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质疑卷三

译唐武宗时期各道设置铸钱坊，其中开元年间铸造的数量最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吴氏又说，世间流传的《青琐集》记载，开元钱是唐明皇铸造的，钱上有指甲痕迹，是杨贵妃掐过的印记。殊不知《谈宾录》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进献开元钱样时，文德皇后掐了一道痕迹，因此铸钱时保留了下来。既然《青琐集》如此说法，其错误就显而易见了。孔氏的杂记也说开元通宝的文字和书法是由欧阳询撰写的，世俗之人不知道，就认为是唐明皇铸造的。大庆认为吴氏引用的这两本书，正是为了证明开元钱并非明皇时期所铸，以此来辨明《青琐集》的错误。然而《唐纪》明确记载，高祖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宝，直径八分，重二铢四参，累积十枚重一两，达到了轻重和大小适中的标准【原注：沈存中《笔谈》说“参”是“絫”字的传写错误。十絫为一铢。大庆据此推断，一枚钱重二铢四絫，那么十枚钱就是二十四铢，这与一两的说法相合，因为“絫”字音力水切】。《资治通鉴》也记载，武德四年，命给事中欧阳询撰写钱文并书写，文字回环可读【原注：注解说有人读作“开元通宝”，有人读作“开通元宝”，都可以】。吴氏难道是偶然忘记了这些记载吗？何必引用《谈宾录》作为证据呢。大庆又查看《资治通鉴考异》，薛当的《圣运图》说：最初进献蜡制钱样时，文德皇后掐了一道指甲痕，所以钱上有甲痕。又凌璠的《唐政要录》却认为是窦皇后。查考当时窦皇后已经去世，文德皇后尚未册立，现在都不采纳《考异》中的说法。既然《考异》的说法如此，那么《谈宾录》也不足以作为依据。只要采信正史记载，就知道开元钱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就足够了。区区指甲痕迹不值得辨析。然而从现在来看，开元钱也有没有甲痕的，有轻重大小不等的，有篆书文字的，有钱背文字不同的。大概这些钱并非全部出自武德年间铸造、欧阳询书写，也有高宗、武宗时期铸造的。如果钱背有京、洛、润、益等字的，是因为李绅请求在钱上铸上州名，所以如此。我私下奇怪近代刊行的《涉世录》，竟然说开元皇帝时期，有人假装神灵降临，皇帝问他有什么要求，那人说想要百万钱，皇帝于是特意铸造开元钱给他，以此作为标记，等他拿出使用就可以逮捕他。后来将要释放罪人，搜出他所有的钱财，发现钱样即将进献时，贵妃用指甲掐了一下，皇帝命令不要更改，所以至今钱上有甲痕。这种说法尤其荒诞虚妄，不知道依据什么这么说？有人问，钱文大多记载年号，明皇既然用开元纪年，武德年间为什么铸造这种钱呢？回答说：从我朝开始专门在钱文上纪年，你考察其起源，虽然南朝有孝建、景和，北朝有太和、永安【案：魏的年号是太和，金的年号是泰和，原本误将“太”写成“泰”，现在改正】，但中间也有不以年号命名的，比如齐文宣帝的常平五铢，周宣帝的永通万国就是如此。唐高祖的开元通宝，也属于这一类。那么明皇的年号恰好与武德年间的钱文相符，而开元通宝并不是纪明皇的年号。五代相承，石晋在天福年间，就有二品钱【原注说：天福镇宝，叫天福元宝】，前蜀王氏有天汉、光天、干德、咸康，后蜀孟氏也有广政，都是以年号命名。除此之外，如大唐、唐国等钱，大概是李后主铸造的吧？这又不以年号命名。只有我朝从开始到现在，专门以年号命名，唯独开宝、宝元不是，就像《学林新编》所说的那样，大概出自《欧阳归田录》，其说法是正确的。有人问，太祖以建隆改元干德，现在有钱文为干德的，怎么知道它是蜀钱呢？大概我朝铸造的宋通钱，体制厚广，轮廓分明，此后如太平、淳化、至道、景德，以至咸平、祥符、天禧等钱，没有不是这样的。那些干德钱形式细薄，与天汉、光天、咸康、广政等钱类似，由此知道它是蜀钱。再等待有见识的人审订吧。

译开元十二年，张万岁掌管国家马政。注释引用《唐统纪》说：“张万岁祖孙三代掌管群牧，恩德信义在陇右地区施行，所以陇右人称马的岁数为‘齿’，这是为了避张氏的讳。”按《公羊传》记载：“晋献公对荀息说：‘我的马的齿数，也已经长大了。’”那么称马的岁数为“齿”，由来已久，哪里是为了避张氏的讳呢【原注：以上见于司马光《通鉴考异》】。大庆认为此言正确。然而难道仅此而已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楚国蒍掩统计车辆、登记马匹，”注解说：“梳理毛色、登记岁数齿数，以备用军需【案：原本‘二十五年’作‘二十年’，‘备军用’作‘补军用’，今据《左传》注本增改】。”《曲礼》说：“数算君王的马的齿数的人有罪。”疏解说：“齿，即年岁。”如果论量君王马匹的岁数，也是不敬的行为。《周礼》说：“马质，记录其齿数和毛色。”解说者认为：“记录其齿数的多少，以知晓其老壮。”颜延年《赭白马赋》说：“齿数虽然衰退，但技艺美好没有差错。”那么自古以来谈论马的岁数，必定用“齿”，难道仅仅见于《公羊传》吗？因此将这四件事一并附在此处。

现在的文士沿袭相传，都说西汉没有太学，推究其源流，是由于晋灼的错误。晋灼解释《汉书·艺文志》说：“曲台，是天子的射宫。”西汉没有太学，所以在这里举行射礼。考察班固《汉书·武帝赞》既然说“兴办太学”，《儒林传》序也说成帝时“有人说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加弟子员额”。鲍宣传说“在太学旗下举幡”，王褒传说“何武在太学旗下歌唱”，这必定有所谓的太学了。至于《三辅黄图》明确说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人们只看到晋灼的话是这样，又看到太常选拔弟子奏请高才生，就认为西汉果然没有太学，而附属于太常。殊不知太常是掌管礼仪的官员，五经博士都隶属于它，所以武帝哀悼礼乐废缺，于是命令礼官劝勉学习，以激励贤才。这正是成周时期大司乐掌管成均之法，乐师掌管国学之政，大胥、小胥掌管学士的名册与征召命令，都隶属于春官大宗伯的意思。怎么能轻易说西汉没有太学呢？

《李广传》记载：“大将军暗中接受皇帝的旨意，认为李广命运多舛，不让他抵挡单于，恐怕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孟康注：“奇，不偶也。”颜师古说：“说李广命运孤单不偶。”“数”音所角切，“奇”音居宜切。前辈曾经辨析过，认为“数”是命数的“数”，不是疏密的“数”，而读作所角切，是传写印刷的错误罢了。宋祁《笔录》说：“孙奭，当世大儒，也认为音朔余。后来得到江南的汉书本，乃是所具切，由此知道误将‘具’写成了‘角’。”大庆说：“辨析确实正确。”按冯衍《冯敬通集》说：“我命数奇薄，偏偏遭遇【原注见《艺文类聚》】。”徐敬业诗：“数奇良可叹【原注《文选》注内所具切】。”王维诗：“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用“数”字对“天”字，杜甫诗：“数奇谪关塞，道广存箕颍。”用“数”字对“道”字。如果读作朔音，则是虚词，不可以对“天”字。苏轼诗：“数奇逢恶岁，计拙集枯梧。”罗隐酬高崇节诗：“数奇常自愧，时薄欲何干。”那么认为它是命数的“数”，而音所具切，是明确的。

《列子》一书，大要与《庄子》相同，不可以因为其寓言当作实事。如《杨朱篇》说：晏平仲向管夷吾询问养生，管夷吾向晏平仲询问送死。大庆用《史记》秦纪及《谷梁传》参考，秦穆公、鲁僖公十二年已经记载管仲去世【原注：这一年是癸酉年，《史记·齐世家》记载管仲死于桓公四十一年，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鲁僖公十五年丙子年，《齐世家》错了】。晏婴虽然不知其始，但史书记载晏婴死于夹谷之岁，那是鲁定公十年。从管仲去世到那时已经一百五十年，如果让他们问答，管仲应当在垂死之年，晏婴刚二十岁，晏婴要有百七十岁的寿命了，由此知道这不真实。又《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去世，齐国遵循他的政令，一百多年后有晏子。那么这两人不是同时代的人，而《列子》的寓言性质就明确了。《容斋随笔》说：庄子的鲲鹏，列子的六鳌，其言语宏大如此【原注：《庄子》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列子》汤问第五：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中有五山，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帝使巨鳌十五举首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龙伯之国有大人，一钓而连六鳌】。庄子的蛮触，列子的焦螟，其言语微小又如此【原注：《庄子》则阳第二十五云：有国于蜗之左角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列子》汤问篇：江浦之间虫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离朱方画拭眦，扬眉而望之，弗见其形。师旷

译正当夜里挖开耳朵，低下头去听，却听不到声音。大庆说，像这类情况，人们本来就知道是寓言，至于引用古人的问答，或许有不容易察觉的，所以大庆特意举出《盗跖》篇讥讽孔子以及管仲与晏婴的问答，来阐明这一点。

译刘向校订《列子》一书，确定编定为八篇，说《列子》是郑国人，与郑缪公同时代，大概是一位有道术的人。汉景帝时崇尚黄帝、老子的学说，这本书在当时颇为流行。王大庆按语说：缪公【案：以下缪公即上文郑缪公，二字古时通用，原本用字不统一，现在暂且保留原样】在位始于鲁僖公三十二年，去世于鲁宣公三年，正与鲁文公处于同一时代。《列子》书中《杨朱》篇说：“孔子在宋国伐木，被围困在陈国和蔡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距离缪公去世已有五十五年。陈蔡之厄时，孔子六十三岁，总计算来，已相隔一百一十八年。《列子》若是缪公时代的人，必定来不及知道陈蔡之事，这是显而易见的。况且书中记载了魏文侯、子夏的问答，那又是晚于孔子的事了。不仅如此，第二篇记载了宋康王的事，第四篇记载了公孙龙的话，这些都是战国时期的事，上距郑缪公已有三百年了。晋代张湛为《列子》作注，也觉察到这些并非同时代的事，唯独对于公孙龙的事，却说：“后人增补，没有违背错乱，而且足以阐明道理，又有什么妨害呢？”像这样都保留而不删去，王大庆私下对此存有疑问。于是看到《庄子·让王》篇说：“子列子贫穷，面容有饥色。有个客人对郑子阳说：‘列御寇是有道术的人，住在您的国家却如此贫困，您难道不喜欢士人吗？’子阳立刻命令官吏送给他粮食，列子拜谢后推辞。使者离开后，他的妻子说：‘我听说有道术者的妻子儿女都能得到安逸快乐，现在您有饥色，君主路过而送给先生食物，先生不接受，难道不是违背天命吗？’列子笑着说：‘君主不是自己了解我，而是听别人的话才送给我粮食，等到他怪罪我时，又将是听别人的话，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接受的原因。’最终百姓果然作乱杀死了子阳。”看这段记载，那么列子与郑子阳是同时代人。等到查考《史记·郑世家》，子阳是在郑繻公二十五年被杀，即周安王四年癸未年。那么列子与子阳是郑繻公时代的人，刘向认为是缪公，大概是误将“繻”当作“缪”吧？虽然如此，王大庆不敢轻易断定刘向错了，暂且将疑问藏在心里。后来看到苏辙《古史·列子传》也引用辞粟之事，认为列御寇与郑繻公同时。又看到吕祖谦《大事记》说：“周安王四年，郑国杀其相驷子阳，于是涉及列御寇的事。”然后因此才自信起来。大概列子与庄子相隔不远，庄子是齐宣王、梁惠王同时代人，列子早于庄子，所以《庄子》著书多采用他的话。如果列子是郑繻公时代的人，那么公孙龙是平原君的宾客，周赧王十七年，赵王封其弟赵胜为平原君，那么公孙龙的事，大概晚于子阳之死一百年了。而宋康王的事，又晚于公孙龙十多年。列子怎么能预先记载这些事呢？确实如张湛所说，是后人所增补的。那么刘向的错误，读者不可不仔细考察。而公孙龙、宋康王的事，是后人所增补，尤其不可不知道。

道书说东、西、南、北各有斗星，又有所谓中斗，他们所说的斗星共有五个。王大庆按儒书考察，只有三个罢了。《汉书·天文志》说中宫有北斗七星，所谓运行于中央，统御四海的就是它。《晋书·天文志》说北方有南斗六星，所谓斗星明亮，王道太平的就是它。《隋书·天文志》说天市宫垣有斗五星，仰视则天下斛升不平，俯视则年成丰收，这也是所谓的斗星。只有这三种，而道书说有五种【原注：道书指《度人经》】，这与儒书不同，难道各自有所依据吗？这固然难以比较而论。暂且以汉、晋的志书来说，既然说运行于中央，又叫做北斗；既然说南斗六星，又叫做北方，为什么呢？大概天向西北倾斜，形状像倚靠的伞盖，虽然说“维北有斗”，但实际上位于天的中央，也就像《公羊传》说“北极是天之中央”，可以类推。四方星宿随时交替运行，暂且以春天来说，井、鬼、柳、星出现在南方，那么斗、牛、女、虚就是北方的星宿。因为它们正当北斗的斗柄，所以既然那边叫北斗，这边就叫南斗，用来区别【原注：《汉书·天文志》北斗七星，斗柄携着龙角，斗衡对应南斗，晋灼注说“衡是斗的中央，殷也是中央”】。然而都叫做斗，难道不是因为虽然数量不同，但用来形容形状则是一样的吗？

古字的音义有出于经史通用而篇章韵书不能完全记载的，也不可不知道。大概有音义不同而字相同的，也有音义相同而字不同的，还有音同字同而意义不能一概而论的，不详细观察广泛研究是不行的。像“旁招”、“行乐”之类，一个字有三四种音义的，固然不必细论【原注：“旁招”有三音义：《诗经》“驷介旁旁”，“旁”音补彭切，意为强盛；经典中作“蒲浪切”的，意为迫近；《角招》、《征招》则音韶；《礼记》中“招”音翘。“行乐”有四音义：“行”字则有“文行”、“太行”与“行行”的区别；“乐”字则有“音乐”、“好乐”与“乐饥”的区别。此类甚多，不可枚举】。如果以多的来说，数字有五种假借字，至于“厌”字有六种【原注：数字所具切：《儒行》“遽数”，音所；《论语》“朋友数”，音朔；《周礼》“数目”，音促；《乐记》“趍数”，音速，共五音。假字古雅切：《易经》“王假有庙”，音格；《毛诗》音暇者，意为乐；《曲礼》音遐者，意为远；“假故”之“假”，去声，共五音】。

译厌恶的“厌”，在“艳切”中读去声；《诗经》中“厌厌夜饮”的“厌”读平声；《汉书·高帝纪》中用来对应“厌”字的读入声；《礼记》中“畏厌溺”的“厌”读“乌狎切”；《大学》中“见君子而后厌然”的“厌”读“乌斩切”；《诗经》中“厌浥行露”的“厌”读“于十切”。这共有六种读音。

“卷”字、“贲”字，至于“齐”字、“从”字，以及“辟”字，难道不是读音不同、意义不同，但字形却相同吗？

【原注：《尚书》中“卷”字读去声；“卷而怀之”读上声；《诗经》中“匪伊卷之”读“其言切”；“三公一命卷”读“衮”音；“执女手之卷”读“拳”音；司马相如传中“卷曲”读“丘专切”；《地理志》中安定郡“眴卷县”，应邵注上字读“旬”音，下字读“箘”音。这共有七种读音。

“贲”字读“彼义切”意为装饰；读“班”音意为文章；“虎贲”读“奔”音意为勇猛；“贲军”读“奋”音意为覆没；《乐记》中“广贲之音”读“扶问切”意为怒气；“苖贲皇”读“坟”音；黥布传中“贲赫”、《地理志》中东海郡“襄贲”，都读“粉”音。这共有七种读音。

“齐”字读“在兮切”意为国名；读“仄皆切”意为斋庄；《礼记》中“地气上齐”读“子兮切”；“马不齐髦”读“于践切”；“沈齐盎齐”读“才细切”；“齐衰”读“即私切”；“齐乎其敬”读“子礼切”；“行中采齐”读“才私切”。这共有八种读音。

“从”字，“吾从周”的“从”读平声；“从者见之”读“才用切”；“衡从其亩”读“子容切”；“欲不可从”读“子用切”；“从容中道”读“冲”音；“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读“舂”音，又读“聪”音，又读“崇”音，又读“在江切”。

“辟”字，读“部益切”意为法度；读“必益切”意为君主；读“匹智切”意为比喻；“放辟邪侈”读“僻”音；《曲礼》中“左右攘辟”读“避”音；《玉藻》中“素带终辟者”读“禆”音；“有由辟焉”读“弭”音；“一幅不辟”读“补麦切”；灌夫传中“辟睨”读“普计切”。这共有九种读音。】

至于像“咎繇”【原注：见晁错传】、“中蘬”【原注：见《荀子·仲虺字》】、“领问”【原注：见扬雄《叙传》】这类，两个字读音和意义都相同的，就不必讨论了，姑且以那些多音多义的字来说明。

“氓”，就是“民”的意思。《诗经》说：“氓之蚩蚩”，《周礼》写作“甿”【原注：见《地官·遂人》】，晋书《职官志》则写作“萌”【原注：见《职官志》“奬导民萌”】。

“韶”，是音乐的意思。俗语说：“乐则韶舞”，《周礼》写作“召”【原注：见《大司乐》】，《史记》则写作“招”。

“衮”，是礼服的意思。《礼记》说：“衮冕”，《荀子》写作“裷”【原注：见《富国篇》】，《礼记》则写作“卷”【原注：见《郊特牲》】。

敲击木梆是一样的，但“柝”与“橐”却不同【原注：上引《周礼》，下引《货殖列传》】。

冕冠上的丝绳是一样的【原注：《周礼》写作“缫”】，但“璪”与“藻”却不同【原注：上引《郊特牲》，下引《玉藻》】。

《诗经》中有桧国的国风，《左传》和《汉书·地理志》则有“郐”与“会”的区别【原注：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汉书·地理志》】。

《论语》中有鄹人之子，孟子、《史记》则有“邹”与“驺”的区别；

《尚书序》中有伏牺氏，《礼记注》和《汉书·百官表》也不统一【原注：《太卜》注写作“伏羲”，《汉书·人物百官表》都写作“宓羲”，颜师古注说字本写作“虙”，传抄讹误所致。《初学记》注“宓牺”说“虙”是古“伏”字，后来误将“虙”当作“宓”。】

这是同一个读音和意义，但字形分为三种的情况。

“迓”，都是迎接的意思。《尚书》写作“迓”；《周礼》写作“掌讶”，又《田仆》注写作“逆”；《毛诗》写作“百两御之”，《左传》写作“狂狡辂郑人”【原注：见《宣公三年》】。

“呜呼”，都是感叹声。《尚书》写作“呜呼”【原注：见《无逸》】，《诗经》写作“于乎”【原注：见《烈文》】，《礼记》写作“于戏”【原注：见《大学》】，《王贡传》认为是“恶虖”；《五行志》认为是“乌嘑”。

“响”，都是声音的意思。《易·系辞》“受命如响”，《天文志》“乡之应声”，《甘泉赋》“芗声”，《厯锺》、《过秦论》写作“向”，《礼乐志》写作“享”。

这些都是同一个读音和意义，但字形分为五种的情况。难道不是读音相同、意义相同，但字形却不同吗？

至于古字通假，聚集人众叫“财”，那么“财”就是财物。贾谊传中的“财”，侥幸则与“裁”相通；《文纪》中的“财足”，则与“纔”相通。

“庶绩咸熙”，那么“熙”就是广大；《礼志》中“熙事备成”，则与“禧”相通。翟义传：“熙念我孺子”，则与“嘻”相通。这些都是通假而通用的情况。

至于“兹”这个字，《五行志》“赋敛兹重”，则与“滋”相通；樊、郦赞：“虽有兹基”，则与“镃”相通。《荀子·正论篇》：“龙兹华瑾”，则与“髭”相通；而龟兹的“兹”读“慈”音，就不讨论了。

“繇”这个字，如《文纪》“无繇敎训其民”，则与“由”相通；班赋：“先圣之大繇”，则与“猷”相通；韦孟诗：“犬马繇繇”，则又与“悠悠”相通。而“咎繇”【原注：皋陶】、卦繇【原注：音胄】与李寻传中的“繇俗”，就不讨论了【原注：繇俗音謡，意义相同】。

难道不是读音相同、字形相同，但意义不能一概而论，又如此吗？

这些情况篇章韵书无法全部记载，所以略摘一二记录在这里。

译古今的文字不同，本来有由繁到简的，也有由少到多的，不能一概而论。拿《周礼》来考察，太宰的“八灋”，后世认为是“法司”；乐官的“鼓”，后世认为是“雷钥”；章的“龡钥”，后世认为是“吹”。以至于簭人的“九簭”，太祝的“九扌”，都改成了“筮”与“拜”。其他如把“廱”当作“雍”，把“譱”当作“善”，把“龢”当作“和”，把“蠭”当作“蜂”，把“鼌”当作“朝”，把“僊”当作“仙”，以及“鼅鼄”、“螕■”之类，都是后世简化了的。拿《汉书》来考察，“尉安”的“尉”，有时加上“心”；“万几”的“几”，有时加上“木”；“造端”的“端”，有时加上“立”。以至于《礼志》的“屮木”，《幽通赋》的“东厸”，都改成了“草”与“邻”。其他如《论语》的“知”增加笔画成为“智”，《周易》的“无”增加笔画成为“无”，把“旉”当作“敷”，把“皃”当作“貌”，把“■”当作“系”，以及“昆仑”、“夫容”、“毒冒”、“武夫”之类，都是前人增加了笔画的。那由繁到简，无非是取传写的方便；由少到多，又究竟有什么说法呢？古字大多互相通用，其上下左右不必拘泥。《汉祀志》的“崈高”，与“崇”同义；《地志》的“麊泠”，与“麋”同音，这是上下没有区别的。《左传》的“鄢陵”，《五行志》则认为是“■”；《尚书》的“谋猷”，《诗经》则认为是“犹”；《左传》鹅鹳的阵势，孟子生■的馈赠，这是左右没有区别的。桑柘而《汉志》认为是“■”，虹蜺而《汉志》认为是“■”，蛾眉而扬雄传认为是“■”，烽燧而相如传认为是“■”，都是以右边升到上面。《尔雅》的“■鸰”，东方朔认为是“■”；《毛诗》的“峨峨”，《相如传》认为是“峩”，都是以左边升到上面。《张骞传》以“翕”为“翖”，《校猎赋》以“岌”为“岋”，则是以上面移到左边。掔取的“掔”，袁葢《叙传》认为是“■”；“燧”的“鉴”，《左传》乃认为是“鞶”鉴，则是以下面移到左边。既然古字大多互相通用，又何必拘泥于上下左右的不同呢？

古人造字，都有名目意义，有的象形而会意，有的假借而谐声，有的转注而处事，没有不蕴含意义在其中的。因此成周设置官职，外史向四方传达书名，行人向九岁传达书名，都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虫”为“蛊”，在《左传》中见到的不止一处，虽然如此，却难以一概而论。近世王文公，他解说经书也多有解字，如说“人”加“为”叫做“伪”，说“位”是人所站立的地方，说“讼”是向公众陈述，以及五个人为“伍”，十个人为“什”，歃血自明叫做“盟”，两户相合叫做“门”，以兆鼓则叫做“鼗”，与邑交则叫做“郊”，同田为“富”，分贝为“贫”之类，没有穿凿附会，至理自然明白，人们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像“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朱晦庵也偶尔采纳。只是那些不可解的，也一定要为之解说，于是有了勉强的弊病，所以不免受到众人的讥讽。

考古质疑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考古质疑卷四

（宋）叶大庆 撰

《说苑》说：赵襄子在晋阳被围困，解围后，奖赏有功的五位臣子，高赫没有功劳却受到上等的赏赐。张孟谈说：“在晋阳被围困时，高赫没有大功，现在给他上等赏赐，为什么呢？”襄子说：“在困厄之中，不丧失臣子对君主的礼节，只有高赫。你们虽然有功，都骄傲了，我把高赫列为上等赏赐，不也可以吗？”孔子听说后说：“赵襄子可以说是善于奖赏士人了？奖赏一个人，天下的臣子就没有敢丧失君臣礼节的了。”按：晋阳解围，是贞定王十六年，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过了一年元王即位，九年贞定王即位，到十六年时，孔子去世已经二十六年了。这里说赵襄子善于奖赏士人是孔子的话，考察其年代先后，就知道这是错误的。

《说苑》说：楚庄王修筑高台，大臣劝谏的有七十二人，都死了。诸御己违背楚王百里去耕种，对他的同伴说：“我将入朝见王。”他的同伴说：“劝说君主的人，都是闲暇的人，然而都到了死的地步。现在你只是草野之人罢了。”诸御己说：“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