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质疑卷二

译齐国出兵干涉燕国事务三年，燕国发生大乱。储子对齐宣王说：趁此机会推翻燕国，攻破燕国是必然的。孟子对齐宣王说：现在讨伐燕国，这是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时机，不可错过。齐宣王于是命令章子率领五都的军队，凭借北地的民众去讨伐燕国。燕王哙被杀，齐国取得大胜。子之逃亡。从《战国策》来看，齐宣王讨伐燕国与孟子的言论完全吻合，因此不能轻易断定孟子有误。那么，那些认为孟子有误的说法，都是因为依据《史记》的世家和年表才这样说的吗？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在周显王三十六年记载：齐威王去世，儿子齐宣王即位。在显王四十八年记载：燕易王去世，儿子燕哙即位。根据这些记载，齐宣王正好与燕哙同时代【原注：显王在位四十八年，次年周靓王即位，又过六年周赧王即位】。周赧王元年，燕国大乱，齐国讨伐燕国，并且详细记录了孟子回答齐宣王问话的内容。这一年，齐宣王去世，儿子齐愍王即位。那么，齐宣王十九年，《资治通鉴》的记载也与年表相同。唯独年表认为齐宣王在显王二十七年即位，而《资治通鉴》认为齐宣王在显王三十六年即位，因此从这以后的年代次序就有了差异。司马光在进呈《资治通鉴》的表文中说，广泛阅览旧史，挖掘隐秘，校勘计算毫厘不差，难道会有这样重大的关键问题不加以考究而出现错误吗？况且孟子回答的言论历历在目，《战国策》也有可查证的依据？然而即使将《史记》互相参看考证，纪传、世家与年表的前后岁月，也都相互对应。像讨伐燕国这一件事，还不足以断定《史记》有误。只有一件事，或许可以作为证据。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不免自相矛盾。《越王世家》说：“越王无疆向北讨伐齐国，齐威王派人游说越国，说讨伐齐国不如讨伐楚国有利。越国于是放弃齐国去讨伐楚国，楚国大败越国，杀了无疆，在徐州向北击败了齐国。”根据这段记载，在徐州击败齐国，是越国因为齐威王的游说而去讨伐楚国，楚国趁着击败越国的势头而击败齐国，这正是齐威王在位的时候。年表将徐州被围之事，记载在显王三十六年，属于齐宣王在位时期，这难道不是司马迁自相矛盾吗？那么，既然徐州被围是齐威王时期的事，就可以看出齐宣王并非在显王二十七年即位。而《资治通鉴》的记载符合事实【原注：《资治通鉴》记载楚国在显王三十五年击败越国，在显王三十六年包围徐州，这一年齐威王去世，儿子齐宣王即位】。由此可知，讨伐燕国是齐宣王所为，这是明确的。大体上，通过这件事可以明白那件事，而因为司马迁自相矛盾，就尤其可以辩驳并推翻错误的观点。大庆对于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存有疑惑无法决断！如今独自辛苦考证，希望读者不要只说“吃肉的人不吃马肝”，就以为不知道味道。真是幸运啊。

译《史记》在《管仲传》中说：“管仲死后一百多年，出现了晏子。”在《孙武传》中说：“孙武死后一百多年，出现了孙膑。”在《屈原传》中说：“屈原死后一百多年，出现了贾谊。”这是说他们的才能、品行、术业相近似。至于《滑稽列传》《优孟传》中说：“优孟死后二百多年，秦国有优旃。”这其中的用意也与上文同类相同。但是《淳于髠传》却说：“淳于髠死后一百多年，楚国有优孟。”这似乎未免颠倒了时序。为什么呢？优孟与楚庄王同时代，淳于髠与齐威王同时代。楚庄王属于春秋时期，齐威王属于战国时期，应当说“淳于髠之前一百多年，楚国有优孟”才对。我原本怀疑这是传抄的错误。然而先传淳于髠，后叙优孟，列传的先后顺序就是这样，那么这就不是传抄的错误，而是《史记》真正的失误了。

《汉书·律历志》说：“汉成帝时，刘向总括六种历法，辨别是非，撰写了《五纪论》。刘向的儿子刘歆探究其精微奥妙，撰写了《三统历》及谱，用来解说《春秋》，推演法则严密精要，所以在这里叙述。”这说明《三统历》是刘歆创作的。司马彪撰写《后汉书·律历志》，却说：“从太初年开始使用《三统历》，施行了一百多年。”大庆按：太初是汉武帝的年号，刘歆出生在西汉末年，怎么能在太初元年就开始使用《三统历》呢？又查考汉哀帝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寿元年。如果指的是这个太初，那么那时本来就有《三统历》了。但是从太初元寿到建武八年，朱浮、许淑等人上书说历法不准的时候，仅仅三十六年，不应该说施行了“一百多年”。由此看来，其中的错误就显而易见了。

《事物纪原》说：汉代仪制第四十一条说策书，就是策简。现在的册命就是如此，大概始于汉代。《尚书·顾命》说：“丁卯日制作册书”，那么汉代是沿袭周代的做法。大庆认为《事物纪原》说汉代沿袭周代的做法固然正确，但它所引用的《尚书》是成王末年册立康王的事情，在此之前，比如郑司农引用《春秋传》说：周王命令内史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文中说：周王对叔父说，要恭敬地服从王命，来安抚四方诸侯，纠正疏远王室的邪恶。晋侯三次推辞后接受命令，接受策书后退出。又查考《尚书·洛诰》：周王命令周公之后制作册书诰命，都是册命的事情。《事物纪原》所引用的在后，不能算是本源【按：《左传》中周襄王任命晋文公的事，距离康王时年代已经很远，这里说《事物纪原》所引在后，实际上是有误的】。

《汉书》记载霍去病担任票姚校尉，服虔注音为“飘摇”。颜师古说：“票，音频妙切；姚，音羊召切，形容劲疾的样子。”荀悦《汉纪》写作“票鹞”字。霍去病后来担任票骑将军，还取用了票姚的字。现在读者读作“飘摇”，就不符合其本义了。这是颜师古的说法。然而古今诗人多作平声使用，比如高适《送将军出塞》诗：“银鞍玉勒绣鍪弧，毎逐票姚破骨都。”李白诗：“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谁者霍票姚。”杜甫《后出塞》诗：“借问大将谁，恐是霍票姚。”又说：“汉朝频选将，应拜霍票姚。”又说：“居然双捕虏，自是一票姚。”又说：“功成画麟阁，独有霍票姚。”杜牧诗：“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愧霍票姚。”本朝王安石也说：“莫教空说霍票姚。”刘贡甫诗：“票姚不复顾家为，谁为东山久不归。”纵观作者，都跟随服虔的读音，不采纳颜师古的说法，为什么呢？大庆曾经考据过，服虔与郑玄，都是汉代儒学的宗师。后辈晚学，以至于宁可说孔子圣人，却忌讳说服郑，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服虔既然注音为“飘摇”，所以后人都跟随他。直到唐代颜师古才引用荀悦《汉纪》，来改变其音义。然而自唐代以前，都跟随服虔的读音，比如梁代萧子显《日出东南隅行》诗说：“汉马三万匹，夫聓仕票姚，十五张内侍十八贾登朝。”周代庾信《夜听捣衣》诗说：“捣衣明月下，夜静秋风飘。云云寒衣须及早，将寄霍票姚。”都作平声押韵。所以后人承袭而使用，如唐代李白、杜甫以及我本朝各位公卿，也都作平声。那么这两个字都跟随服虔的读音，不采纳颜师古的说法，并不是不采纳颜师古的说法，而是因为颜氏未正音义之前，前人都跟随服虔的读音，所以后人也相沿袭而使用吧。

《司马法》说：十井为一通，一通出一匹马，三十家出一名士，两名徒卒。《刑法志》说：四邑为一丘，一丘是十六井。有一匹戎马，三头牛。《司马法》说：十通为一成，一成是一百井，三百家，一辆革车，十名士，二十名徒卒。《刑法志》说：四丘为一甸，一甸是六十四井。有四匹戎马，十二头牛，三名甲士，七十二名卒。《司马法》说：十成为一终，一终是一千井，三千家，十辆革车，一百名士，二百名徒卒。《刑法志》说：一同百里，定出赋税六千四百井，四百匹戎马，一百辆兵车。《司马法》说：十终为一同，一同方圆百里，一万井，三万家，一百辆革车，一千名士，二千名徒卒。《刑法志》说：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定出赋税六万四千井，四百匹戎

译马四千匹，兵车一千辆。天子王畿方圆千里，按规定征收赋税为六十四万井，战马四万匹，兵车一万辆。两种说法在数量上多寡不同，为什么呢？古代的车兼具进攻和防守的功能，合起来说，都称为革车；分开来说，称为革车，又分为轻车和重车。按伍法编制到卒这一级就具备了攻守能力，攻守各配备一乘车。攻车用马，守车用牛。攻车配备七十五人，守车配备二十五人。在攻车上称为甲士、称为步卒；在守车上则称为徒兵。郑玄注中所引用的，是因为通过守车来体现攻车，所以士的数量较多。《刑法志》中所记载的，是因为通过攻车来体现守车，所以有牛。古文质朴简略，制度往往相互参照，这大概是古人所熟悉知晓的，而今人即使皓首穷经也无法通晓。其法则中井、邑、丘、甸、县、都，在《周礼》中都有记载，起初并没有不同，只是没有深入考察罢了。然而这只是都鄙地区的制度，如果是乡遂地区则又不同。大概古代的军队，乡遂地区由司徒掌管，而都鄙地区由司马掌管，所以《司马法》中记载如此。郑玄、班固有所不知，认为周代的军政制度全都在这里了，而且不知道攻守车相互参照的说法，难怪他们相互矛盾而不能贯通。但只要以百里为相同，兵车一百辆，观察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制度并没有不同了。

译大庆近来阅读《文子》一书，全书共十二篇，称为《通玄真经》，就像《庄子》被称为《南华真经》，《列子》被称为《冲虚真经》一样。这本书大体上多记载老子的言论，有人说它是老子的弟子所作。然而它的序言却认为作者是周平王时代的人。查《史记·货殖列传》的注释，裴骃说：“计然，是葵丘濮上的人，姓辛，字文子，他的祖先是晋国逃亡的公子，曾经向南游历到越国，范蠡拜他为师。”《文选·曹植·求通亲亲表》引用《文子》说：“不做福气的开端，不做灾祸的先导。”这里引用的正是《文子》第三卷《守虚》篇的内容。而李善注解说：“范蠡说：文子，姓辛，葵丘濮上的人，号称计然，范蠡拜他为师。”另外《北史·萧大圜传》说：“留侯张良追随赤松子的足迹，陶朱公范蠡从辛文那里学到了治国之术。”既然如此，那么所谓的文子，应该是春秋末期的人。但是这本书第五卷有周平王问文子说：“我听说你向老聃学习道术。”等等。注释家认为平王是周平王，所以序言就认为他是周平王时代的人。春秋始于鲁隐公时期，也就是周平王的时候，这是春秋的开始。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掉吴国，那是春秋的末尾，前后相距二百多年，难道能说文子是周平王时代的人吗？况且这本书第一卷又记载孔子向老子问道，老子说：“端正你的身形，专一你的视线，天和就会到来。”这说明老子与孔子同时代，都距离平王时代很远了。另外这本书《上仁》篇说：“伯乐相马，王良驾车。”王良与赵简子同时代，也是春秋末年。既然如此，说他是平王时代的人，难道不是错误吗？回答说：孔子与老子问答，他们确实是同时代人。像上文所引用的那样，怎么能在平王时代就有老聃，还说“我听说你向老聃学习道术”，这似乎真的是错误了。但是前史所记载的孔子都可以考证他出生的年月，至于老聃则无法推究他的起始，只知道姓李，名耳，字伯阳，是周朝守藏室的史官。曾经看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周幽王时，三川都发生地震，伯阳甫说：‘周朝将要灭亡了。’”注释说：“伯阳父，周朝柱下史，就是老子。”等到幽王立褒姒为后，太史伯阳读史书说：“周朝要灭亡了。”等等。由此看来，太史伯阳就是老子，本来就已经出现在幽王之前。那么平王说“我听说你向老聃学习道术”，又似乎不是错误。况且孔子“私下将自己比作老彭”，解说者认为老彭就是老聃和彭祖。彭祖是尧的臣子，绵延经历唐虞夏商，那么老聃的年龄，司马迁说他是修道以长寿，或许生于幽王之前，而绵延经历到春秋末年，也是可能的。再等待智者来考证吧。

《新序》说：秦国想要攻打楚国，派使者去观察楚国的宝物。昭奚恤筑坛宣称：“治理百姓，充实粮仓；令尹子西在这里守卫疆土，谨慎边界；叶公子高在这里治理军队，整顿兵器；子反在这里发扬霸王的余义，承袭治道的遗风；昭奚恤在这里。任凭大国使者观看。”使者回报秦君说：“楚国多贤臣，不可图谋。”大庆按：《资治通鉴》记载昭奚恤担任楚国令尹，实际上是周显王十六年。子反死于鲁成公十六年，即周简王十一年。从子反死的那天到昭奚恤为相的时候，前后二百二十年，怎么能是同时代人呢？或许恐怕另有子反，不是死于鄢陵之战的那个。然而令尹子西死于鲁哀公十四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距离昭奚恤为相的时候，也有百三十年了，又怎么可能是同时代人呢？或许又有人说楚国不止一个子西，然而叶公子高平定白公之乱，正与子西死于白公之乱是同时，必定是这个子西。所以大庆断定《新序》的错误无疑。虽然如此，这些人本来就不是同时代人。然而通过推测文意来探求作者本意，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大概这几个人都是楚国的名臣，昭奚恤暂且想以此来向秦国使者夸耀，所以列举这些人，说治理民众、富国强兵、守卫疆土、整顿军队，都有合适的人选，这是寓言罢了，何必要求他们时代相同？就像东方朔回答汉武帝，如果真的得到天下的贤士，公卿在位都得到合适的人选。如果把周公、召公作为丞相，孔子作为御史大夫，姜太公作为将军，卞庄子作为卫尉，皋陶作为大理，后稷作为司农，鲁班负责营造，史鱼负责纠察等等，这些公卿本来就不是同时代人，也是暂且用这种方式来寄托言意罢了。知道这一点，就知道《新序》中昭奚恤的话了。

大庆曾经论述《新序》的错误，大概不止一处，姑且记录在这里。孟子回答好色好勇的事情，是与齐宣王的问答，而《新序》却认为是梁惠王，难道不是错误吗？另外《节士篇》所说的《黍离》诗，是周朝的诗，《诗序》说得很明白，《新序》却说卫宣公的儿子寿怜悯他的哥哥将要被害而作了这首诗，也是错误的。

汉高祖的谋臣心腹是张良、陈平，然而“三杰”的称号，陈平不在其中。有人说皇帝知道会有吕氏的祸患，将要依赖陈平，所以在众人之中……

译中间阐明刘邦得天下的缘由，借此寄托褒贬之意，不让刘邦对过去的成就自满，而且勉励他在未来继续效忠。唉！天下的事情，只有真实罢了。功劳很多而奖赏不够，那么人们本来就不能自我安慰；没有功劳却过分夸大，那么凡是有一点成效的人，难道能心服口服吗？像高祖那样英明通达，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大庆曾经考证过：秦二世元年九月，高祖在沛县起兵，萧何主持谋划；第二年才得到张良，又过了一年多才进入关中，推翻秦朝、攻取楚国，萧何、张良的谋划占多数。至于平定三秦，击败魏国、攻破赵国，胁迫燕国、袭击齐国，战胜攻取，把项羽逼到垓下，那是淮阴侯韩信的力量。陈平带着剑投奔汉朝，是在汉二年三月。当时高祖起兵将近五年了。三位豪杰之所以献计效力，原因不一，而陈平最后才到，他功劳的多寡是不用讨论的。况且陈平凭借踩脚低语被封为齐王，凭借养虎的比喻而追击项羽，这又是与张良共同进言，并非陈平独自享有美誉。直到项氏灭亡，陈平不过离间楚君臣这一件事罢了。高祖在刚即位之初评定三位豪杰的功劳，那时陈平怎么能与那三位相提并论呢？大概陈平的谋略，如游云梦以擒获韩信的反叛，用秘计以解除平城之围，所谓六出奇计等事，都是即位数年之后的事。高祖初年的言论，也只是陈述实际情况罢了，哪里能预先将陈平列入三杰的行列呢？

译《复斋漫录》说：“臣僚的奏章被皇帝留在宫中不发出的开端，原本始于苏颋担任知制诰时。唐明皇说：‘你所撰写的文诰，可以抄录一份送进来，我要留在宫中阅览。’查考后汉杨赐的传记，杨赐上书请求离职，事情被留在宫中【原注：注解说所议论的事情留在禁中，没有施行。又东平王刘苍上奏便冝，那件事也被留在宫中。注：留在禁中】。又《史记·三王世家》记载：汉武帝之子，群臣请求立刘闳、刘旦、刘胥为诸侯王，四月在未央宫上奏，留在宫中不下达。那么，‘留中’这一做法，汉朝已经有了，见于司马迁、班固的史书中。《复斋》说始于苏颋，是错误的。”

《考古质疑》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考古质疑》卷三

（宋）叶大庆 撰

《吴氏漫录》说：豫章渔父的诗中有‘范蠡归来思狡兔，吕翁何意兆非熊’。又有‘岩居大士是龙象，草堂丈人非熊罴’。查考《六韬》和《史记》，原文是‘非龙非彲非虎非罴’，没有‘熊’字，恐怕豫章渔父另有依据。叶大庆看李翰的《蒙求》说：‘吕望非熊。’徐状元补注，并且引用《后汉书·崔骃传》的注解说：‘西伯出猎，占卜说：所获得的不是龙、不是彲、不是熊、不是罴。’所谓‘非熊’大概源于此。然而《六韬》和《史记》原本用的是‘虎’字，唐代人多写作‘非熊’。杜甫的诗‘田猎旧非熊’，又《夔府秋日书怀》说：‘熊罴载吕望，鸿雁美周宣。’白居易的《六帖》在‘熊’部、‘猎’部、‘卜’部都写作‘非熊非罴’。大概‘虎’字是唐高祖李虎的讳，所以章怀太子注《后汉书》虽然引用《史记》的文字，特意改成了‘非熊’。杜甫、李翰、白居易都是唐人，所以相传都写作‘非熊’，而豫章渔父也是依据这个，何必再另外寻求依据呢？有人说汉桓宽的《盐铁论》说：‘起磻溪熊罴之士。’那么汉人本来就用‘熊罴’来说话，难道一定是因为国讳而改的吗？大概‘熊罴’是世间的常言，如《诗经》说：‘维熊维罴’，《尚书》说：‘如熊如罴’，又说：‘则亦有熊罴之士’，所以人们都用‘熊罴’来说话。至于特意将‘非虎’改为‘非熊’，确实始于唐代。至于李善注《文选》，他在《宾戏》中引用《史记》说：‘所获非龙非虎非熊非罴’，在《非有先生论》中引用《六韬》说：‘非熊非罴非虎非狼’，其实这不是《史记》《六韬》的原文，只是凭记忆大概如此而作的注，不足以作为依据。

《吴氏漫录》说：王观国《学林新编》说唐代三百年都铸造开元通宝，难怪这种钱币这么多。到了五代有天佑、天福、唐国等钱币，而本朝专门用年号。然而宋通、元宝、皇宋元宝，不是年号的，宋通是开宝年间铸造的，皇宋是宝元年间铸造的。大概钱文不能用两个‘宝’字，所以改变了【原注：以上都是王观国的说法】。我查考后魏孝庄帝时用的钱稍薄，高道穆说：‘论今据古，应该改铸大钱，钱文记载年号，以记录其开始。’那么用年号铸钱很久了，王观国的说法不对。叶大庆说王观国的错误，本来不止这些。吴氏所论述的也大致不对。查考《资治通鉴》，梁武帝中大通元年，北魏有很多细小的钱，高道穆上表说应该改铸大钱，记载年号以记录其开始，于是开始铸造永安五铢。永安是魏孝庄帝的年号，用干支推算当时，是己酉年【案：己酉原本作己丑，与下文三十五年的数目不符，查考永安二年是己酉，现在改正】。又齐明帝建武二年，北魏人未曾用钱，魏主开始铸造太和五铢。太和是北魏孝文帝的年号，那么钱文记载年号已经见于此时，是乙亥年，又比永安早三十五年。所以高承《事物纪原》说：‘钱文用年号，从北魏孝文帝太和开始。’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叶大庆又查考杜佑《通典》，宋景和二年铸造二铢钱，钱文说‘景和【原注：景和是前废帝的年号，即永光元年，这一年明帝即位，又改泰始，是乙巳年】。又宋孝武帝即位铸造孝建四铢，孝建元年是甲午年，又比太和早四十二年。那么用年号铸在钱文上，应当以南宋的孝建、景和为开始，而北魏的太和、永安都晚于这个。所以说吴氏所论述的大致不对。至于《学林》说唐代三百年都铸造开元，难怪这种钱币这么多，不对。查考《唐书·食货志》，高宗干封元年改铸干封泉宝，肃宗干元元年改铸干元重宝，而代宗时又铸造大历元宝。说三百年都铸造开元，是错误的。又说五代有天佑、天福等钱币，天佑是唐末年的年号，起初不是五代，所以说王观国的错误不止像吴氏所说的那样。开元之所以特别多的原因，大概自从干封改铸之后，商贾不通，米帛昂贵，后来实行开元钱，天下都铸造它。又武宗时允许各道。都设置钱坊。李绅请求天下用州名铸钱。京师铸京钱，大小直径一寸像开元。因为高宗时天下都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