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图通变卷之五

译孔子本来已经为图书没有再次出现而悲叹，并有“已经这样了”的感慨。汉代儒者开始时，孔安国在《书传》解释《顾命》东序的河图时说：伏羲统治天下，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中出来，于是伏羲取法其中的文理，称为河图；在“上天赐予禹《洪范》九畴”之下，又说上天赐给禹洛书，神龟背负文字出于洛水，文字排列在龟背上，数从一到九，禹依此排列而成为九类，类就是畴。这两种说法分别记载在《洪范》《顾命》各篇原文之下，当时也没有别的说法。到了郑康成，才开始引用《春秋纬》来合注《大传》中的图书，说：河水贯通乾道，天赐下天苞；洛水流行坤道，吐出地符。河图由龙显现，洛书因龟感应。《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这已经是奇异说法的开端；但他仍引用孔安国的注释，认为河图就是八卦，洛书就是九畴。此后王辅嗣、韩康伯对此都没有作注释；只有孔颖达的《易疏》虽然整篇抄写郑注，却说王辅嗣的意思不知是什么风格，这一定是没有把郑注当作正确说法。等到他疏解《尚书·洪范》时，又引用《系辞》说：“河中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它们。”九类各自有文字，这就是书。又说“上天赐给禹”，可知这里的天赐给禹的，就是洛书。于是又引用《汉书·五行志》中刘向的说法，认为伏羲继承天命而称王，河中出现图，伏羲取法它来画八卦；禹治理洪水时，天赐洛书，禹取法它而陈列九畴，《洪范》就是这样形成的。河图、洛书互为经纬；八卦、九章互为表里。（附说）前代学者都共同采用这一说法。经文中并没有龟背负洛书这件事。《中候》和各种《纬》书大多说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接受图书的事情，都说龙背负图、龟背负书。《纬候》之书不知道是谁所作，通达之士考察其本末，认为伪书起于哀帝、平帝时期；即使这些书到西汉末年才出现，在此以前的学者也必定已经相互传说这一说法，所以孔安国才认为九类是神龟背负文字出世，排列在龟背上，数从一到九，禹看见它的文字，便依此排列而成为九类之法。说是禹排列它，是因为天神的语言必定简要，不应当曲折地安排次第，还这样反复叮咛，所以认为是禹为它排列次序。（全文）他疏解《顾命》中河图陈列于东序的文字，以及疏解《礼记》中神马出图的文字，详略虽稍有不同，大意大体如此。这就是说，所谓河图是八卦，所谓洛书是九畴，并没有改变这种说法。从汉代到唐代，《易经》流传于世，除了经、传、疏、释之外，从未有把图、书的文字刊列在经首的。到了北宋初年，陈抟字图南才开始创意推明象数，自称是因玩味探索孔子所陈述的三陈九卦之义，领会了其中深远的旨意，于是新撰书籍，特称为《龙图》。他把各种图式离合变通，共有二十余图；其中一图完全采用《大传》所说的“天一地二”直到“天五地十”以及“五十有五”的数，又杂以纳甲之法，贯穿《易》的义理。其中有一图形似九宫，另附一图形似洛书，却完全去掉了五个生数，只从地六排到地十。陈抟解释说，十是作用之数，十是成形之数，所以只是《洪范》陈述五行作用之数罢了。到全书末尾，又出现两图：其中一图形似九宫，原来没有改动，却标作河图；另一图不过是把《大传》五十有五之数全部排列在四方和中央，却自行标异称为洛书，并没有传文可以作为依据。只是把二、七移到南方，四、九移到西方，不知道究竟依据什么法则制作，却标上这个名称，大概是因为前面所说《洪范》五行中的二为火、四为金，《太玄》依准《易》而取法于此，便把二置南、四置西的缘故。然而这种说法流传的时间并不长，知道它的人也很少。自图南传了五代而到刘牧字长民时，图式才增加到五十五幅，并题名为《钩隐》。师友之间互相推许，又分别加以阐述；他们各自对《易》作了注释，有的题作《卦德论》，有的题作《室中语》，有的题作《记师说》，有的题作《指归》，有的题作《精微》，有的题作《通神》，又总称为《周易新注》。他们常想把自己的学说和事迹说得神奇，但考察下来，并没有见到它们真有什么神奇之处。当时有李观字泰伯，撰写《六论》驳斥其错误，甚至说他们的主张会误导学子、败坏世间教化；但删去其图中重复的部分后，仍保存了三种：河图、洛书和八卦。刘牧画了很多图，本来就不知道哪些是正确的；而泰伯也没有认识到这三种图的根本其实是同一个。河图本来排列八卦，数为五十有五。到了刘牧等人，才开始破坏关于洛书的古说，认为洛书不只是《洪范》，必定另有一种书出于伏羲之前的时代，伏羲得到它后，又把它同《河图》一并取法，用来制作《易》。泰伯的看法又与他们相同，这一点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考察《大传》这一章，原文说到取法天地、变通四时、悬示日月的法象，又提到蓄养龟，因此才说“上天产生神物，圣人取法于它”，这里正是指龟而言。《易》所取用的只是龟，这就是所谓“龟的德性圆融而神妙，幽冥地赞助神明而产生龟”。《易》哪里有什么关于图书的事呢？只是因为图和龟都可以用来占卜，所以牵连着提到龟罢了。上文说取法天地、变通四时，所以下文申说：“天地发生变化，圣人仿效它。”上文说悬示日月，所以下文申说：“上天垂示象，圣人取法其象。”至于“上天产生神物”，便申说为像河中出现图、洛水出现书一样，圣人也可以取法它们。大概伏羲先因黄河出现图而得到取法，画出八卦；于是又说到洛水出现书，禹后来又得到取法，制定《洪范》九畴。这又怎么妨碍把相类的事互相说明呢？难道孔子曾经想直接把图书的数字、意义和条理相互比附为同一回事吗？难道曾经直接说图书同时出现吗？而且不只是汉儒引用《洪范》来作为洛书，即使图南最初所说形似洛书的那一图，也不过是说十是作用之数、十是成形之数，所以《洪范》陈述的是五行的作用；这已经明确指出洛书就是《洪范》了。可惜刘牧等人不知道追溯其最初的说法，反而背离师传，认为洛书不是出于禹的时代，更使后人迷乱而失去依据，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又没有说孔子所说的“圣人取法于它”究竟指的是什么。

译不必说伏羲时代距今已有多少世、多少年，即使只说禹的时代，距今也已有一千几百年了。他们把洛水出书同伏羲时黄河出图相提并论，在道理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刘牧故意提出这种说法，难道是连孔子的《大传》也不相信吗？考察图南制作《龙图》，虽然自称是得到孔子所陈三陈九卦的旨意而作，但他的序言说：“龙图，是上天散布而显示出来的，伏羲综合而运用它，孔子默会而使它成形。”并且明白说最初的图还没有合成，只有五十五个数；这就是说《大传》所讲的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合起来为五十五。却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书末又改标为洛书，大概从一开始就错了。刘牧等人承袭这个错误，又进一步增加错误，终于真的把它当作洛书，并画出五十五图来坐实其错误；直到泰伯以后，全部把图南标异的五十五数当成真正的洛书。不曾想到，图南开始标作洛书，只是偶然说到十是作用之数；那么洛书所载的九畴，其十这个数究竟从哪里产生呢？难道他们的意思是：《大传》的河图既然可以出现而显示给世人，洛书也可以一同出现并显示给世人，于是借用《大传》的五十五数，假托为《尚书》的九畴吗？九畴所说的都是采用纵横相配的方式，却把它同五十五数相比附；这样一来，它的作用又在哪里呢？这是最大的不合理之处。所以我曾因刘牧的说法追究其源流：图南之后，种放、许坚、李溉，没有来得及见到其他著述。至于图南亲自传授的老师，如范夸昌所著《太易源流》，其中说：龙马背负图从黄河中出现，伏羲穷究天人之间的关系，重新确定五行生成之数，确定地上八卦的体制。因此，老子在西周把它传授给孔子，成为孔子制作《易》的根源：天一为正北，地二为正南，天三为正东，地四为正西，天五居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托在末位，于是成为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考察他既然把图中前五个数安置在北、南、东、西四方的正位和中央，又把后五个数配于子、午、卯、酉及中央，为什么呢？子、午、卯、酉难道不是四方的正位吗？说地十配中央、寄托在末位，难道中央还有所谓末位吗？仔细看他所排列的数字，正是今天所流传的、只有四方而没有四维之数的图。这说明夸昌根本不懂图南标异的原因，只是因为《太玄》依准《易》，取《洪范》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而来，于是凭空臆造，没有根据，假托老子，增立怪异的说法，来坐实图南把二、七、四、九改变位置的做法；但他还没有把九畴分别配入九宫。推究夸昌取用这些数字的诀窍，不过是沿袭纳甲的余绪，以及五子归庚的特殊方向；他又说天上的八卦，坎、离移到中央之外相对的位置，把乾、兑、坤置于东，把艮、震、巽置于西，却没有意识到五行之说多半是后来从《易》中产生的，反而倒过来引用五行作为确定卦位的根源。这又是他敢于创立异说的主要端绪。因此，刘牧不只是增加到五十五幅图，又根据夸昌把坎、离、震、兑移出四正之外的说法，把四个成数同四方相配，说坎以六退去本卦的三数，余下三数便以三画为乾；离以七退去本卦的三数，余下四数便以四画为巽；震以八退去本卦的三数，余下五数便以五画为艮；兑以九退去本卦的三数，余下六数便以六画为坤；全都把数当作画，标作河图，这是不考察根本而只整齐枝末。八卦各有三画，是由刚柔产生爻的，从未听说本卦只用三画，反而把剩下的画数分作别卦。至于他所陈列的数字是否偶然相配，姑且不论；如果把坎、离、震、兑当作四象，那就更加错误。象在卦尚未形成之前，所以说“四象生八卦”。他又说：洛书的九畴，本是河图自然生成的数，把皇极虚置在中央，而把八畴分布于四个正位和四个维位；五行安置在坎一，五事安置在坤二，五纪安置在巽四，五福安置在离九，完全按照九畴的次序，排列在河图各卦的次序上。九畴说是禹按次序排列的，只是从初一开始，依次使用，并不是跳过一、二而次及三、四。如今却随着河图十五个纵横数来安置，反而形成了错乱的次序。来不及逐一辨析训释，姑且拿开头的“初一曰五行”来说。既然说是五行，本应分配到五方，怎么能把五种事物局限在一个方位呢？如果没有流行变化，怎么能称为五行呢？至于说火、金互换位置，与河图不同，其颠倒错乱竟到了不可理解的程度。后来杨次公自己撰写《洞极经》，假托关子明之名；其中本篇说：孔子说，河图的根本，是七在前、六在后，八在左、九在右。圣人观察它来画八卦，因此把七和一的三个数全部作为离，奇数作为巽；把八的三个数全部作为震，奇数作为艮；把六的三个数全部作为坎，奇数作为乾；把九的三个数全部作为兑，奇数作为坤。正数就保全其位置，偶数就穷尽其画数，并说四象生八卦。这是谬误中最严重的。乾、坤相互求取而生六子，如今把男女卦反过来，难道还能生出父母卦吗？何况笼统地说一、七为火，四、九为金，还可以说是因为有所不知；如今竟明说离九为七、兑七为九，这样河图的一、七就可以任意调换位置了吗？又说洛书的图式，五居中央，九在前、一在后，三在左、七在右，四在左前、二在右前，八在左后、六在右后；后世考察它，把它作为三象，因而把九数变化为二十七象。如今考察他的说法，只有“五居中央”一句不违背洛书，其余全是河图的数字；而河图的数字又是因洛书以五居中央这一说法而来，完全失去了五之所以为五的道理。《尚书》的九畴，以皇极之五居中央，本来没有另行使用，这样才可以用来定位。至于河图中的天五，是兼并地十而成为十五；这个五是分在成数之内而同十相合的，哪里曾有五个空点实际放置在图的中央呢？图式传抄产生错误，正是由于这个五。杨次公假设这种妄例，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他所依据的东西其实是杨子云的三方、九州和二十七部，私自把它当作《书》罢了。由此两种说法，已经真正把图、书的位置颠倒了。而朱元晦、蔡季通反而以此为祖本，信以为是关子明所作。他们不顾子明《易传》的精深旨趣，哪里是这种摹拟之作所能相比的，却沿袭这种肤浅臆测，因而扶助它的说法，也说河图七在前、六在后，八在左、九在右；洛书的图式九在前、一在后，三在左、七在右，四在左前，二在右前，八在左后，六在右后。

译他们说，《大传》既然陈述了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说上天赐给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是九在上、一在下，三在左、七在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是龟背的形象。刘牧的见解把九说成河图、十说成洛书，托言出于希夷，与儒者旧说不合；又引用《大传》，认为二者都出于伏羲时代。他把图、书位置调换，完全没有明确证据。朱、蔡对他的指斥又是如此，却把图南最初误标为洛书的图直接说成河图，把他最初明确指为河图的反而说成洛书；这样一来，朱、蔡其实是自己弄错了，却反过来责怪长民先前的错误。他们专断自是，夸张地申说自己的辩论，不能反省自己，竟到了这种地步。只有程泰之的《易原》有时说得合乎理致；至于郑东卿等人，只知寻求近便、依傍前说，一味荒诞轻薄，广泛增加图说，全都不是实指，只是使后人失去真实正确的认识，去相信不应相信的，怀疑不应怀疑的，并且同原本宗旨一起纷乱混淆：把错误当作正确，把正确当作错误。追究它的起源，不过是图南因“十为作用”一句话而造成一图之误；后来才形成这些纷纷的争论，开始时还借河图互相依附，提出洛书之说；时间久了便舍弃图而取书；再后来竟把书当作图，茫然不知河图究竟是什么。于是凡是有图的，就把它写成什么图，执着于五十五数而称为图，却不知道五十五数起初只是因误作洛书而来；如今又执着地把它当作图，这样一来，图本身已经不是原来的图了；至于那些把书说成图的人，所说的书也更加不是原来的书了。他们只是各自喋喋不休地议论，反而使求学者像亡羊一样分歧众多，又像在空市中寻找马匹一样无从寻觅，纷纷争辩，究竟应当听从谁呢？这种混乱不止已经三百年了。所以我推究造成错误的缘由，疏理列举各种疑妄，直接依据河图本来的数字加以订正，希望学者看清楚以后，能够心领神会、自行判断，知道图南所谓因三陈九卦而得到的说法，近于欺罔；阴阳家沿袭把一、六、八白取来作为起例，流传到后来也偏离了本旨。至于《乾凿度》说太一取其数来运行，四正四维都合为十五，这也是《乾凿度》作为纬书的拘泥繁赘之说，并不完全正确。然而自古以来的儒者前辈，无不断然认为河图不是人力所能伪造的。如今依我从根本观察，直说不必另求，只要依据《说卦》“帝出乎震”一章，循环往复、参互考究，以天一至地四、地六至天九来求其实体，以天五与地十来说明其虚用；那么参伍以变、参天两地、错综倚数，无不左右逢源，完全符合孔子系《易》的初旨。这就叫作参。原文此处淆乱，抓取论旨加以说明：黄河出现河图，贯通古今并非虚妄，足以由此看见《易》的道理。由此也就洞察了洛水出现《尚书》九畴；九畴之外，哪里还会有另造图和数的妄说呢？这确实是古今以来的一大快事。《易图通变》卷五完。“平”字，原本作“乎”，据《四库全书》本改。“禹”字，《四库全书》本作“语”。“祇”字，原本作“祇J”，据《四库全书》本改。“非特”二字，《四库全书》本误将后文从“八畴分布四正、四维”至“是可以定位也”的一段倒置在此处之后。特此说明。“太易”二字，《四库全书》本作“大易”。“谬”字，原本作“缪”，据《四库全书》本改。“不啻”二字，原本作“不趋”，据《四库全书》本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