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质疑卷一

译这是两个人，但其中又有人将这两人合为一人。《左传》记载少昊有个儿子叫重，颛顼有个儿子叫黎，这两人分别出自一位帝王，司马迁却将重、黎都作为国家的祖先，又将重、黎作为官职名称，而吴回是他们的后代，所以束晳讥讽司马迁将两人合为一人，说的就是这件事。至于虞仲、夷逸这两个人，班固认为仲雍逃窜到蛮夷之地而隐遁逃逸。以司马迁、班固的博学通识，他们的失误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

译司马迁撰写《史记》，班固撰写《汉书》。然而《汉书》中关于季布、萧何、张耳、袁盎以及张骞、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人的赞语，大体大多与《史记》相同【原注：《汉书》张骞赞即《史记》大宛传后】，有的完全照搬原文，有的只改动几个字。这没有别的原因，司马迁在前创作，班固在后记述，观察史实本来无可怀疑。但我私下奇怪的是，司马相如传的赞语明明是班固所作，而《史记》中却说是太史公说，且完全与《汉书》相同。司马迁的作品，班固或许会承袭；但班固的作品，司马迁怎能预先相同呢？况且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扬雄生于西汉末年，如今《史记》司马相如传后竟然引用扬雄的话来评价其辞赋华丽、劝百讽一，这显然是班固所作赞语的痕迹。为什么《史记》却将其作为太史公的话夹杂其中呢？各家注释都没有涉及这一点。大庆读到这里，私下感到困惑，遍借各版本对照，发现也都一样。于是反复探究，发现《公孙弘传》记载了汉平帝元始年间王太后下诏赐公孙弘子孙爵位的事，徐广注说：“后人将此事及班固所称引的内容，续写在卷末。”这才知道司马相如的赞语也是后人写入并假托为太史公之语。于是感慨叹息道：“古人著书多为后人所添加，从而引起学者的疑惑，哪里能统计得尽呢？”《九州箴》是扬雄所作。唐代徐坚《初学记》所载的《润州箴》中有“六代都兴”的话【原注：《汉书》扬雄赞曰：箴没有比虞箴更好的，作州箴，晋灼说：是九州之箴。《初学记》扬雄《润州箴》曰：洋洋润州，江山秀美深远，蒋庙钟山，孙陵曲折绵延，江宁之邑，楚国称金陵，吴、晋、梁、宋六代都曾在此建都。扬雄生于西汉末年，怎能预先有吴、晋、梁、宋六代都兴的话呢？】《艺文类聚》是唐太宗时欧阳询所编，却收录了苏味道、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的诗【原注：正月十五日有苏味道《夜游诗》，洛水门有李峤《拜洛诗》，寒食门有沈佺期、宋之问诗，这四人都是后人，欧阳询怎能预先收录他们的诗呢？】这些都是后人所添加，使人不能不产生怀疑，此类情况观看时不可不知。

《史通》说：“《春秋》以日月为次序，以时岁相连接，中国和外夷，同年共世，无不详细记载，道理尽在一言中，语言没有重复，这是它的长处。”然而绛县的老者，杞梁的妻子，有的因酬答晋国卿大夫而被记录，有的因对齐国国君而被收录，那些贤如柳下惠，仁如颜回的人，最终没能彰显他们的名氏，显扬他们的言行，这是它的短处。大概刘知几所说的“春秋”，不是指孔子的经书，而是指左丘明编年的传文罢了。大庆按：《论语》孔子说：“臧文仲大概是窃据高位的人吧？知道柳下惠的贤能却不让他任职。”注说：“柳下惠，就是展禽。”按《国语》柳下惠姓展，名获，字季禽。如今《左传》也引用孔子的话说：“臧文仲不仁有三，贬低展禽【原注见文公二年】”，又说鲁国犒劳齐军，向展禽受命，杜预都以柳下惠解释，并非不明，非常正确。那么展禽就是柳下惠。如今说“贤如柳下惠，最终不彰显其名氏”，莫非刘知几没有仔细考证吗？

《尚书》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自我悔恨而作的。《史记》却认为作于渡河焚船大败晋人之后。《盘庚》三篇，是因迁都告谕臣民而作的。《史记》却认为盘庚弟弟小辛即位，殷道衰微，百姓思念盘庚，于是作《盘庚》三篇。至于《文侯之命》，是周平王东迁，晋文侯仇有安定之功，所以赐命给他的。《史记》却认为是周襄王命晋侯重耳【原注僖公二十六年【原注重耳也谥为文】大概襄王命重耳，左传认为是用平王的礼仪，意思是用平王享文侯仇的礼仪来享重耳，其义很明确【原注僖公二十八年】《史记》却一并引用“义和丕显文武能谨明德【案《史记》作能慎明德，此处避宋孝宗讳作谨字】昭登于上，布闻在下，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于是晋文公称霸，这是把义和当作重耳了。如今以《尚书》的序文考证，《秦誓》序说“秦穆公伐郑，晋襄公率师在崤函击败他们，回来作《秦誓》”。《盘庚》序说“盘庚五次迁都，将治理亳殷，百姓都怨恨，作《盘庚》三篇”。平王赐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并非不明白，《史记》却与此相抵触如此。大概这三篇书虽然得自伏生所传，当时孔子百篇之序因巫蛊之事未立于学官，所以司马迁不及见到，因此与书序之言不同吗？又如秋熟未获，雷电刮风拔木倒禾之事，是周公居东未还之时，所以成王说“只有我小子新近违背我国家礼制也是适宜的”，王出郊，天雨反风，禾起岁熟，《尚书》所载很明确。司马迁在《鲁世家》却说“周公死后，秋未获”，这也是司马迁的错误。君子取信于《尚书》的《金縢》就可以了。

司马迁的史书有时在《楚世家》记载陈国事，在《晋世家》记载郑国事，这是为了让人们参观互考。然而有时有谬误。《秦纪》武公十三年记载齐管至父立，公孙无知，晋灭霍、魏、耿，大庆按《左传》，无知立于鲁庄公八年，霍、魏、耿的灭亡是在闵公元年，

译相距二十五年，司马迁的记载就出现了错误。又用《晋世家》来考证，晋侯缗十九年记载了管至父的事情，到晋献公十六年灭掉霍、魏、耿，也可以看出并非同一年发生的事，而《秦纪》的错误就非常明显了。又《鲁世家》记载宋武公在位时，在长丘打败狄人，俘获长狄缘斯，而《宋世家》却在宋昭公四年说宋国在长丘打败长狄缘斯，又在《年表》中记载此事，况且宋武公与宋昭公相隔一百四十多年，注释者只认为是不详。大庆用《左传》来考证，起初宋武公在位时打败狄人于长丘，俘获长狄缘斯，就知道《宋世家》、《年表》所记载的是错误的。然而司马迁之所以出错，大概是因为鲁文公十一年乙巳，即宋昭公四年，鲁国在这一年于咸地打败长狄，俘获长狄侨如，《左传》因此列举以前缘斯的事来记载长狄的始末，司马迁于是误认为是同时发生的事，而认为是宋昭公四年，注释者不考证《左传》来纠正这个错误，也太粗疏了。

译前汉《艺文志》记载，秦朝焚书禁学，济南伏生独自将书藏在墙壁中。汉朝兴起后，书籍大多散失，求得二十九篇。等到司马迁、班固的《儒林传·伏生传》都说：“秦朝禁书时，伏生将书藏在墙壁中。”而孔安国的《尚书序》却说：“我的祖先把家藏的《尚书》藏在屋壁中。”颜师古注释《艺文志》，又引用《孔子家语》说：“孔腾字子襄，畏惧秦朝法律严酷急迫，将《尚书》《孝经》《论语》藏在孔子旧居的墙壁中。”而汉代史书《尹敏传》记载是孔鲋所藏，不知谁说的是对的。大庆观看《孔丛子》：“子鱼名鲋，字甲，有人称他子鲋，有人称他孔甲。”陈胜即位后，尊他为博士、太师。子鱼说：“秦朝将要搜求天下的书籍焚烧，书不拿出来就有祸患，我将先把它藏起来。”等等。又查考《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生伯鱼，伯鱼生子思，子思生子上。”又说：“子上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高，子高生子顺，子顺生鲋。”鲋担任陈涉的博士。鲋的弟子子襄，曾担任惠帝的博士。看这些记载，那么鲋与子襄都是子顺的儿子，是兄弟关系。大概是兄弟共同藏书，所以《家语》说是子襄，《尹敏传》说是子鲋，这并无妨害。那伏生也是自己将书藏在墙壁中，与孔壁所藏的书没有关联。只是《隋书·经籍志》又说：“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得到他末代子孙惠所藏的书，字都是古文。”这又与子襄、子鲋不同，不知依据什么这样说。

《匡衡传》中诸儒的话说：“不要解说《诗经》，匡鼎来了；匡鼎解说《诗经》，让人开颜欢笑。”我认为“来”字，《汉书》虽然没有注音释义，应当读作“厘”音。大概经典中已有明确的证据，《左传》宣公二年：“筑城的人唱起歌谣，华元说：‘胡子拉碴，丢下铠甲又回来了。’”音义说：“来，力知切，以协上韵。”所以“来”读作“厘”音。又《诗经·终风》说：“不来也不往，悠悠我的思绪。”音义说：“古音协‘思’韵，多音梨，其他都仿照这个。”所谓“仿照这个”，如《诗经》说：“看那日月，悠悠我的思绪；道路遥远，怎么能来。”又“鸡栖息在木桩，太阳下山了，羊牛下来；君子在外服役，怎么能不思念。”又“青青你的佩玉，悠悠我的思绪；纵然我不去，你难道不来。”这些都是协“思”韵的，所谓“其他都仿照这个”，那么都读“梨”音。所以刘向《传》引用《周颂》“来牟”直接写作“厘麰”，大概可以看到了。《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文选》屈原《九歌》说：“乘着赤豹跟着文狸，辛夷车系着桂旗；披着石兰带着杜蘅，折取芳香送给所思之人。我处在幽深的竹林中始终不见，天路险难独自后来。”《汉书·柏梁诗》：“平理请谳，决嫌疑【原注：廷尉】修饬舆马，待驾来【原注：太仆】郡国吏功，差次之【原注：鸿胪】韩愈《平淮西碑》说：“平定淮蔡，四夷都来；于是开明堂，坐在那里治理。”所谓“来”字，都应当依照《左传》《毛诗》的音义来读，毫无疑问。

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然而《雝》诗说“克昌厥后”，《噫嘻》说“骏发尔私”，为什么不避周文王、周武王的讳呢？至于《周礼》一书，《七月》一诗，都是周公所作。礼中有“昌本之菹”，诗中有“觱发之咏”，都不避讳。大概周朝距离上古不远，虽然礼制完备，还保留着古朴简略的风气，其避讳本来就不像后世那样详尽。只是不敢直呼文王、昌武王、发。如果泛用这两个字，就不避讳了。比如穆王名满，其后有王孙满；襄王名郑，诸侯中也有卫侯郑。虽然鲁国因为献公、武公废除了两座山，这特别是因为当时为尊者避讳，所以改具敖的名字，而承袭不变。后来鲁国又有公孙敖，也足以说明泛而言之，不曾避讳。后世避“政”讳而改“正月”，并且改变其读音，比周朝严密了。看王嘉上封事：“无教逸欲有国”，这确实是避高祖刘邦的讳了。等到韦孟谏诗有说：“总齐群邦”，从此以后，犯高祖讳的有五六处。韦孟处于楚王戊之时，距离高祖不久，却独独不避讳，难道汉初鉴于秦朝苛禁，凡事简易，其避讳也不像后世那样详尽？到了武帝讳“彻”，于是改彻侯为通侯【原注：见蔡邕《独断》】，从此以后，所避讳的比先前严密了吗？看《汉书》蒯彻称为蒯通，确实是避武帝的讳了。至于景帝名启，《史记》称为微子开，而《汉纪》元封元年诏书有“夏后启母石”的话，为什么不避讳呢？颜师古说“史官追记”，班固不是汉朝臣子吗？况且《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国，与万邦作孚”之类，都不为始祖避讳，为什么呢？唐陆贽论关中事宜说：“与理同道，罔不兴。”请求释放赵贵先罪状说：“胁从罔理。”韩愈进士策问说：“尧舜垂衣裳而天下理

译又说：“无为而治理天下的人，大概是舜吧？”这里的“治”字都改成了“理”，是为了避唐高宗李治的名讳。然而韩愈在潮州所上的表中有这样的话：“朝廷治理太平。”“说治理天下已经很久了。”“说政治稍微松懈。”“说伟大的治理功绩。”在祝贺即位的表文中说：“君臣互相警戒以达到极致的治理。”举荐张惟素代替自己时说：“文学和治理的政绩被众人推崇。”举荐韩泰代替自己时说：“尽心治理。”为什么这些却不避讳呢？另外，唐中宗名显，而韩愈在袁州所上的表文中说：“显赫的文章频繁出现。”举荐韦顗代替自己时说：“显耀地映照在班列之中。”至于柳宗元《鼓吹曲》中的《泾水黄》篇说：“羲和显耀地乘着清朗的气氛。”这些都触犯了中宗的名讳，这是为什么呢？韩愈在罗池庙碑中说：“那天的日景是辰时。”而在祝贺庆云的表文中却说：“那天的日子是丙戌。”柳宗元在《平淮夷雅》中说：“任命官员、划分土地，那么《崧高》、《韩奕》、《烝人》这样的诗篇就出现了【注：命官分土等句，属于《平淮夷雅》的表文，此处似乎漏掉了“表”字】，而韩愈祝贺即位的表文中却说：“用来调和万民。”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两类情况或许可能是刊刻流传时的错误，但是“显”、“治”这两个字使用不止一次，不应该都是错误。应当等待明白此事的人来考证。

译《尚书·微子》篇说：“微子说：父师、少师，殷商恐怕不能治理好四方。”孔安国注解说：“父师，即太师，是三公之一，指箕子；少师，是孤卿，指比干。”然而《史记·殷本纪》却说：“纣王淫乱不止，微子多次劝谏不被采纳，便与太师、少师谋划，于是离开。比干说：‘作为臣子，不得不以死力争。’于是强行劝谏纣王，纣王剖开比干的心。箕子害怕，于是假装疯癫沦为奴隶。纣王又把他囚禁起来。殷朝的太师、少师于是带着祭祀的乐器逃往周朝。”到了《周本纪》又记载：“纣王杀害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他们的乐器逃往周朝。”又《宋世家》记载：“微子多次劝谏纣王不被采纳，想以死相谏。等到要离开时，还不能自己决断，于是去询问太师、少师。箕子披头散发假装疯癫沦为奴隶，比干劝谏纣王，被剖开心脏。太师、少师于是劝微子离开，微子于是出发。”注家只说当时比干已经死了，而称少师，似乎有误。根据《史记》三处都提到太师、少师，并不是指箕子、比干。况且《周本纪》明确说太师名叫疵，少师名叫强。汉代《古今人表》也有太师疵、少师强的名字，这与孔安国的说法很不一致。我私下认为这两个人都是汉武帝时代的人，为什么所见不同而说法也不同呢？又本朝苏辙（字子由）作《古史》，于是采纳孔安国的说法；刘恕（字道原）作《通鉴外纪》，又采纳司马迁的说法。这两位都是我们宋朝的大儒，各自坚持一种说法，不知道哪种最为恰当呢？

大庆以前看到一道策问说：齐国攻打燕国，司马迁认为是齐愍王，而孟子则说是齐宣王。近代有撰写古史的人，曾经纠正孟子的错误。孟子的书得自亲眼所见，司马迁的史书出于传闻，而古史断然认为是齐愍王，而不相信孟子，为什么呢【原注：大庆按：古史《孟轲传》记载：齐愍王听说燕哙的动乱，将要攻打燕国，沈同问孟子说：‘燕国可以攻打吗？’孟子说：‘可以。’齐国人攻打燕国，攻克了它。诸侯大多谋划救援燕国。有人问孟子：‘您劝齐国攻打燕国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我说燕国可以攻打，而没有说齐国可以攻打燕国。’注解说：《史记》齐世家说孟子劝齐愍王攻打燕国，这是没有考证孟子原话的缘故。而孟子称齐宣王攻打燕国，也是错误的。大概古史是苏辙所作，他的儿子苏逊为之作注】当时应对策问的人固然来不及详细考究。大庆最近看到《儒学警悟》一书中，有陈氏《新话》说：齐宣王攻打燕国见于孟子，而《史记》没有这件事。《燕世家》却说：燕王哙即位三年，听从苏代的话，把国家让给子之，国家大乱等等。孟轲对齐愍王说：‘现在攻打燕国，这是文王、武王那样的时机，不可错过。’齐王于是命令章子率领五都的军队，凭借北地的民众，去攻打燕国。燕君哙死了，子之逃亡两年后，燕国人拥立太子平，这就是燕昭王。这与孟子沈同问答的事情相同，那么这次攻打燕国的是齐愍王。燕哙即位，正当齐愍王四年。哙逃亡而昭王即位，二十六年，燕国与秦、晋五国共同攻打齐国，而燕国独自进入直到临淄，夺取了重器，齐愍王逃跑到莒。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诸侯大多谋划救援燕国攻打我’，都是齐愍王时候的事情。孟子游历齐、梁，应当知道详情，他自著书不知为什么误写为齐宣王。韩愈说：‘孟轲的书，不是孟轲自己写的，是他的门徒共同记录孟轲所说的话罢了。’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而错误【原注：以上都是陈氏的说法】大庆曾经考证过，《史记》齐世家确实没有齐宣王攻打燕国的事。至于《燕世家》虽然记载“齐宣王夺取十城，后来因为苏秦的游说又归还给燕国”，这是在燕易王时候，不是燕哙。等到后来燕哙即位，把国家让给子之，国家大乱，将领们对齐愍王说：‘趁机前往，攻破燕国是必然的。’等等。大庆又用六国年表考证，齐宣王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即位，总共在位十九年去世，那是周显王四十五年。齐愍王即位，愍王四年，燕哙才即位，所以燕哙不与齐宣王同时。燕哙即位五年，把国家让给子之又过了三年，齐国攻破燕国，即周赧王元年。当时齐宣王已死，而齐愍王已即位十一年了。那么攻打燕国的是齐愍王，不是齐宣王。确实如陈氏的论述【原注：只是陈氏把沈同问答的事当作齐愍王时候的事，这不过是根据史记世家及年表而言罢了，这还是可以的。如果说燕国与五国共同攻打齐国，而燕国独自到达临淄，认为是孟子所说的多谋救燕者，未必是这样。大概齐国攻打燕国到燕国进入齐国时，前后二十七八年，不应该孟子这么多年常在齐国。起初齐国攻打燕国，不听从孟子设置君主然后离开的建议，说燕国人自己拥立太子平，所以说燕国人背叛了】虽然如此，大庆又考证《战国策》：燕王哙即位后，苏秦死在齐国。苏秦在燕国时，与燕相子之结为姻亲，而苏代与子之交好【原注：代，是苏秦的弟弟】等到苏秦死后，齐宣王又任用苏代出使燕国。燕王问齐王怎么样？苏代说：一定不能称霸。燕王说：为什么呢？苏代说：不信任他的臣子。苏代想激怒燕王更厚待子之。于是燕王非常信任子之。子之南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