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文集卷十

译《畿辅八府地图记》康熙甲子年，朝廷下诏命令天下考订、校正山川地图。井陉道佥事李公分头查勘保定、真定、顺德、广平、大名五府的土地；天津道朱公分头查勘顺天、永平、河间三府的土地。查勘完毕后，便合在一起绘成地图上报。陆陇其以一个闲散的俗吏身份任职，有机会纵览全图。畿辅的水道，只有永平的湾渝诸河分别流入大海，其余都归入卫河、白河二河而入海。卫河发源于河南卫辉府辉县苏门山，百泉水流经直隶浚县、滑县、内黄、大名县，经过大名府城，向南转向东流，经山东馆陶县、临清州成为运河，到天津后入海。白河又名潞河，在密云县南十八里处，从密云流经怀柔、顺义、通州、香河、武清，到天津三岔口，与卫河合流入海。大名的水流如洹水、淇水，都直接流入卫河；顺德、广平的水流如洺阳河、漳河，都经过大陆泽，在滹沱河汇入卫河；真定的水流如滋水、派水、滱水；保定的水流如漆水、易水、徐水，都在任丘县赵北口的四角河汇合，又向东到霸州、保定县成为玉带河；顺天的水流如拒马河、琉璃河，都在浑河汇合，与玉带河合流后注入白河。滹沱河在真定府城南八里处，发源于山西太原府繁峙县，由雁门流经直隶灵寿、平山，绕过真定府城南，经过藁城、晋州、束鹿到冀州，与洺水、漳水二河汇合，经过衡水、武邑、武强，到河间府献县分为两支：一支向东流成为盐河；一支向南流经支河县，在青县岔河口流入卫河。漳河在成安县南五里处，有清、浊二水：浊漳发源于山西潞安府长子县西面的发鸠山；清漳发源于山西太原府平定州乐平县，流到河南归德府武安县的交漳口汇流，至磁州三台口又分为一支向东流入直隶广平府盛安县，经肥乡，在曲周东南一里处与洺阳河汇合；一支向北流入邯郸县，经永年到曲周，与洺阳河汇合，经过鸡泽、平乡、任县、隆平、宁晋，到冀州与滹沱河汇合。洺阳河在广平县南五里处，发源于河南彰德府磁州神麓山，流到邯郸县与洺水、沁水汇合，由永年到曲周与漳河汇合。大陆泽又名广阿泽，汇聚水流的地方在任县、钜鹿、隆平、宁晋一带，每逢水势上涨，浩瀚无边，这就是《禹贡》所说的“大陆既作”。赵北口的四角河，在任丘县西北五十七里处，一头接高阳河，一头接长流河，一头接白沟河的一条支流，经过赵北口，由柴火淀流入玉带河。玉带河在保定府北城外，接纳柴火淀的水，向东流与浑河汇合，又分为四支，曲折流入信安河、石城淀、慈老淀、落坡淀、黑母淀、四角淀、文尔淀，最后总汇于三角淀，归入白河。高阳河在雄县城南二十里处，上游就是猪龙河，流到雄县后称为高阳河，经莲花淀流入四角河。猪龙河在新安县南十六里处，上游就是布里河，流到新安后称为猪龙河。布里河在高阳县东二十里处，上游就是杨村河，流到高阳县后称为布里河。杨村河在蠡县南十里处，上游就是滋、沙、滱三河，在祁州三吩口汇流，流到博野县境内称为蟾河，流到蠡县后称为杨村河。滋水在真定府城东北三十里处，发源于山西大同府灵丘县枚回山，流经直隶灵寿、行唐、真定、藁城、无极、深泽，到祁州三吩口与滱水、沙水二水汇合。沙水就是派河，在新乐县南关外；发源于山西太原府繁峙县白坡头口，流经直隶阜平、曲阳、行唐县、新乐、定州，直到祁州三吩口，与滱水、滋水两条河合流。滱水就是唐河，在唐县西南二十里处，发源于山西大同府灵丘县，流入倒马关，经直隶唐县西南，经过完县、曲阳、定州，到祁州三吩口与滋水、沙水两河汇合。定州以北十里有清水河，发源于白龙泉，流到城北汇入滱水，民间也称它为唐河。白沟河在新城县南三十里，由定兴县南面流来，在定兴、河阳渡，是涞水、易水、沙河三河汇流的地方，俗称北河；经容城到雄县城南，向东流，在矛儿湾汇入玉带河。另有一支从容城县分流，流到雄县以西三里，名叫黄湾河，又经过新安流入四角河。涞水就是拒马河，在涞水县东三里处，发源于山西大同府广昌县，流入紫荆关，经过易州西北边界，到房山县境内分为两支：一支向东流经涿州，在固安县东南汇入浑河；一支向南流经涞水县，经过定兴、新城，流入白沟河。易水在易州南三十里处，发源于易州宽中谷，流到定兴县北河村，与拒马河汇合后流入白沟河。沙河就是遒拦河，在涞水县西十五里处，发源于本县平乐山，流到定兴县称为沙河，汇入拒马河。长流河又名长沟河，在新安县西南五里；其上游是徐水、瀑水，二水合流到新安后，称为长流河。徐水在安肃县南四十里，又名顺水，发源于山西大同府广昌县，经直隶昌州五回岭流下称为雷溪，流到满城县称为大册河，流到安肃县称为徐河，经过清苑折向东流，与漕河、一亩泉、方顺河合流，到达安州城北称为依城河，至新安与瀑水汇合成为长流河。瀑河在容城县西南十二里，就是瀑水；从安肃流到容城，下游经过安州、新安，汇入长流河。浑河就是桑干河，在宣府西城南十里处，发源于山西大同府马浥县桑干山金龙池，接纳山西天镇卫的来水，流入直隶宣府镇西城、东城、深井堡、保安州、矾山堡，至【原文缺字】缙山脚下，称为缙河；向南流称为合河，经过沿河口流到宛平县芦沟桥，俗称浑河，进入固安县境内。向南分出一支流入新城县，向东转流入霸州；另一支顺流又分岔后重新合流，流入霸州，绕过城东南，称为通济河，流入玉带河。

译大体说来，千条支流、万条水派，以卫水、白沟河为总纲；流入卫水的各条河流，以滹沱河为总纲；流入白沟河的各条河流，以浑河和赵北口的四角河为总纲。按照《禹贡》所记的水道来说，在京畿一带有泽水、大陆、九河、衡漳，以及恒水、卫水。大伾山在浚县东南二里处，并不与西北各山相连。大陆就是任县、钜鹿、隆平、宁晋一带的大陆。衡漳就是合流于【原文疑字】阳、滹沱的漳水。恒水在唐县西七十里，俗称横河，发源于恒山北面，汇合经县西南流入潞水；有人把它认为就是派河，这是不对的。卫水发源于灵寿县良同村，向东南流四十里汇入滹沱河，并不是卫辉的卫水。九河、济水，本图没有记载它们的位置。黄河故道在开州南一百二十里，俗称响子口，由河南流来，经过直隶长垣、恒县、浚县、湑县、东明、开州、元城等州县，又经过山东馆陶县边界，流入直隶清河，下达河间而入海。考察《汉书》所载，汉代黄河在酸枣决口，在瓠子决口；自宣房堵塞以后，黄河又在馆陶向北决口，分成屯氏河，向东北经过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正统年间，黄河在阳武决口，沿着响子口的故道向东流，在濮州抵达张秋入海。弘治二年，黄河在封丘决口，荆隆口漫溢，流过长垣、东明；如今河水向南迁徙得更远，故道已经淤塞。瓠子宫在滑县北十里处。贾让的治河策说：“在黎阳的遮害亭决开河堤，放河水流入北海。”遮害亭在浚县南五十里处。展开一卷图，就能把古今水道的源流清楚地看在眼里，实在是壮观。假使朝廷因此研究蓄水和泄水的方法，像大禹那样竭尽全力治理沟渠，以防止百姓受害、兴办有利于百姓的事业，那么这幅图所关系的事情，难道还会少吗？《宋曹氏墓碑记》灵寿县在史书中留名的人物，没有谁比得上燕国昌国君乐毅和宋代济阳武惠王曹彬。他们的功业显赫，本来不必再说。至于昌国君报答燕惠王的信中说：“君子之间即使绝交，也不说对方的坏话。”武惠王平定南唐，回朝奏报说：“奉诏前往江南办理公事，现已回来。”他们不怨恨、不自夸，即使读书人终身恭敬自守、穷究义理，也有未必能达到这种境界的；这难道是普通将帅所能达到其万分之一的吗？我认为，两位贤人的天资固然不同，但当时一定都从师友讲学论道和熏陶中受益，只可惜他们的学术渊源已经无法考察了。我来到此地任职后，能够在两位公的故乡盘桓，不能不产生仰慕高山、景仰德行的感想。我曾偶尔询问当地老人，希望找到他们的遗迹，但昌国君的坟墓、里居，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只有县城北面朱乐村南面，相传有一座曹氏坟墓，也不知道是武惠王的，还是武惠王的祖先或子孙的。宁晋也有曹氏墓，与这里的哪座更早、哪座更晚，都无法知道。我亲自到朱乐村，在墓地一带徘徊，只见那里空旷平坦，完全没有丘墓；估量墓地占地横二十步、纵二十二步，东距松水一百零五步，南距朱乐村一百四十步。有四块偶然竖立的石头，都削平上部，中间凿孔；想来一定是墓地牌坊夹柱的石头，但形制粗陋，似乎不是功勋亲贵之家所用，因而怀疑是后人标记墓地的东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五步〕 大概曹氏家族在靖康末年，子孙大多跟随高宗南渡，北方不再有人；后来又经历金、元两代的战乱，所以到现在才七百年，墓地就若有若无到这种程度了吗？还是当时武惠王谦恭不自夸，墓地的规模本来就不十分宏大壮观，所以容易湮没呢？我把这些话告诉傅维橒说：“武惠王在灵寿的遗迹，只有这一块土地，难道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湮没吗？”傅君说：“我们邑西面的阜安村有一座韩太保墓，没有碑志可以查考，也没有封土和树木可以辨认；只是元末东平人赵哲有一篇《韩太保墓碑》，几百年来人们就把它指作韩忠献的墓。却不知道韩氏迁到雍丘以后，是否果真又葬回灵寿？或者他的祖先中有被追赠太保官职的人？韩忠献第六子韩缜以太子太保致仕，或许是韩缜留下守护祖墓，没有随家迁徙？前人喜欢附会，后人又轻易听信，这些都无法知道。如今曹氏墓也处在疑信相杂、真假难辨的状态，不要把可疑之事当作确实之事流传，恐怕又会像韩氏墓那样。”傅君这番话，正合《春秋》记载“夏五郭公”的用意。我既不忍心武惠王的遗迹在此地默默湮没，又赞赏傅君能够谨慎考辨，所以把这些事一并刻在石上。” 《卫水寻源记》灵寿县治东北十五里有良同村，卫水发源于村北，这就是《禹贡》中“恒卫既从”的卫水。它从良同村向东南流四十里，汇入滹沱河。卫水位于恒山以南，不过是一条小河，却见载于《水经》、见载于《汉书》、见载于《禹贡》，名称显赫。这大概是因为此水在唐虞时代或许苦于泛滥，不像今天这样安稳平静。况且考察今天的松阳、淤泥、慈【原文疑字】等河，都靠近卫水，怎么知道当时没有与它在这里汇合呢？水源遥远而水流长久，并不只是像今天这样限于四十里。沧海桑田，变化无常，怎么能根据眼前所见，就遥断数千年以前的地势形势呢？采集旧闻，叙述残存的文献，能够想见古代圣人忧虑百姓的心意，也就可以了。如今康熙二十三年夏天，佥事李公奉命查考舆图，来到灵寿，寻访所谓的卫水，亲自到良同村的水源察看。当时正逢旱年，水源枯竭，不仅没有唐虞时代的泛滥，即使与班孟坚、郦道元所处时代相比，水势也完全不同。李公感慨地赋诗一章，末尾说：“万世圣人忧虑的在于水患，谁将饥饿和溺亡的百姓绘入我的图中？” 这是想把大禹忧虑洪水的心，转而用来忧虑我们的百姓。凡是政事有不完善之处、官吏有不肖之人，都是百姓的洪水。他的忧虑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李公的用意也深远啊！如今身居百姓之上的人，如果都能把李公所忧虑的当作自己的忧虑，那么天下难道还难以治理吗？我陆陇其认为，李公的这种心意，实在可以和大禹治水八年手脚生茧、四年随山开凿道路的事迹一同流传万古。谨在篇末记下这些话，以告知后人。灵寿县知县陆陇其敬记。

译《丁汇湖放生记》海盐县的丁汇湖，是我六世叔祖铨部胥泾公的墓所在地。这片湖过去是放生的地方，自明朝末年以来，禁令逐渐废弛，渔网交错布满湖中。近年来，我族中爱惜生灵的人向官府请求，重新申明旧日禁令，一时之间鱼鳞水族都得以安居，这也是一件盛大的善举。我私下认为，按照《王制》，湖泽和鱼梁不应禁绝；圣人爱惜万物，只说可以垂钓而不可用网捕捞，所以放生并不是古代的制度，而是从佛教开始的。但君子有时也取法于此，难道不是因为这种一念不忍之心，扩充开来就可以没有限量吗？从前齐宣王不忍心看一头牛受惊恐，孟子说这种心足以施行王道，并不是说不忍一头牛就可以称王，而是希望他认识到这颗心并加以扩充，敬爱自己的老人并推广到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并推广到别人的孩子，那么王道就不在别处了。如今放生的心，不就是不忍看牛觳觫发抖的心吗？如果能由此认识它，想到自己对鱼尚且如此忧戚，更何况同类的人呢？更何况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呢？既然如此，仁爱百姓的道理就一天也不能不讲，亲亲、义、序、别、信的道理也一天不能不讲。假使天下鳏寡孤独、颠沛困苦而无处申诉的百姓中，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安顿，我的心能忍受吗？五伦之中，只要有一处存在缺陷，不能欢然有恩、彼此相爱，不能文雅有礼、彼此交接，我的心能忍受吗？把一颗放生之心这样充实扩展，仁德就用之不尽了。因此君子也有取法于放生的地方。希望游览这座湖的人，看见鱼类水族生长繁育，就油然而生亲爱亲人、仁爱百姓的心；不要在挟山超海这样的事情上勇猛，却在折取一根树枝这样的小事上反而胆怯，那么这里的放生才真是一件盛大的善举。《新修文昌祠记》文昌是什么神？司马迁《天官书》说：“北斗斗魁上方排列成筐形的六颗星叫文昌：第一颗叫上将，第二颗叫次将，第三颗叫贵相，第四颗叫司命，第五颗叫司中，第六颗叫司禄。”《周礼·大宗伯》说“用柴薪燔烧祭祀司中、司命”，《月令》说“季冬之月，完全祭祀天上的神祇”，郑康成认为其中包括司命、司中。这样看来，文昌是天神。星有六颗，各自掌管一项事务，合称文昌。大概显明的道叫作“文”，将、相、禄、命都由道来掌握；这很清楚，没有道德修养的人不能参与其中。世间那些不凭道德而取得将、相、禄、命的人，都不是文昌所授予的。古人祭祀文昌，大概是为了报答它默默辅助道统的功劳，并不是教人祈祷祭祀以求得宠爱和利益。近世祭祀文昌的人，不再分别祭祀司中、司命，而统称为文昌，取其中地位较重的作为主神，和古代还没有太大距离。但祭祀的用意专门在于求取富贵功名，却不知道道的重要，这已经失去了根本；又夹杂道家荒诞不经的说法，说上帝命令梓潼神掌管文昌府和人间的禄籍。元代于是加封它为帝君。考察所谓梓潼神，相传姓张，名亚子，祖先是越隽人；因替母亲报仇，迁居剑州七曲山，仕于晋朝，战死后，人们在梓潼岭上为他建立了庙宇。唐明皇西行避难时，追封他为左丞；僖宗入蜀时，封他为济顺王；宋咸平年间改封为英显。这样看来，文昌是天神，梓潼是人鬼。把文昌和梓潼合而为一，实在荒诞不经。即使把梓潼神配祀文昌，也像把弃配祀稷、把句龙配祀社一样；梓潼神不可以配祀文昌。配祀文昌的，自孔子以下，应当没有比四配、十哲以及两庑从祀的先贤先儒更合适的了，选择其中一位配祀即可，梓潼神有什么关系呢？把梓潼配祀文昌尚且不可，何况直接称梓潼为文昌，从此不知道斗魁上方戴筐的六星以及司命、司中了呢？灵寿旧有文昌祠，在南城楼上，用土塑成神像，涂上彩色，穿绿衣、戴黑帻，旁边有两个童子侍立。它究竟是戴筐六星的文昌，还是梓潼岭上的神配祀文昌呢？我无法知道。康熙戊辰年孟冬，修缮南城楼，于是重修祠堂并改用木雕神像，题名为“文昌之神”。大概我只知道祭祀文昌，其他的没有听说。我只知道祭祀《周礼》《月令》《史记》所记载的文昌、作为我道统宗主的文昌，其他的也不知道。在人间，有至圣孔子以及先贤先儒；在天上，则有文昌。他们都教人端正义理、彰明大道；一切计较功劳、谋求利益的私心，只知道富贵功名而不知道道，以及借助道德的名义来求取富贵功名的人，都是孔子所摒弃、文昌所摒弃的。明白文昌之所以成为文昌的道理，或许祭祀时供奉的俎豆和香火，能够使它降临享用，而不会被它吐弃吧？《嘉定白鹤寺记》丙辰年七月，我因公事把船停泊在南翔寺前。有一名属吏拿着寺记来给我看，说这座寺建于梁天监年间，兴盛于唐祥符年间。常有两只白鹤飞来栖集在寺上：有时从东方飞来，就一定有东方人来施舍财物；从西方飞来，施舍的人也从西方来，其他方向也都相应如此。时间久了，白鹤离去不再回来。僧人齐法师哭泣得十分悲切。忽然在石头上发现一首诗，其中有“白鹤南翔去不归”一句，于是便用它给寺命名。这座寺兴盛已久，大概不正是因为白鹤清高而奇异的姿态，在世上显得卓然不群，人们乐于传说，而寺院也因此长久流传吗？唉！鹤只是一种禽鸟，尚且能够凭清高的姿态在世间显出异样，历经千百年而事迹不湮灭；何况人具有五常之性，接受六艺之教，大则可以治理天地，小则可以振兴养育一方，有些事情是鹤连万分之一也无法企及的。然而默默无闻、事迹湮没的人却数不胜数，难道不悲哀吗？只就这个地方来说，从天监以来，在这里做官或游历的人有多少啊！当他们来的时候，人们没有感到欣喜；他们离去时，人们也没有思念，像蚊蝇偶然聚集又偶然散去一样，难道还不如那两只鹤吗？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大道不能彰明，人被欲望蒙蔽、被习惯沉溺，不能自我振作拔出，所以虽有五常六艺，根本条件比鹤强万倍，却污浊迷乱、沉溺其中，反而落到鹤以下，当然会默默无闻而不能流传。这个地方以南不到十多里有吴淞江，那是大禹留下的遗迹。在天监以前，又已经过了几千年。当年大禹治理这条江时，他驻扎在什么地方？使用了多少劳工？虽然年代遥远，已经无法知道，但直到今天临江而望的人，仍然不衰地思念大禹的功劳。唉！这又哪里是白鹤可以相比的呢？我因为南翔寺而有所感触，写下了这篇记。

译《谦守斋记》我已经把“谦守”作为名号，来命名周子宪章的书斋。有人问“谦守”的含义，我说：“《尚书》已经完备地说明了盈满必有损失、谦逊反而受益的道理，《易经》也详细说明了减损多余、增益不足的训诫。我见到世家中有几代都富贵兴盛的，必定是家中之人战战兢兢，常常像踩着老虎尾巴、踏着春天薄冰一样小心，能够自我谦抑而尊重别人。那些正当兴盛却忽然衰败的，必定是因为自尊自大，把自己的家看得像泰山一样坚固、磐石一样安稳，认为没有人能把自己怎么样。这一道理非常明显，只是富厚之家子弟从小在优裕环境中长大，不能像创业者那样经历世事变故，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往往骄傲放纵；做父兄的也没有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他们多读书，观察古今盛衰的原因，才会懂得谦逊；懂得谦逊，就懂得自我守持。也有读书反而更加增长傲气、增加骄纵的人，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读书的方法，把圣贤的书只看成求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不能真正用来修养身心，也不能用来验证人情世变，只窃取表面的辞藻来写文章，以为可以像拾取小草一样轻易取得富贵，不知不觉变得傲慢骄纵，反而不如不读书的人，后者还知道有所畏惧。这又是君子深深忧虑的事情，并不是读书本身的过错。” 吴磊斋先生曾说：“子弟一读书，百般弊病就都能消除。”这句话真是值得警戒啊！由此看来，谦逊是守住家业的根本；善于读书，又是谦逊的根本。周宪章凭借谨慎厚道建立家业，退让自持，仿佛总觉得自己还不够，确实领会了古人的谦逊之道。他想让子孙永远保持这种风气，以守成业、光大门第，那么没有比读书更好的办法了。他们一定会对这句话深有体会。《困学斋记》好生周子把自己的读书处命名为“困学斋”，请我为它作记。我认为，处在困境中学习并不难，知道自己处在困境中才难。人的内心如果有所困扰，心灵沉溺其中，身体也被牵累，胶着固结而无法拔出，却还自以为舒适，哪里知道自己正处于困境呢？我看今天天下的读书人，不是陷溺于佛、老之学，就是迷失在辞章之中，舍弃平坦大道而走进荆棘，困顿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他们肯承认自己处于困境吗？如今我和好生有幸读到程朱的书，知道其中的大纲；那些迷失沉溺而自己不知道的人，我已经知道【原文疑字】了。然而天下使人困顿的，并不只有这一点内心的微小偏差；日常生活中，利害得失、爱憎毁誉，困扰人的事总是从四面八方到来，乘隙伺机，使人受其束缚而不自知。能够拨开柱下、天竺的云雾，却有时不能不在一官一爵的得失上徘徊；能够冲破姚江、金谿的藩篱，却有时不能不在一锱一铢的有无上犹豫；能够扫除颜、谢、徐、庾的绮丽文辞，却有时不能不因街巷平民的喜怒而变色。只要有一样进入内心，我的学问就都会被它困住。唉！知道这一点难道不难吗？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 能够反省，然后才能知道自己的困境；知道自己的困境，然后才能学习。日常生活中，凡是进入耳朵、映入眼睛、从内心发出的事物，都必须加以审察、加以防范。知道自己处在桎梏之中，就一定要思考摆脱桎梏的方法；知道自己在波涛之中，就一定要思考如何走出波涛。圣贤居敬穷理的学问，难道想要片刻离开它就能办到吗？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记，应当和好生共同勉励。孔子、孟子、程子、朱子，难道还遥远吗？《退思堂记》灵寿县衙之后有退思堂，大概取自《左传》“在朝进见时思考竭尽忠诚，退居之后思考补救过失”的意思。我已经重修这座堂，又对它的名称深有体会。所谓忠，就是竭尽我的心力。竭尽自己的心力，似乎就可以没有过失。然而天下万事都有确定的道理，轻重、缓急、宽严、厚薄，各自都有适当的分寸；有过失和没有过失，区别只在毫厘之间，而人常常察觉不到。只有圣人明察事理、处事老练，随着内心的发动而行动，无不合于至善，不需要思考就自然没有过失。圣人以下，即使大贤如颜子，虽然说他已经有所树立、卓然突出，但仍不能保证没有极细微的差错。颜子以外的人，更不用说了。若不慎重思考并善于补救，就没有办法去除过失。因此孔子告诫子张说：“以忠信为主，迁移到义上。”以忠信为主，就是进见时思考竭尽忠诚；迁移到义上，就是退居时思考补救过失。那些主张“致良知”的人，说要发扬我心中的良知，使每一件事、每一件物都得到它的道理；这就是知道以忠信为主，却不知道迁移到义上，知道进见时竭尽忠诚，却不知道退居时补救过失。他们对学术和政事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坐在这座堂中的人，不要说“我只是竭尽自己的心力罢了”，还要想想轻重、缓急、宽严、厚薄是否真的都得当。是否被气质所蒙蔽？是否被习俗所局限？是否矫枉过正？是否因为被噎过就废弃吃饭？有时独断专行，是否没有成为荆公那样的执拗？有时随从众人，是否没有成为苏氏那样的模棱两可？好比射箭有箭靶，射不中靶心，都是过失；好比木匠有墨线，做得不合墨线，都是过失。经过思考并加以补救，然后我所竭尽的忠诚才或许可以没有遗憾。否则，自以为能够竭尽心力，但在毫厘之间稍有偏斜，对百姓造成的危害将无法尽说。唉！竭尽我的心力尚且不能保证不伤害百姓，何况不能竭尽心力的人呢？能不害怕吗？能不害怕吗？

译《活泼泼斋记》天地之间，只有道无处不在。鹰飞上天空，鱼跃入深渊，无不各有其道。对于人来说，无论困穷、显达、尊贵、卑贱、高下，都随着所处的境遇而有相应的道。过去孔子居住在乡党之间，就有乡党之间的道；做大司寇，就有大司寇的道；做委吏、乘田，就有委吏、乘田的道。道哪里是必须时时防备才不能片刻离开的呢？所以子思称它为“上下察”，程子称它为“活泼泼地”。如果片刻可以离开它，就不能称为“察”和“活”了。陶渊明的辞赋说：“倚靠南窗来寄托傲气。”我认为渊明还没有听闻大道。傲慢不是道，这也是明白的。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哪里可以傲慢呢？如果南窗可以用来傲慢，那就是道可以片刻离开，哪里是所谓“察”和“活”呢？我的亲家王子天市在上谷任官，他官署中休息的地方，旧题为“南窗寄傲”，我冒昧请求改为“活泼泼地”。我私下认为，善于学习渊明的人，没有比采用这句话更好的了。渊明为人有高尚的风操、严峻的气节，卓绝于古今，即使朱子也很敬重他；然而他能在君臣、父子的大节上操守自己，却不能在视、听、言、动的细节上涵养自己；知道傲气是旷达，却不知道它也是弊病。“傲”这个字潜伏在胸中，又表现在四肢动作上；气质任意作主而自己没有察觉，嗜好欲望横行而自己没有醒悟，沉溺于酒，迷恋菊花，街巷鄙夫所谓称心如意的事情，也不免涉猎其中，却自以为潇洒自得，不知道自己已经沉溺、闭塞、束缚、拘囚，和所谓“活泼泼”相差很远。古代君子知道道无处不在，戒慎恐惧，呼吸之间都有涵养，瞬息之间都保持本心；容貌上想着恭敬，说话时想着顺理，观看时想着明察，听闻时想着聪敏，还担心在隐微之处私意暗中滋长，片刻离开大道。于是有慎独的功夫，有反省内心的方法，惩治愤怒、抑制欲望，趋向善良、改正过错，只怕自己有所懈怠；端正义理、彰明大道，以敬为主、推己及人，只怕自己有所松懈。因此用力日久，义理精纯，仁德成熟，充满内心而流露于外，气禀不能拘束，嗜欲不能蒙蔽，习俗不能使其沉溺，充塞天地、横贯四海而无所阻碍，这才是活泼的极致。唉！这难道是渊明所能知道的吗？知道活泼的滋味，就知道傲慢的弊病。有渊明那样的气节却仍然傲慢，尚且被君子鄙弃，何况不如渊明的人呢？用程子的“活”来替换渊明的“傲”，这才是善于学习渊明了。《崇明老人记》我家某人在九月二十六日，于洙泾周我园家与云间才士王庆孙同席。庆孙说，他曾到崇明县城，见到一位吴姓老人，已经九十九岁，他的妻子也已经九十七岁。老人有四个儿子，年轻时家贫，曾卖掉儿子来维持生活，四个儿子全都成了富家奴仆。等四个儿子长大后，都能自立，各自赎身、娶妻，于是共同居住并一起奉养父母。他们在县衙西面选地居住，连成五间铺面：长子开花米店，次子开布庄，三子经营腌腊，幼子经营南北杂货，四间铺子并列在其中，另有一间作为出入通道。四个儿子奉养父母，把孝道做得十分周全。起初计划每月轮流由一家供养，周而复始。他们的媳妇说：“公公婆婆年老了，如果一个月轮一家，那么要过三个月后才能侍奉他们，这太疏远了。”于是又计划每天轮一家，周而复始。媳妇又说：“公公婆婆年老了，如果一天轮一家，那么要过三天后方得侍奉他们，这也疏远。”于是改为以一餐为轮换标准：早饭由长子供奉，午饭由次子供奉，晚饭由三子供奉，第二天早饭由幼子供奉，周而复始。遇到初五、初十，则四个儿子共同在堂屋设宴，父母面向南坐，东边坐四个儿子及孙辈，西边坐四个媳妇及孙媳妇，按昭穆次序坐定，依次举杯献寿，长年如此。老夫妻饮食处的后面放置一只柜子，柜中每家各放一串钱，每串五十文。老人每次吃完饭，都反手到柜中随意取出一串钱，便到市中闲逛，买果子、糕饼来吃。柜中的钱少了，儿子们就暗中补上，不让老人知道。老人闲暇时常到熟人家游玩，有时赌博下棋，有时玩樗蒲。四个儿子知道他去了哪里，就随即派人暗中带二三百文钱，放在他所游的那家，并嘱咐那家人假装输给老人。老人赢了就高兴地跳起来，拿着钱回来，而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也一向如此，几十年没有改变。老夫妻至今仍然安康；长子七十七岁，其余儿子都已鬓发斑白，孙子和曾孙约有二十多人。崇明总兵刘兆为他们在门上题联说：“百龄夫妇齐眉，五世儿孙绕膝。”确实没有夸大。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人替我详细讲述了庆孙的话，我惊叹不已，十分敬仰赞叹，于是提笔记下此事，以告诫天下做子女的人。按语：崇明老人年轻时卖掉儿子以供自己生活，老了还下棋、玩樗蒲。虽然能够享有高寿，也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普通人罢了。值得敬重的，是他的四个儿子，他们最终只是奴仆，并没有读书，也不知道什么是义理；可是父母卖掉他们自身，他们不怨恨，等到艰苦经营成家后，只知道孝敬奉养父母。不仅能奉养父母的口腹身体，还能满足父母的心愿，这实在很难得。唉！世上有父母却不能奉养，奉养了却不能完全尽到方法和心意的人，看见这件事，能不惭愧吗？《三鱼堂文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三鱼堂文集》卷十一 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译墓表、墓志铭、圹记、传 中宪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参议、分守苏松常道，加三级，方公墓表。分守苏松常道参议方公，名国栋，字干霄，号艾贤，于康熙十六年冬在任上去世。他的政绩流传在民间口碑中，他的家世、生平见于公子方共枢所述的行略和翰林院编修汪公所作的墓志铭中。他最初出仕时由举人授任蠡县教谕，升任国子监助教，再升博士，调任刑部江西司主事，历任云南司员外郎、福建司郎中，出任广东按察司佥事，分巡海北道，升任整饬宁武兵备参议；因裁撤员缺，改任分守苏松常道。他在广东时，擒获雷、连两地的大盗邓耀，并招抚他的余党；为受富人冤屈的百姓申雪冤情，拒绝收取他们的钱财。他在宁武时，依法整顿武官，完全谢绝馈赠。他光明磊落，宽严有节，所到之处始终如一，显著事迹人人耳闻目睹，本来不必再多说一句。至于他在吴地任职时，正值闽、粤用兵、军书频繁传递之际。那时掌握大权的高级官员只把能办事看作最重要，无暇过问百姓的生活疾苦；各级官吏迎合风气，层层搜刮，穷民的皮肉骨头几乎都被剥尽。如果没有人来庇护抚恤他们，形势发展到极点，百姓揭竿而起，就会像明朝末年的祸乱一样，并不难预见。外有盗寇横行，内有盗贼兴起，加上纲纪完全废弛，人们不再知道廉耻，天下的事情还能够有所作为吗？方公却独自在干戈扰攘之中，事事想着让百姓休养生息；每逢紧急征收，就从容筹划，用镇静来安定局势，军队所需的草料、粮食等物资最终也能借以办妥，百姓因此安然无忧。他严厉整饬属吏，不许搜刮民财、摧残民力；从此郡县官员渐渐知道以百姓为根本，不敢肆意排斥打击、剥削百姓。凡是义理上不允许的事，他都严肃拒绝，即使面临利害也不肯曲意迁就。朝廷中的贵人派伶人到吴地，仗势放纵，各级大吏争相屈身奉承，唯独方公一点也不屈服；纲纪没有完全扫地，方公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方公既用仁爱培植国家根本，又用廉耻维持社会风俗，一时那些精于搜刮、甘愿卑躬屈膝的人或许不以方公为然，但最终也没有办法对付方公。方公去世两年后，叛逆之臣被诛，四方逐渐平定，勇猛善战的将士向朝廷报功，人们都认为国家危局震动后重新安定，是军队和武臣的力量。谁知道贤能之人能够在变乱尚未成形时就消弭祸患，安抚收容残存百姓、牢固凝聚人心，使腹地安定，然后将帅之臣才能在外部取得成功？这就像治病一样：披坚执锐、在疆场作战的人，是治疗表症；端正自己、率领属吏，暗中消除祸乱根源的人，是巩固根本；根本不牢固，那么外在的病还没有消除，内在的病就交互发作，【原文至此残缺】那么方公在举世如狂之时毅然持守正道，使百姓安定、挽救衰败的风俗，作为郡县的表率，使封疆大臣没有内顾之忧，从而逐步平定祸乱，他的功劳难道不大吗？方公在任时，我陆陇其正好在嘉定待罪，做方公的属吏，有机会亲自受到他的德行熏陶。方公不嫌弃我无能，反而特别赞赏我的朴实笨拙，时常提携、引导、鼓励我。等我被罢官归乡，方公为我扼腕叹息，正想以闲散之身在政事之余跟随公学习，从容尽情地叩问他的学问，并且想向公询问其家相国文端公在朝廷中的旧事，以裁定流传千秋的疑案；但方公忽然去世了。方公的儿子方共枢已经把他葬在顺天府大兴县方家庄祖茔，又把他的行略、墓志拿给我看，说我曾在方公门下任职，也曾承蒙方公赞叹，能够了解方公的心志，不能没有一句话来为他表彰。我学问疏浅、文辞鄙陋，哪里能够阐明发扬方公的盛德？只是我曾慨叹世事变化，认为如今谈论治理的人都在争论末流，却不知道根源，只有方公能在严霜坚冰之中吹入阳春之气，消弭祸乱的根本，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源的人。推究他的实际功劳，和廉颇、李牧一类人相互映照，可是人们反而不知道。所以我不再论述其他方面，特意表彰他在吴地卓然独立、关系天下安危的事迹，以备史官采择。

译《孝廉系宣曹公墓表》曹公名颖洙，字系宣，别号住寒，是晚年寄托情怀的名号。曹公的父亲名之罘，名绎祖，年轻时入学读书，以孝友承继家风，生有五个成年的儿子，个个都是知名士人，曹公是长子。他天性沉着刚毅，严守操持，并且身材魁伟、长须飘然，远望便知是有道德修养的人。我陆陇其曾追述曹公生平，私下里十分敬仰惊异。曹公十五岁时，母亲王孺人早逝，他谨慎遵守庭训，在一盏灯下坐在灵帐中，诵读不显倦怠。过了十五年，母亲陈孺人也去世了，他形神惨淡，但依恋至性不改，居丧时只穿一身粗布丧服。他刚入学读书，就考中丁卯科贤书；当时曹公的父亲正值壮年，上至高祖、曾祖光禄公、侍御宾湖公以及仰宾公，都感到欣慰。他的声望早在兄弟间便已显露，朋友之间相互友善应和。后来在郡城天星湖择地建宅，又开辟烟雨南庄书屋，准备观赏杏苑之花，不久便奏请参加科举，仿佛可以和扶风人物争美，卓然成为一种典范。庚辰年科举，他在南宫考试中取得魁首和副榜的名次，却辞去特加的恩典，愿意接受微薄俸禄，奉檄任职于永丰；他以经艺治理事务，门下求学者多有濂洛之学的声誉，俨然是一位严正的老师。时逢时代改易，他辗转迁徙到百粤，历经瘴雨蛮烟，幼子和家人几乎全部离散，不免因仰望父亲而生悲、同叹《黍离》，俨然成为一位困顿的孤臣。等到战乱初步平定，他两次回到家乡，询问昔日的郡城住宅、湖边庄园，都已经成为幻境，于是收起疲倦远飞的翅膀，栖居在祖屋，竭力实行敦亲睦族；抚养子侄中的孤弱者，救济父亲一族中漂泊羁旅的人；又置办祭田来尊奉祖先，扩建祠堂地基来收聚族人。凡是亲戚故旧，确实一生中只要遇到变故、处于危急，必定在匮乏时给予周济，在患难时互相救助，恳切真诚，从没有把他们置之度外；这真是一位慨然仗义的人。然而曹公难道只是想独善其身吗？明朝末年申、酉年间，他和二弟带着妻子儿女跋涉山泽数年；曹公在江右靠一领毛毡生活，二弟则在困顿道路上糊口。那时故乡只能在梦中回想，官府文书催逼追捕，几乎难以保全；况且曹公的父亲年老多病，幼弟臻来等人还年少，兄弟亲情正十分急迫，能够使祖业依然得到保全，如果不是曹公感动同胞、平素又与乡党和睦相处深厚，哪里能做到这样？他曾【原文疑字】然写下训诫，给二弟仲宣的儿子蘅芳遗孤看，说：“孝、悌、谨慎、诚信、亲爱，是学习文章、立身处世的根本，不要把它看成弟子之学的小节。古人所说‘宁可刻鹄，也不要画虎’，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曹公平素不研究佛家言论，在居所左边题写“ 限堂”，在其中休息；自认为有稀粥可以供给，有竹床可以睡卧，手杖上带的钱足以使用，追求像木鸡一样守拙自养，抛开一切牵挂，最终成为一位潇洒淡泊、隐居山林的遁世之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曹公一生出处行藏的大略就是这样。曹公与我的伯父济南公是同乡；说起来，我陆陇其本来就是他的世交子弟。我的女婿宗柱又是曹公的侄子，因此听闻这些事情很熟悉，了解得很详细。又因为曹公的好儿子名叫驾乘，请求我替曹公写几句话，所以我不惭愧地把这些写下。文字质朴而文采少，只为叙述编排他的生平罢了。《施孟达墓志铭》施子玉符拿着他父亲孟达府君的行状来请求我撰写墓铭。行状说：施氏的祖先先从浙江秀州迁到苏州，又从苏州迁到崇明洲西沙，历代都有显达之人，这些都在宋、元以前。施氏从崇明迁到疁城的大塲，是君的高祖，名秩；又从大塲迁到如今居住的罗店，是君的曾祖，名鈇。鈇生勲，勲生三个儿子，长子名宿，是已故进士、兵部主事凤仪、字孟翔的祖父，也是诰封文林郎三益的父亲；幼子名宰，就是君的父亲。君名于徳，生来孝顺友爱。他和弟弟天长儒学训导于政都以读书为业，自己认为聪颖不及弟弟，便感叹说：“弟弟读书经学，哥哥经商，不也可以吗？难道兄弟一定都要显贵吗？”于是经营货物，调剂资金，使家业因此更加富裕。但他并不只是知道追求财富；父母去世后，他和弟弟悲痛超过礼数，凡是丧葬事务都争着先行办理，而财产却彼此谦让，这与世上父母死后只争利益的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佃户有拖欠租税的，他安然不计较，说：“他们只是贫穷，并非本心如此。”宁可让人欠着自己，也不忍把他们交给官府治罪。他曾拿出一册亲笔账簿烧掉，里面全是田产积欠的租税，合计九千多。过了几年，他又拿出一册烧掉，数额是前一册的两倍。他存心宽厚到不忍因财物伤害别人，就是如此。崇祯辛巳年旱灾，道路上饿死者接连可见，他慨然长叹说：“人与我本来是一样的，他僵倒在地，而我独自饱食，怎么可以呢？”便把全部积蓄拿出来分发，粮仓因此空了。顺治甲午年又发生灾荒，他率先煮粥救济饥民，竭力劝乡里有力量的人共同赈济，靠此活下来的人很多。唉！世上的富人积粮藏金，丝毫不肯借给别人，把亲戚乡里看得像秦国和越国一样毫不相干；稍有别人欠他一点，便跳脚叫喊，认为绝不能罢休。他们和施君的度量相比，差别究竟怎样呢？但施君以宽宏大量容纳别人，别人也感激他的心意，不忍心亏负他，所以家业最终也没有彻底败落。改朝换代之际，县里发生奴仆叛乱，群仆纠集党羽横行，以索取契券为名，焚烧抢掠没有一天停止。施君从容地召集众仆，让他们检查契券并归还，仆人们都流泪不肯离去，这也是因为他平生宽厚，能够感动人。他其他善行还有很多，例如奉县令之命勘察沿海坍塌荒废的土地，分别登记完全坍没、部分坍塌和将要坍塌的土地，条理井然；事情办完后又不接受表彰奖励，这些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我唯独喜爱他宽厚而能容人，有古人的风范；这样看来，他积累深厚的善德，后世必定光明显耀，子孙也会繁盛昌盛。所以因玉符的请求，为他撰写这篇墓志铭。君生于万历癸巳年，卒于康熙庚戌年。他的妻子朱孺人、沈孺人，都很贤德，能够成就君的志愿，但都先于君去世。儿子三人：长子麟祚，次子麟定，都是生员；幼子麟瑞，就是玉符，为恩贡生。孙子九人：宗阆、宗箕、宗岐，是麟祚所生；宗嵋、宗岏、宗嵘，是麟定所生；宗峄、宗峤、宗峘，是麟瑞所生。女儿七人，孙女九人。麟祚等于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将君安葬在隠和府君宰的昭穴。铭文说：世风滚滚，人们都在争夺锥刀般微小的利益。唯独君胸襟开阔而能容人，仿佛浩荡无边的千顷水面。君既享有高寿，子孙又绵延不绝，家业也一天天增益。积累善行而留下福庆，难道不是确实可信并且可以验证的吗？

译陈母侯孺人墓穴记 孺人姓侯，世代是商邱人。前朝户部尚书侯恂，是孺人的祖父。尚书的儿子方域，字朝宗，世代流传的《壮悔堂集》就是他所撰写的；他是孺人的父亲。孺人十五岁时，嫁给陈子子万。子万世代是宜兴人，祖父是少保端毅公，名于庭，刚正的节操详细记载在国史中。父亲是定生先生，名贞慧，以道德品行闻名天下，与朝宗是生死之交。甲申之乱时，朝宗避居宜兴，因此和陈家结成婚姻。朝宗回到北方后不久便去世，定生也不久离世，家境日益衰落，家中只剩四壁。子万孤苦无依，于是到商邱成婚。孺人生来端庄，不轻易说笑，长大后遵循妇道；虽是世家女子，却能以礼法约束自己。子万到商邱时，孤单困顿、来回奔波，孺人安然承受，不以为苦。子万成年后，致力读书，喜欢交游，孺人常常竭力劳作，以供给不时之需，从不以此为厌。子万任黎城县丞、安平县令，孺人都随任前往；遇到覃恩受封以后，家道逐渐兴盛，但她更加致力于节俭，不轻易花一文钱，也不轻易剪裁一尺布。子万称述孺人的话说：“妇人可贵在于德行，不在于佩戴珠饰、衣着华丽；男子受人看重在于品德，不在于身着紫袍、腰系青绶。用霜水舂米、冒雨拾柴，佩戴荆钗、穿着布裙，都是我分内的事情。”她又说：“世间的事情有什么是真实的？只有做好人是真实的。”她的见识就是这样卓异，所以能够历经艰辛，遇到显达也不把喜怒表露出来，使家庭适宜安定，辅助丈夫成就事业。子万能够凭借自己磊落杰出的才能，在家则从容研读古代典籍，出仕则忙于治理百姓，没有家庭米盐琐事牵累胸襟，都是孺人的力量。世上那些生长在闺阁、不了解农事艰难和礼义的人，困穷时便怨恨，显达时便奢侈，使丈夫回顾家庭而心中郁结，常常内心烦扰，甚至毁弃廉耻操守，触犯法网来满足无边的欲望；听到孺人的德行，难道不应该感到惭愧吗？孺人生于崇祯十五年六月初三日，卒于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她去世后，子万悲痛异常，不只是因为夫妻感情深厚，更因为孺人的贤德确实超越世俗，而寿命又不长，所以子万感伤哀悼无穷无尽。孺人生有五个儿子，但都没有养活；有七个女儿，又多方为子万置妾，具有《螽斯》所称的不嫉妒之德。临终时还反复嘱咐子万保重身体、抚育后代，这也是世俗女子难以做到的啊！子万写信给我，请求我为使孺人不朽而写些文字。我才疏，不是合适的人选；但承蒙朋友的托付，又深深敬重孺人的贤德，不敢推辞，所以叙述她生平的大概。再交给子万，使他刻在墓穴中，并不敢把它附会为墓志铭的体例。先府君墓穴记 先府君名元一，又名标锡，字叔因，姓陆，世系出自唐朝宰相宣公，历代都有显贵之人，详细情况见于家谱。从五世祖春坡公、名东开始，才居住在平湖县泖口，此地又名顾书堵。高祖名美，字仰春，祖母姚氏。曾祖名尧防，字友唐，曾祖母戴氏。祖父名锡▯，字绍唐，祖母姚氏。父亲名瀗，号泰交，母亲李氏。从五世祖以下，历代都以儒学在学校中闻名。泰交公有四个儿子，府君排行第三。府君生于万历己酉年正月初二日，自幼孝顺友爱，能写文章，早年入县学，多次参加考试却命运不济，未能显达。康熙乙卯年，因为儿子陇其蒙受皇恩而被封为文林郎。府君性情宽厚温和，一生从未疾言厉色；即使曾有人蛮横无理地加害于他，他也绝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他喜欢坦率直说，不喜欢深藏心机；在家对家人怎么说，出外向别人怎么说，从来没有两样。一生只以真诚宽厚为根本，宁可在礼节文饰上稍有疏略，也不愿矫饰自己欺骗世人；宁可过分和平，也不愿树立壁垒以显示自己不同。府君年轻时家道富足，长兄墨涛公又显贵做官，但他对此淡然处之。后来遭逢丧乱，家业全部败落，家中只剩四壁，他也不放在心上。他在武塘授徒教书，共十六年，始终安之若素。虽未曾显达居官，却常常把百姓放在心上。他每每告诫子弟说：“贪婪和残酷，都是做官者最大的禁戒。”但贪婪残酷，人人都知道厌恶；如果依仗廉洁谨慎而苛刻地约束别人，人们却仰慕他的风节，争相仿效，那祸害就说不尽了。读书一定要追究本末源流，深深厌恶庸俗浅陋的学问，尤其不喜欢追求虚名。顺治年间，士子沿袭明末旧习，互相标榜，称为“某社”“某社”。当时陇其刚入学校，还不知道这种风气的弊病。府君常常严厉告诫他，常引用海盐吴忠节公的话给他看：“做官不加入党派，秀才不加入文社，便已经有一半的身份了。” 这是至理名言，我谨慎地记住了它。府君平时教导子弟，一定要求他们笃实而务本；又喜欢讲述祖先的德行以及盛衰兴亡的缘故，津津有味，毫不厌倦。晚年深深忧虑宗族繁衍后，子孙不能自行知道各自的支派，于是修纂族谱，义例精审详明，族人都依赖它。康熙戊午年九月二十一日，府君因病在正寝去世，享年七十岁。原配钟氏，是同县太学生衢水公、名成纯的长女，生于万历丁未年闰六月初二日，卒于天启丙寅年十一月初一日。续配曹氏，是隆庆戊辰进士、漳州府知府景坡公、名铣的曾孙女，是万历丁酉举人、荆州府通判芝亭公、名蕃的孙女，也是处士越凡公、名棻的长女；生于万历丙午年三月初五日，卒于崇祯癸未年正月二十七日。她们都有妇德，且都因康熙乙卯年的覃恩而受封。覃恩追赠妾室石氏为孺人。三个儿子都是曹孺人所生。长子陇其，是康熙庚戌年进士，任江南苏州府嘉定县知县。次子肇熊，在府君去世四十天后去世。幼子承勲，又名坦。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同县生员张光熹，次女许配给娄县陈嘉防。孙子二人：定征、宸征，都学习儒业。孙女四人：一人嫁给太学生金山李铉，一人嫁给同县生员曹宗柱，一人许配给同郡生员张金城，一人年幼尚未订婚。康熙庚申年十二月十一日，将府君与曹孺人合葬在朱童港北余圩祖墓的东面，坐亥向巳。不孝孤儿等不能显扬父母，只谨慎记下他们生平的大概如此。昊天之恩无穷无尽，悲痛啊！

译亡弟尚桓墓穴记 这里是我弟弟尚桓的墓穴。他的世系详见《先府君圹志》。弟弟名肇熊，生于崇祯壬申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比我小两岁。我十四岁时母亲去世，弟弟才十二岁，兄弟孤苦相依，备尝辛酸。弟弟小时候读书未成，便遭逢战乱离散。我和先府君都到四方谋生，弟弟独自留在家中，没有老师朋友切磋学问，学业于是未能完成。我家先府君的家法是：子弟不能读书，就应当掌握一种职业，务农、经商、做工都随其所宜，不得成为天地间白吃饭的人，以辱没祖宗。所以弟弟放弃读书后，便学习务农，备尝艰难。弟弟性情也淳朴，安于这种生活而不厌倦。等我乡试中举、参加会试时，他遵守祖训，不敢猎取不义之财，使父母蒙羞。家中依旧贫穷，弟弟依靠自己的劳力生活也依旧如此。后来我在江南做官，不愿改变他的初心，家中仍旧贫穷，弟弟依靠自己的劳力生活也仍旧如此。我正希望稍有余俸，让弟弟能够歇肩休息，谁知他竟不能等到这一天！戊午年闰三月十二日，我奉诏进京，已经在堂上拜见先府君。弟弟送我上船，谁知这一天竟成了我们父子兄弟永远诀别的日子。先府君病危之日，弟弟的病也已经很重，听到变故后爬到床下，悲痛得几乎气绝；家人把他扶进房中，他便再也没有起身。临死时他嘱咐家人说：‘我的病使我不能为父亲成服，我死后应当穿着丧服入殓。’我家人遵照他的话，所以现在棺中穿着斩衰凶服的就是他。按礼法说，弟弟到了九泉之下，日夜侍奉在父母身旁，不应当穿着丧服。但弟弟临死前仍如此挂念，难道不是他的天性使然、无法自已吗？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没有忘记哀痛父母；这种心意怎么可以泯灭？他又对家人说：‘我死后把我的灵柩停放在房里，不要抬出去，等我的哥哥回来。’ 呜呼，悲哀啊！他死于戊午年十月二十九日，距离府君去世仅四十天。他的妻子李氏卒于康熙己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续娶冯氏。二人都没有儿子，便以陇其的次子宸征为嗣。有两个女儿：一人由陇其抚养，许配给同郡生员张金城；一人年幼尚未订婚。如今在康熙庚申年十二月十二日，和李孺人合葬在先府君墓右边的墓穴中。呜呼，悲痛啊！兄长陇其擦着眼泪谨慎记下。两个婴儿墓穴记 这两个婴儿，一个是遇龙，姓陆，生于崇祯丁丑年，是我的幼弟。他出生时有梦见龙的祥兆，所以取名遇龙。父母都非常疼爱他，不幸母亲去世后，弟弟无所依靠。当时有个常熟人陆平侯在杭州任守备，与先府君有旧交，便把弟弟寄养在那里。他在杭州半年便因痘疹夭折，当时是癸未年秋天。灵柩寄放在祖墓旁的房舍中四十一年，他出生和去世的具体日期都已经无法详知。另一个是兰征，姓陆，生于康熙丙午年十二月初三日，是我的次子。他出生那天晚上，我正北上，夜泊苏州，梦见头上戴着兰花，香气异常，认为这是郑穆公得子的祥兆。不幸刚满五岁便因痘疹夭折，当时是康熙庚戌年六月十二日。灵柩寄放在尔庵僧舍已经十二年。两个孩子都有奇异的祥兆，都聪明过人，却终于早夭，实在可悲啊！因家中多有变故，长久未能安葬，我常常为此痛心。如今在康熙癸亥年四月初一日，将他们合葬寄放在尔庵僧舍后面的空地上，叔叔在左，侄儿在右，希望他们能够长久相依。传 越凡曹公传 我的外祖父曹公叔芳，名棻，越凡是他的别号。世代居住在华亭以东千里之地。祖父景坡公是隆庆戊辰年进士，任福建漳州郡守。父亲芝亭公是万历丁酉年顺天乡试第四名，任湖广荆州别驾。芝亭公有四个儿子，外祖父排行第三。外祖父出身华贵世家，却不修饰贵族子弟的仪态，在京师游学多年。他见尊长科举道路坎坷，便伏在宫阙前上书申诉，水陆奔波，片刻不得闲；多次参加官府考试却不得志，于是闭门读书，心境淡泊。荆州公辞官归家后，外祖父顺从父亲心意侍奉，使家庭和乐，却不把孝悌之名挂在嘴上，只亲自实行而已。每天早晚都探问荆州公喜欢见哪些客人，写请帖邀请他们，有时赋诗饮酒，有时品茶弹琴来使父亲欢乐。他自己不能饮酒，却喜欢看客人饮酒，更喜欢和父亲的客人一起饮酒。他所做的承欢之事，大概就是这样吧？外祖父性情坦荡舒适，不能忍受尘世喧嚣；独自处在斗室之中，不向人有所求，也不成为别人的负累，胸怀浩荡旷达，形成逍遥齐物的看法，接近老氏的学说，却不想以彻底抛弃一切来显示清高。他认为疏水曲肱、视富贵如浮云，其中自有真正的快乐，了解他的人都佩服他精通养生之道。娶大防杨公名钦的孙女为妻，这就是我的外祖母。外祖母妇德淳厚完备，夫妻相敬如宾，终身没有听到他们争吵辱骂的声音，确实是贤母。她生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女就是我的母亲，嫁给先府君后，以孝敬闻名于妯娌之间。三位舅父中，长舅说若公名黙，在平湖县学读书，声誉很高，娶高氏为妻。次舅舜遗公好学而安于贫困，娶李氏，早逝。幼舅桂生公娶翁氏，以教书谋生奉养父母，喜爱种植名花异草，插槿树编篱笆，种了几十种菊花。每逢秋风吹来、树叶凋落，便和两三个知己在东篱、盘谷之间饮酒吟诗，不愧为清白官吏的子孙。陇其幼年随母亲回娘家，外祖父把他抱在膝上，常说：‘这个孩子举止沉静，不跟着同伴嬉戏，将来一定会成就廉泉让水的名声，你要努力啊。’这些话我至今写在衣带上，不敢忘记。自庚戌年考中以来，我两次担任县令，在处理文书政务之余，仍然严肃地像接受外祖父的教诲一样，其实也就是接受母亲的教诲。陇其被一官职束缚时，舅父来信说：‘族谱已经修成，希望你写一篇话为先人作传。’陇其痛惜母亲没能奉养外祖父，又痛惜父亲未能获得一项官职的荣耀而去世，这又有什么言辞可以报答外祖父呢？但外祖父有隐而未彰的德行，这是我这个后辈的责任。所以行拜手礼，略述事情梗概如下。

译席文学熙庵传 熙庵姓席，始祖名温，唐朝末年为躲避黄巢之乱，选择居住在莫厘山。三个儿子分别名尚、常、当。传到第三十代，才到熙庵。熙庵名啓祥，字五云，熙庵是他的号。他幼年聪颖，老师授书后看一遍便能明白大意，下笔滔滔不绝，千言文章立即写成。二十岁时补为博士弟子员，声名大振。但熙庵不喜欢自我标榜，只是专心刻苦攻读。明朝末年，娄东张西铭倡导创立复社，天下士人纷纷趋附，以不能登门求教为耻。唯独熙庵不屑于此，自己和朋友在山中读书，彼此切磋，广泛阅读经史百家著作。娄东距离这里不到二百里，他却仿佛不知道有张西铭这个人。他性情又慷慨豪迈、胸有大略，知道天下将要发生动乱，喜欢和乡里的侠义少年交游，亲友们都暗自嘲笑他。乙酉年变乱发生后，远近沸腾，唯独熙庵家安然无事，因为那些少年感念他平日的意气，谨慎地保护他家。江南初定时，是非善恶尚未分明，有人诬告山民谋反，请求出兵搜山；整座山的人惶恐不安，害怕无法保全性命，但都畏缩不敢向主事官员申辩。熙庵独自挺身拜见统兵者，慷慨陈说几句话，整座山的人因此得以保全。顺治庚寅、辛卯年间，发生大灾荒，道路上饿死者接连可见。当时熙庵家境已经逐渐衰落，却慨然打开粮仓赈济灾民。他一生救济别人的急难，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人穿，把自己的食物推给人吃，从不吝惜；尤其喜欢提携贫寒的读书人，邀请接待、厚加馈赠，唯恐落在别人后面。起初，熙庵的父亲养虚公家境本来富裕，非常疼爱熙庵，希望他专心求学，一切家事都不让他知道，所以熙庵从小不问生产经营；又因意气用事，几次得罪富豪而遭他们欺凌，因此家境日益衰落，但熙庵心胸旷达，毫不介意，从未有过叹息捶胸的声音。晚年留心佛学，遍读《传灯录》等书，一时的高僧大师都和他交游，大家都推许他在佛学上有所领悟。康熙己未年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赞语说：考察熙庵一生，仿佛经历了三次变化：开始是儒者，后来成为侠士，最后归于禅学。然而，他做侠士却没有达到抗拒文网的程度，便不是朱家、郭解那样的侠士；他学禅却没有达到废弃人伦的程度，便不是慧远、宗杲那样的禅师。他始终读书并通晓儒术，这难道就是其中的原因吗？否则，正当娄东以声名利禄招揽后进时，一时轻浮的士人像蚂蚁一样聚集在他的门下，如果没有坚定的力量和卓越的见识，怎么能够不在其中吃残羹、饮薄酒呢？《三鱼堂文集》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鱼堂文集》卷十二 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祝文、祭文 宿庙文 我私下听说，幽冥与人间虽然治理方式不同，但感应征验却是一致的；人与鬼神道路不同，只要彼此感通，作用便相同。上帝划分疆域、分定土地，端赖神祇主管；朝廷分设职务、授予官职，对牧守尤其严格。灵邑向来号称肥沃之地，如今却令人叹息成为贫瘠土地。灾祥休咎，都由神明掌管；至于百姓的疾苦困顿，我还要依赖神明。按照历来宿庙祈祷的旧例，如今面对神明，我确实表达内心的诚意。愿五日之风不失时，神明不要隐藏阴气；愿及时降下灵雨，神明不要使烈日亢旱；愿时令和谐，百姓不要夭折死亡；愿敬畏神明的威严，百姓不要犯过失作奸邪之事；愿老虎驯服于山林，鳄鱼驯服于水泽，神明也要戒备远处的祸患；愿父亲在家慈爱，儿子在室孝顺，而神明听察一切。我的见识不明，请神明启发我；我不廉洁，请神明督责我；我不聪慧，请神明警戒我。狱中有沉冤，请神明开启我的智慧；山中有潜伏的盗匪，请神明助长我的威力。我要恭敬执行上帝的命令，不要使它坠失或违越；我也应当自我惩戒，希望以后不再有过错。向神明发誓文 某年某月某日，陇其谨慎地昭告本县城隍之神说：‘神明聪慧正直，官吏的善恶，神明一定知道；百姓的安乐和忧苦，神明一定知道。陇其承受朝廷的 简命来到这里治理此地，勤勉体恤百姓的隐忧，这是我的职责。如果我违背平生一贯的操守，贪求财货贿赂，曲意徇私，不顾小民，不辨是非，愿神明降罚于我。至于启发我的思虑，辅助我的行动，使我兴利除害而没有阻碍，暗中保佑百姓，使年成顺利、疾病不发、盗贼不起，默默地夺去灾祸、暗暗地消除祸患，这都是神明的赐予。愿神明鉴察我的愚诚，有所感应必定回应，谨此告知。’ 告城隍祈雨文 我私下想到，神明奉上帝的命令来治理这里，陇其接受天子的命令来治理这个县，职责都只在于庇护百姓。陇其不体恤百姓，就是废弃职守；神明不体恤百姓，也就是尸位素餐。这样又凭什么答复上帝的心意、符合上天的旨意呢？如今灵邑的百姓困苦极了！他们所依靠来缴纳国税、养活父母妻子儿女的，只有禾苗和麦子。可是已经几个月不下雨，叶子枯萎，根部干枯，放眼四周郊野，仿佛寸草不生。陇其知道这些，神明难道会不知道吗？陇其怜悯他们，神明难道会不怜悯吗？只是百姓所依靠的，只有神明和陇其；而雨露的恩泽并非陇其所能掌管，所以只能仰望神明。如今禁令刚刚颁布，细雨随即落下，土地表面虽然湿润，却还没有完全浸透。神明还是要为百姓着想啊！请向上帝请求降旨，一定降下充沛的甘霖，使禾苗和麦子茂盛生长，那么困苦的百姓或许就能苏醒复生，神明也不至于有负自己的职责了。愿神明鉴察，谨此告知。告城隍谢雨文 此前因为久旱烈日，我内心十分悲痛，披露情意写成祭文，把牲畜陈列在祭器中，斋戒一夜，准备求告神明。哪里想到还没有祈祷，灵雨就先降下了？于是想到神明的恩德，本来不需要我请求。然而百姓还没有满足，所以仍然向神明报告。神明不以我的屡次烦渎为嫌，又施展神灵之力。从白天到夜晚，甘雨接连降下，雨量丰厚而湿润充足，深入土壤。低洼田地和田间小路旁，禾苗茂盛整齐。陇其不敢把这份恩泽据为己有，谨来报答神明的恩德。祭奠京江张太夫子文 公具有皋陶、伊尹、傅说那样的才德和抱负，却不愿把急流勇退的道理完全实践出来，而将自己的盛德大业托付给我宗伯先生。我宗伯先生正要成就歌功颂德、宣扬教化的政治，使凤凰出现、百兽起舞，让君主和百姓达到尧舜时代的境界，拜手捧献给高堂；公为什么竟不能等到那一天呢？公的英名和丰厚功业，光耀于国史，照耀于天地，本来不会因为在世而增加，也不会因为去世而减少。但我宗伯先生立德、立言、立功的盛大事业，若在父亲在世时完成，与在父亲去世后完成，终究是有区别的。从今以后，丹徒的恩泽滋润天下，浸润百姓，成为国家的甘霖和舟楫，成为百代仰望的高山和遵循的道路，而公都不能看到了。呜呼，悲哀啊！况且公家中人才济济，文才可窥见班固、司马迁的境界，学问可探究洛学、闽学的奥秘者，接连出现；他们都想跟随宗伯先生之后，奋展六翮，高飞远望，以才德仪表天下，文章事业不可限量。为什么公竟然飘然离去，完全不肯回顾呢？陇其不才，有幸列在宗伯先生门下；乙卯年秋天，在京口侍奉公，公反复谆谆教诲，无非是端正义理、阐明大道的话。陇其奉行这些教诲而处世，常怕有所失落，正想依赖公的鞭策来辅佐我的怯弱、启发我的愚昧，哪里料想泰山般的长者、栋梁般的人物竟一点也不肯留存呢？我在恒阳任职时，听到讣告，惊骇悲悼；既悲伤失去了我的楷模，又惋惜涑水先生的父亲不能看见元祐年间的宰相功业，魏公的父亲不能看见治平年间的伟大功勋，在最盛大圆满之中竟留下这样的遗憾。千秋万代，什么时候才会有尽头？谨以菲薄的芹菜作为祭品，表达我的深切哀悼，希望公的灵魂不要远远舍弃我。祭座师柏卿魏公文 自从世道衰微，政治与学术分离，儒生孜孜不倦，却致力于崇尚虚文，把辞章和记诵当作精业勤学；谈论经世之学的人，重视功勋、文书和期会防范，以此报答君主，对于大道却始终没有真正闻见。唯有先生卓异出众，政治与学术都得到真实的要旨；阐发古代典籍，扫除积久的尘蔽，使洛学、闽学的遗言不至泯灭。先生以此成就自己，以此惠泽百姓；掌管法令，主持政务，辅佐天子，无不以此道为本。其德业广大，薰陶培育万物；文章事业光辉灿烂，载入国史，永远不会湮没。竹帛、钟鼎也不能详尽记载；先生编成的一部著作，更是后学的渡口，启发蒙昧、唤醒聋瞽，教诲指示反复而恳切。陇其不才，迷失在大道边缘，常怕沉沦，与世俗一同堕落。自庚戌年春天得以依附先生门墙，我像燕雀攀附青云而自喜，希望凭借先生的典范洗除旧日的尘垢。命运困厄、时势艰难，又遭遇纷乱，滞留南方十多年，先生精微的言论和深刻的义理，没能经常聆听。癸亥年冬天，我在灵邑任职，欣然仰望高山，没想到先生近在郊外；先生亲笔写信提点教诲，光明如日月星辰，说治理没有别的办法，崇尚德行、宽缓刑罚，正如盖公所说，百姓便能获得安宁。我依赖这番明确的训诫，心中常常保持警醒，写在衣带上牢记并奉行，作为座右铭。正期待治理有成后向先生报效，从容地接受先生讲授经义，哪里料想泰山般的先生忽然倾倒，厌弃尘世罗网，归于蓬莱仙境？即使是大圣大贤，千秋之后精神仍长存；先生安然处于九泉，还有什么可忧虑、可经营的呢？但作为门生，我常常痛切思念先生的教诲。从今以后，我还到哪里去取得正确的准则？栋梁折断、屋椽崩塌，怎能不动感情？听到讣告惊骇悲悼，不觉失声痛哭。谨备下微薄的牲醴和酒，您若不嫌弃我，愿鉴察这点微薄的诚意。祭蔚州魏公文 当今天下，主持正气、使正直之道不在世间泯灭的人，难道不是先生倡导的吗？先生出仕以后，在朝为官的人才知道营求私利是可耻的，在野的人才知道求取禄位是羞耻的。虽然未能完全实现先生的志愿，但礼义廉耻这一线传统没有断绝，正是先生的功劳。若没有先生，世道变化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实在无法知道。自古以来，身居高官显位、文章事业光耀天地的人，哪个时代没有？但内心光明通达，能够面对天地、质问鬼神，独处时不惭愧，考察《诗经》《尚书》也不羞愧的人，大概很难找到。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天地间特殊灵气所钟爱的吗？陇其只是浙西的鄙陋士人、江南的卑微小吏。承蒙先生知遇最深，其中缘故实在无法理解。当陇其在疁城任职时，与先生从未有一日交往，先生却从千里之外寄来诗篇，奖掖我的微薄才能，鞭策我的驽钝，还在朝廷公开称誉我，并不以此为嫌。听说我被罢黜，先生便握腕为我不平，完全不顾个人恩怨。即使陇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得到先生如此厚待。等到戊午年进京，才有机会仰望先生如高山。陇其仍旧朴拙木讷、没有才能，并没有高谈阔论可以惊动众人，反而因辜负大贤的期望而惶恐。

译不久又因忧事离开京城，即使胸中略知先生的一二分，也未能全部向先生倾吐。我以为先生一定会责怪那位告发者的过错，谁知先生反而喜欢他的朴实，赞许他的笨拙，说在滔滔世俗中能够自立，正应当如此，于是直接向九重天子推荐他，使他恢复原职。陇其又不知道为什么能得到先生这样的厚爱。到癸亥年进京补官时，我拜见先生；我又不敢像世俗那样感恩报谢，见到先生如同平常。先生不以此为傲慢，反而更加喜爱我，更想推荐提拔我。这些都难以理解，难道不是因为先生胸襟光明通达，忧虑世事深切、怜悯世人深厚吗？所以先生选取人才，宁要朴实，不要华饰；宁要笨拙，不要机巧。只要朴实而笨拙，即使是无足轻重的人，先生尚且如此选用，何况那些足以担当大事的人呢？陇其自从在畿南任职以来，没有一点功效可以报答知己，所能做到的只是保持朴实和笨拙，不敢改变罢了。当时正要学习十亩诗人的作风，退回浙西守着先人的破旧房舍，骑着跛马经过蔚州，再一次希望见到先生的面容，打开我心中的茅塞，哪里料到先生竟突然到了这种地步？内心的悲痛哀悼，什么时候才会有尽头！祥麟威凤再也看不见，景星卿云也不会再出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千里〕 呜呼，悲哀啊！谨备下微薄的牲醴，奔驰前来祭奠灵前；悲痛涌上胸口，已经不知道说些什么了。祭某封翁文 呜呼！公以昌明俊伟的资质，笃实地生养出我太史公，使他辅佐王室，成为当世表率，受到天下仰望。太史的名声功业，都希望公享有无尽的寿命，以看见贤子的成就，为什么竟停在这里呢？太史是当代伟人，德行日益崇高，事业日益进步，正要以自己的学问启发君主，使父亲欢喜，却竟遭逢这样的忧患吗？人的期颐之寿，决定于上天；显扬父亲的功业，决定于后人。由上天决定的寿命，即使圣贤也不能保证；由后人完成的功业，则无论生死都一样存在。从今以后，辉煌地载入史册的太史之名，哪一项不是公的名声？显赫地铭刻在钟鼎上的太史功勋，哪一项不是公的功劳？祥麟威凤，太史是国家的祥瑞，也就是公为国家带来的祥瑞；景星庆云，太史是世间的吉祥，也就是公为世间带来的吉祥。太史像泰山北斗一样受人尊重，也就是公受人尊重；太史像光风霁月一样令人喜爱，也就是公令人喜爱。公的身体虽已去世，公的正气却永远伸张；公的形体虽已离去，公的盛德却永远存在。把韩愈、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的事业托付给后人，和由一身亲自成就，有什么不同？把洙泗、闽、洛的学术传给后人，和积累在一身，又有什么不同？陇其是海滨的一个小吏，有幸蒙太史公知遇爱护。如今既为公突然升仙而悲痛，想挽留却来不及；又知道公一定能使后代昌盛，虽已去世却仍然如同活着。既悲痛太史终身仰慕父亲，即使贵为公卿也不能改变他一日的哀痛；又知道太史孝思不竭，虽然不能保证父亲长享高寿，却一定能使父亲的声名光耀千古。谨以新割的嫩草作为祭品，表达我微薄的心意。祭郝某翁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呜呼！先生是明哲之人的后裔、贤圣之人的门徒，本应享有高寿，以挽救颓败的世道；为什么上天不保佑，使大命突然降临？公的祖先侍御风度翩翩，以百姓疾苦为念，以世道兴衰为己任；东粤、三吴之间政绩相连，公继承了他们，家声更加显扬，恭敬而孝顺，只怕使祖先的声名坠落。公的学问可与刘向、陶潜先后相比，嵇山、浙水之间声名赫赫。公以承袭章句、固守浅陋拘束为耻，阐发微言奥义，给经书作注。常居讲席，排除疑惑、攻破坚难，如抽剥蚕茧之丝，如观看泉水涌出。晚年尤其喜爱《易经》，多次读到断绝韦带。否、泰、剥、复等卦所象征的变化万千，公用一心防察，无不契合其中的完整道理，悠然自得，仿佛前贤都不在眼中。公性情厚重敦朴，以真诚待人；救济穷困、周济贫乏，从不厌烦他们屡次求助。不只帮助亲朋，也施惠于乡邦百姓。义仓平价售粮，早已因久不实行而湮没，只有倪文正曾和公共同讨论，安排周密细致，使贫民得以活命。概括公的一生，远远超越同辈；论德行则厚盛，论学问则纯粹；在家中则孝，在乡邦则仁。公所应获得的福祉，本应盛大而醇厚。公志在安居衡门、守持道义，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施展。麒麟凤凰般的子弟接连兴起，文质彬彬，都崇尚《诗》《礼》，都秉持朴厚淳正；有的在学校中显名，有的掌管诏令文书，成为国家的祥瑞、世间的珍宝。公回头看见这些，想必会感到欣慰，足以慰藉平生的辛劳。从前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都身系绅带，窦氏一门也簪缨相继。从古以来的大儒，往往不是在自己一生中显达，而是子孙的功业纷纷兴盛。上天鉴察成就德行，也已经使这一门不至衰败。但公年老德高，天下的期望正殷切，本应成为世间的高龄贤者和祥瑞。为什么上天不怜悯，使幽明从此分隔？谁来开启众人的蒙蔽，谁来阐明古代典籍？伏羲、文王的大义，谁来研究、谁来听闻？滔滔世俗之风，谁来阻遏它的弥漫？困顿的孤儿寡妇，谁来怜恤、谁来勤勉救助？所以听到讣告的人，都内心如同被火焚烧。我不才，曾在浙江水边采撷英才，见到公的贤子，文章典雅温润，知道他承继家学，必然有所依据。等到询问家学渊源，更加敬仰恭敬。想不到一代楷模竟突然沉沦。公俯视这个世界，仿佛已经脱离尘埃；追溯其准则法度，怎能不悲痛辛酸？备有美酒，准备肥美的牲畜；公若有灵，或许鉴察这片真诚。祭同年周进士义扶文 呜呼！造物主为什么这样快就夺走我的周先生呢？回忆从前我和公在长安相遇，公容貌温和，神色和蔼；听他说话，刚正而谦和。过去诵读他的文章，如今见到他本人，仿佛饮醇酒，仿佛坐在春风中。既已分别，隔了数年，对有道之人的思念时常萦绕心中。乙卯年秋天，我在练祁任职，不因得到官职而高兴，却因能够亲近公而高兴。公来迎接我，我在船中与公相遇，欢然叙说旧事；不只是慰藉久别之情，也希望公能以德行教导我，以政事启发我，勉励我弥补不足。后来公游历京师，回来不久又再次入京；两年之间见面没有几次，我正翘足盼望，希望公南归。谁知造物主竟这样快就夺走了他？概括公的一生，以恻隐仁厚为心，约束自己、砥砺品行，与万物无争，与世俗无争，这不就是所谓仁者的安静吗？安静的人本应长寿，可是生命竟止于此，为什么呢？公壮年乡试中举，晚年考中进士，本应是上天养育他，使他的德行更加深厚、才用更加宏大。可是上天养育得如此艰难，摧折却如此容易，又是为什么呢？世俗之风滚滚而来，竞相追逐浮华喧嚣，老成持重的人或许还能挽救它。难道上天不愿回转狂澜，任凭人才倾覆凋零，竟没有一点怜惜吗？

译呜呼！上天为什么这样快就夺走了我的周子呢？回想从前我在长安与您相遇，您的容貌温和，神色和蔼；听您谈论，言辞正直恭敬、从容有序。从前诵读您的文章，如今见到您本人，就像饮下醇厚的美酒，又像坐在春风之中。后来拜访您之后分别，彼此相隔数年，对有道之人的思念，时时在胸中萦绕。乙夘年秋天，我承乏任职于练祁，不以得到官职为喜，却以能够亲近您为喜。您来迎接我，拜访于舟中，我们欢然叙谈往事；这不只是对久别之情的慰藉，也因为我认为您能够用德行教导我，用政事引导我，并勉励我弥补自身的不足。后来您游历京师，回来不久，又再次入都。两年之间，我们相聚没有几次，正抬足远望，希望您南归。谁知上天竟这样快就夺走了您呢？推算您一生，以仁慈恻隐作为本心，约束自己、修养品行，不与万物争竞，也不与世人争胜，这不就是所谓仁者的沉静吗？沉静的人本应长寿，可您却止步于此，这又是为什么呢？您年轻时在乡里崭露头角，晚年才考中进士，照理说，上天应当是在养育您，使您的德行更加深厚、才能得到更大的施展。可是养育您如此艰难，摧毁您却如此容易，这又是为什么呢？世俗之人滚滚而来，争逐浮华喧嚣；您这样老成持重的人，或许还可以挽救这种风气。难道上天不想挽回狂澜，任由人才倾覆陨落、凋零飘散，竟没有一点怜惜吗？既然不想让他施展才能，又为什么赐给他文章之名，授予他甲第，使他处于似乎遇合、又似乎不遇合的境地呢？天道茫茫，无法追究诘问，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我只是悲痛良友这样逝去，使我失去了典范，失去了准绳，怎能不涕泪滂沱，悲哀得不能自我克制呢？公归于九泉，遇见先圣先贤，告诉他们流俗盛行的时代并不是百姓得生的时代，请求他们一同向上帝祈告，默默地加以护佑，使世道恢复淳厚，人民跻身仁寿之境，这大概也是有意义的吧？还是没有意义呢？公卿中的前辈贤达，如侯、黄二公，活着时正直，死后必定成为神明。公前去依附他们，彼此切磋砥砺，希望正气长存于天地之间。我恭敬地备下一杯酒，祭奠在公的灵几之前，公知道吗？还是不知道呢？祭奠应潜斋先生的文章 先生，您是唐代的许由、晋代的陶潜，具有高尚的风操和峻洁的气节，可以同他们并肩相比。然而许由虽然高尚峻洁，却没有听说有什么文采；陶潜的文采虽已显著流传于后世，却沉溺于酒，不能作为规范。这都是千古遗憾。先生博览群书，通晓万物，淡泊宁静；许由所没有的，先生具有；陶潜所有的，先生没有。您卓然独立，高视古今，难道不是宇宙正气所聚集的人吗？我仰望您的德行，已经有许多年了。辛酉年夏天，我才在武林拜见您；您的道德之气肃穆而和蔼，如同饮用醇厚的美酒，使人心醉。先生不嫌弃我懦弱鄙陋，拿出您的著述，从容地指示给我看。《易》《诗》《书》《礼》都有编成的著作，常常阐发前代儒者未曾阐发的义理。我展开书卷阅读，不知不觉心神向往。先生又命令两个儿子到西湖边来拜访我，愿意采纳我如野草樵夫般浅陋的见解，与我相互切磋。我既然敬重先生的学问，而先生又喜爱我的质朴，私下里很是欣喜，心想或许可以借助先生这一典范，来启发我的愚昧蒙昧，并规范自己的身心。癸亥年四月，我又到了武林，先生见到我，更加欣喜，纵论古今，连续不断而不感厌倦。哪里料到这一别之后，竟成为永诀！唉！先生的学问，其中精深完备的地方本来已经卓然不朽。先生尚未完成的著作，两个儿子都好学深思，一定能够完成父亲的事业。对于先生来说，在九泉之下可以没有遗憾；唯独我悲痛失去了自己的良友。读古人的书，往往以不能见到古人为遗憾。幸而在今天的世上见到了像古人一样的人，却刚刚得到又随即失去了。唉，悲痛啊！我正滞留在恒阳，不能亲自到灵前哭奠，谨寄上一株芹菜，放在您的灵前。先生如果有知，请不要遗弃我。祭奠曹系宣先生的文章 唉！公竟然厌弃尘世而长久离去了吗？自古以来，正人直士的后代，大多有磊落俊伟的人，来发扬祖先的德行，继承家族的风范。而最难的，是守持正道却不至于亢奋，秉持正直却不至于激烈。有磊落的气概却不显露其外在痕迹，使前人的正气暗中接续在恬静谦退之中；这样的人对于维系世道、振兴家门福祚的作用，就像元气运行于四时，而人们察觉不到它正在使万物生长。人们仰望他，他去世之后，又怎能不长久痛悼呢？公的先祖，自侍御公以刚劲的气节闻名天下以来，子孙都有秉持正直、不阿谀附和的风气。而公却更加收敛锋芒，不愿凭借意气凌驾于人。看您的容貌，和蔼可亲；听您的言语，木讷迟缓，仿佛难以出口。年轻时考中贤书，声名在文坛上飞扬，人人都佩服您的才华，而您却谦抑得好像自己并没有才华。壮年时为国事奔走，历经艰险而不改变，人人都佩服您的节操，而您却谦逊自责，仿佛自己还没有做到。晚年闭门谢客，宁愿把自己寄托于赤松子、王乔的道术，对于门外的事务一概不参与。您笃厚地奉行孝友，只以道义同族中兄弟相互砥砺，对于荣辱得失则淡然处之。唉！公大概就是以恬静谦退来接续前人的正气吧？使侍御公遗留下来的恩德绵延于后代，使家族不亢不激而继承先人的声誉，难道不正是公吗？近世并不是没有声名显赫的公卿大臣，一时之间以气节自持；但他们的后人不知道祖父深沉的心志和宏大的作用，只是徒然沿袭外在行迹，正直的风气传到一代就变成矫饰激烈，再传一代便成为暴戾，这种情况到处都是。而侍御公的子孙英俊济济，卓然从流俗中脱颖而出，不辱没前人；如今正相继出现而没有衰止，这其中公所维系的实在太多了。人们只看见公退处自守，仿佛没有能力，却不知道公所保全的东西多么重大；只看见公冷淡而无所作为，却不知道公所维系的关系多么重要。假使公能再延长寿命，直到耄耋之年，那么公所陶冶造就的人和事，又哪里能够估量呢？可是为什么竟突然去世了呢？公在乡里被荐举时，和我已故伯父济南公同列名册，因此我本来就是公的年家子。公的弟弟臻莱，又承蒙与我结下朱陈婚姻之好，我正要亲自以公为典范来修养自己，希望先民的遗风并不遥远，可是上天为什么这样快地夺走了公呢？面对丧事，我悲伤哀悼，不能自我克制，谨以芹菜薄奠致意。悲痛啊！请享用这祭品。祭奠李君修林的文章

译唉！苍天悠远，眷顾保佑自有常道；可是祸福为何难以预料，使我的内心悲伤。公的德行，应当享有福禄吉祥；早年便秉持忠厚，以刻薄凉薄为可耻。家门之内和睦庄敬，有条理有法度。世俗滚滚而行，公独自奋勉自强，守持朴实之道，以此教化乡里。公的内心慈祥，公的仪容庄重。假如世人都像公一样，还有什么可怨、什么可忧呢？年轻时入学求仕，声名显赫。遭遇虽未通达，学问却更加精进。常常手持一部书，诵读声充满厅堂。从束发时接受经学，到白头也没有荒废。众人说公迂腐，为什么要在茫茫世事中如此用心？公只是笑而不答，因为这种滋味难以忘怀。人生读书，难道一定要进入朝廷做官吗？可叹啊！公的志向仍然高尚而美善，仿佛古人颜回安贫乐道、曾点洒脱狂放。承蒙公不嫌弃我，俯意同我结成晋秦之好。以公的嗣子，送聘礼到我这寒门。公说我的先世，世代笃厚殷勤。从今以后，我们可以慰藉前人。正当我仰慕公的盛德，愿以此相互砥砺、辨明善恶，希望我这驽钝之人也能天天更新。到了这一年三月，才完成婚礼。仪容光彩，聘帛鲜明，都是公亲自筹划，大事小事都恭敬谨慎。公当时身体还健朗，不怕劳苦辛劳。反复叮嘱儿媳，要俭朴，要勤劳。要使家族昌盛壮大，遵守祖先的训诫。一生辛苦经营，到这时才稍稍慰藉了心愿。众人都替公庆贺，公也十分欣喜。本来应当祝愿公长寿，如山冈如丘陵，陶然歌咏，健康安宁。为什么昊天不让公长享寿命？薤上的露水容易干，深谷中的舟却突然漂移而去。过去我登上公的厅堂，听到的是欢笑声，和乐融融；如今再登公的厅堂，看到的却是白色灵帐，凄清惨淡。公临终时，神志清醒而不迷乱，从容地说要离去，仿佛只是到东西之间往来。公从此长逝，无所阻碍，也无所牵系；将同赤松子、浮丘公相从游乐。只是顾念公的家事，谁来整理、谁来料理？公的嗣子，谁来提携、谁来扶助？面对喧嚣的世俗，谁来为他筑起堤防？悲痛涌上胸中，怎能不叹息悲鸣！公去得匆匆，已经无法追回。愿公回顾后人，暗中保佑、暗中培育，使他们昌盛兴旺，能够长久安宁。这样，公的德行也或许永远留下美名。以一束柴薪和一杯酒，祭奠在公的灵几之前；惭愧礼仪不能完备，但心意却十分深厚。祭奠陈翁虞亮的文章 唉！公同先父结为婚姻亲家时，彼此都身体康健、没有灾病，都期望能活到耄耋之年；谁料想在三个月之内竟一同遭逢大故，到了这种地步呢？腊月初，我这个不孝的陇其遭遇家门不幸，匍匐着向南还乡。公当时正在病中，仍然派令郎到先父灵前祭奠，桂酒椒浆，礼仪井然有序。我还以为公的病已经痊愈，谁料苍天不肯怜悯，竟至于此呢？上天对公的保佑，不能说不厚。几十年来，公没有经历震荡腾挪，兰芽凤雏般的子孙也已经在堂前。如果再给公几年时间，等孩子们壮大有成，然后同浮丘、赤松一起骑鹤乘鲸，前往昆仑问道，或许就没有遗憾了。为什么片刻之间竟不能忍耐，便降下这样的灾祸呢？公靠辛勤建立家业，以宽厚待人，平生正直的风范，乡里人人称道。我这个不孝的陇其正处在居丧期间，不能把公的万分之一加以称颂叙述。只是先父同公有婚姻之好，先父临终将要易箦时，听说公病重，还殷切地挂念着公。假如公稍微延长寿命，或许可以慰藉先人在地下，谁料竟突然长逝了呢？唉！痛苦啊！公临终时，仍然料理家事，井井有条。嗣子虽然年幼，却能理解父亲的志向，又有侄子在旁协助维持，家业渐渐昌盛，自然可以不必担忧。公到了九泉之下，遇见我的先人，希望你们彼此相互安慰，不要挂念年幼的女儿和年少的女婿。陇其匆匆处在忧伤服丧之中，听到讣告后震惊悲悼，想亲自执豆笾到灵前痛哭一场；但按礼制，居丧期间不能前往吊丧，不敢违背礼法，谨派我的小儿子略备牲酒，送到灵前。祭奠表叔顾苍岩的文章 我陇其同表叔生长在同一个乡里，壮年时一同求学，一同在乡试中举，一同在会试中考取，同出于黄冈、蕲水门下；交往如此密切，没有像我们两个人这样的。乙卯年以后，陇其在江南做官，表叔在河南做官，彼此隔绝了几年而已。后来，陇其在家中读礼，表叔任期届满、等待补缺而归乡，我们又欢聚在一起。癸亥年初夏，陇其将要进京，表叔来到我的居所为我送行，恰好没有遇到我；我还以为即使仕宦天涯，终究也会有畅快相会的时候，哪里料到竟有今天呢？上年八月，陇其因公事到了京师，有从南方来的人隐约说起表叔的凶讯，我还希望那不是真的，谁料竟果然属实呢？表叔见识深远，勇毅沉着，同道之人无不仰慕他的文章学问；然而表叔从不认为自己有才能，求取进步的心从未停止。近来更加锐意研究洛学、闽学的精微义理，曾取清澜陈氏《学蔀通辨》一书刊刻流传，认为学者入门必须先辨别异同，才不会认贼作子。他尊崇正道、排斥邪说的志向，卓然超出流俗，无法动摇。陇其深为欣喜，认为我们的道统有了助力，正要同表叔讲求居敬穷理的方法、下学上达的途径，熄灭邪说、排斥偏邪，希望先圣的大道不要委弃在草野之中；哪里料到表叔竟厌弃尘世而骤然离去了呢？山河阻隔，不知道您患了什么疾病，也不知道何日临终；不知道您面对年老的双亲和年幼的孩子时，心中作何感受、如何安排？丧葬礼仪和家中事务，谁来维持，谁来辅佐？向南遥望，眼泪直流，悲痛哪里有尽头！附上一株芹菜祭奠，希望您或许来临享用。祭奠曾叔祖仲坚翁的文章 唉！公竟然去世了吗？公虽然高寿，原本还可以长久存在，为什么竟突然离去，使天上人间永远分隔？二三位宗族亲友听到讣告，都抚胸悲叹。公既然长逝，谁来做我们的典范？公从二十岁起就考中贤书，恭敬谨慎，始终如此。世人争相虚伪，公却真诚厚实；世人争相喧嚣，公却安静淡泊。公曾经叹息，世道日益变化，礼义廉耻由谁维系、由谁持守？宁可收敛而不放纵，宁可朴实而不奢侈，希望古道不要坠失。公每次总要举说祖先的德行来劝勉后生，教他们孝顺兄长，恳切勤勉；有人能够守承先训，公便十分欣喜。听说有人败坏德行，公就忧惧不安。我们宗族逐渐繁盛，依赖公来维持闲理。即使有才干的人，在公面前也感到惭愧；有愤懑必向公诉说，有急事必向公咨询，并不是说公能以威势服人，而是因为公无私。公在休宁振兴教化，众多士人都敬仰他。辨别义利，严肃得如同丝纶诏书。用实际行动教化人，而不只是依靠文章。有这样的老师，如今已经很少听闻了。归来后闭门不出，教导孩子，逗弄孙子。有一张琴，有一片兰花，逍遥地生活在它们旁边，以此度过早晚。粥饭常常不足，却不因此扰乱内心。我安于贫穷，把贫穷看得像甘甜醇酒一样。世人在污浊中奔走，只为谋求温饱；以公的眼光看他们，岂止如深渊和群星那样遥远？追述公的生平，可以说只有一个‘诚’字：用它来立身，也用它来待人。

译公在任职和居乡时，都能和睦宗族、调和姻亲，去尽机心，清楚地显露真情。无论大事小事，人们都赞叹公的真实和纯粹。公本应受到上天保佑，官位却没有与德行相称；本应长享寿命，苍天为什么竟一点也不肯多延长呢？公长久离去，生时顺遂，死后安宁，随造化而来，也随造化而升。想到我们宗族中的人，悲哀得不能自我克制。从今以后，谁来作为法则，谁来作为准程？淳朴日渐消散，谁来留住它？浇薄诡诈日渐滋生，谁来防止它？有疑难不能解决，谁来剖析它？有争端不能平息，谁来调解它？面对公的丧事，眼泪纵横流淌，这不只是为世道悲伤，实在也是怜悯哀悼公。公归于上天左右，愿祖宗使我们后人能够振兴古代遗风；愿扶助贤者，愿开启他们的聪明。使浅薄者归于厚重，使污浊者重新高尚，或许祖先的德行就能永远无穷。备下酒和芳香的祭品，祭奠在公面前。面对公放声长哭，公知道吗？还是不知道呢？告慰长子定征的祭文 壬戌年除夕灯下，父亲擦干眼泪，告慰你定征的灵魂说：‘唉！我三十一岁才生下你，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你的父亲和母亲辛辛苦苦养育你，不知经历了多少劳苦，希望你长大成人，使家族兴盛，挽救祖业。谁料你中途去世，更加使我悲痛呢？你生来很聪慧，读书学文，日益进步。我不愿用世俗的学问来教导你，想引你走上圣贤的道路，宁可笨拙，也不肯苟且。你也深深懂得我的心意，不肯用苟且的态度要求自己，我心中十分欢喜，认为你可以有很大的期望。谁料想竟到了今天呢？你去年刚刚成婚，你的妻子进门后，全家都称赞她贤良淑德。你既然夭折，又没有留下子嗣，只留下你的妻子侍奉公婆，稍稍帮助料理家务。看见你的妻子，就仿佛看见了你。为什么你去世才四十七天，你的妻子也随即弃世了呢？难道是你不愿她长久做未亡人，便带着她一起离去吗？还是命运如此？两个月之内，接连遭遇变故，房屋仍旧，帷帐依然，可是人事已经全非；人心不是木石，哪里能够承受这一切？这都是你父亲品德不够，获罪于上天，上天降下大罚，把祸患遗留给你们夫妻，并不是你们夫妻的过错，又还能说什么呢？又还能说什么呢！你作为我的儿子，虽然未能完全慰藉我的期望，却抛下我离去了。’ 然而戊午年秋天，你的祖父去世时，我当时在京城，饭含、袭敛等事都没能亲眼照料；若不是你，我更加无法做人。你给我的帮助很多，并没有白白生下你。我在服丧期间，和你一起读礼书，王肃与郑玄的异同、二戴礼学的深奥义理，都依靠你来质问，有时还得到阐发。夜里阅读《资治通鉴纲目》，讨论治乱得失，常常相互反复推究，你给我的启发实在很多。你帮助我的学业，也不算少了。去年我寄食虞山，家门内外的事务全由你承担，筹划各项事情，大多合乎条理。你对家庭也不能说没有功劳。安心归于九泉，不要因为没有能够终身侍奉父母而遗憾。你的英灵应当不会立即消灭，只应常住在家中，依傍祖宗。平生所读的圣贤言语，应当常常记忆。古今经史，家中所收藏的书籍，应当常常依恋这里。虽然生死道路不同，然而正气强盛的人，其精神一定坚固。活着成为圣贤，死后成为明神，道理是一样的。你要努力啊！至于你的后嗣，等你弟弟有了儿子，就应当立为你的后代。假如家道兴隆，那么你们夫妻享受后人祭祀的事情，就不用担忧了。这又在于你父亲德行的厚薄，能不能感格上天，与你无关。’ 你也不必挂怀。你的书籍器物，我都已经收拾起来，等你有了后代再交给他。你只应在九泉之下坦然自处，不要悲伤，不要忧虑。一年已经过去，你去世已有一百零七天，你的妻子去世也已有六十一天；眼前所见都触动伤心，不能自我排遣，姑且写下这些话来安慰你。《三鱼堂文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三鱼堂外集》卷一 内阁学士陆陇其撰写 奏疏、议、条陈 关于畿辅民情的奏疏 题目是‘恭敬陈述畿辅民情，仰请’ ‘圣上鉴察此事。臣本是外任官吏，承蒙’ 皇上提拔置于台班，如果有一点愚见，都应当依次陈述，以仰助圣明治理的万分之一。只是臣在畿辅任官已久，了解畿辅的民情，敢先为皇上陈述。畿辅靠近山地的一带，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与其他地方不同，荒地多而熟地少，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加上康熙十二年以后，战事兴起而军需紧急，各种摊派繁多，百姓更加困苦；丰年也只能勉强支撑，一遇水灾旱灾，便四处流离，种种惨状都有。幸而近年以来，皇上加意抚慰安定百姓，禁止私自摊派，不惜减免赋税、赈济灾民，使那些面黄肌瘦、如鸠如鹄的百姓能够苟延残喘。然而若说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还没有达到。臣观察自古以来丰盛亨通的治世，都不是一日形成的。唐尧虞舜时代，起初也免不了百姓受饥；尧舜兢兢业业，积累很久以后，百姓才得到粮食。汉代自高祖、惠帝以后，多方休养生息，到文帝、景帝时，天下才富足。唐太宗日夜讲求治国之道，到贞观末年，百姓的粮食才充足。如今天下平定还不久，又接连遭受水旱灾害，所以即使 皇上勤恳体恤百姓的疾苦，百姓仍然免不了艰难，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要使百姓富足，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 皇上经常保持这种勤恳体恤百姓的心，期望经过长久积累而成效显现，不要要求在朝夕之间见效；恩惠已经深厚，还不嫌它更加深厚；关怀已经周遍，还不厌其更加周遍，那么家家富足、人人充足的盛况或许就可以期待了。至于目前应当商议的事情，臣看去年畿辅遭受的荒旱，实在不同寻常；受灾的各州县中，虽然偶尔有尚未受灾的地方，也不过稍微收获了一升半合，比受灾之处略好罢了。最初接到 上谕，将康熙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上半年的钱粮全部减免，抚臣已经张榜晓谕。后来因为户部议定要分别区分受灾州县，其中有些地亩没有受灾，便不准一概减免，百姓十分困苦。抚臣不得已题请秋后带征，地方才得以粗略安定。然而即使今年秋收略有收成，既要征收新粮，又要征收旧欠，臣恐怕积贫已久的百姓承受不了。即使说丰年收入有一些，谷价又低，折算下来没有多少；私债逼迫索取的、衣服拿去典当的，已经失去了大半；上奉父母、下养子女，仍担忧不够，又怎能责令他们同时完纳新旧钱粮呢？如果不是 皇上特别加以怜恤，臣恐怕地方官吏只知道急于完成考核，不顾百姓力量难以承受，这实在很违背 皇上最初减免赋税的本意。这些都是臣亲眼看到的，地方情形不敢不为皇上陈述，恭请 圣明鉴察并施行。

译关于夺情的奏疏 题目是‘孝道是万事的根本，夺情并非治理太平之世所宜，仰请’ 圣上裁断，以维系纲常。臣在办事衙门任职，听说九卿、科道官员正在会议商议湖南巡抚于养志在任守制一事。臣因为资历浅，不在会审之列，不知道议论究竟如何。后来询问参与会议的大臣，他们说会议时明确发言认为不可的人固然有，但犹豫徘徊、不能决断的人也到处都是，臣私下感到奇怪。这是明白显然的事情，有什么可疑之处，竟然犹豫到这种地步？治理天下不能不以孝道为本，这是很明白的；在任守制不合于教导孝道，也很明白；天下正处于太平时期，湖南又不是用兵之地，没有理由在任守制，同样明白。皇上以孝道治理天下，在朝廷任职的诸臣长期沐浴在 皇上以孝治理天下的教化之中，为什么难以用一句话直截了当地断定此事不可呢？况且臣不知道议论此事的人把于养志看作怎样的人。如果他不是贤者，那么本来就不应让他在任守制；如果他确实是贤者，那么一定不肯安心在任守制。督臣代他上疏请求，或许是出于爱惜人才的考虑；但臣认为，让他解任以保全孝道，正是深深爱惜他，何况 皇上一日所作的决定，天下万世都会奉为法则。如果让一位巡抚因为督臣的题请而留任，将来督抚中遭遇丁忧的，都要援引此事为例，那么不考虑侥幸请求夺情留任的人就很少了。名教从此松弛，纲常从此败坏。这个端绪一旦开启，关系到天下，实在不是小事。至于湖南一省的百姓，只会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并加以效仿，不再知道有父母，也就更不必说了。臣私下认为，督臣的请求，不容许议准才是。臣不知道九卿将如何启奏，理应静听 皇上的裁夺。但只恐众人的议论各不相同，正反两端容易混淆，所以臣敢从名教纲常的角度出发，略献浅陋意见。因所陈述的是条理事理，字数稍微超过格式，恭请 圣上明断施行。请求迅速停止保举捐纳，永远关闭先用旧例的奏疏 题目是‘请求迅速停止保举之捐纳，永远关闭先用旧例，以清理仕途、安定民生’。臣拜见本衙门御史陈菁的奏疏，请求停止捐纳保举而开设先用的旧例。户部覆议说都没有什么可议的，奉 命令九卿、詹事、科道官员会议后具奏。臣私下认为，保举的捐纳不可不停止，而先用的旧例不可开。敢为 皇上陈述：捐纳一事本来并不是 皇上所想实行的，不过因为一时军需极其紧急，不得已暂时开放；又恐怕贤愚混杂，损害百姓，所以设立保举之法来防止弊端，考虑得深远。近来又因为大同、宣府运送草豆以及保举之事，也允许捐纳，于是同正途再没有区别，实在很违背 皇上当初立法防止弊端的本意。而且保举所看重的，没有比清廉更重要的，所以督抚保举时必须有‘清廉’字样，才符合规定。如果保举也可以用捐纳取得，那么‘清廉’二字也可以通过捐纳得到，这种做法不用辩论就知道不可。至于此前有捐纳先用的一个旧例，使正途任用受到阻塞，直到今天还没有疏通，所以 皇上明察其弊端，早已停止。即使前次九卿因运送草豆而开会，酌情开放某些事例，也没有涉及这一项。因为他们确实知道这会损害选官途径，所以不敢轻易议论开放。况且捐纳先用的人，大多是奔走钻营、急于求进的人；因此多一个先用的人，就多一个危害百姓的人。这同样不用辩论就知道不可。九卿自然一定有正大之见，只是恐怕众议不一，所以冒昧陈述浅陋意见，唯愿 皇上采纳选择。臣还有请求：臣私下看到近来督抚对于捐纳出身的官员，有的拖延数年，既不保举，也不参劾，不知道这类官员究竟清廉还是不清廉？还是介于清浊之间，不能立即保举或参劾？既然通过捐纳取得出身，又不能发愤自励，那么其志趣卑下，甘心污浊，就可想而知。让这样的人长久占据百姓之上的职位，他们毒害小民，究竟会到什么程度？所以臣私下认为，不但保举之捐纳应当立即停止，保举的期限也更应斟酌确定；不但目前的先用旧例万万不可开放，从前先用的人也不可不加以考核。恭请 敕令户部查核：一切捐纳出身的官员，到任三年仍没有保举的，就立即开缺，听任其退休。这样或许可以使吏治清明，选官途径疏通，民生安定。因所陈述的是条理事理，字数稍微超过格式；如果臣的意见可以采纳，恭请 圣明鉴察施行。关于编审人丁的议论 协理浙江道事务、四川道试监察御史臣陆陇其敬谨遵奉 上谕：臣谨慎议论认为，直隶地方今年正逢编审人丁之时，应当彻底革除积弊，以解除百姓的困苦。查旧例，人丁每五年审定一次，分为九等：上上等征银九钱，逐级递减到下下等征银一钱，以家庭贫富决定丁银多少。新生人口登记入册，死亡人口注销，这是既定的制度。无奈有关官吏未必都能留心查核，只凭旧册作为定案，或者听从甲长、户头申报，所以有豪强隐匿人口，却使无立锥之地的贫民不能免除差役，这是弊端在于不均的一点。又沿袭旧习，每逢编审，有关官吏务求得到户口增加的名声，不顾百姓疾苦，必定要求超过前次数额；因此应当删减的没有删减，不应增加的却增加，甚至人已经死亡还不肯注销，孩子刚出生就责令登记，沟中的瘦弱尸骨仍是册上的人丁，刚出生的婴儿已经列入催逼差役的文书。开始时由邻里包赔，后来便导致逃亡，这是势所必然。因此每次编审都增加虚额，户口天天增加，百姓困苦也天天加重，这是弊端在于追求超过额数的一点。请敕令有关巡抚，令各州县编审务求公平，应该注销的立即注销，不得使穷民受苦受累。其中有些荒瘠州县，注销的人丁多而新登记的人丁少，免不了稍微出现缺额的，应当据实详细说明，听凭户部裁决；也不得滥把孤苦无告的百姓充作数额，或者把死亡、逃亡、绝户的人丁责令里甲包赔。这样或许使面黄肌瘦、形如鸠鹄的人免受催逼，也能使逃亡停止，这也是感召和气的一种办法。臣陆陇其谨慎议论。关于请求减免旧欠的议论 臣谨慎议论认为，直隶地方有康熙二十八年下半年和二十九年上半年未完纳的钱粮，其原因是二十八年遭遇奇重的荒灾；已经题报的，已经奉

译上谕全部减免。那些受灾但略有一升半合收获的地方，有关官吏没有登记上报，以及查勘以后才续行上报的，户部议定不准一概减免。抚臣不得已题请秋后带征。到了秋收时，虽然号称略有收成，但实际收入也有限。经历大荒之后，私债逼迫索取的、衣服拿去典当的，已经失去了大半。上看父母，下养子女，仍然担忧不足。又要责令他们同时完纳新旧钱粮，实在难以承受。所以臣在上年十月间，已经写了《敬陈畿辅民情》一疏，请求豁免，却没有得到户部批准。近来看到直隶巡抚郭世隆题奏说：‘宣府遭受荒灾以后，残存百姓在两个月之内要同时征收三季钱粮，势必难以完纳。’由宣府一处，就可以知道各处的民情。又看到直隶巡抚题奏参劾无极县知县范永嘉，将新旧钱粮一并征收，以致百姓不能承受；由无极一县，就可以知道各县催征钱粮的情形。畿辅是天下的根本，畿辅百姓不可使他们稍有失所。康熙二十八年大荒以后，如今又雨水失期，春麦、冬麦都难以指望；新旧钱粮一同征收，实在不是民力所能承受。况且这项钱粮自上年秋收开始征收以来，至今已经半年，假如力量能够完纳的，必然没有不完纳的。到现在还没有完纳的，都是确实贫穷的百姓，即使天天遭受鞭打催逼，最终也难以上缴；这对国家赋税没有益处，却只是苦害小民。臣认为，这是应当赶快议定豁免的。关于捐纳保举的议论 臣谨慎议论：天下的根本在于民生，民生的安乐或困苦取决于县令，所以县令这一官职关系重大。从来没有县令贪污而百姓不困穷的。近来因为有捐纳这一途径，县令之中便免不了贤愚混杂。幸而皇上明察其弊端，特意设立保举之法加以防范。近来又因为军需极其紧急，连保举之法也可以用捐纳取得，于是贤能还是不贤能便完全没有凭据了。此事已经由本衙门御史陈菁条陈请求停止，现在奉户部议论，但其中还有未尽之处，敢再次陈述。保举所看重的，没有比清廉更重要的，所以督抚保举必须有‘清廉’字样才符合规定。如果保举可以用捐纳取得，那么‘清廉’二字也可以用捐纳买来，这不用辩论就知道不可。臣私下奇怪，近来督抚对于捐纳出身的官员，有的拖延数年，既不保举，也不参劾，不知道这类官员究竟清廉还是不清廉？如果认为清廉，就应当立即保举；如果认为不清廉，就应当立即参劾。即使有人介于清浊之间，不能立即保举或参劾，然而既然通过捐纳取得出身，又不能发愤自励，那么其志趣卑下，甘愿污浊，就可想而知。让这样的人长久处在百姓之上，不仅会贻害小民，也会上干天和。所以臣认为，不但保举之捐纳应当立即停止，保举的期限也应当斟酌确定，请 敕令户部查核：捐纳出身的官员到任三年仍没有得到保举的，就立即开缺，听任其退休。这样或许可以使吏治清明，选官途径也稍微疏通；这也是感召和气的一种办法。再次议论捐纳保举 臣谨慎议论认为，捐纳这一途径确实造成贤愚混杂，只有保举这一条线可以防止弊端。虽然不敢说督抚的保举完全公正，但总比最终完全不保举好。如今如果连这一条线也去掉，拿什么来使天下人心服？即使是贪污之辈，有的或许本来就会受到督抚的纠弹，只是侥幸免于纠弹，便可以同正途出身的人一样升迁调转，这还把国家体制放在哪里？恐怕不能说没有妨碍。虽然规定次年三月为停止期限，但如果等到次年三月以后才停止，那么这些人没有一个不去捐纳，也没有一个不与正途出身者一样升迁调转。澄清整顿官员选任的大典，岂不是荡然无存了吗？这就是臣请求迅速停止保举捐纳的意见，似乎也很难说不容议论。至于设立保举却不规定期限，那么不肖官员多拖延一天，百姓就多受一天的苦，也不合乎 皇上爱护养育百姓的本意。有人或许认为，规定三年没有保举就令其退休，恐怕近于苛刻。不知道这些人本来就是没有功名的平民，通过捐纳取得官职，他们心里只想着捞回捐纳的本钱，哪里知道有 皇上的百姓？占据百姓之上的职位，三年已经太久了，难道还可以长久任职吗？况且退休在家，仍然可以俨然列于士绅之中，所得到的荣耀已经很多了，怎么能说苛刻呢？即使说设立期限或许反而会产生钻营求托的弊端，这在督抚不贤时确实可能如此；如果督抚贤明，又到哪里去钻营求托呢？臣不敢说天下一定没有一个贤明的督抚。即使督抚不贤，也一定不能把所有捐纳之人都保举。这就是臣请求确定保举期限的意见，也是从吏治和民生出发考虑的。没有吏治不清而民生能够安定的，也没有仕途混杂而吏治能够清明的，这一意见似乎也很难说不容议论。关于时务的六条陈述 直隶真定府灵寿县为访察利弊、资助政务、安定民生一事。本月二十日奉直隶巡抚都察院于宪的票文，其中说：本院当初命令乐亭再次任职通州，历时很久，对直隶地方的利弊、民生的困苦，向来了解得很清楚。但自康熙二十一年升任江宁以来，至今已经三年多，地方情形不免有所沿革变化；如今又奉 皇上特意简选我抚绥畿甸，辞行时又承受 圣上谆谆教诲，只把民生疾苦放在心上。凡是应当兴办的有利之事、应当革除的弊害，都务必切实举行，以仰副 皇上的圣意，下慰百姓的愿望。恐怕地方辽阔，耳目不能周遍，应该进行访察。因此发票命该县官吏，按照票文所说，立即把所属地方哪些事情应当兴办、哪些事情应当革除，以及凡是有益于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的事项，逐条列出详细陈报，以便裁量决定；务必要秉公确实查访，切实可行，不得把它当作惯例套话，抄袭陈旧言论而无益于实际政务，也不得有所顾忌畏惧而不直率陈述、尽情进言。盼望之切，盼望之切。职下捧读之后，欣喜而敬仰，伏见宪台虚心而至诚，不遗漏像葑菲一样微薄的意见；假如有一点愚见，怎敢不竭尽心力，以仰助您的高明深厚？职下只是书生，哪里懂得天下的事务？但曾经静观今日的时势，各种弊病的根源，都起于百姓贫困。并不是没有忧虑百姓的官吏，也不是没有把百姓疾苦视同自身疾苦的心志，然而百姓最终仍免不了受冻挨饿，是因为受到法令限制而无可奈何。如今您像宪台这样，可以在法律规定之外替百姓申诉请求了。臣敢略略陈述一二，供您采择。

译一、请求适当缓征赋税。自古以来征收税赋，必定在秋收之后，庄稼收获入场，然后才能办理上缴，这是确定的道理，也是必然的形势。如今却因为军饷，在正月就开始征收，百姓还没有播种，催呼鞭打就已经急迫得超过星火。有余力的人还可以勉强支应，不足的人势必转而借贷来完纳官粮。富豪之家乘其急迫，放出重利盘剥。到了秋收时，本金利息层层累积，一年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哪里还有空闲谈论奉养父母、抚育子女？转眼到了新年，新的征收又来了，所以乡里一天比一天贫困，逃亡一天比一天增多，田地一天比一天荒芜，面如鹄、形如鸠的饥民遍野，卖妻卖子的人接连不断。二月卖新丝，五月卖新谷，古人还认为这是苦事；如今新丝不用等到二月就卖掉，新谷不用等到五月就卖掉了。尧舜在上，怎么能不想到这一点呢？正值战事兴起之际，国家费用浩繁，固然没有办法。如今四方安宁，司农尚不至于告急缺粮，正是请求缓征的时候。户部如果可以通融，不妨总计一年春夏两季的军饷若干，加上上年拨余的银两若干，暂时用上年剩余的银两抵充本年春夏的军饷，等到秋收后催促解送，以补足国库数额；上面并不损失国家赋税，百姓的力量却可以得到宽缓。富豪之家不能乘机盘剥，逃亡可以减少，鞭打催逼可以省除；稍微转移一下征收时间，利益却无穷。先在畿辅试行，再推广到天下，恢复唐虞三代的治理，这是当前首先应办的事情。恭候宪台裁决。一、请求适宜地开垦荒田。畿辅各州县的荒田累计有数百上千顷，朝廷屡次下达劝民开垦的命令，但报告开垦的人却寥寥无几。并不是百姓不愿开垦，而是北方土地贫瘠，荒地和熟地又不稳定。靠近山地的地方，砂土各半，遇到下雨才可以耕种，稍微干旱就变成赤土。靠近水边的地区，水退去时略有田地的形状，水一来便成为一片汪洋。一经申报开垦，转眼六年便开始征税，司农依据册籍奏报销算，丝毫不能拖欠。有关官吏拿着簿册催征考核，片刻也不能延误。所开垦的土地，已经干枯成了石田，或被水冲成波涛；而所申报的粮税，却已确定而不能变更。起初由人包赔，后来便有人逃亡，使有关官吏受到连累和惩罚，又责令里长分摊赔偿。因此小民把开垦看作可怕的道路，宁可听任土地荒芜，也不愿过问。况且申报开垦时，登记册籍要花费，驳回查验也要花费，除了牛、种子和人工成本之外，还要再勉强筹措钱财来应付索取。不是中等以上的人家不能开垦，报垦人数寥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私下认为，这类荒地本来就不同于额定的土地。与其查验过于严厉，使百姓害怕而不敢耕种，不如稍微授予有关官吏便宜处置的权力，使他们能够用别处成熟的土地来抵补荒地。比如所属地区内额外新开垦的土地后来荒废了，可以听任有关官吏查找其他地方新开垦的土地来抵补，这些荒地所应缴的粮税就一并免除，不必像额定土地那样一定要报请户部批准。这样一来，才可以准许豁免，不再有赔偿拖累的苦楚，也没有驳回查验的烦扰；百姓不害怕开垦的负担，自然就会踊跃开垦了。已经开垦成熟的土地，或者可以再宽限到十年后才开始征税，使他们能够偿还牛、种子和人工的费用，然后再责令其向上缴纳赋税，这也是劝民开垦的办法。恭候您的裁决。一、水利应当兴修。想使百姓富裕，在于开垦田地；想使田地得到开垦，在于兴修水利。北方土性干燥猛烈，灌溉的水容易枯涸，虽然不同于南方，但使河流湖泽流通，能够随时灌溉，总胜过任其焦枯而无人救治。我私下考察古人的沟渠制度，精密到了极点，所以孔子说大禹尽力于沟洫，《周礼》中的遂人、匠人职掌，也详尽记载了这种制度。如今对这一切都置之不问，任凭水道自行盈满或干涸，一遇旱灾水灾便束手无策，百姓生活日益困窘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是古人的沟洫制度能够随时修理，所以不觉得烦费。如今河道长期淤塞，一旦想疏通壅塞、防止决溃，工程费用浩大，势必难以仓促办成；又正值公私都困窘的时候，州县的钱粮每一丝一忽都有规定的用途，不敢擅自挪动。百姓之间十室九空，连正常赋税钱粮尚且难以完纳，哪里还有余力来完成这种艰巨的事业？如果不估量时势，不计算盈亏，突然兴办此事，它造成的扰害必定比水旱灾害还严重。我私下考虑，近年来 朝廷怜悯遭受灾荒的州县，商议减免赋税、发放赈济，所耗费的钱粮数不胜数。与其在已经荒歉之后减免赈济，哪里比得上在尚未荒歉之前讲求水利？减免赈济的恩惠只在一时，水利的恩泽却可以延及万世。如今宪台抚治畿辅，想成就长久的事业，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应当全面查考所属州县的水道，哪些地方适宜疏通，哪些地方适宜修筑堤防，大约长度、宽度各是多少，工程费用各是多少，汇编成《畿辅水利一书》进呈。供皇帝阅览，请司农衡量钱粮的盈亏，依次分年举行，永远成就万世的利益，同时不扰害百姓。就一时而言，虽然似乎免不了费用；从长远而言，与减免赈济相比，所节省的费用一定多出百倍。或者鼓励官吏和绅衿，若能开通多少河道，应当给予怎样的优先叙用、怎样的奖励？这也是一种防备。恭候您的裁决。一、积谷应当扩大。如今功令最重视积谷，规定了议叙的例子，实在是为贫苦百姓作了深远的打算。然而要使粮谷增多，应当广泛开辟粮谷的来源。如今只有捐输这一条途径，所以积谷寥寥。在富裕的州县，还可以鼓动劝导富户捐输；如果是山僻困乏如灵寿这样的地方，既没有富商大贾和藏有厚财的人家，家家都面黄肌瘦，即使悬挂奖励的条文来劝导，又有谁能够响应呢？我私下认为，这类贫困县应当稍作通融，使它们能够广泛积谷以备赈济。例如所属县内有可以开垦的荒地，应允许有关官吏设法招募人手开垦，把所得收入储存在仓中以备赈济，不要责令其立即起科征税。凡是河流淤积形成的田地，即使已经纳粮而原本并非额定土地，也应允许酌量留下作为积谷。吏员应缴纳银两的，可以准许他们缴纳粮谷入县仓，即准许作为报充，不必解送上级。牙帖杂税中原本属于额外新增的部分，以及编审人丁超过额定数额的部分，都允许留在本地积谷。像这样推广实行，或许贫困偏僻的州县都可以有粮谷来救济灾荒。如果只凭捐输这一条途径，能够有所帮助的就很少了。即使只说捐输，徒然让二三个有关官吏喋喋不休地劝说，能得到多少？奸巧的人暗中摊派给里甲下户，名义上说是捐输，实际上与加派没有区别，又不是 朝廷爱护百姓的本意，所以应当请求

译酌情制定表彰奖励的条例，使绅衿和富民都乐于捐输，这样将不必等待劝说，粮谷自然就会增多。至于仓中的粮谷，应当听任有关官吏酌情支放；遇到灾荒，就先行发放，事后再报告；平时则出陈粮换新粮，听凭他们方便办理。不要因为不肖之人的侵吞欺诈，就完全束缚贤能官吏的手脚，这样面黄肌瘦、形如鸠鹄的百姓或许就有依靠了。恭候您的裁决。一、存留款项应当酌情恢复。查考《赋役全书》的旧额，有一项人役，就有一项工食；有一项公务，就有一项钱粮。因为从来没有使用人力却不给他食粮，办理事务却不花一文钱的道理。使用人力而不给食粮，必然导致卖法徇私、舞弊办事；要求办事而不花钱，必然导致把负担派给百姓。中兴之际，司农报告财政匮乏，于是把存留款项全部裁减，由此州县受到掣肘，贪污侵墨肆无忌惮，私下摊派变成公开行为，无法禁止。百种弊害的根源，全都由此而起。自康熙二十年以后，又颁布 恩诏逐步恢复，天下才开始有些起色。然而还有应当恢复而尚未恢复的项目，谨敢向宪台陈述：例如衙役犯赃的法律十分严厉，而书办的工食却唯独没有恢复，不知道这些人能够空着肚子奉办公务吗？还是将要舞文弄法，把它作为奉养上事父母、下养妻儿的资财呢？给他们食粮而他们犯法，即使杀了他们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不给他们食粮，使他们不得已而犯法，再加以刑罚，他们难道会心服吗？这是应当恢复的第一项。心红纸张、修缮房屋和家伙什物，是州县必不可免的开支。既然奉命裁革，不知道天下有关官吏都能捐出俸禄自行准备吗？还是会责令铺户承担、摊派给里甲下户呢？有正当款项可以支出，即使贪官也没有借口苛刻摊派；没有正当款项可以动用，就会借口把负担责成百姓。朝廷节省的有限，而小民受到的拖累无穷。这是应当恢复的第二项。上司经过州县时的下程、中伙以及杂项支应，是州县必然不能没有的开支。既然奉命裁革，不知道上官到州县时都能自行准备供应、自己支付价钱吗？还是会有不得不向地方借资的情况呢？懦弱的有关官吏害怕触怒上官，便千方百计逢迎；贤能的官吏也怕失去事体的体面，只得多方 设法弥补没有米粮却要做饭的困境，不知道这些费用究竟从哪里来。这是应当恢复的第三项。存留款项全部恢复，私下摊派就可以禁止；私下摊派全部禁止，百姓就可以得到休养。在主持国家财政的人看来，只知道恢复一项便增加一项钱财的支出，却不知道裁减一项就会增加一项掣肘。掣肘的害处层层累积下来，最终全都由小民承受。小民疲惫困顿而逃亡，这种害处最终仍由国家承受。这是留心民间疾苦的大臣应当急切请求酌情恢复的事情。恭候您的裁决。一、编审人丁不应当追求超过额定数额。直隶旧例，人丁五年编审一次，分为九等；上上等征银九钱，依次递减到下下等征银一钱。每逢编审，有关官吏唯恐受到户部驳回，必定要求增加额数。并不是百姓全都富裕、比从前增加了，也只是强行把那些孤苦无告的百姓充作数目罢了。王成伪造增加户口，处处都是这种情况。况且编审确定以后，五年之内即使有人逃亡、死亡，也不能删去名额。防备那些孤苦无告的百姓，尚且责令他们每年缴纳一钱银子，已经难以承受；何况已经逃亡、死亡了还不能删去呢？我私下考察，直隶各州县现在的人丁已经不能说不多，只求不缺额就足够了，不必再追求超过额数。每次编审都增加额数，日积月累，不知何时才是尽头。若果真有丁口兴盛而超过额额的地方，应命令有关官吏把超额部分留下作为积谷之用，不必编入额数。如果五年之内遇到逃亡、绝户，就用这里的超额去补那里的缺额。这样，面黄肌瘦、形容憔悴的百姓就能免受剥削搜刮，甲长、户头也没有包赔的苦楚了。那些荒残州县没有超额而有缺额的，可以随时上报，在奏销时酌情准许减免。倘若担心不肖官吏把超额的银两侵入自己的袋中，明明没有缺额却捏造说有缺额，自然有纠察弹劾的法令在。总而言之，州县宽松一分，贫苦百姓就宽松一分。州县中不肖的人固然有，但贤能的人实际上更多；上面向州县搜求得没有余地，州县向贫苦百姓搜求也就没有余地。不肖的人固然乐于搜求，贤能的人也不能不搜求，于是百姓日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恭候您的裁决。以上所陈述的无非是书生之论，然而想为国家巩固根本、培育元气，必须先从这几方面着手，这正是孟子所说的王道的开端。恭敬地希望宪台不要因为它迂腐而忽略，那么百姓就非常幸运了。至于一切刑名、钱谷事务，只须掌握大纲即可，所有无益的繁琐文书都应删省。例如钱粮册籍中厘、毫、丝、忽的差错，能够立即改正的，就不必驳诘；刑名案件中明白易见的事情，能够立即办结的，就不必提解。多一次驳诘，就多一次索取；多一次提解，就多一次拖累。这是吏胥深感喜悦、而小民深感痛苦的事情。汉代盖公曾说：“治理之道贵在清静，百姓自然富足。”这虽然不是完全中正的论说，但事务的繁简，应当随着时势而定。时弊在于过于简略，就应当用繁密来补救；时弊在于过于繁琐，就应当用简约来补救。如今的功令稍微有些烦琐苛刻，去除烦琐而趋向简约，正是所谓合乎时宜。至于乡约保甲应当重视，土豪衙蠹应当铲除，陋规杂派应当禁止，这些都是地方利弊的所在。若把它们当作空文来看，便都只是旧套；若以实心去办理，便都是仁政。如今议论治理的人，大多都能够谈到这些，无须我再作赘述。因此备具缘由，开列册籍上报，恭请察看详情施行。《三鱼堂外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三鱼堂外集》卷二 陆陇其撰写，赠内阁学士

译表　拟 拟写 皇帝亲临辟雍，释奠礼仪完成 皇帝驾临彝伦堂 命祭酒、司业坐在那里讲授《周易》乾卦和《尚书·尧典》，仍然 敕令师儒勤勉修习学业。群臣谢恩表【会墨】伏以圣明的帝王尊崇文教，四海呈现灿烂如星云的光彩；盛德的君王崇尚学习，百代开启礼乐的光辉。在伏羲、文王那里阐明精微的义理，于是承继了千年的遗绪；在《尚书》的谟典中推演精微的言语，从而一扫近代浮浅的辞说。光辉充满成均，祥瑞发生于天下。臣等诚惶诚恐，叩头再拜，上表陈言。臣私下认为，帝王谋求天下治理，必定把尊崇儒术、重视道义放在首位；国家教化百姓，尤其把劝勉学习、崇尚儒学作为要务。所以米廪、瞽宗等制度，早在虞、夏以前就创立了；而陈列典籍、访求范师的礼仪，也屡见于殷、周时代。假使学校不设立，即使勋华这样的圣君也难以选拔任用贤才；如果不亲近三坟、五典等古籍，即使汤、武也无法成就治理。自从秦朝焚书的灰烬兴起，便以法律作为老师；到了汉代末流兴盛，诗书又有什么用处？当时急切关注的是兵刑钱谷，而学校教育只成为装饰；所感兴趣的是土木营造和神仙方术，而师儒被视为迂阔。既然重大典礼很少受到重视，于是大道的义理逐渐湮没。施、孟、梁丘在伏羲八卦的范围内各自分道；夏侯、张霸在孔壁古文之中彼此争竞。马融、郑玄成为注疏的宗师，却只把章句传给后世学者；濂、洛诸儒确定性命之学的准则，却只是向诸儒标举深奥的义理。虽然太牢祭祀曾在西京举行，但如果没有崇文法古的思想，牲畜和帛帛也只会成为故事；即使白虎观的辩论在东汉盛行流传，但如果没有尊重学问、落实知识的实际行动，那么讨论也不过是繁琐的文饰。唐、宋都设置讲筵，又有谁能够继承百王的心传之法？元、明都重视学制，又有谁能够接续四代遗留下来的制度？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开始举行隆重的礼仪，修正文教并因此修实政；兴办盛大典礼，效法古人并因此激励今人。这都是由于恭逢 皇帝陛下天性敦厚敏捷，聪慧超凡，神圣文武的德行远远超过古代君王，宽仁恭俭的治道暗合往昔圣帝；声教遍及流沙以外的地方，人人都推尊有道之君；圣人的车书制度通达蟠木之乡，百姓都歌诵太平。天子顾念太学是移风易俗的根本，不亲临则以九重天子的显赫威严来临，担心人们轻慢而不尊敬；先师是道德的宗主，不加以天子一人的尊严，担心人们习以为常而忘记敬重，于是举行临雍大典，并施行释奠礼仪。凤凰辇车清晨奔驰，瑞气与祭祀用的牺尊一同汇聚；鸡人清晨唱报，祥光与火炬一同辉映。还认为，捧着玉帛来祭告先师，哪里比得上亲自接触遗留下来的典籍；面对俎豆而产生敬意，哪里比得上隆重宣讲圣人的训诫。于是命令祭酒、司业诸臣恭敬地陈述《周易》《尚书》的要道：讲阴阳，没有比《易》更好的，不要徒然看重象数的杂乱陈述；讲政事，没有比《书》更好的，不要只把谶纬之说一并进献。乾卦的卦画位居六十四卦之首，“元亨利贞”没有一个义理不关系到君主的德性；《尧典》是《尚书》五十八篇的开端，“钦明文思”没有一个字不有助于君心。手执简册走上前来，对吉凶悔吝的缘由便清楚明白；神色端正地讲说，对治乱得失的根源便昭然可见。群臣的情绪正踊跃激昂，齐声说道：“考察古代的学问，没有比这里更盛大的了。” 圣明的君主仍然怀着焦劳之念，说：“日新不已的功业，哪里容许有片刻闲暇？” 我一人在深宫中考察治理之道，本来应当敬畏美玉尚未雕琢的忧虑。你们师儒和学舍之人潜心修习学业，怎能留下宝镜没有磨砺的讥诮？你们务必勤勉修习学业，用来共同辅佐太平盛世。臣等在德行上愧对颜回、曾参，在才学上惭于子游、子夏。诵读伊川关于涵养薰陶的言语，哪里敢吝惜陈述？读到紫阳关于正心诚意的言论，始终怀着向往。幸逢盛世，没有草拟司马相如那样的封禅文；欣逢治世，得以歌咏班固所写的辟雍之颂。愿陛下效法自强不息的义理，成就君臣协和的美盛，以达到圣人的境界为一定可以做到的功业，不因寒暑而懈怠；把达到至治看作必定可以实现的目标，始终不改变初衷。把天下人的精神集中于礼经乐纬之中，不要只取法于雕龙吐凤般的辞藻；把一代的教化贯彻于仁德渐染、义理砥砺之中，不要崇尚月露风云般的空泛文辞。这样将会看见，遍及戴日戴斗之地的百姓都蒙受恩泽，神圣的光辉普遍照耀；抚临预示国运长久的历数，国家神器常保安定。臣等不胜仰望 上天、仰望 圣恩激切、惶恐不安到了极点，谨奉上表章称谢，以此上闻。治国之法【乡墨】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够涤除烦扰、革除弊害，使一代社会达到仁厚长寿，必定有划一的规章来统一天下人的视听，也必定有宽大的心意来维系天下人的人心。只有宽大的心意足以维系天下人心，然后划一的规章才足以统一天下人的视听。自古以来制定法律，没有不顺应人情、以忠厚为根本，却能够使百姓少犯过错并流传永久的。假如立法者只是追求划一的规章，却不以宽大的心意为根本，那么开始时，便不衡量天下人的情实，制定一切法令来整齐约束；接着，法律不足以约束天下，天下反而借助法律产生弊害。于是上面的人不能不变更法律来维持后续治理，所以法令越来越纷繁，而治理反而更加杂乱。既然如此，想要确定一代的治国之法，与其在法律实行之后屡次变法，不如在制定法律之前详尽审慎；与其转而依赖法律、结果法律未必能够实行，不如不完全依赖法律，使法律自然无不实行。周、汉、唐之所以在前代被称为盛世，而良法美意又不是后世所能企及，原因就在于此。如今 皇上恭敬自持、励精图治，承继 祖宗的事业，并使它发扬光大。思考如何制定法律，使一代社会达到仁厚长寿，我认为没有别的办法，也只是用宽大的心意来确定划一的规章罢了。所谓宽大的心意，并不是只有宽容而没有严厉，也不是只有缓和而没有急切。并非从来没有文告，但文告所涉及的，必定是人情所乐于接受的事情，而不是人情所苦于承受的事情。并非从来没有禁令，但禁令所施加的，必定是人情容易实行的事情，而不是人情难以实行的事情。并非从来没有刑罚威势，但刑罚威势所达到的地方，必定使天下人都认为理所当然，而不使天下人认为可以不这样做。因此有时宽缓地施行，也不失为宽大；有时严厉地施行，也不失为宽大；有时缓慢地施行，也不失为宽大；有时急切地施行，也不失为宽大。我们的施政既然能够顺应天下人的情实，天下人自然没有不服从我们的。天下人既然没有不服从我们的，我们就不必再设置更多措施来防备天下人。这样一来，可以对一两个人实行的，也可以对千万人实行；可以在一时实行的，也可以在万世实行。不必有更改变革的痕迹，自然形成划一的规章。用它来涤除烦扰，烦扰就没有不能涤除的；用它来革除弊害，弊害就没有不能革除的；用它来教化天下，一代社会就达到仁厚；用它来休养天下，一代社会就达到长寿。

译皇上之所以光大祖业、发扬功烈，使百姓休养生息，成就一代的治理，使法律成为继承大统、守成事业的最高准则，其道理确实没有超过这个的。然而，想要实行宽大的法律，又一定要以 皇上宽大的心为根本。心中存有爱护养育百姓的愿望，法律的宽严自然就适宜；心中存有使百姓长久安宁的愿望，法律的缓急自然就得当。以一颗宽大的心作为根本，以宽大的立法作为作用，将会看到，法律就是成康时代的法律，治理就是成康时代的治理，而刑罚废置不用的风气也会在今日再次出现。汉文帝、景帝和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成就，又哪里值得一提呢？理气 天下不过是一种气，天下之气不过是一种理。气不能离开理，理也不能离开气。天得到它而成为天，人得到它而成为心。古今圣贤所阐明的，不超出这个理气，不超出这个理气存在于天地之中以及存在于人心之中的道理罢了。只是他们的言论，有从理气浑然一体方面来说的，有从理气分散各殊方面来说的；有就天地说明其浑然一体和分散各殊的，有就人心说明其浑然一体和分散各殊的。这就是源流分合看起来似乎不一致，而实际上没有不一致的原因。我虽不敢自负已经穷尽人与天的学问，但在源流分合之间，也曾私下听闻过一些。请允许我根据您的询问，分别加以说明。您所引用《易经》的“继善”、《正蒙》的“太虚”，程子所谓“形体、主宰、性情”，邵子所谓“道为太极”，这些都是就天地来说明理气的。那种“深远和美而永不停息，顺着它却看不见它的开端”的状态，是天地理气的浑然一体；“万物各自得到它而显现，不能穷尽它的边际”的状态，是天地理气的分散各殊。虽然名称不断变化，但所指的意义从未变化。《易经》的言论本来与程子的言论没有不同，程子的言论又与邵子的言论没有不同。您所引用子思关于“未发”的话，孔子、孟子关于“心”的话，张子所谓“把虚与气合在一起，把性与知觉合在一起”，邵子所谓“心为太极”，这些都是就人心来说明理气的。那种“无思无为，收卷退藏于幽密之处”的状态，是人心理气的浑然一体；“随感而应，放开它便充满六合”的状态，是人心理气的分散各殊。虽然他们的言辞彼此不同，但所指的意义从未不同。子思的言论本来就是孔、孟言论的继承，张子的言论与邵子的言论又就是子思言论的继承。因此，从理气存在于天、存在于人来说，在天的是源，在人的是流；从存在于天和人的理气有浑然一体、分散各殊来说，天与人又各自有源有流。谈天、谈人虽然有分别，但天之所以为天、人之所以为人，从未不相合；谈浑然一体、谈分散各殊虽然有分别，但浑然一体就在分散各殊之中，分散各殊不超出浑然一体之外，也从未不相合。天人的本源、性命的蕴藏，可以用一句话贯通。然而学者重视探究性命的根本，并不是只想听到关于性命的说法，而是贵在真正获得性命的道理。那么您所谓“存心以尽性达天”，其功夫又可以详细说明了。心有时出、有时入而不能存守，其中的弊病不止一个方面，所以圣贤用来控制心的出入，使它能够存守而无所不存的功夫，也不止一件事。心不能存守，是因为虚伪而不真诚，所以周敦颐用诚来教导它；心不能存守，是因为放纵而不敬，所以程子用敬来教导它；心不能存守，是因为偏私而不公正、昏昧而不明白，所以张子以无怨尤、不懈怠为根本；朱子则以格物致知为根本。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存守本心的，不可以有任何缺失；也都是用来存守本心、达到天理、穷尽本性的，不可以偏执采用其中一端。学者如果确实从这里有所领会，操持不懈，把古人各自针对一端所说的话合起来，在自己的内心中贯彻实行，那么对于穷尽人性、通达天理的学问，也差不多可以达到了。至于鼓舞引导，使天下人人都把濂洛关闽之学当作自己的责任，而使性命之理明白彻底地遍及天下，那就在于朝廷敦厚崇尚正学，作为天下的表率了。刑与礼 帝王用来教化引导天下，使人人各自保有本性，靠的是中正；用来规范天下，使人不违背中正，靠的是礼；用来整齐天下，使人不违背礼，靠的是刑。因此，礼是把百姓纳入中正的手段，刑是把百姓纳入礼的手段。礼是天下最大的规范，刑是天下最大的防线。二者可以相互补充，却不能缺少任何一个。只是礼在事情发生以前禁止，刑在事情发生以后禁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加以禁止，人们都能看见它的效果，认为不可废弃；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加以禁止，人们有时看不见它的效果，认为可以缓办。于是礼被轻视，刑被重视。礼一旦被轻视、刑一旦被重视，治理国家的人就只想到如何整齐天下，却不知道如何规范天下；只想到用整齐来治理天下，也就是只在事情已经发生后禁止百姓，却不知道用规范来治理天下，也就是在事情尚未发生前禁止百姓。想使百姓合于中正，就困难了。既然如此，探求帝王之治没有别的，也只是明确认识刑与礼的区别，不被异说混淆罢了。如今 国家制定制度，完备而有条理，既有等级，又编成律例，作为一代的法令。对于刑与礼的使用，也已经兼施而没有偏废。我又有什么可以指陈的呢？只是其中恐怕 朝廷虽然知道刑与礼相互辅助，但天下持异论的人，不能不主张礼应当置于刑之后。朝廷虽然知道刑与礼同出一源，但天下持异论的人，不能不认为刑应当抑制礼。异论一出现，取舍就会混乱；取舍混乱，治理的方法就会偏颇。那么所谓刑罚一天也不可松弛、礼教必须等到百年以后才兴起的说法，请允许我为您加以分析。礼，是片刻也不可离开的。君臣之间片刻没有礼，凌犯悖逆的端绪就会产生；父子之间片刻没有礼，孝慈的恩情就会淡薄。所以礼逐渐浸润人的身心，固然必须等待百年；但礼规范日常生活，却一天也不可缺少。如今把一天不可缺少的礼，误认为要等待百年才兴起的礼，礼果真可以这样缓办吗？我希望

译国家果断地把刑与礼看作相互辅助，不要错误听信“百年以后才兴起”的说法，那么百姓合于中正的日子或许就会到来。我再来分析您所谓三代文质不同、赏罚先后不同的说法。三代各自不同的是文与质，三代没有不同的是礼；三代先后不同的是赏与罚，三代没有不同的仍然是礼。因此，礼施行于崇尚文饰的时代，服饰器物可以使人产生恭敬；礼施行于崇尚质朴的时代，俭朴素淡可以培养真诚笃实；礼施行于先赏后罚的时代，分配财物的节制无非是为了区别尊卑；礼施行于先罚后赏的朝代，郊外和遂地的迁徙也可以用来教导人敬畏德行。如今因为文质、赏罚有所不同，就说礼也不同，礼果真有这样大的差异吗？我希望 国家果断地把刑与礼看作同出一源，不要错误听信三代文质、赏罚不同的说法，那么百姓合于中正，也会有实现的日子了。这就是所谓审慎决定取舍的方法，也是教化引导天下的最重要原则。至于刑罚有时应当从轻、有时应当从重，礼制有时应当减损、有时应当增益，刑与礼有时应当彼此有轻有重、彼此有损有益，这些事情在 朝廷之上，应当根据古今形势和风俗防范的变化加以斟酌，以不忍伤民之心作出决定，以恭敬谨慎的态度施行，不过是为了求得合于天理的秩序和上天的惩罚罢了。《明史》编修一代史书，必须先明白实现治理的根本原则，然后全面考察其施政行为的是非。如果不考察施政行为的是非，一代盛衰兴替的原因就无法彰显，也无法给后人留下借鉴；如果不明白实现治理的根本原则，一代创业守成的法则就不完备，也无法成为当今效法的准则。因此考察两汉史，必须先考察汉高祖、汉光武为什么能够创业，汉文帝、汉景帝为什么能够守成，然后才能全面讨论汉武帝、汉宣帝以后以及汉桓帝、汉灵帝以前的是非。考察唐、宋史，必须先考察贞观、建隆时期为什么能够创业，开元、庆历时期为什么能够守成，然后才能全面陈述永徽以后、熙宁、元丰以来的是非。因为一时的施政行为，虽然关系到盛衰兴替；但至于一代之所以凝聚、承受天命，使国运长久延续，则尤其取决于创业、守成之际是否有所维持和培植。因此帝王考察、借鉴前代，把它作为效法和戒惧；即使是一件小事也不敢忽略，而尤其重视的是创业守成的根本。如今 国家编修《明史》，用来作为千古的法则和戒鉴。我请求先说明洪武、永乐时期怎样给后世留下谋略，宣德、孝宗时期怎样继承前代功烈，然后再全面论述这一代的是非。洪武、永乐留下谋略，不在于法令严密，而在于政体宽大；不在于国势富强，而在于教化深厚。宣德、孝宗继承功烈，不在于纷纷更改祖宗制度，而在于谨慎守护祖宗旧制；不在于有意振作天下人的心志，而在于有办法维持天下的风俗。因此减轻徭役、减少赋税，国家反而更加富足；怜恤狱讼、放宽刑罚，百姓反而更加服从；安守常规、保持旧制，纲纪反而更加严肃。天下人逐渐受到忠厚、廉耻风气的熏陶，彼此融洽于深厚仁慈的恩泽之中。这本来应当成为千古法则，并且上承三代之治。至于金川之事，与建成、元吉之事没有不同。君子不会因为贞观之治就轻易宽恕唐太宗，那么也不能因为永乐之治就曲意为明成祖讳饰。即使说功过不能互相掩盖，也是可以的。曹石之事，与五王之事没有不同。然而五王以权宜之举再造唐室，曹石以权宜之举在明代引发祸端。即使说他们没有功劳而有过错，也是可以的。把兴献王之事说成不同于濮园之事，可以；但进入太庙并称为宗，却已经过分。以国家根本为理由阻止其一并封赠，可以；但说话涉及宫禁，却已经是诬陷。三案兴起时，主持的人未必都是小人，却不知不觉被小人附会利用。东林兴起时，主持的人大多都是君子，

译但开始时不免因为是君子而过于激烈；后来又不免让并非君子的人妄自加入。这也是纲纪败坏、风俗衰落的结果，是形势激变造成的，并不能全归咎于诸臣某一时某一日的过错。纲纪和议论是相互影响而共同盛衰的。纲纪兴盛，议论就衰弱；议论兴盛，纲纪就衰弱。起初因为议论而贬抑纲纪，后来又因为纲纪受屈而使议论无从发挥。这其中的得失原因，也可以作为鉴戒。至于二正本来应当灭亡却没有灭亡，是因为辅佐治理的人得到其人；神宗、熹宗本来应当覆亡却没有覆亡，是因为祖宗的德泽尚未断绝。末世正气衰败萎靡，追究根本是由于靖难，考察其弊害也由于正学日益衰落、人心日益浇薄。洙泗、濂洛之学不被天下信奉，而以浮华文辞向世人夸耀的人却很多。我所论述的一代是非就是这样。至于实现治理的根本原则，可以上报以辅佐 圣上明察下达，抚济苍生，这正是今日应当效法的地方；对于洪武、永乐、宣德、孝宗留下的谋略和继承的功烈，可以更加用心。安抚整合 国家安置刚刚归附的人，与安置已经长期归附的人不同。安置刚刚归附的人，如果人数只有几百几千，与安置刚刚归附的人数达到亿万，又不同。为什么呢？长期归附的人，只要能够使他们安定居住即可；刚刚归附的人，则在于设法谋求他们的生计。刚刚归附的人只有几百几千，可以聚集也可以分散，安置他们比较容易；刚刚归附的人达到亿万，分散他们有不容易分散的形势，聚集他们又有无法聚集的忧虑，安置他们就困难了。所归附的人既然很多，安置他们的方法就不应当拘泥于一种办法；只有善于运用安置的方法，不使我们的安置反而造成他们的不安，也不使他们的安定造成当地土著百姓的不安，这才是安抚整合的要领。如今 皇上的声教广泛传播，吴、越、闽、广向化归附的人有数十万。您谨慎戒惧，思考安抚整合的办法。我认为安抚整合他们没有别的，也只是衡量其人、估量其地、审察其形势，不要务求制定一刀切的办法罢了。把他们聚集起来编为军队的主张，可以采用。但聚集他们时，应当衡量其中精锐和老弱，把精锐用作干城之才，不要让老弱增加冗兵的负担。而且裁减绿旗兵中的冗员和耗费，用投诚者中的精锐补充，这样既有增加兵力的好处，又没有增加军饷的负担，是两全其美的办法。或者把他们分散为农民的主张，也可以采用。但分散安置时，应当衡量其地处于边地还是腹地。腹地中空旷的地方，如荆襄、川陕的城邑，不要把他们安置在沿海边地，如闽、广、两浙的境内，使他们知道耕种屯田的乐趣，不再沾染防守边地的旧习，这才是使他们长久安定的办法。或者让他们返回原籍的建议也可以采用，但只让那些有地方可归的人返回，不要让无处可归的人返回。生于闽地的让他回闽地，但有些人生于闽地而闽地已无处可归，就不要强迫他回闽；生于粤地的让他回粤地，但有些人生于粤地而粤地已无处可归，就不要强迫他回粤。这样才是妥善保全他们的办法。如此一来，可以编兵的就编兵，可以务农的就务农，可以聚集的就聚集，可以分散的就分散。他们求得安定的情形并不相同，我们安置他们的办法也不应相同。我们既没有强行安置造成的扰害，他们自然也不会有无法安居的忧虑。上面不会因为供养冗员而使国家受害，下面也不会因为搔扰而使民生受害。所以说：衡量其人，估量其地，审察其势，不要务求制定一刀切的办法。如果不是这样，却拘泥地拿一种办法来安置他们，让他们当兵，那么愿意当兵的人安定了，不愿意当兵的人难道不会以加入军伍为困苦吗？让他们务农，那么乐于务农的人安定了，不乐于务农的人难道不会以使用耒耜为痛苦吗？让

译他们回籍，那么有地方可归的人回去了，无处可归的人难道不会以返回故乡为拖累吗？如果说强行安置也可以，这哪里是所谓以柔远方的宏大谋略呢？保全太平【会墨】

译自古以来，明君与贤臣相互合作，没有不是各自竭尽心力而能成就君臣交泰盛况的。因此在上位的人，必须有实际的鼓舞激励，而不能只依靠下属的精诚纯一；在下位的人，必须有精诚纯一的心，而不能只依靠上位者的鼓舞激励。如果上位者确实尽到鼓舞激励的实际责任，那么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也知道自我奋勉，何况那些本来就精诚纯一的人呢？如果下位者确实怀有精诚纯一的心，那么即使是中等才能的君主也必定受到感动，何况那些本来就善于鼓舞激励的人呢？假使上位者不知道有实际的鼓舞激励，只想以精诚纯一来要求下属；下位者不知道有精诚纯一的心，只想以鼓舞激励来要求上位者，那么开始时，上下之间就会有互相推诿的念头；到了后来，上下之间就会有互相窥伺的心思。想要保全太平，就困难了。因此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况，我不只说是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君主造成的，也不只说是唐尧、虞舜和三代的臣子造成的；汉、唐、宋的盛况，我也不只说是汉、唐、宋的君主造成的，也不只说是汉、唐、宋的臣子造成的。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君臣都能各自竭尽心力罢了。如今我 皇上勤勉不倦地谋求治理国家，每天同群臣讲求治理之道，可以说已经有了鼓舞臣下的实际行动。在朝群臣，进言劝谏、献可替否，确定重大议论，解决重大疑难，可以说都有精诚纯洁之心。然而我认为，鼓舞臣下的方法没有穷尽，精诚纯洁之心也没有尽头，那么用来保持太平、成就君臣一德一心之治的办法，实在不能不加以探求。君上驾驭臣下，方法不止一种，但没有比诚心更可贵的；臣下侍奉君上，方法也不止一种，同样没有比诚心更可贵的。从前治理教化刚刚奠定，积久的习气难以完全消除，君上不能没有综合考核的心思，臣下不能没有顾虑戒惧的念头，所以朝廷内外的臣工，推诿的意图常常很多，而承担责任的力量常常很少；顾虑自身和家族的心思常常很重，而忠诚爱戴的感情常常很浅。如今 皇上坦然地一概采取宽大的态度，在朝群臣无不感激奋发。我认为，保持太平的办法没有别的，也只是 皇上就把这种宽大的心胸进一步推广，不如同天下人在名分法制之中相互约束，而同天下人在礼义之内逐渐浸润。与天下人习染猜疑苛急的风气，不如同天下人共同安处于坦荡平易、宽宏厚重的教化之中。虽然宽严、繁简要随事情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总要没有一天不是用忠厚长者的态度对待臣下，这样君上对待臣下就算有诚心了。或者群臣就把这种感激之意纯化起来，以尊奉尧舜那样的君主自我勉励，不要只是为了逃避文法而以一个普通人不能得到保全为羞耻，也不要只是想着保住自己的俸禄官位。虽然顺从、辅佐、匡正、弼谐要随事情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总要没有一天不是以安静恭敬、勤勉不懈的志向侍奉君上，这样臣下侍奉君上就算有诚心了。臣下以诚心侍奉君上，而君上不能感受到臣下的精诚纯洁，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君上以诚心对待臣下，而臣下不能感受到君上的鼓舞，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君上的鼓舞足以感动臣下，臣下的精诚纯洁足以感动君上，这就是古代君臣之间以“都俞吁咈”、拜伏稽首、扬言进谏为盛的情形。这也就是古代陈述治国安民之策、进献“十思”“十渐”“三札”“五规”的风气。这样还要担心朝廷上下之间或许隔绝、彼此信任没有凭据吗？所以说：君臣交泰的道路，在于双方各自竭尽自己的心意罢了。考察官吏 如今谈论安定百姓的人，无不知其根本在于考察官吏。但如果没有能够考察官吏的人，官吏就无法得到考察；如果考察官吏的方法不完善，考察官吏的人也不能充分发挥考察官吏的能力。考察官吏的人，就是督抚；考察官吏的方法，就是考成的条文。用考察官吏的责任要求督抚，而督抚所遵守的是考成之法。考成之法严，督抚就不得不严；考成之法宽，督抚就不得不宽。考成之法虽然宽，其中却有严的一面，那么督抚也可以用严来补救宽了。考成之法严，而严厉之中有宽大的一面，那么督抚也可以用宽大来补救严厉。所以督抚任用不得其人，固然足以损害考成；但考成之法没有达到完善，也足以使督抚困顿，使他们不能施展才能。既然如此，今天要谋求考察官吏，督抚固然不能不择取合适的人，考成之法也不能不稍作变通。要选拔督抚，就应在朝廷严格推举时，不要只拘泥于资格；在甄别澄清时，不要只沿袭旧例。使担任督抚的人都公正无私，那么贪污行为可以全部纠正，贤能之人可以全部举荐，预征和杂派可以全部禁止，考察官吏的实效就在这里了。然而督抚能够考察官吏，却不能违背考成之法来考察官吏。考成之法过去只重视钱粮和盗案，如今则兼重兴举廉吏。假如使天下都是廉吏，那么自然能够抚养教化百姓，使民生富厚，钱粮也可以不亏缺；施行教化以改善民俗，盗案也可以永远清平。所以奖励、提拔廉吏，正是为了钱粮和盗案着想，这个法令确实很好。然而廉吏虽然有益于钱粮、盗案，却不能保证眼前没有丝毫亏欠，也不能保证没有一个人尚未捕获。督抚心里虽然知道他贤能，但如果有一处违背考成条文，不仅不敢举荐，参劾和处罚也会随之而来。天下人看见廉吏不能全部得到举荐，又免不了受到参劾处罚，就不知道廉洁品行值得重视，因此即使举荐廉吏的命令已经下达，官吏也不会更加受到鼓励。我私下认为，考成之法应当权衡轻重来决定宽严，在极其严厉之中，不妨稍有宽缓，使廉吏有机会显露才能，担任督抚的人也可以伸展自己举荐廉吏的意愿。如今钱粮、盗案固然不能不重视，但些微亏欠和一人未能捕获，不足以成为钱粮、盗案方面的弊病；如果这个人卓然有操守，能够成为天下的表率，就应当允许督抚破格奖励举荐，不受文法拘束。天下人看见官吏廉洁，即使有小的瑕疵，仍然受到上级提拔，就会自动踊跃趋向廉洁，彼此勉励成为贤能之吏，以贪污为耻；民风日益淳厚，民生日益富足，钱粮自然清足，盗案自然平靖，既没有粮价低贱而伤害农民的忧患，也没有放纵盗贼、隐瞒盗案的弊病。与拘泥牵制于文法，使廉吏困窘、上下都受害相比，究竟哪一种是得，哪一种是失呢？如果确实想要真正振兴吏治，以此来仰承皇上奖励廉吏的至诚心意，那么没有比这更好的道路了。皇上奖励廉吏的至诚心意，那么没有比这更好的道路了。治理之法

译治理天下，不能没有统一的法制，以便长久流传。然而要使它流传得极其久远，必须先把它研讨得极其精细。研讨法制的原则，也不过是合乎人心所安的道理罢了。天下如此广大，百世如此久远，事态变化纷繁复杂，不可能预先料定；但人心所安的道理，却是相同的。因为取得了人心所安的道理，所以在朝廷确定下来，天下没有人敢改变；一旦确定下来，百世也没有人敢改变。并不是天下后世不能改变这个法，而是不能改变人心所安的道理罢了。《周礼》一书，是古今治理太平的准则；汉唐的法制，有的只是大纲端正而各种细目尚未完全举措，有的只是各种细目都有而大纲尚未完全端正。这难道是汉唐的法制唯独不如周代吗？是因为周代所确定的合乎人心所安，而汉唐所确定的还没有合乎人心所安。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国家本来以淳厚简约达到治理，近来条例却日益增多，上面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下面不知道应当听从什么。一项法令没有效果，立即再更换一项法令，法令的变更从未停止。因而仿照《会典》的旧例，编纂成一部全书，以彰明一代的制度，确实是今天的急务。然而我认为，如果不能合乎人心所安，那么今天所谓的统一，未必不是日后变更的开端；寻求简要，反而会滋长繁杂。要合乎人心所安，人心必须极其公正；公正，就能完全符合好恶的正理，而不徇私情；人心必须极其虚明；虚明，就能广泛探访利弊的根源，而不固执成见；人心必须极其谨慎；谨慎，就能曲尽事理，而不忽略细微之处。这只有 皇上把至公、至虚、至仁、至慎的心志总持于上，而大小群臣各自安定心志，在下辅助议定，然后把古今制度合并参酌，斟酌新旧条例而确定。看到前代法令的优点在哪里，就遵从并效法它的优点；它的弊病在哪里，就随之革除它的弊病。旧例可以遵从，就不妨舍弃新例而遵从旧例；新例如果确实好，就不妨搁置旧例而采用新例。宽严一定要恰到中道，缓急一定要衡量适宜，详略一定要审察是否恰当。看见有利之处就兴办它，但兴利之举有时正是祸害潜伏的地方，就不要只顺从眼前的利益；看见弊病就革除它，但革除弊病有时又会成为弊病产生的根源，就不要只追求革除弊病的名声。这样，所沿用的都是人心所愿意沿用的，所革除的都是人心所愿意革除的。施行一时，一时安定；施行万世，万世安定。即使同《周官》相互表里也可以了，又何必担心条例日益增加而彼此参差、互相窒碍呢？不过，治理天下靠的是法，施行法靠的是人。法可以预先制定，人却不能预先确定。因此同一部《会典》，洪武、永乐年间凭它而治理，启、祯年间却凭它而衰败。并不是法令有了不同，而是施行法令的人有了不同。要使法令能够世世代代守持，就在于斟酌古制、校准今世；要使人能够世世代代守持法令，就在于广泛施行教化、重视诗书。这又只有 皇上和群臣明白道理、敦厚伦理，以此振兴百世风气，那么法令一经确立，子孙后代就会世世代代守持而不废弃了。培养士人 士人的气节，取决于上位者如何培养。上位者培养士人，又贵在顺应他们的气质。士人的气质，不可能只有正而没有偏，只有纯而没有杂。只有上位者顺着他们气质的所在，加以培养，使偏的都归于正，杂的都归于 纯，这就是虞、周时代所以兴盛的原因。如果不知道培养的方法，开始时任凭他们偏颇而驳杂，等到弊病形成，又跟着全部矫正它；所以有时他们的偏杂在这里，另一个时期他们的偏杂又在那里，士人的气气节越变越低下，这就是战国、两汉、晋、魏不能振兴的原因。虞、周培养士人，在他们尚未任用时施以教育，在任用之后加以防范，只是宽厚、刚正、简约，使各自合于中正而止。战国承接春秋末期，士人崇尚奇谋，把凌驾压倒王侯当作事业，他们的气质骄傲。西汉矫正战国的弊病，侮辱儒者、轻慢士人，使天下士人低头追逐功名，他们的气质懦弱。东汉矫正西汉的弊病，崇尚奖励高尚之士，使天下士人高举志向谈论名节，他们的气质激烈。晋、魏又矫正东汉的弊病，轻视礼法而崇尚恬静退让，他们的气质放纵。弊病刚出现时，只怕矫正得不够迅速；等到矫正之后产生弊病，又比从前更加严重。由此看来，善于培养士人习气，与其矫正而使他们更加远离正道，哪如培养他们使其逐渐归于正道？与其矫正而使他们更加流于驳杂，哪如培养他们使其逐渐达到纯正？我 国家刚刚承接明末的习气，士人的风气浮夸，不得不稍加裁抑；但士风日益趋于低下，能够砥砺廉隅的人百中没有一个，而削平棱角、迎合世俗的人却到处都是。只要能够获利，就不知道还有礼义；只要能够升进，就不知道还有廉耻。从前以激昂为高尚的人，如今竟以逢迎为高尚；从前以虚名为崇尚的人，如今竟以贪鄙为崇尚。我私下认为，过去矫正弊病似乎太过，而培养士人的方法如今不能不尽力施行。培养士人的方法，根本在学校，关键在铨选，而尤其在于 皇上的一心。学校是士人由此出身的地方。学校所重视的，在于笃实行事，不取浮华文辞，那么士人一定会以节操为崇尚。铨选是士人由此聚集、进入仕途的途径。铨选所重视的，在于端正方正，不取奔走竞争，那么士人一定会以卑污汗颜为耻。而 皇上对于正直忠厚的士人，时时加以爱惜和保全，略去他们的小过失而取其大节。法令所施加的压力，主要用来抑制浮夸而已，不要过分摧折他们。使方正严谨的士人常常升进，依附逢迎的人常常退处，那么士气会日益振作，士风会日益复古，礼义廉耻用奖励和惩罚来维系，也就绰绰有余了。不过，奖励惩罚可以维系人的外在行为，却不足以维系人的内心。天下士人因为奖励惩罚而大为改变，虽然能够自我纳入礼义廉耻之中，却未必是内心真正安适。这样，用奖励惩罚来培养，又不如用教化来培养吗？如果确实使上位者端正到极点，又致力于崇尚正学来为天下树立风范，使士人知道中正之道一天也不能背离。彼此勉励成为忠厚之人，以轻薄为耻；勉励成为正直之人，以苟且容忍为耻。这样，即使是虞、周时代的教化，也没有什么能超过这里了。治理黄河

译自从黄河与淮河汇合以后，治理淮河也就是治理黄河。以治理淮河来治理黄河，关键只在于淮河能够制住黄河。淮河从桐柏山向东流，到清口同黄河汇合。淮河水势足以抗衡黄河，就会合流向东，自然可以没有水患；如果淮河水势弱小，不足以抗衡黄河，清口必然淤塞，淮河不能向东流出，而且会溃决向南。即使清口没有淤塞而淮水退缩，黄河也会推进；淮水越退，黄河推进得越远。黄河、淮河汇合后倒灌到高宝之间，那么淮扬一带百姓就没有安居之处，漕运也因此阻塞，这是必然的。然而淮河水势有强有弱，并不完全是水势自然造成的，也有人为因素导致。淮河从清口以下，应该使它容易排泄；而在清口以上，又不应让它从旁处分流。淮水全部从清口流出，它的水势就强；从清口以上旁流泄出，它的水势就弱。所以前代在凤泗之间多修筑闸坝，都是为了遏制淮水，使它全部从清口流出罢了。自从凤泗之间的闸坝失修，淮水就分流了。淮水分流，清口的水势就减弱，淮水不足以抗衡黄河，这本来就是必然的。如今想使黄河、淮河顺着应有的道路流动，没有比使淮河足以抗衡黄河更好的办法。想使淮河抗衡黄河，没有比使淮河上游不分流更好的办法；想使淮河上游不分流，没有比修复凤泗之间的闸坝更好的办法。凤泗闸坝修好，清口的水流就会充盛；清口水流充盛，黄河、淮河的水势就会顺畅。这是今天以治淮来治河的要务。然而海口没有疏浚，淮河即使能够在清口同黄河汇合，也未必能够同黄河一起流入大海。下游既已淤塞，上游必然溃决。淮河向南溃决，黄河向北溃决，那么桃、宿以南，高、宝以北，就没有一处安宁了。所以疏浚海口的主张，也是今天不能不实行的。黄河溃决，又必然由于泥沙淤积。因此善于治理黄河的人，必须用堤坝约束水流，用水冲刷泥沙，使黄河经常没有泥沙淤积的忧患，那么沿河州县自然没有黄河决口的忧患。所以修筑归仁堤，拦阻睢湖诸水使之流入白洋河口，也是今天不能不实行的。确实要让治理黄河的各位大臣斟酌缓急，选择形势最紧迫的先行办理，然后依次慢慢推及其他，不必拘泥于贾让所说的三种防治方案，不必拘泥于宋礼、刘大夏的成法旧迹，只要使淮河得到治理、黄河得到治理，黄河得到治理、漕运得到治理，那么淮扬百姓就可以免除水灾淹没之苦，漕船也能安全驶入董口，岂不是国家和百姓都能共同受益，也可以解除我的忧虑，使我 皇上日夜忧劳的心情得到安慰吗？然而如果不议定经费、专门负责考核成效，那么百姓虽然免于河患，却不能免于治理黄河本身带来的祸患。这又应当把漕运大臣和河务大臣合起来统筹谋划，周详地筹办，专门委任以求成功，同时不要轻易开启增加赋派的端绪，不要争相制造推诿责任的途径，这才是善于防患。既然有治理黄河的利益，又没有治理黄河的弊害，那么平定水土的功绩，即使同神禹并称也可以。哪里是区区堵塞瓠子、堵塞东郡的功劳所能相比的呢！殿试策问【庚戌科】臣回答：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没有什么比端正人心更优先的。人心端正，然后法度才能施行；法度施行，然后天下才可以得到治理。唐、虞、三代的法制，并没有不同于后世的地方。然而法令在上面确立而治理成效立即达到，是因为当时君上的道德崇高、教化普遍，感化人的力量深厚，导引人的方法完备。天下人浸润熏陶于礼义廉耻之中，大概已经很久了。因此，立法以安定百姓，人们无不遵守安民之法；立法以兴起贤才，人们无不遵守兴贤之法；立法以统一文武，人们无不遵守统一文武之法；立法以整顿吏治、充裕国家财用，人们无不遵守整顿官吏、充裕国用之法。这就是世道通达、治理达到极盛的原因。假使唐、虞、三代不能首先端正人心，那么它们的法制所产生的弊病也同后世一样。法令宽松，弊病可能产生在宽松之中；法令严厉，弊病也会隐藏在严厉之内；法令没有定制，人们就可能借无定而作奸；法令有定制，人们又可能利用定制而滋生弊病。即使有圣人，哪里能善后呢？既然如此，治理天下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从来没有法令不确立而能够治理天下的，也从来没有人心不端正而能够施行法令的。所以，依靠法令不如依靠道德，议论法令不如议论教化。道德教化确立，人心就端正；人心端正，法令就没有不能施行的了。恭敬地想到 皇帝陛下，智慧勇武是上天所赐，宽厚仁慈出于天性，尊重道术、敦厚伦理，文教广泛施行于四海，建立纲常、陈明法纪，声威德化大大振扬于九州之内。实在可以同尧舜并耀光辉，同天地共具高大厚重的德性。然而陛下的道德已经达到极高境界，仍认为还没有达到极致；治理已经极其盛大，仍认为还没有达到极盛。陛下召臣等到朝廷，询问安定百姓、兴起贤才的道理，统一文武、整饬吏治、疏通漕运的方法。凭臣的愚陋，哪里敢轻率谈论天下的得失？然而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有所选择。泰山不拒绝土壤，河海不舍弃细小的水流。陛下具有泰山、河海一样的气量，臣怎敢不献出如土壤、细流一样的微薄益处。臣听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之心。政令和刑罚，说的就是法令，是用来约束人的身体的。”孔子又说：“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整齐他们，百姓不仅有羞耻之心，而且能够归服。道德和礼制，是修养自身并教导他人的东西，是用来感化人心的。”约束人的身体，人就不敢触犯；感化人的内心，人就不忍触犯。同样都是使人不触犯，但其中浅深难易的差别，不能相提并论。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治理天下，不在于用法令整顿天下，而在于用道德教化引导天下；不在于使人畏惧我的法令，而在于使人信服我的教化。如今 陛下制定法令、变更制度，到现在已经九年了。有意安定百姓，而百姓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安定；有意兴起贤才，而贤才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兴起。而且文武制度还没有取得实际成效，吏治还没有得到澄清，漕运也没有能够按时疏浚整治。或许是对法令的求取考察很详尽，而尊崇道德教化、端正人心的方面还没有达到吧？伏读

译制策中有这样的问语：“想使家家丰足、人人富裕，以成就丰亨安乐利益的美好局面，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臣看今天安定百姓的法令，不能说不周全。拖欠钱粮时予以蠲免，灾荒时施行赈济抚恤，预征、私派、火耗、常例全都禁止。仅就今天的法令安定今天的百姓而言，天下百姓理应没有不能安定的。然而上面施出的恩惠，未必全部施加到下面；上面制定的禁令，未必全部在下面实行。朝廷法令所明文规定的，郡县却违背它；郡县所推行的，又被狡猾的胥吏从中阻挠。上面设法使百姓获利，可以说无所不至；下面制造弊害伤害百姓，也同样无所不至。由此看来，天下百姓并不是区区法令所能安定的。伏读 制策中有这样的问语：“士人的风气还没有接近古代，以致吏治不清，民生没有得到满足。”臣看今天兴起贤才的法令，不能说不周全。经学已经受到尊崇，科举名目已经受到重视。颁布于学校的，无不是古代造就士人的方法；登列于天府的，无不是古代开门取士的制度。仅就今天的法令兴起今天的贤才而言，天下贤才理应没有不能兴起的。然而贤者未必都能登进，登进者未必都是贤者。禁绝钻营，钻营却因此更加严重；抑制浮伪，浮伪却因此更加滋生。端正义理、阐明道义的人很多，却被指为迂腐空疏；缺少廉耻的人反而共同称赏其迎合时宜。上面考核士人屡屡改变法令，下面奔走竞争的人也屡屡改变手段。由此看来，天下贤才并不是区区法令所能兴起的。伏读 制策中有这样的问语：“礼乐方面的贤才、熟悉兵法的臣子，兼收并重，怎样简拔任用？”臣认为，如今用文臣武将来责成办事，其法令也不能说不周全。科举制度兼顾文武，事务权力又彼此不相统属；有督臣总摄全局，有抚臣、提臣分区管辖；有京察来核考文官，有戎政来核考武官；还有不定时的纠察弹劾，用来震慑文武官员之心。仅就今天的法令任用今天的人而言，理应文臣都是辅佐皇帝、彰明功业的人才，武臣都是捍卫国家的将领。然而文官中推诿的心思常常很多，承担责任的力量常常很少；武官则顾虑自身和家族常常很重，谋划宗庙社稷常常很轻。上面以实际要求他们，下面却以名义应付上面。由此看来，文武群臣也不是区区法令所能使其尽职的。至于督抚守令关系民生，黄河漕河关系国家财计，都是天下最重大的事情，而朝廷设置法令来要求他们，也已经周全了。然而督抚守令把防范遮蔽视为老成，把结党同类视为敦厚；只要能够符合考成条文，就削削百姓的脂膏也不顾惜；只要能够逃避参劾处罚的罪责，就残害百姓性命也不顾惜。至于黄河、漕河，有修治的名声，却未必有修治的实际；有疏浚的名声，却未必有疏浚的实际。一道堤刚刚修成，另一道堤又溃决；一条水道刚刚疏通，另一条水道又堵塞。由此看来，这两件事难道也是区区法令所能责成其取得成效的吗？法令，是治理的外在痕迹，而不是治理所应当依靠的根本。治理天下如果只责成依靠法令，自古到今，从来没有能够治理成功的。臣并不是想让 陛下废弃法令而治理天下。臣私下认为，法令施加于人的影响浅，道德施加于人的影响深；法令禁止人的行为困难，教化改变人的行为容易。所以有道德不能没有法令，有法令尤其不能没有道德；有教化不能没有法令，有法令尤其不能没有教化。这是万世不变的道理，也是当今挽救时局的急务。今天的治理，如果不崇尚道德教化来端正人心，即使每天议论法令，也没有益处。伏愿 陛下每天更新自己的道德，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心志作为自己的心志，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学问作为自己的学问，兢兢业业，恭敬谨慎。有些话不说，一旦说出，就一定能够使天下共同效法；有些事不做，一旦做出，就一定能够使天下共同取法。这样，朝廷之上、四海之内，没有人不仰望 圣德的高深，不必家家告谕、户户训诫，人心就已经被感动了。于是致力于敦厚教化，一如古代司徒、党正所掌管的三物六行制度，尽力实行其实质，不要只沿袭它的名称。天下人既被上位者的道德感动，又受到这种教化的熏习，就会自然彼此以仁相互浸润，以义相互砥砺，相互勉励做到忠厚而以浮薄为耻，相互劝勉做到正直而以邪僻为耻；不待法令驱使，人人都有君子长者之心。由此立法来兴利，人们无不安于上面所兴办的事情；立法来除弊，人们无不安于上面所革除的事情。施行一项法令，就有一项法令的利益；更换一项法令，就有更换法令的利益。天下百姓由此可以安定，天下贤才由此可以兴起，天下文武官员由此可以任用。用这种方法整顿吏治，督抚守令一定不敢欺骗上级来剥削下级；用这种方法疏通漕运，黄河、漕河一定能够按时修治疏浚。极盛的治理，大概可以成就了。这就是端正人心的功效。假使不先端正人心，只是徒然依靠区区法令，那么议论法令的人一天比一天精细，破坏法令的人一天比一天巧诈。一项法令没有效果，就立即更换一项，法令的变更从未停止。不过，臣还有话要进言。天下人相互逃避法令，开始于内心不端正，也由于他们的供给不足。《尚书》说：“凡是那些正直的人，先使他们富足，然后才能使他们善治。”管子说：“衣食充足，礼义就会产生。”如今大官的俸禄微薄，不足以供给费用，就想着借法令来肥己；小官的俸禄低微，不能养活家人，就想着触犯法令来作奸。他们的罪行可以诛杀，但他们的处境也值得怜悯。一个人正忧愁惶恐，连自己的生计都不能保全，那么即使有道德教化，哪里能够激发他的礼义廉耻之心呢？难怪法令一出台奸诈就产生，命令一下达欺诈就兴起。这又在于 陛下仿照古代对待臣下的礼制，稍微增加他们的俸禄，使他们能够自给自足；同时又禁止他们奢侈浪费，规定车舆服饰的制度，严格限定宫室饮食的节度，不要让俸禄耗费在无用之处。既有办法供养他们，又没有地方让他们耗费，那么士大夫都能充实富足，不再有惶惶不安、生活不足的忧虑，自然会奉公守法，竭尽心力来向 陛下效忠。这样以后，道德教化就可以施行，人心就可以端正，极盛的治理就可以成就。先用俸禄供养他们，再用教化继承推进，用道德感动他们，用法令督导他们。这四者缺少任何一项，却能治理天下，从来没有这样的事。陛下如果确实重视臣的这些话，务求全面施行，不要只追求片面，那么治理之道就完备，治理教化就能成功，万世子孙也能长久享有 圣上的恩泽而永不废止。臣是草野出身的新进之臣，不懂避讳，冒犯 深严的宫禁，内心极其战栗，惶恐失措到了极点，臣谨此回答。《三鱼堂外集》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鱼堂外集》卷三 内阁学士陆陇其撰写 策问 君臣交泰 君臣交往，没有比真诚更可贵的。所谓真诚，是从君上积累起来而使臣下信服的。因此，君主使用权术，臣下就多怀有私心；君主使用真诚，臣下就多能竭尽忠忱。三代之时，那些臣子未必全都天性忠义、不顾私利、不欺骗君上；然而却有一德的美好，没有乖违忤逆的忧虑。当时的腹心大臣，固然都竭尽辅佐之力，保全功勋名誉，始终没有间断。朝廷上的群臣，上至六卿的长官和副职，下至掌管酒浆醯醢的官职，亲近的如文昭、武穆，疏远的如殷代贤臣和宗周旧臣，近处的如侍御、仆从，远处的如庸、蜀、羌、髳等族，以及众多声誉卓著的士人、勇武强健的武夫，无不尽力听从君上命令，勤于政事而体恤百姓。为什么呢？禹、汤、文王、武王用至诚之心感化他们，当时的群臣也用至诚之心回应他们。由此说来，真诚确实是万物教化的源头，也是驾驭臣下的关键。君臣真诚，是始终如一的原因，是尊卑和睦的原因，是亲疏协调的原因，是远近信服的原因，是异同消弭的原因。后世君主只是不能完全保持真诚，又把权术夹杂其中，所以君臣一德一心的美好就再也不能看到了。到了难以再见君臣一德一心的境地，便感慨地说：“古今的臣子不能相提并论啊。”哪里知道，正是君主一念不诚才导致了这种局面呢？既然如此，今天谈论君臣交泰，除了真诚还能凭借什么呢？皇上同几位大臣同心谋求治理，没有隔阂阻碍，本来已经以真诚开了头。尤其愿皇上以真诚保持到底。大臣，是同君主共同承担祸福的人，就像手足对于腹心，本来不必拘泥于表面形迹。因此，如果有益于国家，不要因为大臣专断行事就怀疑他擅权；如果有利于民生，不要因为大臣树立恩惠就责怪他谋私。只要我没有猜忌之心，就能采纳他的好建议而不觉得有损君主尊严；即使加入自己的独断，也不会以意见不合为病。只要我秉持忠信之情，就算以禄位尊崇他，天下也会共同羡慕他的荣宠；即使向他表示裁抑节制，天下反而更能看出君臣之间没有隔阂。君上以一心对待臣下，而臣下不能以一心报答君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至于三公、孤卿和众位官员，他们的职分不同，但可以用真诚感动他们这一点是相同的。如果果真以真诚对待他们，使担任三公、孤卿的人没有受牵制的忧虑，使众位官员没有受到阻隔的忧患，那么谁还敢自行荒废职守呢？满臣和汉臣，他们的习尚不同，但可以用真诚感动他们也是相同的。如果果真以真诚对待他们，不因满臣而一概压抑以显示公允，也不因汉臣而一概怀疑以为结党，那么谁还敢自行划分彼此疆界呢？至于内外群臣，不是用来辅佐皇帝车驾，就是用来守备藩国、宣扬政教；文臣武臣，不是用来充任顾问，就是用来成为捍卫国家的干城。谁不是君主的股肱，怎么可以不用真诚相待？谁没有成为心腹的可能，怎么不可以用真诚感动？如果都以真诚对待他们，考核任用的法令不分彼此，升迁的规则不分异同，那么谁敢不共同献出忠诚，来报答并发扬君上的美好使命呢？总之，驾驭臣下的方法，可以用恩，也可以用威；可以宽，也可以严；唯独不能没有真诚。不真诚，就会混杂权术。君上用权术驾驭臣下，臣下也将用权术应对君上。一个人的权术，必定不足以胜过所有作为臣下者的权术；想要他们一德一心、共同发誓奋勉辅佐，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唐太宗是把真诚和权术并用的人，唐德宗则是纯粹使用权术的人。并用权术，所以即使刘洎那样贤能，也不能保全其结局；纯用权术，所以内受卢杞、裴延龄迷惑而不能察觉，外受朱泚、李怀光牵制而不能制服。不真诚的弊害，竟到了这种地步。魏郑公所以有抛弃表面形迹的议论，陆宣公所以有重视诚信的奏议。宏大的议论，没有超过这些的了。皇上只要把这些道理存于心中而不要废弃罢了。不过愚臣还有话要进言：君主真诚地对待臣下，必须先真诚地爱护百姓。为什么呢？臣下受到君主的眷顾，必然会观察君主日夜思念、梦寐不忘的事情，以求符合君主的心意。如果只是用赤诚之心对待臣下，却没有恻隐忧苦、为百姓着想的心意，那么臣下谋求报答称职，也只会顾及君主的欲望，无暇顾及民生的大计。所以愚臣愿意 皇上以真实的心意对待百姓，然后以真实的心意对待臣下，使群臣知道 皇上除了为百姓谋利之外没有别的欲望，而臣下除了为百姓谋利之外也没有别的可以用来报答君主的事情。这样就会共同发誓尽心辅佐，一同谋求使天下安康，民生安定而治理教化成功，三代盛治就可以计日等待了。经筵 自古以来，君主德性的成就，在于亲近君子；而君子用来成就君主德性的办法，在于使君主的心专一于敬。为什么呢？亲近君子，就能接近正当的事务，听到正当的言论，平日涵养熏陶所积累的益处就深厚。因此，有话一定能够听进去，有劝谏一定能够听从。内心专一于敬，就不会沉溺于声色，不会滋长货利，清明坚强的气象在早晚之间都严肃存在。因此，说一件事就能完全通达万事的道理，说一个事物就能完全贯通万物的道理。这就是古代帝王用来成就自身德性、古代臣子用来使君主达到明圣境界的道路。假使平日不能亲近君子，却想在一时之间要求臣下进言启沃的功效；平时已经浸染于宦官宫妾的习气，突然用仁义道德的言语进言，那么不把这些话当作愚蠢虚妄的，实在很少。即使能够亲近君子，但内心不以敬为主，那么进言一件事也只能停留在这一件事上，能够通达所进言的内容，却不能通达尚未进言的内容；告知一个事物也只能停留在这个事物上，能够贯通所告知的，却不能贯通尚未告知的。若要一件事一件事地进言，将不胜其烦；一个事物一个事物地告知，将不胜其纷杂。自古君主德性成就的，没有超过成王、康王的；自古臣子能够辅佐君主成就德性的，没有超过周公、召公的。直到今天阅读《召诰》《立政》等篇章，他们所兢兢业业、极其谨慎防范的，还是缀衣、虎贲等近侍职务。至于他们用来进言于君主的根本原则，一再说：“要迅速敬慎地修养自己的德性”；又说：“王要敬慎地建立自己的行为规范。”由此看来，君主德性成就的方法，也就可以知道了。如今

译皇上天资神明，超越古今，而执事用来启发浸润皇上的方法，本来就是圣人更加求为圣人的至诚心意。但如果谈论启发浸润，却不把根本归结到亲近君子、不把基础建立在以敬为主，那么经史典籍中的言论，能保证进呈之后皇上全都听从吗？古今制度的因革、生民祸福，能保证进呈之后皇上不会认为烦渎吗？端正义理、阐明道义的学说，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的言论，能保证进呈之后皇上不会认为迂腐吗？况且无穷的是天下的事理，有穷尽的是臣下的好言论。用有穷尽的言论来启发无穷尽的道理，言论说到的地方，幸而皇上听从了；言论偶然没有说到而产生错误，德性不就会因此毁坏吗？所以臣私下认为，经史文籍应当研究讨论。但不必等到经筵之时才研究讨论。深宫闲居之处，没有一处不应当亲近君子，那么没有一处不可以研究，没有一处不可以讨论。古今制度的因革、民生的祸福，应当分条明晰地陈述；但也不必等到经筵之时才分条明晰地陈述。深宫闲居之处，没有一处不应当亲近君子，那么没有一处不可以分条说明，没有一处不可以铺陈。端正义理、阐明道义，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应当进言；也不必等到经筵之时才进言。深宫闲居之处，没有一处不应当亲近君子，那么没有一处不可以进言；道义和诚正的道理，没有一处不可以进言。应当在满臣、汉臣中选择那些老成忠诚、端正谨慎、博通经史的人，使他们出入宫中侍从，早晚接受皇上询问，以仁义道德的言论从容地在皇帝身旁逐渐熏陶，那么 圣德的成就，就会有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形成的效果，而它的根本尤其在于 皇上的心专一于敬。心存敬意，声色、玩赏、嗜好之物就不足以迷惑这颗心，经史典籍自然会显现出其中的旨趣；心存敬意，丰亨、豫大的享乐环境就不足以动摇这颗心，古今制度的因革、百姓的祸福自然能够看出其中的利弊；心存敬意，权谋功利的言论就不足以蒙蔽这颗心，而端正义理、阐明道义，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自然会显出并非迂腐。这样，所以众多君子共同进朝，皇上不会认为他们结党；一个君子独自进见，皇上也不会认为他故作矫饰。有时听到君子的言论，就能完全通达其中的旨趣；有时还没有听到君子的言论，却已经能够领会其中的道理。这是圣学的源头、圣德的根本，也是担任启发浸润之职的人应当加意之处。否则，只琐琐屑屑地把希望寄托在经筵上吗？经筵举行的时候很短，不举行经筵的时候却很长。经筵之时，端正姿态进言的不过一两个人；不在经筵之时，乘机进言的不知有多少人。经筵中的人，是君主所尊敬却疏远的人；不在经筵时进见的人，是君主所亲狎而亲近的人。想要成就君主的德性，难道不是很困难吗？谋求功利的说法，不能遮蔽这颗心；端正义理、彰明道义，使内心端正、意念真诚，自己就会觉得这并不迂腐。正因为如此，众位君子一同入朝进言，却不被认为是在结党；一位君子独自进到君主面前，也不被认为是在故作姿态。有时听到君子的言论，便能完全通晓其中的防范；有时还没有听到君子的言论，却已经领会了其中的道理。这是圣学的源头、圣德的根本，也是担负启沃君主职责的人应当特别留意的。否则，难道只是琐屑地把经筵当作唯一的依靠吗？经筵举行的时候是暂时的，而不举行经筵的时候却是长久的。经筵之时，恭敬端坐而陈说的人不过一两位；不在经筵之时，乘着空闲前来进言的人，不知有多少。参加经筵的人，是君主所敬重却又疏远的人；不参加经筵而前来的人，则是君主所熟悉亲近的人。想要成就君主的德行，难道不是很难吗？修身省察 上天爱护普通人与爱护人君不同，爱护圣明的人君与爱护平庸的人君又不同。天下普通人，他们的行为有得有失，所影响的不过自身罢了。至于人君，本来就是上天所生、用来安定百姓的；圣明的人君，更是上天特别厚爱而降生、托付给他安定百姓之责任的人。所托付的责任越重，对他的期望就不能不越深；期望越深，对他的责备就不能不越严。所以一有过失，灾异就会随之发生；一有不警醒，怪异就会随之出现。这并不是上天对普通人宽容、对人君苛刻，也不是对平庸的人君宽容、对圣明的人君苛刻。上天仿佛在说：‘这个人，我这样托付他，他却还不能胜任我的托付；我这样期望他，他却还不能满足我的期望。’于是制造灾变怪异来警戒恐惧他，也许他最终能够胜任我的托付吧？也许他最终能够满足我的期望吧？由此说来，上天厚爱他，正是要厚加责备；上天厚加责备他，又正是因为厚爱他。所以作为圣明君主，如果遇到灾变，一定要悚然恐惧，警惕反省，努力修养德行、改正政事，以迎接上天的福佑，因此即使有灾变，也不能成为祸害。近来彗星、地震先后重叠出现，我愚见认为，这究竟是灾还是祥，都还不能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是 皇上能够反省罢了。自古以来，人君遇到灾异降临，从来没有不颁布罪己诏、从来没有不下令求言的。然而天变未必完全消除，天意未必完全回转，那么如今 皇上的反省究竟有益还是无益，也还不能确定。能够确定的，只是 皇上应当务求反省的实际，不要只追求反省的名声。而所谓已经实行反省的实际，就是执事所说的崇本源、综要务。崇本源的方法，在于端正自身；综要务的方法，在于宽缓赋税、减缓征敛。刑罚，振作士气？什么叫端正自身？大概人君自身，是上天之心所系属的。自身有善有恶，天象也会因此变化。所以每动一个念头，都一定要自我反省说：‘这件事可以面对上天吗？’每迈一步，也一定要自我反省说：‘这件事可以面对上天吗？’每一次饮食、穿衣、居住，也一定要自我反省说：‘这样做可以不获罪于上天吗？’事事不敢忘记上天，念念不敢忘记上天，那么修养反省的根本就掌握住了。什么叫宽缓赋税？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一定把使百姓富裕放在首位；如今却只是急于催征赋税。并没有水旱、饥馑之灾，百姓却连粗粝的藜藿都供给不起，这应当是上天所怜悯的。军国所需固然不可缺少，难道没有可以裁减的冗兵、冗费，用来宽解百姓负担吗？难道没有可以开垦的荒芜废弃土地，用来使百姓宽裕吗？如今不致力于商议这些，却只免除拖欠的赋税。拖欠的赋税，是奸猾胥吏贪污侵吞造成的，并不是善良百姓真正欠下的。免除它，正好只是惠及奸人，又怎么足以挽回天意呢？因此，拖欠赋税可以不免，正常赋税却不能不商议逐步减轻。什么叫缓和刑罚？古代施用刑罚时，反复告诫臣下，只怕他们滥加刑罚于无辜。如今却是错放罪犯要获罪，而错判无罪者入狱却没有责任。执掌法律的官吏只怕获罪，于是务求判得深重刻薄；所定的罪越大，判罚就越严酷。即使豪强奸猾、大恶之人多半确实罪有应得，难道没有被冤枉压抑而自行诬服的人吗？难道没有受到株连而值得怜悯的人吗？近来虽奉诏大赦，但事情涉及重大罪行，仍不在赦免范围之内，那么无辜者最终就没有办法洗清冤屈了。

译这岂不是违背上天仁爱之意吗？所以罪行果真确凿相当的，即使罪轻也可以不赦；罪行处于疑似之间的，即使罪重也不能不赦。什么叫振作士气？古代治理国家，一定说要尊重士人。因为士人能够诵习经法诗书，能够守正不移，能够了解天下大局。所以即使其他途径的人才也不妨参用，却一定不让他们与士人并列；选取士人的办法虽然不止一种，却一定使士人始终比其他途径的人受到重视。如今却裁减士人进取的名额，使铨选的道路艰难，导致讲论道理、研习学业的儒者困顿不得进用，即使进用了也不得任用，他们的志气郁结而不能舒展，这也足以招致天变。因此，士人的学业习尚应当整饬，而士气不能不振作。这些都是修养反省的要领。皇上如果真心实意地这样做，以这样的诚心对待百姓，也就是以这样的敬意对待上天。天下之人，谁敢不改变内心、转换思虑来符合 皇上的心意，共同求取上天的眷顾？这样看来，赦免条文颁布以后，有司不奉行，并不是值得忧虑的事；好的谋议陈述以后，部议不采纳，也不是值得忧虑的事；朝廷内外各级官员不能洗心涤虑，各省督抚不能洞察幽隐，也不是值得忧虑的事。为什么呢？皇上，是群臣的准则，也是四海之内所仰视并效法的人。所以修养反省的实际，不在有司，不在各部寺，不在朝廷内外各级官员，不在各省督抚，而只在于 皇上还没有因严寒酷暑、暴雨等事而忧念百姓、日夜切切于宸中，有司怎么敢隐匿自己的仁慈呢？皇上还没有怀着悬鼗止辇那样的诚意，日夜切切于朝廷之间，群臣怎么会不能体会皇上虚心求言的心意呢？皇上还没有反省自身、责备自己、把百姓看作受伤之人的心意，在深宫中日益深厚，内而百官、外而督抚，怎么会不能仰体君心呢？万一有这样的人，贬黜驱逐他可以，责备警戒他可以，用罢黜一个人来激励其余人也可以，这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果真如此，不久就会灾害消除、变异平息，天心明显感应，说：‘这个人果真能够胜任我的托付，果真能够满足我的期望。’即使说彗星、地震是祥瑞而不是灾害，也应当可以。治理的方法 帝王之道，不过在于中正罢了。因为中正，所以缓理狱讼、谨慎用刑而不嫌宽松，查究奸邪、铲除暴虐而不嫌严厉，治理事务细密周详而不嫌烦琐，独自把持大体而不嫌简约。用它来施政，就会和谐平正；用它来制定法度，就会顺当祥瑞。用它来振兴风俗、感化人心，无论施行什么都不会失当。这就是唐虞三代的治理之所以卓越于万世、没有可以相比的原因。如果不能审察其中正之道，只是一味偏向一端，那么宽松时，奸邪就会肆行而不知道查究；严厉时，无辜者触犯法网而不知道怜恤；烦琐时，天下事务繁多而官吏无法治理；简约时，教化松弛、法令废弛而上级不知道整饬。这样又怎么能振兴风俗、感化人心呢？汉、唐、宋之所以还保有古代治理的遗意，是因为它们的宽严烦简偶然合乎中正；它们之所以不如三代，是因为虽然有所合，却没有完全合乎中正。治乱的原因、盛衰的道理，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如今 皇上继承先帝的功业，想要整齐风俗、和谐人心，那么在宽严、烦简之间，实在不能不加以用心。然而我私下认为，如今谈论宽严烦简的人，都没有掌握其中要领，只是一味偏向一端。所以看见《周礼》记载的事务曲折而烦重，便认为应当采用烦琐；看见太公三个月报告政绩，便认为应当采用简约；看见汉高祖约法三章，便认为应当采用宽松；看见诸葛亮严厉峻急的治理，便认为应当采用严厉。周公治理周朝确实烦琐，但其中难道没有简约的地方吗？太公治理齐国确实简约，但其中难道没有烦琐的地方吗？汉高祖和孔明，一个确实全然偏于严，一个确实全然偏于宽，但宽松者难道没有需要采用严厉的地方？严厉者难道没有需要采用宽松的地方吗？宽严烦简，是治理的大体，随着时势而变化；宽严并用、烦简交施，是治理的要领，随着事情而变化。所以善于施政的人，贵在能因时而知变，又贵在能因事而知变。如果认为时势可以宽松便一味宽松，或者可以严厉便一味严厉，仍然是不懂宽严的变化；认为时势可以简约便一味简约，或者可以烦琐便一味烦琐，仍然是不懂烦简的变化。皇上开创的新统绪正在开始，与周朝相比，正是成王、康王制定礼乐的时期，道理应当采用详细；与汉朝相比，又是文帝、景帝与民休息的时期，道理应当采用宽松。这是从今日的时势来说如此；但从具体事务来论，又不能一概而论。我请指出一两件，其余可以类推。今天应当详细办理的，没有比明确尊卑上下的差别更大的了；应当简约的，没有比削减簿书文移的虚名更重要的了；应当宽松的，在于钱粮征收中的误牵和诏狱中的株连；应当严厉的，在于吏胥舞弄法令和守令贪污。辨明尊卑上下，是用来节制淫侈、安定民心的。如今胥役可以和缙绅穿同样的服饰，商贾可以和公卿同样装饰，而法制却没有建立，这样下去将有什么止境呢？应当命礼官斟酌等级差别，不嫌精密详尽，务必制定定式，使贵贱不相逾越，从而 朝廷的名位器物足以因此在天下受到重视。这就是以详细为贵。簿书文移，是上下用来凭借并取信的东西。然而如今上级施行于下级的，未必一定全部实行，只是用来应付旧例罢了；下级申报给上级的，也未必一定全部实行，也只是用来应付旧例罢了。这样徒然使奸豪得以借此作为资本，成就他们的欲望，难道不应当考虑怎样删省吗？应当务求一定实行，不做空文，这样庶官和吏员才能尽心于职事，也可以稍微减少奸豪的虚伪。这就是以简约为贵。钱粮催征不能宽缓，但因为拖欠分毫便遭罢黜革职，因为稍微超过期限便受到谴责贬谪，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诏狱的审讯记录有不得已之处，但因为一件事蔓延而牵累千百人，因为一个人有罪而祸及亲属，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这就是应当以宽松为贵。吏胥舞弄法令，也已经屡次申令告诫了，但舞弄法令的人仍然如此；守令贪污，也已经屡次申令告诫了，但贪污的人仍然如此。难道不是因为舞弄法令、贪污的人未必全部被发现，被发现的人也未必全部受到诛罚吗？这就是应当以严厉为要求。因此我曾经论说道：宽而详细，是治理的体；严而简约，是治理的用。这就是今日的中正之道。求得治理的谋略，没有超过这一点的。即便如此，仍然还有可以进一步说明的地方。宽严烦简，是治理的外在表现，而不是治理的根本；治理的根本在于

译皇上的一颗心。汉、唐、宋之所以不如三代，不只是它们的政事没有完全合乎中正，也是因为它们的心还不够纯正。因此应当以至仁为心，不夹杂偏私；以崇尚敬慎为心，不流于懈怠松弛。这又是 皇上施行宽、严、烦、简的根本。如果没有这样的心，即使施行于政事的措施全都合乎中正，也只是汉、唐、宋的治理，而不是唐虞三代的治理。这难道是天下人所期望的吗？谋划与决断 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经过独立决断而能够成功的；也没有不合并众人意见而能够正确决断的。根据议论作出决断而成就议论，就能是非一致，不担心众人聚讼、朋比纷争；借助议论来完成决断，使众论和谐，才能显现出汇聚众议、归于一心的盛美。三代兴盛之时，当时的议论不全见于《诗经》《尚书》，但推究《周官》所说的“议事以制”，就知道当时营建宫室、划分田井，以及凡属国家大典，一定广泛访问群臣，让各人陈述得失，然后由大臣们在上面裁决；并不因为议论纷纭、滋生扰乱而厌烦，只是根据道理作出决断，不被似是而非的说法迷惑。因此政事能够完成、事业能够建立，天下也因此得到便利。假使只凭一己之见，不参考众人意见；即使参考众议，又有时厌烦其纷扰，使他们有所顾忌而不敢畅所欲言，那么利害一定不能完全明白，是非一定不能完全恰当；即使是聪明圣哲的君主、秉持德行而通晓事理的宰相，又怎么能使天下达到治理 像三代当时那样的盛治呢？三代以后，治理不如古代，没有别的原因：有时众议纷纭，而上位者不能决断；有时君主、宰相多有猜忌，而公正的议论受到压抑阻塞。因此有见识的人不敢说话，说话的人不敢尽言，政事一天比一天偏差。那么，议论的得失对于时政的关系，难道还浅薄微小吗？我私下观察今天议论的弊病，和前代不同。前代的弊病在于议论太多，今天的弊病在于议论太少。国家创制立法、斟酌古今，群臣的章奏从来没有不交给各部议论的；事情稍微重大，也从来没有不交给各位大臣会同议论的。然而我认为议论为什么还少呢？前代的弊病，只在于有人固守偏见、夹带私心而不愿说话；如果胸中确有所想说的，却从来没有什么忌讳。如今 朝廷虽然大开言路，没有什么忌讳，但议论者未能深切体会皇上的心意，往往拘谨畏缩而不敢尽言。因此虽然章奏每天上呈，试问像牵衣进谏、折断栏槛那样直言的人是谁？在玉阶前撞破头颅进谏的人是谁？说到皇帝自身便使天子变色，事情关系到朝廷大政而宰相请求待罪的人，又是谁？只有那些彼此争立门户的人，所说的话浮泛；那些为了塞责的人，所说的话也只是 至于关系社稷的大计、百姓的利病，本来就没有向上面完全陈述。议论既然少，上面的人即使善于决断，又怎么能完全明白其中利害、完全洞察是非，而一点也不判断失当呢？所以我认为，今天的要务，如果不彻底破除这种忌讳的观念、广泛打开议论之门，就不行。议论之门既然广开，其中虽然不免有积疑怀私、随声附和、推诿卸责的人杂然出现，但上位者只要能够加以决断就行，并不是值得忧虑的。如今人们都说：‘宋人议论很多而成功很少，所以不能振兴。’然而熙宁、元祐年间导致败坏的，是议论；庆历、嘉祐年间达到治理的，也同样是议论；洛党、蜀党、朔党之间的分争，是议论；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相互辅助，也是议论。议论果真对国家有什么负累吗？至于决断的方法，我又可以说一说。天下的事情，没有平日不加讲求而能够在临事时独自决断的。不加讲求却能够决断的，那所谓决断，也只是决断他所想决断的事，并不是圣明君主、贤能宰相所说的决断。所以古代帝王即使天生聪明，也一定亲自接受师傅传授，一定诵读《诗经》《尚书》，正直之士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身旁，规劝教诲的话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耳边。他们的大臣也共同考察古今、洞察事机，因此事情来到时不会迷惑，言论传入时立即能够辨析。这就是三代之世能够总合众议而归于一统的原因。如今 皇上将要总揽万机，应当勤于驾临经筵，留心古代典籍；又应当选拔正直博闻之士，每天侍奉左右，同他们讲论道理、讨论德行，深入明辨百姓的疾苦，以及执政大臣。也应当时时亲近儒生，考求义理，虚心询问利弊。天下的事情既然已经在心中熟悉，一旦遇到事务，就拿平日所预先确定的见解，在上面作出决断，一定能使众论归于一致，使疑似之处不相混淆。既没有满朝廷众人争执不决的忧虑，也没有偏僻自用的弊病。用这种方法施政，什么政事不能成功？用这种方法谋划事情，什么事情不能建立？这就会使文王、武王再现于世，使周公、召公、毕公散处的盛治传统，以及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重新出现于今日。这也在于君主、宰相加以用心罢了，难道还忧虑天下的事情不能决断吗？铨选政务 人才不必担心受到阻滞，天下的人才无穷，而朝廷的官职有限，用有限的官职供给无穷的人才，前后相接，经过多年仍不能立即登用，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只是上位者应当有办法鼓舞他们，使已经做官的人乐于职守，不觉得升迁调转困难；使尚未做官的人安于下位，不觉得选授来得迟缓。上位者从容选择而任用，人才越多，官职越能得到合适的人；任用越迟，天下的人才就越能磨炼自己，从而有机会为上级效力。因此，鼓舞人才的方法得到，阻滞人才的端绪就会消除。善于任用人才的人，担心没有办法鼓舞人才，不担心没有办法疏通人才。自古人才最多的，没有超过三代；设置官职最少的，也没有超过三代。然而三代之时，没有听说有人才壅滞的忧患，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鼓舞人才的方法得当罢了。后世的人才并没有比三代更多，设置官职也没有比三代更少，然而常常忧虑人才壅滞，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鼓舞人才的方法失当罢了。如今

译国家制定选官法，初次授官的人以考核确定先后次序，升迁的人以任职年限和俸禄多少为次序，这完全出于至公之道。然而空缺职位有限，选官道路日益艰难，执事应当忧心人才壅滞，想办法疏通，以达到鼓舞人才的目的。但我认为，今天的铨选政务，应当以鼓舞人才来实现疏通，不必以疏通本身作为鼓舞人才的手段。鼓舞人才的方法，没有比在遵循常规的范围内实行破格选用更好的了：使中等才干的人不能越级晋升，以维护铨选法的常规；使杰出人才有时能够超常擢用而登进，以疏通铨选法的变化。天下士人将争相磨炼自己，以求为上面效力，而不会看到人才壅滞的情形。我私下认为，凡是如今登记在册、等待选用的人，应当命所在督抚每年按照他们所任职业进行考核，推举其中最优秀的一人，送交吏部，使他可以越级选用；郡县有司，也应当命督抚每年推举其中最优秀的一人，使他可以越级升迁。越级选用的人，一省每年不过一人，既不妨碍通常选官法，又使杰出人才能够趁着锐气得到任用；中等人才也会努力自我洗濯砥砺，不至于委靡自弃。选授的期限虽然遥远，但人人都有朝夕之间可以升迁的希望，就不会觉得遥远；升迁调转的道路虽然艰难，但人人都有朝夕之间可以升迁的希望，就不会觉得艰难。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人才壅滞值得忧虑呢？这就是所谓在遵循常规中实行破格选用，以鼓舞人才来实现疏通，是今日铨选政务的要点。至于直接从疏通方面谈疏通，也还有办法。第一，入仕的途径应当清正。如今仕途之所以壅滞，是因为流品太杂。除了科举，还有任子、例监、投诚以及府史杂流，这本来 是朝廷广泛开辟用人道路、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种的原因。然而其中难道没有冒滥而应当审查的吗？应当严格规定各项例制，使有一技一艺的人都能踊跃追求功名，不至于打开侥幸之门。第二，考核官员的制度应当严格。不肖之人安居其位，贤才就不能上升。应当命督抚察访所属官员中的贪污者，随时纠举参劾；考核时，不仅一二等升迁者不得滥行施用，即使平常留任者，也必须约束自身、少犯过错，做到吏治有成效、百姓得安，然后才让他长久任职。第三，征召任用的办法应当参酌采用。汉代制度规定，长官可以自行征辟属官，一时文学才俊之士都由此出仕。应当仿照这一制度，允许天下长官征辟有出身的士人为属官，既可以止息奸猾之风，未任职的士人也可以稍微施展才能。这三项都是今天疏通铨选政务的方法。考察官吏，安定百姓 今天谈论吏治，如果想舍弃钱谷、刑名而专讲安定百姓的方法，是迂阔的；然而放弃安定百姓的方法，只求把钱谷、刑名完全办好，恐怕百姓不能安定，而所谓钱谷、刑名也不可能真正办好。钱谷、刑名之事，必须百姓安定以后才能收到成效；从来没有百姓不安而钱谷、刑名能够取得成效的。所以善于做官吏的人，是在安定百姓之中求得钱谷、刑名的成效，而不是在安定百姓之外追求钱谷、刑名。因此他开始时只看见有百姓，而看不见钱谷、刑名；接下来百姓得到治理，钱谷、刑名也没有一样不治理好，这是两方面都得到的办法。不善于做官吏的人，在安定百姓之外追求钱谷、刑名，而不在安定百姓之中求取钱谷、刑名。因此他开始时只看见钱谷、刑名，而看不见百姓；接下来百姓困敝，钱谷、刑名也没有一样不败坏，这是两方面都失掉的办法。既然如此，考核官吏的方法没有别的，也只是根据百姓是否安定来考核钱谷、刑名罢了。如今国家考核官吏，钱粮拖延者有处罚，刑名案件错放罪犯者有处罚；这也是想使他们在安定百姓之中同时把钱谷、刑名办好，并不是要他们舍弃安定百姓而只追求钱谷、刑名。然而奉行的人没有察觉，只顾钱谷，不问百姓的财力；只顾刑名，不怜惜百姓的性命。如果只要能够符合考核成法的条文，就削弱百姓的财力也不顾惜；只要能够避免降职贬谪，就造成百姓蒙受冤屈也不后悔，这实在不是奉行 朝廷德意、使天下达到治平境地的做法。治理必须随着时势变化，法令必须根据弊病革新。过去明朝末年的吏治弊病，在于追求名声而忘记实际。做官吏的借用安定百姓的名义，却把钱谷、刑名置于不顾。结果钱谷日益耗损，刑名日益废弛，而百姓更加不能安定，所以 国家制定法律，不得不稍微着重于钱谷、刑名。着重钱谷、刑名，是为了求得安定百姓的实际成效，而不是沉溺于安定百姓的空名。今天吏治的弊病，在于追逐末节而忘记根本。做官吏的因为钱谷、刑名的缘故，使百姓日益困苦。结果百姓困苦于钱谷，钱谷反而更加无法治理；百姓困苦于刑名，刑名反而更加无法治理。所以如今制定法律，又不得不着重于安定百姓。着重安定百姓，是为了端正钱谷、刑名的源头，而不是只追逐钱谷、刑名的末流。于是考察吏治能否合乎古代所谓为吏之道，方法有两条：第一，在钱谷、刑名之中考核安定百姓的成效。钱谷催征固然紧急，但必须催征有法，不至于因催征而使百姓困苦，这才是钱谷事务做得最好；刑名审问拟判固然紧急，但必须审拟公平允当，不至于因审拟而使百姓困苦，这才是刑名事务做得最好。这是在钱谷、刑名之中求安定百姓。第二，在钱谷、刑名之外考核安定百姓的成效。钱谷固然不能迟缓，但钱谷之外，如劝农、课桑等事务，古代已有制度，难道不能举而实行吗？刑名固然不能轻忽，但刑名之外，如读法、宪老等事务，古代已有典制，难道不能举而施行吗？这就是舍弃钱谷、刑名而求安定百姓。这样做，将会使百姓安定而钱谷日益丰足；安定百姓本身就是治理钱谷，不必把审问拟判看得过于急迫。吏治怎么会不能提升？古代的治理怎么会不能恢复？关键只在于考察官吏、安定百姓的人，一举振作起来罢了。否则辛苦忙碌，把该重视的放在那边，把该轻视的放在这里，百姓生活困敝，拖欠更加繁多，奸邪更加滋生，这既不是替百姓谋划，也难道是替钱谷、刑名谋划吗？漕运

译漕运的制度，三代以前没有。依靠漕运使国用充裕，是秦、汉以来不得已的防备办法。京师如此重要，却要仰赖远方供给；天下无事时，就有侵吞、拖延、耽误的弊病；天下有事时，就有咽喉梗塞的忧虑。这实在不是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办法。谋划国家的人，应当以三代为常法，以秦、汉为变法。治理变法，是为了取得一时利益；恢复常法，才是为万世谋划。所以我曾私下认为，漕运本身没有什么得失，漕运数量的多少就是它的得失。汉朝初年，从山东漕运粮食供给中都，每年不过数十万石；到后来，每年达到六百万石。唐朝初年，每年不过二十万石；到后来，三年就达到七百万石。宋朝初年，也不过数十万石；后来由四条河运送，达到五百五十万石。为什么不得不越来越多呢？是因为养兵太多，冗员没有完全裁去，西北荒田没有完全开垦。如果不消除使漕运不得不增多的根源，而逐渐恢复不靠漕运就能富国的制度，却只琐细地讨论漕运本身的得失，岂不是舍本逐末吗？国家定都燕京，依赖东南漕运供给，漕运是最重要的事务。如今想骤然废除漕运，形势上固然必定做不到；但如果认为富国的根本完全在于漕运，这也不是我敢断定的。我请先就漕运讨论漕运，再慢慢探究根本，是否可以？运输转运之所以误期，是因为沿途停滞。想使沿途没有停滞，不如责成督粮诸臣。旗丁、弁役之所以侵吞没收，是因为收纳不够精细周详；想使收纳精细周详，不如责成仓场诸臣。至于海运与河漕并行，这本来是元代已经实行过的事情。但我认为海运不可实行。元代虽然得到海运的利益，却今年漂没若干，明年漂没若干，数十年中百姓被鲸鲵吞没的不知有多少。到了元代末世，最终还是供应不足，海运的成效也就可见了。以明太祖的深谋远虑，难道不知道海运迅速而河运迟缓，海运节省而河运耗费吗？难道不知道河、海并运可以避免咽喉梗塞的变故吗？然而最终舍弃海运而采用河运，大概是亲眼看见元代的利害，不愿拿百姓生计和国家大计去试验风涛。何况如今海上局势虽然平静，余党还没有完全消灭，难道可以冒险去争取这区区的利益吗？河流危害漕运，在于牵引漕运的河流以及各处水流全都泄入大海。所以黄河决口的时候，陆地就受水患之苦，水道就受干涸之苦；水势泛滥时忧虑水患，水势退去时又忧虑干涸。齐、鲁地区受水患，漕河受干涸之苦。治理的方法，与其使漕运避开黄河，不如使黄河避开漕运。黄河水势，汇合就容易溃决，分开就会自行削弱。如果能够考察黄河南北的地势，分析它的支流，使各支流条理分明、各有去向，大的成为川浍，小的成为沟洫，那么水势分散，黄河就安定；黄河安定，漕运也就安定。这些都是就漕运而言、针对今日的良策。但富国的根本却不在这里。富国的根本，难道不在于开垦西北的荒田、宽减东南的运输吗？开垦土地之所以没有成效，不是开垦土地困难，而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没有得到合适的方法。天下这么大，难道没有像赵充国那样能够停止骑兵、留下屯田的人吗？难道没有像邓艾那样能够大力修治陂塘、开渠灌田的人吗？难道没有像韩重华那样能够依高地筑堡、排列二十座栅寨的人吗？如果能够提高爵位来尊崇他们，统一事权交给他们，长期任用他们来等待成效，一定会有人竭尽忠力出来担当 朝廷的防务，然后再去实行；清理疆界田理【缺】

译风俗 世道运势的盛衰，实际是由风俗造成的。而维持风俗、使它淳厚而不浇薄、朴实而不奢侈，关键只看上面的政教怎样。三代之时，并不是没有浇薄、奢侈、浪费的百姓；然而道德统一、风俗相同，是因为那时的政教得当。汉、唐、宋之时，也不是所有百姓都浇薄、奢侈；然而世风逐渐衰靡，不能返回上古盛治，是因为那时的政教不当。三代之时，经常制定的制度由上面确定，车服有等级，宫室有尺度，饮食器用有制度。即使细微到一寸、一丝的区别，也一定加以厘定并颁布。又建立大学在国中施教，设置庠序教化乡邑，日夜用孝、悌、忠、信来磨炼百姓。百姓中如果有奇邪放纵之人，乡大夫、州长、闾胥之类便按时纠察清除。所以百姓生活其中，所见都是仁厚俭朴的风气，所听都是仁厚俭朴的教训。年少时就习惯这些，内心也安于这些；一旦有不如此的人，乡里便共同感到奇怪，使他战栗而不得安宁。浇薄、奢侈又从哪里产生呢？至于汉、唐、宋之时，所重视的是簿书、期限和防范，所急切办理的是钱粮、军队。而先王用来导引百姓的各种办法，却被认为迂阔而无暇实行。间或有贤明君主发愤实行，也不能像三代那样详密。那么它们的风俗不如古代，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由此看来，政教是风俗的本源。不深切在政教上用心，却只责怪风俗不如古代，说：‘我的百姓不如三代淳厚，不如三代朴实。’唉！这果真是百姓不如三代吗？还是导引百姓的本源尚未掌握呢？国家承受明朝末年的衰败，浇薄奢侈的习气已经不是一天形成的。执事应当慨然思考，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要想改变今日的风俗，使它达到上古盛治，没有别的办法，也只是用三代导引百姓的办法来导引百姓罢了。我不敢说三代的制度可以一项项照搬到今天，但其中的大体固然有不能改变的地方。第一，制度应当制定。百姓之所以不敢放纵耳目，是因为有上面的法制加以防范。如果法制管不到，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如今民间冠婚丧祭的礼仪，宫室、饮食、衣服的节制，起初从来没有确定的制度。只要财力能够做到，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富人炫耀，穷人仿效，物力既然不足，就接着用贪污欺诈来补偿。因此奢靡日益增长，廉耻日益消失。确实应当划定制度，使尊卑上下各有等级，不得逾越，这样或许可以兴起俭朴、平息贪诈。第二，学校应当广泛设置。百姓之所以不陷入淫荡、安于朴素，是因为知道礼义值得重视。如果礼义不足以打动他们的心，那么朴素一定不如奢靡快乐，忠厚一定不如淫荡可羡。学校，就是用来教导百姓礼义的。如今只有州县设有学校，而且只涉及学生；主持其事的人也只是掌管册籍、核定升降，从来没有所谓礼义教育。人们不知道以品行义理自重，便只把衣服华美当作荣耀，风俗怎么会不日益浇薄、日益奢侈呢？应当选拔正直有道之士担任州县师长，提高他们的俸禄品秩；又仿照古代里塾、党庠的制度，利用农闲教导百姓，使他们知道礼义值得重视，不羡慕浇薄奢侈。第三，赏罚应当审慎。百姓之所以服从上面的命令，是因为赏罚能够实行。赏罚不实行，却想让他们服从命令，是不可能的。如今 朝廷的赏罚也已经非常严明了，但唯独在奢侈与俭朴、淳厚与浇薄之间，还没有看到赏罚得到实行。胥吏穿着文绣衣服，富商修筑雕饰的墙壁，有司不加过问；子弟凌辱父兄，强悍的仆人侵犯家长，有司也不加过问。那些忠厚朴素、不随从时俗爱好的人，却只是受到乡里的嘲笑，没有听说得到什么奖赏鼓励。这样怎么能指望百姓不变得浇薄奢侈呢？应当命令有司，按时在境内访察，推举其中最突出的人，对他们施行赏罚，并且把风俗淳厚或败坏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等级。这样或许有司不敢忽视，善良百姓知道有所劝勉，坏人知道有所惩戒。这些都是导引百姓的办法，也是风俗的本源。果真一一举而行之，再由 皇上以恭敬俭朴的德行从上面端正教化的源头，公卿大臣树立敦厚守朴的风尚，在下面奉行传播皇上的德意，四海内外如果不能返朴还淳、舍弃奢侈而遵从俭朴，使风俗达到三代的盛况，那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假如说簿书、期限、钱粮、军队是今日的急务，哪里有空做这些迂阔的事？我恐怕风俗日益浇薄、日益奢侈，所谓今日的急务，也将治理不胜治理。《三鱼堂外集》第三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鱼堂外集》第四卷 内阁学士陆陇其撰写 防 郊祀 关于郊祀分祭与合祭的议论，自汉代以来纷纷争论，长久没有确定。我私下认为，都是各执一端，没有广泛考察古人的礼制。不能广泛考察古人礼制，各人就会坚持自己的见解而不能互相贯通。主张分祭的，把分祭看作正确，只知道有分祭而不知道有合祭；主张合祭的，把合祭看作正确，又只知道有合祭而不知道有分祭。考察他们的说法，都有可以施行的道理；追究其归宿，却都有难以贯通的缺失。难怪经过千百年仍纷纷争论、没有定论。古代的郊祀，并不专主分祭，也不专主合祭。《周礼》所说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泽祭地，这固然是主张分祭。然而圜丘祭天之外，还有孟春祈谷的祭祀，就是《左氏》所说的‘启蛰而郊’；还有孟夏祈谷的祭祀，就是《左氏》所说的‘龙见而雩’；还有季秋大享的祭祀，就是《月令》所说的‘季秋大享帝’。一年祭天四次，又有因事情而举行告祭的做法，如舜向上天报告、武王举行柴祭望祭。这些祭祀中有分有合。有合祭，是为了显示父母应当一同尊崇，也使王者侍奉上天的心意得到充分表达；有分祭，是为了显示母亲不能抗衡父亲，也使王者侍奉上天的义理得到完备。这就是古人的礼制之所以完备无缺的原因。如今若不考察它的全貌，只看到它相合的一面，就会认为它必定不可分；只看到它相分的一面，就会认为它必定不可合。分合的论争相互对峙而没有定论，典礼因此蒙昧已久。所以我私下认为，今天郊祀的礼制，分与合应当并用，不应偏执一端。分合并用，而因时势有难以实行的地方，那么遵循古人的本意而变通其形式，也是可以的。古代天子出入时仪仗卫队简约省减，而且所治理的地方不过王畿千里，能够把力量全部用于整治祭祀之事，所以一年数次出郊也不认为烦扰。后世四海统一，都统属于皇上，机要政务的繁多是古代的亿万倍，加上仪仗器物越来越多，兵卫众盛，不可能一年多次出郊。既然分合应当并用，而一年又不能多次出郊，不如把合祭的礼每年举行，把分祭的礼五年举行一次。举行分祭的年份，不必举行合祭；举行合祭的年份，不必举行分祭。这样既可以表达尊崇父母、并重父母的心意，又没有抬高母亲而抗衡父亲的嫌疑；既得到了古人分合并用的本意，又没有一年数次出郊的烦扰，此外还有什么异议难以统一、典礼无法确定的呢？然而我还有更进一步的意见，因为今天郊祀的礼制应当讲求的，并不只是分合这一项议论。唐代长孙无忌说：“夏、商、周三代以来，没有父子二人同时配享明堂的。因此周代不让文王配享上天，是为了避开与后稷同时配享的问题。可见配享的道理，古代已有定论。如今 国家既然尊奉 高皇帝，在南郊举行盛大祭祀时必定尊奉 章皇帝，在明堂配享，那么应当剖析明白并作出定论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礼书说：‘周代开始举行郊祭，在冬至那个月，选用上辛日。’那么郊祭选用辛日，古代已有定论。后世儒者只是拘泥于‘冬至’的文字，却不考察‘选用辛日’的意义，于是使面对上天、行大礼的仪式，举行在闭关而不省察政事的诸侯之日，这应当剖析明白并作出定论的，这是又一个问题。既然已经确定了分祭合祭的议论，又充分说明了配享的礼文，端正了选用上辛日的吉日，那么郊祀之礼差不多可以万世不变，而承受天命、治理百姓的道理，也全都在这里了。” 经学 六经，是圣人代替天地说明道理的书。六经尚未写成时，道理存在于天地之间；六经写成以后，道理存在于六经之中。自尧、舜以来，众位圣人相互阐明发挥，到 孔子时才大备。不幸在秦代遭到焚烧，精微的言语和深远的大义几乎湮没。到汉朝兴起，众儒者从灰烬残余中搜寻，在屋壁中发现它们，收拾残篇断简，共同讲习并传授。因此谈论六经的人，认为六经是从汉代才开始的。然而汉儒大多在器物、名数上求得详尽，却疏略了义理；圣人的遗言虽然依靠他们得以流传，但圣人的精微旨意也因此被湮没。经历唐、宋，到濂、洛、关、闽诸位儒者出现，便从器数中求得义理，又由汉儒上溯到洙泗之学，然后圣人的防范昭明如白日，六经之学也由此兴盛。所以汉学、宋学不可偏废；但它们的源流和得失不可不辨。辨明源流还容易，辨明得失却困难；辨明汉儒的得失还容易，辨明宋儒的得失却困难。想要辨明源流，只要取来《两汉儒林传》《伊洛渊源录》《考亭渊源录》阅读，打开一卷便清楚了。《易》学开始于田何，分为施氏、孟氏、梁丘氏三派，后来由王弼定论，又由《程传》《朱本义》再次定论。《书》学开始于伏生，分为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后来由孔安国定论，又由蔡九峰定论。《诗》学分为齐、鲁、毛、韩四家，后来由郑康成定论，又由《考亭集传》定论。《春秋》分为公羊、谷梁、左氏三家，后来由何休、范甯、杜预定论，又由胡文定定论。《三礼》开始于高堂生、戴圣、刘歆，后来由郑康成定论，又由朱子的《仪礼经传通解》定论。汉、宋两代的儒者在一千多年间争论辩难、互相压倒，历历然可以数出来。若要讨论它们的得失，就必须有高于诸儒的见识，才可以辨别；诸儒的疑惑若没有超过诸儒力量的见识，也就无法判定诸儒的错误。即使不能达到那样广大高明的程度，只要不与诸儒相差太远，也才能窥见堂奥而看见精髓。程子所说‘身在堂下，哪里能够辨别堂上的是非’，说明这件事与仅仅辨明源流相比，难易相差悬殊。然而辨汉儒还容易，辨宋儒却困难，因为汉儒所争论的不过是郊坛的分合、禘祫的大小、明堂世室的制度、皋库雉应的位置、祥禫的月日、律吕的高低，这些都有迹象可寻、有数目可考，所以虽然繁琐却容易探究。至于宋儒所争论的，往往在于太极的动静、先天的顺逆、理与气的离合、知与行的先后；其中正确的足以补救汉儒的支离，其错误的却进入佛、老的虚无境地，只因误解一个字。

译学术因此突然改变，一个字的错误解释，风俗也因此完全迁移改变。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是爱好学习、深入思考就不能辨明的。然而我认为这并不难辨，先儒本来已有定论。尧、舜以后，群圣相继出现，集群圣大成的是孔子。秦、汉以后，众儒相继出现，集众儒大成的是朱子。朱子的学说，就是孔子的学说。因此黄勉斋、蔡西山一类人在前面遵从他，真西山、魏鹤山一类人在后面遵从他，没有异议。元代有许平仲、吴草庐遵从他，明代有薛文清、胡敬斋、曹月川、罗整庵遵从他，也没有异议。自姚江之学兴起，有人把它看作支离，指为虚影，甚至诋毁为杨朱、墨子的学说，于是学者便在应当遵从谁的问题上迷惑了。然而它的弊害发展到流俗败坏人心、使天下沉溺其中，造成明白可见的崩溃后果，也已经看得到了。所以我曾经说，如今谈论学术的人没有别的，也只是尊奉朱子罢了。尊奉朱子的是正学，不尊奉朱子的就不是正学。汉儒不是说过吗：‘凡是不属于六艺学科、不合于孔子学说的，都断绝其道，不让它们一同发展，这样以后统纪才可以统一，法度才可以明白。’ 如今有不尊奉朱子学说的人，也应当断绝其道，不让他们一同发展。朱子的学说受到尊崇，孔子的道才会彰明，学者差不多就知道应当遵从什么了。道统 天下的盛衰，开始于道统的彰明或晦暗。君子想要维持世间教化，也一定要从辨明道统开始。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时代，道统不需要辨别就很明白，因为传承出于一统。唐虞三代以后，不辨别就不能明白，是因为传承分散在下层。 לכן董子说：‘凡是不属于六艺学科、不合于孔子学说的，都断绝其道，不让它们一同发展，这样以后统纪才可以统一，法度才可以明白。’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如果不明白道统究竟在哪里，上位者凭什么作为临民施政的根本？下位者凭什么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呢？今天辨明道统，追溯它的源头就根本在洙泗，寻求它的要旨就一定要尊奉宋儒。洙泗之学晦暗，道统就会止息；宋儒之学晦暗，洙泗的传统一样会止息。明代自洪武、永乐以后，直到成化、弘治年间，君主和宰相用来施政的原则，学士所禀承作为规范的，何尝不是对宋儒恭敬谨慎呢？所以当时政治隆盛、风俗淳古，远远超过汉、唐。不久异端纷纷出现，修身的人流入晋、魏的风气，讲学的人迷失沉溺于佛、老，把方正看作迂阔，把传注看作尘腐，教化松弛、风俗败坏，国家也随之衰败。我曾推究谈论到这里，没有一次不为嘉靖、隆庆以来的诸儒叹息痛恨。如今国家正表彰圣学，而您以道统向下询问，并且殷切关注有宋诸位君子，这才是真正知道天下根本事务的人。我请求借着您明确的询问把话说尽：宋代以前，并非没有阐明洙泗传承的人，只是有的说得不详细，有的驳杂而不纯粹。荀卿的偏僻浅陋，杨雄的艰深难解，文中子不明白进退之道，他们不能列入道统传承，本来就不用说了。最高明的没有超过汉代的董生、唐代的韩子。然而董生知道端正义理、彰明道理的关键，却免不了夹杂阴阳之说；韩子知道道德与佛、老的区别，却免不了不明白性善之理。假如不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六位先生在宋代崛起，那么道统几乎就要断绝。后世的人即使想听闻洙泗的传承，又能从谁那里辨明呢？所以这六位先生，不只是有宋一代的光辉，实在关系到千百年道统的绝续。若论他们的先后和难易，周子在百家异说纷然的时候倡导学说，有廓清纷乱的困难；朱子在传承系统尚未统一的日子里集大成，有融会贯通的困难；二程、张子、邵子在邪正尚未判明之际相互倡导、阐发，有辅翼扶持的困难。可见这六位先生的传统一有先后，却未尝有难易之别。若论他们始终相同而又有所不同的地方，周子以理为主，而理正是数的起源；邵子以数为主，而数正是理所寄寓之处。明道宽厚平和，但宽厚平和之中未尝没有严厉；伊川严厉，但严厉之中未尝没有宽厚平和。张子显露才华，但他的才华根本在于敬，因此是张子的才华，而不是一切浮躁争竞的才华。朱子以持敬为主，但敬自然发用为才，因此是朱子的敬，而不是曲学小儒的敬。这六位先生的学说各有始终，却未尝有异同。只是如果没有周子、二程、张子、邵子，洙泗之学就不能彰明；如果没有朱子，周子、二程、张子、邵子的学说就不能彰明。所以我认为，汉代应当尊崇孔子，今天则应当尊崇朱子。朱子是周程张邵所阐发的学说，也是孔子之道所传承的人。尊崇朱子，就是尊崇周程张邵，也就是尊崇孔子。尊崇孔子却不遵从孔子的学术原则的人，都应当断绝其道，不让它们一同发展；尊崇朱子却不遵从朱子学说的人，也都应当断绝其道，不让它们一同发展。《四书》《五经》的注释，本来就是学者应当奉为规范的，不敢稍有违背。至于《太极图》《通书》《东西铭》《皇极经世》等书，凡是朱子所表彰的，都应列入学宫，使学者研习它们。还要选拔敦厚而有道术的人作为他们的师表，使他们不只是诵读这些人的言论，而且效法他们的行为。这样一来，天下人就会明白知道宋儒之学是天下的正学，是洙泗的真正传承。至于先前嘉靖、隆庆以来的学说，既得罪圣人之教，又得罪国家；凡是有治理君国、养育百姓、任官执政志向的人，都应当排斥并断绝，不可让它稍有进入。这样就会看到濂洛关闽诸儒接连出现在世上，而一切章句之学的习气、异端的诬妄，不待严厉斥责就会自行止息。道统彰明，国家无疆的福祉就会从这里产生。我私下对此抱有希望。论对策之学

译帝王选取士人，用言论考察他，用功绩考验他。不考功绩，就无法看出人的能干与否；不考言论，就无法辨别人的愚昧与聪明。这种策问制度，古今都不可改变。《虞书》说‘广泛采纳臣下的言论’，又说‘广泛进奏言论’，这就是对策的起源。只是当时已有对策的实际，却没有对策的名称。到汉代鼂错、公孙弘、董仲舒等人以对策闻名于当时，便说对策始于汉代，其实并不是这样。对策的体制和奏疏互为表里：自从入朝任职以后，因为事情向上进献的，叫作疏；从开始进身时承受君主询问、陈述回答的，叫作对策。就汉代来说，像贾山的《至言》、贾谊的《治安策》，是疏，也就是对策；鼂错、公孙弘、董仲舒所作的回答，是对策，也就是疏。对策制度，难道真是古今不可改变的吗？如今 皇上废除八股文，特别崇尚对策之学。这是直接效法唐虞，并不只是效法汉、唐所做的而已。然而想要取得对策的好处，就必须除去对策的弊病。想取得好处却不除去弊病，就会像您所担忧的那样，成群地变成剽窃、空疏、杂霸、迂阔之文。不过我认为，这些还不值得忧虑。只要主考官严格决定取舍，辨明真假，那么弊病自然会消除。为什么呢？士人之所以剽窃，是因为剽窃能够被取用；剽窃之所以能够被取用，是因为它看起来像学识广博。剽窃 与学识广博的文章，容易辨明。学识广博的文章，出入古今而不嫌繁琐，探究天地人事而不嫌深奥，巨细都陈述，精粗都完备，却不嫌杂乱。剽窃者只偷取外貌，不能偷取精神；在这里加以粉饰，在那里就不能不暴露，二者截然不同。果真能够辨明而决定取舍，学识广博的人就会脱颖而出；学识广博的人出来，剽窃者就会退去，又有什么剽窃的弊病呢？士人之所以空疏，是因为空疏能够被取用；空疏之所以能够被取用，是因为它看起来像清明通达。空疏和清通，容易辨明。清通的文章，用浅近的话说却自然深刻，用质朴的话说却自然文雅，用粗略的话说却自然精当。空疏者只举出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只看见局部而不知道整体，二者截然不同。果真能够辨明而决定取舍，清通的人就会脱颖而出；清通的人出来，空疏者就会退去，又有什么空疏的弊病呢？士人之所以成为杂霸、迂阔之文，是因为杂霸、迂阔能够被取用；杂霸、迂阔之所以能够被取用，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像通达、像正直。杂霸并不通达、迂阔并不正直，这是容易辨明的。通达的言论一定依循仁义，而杂霸只是刻薄苛细；正直的议论一定切合时宜，而迂阔只是陈腐而已，二者截然不同。果真能够辨明而决定取舍，通达、正直的人就会脱颖而出，杂霸、迂阔的人就会退去，又有什么杂霸、迂阔的弊病呢？所以我说，这些都不值得忧虑。至于我所忧虑的，却另有所在。士人抱持所学来向皇上进献，不只是贵在阐明道理，也贵在培养气节。气节不壮，即使有积学的鸿儒，也会退缩而不敢说话，又凭什么向上陈述呢？上面的人又凭什么取得它的益处呢？想要培养士人的气节，就必须解除他们所忌惮的事情，使他们没有疑虑畏惧，然后气节才会壮盛，言论才可以尽情表达。士气壮盛、言论充分之后，朝廷才有办法取得它的益处，而不至于变成没有用处的虚名。我观察今天天下的士人，仍然不能没有忌讳，对策时往往只求迎合皇上的心意。皇上认为对的，对策也说对；皇上认为错的，对策也说错。总之只求考中就停止，而主考官又战战兢兢地反复审查，生怕稍有触犯，便不敢再取用。这样一来，气节凭什么壮盛，言论凭什么尽情表达呢？所以我认为，今天对策之学的弊病，不只是忧虑它剽窃，还忧虑有真实见解却不敢陈述；不只是忧虑它空疏，还忧虑有精详见识却不敢进献；不只是忧虑它杂霸、迂阔，还忧虑有正大、切直的言论却不敢进言。圣人在上，而天下人不能尽情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这难道只是对策之学得失的问题吗？我私下恐怕从今以后彼此习惯成风，只求苟且迎合、取悦容身，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所以希望 皇上把广开言路作为取士的根本，只要对国家有益，就不要嫌它直率鲁莽；只要对民生有补益，就不要厌恶它直言。即使有小的瑕疵，也不要轻易抛弃，以培养他们敢于说话的气节；即使有可疑之处，也不要过分责究，以勉励那些能够进言的人。朝廷有悬鼗以求进谏、停止车驾听取意见的风气，天下人就会以沉默不言为羞耻；公卿有折断门槛、牵住衣襟进谏的节操，四方就会以阿谀奉承为耻辱。天下的士人明白地知道 皇上没有什么忌讳，便无不振奋起来，想着进献自己的学问，气节壮盛、言论尽情发挥，主考官也能够选取忠诚正直的人，不受屈曲。今天能够在风檐寸晷之间直言得失，来日就能够在森严的朝堂阶陛之前直言得失。今天的对策，就是来日的奏疏。将会看到皋陶、禹的典谟，伊尹、周公的训诰相继出现，共同辅佐 皇上成就无疆的治理，区区汉代的董仲舒、贾谊，宋代的欧阳修、苏轼，哪里足以与他们并驾齐驱呢！消弭盗贼 古今消弭盗贼的方法没有别的，在祸患已经炽盛时治理，不如在尚未炽盛以前治理；在祸乱已经萌发时断绝，不如在尚未萌发以前断绝。为什么呢？盗贼刚开始时，本来 也是我们的百姓，百姓并不是乐意做盗贼。衣食不能供给，赋税徭役不能按时适度，礼义又不懂，所以才陷入盗贼之中而不能自我解脱。假如在他们尚未成为盗贼以前，上面的人能够用礼义引导他们，使他们不受饥寒逼迫，也不被赋役困扰，那么天下哪里会有所谓盗贼呢？所以善于消弭盗贼的人，不在事情已经发展到最后时治理，而在它刚开始时治理；不在它已经显著时治理，而在它还处于细微状态时治理。唐虞时代查究奸邪盗贼，周官严格设置守望，本来就是消弭盗贼。后稷播种五谷，契阐明人伦，也是在消弭盗贼。司徒教人耕种，酂长督促耕作，也是在消弭盗贼。服役用力不过三日，征发徭役不超过一人，也是在消弭盗贼。有不足便给予补助，有缺乏便给予帮助，对于固定赋税只征取其中一分，宽缓另外两分，也是在消弭盗贼。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使父辈之间讲义，子弟之间讲孝，年少时就学习这些道理，内心因此安定，也是在消弭盗贼。唐虞三代之所以教化推行、风俗美好，夜不闭户，是因为在百姓尚未成为盗贼以前就加以消弭，具备了这些措施。三代以后却不是这样，上面的人平日里本来不能教化百姓，所崇尚的只是虚名；本来不能使百姓安定获利，所急切的只是赋税。

译幸而年成丰收、没有事情时，便坦然四处张望，认为盗贼没有由来。一遇水旱灾害，饥寒而无知的百姓突然起事，就无法禁止。等到他们已经起事，然后才设兵抵御，责令官吏查究，用剿杀来威慑，用安抚来怀柔，申明保甲制度来防范，严格缉捕来搜求，惩罚窝藏盗贼的积窝来断绝其根源。这些办法并非不能使盗贼平息、使潢池清静，然而哪一种不是因为不能使我们的百姓安居生计、并防止他们犯罪，然后才再加以处置呢？所以前史所记载的龚遂、虞诩、张纲、李崇等人，他们消弭盗贼的功劳，当然不乏人人称道之处，但我曾经鄙视他们，认为那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事情。如今天下一统，四海平静，可以说是太平了；然而江浙之间，政务烦苛、赋税沉重，年成账面上大丰收，而连粗粮都吃不饱的人却到处都是。我们的君主和宰相，难道可以不为此采取措施吗？所以我认为，天下有不值得忧虑的事，也有非常值得忧虑的事。军队不能抵御盗贼，不值得忧虑；官吏不能查究盗贼，不值得忧虑；剿杀、安抚不得其法，不值得忧虑；保甲不能推行、缉捕不严、窝藏盗贼者不受惩罚，不值得忧虑；教化不敦厚，非常值得忧虑；赋税征收日益增加，非常值得忧虑；农桑生产不能兴盛，非常值得忧虑。所谓不值得忧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与天下无关。上述几件事治理不好，不能捕获一个盗贼，也只是一个盗贼而已；不能安定一个地方，也只是一个地方而已。若是由一个盗贼引起，形成不止一个盗贼的势头；由一个地方引起，形成不止一个地方的势头，这才是所谓非常值得忧虑的事。因此教化不可不敦厚。教化并不一定要像古代学校的制度那样，把乡野百姓全都交给儒师教育，只在于 朝廷用义理示范他们，用礼制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轻视财货利益、重视廉耻，那么风俗淳厚指日可待。赋税不可不减轻。减轻赋税并不一定要像古代那样免除租税、减少定额，只在于放宽期限，不要让百姓今年缴清来年的粮；断绝官吏侵吞，不要让加耗竟达到正供数额的一半，那么憔悴的百姓就可以安稳地睡觉了。农桑不可不劝勉。劝勉农桑并不一定要像古代那样巡视耕作、巡视收获，只要使农夫和织女始终受到尊重，高贵于富商豪吏；不要用非时的劳役骚扰他们，不要加给他们无罪的刑罚，那么荒芜的土地自然会不待命令而开垦。果真如此，百姓还有什么乐意去做盗贼的呢？万一有了盗贼，那就是所谓自己作恶、不守法度的人，是所谓所有百姓都怨恨的人，是所谓上天降下威罚的人。这样以后，用军队抵御他们可以，用官吏查究他们可以；或剿灭，或安抚，或申明保甲，严格缉捕，惩罚窝藏者来治理，也都可以。想让军队抵御盗贼而不变成盗贼，就在于用良将统率；想让官吏查究盗贼而不隐讳盗贼，就在于用督抚纠察。剿杀可以施用于首领，却不能施用于胁从；安抚可以宽宥他们的性命，却不能滥施恩惠；申明保甲、严格缉捕、惩罚窝藏者，可以查究奸民，却不可以扰害良民。这是对已经显形的盗贼加以消弭的方法。既然在祸患尚未显形以前有办法消弭，又在已经显形以后有办法消弭，而世道却没有达到唐虞的境地，百姓没有上升到三代的程度，乡里仍然有绿林盗贼的警报，往来道路仍然有暴徒出没，这是以前没有听说过的。

译东南水利 治理东南的水，与治理西北的水不同；今天治理东南的水，与昔日治理东南的水，又不同。西北多是平原旷野，阡陌的制度废弃已久，沟洫的制度湮没已久，想疏通引导它们也很困难。东南是一个水乡泽国，没有一处不是水，没有一处不能行水，只要疏浚使之通畅就容易了。昔日的东南，声教还没有完全通达，疆域还没有完全统一，在这里疏通的不能不在那里堵塞；一时疏通的不能不在另一天又淤塞。如今东南都属于同一个帝王的版图，疏通、治理、排水、决口，只听朝廷的命令。那么今天兴修东南水利，把它作为农桑的根本，也只在于 朝廷更加用心，而贤能的主管官吏奉行并实施罢了。不必烦劳八年、四载的工程。我请求借着您明确的询问把话说尽。我听说，地利本身没有盛衰，政教详细的地方就兴盛，政教简略的地方就衰败。秦、汉以前，西北兴盛而东南衰微，是因为政教对东南简略、对西北详细。晋、宋以来，西北衰微而东南兴盛，是因为政教对西北简略、对东南详细。自汉末直到六朝，中原多故，而江左偏安，贤士大夫都竭力经营东南，于是东南的形势开始兴盛。唐朝末年，李氏、钱氏保境安民，使其休养生息，于是东南形势更加兴盛。宋代自建炎以来，君臣竭力经营的，是东南几个州，于是东南形势又更加兴盛。这样看来，地利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朝廷果真重视百姓，致力于广泛发展农桑，按时修缮堤防，疏浚沟渠，那么天下就是一体的，哪里还有荒废的忧虑，哪里还有东南、西北的区别呢？像今天浙西各郡，每年苦于水涝，我认为这是疏浚开凿不及时、规划经营不周详罢了。浙西的利害关键在震泽；震泽的通塞关键在三江。三江是震泽的咽喉，而江旁各个浦，又是三江的肘腋。只是过去作为江的有三条，如今只剩下淞江了；过去作为浦的有三十六处，如今只剩下白茅、黄浦等浦了。已经堵塞的，不容易修复兴举；仅存的若能按时疏浚疏通，也应该不至于酿成大患。前代治理东南水利，宋代没有比郏亶、单锷更详尽的，明代没有比夏原吉更详尽的。郏亶主张筑堤保护田地，单锷主张疏涤水源、疏浚水流。郏亶的主张可以防止一时的祸害，单锷的主张可以谋求百世的利益，所以事情紧急时应当采用郏亶的办法，事情缓和时应当采用单锷的办法，二者根据时机实行就可以了。至于夏原吉察看地利、疏浚各浦，使百姓不劳苦而工程不废弃，这难道不是尤其适合当前实行的办法吗？然而这还只是就东南来讨论东南。若想兴起万世的利益，建立长久安定、长久治理的事业，那么您所提出的虞文靖的对策，不可不赶快讲求。三代之世，从未听说要依靠东南供给；但汉、唐以来，才开始用东南的粮食供养西北的士卒，既有转运输送的劳苦，又有意外祸患的忧虑，这难道可以不为之忧虑吗？所以我认为，文靖的对策有五项利益：西北得到一石粮食，东南省下数石运输费用，这是第一项利益；沟渠水道建成，水有所排泄，对外可以防御海患，对内可以防御河患，这是第二项利益；阡陌建成，盗贼不能纵横奔驰，这是第三项利益；江淮有警，不再有咽喉被堵塞的忧虑，这是第四项利益；由京畿推行到河北，由河北推行到关中、陕地，上下都富足，南北风俗相同，这是第五项利益。果真如此，那么周成王时代三十年的畅通，西汉粮食充足、钱贯腐朽的盛况，就可以计算日子等待它实现了。难道只是东南百姓真正得到它的恩惠吗？贾谊与董仲舒的优劣 天下的士人，只有才华和学问都达到最高程度的才算上等。不幸有所偏胜，与其才华胜过学问，宁可学问胜过才华。为什么呢？才华胜过学问的人，明白事务而熟悉形势，君主任用他，国家的体制便能建立，国势便能安定。然而他的缺点是，纯正与驳杂并用，义与利混杂使用，虽有看得见的功效，却未必没有值得忧虑的隐患。学问胜过才华的人，守持义理而秉承道义，君主任用他，有时迂阔而少有成效，有时拘泥而难以通达。然而他的优点是，道足以感化君主，操守足以规范风俗，虽然没有一时可以显现的功效，却有长期可以依赖的功业。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辨别贾谊、董仲舒的优劣了。贾生，是汉代的名臣；董生，也是汉代的名臣。文帝时，诸侯在内强大，中行说一类人在外谋划，而朝廷用来整饬风俗、厚施德泽、巩固根本、端正体统的措施，又都还没有具备；上下安然自得，不知道忧虑，只有贾生在其中为此痛哭流涕。考察他所陈述的内容，全都切实可行，这确实是绛灌不能说、鼂错和袁盎不能知道的。那么贾生难道不是一时的杰出人物吗？武帝时，君主骄傲而臣下谄媚，所从事的是征伐，所崇尚的是聚敛，所任用的是严刑峻法，只看见利益而看不见道义，只计算功劳而不顾道理，只有董生在其中坚持正直的议论。看他在朝廷对策中的言论，涉及礼乐教化时，未尝不反复陈说；辨别公与私、义与利时，未尝不正色直言；谈到伤害肌肤、截断肢体的风气时，未尝不叹息告诫。这确实是公孙弘、石奋不敢陈说的，也是张汤、孔仅不愿听到的。那么董生难道不是一时的杰出人物吗？假使贾生的对策在前面得到采用，那么汉代就会有长久安定、长久治理的事业；董生的对策在后面得到施行，那么汉代就会有变革政治、改善风俗的福泽。这两个人，本来不容许简单分出优劣。然而姑且考察他们的言论，贾生的言论多涉及利害，董生则以义理为主；贾生的言论多激烈，董生则庄严和平。激烈之中，仍然有浮躁不平的意味；和平的根源，则在于庄重、恭敬、真诚、谨慎。涉及利害的人，与世运争胜负；一种祸害消除以后，未必没有另一种祸害兴起。以义理为主的人，使义理与人的性情流通；义理之中自然有利益，义理之中自然没有祸害。

译贾生的言论，最精到的地方，只在于审察取舍、确定经常制度而已。所谓‘道的根本道理出于天’，他有这样的说法吗？所谓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他有这样的说法吗？所谓端正自己的义理而不谋求利益，彰明自己的道理而不计较功劳，他有这样的说法吗？董生的弊病，只在于阴阳灾异之说。假如把这一点也去掉，即使与关中、闽中、濂洛诸儒并列也可以。董生哪里是贾生所能赶上的呢？大概贾生是才华胜过学问，而董生是学问胜过才华。才华与学问的区别，就是优劣的辨别。鼂错的才华接近贾生，然而他的才华更加外露，失败也立即显现。他是学习贾生却没有学成的吗？贡禹、匡衡的学问接近董生，然而他们的学问更加拘泥，事业也更加卑下。他们是学习董生却没有学成的吗？学习董生而没有学成，仍不失为迂阔的儒者；学习贾生而没有学成，就只剩下追逐功利、夸张欺诈而已，这是末流的弊病。这也是优劣的辨别。总的说来，贾生又哪里是可以轻易赶上的呢？按照圣门的说法，董生属于狷者，贾生属于狂者。孔子思念狂者而不可得，于是想要得到狷者来见面。大概狂而不学习，就不如狷者；狂而能够学习，本来就超过狷者。唉！假使把贾生的才华再加上学问，又哪里是董生所能赶得上的呢？云台二十八将 臣子辅佐君主，难的不是修饰自身、勉励品行，而是确定国家的规模；难的不是攻城野战，而是建立国家的根本。什么叫规模？就是豪杰归心，群才会聚。什么叫根本？就是普通百姓归顺归命，天下都向往归附。规模确实确定，根本确实建立，即使盗贼还没有平息，疆土还没有统一，天下的形势也已经牢固而不可动摇。君主知道这一点，在君主中就是特别优秀的；臣子知道这一点，在臣子中就是特别优秀的。以此作为品评标准，没有比这更高的；以此作为事业，没有比这更盛大的。至于勉励自己守持廉隅、保持谦退，内有守城防御的劳绩，外有斩将夺旗的功勋，这可以称作贤臣、能臣。要把这种人置于群臣之首，说特别优秀却还不够。因此汉高帝的臣子中最为优秀的，我不说是韩信、黥布一类人，而一定说是萧何；光武帝的臣子中最为优秀的，我不说是寇恂、冯异一类人，而一定说是邓禹。为什么呢？确定国家规模、建立国家根本的人，谁能比得上萧何和邓禹？萧何告诉汉高帝说：‘养育百姓来招致贤人。’邓禹告诉光武帝说：‘延揽英雄，务必使民心喜悦。’ 这两个人的心意相同，见识相同，品德和事业也相同。明白这一点，就可以评论云台诸将了。考察《汉史》，云台诸将都不比邓禹差：平定赤眉，安定关中，威震三辅，邓禹不如冯异；斩杀张丰，击破隗嚣，执法严明不宽贷，舍弃中儿，邓禹不如祭遵；守卫河内而转运粮饷不曾断绝，守卫颍川而盗贼不敢作乱，邓禹不如寇恂；降服朱鲔，驱走青犊，击破五校，邓禹不如岑彭、贾复；向北平定彭宠，向东攻打张步，向西攻取公孙述，邓禹不如耿弇、吴汉。其他如任光、邳彤、李忠、万修追随攻取蓟北，王梁、盖延、景丹击贼而归诚，铫期的威信显著于魏郡，陈俊坚守营垒以困敌，王霸用欺骗敌人的言辞安定众人，刘植据守城池迎接大军，耿纯请求正式确定帝号，朱祐上奏请求废除王爵，臧宫、马武挥剑而志在驰骋伊吾，坚镡、马成修缮屏障而亲身承受箭石，杜茂、刘隆、傅俊平定雁门、讨伐李宪、攻打王寻，哪一个不是一时的俊杰，感逢风云际会，被称为辅佐帝王建立功业的人呢？他们的品德和事业，难道竟然远远在邓禹之下吗？然而这不过是平定一个地方、攻陷一座战阵、在一时取得功绩罢了，而天下的规模和根本却不在这里。光武帝之所以取得天下有几个方面，而都由邓禹首先提出：尊重贤者、礼遇士人，耿况因此归服；考核官吏的能否、决定升降，废除王莽的苛政，河北因此喜悦；平定王郎，焚弃他的文书，使心怀反复的人因此畏服；命令将领不必一味夺取土地、屠戮城池，关键在于平定地方、使百姓安居，于是赤眉因此溃散；首先任命卓茂为太傅，以此奖励奉行善政的官吏，百姓的生活因此安康富足。这不就是所谓延揽英雄吗？不就是所谓务必使民心喜悦吗？这些道理确实是寇恂、冯异不能说出的，也是耿弇、贾复不能明白的；确实不是智谋勇略所能共同达到的，也不是攻城陷阵的功劳所能相比的。先前如果没有邓禹，谁来启发这些谋略？又有谁来辅佐实施？当他手持策书追随光武帝的时候，一句话就确定了治理安定的策略，一天之内就决定了兴亡的关键。河北尚未平定，中原尚未安定，陇、蜀尚未臣服，而天下的形势本来已经有所归属了。论品德，没有比他更高的；论功劳，没有比他更盛大的。所以我说：光武帝的臣子中特别优秀的，是邓禹。所以，即使有高陵的败仗，也不足以损害禹的声誉；即使有宜阳的退走，也不足以贬低禹；即使曾受屈于延岑、被冯愔误导，也不足以归罪于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战略规划确实已经确定，根本也确实已经建立。至于平定河东、收复长安，使垂发和戴白发的人挤满车下，这只是禹一时的功劳罢了；侍奉母亲极其孝顺，天下已经平定后，常想远离声名权势，也只是禹一方面的美德罢了。各位将领人人都能做到这些，难道这就是我把禹置于优先地位的原因吗？光武帝不得不把禹列为首功，正如高祖不得不把何列为首功一样，为什么呢？高祖没有把百战百胜的韩信、英布加在养育百姓、招致贤才之上；光武帝也没有把能折冲奋击的耿弇、贾复加在延揽英雄、努力取悦民心之上。这大概就是他们最终能够拥有天下的原因吧！后世帝王考核功劳、评定等级，应当看其战略规划和根本所在，以此判定高下。唐代凌烟阁画像中，长孙无忌列为第一。无忌虽然有平定危难的功劳，然而在制定战略、建立根本方面，远远不如房玄龄、杜如晦，却位居房、杜之上，这怎么足以使天下人心服呢？这样看来，太宗的见识距离高祖、光武，不也太远了吗？马援

译帝王授予爵位、赏赐功臣，只应当以极端公正为原则。不因关系疏远而加以菲薄，不因关系亲近而加以优厚。对某人薄待，必定是那个人本来就应当薄待；我又怎么会存心薄待他呢？对某人厚待，必定是那个人本来就应当厚待；我又怎么会存心厚待他呢？这才叫极端公正。至于存心厚待某人，就不是公正；存心薄待某人，也不是公正。授爵行赏而不依据公正，哪里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呢？奇怪啊！汉明帝绘制功臣画像，马援却因为是椒房亲属而没有列入。所谓功臣，不就是考察他能不能身披坚甲、手执锐器，攻城陷阵吗？考察他能不能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吗？考察他能不能拾遗补阙，辅佐朝廷吗？假如这个人没有这几方面的能力，那么本来就应当排斥压抑他，不能因为他是椒房亲属就滥加列入；假如这个人有这几方面的能力，那么自然应当尊重显扬他，又怎么能因为他是椒房亲属就不列入呢？考察史书传记，马援的功劳并不少。坐制公孙防、谋划对付隗嚣的人，是马援；向西平定羌乱、向南攻破交趾的人，是马援；在朝廷内部则聚米陈说地势，在外则扶鞍上马表示自己仍然强健的人，也是马援。计算他的功绩，难道竟不能和冯异、邓禹并肩吗？又怎么竟至于排在铫期、坚镡之下呢？况且马援又不像韩信、英布、彭越之类的人，倚仗功劳而骄纵放肆，以至功劳不能掩盖过错。他虽然气势压倒三军，却恭谨儒雅，具有谦退礼让的君子风度。假使马援还活着，皇帝即使把他置于辅弼之位也是可以的；让他位居百官之上也是可以的；像窦婴、霍光那样凭借显贵亲属身份执掌政权也是可以的。何况只是云台功臣画像，把他招来列入其中，谁会说不应该呢？可是为什么却因为他是椒房亲属而排斥他、不让他参加呢？唉！朝廷的名位器用，必须舍弃椒房亲属之后才可以公正，那么涂山就不应在夏代显贵，申、吕就不应在周代显贵了。帝王的褒奖宠信，必须舍弃椒房亲属之后才可以公正，那么虞宾就不应列在师济之列，尚父就不应享有鹰扬的称誉了。大道若要以公正为原则，必须舍弃椒房亲属之后才可以，那么文祖接受的功德就足以牵累重华，丹书所授的爵命就足以牵累宁考了。唉！所谓公正，果真是这样吗？汉明帝只是看见椒房亲属在前代造成祸患：吕产、吕禄是椒房亲属；霍山、霍禹是椒房亲属；王凤、王莽是椒房亲属。因此他认为，宁可委屈元勋，也不能开启宠幸之门；宁可压抑贤能豪杰，也不能产生祸乱的根源；宁可让人说功劳因亲属关系而被掩盖，也不能让人说爵位因亲属关系而得到尊崇。这就是皇帝对马援宁可薄待而不加厚待的原因。皇帝以为这样就可以显示自己对天下公正了。可是怎么知道有功而不予报答，并不是公正呢？怎么知道功劳相同而报答不同，并不是公正呢？怎么知道存心厚待和存心薄待，都是不合乎公正的呢？推究皇帝的心意，不论贤能与否，不问地位高低，不是亲属的不给禄位，是亲属的反而退避。即使有身披坚甲、手执锐器、攻城陷阵的功劳，也搁置不问；即使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功劳，也搁置不问；即使有拾遗补阙、辅佐朝廷的功劳，也搁置不问。幸好邓禹、冯异没有成为椒房亲属；假使邓禹、冯异是椒房亲属，也同样不能列入。幸好寇恂、贾复没有成为椒房亲属；假使寇恂、贾复是椒房亲属，也同样不能列入。况且马援也只是马援而已；再往上推，假使马援成为伊尹、吕尚、周公、召公，也将不能列入；成为皋陶、后稷、契，也将不能列入。由此看来，这算公正吗？不算吗？天下的原则，正因为公正，所以可以垂示万世而没有弊害。有功必定记录，有罪必定诛罚，这才是天下最公正的原则。有功而不记录，那么也将有罪而不诛罚，其中的弊害哪里说得尽呢？所以，有云台画像却没有列入马援，势必就会有杀害都乡侯刘畅的事情；而对窦宪不加追究，势必就会出现跋扈得无法控制的梁冀。哪一件不是汉明帝给它开启了端倪呢？后世帝王想向天下显示公正，也只要遵循事理本来应当如此的原则就够了，千万不要存心追求这种名声。姚崇十事 大臣侍奉君主，必须先有办法坚定君主的意志，然后天下的治理才可以成功。君主的意志还没有坚定，却想同他谋划治理天下，那么我以宽仁之道进言，君主反而将流于残酷刻薄；我以停止战争进言，君主反而将沉溺于好大喜功；我以防微杜渐、减轻赋税、节省费用进言，君主反而将经不起各种牵引；我以尊重贤者、敬爱士人、开诚布公进言，君主反而将把这些看作迂腐空疏。所以，有开始坚定而后来懈怠的情况；开始时不能坚定而最终能够成功的，却从来没有。夏、商、周三代以来，像伊尹、傅说对于商，管仲对于齐，商鞅对于秦，虽然成就王业和霸业的方向不同，纯正与驳杂的结果不同，但没有谁不是在最初进言时设法取得了君主的信任。因此功业成功而不劳苦。唐代的姚崇，大概也懂得这个道理。考察姚崇所陈述的十件事，不过是针对当时最急迫的问题而说的。他看见垂拱以来，执法刻薄严酷，罗织罪名、制造冤狱的现象在当时纷纷出现，于是说“施政首先要仁慈宽恕”；看见边疆尚未安定，突厥、吐蕃还不能用武力使其臣服，于是说“不幸的是边功”；看见武后、韦后造成的祸乱，几乎危及宗庙社稷，而俳优、宦官乘宠横行，于是说“应当鉴戒禄、莽、阎、梁的祸患”，说“外戚不得任职于台省”，说“宦官不得参与政事”，说“宠臣即使犯法也不得宽免”。

译他看见神龙年间赋税征敛没有限度，奢侈荒淫，公主、婕妤多建造佛寺，于是说“杜绝田赋之外的额外贡献”，说“杜绝佛道方面的营造”；看见五王被杀，萧至忠、岑羲相继被诛，而王叔文、魏征那样直言进谏的风气日渐远去，于是说“以礼接待臣下”，说“让谏官没有忌讳”。这些话，都是针对当时最急迫的问题而说的。治理天下的事情当然不只这些，而臣下对君主的辅佐也不只在这些方面。姚崇特别能够用这十件事向皇帝恳切进言，使君主的意志先坚定下来，然后再逐步开始谋划施行。唉！这大概就是开元之治所以成功的原因吧？君主的意志既然确定在宽仁上，张汤、赵禹一类人就不能用严刑来迷惑他；君主的意志既然在于停止战争，大宛、月支的使者就不能用开拓边疆来诱导他；君主有防微杜渐的意志，外廷的事情就一定不会由内廷妇官决定，尚书的权柄一定不会落入外戚手中，弘恭、石显不能掌管枢密，张放、李明不能陪侍游宴；君主有减轻赋税、节省用度的意志，雉头裘就不会进入内府，湘宫的工程就不会烦扰将作；君主有尊重贤者、敬爱士人、开诚布公的意志，黥刑、劓刑之类的罪罚就不会施加到大夫身上，放逐的祸患就不会牵连台谏官员。天下最高的治理，都开始于我君主一念之坚定，而实际上又开始于大臣有办法使君主坚定。这一道理，正是伊尹、傅说成就王业，管仲、商鞅成就霸业的原因。所以开元年间，宋璟、韩休、张九龄都被称为贤相，而我一定把姚崇列为第一，为什么呢？因为能够坚定皇帝意志的人，是姚崇。假使姚崇没有办法使皇帝的意志坚定，那么明皇的荒淫怠惰就不会等到天宝年间才出现，张九龄等人又能把力量施展到哪里呢？虽然如此，姚崇能够在开元年间保证这一点，却不能在天宝年间保证，为什么呢？答案是：姚崇知道怎样使君主的意志坚定，却不知道怎样培养和保持这种意志。君主的志向固然不可不坚定，又不可不加以培养。使它坚定在一时，培养它却在日常平居之中。古代做大臣的，每天都用道德、仁义来进言于君主，又多选择天下正直端方的人作为君主的左右，使君主日益进步、月月增益，不至于陷入错误念头。这些都是培养君主意志的方法。因此，已经坚定的意志会更加坚定，即使有奸邪之人也不能迷惑他。所以说：“只有大人才能纠正君心的错误。”明皇被李林甫、杨贵妃迷惑，是因为培养君心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否则，难道一个辛劳忧勤了二十年的君主，会被一个女子、一个小人弄得颠倒迷惑、不可收拾吗？君子因此对姚崇仍不满意。刘晏五事 谈论财利的大臣，是君子所不取的。但如果他的做法有可供效法之处，君子也从来不会一概抛弃。并不是说，一个谈论财利的大臣，他的全部做法就足以成为天下的法则；而是从他的做法推究开去，治理天下的原则也不过就在这些方面罢了。所以管仲治理齐国，他这个人并不值得取法；然而他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即使君子也不能不效法。商鞅治理秦国，他这个人并不值得取法；然而他强调农业根本、节省用度，即使君子也不能不效法。李悝在魏国，他这个人并不值得取法；然而他平抑粮价、统一粮食收购，即使君子也不能不效法。秦、汉以来，以财利扰乱天下的大臣很多。君子放逐并断绝与他们的关系，唯恐做得不严厉；但如果他们的做法有足以效法之处，又怎么能不取法呢？唐代刘晏掌管盐铁、度支时，前代儒者说他有五件事可以效法。这就是所谓不取法其人而取法其事吗？刘晏不过是一个聚敛财物的大臣罢了。在汉代，他只是桑弘羊、孔仅一类的人；在唐代，他只是杨慎矜、皇甫镈一类的人。哪里值得君子效法？况且所谓善于理财，也不过是救济一时的急需，并不能造成粮食充裕、钱币朽坏的盛况，也不能造成三十年财政通达的局面。没过多久，就有脱巾起事的呼声；没过多久，就有奉天受困；没过多久，就有梁州之厄。刘晏终究只是一个聚敛财物的大臣，哪里值得君子效法？如果刘晏可以效法，那么均输、平准的臣子也可以效法；如果刘晏可以效法，那么实行间架、阡陌之法的臣子也可以效法；如果刘晏可以效法，那么实行青苗、市易之法的臣子也可以效法。这难道是君子所以严格区分义与利，并用来训诫拥有天下者的道理吗？唉！这是只知道刘晏这个人应当排斥，却不知道他的某些做法足以取法。我曾感叹后世天下之所以难以治理有五种原因，而刘晏差不多可以避免其中的问题：胥吏的奸诈侵蚀日益严重，法律颁布后弊害产生，命令下达后欺诈兴起，这是不可治理的；民间百姓的生计日益困窘，想要抚恤养育百姓就担心亏损国库，想要催征赋税又担心残害百姓，这是不可治理的；百姓数量没有增加多少，计算官员却越来越多，政令纷杂，百姓无法承受，这是不可治理的；计算功效时希望范围扩大，估量费用时又希望节省，官吏没有宽裕有余的快乐，反而有事务繁重的苦劳，这是不可治理的；法令繁密，官吏不能全部记住，事情拖久了弊害更加滋生，命令施行久了欺诈更加兴起，这是不可治理的。再看刘晏办理钱粮出纳，必定委任士人，那么胥吏的侵蚀也差不多可以止住了吧？刘晏理财，把养育百姓放在首位，差不多可以说是以抚养百姓代替催征赋税吧？而且他知道官员过多就会扰民，也知道大事不应吝惜小额费用，又知道事情无论闲忙，都必须在一天之内决定，这样差不多可以使政令不纷乱、官吏不至于因事务繁多而劳苦、奸弊也不至于滋生吧？假使唐朝一直遵循并守行刘晏的办法，那么也可以没有脱巾起事的呼声，可以没有奉天的困厄，可以没有梁州的灾难。这虽然同样都是聚敛财物，却和实行均输、平准的臣子不同，和实行间架、阡陌之法的臣子不同，也和实行青苗、市易之法的臣子不同。如果说这些做法出自刘晏，便一概抛弃它们，难道是圣贤取善的道理吗？难道也是明白天下治理体制的人吗？唉！这就是君子不取法其人而取法其事的原因。虽然如此，刘晏对于这五件事，真的都能做到极致吗？他所谓任用士人，不过是使用果敢锐利的年轻人；所谓养育百姓，不过是沿袭常平仓的旧法；所谓官多扰民，不过是指盐场中一两个多余的吏员；所谓不吝惜小额费用，不过是在船场多发一些缗钱；所谓一天之内决定，不过是任凭个人的聪明才智。哪里能像成周那样，府、史、胥、徒都由俊杰贤能担任，并且向百姓取税不超过十分之一呢？哪里能像《周官》所说的那样，设置三百六十种官职，并根据收入来确定支出呢？哪里能用义来裁制事务，而内心没有愧疚呢？所以说，效法他的做法，并不是说他的做法就足以成为天下都应遵守的法则；而是从他的做法推究开去，治理天下的原则也不过就在这些方面罢了。《三鱼堂外集》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鱼堂外集》卷五 内阁学士陆陇其撰写 申请公移 运军行月粮详文 为请求查明漕粮项目的旧例，以缓解百姓困苦一事：我私下认为，漕粮借助卫军来运输，卫军又依靠行月粮来维持资用；行月粮按照旧例平均分派给各州县，从来没有专门责令某一处承担。如今查得，江南嘉定编有苏太镇三卫运军的行月粮，折银五千六百六十两；如今这项负担各州县都没有，唯独嘉定承担。考察它的来由，始于顺治十八年。总漕蔡因各省卫运军每月口粮一半给本色、一半折色，折价不足，上疏请求增加给付，务求本色、折色相等。部议认为，行粮一向是本色，如今改为一半本色、一半折色，每石一两二钱。月粮一向本色、折色兼支，除一半本色外，另一半折色旧额为每石折银五钱，如今改为每石一两；这次增加的银两，只应由原来分派折银的州县增给，或者由有漕州县均摊即可。可是最终却长期分派给高淳、安东、兴化、泗州、嘉定、溧水六州县，而且六州县中嘉定的数额尤其多。起初奸弊之人乘机横加分派，达到五万三千八百多两；后来因为里长倪国柱、陆秀德等人进京叩阍，才减至二万六千二百多两。查嘉定当年本来就是土地贫瘠、没有米粮，所以折征漕粮；如今反而因为土地贫瘠、没有米粮而加倍征漕，既要承担原来分派的苏太镇三卫行月粮，又增加分派省卫行月粮。起初分派时，卫军得到这笔粮款出乎意料，前往县里领取，有时等到春夏，有时等到秋冬；百姓可以从容缴纳，尚且还算缓项。如今却编入考核期限，随漕粮一并支给，片刻也不能延误，于是变成了急项。起初分派时，军队到县领取，尚属存留项目，所给不过是正常数额；如今却汇解给粮道再发给军队，于是成了必须起运解送的项目。起初分派时，民力还可以支撑；如今已经势穷力尽，难以再支撑，这对土地贫瘠、生活困苦的百姓来说是万万承受不起的。我私下想，江南几十个州县，如果把这二万多两平均分派到各州县，增加的负担不过是极细微的数目；如果集中到一个县，就会极其沉重而难以承受。恳请查明历来漕粮项目只使一个县承担的旧例，斟酌议定平均分派，使军队的数额不致亏缺，同时使百姓的困苦得到缓解，这对民生和国计的裨益实在不浅。辞去平山署印职务文 因为疲敝县邑难以兼理，恳请大人恩准转请上级另行委任，以免耽误职守。我这个卑职才庸能薄，承蒙各位上官不弃微末，委任我代理县印，这实在是各位上官不遗弃卑微之人的好意，我本应感激并奋发任事。但我代理灵县政务，那里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又经历连年荒旱，满眼都是瘦弱饥民；即使尽心抚养安慰，民气也难以恢复。催征赋税稍微急迫，就恐怕百姓相继逃亡；一概宽缓，又恐怕赋税不能完成。各种利弊，如果不努力加以整治清理，就担心积习难以革除；想要突然改变，又恐怕惊动视听，使疲敝的百姓更加无法生活。这好比衰弱的病症，必须时时防护，逐渐补救，或许元气才能恢复，外来的病邪才能除去。稍有不慎，各种疾病就会一齐发作。表面上虽像偏僻之地、没有什么事务，实际上比交通繁忙之地更难着手治理。卑职之所以日夜忧思，只怕调节处置不能适宜，有负于各位上官的知遇。如果再让我代理平山的县印，两边兼理，必然会耽误职守。恳请大人念及疲敝县邑难以治理，另行委任贤能之人管理平山，使卑职能够专心治理一个县，希望可以免于失职。感戴沐受大恩，实在没有穷尽。申报平山县典史事项文 为衙门官吏肆意妄为、毫无顾忌一事：卑职本月内奉上官委任，署理平山县印，又接到井陉县代署文书，自某月某日起至某日止任职多少天，其中一切利弊都还来不及详细查明。但有一名典史，卑职平素听说他在县中横行，擅自接受百姓诉状，作威作福，没有任何畏惧，人人都对他侧目而视。卑职因接任不久，还未能查得确实情状，不敢仅凭传闻冒昧上报。只是有一件事非常令人惊骇，不得不向大人陈述。卑职到平山后，不敢轻易发出一张票文，不敢轻易向民间摊派一物；可是这名典史竟公然出票，私自摊派给行户，而且还公然在年月上用朱笔标写印字，与堂官所发的文书没有区别，现在有仰纸铺行票可以证明。仅仅一张票文，他所标发的票文不知有多少；他茫然不知法令的可畏，百姓也无法辨别真伪，竟以为事情出自堂官之手，这样卑职还要代替典史承担罪责。若不奉上官威严予以惩处训诫，那么疲敝县邑的穷苦百姓，哪里承受得起他的毒害呢？分派灰车详文 为运输灰料已经满一年，正值旱灾之后，请援照旧例请求上官详细核议拨换，以使劳逸均平，拯救受灾县邑一事：卑职随即查得，先前蒙各位上官票派灵寿县出车五辆，前往灰厂运输灰料；这属于 钦定工程的紧要事务，百姓有为国家效力的义务，自然不敢推辞。但灵邑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凋敝情形都在上台洞察之中。灰车费用浩大，五辆车运输灰料，计算需用骡脚三十多头、人夫十多人，一年的盘费约六七百两银子。山僻疲敝的县邑，实在万难支撑。因此前任董县令一次又一次上文，哀切请求免除轮替。还没有等到上官批准，卑职到任之初，满面饥色、形容枯槁的百姓环立呼号，都说本县自康熙十八年秋旱水灾以来，逃亡几乎过半；十九年又报告秋雹灾，二十年又报告夏旱灾，二十一年的旱灾尚未报告，二十二年夏秋无雨，麦子、禾苗全部枯焦，西北一带又遭冰雹损伤，这些都已经由董县令报明为成灾，留有案卷。

译旱灾荒歉如此，又经历 大规模差役 圣驾巡幸五台山，协助供应夫役一千二百名、车辆二十辆；又有芦席、方砖、牛车等费用。又有陕西游兵经过，协助供应车辆五十辆。如今又奉部文派取宝砂一万觔，又有这五辆灰车。百姓筋骨已经耗尽，甚至卖儿卖女，难以供给。卑职亲眼看到这种情形，实在难以支撑。若不是大人怜悯，将来百姓逃亡、盗贼滋生，势必不可避免。除各项疾苦由卑职逐渐分别上文详报外，查灰车一项，如定州、新河、柏乡等县，只分派车辆二三辆不等，那么灵寿这个小县原来分派五辆，本来就属于过重。何况前往灰厂已经一年，原本有更换休息的旧例。恳请大人怜悯穷困县邑，查明在尚未拨派的州县中转移更替，再转报部里，使受灾百姓能够稍微 歇一歇肩膀，均分劳役，共同享受大人的仁慈，获得重生的恩赐。请求免除灰车差役详文 为民力万分难以支撑，请施加格外的仁慈来救助残破百姓一事：卑职查见灵寿一县，土地仅有十四里方圆，不过大县的十分之一，而且一半是被沙压、水冲的土地，屡经荒旱，又频繁遭遇大规模差役，百姓憔悴困苦的情形无法言说。上年大人分派灰车五辆，比大县反而还多，费用浩大，实在难以支撑；迫于上官文书，只得勉强供应运输。一年之内，百姓卖儿卖女，筋骨已经耗尽，今年万万不能再次运输。卑职此前已经两次具文请求轮替，还没有等到上官批准，本月初六日又奉上官票文，命本县勉力照旧供应运输。一县百姓惊惶无措，卑职怎敢再次冒昧上请？恳请大人格外施仁，俯允转报。假如认为灵寿地方稍微偏僻，不像交通要道，所以分派车辆特别多，那也还有可说的：州县之中，有的交通繁忙而且地域广大，好比强壮的人，即使处于风霜之中，仍然能够负担重物；偏僻而小的县邑，则好比衰弱的人，即使安居一室，四肢也没有力气，平常迈步都要等人扶持，何况让他承担百钧重物？那样不立即毙命的，几乎没有！如果只论交通繁忙或偏僻，不论大小，就好比责令怯弱的人承担乌获的任务，要求劣马跑完千里路程。卑职非常知道冒犯大人的罪过，然而事情紧急、形势逼迫，实在不能停止。如果大人怜悯穷苦百姓，使他们免于狼狈，即使罢免卑职，我也甘心承受。再次请求免除差役详文 为民力万分难以支撑，斗胆再次倾诉实情上请，恳请恩准转报更换差役，以救残破百姓一事：切实查得，灵寿是一个弹丸小县，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又加上荒旱接连不断，大规模差役接踵而来；百姓颠沛困苦的情状，早已在大人的明察之中，卑职不敢再多说。上年正月间，蒙案防防理道宪鲍大人分派灵寿灰车五辆，比别的县独多；事情关系到钦定工程的紧要事务，百姓勉力供运，骡脚费用浩大，承担供应十分艰难；卑职已经多次备文详请更换，仍未蒙上官批准。如今供应已经十八个月，时间很久，穷苦百姓的典卖几乎已经尽了，骨髓都已枯竭。捧读原来的详文，奉有“运输一年多的轮值更换”的上官批示。卑职深知冒犯之罪不可逃脱，但民力已经耗尽，万不得已，只好再次详请大人俯念穷苦百姓供运已久，准许转报更换，使灾民稍微能够歇肩喘息，感戴大人的仁慈无穷无尽。卑职恭读原详文，见有“拉运一年多的轮值更换”的上官批示，极其知道冒犯之罪不可逃脱；然而民力已经竭尽，实在万不得已，只好再次详请大人俯念穷苦百姓供运已久，准许转报更换，使灾民稍得歇肩延喘，感戴大人的仁慈无穷无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月〕 编审详文 谨此陈述审定丁口缺额的缘由，恳请大人明察：查灵寿人口旧额，顺治十四年《赋役全书》记载，三等九则通折下下人丁一万四千七百零二丁；历年逐渐增加，到康熙二十二年《赋役全书》实际登记下下则人丁一万五千六百八十八丁。查考它逐年增加的原因，并不是百姓全都富裕、财产超过原来，而是负责编审的人唯恐遭到部里驳回，必定要求足额，所以逃亡、死亡、绝户的人口都不敢删除，而把负担摊派到现存的户口上；又恐怕只达到旧额仍然免不了被驳回，必定要求稍微增加才停止。于是更加严格地搜查遍求，衰老残疾、鳏寡孤独没有一个能够免除；沟中的饿殍仍然算作册上的丁口，刚会说话的孩子已经列入追呼征役的名册。百姓含辛茹苦，却无处申诉。加上连年荒旱，上年又遭水灾；现在强壮百姓饥寒迫身，尚且不能养活自己，又要责令他们包赔逃亡人口的粮食，代替他们供应老弱残疾的差役。因此民生越来越困窘，乡里日渐萧条。卑职编审时，满堂都是哭喊，实在不忍听见和看见；但又恐怕缺额太多，不敢全部删除。其中，逃走但有下落、可以招抚的，就不删除；死亡但留下田亩、可以按量增加给承受者的，就不删除；孩童而有产业的，就不删除；老人而有产业、可以按量加给子孙的，就不删除；贫穷而没有一寸土地、但还没有濒临死亡的，也不删除。只有那些逃亡无踪、老弱无立锥之地、形容枯槁且奄奄一息的人，即使想不删除也不得不删除。于是再次搜求新增丁口，希望不低于原来的额数，但应当增加的数额不足以抵偿删去的数额，总计如今审定的丁数，比《赋役全书》的额数缺少一千五百五十六丁。这些缺额，实在是因为历年编审只增不减造成的。如今如果照旧摊派，强求没有缺额，恐怕不是大人怜恤穷苦百姓的本意，卑职的一点良心也不肯自我蒙蔽。因此不敢不据实详细说明，谨将增加、删除的数目造册呈报，恭候大人裁决。驳回编审详文 查得灵寿一县，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丰年也只是勉强延续性命，荒歉时便相继逃亡。饥寒疲敝的百姓，养活他们十分困难，使他们衰败却十分容易。近年来频繁遭受水旱灾害，人口死亡、户口绝灭的情形到处都是。然而之所以每次编审都要增加人口，并不是编审官员没有爱民之心，只是拘泥于旧例，唯恐被部里驳回，所以只有找到顶替者才准许开除，没有顶替者便不敢轻易删去。甲长、户头在几年前虽然已经十分艰难，尚且还能勉强支撑，自行甘愿包赔，也不敢请求免除。包赔越久，贫困越严重，积累到今天，正是筋疲骨尽之时；即使想再勉强承认，也万万办不到。卑职不是不知道额数不可缺少，只是处于不得不缺的形势，所以才敢据实详请，并不是有意破坏从前的积习。至于上官票文中所说应当如何办理，使上不亏损赋税、下不困苦百姓，卑职私下想，增加赋税的办法，也只有爱护体恤穷苦百姓，使他们丰足，逃亡的人日益减少，这样国课自然日益增加。按照目前的形势，实在难以从筋疲骨尽的百姓身上要求毫无缺额。恳请大人明察，格外转报上院，救济这些鸠形鹄面的残破百姓，使他们永远沐浴大人的恩德。至于卑职自己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平日失于抚绥，以至户口出现缺额，听候上台另行处分，用来作为失职的警戒，也是可以的。

译请求题请减税详文 为谨慎陈述税银迟延解送的缘由，恳请大人仁慈俯察疲敝县邑的情形，斟酌请求予以抚恤一事：查灵寿县房地税一项，旧额七十七两五钱，康熙十六年又增加银十五两五钱，共为银九十三两。征收办法是，民间每交易价银一两，缴纳税银三分。这九十三两税银，必须有交易价银三千一百两才能达到定额。灵寿地价每亩只有一二钱不等，百姓住宅多是草房泥屋，价值尤其少。一年之内，这样一个小县怎么能有这么多交易？所以每年税银常常苦于达不到定额。过去额外多派给里下，苦累不堪。卑职到任后，不敢违背旧例私自摊派，达不到定额的部分多由官府垫付解送，所以常常拖延。例如二十五年的额银，直到今年四月下旬才得以全部解送。本年春季应解的额银，完纳者寥寥无几，将来万万不能达到定额。捐垫也不能成为常法，势必仍要摊派给里下，这实在是地方的一大苦累。恳请大人怜恤荒瘠县邑，那里与交通都会、大县的情形不同。不论后来增加的十五两多银，赔累都令人可怜；就是旧额七十七两多银，也竭尽困乏而难以完纳。官府不能长期赔垫，最终必然使百姓受苦。何不题请酌量减免，使国课早日完纳，不致形成拖欠，使官民永远感戴深厚无边的恩德。请求取消分派井陉道执事详文 为请求颁布上官禁令，永远免除地方苦累一事：查《灵寿县赋役全书》记载，每年井陉道更换桌围，额定支用存留银五十两；顺治十二年奉令裁减银四十两，顺治十四年奉令裁减银十两。这项存留银早已全部裁减并解送部里，历年的奏销都有案可查。然而每逢新任道员到任，所有安设等项事务仍然责令原来分派的地方承担；从前全由里长供应，苦累不堪。不仅制作各项物品的工费浩大，交纳时还免不了被索取的苦处；即使额银没有裁减，尚且苦于不够，何况额银已经全部裁减，等于无米做饭，困难增加了万倍。幸而近来各任道员都俯察下情，往往宽恕办理，不至于造成大累。前任井陉道刘大人到恒阳任职时，尤其体恤疲敝县邑的官民，使他们得以免受牵制；离任时，各项原有执事器物都检查后留在本衙门，一丝一毫也没有带走。将来新道员到任，可以完全不造成负担。但只怕本衙门各役沿袭旧习，借口修理而含糊催办，或者仍然向原来分派的地方索取；那样卑职仍然承受不起，或者改为分派给别的州县，又成了卑职把祸害推给邻县，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恳请大人批示井陉道，将前任道员刘大人留下的执事等物，责成该衙门各役收管；如有毁坏，由各役自行修理，不许再分派给州县，永远定为常例。这样，鸠形鹄面的穷苦百姓就能长久沐浴大人的慈恩而不改变。卑职在卸任之时，为了考虑地方日后的事情，所以斗胆冒昧陈述，恭候大人裁决。监生捐纳米谷借贷穷民详文 为谨慎陈述地方赈济后的情形，恳请大人明察并曲加怜恤一事：私下查得，灵寿县上年接连遭遇夏、秋两次灾害，百姓的苦状千种万般，历经详细上报，留有案卷。幸逢 皇上的仁德浩荡，既予蠲免，又施赈济，百姓才仅仅延续残余的生命。想不到今年又遭风霾肆虐，两季麦子都没有收成，卑职也已经把夏灾情形报明备案。如今虽然幸逢甘霖，秋田已经全部播种，但计算秋收还要两个多月。此前赈济的粮食已经吃完，难道能空着肚子等待两个月以后吗？近来虽然奉有上官檄文，劝令捐粮、煮粥，但灵寿是山僻穷县，素来没有大商富贾，能够捐助的有几家？卑职又正在奉文造册，等待交接，自己没有俸禄可以捐出。亲眼看到这种情况，内心十分悲伤。查现有生员傅支装、吴达俊、秀安日强、陈某四人捐纳监生，共计米三百二十石，按例应当储存在仓中。恳请大人发下檄文，命署印官彻底查明，将这些米粮每人借给无路可走的饥民若干，命令他们秋收后归还入仓。这样既不损害储仓报部的数额，又能救济鸠形鹄面的百姓燃眉之急，所保全的实在很多。卑职即将卸任，只是出于地方利益考虑，斗胆冒昧陈述，恭候大人裁决。申报直隶学院文 为申送讲义一事：查士人的学问，没有什么比讲明书中义理更重要。文风卑下，都是由于书中义理不明；士人的习气不端正，也都是由于书中义理不深。卑职自 到任以来，每当处理文书事务之余，便到学校命诸生讲读经书，对疑惑之处加以启发，对错误之处加以订正：一方面想端正他们科举功名学业的根本，另一方面想引导他们走入圣贤的门径，希望对学政稍有补益。积累讲义一百多篇，只是见识浅陋，不能完全阐发圣贤的精深蕴意，现一并呈上，请大人阅览裁定。又 为申送书籍一事：查如今的士人，穷年累月只知道在时文上用力，一切经史都无暇阅读，所以学问没有根本，士风日益浅陋。因此选取前代正人所作制义数十篇，命名为《一隅集》，为他们指点文章开合、虚实的法则，使他们略知时文的门径；同时利用闲暇，依照程氏《分年读书日程》努力研读经史，希望学问有根源，真正的人才得以出现，或许对士风稍有补益。《一隅集》已经先行申送；至于程氏《分年读书日程》，旧刻本错误很多，如今已经校订付梓，分发给诸生，现将样本一并呈上，恭候大人裁定。为此备述缘由具文申报，恳请查照施行。以上所申。季考告示

译据查，灵邑山川盘绕交结，地气郁郁葱葱，自古以来就多出人才。像乐曹那样的功业，光辉巍峨，千古流传；像维绛那样的科举成就，也曾在一时显赫。如今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也只在于人自己奋发努力得怎样罢了。士人果真有志向，那么还有什么事不能做成？把自己期许为豪杰，就能成为豪杰；把自己期许为圣贤，就能成为圣贤。古人成就事业的方法都明明白白地存在，精微的言论和深刻的义理也清楚地见于经史。若能亲身实践并努力实行，难道还担心不能成为天下第一等的人吗？如果志向不能确立，甘愿做庸人愚人；被意气拘束，被习惯局限；迫于饥寒，陷于功名利禄；沉溺于异端邪说，放荡于辞章文艺之中。学术越卑下，人品就越低劣，即使想成为乐曹、维绛那样的人，尚且不可得，更何况超过他们而达到圣贤的事业呢？像这样却说土地不能生育人才，难道是土地的罪过吗？本县承蒙任职于此地，替朝廷宣扬教化、敦厚风俗、造就人才，这是我的职责，只是惭愧自己还没有做到。我私下很乐意看到你们诸位士子的志向，谨定于本月某日举行季考。凡是在学的生员以及全境的儒童，都务必全部到齐，各自抒发胸怀，使本县知道你们平日所学究竟怎样，能不能不被意气和习惯所改变，能不能以古人为期许。将要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人，作为一方人的表率，希望大家彼此切磋砥砺，人才日益涌现，而本县也能借此有所作为，以报答朝廷。虽然我所期望你们的，并不在于末流的文艺，但语言是内心的声音，从一个人的言语可以知道他的内心。韩退之不是说过吗：“仁义之人的言语，和蔼可亲。”你们诸位士子果真能够立圣贤的志向，向上探求周公、孔子的深奥道理，向下进入程颐、朱熹的门径，以端正义理、彰明道义为学问，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心志，发之于文章，那么文章与流俗之文相差悬殊，是必然的。本县将拭目以待，观察你们诸位士子，你们要努力啊！劝垦荒地告示 为劝导百姓开垦荒地一事，据查：以农业为根本，努力耕作，才是防备灾荒的最好办法。贫瘠的土地，只要可以播种，都足以用来谋生。查得灵邑两次奉 朝廷蠲免荒田粮额的命令 朝廷浩荡的恩典，确实十分深厚。但是这些荒田虽然是贫瘠的土地，其中难道没有稍微播种的可能，收获升合之粮，作为糊口之资吗？你们百姓有的担心，只要播种一次，便要开始征税；一旦开始征税，所收获的利益还不够缴纳公粮。播种的利益有限，而征税的祸害无穷，所以才迟疑不敢耕种吗？你们不知道，这些都不必担心。朝廷所要征税的，是肥沃丰腴、能够长久成熟的田地。至于你们灵邑的荒田，全都是边山、河滨、冈阜一带的土地。边山之地，遇到下雨时还勉强可以种植，遇到旱灾就全变成石田。河滨之地，水退时略有田地的形状，水一来，便依然一片浩渺；至于冈阜之地，半是泥土半是石头，即使能够种植，也不能连成一片。你们只要辛勤劳作、勉强耕种，耕得一升，便可免除一天的饥饿；耕得二升，便可免除两天的饥饿。朝廷难道会同你们百姓争夺这点微薄的利益吗？作为你们的地方官长，如果不是疯癫丧心，难道肯把这种贫瘠不堪、水旱无常的土地，强迫你们征税，给你们留下无穷的负担吗？你们百姓只管放胆耕种，不要有所顾虑。与其向富户借贷，支付加倍的利息，债务日积月累，生计越来越窘迫，哪里如取用土地无穷的利益呢？与其突然遇到灾荒，呼号求助却毫无防备，哪里如趁现在雨水调和，尽力耕耘呢？如果家中有三年的积蓄，即使遭遇水旱灾害，也可以避免流离逃亡，父母妻子才真正属于自己。各种福祉的源头，都从这里开始。里长、乡老，要遍告村民，及时努力。凡有一寸可以种植的土地，都不得荒废。不能种谷物、却可以种枣树、梨树等物的，就立即栽种，以扩大生计。如果有人懒惰不耕，以及里长不履行劝告职责，查出后一并追究治罪。若有刁民把前述收成不稳定的荒地指称为熟田，挟私仇进行索诈，应按诬告论处，从重治罪。禁赌博告示 为严查赌博一事，据查：关于禁赌的命令，各级上司已经多次申令告诫，本县也再三张榜晓谕，善良之人无不改弦更张。近来访查城关内的生员之家，竟然有人公然设场赌博，聚集无赖，深藏在密室之中，地方保长既不敢过问，白天黑夜呼卢赌博，完全不顾法纪。难道他们没有想过，既然已经列身学校之内，怎么甘心做无品行的人？即使侥幸没有暴露，也会被乡里人鄙弃；虽然徒列衣冠，实际上与盗贼没有区别。夜深自我反省，如何能够心安？何况本县严令访查捉拿，决不让这种败坏品行的人玷污学校。除了一面访查确实、申报究办外，现合行晓谕。为此告示保甲人员知悉：如果甲内有上述劣生设场赌博，甲内的人应据实呈报；本县审查属实，立即申报上司，予以黜革惩办。如果甲内的人畏惧权势，隐瞒不报，本县自行查出后，地方甲长一并治罪，法律必定执行，各自应当敬畏遵守。又一则 为严禁赌博一事，据查：灵邑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不勤劳、不节俭就不能生活。务农的人应当努力耕作，经商的人应当精心经营，各自守住本业，才有希望逐渐达到富足。本县到任以来，便访闻你们百姓有不务正业、专门赌博的，十人五人聚成一群，像醉酒发狂一样，这难道是良善百姓所应做的吗？现合行严禁。为此告示全县人民知悉：除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外，从今天开始，你们百姓应当洗心革面，完全改掉过去的错误。各地方总甲应当不时查察，如有上述赌博之人，立即捉拿押送县衙，凭此追究治罪，并具结保证本地方没有赌博。如果容隐不报，该地方总甲一并治罪。这是本县第一大恶俗，本县对此痛心疾首，执法坚决，绝不宽贷。各自应当爱惜自己，不要留下后悔。又一则

译由于赌博风气不止，百姓负担日益增加，现再次严厉申令，以安定地方。据查，赌博是盗贼的根源，放纵赌博就是放纵盗贼，根源不清除，后患就不会停止。灵邑风俗浮薄、争竞成风，百姓失去固定职业，于是游手好闲之徒以赌博为业，被饥寒逼迫，势必作奸犯科。本县不忍心让百姓陷入歧途，将来成为祸患的根源。此前已经颁布禁约，再三劝谕，近来批阅诉讼呈文，却发现有的因赌博而发生口角争斗，有的因赌博而殴打侮辱甚至毙命，结怨构嫌，事情不止一端，全都是因为你们地方人员把禁令视为具文，以致无赖棍徒诱引良民，设场骗赌，放债抽头，赌钱呼卢，不分昼夜。这是父兄没有先行教导，子弟率先不谨慎，保甲也不查察邻里、不检举你们所致。难道没有想到，这种风气一旦炽盛，小则行窃，大则抢劫，困窘无聊，从此百姓就没有安宁之处了。说起来令人怒发冲冠。除正在访查并张示严禁外，现合再严行申禁。为此告示该地方军民人员知悉：今后共同戒除、互相劝阻，各自安于本业。该地方应当不时严查，不许无赖棍徒设局赌博、诱惑百姓，酿成盗患，危害地方。仍须每月出具保证，呈报本地没有赌博。如果颓败的风气不改，仍像以前一样赌博，一旦经人告发或被访查得知，立即严厉捉拿究办；邻近各地不检举的，一并连坐，依照法律治罪，决不宽恕。务必敬畏遵守，不得忽视。禁殴打告示 为严禁行凶殴打，以慎守法纪、保全身家性命一事。据查，风俗崇尚淳厚，礼法尊重谦逊。如今灵邑百姓禀性强悍，喜欢逞勇斗狠，已经习惯成风。本县到任以来，每次阅看案情，都屡屡见到凶徒怀着私怨，动辄仗强凌弱、以众暴寡，横行殴打，有的打断人的手脚，有的揉伤人的眼睛，有的割耳削鼻，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还有人伤势过重而死亡，在片刻之间丧命。按法律规定，斗殴杀人者抵命；伤人造成残废重病，以及挖眼、折指、割耳、削鼻等情形，分别判处充军、流放、徒刑。煌煌 国家法令，怎么可以轻易触犯？却因为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既害别人又害自己。罪名尚未确定，先已受到囹圄桎梏的拘禁；遭受敲打等惨刑，罪名确定以后，重的处死，轻的也发配戍边。由此田园卖尽，衣物变卖一空，供给费用不足，饥寒逼身。对上连累父母，对下连累妻子儿女，邻里亲属也牵连其中。严冬酷暑，往返押解问责，荒废时间、耽误事业，怨恨无穷。到了这种地步，后悔又有什么用？所以消除仇恨、化解怨气，忍让他人，才是保全身家和性命的良法。千万不要争强逞雄，只图一时泄愤，而不顾无穷的祸患。现拟通行告诫禁令，为此告示城市村庄居民知悉，恭敬地把本县的话牢记在心，时时警醒，各自保全身家性命。如果有触犯法纪、任意行凶施暴的人，立即捉拿严办，以端正其罪行，避免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如果里邻不检举，私下自行讲和，也一并严厉惩治。地方人员不要把这件事当作无关紧要，以致助长强悍风气。各自应当敬畏遵守，不得忽视。劝止诉讼告示 为劝导停止诉讼、敦厚风俗一事，据查，好讼的风气是民间最大的祸害。每每因为一时的小忿不能忍耐，一旦到官府打官司，往往一拖就是年深月久，守候在官府门前，受吏役侮辱也不敢出声，只为逞一时的小忿，反而遭受无数恶劣的境遇。既然不甘心受这些苦，却甘愿受那些苦，是多么愚蠢啊！又有的争执不过铢两之利，诉讼费用反而超过所争的东西，甚至因此破产荡家。想争一口气，诉讼所受的气反而更多；想争财物，诉讼造成的破家反而更严重。有智慧的人一定不会做这种事，即使侥幸胜诉，也会成为刻薄无行之人，为仁人君子所深深羞耻，更何况未必能够胜诉呢？这些全都是由于教唆诉讼的刁民喜欢惹事，乘双方的一点嫌隙，怂恿他们形成诉讼，希望从中取利。愚民不知道，便落入他们的罗网。本县每次看到这种恶习，没有不痛惜怜悯的。灵寿一县，向来以淳朴少讼著称，然而本县尚未进入县境以前，已经有人抱着诉状在路旁拦告。本县实在担心这种习气日益滋长，渐渐成为恶俗。因此告示境内人民知悉：除人命、盗案等万不得已的事情，才可以告官外，其余户婚田土等小小的忿争，都应当忍耐，听从亲族劝解，不要听信他人唆使。即使遇到一件事，难道我们当真没有道理吗？若确实没有道理，就应当敞开心胸、真诚相待，承认自己不对；若确实有道理，退让一步，反而更显得高雅。与其争夺一点小利，哪里如享受安静的福气呢？本县虽然规定了三、六、九日为告状日期，但只愿你们做耕田凿井的百姓，不愿你们做匍匐在公堂上的百姓；只愿你们做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族的百姓，不愿你们做能言善辩、喜欢诉讼的百姓。乡长、保长应当互相转告，使大家都体会本县的这番心意，共同努力做君子，以做浮薄之人为耻；这样人心和睦，天意也会受到感动，荒旱的灾害或许也能因此消除。有那些一向惯于刁唆、诬告、挑起和制造诉讼的人，也应当痛切反省改过，洗心革面，改换职业；如果仍然坚持作恶、不肯悔改，本县访查得知后，一定依法从重惩处，决不宽贷。禁借人命图赖告示 为严禁轻生，以重视百姓生命一事，据查，某地风气刚强，人们轻易寻死，有的因为口角中一点小嫌隙，有的因为一点小小的怨愤，便动辄自尽，悬梁、投井、服毒而死的，比比皆是。推究他们的心意，是想用一死来诬赖他人，却不知道自尽并没有让他人抵命的条文；别人并没有坑害他，而他自己已经死去，再也不能复生，抛下父母，撇下子女，永远断绝夫妻之情，全家号哭，惨不忍睹、令人伤心。死后如果有知，不知将来会怎样追悔呢？古人说：“死生也是人生的大事。”又怎么可以因为一时的愤怒，自己残害自己而死呢？这都是愚夫愚妇一时的短浅见识，不知道此身所关涉的责任有多么重大。父母生下我，我这一身就是父母所依赖的；我生育子女，我这一身又是子女所仰赖的。轻生自尽，年老的父母由谁奉养？年幼的子女由谁抚育？人即使再愚蠢，没有不爱父母、怜惜子女的，怎么忍心抛弃他们呢？所以人的生命之重，重如泰山。只有男子为忠义而死，女子为节烈而死，才算死得其所。若因一点小嫌隙、小摩擦而愤恨寻死，男子是顽劣愚蠢，女子是泼悍强横，既不孝又不义，既非节也非烈，白白送死而得不到好名声，只是给别人留下讥笑。

译由此想来，也可以猛然醒悟了。至于奸恶之徒，他们指着尸体进行讹诈，纠集众人毁坏别人的房屋，砸碎别人家的器物，抢夺别人的衣物财物，遇人便胡乱殴打，像凶暴盗贼一样；轻生的人以为死后可以把这些事情做成，因此轻生的念头便由此产生。现拟严行禁止告诫，为此告示城市、村庄的军民人员知悉，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嫌隙和短浅见识而轻生。如果有人悬梁、投井、服毒而死，指控他人导致其死亡的，一概不准受理。如果把自缢、自溺、自毒、自刎捏造为他人谋害、故意殴打的情形，就按诬告之罪治罪。如果不经过官府，私自纠集众人进行殴打抢夺，借机讹诈，一概拘拿，按抢夺罪治罪。各自应当敬畏遵守，不得忽视。禁重利告示 为严禁高利贷，以解救百姓困苦一事，据查：小民贫苦到了极点，终年辛劳，缴完国税后，尚且担心不够生活；而富室大家、强悍士卒和土豪，或者开设当铺牟取高利，或者放债盘剥，占尽利益，吸尽穷人的骨髓，吮尽穷人的脂膏，富而不仁。穷民困窘时，一件物品即使价值一两，拿去典当也不过只能得到一二钱；银子成色不足，秤又偏轻，尚未出门便已经被扣除加一的费用；等到赎取时，又按足色银、大秤，违禁收取五分甚至六分不等的利息，公然进行而毫无顾忌。至于放债的人家，不是写房屋田地作为抵押，就是强迫子女作为人质；每月收取五分，甚至加一，稍微过期，便利上加利，层层盘算，必定要到房屋田地、子女全都归他们所有才罢休。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甚至连官粮也交不完，反而先偿还私债；不但祸害百姓，也祸害国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现合行张榜禁革：当铺和放债者，都必须遵守既定条例，收取利息不得超过三分，不许利上加利，不许盘剥占取他人的房屋、田地和子女。穷民少付一分，就得到一分恩惠；同时对富人也没有损失，而赤贫之人所受的恩惠将无穷无尽。为此告示全县军民人员知悉：无论当铺还是放债者，如果收取三分以上的利息，立即捉拿押送上司。法律森严，决不宽贷。应当赶快改弦更张，不要自寻忧患。县衙悬赏捕盗告示 为悬赏捕捉盗贼，以期务必擒获一事，据查，法律规定：凡普通百姓捕获强盗一名、窃盗二名的，各赏银二十两。这正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意思。如今盗案接连不断，却没有听说有普通百姓捕获盗贼，是因为小民不知道法律规定，谁肯冒险缉捕，去做这种有害无利的事情呢？平日里尚且不肯捕捉，即使遇到救护防御的事情，如果不是软弱可以擒拿的盗贼，也不过把他们驱赶走罢了。实在担心盗贼反咬加害，带来无穷牵连；同伙盗贼暗中报复，后患难以预料。所以捕获盗贼的人少，而盗贼也不可能永远没有。现应请宪台通令所属各州县的长官张榜晓谕，遍贴乡村。今后有人能捕获强盗一名、窃盗二名的，无论是在案发现场还是平日捕获，各赏银二十两，当堂发给，另加花红和鼓乐，以资鼓励。如果捕获盗贼以后，或者罪犯反过来指认陷害，或者日后盗贼同伙诬陷，都不准受理。如果有人暗中加害报复，既然严整保甲，又禁止夜间行走，又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样一来人人都会奋勇争先，整个村庄的人一起奋力攻击一二十名盗贼，岂不就像探囊取物一样容易？即使有盗贼逃往邻近辖境，也必然形成堵截擒获之势，使他们难以逃脱。这是本县陈述的平息盗患、安定百姓的几项办法之一。防抚院宪已经批示通行各属，责令遵照办理。除转行各处外，现合张榜晓谕。为此告示各色人员知悉：凡有盗贼，大家都要鼓起勇气擒拿，务必使匪类收敛踪迹，安居乐业，共享太平。禁违例收取利息告示 当铺本来是为方便百姓而设的商业机构，原本就是要获取利润，这一点本县难道不知道吗？只是存心必须公平。如今这个地方一向有人把利息加到五分、六分不等，贪图多得、务求多取，这不但违犯法令，而且也严重违背阴德。你们商人谋利，不过是想替子孙打算，替自己的性命打算。如果残忍到这种地步，即使得到厚利，子孙难道能够享用吗？自己的性命难道能够保全牢固吗？本县恳切希望你们商人减轻利息，不只是替穷民打算，也是替你们商人的性命和子孙打算。根据商人的呈诉，商人也有自己的苦处；但是穷民的苦处，难道不是比商人更超过百倍吗？因为自己的苦处，就向穷人多取利息，所谓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还有别人，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应当听从本县的劝告，把心放平；收取重利不如收取轻利安稳，得到多利不如得到少利美好。天道昭明，报应施受从不差错。如果在清静的夜晚认真想一想，自然知道本县的话没有欺骗你们。倘若说邻近辖境都是这样，为什么唯独灵邑要减轻呢？该减轻时，你们商人就应当学好榜样，不应当学坏榜样。在你们商人中，贤明与昏昧不一，贤明的人应当首先倡导率先实行，务求公平，那么人人都会喜欢，都会愿意到他的当铺来。这样所得的利润未必反而少，何况上天眷顾保佑，积累阴德，子孙所得到的福泽更是无穷呢？你们应当深切体会本县的话，不得忽视。乡约保甲告示 为申明乡约保甲、挽救衰败风气、安定地方一事，据查，乡约是用来劝善的，保甲是用来惩恶的，这就是古代比闾、族党遗留下来的制度。只是实行得不好，有的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甚至琐碎苛细、扰害百姓，反而不如不实行，这不是制度本身不好，而是实行的人没有尽力讲求完善。古人说：乡约真正实行，便自然不会有奸凶；如果仍有奸凶，就是乡约从未真正实行。保甲真正实行，便自然不会有盗贼；如果仍有盗贼，就是保甲从未真正实行。本县承蒙任职于此，希望你们百姓全都成为良民，风俗淳厚美好，狱讼减少平息，盗贼潜伏不出，民间安宁。只有努力实行这两种制度，才或许能够取得成效；但百姓痛恨苛扰，又担心反而连累地方。如今本县将同你们百姓屏除烦琐文书，讲求实际政务，为此告示全境人民知悉。除乡约、保甲条约逐步申明外，择定某月某日，先在城内举行乡约，随即查点保甲，然后依次亲自骑马前往各村庄，一律按照城内的办法办理。凡本县所到之处，严禁扰害百姓，丝毫不使百姓受累；如果有人借端生事，立即捉拿从重处理。乡约、保长等务必诚心履行职务，倡导乡民，查察匪类；如果仍像从前那样把它视为旧套，苟且敷衍塞责，除革除不用外，还要按怠惰失职的罪名治罪。各自都应当奋发努力，互相劝勉，以符合本县期望你们百姓的心意，不得忽视。申禁差役人员告示

译为申明禁止差役人员扰民、安定百姓生业一事，据查，差役人员大多是无赖，只知道谋求自己的利益，哪里顾得别人受累？即使没有奉差，也想空手借官府权势欺压人，何况拿到差票以后，势如狼虎，任意勒索诈骗，不把欲望填满就不停止。比如催收粮税，根本不计算拖欠多少，只计算送的酒和财物轻重；送得重，即使拖欠很多也放松，送得轻，即使拖欠很少也要带走。比如拘拿审问，就任凭原告、被告和证人四处奔波；顺从自己心意的，就想方设法帮助掩饰，违逆自己心意的，便处处刁难。至于收受贿赂很多，即使要害人性命，也不惜去做。小民畏惧法令，远远望见穿青衣的差役来到门前，无不惊恐胆寒，家产荒废，只剩下孤弱之人。朝廷尚且减免拖欠、减轻赋税来爱护养育百姓，反而被这些人吞噬盘剥，情理怎么能够承受？差役下乡，虽然已经明令禁止，但时间一久法令松弛，急需再次严厉申饬。催粮、拘审两类案件，催粮只责问当年的粮赋，拘审则由原告带同到案审问，这样才可以使你们百姓各自安心耕作、凿井，乡里获得安宁。为此告示各色人员知悉：如果有人表面奉行、暗中违抗，私自下乡扰民，一经访查得知，法律必定执行。严禁多余牙人告示 为禁除多余牙人、便利民情一事，据查，设置牙行，本来是因为小民带着货物到市场，价格不一，恐怕彼此争竞，所以设立牙行主持交易，确实不可缺少。至于细小零碎的物品，价格明白，小民自己就能交易，本来不需要牙行，当然应当听从民众方便。却有无赖棍徒企图牟利，像鸡蛋、零星物品之类，也都假借牙行的名义，把持货物，任意压价抬价，使穷民受累，现合严行禁止。为此告示后列各行知悉：告示之后，各自务必回归农业，不许到集市上评定物价。过去若有含糊发出的请帖，也一律收缴注销。如果胆敢表面奉行、暗中违抗，仍借牙行名义把持市场货物，查出后一定严厉追究，决不宽贷。禁演戏告示 为诚心敬神、严禁恶习一事，据查，敬礼神明在于真心，而不在于表面文章。愚民无知，竟把演戏当作敬神，却不知道这正是亵渎神明、不敬神明的大事。哪里有聪明正直的神明，肯喜欢这种荒诞无聊的游戏之事？必定会遭受天谴，绝不会得到神明的保佑。为此告示城镇乡村人民知悉：本月某日是本邑城隍诞辰，你们百姓应当诚心敬礼，不得仍然沿袭过去的恶习。如果有倡导带头演戏、亵渎神明的人，一定严厉追究，决不宽恕。到期时，本县率领士民拜神完毕，就在庙中举行乡约，宣讲六谕。你们士民各自专心肃静聆听，把这六条训谕逐句思考，逐字体会。如果平日的行为向来与此不合，就要彻底悔改，洗涤心肠，以免遭受上天谴责；平日行为与此相合的，更应加以劝勉，以求获得神明眷顾。这才是敬神的大事，本县对此深有希望。各自应当敬畏遵守，不得忽视。查办告示 为实行查办一事，据查，世间没有什么关系比师生更亲切，也没有什么礼节比对死丧更重要。没有师长病故，而做弟子的漠然安坐，不去拜祭，不去献酒的道理。某儒学训导去世，已经半个月了，诸生竟然有像完全没有听说一样的，这种事可以忍受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本县身在地方，负有维护礼法的责任，现合行查办申饬。为此发票给儒学门斗，逐一查明在学文武生员中哪些人到场、哪些人不到场，详细开列报县，限三日内回复。如果仍像以前一样漠然安坐，就按行为恶劣论定，并详细报告学院处分，决不宽恕。禁止夜行告示 为禁止夜间行走，以免遭受拦路抢劫一事，据查，保甲如果清查严密，居民遭盗便可以无虞。至于道路之间突然相遇的情况，实在难以防范。然而白天拦路抢劫，如果不是积年惯盗，也不敢轻易下手。每每见到道路上发生案件，不是在清晨，就是在傍晚；有的是赶集夜归，有的是为赶路早起，夜间行走在旷野，孤零零独自前行，盗贼便乘机肆意抢劫。这实在是自己招致危险，也使盗案危害地方。如果都在太阳出来后出行，天黑以前休息，即使有强盗，又从哪里下手呢？现应请宪台严令所属州县的文武各官，晓谕沿途巡逻兵丁：太阳将落时不许有人行走，水路不许船只航行；乡村和地界的旅店，天未亮不许客人出行；传递公文、骑驿驰行的差员不在此例。栅门辰时开启、酉时关闭，必须遵行不得有误，自然就没有后患。如果有行客在昏暗夜间遭到拦截抢劫，必须追究开栅之人的责任，按通盗之罪治处，决不宽容，那么夜间无人行走，拦路抢劫的祸患就可以消除了。这是本县陈述平息盗患、安定百姓的几项办法之一，防抚院宪已经批示通行各属，责令遵照办理。除转行之外，现合再次张示晓谕。为此告示军民人员知悉，务必恭敬遵守，共享安宁，不要把它视为寻常之事，以免自取后悔。劝诫监狱罪犯文 你们这些犯人，这个身体也是父母生下来的。当初父母生你的时候，也曾盼望你成家立业，盼望你为他们养老送终，盼望你光荣宗族、显耀祖先。谁能想到你今天落到这个地步？这都是由于你一念之差，不安分谋生，喜欢喝酒，喜欢赌博，结交匪类，于是做出了这种事情。其中也有穷到了极点、没有办法才去做的；也有家里完全可以过活，却认为这是个好营生，不肯收心，自恃有势力，以为没有人敢揭发，便放胆作恶，毫无顾忌，只希望分得财物，大家快活，却不知道天理难容，王法难逃。一旦事情败露，披枷带锁，关押在牢狱之中；在官府看来，难道不知道爱惜和你一样的皮肉吗？只是法律无法放过，只好把刑罚加在你身上，于是你们受尽苦楚。若是强盗，尸体被抛在荒野，头颅悬挂在路旁，那自然不必说；就是窃盗，也有窃盗的刑罚，有什么趣味呢？你的妻子在家中悲哭，你的父母在家中痛哭，又对别人感到羞耻，有苦说不出，真令人心酸。回想当初，如果不是一念之差，守分安贫，听从天命，即使吞饥忍饿，也强过今天受这样的苦楚。

译如今后悔也迟了。然而天地之间的人，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要你们把这颗心改正过来，痛切悔恨从前的错误，一心守分安贫。如今如果能够出去，再也不敢喝酒赌博，再也不敢结交匪类，再也不敢做这样的坏事，把圣谕六言时时刻刻放在心上。你若有了这样的心，即使今天就死，也可以做一个好鬼；若侥幸能够出去，就可以重新做一个好人。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只看见你后来做得好，渐渐忘记你从前的丑行，仍然可以成家立业，仍然可以为父母养老送终，仍然可以光宗耀祖，不辜负父母生养你的心。千万不可说：“我今天已经做坏了，干脆做一个坏人算了。”这样一来，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但还有一件事，你今天要把这颗心改正，也不可把它看得容易，必须把主意拿定，才能真正改好。如果主意不坚定，旁边的匪类把坏话拿来诱惑你，你被他引诱过去，从前不好的念头又重新生出来，这一点务必牢记，务必牢记。我今天这一番话，确实是针对你们的病而开的药，只不过出于怜悯你们。你们同样都是父母所生，所以我才这样恳切地劝导教化你们。你们也有所触动吗？你们这一点萌动的善心，就是做好人的根基，千万不可轻视。努力，努力。《三鱼堂外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三鱼堂外集》卷六 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诗 乙夘年候选北上途中偶然吟咏 困顿与亨通，随所遇而有迟有速，总归都是平常事。我如今骑着骡子向北去，万事正难以预料。所依靠的只是这颗方寸之心，涵养它也已有一点长进。手持书卷面对先圣，依然如同身在家乡。途中遇雨 湖水正在漫无边际地涨着，风雨又接连不断。路上的泥深一尺，仆夫不肯向前。天晴哪一天可以预期？到了正午，勉强加鞭催赶；长堤渺无尽头，一步一回旋。整理好缰绳坐在骡背上，战战兢兢，唯恐跌落翻倒。寄语身居要职的人，必须知道行路的艰难。清水潭纪事 去年还在波涛之上，今年已经成为平坦道路。东堤虽然尚未完工，工程成就已经很多。军情文书纷纷传来，只好暂时从浮桥上通过。运粮船仍在湖上航行，水势平稳还不能说已经安澜无事。朝廷谋划此事正十分焦劳，不要忧虑长久拖延。《有仪轩歌》【有序】从前嘉定有一位署理政务的官员倪伯屏，是我们邑里的人。他曾经给百姓施过恩德，百姓因此修建报德祠。祠内有一座假山，是我的前任赵尹雍客迁置到官署中的。有仪轩虽然景致优美，但报德祠几乎已经废弃了。因此我有所感触，写下这首诗。唉！有仪轩的石头多么奇特啊！问这些石头从哪里来？来自故侯祠。听说当年祠堂刚建成时，官吏百姓争相前去祝祷，有的拿着酒杯劝饮，有的献上祝颂长寿的文辞。堂室整齐严肃，尊严得如同神明。谁知道祠中的石头，竟有一天迁移到了这里？兴废之变实在令人感叹！这个道理难道微妙得不可知吗？我听说召公的棠树，周人永远不肯移动它。人们互相告诫，要珍重爱护，约定千年不变。关键只在于是否有人去触动它罢了，古今难道会有不同吗？感应迅速，如同击鼓传声，圣贤难道会欺骗我吗？恭敬、宽厚、诚信、敏捷、慈惠，这些品德片刻也不能离开自身。反过来检点自己罢了！又有什么可叹息的，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祝倪母仲孺人七十寿【有序】我从前曾受教于贞吉先生，敬仰并佩服他的典范，常常以高山景行铭记在心。而贻孙年少有为，能够继承前人的法度，门风之美，在我们邑中首屈一指。天下的吉祥，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如今正值仲太孺人七十岁诞辰，从她的家教来看，她的长寿恐怕还没有尽头吧？我谨敢述说她的美好 德行，用来表达欢忭祝贺之意；这些还不足以称为诗。至圣有美好的训诫，慈爱与孝顺正是家庭的祥瑞。物类中有麒麟凤凰，器物中有美玉琳琅，但有什么能比得上慈与孝？太平和气因此洋溢。我的朋友怀有奇异的资质，生长在当湖之旁，家门中积聚许多和善吉庆，积蓄深厚便自然焕发光辉。他手持一尺素纸来给我看，上面写着兰芷般的芳香之辞，说：‘我有慈爱的母亲，恩德重如苍天。我在襁褓中便失去了可以依靠的人，是慈母辛勤抚养扶持我；她的辛劳常有万

译千，不能一一说尽。她把我珍爱如珍珠，唯恐寒暑伤害我。父亲到了老年，常常伏卧在床，我亲自调制汤药侍奉，日夜总是没有固定的时刻。又怕媳妇知道，常常告诫她不要徘徊迟疑。我的诚心贯通上下，件件事都牵挂在心。今年母亲七十岁了，幸而精力还很康健，希望借助君子的文辞，或许可以进献一杯酒。’我听了立即肃然起立，展开诗卷，仿佛觉得芬芳扑面而来。你们家积累的和气，福禄正没有尽头。我过去带着古书，在你东堂读书，早晚侍奉你的父亲和你，铭刻在心中。爱必定要考虑长远，敬也应当推及祖先和桑梓。慈爱与孝顺互相感发，盘结成光芒。淡泊与宁静，使古道至今没有灭亡。积累善行必有余庆，这话难道是胡说吗？何况又有贤德的慈母，美好的德行自然应当彰显。纯厚的福禄本来就会拥有，百岁之寿也很平常，何必一定要得到少室山的灵芝，才足以庆贺无疆呢？珍重这种万石般的高尚风气，无论到哪里都能走上康庄大道。愿借助你们家的法度，扫除追逐声名利禄的场所，使喧嚣争竞永远不再发生，天地长久安宁。祝杜母朱太夫人七十寿 滔滔的鸳湖水，日日夜夜流淌不尽。自古以来这里就产生英杰，卓异的声名光照钟鼎。如今清明淑美的气运，汇聚到少宰公身上。他的学问贯通千秋之上，美好德行为四海所宗仰。在丹陛之前陈述经术，以端正的神色率领群臣。朝廷内外争相欢喜羡慕，光明盛大，日益融和。太夫人看到这一切自然喜悦，有这样的儿子足以安慰我的心。我从前辅佐夫子，常常苦心攻读一部经书。小心谨慎地守护祖先的德业，哪里敢奢望显达亨通？根源旺盛，水流自然广大；勤劳耕耘，必定会有丰收。用什么来报答呢？只有努力报答圣恩，安定而共同遵行仁义。我们家的学问一向恭敬服膺、铭记在心，善恶务必分别清楚，鸾凤般的贤才也一定要尽力用来改变风俗，成就三代古人的事业，与皋陶、夔一样恭敬辅政。听闻至圣的训诫，显扬亲族，孝道才会隆盛。百岁高寿我自会拥有，请不要挂念祭祀中的尸与供馔。燕山高耸千万仞，巍峨直达苍穹。众人都说愿太夫人长寿，遥远而深厚的福泽如山一样崇高。田家行 谁说农家苦？农家也有可以欢娱的时候。上年虽然遭了水灾，禾黍大多荒芜；今年小麦成熟了，妇女孩子都足以吃饱。只是害怕拖欠官府的钱粮，眼下就要缴纳。昨夜府里的檄文下来了，说军饷还没有筹足。里长惊慌地互相告知，稍微迟缓就会自取罪责。不怕到长官庭前受审，鞭打伤害肌肤；只怕上官发怒，说我这个县令软弱。皮肤受伤尚且可以承受，县令软弱却应当改弦更张。阳春尚且会变成霜雪，你们后悔难道还来得及吗？赶快到富户家去询问，即使付双倍利息，也总胜过没有办法。田中青青的小麦，已经是别人的租粮了。听说朝廷之上，正要询问百姓的疾苦。贡赋自有固定的经制，谁敢请求减免并叹息呢？我不要求议论蠲免，只希望暂缓催逼征收。《滹沱篇》：赠给灵邑贡士马子隲，并示诸生，二十二韵 我来到滹沱河边，滹沱河水盈盈流淌；浩然之气在这里盘结，贤哲之士常常挺立而生。我屈指数着前代的贤人，往往因此感动我的心情。近来教养之政松弛，人才大多衰败倾颓；弦歌诵读虽然没有停止，实际学问却苦于难以彰明。马子禀有秀美资质，文章辞采华丽而清新；在学校中奋力争胜，每次考试总是首先显名。天子亲临曲阜，感慨地思考如何实现天下太平，于是下诏搜求俊杰，在朝廷选拔各地贡士。马子首先应选，光彩照耀整个荒远之城。我听说后高兴得睡不着，并不是因为相知之人获得荣誉，而是正直方正的人得以进用，这样或许我们的道术能够通达。愿你更加努力，以圣学作为终身经营之业。取得一次胜利有什么值得说的，所立的志向在于达到大成。男儿生于天地之间，应当学习朱熹、程颢、程颐，战战兢兢地致力于存养敬意，既要穷究事物之理，又要努力实践。等到天理纯熟之时，世间万事便轻如鸿毛。古今艰难重大的责任，都由我自身承担。山川也会因此增色，千秋万代常常铮铮有声。不要说世道浑浊不堪，为什么不能也率真坦露？不要说圣贤境域遥远，它近在墙边和羹汤之间。我听过先民的训诫，能

译够从一曲一偏之处推至全体，就能达到诚。赠给安平县令陈子万，并借此访求中州名贤集，押十四韵。

译你家世代忠贞，何况又有盛大的文章；世代都有风雅之才，天下共同称扬。你出生在震泽之旁，长大在阏伯的故乡，南北两地清纯秀美的气息，你兼有它们的长处。很高兴和你一起做官，同在恒山之南；愿意借助你的切磋琢磨，请你把周全正大的道路指示给我。听说古代的商丘，自古就是圣贤聚集的场所，人才常常济济一堂，史册中留下许多芬芳。近代的风气还没有完全消失，作者也都铿锵有声。请你替我访求，使我能够瞻仰他们的光辉。堂奥深处虽然难以言说，或许可以用来医治我的狂妄。时事多有棘手之处，惭愧我所学还不够详尽。借助你广博的见闻，或许能够救治我的沉疴。不要说受到牵制，就因此只去寻找糟粕。赠给阜平县令潘价，勘察灾情前往灵邑，押十四韵。你我都出生在南方，后来在恒山之南做官。你的资质像鸾凤，你的器度像珪璋。我这点樗栎般的才质，在你面前就像仰望大海。我们和你相同的地方，只有这一片恻隐怜悯之心。荒僻的县邑遭遇洪水，四野一片苍茫。束手无策，正不知如何防备，半夜里也起来徘徊忧惶。高兴你捧着公文来到这里，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你慷慨地向大吏陈告：如果不救百姓，他们就要僵毙。百姓如鸠鹄般困苦的情状，终于得以上达朝廷。你的马自己喂养，你的仆人自己携带粮食。有酒也不敢饮，有肉也不肯尝。知道你怜悯沟壑中的饿殍，你的心意不在于饮酒吃肉。要报答你的大德，只有把它深藏在心中。滔滔的滹沱河水流淌，这份心意本来就永远不会忘记。《颍川行》，赠同僚景翁并祝寿。颍川太守黄次公卓然不凡，与一般官吏不同。他在颍川八年没有别的本领，只是努力推行教化，赈济贫穷，鼓励耕田、种桑、养树、畜牧而不厌烦；田地相邻的人因此互相谦让田界，监狱长久空着，猪肉、乌肉之类的事情都只是余事，他所崇尚的并不在于夸耀聪明。那时百姓苦于官吏催逼，桑弘羊、孔仅、张汤、赵禹的声势正隆，唯独他以宽和被称为长者。他治理政务不走极端，听任户口逐年增加，最终政绩列为第一。凤凰、神爵鸣叫和谐，朝廷下诏赐予关内侯爵位、黄金百斤，以表彰他的功劳。太傅、御史相继拜官，起初任谒者，后来做丞相，最终又任谒者丞相，这也偶然是一件可喜的事。在宽平的政治中取得这些成就，才知道执法不贵在严刻；世俗所谓的严酷官吏，实在昏昧不明。夏侯尚书确实有经术才干，原本就愿意把经学同吏治贯通起来。煌煌的《汉书》《后汉书》循吏传，读来不觉有清风生起。赠给陈安平县令子万，并祝寿。我从束发读汉史以来，就仰慕博陵崔亭伯。你既有子玉般的翩翩风采，又多才而且务实。年少时沉静，卓然超出尘俗。只是读到他的政论篇章，不能不来回思量。他说用严厉达到太平，这话为什么会传下来？王道崇尚宽仁，难道他全是在欺骗我吗？解开罗网并不是软弱无能，因为百姓实在可怜。子真震动一时，或许未免没有仔细裁量吧？陈君治理这个地方，恩泽一天天加厚。请问你凭什么治理？听说你赋有“山有台”的道理，申不害、韩非的学说不是我的学说。你把百姓看作婴孩，这一下推翻了崔生的论说，使我的心目豁然开朗。愿你常常守持这一念，让春风阳和为你回转。心神与天地造化同游，千秋万代都广大无边。为贤母表彰其闾门。过了一年，正值龙蛇之岁，风景偶然显出灾异。京畿南北，到处百姓苦于饥荒。黍苗全都枯槁，农夫徒然磨破了手脚。连草根也全被拿来充饥，一斗米卖到三百钱。恒阳有一位贤母，恻然动心，怜悯百姓。我仰赖先世的德行，几个儿子都英俊有才。声名传遍内外，官绅满堂。正当旱魃肆虐千里、财物几乎耗尽之时，天子尚且忧虑叹息，忧愁显现在《云汉》诗篇中。何况我对故乡有深厚感情，怎么忍心看着百姓家中连炊烟也没有？前代宪令留下了榜样，我愿意追随实行。郑展拿出钟粟，黔敖陈设粥食。难道不爱惜钱财吗？只是内心忧闷难安。我吃饭可以没有肉，我穿衣可以不鲜美；只要不让百姓成为沟中的饿殍，我就能安然饮食睡眠。拿出我家供给饮食的资财，一一陈列在道路旁。务必使那些形容如鸠鹄、残喘苟延的人得以活下去，乡里争相欢呼，何止像甘露降临。歌颂祝祷声遍及远近，直达九重天。有诏书从丹陛传出，在南山山巅刻石。特意表彰贤母的闾门，使芳名永远流传。寄语那些积累厚重财富的人，不要只顾从事微薄的积蓄。使这些面带菜色的人恢复生机，胜过购买良田。为叔祖话山翁七十寿作诗。回忆从前我还是孩童时，屈指数着乡里的贤者。卓越不凡的人固然很多，叔祖实在风采翩翩。从那时起我就暗自仰慕，始终恭敬地铭记在心。每次听到您的高论，总是心中欣喜；私下庆幸黄叔度就在我家庭之前。中年时您远赴蜀地做官，声名流传如召公、杜母。一天赋闲归来，像茂叔爱莲那样优游自在；身体隐退而声名更加震动，年纪越高而德行越坚定。我陆陇其惭愧不够聪敏，滞留在幽燕，常想摆脱尘世罗网，到当湖边追随您。时时听到老成的教诲，或许可以纠正我的偏颇。我私下奇怪汉代伏生九十岁时便多有差错，徒然劳烦晁大夫，也不能辨明《尚书》百篇。哪里比得上我的叔祖，终日勤勉不懈；朝廷有诏询问尚书之事，您都能一一当面说明。赠给崔平山。听说古代西王母的遗迹在房山，简册没有可以考察的记载，民间却纷纷传说。难道她是乘八骏来观看礼义的吗？还是穆天子带着她游历人间？区区《白云篇》，大雅早已想删去；何况如今增加了许多讹传，千百年来真假相间。君子贵在美好的德行，何必远远追寻攀附？瑶池其实近在咫尺，不必向西出关。满腔恻隐之心，胜过仙人的容颜。难道没有看见崔使君把百姓疾苦看得如同自身痛苦吗？自从兵戈兴起，乡里一天比一天艰难。自从您到任，逃亡的百姓渐渐回来。啧啧的歌颂声，往往传过山湾。充实了您的仁爱敬悌之心，召公、杜母也不过如此。这样的德行哪里有尽头？正如滹沱河水潺潺流淌。

译题咏《梁溪咏题潘贞女奔丧记》。从前听说梁溪蔚然成为贤圣之乡，有赫赫有名的高氏、顾氏，发愤而树立大防，扫除末世的风俗姿态，世代都有光辉。直到今天，儿童女子也知道看重纲常；操守有偏有全，但这条道理还没有灭亡。卓越啊，潘贞女！志节操守如深秋寒霜。她尚未见过丈夫一面，却永远发誓不敢忘记。按礼法看来似乎有所过分，但她真挚的性情超过共姜；不惜一生守寡，这一志向实在令人感伤。我从贞女的弟弟那里听到事情的详情，他把《奔丧记》给我看，满纸都使人感到芬芳。人生如果肯努力，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到？像秦代的剧、赞美新莽的美新之类的文章，究竟怀着什么样的心肠呢？《孤松吟》，送佥宪梅崖李公卸任回京。孤松生长在高冈，盘曲挺立，呈现奇异的形态。即使遇到大风骤起，也不随同众草凋零。大风有时会停息，孤松却长久青翠。人生有困厄也有亨通，自古以来变化很多。可贵的是学习道义的人，突然遭遇变故也不惊慌；任凭毁誉纷纷喧嚣，我独自守住我的贞正。没有看见黄次公吗？经历尽通达与困穷，忽然从廷尉的议论中受到牵连，忽然又和丙吉、魏相一样受到崇重。荣辱兴衰有什么常态？万事真如梦境一般。所以董仲舒阐明圣道而不计较功名，闭门授徒是我的职责，升沉都听凭上天。不要忧虑世路险阻，只愿我们的道义昌盛；俯仰之间没有惭愧，又何必害怕众人的争论冲突？路旁有许多人叹息，争着想问苍天。谁知道君子的胸襟，如雨后晴月，清风朗日般光明。箕山。我听说古代的箕山在嵩高山旁，又听说许由的遗迹在郤谷乡，到底哪个说法是对的呢？往事大多渺茫，不能明白尧、舜、禹、皋陶的时代为什么会留下许由这样的贤人。难道是看见共工、驩兜之流还意气扬扬，所以才甘愿远离尘世，不肯承担栋梁之任吗？却不知道皋陶和禹在朝廷上日日勤勉，面对洪水之患劳苦经营，把百姓饥饿溺亡放在心上。这个人如果听到这些，应该惭愧自己独自高飞远走。我的朋友出生在洛水之滨，开始做官于恒山之南；宰相的家学事业还要靠自身努力继承，何况正当年富力强，更应努力崇尚光明的德行。前途正远大无穷。鸠鹄般困苦的百姓有赖扶持，四海仰望美好的恩光，应当让箕山的隐士低头谢罪于自己的疏狂。光武台。啊！光武台遥遥连接着堂阳城。当年冯异、邓禹等人竭力扶助光武帝，功勋垂载竹帛，直到今天仍有美好的声名。世道正走向隆盛太平，没有必要谈论战争征伐；儒生想报效国家，只在于通晓六经。把六经施行于吏治，恩泽遍及百姓，使人心永远凝聚，这胜过寻求守卫城池的武将。王先生胸怀经术，洞悉乡里的民情，弦歌教化遍及四境，村农安稳地凿井耕作。如今正搜求文献，远远追寻先民程氏，只愿实行您的学说，又何必忧虑盗贼惊扰？替我向云台将领致意，不必劳神费力地经营。寄给山西进士范彪西。听说汾水之滨，又诞生了一位笃实的大儒，弓旌征召也不能使他屈服；他远远追随先民程氏，发愤寻求已经断绝的学术，并不是为了求取名声。卓然杰出的辛氏、薛氏，时时都在墙边羹汤之间受到仰慕。家学有深厚渊源，继承发扬而越发精纯；著作装满箱笥，我们的道义有赖你这样的干城。惭愧我身处尘世奔波之中，未能随从你的高明品行；河津已经遥远，谁来开启我的蒙蔽？愿意离开尘世罗网，私下依附在相互应和的鸟鸣之中。不要讥笑下里巴人的声音，怎么能同《韶》《英》之乐相比呢？送鲍湖叔南归。做官如同下棋，胜负有什么值得评论的？可贵的是拥有天爵，到哪里都自然长久存在。所以古代的先哲，三次辞职而脸色始终温和。没有看见宋代考亭先生朱熹吗？一生阐明六经，入朝只有九十天，谣言毁谤充满朝廷，仍然不知疲倦地著述；退身之后，声名更加芬芳。不要怨恨一个书生不能做公卿。自古以来书生所从事的事业，往往胜过蓬莱仙境；高山是众人仰望的，千秋万代常常铮铮有声。愿意立志于大道，把一切都看得轻如鸿毛；扫除沉溺词章的习气，清除佛、老之学，澄清濂洛与关闽之学的正脉。时时都把圣贤之道放在眼前，谁说身处三径之中就不能追随贤者呢？读《宋布衣集》。伟大啊，宋布衣的文章诗词多么斑斓壮丽！气势吞没云梦大泽，整个世间都为之倾倒。遗留下来的篇章十篇中仅存一篇，光芒却如鼎彝一般；磊落坦荡，实在可爱。胸中没有一点瑕疵，男儿就应当这样！何必学习脂粉般柔媚委曲的作风？可惜他具有珪璋般的资质，却没有经过雕琢，也没有追随洙泗之学。既然距离圣贤之道遥远，狂者、狷者也多已衰微。魁梧奇伟的人，竟沉没在酒与诗之中。展开书卷庄重诵读，不禁感慨地思念仲尼。赠给宗冀州意园，并祝寿。啊！宗使君持符来到信都，大家都很欢喜。你在众人中慷慨地提出宏大的谋议，说：‘我们同在一条船上的人，最可贵的是互相匡正扶助。有善行应当争相劝勉，有过错不要当面阿谀。’你这话多么卓越，和流俗完全不同。自从大道隐没以后，人人都只谋求使自己肥足。吏治日益混乱，百姓生活日益劳苦。如果能够充实你的这番话，彼此响应就会像鼓槌击鼓一样。皋陶、夔都可以攀比，龚遂、黄霸又算得了什么？愿我们百位君子都把这段话写下来放在座位旁边。同僚之间协调恭敬，互相带领走上康庄大道。扫除晚近的风气，直追唐虞盛世。请问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全都是你感化诚信的结果。这种德行与恒山一样高，千秋万代永不改变。赠给潘远亭先生的尊亲，并祝寿。锡山的潘远亭秉持志向，做官多么芬芳，在恒山之南，远近都称赞他是循良之吏。一朝赋闲归来，意气格外洋洋，越发激励青云之志，精进不止，无法阻挡。问你为什么能这样？渊源正是孔子之道。双亲还没有白头，就投身军旅。年少时沉迷经史，志在追慕黄帝、唐尧。孝顺友爱闻名于宗族乡党，才具器识如同珍贵珪璋。偶然因感慨世事变迁，试用黄石公的兵法，带着谋略进入幕府，慷慨担当危急边疆。转战在衡山、岳阳之间，使洞庭湖水也不再兴波。命运多舛，未能封侯，只能带着武器守卫帝京附近。军民交杂相处，处处歌唱太平。卫青、霍去病又何足论，直追姜太公在渭水边的功业。曾听过父亲在庭前的训诫：男儿必须自强。文职应当辅助教化养育，武职则务必匡正扶助。不必计较利钝得失，只祈求这颗心善良正直。我听说后肃然起敬，所见是何等堂堂！难怪远亭先生的儿子志操如鸾凤。我惭愧自己是朴拙卑陋的才质，不能歌颂美玉般的品德。幸好过去曾与你同舟，得以一睹你的光芒。拿起笔叙述大概，姑且当作敬献一杯酒。赠给曹翁臻莱七十寿。自从离家出门以来，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七八个春秋，头发大半变白，勉强在风尘中奔波。羡慕你禀有奇异的资质，豪迈超过常人；儿孙又多英俊杰出，完全不逊于太丘陈氏。优游自在地谈论诗礼，终日兴味盎然。家门风气和谐而严肃，古道有赖你使它没有泯灭。屈指计算你的年龄，七十岁如今才过十旬，七十岁又有什么值得说的？眉间的寿相正无边无际。惭愧我如樗栎般无用，幸而与你有姻亲关系；彼此切磋已有多年，我却仍然只是徒然辛苦。常常想摆脱轩冕官场，在当湖边逍遥自在。跟随你请教奇字，每天吃鲈鱼和莼菜。左手握着芝兰，右手携着凤麟。双方各自拿出家传学业，仔细讨论道义真理；祖业学问终于成就，世风也将返归淳厚。你应当更加欣喜，和大椿一样长久快乐。赠给张长史庶常。

译自从我来到京师，很高兴能同你交往。在仓促颠沛之中，感念你的情意深厚，相约相知在千古之后。知道你对自己的信念坚定，惭愧我所学粗疏，不能有所发挥，只能徒然与世俗相抵触。反省自己也有许多过错，幸逢浩荡皇恩，得以放归早日回田里。从此和乡野老人一起耕作凿井，安享尧天。只愿乐于听闻贤者所学，更加精纯专一，端正义理、彰明大道，志向清白明亮。日月高悬，茧丝、牛毛般细微的事理也直接承接先民；正学既然昌明，微弱的火把便全部抛弃。从此统纪归于一统的王道，只有真正平实，才知道世俗可以改变。只要日日勤勉，村农也会欣喜若狂，光辉照耀山林泉石。赠给某人，押十四韵。船从潞河出发，朔风开始飕飕作响；汶水正浩瀚，黄河、淮河的水悠悠流淌。欣喜遇到心地纯正的人，早晚共同优游。世俗罗网何足挂怀，遥遥思念前代贤人。你正逢盛明之时，还应当施展美好的谋略。船楫、盐梅之才都将逐一收用。司马相如在洛中的园居，恐怕不能长久停留。我回去安心耕作，和村农作为同伴。把一部经书交给我的孩子，心中坦然便无忧愁。你住在防江之上，自古以来那里有许多名人。听说汉代董仲舒曾在这个州任相。端正义理、彰明大道的话，直追孔子和周公。那种遗风还存在吗？请替我访求一番。赠给姚亘山。大丈夫的志向在于四方，这句话必须仔细体会。四方游历虽说快乐，哪里比得上家乡？何况世事变化很多，前途更加难以预料。到处都有罗网，不可不谨慎防备。所以先圣教导人们要善于进退出处，进身时遵守礼，退处时依据义；困穷或显达，都看那滔滔不息的世势。虽然这些道路都是我可以选择的，也一定要选择康庄大道。人生可贵在于明白道理，难道一定要登上朝廷吗？你没有看见诗人眷恋十亩桑田，严子陵终老仍是平民，竟胜过侯王吗？邵雍的安乐窝，至今仍令人仰望其光辉。这里面有真正的意味，很难同世俗之人商量。你如果确实反复熟思而明白这些，就知道我的话并不狂妄。赠周敉宁先生的尊亲陈太孺人七十寿。我的朋友禀有奇异的资质，立志学习周公、程氏之学；不远三千里，翩然来到京城。不进入金日磾、张安世那样的权贵之家，不追逐纨绔子弟的行列，不求官印累累，不羡慕金满箱笼，只愿听闻大道，回去慰藉寿母的心情。寿母出自久负盛名的家族，像椒兰一样的美德由天性生成；何况又嫁给高士，家世笃厚忠贞，鲍宣妻提车、孟光举案的事迹，在乡里流传而令人惊叹。白发之年没有别的愿望，只愿儿子学业有成，不要让邹孟轲的母亲独自占有千秋美名。所以你的儿子内心自爱，像美玉般洁白；一定要把自己琢磨成器，不敢畏惧远行。长安有许多名士杰出人物，是人间的蓬莱瀛洲；先人的事业或许并不遥远，或许就在墙边羹汤之间。惭愧我资质朴拙，平生只是固执地坚持小节；承蒙你来询问我，我不能有一番阐明。没有办法，姑且有一句话，敢于向你倾诉。恭敬地听闻古代圣贤，他们的道理只在于建立诚意；人心与道心，禾苗与莠草不能同时茂盛。朱子《白鹿洞规》，就像射箭时以靶心为正；早晚常常念着这些，名与实自然都会宏大。不要说世俗浑浊不堪，为什么不能也率真坦露？回去寻求有余力的老师，不必劳心远行经营。六经明亮如日月星辰，只在于专一而精纯。慈亲的帷帐中应当心中欢喜，期颐之年容颜仍像婴儿一样。题灵邑南寨村佛寺二绝句。也是聪明奇伟的人，能够空掉万般念头，断绝一丝尘念。可惜当年生在西方，没有听到尼山孔子讲说五伦。偶然怜悯愚昧民俗中有许多狂妄迷惑之说，便铺陈敷衍轮回之论，使听者惊骇。如果知道同泰寺舍身的事情，应当后悔当年的言语没有经过审慎思考。读张文潜《江上诗》因而加以嘲讽。宛丘先生的学问颇为坚定，可惜受到苏氏影响，夹杂了狂禅之说。不要说纷纷万事全都像梦一样，人生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茫然无措呢？《三鱼堂外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鱼堂外集》附录。清朝故文林郎、四川道监察御史陆先生行状。籍贯为嘉兴府平湖县华亭乡二十四都异字圩。曾祖父陆锡，祖母姚氏。祖父陆瀗，祖母李氏。父亲陆元，官文林郎；母亲【钟氏、曹氏】，诰赠孺人。先生名陇其，起初名龙其，后来改为现在的名讳，号稼书，姓陆氏，后裔出自唐代宰相陆宣公，世代都是浙江平湖人。宋朝末年有靖献先生陆正，以学问品行闻名当时。元初程文海到江南访求贤才，因陆正和张伯淳推荐他，陆正却独自不起而不仕。不久又和刘因一起被征召，他坚决辞谢不应，隐居著书，详情见县志旧记。靖献先生的曾孙陆宗秀，明永乐末年以贤良身份被征召，仁宗在便殿召见他，他奏对称旨，却以疾病辞归，皇帝赐给钞币让他回去。正统年间，他拿出粮食赈济饥民，诏令表彰他的崇尚义举。其子陆珪在景泰年间两次拿出数千石粮食赈济灾民，赐爵迪功郎。此后子孙繁衍，科举及第、显贵兴盛，孝顺仁义、和睦相亲，直到今天仍以礼法冠绝县中。迪功郎的孙子陆溥任丰城县丞，曾经督运粮食夜过采石，船漏水，他跪下祷告说：‘船中若有一文钱是不合法所得，愿葬身鱼腹。’船漏忽然停止，天亮一看，原来是水荇裹着三条鱼堵住了漏洞，人们认为这是盛德所得到的佑护。陆溥的儿子陆东开始迁居泖上，建造厅堂，取名三鱼堂；如今先生的文稿大多题作三鱼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陆东的第四代孙陆瀗，就是先生的祖父。陆瀗的长子陆灿，是崇祯甲戌进士，任济南府推官；戊寅年遭遇兵乱，城池陷落，全家闭门殉难，如今在乡贤祠中受祭祀。第三子陆元，就是先生的父亲，县学增生，因为先生显贵，诏封为文林郎。继室曹氏确实生下了先生。先生端庄稳重，安静少言，聪颖超过常人。幼年时，封公把《左氏传》授给他，书中稍有删节；先生把删去的部分全都找出来读，第二天早晨背诵，竟没有遗漏一个字。后来学习六经、诸子、史书，总是一读上口便能背诵。年少而稍长时，立志学习圣贤之学，专心研习洛学、闽学诸书。曾经校点《四书大全》，参照经书注释和引文，保存其中疑难及浅显解说的要点，而一概以朱子学说为准绳。每读一句，必定反复玩味，等到融会贯通。对于科举功名之路，他淡然处之。先生早年生活贫困，曾在嘉善馆授徒，馆舍的一座楼在楼下年久失修将要倾圮，先生写《危楼文》来表明志向。有李氏想延请他，托朋友转达意思，先生说：‘我本来愿意去，只是馆谷不能增加，使我有理由辞谢主人。对于辨明义利、决定取舍，哪怕一介不与人，一介不取于人，这种节操是我一向树立的，本来就是如此。’顺治丙申年补为县学弟子员，不久领取廪饩。康熙丙午年乡试中举，庚戌年成为进士，等待任职期间居住乡里，于是更加用力于学问。凡是程颢、程颐、朱熹的文集、语录，以及明代诸儒的著作，没有不咀嚼其中精华、挑出其中瑕疵的。至于嘉靖、隆庆以后那些表面尊崇儒学、暗中归依佛教以及改头换面的学说，也都详细探究其微妙之处，并彻底照破其中的蒙蔽。于是存养敬意、穷究事理、履行仁德、践行义理，全都纯粹地出自正道。乙卯年授任嘉定县知县。嘉定是滨海的大县，土地高而缺水，百姓多从事商业，因此住在城里的人少；富商巨室分散居住在市镇之间，凭势力横行霸道，沿袭成风。富人竞相奢侈，贫民则舞弄刀笔，喜欢惹事打官司；又素来有富裕的名声，想从旅客身上谋取利益、充实钱袋的人来往如织。胥吏、土豪倚仗这些条件牟取奸利，无法一一说尽，被称为难治之地。当地不产米，漕粮按例由别县承担，而本县代为缴纳折色银，因此征收的银额比别县多一倍，积欠动辄以万计，县令往往因此被罢职。先生到任后叹息说：‘百姓不缴赋税，大多是因为贫穷；他们所以贫穷，是风俗造成的。譬如少年因游荡放纵损伤元气，力量不足以服劳役，做父兄的应当禁止他游荡，这样元气自然恢复；不加禁止，反而给他饮食，只是治标而已。如今既不供给饮食，又责罚督逼他，那么官府和百姓都受其害，本来就是必然的。’所以他治理此地，一概以铲除豪强、抑制胥吏、禁止奢侈、改变风俗为主。有个姓汪的大商人，平素结交长官，在县中横行。先生到任时，正好他的仆人霸占卖柴人的妻子，卖柴人前来控告。先生命令拘拿汪氏的仆人，仆人藏匿不出；先生又派差役逮捕他，审讯后查明实情，把妻子还给卖柴人。汪氏非常恐惧，派相识的人来探问先生的意思。先生说：‘人没有不能自我改过的，只要行善，就是善人。汪氏平日所做的事，我都知道；如果你不再犯法，我自己改过还不算晚。’汪氏感动流泪，果然不敢再犯。市镇上有几十个少年结成朋党，以拳脚勇力互相殴打为豪强，使平民畏惧受苦。先生查清他们的姓名，遇到有人控告，就责备他们，把他们戴上刑具拘在门口，并时时劝导；看他们的神色，如果确实悔过就释放。不满一个月，他们的党羽全都解散。有人控告自己的儿子不孝，审问后果然如此，先生流泪自责说：‘我的德行浅薄，不能感化你，竟使你们父子到了这种地步。’于是委婉详细地开导譬喻，娓娓说了很久；父亲哭了，儿子也哭了，先生才安慰他们，让他们离去。大场镇有个百姓，哥哥贫穷，向弟弟借贷，弟弟不答应，哥哥便抬走弟弟的财物；弟弟贿赂巡检司，诬告哥哥盗窃。先生愤怒地说：‘这也可以算盗窃吗？’审问后，原来是弟弟的岳父所为，于是严厉惩罚了他。于是先生叫来弟弟说：‘他是你的哥哥，你却听信岳父的话，说哥哥是盗贼，这就是不友悌，责罚你。’又叫来哥哥说：‘你是兄长，弟弟不答应借贷，你却直接拿走他的东西，使弟弟陷入不友悌的罪名，这是你不友爱，也要责罚你。’两人都感动佩服，退了出去。当地风俗一向浇薄，父子兄弟互不顾恤的案件每天都有人来告发；从此以后，竟没有一个人再来控告。先生判决案件并不拘泥于形式。审理案件时，孝、悌、忠、信这些名目不绝于口；他以和平恻怛的态度，用真情感动人心，使人心悦诚服，知耻而且归于正道。一年以后，前来诉讼的人也极少了，案牍几乎废置。只有上官把其他县的事情交给他审讯，才每天有人来。孔子说，审理诉讼并不难，难的是使天下没有诉讼；先生大概差不多做到了。嘉定县的胥役过去有上千人，先生到任不久，改行自行离去的超过一半。大概县境广阔、事务繁多，势必不能不多用差役。先生只有在押送赋税、办理解送上官的事情时才派差役，绝不让他们到民间去。有不得已的时候，就告诫他们不许索取酒食，差役心悦诚服。先生清廉自守、爱护百姓，差役没有不谨守他的戒令的。百姓也相信先生爱护自己，常常不等差役到来，提前赶到。地方虽广，却如臂使指；事务虽多，大都一声吩咐便能办成。

译所以许多差役都变得没有用处，百姓也相互受到感化。吴地风俗崇尚奢侈，嘉定县尤其严重。富室举行宴会，极尽华美繁缛，娼妓、优伶杂处其中，一次花费以百、十计。贫穷的人互相仿效，甚至有的人用方丈大的宴席招待客人，宴席撤下后却没有柴米可用。婚礼丧礼都极其铺张，鼓乐、酒食层层堆叠，以花费多相互夸胜。披麻戴孝醉倒在地，也不认为奇怪。赌博、下棋、游荡无业、靠逗笑讨食的人多于士农工商四民，称作清客。市井子弟每天在街巷店铺游荡，以穿布衣为可耻。因此钱财越来越匮乏，拖欠赋税日益积累。先生严厉禁止整顿，恳切地教导告诫，并且以身作则。风俗于是改变，渐渐知道礼法。人们鄙弃懒惰游荡，节省衣食急需，催征赋税也不再逼迫，稍加督促便自行缴齐。此前催科的官吏只知道敲打责罚，贫民本来就困窘于缴税，一遇期限，还要偿付数倍的杖钱。先生到任后，制定宽限之法：依法应缴的人自行规定缴纳多少，到了期限缴纳一半，便可以得到宽免。因此完全不用杖责，缴税的人反而争相到来。在任两年，欠税的尾数极少，接收前任遗留的欠税只占十分之一二。先生本想再休养一两年，使百姓富足并乐于行义，断定一定可以不再有欠税；然而最终因此不被上官所喜欢。先生刚到任时，巡抚是有廉洁声名、很器重先生的广宁马公。静宁慕公继任后，屡次称赞先生的治理成绩，只是略微嫌他所用儒术迂缓。丙辰年。皇上批准晋抚的建议，暂时抽取市肆钱一年以帮助军饷，按例不涉及巷陌民户。先生依照条例造册上报征收，慕公不高兴，上疏说当时事变很多，该县令应当列入侍从之列，从容参与议论，不是应付变故的人才。于是部议援引‘才力不及’的条例，将先生降二级调用。嘉定百姓大为震动，停市号哭，聚集在巡抚衙门请求留下先生。巡抚心中不安，再次上疏请求恢复原职，但诏令尚未下达，先生又因盗案被罢职了。所谓盗案，是县民张氏和汪氏因小嫌隙互相讦告诉讼。汪氏去申诉，夜里遇到盗贼受伤，回去对弟弟说：‘是张氏派人来杀我。’说完便死了。汪氏的弟弟于是以仇杀名义控告。先生怀疑小嫌隙没有杀人的道理，张氏也不像杀人者。由于汪氏没有遭受刑讯，张氏在公堂上大哭。先生于是据实上报，说究竟是盗案还是仇杀，不敢立即定断，等缉捕到凶犯后再定罪拟判；同时派捕役去缉拿。不久捕获真正的盗贼七人，审结上报。刑部议论说先生起初没有直接指明是盗案，怀疑他有所隐瞒，援引条例革职，却不知道先生本来是从命案审查出盗案，并不是原告说是盗案而先生故意隐瞒、改称仇杀。人们说先生为什么不为自己申辩？先生却说：‘这个过错确实在我。县中有盗贼，长官本来就应当获罪；况且半夜在路上杀人，即使是仇杀，也同样是盗案，而我不能判明，议论罢黜我并不冤枉，又何必申辩？’ 嘉定县更加震动，年老乡绅全都到督抚处替先生申辩，最终也没有获准。乡民扶老携幼，挤满街市，为先生呼喊冤屈；带着柴米来馈赠的人成群而至，号哭请求先生收下。先生一一安慰后遣散他们。即使是胥吏、书办、轿夫和仆役，那些本应庆幸先生快些离去的人，也无不泪流沾胸。偏僻小巷全都搭起牌楼，点燃蜡烛，举手额前送行。远乡百姓各自刻木立位，用旌幢、鼓吹迎接先生归来；每天都有几批人建祠祭祀。这样持续了两个月才停止。四方人士争相写诗作文传播此事，汇编成《公归集》。县里有个陈姓读书人，已经老了，从未和先生相识，却特意免除修金束脩，出资付梓刊刻。直到今天县里人谈到先生，都流下几行眼泪，说这是建县五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正好 朝廷下诏选举博学鸿辞，同郡工部吴公准庵于是以先生的姓名上荐。恰逢丁父忧，最终没有应试。蔚州魏公环极升任总宪，首先上疏为先生申冤。又两次上疏举荐廉吏十人，县令占了其中两人，其中一人就是先生。奉 诏令恢复原官。先生虽然因被荐举而复职，服丧期满后仍然一向存有守墓归隐的志向，徘徊再三，郡县官员敦促逼迫，才重新起用。他又素来怀有执掌教鞭的志愿，并且感慨当世任教职的人多非合适之才；赴吏部时想请求改选为教授，选择有志向的生员加以教导，铨选部门以方奉 特意下令认为这样不便，只得改授其他官职而停止。癸亥年冬，补任灵寿县知县。灵寿在真定一带最为贫瘠，容易遭受水旱灾害，靠近京畿，徭役很多；风俗强悍好斗，少有诉讼却轻视生命。先生说：‘百姓富裕以后才可以教化；轻生的习气，要用禁令特别严厉地禁止，但仍未能完全断绝，是因为百姓贫穷而不懂义理。’嘉定可以使百姓富裕，却来不及用同样的方法治理灵邑，而且灵寿又不能和嘉定相比。怎么办呢？他竭力向上官陈说：‘非大力体恤民力不可。’当时朝廷派遣运输进贡石灰的骡车，灵寿承担五辆，比其他县独多。前任县令争取也不能减免，百姓以此为苦来告。先生首先替他们请求，甚至以辞职相争，才得到更换。县北背靠太行山，南面濒临滹沱河，不毛之地超过十分之三。顺治、康熙年间两次奉 诏令全部免除其赋税。后来因言官上奏，又重申处理隐匿荒地的条例，州县害怕获罪，稍有开垦便上报，因此依山傍河的土地，即使间或可以耕种收获，也互相告诫不敢开垦。先生张贴告示到处晓谕百姓，说：荒地虽然是贫瘠土壤，难道没有稍微可以播种、收获升合粮食的利益吗？这只是为了谋求糊口而已。百姓有的担心一旦播种，便会立即起科征税，所得不足以完税，利益有限而祸害无穷。然而 朝廷决不会同你们百姓争夺这点微小利益，你们只管耕种，不必忧虑。于是渐渐有人开垦。先生任职七年，竟没有一亩地上报开垦。灵寿县额定丁数一万四千多人，按例五年编审一次，必定增加几十丁；到先生编审丁数时，反而比额数减少一千五百多人。大概此前做县令的，把超过额定数目当作功劳，逃亡、死亡、绝户的人口却不敢销除，摊派、包赔的负担日益严重。先生说：‘这样做，就是驱使他们逃亡。’于是把实情详细报告上官，并说：‘增加赋税的办法，只有爱护体恤穷民，使他们逐渐富足，逃亡的人一天天减少，国家的赋税才会一天天增加。按照眼前的形势，实在难以对筋力疲惫的百姓责求他们一户不缺。’正好巡抚于公询问各地利弊，先生于是提出六件事，概要说：‘我静观今天的时势，各种弊病的根源都起于百姓贫穷。并不是没有忧虑百姓的官吏，也不是没有把百姓疾苦视同自身疾苦的志向，只是百姓最终不能免于冻饿，是因为官吏受到法令拘束而无可奈何。如今遇到您这样的宪台，可以替百姓在法令之外请命，我冒昧略陈一二，供您采择：一是应当请求缓征。自古以来征税一定要等庄稼收获入场之后，才可以办妥上供；过去因为军饷的缘故，正月就开始征收，有余粮的人还可以勉强应付，不足的人势必要借贷。

译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哪里还谈得上奉养父母、养育子女？所以乡里一天比一天穷困，逃亡一天比一天多，田地一天比一天荒芜。如今四方安宁，掌管财政的部门不至于告急，如果可以通融，总计上年拨用后剩余的银两，暂时抵充本年春夏的军饷，等秋收后催促解送以补足库额。这样稍作转移，百姓的力量就可以舒缓。一是应当劝导开垦荒地。朝廷多次下达劝民开垦的命令，可上报开垦的却寥寥无几。并不是百姓不愿开垦，而是土地贫瘠，荒地与熟地的状况不能长久稳定。一旦上报开垦，转眼六年过去，起科征税时，那些开垦的土地已经枯干成石田，或被洪水冲成波涛；而上报的粮额一经确定便不能更改，所以小民把它视为畏途，任凭荒芜而不去理会。我私下认为，这类荒地本来就同额定田地不同；与其查核过严，使百姓害怕而不敢耕种，不如稍微给主管官员以灵活处置的权力，使他们能够用熟地补足荒地的粮额。比如新近开垦后又荒废的土地，可以允许官员查找其他地方新近开垦的土地来补充，其荒地粮额就予以免除。已经开垦成熟的土地，请允许宽限十年再起科征税；百姓不害怕开垦的负担，自然会踊跃开垦。一是应当兴修水利。开垦田地在于兴修水利，古人沟洫的制度随时修理，所以不觉得烦费。如今河道长期淤塞，一旦想要疏浚，势难仓促办成。然而近年来屡次议论免税赈济，所费不可胜数。与其在荒废以后免税赈济，哪里如在尚未荒废以前讲求水利？应当普遍查勘所属州县的水道，哪些地方适宜疏通，哪些地方适宜筑堤防护，约定长度、宽度若干，工程费用若干，汇成一书进呈。供皇帝阅览，请司农衡量钱粮的盈亏，依次分年举行。从一时来看，似乎不免要花费；从长远来看，同免税赈济相比，节省的必定多达百倍。一是积储粮食应当广泛实行。法令最重视积储粮食，但只规定免除输纳这一条。在富饶的县邑，还可以鼓舞劝导百姓输粮；若是像灵寿这样山僻疲敝的地方，即使悬挂旌旗、颁布奖励的典制，谁能响应？应当稍作变通：对于可以开垦的荒地，允许主管官员设法招募人员开垦，收取其收入储存在仓中备作赈济，不要责令其起科征税。所有河流淤积形成的田地，即使已经纳入粮额，原本并非额定田地，也允许酌量留存。吏员应缴纳银两的，允许他们缴纳粮食，不必解送上缴。牙帖杂税中新增的部分、编审丁数超过额定的部分，都允许留在本地积粮。像这样推广实行，或许疲敝的县邑都能有粮食用来救济灾荒。至于仓中已有的粮食，应当允许主管官员酌情先行发放。以后再报告平时的储备情况，把陈粮发出而换入新粮，听凭主管官员自行方便办理，不要因为不肖之人的侵吞欺骗，就完全束缚贤能官员的手脚，这样百姓或许就有依靠了。一是存留款项应当酌情恢复。自从兵乱兴起以来，将存留款项全部裁减，由此州县受到牵制，私下摊派、公然实行，无法救止，百般弊病都由此产生。康熙二十年逐渐奉诏恢复，但仍有应当恢复而尚未恢复的项目。例如衙役犯赃的法律非常严厉，书办的工食银却唯独不恢复，难道这些人能够空着肚子奉公吗？还是要舞文弄法，把它当作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资财呢？朱砂、纸张，修缮官宅、置办器具，州县一定不能免除。既然奉令裁革，难道天下的主管官员都能自己减省俸禄来置办吗？还是要责令铺户承担，摊派给里甲百姓呢？上司经过州县时，下程、随从、杂项支应，州县一定不能没有。既然奉令裁革，难道上官来到州县时都能自行准备供应、自己支付价钱吗？还是不能不向地方借资呢？掌管财政的人只知道恢复一项就增加一项钱的费用，却不知道裁减一项，便增加一项对地方的束缚。束缚的祸害层层累积而下，最终全都由小民承受。小民疲惫逃亡，这种祸害最终仍然由国家承受。其中另一条意见说，审查丁口不应追求超过定额。又说，如果确实有丁口繁盛而超过定额的，应命令有关官府留下来作为积谷之用，不必编入定额；遇到逃亡、绝户，就用这些丁口补足。没有超过定额却有缺额的，可以上报请求蠲免。有些不肖官吏在没有缺额时捏造缺额，那么自有纠察弹劾的法典在。总而言之，州县宽免一分，穷民就宽松一分。上级向州县搜求得没有余地，州县向穷民搜求也就没有余地。不肖者固然乐于搜求，贤者也不能不搜求，于是百姓的困苦日益加重。末尾又说，一切刑名、钱谷事务，只务求掌握大纲即可，不要徒增繁琐文书，都应省去。例如钱粮有极细微的差错，可以立即改正的，就不必驳诘；刑名案件中事实明白、容易处理的，可以立即结案的，就不必提解。多一次驳诘，就多一次需索；多一次提解，就多一层拖累。这是吏胥所深深喜欢的，却是小民所深深痛苦的。先生所陈述的，都是谋划长远的大计，并不只是应付一时的补救办法，确实如于公所称许的那样。己巳年夏天，大旱而没有麦子；秋天大风降霜，禾苗全都枯槁。我奉命 防止蠲免钱粮，发放国库银两，并支取仓粮赈济。灵邑储存的粮食只有二百石多一点，而核实的饥民有二万三千八百多名。奉拨国库银三千两，先生亲自安排，奔走山谷之间，夜以继日。可是府里的公文带着限额清单到了，不许超过数额，先生不顾这些，终于把钱粮全部发放出去，几乎要责令先生赔补，最后才得以免罪。此前甲子年夏天，雨江总制于公在任所去世。皇上临朝深切哀悼，询问九卿、詹事、科道官说：“今天下像于成龙这样清廉的官员，有几个人？”于是九卿等人以直隶巡抚格尔古德、部郎范承勳、苏赫、江南学道赵仑、扬州知府崔华、兖州知府张鹏翮、灵寿知县陆陇其作答。当时虽然没有立即提拔任用，但这七个人后来大多做到大官，并有声名。皇上本来已经记住了先生。等到先生任灵寿知县一年，巡抚格公推荐先生清廉操守，清心自守、爱民如子，请求题奏提拔任用。庚午年夏天，科道官员有了空缺。皇上当面谕令部院官员各自举荐所知的人，于是工部尚书张公敦复、左都御史陈公说岩、兵部右侍郎李公厚庵、礼部右侍郎王公昊庐异口同声地论荐，皇上于是下达

译谕旨，准备征召先生入朝。想到灵邑连年饥荒，没有好转，正供还担心不能支撑，而杂税和泛滥的徭役尚未完全革除减免，将永远成为百姓的负担；先生已经准备辞职，于是在几天之内把各项事情全部替百姓申请：首先请求缓征，又请求房地税中属于垫解、不能成为常规的项目，仍然必须摊派给里甲，题请酌量减免；又请求上司供应，既然长期奉令全部裁减，就应永远革除；又请求把仓库所储米谷随时借给饥民。巡抚于公回复说：“在辞职之时还替灾民设想，真是仁人君子爱民的深厚心意。”先生临行时，送行哭泣的县民有数万人，竖立碑石记载他的遗爱。就像他离开嘉定时一样。这年秋天，补授四川道试监察御史，于是上疏说：“臣任职京畿很久，了解京畿百姓的情形。边山一带荒地多、熟地少，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康熙十二年以后战争兴起而军务紧急，杂派繁多，百姓更加困苦，幸赖 皇上格外留意抚慰安置，禁止私自摊派，不惜蠲免赈济，像鸠鹄一样困苦的百姓才勉强延续残喘。然而若说家家富足、人人丰足，还没有达到。臣观察自古丰盛安定的治理，都不是一天形成的，只希望 皇上始终保持这种勤勉体恤的心意，以长期积累来期待成效，不要要求朝夕之间就见效。恩惠已经深厚，也不嫌更加深厚；心意已经周全，也不嫌更加周全，那么家家富足、人人丰足，或许就可以希望了。至于眼前应当议论的事情，去年京畿荒旱，实在不同寻常；即使间或有未遭灾的地方，也不过是稍微多收了几升几合，只比遭灾之地略好一些罢了。起初奉 皇上谕旨：“康熙二十八年以及二十九年上半年的钱粮，全部蠲免。后来因部议分别处理，不准一概蠲免，百姓非常困苦。抚臣不得已题请带征。虽然今年秋收稍有收成，既征收新粮，又征收旧欠，恐怕是积贫的百姓所不能承受的。大概先生任灵寿知县时，征粮之地有九百三十多顷，未受灾的地只有七十多顷。后来又因为汇总册籍漏记，秋灾之地有三百多顷，虽然奉令全部蠲免，实际上只免了一半，致使 圣上的恩德不能贯彻到底，所以在第一道奏疏中说了这件事。不久，湖广总督因抚臣于养志在任期间为母守制，请求举朝官员对此事多加支持。先生上疏说：‘臣在衙门办事时，听说九卿、科道官员会同议论湖南巡抚于养志在任守制一事，公开直说不可的人固然有，但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人也很多。臣私下对此感到奇怪。这是明白显然、容易判断的事情，有什么可疑之处，竟犹豫到这种地步？治理天下不能不以孝道为先，这是明白的；在任守制也正是用来教导孝道的，同样明白。天下正处于太平时期，湖南又不是用兵之地，没有理由在任守制，这也是明白的。’ 皇上以孝道治理天下，在朝廷的各位大臣沐浴于 皇上以孝治天下的教化中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连一句直截了当判定不可的话都难以说出呢？况且臣不知道议论者把于养志看作什么样的人。他如果不是贤者，那么本来就不应让他在任守制；如果他确实是贤者，那么一定不肯在任守制。督臣代为题请，或许是出于爱惜人才的考虑，但臣认为，让他离职以完全尽孝，正是深深爱惜他；何况 皇上有一天所采取的做法，天下万世都将奉为法则。如果让一个巡抚因为督臣题请而留任，所有人都将援引此事作为先例，那么不图侥幸、请求夺情起复的人就少了。名教从此松弛，纲常从此败坏，这个先例一开，关系绝非浅小。至于湖南一省的人，只会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是榜样，不再知道有父母，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久有 谕旨，果然如先生所说。辛未年夏天 皇上因为长期旱灾 谕令各位大臣会同议论，直率陈述利弊。先生遵照皇上的意思提出三条意见：第一，说直隶遭灾而带征的钱粮，应当立即豁免；第二，说直隶编审人丁，应当谋求均平；第三，说以蠲纳换取保举的办法，断然应当停止。这些都切中了当时的弊病。随后又上疏说：蠲纳这件事，本来并不是 皇上想要实行的办法，只不过因为一时军需极其紧急，不得已暂时开放；又担心贤愚混杂、损害百姓，所以设立保举制度加以防范，考虑得十分深远。近来又因大同、宣府运送草豆以及保举，也允许蠲纳，于是便与正途出身没有区别了。而保举所看重的事情，没有比清廉更重要的，所以督抚保举时必有“清廉”二字，才符合条例。如果保举可以蠲纳，那就是可以用“清廉”二字来蠲纳取得官职，这也不必辨析就知道不可。至于靠蠲纳先行授官的人，大多是奔走钻营、急于求进的人，所以多一个先授官的人，就多一个害民的人；这也不必辨析就知道不可。臣还有一点请求：臣私下看到近来的督抚对于蠲纳出身的官员，有的拖延数年，既不保举，也不弹劾，不知这类官员究竟是清廉，还是处在清浊之间，不能骤然保举或弹劾？既然以蠲纳取得出身，又不能发奋自励，那么其志趣卑陋、甘愿污下是可以知道的。让这种人长期居于百姓之上，不知会把小民毒害到什么程度。因此臣私下认为，不但保举出身的蠲纳应当立即停止，保举的期限也更应酌定，伏乞 敕令吏部查明，一切蠲纳出身的官员到任三年仍没有获得保举的，就立即开缺，听凭其退休。这样或许可以使吏治清明，选官途径疏通，百姓生活安定。后来奉 谕旨会同前往议论，先生又提出意见据理力争说：“蠲纳这一条途径，确实会使贤愚混杂，只凭保举这一条线索，还可以防止它的弊端。如今如果连这条线也去掉，使他们和正途出身的人一样升迁调转，国体还成什么样子？恐怕不能说没有妨碍。虽然有人说次年三月就会停止。”

译但如果等到次年三月才停止，那么这一类人没有不通过蠲纳取得出身的了。澄清整顿官场的重大典章，难道不会荡然无存吗？这就是臣请求立即停止保举出身蠲纳，似乎很难说没有道理。至于设置保举却不规定期限，那么不肖官员多拖延一天，百姓就多受一天苦。即使说要规定期限，也反而会产生钻营求取的弊端。这在督抚不贤时确实会有；如果督抚贤明，哪里会有钻营求取？臣不敢说天下必定没有一个贤明的督抚。即使督抚不贤，也一定不可能把所有蠲纳出身的人都保举。这是臣请求规定保举期限的意见，似乎也很难说没有道理。当时军队所需草豆急于运输，计臣正依靠蠲纳这一项来补助国用，执掌朝政的人也很认为方便。治标还是治本，各持一种意见，和先生彼此水火不容；而富室储积资财，日夜等待开放条例以求进身的人，纷纷整冠待发，像饥渴难耐。即使靠蠲纳入仕的诸臣，朝廷内外都有。先生在奏疏和议论中痛加斥责，因此京城士人一片哗然。部议认为先生拘泥资格，导致蠲纳出身的人犹豫观望，耽误军需，粉饰虚词，扰乱政事，有负言官职责，拟议革职，发往奉天安置。于是朝廷内外有见识的士人，没有不替他叹息、扼腕的。当时庶常张君昺一向想拜先生为师却未能如愿，到了这时，担心突然失去先生，当天就带着拜师的礼物做了弟子；先生脸上却丝毫没有显露出来，泰然处之，准备整理行装上路，只是回头 皇上心里知道他没有别的过错，特意宽宥他，使他仍任原职。这年冬天任职考核期满，于是改调回乡。评论者认为先生立论过于严厉，进言过于急切，以致触犯众怒，席子还没有坐暖就离开了。如果稍微平和一些，委婉地审时度势而行动，那么他所树立的事业，几乎无法估量。然而弯曲一尺来求得伸直八尺，最终没有不发展成弯曲八尺而只求伸直一尺的。因此宁可坚持正道而三次被贬，也不肯歪曲正道去迁就他人。自古圣贤的道理就是如此。先生只知道秉持正义来要求自己，坚守正道而不改变，至于利害得失，哪里是他所计较的呢？先生回乡后，闭门居住在泖口，脚步从不到城市，关门安贫，读书教子。几间茅屋不能遮蔽风雨，穿布衣、吃蔬食，却安然自得。此前先生从嘉定罢职归乡时，工部席君启住在当地，曾请他到家中；这时又恳切邀请先生，先生欣然前往，和学生讨论制举业，孤独清苦得像从前的寒士。凡是来向他请教的人，他一定替对方阐明义理、辨析精微，教诲别人从不厌倦，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在馆舍住了一年，面貌更加丰润，气色更加光润，人们正说先生涵养自然、中和之德十分完备，上天一定将让他亲自承担彰明道统的责任，成就继承前人、开创后世的功业；他的寿命正还没有到尽头。谁料到腊月从馆舍回家，偶然感染寒疾，一天之内突然去世。四方学者听说后，没有不悲痛流泪、哀悼失去老师的；嘉定的百姓也相继到先生祠堂哭泣吊祭，前后脚跟相接。先生对于世俗的嗜好，一概不留意，只有救济人、利于万物的念头片刻不曾放下。没有中举时，谈到百姓生活困苦、风俗日益浇薄，他一定脸色忧伤。两次做县令，曾把程明道“一命之士，存心利物”的话一直记在心中。等到任御史，正直敢言，直声震动天下，遇到 圣明的君主，差不多可以一展自己的志向；但在外任职时，既不被上官赏识；在朝廷中，又不被执掌政权的人采纳；特立独行，几乎陷入严重的罪过，幸赖 皇上的恩典得以释放；再次起用，又再次受挫，最终没有得到充分任用，至死令人惋惜！先生的学问，以考亭朱子为准绳，以居敬穷理为要旨。他认为，穷究事理却不居敬，就会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流于支离；居敬却不穷理，就会扫除见闻、把善恶都看空，这样不堕入佛老之学，甚至不至于以一己之心任意妄行、狂妄放纵的人，就很少了。自明代中叶以来，姚江倡导良知之说，震动一时，而圣人由下学而上达、作为规矩准绳的方法，全都决裂破坏。邪说偏行蜂起，蔑视礼法，放纵名教，人心大坏，国运也随之衰败。这种沉溺的祸害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所以如今做学问的人，必须尊崇朱子而贬斥阳明，然后 是非才会明白，学术才会统一，人心才可以端正，风俗才可以淳厚。先生曾撰写《学术辨》三篇，又与河南汤宗伯潜庵、山西范进士彪西往返信件，反复辨论。白沙、阳明学说的弊病，今天的学者大多也能知道并谈论。至于泾阳景逸，本来尊奉程朱，斥责陈王，却认为他们偏重主静，接近禅学。若不是先生深入学术的奥妙，辨析细微到秋毫，怎么会作出这样的极端论断呢？先生在灵寿时，每五天到学宫一次，召集诸生讲授四书，反复说明义理与邪正的辨别，汇编为《松阳讲义》一百多篇。他又说：“今天替世道谋划的人，一定要从以乞食为羞、以垄断为卑，排斥佛老，贬黜阳儒阴释的学说开始；一篇之中三次表达这个意思。”他捍卫道统的心意，可以说既严厉又迫切。先生天性孝顺友爱，把父亲封公迎来嘉定奉养，早晚省视、冬温夏凊，极为诚恳朴实。因为奉荐入京而不能亲自看见父亲含敛入殓，作为遗憾，哀哭思慕，几乎不想活下去。守丧时不做佛事，服丧期满后仍不忍心吃肉。至于友爱兄弟，即使堂兄弟、从兄弟也一视同仁；教导他们像严师，体恤他们像慈母，彼此亲爱没有隔阂。祖父尚未安葬，他独自承担，不牵连各位弟弟。亲戚中没有后代的，他总是替他们办理殡葬。年轻力壮时能饮酒而不乱，后来因为二弟有饮酒过度的毛病，便戒绝饮酒，希望用自己的行为感化他。不久二弟去世，先生于是终身不再饮酒。平时仪容举止诚朴恭敬，一言一动都有法度。坐一定端正，站立不偏斜倚靠，行走一定端正庄重，说话一定缓慢简约。闲居时也斋肃得像面对严肃的宾客，事情无论大小都极其诚敬。从小到老没有懒散的神态，出于本性自然如此，并非勉强。人们说他恭敬而安详。家里原本贫穷，等到取得官籍后，贫困更加严重，别人难以忍受的处境，先生却完全不放在心上。衣服只求足以遮体，食物只求足以充饥，不辨别精粗美恶。严冬酷暑都不生炉、不摇扇。宾客往来时敞开衣襟也不知疲倦，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备办鸡肉黍饭。前辈讲学的书，只要尚未见过，便常常典当衣物换来，即使傍晚连米粟都接济不上，也不顾虑。先生性情谦谨温厚，和善之气感人，即使告诫童仆，也温和得像对待子弟。等到辨正学术、分别是非时，却反复痛快地辨析，丝毫不退让。至于百姓生活的安乐与忧患、政事的得失，他忠诚爱护之心迫切，尤其直言极力陈述，顾不得忌讳。因此与世俗多有抵牾，只因刚直结交知己。

译皇上在深宫中对他的知遇，最终因为他的激烈言论而来；众人的怨恨，也到事情过后，即使嫉恨先生的人，也未尝不从心里信服他的言论、谅解他的苦心。先生任县令时，上官有人想招致他成为门下之人，他坚决执意不答应，因此失去欢心。又曾因公事到京城，政府想见他，他却接到命令便立即离开。即使魏公环极向朝廷推荐先生，先生也不先私下拜谒；他的操守不苟且，就是这样。先生向来不喜欢靠辞章自我炫耀，但经史广博贯通，义理纯粹精深，发而为文章，都明白昌盛、博大纯正而有体制。有德行的人必定有言论，并不是世间那些雕饰辞藻、夸多斗艳的文章所能相比。他所著有《灵寿县志》《松阳讲义》以及评选的《国防去毒》五十篇，亲自编定的《先正一隅集》已经刊行。他书箱中遗留下来的有《问学录》一编、《日钞》二十卷，还有语录若干、文集若干，正在汇辑，都还没有付梓。先生生于明崇祯庚午年十月十八日，卒于康熙壬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三岁。配偶朱氏，封为孺人。有两个儿子：长子定征，娶曹氏，先于先生去世；次子宸征，娶王氏。起初过继给二弟；在先生去世前一天，先生命令三弟把自己的次子过继给二弟，而宸征仍作为先生的后嗣。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太学生金山人李铉，次女嫁给太学生平湖人曹宗柱。抚养二弟的一个女儿，嫁给太学生秀水人张金城。宸征睡在草垫土块上，心神昏乱，不能编写整理先生的事迹。家中又清贫，即使选择安葬墓地，也还需要等待。二三位亲友以及登门求学的人，只怕先生的嘉言美行日久以后渐渐被遗忘，于是托请崇朴写成行状。崇朴自认为见识浅陋，文辞义理荒疏浅薄，不足以传述先生万分之一。然而我曾经遍览史传，大凡以理学著称的人，未必都熟悉治理事务；以循良著称的人，也未必都能努力保持纯正修养。因此儒林与循吏各有专长，若要寻求学问、政绩都大成而没有遗憾的人，只有朱子能够做到，只有先生能够继承。因为先生的学问就是朱子的学问，先生的志向就是朱子的志向。所以先生治理嘉定、治理灵寿，以仁爱养育百姓、以义理端正风气，使吏员畏服、百姓怀念，这就是朱子知潭州、知南康时的治理。先生条陈上奏的三道奏疏，直陈的三条意见，勤勉体恤百姓疾苦、整顿勉励官场，就像朱子在经筵劄子、便殿奏劄中的议论。先生最初在嘉定任官，后来被提升授职于御史台，都刚满一年，随即遭到罢黜；这就像朱子登进士第五十年，在外任职也只有九考，入朝任职只有四十天。至于朱子关于正心诚意的奏疏，先生总是称赞。先生关于孝道是万事根本的一道奏疏，也蒙皇上准许实行。总之，两人都以忠诚恳切的心意，上承君主眷顾，没有不同之处。最后，正道不为世所容，忌恨他的人很多；即使有推举他的力量，也终究抵不过排挤他的手段。然而能够被排挤的只是身体和官位，不能被排挤的是道。因此朱子的道理越传越远、越发光明，先生的道理也会经历久远岁月后才显现，这是理所必然，没有什么可疑。如今如果失去机会而不把它传下来，又凭什么使当时的情况明白、使后世相信呢？所以我不敢推辞回避，辑录所见所闻，详述他的世系、爵位、籍贯、出处，以及他的学问、政绩、言论和行事的大略，等待当世大人君子把它刻在墓碑上、载入 国史，使它流传不朽。谨作此状。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内阁中书舍人、同郡后学柯崇朴撰状。

译《三鱼堂外集》附录 【附】魏总宪弹劾奏疏 题目为《吏治渐渐败坏，公道应当彰明，据事直陈，以警戒将来》。臣私下认为，官员的进退、赏罚，是国家的大权；是非、可否，是天下的公论。提升一个人、奖赏一个人，天下就知道受到劝勉；罢退一个人、惩罚一个人，天下就知道受到警戒。这是因为符合天下共同认为的公正、共同认为的是非，共同认可或共同否定。所以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之上，百姓就服从；举用邪曲的人，把他们置于正直之上，百姓就不服。”确实不是虚妄之言。皇上任用人才、以求达到大治，是按照大公至正的原则来处理的，满汉、内外官员，只选取贤良之人；而督抚大臣受到皇上的恩典，自然应当体察 皇上的心意。心地廉洁正直的人，应当举荐而不应罢黜；玩忽职守的人，应当罢黜而不应举荐；贪婪残酷的人，应当揭发弹劾而不应徇私隐瞒。略举一两件应当严肃整饬、用来警戒将来的事情，为我 皇上陈述。例如原任江南嘉定县知县陆陇其，是廉洁正直的官员。他任知县时，清廉自守，爱民如子，贤能的声誉传播到京城。臣心里很敬重他，认为将来能够继承于成龙事业的，就是此人。不久，该抚奏称陆陇其操守清白、一尘不染，但才干不能应付四方事务，品德有余而才干不足，部议降职调任。又有一件被盗案件，该督抚奏称陆陇其根据汪 标首先控告仇杀，审查后明白没有仇杀的证据，请求缉捕盗犯结案，捕获盗犯超过一半；原本并没有欺骗粉饰，与武官竟然不上报、隐瞒不闻的情况完全不同。至于因开报职名迟延，按照部议应当革职的条例，臣都来不及过问；但县令中有这样廉洁爱民的官员，正应当给群僚作榜样，给百姓作慈母。如今有关官员只把操守和德行视为难得，既然已经知道他的操守和德行，为什么不立即留任以长久养育百姓？虽然该抚再次上奏称陆陇其确实冰清玉洁、一尘不染，应该勉励他保持平素操守、谋求将来的功效，部覆仍不准许，最终拘泥于条例，万民怨恨悲痛，为他罢市；他离任那天，百姓攀住车辕号哭，手持香火遮住道路；他离开后，家家为他立祠祭祀，把他比作父母；可是他最终只带一件行李，萧然归去。又如原任江南镇江府知府刘鼎，是玩忽职守的官员。他任知府时完全没有才能，被弹劾处罚的案件达到五十件；停升、戴罪督催的案件有三十多件，降俸四十多级，应追缴而尚未完结的银两有二万三千多两，应追缴而尚未完结的米麦有五千九百多石。这个官员玩忽职守到了极点，却被保举升任苏粮道，该督抚究竟从哪里看出他的才能？一旦把所有弹劾、处罚、停升的案件全部销去，他便轻易地升任离去了。又如原任绛州知州曹廷瑜，是贪婪残酷的官员。他任知州时贪婪如虎狼，敲骨吸髓；捐纳出身的员外郎因此更加残酷，以满足贪欲。他听信衙役蛊惑，把富民的妻子王氏指称为私盐案件中的人，锁禁在官署前的神庙里，恐吓诈取银两，放纵差役奸污她。王氏不肯屈从，羞愤自缢。全州士民控告他的贪婪放纵恶行，平阳知府李廷梅却隐瞒不报，反而命本府防官亲自到州里，以讲和为名，把曹廷瑜押送出境，以致士民不敢正式控告。如今公众愤怒、冤屈的诉状，已经在州里竖碑记载。这样一个官员贪恶到了极点，竟没有上报巡抚加以纠察弹劾，反而飘然离去了。朝廷用来鼓励人才、澄清吏治的办法，只在于赏善罚恶、进用贤能、罢退不肖。何况正值公道昭明之时，却把廉官和贪官按同一条例处置，对尽职和玩忽职守的保举也不加区别，难道这符合 皇上励精图治、激浊扬清的盛大心意吗？如果不严加申饬，那么前面的事不能使人戒惧，后面的事不能使人警醒，下级官员可以欺骗上级，上级官员也可以欺骗 皇上，上下相互欺骗，使廉吏灰心，贪污之风日益增长，臣对此实在忧虑。伏乞严令各督抚，彻底破除积习，亲自率先带动下属；上司表率端正，属下就如影随形，源头清洁，水流自然纯洁；举荐一定首先举荐廉洁正直者，弹劾一定符合舆论。这样或许可以整肃官场、激励人心，百姓的生命生活也许就能得到救治。因为指陈事实，字数超过限额；如果臣所说不谬，伏乞 皇上明察采纳施行。【附】魏总宪举荐廉吏奏疏【己未】题目为《遵照谕旨举荐廉吏以爱惜人才、激励官场事》。臣错误地担任掌管风纪的职务，不能激浊扬清，每次扪心自问，都惶恐惭愧得无地自容。此前跟随各位大臣之后，跪听 皇上谆谆谕旨，以用人得当为要，以操守清正为根本。又于本月初四日，随吏部满汉各位大臣当面奉受 皇上谕旨，更加看出皇上对于官员进退升降务求确当的盛大心意。臣思考，任用人才在于了解人才；惩治贪官必须先举荐廉吏。谨按《周官》考核官吏的六计，说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全都以“廉”字为首。京察、大计的册籍列出四项，说操守、才能、年资、政绩，以操守为先。人的根本大节有四项，说忠、孝、廉、节。可见廉吏与忠臣、孝子、节烈之人同样重要。近来吏治不清，把贪污当作能干，把廉洁当作无能；虽然是风俗逐渐受到浸染，实际上是由臣等不能作表率造成的。如今 皇上的天语宣示之后，砥砺名节的人一定应当踊跃奋发；至于在天语发布以前就谨守廉节的人，也不应默默无闻。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臣虽然没有才能，也没有知识，又怎么敢埋没别人的善行而辜负我？” 皇上至公、至明、至虚的心意吗？除各位大臣现正在部院等衙门任职、皇上圣心已经洞察的人，臣不敢举荐。至于在外任职的各官，已经经过会同议论，命督抚举荐现任清正贤良者，臣也不必重复举荐。臣谨将侍郎以下素有清廉声名的人，满汉共十人，为我 皇上陈述。原任户部侍郎雷虎，满洲人，老成而刚直，清廉声名很著。臣在户部时，司官谈到此人，没有不叹服的。臣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却一向仰慕其为人。如今请假回旗，听说年纪已经稍老。原任户部侍郎班迪，满洲人，做官清正。臣曾与他共事两年，又奉

译谕旨查考户部各司，看见他念念不忘为国效力；后来又差往江西，臣不知道他因为什么事情受到处分，如今降级后随旗上朝。原任督捕侍郎达哈塔，满洲进士，清廉谨慎、自守其节，家中四壁空空，有醇厚朴实的风气，行事没有奔走钻营的习惯。如今京察降级。原任刑部侍郎高珩，山东淄川县进士，性情甘于淡泊，志向远离俗尘，完全不把自身放在心上，哪里知道世间还有富贵？因病告假在籍，年过六十。原任大理寺卿胡密子，满洲人，清廉谨慎、自守其节，家道十分贫困，平素有安静的作风，又有读书的志向。如今京察降级，随旗上朝。原任吏部郎中、内升宋文运，直隶南宫县进士，清廉而且刚直，守正不阿。掌管选官时，铮铮有声。臣与他同时内升，见过他一面。如今候补在籍。原任翰林院侍讲萧惟豫，山东德州进士，督学京畿，大有清廉声名，士子至今称颂他。臣虽没有见过他的面，却曾听说过他的为人，如今在籍奉养亲人。原任湖广布政司、尚未赴任便告病的毕振姬，山西高平县进士，历任部郎、道员、臬司，清廉操守举世无双，才干谋略超过常人。请假十多年，亲自耕种百亩土地，仍然不停地读古书。臣以前曾以有体有用推荐他，左副都御史刘揵也推荐他的操守清严、一尘不染。他回籍那天，除一匹马和一个仆人外，完全没有多余财物，真是学问、品行兼优的人。是臣丙戌年同榜进士，年过六十。原任直隶内黄县降调知县张沐，河南上蔡县进士，操守清廉、施政仁惠，深得民心，有古代循良官吏的风范。因无意过失而被降级，离任那天，年老的百姓一路追送，到河边还不忍分离，他们爱戴他到了这种程度。臣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却曾听说过他的为人。如今保举他到军前候用。原任江南嘉定县革职知县陆陇其，浙江平湖进士，清廉操守如冰，爱民如子。因无意过失被革职，万民怨恨悲痛；尚未离去，百姓就惶惶然罢市；离去以后，家家为他立祠祭祀。又听说他和妻子同乘一条船，只有几卷图书，他的妻子只有一张织机而已。先前因博学被推荐到京，臣曾与他见过一面。如今正在服丧，居籍守制。以上十人，有候补的，有候用的，有告病的，有终养的，有降级的，有革职的。臣只根据他们平日的清廉操守，仰陈于皇上座前，使天下明白知道，这些清廉之人是当世所轻视的，而朝廷应当特别重视他们。其中曾任京官的，本来就在可以任用的范围内，提升一个人，四方都会受到感动；其中曾任外官的，虽然没有重新起用的惯例，但褒奖一个字，也会成为千载的荣光。这些都不是臣所敢预先保证的。如果臣所举荐的人并不廉洁，违背天下公论，臣自然不敢推辞罪责。统请 皇上明察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一人〕 《三鱼堂外集奏疏》灵寿县遗爱碑记 近来 天子采纳公卿的意见，征召海内官吏中政绩最为著闻的人，入朝补任侍御之职。我们灵寿县令、当湖陆公接到皇帝诏书入朝，县里士民不能把他留下，便共同刻石，刻录他的事迹，建亭纪念。五父衢的百姓一抬眼就仿佛能看见陆公，这样他们的思念才稍得安慰。灵邑处在贫瘠偏僻之地，灾害频繁。己巳年，夏天旱灾，麦子没有收成；秋天旱灾和霜冻，禾苗被杀死。民间终年辛勤劳作，却连一升一斗粮食也得不到，只好一起挖树根、割野草充饥；流离失所、死在野外的人接连不断。陆公为此头痛皱眉，辛劳奔走于乡野之间，急忙绘制灾民的情状，向郡守以及中丞以下的官员请求救济。邻县传诵他的文牍的人，很多都为之痛哭。他的请求受到上级阻挠，却不怕再三申说，最终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天子批准了他的请求，下诏将当年租税全部蠲免，发放国库银两用于赈济。于是陆公遍历山谷，旅宿在外，一个月都没有回家。他按全县遭灾程度分为三等，亲自安排而使赈济均匀，远近百姓都安定服从，不再有怨言。又简化诉讼，减少文书，震慑奸邪，搜捕盗贼，招抚流亡。大体仿照古代十二项荒政的遗意，而把大纲加以节约简化。灵邑数万濒临死亡的饥民，一个个都受到陆公恩德勤劳的救济和怜悯，特别获得了再生重建的机会。其他如兴办学校、督课农业，减少丁役、缓征赋税，减少刑罚、体恤孤弱，约束奸邪、整顿胥吏，修葺淫祠、整治废弛，公正听断案件，停止追呼催逼，从前史书所记载的仁心实行为本的君子，用来真诚治理万物的做法，陆公都广泛采纳而兼收并用。大概陆公禀赋仁智的性情，传承圣贤的学问，规划措施全都出于经术的正道，因此能够专门承担繁重困难的事务，丝毫不因利害而改变志向。陆公奉召入京，是在庚午年五月间；新谷尚未成熟，陆公所讲的荒政还没有完成。百姓依赖陆公，正像鱼依赖水、鸟依赖树一样，想仿效古人借寇恂留任的故事，上书请求留任，并与父老商议。通晓事理的父老说：“朝廷向九卿咨询，又与宰相谋划，征召天下循良官吏，只有四个人能像陆公这样，我们难道能把他拦住不让走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 陆公入朝担任台谏言官，所说的道理能够实行，也一定会实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四人〕 圣明的天子一定不会因为一县的哭号就故意漠视天下。而且我们县尚未完成的事情，陆公一定会设法处理。因此大家徘徊不忍离去，共同把遗爱之情疏列在碑上，并且慢慢谋划描绘陆公的画像，奉祀于祠堂，使后世千百年都能祭祀他。陆公名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勤奋学习，著书立说，传承正统道统。考中庚戌科进士，两次被举荐为廉吏。在灵寿任职时，家人靠纺纱织布来补贴柴米费用。他离去时，实际上连行李都无力置办。《三鱼堂外集碑记》

译《三鱼堂外集跋》先生居心恭敬、穷究事理，好学而努力实践，默默自我修养，不崇尚文采。即使晚年道理明白、德行确立，也始终不敢著书来自我表彰。至于诗歌、古文、词章，更不屑去做。因此常常把世间滥刻文集的人作为告诫对象，认为司马相如的嗜好、相如的俳谐文章，尚且受到有道之人的讥评，何况比这更差的呢？所以临终换衣时，箱子里连一篇遗稿也没有。然而考察他一生的著述，散落在人间的文字，在文章各种体裁中已经无不具备。先生虽然没有自以为一定会流传后世的意图，但其中长篇累牍、片纸只字，凡是出自先生笔下的，都是用来阐明学术、陶冶人心、维系世道的文章，绝不是没有用处的空话，那么又不能不赶快替他表彰，使这些文字或许能够保存，也不至于任其散失。因此我和两三位志同道合的人广泛搜寻、收集，汇编成这部书。练水侯子大年大略仿访朱子、昌黎的文集，按类别编排前后；琴川的门生席氏汉翼、汉廷兄弟又加以审定；由官府出资付梓，终于得以完成，使之流传不朽。唉！这难道可以和吟咏风云月露的文章同类，并加以讥笑吗？康熙辛巳年暮春，侄子礼徴谨慎作跋。康▯辛已年季春，侄子【礼徴】谨慎作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