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质疑卷之四 杂论
与人论学书
按来书谓节目事变之详，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是也。阳明谓节目事变，惟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察之，亦是也。但一念之微，天理人欲，岂无误认？非读书讨论而徒自为精察，未有不偏蔽者。故日思而不学则殆。
事事物物讨论穷究，谓皆以察吾心一念之微可也，谓祗察吾心一念之微，不必即物讨究，则非也。其意以即物穷理为训诂，为记诵词章云尔。
来书又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漫无印证，又焉适从？」又谓：「礼乐名物未尝考识，倘国家兴明堂，建辟雍，制厯律，何以致用？」其言皆是也。惟连及草封禅，未免失于检点，阳明遂借此深诋之。世俗角口争胜者，往往摘人一字一句之错，肆意丑诋以为快，先生毋乃类是耶？我辈后学更宜深省。
先生谓尧舜茅茨土阶，明堂未备，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犹文武之旧，无救于其乱。又谓学以明人伦，非以璧不璧、泮不泮为重轻，可谓快论矣。然未免于偏也。执此则古今制度皆可不考，任其鄙谬荒怪，皆可托辞曰：“我但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已。”率天下以荒经蔑古，敢于荡灭先王之遗迹者，非此言启之欤？告朔饩羊，孔子惜之。如王子之论，则当云：“存此羊，无救于乱；去此羊，无害于治。但致良知可矣。”
先生谓制礼作乐，必声为律，身为度，然后可。若器数之末，乐工祝史之事，君子所不贵。羲和厯数，曲智小慧之人皆能之。尧之厯象，重在敬授人时；舜之璇玑玉衡，重在齐七政，似矣。夫古人礼乐制度阙遗几尽，间有一二存者，对之犹足生人敬重之心。诸儒搜讨而裒集之，虽阙略不全，犹可识古人用意之精，先王立法之善。盖古人之精意即我意也，古人之良法即我法也。所谓此心此理，古今无间也。今必一切麾弃，不知所云，不忍人之政者，从何措施？而舍推步占候，何以授人时？舍玑衡历象，徒手而齐七政，可不可也？今择一最高名目，曰「我惟具中和之德而已」，声为律，身为度而已。视讲求搜辑者，皆玩物丧志，增霸者之藩篱。执此高说，真足以畅纵横之论，箝诸儒之口，而甚便于荒疏杜撰，不学无术之徒。引古制以绳之，则曰「此粗迹耳，吾自有良知可信也」；称先儒以正之，则曰「此训诂耳，吾自有良知可证也」。借此以师心自用，借此以畔道离经，借此以破灭礼乐名物，凭陵睥睨，莫敢谁何。而后奸私凶狠得以恣肆而不顾。鸣呼！秦政李斯之灭古，劫之以严刑；近儒之灭道，劫之以高论。何祸之酷也！
拔本塞源之论甚美，然亦骤观足以摄人耳。徐而按之，乃仪、秦气习，鸱张凌厉，徒见其气象之虚浮傲诞而已。且所斥者，词章记诵，于格物穷理之学无与也。谓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词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不知此四病，惟谈良知者尤甚。鸱张凌厉之际，乌暇返而自省乎？
答周道通书曰：「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须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
按此明明引佛矣
又曰：「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
在圣人者，即其在我者，分圣人与我而二之，不知观圣人气象，即我心之虚明自生，非有二也。
又曰：「认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
语似直截，然大有病。圣人气象宽平和厚，由从容涵养久而得之。自认良知者，一时虚浮之见耳，遂冒谓圣人气象在我，愈资其无忌惮矣。
答陆原静书
首条言妄心、照心、恒动、恒静等语，此皆竟求心之病也。古之正心者，无此说，惟审求义理，精为善，实去恶而已。孔门正予人以恭、宽、信、敏、言讱、事贤等法，不必直求心，心将自正。竟求心，则愈解愈支，愈执
译与人论学书
根据来信所说，具体事务和变故的细节，必须讨论是非，以此作为处理事务的根本，然后心体才不会蒙蔽，这是对的。阳明先生说，具体事务和变故，只需在我心良知那一念细微之处去体察，这也是对的。但那一念细微之处，天理和人欲，难道没有误认的情况吗？如果不读书讨论而只是独自精察，没有不产生偏颇蒙蔽的。所以说，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精神疲倦而无所得。
对万事万物进行讨论穷究，说这都是为了体察我心那一念的细微之处，是可以的；如果说只体察我心那一念的细微之处，不必就着事物去探讨研究，那就不对了。他的意思是将就着事物穷究道理当作训诂，当作记诵词章罢了。
来信又说：“杨朱、墨翟的仁义，乡愿扰乱忠信，尧舜禅让给子之，汤武放伐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的摄政辅佐，漫无印证，又该听从谁呢？”又说：“礼乐名物未曾考察认识，倘若国家兴建明堂，建立辟雍，制定历法音律，怎能发挥作用？”这些话都是对的。只是连带提到草率封禅，未免失于检点，阳明先生于是借此深深诋毁他。世俗争强好胜的人，往往摘取别人一字一句的错误，肆意丑化诋毁以取快，先生难道也类似这样吗？我们后学更应深刻反省。
先生说尧舜住茅草屋、土台阶，明堂没有完备，不妨碍他们治理得好；幽王、厉王的明堂，还是文王、武王的旧制，也挽救不了他们的混乱。又说学习是为了明晓人伦，不是以璧玉是否完整、泮宫是否完备为重轻，可以说是痛快淋漓的言论了。然而未免有偏颇。坚持这种观点，那么古今制度都可以不考察，任凭其鄙陋荒谬，都可以托辞说：“我只是怀着不忍之心施行不忍之政罢了。”率领天下人荒废经典、蔑视古人，敢于荡灭先王的遗迹，难道不是这种言论开启的吗？告朔饩羊，孔子都为之惋惜。按照王先生的理论，那就应该说：“保留这只羊，挽救不了混乱；去掉这只羊，不妨碍治理。只要致良知就可以了。”
先生说制定礼乐，必须声音符合音律，身体符合法度，然后才可以。至于器物数量的末节，是乐工祝史的事，君子不看重。羲和推算历数，那些有小聪明的人都能做到。尧的历象，重在恭敬地授予人们农时；舜的璇玑玉衡，重在协调七政，似乎有理。古人的礼乐制度几乎全部缺失，偶尔有一二存留的，对着它们还足以让人产生敬重之心。诸儒搜求汇集，虽然残缺不全，仍可识别古人用意的精妙，先王立法的善处。古人的精意就是我的意思，古人的良法就是我的法。所谓此心此理，古今没有间隔。现在一定要全部抛弃，不知所谓，不忍人之政，从哪里着手实施？而舍弃推步占候，怎能授予人们农时？舍弃玑衡历象，徒手去协调七政，可以吗？现在选择一个最高明的名目，说“我只具备中和之德罢了”，声音符合音律，身体符合法度罢了。看待讲求搜辑的人，都是玩物丧志，增加霸者的藩篱。坚持这种高论，真足以畅行纵横之论，钳制诸儒之口，而非常便于荒疏杜撰、不学无术之徒。用古制来约束他们，就说“这是粗浅的痕迹，我自有良知可以相信”；称引先儒来纠正他们，就说“这是训诂，我自有良知可以证明”。借这个来师心自用，借这个来背离正道、脱离经典，借这个来破灭礼乐名物，傲慢轻蔑，没有人敢奈何他们。而后奸邪私欲凶狠得以恣意妄为而不顾。唉！秦政李斯毁灭古制，用严刑胁迫；近儒毁灭大道，用高论胁迫。祸害多么酷烈啊！
拔本塞源的言论很美，但乍一看足以吸引人。慢慢推敲，乃是张仪、苏秦的气习，嚣张凌厉，只看到其气象的虚浮傲诞罢了。而且所斥责的，是词章记诵，与格物穷理之学无关。说记诵广博，恰好助长其傲慢；知识多，恰好施行其恶行；见闻广博，恰好放纵其辩才；词章丰富，恰好装饰其虚伪。不知道这四种弊病，只有谈论良知的人尤其严重。嚣张凌厉之际，哪里有空回头反省自己呢？
答周道通书说：“自己的痛痒，自己必须知道；自己必须会搔摩。既然自己知道痛痒，就不能不搔摩。佛家称之为方便法门，必须自己调停斟酌，他人总难帮忙。”
按：这明明引用佛家了。
又说：“先认识圣人的气象。”古人曾有这样的话，但也缺乏纲领。圣人的气象，自然是圣人的我，从哪里去认识？
在圣人那里的，就是在我这里的，把圣人和我分为两样，不知道观察圣人的气象，就是我心的虚明自然产生，不是有两样。
又说：“认识自己的良知，明白就是圣人的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
话语似乎直截了当，但大有毛病。圣人的气象宽平和厚，是由从容涵养久而得到的。自认良知的人，是一时虚浮的见解，就冒称圣人的气象在我，更加助长了他的肆无忌惮。
答陆原静书
第一条说妄心、照心、恒动、恒静等语，这都是直接求心的弊病。古代正心的人，没有这种说法，只是审慎探求义理，精心为善，切实去恶罢了。孔门正给予人们恭敬、宽厚、诚信、敏捷、言语谨慎、侍奉贤者等方法，不必直接求心，心自然会正。直接求心，就越解释越支离，越执着
持愈乖谬，不胜其病。
又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谓之神，以其流行谓之气，以其凝聚谓之精。真阴之精，即真阳之气之母；真阳之气，即真阴之精之父。良知之说明此类，皆可不言而喻。不然，则如来书所言“三关七返九还”之属，尚有无穷可疑者也。
译坚持得越久就越背离正道，无法承受这种弊病。
又说：良知是同一本体，因其精妙的作用称为神，因其运行流动称为气，因其凝聚成形称为精。真阴之精，就是真阳之气的母体；真阳之气，就是真阴之精的父体。良知这类道理，都可以不言而喻。如果不这样理解，那么像来信中所说的“三关七返九还”之类，就会有无穷无尽的疑惑了。
此又将良知牵入仙家矣！不知论、孟中有此议论否？孟子始言良知，亦言良知即精气神否？师弟讲求如此，于明伦修道何与？于五经四书何与？阳明得力原本二氏，显证如此。当日只宜专学二氏，不必窜入圣门，转换涂抹，致使儒不成儒，释不成释，惑人无已也！
又曰：「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即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方。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此又明明供出从佛来矣。末乃避讳一语，曰：「但佛有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后又云：「佛氏之学，亦未必将迎意必如此也。」又曰：「一念良知，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今欲前念易灭，后念不生，是佛氏所谓断灭种性。先生前既为己回护，后又为佛回护，展转闪烁，欲盖弥彰，毋乃遁辞之穷欤？今且问：「不灭不生」等语，《论孟》中有此否？《传注》中有此否？
答罗整庵少宰书
此书甚美，而狂悖尤甚。盖当时诸儒，无如整庵笃实者，规切直中阳明之病，故阳明迫急而为此书。
执事所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而遗弃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沈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衅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
呜呼！获罪圣门，获罪朱子，邪说诬民，叛道乱正。先生果如所云矣！虽尽力分疏，拒人之攻，己不知实蹈其罪，无由免也。
又曰：「某之所谓格物者，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毫厘而有千里之谬。」
所云为之有要者，以诚意为主耳。朱子正以诚意为主者，王子特欲畅其所得于佛老，假借圣门名目，破裂文理，以强伸其说耳。自大慧以改头换面教张子韶，直至阳明而其术大展，此何等肺肠，而可以言学耶？
又曰：杨墨之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其流之弊，孟子比于洪水猛兽，所谓以学扼杀天下也。又曰：孟子之时，天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奴于其间。
呜呼！是何言欤？隆万之末，士子以詈朱注相高，实自此始，可谓丧心病狂矣。其始末至灭理乱常之甚，而学术杀人，比于洪水猛兽。此数言者，皆先生自道也。朱子之道，如日月五行，经天常在，虽遭晦蚀而不坠也。阳明屡屡比之告子，比之杨墨，毁訾不遗余力，其人可知，其学可知。乃引孟子自况，何傲诞无忌之甚也？盖因整庵规之太切，故反为大言以相盖邪？离穷遁居之不疑耳，此何等肺肠，而可以言学耶？
又曰：“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又曰：“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沱；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呜呼！先生痛当时学术之弊，乃至此极耶？今观弘正之时，人心淳朴，贤良众多，天下守朱子之教，绳趋矩步，虽不能如先生之高妙，至于放言高论，肆为变乱者，无有。未见所为洪水猛兽也。由其道而不变，人心之幸，民生无穷之福也。先生乃忧苦之深，至于出涕沱，若疾首蹙额而不容已耶？又以为狂奔尽力以救陷溺，不顾人之非笑，出于天地万物一体之诚耶？其信然耶？抑果病狂丧心，舍平常居处之安，必凿奇出险，以簧鼓天下而败乱其心术耶？夫学术杀人之祸，至万厯末年，之士习而大验矣。先生贻祸如此之酷，而及于不必出涕者出涕，于无可蹙额者而蹙额耶？先生其以欺人耶？其为胜心所便，不自觉其言之悖耶？噫！真可哀矣。
王学质疑卷之五
总论
象山言本心，阳明
译这又是将良知牵入仙家了！不知《论语》《孟子》中有这样的议论吗？孟子开始谈论良知，也说良知就是精气神吗？你们师徒如此讲求，与明伦修道有什么关系？与五经四书有什么关系？阳明得力原本于佛道二家，显证如此。当时只宜专门学习佛道二家，不必窜入儒家圣门，转换涂抹，致使儒不成儒，释不成释，迷惑人没有止境啊！
又说：“在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认识本来面目。”这是佛家为不认识本来面目的人设立的方便法门。本来面目，就是我们圣门所说的良知。现在既然认识了良知，就不需要这样说了。随物而格，是致知的方法。即使是佛家的“常惺惺”，也是常存他的本来面目罢了。只是佛家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就有不同。
这又明明供出是从佛家来的。最后却避讳一句，说：“只是佛家有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后面又说：“佛家的学问，也未必像这样将迎意必。”又说：“一念良知，无始无终，就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现在想要前念容易灭，后念不生，这是佛家所说的断灭种性。先生先前既为自己回护，后来又为佛家回护，辗转闪烁，欲盖弥彰，岂不是遁辞穷尽了？现在且问：“不灭不生”等语，《论语》《孟子》中有吗？《传注》中有吗？
答罗整庵少宰书
这封信很好，但狂妄悖谬尤其严重。大概当时的诸儒，没有比整庵更笃实的，规劝切中阳明的毛病，所以阳明迫急而写了这封信。
您对于格物之说所怀疑的，必定认为它是重内而轻外，必定认为它专门从事反观内省，而遗弃讲习讨论的功夫，必定认为它一心追求纲领本原的简约，而脱略支条节目的详细，必定认为它沉溺于枯槁虚寂的偏颇，而不能穷尽物理人事的变化。如果真是这样，岂止是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这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们可以诛杀他。
唉！获罪圣门，获罪朱子，邪说诬民，叛道乱正。先生果然如所说的那样了！虽然尽力分疏，拒绝别人的攻击，自己不知道实际上蹈犯了罪责，无法免除。
又说：“我所说的格物，在朱子九条之说中，都包罗统括在其中，只是做法有要领，作用不同，毫厘之差而有千里之谬。”
所说的做法有要领，是以诚意为主罢了。朱子正是以诚意为主的，王子特别想要畅达他从佛老那里所得，假借圣门名目，破裂文理，以强行伸展他的学说罢了。自大慧改头换面教张子韶，一直到阳明而他的术数大行，这是什么肺肠，可以谈学问吗？
又说：杨墨的学说，难道也是灭理乱常到极点吗？而其流弊，孟子比作洪水猛兽，所谓以学问扼杀天下。又说：孟子的时候，天下尊信杨墨，应当不低于今天崇尚朱说，而孟子独自一人在其中呶呶不休。
唉！这是什么话呢？隆庆万历末年，士子以辱骂朱注相夸耀，实际上从此开始，可谓丧心病狂了。其始末到灭理乱常的极点，而学术杀人，比作洪水猛兽。这几句话，都是先生自述的。朱子之道，如日月五行，经天常在，虽然遭遇晦蚀而不坠落。阳明屡屡把它比作告子，比作杨墨，毁谤不遗余力，其人可知，其学可知。却引孟子自比，多么傲慢荒诞无忌啊！大概因为整庵规劝得太切，所以反用大言来掩盖吧？离穷遁居之不疑罢了，这是什么肺肠，可以谈学问吗？
又说：“当今学术的弊病，可以说是学仁而过吗？说是学义而过吗？还是说是学不仁不义而过吗？我不知道它和洪水猛兽相比如何。”又说：“众人正在嘻嘻哈哈之中，而独自涕泪滂沱；如果举世恬然趋向，而独自疾首蹙额以为忧。这不是病狂丧心，大概必定有大苦隐藏在其中，如果不是天下至仁的人，谁能察觉呢？”
唉！先生痛惜当时学术的弊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现在看弘治正德之时，人心淳朴，贤良众多，天下遵守朱子的教化，绳趋矩步，虽然不能像先生那样高妙，至于放言高论，肆意变乱的，没有。没有看到所谓的洪水猛兽。沿着他的道而不改变，是人心之幸，民生无穷之福。先生却忧苦之深，以至于涕泪滂沱，好像疾首蹙额而不能停止呢？又以为狂奔尽力以救陷溺，不顾别人的非笑，出于天地万物一体的诚心呢？是真的吗？还是果然病狂丧心，舍弃平常居处的安宁，必定凿奇出险，以簧鼓天下而败乱其心术呢？学术杀人的祸害，到万历末年，士习而大验了。先生贻祸如此之酷，以至于不必出涕的人出涕，无可蹙额的人蹙额呢？先生是用欺骗人吗？还是为胜心所便，不自觉其言悖呢？唉！真可哀啊。
王学质疑卷之五
总论
象山言本心，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