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质疑卷之五
言良知，其弊使人丧本心，丧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别有一物寄于声臭之上，时行物生，即所谓无声无臭，上天之载也。人之心，非别有一物在窈窈冥冥之中，视听言动，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视听言动，即治心也；治伦物政事，即治心也。视听言动、伦物政事之间，讲明一分，则心之本明者复一分矣；力行一分，则心之本善者复一分矣。积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贯之，无余即使不悟，要其讲求持守于视听言动、伦物政事之间者，固有规矩可循，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天下由此惧礼法而尚淳朴，畏清议而多善人，此圣学所以平稳纯正，万万无弊者也。尧舜十六字而外，不复言心，但与其臣惇典庸礼，命德讨罪，教稼明伦，恤刑熙绩，即无非精一，不必人人与之言心也。成汤若有恒性而外，不复言性，但惟用人性，已改过不吝，显忠遂良，取乱侮亡，即无非建中，不必人人与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与子言孝，与臣言忠，宽信敏公，知人爱人，闻见择识，礼乐诗书，即此人言此人，即此事言此事，不必人人与之言一贯也。惟朱子善学孔子，循循畏谨，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审其极，奉先圣之格言，佩前贤之遗矩，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后已者，此圣门家法也。学者沿是而谨守之，即使不皆进于高妙，要其恪遵往训，宁慎毋疏，敢于逞聪明、恣议论、蔑经侮圣者无有矣。畏名教、惮公议，宁拘勿肆，敢于挟才任诈、恣欲败检者无有矣。此弘正以前所以称治正学之为功于天下生民也，大矣。今诋学朱子者曰：支离也，玩物也，义外也。讲求制度名物者，谓增霸者之藩篱，而温清定省之仪节，等于扮戏，以是垂则后学，其谁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经任我驱使，读书训诂可鄙也？而穷凿武断、离经背道之讲说显行于世矣，谁不曰：吾自有良知，制度仪节，傀儡具耳。而苟且佻薄，简略戏慢之行，众以为风雅圆融，无可无不可矣。谁不曰：吾自有良知？公议皆世俗之论，名教特形迹之粗也。甚至踪迹诡秘，举良知以自解，曰：吾一念自信而已。乡评不许，举良知以自文，曰：良知自信，乃贤者所为，与乡党自好者不侔也。而贪色好货，争名角利之习，可肆行而无忌矣。故单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饰之题，挟高欺人，足以陵蔑君子，开不肖者方便之路。而及其既为不肖也，并掩饰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势也。当阳明之世，欲前知末流之弊，诚有所甚难。由今以观，万历、启祯之士习，前弊彰彰较着矣。犹曰：朱陆并行不悖也，可谓知言乎？夫言本心，言良知，以是救夫专事口耳、不治身心者，诚良药也。朱子固屡言之矣。若以是鄙弃一切，长傲恣胸，决堤防，破崖岸，蹈擎拳，竖拂，呵佛骂祖之余，智则圣门之罪人也。言本心，言良知，使人读圣经贤传，字字触其本心，动其良知，巽顺抑畏，以听命于孔孟程朱，则圣人之徒也。若以是目空千古，动称颜子没而圣学亡，自处甚尊，而不过率天下为佛老功利，趋于沦胥而不救，则天下之至愚，大惑而可怅可痛者也。言本心，使人丧本心；言良知，使人丧良知。必至之势，已然之征，宁曰过论乎？
译谈论良知，其弊端在于使人丧失本心、丧失良知，为什么呢？天的道理，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寄托在声音气味之上，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就是所谓的无声无臭、上天所承载的道。人的心，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存在于幽深玄妙之中，看、听、说、做，都是心所在的地方。善于修养心性的人，修养视听言动，就是修养心性；处理伦理事物和政治事务，就是修养心性。在视听言动、伦理事物和政治事务之间，阐明一分，那么心原本光明的部分就恢复一分；努力践行一分，那么心原本善良的部分就恢复一分。积累久了而领悟到这些全都是心，天命流行的奥妙，一以贯之，没有剩余。即使不能领悟，大要在视听言动、伦理事物和政治事务之间讲求持守，本来就有规矩可循，心原本光明、原本善良的部分自在其中。天下因此敬畏礼法而崇尚淳朴，畏惧清议而多行善事，这就是圣学之所以平稳纯正、万万没有弊病的原因。尧舜除了十六字心传之外，不再谈论心，只是与臣下敦厚常典、推行常礼，任命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教导农耕、阐明伦理，宽恤刑罚、光大功业，这无非就是“精一”，不必对每个人都谈论心。成汤除了“若有恒性”之外，不再谈论性，只是任用人性，已经改过不吝惜，彰显忠诚、成就良善，吸取混乱、侮辱灭亡，这无非就是“建中”，不必对每个人都谈论性。孔子立教，只是对儿子谈论孝，对臣下谈论忠，宽厚、诚信、敏捷、公正，知人爱人，见闻选择识别，礼乐诗书，就是对人谈论人，对事谈论事，不必对每个人都谈论“一贯”。只有朱子善于学习孔子，循序渐进、敬畏谨慎，一个字必定求其安稳，一件事必定审察其极致，奉行先圣的格言，佩戴前贤的遗训，俯首勤勉、日日孜孜不倦，死而后已，这是圣门的家法。学者沿着这个方向谨守，即使不能都进到高妙的境界，大要恪遵往圣的训诫，宁可谨慎也不要疏忽，敢于逞弄聪明、放纵议论、蔑视经典、侮辱圣贤的人就没有了。敬畏名教、忌惮公议，宁可拘谨也不要放肆，敢于挟持才气、任用诈术、放纵欲望、败坏检点的人就没有了。这就是弘治、正德以前之所以称治、正学对天下百姓有功的原因，功绩太大了。现在诋毁学习朱子的人说：支离破碎、玩物丧志、义在外在。讲求制度名物的人，说是增加了霸者的藩篱，而温清定省的仪节，等同于演戏，以此垂范后学，谁不说我自有良知，六经任我驱使，读书训诂可鄙呢？于是穷究凿空、武断、离经背道的讲说显行于世了，谁不说：我自有良知，制度仪节，不过是傀儡具罢了。于是苟且轻浮、简略戏慢的行为，众人认为风雅圆融，无可无不可了。谁不说：我自有良知？公议都是世俗之论，名教只是形迹之粗。甚至踪迹诡秘，举良知来自我辩解，说：我一念自信而已。乡评不允许，举良知来自我文饰，说：良知自信，是贤者所为，与乡党自好者不同。于是贪色好货、争名角利的习气，可以肆行而无忌了。所以单独提本心良知的人，给人假借掩饰的题目，挟高欺人，足以陵蔑君子，给不肖者开辟方便之路。等到他们已经成为不肖之人，连掩饰假借也不用了，这是必然的趋势。在阳明在世时，想要预先知道末流的弊病，确实很难。从现在来看，万历、启祯时期的士风，前面的弊病彰彰较着。还说：朱陆并行不悖，可以说是有见识的话吗？谈论本心，谈论良知，以此来救治专事口耳、不修养身心的人，确实是良药。朱子固然屡次说过。如果以此来鄙弃一切，长傲恣胸，决堤防，破崖岸，蹈擎拳，竖拂，呵佛骂祖之余，智则是圣门的罪人。谈论本心，谈论良知，使人读圣经贤传，字字触其本心，动其良知，巽顺抑畏，以听命于孔孟程朱，则是圣人之徒。如果以此来目空千古，动辄称颜子没而圣学亡，自处甚尊，而不过率天下为佛老功利，趋于沦胥而不救，则是天下之至愚，大惑而可怅可痛者也。谈论本心，使人丧失本心；谈论良知，使人丧失良知。必然的趋势，已然的征兆，难道说是过论吗？
总之，阳明天资雄放，其于循循讲习、循规蹈矩，实所不耐。及一旦有得于佛老，与象山旨合，喜其与己便也，自私所好，亦可矣。不宜以此讲学，独辟宗旨，举圣贤经书，直欲以此意强贯之，真谓“六经注我”，随意驱驾，何所不可？此诐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则借孟子“良知”二字，犹嫌其仅出孟子，遂窜入《大学》“致知”至于攻者益众。又见象山之学竟为朱子所掩，计以为势不两立，非抵死作敌，尽灭朱子之道，则人犹以朱律我，故遂操戈反面，尽翻全案而后已。朱子如泰山乔岳，何可易摇？则以《大学》古本为据，曰“我非背朱，失于信孔太过也”，巧言如此。格不训至，则以“格其非心”为据，曰“致良知于事物，格其不正以复本体之正也”，牵强傅会，又如此。至究其何以格其不正？则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诘其不即物穷理，恐认欲为理，则又曰“此志不真切也”。夫以格物为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正心诚意矣，说其可过乎？况以认欲为理如此大病，不急求所以磨礲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不真为脱卸，真所谓茫茫荡荡，反以诬朱子乎？人曰“东则拗而之西”，人曰“西则拗而之东”，澜翻泉涌，人人被其摄盖，而悦其文词者尤俛首推服之。顾天下良知难泯，非之者不已也，则又以朱攻朱，着为“晚年定论”，实则以中为晚，以晚为中，与当日情事迥不相涉，锻炼舞文，诳词以欺天下。人不可欺，则又曰“年岁原未深考，乃委曲调停，不得已之心”。夫大道如日中天，是则是非，则非乃亦调停委曲乎？即此一言，心术叵测，何止遁之又遁乎？夫妄称定论，是意不诚也；不深考事实，是物不格也。此之谓“物不格，知不至，故意不诚也”。使其虚心逊志，从容详审，则无是弊矣。惟其占题大高，叛道已甚，骑虎不得下，不得不左支右吾，藉笔舌以塞人一时。之议，而前后矛盾，罅漏实多。既曰信孔子太过矣，又曰孔子之言亦不以为是也。既曰生平于朱子有罔极之恩矣，又曰天下宗朱如宗杨墨也。如狡狯健讼之人，逢人即攀，遇事便借口，无一定之舌笔，无不牵之义。以此为诪张伎俩可矣，以此为战国纵横游说诡辩可矣。乃用此以讲学乎？然则王子之良知安在也？
译总之，王阳明天资雄健豪放，对于循序渐进地讲习、循规蹈矩的做法，实在难以忍受。等到他一旦在佛老之学上有所心得，且与陆九渊（象山）的主旨相合，便欣喜于这符合自己的偏好，自私自利地喜好这些，也就罢了。不应当以此讲学，独自开辟宗旨，把圣贤的经典著作，直接想用这种意思强行贯穿其中，真可谓“六经为我作注”，随意驱使驾驭，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是邪说泛滥的开始。等到众人大多不服，他便借用孟子的“良知”二字，还嫌这仅仅出自孟子，于是窜入《大学》的“致知”之中，以至于攻击他的人越来越多。又见陆九渊的学说竟然被朱熹所掩盖，算计认为势不两立，如果不拼死与之作对，彻底消灭朱熹的道统，那么人们还会用朱熹的标准来衡量我，所以便操戈反目，彻底翻案而后已。朱熹如同泰山高岳，怎么容易动摇？便以《大学》古本为依据，说“我不是背离朱熹，而是过于相信孔子了”，巧言如此。不将“格”解释为“至”，便以“格其非心”为依据，说“将良知推致到事物上，格除其不正以恢复本体的正”，牵强附会，又如此。至于追究他凭什么格除其不正？便说“去除人欲，保存天理”。追问他不即物穷理，恐怕把欲望认作天理，便又说“这是立志不真切”。把格物当作去除人欲、保存天理，这是想要正心先要诚意，想要诚意先要致知，而想要致知又在于正心诚意，这种说法难道没有过错吗？况且把认欲为理这样的大毛病，不急于寻求磨砺辨析的方法，却竟然以立志不真作为推脱，真可谓茫然无措，反而诬蔑朱熹吗？人们说“向东就拗着向西”，人们说“向西就拗着向东”，波澜翻涌，人人被其笼罩，而喜欢他文辞的人更是低头佩服。但天下良知难以泯灭，非议他的人不止，便又以朱熹攻朱熹，著成“晚年定论”，实际上是把中期当作晚期，把晚期当作中期，与当时的情事完全不相干，罗织罪名，舞文弄墨，用谎言欺骗天下。人不可欺骗，便又说“年岁原本没有深入考证，乃是委曲调停，不得已的心情”。大道如同日正当中，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难道也要委曲调停吗？仅凭这一句话，心术就不可测度，何止是躲闪又躲闪呢？妄称定论，是意念不诚；不深入考证事实，是事物没有格尽。这就叫“事物没有格尽，知识没有达到，所以意念不诚”。假如他能虚心谦逊，从容详审，就没有这种弊病了。只因他占的题目太高，背离正道太甚，骑虎难下，不得不左支右绌，借笔墨来堵住人们一时的议论，而前后矛盾，破绽实在很多。既然说过于相信孔子了，又说孔子的话也不认为是正确的。既然说生平对朱熹有无尽的恩情，又说天下尊崇朱熹如同尊崇杨朱、墨翟。像狡诈好讼的人，逢人便攀扯，遇事便找借口，没有一定的言辞，没有不牵强的义理。用这种伎俩来欺骗人是可以的，用这种战国纵横游说诡辩是可以的。难道用这种来讲学吗？那么王先生的良知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