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文集卷五

译上汤潜庵先生书 陇其是浙西的鄙陋儒生，没有什么知识。承蒙先生不弃，殷切地想询问我所学的东西，这是前辈不遗弃微贱之才的心意。末学何其有幸能够遇到您，急切想把胸中的疑问拿出来，请有道之人指正。然而我知道先生一向敦厚淳古，不愿学者诋毁先儒，以打开浇薄之门。如果直接陈述我的见解，妄论先儒的得失，恐怕行迹近于诋毁，陷入浇薄的过错，因此拘谨不安而不敢陈述。退下来思考，诋毁先儒是学者的大病；辨别是非，又是学者的急务。假如因为避开诋毁的行迹，就混淆是非而不加辨别，恐怕会有想到越地去却驾车向北的毛病。况且即使所见还不完全正确，也正应当在大君子面前陈述，以求得到针砭。遮掩隐藏，不是切实修养自己的方法。因此我冒昧陈述自己的浅陋见解，只希望高明的先生最终教导我。陇其曾经私下认为，孔孟之道到朱子时才大为显明。朱子的行事载在年谱、行状中，言语载在文集、语类中，向学者指示切要方法的，则见于《四书集注》《或问》《小学》《近思录》。其他经传中凡经朱子考订的，都如同造化创造万物一样，已经达到极致，不能再有所增加了。学者舍弃这些而想求得孔孟之道，就像舍弃规矩准绳而想建成房屋一样，也是道理上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前朝把朱子的书列入学校，使学者诵读并效法它。背叛这一点的人，即使有非凡敏捷的才智，也一定黜退并加以责罚。明代一朝的制度，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当它盛行时，老师没有不同的教法，人没有不同的议论，道德统一而风俗淳厚；它明显的效果和巨大的验证，也大略可以看见。即使百世守行它也可以。学者只应担心它不能实行，不应担心它不明白；只应求得进入它的堂奥，不应再自行另立门户。自从阳明王氏把它看作虚影和支离的学说，倡导建立新说，完全改变原有的成法；知道自己的说法行不通后，又写出所谓晚年定论的书，援引儒家来纳入墨家，以虚假扰乱真实。天下纷纷响应，全都放弃规矩而任凭自己的心意行事。学术败坏，风俗和气运也随之败坏；同清谈造成的祸害相比，这并不是过分严厉的评论。如今的君子往往因为他的功业显赫，想替他回护，这确实是尊崇前代贤者的盛大心意。然而我曾听前辈记载，他的功业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这姑且不论。即使功业确实很高，也不过恩泽施及一时；学术的偏邪却会祸及万世，哪里能用这个来宽待那个呢？况且阳明的功业，能同管敬仲相比吗？管敬仲九次会盟诸侯、一次匡正天下，孟子尚且以称道他为羞，更何况阳明呢？所以我曾私下认为，今天的学者必须尊崇朱子、黜退阳明，这样是非才会明白，学术才会统一，人心才可以端正，风俗才可以淳厚。阳明之学不熄灭，朱子之学就不能受到尊崇。如果把诋毁先儒看作嫌疑，那么阳明本来曾把朱子比作杨墨、洪水和猛兽。这样看来，古代诋毁先儒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阳明。如今黜退阳明，正是在黜退诋毁先儒的人，有什么可嫌疑、可疑虑的呢？罗整庵的《困知记》、陈清澜的《学蔀通辨》，对阳明的错误说得极其详尽，难道他们都是喜欢诋毁别人，才这样喋喋不休吗？难道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吗？学术的祸害，开端极其细微而后果最为惨烈，所以自古以来圣贤从来都谦退而重视忠厚，但对于学术的异同却一定小心翼翼地辨析，他们考虑得很长远。不然，在今天的世道中，即使真有能够实行阳明学说的人，他难道能比庸俗、邪恶、鄙陋之徒高出许多吗？为什么还要议论他呢？至于阳明以后，像梁溪、蕺山，都是一代端正的人士，但他们的学说也有令人不能理解之处，名义上说是挽救阳明的错误，实际上却不能脱离阳明的范围，对于朱子的家法也几乎全部破坏了。我每次读他们的书，都没有不敬重他们这个人，却又怀疑他们的学说。从前孟子对于伯夷、柳下惠，推尊为圣人、百世之师；到了谈论《知言养气》时却说：“我的愿望，是学习孔子。”伯夷和柳下惠都不能同孔子相比。天下有能够振兴人心的老师，也有能够成就德性的老师。能够振兴人心的老师，可以使顽劣者廉洁、使懦弱者立志，能够把人心从沉溺中挽救出来；能够成就德性的老师，可以切磋琢磨，使人才达到精纯完美的境地。假如把能够振兴人心的老师便奉为能够成就德性的老师，那么偏执固滞，它的弊病就不可胜数了。因此像梁溪、蕺山，用来振兴人心是有余的，用来成就人才却不足，他们的学说恐怕也不能全盘尊奉。我的粗浅见解就是这样，不知道先生认为如何？仗恃先生深厚的爱护，才敢发表这些狂言，等待君子的教导纠正。旧文数篇一并呈上，请先生垂鉴。面对纸笔，惶恐不安。

译【附】答书 先生学术纯正、品德清高，是人伦的师表，我心中仰慕您已经很久了。承蒙您赐信并惠示大作，仰望可见您崇尚正道、排斥邪说的深意，所给予的教益实在深厚，谨此致谢！谨谢先生的教诲。您说：“孔孟之道，到朱子时才大为显明。学者只应担心不能实行，不应担心它不明白；只应求得进入它的堂奥，不应再自行另立门户。”这是不可改变的定论。再读《学术辨》，其中说：“天下有立教的弊病，也有末学的弊病。”又说：“泾阳、景逸不能完全脱离姚江的藩篱，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不能改变这一点。”如果不是先生体会认识的功夫深厚，怎么能说得这样确凿呢？只是您说我不愿学者诋毁先儒，这确实有这样的意思，但还需要说明。我年轻时没有师承，长大后又荒废学业，茫然无知，曾经泛泛涉猎各家，妄自发表议论。后来学问稍有进步，心思稍加细密，十分后悔从前的做法。反复审察选择，才知道程朱是我们儒家的正宗。想求得孔孟之道，却不经过程朱，就像乘船进入断港绝潢却希望到达大海一样，必定不可能。我所学虽然还不能望见程朱的门墙，却不敢另寻道路归依。至于姚江之学，自嘉靖、隆庆以来几乎遍及天下。近来有一两位大人物，公开大力排斥姚江之学而不遗余力，于是姚江之学便衰落了，可以说是对圣人之道有功。然而天下学术日益浮薄，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天下人彼此崇尚虚伪已经很久了。如今天下真正深明理学的人固然很多，但随声附和的人实在更多。还有些人沉溺于利欲之场，毁弃礼义边界、节操品行丧失，却也都著书刻板，放肆开口讥刺，说：“我这是为了顺应时局。”又有些人内心尚未究明程朱之理，眼睛也没有读过姚江的书，却连篇累牍，连一个阐明学术的字都没有，只挑剔他居乡居家时隐微的私事，来把揭发它们说成自己捍卫正道、排除邪说的功劳，并以攻讦为正直，这是圣贤所厌恶的。只是关系到学术的问题，不能不加以辨析。正如孟子所说“不得已才可以这样”，如今舍弃他的学术而诋毁他的功业，又舍弃他的功业而攻讦他的隐私，难道不是因为学术的精微从未探讨过，显著的功业不容易诋毁，而揭发无凭据的隐私可以使自己的笔舌得到快意吗？这样的用心也欠缺光明。当年桂文襄一类人，不过是同时嫉妒他的功名，如今又为什么这样做呢？责备别人，贵在使对方心悦诚服。自古以来讲学的人，还从没有像如今这样专门把辱骂别人当作本领的。有人说：“孟子曾经驳斥杨朱、墨翟，难道杨朱、墨翟竟至于无父无君吗？孟子一定是追究他们学说流弊的极端后果而加以痛切批评，这正是圣贤守卫正道的苦心。”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孟子得到孔子的心传，是因为他有知言养气、性善、尽心的学说，能够发明圣人深奥的道理。必须先有足以成为孟子的内在根基，然后才能驳斥杨墨、熄灭邪说、捍卫先圣之道。如果学术不足以继承孔子，却只天天告诉人说：“杨墨无父无君，率领野兽来吃人。”恐怕无法使杨墨之徒心服，也无法熄灭他们正盛的火焰。孟子说：“如今和杨墨辩论的人，就像追赶逃跑的小猪；它已经进了猪圈，还要再去招呼它出来。”由此可知，当时和杨墨辩论的人也不在少数。如今却没有片言只字流传下来，可知他们的辩论不足以产生轻重影响。既然如此，杨墨之道没有流传到今天，独独依靠的就是有孟子。如今不致力于孟子那样知言养气、崇尚仁义、轻视功利，却只和那些如同追赶逃猪的人相互争斗，这也太不自重了。台谕说：“阳明曾把朱子比作洪水猛兽，这是诋毁先儒。” 假使阳明还在世，如今也只不过罢黜那些诋毁先儒的人罢了，这对朱子有什么损害呢？我认为，阳明诋毁朱子，是阳明最大的过错，对朱子又有什么损害？如今人的功业文章连阳明的万分之一都赶不上，却只效法他的过错，像两个人对骂一样，有什么益处？恐怕朱子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报复吧。所以我不敢诋毁斥责阳明，并不是笃信阳明的学说，也不是为了博取宽厚长者的声誉，而是认为想要阐明程朱之道，就应当存心如程朱之心。学习程朱的学问，穷究事理一定要达到精微，持守敬意一定要达到极致；喜怒哀乐一定要寻求合乎节度，视听言动一定要寻求合乎礼法；为子、为臣、为弟、为友，一定要寻求尽到自己的本分。这样久而久之，人心都会信服，声望自然会得到众人的响应。即使笃信阳明的人，也会明白圣学确有真实的道理，从而彻底转变而跟从它。如果说：“能够辱骂别人就是程朱的门徒”，那么那些毁弃礼义边界、节操品行丧失的人，岂不都将被列于洙泗讲堂，享受祭祀了吗？这不是我敢相信的。我年岁已经衰老，而学问没有进步，实在深感惭愧。只愿默默地自我体察检验，求得不愧于先贤。或许上天稍微借给我一些年岁，果真有所见解，然后慢慢说出几句话，向海内君子求教订正；到那时也不晚，只是现在实在不敢贸然附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口〕 如今天下真正学习程朱之学的人，除了先生还能归依谁呢？所以我将奉您的高论为指南。道理本来没有穷尽，学习贵在自己有所领会。我心中想要请教的问题很多，近日每天五更入朝，傍晚下直，请容我另日专门谋求会面，求先生把道理全部教给我，暂且不宣扬出去。

译答徐健庵先生书 我隐居在荒僻的城中，只怕留下奔走求进的痕迹，几年来不敢用一个字送入京城，所以即使像先生这样的知己，也觉得彼此疏远冷落。然而仰慕高山、景仰德行的心，本来没有一刻不在胸中。我领取一方俸禄，却没有丝毫功绩可说，只有守持固执的一念，依然还是原来的我。如今我已经年满六十，头发胡须全白，将来退职后老于当湖之滨，整理读书人的旧业，再也不敢过问当世之事了。承蒙赐给我群书，我打开书卷恭敬诵读，满眼都是珠玉般的文章，使我这个俗吏的胸襟为之一洗。至于承蒙询问《明史·道学传》一事，我从前虽喜欢私下窥探先儒学说的余绪，但自从沉没于簿书事务以来已经很久了。像我这样茅塞未开的见识，哪里足以议论此事？偶然曾见张武承《读史质疑》说：“《明史·道学传》可以不设。”起初我对这个观点十分惊讶，暗中反复玩味，觉得这话并非轻率。我曾私下沿着他的意思推演：史书有特殊体例，后人不必全部仿效。例如司马迁作《孔子世家》，是为了特别尊崇这位大成圣人；后世儒者叙述孔子之道，却不必都列入《世家》。《宋史》设置《道学传》，是前代史书所没有的，大概因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继承了千圣相传的绝学，卓然高出儒林之上，所以特意创立这一体例来表彰他们，就像用《世家》来尊崇孔子一样。后世儒者叙述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的道理，不必都列入《道学传》。这并不是说薛瑄、胡居仁等儒者一定不如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只是创作和述作必须有所区别。道学尚未明白，创始并使它明白，这是作者的事情；道学已经明白，因而守护它，这是述者的事情。即使其中有辟除邪说、崇尚正道、廓清混乱的功劳不少，也都是依据宋儒已经阐明的道理来阐明，并没有在宋儒之上有所增加。在《明史》中删去这一名目，用来表示特别尊崇濂洛关闽的意思，也可以制止天下那些喜欢创作而不喜欢述作、从未窥见先儒学说源流始末却急于自成一家的风气。况且从“道学”二字来看，道就是天理的当然，是人人都应当学习的。既然做儒者，就没有可以不知道道的；学习却不知道道，这种学习便不能使人成为儒者。自从儒林与道学分开以后，世上的儒者便以为道学之外另有一条道路可以安身立命；虽然置身于道之外，仍不妨碍成为儒者，于是便有些人俨然自命为儒者，诋毁道学而毫不顾忌。他们不知道，《宋史》设置“道学”这一名目，不过是借此尊崇濂洛诸儒，并不是说儒者可以同道学分道而行。如今如果把二者合为一体，使人知道道学之外别无所谓儒者，用来警醒人心，功劳也不小。把道学尊崇在儒林之上，是为了确定儒学的宗旨；把道学归入儒林之内，是为了端正儒学的实际内容。《宋史》和《明史》彼此表里相应，不也是可以的吗？不知道先生认为怎样。至于评论各位儒者的学问，薛瑄、胡居仁本来无可非议。整庵的学问虽不能说没有小的瑕疵，但不能掩盖它总体上的醇正。他论述理气的地方可以商榷，驳斥阳明的地方却无可非议。在薛、胡以下，首推整庵，这是毫无疑问的。仲木、少墟、泾阳、景逸守护道统笃实，捍卫正道严格，本来不必多说，但他们的精纯恐怕都比不上薛、胡。景逸、泾阳的弊病尤其多。他们对于阳明，虽然毅然加以驳斥，毫不宽容，但追究实际，仍有未能完全摆脱其影响的地方。他们深恶阳明的，是“无善无恶”这一句话；但追究他们所说的善，仍然没有超出虚寂这一途径。说有说无，名目虽不同，实际却相同。因此，他们的大节光明显著，确实可以使贪顽者知廉、懦弱者立志；但说他们直接继承程朱，恐怕还不能这样说。若按照《宋史》尊崇程朱的体例来尊崇他们，也不是没有可商量之处。我因承蒙您询问，冒昧说出这些话，并未揣度自己是否逾越本分。陈清澜为诸儒立传，最足以考察考亭、干城以及学术统绪的一部书，我仰慕已久，今天才得以见到，承蒙指教，受益实在不浅。其中的条理，还请容我仔细玩味，请先生加以订正。承蒙询问有关论学的著作，我平生惭愧自己浅陋，从未敢著书；偶尔零星涉及，也大多不能编成篇章，无法完成您的嘱托。近来偶尔替这里的诸位生员修改讲义一百多章，姑且可以作为乡村学究《兔园册》的草稿本，现呈上请正，恭请裁定教诲。另附县志以及杂刻三种，一并希望先生垂览。使者即将返回，匆忙之间不能尽述想说的话，面对纸笔，怎能不惶恐。

译答山西范彪西进士书 我是浙西的鄙陋之人，早就听说山右辛复元先生的大名，却没有见过他的书。承乏任职于恒阳，幸好与山右接壤，于是又听说先生就是当今的辛复元，而且将把辛复元的著作全部刊行，便托人私下访求。之所以不敢把姓名通报给您，实在是想先得到先生的书读一读，然后再竭诚求教订正。没想到先生不嫌弃我，辱赐亲笔书信，又把《理学备考》等书给我看。我打开书卷阅读，见其逐根逐本，所论都足以发明先儒深奥的意旨。而且《三锡集》《居丧草》充分显示出出处进退不苟且、守礼谨严，大概并非只是口头说说，确实能够身体力行，对世道人心的功劳多么大啊！我不敢私藏在箱笼中，将携它们南归，遍告我乡后辈，使他们知道太行山以西、龙门以东，又有大儒从那里出现，王仲淹、薛敬轩的遗风并未坠失，大家共同讨论并传习它们；它所给予的惠益，不也很多吗？有一点可以商榷：《备考》中把薛、胡、王、陈兼收并列，不分高下，采用朱子《名臣言行录》的体例，而不采用《伊洛渊源录》的体例，说是把评定甲乙的任务留给后来的君子。这实在体现了先生虚怀若谷、仿佛尚未看见道的心态。然而我认为，也有不能不分辨高下的地方。譬如前往京师的人，必须先辨明哪一条是平坦大道，哪一条是险恶小路，然后才可以驾车上路。倘若把它们一并列出给人看，却不告诉人平坦与险恶的区别，万一有人误入荆棘之中，我心里能够安宁吗？何况王、陈是险路，薛、胡是坦途，前人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并不是我敢擅自给他们分甲乙。把前人已经作出的甲乙之分告诉后人，怎么会妨碍先生的虚怀呢？至于《备考》序中说“学问只怕有差错，不怕有差异”，这又有道理。学习应当彼此发明，略有差异并不妨碍大的相同，这话只可以用来评论圣门中子游、子夏一类的人。大的相同而小的不同，像王、陈同薛、胡的关系，就不只是小的差异，而是根本的差错。即使从他们一生的言行来说，难道没有可以取法的地方吗？然而难道可以因为小有醇正，就把他们大的弊病也一并取用吗？我常常奇怪世人因为阳明功业显赫，便不敢议论他的学术。不知道管仲、墨翟也不是没有功业，为什么却受到孔孟的讥评呢？其中的曲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尽的。嘉靖年间，粤东陈清澜先生有《学蔀通辨》一书，详细说明其中的弊病，不知道先生曾经见过吗？近来有舍亲将此书刊行，谨奉上请您阅览。又有大兴张武承著《王学质疑》一编，把阳明学说的弊病说得很深切、明白。我最近替他刊行了此书，现一并附上，略表我的心意。我并不是想仿效世俗儒者聚讼纷纭，只是如果不分别道路，恐怕学习的人不知道应当取舍。不知道先生认为怎样？辛先生的书还有几种，我想访求，另纸附上请求；拙作也一并奉上，恭请先生指正，总望垂览，不能尽述。

译【附】来书 我知道先生的姓氏，是从魏环溪的荐疏开始的。荐疏中说：“陆某清廉的操守如冰一样纯洁，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子女。”又说：“和妻子一同乘一条小船，只有几卷图书，妻子只有一张织机罢了。”我读到这里，不禁举手加额，遥遥仰望您的典范，每天都存着拜您为师、奉您为宗的愿望。惭愧我抱病居于山中，顽钝如同木石，断绝城市往来已经二十多年了。有心背着书箱求教，却没有机会通报声息。适逢李药铺索取书稿的差事，因为路途遥远，难以全部寄完，先挑选几种送上，恭候您删改。附上一篇小引，粗略笺注，也求先生赐予精当的评语，使它永远成为先人的华美褒饰。面对纸笔，遥望先生，不能尽述。又 先前因为奉谢您的教诲，偶然谈到薛、胡、王、陈的辨析，并不是我有能力尊崇谁或压抑谁，不过是述说前人的成论，以求先生指教罢了。过分承蒙您的奖誉，实在惭愧得无地自容。至于来信认为以国典为嫌，我的浅见是，王、陈被崇祀，不过是明朝末年一时的制度，本来不能作为万世不变的定论，正应依靠儒者加以讨论，供礼官采择，这并不叫作矛盾。从前荀况、扬雄一类人都曾越次进入孔庙两庑祭祀，后来全靠诸儒的议论才得以改正。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有议礼的职权，也不可过分发表激烈言论，流于横议，但难道可以干脆放置不问吗？来信又说，这种学问或许也足以稍稍挽救那些拘泥章句、沉溺支离的人。对此也有可说的：要挽救拘泥章句、支离破碎的弊病，没有比遵循朱子居敬穷理的学问更好的了；内外、本末相互培养，自然不会有一种弊病。如果想用王、陈来挽救，恐怕拘泥章句、支离破碎的弊病还没有除去，虚无放荡的毛病却先形成了，危害绝非细小。况且即使想取用他们的长处，也不能不把他们的弊病全部揭示出来。譬如附子、大黄，如果不依法炮制，难道可以入药吗？不知道先生认为怎样。您尊刻的书谨此拜受。辛先生在绛州的书，也一并祈望您留心。承蒙告知想借阅先儒的各部文集，只是蔡虚斋、贺克恭的文集在南方，我曾经见过，这里没有。曹月川的文集也只见过《夜行烛》等七种，其余各集都曾访求却没有得到。匆匆草稿、拙刻两种，附在《正统》中，敬请垂览，可以吗？又，重新订补的《垂棘》以及二续、三续都已经承蒙赐教，只是还没有见到《初续》一编，希望一并惠赐，以成全璧。再次恳求。又 收到您的来信，过分承蒙奖掖，惶恐敬畏之情如何能够形容？又惠赐辛先生的书以及《垂棘备考》等各编，哪里只是百朋之赐！我公务繁忙，只在中间洗手读了一遍，便顿时茅塞顿开，先生对我的恩惠实在无穷。至于来信中恳切指示，不愿把荀况、扬雄与王、陈相比，这一点我仍有不能没有疑问之处，冒昧再次陈述。来信说：“荀况、扬雄被罢黜祭祀，是因为品行，而不在于著述。即使《法言》能够和《论语》相媲美，难道能遮掩‘莽大夫’三个字吗？”这话说得极好！然而品行固然不可不重，著述也不能独独轻视。荀卿并没有做过莽大夫，只因主张性恶这一观点，便不能列在诸儒之中，谁能说著述可以任意看待呢？如今朱子昌明正学，阳明却把他指为杨墨，诋毁他为洪水猛兽，并在晚年颠倒是非，使天下人全都废弃朱子的书，却只坚持他所谓的良知；那么在阳明看来，荀卿的性恶之论又会怎样呢？弟弟我前一封信说：“大黄、附子如果不依法炮制，就不能入药。”依法炮制之后仍然可以入药的，就像荀卿关于用兵、军制的论说，也可以被《纲目》采纳，只是不采用他的性恶之说罢了。若只就性恶这一论点而言，便完全没有可用之处，即使想替荀卿辩解，也无从下手。如今先生如果想取用王、陈的长处而去除他们的短处，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牛溲、马勃尚且能够被良医收用，何况王、陈呢？如果竟说崇祀他们不容议论，直接把他们与程朱大儒等量齐观，那么这就等于说牛溲、马勃可以和美酒佳肴一起摆上几案招待贵宾，这有这样的道理吗？来信又说：“孙钟元叙述张逢元的话说：‘建安学派消失后，天下的实病不可不泻；姚江学派消失后，天下的虚病不可不补。’建安、姚江虽然不能同等看待，却也可以说是懂得应对变化的方法。”我又有话要说：建安之学在补养方面已经完备了，偏重穷理的人，就用主敬来调节；偏重主敬的人，就用穷理来补足，这有什么病患值得担忧呢？“建安消失后，天下的实病不可不泻”，那也只要用建安之学来泻除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姚江呢？如果把建安、姚江相互补济说成懂得应对变化的方法，那么孔子也应当同佛、老相互补济，孟子也应当同杨、墨相互补济，这可以吗？假使天下没有杨墨、没有佛老，难道孔孟之道就不能实行了吗？当然不是这样。我阅读《理学备考》，发现其中曾采纳《学蔀通辨》的说法；这部书把阳明学说的弊病辨析得极其明白详尽。先生既然有所取法，那么其中的是非本来已经分明，只是不愿过分毁谤前贤，以免开启天下轻薄之人的门户罢了。这个用意确实厚道，但我并不是喜欢毁谤别人的人，何况哪里敢毁谤前贤呢？只是担心是非混淆，使求学者误入荆棘，我内心有所不忍，所以不敢隐瞒自己的见解。每当谈到此事，便不知不觉反复为人说明。见识浅薄、言辞疏略，本来是免不了的，恭请先生不要吝惜严厉切实的琢磨指正，这是我的愿望。辛先生的《经世》《石画》《衡门》《芹》等书，也祈望先生访求，方便时赐给我，统请俯察。面对纸笔，心神已经飞驰到先生那里。

译答同年臧介子书 分别以后我感受暑气，半睡半醒，已经将近十天没有吃饭了，精神疲倦，难以形容。忽然收到您的亲笔信，恭敬诵读一遍，不觉顿时清爽，仿佛您拿冰给我饮用。年兄为己为人之道，最为切近自身。您把“为己之学”作为根本，我知道其中一定有超出世俗之上的地方。至于您说正德、嘉靖年间风俗败坏，不是姚江的过错，而是学习姚江之人的过错，这是如今调和朱子、王阳明的人大多采取的说法。然而我认为有不能调和的地方：风俗的败坏，确实始于姚江，并不全是他的门徒之过。如果只把罪责归给龙溪等人，说与姚江无关，那么不仅不足以使龙溪心服，还会使天下学者看不见姚江的过失，反而跟着学习他；这种危害哪里说得尽呢？大体说来，学术的弊病，有的产生于末流，有的从立教之初就已经出现。比如学习考亭而不得其要，后来流于迂腐，这是末流产生的弊病；至于姚江，他在立教之初就已经荒诞了，哪里还要等到后人学习不当之后才流于荒诞？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学蔀通辨》一书，年兄曾见过吗？我偶然在行李中带了一本，现在奉上请您阅读。居处无事时，仔细考察其中的条理，自然不待多加辨说便会明白。至于来信所说，士大夫立身行事自有大公至正的一条道路，却偏偏沾沾自喜于标新立异，这是为什么呢？这个说法很正确。然而如今天下学术不明，有的人本来喜欢标新立异，却自以为大公至正；也有的人真正大公至正，却被世人都视为标新立异，这又不能不加以辨析。只有专心致力于考亭之学，真正的大公至正和真正不喜标新立异的人才会显现出来。来信又说，心切于拯救世人，即使不幸做了降低志节、辱没自身的事情，也不失为圣贤；心急于追逐名声，即使表现得高高在上、轻视一切，也无补于名教。追逐名声确实无补于名教。若说“降志辱身”四个字，却自有分寸，不能一概而论。古人虽然也说过降志受辱，但总是把自身置于规矩准绳之中；对于不可处之事，断然有所不为，这就是所谓“不以三公易其介”。如今人一说降志受辱，便把自己置于规矩准绳之外，把世俗事务看作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这其中的差别，何止天地之远。它关系到世道兴衰的原因，如果不论分寸而一概以拯救世道来许可它，弊病将不可胜言，这尤其不能不辨析。至于佛教传入中国一事，说孔子早已知道，恐怕也不对。圣人也有不知道的事情。说孔子知道后世必然会有异端，这还可以；说孔子知道后世必然会有佛教，恐怕就接近汉儒谶纬之学了，不是用来谈论大圣人的方式。我学问疏浅、见识鄙陋，又在病中狼狈不堪，承蒙年兄殷切询问，冒昧直陈自己的见解，只愿高明宽恕我的狂妄。

译答秦定叟书 我的学问疏浅，承蒙先生不弃，远道辱赐教诲，我常常铭记在心，希望有一天能够拜见有道之人，以开启自己的茅塞。癸亥年初夏，我恰好在武林，距离先生高斋很近，却匆匆未能登门相见，因此草草写下几行，仰请高明指教。我也不能把先生所说的全部记下，只是对于《紫阳大指》一书，仍然有一点疑问，不敢自行隐瞒。后来又承蒙亲笔教示，并把《答中孚》《答潜斋》《答扩庵》等书的刻本给我看。我反复恭敬诵读，更加赞叹先生笃志于学、精进不已，远远超出流俗。比如《答扩庵书》中说，周子所说以静为主的“静”，朱子看作相对待的动静，原本并没有错。阳明恐怕人偏于静，便容易把程子“动亦定，静亦定”的“定”理解错了；这是阳明的错误，不是朱子的错误。又如《答中孚书》中说，如今人只知道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便以为得到了体用一源，却不知道这只是知道“一源”，还不能算知道“体用一源”。必须先分明体和用，然后认识它们同出一源，这样才有下功夫的地方。这些话都足以破除俗儒的疑惑，对正学有功，我深深信服，不容许再加一句赞语。然而对于前些日子的疑问，我仍不能完全释然，冒昧把它全部陈述出来。来信说，“未发、已发”是朱子一生精神命脉所在。懂得“未发、已发”，就懂得静时存养、动时省察。又说如今的学者相率陷入困顿而不学习，其根源都在于立教者把本体当成功夫，而没有分清“未发、已发”的错误，这当然是对的。然而用这个道理来评论朱子可以，说阳明不同于朱子的地方专在这里，说嘉靖、隆庆以来的人才风俗不如成化、弘治以前也专在这里，恐怕还不够全面。阳明的弊病，最大在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一句，而昧于“未发、已发”的界限。到了末流，既然把“无善无恶”当作心的本体，那么所谓“未发”只是“无善无恶”之心尚未发动，所谓“已发”只是“无善无恶”之心已经发动。即使完全按照朱子所说静时存养、动时省察，也不过是存养那个“无善无恶”的心，省察那个“无善无恶”的心罢了，并不需要把动静混而为一，才算不同于朱子。朱子中和旧说虽然属于后来已经悔悟的见解，但所谓“心是已发，性是未发”，也是指至善而无恶的本性而言，和阳明所谓“无善无恶”相去如楹柱与草茎一般悬殊。即使朱子固守旧说而不改变，他仍然不同于阳明。所以阳明虽然把这个说法指为朱子晚年的定论，仍然受到它的影响，也还要怀疑朱仲晦的话有问题，就是这个缘故。这正是我认为考亭与姚江如黑白般不同的原因。先生在《紫阳大指》中却说，“无善无恶”一句只是名言上的失误，而不是大义上的错误，这是我深深疑惑而未能理解的地方。来信又说，《晚年定论》一书中，阳明不免曲意成就自己的意思，不敢盲目随同这一窠臼；这固然是对的。然而考察《紫阳大指》中收录的答何叔京三封信，先生评论说：“这三封信实在是先生的一次转关之处。”这样看来，似乎仍未脱离阳明的窠臼。我曾把朱子一生学问前后不同的原因合起来考察：朱子的学问传自延平，延平教人静中观察喜怒哀乐未发时的气象，也教人反复推寻来究明这个道理。朱子四十岁以前出入佛老之学，虽然受学于延平，却还不能完全尊信所听到的教诲，因此有中和旧说，也有答何叔京的那些书，与延平之学不免矛盾。到延平去世以后，朱子四十岁以后才追忆他的话而信服，答林择之书中所说“辜负此翁”，就是悟到中和旧说的错误，而信服延平关于未发气象的说法；这就是朱子的一次转关。《答薛士龙书》所谓“困顿而自行悔悟，才退回来在句读文义之间求取”，就是说把答何叔京的那些书看作应当悔改之处，而信服延平反复推寻以究明道理的话；这又是朱子的一次转关。朱子的学问，在悟到未发之中以后确定下来，又在退回到句读文义中求取以后再次确定下来。至于答何叔京的三封信，是纠正他四十岁以前出入佛老之学时对未发、已发的说法；看起来仿佛要转向穷理格物的功夫，实际上还没有完成转关。先生却笼统地把它看作朱子的一次转关。窥测先生的意思，似乎把居敬看得较重，而把穷理一边看得稍轻。虽然不像阳明的门徒那样完全废弃穷理，却不免压低这一方面而抬高另一方面，所以在《答李中孚书》中便认为《大学补传》可以改动，又认为阳明独尊古本《大学》能够彻底消除支离的积弊，对我们的道统大有功劳，这也是因为把穷理看得稍轻。居敬、穷理如同太极具有两仪，不可偏废、不可分出轻重，所以说：“涵养莫如敬，进学则在致知。没有致知却可以不居敬的，也没有居敬却可以不致知的。”因此朱子平日虽然“敬”字不离口，对于《大学补传》又谆谆教人穷理；在《或问》中还反复推明，实在没有丝毫弊病。朱子所以有功于万世，就在这里；所以不同于姚江，也在这里。如果这里可以改动，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改动的呢？即使说格物应当以认识根本为先，也就是所谓当务之急，那么在格物之中先求根本是可以的；但像古本《大学》所说把“知本”直接当作“知之至”，却不可以。这也是我深深疑惑而未能理解的地方。至于先生反复强调居敬、主静，可以说深得程朱的要旨，又切中俗学的弊病。然而敬之所以为敬、静之所以为静，也有不能不辨明的地方。我曾考察朱子关于敬的言论，他常说要略略地提撕警觉，大概是怕学习者下手太重，不免产生急迫的毛病。因此对于延平“观察喜怒哀乐未发”的话，朱子虽然悔恨自己起初辜负了它而加以信服，但对于“观”这个字，直到最后也不敢在答刘淳叟等书中顺从自己的成见。至于《观心说》一篇，极力说明“观”的弊病，虽然是针对佛氏而言，延平的话不能说没有问题，其中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这是用力于敬的人不能不知道的。朱子虽然又说“敬”字的功夫贯通动静，以静为根本，却又说不必特意把静坐当成一件功夫，只须看一个“敬”字贯通动静。

译他又说，明道说静坐可以作为学习，上蔡也说多静坐一些没有妨碍，这种说法终究有一点偏；一偏就会成为弊病。大概《乐记》所说“人生而静”、《太极图》所说“主静”，都是指敬而言，只是在无事之时使心收敛，不向别处驰逐罢了，并不是要人辞却外物，专门追求寂灭，像佛家坐禅那样。高景逸不明白这一点，于是专门致力于静，甚至一坐就是七天，名义上说是在涵养大本，却不觉进入了释氏的寂灭境界，也不同于朱子所说的静。这是致力于静的人不能不知道的。先生反复教人居敬主静，却没有说明敬与静应当怎样用功，这又是我不能没有疑问的地方。我又读先生答人的书，见您说阳明的弊病只在“无善无恶”，而良知之说不能说不是孟子性善的宗旨。阳明所说的“良”，正是指无善无恶，并不是孟子所说的“良”。孟子的“良”是说本性的发动，如孩童爱亲敬长就是这样；阳明的“良”是说心体明明灵灵、澄澈虚明，任凭情感自行发动罢了。只要一有思虑营为，不论善与不善，就称为知识而不称为良知，这哪里可以相提并论呢？又说阳明的学问确实能够为自己而学，而不是挟带争强好胜之心。阳明口出大言而毫无顾忌，甚至把孔子说成九干镒，把朱子说成杨墨，这还不是争强好胜，那怎样才算争强好胜呢？如果把先生对阳明的评论合起来说，就成了既说他确实能够为己，又说他的良知之说合于性善宗旨，又说尊崇古本《大学》能够消除支离之弊；只是“无善无恶”一句不能说没有弊病，又只是名言上的失误，而不是大义上的错误；《晚年定论》虽然不免曲意成就自己的意思，但采录答何叔京等书也不算完全错误；所不满意的，只是没有分清未发、已发这一节。先生又在《答李中孚书》中说：“这不过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法则；连未发、已发，也同朱子只是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了。”前辈把阳明比作指鹿为马，都是不对的。我非常清楚先生是从学术和世道出发，与世俗出于私意的调和不同，只是没有彻底清除，因此不免留下调和的痕迹，恐怕会给后学留下疑惑。所以我不顾自己的愚陋，不敢隐瞒疑问，冒昧把它们呈上，恭候先生教诲指示。我知道先生会体谅我求得正确的心意，不会把指摘当作罪过。嘉靖年间，清澜陈氏有《学蔀通辨》一书，先生曾经仔细阅读过吗？近来北方有一位名烈、字武承的张先生，著有《王学质疑》一卷，其中谈论阳明的弊病，也很深切明白。可惜他已经去世了，我近来替他刊行此书，冒昧一并附上，敬请垂览并不吝赐教，这是我的荣幸。面对纸笔，仰首企盼之情哪里说得尽。又 去年远远承蒙收到您的尊札，又惠赐《紫阳大指》。捧读之下，又喜悦又惭愧。喜的是没有被贤者弃置，惭愧的是自己优游虚度岁月，比不上先生勇猛地进修道业。自嘉靖、隆庆以来，紫阳之教衰微了。如今振兴弊学、扶助衰微，只有努力尊崇紫阳高明著书的宗旨，岂不是世道的幸运吗？然而我心中还有想商榷的地方。先生着力辨析的，是阳明受到朱子影响这一点，仍然怀疑朱仲晦的说法，所以逐一列举朱子的言论中与阳明相合之处，以证明它们并非受到影响。我的愚见是，朱子的学问本来与阳明截然不同；有时言语相近，实际上却相差极远。因此阳明虽然有《晚年定论》一书，却始终认为朱子影响了自己，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只要读一读朱子的《观心说》以及《大学》《中庸》首章的《或问》，它们的异同不待辨析便可知道。如果专门取二者相近的地方来证明朱子没有影响阳明，恐怕反而不免犯把儒学引入墨学的毛病。世上沉溺于阳明学说而终身不能自行振拔的人很多。先生先是进入其中，后来觉察到它的错误，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又怎么能超过您呢？然而看起来先生仍未能完全脱离它的范围，所以在两家分道之处，仍未能划分得十分清楚。《陈清澜学蔀通辨》一书，辨析最为精密，听说先生认为它过于严厉。希望高明奋发捍卫正道的力量，一定要使考亭与姚江如黑白般不同，不要在二者之间有所调和；这样全书的宗旨才可以取得，世道也或许有希望了。我才质驽钝，对于学问没有窥见，承蒙先生下问，冒昧倾尽自己的愚见。

译复房师赵耐孺先生书 去年两次收到您的亲笔教示，如同亲自承受您的教诲，得知您近来福体康泰吉祥，怎能不欣喜慰藉！我被羁绊在荒城，没有一件善行可以称道；虽然在事务繁忙的间隙偶尔涉猎陈旧典籍，但见识粗浅、意气浮躁，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所修县志，是因本地人提供的底本草率成书，疏漏很多。传记中君的著作，因为它自成一说，不同于流俗，所以保存于志中。本想借此向有道者求正，便擅自加上“卓识”二字，未免僭越妄言，这也是疏漏的一端。承蒙您的指教，获益很多。至于我想请您订正的地方，冒昧陈述一件，希望先生酌定。如把江陵说成专权，把张桂说成奸佞，来谕认为这样已经过分了。又有人说，用这种话评论人物，似乎过于苛刻；但把这一段议论保存于天地之间，使后世知道立朝侍主不可有一丝苟且，如果违背大道，即使有江陵、张桂等人的才学，也免不了成为专权者、奸佞者，这似乎也可以成为维护世道的一种助力。这种说法怎么样？又如刘文成，是开国名臣，从幽暗处升迁到显达之位，似乎不应列入杂传一类。然而也有人说，把他放入杂传也可以，用来警醒朝秦暮楚的一类人。《鲁论》论仁，把管仲列入讨论；程朱认为管仲与子纠之间，还不能用君臣名分来约束，和王珪、魏征的事体不同，所以孔子仍然有所取法。文成既然已经做了元朝的进士，又做了高安县丞，又做了儒学提举，又入了行中书省的幕府，那么他对于元朝，究竟要和子纠归为一类呢，还是和建安归为一类呢？儒者所讲的道，只在出仕和退处这两个方面，出仕、退处之间本来没有别的道路。文成既已出仕于元朝，又不妨辅佐明朝，这样在出仕与退处之间又另有一条道路，可以这样吗？假使像金仁山、许白云这些人，一生高蹈不仕，遇到风云际会便奋袖而起，那就应当另论文成，难道能与他们同类吗？诸葛孔明高卧隆中，从未接受过人的爵禄，所以可以选择君主而出仕。文成已经列名仕籍，见到异象云气升起便说“这是天子的气象”，又说十年以后英主出现，我应当辅佐他，这是什么话呢？如果按照伊尹先投汤、后投桀的例子来说，这是非常之事，本来不能用通常的道理来衡量。然而假如他的心事与伊尹丝毫不像，那么“杂”这个字恐怕加在他身上，他就无法推辞了。或者按照《纲目》诛杀廉、丹而宽宥孟达的例子来说，守贞未必就是对的，通权达变也未必就是错的；但恐怕文成所处的情形，又不能和廉、孟相提并论。杨铁庵的《老妇谣》，或许是一种说法。但只说“出幽迁乔”，便认为不算杂，不知凭什么能够使危太朴信服呢？所以说文成的“杂”，不同于赵孟頫、留梦炎的“杂”，可以说留梦炎的杂有所不同，但不能说他不是杂。正如江陵在朝廷任职，未尝没有功劳；可以说他不同于分宜的专权，但不能说他不是专权。张桂议定礼制，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可以说他不同于邓通、董贤的谄佞，但不能说他不是谄佞。这种说法对吗？不对吗？恭请指教。傅君的书，卷帙浩繁，还没有付梓刊行，他家没有副本，也不肯远借。往年曾抄录一部送到史馆，可以前去观看。其他不纯粹的地方，也颇有一些，我也不敢全都认为是对的。获鹿、临城两位县令都是古道照人的人物，能够托他们带来书信，实在荣幸。顺便附信问候起居，草草写到这里，不再详述。给魏环溪先生的信 恭敬地想，阁下是当代的防龙，人间的麟凤，天下仰望您如仰望泰山北斗，已经很久了。陇其是浙西的鄙陋儒生，早晚诵读圣贤之书，内心私下仰慕您。以为在我这一世，如果果真有这样的人，即使相隔万里，也将跋山涉水去追随他。年长以后蹉跎失意，虽然不敢说当世没有这样的人，但我困居乡里，见闻不出一县之内，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人。三四年以前，才听说如今的临朐相公破例向朝廷推荐阁下，天下人都认为得到了人才，天子也倚重您，把您当作耳目。您分条陈述时务，都是正大而长远的谋划，与一切苟且之计相距如楹柱与筳席。陇其在草野之中读到这些文章，私下仰慕不已，认为这不是寻常学者所能办到的。后来详细询问从北方来的人，众口一词，都说您是当代真正的儒者。陇其心中更加激动，认为这正是从前所说的“即使相隔万里也将跋涉追随”的人。乙卯年春天，我赴京参加谒选，距离您的光辉咫尺之近，想准备礼物到门下拜访的念头屡次产生。又因为尊卑相隔悬殊，恐怕有攀附求援的嫌疑，便局促不安，不敢前往。离开京城以来，心中常常耿耿于怀，认为自己这个末学小儒，如果不能得到大君子的磨砺，终究不能有所成就；如今幸而遇到了这样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又因为顾虑嫌疑而不能接近您，这一生恐怕将要埋没，再没有办法使自己进入圣贤的境域。等到我的家亲从京城回来，拿出一幅诗交给陇其说：“这是少司农魏公寄来赠给你的。”陇其拜读之时，又欢喜又恐惧，心想我这个海滨的末等小吏，凭什么能得到大君子的赠诗？况且阁下又不是肯轻易向人假以辞色、露出笑容的人，如今却谬承这样的赞誉。这一定是有人把陇其欺骗阁下的话告诉了您，阁下姑且相信、姑且称誉罢了，未必真认为我有什么可取之处。然而我又暗自欣喜：从前因心中仰慕而又避嫌不敢进见，如今姓名既然已经传达到君子面前，那么即使通过一尺幅的书信来叙述自己的情怀，也可以没有攀附求援之嫌。虽然未能跋涉追随您，但区区诚意也可以得到万分之一的安慰。正准备写信自我通报，部议却以无能罢免了我。想到一个被废弃的官吏，不敢贸然给大臣写信，于是又徘徊不敢上前。然而陇其听说，没有缘故而轻率拜访公卿的，是谄媚之徒；公卿有宏才大德，先以礼相待而最终自行引退的，是鄙陋固执的儒者。这两种做法都不是君子应当采取的。如今承蒙阁下曲意接引，如果使陇其始终一句话也不能自我陈述，不仅违背我往昔仰慕您的诚意，恐怕也会受到君子的讥责，所以冒昧叙述心情，陈述于您的左右。阁下读到这封信，或许会知道我并非傲慢，只是迟疑徘徊没有回报；我内心的感激仰慕，本来就不止如信中所说。至于陇其为什么不合于世俗而自取罢黜，以及我平生所学想请阁下指正的事情，本来更不敢贸然烦扰您。临写此信，惶恐至极。

译给某人的信 年末看到您刊刻的文章，仔细读来，奇特的气势矫矫然充溢于纸墨之间，您确实是难得的人才。不过我有一点意见：制义这种文体，是用来阐发圣贤之理的，并不是为了炫耀奇特、争逐华丽。假如存有炫奇斗丽的心，根本就已经错了，即使文章写得美，也不值得观赏。不明白的人说您的文章太奇，恐怕不合世俗眼光而难以售卖；我的意见却不是这样。我对您不满意，并不是担忧您的文章难以售卖，而是私下认为，即使这样写的文章能够售卖，卖出去了也不是值得看重的事情。如今专门追求怪僻而跻身显荣的人，难道没有吗？有见识的人并不取法他们。您为什么要流入这种道路呢？我之所以看重您，是因为您具有高明的资质，可以继续深造，并不是认为今天这种文章值得取法。希望您静下心来、平和心气，取程朱大儒的书，沉潜反复地研读其中，真正看见圣贤意旨的所在，然后执笔作文。再取先正守溪、荆川、泾阳的作品，遵循他们的规矩，以此规范自己的驰骋，不必专门追求奇异，却自然卓然超出流俗；这才是天下最好的文章。为什么要舍弃平坦大道而在荆棘中奔驰呢？近来听说您刊刻文章的意图，是想带着它到京城去拜见显贵要人；这对于相知者来说尤其是辱没我，所以不敢不说一句来规劝您。一个人之所以可贵在于做儒者，是要卓然自立而不被流俗沾染，安守本分而不向人屈曲，内心刻苦自励而不肯在外表炫耀。他能否遇合，听凭天命。一旦有屈曲逢迎、炫耀求进的念头，君子就会以此为耻。昌黎的文章照耀今古，但他写给宰相的那些书信，先儒仍然认为他求进过于轻率。三闾大夫的《离骚》，上追《风》《雅》，有识之士还嫌他显露才华、张扬自己，何况才能还不如三闾、昌黎的人呢？自从世教衰微，士人不以求进为耻，也不知道应当以朴实为崇尚。吴下的轻薄子弟，稍微懂得句读，便刊刻诗文向同辈夸耀；稍有不得志，便迫不及待，只要能够谋求进身，不管是什么途径都要去走。他们看待圣贤安命守义的学问，简直如同看待丢弃的弁冕和髦饰。可是归根到底，他们能否遇合全都有命。如此作为，哪里曾有丝毫益处呢？这种现象在世俗中并不奇怪，却不是对贤者的期望。希望您以古道为目标，不要把自己放在流俗之中；用学问来砥砺自己，把能否遇合听凭上天，以朴实为宝，把吴下轻佻的习气看作可鄙，那么将来文章能否售行自然不可限量。区区这些事情，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正因为对您的期望深厚，所以详细陈说这些话。恭敬地希望您明察谅解。不再多说。给陈蔼公的信 去年春天有幸亲承您的仪范，如同饮用醇酒一样。近来又承蒙赐赠尊集，展开书卷读了一遍，满眼都是琳琅美玉。汤先王所说的“脱手即妙”，这话并不虚妄。古今文人的弊病，在于专心于辞章，而与道无关。先生立言必定以道为准，读您与汪比部的论文书，确实能够扫尽文人的习气。但道没有穷尽：粗略地说，韩退之、欧阳永叔的文章已经可以说是见道；精细地说，必须达到洛闽诸儒、洙泗圣贤的境界，才算穷尽道的奥妙，也才算穷尽文章的奥妙。我知道先生对自己的期望正不可限量；如果只是沾沾自喜地赞叹、羡慕先生的文章，仍然不免是局限于一隅的见识。从前吕泾野先生对空同李子说：“一旦写歌行近体，就像李白、杜甫；一旦写古乐府，就像曹植、刘桢、阮籍、谢灵运；一旦写赋、记、序、书，就像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假使李子能写一篇《定性》《订顽》，就像程颢、程颐、朱熹；能写一篇《大学》《中庸》，就像曾参、子思。”可惜他的力量没有用到这些方面罢了。我敢以此来期望先生吗？刘静修、孙钟元都是先生的同乡。凭先生好学深思，难道还难以比美前代贤哲吗？我想请您指正的地方很多，只是被簿书事务牵累，不能早晚侍奉左右，心中怎能不耿耿呢？顺便附信问候，全部仰望您明察。不再多说。《三鱼堂文集》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鱼堂文集》卷六 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书信 答同年许子位 想起自从西湖分别以后，久已不能拜见您的容颜，时时有如饥渴般思念。没想到奉命暂任贵县县令，打算到任以后亲自登门拜访，痛快地聆听您的教诲。忽然收到您的书信，深深感受到您的殷切厚意。但陇其平生立志以廉洁自期，而力量薄弱、才干低劣，又正逢国家多难的时期，便利百姓与有利国家，势必有时互相冲突。我打算学习第五伦亲自砍伐马草，学习邓伯道亲自运输家粮，哪里敢期望保障一方，只希望能够免除百姓如缫丝般的重负。平生以粗茶淡饭自得其乐，今后也将知道冰蘗的甘美；然而怎样才能除去稂莠而种植嘉禾？怎样才能亲近鸾凤而远离枭獍？怎样才能把利益恩泽留给百年之后？怎样才能解除今天百姓倒悬般的困苦？安抚教养百姓应当用什么办法？催收赋税应当用什么方法？大的方面移风易俗，小的方面清除弊虫、减省烦扰。先生在理学和经世济民方面的声名早已著于东南，百姓盼望恩泽十分殷切，何况贵县的利弊您都熟悉吗？只希望您逐一赐教，启发我的愚昧，我岂敢不虚心听从？如果使嘉县得到我的一分好处，就是大君子赐给我的一分教益。临写此信，仰望企盼之情难以言尽。答复房师赵耐孺先生 前次到吴阊，匆匆违别，至今还惆怅不已。世兄来此，捧读您的手教，得知近来起居状况，遥相思念，深感欣慰。但陇其劳苦奔波，虚度光阴，正对着自己的身影惭愧不已，哪里还敢烦劳尊长挂念，以致使世兄屈驾来访？您厚重的情意接连惠赐，更使我惭愧汗下。卑职到任以来，才能平庸而事务繁剧，手忙脚乱，千头万绪，各项事务交错盘结，毫无头绪。新旧积欠的赋税成千上万，宪司催征的文书如飞，军饷紧急却无法应付，不知将来奏销会是什么情形。加上我本性迂拙，处处如临春冰，不敢玷污平生操守，以辜负康成门下对我的知遇，所以冷清的官署中寂寥萧条，只觉得坐在愁城里，想躲避债务也无处可逃。像老师这样知遇我，我尚且没有办法表达心意，只能深深惶恐不安而已。世兄才学深厚、气度高雅，令人心仪；只是奉上一片猪肝，作为地主之谊，实在惭愧。您赐予的厚礼愧不敢当，现借此信一并致谢，附上菲薄之物略表私情，幸望笑纳。感激惭愧之情绵绵难尽，笔墨无法全部表达，统请原谅。不再多说。给李子赤茂的信 多年离散之后能够相聚一次，又正逢事务繁忙，不能详细倾诉衷情，心中怎能不耿耿呢？在这样的时地做官，每天处在荆棘之中，哪里比得上在物外轩中拥读万卷书、焚香吟诗，享受人间乐境呢？希望您珍惜这段闲暇，专心于正学，不要把有用的光阴浪费在旁门上，这只是故人私下的祈愿。先前听说您留心《文献通考》，这是儒者有用的学问；以大才用力于此，我十分欣喜羡慕。但程朱文集、语录以及明儒薛敬轩、胡敬斋的诸种语录，尤其是体用兼备的书，也不可不读，不知您有意于此吗？渊伯常来吗？您所作《贻安录》一书关系很大，弟已经为它作了序，但文章质朴浅陋，不足以表扬此书，似乎还不能少了《物外轩》一序，幸望赶快写成。答表叔李慧生 久违您的仪范，每每牵挂奔向您的心情。知道您近来起居多半康健吉祥，欣慰之情如何能说尽？凭浅陋的才能试任边远地区的职务，钱粮积欠新旧相加成千上万。宪司催缴军饷的文书，哪里只是像火一样急迫？日夜征收输纳，苦于无法应付。可怜我这个劳苦之人，忧伤得心如捣击。不知将来奏销会是什么情形？至于守职时如立于春冰之上，加上侄儿本性荒疏，家中依然一贫如洗，更难以向亲近知己的人说明。一个斗大的疁城，竟像茫茫苦海一样了！怎么办呢？像表叔这样最亲近的亲人，我尚且没有一根芹菜可以献上，惶恐惭愧难以言说。将来应当从容地向您表达敬意，恭请您谨慎跋涉。答曹微之进士 久违您的教诲，每每深深怀念您如云树般遥远。知道您近来起居安适、精神康健，已经养成了将来腾达的根基；在春风中骑着骏马，想来一定会成为首先唱和、先登科第的人了。欣慰羡慕，欣慰羡慕。弟凭迂拙疏陋的资质担任这个繁重的职务，如同蚊子背山、斑鸠营巢，只怕失败而给乡里增添忧患。无奈事事棘手，不知如何处置；催缴军饷的文书像雨一样落下，积欠钱粮的案件像山一样堆积，日夜艰辛，瘦得几乎骨立。至于冷清官署的萧条情状，依然如故，更难向知己说起。如今才知道做官游宦的滋味，不只是像蜡一样苦，而且简直像黄蘗一样苦。承蒙您高雅的厚爱，又承蒙书信传达汪年翁的情谊，我铭记在心，哪一天敢忘？只是恐怕我庸碌忙乱，不能担当您的鼎力栽培。手口都已劳瘁，容当以后亲自拜访，请您代我一一辞谢深情，感激惭愧之意一时难以说尽。统请明察，我依恋企盼之情怎能胜言。给云间陆郡博的信 恭敬地想，先生的学问有渊源，教育之恩长久著于三吴。如今您在云间掌管教育，事事遵循前人的足迹，优秀的士子纷纷受到教化。这个地方长久沉溺于辞章，近来又奔逐于声名利禄。以先生方正笃实的学问作为砥柱，改变风气的时机应当不远了。弟曾私下思考，学校是天下的根本，如今想整顿残缺败坏的教育，必定要从这里开始。然而上下都不太留意，近来更加庞杂。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也往往自我菲薄，不肯以古人为期许。但胡安定、曹月川之所以名垂今古，正因为他们能够在世人都不做的时候去做。如果天下人都已经做了，那么安定、月川也就没有什么可贵了。既然如此，今天这种庞杂苟且的局面，不能说不是豪杰振兴教育的时机。先生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弟早已仰慕您的高风，秋天在玉峰会见灵昭县令的侄子，更加了解到您的道德风范，又有幸读到《四书定解》，如同亲自承受您的指示，对您的仰慕何止如饥似渴。您的车驾屈驾来访，我却没能倒屣相迎，每每因此耿耿于怀。如今因舍侄女婿屠生王机得以在您门下受教，冒昧附上几行问候，也借此感谢您的教益。屠生是亡弟的女婿，过去曾跟随弟学习经书，年少而有志，希望先生进一步教导他，使他知道圣贤之学，能够有所成就，那就太荣幸了。临写此信，惶恐至极。答川沙王守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