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质疑卷六

译百里奚不劝谏，知道虞公不可劝谏便离开他去了秦国。他已经七十岁了，竟然不知道通过喂牛来求见秦穆公是卑污的行为，这能说是明智吗？不可劝谏而不劝谏，能说不明智吗？知道虞公将要灭亡而先离开他，不能说他不明智。当时在秦国被举荐，知道秦穆公可以有所作为便辅佐他，能说不明智吗？辅佐秦国而使他的君主显赫于天下，可以流传给后世，不贤德的人能做到吗？自我出卖以成就他的君主，乡里自爱洁身的人尚且不做，却说贤德的人去做吗？」这一段反复阐明就是这样。韩愈的辩驳也大致列举在这里：「律法规定：双字名不避讳其中一个字。解释的人说：比如只说‘征’不说‘在’。律法规定：不避讳读音相近的字。解释的人说：比如‘禹’和‘雨’这类。现在李贺父亲名叫晋肃，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是触犯双字名不避讳的律法呢？还是触犯不避讳嫌名的律法呢？父亲名晋，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如果父亲名仁，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避讳始于什么时候？制定法制来教化天下，不是周公和孔子吗？周公作诗不避讳【原注：如‘克昌’、‘骏发’之类】孔子不避讳双字名中的一个字【原注：如‘宋不足’、‘征某在斯’】曾子的父亲名晳，曾子不避讳。过去皇上上章及诏书，没听说避讳‘浒’、‘势’、‘秉’、‘机’这些字【原注：虎、世、丙、基都是唐代皇帝的名字】只有宦官宫妾才不敢说‘谕’及‘机’，认为触犯了【原注：代宗名豫，玄宗名基】士人君子立言行事，应该效法遵守什么呢？现在考证经书，对照律法，查考国家的典章，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是可以呢？还是不可以呢？凡是侍奉父母，能像曾参那样，就可以没有讥讽了。做人能像周公、孔子那样，也就足够了。现在的士人不致力于实行曾参、周公、孔子的行为，却避讳父亲的名字，却致力于胜过曾参、周公、孔子，也可见他们的糊涂了。周公、孔子、曾参终究不可胜过，胜过周公、孔子、曾参却比之于宦官。」宫妾那么是宦官宫妾对父母的孝，胜过周公、孔子和曾参吗？其反复抑扬，与孟子辩驳百里奚的事，对比来看，虽然详略不同，但深切显明，大概也是一致的。

译文人王圣美年轻时拜见一位高官，恰逢他正在谈论《孟子》，完全不理睬他。忽然问王圣美说：“曾经读过《孟子》吗？”王圣美回答说：“平生喜爱它，却完全不懂它的含义。”主人问：“不懂什么含义？”回答说：“从头到尾都不懂。”主人说：“试着说说看。”回答说：“既然说孟子不见诸侯，为什么又去见梁惠王？”那人惊愕无言以对。大庆认为，这虽然像是戏谑的笑谈，但在仓促之间也确实难以回答。近来看到陈氏《新话》中说：“孟子的书中，有一句话可以万世通行的，也有今天说而明天就不能用的。孟子不见诸侯却去见梁惠王，学者至今对此感到疑惑。然而孟子难道是没有独特操守的人吗？这本来就是孟子开篇第一义。”陈氏的话是这样，不知道究竟作何解释？大庆曾经思考而有所领悟。孟子论述去留的道义说：“如果君主恭敬地迎接并以礼相待，表示将实行他的主张，就前去；如果礼貌没有减退，但表示不实行他的主张，就离开。次一等，虽然没有实行他的主张，但恭敬地迎接并以礼相待，就前去；如果礼貌减退就离开。”查《史记·魏世家》：“梁惠王用谦卑的礼节和丰厚的礼物来招揽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都到了。”那么孟子去见梁惠王，不就是因为梁惠王恭敬地迎接并以礼相待吗？

马侍读大年说：“高邮的老儒生黄彦和曾说，孟子离开齐国，住了三晚才出昼地，‘昼’字应读作昼夜的‘昼’，这是错误的。”《史记·田单传》后面记载：“燕军刚进入齐国，听说画邑的人王蠋贤德。”刘熙注释说：“齐国西南近处的邑，音获。”所以孟子住了三晚才离开，当时的人认为他行动迟缓。大庆认为，黄彦和看到画邑人王蠋贤德，于是将“昼”字改为“画”，然而查看《说苑》认为大概是盖邑人王蠋，而且齐国有盖大夫王驩，陈仲子在盖邑享有采邑，收入万钟，那么齐国本来就有盖邑。那么《说苑》认为是盖邑人王蠋，又与画邑不同，恐怕将“昼”字改为“画”，也让人不安。如今《通鉴》中“昼”字的注音，司马康解释读音为“胡卦切”，也说西南近邑，又不读“昼”，为什么呢？

自古以来歌词有时称为曲，未见其起始。琴书蔡邕在嘉平初年进入青溪，探访鬼谷先生居住的山，有五个弯曲处，每一曲制作一弄。山的东曲常有仙人游历，所以作《游仙》；南曲有山涧，冬夏常绿，所以作《渌水》；中曲就是先生旧居，深邃寂静，所以作《幽居》；北曲高岩，猿鸟聚集，感物生愁，所以作《坐愁》；西曲灌木吟秋，所以作《秋思》。曲调经过三年才完成，出示给马融，马融非常惊异。然而苏武诗说：“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那么音韵称为曲，由来已久了。又查韩诗说：“有章曲的称为歌，无章曲的称为谣【原注：以上见《能改斋漫录》】。我观察《淮南子》说：“音乐响起而喜悦，曲终而悲伤”，那么在西汉时已有曲了。又《诗经》中《园有桃》说：“我歌且谣。”《毛诗》注也说：“曲合乐称为歌，徒歌称为谣。”那么歌既然自古就有，那么所谓曲，其来源也很远。查《文选》宋玉《对问》有说：“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这是战国时已有曲了。又看《列子·汤问篇》说：“伯牙弹琴，钟子期善于倾听。伯牙志在高山，子期说：‘好啊，巍峨兮像泰山。’志在流水，子期说：‘好啊，洋洋兮像江河。’曲奏，子期辄穷其趣。”查《列子》在《庄子》之前，是春秋末人。又宋玉《笛赋》：“师旷将为阳春白雪之曲。”又《庄子·渔父篇》：“孔子坐在杏坛，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下船而来，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家语·困誓》：“孔子厄于陈蔡，绝粮，孔子弦歌。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曰：‘由来吾语汝。’”又说：“子围于匡，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又《史记》：“孔子学琴于师襄子曰：‘丘已习其曲矣。’”由此看来，师旷与孔子同在春秋时，也已称为曲了。《乐府解题》说：“武王伐纣作歌，使工习之，号曰巴渝之曲，因其地以巴渝取名。”据此则曲之名又先见于武王之时，不知解题何据而云尔。总之，吴氏说歌词未见其始，而说起于蔡邕、苏武，大概不对吧。

大庆按：《列子》第三篇，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穆王敬之若神，推路寝而居之，引三牲以进之，选女乐以娱之。化人以王之宫室卑陋而不可处，王之厨馔腥膢而不可飨【原注：膢，力侯切】王之嫔御膻恶而不可亲。居无几何，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袪

译腾空而上，到达天空中央才停下来。等到到达化人的居所，那里用金银构建，用珠玉装饰，眼睛耳朵所看到的听到的，鼻子嘴巴所吸入品尝的，都不是人间所存在的。周穆王确实认为那是清都紫微宫、钧天广乐，是天帝居住的地方。观察这所谓的西极化人，难道就是佛吗？大概佛家有蕊宫金地的说法，有珍珠璎珞的形象，不吃荤腥，不养育妻儿，这就是所谓认为周穆王的宫室低劣简陋，认为周穆王的饮食和嫔妃腥臊恶臭，而且又与宣律师传记中所说的周穆王时佛法传入中国的说法完全吻合。山谷曾经读《列子》，便说那是普通年间的事情，不是从葱岭传来的，他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吧？吴氏的《漫录》既然引用了《列子》，却反而没有提到这一点，所以大庆用这个来增补它。

译吴氏《漫录》说：“《离骚》说：‘壒飔风兮上征。’《吴都赋》说：‘翼飔风之■〈风刘〉■〈风刘〉’。班固说：‘飔是疾速的意思。’那么飔风就是疾风。”谢玄晖的诗说：“珍簟清夏室，轻扇动凉飔。”谢灵运的诗说：“幽宿薄京畿，晨装抟曾飔。”注解说：“曾飔是高风。”两位谢氏把飔当作风，为什么呢？大庆观马融《广成颂》：“靡飔风陵迅流。”注解说：“飔是疾风。”张协的诗说：“燮燮凉叶夺，戾戾飔风举。”注解说：“戾，是急的意思。”江逌《风赋》说：“若飔厉狂震，触物怒号，都认为是风之急疾者。”到陶渊明的诗说：“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飔。”又柳诗说：“树竹邀凉飔。”孤旐凝寒飔。原注：“茅檐下栽竹。”诗【原注：哭凌员外】罗隐赋蟋蟀说：“顽飔毙芳。”以及篇韵注，都直接把它当作风，难道只是两位谢氏这样吗？东坡的诗说：“沙泉半涌草堂在，破牕无纸风飔飔。”这与《离骚》、《吴赋》相同了。又说：“长春如稚女，飘摇倚轻飔。”这又把飔当作风，不知道为何自己前后不同呢？我曾经思考过，《家语》说：“舜歌南风之诗曰：南风之熏兮。”所以后人就把熏风当作夏风，比如“熏风自南来”，又说“熏风行应律”，都称为熏风，是说那风是熏然的。到权德舆《感寓诗》说：“朱弦秘南熏。”这是直接把熏当作风了。那么飔风就像所谓的熏风，凉飔就像说南熏。诗人想要语言新颖，所以更换使用罢了。深于诗的人，一定能辨别【原注：张说扈从温泉宫诗：“骑仗聨联环北极，鸣笳步步引南熏”】

唐张谓的诗：“家无阿堵物，门有寜馨儿”，把“寜”当作去声。刘梦得赠日本僧知藏的诗说：“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寜馨”，把“寜”当作平声。大概《王衍传》说：“何物老妪生寜馨儿”，这是山涛叱责王衍的话。又《南史》：宋王太后病重，让人叫废帝，帝说：“病人间多鬼，那可往？”太后怒，对侍者说取刀来，“割我腹，那得生寜馨儿”。根据两种说法，知道晋、宋之间把“寜馨儿”当作不好的意思，所以山涛、王太后都以此作为诋毁叱责。难道不是因为儿子不是馨香的吗？虽然平去二声都可以通用，但是张、刘两首诗的意思就违背了。东坡也作仄声，《平山堂诗》说：“六朝文物余丘陇，空使奸雄笑寜馨。”以上都是吴虎臣《漫录》所载的。大庆按《通鉴注》说：“寜”字《晋书》没有注音，世人用“宁”音读它，“寜馨”就像说“阿堵”，是指物的称呼，意思是说这话是对的。“阿堵物”就像说“这个物”，“寜馨儿”就像说“如此儿”。平声、去声都通，而美恶也都可用【原注：大概“寜”字平声、去声古多通用，如《左传》僖七年盟于寗母，公羊则以为“寜母”；宣十一年楚纳公孙寜，公羊则以为“公孙寗”；《史记·酷吏传》“寜成”，前汉书作“寗成”；《王莽传》“羣下劝职，永以康寗”，“康寗”即“康寜”也，大概通用罢了】《晋书》说：王衍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时曾拜访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送他说：“何物老妪生寜馨儿。”然而误天下苍生，未必不是此人。这是先褒后贬的话，先褒是什么意思？人生得如此儿，后贬，所以用“然”字作为间隔。《论语·子游》说：“堂堂乎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与此文理相同。《漫录》却说山涛诋斥王衍的话，不对。到王太后怒废帝不来，我何为生得如此儿，这是怒骂的话罢了。那么张、刘诗自然可以这样用，如果专认为是诋斥，以儿子为非馨香者，恐怕不对。大庆近见马侍读大年《懒眞子录》说：“古今之语大都相同，只是字各别罢了。”古所谓“阿堵”者，今所谓“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钱，家人欲试之，以钱绕床不能行，因说：“去阿堵物”，谓口不言去却钱，但云去却兀底罢了，如……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说：“四体妍媸，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大概当时以手指眼，谓在兀底中。后人遂以钱为阿堵物，眼为阿堵中，都不对。大概这两个阿堵，同一意也。又说：“寜馨儿”，寜去声，馨音亨。今南人尚言之，犹言恁地也。窃谓马侍读之说，在大庆则为暗合，只是字别罢了。因具录之，以见漫录之言为未尽。大庆又按《世说》：殷浩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原注：文学第四】又刘孝标引《宋明帝文章志》：“桓温大陈兵卫，谢安曰

译“诸侯若有道义，便能守住四方邻国。明公何必在墙壁间安置这些阿堵物呢？【原注：《雅量》第六注】这里所说的‘阿堵’，与上文的意义完全相同。另外，殷浩曾到刘惔那里，进行清谈。殷浩离开后，刘惔说：‘田舍儿，硬要模仿人说这种话。’【原注：《文学》第四】王丞相说：‘见到谢仁祖，常让人想要停止交谈；与何次道说话，他只是举手指着地面说：‘正是这样。’’桓温拜访刘真长，刘真长躺着不起来。桓温弯曲弹弓弹击刘真长的枕头，刘真长变了脸色说：‘使君像这样，难道可以靠争斗来求胜吗？’【原注：《方正》第五】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用《书林》说：‘王仲祖喜好仪态风度，每次照镜子自我端详，都说：‘王文开怎么生出这样的儿子？’【原注：《容止》第十四】这里所说的‘如馨’、‘尔馨’，也与上文‘寜馨’的意义完全相同。江西诗派李商老的诗《短》写道：‘李门前无寜馨，书淫诗癖类天成。’诗意大概本于张谓，如同黄庭坚诗中‘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陈简斋患眼疾的诗写道：‘天公嗔我眼常白，故着云花阿堵中。’如果这样使用典故，深谙诗歌的人必定知晓。【原注：近来见到梁元帝任湘东王时所编纂的《金楼子》，也列举宋王太后的事说：‘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儿。’直接改作‘如此’二字，则与大庆的说法不约而同了】

译从前曾听一位相识的人说：“扬雄说，螟蛉之子被杀死后遇到果蠃，果蠃对它祝祷说：‘像我，像我’，时间久了就长得像它了。”扬雄的话并不正确。《尔雅》说：“果蠃，就是蒲芦。”郭璞注解说：“就是细腰蜂，俗称蠮螉。”现在这种蜂有时捕捉桑虫，有时捕捉蜘蛛的幼虫，背负着进入巢穴，把卵产在它们身上，几天后，幼蜂孵化出来，于是吃掉那些虫子而逐渐长大，并不是把其他虫子变化成自己的儿子。我正要怀疑这种说法，接着又听到许多人说的都与此相同，才知道扬雄的话没有完全符合事物的道理。有人说：“《诗经》不也说吗？‘螟蛉有子，果蠃负之。’”郑玄笺解说：“捕捉桑虫的幼子，背负着带走，养育它来成就自己的儿子。”《中庸》对蒲芦的注也这样说：“捕捉桑虫的幼子，变化它来成就自己的儿子。”解释《尔雅》的人也说：“捕捉桑虫，背负到树洞中，七天就变化成自己的儿子。”《搜神记》说：“土蜂全是雄性而没有雌性，不交配就不生育，常常捕捉桑虫的幼子来养育，以成就自己的儿子。”现在认为扬雄的话没有完全符合道理，那么他们难道都不对吗？大概“像我”的祝祷之语最早见于《法言》。解释《尔雅》的人既然援引《法言》作为依据，而郑氏注解《诗经》《礼记》也是本于扬雄的。虽然如此，大庆也不敢轻易相信别人的话，胡乱怀疑前代贤哲。后来看到《本草》，蠮螉又名土蜂，陶隐居注说虽然名叫土蜂，但不在土中做巢，说“摙土做房”。现在有一种黑色细腰蜂，衔泥在墙壁及器物旁边做房，生的卵像粟米一样，放在里面，于是捕捉草上的青蜘蛛十几只放在里面，仍然封住洞口等待幼蜂长大作为粮食。另一种进入芦竹管中，也捕捉草上的青虫，名叫果蠃。《诗经》说：“螟蛉有子，果蠃负之。”有人说细腰蜂没有雌性，都捕捉青虫祝祷变成自己的儿子，这是错误的。我朝嘉佑年间，掌禹锡等人按照蜀本注说：“蠮螉就是蒲芦，蒲芦就是细腰蜂，不只是背负桑虫，也把其他虫子带入洞穴，用泥封住，几天后变成蜂飞走。”陶隐居说：“生的卵像粟米，在洞穴中捕捉其他虫子作为食物。”现在有人等到它封住的洞穴坏了而查看，看见有像粟米一样的卵在死虫上面，这就符合陶隐居的说法了。而诗人把它作为比喻，大概知道大概，不知道细节。大庆看到这些，更加知道扬雄对于事物的道理没有完全弄清楚，前人本来就已经考察过了，而指出螃蟹有六条腿两只螯，不只是荀子的错误。现在《本草图经》既然举出段成式“祝声可听”的话，又援引宋齐丘说：“蠮螉孕育螟蛉之子，于是说像隐居的说法有‘卵如粟’，未必不是祝祷虫子而成就的。”大庆认为段成式、宋齐丘的说法，都要本于《法言》，而《图经》又想合并陶隐居的说法来附会扬雄，不是确切的论断。大庆曾经见过养桑蚕的人，有一种斑蝇，每次进入蚕室，一定把卵产在蚕身上，所以蚕身就形成黑点。后来作茧，虫子就先蛀破茧出来，之后又生出翅膀变成苍蝇，更加知道果蠃把卵产在虫子身上的说法是可信的。而掌禹锡按照蜀本注，相信陶隐居的说法，一定不是诬妄的。最近看到《艺苑雌黄》也论及此事，并且说比观董彦辰《闻辩新録》说：“土蜂捕捉桑虫，就在虫子背上产卵，用泥封住，幼蜂出生吃虫子，因而变成蜂。”这个说法也与陶隐居相合，更加知道前人的议论，大概有所目睹，不只是凭空听闻。因为观看文昌渔隐蛰燕的说法，顺便附在这里。

吴氏《漫録》说：“晋王导传蔡谟说：‘只见短辕犊车长柄麈尾。’按照《后汉书·马援传》乘坐下泽车注说：‘在沼泽地行走想要短毂，在山中行走想要长毂。短毂就便利，长毂就安稳。短毂，就是短辕。’大概本于《周礼·冬官·车人》造车云云。大庆私下认为这话不对。我曾经学习礼制而知道车的制度，毂和辕本来不同。《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那么毂在轮子的中间，是用来便利转动的。《孔丛子·广器》：‘辕叫做辀。’那么辕在车的前面，是用来驾牛马的。但辀和辕是一物而异名。根据《周礼·辀人》的职责来说，驾马的车叫做辀，驾牛的车叫做辕。所以国马、田马、驽马都说辀，而在大车则说辕，大车是牛车。所谓‘辕下驹’，那么马车也通称为辕。这样就是辕和辀相同，而毂和辕不同。因为犊车所以短辕罢了。现在却说在沼泽地行走想要短毂，这是混淆辕和毂为一物，恐怕误导后学，所以特别辨析。”

唐代徐坚《初学记》引用《苍颉篇》说：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它的名字没有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才开始说：建造前殿。《石林燕语》说起初没有称为殿的，都起于秦朝，大概是本于徐坚所记而这样说吗？大庆接着看到高承《事物纪原》说：《礼记》和《白虎通》都说：天子的堂。《史记》秦始皇建造朝宫在渭南，先建造前殿阿房。《商君书》有话说：天子的殿，那么秦从孝公时就已经这样了。大概秦开始称为殿。大庆也曾考察《通鉴外纪》：晋平公在殿下布蒺藜，师旷刺脚说：五鼎的器具不应当烹煮藜藿，人主的堂殿不应当

译生长着蒺藜。齐景公愤怒，将获罪之人捆绑带到，放置在殿阶之下。《说苑》记载：齐国遭遇大旱，晏子说：“君主如果真心避开宫殿，暴露在露天之下，与山川河伯共同担忧，或许会幸运地降雨吧？”又说：晋平公制造了用于奔驰追逐的车子，将其立在殿阶之下。又记载魏文侯的皇家粮仓发生火灾，文侯穿着素服避开正殿。《战国策》记载：要离刺杀庆忌时，苍隼在殿阶之下袭击。《孔子家语》记载：楚王将要游览荆台，司马期进谏，楚王对他发怒，令尹子西在殿阶之下祝贺。又记载齐国有一只独脚鸟降落在殿前，景公派人去问孔子，孔子说：“这只鸟名叫商羊，是水的祥瑞。”又《史记·优孟传》记载：楚庄王想用棺椁埋葬马匹，优孟进入殿门，仰天大哭。各种书籍中“殿”的名称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并非始于秦朝。况且《六韬·五将篇》中太公说：“凡是国家有危难，君主避开正殿，任命将领时说：‘国家的安危，全在于将军。’”这由来已经很久了。那么徐坚、《石林燕语》、高承都认为“殿”起源于秦朝的说法，是这样吗？恐怕不是这样吧？

译我曾考证许慎的《说文解字》，“殿”是高大房屋的通称。《汉书·黄霸传》记载：“张敞上奏说黄霸召集能言说孝悌风化的计吏上殿。”这说明丞相府中有殿。颜师古注解道：“这是丞相所坐的房屋。”又《霍光传》记载：“猫头鹰多次在殿前的树上鸣叫。”颜师古又注解道：“古代房屋高大就通称为殿，不仅仅限于宫中。”等到《董贤传》记载：“建造大宅第，重殿，洞门。”颜师古在这里却说：“殿有前后之分，这是僭越了天子的制度。”“也不把殿当作高大房屋的通称”，自己说法前后矛盾，这是为什么呢？莫非“重殿”才是天子的制度吗？又《梁王刘立传》记载：“梁王刘立对傅相说，不任用仁义的大臣来辅佐，都崇尚苛刻，在宫殿之中，毫厘之间的过失，没有不揭露陈述的。”而鲁恭王的灵光殿依然巍然耸立，议论的人不认为这是僭越制度，那么人臣的厅堂也可以称为殿了。我大庆曾广泛地观察，《艺文类聚》“汉宫阙名”说：“长安有临华、飞云、昭阳等殿。”萧何、曹参、韩信都有殿【原注：《初学记》也相同】。《太平寰宇记》“河南道郓州须城县”有“东平宪王刘苍所建的殿”，又“广济军定陶县”有“定陶恭王的殿基”。由此可知两汉时不把称殿当作僭越。到了魏代《张辽传》记载：“文帝召张辽亲自询问破吴的情况，文帝说：‘这也是古代的召虎啊。’”为他建造殿舍，又特意为张辽的母亲建造殿。齐高帝做齐公时，以石头城作为他的世子宫，王俭引用灵光殿的例子，将厅事称为崇光殿，外斋称为宣德殿。由此看来，唐代以前上下都称殿。到了唐代就不是这样了，看看颜师古注解《汉书》的辞意就可以明白了。

《事始》说：后汉钟离意劝谏明帝修建北宫的奏疏中说：“陛下亲自克制责备自己，降尊避开正殿。”这是避殿的开始。《纪原》说：《史记·吴王濞传》记载七国反叛，景帝召见将军说：“楚王刘戊等人严重叛逆无道，我穿着素服避开正殿。”那么这件事始于景帝。孝宣帝时也实行这种礼仪，秦汉以前没有听说过。而《事始》说始于明帝，是不对的。我大庆曾考证，《说苑》记载魏国御廪发生火灾，文侯穿着素服避开正殿。又齐国大旱，晏子说：“君主如果真心避开殿宇暴露在露天，与神灵河伯一同担忧，或许幸运地会下雨吧？”又《太公六韬》说：“凡是国家有危难，君主避开正殿，召见将军说：‘社稷的安危，全在将军。’”那么景帝因为七国反叛而避殿，任命将军正是沿用这个旧例。说始于景帝可以吗？《事始》认为是明帝，《纪原》认为是景帝，所谓楚地错了，齐地也未尝正确。

我曾观看各种书籍，看到大舜使用刑罚，是多么忠厚啊！《尚书》说：“惩罚不牵连后代，赏赐延及子孙。”解说的人说：“人情没有不爱惜自己的子孙的，不想让子孙陷入其中的，惟恐子孙不能参与。”圣人的政治本于人情，所以惩罚不牵连后代，因为父子之罪不互相牵连；而赏赐则可以延及子孙。又说：“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功劳有疑问就加重。”大概圣人用君子长者的道理对待天下，乐于君子有功，而不忍心小人有罪。所以罪行有疑问的，与其不委屈我的法律，哪里比得上让百姓保全他们的身体，保住他们的头颅，而不陷入法网呢？功劳有疑问的，与其名位器物不僭越，哪里比得上让他们得到为善的利益，而没有怨恨之意呢？至于“与其杀无辜，宁可违背常法”，冤枉杀害无罪的人，胡乱赦免有罪的人，两者都是失误。如果不得已，宁可胡乱赦免有罪的人，不可冤枉杀害无罪的人，这是为了保存好生的心意。看这些，那么古人使用刑罚，那种忠厚恻隐的心意是怎样的呢？后世兴起君臣之义于法律之中，也未尝不体现这种心意。现在所传的《刑统》一书，历代相承，良法美意。我朝建隆初年，又加以修正，尝试观察其梗概，它得到帝舜遗意的很多。有的人都说法家大多失之于苛刻，我大庆坚决认为不是这样，且用一两条来阐明：比如断罪失误于出入，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失误入罪者减三等，失误出罪者减五等，这不是忠厚吗【原注见断狱律】。赦令前断罪不当，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处轻为重者，应当改从轻；而处重为轻者，何不也改而从重？现在却就依从轻，这不是忠厚吗【原注亦见断狱律】。至于本来应重而犯罪时不知道的，按凡人论处；本来应轻而犯罪时不知道的，听从本原情定罪，这又岂非忠厚吗【原注《名例律疏议》说：假设有叔侄分别在不同地方生长，素不相识，侄子打伤叔叔，官司推问，才知道，听任按凡人斗殴法论处。又如在其他地方行盗，盗得大祀神御之物，像这类情况，都是犯罪时不知道，得以按凡人论处，全都同常盗断。那本来应轻的，或者有父亲不认识儿子，主人不认识奴仆，殴打之后才知晓，必须按打儿子及打奴仆的本法，不可以按凡人斗殴论处，这叫本来应轻者，听从本原情定罪】。大概到了犯罪时年幼，事发时长大，按年幼论处，这是以犯罪时定法的，从轻的意思。犯罪时未老疾，事发时老疾的，按老疾论处。这是以事发时定法的

译这也是从轻处理的意思【原注：名例律第四】。至于有官职荫庇的人犯罪，在失去官职荫庇后才案发，就按犯罪时的身份论处；没有官职荫庇的人犯罪，在获得官职荫庇后才案发，就按案发时的身份论处。没有哪一处不是从轻处理，也没有哪一处不体现忠厚之道【原注：名例律第二】。何况对于大功以上的亲属，允许互相隐瞒罪行；如果亲属告发，就按照自首的法律处理【原注：上名例四十六条，下三十七条】，这无不体现忠厚和怜悯之情。这类情况很多，难以一一列举。谁说法律家崇尚苛刻呢？那些认为法律残酷刻薄而缺乏恩德的人，恐怕也是执法者的过错吧？如果有谁能推究《刑统》的本意，将其施行于法理之中，那么虞舜时代的忠厚之道，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译考古质疑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