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质疑卷四

译与我一起耕种，那是比拼体力；至于游说君主，那就不能和你比拼智慧了。”于是放下农具进见楚王说：“虞国不任用宫之奇，被晋国吞并；陈国不任用子家羁，被楚国吞并；曹国不任用僖负羁，被宋国吞并；莱国不任用子孟，被齐国吞并；吴国不任用伍子胥，被越国吞并；秦国不任用蹇叔，国家陷入危境；夏桀杀死关龙逢，商汤得以夺取天下；商纣杀死比干，周武王得以夺取天下；周宣王杀死杜伯，周王室因此衰微。这三位天子、六位诸侯，都不能尊崇贤人、任用士人，所以自身死亡、国家灭亡。”说完快步退出。楚王急忙追赶他说：“您说反了，我将采纳您的劝谏。”第二天便拆毁了高台，停止了役使百姓。大庆按：《左传》记载楚庄王在位始于鲁文公十四年，卒于宣公十八年，而越国吞并吴国之事发生在哀公二十二年，相隔整整一百一十八年，怎么会有诸御己预先用伍子胥的事来劝谏楚庄王呢？况且齐国灭掉莱国，据《左传》记载是在襄公六年，也是在楚庄王去世之后，这个错误与上面伍子胥的事一样，阅读的人不可不知道。

译范蔚宗赞颂耿恭说：追念诵读《龙虵之章》，因此感叹叹息。大庆认为，《龙虵之章》记载在《说苑》中的有两处，一处是介子推的事，一处是舟之侨的事。刘向将它们连在一起记载说：晋文公即位后，赏赐没有轮到介子推。介子推的母亲说：“何不也去求取呢？”介子推说：“指责别人却去效仿他，罪过就更严重了。况且如果说出怨言，就不吃他的俸禄。”母亲说：“也让国君知道你的心意。”介子推说：“言语是修饰自身的，自身将要隐居，哪里还用得着修饰呢？”母亲说：“能像这样吗？如果我们都隐居，至死不再出现。”介子推的随从怜悯他，在宫门上悬挂书信说：“有龙矫健，暂时失去了它的处所。五条蛇跟随它，周游天下。龙饥饿没有食物，一条蛇割下大腿肉。龙回到它的深渊，安居在它的土地上。四条蛇进入洞穴，都有处所。一条蛇没有洞穴，在荒野中哀号。”晋文公出来看见，说：“唉，这是介子推啊！我正担忧王室，没有考虑到他的功劳，派人召见他，他却逃走了，于是寻找他的所在，听说他进入了绵山山中，于是立碑并封山，称为介山。”又说：晋文公出亡，周游天下，舟之侨离开虞国跟随他。晋文公回国后，选择可以封爵的就封爵，可以给予俸禄的就给予俸禄，唯独舟之侨没有参与。晋文公给众大夫斟酒，酒喝得正酣，晋文公说：“你们何不为我作赋呢？”舟之侨上前说：“君子作赋，小人请陈述我的言辞。”言辞说：“有龙矫健，暂时失去了它的处所。一条蛇跟随它，周游天下。龙回到它的深渊，安宁它的处所。一条蛇干枯，独自不得其所。”晋文公惊惧地说：“你想要爵位吗？请等待明日的约定。你想要俸禄吗？请命令粮官发放。”舟之侨说：“请求而得到赏赐，廉洁的人不接受。”于是登阶离去。晋文公寻找他不能得到，终身诵读《甫田》这首诗【原注：以上都见于第六《复恩篇》】所谓《龙虵之章》两件事就是这样。大庆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舟之侨先归，等到整顿军队进入晋国，杀了舟之侨以向国民示众，于是国民大大信服。既然舟之侨已经触犯军法，晋文公杀他以示众，国民才大大信服。哪里有所谓晋文公寻找他不得，终身诵读《甫田》这首诗呢？由此看来，《龙虵之章》是介子推的事，刘向被多闻所迷惑，不知道删改，于是连在一起记载，以为是舟之侨的事，是不对的。

《说苑·奉使篇》【原注第十二】晏子出使吴国，吴王对行人说：“我听说晏婴，是北方善于言辞而熟悉礼仪的人。”命令傧者以客礼相见，就称天子。第二天，晏子有事，行人说：“天子请见。”晏子三次惊恐地说：“臣接受敝邑君主的命令，将出使吴国。吴王所不擅长的，却迷惑进入了天子的朝廷，敢问吴王在哪里？”吴王说：“夫差，请见。”以诸侯的礼节相见。大庆按《左传》，吴王夫差在鲁定公十四年即位；按《史记·齐世家》，晏子在鲁定公十年去世。这两本书都出于刘向之前，合起来看，晏子去世而夫差还没有成为吴王，夫差即位而晏子已经去世四年了。那么这件事是错误的，很明显。

《说苑·权谋篇》【原注第十三】晋太史屠余见晋平公骄横而没有德义，带着晋国的史法回到周朝。周威公接见并问他：“天下的国家，哪个先灭亡？”回答说：“晋国先灭亡。”威公问他的理由，回答说：“臣不敢直言，用天象显示，日月星辰的运行大多不正常。说：‘这能怎么样？’用人事显示，多不义，百姓多怨恨。说：‘这有什么伤害？’用邻国不服，贤良不兴起显示。说：‘这有什么害处？’这是不知道所以生存所以灭亡的原因，所以说晋国先灭亡。”过了三年，晋国果然灭亡。大庆按：晋平公在鲁昭公十年去世，从那年到春秋结束，又经历了七十四年，晋国虽然衰败但没有灭亡。现在举晋平公的事而说“过了三年，晋国果然灭亡”，晋国什么时候灭亡了呢？又周威公应当在考王、威烈王的时代，恐怕所谓的晋平公是错误了。又说：“晋人已经战胜智伯，回来修缮甲兵。”楚王害怕，召梁公弘说：“晋人已经战胜智伯而修缮甲兵，他们会以我为敌吗？”说：“不妨碍，祸患在吴国吗？”吴君体恤百姓而同劳，使他的百姓重视君主的命令而轻视死亡，不停止吗？防备它。第二年，阖闾袭击郢都。大庆按：杜氏注《左传》，晋人战胜智氏的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所谓春秋后的，从哀公十七年开始，而阖闾入郢是在定公四年，相距五十四年，况且智伯灭亡而吴国灭亡已久，这件事错误了。又说：“越国攻破吴国，向楚国请求军队以讨伐晋国。”楚王和大夫都害怕，将要答应。左史倚相说：“这是害怕我们攻击他们，所以显示我们不病，请准备长毂千辆，士兵三万，与他们分割吴地。”庄王听从了，于是夺取东国【原注以上都见于权谋篇】大庆按：楚庄王到越国攻破吴国时，相距共一百八十年，庄王的字必定错误。

《杂言篇》【原注第十七】曾子跟随孔子在齐国，齐景公以下卿的礼节聘请曾子，曾子坚决推辞。将要离开，晏子送他说：“我听说赠送人财物，不如赠送人言语。君子居住必定选择处所，交游必定接近贤士。居住必定选择处所，是为了求取贤士；交游必定接近贤士

译（这）是用来修养道德的。我听说违背常理、改变本性的是欲望，不可以不谨慎啊。」大庆按：《孔子家语》和《史记》都说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孔子出生在鲁襄公二十二年，那么曾子就出生在鲁定公四年。查看《齐世家》，晏子去世，齐鲁在夹谷会盟的那一年，是鲁定公十年，当时曾子才七岁，怎么会有晏子送行的言辞呢？《家语》也记载齐国想聘请曾子做卿大夫的事，恐怕是后来的事，至于像晏子送行那样的言辞，双方必定有一方有误。

译尊贤篇【原注：第八】晋国与楚国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荀林父回国后，请求处死自己。晋昭公打算答应他，士贞伯说：“不可以。荀林父侍奉君主，进朝时想着竭尽忠诚，退朝时想着弥补过错，是国家社稷的保卫者。现在杀了他，这是加重了楚国的胜利。”晋公说：“好。”于是让他重新担任将领。大庆按：邲之战发生在鲁宣公十二年，《左传》也记载了这件事，当时应当是晋景公在位，“昭”字无疑是错误的。

善说篇【原注第十一】赵襄子对孔子说：“先生以臣子的身份拜见君主七十位了，却没有得到任用的，不知道是世上没有明君呢？还是先生的道本来就不能行得通呢？”孔子不回答。另一天，赵襄子见子路说：“我曾经向先生问道，先生不回答，这是隐瞒。隐瞒怎么能算是仁？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能算是圣？”子路说：“铸造天下的鸣钟，却用细草去撞它，难道能发出声音吗？”您问先生，恐怕就像用细草撞钟吧？”大庆按：孔子想要去赵国，听说赵襄子杀了大夫鸣犊就回来了，在河边感叹说：“水真美啊，浩浩荡荡！我不能渡河，这是天命啊！”可见孔子从未去过赵国，怎么会有与赵襄子问答的事？况且赵襄子并非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这件事也是错误的。

大庆看《孔丛子·诘墨篇》说：墨子称齐景公问晏子关于孔子的事情，晏子不回答，又问了三次都不回答。景公说：“把孔子告诉我的话很多了，都认为是贤人圣人却不回答，为什么呢？”晏子说：“我听说孔子到楚国，知道白公的阴谋却把石乞推荐给他，劝诱下属作乱上级，这不是圣贤的行为。”诘问他说：“楚昭王时期，夫子应聘到楚国，不被任用而返回，在陈、宋、齐、卫之间周旋。昭王去世，惠王即位十年，令尹子西才召王孙胜作为白公。这时是鲁哀公十五年。一年后作乱，在哀公十六年秋天，夫子已经去世十个月了。墨子虽然想诽谤诋毁圣人，虚构妄言，奈何这年代不相符合呢【原注：以上是《孔丛子》所载孔鲋子鱼诘问墨子的话】大庆说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纵横议论，如墨子假托晏子的话来诋毁圣人，子鱼用年代来辩驳，那么墨子的虚妄本来就可以看见了。大庆又考证，鲁定公十年，孔子主持夹谷之会，《史记》在《齐世家》记载夹谷之会说：“这一年晏婴去世”，那么白公之乱，晏婴已经死了二十二年。《左传》齐景公死于鲁哀公五年，这时景公也已经死了十年。由此知道孔子不仅没有这件事，而且景公、晏子也没有这样的问答，都是墨子凭空捏造诽谤，难怪孟轲斥责他为禽兽。

马侍读大年说：“我担任夏县县令时，一天在莲池上会客，苦于蛙声。座中有州官，是长安人，用隐晦的话戏弄我，妄说我南方人吃这个。我回答说：‘这是长安的旧事。’客人说：‘没听说过。’我拿出《东方朔传》给他看，客人才信服。汉武帝修建上林苑，东方朔劝谏认为这里土地适宜种姜芋，水多蛙鱼，穷人可以因此人人自足，没有饥寒的忧虑。颜师古注：蛙即蛙字，人们也捕捉来吃。”马氏举这个作为论据，大概是说长安人吃蛙。大庆考证《周礼·秋官·蝈氏》注说：“现在用来进献所吃的蛙。”那么汉代仍然把蛙作为御膳。又《霍光传》：“霍山说：‘丞相擅自减少宗庙祭祀用的羔羊、菟丝、蛙，可以用这个罪名治罪。’”注说：“羔羊、菟丝、蛙是用来供祭的。”那么汉代仍然把蛙作为宗庙的祭品。马氏却没有提到这些，为什么呢？大庆因此引用这两件事来补充马氏的遗漏，不必以吃蛙为羞愧，而且认为客人的话是妄言。

前辈称赞李绹和杜祁公的诗：“收得桑榆归物外，种成桃李满人间。”按太阳西垂，光影在树梢，称为桑榆，这件事见于《淮南子》。至于种成桃李，本是狄仁杰与裴耀卿的事。按《仁杰家传》，狄仁杰推荐张柬之、袁恕己、桓彦范、崔元暐、敬晖五位公，都出自门下，都是从州县官提拔到显赫职位，认为五公是一代的盛况，像桃李一样。又《谈薮》王泠然给裴耀卿的信说：“拾遗补阙，难道有世袭的吗？我不才，也是相公的一株桃李。”《大庆观》《通鉴》记载狄仁杰的事，有人说：“天下的桃李，都在您的门下。”狄仁杰说：“推荐贤才为了国家，不是为了私利。”又唐人诗讥讽李德裕说：“闲园不解栽桃李，满地惟闻种蒺蔾。”杨汝士诗说：“文章旧价留鸾掖，桃李新阴在鲤庭。”《本事诗》记载贾岛落第怨愤题诗说：“破郄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落秋风后，荆棘满庭君始知。”用桃李典故的很多，大概是指推荐贤才、种下德行而言。大庆私下认为这件事的本源，来自古代，并非起于唐代。按《韩诗外传》说：子质侍奉魏文侯，获罪后向北游历，对简主说【原注：赵简子】从今以后，不再对人施恩德了。”简主说：“春天种桃李，夏天可以在树下乘凉，秋天可以吃果实；

译春天种下蒺藜，夏天不能采摘它的叶子，秋天只能得到它的刺。由此看来，关键在于所种植的是什么。现在你所栽培的不是合适的人，所以君子要经过选择然后才去栽培【原注：见第七卷】。

又《说苑》记载：阳货获罪，去见赵简子说：“从今以后，我不再栽培人了。”赵简子问：“为什么呢？”阳货说：“堂上的人，我所栽培的占了一半以上；朝廷的官吏、边境的将士，我所栽培的也占了一半以上。如今堂上的人亲自胁迫我于君主面前，朝廷的官吏亲自将我置于法网之中，边境的将士亲自在外围胁迫我。”赵简子说：“只有贤能的人才能报答恩德，不贤的人不能。种植桃李的人，夏天能得到树荫休息，秋天能吃到果实；种植蒺藜的人，夏天得不到树荫休息，秋天只能得到刺。现在你所栽培的是蒺藜，而不是桃李。从今以后，要挑选合适的人去栽培，不要先栽培了再去挑选【原注：见复恩篇】”。

这两本书所载，都认为这是赵简子的话，虽然大同小异，但总之桃李的典故应当源于此后，人们都沿用这个典故罢了。

译抱朴子说：“鲁班不能削瓦石为芒针，欧冶不能铸铅锡为干将。所以不可能做到的事，即使是鬼神也不能做到；不可能成就的事，即使是天地也不能成就。”我曾看《传灯录》，嵩岳元圭禅师有一天遇到一位奇异的人，戴着高冠、穿着短衣而来，随从极多。禅师观察他的形貌奇特雄伟非同寻常，说：“仁者为何而来？”那人说：“禅师难道认识我吗？”禅师说：“我看佛与众生平等，我一眼看去，难道会分别吗？”那人说：“我是岳神，能让人生死，禅师怎么能一眼看待我呢？”禅师说：“我本来不生，你怎能让我死。”等等。神说：“我的神通仅次于佛。”禅师说：“你的神通有十句，五能五不能。”神惊恐地说：“可以让我听听吗？”禅师说：“你能违抗天帝，让太阳从东边运行而让七星从西边出来吗？”神说：“不能。”禅师说：“你能夺取地祇的权力，融化五岳而凝结四海吗？”神说：“不能。”禅师说：“这就是五不能【原注详见《传灯录》四卷】。大概到了这里才知道抱朴子所说的‘不可能做到的事，即使是鬼神也不能做到’，这话确实可信。虽然如此，让太阳从东边运行而让七星从西边出来，融化五岳而凝结四海，只是四件事罢了，为什么叫五不能？起初我寻求它的说法而没有得到，等到看欧阳修的话，才触类旁通。欧阳修说：“我家有歙砚，底部有款识，说是吴顺义元年，处士汪少微铭文说：‘松操凝烟，楮英铺雪，毫颖如飞。人间五绝所颂的三样东西，而称为五绝的，难道砚和少微是五吗？’”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说：“我的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而常放酒一壶，我老于其间，这就是六一。”那么神本来有四不能了，加上不能生死元圭，这就是五了。愿与识者共同参究。

《事物纪原》论先农之祭说：“汉文帝制书，开始在耤田耕作，官府祭祀先农，用一头太牢。那么它的祭祀从汉朝兴起。”大庆按：《礼记·郊特牲》论八蜡，首先提到先啬。郑玄注认为是神农。《周礼·职方氏》祈年于田祖，郑玄注：“开始耕田的人，指神农。”大司徒树立田主。贾公彦疏：“田主应当在耤田中，依照树木制作，就是诗人所说的田祖，《郊特牲》所说的先啬，都指开始耕田的人，神农就是。”至于《甫田》诗以御田祖，孔颖达疏说：“开始造田的人称为田祖，先从事稼穑称为先啬，神化农业称为神农，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那么先啬、田主、田祖，都指神农。先农之祭，难道不是神农吗？这个祭祀，考察《诗》《礼》，本来就有祭祀，而说“从汉朝兴起”，不对。

王归叟诗话：黄庭坚书写会稽公徐浩《宝林寺》诗说：“兹山昔飞来，远自琅琊台。孤岫龟形在，深泉鳗井开。”按《尔雅》：“山有穴为岫。”现在季海诗说“孤岫龟形在”，就不成话。大概谢玄晖说“窗中列远岫”，已经误用字，季海又承误。大庆曾因此观察古人，如陶渊明说“无心而出岫”，嵇中散《幽愤诗》“采薇山阿，散发岩岫”，也是指散发于岩穴之间。晋张协诗“荒林寂以闲，山岫峭且深”。魏徐干《七喻》说“栖迟乎穹谷之岫”。陆士衡诗“王鲔怀河岫，抱朴子藏夜光于嵩岫”，又说“攻美玉不于荆山之岫，不得连城之尺璧也”。既然说山，又说岫，它们的意思都像《尔雅》所说的，所谓山的洞穴。归叟的话对了。然而梁朱超诗“高岫郁相连”，杜甫诗“晨光映远岫【原注：甘林诗】又说“远岫争辅佐【原注：木皮岭诗】又说“巫岫郁嵯峨【案：此句江梅诗原本脱注】韩愈诗“横云时平凝，点点露数岫”，欧阳修诗“依依带幽涧，隐隐见孤岫”，直接把岫当作山，这是相承误用吗？玄晖诗又说“云端楚山见，林表吴岫微”。等到看汉张平子《南都赋》“岫绕缭而满庭”，这也是把岫当作山，又在玄晖之前了。归叟难道没看到这些吗？不然为什么认为季海承玄晖之误呢。

对床听雨，二苏兄弟酬答多用之。苏轼有《东府雨中别子由》诗说：“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初秋寄子由说：“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在郑别子由说：“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在御史狱说：“他年夜雨独伤神。”李公择故居诗：“对床老兄弟，夜雨听竹屋。”又初秋，子由与苏轼相从彭城赋诗说：“逍遥堂后千章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飘泊在彭城。”又子由使辽，在神水馆说：“夜雨从来对榻眠，兹行万里隔冰天。”子由舟次磁

译胡仔说：“‘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这是兄弟二人所作的诗，所以后人多认为这是描写兄弟情谊的事。”苏轼诗注中说：“苏辙与苏轼在怀远驿，读韦应物的诗读到‘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时，深深感动，于是相约早日辞官，享受闲居的乐趣。”然而，韦应物这首诗实际上是赠给外甥元常、全真的。他又赠给令狐士曹的诗说：“秋霖滴滴对床寝，山路迢迢联骑行。”至于白居易也有《招张司业》诗说：“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所以苏轼送刘寺丞的诗说：“中和堂后石楠树，与君对床听夜雨。”由此看来，“对床听雨”并非只有兄弟之间才能使用。

译《东皋杂录》中引用《诗经》：“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又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郑玄笺注说：“嘤嘤，是两只鸟的叫声。”正文与注疏都未曾提及黄鸟。自从白居易编撰《六帖》，才开始将其归类到莺的门类中。他又作诗，经常使用这个典故，如“谷幽莺暂迁”、“不失迁莺侣”、“莺迁各异年”、“树集莺朋友”之类。后人大多沿袭使用。《缃素杂记》记载刘禹锡《嘉话》说：“如今称进士登第为迁莺，已经很久了。大概源自《诗经》说：‘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又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其中并没有‘莺’字。近年省试有《早莺求友》诗，又有《莺出谷》诗，其他书籍固然没有证据，这是大错特错了。”我认为今人吟咏多用“迁莺出谷”的典故，又曲名《喜迁莺》，都是沿袭唐人的错误。所以宋祁说：“晓报谷莺朋友动，又杏园初日待莺迁。”王安石说：“莺犹寻旧友。”只有汉代梁鸿《思友人》诗说：“鸟嘤嘤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怀思。”《南史》中刘孝标《绝交论》说：“嘤鸣相召，星流电激。”这才是真正领会了《诗经》的诗意。苕溪渔隐说：“黄庭坚诗‘千林风月莺求友’，也是承袭唐人的错误。”然而自从唐代至今误用的人很多，当时的硕学大儒尚且如此，我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洪刍说：“古今诗人误用‘出谷迁乔’为黄莺。”查《诗经》注：“嘤嘤，是两只鸟的叫声。”并非指莺。《禽经》称：“莺，叫声嘤嘤。”这大概是后人附会，并非《诗经》的本意。以上各位的议论如此。大庆按：《诗经》中的“嘤嘤”虽然不指莺，然而汉代张衡《归田赋》：“王睢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又《东都赋》：“雎鸠鹂黄，关关嘤嘤。”大概仓庚、鹂黄就是所谓的莺。张衡都用“嘤嘤”来形容，那么唐人用“嘤嘤”指代莺，又未必不是源于此。如果认为白居易才开始误用，我私下认为不对。大概李峤《莺》诗：“乍离幽谷日，先啭上林风。”李白《荆门望蜀江》诗：“花飞出谷莺。”两位李氏大概早于白居易了。况且梁元帝《言志赋》：“闻莺鸣而怀友。”陈代杨谨《从驾祀麓山庙》诗：“窗幽细网合，阶静落花明。檐巢始入燕，轩树已迁莺。”从梁、陈时期就已经使用“迁莺”的典故，却说承袭唐人的错误，是不对的。

老子说：“做学问要日益增加，修道要日益减少。”大庆曾经观察庄子中颜回的故事，才领悟老子的意思。《庄子·大宗师》篇：“颜回说：‘我进步了。’孔子说：‘什么意思？’颜回说：‘我忘记了仁义。’孔子说：‘可以了，但还不够。’过几天再见，颜回说：‘我进步了。’孔子说：‘什么意思？’颜回说：‘我坐忘了。’孔子说：‘什么叫坐忘？’颜回说：‘抛弃肢体，摒弃聪明，脱离形体，去除智慧，与大道相通，这就叫坐忘。’孔子说：‘与大道相通就没有偏好了，顺应变化就没有恒常了，你真的贤德啊！我也请跟随在你后面。’看这一章，老子的话就明白大半了。大概老子的话，这两句应当作为一个意思，况且‘做学问日益增加’在哪里体现呢？是因为‘修道日益减少’。学问达到‘修道日益减少’的境界，像颜回那样忘记仁义，忘记礼乐，以至于坐忘，才可以说是日益增加。扬雄说：‘颜回以退为进，他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吧？’

皇甫谧说：“计君义传授司马相如传记，于是涉及《汉书》，读《匈奴传》，不认识‘撑犁孤涂’这几个字，有个胡奴拿着蜡烛，回头问他。胡奴说：‘撑犁，就是天子。匈奴的称呼，单于，就像汉人有天子一样。’我于是豁然开朗。”以上都是《元晏春秋》的说法。我看欧阳修年轻时，代替王状元写谢及第启说：“陆机阅读史书，尚且不认识撑犁；枚皋写文章，只是勉强写成骩骳。”欧阳修认为陆机大概是误用了。黄朝英《缃素杂记》以不知道欧阳修使用撑犁的典故为遗憾，大概是他没有读《元晏春秋》罢了【原注：以上见《能改斋漫录》】大庆说《漫录》的话如此，然而我曾看《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原注：上力全切，下力兮切】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称天为‘撑犁’，称子为‘孤涂’，单于是广大的样子。班固解释其含义，并非不详细明白。假如皇甫谧读《匈奴传》，果真要等到胡奴的解释才领悟吗？《元晏春秋》却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呢？大庆说黄朝英不认识欧阳公所用的典故，固然没有看见《元晏春秋》，而吴氏《漫录》列举《元晏春秋》的说法，也未必看见《汉书·匈奴传》。

程氏《考古编》说：李济翁《资暇集》说：如今人符咒后说“急急如律令”的，令音零，律令是雷鬼中最快捷的，意思是应当像律令一样。

译这是鬼的快捷之处。查考《风俗通》论述汉代法律九章时，曾说道：所谓官吏，就是治理的意思，应当先端正自己，然后才能端正他人，所以文书下达时如同律令一般，是说应当秉承法度、遵循绳墨，行动不违背律令。如今道士流传的符咒，凡是行文移文都模仿官府制度，那么符咒末尾所说的“如律令”，正是效仿官府文书而作，不必穿凿附会地认为是雷鬼。大庆按：《文选》中袁绍檄文给豫州，结尾说“如律令”；曹操檄文给吴地部曲，结尾也说“如律令”。由此可知李说之谬误。大概律，是用来禁止人们做不该做的事；令，是用来命令人们做该做的事。“如律令”，意思是像律令一样不可违抗。道家符咒，正是效仿官府文书而作，确实如程氏所说，所以大庆又用袁绍、曹操的事例来证实它。

译《尚书》说：“兢兢业业，一天两天要处理成千上万细微的事务。”这是皋陶告诫舜的话。注解说：“几，就是细微的意思。”说的是万事的细微之处。自从汉代王嘉上呈封事说：“一天两天要处理成千上万的机务。”在“几”字旁边加了“木”字，所以后人多写作“万机”。我曾看到《魏相传》中记载宣帝开始亲自处理万机，《循吏传》中记载皇帝开始亲身处理万机，励精图治。后汉肃宗本纪说：“我统领处理万机，害怕失去其中的中道。”《牟融传》说：“显宗正勤于处理万机。”锺离意的奏疏说：“希望陛下垂示圣德，衡量处理万机。”蔡邕说：“陛下思考处理万机，以回应上天的期望。”魏明帝诏令华歆说：“我新近处理万事，一天有万机。”又看到孙绰为丞相王导所立的碑文说：“虽然总管当时的事务，一天有万机，但能平心静气地延请平民之士，委屈自己以招揽隐居山林的俊才。”又《世说新语》记载：简文帝担任宰相时，桓温很担心他办事迟缓，常常加以劝勉。简文帝说：“一天有万机，怎么能快得了？”当时简文帝正担任宰相，这是宰相被称为处理“万机”的例子。虽然如此，我曾探求这种称呼的起源。《舜典》说：“把他放到山林川泽中去历练。”注解说：“意思是让他总录万机的政务。”《公羊传·僖公九年》说：“宰，周公是什么人？是天子的执政者。”注解说：“应当与天子共同听取万机政务。”《汉百官志》说：“相国、丞相秉承天子旨意，协助处理万机。”至于《晋书·顾荣笺》说：“文王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周公洗一次头要握着头发出来三次，为什么呢？确实是因为一天有万机，不可不治理。”由此看来，宰相被称为处理“万机”，难道不可以吗？

《考古质疑》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考古质疑》卷五

（宋）叶大庆 撰

《容斋随笔》中说，《中说》所载门人多是贞观年间知名的卿相，却没有一人能振兴师道的，所以议论的人往往表示怀疑。其中最受推崇的高足弟子说是程、仇、董、薛，程元、仇璋、董常，没有别的记载，只有薛收，唐史中有列传，踪迹非常清楚。薛收因为父亲薛道衡没有死在隋朝，不肯出仕，等到唐祖兴起，将要响应义举，郡太守尧君素察觉了，使他不能离去，等到尧君素向东联合王世充，薛收就挺身归顺唐朝，正当丁丑、戊寅年间。丁丑是大业十三年，又是义宁元年；戊寅是武德元年，这一年三月，炀帝在江都遇害，大概是大业十四年。杜淹写《文中子世家》说：“大业十三年江都发生变乱，文中子有病，召见薛收说：‘我梦见颜回称颂孔子归休的命令’，于是卧病去世。”这与薛收的事迹完全不合，年份也不同，这是非常可疑的。又说李靖受《诗经》并询问圣人之道，李靖既然说“大丈夫应当以功名获取富贵”，怎么会成为章句儒生，恐怕一定没有这回事。《中说》后面记载文中子次子王福畤所录说：“杜淹担任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嫌隙。”我查考杜淹在贞观二年去世，二十一年后高宗即位，长孙无忌才拜为太尉，这与史实不符就像这样，所以有人怀疑是阮逸所作。叶大庆认为容斋的辩证是对的。我曾看杜淹所撰写的世家，年份世系既然已经矛盾，而且有时疏略自相矛盾，岂止像容斋所怀疑的那样呢？大概容斋所怀疑的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叶大庆所怀疑的因此得以附带显现。《世家》说：“开皇四年文中子出生”，又说：“开皇九年江东平定，铜川府君叹息说：‘王道没有秩序，天下为什么统一呢？’文中子在旁边侍奉，十岁了。”叶大庆查考：开皇四年文中子出生，到开皇九年才六岁，为什么说十岁呢？这是疏略自相矛盾，不必等别人攻击他的错误。又说：“开皇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向东海李育受《书》，向河东关子明问礼。”叶大庆查考：关子明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末年担任晋阳穆公府记室，穆公向孝文帝推荐他，孝文帝说：“好的谋略，不要担心不实行，我南征回来时，应当共同讨论道来探究治国的根本。”计算年代，应当是齐明帝永泰元年戊寅年。从此到开皇十八年戊午年，大概一百零一年了。假如关子明担任记室时，刚二十岁，到现在也一百二十多岁了。怎么会有文中子向关子明问礼的事？这不是年份的矛盾吗？容斋所怀疑的，反而不及这一点，为什么呢？虽然如此，杜淹所撰写的，难道是想夸大我们师道的名声，所以来不及详细考究年月，而引起后人的诋毁吗？容斋于是连带怀疑《中说》是阮逸所作，叶大庆则不敢同意。为什么呢？阮逸是我们宋朝仁宗朝的人，《唐书·艺文志》已有王通的《中说》，皮日休有《文中子碑》，也说序述六经，敷演为《中说》，李靖、薛收、房玄龄、杜如晦都是他的门人，而刘禹锡作《王华卿墓铭序》，记载其家世行事非常详细，说“门多伟人”，则与其书所言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