听到王阳明的学说，翻然尽弃其学而学习它，沉浸于宗门十五六年。等到听到厚庵曹先生讲宋儒之学，钟陵熊夫子督学畿内，与我相应和，当时学者都开始留心传注，我随众观看，追思先人的训诫，恍如隔世，慢慢梳理，欣然不逆于心，久久脱洗，才知道王阳明的全非，大概与圣门背道而驰。譬如说飞升的人，立谈之间，两股风生，都是虚诳。如果朱子的言论，如食物可以致饱，衣服可以御寒，宫室可以蔽风雨，药饵可以疗疾病，都是实用。所以说道是不可片刻离开的。那王阳明的人，好高逞辩，引导后学以妄诞浮夸，而道术为天下分裂。怎么可以并存而两用呢？辄不自揣，按《传习录》中条举大要而详绎之，用存

译我有所疑惑，等待君子来匡正。在数十百年之间，这门学问必定会有焕然光明、显著于世的一天。王学没有不废弃的，摒弃各种学说而确立唯一的尊崇，风气统一、风俗美好，大概就可以看到了。如果说这是逞一时之见，诋毁前人，故意进行无关紧要的辩论，我怎么敢呢？康熙辛酉年四月，后学张烈记。

译传

张烈，字武承，大兴人。生性极其孝顺，侍奉继母周到顺从，没有闲言碎语。平生潜心研究理学，毅然把防范邪说、捍卫正道作为自己的责任。所著述的文章都是关乎人心世道的言论。康熙九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内阁中书。十八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升任翰林院编修，转任春坊赞善。参与编修《明史》《典训》及《四书讲义》等书，恭敬勤勉地履行职责，编辑精当。六十四岁去世，被供奉在乡贤祠中。[《大清一统志》]

《王学质疑》附录目录

《朱陆同异论》

《史法质疑》

《读史质疑一》

《读史质疑二》

《读史质疑三》

《读史质疑四》

《读史质疑五》

武承先生去世的次年，我已经刊印了他的《王学质疑》。先生的儿子张升、孙子张复又寄来《朱陆同异论》一篇，《史法质疑》一篇，《读史质疑》五篇，都是先生平日开导学者关于做人紧要之处的言论。其中有的为心学（王学）而发，有的不为心学而发，但总之是与心学观点相反的。所以我一并附在《王学质疑》之后，使学者知道先生的学问根本端正，而且见解高明笃实如此。虽然没有看到他的全部著作，也可以令人感慨奋发兴起了。康熙丁卯年孟冬，李光地又作识语。

《朱陆同异论》

朱熹与陆九渊的异同，不是他们互相不同，而是陆九渊不同于朱熹罢了。天下的正道，不容许有两个。现在看孔子对他的弟子说，要广博地学习文献，用礼来约束自己，在规矩法度之内循序渐进，不曾敢放言高论，开启人们喜好奇异的端绪，那么后世学习孔子的人，必定以此为准则了。秦汉以来，学者没有看到要旨，只有朱子的著作广大精深，无所不备，但要旨归于平淡切实，从容详尽周到，不敢发表新奇可喜的言论。他亲身践行，在未发之时涵养，在将动之时反省，在威仪言动之间极其谨慎，以达到家国天下事物变化的道理，一一务求得其理。做官治理政事，无不竭尽诚意，对上尽忠利于君主，对下利于百姓。看他的自赞说：“从容于礼法之中，优游于仁义之府，这是我立志想要达到的，但力量不能与之相配。”佩戴先圣的格言，奉行前贤的遗规，只是默默地每日修养，或许差不多能达到这样的话。唉，他的话多么像孔子啊！下学而上达，高到圣神的地步没有困难，而下也不失为经明行修之士。天下想要学习孔子的人，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途径了。这并不是想要偏私朱子，而是道在天下，本来就是这样罢了。如果一定要舍弃这个而寻求那个，没有新奇捷径的说法，使人容易知道而乐于跟随，其弊病就是猖狂自恣，侮辱圣人蔑视经典，不到两代就承受不了它的弊病了，陆九渊就是这样。陆九渊直指人心，使人反求诸己，似乎是对的。然而厌恶世俗儒者沉溺于章句、忘记本心的人，于是一概举出并屏除他们，孤立地守住一心，自以为满足，说学者学这个就够了，问者问这个就够了，甚至认为六经都是我的脚注。唉，这是什么话！在孔门中，不曾有这样的说法。孟子谈论心，是将人从功利嗜欲中拯救出来，而陆九渊谈论心，是将人置于好古敏求之上。所以以陆九渊的高明，还免不了自许太高，自任太过，有仓促迫促的弊病，何况他的门徒不及陆九渊的天资，只是举出师说而夸大它，那么浮游放荡，仅仅与末流禅宗中无忌惮的人同归罢了。曾有什么益处呢！虽然如此，宋元之时，天下正尊崇朱子，陆氏的学问不行，所以它的害处没有显露，而草庐吴氏还以陆学不显为遗憾。等到明朝中期，陆学大行于天下。为什么呢？明朝的王阳明，就是宋朝的陆象山。王阳明以前，学者严守朱学，言论纯正师法纯正。贤者穷究事理，居敬涵养，务求敦厚本实；而庸常之流，也没有谁超越常理法度。即使乡里父老，往往诵读《小学》《性理纲目》等书。在这个时候，风俗最为淳朴，议论统一于下，纪纲修明于上，而天下号称治平，这是朱学的功效。等到王阳明出现，而以致良知为说，窃取《大学》《孟子》的话，来文饰其佛老的实质。在宋则取法陆象山，在明则取法陈白沙，凭借他们豪爽的气概、诡幻的智慧、俊伟的文辞，奋然而与朱子为难。大概世风渐下，人将产生邪念，天下群不逞之徒，那些不利于朱子教化、而想要甘心于正人的人，往往有之。只是不敢有公然背叛的言论。自从王阳明操戈树帜，成为天下祸首，于是魁桀黠猾之士，相助为波涛，而庸愚下士，尽从风而靡。五经四书，全都改变了面目，纲常名教为之扫地了。所以一传而为王畿，则直言二氏（佛老）而不讳；再传而为李贽，则尽诋古之圣贤，公然取法奸雄淫暴者。虽然这些人已经伏法，而天下相与扼腕而叹慕之。在这个时候，以姚江（王阳明）为圣人，诵读佛老者为名士，抨击朱子者为高贤，诋毁传注者为俊杰，酗酒赌博狎昵谑笑者为风流，事自号于天下曰：“我学禅者也，学姚江者也。”

译既然已经显赫地遁逃在朱子理学之外，然后就可以肆意作为污浊邪恶之事而不感到羞愧。因为鄙陋世俗的见解，无法抵挡圣贤之学，只有秉持高妙的言论来凌驾于其上，那么名教就不能束缚我，即使无所不为也不失为高士。王阳明驰骋于异端邪说，想要使人人成为圣人，却恰好便利了天下那些不肖之人。等到礼义教化的恩泽已经耗尽，贪婪欺诈的习俗已经形成，人们每天在功利、嗜欲之中喧嚣争竞，不仅朱子的学说不足以使他们醒悟，就连陆象山的本心、王阳明的良知，也被视为浮尘土梗，遥远得毫不相干。高谈阔论、妙悟玄理，究竟有什么益处呢？王弼、何晏的罪过超过夏桀、商纣，我私下认为王阳明祸害天下，即使是洪水漫山遍野、淹没丘陵也不足以比喻。陆氏的学说在宋代没有盛行，却在明代盛行，这就是它的效果。那么朱熹与陆九渊的辩论，关乎重大的是非、巨大的利害，不仅仅是观点相同或不同的问题。我朝摒弃浮华、屏除异端，过去那些虚妄变幻的学说，学者们绝不曾听闻。可惜士人没有深远的志向，既不尊崇朱子也不尊崇陆子，却习惯于浮华无用的空谈，这仍然是沿袭明末的习气，而自己却不觉察。广泛激励学校，振兴绝学，尊崇朱子为准则，使士风回归淳厚朴实，士人的心志大概就能端正了吧？这正是所依赖的皇帝确立最高准则的作用。

译史法质疑

我本是个浅陋的儒生，不懂修史的法则，曾凭着愚见向有见识的人请教。那人说：“史书是用来记录事实的，一个人如果有一件事值得传颂，就记载这一件事；有一句话值得传颂，就记载这一句话。如果是名卿将相，平定祸乱、实现治世，规划谋略，一定要详加编排并详细记载，使后人有所借鉴效法，这是经世致用的实用之书。宁可质朴也不要巧饰，宁可真实也不要虚浮。文章以浑厚质朴为接近古意，以巧妙为时下的风尚，何况是史书呢？”我又问：“难道不是这样吗？史书以简练为贵，列举要点删除繁冗，怎么能事事都记载呢？没看见人身有脉络，画中有主峰吗？”我回答说：“这话旨意深远！请让我由此推演。人有五官四肢，脉络就蕴含在其中，离开了五官四肢而单独存在脉络，脉络究竟在哪里呢？列举五官之一而缺失其他四官，列举四肢之一而缺失其他三肢，说脉络这样就行了，这能算是完整的人吗？文章讲究开头结尾的照应，宋代以后才开始谈论，于是流变为格式套路而难免俗气。唐代以前没有这种说法，大抵是将相关事件连缀成文，像水流到渠成一样，这才是所谓的脉络。画家在尺幅之间追求工整，经营结构，顾盼可观，互相夸耀为能事。如果画边疆地图，某个关口、某个墩台、某个寨子、某个城堡，一一按照其位置描绘，哪里敢凭主观意图去颠倒删削？如果画九州地图，某个省、某个府、某个州县、某个卫所、某个城池、某个驿站，想要全面了解其险易远近和脉络所在，缺失一个区域就断绝一条脉络了，又哪里敢忽略呢？然而画这种地图，可以供有志于经世致用的人考证探求，却不适合清静斋室的雅玩，这是石田思白所不肯做、也不能做的，而想要追求对实用有关联，那就在于前者而不在于后者了。现在修史，是为了像尺幅画作那样观赏呢？还是为了核实考信，为后世经世致用的人提供法则呢？”那人说：“这是你的臆测，以前的史书有什么依据？”我回答说：“司马迁叙述孔子，必定说襄公某年孔子多少岁，昭公某年孔子多少岁，定公、哀公某年又多少岁，到哪个国家，遇到什么人，回答什么话，不厌其详。如果只举要点以求简略，只应当说孔子生来聪慧好学，周游列国，晚年仕鲁做司寇罢了。又如曹参叙述战功非常详细，如果只举要点，就只记载他清静无为、政令划一罢了。《唐书》中像魏征、郭子仪、裴度、李德裕，都单独列为一卷，叙述他们生平履历、进献纳谏的前后，按年月顺序排列可供考证，而陆贽传中记载奏议很多，《旧唐书》一万三千字，《新唐书》也有一万字，如果嫌多而删减，各位大贤君子，岂不是减色了吗？考据古事的人，只读《通鉴节要》几行就够了。何必看重全史而阅读它呢？”那人说：“你是后学中见识浅陋的人。”史事关系重大，不要妄言。即使有所疑问，暂且私下记下，等待长者教导。我回答说：“恭敬地接受命令。”于是写了下来。

读史质疑一

孝宗让众多君子充满朝廷，而灾异接连出现，这是阴气胜过阳气的征兆，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罪责在于宦官吗？宦官的祸害极于王振、汪直，凭借孝宗君臣的贤明，改革纪纲推行新政，仅仅不至于像王振、汪直那样罢了。至于依仗宠信作威作福，剥削百姓败坏法纪，积习已经形成，科道官员交章弹劾不能胜过一个蒋琮，那么时事就可以知道了。在《易经》中，三阴三阳，叫做否卦。三阳并非不旺盛，只是因为内部容纳小人而外部排斥君子，那么小人之道兴盛，君子之道消亡，局势就不可为。国家所依靠的，是文武大臣，现在内部的司礼监权力重于六部内阁，外部的守备官衔排在公侯之前，以至于仓粮、市舶、货利所在，没有不是由宦官掌管的，文武大臣如同赘疣一样。天下阴邪的毒害已经深入到膏肓，而各位君子在肢体之外维持补救，所以弘治年间，是内部小人、外部君子的时期。贤明的君主宰相正励精图治，而太子宫中的八党已经潜伏在侧，一旦得志，毒性发作就不可控制了。到了刘瑾的时代，才称之为阴胜阳微，为什么看得这么晚呢？如果天意早就显示出来了。回答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宦官的势力果然不可控制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控制呢？君主掌握威福来驾驭天下，意向所在，人们争相奔赴。孝宗有意罢免宦官，却过于畏惧他们，这是认识不到家、心意不真诚的祸患。天下的是非不容并立，真正知道其错误就果断去除，真正知道其扰乱政事就果断诛杀。采纳臣民公正的舆论，恢复太祖的旧规，选择谨慎厚道的人安置在左右，斥退阴险狠毒的人终身不予录用，恢复扫除的劳役，断绝他们参与政事的门路，这在于真正认识并独断专行罢了。现在明明知道宦官败坏法纪，不是说已经处置过了，就是说暂且放过，知道其为恶臭而不能远离，知道其为蛇蝎而不忍去除，徘徊顾虑之间，我的计策未决，而小人的毒性已经发作，所以认识不到家、心意不真诚，是人的大祸患。

读史质疑二

刘、谢离开长沙，留下我评论他们处理事务中途改变，君子、小人两败俱伤，只有我不失去富贵，可以说善于做官。支持长沙的人，必定认为刘、谢坚持得太激烈，不如遵照旨意将他们遣往南京，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小人姑且用一个遣送的办法缓和君子们的攻击，而君子也想姑且用一个遣送的办法分散小人的党羽，这自然是我的策略。假如刘、谢同意遣送的提议，既

译如果中途停止而不派遣，拿什么来处置呢？派遣之后又召回，又拿什么来处置呢？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接受了小人的诱饵，争辩不行，忍耐也不行，想伸张正义不能，想委屈求全也不能，进退都没有依据，最终归结为狼狈离去，那就太过分了。哪里比得上坚持不妥协，一定要诛杀他们，才是光明正大的呢？此时大势已去，请求诛杀不免于灾祸，请求派遣也不免于灾祸，为什么不请求诛杀而甘愿受小人的愚弄，承受被牵制的耻辱，这难道不是极其可笑吗？刘健、谢迁见识和魄力苍老深沉，真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至于像李东阳这样的人，保全自身和家庭，享受富贵，如果说他是善于做官，那真是神妙了。至于作为大臣的准则，就不是我所知晓的了。孔子说：“所谓的大臣，是用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孟子说：“异姓的卿大夫，君主有过错就进谏，反复进谏而不听从，就离去。”这是大臣的准则。舍弃孔孟的训诫，岂不是成为胡广那样的中庸之道，冯道那样的长乐老吗？有人说：“不对不对，李公是想委曲求全来济世。”我说：“这又是我不理解的。”从前狄仁杰在武则天手下，可以说是辱没自身了，然而他在众多小人面前直言正论，毫不谦让，调护太子，武则天被他感动，最终能由周复唐。李公能达到他的万一吗？《实录》说东阳如果离去，士大夫的灾祸不知会到什么地步，这又是欺世之论。武宗的荒淫，刘瑾的凶暴，李公怎么能阻止丝毫？况且此时士大夫的灾祸，从尚书、都御史以下，罚米一千、二千直到三百、五百的有数百人，倾家荡产也不够，有直到死都不被宽恕的。如果运使杨奇卖孙女还不够，株连亲戚如御史彭程这样的人了。科道官员查盘，以参劾官员多纳贿重的为称职，否则必然遭受鞭打枷锁。史书说士大夫自相吞噬，衣冠化为豺狼了。派遣官校察访天下官员罪过，郡县馈赠稍不如意，就愤怒辱骂无所顾忌，甚至遭受鞭打。御史邵清等人杖责二十四，十个月没有虚过的。有戴枷在部院门前的如御史刘寓生、郎中刘绎这样的人了。有奉差害怕灾祸，在公署自缢的如给事中许天锡这样的人了。五年之中，破家冤死的不可胜数。士大夫的灾祸，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步了。李公拱手坐视而不敢有异议，偶尔申救一两个人，就诧以为善类。依赖他吗？张彩救，吴廷举、刘宇救，王时中也能保全善类吗？至于刘瑾想要逮捕刘健、谢迁，抄没他们的家产，东阳极力劝解才停止，只是除名罢了。几十年的同僚朋友，一句话申救，也是人之常情，怎么能停止呢？况且说逮捕致死、抄没家产足以让刘、谢恐惧吗？顾命大臣不能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理应以身殉职。像长孙无忌、褚遂良被贬死，是他们的本分。即使东阳不在刘瑾、张永手中死去，刘、谢也不会怨恨，这是本分的正当。而说免于逮捕、免于抄家为刘、谢庆幸，更加不明白大臣的道义了。况且刘大夏不被贬戍吗？秦纮不被抄家吗？李公又怎么能一一救他们？有人说：不对不对。李公与小人同事，这是李公所以伟大的原因。磨不薄，染不黑，这是孔子所以伟大的原因。这种说法，误人尤其严重。《易经》说：大人否亨，不扰乱群体。嘉遁贞吉，以端正志向。难道说孔子就与奸邪共事，甘愿取悦迎合而坐视他们作乱吗？不避阳货，最终不在阳货手下做官。佛肸召孔子，想前往。公山弗扰召孔子，想前往了。最终未曾前往。起初想前往，是因为他们尚知有善人，或许可以拉他们向善。后来审察他们不是同族同类，就最终不前往了。知道孔子想前往，而不知道孔子不前往，这危害不小。况且孟子说对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这是桓子对孔子有汲引之力了。以司寇代理相事，君主对待他不能说不隆重了。即使接受女乐一事，为什么不委婉开导，暂且放置此事而兼顾其他？上不违背鲁君、季孙的意思而已，得以优游保位，也可以小小有所匡救，岂不是大圣人的作用？然而不朝见仅仅三天，就立刻不脱冕而行，这幸好出于孔子。如果出于后人，必定认为辜负君主恩德，放弃可为的机会，不是迂腐就是褊浅了。学者诵法孔子，只称颂他猎较而不称颂他未曾三年淹留，直接把同流合污当作无可无不可，这危害不细。有人说：那么李公是什么样的人？我说：李公是文章之士。与刘、谢同朝就展现侃直之风，与张永、刘瑾为伍，尽显委蛇之态，他不及王文恪远甚，而声华素著，奖借后学，所以一时后进竞相为他掩饰，而且谥号文正以欺骗后人，后人怎么能尽被欺骗呢？杨文襄，功名之士也，以为将之智，用之为相，晚年想以他的术数笼络张桂，而最终被所败，坏赍恨以死，智巧之不可恃如此夫。

译正德五年十一月，南京御史张芹上言：“李东阳谨慎厚道有余，而刚正不阿不足；儒雅风度可观，而节操义气无闻。先帝误以为他是贤臣，临终时将陛下托付给他，按理他应当与陛下同甘共苦。刘瑾专权乱政，李东阳作为受遗诏辅政的大臣，如果出力与之抗争，刘瑾也必定知道忌惮；即使不幸遭遇祸患，也不至于死。李东阳却依顺迎合，唯唯诺诺听从命令。刘瑾谋逆既成，幸赖陛下英明，任用得人，暗中消弭了祸变。李东阳得以冒领功劳而接受赏赐。李东阳受先帝托付，却让刘瑾荼毒天下，图谋危害国家，即使李东阳能诛杀刘瑾，也仅仅可以赎罪罢了。如今依靠他人的力量才取得成功，又怎么能安享太平并接受赏赐呢？臣私下看到如今的大臣，正直的人在刘瑾掌权时大多不被容纳，奸邪的人在刘瑾被诛杀后大多被罢黜，只有李东阳始终安然无恙，而且屡次蒙受恩赏。臣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善于为自己谋划。”这道奏疏可以作为定论了。

读史质疑三

《宋史》有道学传，只有《宋史》应该有。周敦颐、程颢、程颐继承先圣中断的学术脉络，朱熹集诸儒之大成，以道学立传，是适宜的。其余如笃实好学如蔡沈父子，高明如陆九渊兄弟，纯粹有用如真德秀，仅列入儒林传，这是修《宋史》的人有见识。元代儒者如许衡、刘因、吴澄、许谦、金履祥，都对儒门有功，而许衡最为突出，然而终究不敢与程朱相比，所以不立道学传，这是修《元史》的人有见识。至于有明一代，谁堪立道学传呢？纯正如曹端、薛瑄，不能超过真德秀、许衡，而光芒四射如王阳明者，假借孔孟来粉饰禅宗，凭借权谋来标榜道德，破坏程朱的规矩，践踏圣贤的门庭。嘉靖、隆庆以后，讲学的人遍布天下，人人各自树立宗旨，最终归附于佛老，流窜于杂霸，总之是为了成就其争夺名利、攫取富贵的私欲，辱没圣门极为严重。而追溯其起源，王阳明实为首祸。这样而列入道学传，恐怕天下后世稍知圣人之道的人，必定认为史官没有见识了。我因此怀疑道学传可以不立。

读史质疑四

王阳明应该立什么传？回答说：功在社稷，子孙世袭封爵，列入功臣传是适宜的。回答说：王阳明倡导阐明绝学，他的门徒认为他滴血明宗，独得先圣不传的奥秘，你怎么知道而妄加诽谤到这种地步？回答说：我读《论语》《孟子》，只说文行忠信，诗书执礼，多闻择善，博文约礼，博学详说，不曾有一言涉及高妙。其功夫积累日久，悟及一贯的人有一两个，而其余谨守成法，诵读诗书，习练礼乐，成为孝悌谨信的人，天下因此多善人。总之，悟及一贯的人心里知道性命的奥妙而不必言说，即使未悟的人自自然然在孝悌之间出入，无不是性命的流行，也不必言说。陆九渊、王阳明必定先提起所谓本心良知，举此以推及事物，而把下学讲习视为支离无本领，这也太外道了。大概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是禅门直指人心的学说，圣门没有这样的。只是因为他们身为儒者，不敢公然谈禅，而借孟子的本心良知来附会他们的学说。不知道孟子所谓本心良知，是孩提之童爱敬、恻隐、羞恶之类，必须等待察识扩充，深造自得，学问之事尚多，不曾说耳本自聪，目本自明，六经皆我脚注。也不曾说致此良知于事物之间，不待即物而穷理。没有问学积累的功夫，而直接提此心为主，认为施之而无不可，其不至于偏颇放诞的很少。陆九渊的门人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骂人，正坐此弊，而还说独得孔子之学，诬罔不已甚乎？我认为假孔孟以文禅宗者，就是这个。王阳明恐怕人攻击自己，就援引《古本大学》作为依据，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智谋。著《朱子晚年定论》，这是以敌攻敌的术数。以行兵的权谋用之于讲学，其心术险谲而技穷可知。我认为藉权谋以标道德者，就是这个。弘治以前，天下谨守程朱之教，纲纪肃于上，廉隅励于下，风俗号为淳美，无敢一言谤议者。至王阳明始肆然与之为难，明斥程朱之非，四书五经尽改面目，遂若朱子无一言之可存者。其徒乐其诞而自便也，人人争为新奇之论，以扬其波而鼓其焰。圣门温良恭让之气象，儒者读书修身循循善诱之遗矩，荡然无存。于是人心乖张，发政害事，至于崩溃坏烂而后已。夫弘正以前，尊程朱之教若彼；隆万以下，毁程朱之祸若此。朱陆得失，关乎治乱，彰彰较着。而说者欲调停而两存之，不亦谬乎？弘治己未，王阳明成进士。其年六月，孔庙灾；九月，建阳书坊灾。盖王阳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不及知耳。我认为破坏程朱之规矩，蹂躏圣贤之门庭者，就是这个。曰：“中庸不言性命

译吗？你有什么病呢？”阳明说：“圣贤谈论性命，有警惕戒惧、勤勉下学的心态。象山、阳明谈论本心、谈论致知，却狂妄自大，侮辱圣人、蔑视经典。”况且人心险恶，圣人称之为“惟危”，《诗经》《尚书》和名教用来防范这种人心，还担心不够，却忽然有主张放任本心的学者为他们诽谤斥责先贤，诋毁过去的训诫，让人人都自恃聪明，这非常有利于不贤之人，也是人欲横行的原因。像阳明这样的人，也就是开辟阡陌、废除封建、焚烧诗书、毁坏名城的同类罢了。所以阳明的出现，是圣道的灾难。有人说：“阳明自己说他所领悟的，你为什么用禅宗来诬蔑他？”回答说：“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这是对的。说‘为善去恶是格物’，已经牵强附会、不合逻辑，但还没有严重危害义理。一定要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他的门徒于是把意、知、物都用‘无’来贯穿，把‘无善恶’当作秘旨，把‘知善恶’当作权宜之教，惊诧为天机泄露，颜回、程颢都不敢说的话，他们竟然肆无忌惮地说出来，这是多么肆无忌惮啊！”所谓“无善无恶”，不过就像所说的“不思善、不思恶”，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这不是禅宗又是什么？况且阳明的学问好高骛远、追求胜人，认为良知的学说高出程朱之上。但所谓的良知，正是佛教所斥责的“昭昭灵灵第八识”，不断除它作为生死根本的，恐怕被禅宗人士嘲笑，所以又说“无善无恶”来掩盖，而他的门徒于是公然谈论禅宗、谈论道教，说“良知”二字足以贯通三教。唉，这又是极其鄙陋的，经书传注中从未有过。窃取良知的学说来胜过诸儒，又窃取“无善无恶”的学说来对抗佛教，这用心也够劳苦了，但最终不被佛教所允许。徐存斋说：“龙溪八十岁的老翁，舍不得良知，终究成不了事。想要了脱生死，必须参究话头。”存斋信奉阳明，而他的言论如此，正是禅宗所讥讽的儒门淡泊、收拾不住。阳明想用无善恶来屈从天下，而学佛的人最终不答应。那么阳明想成为儒者却公然背叛儒学，想窃取佛学却被佛家嘲笑，两无所容，邪遁的痛苦也太过分了。所以隆庆、万历初年，天下学者纷纷学佛，不屑于谈论良知。谨慎老实的人受戒持咒，礼佛诵经，求往生西方，修习比丘的行为；而狡猾的人卖弄机锋，肆意横议，沿袭李贽的余唾，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高傲的人脱离职业，以歇息睡觉为名庵；而卑劣的人日沉溺于酒色名利，以为才是真率。当时，几案上有《楞严》《南华》的人被视为名士，挟妓赌博、裸体夜饮的人被视为高致，对抗官员、冒犯上级、群起喧哗而不谦逊的人被视为气节，矫诈嗜杀、侥幸苟利的人被视为真经济，谨守纲常、重视廉隅的人被视为宋头巾。全天下学校中的士人如沸如狂，在家则辱骂，在朝则喧哗。闯献之祸的形态日积月累于学士大夫的心术，而天下不可为，高谈阔论必然趋向佛老，佛老必然趋向夸诈，夸诈必然趋向杀戮。阳明一出，就完全改变了天下的学术，完全败坏了天下的人心，最终酿成乱亡之祸。他却把天下崇尚朱学比作崇尚杨墨，指正统学问为洪水猛兽，想自己起来救世，不知道自己却是倡乱的首恶。悲夫！我朝革新文教，开始有倡导程朱之学的学者，而议论者还曲意为阳明讳饰，想挽回朱陆而统一之。这不深究其根本，只是世俗瞻循之态，不是谈论学问的人。有识之士将黜除阳明的从祀，何来“道学传”呢？

译读史质疑五

神宗没有及早确立太子，起因于一时沉溺享乐的私心，却酿成了数十年的水火之祸，这真是严重啊！人心不可有所偏私。然而，我尤其对当时身为臣子的人感到遗憾。凡是处在人父子之间，最为不易。申时行、王锡爵两位辅臣委婉地秘密陈述，是适宜的。众臣在朝廷上群起喧哗，是为什么呢？众臣自负忠义，认为自己对太子有拥戴之功，却不知道该如何对待神宗。他们不思考父子天性本来不容伤害，却一定要迫使皇帝不敢不立太子，所以神宗以被挟制为耻，几乎导致决裂，这是众臣贪功的过错。况且想要忠于儿子却致使父亲结仇，看待神宗、贵妃、福王简直如同敌国一般。懂得君臣父子伦理、怀有忠诚恳切爱心的人，果真像这样吗？自从学术不正，人心乖张，那些号称君子的人，喜欢生事争辩，不再知道有恻隐平情之论，而所遇到的又是天下国家最难处理的事情，怎么能希望他们不至于决裂而糜烂呢？幸好神宗父子天性都宽厚，如果神宗是猜忌的君主，那么众臣就会加速太子的死亡；如果太子是残忍的性格，那么众臣就会引发弑君废立的事端。幸运而没有发生这种祸患，是因为神宗、光宗慈孝的缘故。至于名位久已确定，突然发生张差事件，那些策划政变的人，笨拙不至于此。以疯癫掩盖罪责，深得国家体统，而好事的人又从而深究文辞。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必将逮捕郑妃置于君主身边，废除福王的封爵，灭掉郑氏全族，然后才算尽到春秋之法，那么太子如何面对他的父亲？神宗如何安抚他的儿子？众君子不顾及这些，可以说他们是爱护太子吗？保护嫡长子，只是不让君主有废长立幼的过失罢了，不居其名，这是忠臣的用心。以保护嫡长子为名，却一定要彰显君主宫闱的私事，使得父子兄弟不能互相保全，伤害骨肉之恩，成就自己的名利之计，这是嫉妒之心所引发的，不是忠臣所为。况且沿袭这种深究文辞的做法，以此作为门户之争，宁可丧国也不后悔，作为小人不足为怪。不知道当时的君子究竟是何居心？如果世道变迁年代久远，前人的梦已经断绝，而评论者想要代替他们续梦，这又是我不理解的。

以上《读史质疑》五篇，都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议论。最后一篇谈论万历年间争夺国本、争夺挺击之事，说当时的众君子不免过于深究文辞，无法妥善对待神宗，都是由学术疏浅造成的。这个议论也很正确。又议论国本以委婉秘密陈述为宜，议论挺击以疯癫掩盖罪责为深得国家体统。这其中有说法，读者不可以因文辞而损害辞义。先生的意思，不是说主张委婉、主张疯癫的人比深究文辞的众君子贤明。天下本来就有议论错误但心术光明的人，有议论正确但心术昏暗的人。自从学术败坏，一两个正人君子虽然怀有忠义之心，但议论偏执，恰好成为心术昏暗者的借口。这就是所说的五谷不熟，不如荑稗。然而荑稗难道就能傲视五谷吗？那留侯招引四位老人，田叔烧毁狱辞，都是君子的事，不是当时众臣所能附会的。先生大概是对阳明之学叹息痛恨，认为它处处选拔人才，酿成世祸。可惜五谷的美好种子不熟，难道是偏袒荑稗吗！陆陇其跋。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谊书局重校开雕｝

侯官杨浚雪沧总校

德化陈煦惺斋复校

闽县黄则伊子莘，侯官马申宏甫分校。

王学质疑卷之一 心即理也

问：朱子认为事事物物都有定理，似乎与先生的说法相违背。先生说：“在事事物物上寻求定理，这是义外。至善是心的本体，只是明明德，达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而也未尝离开事物。”又说：“心即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吗？”

我按：事事物物都有定理，所谓有物必有则。如阳明说：“宜云有心有则。”难道诗人孔子也是义外吗？天下无心外之事，所以求诸事，正是为了尽此心；无心外之理，所以求诸理，正是为了尽此心。现在直接求诸心，而想要事理无不详尽，即使是伟大的贤者也不能做到。心能知觉，发于欲望为人心，发于理为道心，所以贵在择之精，守之一。没听说过心就是理。程子说：“性即理也。”这是对的。理义使我心愉悦，如同刍豢使我口愉悦。如果说心即理，那就是口即刍豢，目即色，耳即声。

又说：“侍奉父亲，不是在父亲身上寻求孝的理；侍奉君主，不是在君主身上寻求忠的理。都只在此心。此心没有私欲的遮蔽，就是天理。以此纯乎天理的心，发于事父，就是孝；发于事君，就是忠；发于交友、治民，就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在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

唉，此心怎么就能突然没有私欲的遮蔽？怎么就能突然纯乎天理？想要人去欲却不允许，即在事即在物上辨验所谓的欲；想要人存理却不允许，即在事即在物上研究所谓的理。只说去人欲罢了，存天理罢了。我知道这很难。孝的理不在父亲，忠的理不在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