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文集卷八

译《张东海先生集》序 《郑端简公晓年谱》说，端简最初考中进士、将要参加殿试时，首相石斋杨公派人传达好意，殷勤相待。端简的父亲吾核公告诫端简说：“你没有听说两度担任宰相的张师德，不曾写信给政府中的刘元城吗？”于是吟诵张东海先生告诫儿子的诗句：“权门要地是危机。”端简之所以能在初入仕途时卓然自立，不在公卿门下屈己求进，正是张东海的诗启发了他。我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感叹前辈操守的高尚，这真是今日后生的良药。访求东海先生的文集没有得到，恰好先生的后裔世伟拿家藏遗集请我作序，于是得以全部读到他的诗文和事迹。先生的学问以程朱为根柢，而胸襟洒脱旷达，一切琐屑鄙陋都不能扰乱他的内心。当时的贤士大夫，如李西涯、谢方石、彭凤仪、王守溪，都感叹佩服他的学问政事超出流俗。他做一个南安守，朝野都交口敬重，简直如同庆云景星。难怪他的诗文流露出来的内容，足以这样为后进作榜样。世人大多看重他的草书，他曾自己评价说：“我的书法不如诗，诗不如文章。”依我看来，确实如此。这并不是说书法不如诗文，而是他的书法因为有诗文的根基才更加受重视。然而，如果学问没有根本，只是像世人那样吟风弄月、雕琢云山、刻画星露，那么诗又有什么值得看重的，何况还能使他的书法受到重视吗？我私下奇怪，虞山钱氏编纂《列朝诗集》，收入先生的诗寥寥无几。如今集中所载《养马行》以及从前的篇章诸诗，用意深远，与杜子美《兵车行》等作品相互表里，是有天下国家责任的人不可不知道的；而且正如吾核公所称，尤其足以针砭求学者的痼疾。钱氏全都遗漏而不收录，这难道不是所谓不考察根本而只把末流一概论定吗？前贤的典范已经远去，奔走于危机中的人到处都是。先生的诗文都在，哪里才能有像吾核公这样的人，每天在子弟面前诵读，用它洗涤他们的心胸呢！《屠我法诗》叙 《论语》记载长沮、桀溺，学者见他们的话与圣人的言论相抵触，便怀疑耦耕的贤人和洙泗之间的圣贤心事相差悬殊，只能同《考槃》《衡门》中的诗人一起出没于烟霞泉石之间，却不能与《羔羊》中所歌咏的大夫、《甘棠》中所歌咏的召伯相提并论。我认为不是这样：有长沮、桀溺那样的心志，然后才能实行孔子的道；有《考槃》《衡门》所表现的操守，然后才能居于《羔羊》《甘棠》所歌咏的职位。圣人之所以能够治理天地、养育万物、处理万事，必定从洗涤自己的内心开始。内心洒脱清明，爵禄和车服不足以进入其中，所以精神安闲，气度镇定；事情来到能够应对，事变来到能够决断，只看是否合乎道理，可以尊贵也可以卑贱，却不能被夺去操守，然后才能建立功业。否则，得失的念头萦绕心中，作为处理万事根本的心被纷华靡丽压制，不能自主，正要左顾右盼、整天应接不暇，却能成就天下大事，这种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世上身居高位、掌握大权而考察其功业，却没有丝毫合于圣人的人，并不是他们的聪明才力全都不如人，而是没有长沮、桀溺那样的心志作为根本罢了。自汉代以来，作史书的人，虽然王侯将相功名显赫，无法全部叙述，却一定详细记录隐逸之士，这大概也是看到了这个道理吧？我郡的屠我法先生，积累学问而隐居，与鹿豕为伴达四十年。天下士人正纷纷奔逐于富贵，得到一个爵位就像登上天，失去一个爵位就像沉入深渊；先生却把这些看得一无所有，旷达得仿佛处在云霞之上，人世的污浊不足以牵累他。唉，假如让先生怀着这样的心志身处朝廷之上，不让利害得失扰乱胸怀，从容谋划天下事务，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呢？谁说长沮、桀溺与孔子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呢？他的诗集一卷，大多描写胸中高远旷达的情怀，读他的诗就可以看见他的内心。有人说这些诗属于陶渊明《归去来辞》一类，我却认为这正是诸葛武侯鞠躬尽瘁、范希文以天下为己任的根本精神。《天涛诗文》序 眉山苏氏兄弟的文章，是一代人的宗师。自宋代以来，执笔作文的人仰望他们，如同仰望泰山北斗。然而我曾私下为此忧虑：文章用来阐明道理，道理不明，文章又有什么用？苏氏的文章，十分之五承袭苏秦、张仪的余绪，十分之五沉醉于佛、老的糟粕。况且他们竟把伊川这样的贤人看作奸邪，几乎到了眼睛分不清黑白、耳朵听不见雷霆的地步，哪里还值得取法他们的文章呢？我家天涛在峡地初次出仕，那里有苏氏的坟墓，他禁止砍伐采掘，修葺了庙宇的面貌；又趁政事之余，写成若干篇诗文。人们都说天涛是仰慕苏氏并从中获益，我认为不是这样。天涛一生朴实敦厚，他在峡地时，仁厚而明察；正当军务兴起之际，从容筹划，不耽误政事，也不扰累百姓，恻隐而真诚的心意遍及境内。峡地百姓爱戴他，如同爱戴父母。这才是可以与学习伊川之学的人相比的，哪里是苏氏所能相比的呢？他的诗和文章，都是表达自己性情中自然获得的东西，并没有苏秦、张仪、佛教、老子的习气。对于方正之士，他从来没有憎恶之意。他表彰苏氏坟墓，只是因为那是先贤遗迹，不忍让它湮没在樵夫牧童手中，并不是尊奉他们的学说、师法他们本人。我正想和天涛一起探究程氏遗留下来的著作，追溯居敬穷理的学术脉络，寻求所谓吟风弄月的深远意趣和布帛菽粟的实际滋味。恐怕不了解情况的人看见他在苏氏任官的地方做官、表彰苏氏遗迹，便妄自认为他属于眉山一派，所以写下这篇序。不要让苏氏兄弟反而辱没了我的天涛啊！

译《李先五诗》序 我在疁城时，从来没有机会同文章之士亲近。等到休阳丘藏岳把李子先五的诗集送给我，并且请我作序，我才感叹自己竟不知道李子有这样的诗。品尝鼎中食物的人未必懂得滋味，吹奏管乐的人未必能够欣赏音乐，何况我处在尘俗之中，哪里能高谈风雅，替李子在文苑中振翅腾跃呢！然而我也曾私下议论过这件事。诗歌自《三百篇》以来，各代都有不同；虽有变化而不失正道，是因为诗本来就不会在人心中消亡。《国风》虽然不能登上朝廷宗庙的场合，但当时男女的歌唱吟咏，只是用来抒发性情、阐明兴亡，而贞正、淫邪、舒缓、惨切的风气，君王采集它们来考察政治的得失。唐代以诗取士，所进呈应答的诗文都质实而有文采，务必把平生所得的篇章写出来；有见识的人尚且讥讽这种风气渐渐开启了淫靡之门，何况比这更差的呢？如今世人所称道的诗，我感到疑惑。诗人未曾探究诗歌的源流和深奥之处，便动辄夸耀《离骚》与《雅》诗的盛事，反而把屈原、宋玉看作后尘。而且权贵门第中的人，彼此有应和刘桢、应玚赠答的篇章，文辞全像曹植、陆机，难道当代的才人真有这样兴盛吗？不过是把交游奔走当作荣耀，还是借赠送羔羊、大雁来求取润泽呢？所以我认为，近人的诗虽有可观之处，但要寻求像古人那样不在人心中消亡的，确实很少。李子虽然是当代人，但他的诗确实有值得采录的地方。有人看见它艳丽奔放、浓郁繁盛，便认为他的才华俊逸；看见它顿挫有致、浑然脱俗，便认为他的诗法敏捷；看见它宏博雄健、铺陈不尽，便认为他的学问广博而思虑深远。这些说法固然正确，却都不足以完全说明李子的长处。我之所以取重李子，是因为他的品格和修养。用诗来装饰自身，把它当作求取名利的阶梯，就不是品格；用诗来收摄性情，却把它带在身上作为奔走求进的工具，就不是修养。李子年轻时著书，评论各家，足不出里门，四方名贤时常招请他；在苍雪楼中以酒相待、请教文章，却绝没有车马声色之娱来扰乱他的性情，那么他的品格和修养如何，就可以知道了。当今有李子这样的人，大概就是我所说的诗不在人心中消亡的人吧？太史公说：“《国风》喜爱美色却不过度，《小雅》有所怨愤却不紊乱。”大概是想把屈原推进诗歌传统，以彰显其盛大。我现在将把李子列入唐代作者之中，来表彰他的微妙之处；如果能附在真正懂得欣赏声音、辨识滋味的人之后，可以吗？藏岳，请替我问问先五，或者他还有更高的见解吗？《王上台诗》序 王子上台给我看一卷诗，我读后觉得，大体和平高远，有古代《国风》诗人的情致。尤其喜欢他和华天御先生《夏日村居诗》中的诗句：“书囊随我甘沦落，世路从他自险巇。”世路的险巇终究有尽，而我甘愿沦落的心却没有穷尽。怀着甘愿沦落的心处在险巇的世路中，世路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句话一定与华先生有相契之处；王子的诗之所以能和平高远、自然远离流俗，大概也从这里有所领会吧？然而我还有话说。上天生养士人，士人生存于世，并不只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要让他们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准法度，引导、辅翼并使世人各尽其性。因此古代圣人曾以一个人不能得到安置为耻，想使君主和百姓都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他们即使出仕也必定合乎礼，退处也必定合乎义，但心中一天也没有忘记天下。即使终身不被世所用，仍然一定删定《诗》《书》，阐述仁义，阐明先王之道，以等待后世学者，只怕大道终究不能在世上彰明，而这个时代终究不能参与大道。唉，圣贤的用心本来就是这样吗？虽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但所谓独善，只是困穷居处时守住自身，不能像皋夔、稷、契那样施行事业罢了，并不是把这个时代置于心外。把这个时代置之度外，而以在山林中长啸傲然而居为高尚，是长沮、桀溺所说的独善，并不是圣贤的独善。既然如此，身处我们这个时代仍有险巇，也是我的耻辱。因此，任凭世路险巇而不与它争胜，可以；任凭世路险巇而不加以怜悯，却不可以。有人出仕，有人退处；有人进用，有人退隐，圣贤的行为虽然未必相同，但怜悯这个时代的险巇，竭尽自己救助它的心意，却没有不同。只有怀有甘愿沦落的心，使胸怀高远、气度和平，同时又有不忍见世路险巇的心，与万物同体，这样才没有辜负上天生养士人的本意。华先生抱道高隐，是当今的大贤，他一定对此有所领会。因读王子的诗，附带写下我的这些见解。华先生听到后，也认为我的话正确吗？《杨硕甫诗》序 唐代颜鲁公，是千古伟人。他喜好神仙、佛教的学说。儒者说：“这是因为他的天资高，所以学问虽杂，却不能污损他忠义的本性。”修仙者说：“这是因为他有幸得到我们的法术，所以能够有所成就。”这两种说法，世人一直不能判定。虞山瞿公在粤西殉难，他的气节最为刚烈。雪湖杨君硕甫，名讳秇，出入刀兵之间，背负他的遗骸，将其收殓安葬，义声震动三军，武夫悍卒都为之感动流泪，没有人阻拦。杨君自己说曾遇到异人，能够预知未来，所说的事情多有奇验。瞿公喜爱这套说法，曾同他交往，在艰难之中有时把他的话奉为明镜。我不知道杨君和瞿公究竟是否从那种术法中得到助益，还是因为他们禀赋于本性的东西深厚、承受于上天的资质纯粹，所以所操持的虽然未必完全出自儒者之学，但忠义一经发露便光耀宇宙，无法遏制呢？辛酉年春天，我在虞山遇到杨君，看他相貌浑厚质朴；他拿出一卷诗给我看，潇洒自得，没有丝毫俗气。唉，这就是他面对危难而不苟且的原因吧？他得自天性的东西，毫无疑问。由于杨君，我才了解了瞿公。世人的资质禀赋不如杨君，却只想学习那种术法，即使遇到赤松、洪崖亲自教导，把其中奥秘妙道全都传授给他，等到他遭逢变故，能够像杨君那样做的人又有几个呢？大概多半会把杨君这位朋友视若秦越，甩手不顾。假如杨君早年没有遇到所谓异人，而是遇到濂洛一派的儒者，凭这样的天资，经过切磋而努力学习，他的成就难道只是如今所称道的这些吗？然而像杨君这样的人，也可以称为奇男子了。天下人纷纷随波逐流，假如都能像杨君一样无论顺逆都保持同一节操，怎么会像江河一样日益衰落呢？

译《傅鹭来感怀诗》序 傅子鹭来给我看一卷《感怀诗》，磊落而缠绵，有唐人的风格。善于作诗的人自然能欣赏它，但那只是欣赏它的文辞罢了，并不是真正了解傅子。所谓“感”，是受到外物触动；所谓“怀”，是存于内心。受到外物触动的是末，存于内心的是本。我略微窥见傅子的胸怀，大概有足以称许之处。他诗中说：“五顷薄田两具牛，三餐脱粟鹿皮裘。”这是能够淡泊；又说：“仔细隋珠休弹雀，商量宝剑莫屠牛。”这是能够宁静；又说：“莫同狡兔营三窟，闲看祥鸾振九苞。”这是能够不以利而以义。淡泊宁静而不以利为重，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怀德”吗？有这样的胸怀，所以他的诗辞虽悲哀却不至于伤感，虽有怨意却不至于怨恨，都是感情自然流露而又合乎正义道理。假如没有这样的胸怀，只是感慨悲歌，叹息李广命运多舛，感伤刘蕡落第，怜悯冯暖困穷，哀叹郑防年老，把烦闷寄托给瞿昙，借黄鸟芳草抒发愁绪，那不过是怨恨、悲伤罢了，君子取它做什么呢？不过，傅子的胸怀已经很好了，我尤其希望他把这种胸怀充实发扬。一个人光明正大的胸怀，难在一时表现出来，尤其难在平日坚持并加以辨别。坚持得牢固，嗜欲才不能夺取它；辨别得精细，疑似之物才不能混淆它。所以古代君子戒慎恐惧，没有什么时候敢于懈怠，担心这种胸怀会被夺去；读书穷理，也没有什么时候停息，担心这种胸怀会被混淆。用力长久，达到醇厚纯粹、坚固不移，流畅于四肢，发显于事业，无论做什么都不是这种胸怀的流行，那么就接近圣贤了。否则，守持不牢，剖析不精，忽而出现、忽而消失，时隐时现，在笔墨之间光明正大，却在日常生活中不免糊涂委靡，这就不是我所敢于认可的了。傅子应当勉励自己。《一隅集》序 《一隅集》共收经义八十八首，是我在甲寅年选取并评点的，用来教导长子定征。为什么叫“一隅”呢？我看见人家的子弟把全部精力耗费在时文上，案头堆满、箱中塞满，勤苦终年，却完全没有时间读经史，即使读了也没有时间精读，所以选取这几十篇传授给他，并且为他指点其中浅深、虚实、宾主、正反、提挈、照应的写法，使他由此推广充实，那么时文的规矩就全都在其中了。这就是举出一隅而能够由此推知另外三隅的意思，希望他有余力读天下应当读的书，从容讲求圣贤完整的学问。长子按照我的方法，逐渐通晓文义；四书、本经之外，依次读《诗经》《春秋》、三礼、《国语》《国策》《史记》《汉书》以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又涉猎《资治通鉴纲目》和性理之学，逐渐知道圣贤的门径。壬戌年九月，不幸夭亡，年仅二十三岁。日月如飞，转眼已经三年，而这部集子仍整整齐齐地放在破旧的竹筐里。我既悲痛长子的遗迹，又认为它多少可以补救俗学的过失，所以拿出来传给求学之士。曾经有人把它比作厨师准备食物：时文就像宴席上的菜肴，各种经史则像厨房里的粮肉、山珍海味。厨房里没有粮肉山珍海味，却只大量收集宴席上剩下的菜肴收藏起来，想用这些招待贵宾，能够不腐臭污秽、难以下咽的，几乎没有。可是这部集子不是这样，它指示烹调的方法，看懂一席，就可以知道千万席的做法。有空时便置办粮肉珍味，寻找它们的产地，广泛求取、储备积蓄；客人来了，按照方法烹调，香美鲜洁，客人没有不喜悦的。而且不只是可以用来招待客人，一家之中养老爱幼，也无不宽裕有余。与只收拾残羹剩汁相比，相差岂不是很远吗？子弟用功的方法，应当如此。有志于文章学问的人，大概也能从这里得到启发吧。《黄陶庵先生制义》序 我既为陶庵先生的诗文作序，又推论他平日的修养。有人问：“先生的制义怎么样？”我说：“先生可以说是领会了制义的本意。”什么叫制义的本意？“是因为他的文章出入班固、司马迁，纵横驰骋于韩愈、欧阳修之间吗？”我说：“不是。”“是因为他的义理一定出自濂洛，文章法度一定取法成弘吗？”我说：“不是。”“是因为他的文章取法古人而不违背今世，合乎自身而不使人惊骇吗？”我说：“也不是。”那么，什么叫制义的本意？我说：“您也知道制义是怎样兴起的吗？这是宋明以来取士的工具。从公卿大臣到都邑长官，都是天子寄托股肱耳目的对象，是与国家、百姓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是决定政治治乱、国家安危的人；而这些人全都从制义这一条途径中选取。其间并不是没有英明的君主、贤哲的宰相，深谋远虑，辨别人才，慎重对待名器，却最终仍不废除制义，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制义是用来阐发圣贤之理的。能够言说圣贤之言的人，必定能够实行圣贤之行。把这样的人托付为股肱耳目，托付给百姓和国家，就必定有安定而没有危险，有治理而没有混乱，这就是采用制义的本意。” 这就是五六百年来之所以实行它而不废除它的原因。自从士人的风气败坏，制义成为空洞文章，正当他们执笔写作时，所说的无非仁义，但谁知道口说仁义的人却背离仁义呢？所说的无非忠信，但谁知道口说忠信的人却背离忠信呢？举世滔滔，都把它看成取得爵禄的工具，却忘了爵禄为什么必定要归属于这样的人。只要能够取悦别人，侥幸考中一次，就满足了，哪里还顾得上言行是否相合呢！唉，士风如此，却想得到真正的人才来求得国家安治，怎么可能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失去了制义的本意。如今看先生的制义，以及他平日的修养和遭逢变故时的从容，可以说言语与行为相合。言行相合，才是朝廷重视制义的本意。可惜先生不幸，偏偏只以气节为世所知。假如他生在政治清明昌盛之时，承担股肱耳目的寄托，接受百姓国家的重任，他所建立的事业，哪里能够估量呢？至于不能学习先生的行为，却只学习他的文章，用来欺骗世人、获取荣耀，平时不足以辅翼清明盛世，变乱时不足以维护纲常，于是众人纷纷指责说：“制义不足以得到人才。” 唉，这是制义本身的过错吗？还是丧失制义本意的过错呢？先生的制义，流传下来的很多，其中有些并非亲笔而是假托的，也有些并不是先生想保存的作品、只是来不及删去的，因此据此选定为若干篇。天下学者如果确实读他的文章，并由此想见其为人，不要失去制义的本意，那就差不多了。

译《谈念苕窗稿》序 谈子念苕与我的住处相距很近，常常能得到他的文章来读。他的文辞充沛而充实，气势爽朗而清新，一看就知道他将要奋翅直上云霄。今年秋天，他果然在乡试中考中，同乡没有不相庆贺的，大概是因为大家欣喜于文章有根基，也欣喜于人的际遇并不完全取决于天，而在于人的努力。然而我为念苕高兴，又不只是因为这件事。我曾听商文毅公说：“士人不要把能够跻身科举看作荣耀，而应把不辜负科举看得重要。”如今的人从束发读书开始，就揣摩当世的好尚，惶惶不安地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考中，考中了便高兴，考不中便忧愁，不正是因为科举吗？但从文毅公的话来看，一个人即使有幸列入科举之中，其中仍有辜负和不辜负之分。那么科举这件事本身，不值得仅仅因此欢喜，反而值得警惕。究竟怎样才可以不辜负科举呢？是要博览万物、准备接受顾问吗？七略九流的书无不窥览，毕方、贰负的奇异故事无不知晓，在科举中这样的人千百人中只有一两个，这样可以说是不辜负了。然而古人仍责备说：“这只是记诵之学罢了。”记诵之学可以说是不辜负吗？是要著书作文，使自己流传不朽吗？像司马迁、班固的史书，欧阳修、苏轼的文章，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李白、杜甫的诗，在科举中这样的人千百人中只有一两个，这样可以说是不辜负了。然而古人仍责备说：“这只是辞章之学罢了。”辞章之学可以说是不辜负吗？是要建立功业，使自己显扬于世吗？像萧何、曹参那样平定乱局，像房玄龄、杜如晦那样守成治国，挽救一时的危难，振兴一时的弊病，在科举中这样的人千百人中只有一两个，这样可以说是不辜负了。然而古人仍责备说：“这只是功利之学罢了。”功利之学可以说是不辜负吗？一个人仅仅拥有科举功名，已经不足以成为荣耀；即使再加上记诵、辞章、功业，声名显赫于世，却仍不能免于辜负，这并不是苛刻的说法。因为士人本来有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而这些还不足以填补我们的责任。士人应当做的，没有别的，就是孔子、孟子的学说和程朱之道罢了。这种道，要求博览万物，却不是世俗的记诵；要求著书修辞，却不是世俗的辞章；要求建立功业，却不是世俗的功利。不必到远处寻求它，它就在我从束发起所读的书中：圣贤的训诫、先儒的注释，精深而完备，把它们拿来实行，道就在这里了。可是人们往往只是学习其中的言语，把它作为科举的资本，却不能反过来在自身上求取真义；一旦有一天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便像丢弃破鞋一样抛弃它。因此往往际遇越隆盛，行为越污浊；地位越尊贵，品格越卑下。间或有人能够不同于流俗，却又沉溺在记诵、辞章、功利之中，不能深入探求圣贤之道。唉，要寻求不辜负科举的人，难道不是很难吗？然而我曾思考，人不能达到这一境界，只是因为志向没有确立；否则就是自以为满足，不再求进。假如志向确立而不自满，不断前进，天下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到，唯独这件事会困难吗？我看念苕对于科举之业，奋发而不肯居于别人之下，却又恭谨自守，仿佛自己没有能力，因此年纪轻轻便奋飞而起。人们从上天那里听取而未必能必然得到的东西，他却只把它当作寄托，径直取来。怀着这样的心志继续下去，难道他只能在科举中取得成功，却不能在圣贤之道上取得成功吗？这就是我为念苕高兴的原因。所以因读他的文章，在卷首为他作序，使天下看见念苕文章的人知道，他真正看重的将在彼处，而不在此处。这样，世上被科举困住的人，也或许可以知道回头了。《钱孝端经义》序 儒者往往说，科举事业兴盛了，圣贤之学却衰落了。我曾经对同道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科举事业出身的，应当共同努力，一洗这种名声。”请问怎样洗雪呢？回答说：“人们所厌恶的科举事业，是因为有人怀着追求利禄的心来研读圣贤之书，探求精微，手上忙乱，口中呻吟，并不是为了求道，而是为了求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更严重的，甚至不等探究精微，只要能够取悦于人便停止，粉饰虚伪，增长欺诈，像商人做买卖一样，所以君子厌恶它。”如今如果从事科举的人心中不存利禄，只知道道理应当求取，圣贤之学不可不学，以持守敬慎为根本，以穷究事理为功用，在六经中求取，以探究其中的奥妙；在濂、洛、关、闽诸学派中求取，以统一求学的途径；在史书中求取，以穷尽事物的变化；在敬轩、敬斋、月川、整庵诸位君子的著作中求取，以广博自己的见识，精心选择并切实实行。口中所说的，一定使它无愧于内心；自身所做的，一定使它无愧于言语；发而为文的，都是自己内心所得、身体力行的东西。有一天学业完成，被主管官员荐举，登上金马、石渠这样的馆阁，天下人看见他是由此而获得荐举的，便指着他所从事的学业称作“举业”，但求学者本来未曾自己称它为举业。他若得到际遇，那是道将要施行了，我没有参与其中；他若没有得到际遇，那是道将要废弃了，我也没有参与其中。这样说来，科举事业与圣贤之学，难道有两样吗？可是我曾经拿这番话告诉别人，别人却大都笑我迂腐。一天，钱子孝端把自己所作的几十篇经义文拿给我看，文气充沛，文采灿然，读它的人都认为像美玉宝珠，可以登上朝廷，可以光耀天地。钱氏世代都有闻名之人，大概又要在钱子这里兴盛起来了。只是钱子似乎不敢以此自满，不怕跋山涉水，向地位卑微的人请教，他的心志难道只是要与世俗的科举事业较量高下吗？我当时正在服丧居苫块之中，没有空暇答复。服丧期满后，才把平日用来告诫别人的话拿来答复钱子，钱子应当不会认为我的话迂腐吧。

译同邑文序 胡敬斋先生曾经感叹，科举之学败坏人才，说它只知道在文辞上华丽，却不知道立志于善。我读到这话，没有一次不感慨。然而，这难道是科举的罪过吗？科举的设置，原本并不是为了选取文辞。认为文辞写得好，是因为他的志向必定是好的。能够写出孔孟言论的人，必定是以孔孟为志向的人；能够写出程朱言论的人，必定是以程朱为志向的人。这好比建造房屋寻找工匠，召来询问他，他谈到栋梁、屋宇、椽子、方木以及宽窄深浅长短的法则，条理分明，像烛光照耀、数目清楚一样，于是把材料交给他，给他些工钱，并不算大错。自从求学者看见上级所取用的在于文辞，于是日夜磨炼文辞，以求符合主管官员的要求。孔孟程朱之道在笔端反复练习，说起来侃侃而谈，真像是可信的；可是问他的志向，他却说：“我只是拿这个来求取我想要的东西罢了。”难道他真想使自己的言语成为实际行动吗？这好比拙劣的工匠不致力于精通自己的手艺，只是捡拾鲁般留下的旧话来应对主人，幸而得到些工钱，就认为我的事情完成了。房屋建成还是毁坏，坚固还是脆弱，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做主人的正庆幸自己得到良工，认为高大的厅堂和曲折的亭榭可以借此建成，哪里知道他的志向并不在这里呢？这就是所谓鹪鹩已经飞翔在辽阔天空，捕鸟的人却还在沼泽中张望，于是科举在这里发生弊病了。这还只是就那些文辞写得好的人来说的。更严重的，则连文辞也写不好，糠秕杂乱陈列，稂莠交错出现，幸而能够蒙混主管官员的耳目，冒昧地取得一第，便安然自以为学业成就了，不再知道世间还有学问，这就更没有什么可谈的了。然而我终究不认为科举毫无用处。天下广大，有珷玞就必定有和璞，有鱼目就必定有隋珠。明道、紫阳难道不是科举出身的人吗？读书人如果有志向，即使处在秦代初年、宋代末年，废弃诗书，禁止道学，仍然会修养自身、独善其身，把守护先贤、等待后学作为自己的责任，何况如今有光明显赫的法令，以仁义为靶子，以六经为罗网，以洙泗、濂洛为招牌，而在茫茫天地间没有人起来响应，我是不相信的。我们县向来号称人才聚集之地，从蓬蒿草莽中崛起而登上青云的人接连不断。后来的读书人更加勤勉地仰慕前贤，共同汇集自己揣摩写成的文章，刊刻出来问世，并命我为它作序。这些文章竭尽精力思考，上追秦汉，下凌唐宋，每句话都一定击中要害，每个论断都一定合乎准绳，我们同道之人讲习它们，已经很久了，难道还等待我的话吗？但我私下有一个愿望想要陈说，只是不知道我们二三位同学朝夕揣摩、烂熟于心并汇集在这部文集中的内容，究竟是否发自他们的志向呢？还是只在文辞上追求华丽呢？他们是否真正看见了圣贤之道，像饥饿时吃饭、口渴时饮水那样不能自已，并且侃侃而谈呢？还是说姑且只想求得符合科举法令呢？这两者相差只在毫厘之间，却有天地般的区别。我的同道中一定有明白这一点的人，但愿如此！大家彼此砥砺，各自就自己所说的道理，回过头来切实在自身上求取实践，因为不能成为明道、紫阳而自我惭愧，不要只想着同文章之士在中原争逐，使天下后世说科举之中有人才，而不要成为敬斋先生所叹息的那种人。这样难道只是一个县的光荣吗？世道的运行和人心的变化，实在都要依赖于此。《歴科小题永言集序》程子说过：“古人从能够吃饭、能够说话时起，就已经接受教育了。大概人在幼年时，知识和思虑还没有确定主宰，就应当把格言至论每天陈列在他面前，使它们充满耳中、充满腹中，时间久了自然安然习惯，仿佛本来就有的一样。”又说：“人们大多把子弟轻快聪敏看作可喜，却不知道这正是可忧的。有轻快聪敏资质的人，一定要教他通晓经学。”朱子曾经赞许陆子寿的话，说：“教子弟写作虚妄浮诞的文章，都会败坏他的气质。”古人为子弟考虑到这种程度，如今教育子弟的人，我对此感到疑惑。子弟年幼时，既不曾在洒扫应对上受到训练，朱子所编纂的《小学》一书，常常束之高阁，不让他们过目。即使每天读孔孟之言，也不过把它当作求取利禄的阶梯，从来不知道那些道理是必定应当实行、不可不实行的。稍稍长大便教他作文，诱发他的机巧心思，鼓励他的浮华，只把惊动人的耳目当作能事，不问文章虚妄不虚妄，也不问是否通晓经学。侥幸取得一第，便认为学业完成了，不再知道世间还有应当读的书、应当做的事。这样看来，风俗不端正，士人习气日益败坏，难道不是从童年开始的吗？所以我每次教童子作文，总是战战兢兢，只怕有一句话的毛病侵入他的心中，日后滋长得高大繁盛、畅茂条达，便无可救药。人的聪明才智，应当在规范范围内扩充，不应当扩充到规范之外。从前嘉靖以前，天下没有异端杂学，士人都通过程朱之学来窥见孔孟之道，他们的文章浑厚醇朴，只怕有一句越出法度。士人的习气如此，风气怎么会不醇厚呢？从此以后，学术日益混杂，文章日益奇巧，风俗日益偷薄，并不是上天所生的人才与从前不同，而是教育他们的方法造成的。到了成童之时，他们的内心先已经被雕琢得离散破坏，想求他们长大后归于醇朴，就不可能了。所以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务必要从教育孩子开始。教育的方法，必须以《小学》为基础，以濂、洛、关、闽诸家的书为根本，以前代正人浑厚醇朴的文章为标准，使他们从孩提有了知觉开始，就浸润在仁义中正之中，活动在规矩准绳以内，像水势浩大深广，却不能越过堤防那样；这样文章不求端正也会自然端正，风俗不求厚重也会自然厚重。张子质、夫惇五、蒋子声选取历科小题文章作为童子的范式，我看他们一篇篇文章出入取舍，不敢苟且，只怕贻误后学，他们大概也有程子、朱子的忧虑吧？所以我推述古人教育童子的道理，写在这部书的开头，使读者知道文章这一途，并不只是看重机巧浮华；应当思考程子所说的可忧之处是什么，朱子所说的败坏气质之处是什么，使聪明日益扩充，而规范始终存在，必定成为改变风气的人，不要成为被风气改变的人，这样或许不辜负三位先生的志意。

译《授经堂寿序》今年春天，嘉善沈芷岸太史寄信给我说：“我们县的畏碞先生，是我舅父的儿子宗老。平生慷慨，厚重而重情义，看重诺言，乐于行善，喜欢施舍。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命运不济，始终没有遇合。近年来闭门教孙，享受天伦之乐。如今将近七十岁了，您难道不可以写点什么为他祝寿吗？况且我的表弟端明侍奉父亲以博取欢心的心意非常诚挚。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助兴的，不行。陇其不才，正自我放任于烟霞泉石之间，笔墨久已荒疏，接受这个命令不知所措。恰好读到《史记·万石君传》，胸中仿佛有一种不能停止的感受，于是恭敬地写下来，拿给太史质正。”在万石君那个时代，人才济济，毛苌、董仲舒、申公等大儒，至于那些言行醇厚完备的人自然不必说。像施雠、孟喜、赵绾、王臧一类人，凭经学显名；司马相如、枚臯一类人，凭文章辞藻著称；公孙▯用曲解经义来逢迎世俗，受封为平津侯。而万石君这些都没有。蜀地卓氏、宛地孔氏、鲁地曹邴氏、宣曲任氏，都凭资财称雄郡国，而万石君也没有这些。唯独他父子兄弟，循循然孝顺谨慎，从内到外，没有一点勉强装饰。他们年纪越大，品行越笃实，积累日久，声名越显著。天下人仰慕他，即使齐鲁诸儒的质朴品行，也都自认为比不上他。以司马迁在一切平庸行为面前喜好奇异、仿佛不屑一顾的态度，却唯独对万石君家的家风津津乐道，不能停止。过了一千多年，朱子编纂《小学》一书，取舍谨慎严格，即使经传中的文章也不轻易收入，却唯独对万石君的事迹说得如此详细。由此看来，没有比孝顺谨慎更荣耀的，没有比孝顺谨慎更长久的。假使当时万石君有卓氏、孔氏的资财，有平津侯的爵位，有枚马那样的文章，有施雠、孟喜那样的经学，而孝顺谨慎却不如人，他的名声未必能流传到今天；即使流传下来，也一定不能像今天这样使人敬仰。又假使当时像卓氏、孔氏、平津侯、枚马、施雠、孟喜这些人，能够像万石君一样孝顺谨慎，他们的姓名流传到今天，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敬仰，必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寂寂无闻。《鸤鸠》的诗说：“善人君子，他的仪态始终如一。他的仪态始终如一，内心坚定不移。”所谓仪态如一，是说孝顺谨慎纯厚地表现在外；所谓内心如结，是说孝顺谨慎始终存在于内心。诗的末章说：“正是这样的人，国人为什么不能祝他万年长寿？”说的就是孝顺谨慎的功效。除了孝顺谨慎，再没有别的道理了。毛苌、董仲舒等大儒，也不过是完全做到这一点罢了。自古圣贤之所以能够承继过去、开启未来，卓然挺立而不可磨灭，没有不以此为基础的，只是有浅深、安然与勉强、生疏与成熟的差别罢了。如今我畏碞叔，年轻壮年时修养品行，晚年享受天伦之乐；能够自得其乐，可以说已有万石君的遗风了，我又有什么可祝愿的呢？也只是祝愿他说：从今以后，长久保持万石君家的样子罢了。万石君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赵地平民，率领子弟亲身实行孝顺谨慎，自己享有高寿，一家显贵，好的名声无穷无尽。何况再加上经学和文学，增加他所有的，并使他具有原来没有的东西，他所能达到的成就，哪里可以估量呢？我怎么知道其成效之盛，不会超过《鸤鸠》诗人所祝愿的呢？又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像司马迁那样搜罗旧闻的人，采录他的家风，把魏里的万石君收藏在名山之中，流传给后人呢？更怎么知道一千多年以后，不会有像朱晦翁那样汇集嘉言善行的人，叙述他的遗事，补入《小学》，使偏远僻陋之地的三尺童子都知道有畏碞先生呢？这只在于端明和各位子孙能够恭敬地承继它罢了，有什么困难呢？端弟请把我的话转告太史，他一定会认为说得对。

译《灵寿教谕张君寿序》灵寿的诸位生员有人来问我说：“这个月某日是我们的老师张子的生日，请问我们用什么来举杯祝贺他呢？”我说：“这不是你们老师所喜欢的。生日举杯祝寿，并不是古礼。从汉、晋以前，从未听说有这种礼仪；有这种礼仪，是从齐、梁之间才开始的。《颜氏家训》中曾经详细说明它不合礼法。所以近世爱好礼法的士大夫，都鄙弃而不做。诸位学生又为什么要取法这种做法呢？如果一定要做，也有一种办法。你们的老师张子，是西山先生的优秀后代。西山先生曾经编纂《儒宗理要》一书，汇集濂、洛、关、闽诸家的精辟言论，来告诉天下的求学者。这就是你们老师的家学。从家庭中听到的，一定会推广到学校。诸位学生想要敬重老师，不如服膺他的教诲。若能真正取来他的书，诚心诚意地服膺，口中诵读，心中思考，在自身上实践，在事情上推行，深深喜爱，笃实好学，彼此切磋，以《太极图》《西铭》为一定可以领会的学问，以主敬、穷理为一定可以学习的功夫，不敢让记诵词章夺去它的位置，也不敢让虚无寂灭扰乱它，也不敢让功利权术混杂其中。从近处到远处，从低处到高处，真实积累，努力长久，豁然贯通，和顺积聚在内心，英华显露于外面，那么张老师便可以借你们之手向西山先生报告说：『小小的灵寿，有像茂叔那样的光风霁月之人了；有像二程那样祥瑞日光、祥云，以及规圆矩方的人了；有像横渠那样把百姓看作同胞、把万物看作同类的人了；有像考亭那样一生所学归结为四个字的人了。』《儒宗理要》一书浸润到肌肤，深入到骨髓，与文山一样高，与卫水一样长久了。西山先生听见后，也欣然而喜，说：『这能够推广我的学问来实行我的教诲，才是真正的我的儿子。』诸位学生用来敬重老师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为什么不致力于此，却急切追求世俗礼仪呢？假如诸位学生说：『这种礼仪，彼此沿袭已经很久了，一旦废除，我们心中会感到不安。』从前鲁国人举行猎较，孔子也参加猎较，但先行登记、校正祭祀器物；参加猎较是与众人相同的，登记校正则是孔子独有的。诸位如果不能不做，那就把举杯祝寿当作猎较，把《儒宗理要》当作登记校正。不要以为烹羊炰羔就足以完全表达敬师之礼，而应当沉潜反复体会五位先生的言论，一定要努力做到不辜负老师的期望，这才差不多吧？”诸位学生连声答应，请我把这些话记在学校里，以便彼此勉励。于是我作歌赠给他们说：“如今学术郁结而不兴盛，西山先生在范阳崛起，探求精微，扫除糟粕，濂、洛、关、闽之学光辉显赫，编成美好的书籍，给我们以渡河的桥梁。啊，张子啊，能够守住正义的家法。青年时代努力学习，摆脱膏粱子弟的习气，在灵寿执掌教鞭，声名传播远扬。凭借他的家学，惠泽学校中的学生。既修缮庙宇的面貌，又修整门廊厢房，于是传播精微的言论，向他们指示周遍可行的道路。众多士人振奋于纲常，说：『我们有老师，家学传承光辉灿烂；开启我们的聋瞽，洗涤我们的沉疴。』从今开始，谁敢懈怠荒废？努力钻研仰慕，登上入道的船航；一定窥见程子学说的深奥，一定登临朱子之堂。驱除功利，排斥寂灭和浮华词章，只有德与义，才崇尚它、匡正它。志向达到极天蟠地的程度，我的愿望才算实现。像茧丝牛毛一样细微的道理，不敢有一点遗漏。洛学、闽学的真传，但愿不要丧失。使我老师的声誉，如山如冈般长存。可笑那些愚昧世俗之人，不明白其中的长短得失。用什么来赞美老师呢？用防酒装满筐子。以我看来，这只是说外表庄重罢了。我敬重我的老师，难道在于那些祭祀器皿中的酒食吗？”

译《潘泗庵先生寿序》我曾经读《吕泾野集》，看到他对一个人的儿子谈侍奉父母时说：“你希望你的父亲成为郿地人张殿中丞那样的人吗？张殿中丞生于景德、天禧年间，如今已经数百年了，他的寿命还与太华山、终南山争高，至今没有止息。还是希望你的父亲成为汴地人程大中公那样的人吗？程大中公生于乾兴、景祐年间，如今已经数百年了，他的声寿还与嵩山、少室山、黄河争长，至今没有止息。”每当诵读这些话，我没有一次不赞叹其言，认为凡是做人儿子的，都应当写下来放在座位右边。殿中丞和大中公当然贤德，他们能够与太华、终南、嵩少、黄河争长寿，难道不是因为有横渠、明道、伊川这样的儿子吗？人若能以横渠、明道、伊川的学问为学，何必担心父母的寿名不能像殿中丞、大中公那样呢？锡山潘远亭与我同在一处任官，他从恒阳归来后，寄信给我，询问显扬父母的道理。我不聪敏，幼年诵读《孝经》的话，到老还没有登堂入室，哪里足以辱没远亭的询问呢？既然如此，也只能把泾野用来告诫别人的话告诉我的远亭罢了。远亭的父亲泗庵先生，年轻时以不受拘束的才华负有声名，博览经史，上下通晓古今，在家孝顺友爱，不亚于石建、薛包；待人推心置腹，处于汲黯、郑当时之间，遭逢时局变化，凭韬略显名，慨然仰慕赵营平、马伏波的遗风，把卫青、霍去病看得很轻。他体力正强盛，功勋声名正不可限量，只是他的志向不止于此。建立鼎钟般的功业，是先生用来激励自己的目标；继承箕裘家业，是先生对远亭的期望。成为赵营平、马伏波那样的人，确实快乐；成为殿中丞、大中公那样的人，不是更加快乐吗？远亭如果真正体会这一志向而努力，不以世局的顺逆来忧喜，而一定把成为程子、张子那样的人自任，那么立身在这里，侍奉父母也在这里。《西铭》《正蒙》是我用来奉养父母、使其温暖清凉的工具；《定性书》《颜子好学论》是我用来奉养父母甘旨的供养；《经学理窟》是颖考叔进献的羹汤；《易传》《春秋传》《遗书》《外书》是老莱子穿斑衣娱亲。把这些道理在心中推演，并在自身实践，所谓“不愧屋漏”的功夫，不能不实行；所谓“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境界，也不能不实行。日积月累，真正积累努力长久，义理精纯，仁德成熟，天下将一致说：『关洛之学又在梁溪、二泉之间出现了。』泗庵先生回头欣然说：『我多么幸运，竟能追随程子、张子两位老先生啊！』这样的快乐该有多大呢？这样的寿命该有多长呢？他与世间那些得到一个官职、升一级官阶便向父母夸耀的人相比，所得究竟谁多谁少呢？远亭难道会没有这样的志向吗？况且我听说远亭的家乡，是高景逸、顾泾阳两位先生居住的地方。他们都学习程朱之学并有所收获。高、顾二位与程、张二位究竟有什么异同，暂且不深论。然而学习而有所得，直到今天两位先生的名声还与日月争光，两位先生父母的名声也与日月争光。难道高、顾的学问能够使他们的父母长寿，而生在他们乡里的人却不能吗？我不相信。何况远亭任官武强时，以慈爱安抚百姓，以严厉约束奸邪，能够革除一切苛刻的征敛，不合时宜也不顾忌。他已经有了卓然不肯苟同流俗的志向。把这颗心推广开来，用来奋发求学，哪一位前贤不能企及呢？从前朱子一生的学问，自同安归来以后，更加策励自己，终于成为万世儒宗。如今远亭的年纪，仿佛是朱子任同安时的年纪，如果能够像朱子那样策励自己，也就是朱子一样的人了。我看将来名声扬播、父母显贵，能够与太华、终南、嵩少、黄河争长寿的，不是别人，一定是远亭和远亭的父母。泾野的话，难道会欺骗我吗？谨以这些话祝愿。《吴母朱太孺人寿序》梅村吴先生凭文章和经学在海内光彩显著，不仅像庆历年间的欧阳修，也像元祐年间的苏轼。他学问深湛，人物卓异，士大夫本来已有定论。然而有一件事还不能确定：欧阳修、苏轼的后人，像欧阳棐、苏过，虽有文名，却不能完全继承父亲的事业，大概极盛的局面难以继承。但梅村先生有两三个儿子，正在发愤读书，不能估量他们将来的成就；古人与今人是否相同，还不能知道。三个儿子都出自朱孺人，孺人又用断机、丸熊的教诫，日夜磨炼儿子，使他们继承前人的功业并发扬光大，这又哪里能够估量呢？朱孺人五十岁生日，姻亲同族谋划怎样祝贺她，我说：没有别的办法，就用言辞来祝吧。把孺人对儿子的期望用来为孺人祝寿就可以了。孺人对儿子的期望没有别的，不过希望他们能够完成梅村先生的志向罢了。我听说君子的志向与世俗不同，如今天下熙熙攘攘，所祈祷求取的，是官位高显、家中温饱、箱笥里装满金钱、仓廪里装满粮食、印绶累累而官服光鲜，这只是富贵之士罢了。君子对儿子的期望不只是这样。拥有雕龙绣虎的才华，描写风云月露的姿态，使司马相如、扬子云争奇斗艳，使庾信、徐陵并驾齐驱，这只是文章辞藻之士罢了。君子对儿子的期望不只是这样。功业成就如管仲、晏婴，得志如公孙衍、张仪，功勋显赫，心术满足，可以震动天地，却不能安稳地睡觉，这只是功利之徒，难道也是君子用来期望儿子的目标吗？君子爱护儿子，就一定希望他成为完整的人；希望他成为完整的人，就一定希望他学习圣贤；希望他学习圣贤，就一定希望他履行仁义、厚重忠信。仁义，是德行所乘的车；忠信，是德行的根基。有这样的儿子，这才是祥瑞，不是富贵、文章、功利所能相比的。这难道不是梅村先生的志向吗？那么请进一步祝愿说：愿孺人的儿子扩大自己的志向，拓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沉溺于世俗，不要局限于习俗；以浮华为可耻，以杂霸为可鄙，以道为归宿，以古人为法则，以穷理格物作为进入德行的门户，以戒慎恐惧作为存养内心的根本。一定要像董仲舒那样端正义理、彰明大道，一定要像诸葛武侯那样淡泊宁静，一定要像范希文、皋夔、伊尹那样先忧后乐，这就是我的目标。思孟、程朱，是我的老师；左边放图籍，右边列史书，是我的家学传承；内圣外王，是我继承前人事业的堂构。每天进步，逐月增长，从容游息而渐渐浸润，假以时日，孺人的儿子显赫地成为大贤，那么孺人就是大贤的母亲。假以时日，孺人的儿子纯粹地成为醇厚的儒者，那么孺人就是醇儒的母亲了。荣耀没有比这更大的，福分没有比这更厚的。努力去做就是了，难道有什么困难吗？谨以这些话祝愿。

译《曹母成孺人寿序》我在恒阳任职时，我的女婿曹子星佑托人告诉我说：“我父亲今年六十四岁，我母亲六十岁，请问应该用什么来祝寿？”我估量星佑爱护父母，凡是可以祝愿他们像《天保》诗人所说的冈陵松柏一样长寿的事情，他一定没有不做到的，不必等我说。况且星佑的父亲臻莱翁和母亲成孺人，都生长于名门，能够用勤俭治家，用礼法约束自己，没有膏粱华靡的习气，他们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得到长寿，又何必等星佑来祝愿呢？如果一定要说，也有一件事，那就是顺从父母的志向。父母的志向得到顺从就快乐，快乐就长寿，这是星佑应当努力的。怎样顺从志向呢？父母的志向有显而易见的，顺从它容易；有隐含而难以了解的，顺从它困难。如今人从成年以后，父母没有不日夜盼望他说：『希望我的儿子学业有成而取得官位。』取得官位了，便又说：『希望他继续升迁而更加尊贵。』升迁而更加尊贵了，便又说：『希望他给后代留下福泽。』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听说古人有二程先生，是大贤人，有这样的儿子，可以说是荣耀了；然而父母却不敢这样要求他们的儿子。又听说古人有朱子，是大贤人，有这样的儿子，可以说是荣耀了；然而父母也不敢这样要求他的儿子。这并不是父母不希望儿子成为二程、朱子，而是恐怕儿子未必能够做到，所以不敢轻易责求他们。假使儿子果真能够像他们那样，父母内心的愉快必定会增加百倍，这就是隐含而难以了解的志向。顺从显而易见的志向，父母的寿命会增加；顺从隐含而难以了解的志向，父母的寿命会更加增加。这样看来，星佑想通过顺从父母的志向来祝愿父母长寿，也不过是学习程朱罢了。人不能成为程朱，并不是不能，而是不去做。读程朱的书，实行程朱的行为，也就是程朱了。在五经、四书及其传注中求得根本，在《小学》《近思录》中掌握要旨，在《遗书》《外书》《文集》《语类》中考察其全貌，在《性理纲目》中扩大见识。口中诵读，心中思考，亲身努力实行，一定登堂，一定深入奥妙；行动、静止、言语、沉默，都不敢有一点逾越。这样不成为程朱的人，就很少了。星佑努力吧！星佑的学问每天进步，臻莱翁和成孺人的心情就每天愉悦，寿命也每天增加。《天保》诗人的颂祝，难道还难以握券取得吗？请斟酒祝愿说：『愿我的星佑在理学精微中沉潜而奋发，唯以洛学、闽学为尊崇；居敬穷理，不停止功夫；从近处到远处，日益扩充；真正积累，日子久了，豁然贯通。』 从前程子吟风弄月，探究如茧丝牛毛般细密的道理，说：『唯有晦翁。』谁说大道遥远呢？我看见它就在这里。成为世间的麒麟凤凰，声誉真正盛大。高堂之上，父母白发苍苍，欢乐融融。庆幸我有这样的儿子，道理贯通于他的自身。至诚充沛洋溢，感通上天。上天降下福祉，越来越盛、越来越丰厚。我们两位老人，内心日益欢悦，眼睛更加明亮，耳朵更加聪敏。即使活到期颐之年，也仍然像黄口童子一样。《王母于太孺人寿序》我在灵寿任职，靠近行唐。孟津王子正任行唐县令，他对我说：“我有老母亲，今年九月满五十岁，希望您能写点东西为她祝寿。”我不聪敏，文辞鄙陋，无法应命。不过私下也有一点献言。人有父母，谁不想使父母荣耀、使父母长寿呢？只是他们的志向不同，用来祝寿的方式也不同。志向在富贵的人，就用富贵祝父母长寿；志向在道德的人，就用道德祝父母长寿。富贵有时会穷尽，道德却不会消灭。所以让人称我的母亲为公卿的母亲，哪里比得上让人称我的母亲为贤人的母亲呢？王子家住在洛阳附近，难道没有听说洛地先贤有二程先生吗？宋代时，身居高位、享有厚禄、声势显赫而使父母荣耀的人，多得数不清。二程先生生在那个时代，问他们担任的官职，不过是上元主簿、扶沟县令、监察御史、崇政殿说书，并没有宰相那样的尊贵，也没有万钟千驷那样的财富。然而二程先生发愤自强，以孔孟为宗旨，以六经为根本，以居敬穷理为功夫，以正谊明道为事业，从洒扫应对一直学习到穷理尽性，学业成就后，天下人都尊奉他们。直到今天，距离二程先生已经数百年了，他们的名声仍然巍然高耸，他们父母的名声也同样巍然高耸。当时那些富贵超过二程十倍百倍的人，全都比不上他们。王子认为，彼等的长寿与这种长寿相比，哪一种更长久呢？况且我听说王子的母亲于太孺人守寡后，发誓守节，教导儿子；读书时以恩惠对待婢仆，以礼法交接姻亲；平生没有疾言遽色，支撑门户，昼夜操劳，备尝辛苦。从前随太常公在翰林任官，在浙江执掌法宪，在江宁任藩司，享尽人世荣华，却从未有丝毫富贵人的神色。这说明她能够以道德自重，也必将以道德期望她的儿子。我知道王子用来为母亲祝寿的，正在这里而不在富贵那里。请斟酒祝愿说：『愿我的王子学习程伯子；如果赶不上伯子，我的学习就不停。愿我的王子学习程叔子；如果赶不上叔子，我的学习就不停。』男子胸中应当融会万理，龚遂、黄霸、召公、杜母的政绩只不过是其中一斑罢了。母亲看着他，欣然露出喜色，说我有一个儿子，芬芳如兰芷。上天鉴察他的德行，增加我的福祉，使我长寿无疆，使美好的声名永不停止；与嵩岳同样高，与涧水、瀍水同样长久。《三鱼堂文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三鱼堂文集》卷十 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