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质疑卷五

译了。司空图又说，文中子实现了圣人的功用，房玄龄、卫文升等几位公卿都是他的门徒，弘扬文武之道，以成就贞观、治平时代的盛世。至于李翱读《文中子》，竟将这本书与《太公家教》并列；刘蕡读《文中子》，又讥讽它把六经当作奴婢。这虽然是当时的儒者，喜好与厌恶不同，推崇尊崇的或许过分，诋毁损害的则失之真实。但要知道，自从唐代已有这本书，决不是阮逸所作，这是很明显的。难道容斋偶然忘记了吗？大概容斋所怀疑的，不过是因为薛收、李靖的事情，怎么知道薛收不是在文中子死后才响应义举？李靖早年跟从文中子学习，后来才投笔从戎呢？十三年之难，如果用史书记载的田蚡死亡时间、都护设立时间的例子来类比，那么这也是杜淹叙述的错误【原注：田蚡死亡的时间，《汉纪》认为是四年，《史记》认为是五年，必定有一个错误；西域都护的设立，是在神爵二年，《百官表》误作地节二年，《西域传》误作神爵三年，见《通鉴考异》】。长孙太尉的嫌隙，如果用《左传》所称的陈桓公、田成子，以及汉史中张良称汉王等例子来类比，那么这也是王绩追述的错误【原注：《左传·隐公四年》：“卫州吁未能安抚他的百姓，石厚向石碏询问安定君位的方法说：‘朝见天子可以吗？’石碏说：‘怎么能够朝见？’石厚说：‘陈桓公正受到天子的宠信，陈、卫两国关系和睦，如果朝见陈国让陈国请求，一定可以得到。’又齐国人歌唱说：‘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夫人已经去世，然后才有谥号。现在陈侯还活着，却称桓公；田常还健在，却称成子，都是后来追述的错误。《汉书》中张良为汉王借箸筹划，却称陛下，当时汉王尚未即位，也是后人追述的错误。当杜淹与长孙有嫌隙时，虽然长孙尚未担任太尉，但王绩所写的，是在长孙担任太尉之后，所以追述称太尉罢了】。那么大庆所说的容斋所怀疑的，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因为这只是杜淹、王绩等人有所谬误，又怎么足以怀疑《中说》呢？

译大庆先前说《中说》不是阮逸所作，这观点非常明确。我继续考证，《中说》也有可疑之处，往往是王通的后辈如王凝、王福畤等人，在其中有所附会。为什么这么说呢？《王道》篇说：“李德林请求拜见王通，与他交谈，回去后面带忧色。门人问王通，王通说：‘德林与我交谈了一整天，只谈文采而不谈义理。’门人退下后，王通弹琴弹奏《荡》这首诗，门人们都感动得泪水沾湿了衣襟。”又《礼乐》篇说：“安平公问政，就是李德林。”大庆查阅《资治通鉴》，李德林死于开皇十年，当时王通才七岁，本来还没有门人。李德林为什么要请求拜见并问政？门人又为什么要听到琴声而流泪呢？这些错误，毫无疑问。所以说王凝、王福畤等人不无附会其中，就是这个原因。

《容斋随笔》说：写议论文章，必须考证引用事实没有差错，才能被后世相信。苏东坡写《二疏图赞》说：“汉宣帝中兴，用法度驾驭臣下，杀了盖宽饶、韩延寿、杨恽，这三位都是良臣，先生怜悯他们，挥袖脱鞋离去，让他们知道区区权位不足以骄慢士人。”他的立意高超卓越到了这种地步。然而根据当时的时间考证，元康三年，二疏离任后两年，盖宽饶被杀【原注：神爵二年】又过了三年，韩延寿被杀【原注：五凤元年】又过了一年，杨恽被杀，正当二疏离任时，这三人都还活着。大概是因为先生文思如黄河倾泻，不再效仿常人去查阅考证吧。大庆由此观察，苏东坡诗中的错误尤其多，前辈曾经议论过。现在总序在这里。和徐绩诗：“杀鸡未肯邀季路，裹饭须知问子来。”查《庄子》说：“子祀、子舆、子来、子黎四人结为好友，没有裹饭的事。”又子舆子说：“子桑大概病了，裹饭前往，那么裹饭不是子来的事。”次韵景文听琵琶诗：“尤胜江左狂灵运，共斗东昏百草须。”查《刘公嘉话》：“谢灵运胡须很美，临刑时因为施为维摩诘像。”胡须是唐安乐公主斗百草，想扩大物色，命令快马驿站取来，又恐怕被别人得到，因此剪掉丢弃其余的。苏东坡以为是东昏侯，错了。和子由出使契丹到涿州寄诗：“始忆庚寅降屈原，旋看蜡鳯戏僧虔。”查《南齐书》：“王弘与兄弟聚会，任子孙戏弄僧绰，独自正坐采集蜡烛珠为凤凰。”苏东坡误以为是僧虔吗【案：采集蜡烛珠为凤凰，《南齐书》属于僧虔，《南史》属于僧绰。又说：有人说僧虔，这认为苏东坡错了，大概没有考证史文】又《游圣女山》诗：“纵令司马能镵石，奈有中郎解摸全。”查陈琳为袁绍檄文列举曹公罪行说：“特意设置发丘中郎、摸金校尉，所过之处挖掘坟墓，没有骸骨不暴露。”那么又误以校尉为中郎了。《立春日与李端叔》诗：“丞掾颇哀亮。”查马援任陇西太守，只总揽大体，各曹有时报告外事，马援就说：“这是丞掾的职责何必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是“亮”字当作“援”，现在有碑本，苏东坡大字书写作“亮”，真是错了。又《赠陈季常》诗：“不见卢怀慎，蒸瓠似蒸鸭。”查《卢氏杂说》：“郑余庆召请亲朋，呼左右吩咐厨家，烂蒸去毛，不要拗折脖子，众人以为是蒸鸭。”很久，每人一盂粟米饭，烂蒸葫芦一枚。苏东坡误以余庆为怀慎吗？和人会猎诗：“不向如皋间射雉，归来何以得卿卿？”大概以如皋为地名。查昭公二十八年，贾大夫娶妻驾车以如皋射雉获得它，杜氏注为妻驾车的皋泽。如训之谓往也，那么如皋不是地名确凿无疑。又次韵滕元发等诗：“坐看青丘吞泽芥，自惭黄潦荐溪苹。”又《西湖诗》：“青丘已吞云梦芥。”查相如《子虚赋》：“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曽不芥蔕。”芥蔕，刺鲠也，非草木之芥。苏东坡诗这样说，难道不是错了吗？又说：“市区收罢鱼豚税，来与弥陀共一龛。”查褚遂良说：“一食清斋，弥勒同龛。”不是弥陀。又次韵钱舍人病起诗曰：“何妨一笑千痾散，全胜仓公饮上池。”查《史记》饮上池之水乃扁鹊，不是仓公。又《谷庵铭》说：“孔公之堂名虚白，苏子堂后作员屋堂。虽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查《老子》“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现在说“知白守黑，名曰谷”，也是错的。又《戏作贾梁道诗并引》说：“王凌谓贾充曰：‘汝非贾梁道耶？乃欲以国与人。’由是观之，梁道之忠于魏久矣。司马景王既执凌归，过梁道庙，凌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司马病见凌与梁道守而杀之。然梁道之灵独不能已其子充之恶，至使首发成济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晓者，故戏作小诗云：‘嵇

译王绍像王康那样有儿子，郗超背叛王鉴则没有孙子。如今更恨贾梁道，不杀王公闾却杀了王子元【原注：公闾就是王充】。大庆按《晋纪》记载：“抓获王凌及王梦为祟，乃是宣帝司马懿，字仲达，并非景帝司马师之子元。”那么序文中所说的景王，诗文中所说的子元，都是错误的。又《徐州戏马台诗》说：“路失玉钩芳草合，林亡白鹤野泉清。”按《桂府丛谈》记载：“李蔚在咸通年间移镇淮海，见郡中缺乏胜游之地，命令在戏马台西连接玉钩斜道，修葺亭子命名为赏心。”现在这里却是误用了广陵戏马台的事，至于下句也是错误的。《后山诗话》说：“广陵也有戏马台，唐高宗东封时有鹤降下，于是诏令各州为老氏筑宫，命名为白鹤公葢。”这两句都错了。又按《龚遂传》记载：“命令百姓种一百株薤，五十株葱。”苏轼的诗说：“细思种薤五十本，大胜取禾三百廛。”那么是把葱误作薤了。又说：“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侬家旧姓西。”按《寰宇记》记载：“越州诸暨县有西施家、东施家，是说施氏所居，分为东西。”现在说“旧姓西”就错了。苏轼这类错误很多。又说：“忆昔舜耕厯山，鸟耘田。”赵次公注说：“《史记·舜纪》注引传认为下面有群鸟耘田。所以《文选》注《左思赋》说：‘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禹耕会稽，鸟为之耘。’”这样看来，鸟耘不是舜的事，象耕也不是厯山时的事。而先生这样说，撼树之徒就轻率地议论先生错了。殊不知先生胸中藏书丰富，下笔痛快，不再去查核原本订正，哪里比得上世间那些像獭祭鱼一样切切搜罗典故的人呢？大庆说杜征南、颜秘书是丘明、孟坚的忠臣，赵次公的话正是这类。后来的后生晚辈，凭影响见闻，竟想以此作为借口。难道不知道对于东坡可以这样，对于其他人则不可以吗？应当像鲁男子学习柳下惠那样才行。

译近世有一部书叫《萤雪丛说》，是俞成（字元德）所写的。王勃《滕王阁序》中有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世人普遍将其视为警策联句。然而“落霞”指的其实是飞蛾，并非云霞之“霞”，当地人称之为“霞蛾”。至于“鹜”，指的是野鸭，野鸭追逐飞蛾想要捕食，所以才会齐飞，如果是云霞就无法飞行了。大概王勃的话，是用来描绘远景，以说明远天低垂，所以野鸭飞翔，几乎像是与落霞齐飞。就像诗人所说的“新月已生飞鸟外，鸟飞不尽暮天碧”，“曰乾坤万里根，曰一目略千里”之类，用以展现兴致高远。这类作品大体如诗如画，都以描绘远景为精妙。所以杜甫题写山水图的诗说：“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都是这个原因。王勃下句说“秋水共长天一色”，也是因为远水连接天空，上下一色，都是说滕王阁眺望远景，在缥缈中如此奇特。所以当时人们因其形容精妙，赞叹佩服这两句，认为是天才之作。即使方言把蛾叫做霞，而野鸭追逐飞蛾捕食，写进赋咏之中，有什么值得奇特的呢？俞氏又说如果是云霞就不能飞，却不知道前辈把飞霞写入诗歌的很多。宋谢瞻诗：“高台眺飞霞。”鲍照说：“绣甍结飞霞。”梁江淹《赤虹赋》：“霞晃朗而下飞。”

我曾看《孔子家语》，是王肃为之作注。王肃的序说：“《论语》说：‘牢说：孔子说：我不被任用，所以技艺多。’谈论的人不知道‘牢’是谁，大多胡乱解说。”《孔子家语》中弟子琴张，一名牢，字子开，是卫国人。宗鲁死，孔子将要去吊唁，被孔子制止。考察王肃引用这个，是想凭借《家语》弟子传，来纠正谈论者的妄说。王肃又说：“《春秋外传》说：‘尧治理百姓用五。’谈论者说尧五年一次巡狩。然而经文说：‘五年一次巡狩’，这是说舜的文字，不是说尧。孔子论述五帝，各自讲述其不同事迹，对舜说：‘巡狩天下，五年一次开始。’那么尧巡狩的年数就不明确了。周朝十二年一次巡狩，难道可以说周治理百姓用十二吗？孔子说：‘尧以土德称王天下，颜色崇尚黄。’黄土之德，五土之数，所以说‘治理百姓用五’。这就是它的含义。”以上王肃在《家语》序中这样说。王肃之所以说到这些，也像上文一样，想引用《家语》的话，来纠正“尧治理百姓用五”的含义。然而琴牢的名字固然见于《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至于舜巡狩四海，五年一次开始，也出自《家语》五帝篇。至于尧以土德称王天下，而颜色崇尚黄，起初不出自《家语》，而王肃却引用它，为什么呢？大庆按：《家语》五帝篇却说：“尧以火德称王，颜色崇尚黄；舜以土德称王，颜色崇尚青。”既然没有“尧以土德称王天下而颜色崇尚黄”的说法，王肃的话究竟依据什么？大概是因为受到“颜色崇尚黄”说法的影响，于是把尧当作土德，而不再检查校正吗？况且《家语》孔子说：“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万物之初，都从这里产生，所以王者效法它，而首先以木德称王天下，其次则以所生之行，转相继承。”因此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昊配金，颛顼配水。由此推论，帝喾以木称王，尧以火称王，舜以土称王，夏以金，殷以水，周以木，终始相生，可以道理推演。王肃为什么会有“尧以土德称王天下”的话呢？班固《律历志》所论述的五德，自太昊、炎、黄、少昊、颛顼以至虞、夏、商、周，都本于孔子五行更替称王、终始相生的话，于是把尧当作火德。到高帝的赞辞，也以协于火德为继承尧的运数。那么尧固然不能说是土德，而《春秋外传》所谓“尧治理百姓用五”，也难以援引这个来作为论据了。《家语》，是王肃所注的，王肃正用这话来证明尧治理百姓用五的含义，却不知道《家语》的话，正与此不同，怎么如此卤莽呢？

王右军《兰亭叙》不入选《文选》，王勃《滕王阁记》不入选《文粹》，世人大多怀疑。《遯斋闲览》【原注：陈正敏】说“天朗气清”乃是秋景，“丝竹管弦”语意重复。大庆私下认为：自古以来把清明作为三月节，那么这时天气本来清明。而《宣纪》神爵元年三月诏说：“天气清静，神鱼舞河。”那么所谓“天朗气清”，有什么值得指责？前汉《张禹传》说：“后堂理丝竹管弦”，而班固《东都赋》也说：“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鍧，管弦晔煜。”既然说“丝竹”，又说“管弦”，这大概是右军承袭前人的错误，终究不能因为分寸之瑕而抛弃盈尺之夜光。至于王勃的文章，或许有人说时当九月，序属三秋，说了九月那么三秋可知，这与“丝竹管弦”是同样的毛病。况且丰城剑气上冲牛斗，而星分翼轸，分野尤其有差错。然而大

译查考《唐书·王勃传》，九月九日都督在滕王阁大摆宴席，当时王勃才作了这篇序文。因为唐人把重阳定为佳节，都督既然在这一天开宴，王勃不应只泛泛地提及九月，大概“月”字是“日”字的误写。况且既说了九月，又说三秋，这确实显得多余了。如果说九日，则不能没有三秋二字。现在的碑本是由郡守张澄所书，也错误地将九日写成九月，错误谬误互相沿袭，于是导致王勃有重复的毛病。至于豫章这个地方，前人所说的吴头楚尾，按照《汉书·地理志》，楚地属于翼轸星宿的分野，既然说是楚尾，那么星分翼轸，哪里算是很大的失误呢？总之，王勃所作的序文，确实接近骈文，然而唐初的文章，大体都是这样，直到韩愈才开始改变成为古文，又怎么能够立刻因此贬低它呢？那么这两篇文章没有被选入《文苑英华》，难道也是萧统、姚铉偶然意见不合，所以取舍过于苛刻吗？虽然如此，这两篇文章没有被选入《文苑英华》，却流传至今，广为传颂，良金美玉，自有其价值，所谓瑕疵掩盖不了美玉的光泽，不足以掩盖它们的美好。

译我曾对《汉书·李陵传》中的记载感到奇怪，其中说李陵所率领的都是荆楚地区的勇士、奇才、剑客，力气大得能扼住老虎，射箭能命中目标。又说：千张弓弩同时发射，敌人应声倒地。那么李陵的士兵本来都是善于射箭的人了。又说：一天之内五十万支箭都用尽了。然而当时匈奴不过十几万人罢了。李陵作战，一天之内五十万支箭都用尽了，却不能杀伤敌人，以至于空着弓去冒着白刃。这还能称得上是射箭命中目标、敌人应声倒地吗？况且李陵战败后叹息说：“再得到几十支箭，就足以脱险了。”唉！一天之内五十万支箭，既然不能用来成就大事，那么几十支箭又有什么用呢？这说明史书记载前后大概有不一致的地方，恐怕“一日五十万”这几个字一定有错误。

大庆按：《礼器》篇说，礼体现在人身上，就像竹箭有青皮，松柏有坚心，所以能贯穿四季而不改变枝干和叶子。所以君子有礼，就能对外和谐而内心没有怨恨。郑玄注说：这四样东西在天下最能得到气的根本，有的在外柔韧锋利，有的在内温和润泽，使用它们不会造成伤害。那么说在外柔韧锋利，也是把“筠”当作竹皮吗？后世通常把“筠”与“松直”相配，把“筠”当作竹子，从齐梁以来都是这样。齐代王融《风赋》：“靡轻筠之碧叶，泛曾松之翠枝。”梁代吴均《吴城赋》：“亭梧百尺，阶筠万丈。”杜甫诗：“回首望松筠，时过忆松筠。”《唐书·忠义传》：“厉松筠之雅操”，都是直接把“筠”当作竹子。只有柳宗元《苦竹桥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用“筠”对“箨”，大概知道这个区别了。然而他又说：“泉回浅石，依高柳径，转垂藤间，绿筠”，又与上面不同，为什么呢？

吴虎臣《漫录》：宋祁说陈平被封为曲逆侯，现在的学者读“曲逆”作“去遇”，不读本音，为什么呢？我查考孔经父说：“《汉书》原本没有注音，《文选》载陆机《功臣颂》说：‘曲逆宏达，好谋能深’。注说：‘曲，区句切；逆，音遇’。那么宋祁竟然忘记了《文选》的注吗？”这是吴氏引用孔经父的话。大庆按：《陈平传》“高帝出平城之围，南过曲逆”，孟康注说：“中山国的蒲阴县。”于是考据《地理志》，中山国曲逆县，张晏注说：“濡水（原注：乃官切）流到城北弯曲向西流，所以叫曲逆。”章帝嫌这个名字不吉利，改叫蒲阴，在蒲水的北面。王莽时改叫顺平。由此看来，因为水到城北弯曲向西流，那么“曲逆”二字应当读本音，不应当借音，否则章帝为什么嫌它不吉利而改叫蒲阴呢？看王莽更改各县名，把“阳曲”改为“阳直”（案《汉书》颜师古注：隋文帝因为姓杨，厌恶“阳曲”的名号，改为“阳直”，这里说是王莽所改，实际上是错误的），把“圜阴”改为“方阴”。那么把“曲逆”改为“顺平”，也可以大致推知。颜师古在《陈平传》及《地理志》中都没有注音，不知道《文选》注“去遇”为音，又究竟是根据什么呢？

吕居仁诗“指踪”元自汉公卿，解说的人认为“指踪”二字有误。事情见于《汉书·萧何传》，大庆考据，萧何传上面说：“各位知道打猎吗？打猎，追杀禽兽的是狗；而放开猎狗指示野兽所在处所的是人。”颜师古注说：“发纵，是说解开绳索放狗出去；指示，是用手指点。”现在俗话“放狗纵”（原注：音子用切），读者却把它当作“踪迹”的“踪”，这是不对的。书本上都不作“踪”字，自有“踪迹”的“狗”，不待人去放。根据颜师古的说法，那么用“踪”字确实是错误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也作“纵”字。后汉《荀彧传》“贵指纵之功，薄捕获之赏”，都作“纵”字，而李贤注说：“纵，有的作踪，两通。”大庆又看《文选·任昉·弹曹景宗》说：“指踪非拟获兽，何功？”已经作了“指踪”字了。唐代李德裕《让官表》却说：“臣竟微获兽之效，内展指踪，又无汗马之劳，外施武力。”又都作“踪”字。近来看孔氏《杂说》“指踪”音作“纵”，不对。《周礼·地官》有“迹人”，注：“迹人言迹，知道禽兽，这也是踪迹的意思罢了。”根据李贤的注、任昉、李德裕的文章，以及孔氏的说法，那么吕居仁的诗似乎可以这样用，再等待明白的人来质疑。

考古质疑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考古质疑卷六

（宋）叶大庆 撰

立言著论，来辨明是非，必须反复抑扬，才能得以显明。我曾看孟子辨明百里奚自卖的事情，是多么切中要害啊。至于韩愈劝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当时人们认为不对，所以写了《讳辩》。看它反复抑扬，论辩很有力，它的布局构思，大概出自孟子。试着一起抄录在这里：“万章问说：有人说百里奚把自己卖给秦国，用五张羊皮做养牲口的人，喂牛来求见秦穆公，是真的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是好事的人编造的。百里奚，是虞国人。晋国人用垂棘的美玉和屈产的良马，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