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折衷卷之三

译没有形体，就是没有作用。如果说德性没有形体，那就不认识德性了。况且珍珠和水，难道没有形体吗？

汲古问：蒙昧的人如何培养端正的品性？先生说：“蒙昧的人，是不知不觉的，以此来培养端正的本性。”

端正的本性也必须认识得到、知晓得到，为什么说是不知不觉呢？所谓不知不觉，是指没有邪僻的知识和见识。

人所需要的等待很多，心动于意念，就不是光明。光明如同日月之光，没有思虑、没有作为却无所不照，这就叫道。这样人们都信服它，所以叫孚。这样就能得到所需要的，亨通了。得到所需要的，亨通，或者放逸失正，所以又说贞正才吉祥。孚与光与正，本来不是三件事，用这三者来阐明道心。一动于意念，就不孚、不光、不正，这叫人心。所以舜说：人心惟危。

端正意念难道可以没有吗？《大学》讲诚意，是什么意思呢？不动意念，那是死灰。

阳气穷尽于上，剥落殆尽，却忽然反向下而复生，它的到来没有阶梯，它的根本没有根基。然而天地的心，难道不是昭然可见吗？天地的心，就是道，就是易。道就是人的心，就是天地，就是万物，就是万事，就是万理。说说不尽，探究没有穷尽。视听言动，仁义礼智，变化作为。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终结？一个念头刚过去，另一个念头又产生。念头从哪里来？念头归于何处？无法探究它的处所，不知道它的来源。这不是天地的心吗？这不是道心吗？

用无法探究、无法知晓，没有阶梯、没有根基，来作为天地的心。就是不知道天地的心，不知道天地的心，就是不知道仁，就是不知道道。

众人看天下无非是差异，圣人看天下无非是相同。天地之间，万物纷扰，万事杂并，实际上是一物，而人认为是天、是地、是万物。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不能统一的原因，是睽，是睽异。所以不能统一，是众人的常情；而从未不统一，是圣人的独见。不是圣人独自持有这种见解，天地万物的本体，本来就从未不统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只是人执着于途径而不知道归宿，沉溺于思虑而不知道宗旨。因此只见其末而不见其本，在事物中转移而不能得到会通。圣人担心天下人因此被束缚而不能返回，所以在《睽》卦的彖辞中阐发其义。天高旷而在上，地低垂而在下，可以说非常相隔绝。圣人却说：“它们的事情是相同的。”现在考察天地之事，阴阳施生，同于变化，同于造物，称之为同，还不足以令人怀疑。至于男女断然不可以为一人，圣人将要阐明从未不统一的道理，也有可以指出的契机，说：“它们的志向从未不通。”男女不可以为一人，而现在它们的志向相通，相通就是统一，那么称之为统一是可以的。又岂止是男女这样可以说合的是如此？举天下万物，如鸢鸟飞翔至于天际，鱼儿跳跃却不离开深渊，谁知道鸢鸟之所以飞翔的，就是鱼儿之所以跳跃的？树木高大耸立，砌草纤细短小，显然性质不同，体质殊绝。谁知道树木之所以高大耸立的，就是草之所以纤细短小的？如果对此还有怀疑，那么试着推究其开始，树木未发芽，草未破土，树木果真不同于草，草果真不同于树木吗？天，是我的高明；地，是我的博厚；男，是我的乾；女，是我的坤；万物，是我心的分散殊异。是一物，一物而有数个名称，称之为心，也称之为道，也称之为易。圣人谆谆告诫的，是想让纷乱的事物简约而归于这个本体。

饶他通篇说了一，终究不及《西铭》的理一而分殊。因为知道其浑然一体，却不知道其中还有粲然分明之处。这是毫厘之差。

先生说：“见到善就迁从，有过错就改正，应当像风雷那样迅速，这样就能获益。谁没有好善改过的心？有的人认为难而不能迁从改正，弊病在于动意念。”

动意念，也只是动私意，所以改过迁善难。如果能够诚意，那么意念念头都是天理，就是至善，改过有什么难呢？

《易》说：“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等等。善于停止的人善于行动，善于行动的人善于停止。知道停止而不知道行动，实际上不知道停止；知道行动而不知道停止，实际上不知道行动。知道行与止不是两回事，而不能一一都合乎时宜，还不足以称为光明。人的精神，全在脸上，不在背上；全向前，不向后。凡此都是动于意念，追逐外物，失去我本来具有的寂然不动的情态。所以圣人教导说：“艮其背。”使脸所朝向的，耳目口鼻手足所做的，都像背一样，就得到道了。虽然有应用交错，纷扰万绪，从未不寂然。视听言动，心思曲折，如同天地的变化。只有这是艮，只有这是止。如果苟且艮其面，虽然停止还是动；知道动而强行停止，终究不能停止。只有艮其背，那么面像背，前像后，动像静，寂然无我。“不获其身”，虽然行走在庭院，与人交际，实际上不见其人。因为我本来有寂然不动的性，自然无思无为，像水镜，像日月，光明四达，无所不照。眼睛虽然看而不流于色，耳朵虽然听而不留于声。照用如此，虽然称之为“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可以。水镜之中，万象毕现而实际上没有；万变毕现而实际上空虚。止得其所，是说没有失去其本来的止，并不是果真有其所。

译这难道是邪说欺骗百姓吗？为什么不在背后长出耳目口鼻和手足呢？遮蔽前面的耳目口鼻和手足，还能有知觉吗？形体和色泽是天赋的本性，有事物就有法则，这是圣人的大道。耳目口鼻手足的气息，没有一寸肌肤不相贯通，所以没有一寸肌肤被刺，就会全身都痛，怎么能没有呢？《易经》说：“背，是形状所看不见的。”“心吗？耳听，目视，口食，鼻嗅，手执足行，而心不役使于视、食、嗅、执、行的，就是止，就是背。”这是大手笔啊。大体上，杨慈湖看到了禅宗的无为，却没有看到圣学的作为，但他并不是像舜禹那样拥有天下却不参与其中的人。况且人心是活物，怎么能和水镜相比？不动终究是小伎俩，求学的人不可不知此言。

圣人治理天下，只是禁止百姓做坏事罢了，没有别的事。礼乐刑政，都源于此。自从子思、孟子的言论以来，其中不符合实际的还很多，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

妄议大贤，没有达到他的境界，怎么能认识他呢？

我年轻时读《易大传》，深深喜爱“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句话。私下想，学道一定要达到这种妙境。等到后来读《论语》，孔子哭颜渊以至于悲痛，跟随的人说：“您太悲痛了。”孔子说：“我悲痛吗？”那么孔子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悲痛，大概就不是所谓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了。至于自己不知道，那就几乎是不清明了。心中怀疑，往往长达一二十年。等到向象山陆先生请教，偶尔提到扇子诉讼的是非，忽然觉得简心竟然如此清明虚灵，妙用泛应，没有不行的。后来在母亲丧期，哀痛切骨，无法形容。时间久了，略微反省过去正在哀痛的时候，竟然也是寂然不动，自然自己不知道。这才领悟孔子哭颜渊以至于悲痛而自己不知道，正符合无思无为的妙处。更加相信我的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达到这样的极致，正是它的变化。所以《易大传》又说：“变化云为”，不只是简有此心，天下万古的人都有此心。

只知道援引儒家来迎合墨家，却不知道把孔子的话说坏了。孔子难道是过度哀伤、超越礼制而自己不知道的人吗？这是因为杨慈湖用圣人的标准来说圣人了。大概圣人哀悼颜子，是性情正当的常态，门人比不上，看他们觉得是悲痛罢了。其实对待其他弟子是一样的，哪里有厚薄之分？看请求车子做外棺这件事就可以知道。

汲古问：“形而上者叫做道，形而下者叫做器，道随着寄托而存在，怎么区分上下？”先生说：“这不是孔子的话。大概道就是器，如果器不是道，那么道就有不通的地方。”

不知道这是对的，是因为不知道形体色泽是天性，不知道上下只是一个形体，这是不知道道。

《易经》说：“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孔子说：“天下有什么思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有什么思虑？至善的圣言，是实话。”而从孔子以来，直到今天，知道的人很少。同归殊途，是取个比喻，并不是真的有归有途。极尽上下四方之间，古往今来，万物变化有无彼此，都是一体的。就像人有耳目鼻口手足的不同，但都是一个人。自从清浊分开，人指着轻清而高的叫做天，于是纷纷跟随说天；指着重浊而低的叫做地，于是又纷纷跟随说地。到现在没有人改变，但实际上是一物。清阳浊阴，二气感化而生日月风雨人物，于是产生，都是一体的。说彼，说此；说动，说静；说有，说无；都是这个物。为什么要思要虑？一致罢了。人自有百虑，所以又申言说：“天下有什么思虑？”

知道理一而不知道分殊，连理一也不知道它所谓的一，也是死的。一《尧典》帝说：“畴咨若时，登庸？”益稷，帝庸作歌说：“勑天之命，惟时惟几。”又说：“庶顽谗说，若不在时，尚书率以时为是。”大概是古语。《尧典》上面没有承接，忽然说：“谁呢？嗟哉，有谁是顺者呢？我将登用他。”大概时就是道。舜之所以光耀天下，是因为这个；黎献之所以有功，是因为这个；丹朱友这个；禹荒度土，功用这个；皋陶祇叙这个；祖考因为这个而来格，群后因为这个而德让，凤凰因为这个而来，百兽因为这个而舞，庶尹因为这个而谐。勑正天命，只有这个而已，只有这个是几。说是庶政的几，大概天地间只有这个道而已。三才、万化、万物、万事、万理，都不出这个道。得到这个就吉就治，失去这个就凶就乱。唐虞君臣朝夕所谋谟经营，不出这个道，就是这个。所以当时相互诏告，只说“时”，就像说“此”一样。时就是道的异名，这个道不是言语意思所能命名的。后来取道路无所不通，人所共由的意义，初无形体可执。至于说“时”，则尤其不滞于言语意思。妙哉时之为言！非大圣谁能为此言？《易》多说“此”，此就是时。漆雕开也说：“吾斯之未能信。”是这个。是音的轻清者，谓之道。古时言道，虞、夏之际开始间或言。舜说：“若不在时”，又说：“惟时惟几”，都是用来言道。道之为言，终究不如时之为义，浑然不分事理。帝知道若时者确实不容易得到，所以问其次谁能顺予事者，采事也。次问事则知时，道也。

译杨简（慈湖）极其聪明，读书也极多，但可惜他先读了其他书籍有所心得，带着这些成见，把圣贤的话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而且不知道所谓的“时”和“此”究竟是什么东西。杨简的学说千篇一律，又话太多，自称“不动意”，我不相信。舜说：“咨，你们二十二人，要恭敬啊！只有顺应时势才能彰显上天的功业。”舜之所以咨询任命四岳、九官、十二牧，谁不说都是人为的努力，而舜告诫他们说：“恭敬啊！只有顺应时势才能彰显上天的功业。”“时”就是顺应时势，“亮”就是信实，“天”就是天道，并不是完全听任自然而不作为。竭尽全力，只是不陷入私意，如果动于私意，就是私心、就是偏颇，就不是道心。礼乐刑政一旦落入人为的刻意，就违背了天道，就可以导致祸患。所以《尚书》说：“上天安排了常典，上天规定了礼制，上天赋予了德行，上天讨伐了罪人。”箕子说：“不要有私好的倾向，要遵循王道；不要有私恶的倾向，要遵循王路。”王就是天。又说：“不偏私，不结党，不反复，不邪曲。”箕子能够辨别这些。孟子说：“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势无所作为。”这就是所谓的帝德，这就是所谓的帝业，由此才能勤勉努力，五伦才能顺次，五刑才能分明，正直才能清明；正直而不温和就失去了这个，宽厚而不敬畏就失去了这个，刚强而暴虐就失去了这个，简慢而傲慢就失去了这个，谗言邪说和灭绝人性的行为都失去了这个。谗言邪说，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它陷入了私意。灭绝人性的行为，是大大过分、灭绝人性的行为，因为它陷入了私意。

意如果符合中正，就是不私不偏，没听说过所有的意都可以没有。如果没有了意，就成了枯木死灰。孔子所告诫的“无意”，是指不好的私意罢了。比如好恶，怎么可以没有呢？如果只凭好恶行事，那就是私心了。孟子先知的言论，学者不可不知道。

《尚书》说：“君王能够艰难地做好君王，臣子能够艰难地做好臣子。”多么美好啊！多么至高啊！这是尧、舜、禹、皋陶、伯益相互讲论的大旨，而后世的君臣往往轻视这些话，认为只是说了浅显的道理，只是说了临政办事的道理，一定别有深奥的道理，如“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才能算是至论。唉！尧、舜、禹、皋陶、伯益有二心吗？临民施政时有一心，探究深奥微妙时又一心吗？人如果有二心，尚且不能做人，难道可以做尧、舜、禹、皋陶、伯益吗？精一的议论，最终归结于钦敬，最终归结于敬修。如果说钦敬敬修只是说了浅显的道理，那么就有浅有深，能说是一回事吗？伯益说：“警惕啊！警戒不要无忧虑，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游玩安逸，不要沉溺享乐。”又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伯益难道侮辱他的君主吗？认为不足以谈论深奥的道理，而暂且用浅显的道理告诉他吗？皋陶谨慎地修养自身，又说：“不要教导逸乐欲望。”又说：“兢兢业业。”又说：“共同恭敬协作。”为什么几位圣人，没有其他奇谋伟论，而谆谆告诫以戒慎恐惧为首要呢？唉！尧之所以为尧，舜之所以为舜，禹之所以为禹，皋陶、伯益之所以为皋陶、伯益，难道不是靠这颗心吗？戒慎恐惧，这颗心存在；放逸轻慢，这颗心存在吗？知道放逸轻慢的心容易丧失，那么戒慎恐惧这颗心的存在就可以知道了。只有得到这颗心的人，才知道这颗心的出入；只有认识这颗心的人，才知道这颗心的存与不存。道理没有浅深远近，本来不必说敬谨兢业寅恭戒慎恐惧，不是意吗？这就是好的意，怎么能说一切都不动呢？“意动心忍性”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天道运行刚健而常动，人心活泼而常动，只有在勿忘勿助之间，才是动而不动，有诚意而无私意了。杨简的《知言》不精，大抵都是这样。

士大夫的学术如此，就急忙议论辅佐君主之难，是不可以的。道之所以不明，我知道了。道在近处，却到远处去求；事在容易，却到难处去求。人心本善，人心本明，人心本神。学士大夫既然不了解自己的心，所以也不了解君主的心。舜禹的心，就是这颗心。自己的心，是四海所同，万古所同。克艰，就是不放逸的意思。不放逸就不昏昧，不昏昧则本善、本明、本神的心，无所不通，无所不治，无所不化。这个道理至易至简。

句句似乎有理，却终究没有看到易简的实质。

简自以为能考察众人，舍己从人了。每次看到别人多自用，简不敢自用。简也自以为能舍己从人，心里这么想，言语上也可以了。一天偶然观看《大禹谟》，知道舜以克艰考察众人，舍己从人，不虐待无助的人，不废弃困穷的人。只有帝尧能做到，这是说自己不能做到。反复诵读这些话，不胜叹息。舜的心冲淡虚静，不自有善，虽然考察众人、舍己从人，也自以为不能。唉，圣啊！舜难道不能考察众人吗？难道不能舍己从人吗？难道虐待无助的人吗？难道废弃困穷的人吗？无助的人，是常人不敢虐待的；困穷的人，是常人不忍废弃的。而现在，圣人却说“自己不能”。唉，圣啊！

圣贤的心，越进步越虚静。所以子路，别人告诉他有过错，就高兴，这是虚；禹听到善言就拜谢，这是大虚；大舜，善于与人同乐，取人之善以为己善，这是太虚。圣人只是至虚，至虚乃至实。杨简有多少病痛，就自以为能，后来觉悟到不对，还以圣以天自居，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见到空空荡荡的虚，而没有察见道体的无穷。见到道体的无穷，自然就不能不虚。

译“懋哉”的意思是，勉励人们不要动私意，去行私欲。

用歪曲圣人的话来附会自己的私见，大多属于此类。

《汲古》中问：舜想要观察古人的法象，命令禹制作礼服：将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画在上衣；将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在下裳，这就是十二章纹。到了周代，则把三辰旗升为九章，上衣五章，下裳四章，这就是九章纹。它们取象增损不一，议论也多不相同，未能明白其中的义理。先生说道：“象服十二章，凭借舜那样的圣人，尚且未能完全明了，才命令禹去阐明。禹所阐明的，又没有流传到后世，后世的学者怎敢轻易妄言呢？”《家语》说：“心服衮职，其义可明。”人心即是道，神明广大，无所不通。日月星辰，都光明，无思无为，却没有不照耀的，这就是此心的虚明，光被天下。山象征静止不动，却能化生万物；龙象征变化莫测，却能广施恩泽。由此心而发用于礼乐政事，焕发出文采，那就如同华虫了。清明澄澈，难以名状，就像水难以形容，姑且绣以藻纹，那么水就可见了。火的光照，象征此心的照用。宗庙中的彝尊，凭借它践行道义以致孝；米用来养人，而君心常担忧恩泽不广博。粉米散布开来，那么其广博的恩惠就遍及了。黼是斧形，铁黑刃白，如同此心的刚断，如果柔而无刚，也足以招致祸乱。半白半黑的，就是天时的秋冬，大地的西北，二者之间，乃是乾卦的次序，符合天道，并非出于人为。黼形两纹相背，其色半黑半青，北黑东青，东北艮位，是万物成终成始之处，这是冬春之际，一年的分界，象征此心辨别是非。衮职如此，难道可以不心服地服事它吗？应当从事于这道。

认为舜不自用，却说舜未能完全明了，真是浅陋啊！从“人心即是道”以下，逢人就说这一套话，这可以说是默识之学吗？大抵都是附会臆测之说，却自以为明白了大舜，可以吗？

舜说：“那些顽劣谗佞之人，如果不及时加以惩处，用鞭打来惩戒他们。这稍微觉察到治理过于急躁。所以禹有‘俞哉’的感叹。后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也是说鞭打得太急，稍微有傲慢轻忽庶顽之意。意念稍微一起，就会逐渐发展到慢游，发展到傲虐。其末流，怎知不会发展到固水行舟之类？极力言说，是为了让人畏惧。舜这样的说法，就认为舜的傲慢微起意念，就会发展到罔水行舟之类。真是固执地看待《尚书》啊。”

帝尧光被天下的光，如同日月的光，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而自然足以默化天下的百姓，自然足以默安天下的百姓。文王的不识不知，而德化自然足以广被的，就是这光。《易》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归服的，就是这光。称之为神，是说它不可以智识去认知，不可以强力去作为。然而这并非在聪明文思之外，又有所谓的光。尧的聪明文思，并非出于人为，并非由于造作。不被声音遮蔽而耳聪，不被颜色遮蔽而目明，聪自然无所不闻，明自然无所不见。如果胸中稍微有意有我，那么外物必定能够遮蔽它。正因为无意无我，所以虚，所以明，所以不能被遮蔽，所以无所不通。文从此而发出，有自然的文采；思以此而思考，有自然的深智。如同四时的交错运行，如同日月的交替照明。无思无为而光被四方，感通上下。深刻领悟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就默悟于此了。

这种说法认为尧是虚应的，光如同佛说光耀耀地，却不知道下文许多实处，如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以及治历明时以下等事，都是实事。虚实同体，既竭尽心思，继之以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闻，必行先王之道，且以无知为圣人，这正是禅宗。

箫韶九成，何以能使凤凰来仪？击石拊石，何为能使百兽率舞？众官和谐，帝舜于是作歌说：“惟是为几，几微也，动之微也，是为感动之几也，犹机焉。其发甚微，其应甚远。其道心之微乎？其精一之神乎？是几也，可言而不可见，可以略言而不可详言。欲知此几，即是元首的起哉？是也，即是股肱的喜哉？是也，即是百工的熈哉？是也。是几也，为正，为中，为和，为乐，为治，为熈，为敬，为钦，为善，为一。皋陶所谓‘念哉’者，此也。率作兴事，谨乃宪钦哉，此也。所谓‘屡省乃成’者，此也。所谓明，所谓良，所谓康者，此也。所谓丛脞，所谓惰，所谓隳者，非此也。”

他以喜起熈为几，这就是拈花竖拳的意思。

箕子说：“思曰睿，睿作圣。”孔子说：“心之精神是谓圣。”孟子说：“仁，人心也。”后世学者率求道于心外，不悟吾心之即是道。所以《易大传》说：“百姓日用而不知。”子思也说：“率性之谓道。”几乎不必言“率”了。性即是心，心即是道，道即是圣，圣即是睿。言其本谓之性，言其精神思虑谓之心，言其天下莫不共由于是谓之道，皆是物也。孩提皆知爱亲，及长皆知敬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非圣乎？人惟不自知，故昏，故愚。孟子有“存心养性”之说，致使学者多疑惑心与性之为二，这也是孟子的瑕疵。

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却不知晓，原本是说他们习惯成自然而不加觉察。然而把这种不知当作道，为什么呢？在道的层面，就不需要言语；遵循在人的层面，怎么能不遵循呢？性，是心的生理，所以“性”字从心从生，说性就是心，心就是道，道就是圣，可以说是混同而没有区别。试看《中庸》开头的三句话：“这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这是孔门学者的境界。

文王不靠大声色来表现，所以说他“穆穆”。“缉”，是在思虑中梳理条理，处于微细之间；“熈”，有理顺的意思。“缉熈”，是指进退精微的意思，是进德的实际内容，不是思虑，也不是作为。只能用“敬”来言说，敬不是思虑作为；只能用“止”来言说，止不是思虑作为。寂然不动，感应而通达，却不属于思虑作为，这就是所谓的“不识不知”。安守你的止境，就是这个意思。文王所说的缉熈，就是缉熈这个境界。只有不心动于意念，不归属于思虑作为，所以缉熈融解消散，就像雪融化于水，就像云消散于天空。它在思虑微细之间进行缉熈，在无思无为的妙境中融解消散，这样难道不是美好而令人叹服吗？所以说：“正因为他的道心不识不知，所以声音不大，形色也不大，从而显现为穆穆的样子。”

思无邪，难道不是思吗？思虑通达称为睿，九思难道不是思吗？正当的思虑怎么可以没有呢？只是邪思不可以有罢了。这就是寂灭的宗旨。

杨子折衷卷之四

论春秋礼乐

王安石敢于废弃古经，从此扰乱天下。看杨简（慈湖）以圣人自居，敢于非议古圣贤的经训。如果得到王安石的权势，扰乱天下难道会比王安石少吗？学者想要明辨言论，应当精心选择。产生于内心，就会危害政治；发用于政治，就会危害事务。圣人再世，也不会改变我的这些话。

孔子说：“天下有什么思虑呢？”又说：“你的精神将守护形体，形体才能长生。”既然谆谆教导无物的妙处，却又说“守护形体是浅陋的”，这就自相矛盾了。

这不是孔子的话。守护形体的说法，是老子的言论。截去“殊途同归”的说法，只说“百虑而独言何思何虑”，这就是佛老的说法了，不值得辩驳。

没有不恭敬的，就常常清明，庄重得好像若有所思，却不是思虑，是无思；不是冥然昏沉，像日月无所不照，却不是思虑。孔子不知道衰老将至，洁白纯粹得不可超越，纯然浑然，就是这个妙处。颜回三个月不违背仁，就是这个妙处。达到月境的人整月如此，达到日境的人终日如此。老子说：“我独自怕兮其未兆，未兆是指念虑尚未成形。”学者追求这片刻的思虑暂时停止，不能做到，而老子能长久保持。曾子战战兢兢，也进入这个境界。

老子的宗旨，怎么能和孔子、颜回、曾子相提并论？如果若有所思，为什么说无虑？在勿忘勿助之间，这正是思。可见杨简还没有善于思考。

小戴《曲礼》篇说：“最上等的是崇尚德行，其次是致力于施予。回报施予，难道不是德行吗？”又说：“博闻强记而谦让，敦厚善行而不懈怠，称为君子。”小戴难道不想想孔子的话：“行为有余力，才去学习文献。”吗？行为在先，文献在后，这是天下的常理，圣贤的常言。而小戴把文献放在前面，行为放在后面，大概小戴以文献为本，致力于内心而不以善行为主，这是把文献和行为混杂在一起的正道。就像汉宣帝说：“把霸道和王道混杂在一起。”大致自从汉代以来，天下风俗本来以利为本而混杂以义，经历千年而不改变，都是小戴的徒众助长了这种风俗。这没有别的，是人欲在心中旺盛，揣度实行不是自己的长处，姑且顺从自己在博闻强记方面的长处而崇尚它。人的常情，多谈论自己擅长的罢了。《论语》说：“孔子以四件事教导学生：文献、行为、忠诚、守信。”这不是孔子的话，也不是德行各位贤人的话。至于小戴记中的“博闻强记”，更加浅陋鄙俗了。《论语》所说的“文献”，难道是这样的吗？圣人孔子不居功，而小戴以圣人自居，他自大昏昧的样子，在这里全都显现出来了。

杨简的学问，可以说是卤莽了。本来不知道圣学的要点，只在知行，必定先知道，然后才能实行，却妄自怀疑圣贤的经传，可以说是扰乱教化了。而学者多尊崇他，难道不可惜吗？崇尚德行的人，心得之于心，而无所为而为。回报施予的人，已经接受了别人的施予，必定回报别人；接受了别人的施予，也必定要求回报，这是有所为的。博闻强记，是知；敦厚善行，是行。文献，是知；行为，是行。忠信则兼存在知行之中，怎么能说是悖逆？怎么能说是非？孔子的话，是以圣人为名，或者是他的父亲命名的，不可知。却立刻以此作为自大吗？

孔子到卫国，遇到旧馆人的丧事，进去哭得很悲哀，出来让子贡解下车马的左骖来资助丧事。子贡说：“对于门人的丧事，没有解下左骖的，对旧馆人解下左骖，岂不是太重了吗？”孔子说：“我刚才进去哭他，遇到一种悲哀而流出眼泪，我厌恶眼泪没有跟随（即没有相应的行动）。小子去实行吧。”由此窥见圣人日常变化的妙处，就是天地四时没有不出现愆阳伏阴的妙处，这就是大德没有逾越，小德可以出入。子夏说：“大德不逾越界限，小德可以出入。”这大概是听了孔子的教诲而稍微失掉了言辞的原意。德本来没有大小，大小的说法，是随着学者而施设的，起初没有实意。天地变化，有什么大有什么小？孔子说：“小德如川流，大德如敦化。”这大概是孔门确实有这样的议论，然而大小的议论，是因人而施设的，说它果然有大小是不可以的，说它果然没有大小也是不可以的。孔子说：“无可无不可。”这确实有不可以言语解释的妙处，不可以心思测识的宗旨。孔子自说：“没有人了解我啊。”比世上好古学礼的人士，看解下左骖资助旧馆人的事，如果不知道是孔子，一定认为轻重伦常是自己所不做的，现在虽然知道是孔子，也不明白孔子的心，往往认为是流传的失实。流传的讹妄有的，比如传说孔子弹琴看见猫，取老鼠想要它得到，于是有幽沈贪得的音调，这是讹妄了。比如传说尧的父亲瞽瞍北面朝见舜，孔子说：“危险啊”，这是讹妄了。解下左骖的事，不是讹妄。无妄之疾，不用药就有喜。孔子说：“无妄之药，不可试。”利欲的过错，内心自责是可以的。解下左骖的过错，是阴阳寒暑的偏颇。圣人日常不识不知，纯纯皜皜，不知道衰老将至，遇到一种悲哀而解下左骖，是天道的变化，不可揣度思虑，何况可以射思（推测）。而后学以轻重多寡来观察，浅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