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华集卷七　　　　　　宋　员兴宗　撰奏议

译传记说：“任用贤能不吝惜俸禄，奖赏功劳不超过时限。” 周武王已经有了取得这种成效的办法。恭敬地想到我朝世代承载光明的德行，太祖、太宗掌握威权和恩赏这两种权柄，如同春天和秋天一样，毫不吝惜高贵的爵位和厚重的赏赐，广泛罗致真正有才干、实际有用的人才。雷有终在蜀地时，尚且发给功劳帖七千张。到了仁宗皇帝，遵循并实行这种做法，例如赏赐曹利用，就有根据功劳升迁补授的诏令；赏赐范仲淹，就有授予空名宣札的补授。天下士人都尽力来保卫君上。当时不但可以凭气势驱使他们，几乎还可以凭名义来胁迫他们。如今陛下有天赐的勇武和智慧，又处在极盛的治世，按照法度约束诸将，明定各军的纪律，又把奖赏功劳作为最重要的事情。近来命令有关部门分为三等，凡各处保明归义、建立功劳的将士，都根据功劳量给并恢复他们的资历。臣观察圣明的威令卓越非凡，聪明的人思考着贡献谋略，勇敢的人乐意贡献力量，纵横施展，无处不可作为。这实在是世间少有的机遇。臣愚昧地还担心边远地区，军中官吏出入未必完全依照朝廷原先颁下的赏罚标准；万一有拖延时间、启发侥幸的人，有受冤屈压抑而无处申诉的士人，请求按照熙宁年间诏令的用意向他们明白宣示。此前陕西宣抚司上报，各路将士中有未依赏格办理的，诏令规定有功将士中应当得到酬劳叙用的人，命主将当众评定，务必从简从速。将士有了功劳，主将当众评定完毕后，应当明确列出姓名上报，不得因为随身牙队以及亲戚牙队而调换有功之人，导致应当受赏的士人受到压抑。士卒如果明显有功劳，却被别人调换，或者被别人压抑，允许经过各处自行申诉。这样一来，有功的人就不会受冤，侥幸的人也不能得到赏赐，这就是奖赏功劳的根本道理。如今陛下的明诏已经在前，凡是应办的事情都已经具备，其余只要稍加指示便可确定。臣观察近来陕西战死的士卒，主将并不是不想优厚抚恤，只是各司只顾细枝末节；死于战事还不到十天，就有人先把他们请求领取的事项搁置；还不到几个月，就有人不接受他们的申诉。那些官司只知道把防斛的积存视为得意之事，却不知道明主鼓舞激励士卒的本意。臣愚昧地还希望朝廷申明旧日禁令：凡是战死者的家属，等到半年或一年以后才开始停止申请领取；仍然允许家中的壮丁或最亲近的家属一人报名充役，也多少可以使他们知道朝廷恩德宽大。论国家马政疏 臣听说，巩固国家的方法在于设置防卫，设置防卫的实际措施在于购买马匹。假使四边都有才干的官吏，有关部门都有负责而求实的政令，马匹怎么会不能得到？防卫怎么会不能完备？即使因循古代的法令，随着时势有所增加或削减，臣也认为已经绰绰有余了。五代末年，监牧大多废弃，官府买马多有缺失，国家的马匹于是不能繁殖增加。自从我朝兴起，便大加修治。每年派遣使者，多方任命官员。太宗皇帝在兴国初年，下诏购买一十七万匹。咸平以后，马政大加修整。各坊、各军积聚的马匹达到二十余万匹，饲养马匹的兵校多达一万六千人，甚至连饲料草料也接近七十余万。标占的坊监，总计也有四万余顷。检查、办理牧马事务，细致周全到这种程度，可以说完备了。即使周朝初年设置养马校官，安排许多牧养马匹的职务，也不敢指望达到我朝祖宗时代的程度。恭敬地想到陛下德业丰盛，随着弊病所在加以指示，适时使川、秦的牧马事务安定统一，尤其应当加以重视。务必要选择清正强干的官吏，远赴各地任职，这才是国家政务总核的实际。臣本来是蜀人，曾经在牧马司任职买马，亲自在西方看见那里的事情，敢于为陛下说出来。川、秦分配的买马地区，陕西是阶、文、西和等州，四川是黎、叙、南平等处。每个地方设置一个事务机构，每个机构设置官员。陕西只在宕昌进行博易，最为重要而便利。然而臣观察川、秦用来交换马匹的物品，不过四五种，有锦，有茶，又有防绢。陕西多用茶，少用锦；四川多用锦，少用茶。随着各自所需，彼此以有无相济，这本来应该使良马接连不断地到来。然而招诱没有方法，间或又用非其人，蕃客不来，马匹定额逐渐缺少。为什么呢？因为买马的几个弊病没有去掉。陕西买马的物品，唯独依靠茶货。蕃部既然把马匹卖出，一旦得到茶，或者缺少旅费，就仍然把茶当作钱使用。此前监买官吏逐渐用钱收取茶叶，时时抬高茶价，使茶货本身增重，近来却不能这样做了。茶货一贬值，凭什么招致马匹？这是第一个弊病。茶叶从蜀中出关，经过兴利等州，然后逐渐运到宕昌，大约将近二千余里。铺兵守护道路，摘取树叶代替茶叶，虽然有明令禁止，却无法阻止，以至于交换马匹时，蕃部用各种办法推脱为难。这是第二个弊病。买马必须设置牙侩一类的中间人，大概就像中原的经纪人。假如一驷良马价值一百五十余千，那么中间必然要卖到二百贯以上。牙侩和本务官吏、胥吏之类，四分取一；官府损失了货物，他们私下取得了利益。这是第三个弊病。马司下发卖引所购买的丝织锦缎，分给织机户和他们应得的锦缎份额；规定三等马司拿出上等锦缎，价格却多换得中等锦缎，颜色也如此，因为胥吏和锦户相互通有无，暗中互相资助取利，锦缎质量既差，折价交换便困难，这是第四个弊病。买马开始时，虽说是羁縻远方之人，见到马匹便发给物品，然而不像近来这样，监买官吏不称职，把弊病说成强盛，把短处说成长处，把年齿大的马说成年齿弱的马。像黎、雅等州，距离马司还不到千里，每逢运送马匹，马不能乘、不能骑，路上死马相望；何况再运送万里之远的马匹，能够保证吗？这是第五个弊病。臣愚昧地伏望陛下明察上述川、秦买马的五种弊病，严格告诫牧马司，从今以后四川的胥吏、牙侩、铺兵之类如果再犯此事，请求定罪而不宽赦，使交换的物品没有不良的，监买的官吏没有不称职的，那么蕃部的马匹就没有不来的了。臣又听说，议论的人还想改变办法，改由防路水运；小臣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其间大的利害关系，小臣本来难以看清，然而天上运行没有比龙更快的，地上行走没有比马更快的，如今想让马走水路，似乎违背它的本性。从前欧阳修曾说，蜀中的珍货贡物大多不能出三峡，因为三峡的水春夏湍急凶猛，有倾覆溺水的忧患；只有粗劣的物品才径直经过三峡，人们也多把它们看作弃物。

译马政是国家的根本，官吏怎么敢把它看作弃物呢？有人说国家近来运送轻装的纲运尚且还走这条路，却不知道纲运有的用肩挑，有的用袋装，遇到险滩便绕开，临时搬运，安排并不只用一种办法；从鸟道通过似乎也没有害处。可是群马到来时，积聚起来像山一样，本来不能走崎岖不平的小路，险滩又最终能够保证安全吗？况且防路深入大山，最为贫瘠，钱粮和草料不容易经常充足，驿站、马厩、皂栈也不容易创设，兵士和牧卒遇到小州县，难免骚扰侵渎；恐怕约束尚未确定，忧虑将在数年之后出现。小臣没有见识，私下认为荆襄道路没有大的危害，不容易更改；臣希望朝廷反复考察并加以审察。臣愚昧地知道贡诚是通达天阙的途径，因此借机谈论川、秦买马的五种弊病，最后竟敢涉及这件事，只愿陛下裁量宽赦。论征税疏 臣听说，上古的法令简约，后世的法令繁复；前代的官吏质朴，后代的官吏奸诈。上古法令并不是有意简约，而是百姓淳朴、官吏质朴，有了命令就服从，有了义理就听从，所以法令不得不简约。后世法令并不是有意繁复，而是百姓变诈、官吏奸诈，发布命令未必服从，听到义理未必顺服，所以法令不得不繁复。让质朴的官吏奉行极其简约的法令，一旦有不实行的事情，实行起来一定容易，所费力气小；让奸诈的官吏奉行极其繁复的法令，即使终年想要实行，实行起来也很困难，所取得的功效很小。从前周朝初年，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山林川泽没有禁令，天下日常使用的物品不征税也不禁止，所以物品容易流通，国家也容易得到足够的用度。这是文王建立周朝之初的情况，他的国家不只是减轻征税，而且根本没有征税。到了成周时期，官吏也逐渐增多，百姓也逐渐繁杂，所以当时太宰的职责中有九种赋税用来聚敛财物，其中有“关市之赋”、有“山泽之赋”、有“币余之赋”，这就是近世州县商税中对各种商品按存留数额征收的类别。当时周公辅佐周朝，知道百姓和官吏比前代更加变化，所以法令不得不繁复，官吏也不得不经过选择。因此周公制定周官制度时，虽然文王、武王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的事情有些不能实行，却是根据时势的合宜情况来筹划世间事务，正是这个缘故。况且周公在世时，已经不能完全实行文王的法度，却想让后世完全实行周公的法度，这可能吗？只是汉唐时期大多不能遵行中正的制度，效法周公遗意，设置的科目繁多，逐渐变成横征暴敛，所以才有征收缗钱税、杂物税、间架税、六畜税之类，这些都见于前面的记载，可作为后世的警戒，臣也不敢一一列举。惟有我朝创业之初，一举革除前代弊病，因此太祖皇帝动辄遵守常法，凡是对国家征收的苛赋横税，不久便全部停罢；圣子神孙也一直把它作为定制。天圣年间，有司因费用不足，请求征收缗钱税，仁宗皇帝说：钱财的利益本来要流通天下，如今怎么能随意征税呢？可见祖宗对于向百姓征税，不仅经常加以审慎考虑，还总想使它减轻。如今陛下志向勤勉、道术宏大，节省费用、简约征取，没有一天不这样实行；防止扰民的诏令也无时不下，这正是祖宗和文王的用心。然而如今各郡县的税务多与州府相互勾结，仍然都不遵守法度，只为自身谋利而残害财物，并非为了朝廷而改变财物流通。臣冒昧以荆湖、三峡来说明：荆湖、三峡都靠近大江，本应百货流通，但近年以来，蜀地货物很少运出，南方货物很少运入，四方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流通，日用品也渐渐缺乏，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税务造成的六种弊病所导致的。三峡、荆湖一带沿途的税务，不问南方客商货物多少，动辄想按更高等级重税征收，并把拖欠的税额摊派下来，这是第一种弊病。沿江千里，武夫小吏被任为监官，强行夺取、暴力征收，设置弓箭，如同防备盗寇，这是第二种弊病。本来没有应税货物，监官却凭一纸文书，虚声恐吓，称为“花喝”；南方客商争辩便不行，想离开又不能，被拘留十天一月，自然只好听命，这是第三种弊病。商客大多到了专栏，预先行贿，送得多的税就轻，送得少的税就重；缴纳给官府的货物还没有到，私下送的东西却先送到了，这是第四种弊病。监官私下取受的数目，与赤历上登记的数目不同；偏僻镇县难以核查，所得归于私囊，亏损却由官府承担，这是第五种弊病。在州里，知州把税务当作鹰犬；在县里，县令把税务当作耳目和助力，百般索取，暗中让商人赔补，因此税务苛刻，州县也不追问，商旅无处申诉，这是第六种弊病。这六种弊病不除，税额不能充足，难道不正是由此造成的吗？臣愚昧地希望朝廷明诏荆湖、三峡诸路，申明并严禁这些行为，大力革除从前六种弊病；仍命各州轮流选派清廉强干的官员兼任巡视监察。没有亲自治理民政经历的军中武吏，以及未经诸司保举的人，希望不要补任冲要之地的监税官。对于在专栏暗中索取财物、动辄用弓箭恐吓商旅者，请求定罪，绝不宽赦。行旅商人所缴纳的税物，都应允许依照国家原定的法令办理；税务官如果敢把少数说成多数、把轻税变成重税，被客商告发的，也请求治罪。这样一来，货物就容易流通转运，各郡县都能得到它的利益了。陛下德行高于天下，这些话虽然细小，但在陛下圣明的时代，对于一件事情加以考察裁度，陛下的胸怀如同天空，一定会兼收并采纳。议论守令的奏疏 臣听说，古代天下的权势分寄于各个诸侯，如今天下的权势分寄于各个州郡。古代由一个诸侯守一国，如今由一个官吏守一郡。他的赏罚、政教、施政和处置，都足以关系一方的利害。外邑就是古代的附城，县令就是古代的子男。大小相互贯通，职责任重道远，守令怎么可以忽视呢？两汉的治理，唯独把这件事看得最为紧要。能干的官吏，无论在近处还是远处，都从那里选取；才干和事业都具备，名声与实际相称。那时百官中有才能的，才任刺史；刺史中有才能的，才任郡守。卿相又从有才能的郡守中选拔。郡守的任用慎重到这种程度。至于县令的选用，办法也大致相同：孝行者、防御有功者，由各郡举荐；有才者、贤者，由五府征召。任职既久而后升进，经过试用而后任用。初次任用，先让他担任长官属官；逐渐任用，才让他担任县令。因此士民已经信服，他本人也能防守并施行教化。这样看来，两汉对县令的重视，也如同对太守的重视。臣曾反复查阅两汉典籍，没有看到他们轻率地对待这一职位。唉，自唐朝中叶以后，太守的职位逐渐被轻视，平民也逐渐受到其害。至于进士，大多凭没有根基的文章考中科举，十多年以后才得到官职。

译任子入仕的人，大多凭借骑肥马、穿轻裘的余裕来游历求官，十多年以后也能得到官职。武将属吏，大多凭一般奔走办事的劳苦，十多年以后请求试任边郡，也就得到官职。选取人才的实际既不同于古代，晋升的途径又比古代多，所以才会像这样没有区别。即使如此，数百年以后，一遇到圣明的制度，这种弊病仍然可以洗除。恭敬地想，陛下思虑深远，听取阅览明察而且周备，天下官吏无不在您的注视之中，更何况守令是最接近百姓的人呢？臣私下听到道路上的议论，近来凡是守臣经过朝廷，陛下一定观察他的辩才和智慧来检验才能，询问政事来核实实际，退朝以后又访察情况来考核他的品行。陛下这样郑重地留意牧守，正是三代任命诸侯的用意，两汉也不足以拿到陛下面前相比。然而臣私下观察如今州县的守令，还没有完全领会陛下的德意，来激励自己、修饰政绩，这正是各路铨选制度的弊病。铨选机构和各路官府一概拘守固定制度：知县任满两任，按例升任通判；通判任满两任，按例升任知州。官吏凭资历授官，就像人受雇后按日计酬一样，只要有一项不合资格，便怕他们怨恨议论。因此昏庸怯懦、不能称职的人积累资历，苟且拖延岁月，竟然可以因循等待升任州郡长官。像这样的情况，前后多得无法一一列举。他们没有才能却得到州郡官职，办事粗疏，那么治理郡务也一定粗疏；他们靠苟且得到县道官职，那么治理县务也一定苟且。臣看到近些年治理郡务的官吏，偶尔任用非人，往往把辖境当作供自己役使的地方：有的贪图迎送来抬高自己，有的沉溺宴饮游乐来满足自己，有的把发布宣示当成空文，有的把苛刻搜刮当成善政。县令的弊病也与此相同。年轻的只想苟且免罪、赶快离任，年老的只想收受贿赂、拖延行事。一县之中，文书有不精确的，胥吏有不畏法的，徭役有不均平的，鳏寡有不受抚恤的，这本来就是先儒所忧虑的事。仰赖陛下深切察知这些弊病，近来圣明地命令各路守臣到所属境内访察知县；如有衰病老疾之人，便上报朝廷，请求指示，改任岳庙官；如有贪赃暴虐者，也奏报朝廷，请求指示，应当议定罢免。圣明的谋略广大，这样一来，县令残害百姓的政事，大概可以稍稍革除了吧？然而臣仍担心州郡大官中还有傲慢而不遵循法令的人，希望朝廷进一步精心考核：开始时严格选任，中间督促考课，最后奖励实际功效，那么郡县大概就能全部治理好了。各郡通判一旦没有才能，不敢自行其是，郡守还可以制约他；郡守没有才能，又专断自行其是，通判便对他无可奈何了。臣愚昧地恭敬希望，各州通判升任知州时，除非确实有卓越显著的功绩，例如曾辅佐某州明确提出并办成某事，曾辅佐某官革除某种弊病，否则即使资历足以进入郡守之列，既没有这样的功劳，又没有平日的操守义行，也不应轻易把郡国的符节交给他。这就是臣所说的开始时严格选任。监司既然以举荐和弹劾守令为职责，守令如果有非同寻常的功绩或不可掩饰的罪过，监司能够举荐或弹劾，就应当与守令同受赏罚；不举荐、不弹劾，也应当与守令同罪。请求朝廷经常命令监司考核守令，又命令御史考核监司，用力少而见效多，全面核实名声与实际，只在陛下举手投足之间，决无难处。这就是臣所说的中间督促考课。从前张九龄常说，能干的郡守应当提升为列卿，能干的县令应当提升为台郎。陛下近来已经召见并提升能吏，圣意广大深远，远远超过古人。臣希望更加充实这一做法并实行下去。臣又看到四川等地有繁忙难治的县道，不下数十处，多年空缺官员，并非有意空缺，而是官吏不敢去任。恭敬希望朝廷命四川逐条列明繁难县道共有多少县；凡多年空缺官员的地方，能干官吏愿意调任者，任满一任没有过失，请求特准升转一级资序。这样一来，繁忙难治的县邑，有才能的人一定不会推辞，没有才能的人一定不会去任，直到年终仍然空缺官员、耽误政事的弊病就可以消除了。这就是臣所说的最后奖励实际功效。守令不称职，而陛下扩大日月般的明察，赫然临照其上；又凭借上述三件事在下面实施奖惩，臣将看到郡县全部得到治理。臣的话看似平常，但仔细考虑治理的根本，实在不过如此。陛下也一定乐于听取这些话，因为圣人常有把百姓当作父母来爱护的心，没有一天不把百姓放在心上。议论节省财用的奏疏 臣听说，上天生育百姓，让君主来主管并抚养他们，所以做君主的，就是养育百姓的人；百官，是推行君主命令、共同养育百姓的人；百姓，是承受君主爱护养育、出力来侍奉君主的人。上面既然养育万物来供养下面，下面又尽力来侍奉上面，那么上下都能获利。臣观察三代的君主，大多节制自己来爱护人民，所以人民常有余裕；隋唐时期，大多取用人民来满足自己，所以人民常常不足。财力到了这种地步，不只是时世的弊病、法令的弊病，也是使用财物不节制的弊病。使用财物不节制，就只知道支出而不知道收入，只知道索取而不知道节约，不替日后的事情打算，这就是陆贽等人提出裁减节用之说的原因。臣请举小事来说明大事：如今有一个县令，向下要收取万户租税的数额，向上又有各司限期催逼。善于做县令的人，一定先表现出从容，预先估计收入的丰歉，以权衡一县事务的难易，内心先作决定，外在集中办理，早晚思考说：‘我的县每年租税收入有多少？缗钱有多少？每月应当赶办的是什么？各项税额中应当补足的有哪些？事情既然如此，官府的钱一定能够按期缴足，即使到了期限也能充足，手脚不会忙乱；这就是预先谋划、按照收入决定支出的道理。’

译如果是不善于做县令的人，开头便安排得杂乱，把应当后办的放在前面，把应当先办的放在后面；所征收的数额没有确定期限，所拨付的物资没有固定标准，县里必然治理不好，事情也会随之耽误。这样看来，天下的财用，果然在于预先计划、节制支出；所谓仓促征取来救急，不如谨慎使用、缓慢征取更容易办好；多花费来面对百姓，不如爱护百姓而使费用减少更好。悠悠千年，能够在这件事上澄清并革除弊病的，必定在于用对人。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治道已达到三代的境界：开始时停止四方羡余收入，又曾减省各地浮泛游移的费用；赏赐群臣无不有所节制，涂金饰翠也无不加以禁止。陛下爱护百姓、谨慎用财，亲自实行已经有一定方法了。然而近来经过军旅之后，各州县一年的收入才够供一年使用，还没有余力积蓄三年的储备；吴、蜀的物产各自只够供吴、蜀使用，不能用来帮助江淮。难道是各路监司、郡守只知道征取，却不知道节用的方法吗？陛下近来命令各路寻求节省费用，讲求确实可以革除的弊病，听说奏报上来的没有只是虚文，但各路始终没有提出卓越的办法。上面既然符合圣意，小臣岂敢默默不言？臣在前两篇议论中，曾指出州县厢军冗滥和吏员冗滥，这是最为耗损财力的大弊病；如果州县的员额和空缺也应当节省，各处从今以后请求酌量设置，例如一路设置两名转运使、增设钤辖之类。吏员每年俸禄收入有千缗上下，减少一百名吏员，以后每年就能减少一百万缗，这是第一项利益。各军逃亡而名额仍在，便有虚报请领给养的；厢军中衰弱年幼、不能承担各种劳役的，也有滥行请领供给的。以后把这两项一并核查，以实际情况为准，从百万士卒中淘汰一二万人，也不会造成其他忧患。若以二万人计算，将来每个士兵每年减少费用百千，一年就能减少二百万缗，这是第二项利益。官吏既有俸禄，又有职田收入，听说朝廷大规模议论借取这些收入使用三年，其实还可以减省，这是第三项利益。江淮禁止铜铁越界，而四川铁钱既然已经用来供应淮上，有司就应尽力办理，不要推辞。但如今蜀中所用铁器，大多是私下销熔铁钱铸成的，希望再次申明这一禁令，这也是救济四川钱荒的一项措施，这是第四项利益。四项利益都得到讲求，浮泛费用就可以日渐削减，国库财力就可以逐渐充裕。陛下亲自像尧、禹那样在上面约束自己，有司在下面遵守法令、核实实际，还忧虑什么呢？臣观察太祖、太宗初年，南方取得荆楚，东方取得并州、潞州，费用极多，却能够供养充足而不匮乏；私下考察前事，大抵是因为军队不冗滥，官员不滥设，费用不浮泛。先儒范镇曾对仁宗说：‘天下的大计，应当经常核算收入和支出，经常确定常规制度。希望下诏让大臣列明：太祖初年赋税收入多少、军队多少、官员多少；太宗时赋税收入多少、军队多少、官员多少；真宗时赋税收入多少、军队多少、官员多少；再同如今赋税收入的数目相比，官员数目取其中适当的标准来建立常规制度，以十分为比例，分别防备供给军队和官吏，分别供给郊祀和宗庙，分别储备以防水旱灾害。这样实行十年，就可以达到大治。’范镇的这些话，就是臣所说按照收入决定支出的道理。恭敬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如虮虱般微小而轻视这些话，特别赐予圣明鉴察，使臣前面所说的四项利益稍稍得到记录。即便如此，小火把处在日月旁边，小火把便显得不明；平庸的话陈述在圣贤面前，平庸的话便显得不聪明。陛下的光明如同天日，哪里还需要小臣的言说呢？

译《传》说：‘狂妄人的话，圣人也会加以选择。’ 臣因此把这些话列在这里。议论军队实际情况的奏疏 臣听说，天下所忧虑的，不在于有没有军队，而在于军队实际没有得到训练。军队实际没有训练，就如同没有军队；训练却不精良，也如同没有训练。不训练、不精良，有司便担心军队冗滥而想裁去，这就像倒退着走却想前进一样。三代初年，军队以农民为根本，农民出而成为士兵。因为农民有固定的数目，所以士兵也有固定的人数。一家各自准备供一名士卒使用的人力，其中有年老的、有病的、有独子而无人照顾的，都不服军役。等到有事发生，官府不是征发众多家庭中的一户，便是征发少壮之士；军队的形势截然分明，如同头、脚、手臂彼此护卫，开合进退无不协调。我朝从来不养无用的士卒，所以士卒非常精良；府库从来不支出泛滥的费用，所以军费非常节省。这正是三代之间所以能纲纪四方、守卫百处而百处保全，大抵采用这种办法的原因。等到管仲治理齐国，才改变周代制度，使都邑与乡野分开，使士兵和农民分处。国都中的士人作为士兵，所以军队不再与农民相混；边鄙乡野的百姓作为农民，所以农民不知道服兵役。管仲的谋划做到这一步，只能谋求齐国而已，实在不是先王的旧制。然而在当时，把齐国士人合并起来，按照乡长统率的办法编制，一军不过一万人，三万人就是全军。桓公采用这种办法，使自己在诸侯中高步而行、号令诸国，诸侯俯首听命；这仍然是因为齐国的军队实际情况得到了训练，军队不繁多而且精择，不冗滥。秦汉以后，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士卒都靠招募来充任，官府中设置营伍，行动受到尺籍约束，最后又有刺字涂墨的标记。他们把自身卖给县官，即使年老、即使是独子，也都终身不得离去。如果有司一旦想裁除他们，有司就显得太刻薄了。从前曾听先儒说：‘士兵从二十岁以上到衰老，不过四十多年；勇猛精锐、能够攻坚，不过二十多年。如果终身供给他的粮饷，那么一个士卒就有二十年无所作为却由官府供养。’由此推算，养十万士兵，五万人就可以裁去；屯驻十年，其中五年是无益的费用。这话确实正确。臣观察秦汉以来，军队冗滥而懈怠的国家常常危险，军队训练精良的国家常常安定。比如王寻在昆阳动用百万兵，苻坚在淝水动用百万兵，袁绍在官渡动用四十万兵，哥舒翰在潼关动用十多万兵；他们的军队中怎能没有老弱混杂的士卒？又让好战的将领统率他们，使这些无罪的百姓走向死地，也就不足为怪了。殊不知威武本来是用来辅助文德的；圣人使纪律始终严明，赏罚始终可信，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即使休养生息已经足够、军威已经张扬，又何至于军队如此多而且冗滥呢？恭敬地想，我太祖皇帝栉风沐雨，平定祸乱以后，四方安定，便取来这些百姓加以抚慰。当时天下用于防御的士卒，不过三十多万人。郭进、李谦浦等人屯戍一方，多的五千人，少的三千人而已。到了太宗、真宗皇帝时，军队名额稍有增加，也不过四十多万人。仁宗皇帝时，屯戍西方，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已经提出裁减淘汰的主张。皇祐年间，文彦博一句话便裁减保捷军三万五千人，每年节省二百四十多万。以上都是祖宗形成的制度。如今陛下天资聪明明察，效法祖宗，常常招募精壮勇敢之人，对外谨慎安排屯戍，作为居安思危的准备，并以此激励各位将领，恩德实在深厚。近来命令将帅招募补充士卒，务必考察精锐；颁发铠甲样式制度，务必使装备齐全，灿然形成统纪，作为文德的辅助，已经可以同三代相比了。然而臣私下担心，各路将领拘守旧例、害怕毁谤，冗散人员没有除去，精勇士卒又没有补足，这不能不深思谋划。臣观察军队兴起以来，各军中有挂名登记的人，实际住在市井，根本不到军中，名额却还保留着，臣不知道这究竟有多少人。空缺的名额还没有补足，随即又有人死亡，又有人逃亡；军吏没有及时删去名籍，主将也多有犹豫，有的只隐瞒一半不上报，有的虽按时上报却没有报尽，臣又不知道这究竟有多少人。年老、患病者领取供给，按法本来应当减半，如今却被包庇遮掩、混乱处理，终身供给粮饷；没有归宿的由官府负责供养，愿意回去的也不能离开，直到老死，妨碍并占用军队名额，臣又不知道这究竟有多少人。这样三种冗滥长期存在，都值得忧虑，各将领的军队实际情况怎么能得到真实掌握呢？假使一军三万人，每一万五千人中，如果实际核查出冗员、病员、死亡和逃亡一千人，那么三万人就有二千人成为冗员。推广到各路来说，假如有十八军，共有老弱等二万人。每个士兵每年费用百千，一年就是二百万缗。其中确实有愿意归去的人，军吏略加救济，也并不算损害恩德。何况陛下与尧舜同德，节省费用、勤于自身，各军一定不能容许暗中形成冗滥的弊病。臣曾到边地任职，亲自得到所见所闻，知道全都如此，不敢虚妄诬告。臣愚昧地恭敬希望陛下告诫并激励各军：凡敢隐藏私名、扰乱军队实际情况的，一律禁止。军中如果有人逃亡、死亡，军吏不立即删去名籍而把私自侵吞的供给据为己有，今后一概允许自首并免除其罪；不自首的，朝廷自有明确法令。各军中年老、患病、衰弱的人，退下来后如果有可以依靠的地方，愿意成为平民的，也应当允许；如果没有依靠，便只发给一半钱粮。这样上面不失恩德，下面也不会失去生计。因此，军队的三种冗滥就可以逐渐除去。臣又看到四川等地的厢军极其滥杂。厢军在有事时可以补充禁军的空缺，怎么可以太过滥设呢？如今各处多招刺衰弱之人，或者招刺羸病之人，一家甚至有三名、两名充军，只是为了装点州郡的威仪而已。间或有无良官吏，终年私自役使他们，借来使用，便称作出差的士卒；每月收取工匠技艺钱，使其终身免役，便称作技艺士卒。朝廷设置军队，本来是为了保卫百姓，如今蜀中却用军队来侵害百姓，祸患深重至此，京城相隔万里，陛下从哪里知道呢？这正是卑微的臣敢于替陛下申说的。臣现在还希望陛下严加降下圣旨：四川等处厢军中，年龄在十五岁以下的，强行增加服役年限的，或者以羸弱、患病者欺骗州郡的，都应当允许州郡精细检查，合格后才能登记入籍。各司、各州军中以技艺、工匠为名，官吏如果有所收取，都请求按贪赃论罪。这样，天下官吏就不敢谋求私利，天下军队也不会出现冗滥，人人都为奉行公事、巩固根本而谋划，来救济世务的急需。臣没有见过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钦定《四库全书》。《九华集》卷八，宋员兴宗撰写，表。

译祝贺太上皇禅让帝位的表文 太上皇深藏神思、沉默寡言，顾念帝位本非自己的心愿；如今收敛自身、保持谦虚，把帝位授予青宫，使其继承德业。此事关系宗庙社稷，欢喜震动臣民。臣恭敬地祝贺说：自古以来，最为崇高的只有尧、舜二帝；有唐一代共同传述的帝王中，三宗最为贤明。然而他们仍是在将近老年时让出帝位，也可见是在多难之际推让功劳。圣贤所走的道路前后相承，古今都是同一条路；从来没有在重新安定四方之后，便已经布施清明之治。中兴三十年，已经充分施展恢复长治久安的谋略。您忽然在万般思虑之前停止操心，很快在万重防备之外脱身退居。推想这实在是上天神灵的护佑，垂示给后世的成规，也是祖宗确实有所辅助。即使尧、舜，又凭什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恭敬地想太上皇帝，道德参赞化育万物，见识洞察幽微，早已能够旋转乾坤，却怀抱着希望天下安静的心愿。超然地收敛视线、返听内省，与上天同道。只是深谋远虑，不受绅笏等外物干扰，所以最终不必借助蓍草和龟甲便作出了决断。特意振兴盛大的节操，更加壮大宏伟的事业；而臣某远远承受恩言，长久充任法从之臣。看见昌盛的时代便自行庆贺，想要赞美盛德却没有足够的才力。神明与人都不自居为功，圣道自然昭著于史册；大德之人必享长寿，寿命当如冈陵般绵长。代皇帝祝贺皇上即位的表文 承受上天赋予的造化，顺应昌盛的时运继承帝位而兴起，如同太阳升起。将深厚的仁德普照一切，宏大的声誉长久端正。海内外交相欢庆。臣恭敬地祝贺说：考察古代、验证今日，只有圣人才能成为法则。承继祖宗家法，远远胜过汉唐；敦厚父子之间的至亲之情，自然可比尧舜。礼制达到了清宁的极盛之时，百姓归于安静统一的境界。旷古未闻，唯有上天在辅助。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对外彰明诚信顺从，对内奋发英明。过去在青宫时，屡次扩大仁爱的声誉，大概是因为百姓常常仰望您暗中的恩赐。果然符合隐秘的天意，恭敬地继承宏大的基业。大横之兆光明显著，九庙已经因龟兆而增辉。美好的祥瑞接连不断，两河地区将要收入版图。臣某长久列于侍从班次，远方奉行使者的指令。如今有幸看见承接千年帝统、达到隆盛太平的时代；奉上万年长寿之酒，却仍然受阻，不能在群臣末列陪侍。代拟虞丞相谢升官表 右臣说：伏蒙圣上慈恩，因修成重要典籍，宣布诏命提升臣的官秩。臣已经具表辞免而未获允许，只好遵从圣制以安定群臣之心。既然已经彰明圣训，若贪取上天的功劳而说成自己的力量，恐怕会连累朝廷；退下来衡量义理，内心又觉得不安。虽然诏命已经形成，也应当改回，僭越逾分实在太过，惭愧负恩之情怎能胜任？臣想到自己出身寒微，凭借微末技艺得到任用；回顾自己长期辅佐赞助、弥补缝隙，哪里有能力参与讨论润色？想到天下的根本在于朝廷，应当遵守自己的职分，何况当今正务必要实行旧典，岂敢践踏非正之道？编纂校订由群臣分工承担，篇章条理的端正实在依靠皇帝的力量；从容完成，俯仰之间便编成此书。士人正诵读议论而欣喜，世人也惊叹其完成迅速。哪里料到我浅薄的学识反而首先玷污了这份荣宠？即使全部把功劳上归官府，能够最终恭敬奉行，也只是因人成事，岂敢说自己有功劳？希望收回增加官秩的荣宠，用来弥补并宣扬朝廷的过失。伏望皇帝陛下特别回施至明的鉴察，深察臣才德不足而居备位的情况，使朝廷免于过度赏赐的嫌疑，也使臣得以稍稍安心。虽然为了给国家建立经常之法、陈明纲纪而广泛编聚这部书，但如果让臣量度才力、称量德行而行事，哪里敢违背上天造化、把臣置于此位的本意呢？实在是上天的安排。

译代拟丞相升官表 臣恭敬地接受诏命，授任某官，仍然拒绝臣此前的奏章。枢要之职，是西府中最为荣耀的任职；人在桑榆晚年，也让臣在暮年于东方取得成效。虽然说是久经迁转，终究还是职位不相称。臣中谢。臣私下认为，从前我朝太祖，不与人争强，只求任用贤人；凡是参与谋划开国诏命、机密政务的人，必定选取宏大、安重的才器。建隆以后，只有曹彬、赵普这样的元勋；庆历以来，则有杜衍、韩琦这样的旧例。他们都是谋略雄伟的元老，所以国人都说贤能。君主一向信任他，功业就容易成就；德行有余，百姓自然安定。任用这样的人已经很久了，声望谁能与他们相等？何况如今正是责求实际功效的朝廷，本来难以徇私授官。臣本是寒微平庸之人，却屡次冒受宠荣；虽然常常竭力报答君父的知遇，每次退下都自惭才力浅薄。从前参与机密政务，惭愧没有丝毫微小的功劳，反而屡次招致怨恨嫌恶，终于看到了风涛的可怕。积累忧惧，以能离去为幸，已经很多了，哪里料到又从九天之上降下命令，使臣重新在两地之间交相辉映？越级提升更加过分，拿什么报答和充实这份恩遇？这都是因为臣伏遇皇帝陛下，致力于急切任用贤才，并不要求人才事事完备；以国家根本为忧虑，所以当时即使是簪履微臣也不遗弃。陛下认为臣奔走驱驰，劳苦已经很久；怜悯臣仓促颠沛，但内心确实没有邪念。于是屈尊施下优厚恩典，使臣冒受这样的宠荣。臣岂敢不更加坚定一向的操守？自己考察自己本来不能没有过失，知道自己的名声却没有勇武功业，哪里敢继承前贤的芳踪？臣将不泄露眼前的机密，不忘记长远的期限，默默地赞助陛下神妙的谋略。策问 拟定南省策问一道 问：商代的学校称为瞽宗。学校之中，谁说音乐的道理不必穷究？有司对于音乐存有疑问，请诸位分析说明。《韶》《器》《益稷》都具备音乐，却唯独看不见土声，为什么？什么叫《那》乐章？祭祀成汤时，金、石、竹、革四种乐器，为什么偏要发扬这四种声音？周代有瞽师，是否合于祖庙金声？丝、匏、土三类乐器为什么没有列举？周代祭祀不用商音，有人说祭祀崇尚柔和，而商音刚劲，难道不担心声调有所偏缺吗？宫有变宫，徵有变徵。有人说这是周武王讨伐纣王时的乐律，既然律调如此，难道不担心声调有所增衍吗？金、石乐器质重，所以崇尚细声；瓦、丝乐器质轻，所以崇尚大声；匏、竹、革、木没有特别崇尚的方面，怎么能够平衡？磬取自泗滨，籥取自豳，琴瑟取自云和、龙门、空桑，都是珍贵的产地。声音怎样才算优美？女娲的笙簧、叔的磬、垂的钟，鲁国采用它们，是因为器乐由这些人制作。是因为工匠本身高明吗？夏代有九成之乐，廷坚治理它；商代有九韶之乐，伊挚制作它；周代有九夏之乐，周文公编次它。有人说《夏》是《濩》《武》的别名；有人说只是乐歌的篇章名称，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师乙讨论流传下来的乐声，五帝怎么会知道商代的音乐呢？这样看来，三代又怎么会知道齐地的音乐呢？这是八百年间制作的乐章，传写书籍的人依据什么考定？八种乐器的制作，解释礼制的人又取法什么？有文字说：燕、缦、散、恺、夷，都是周代所作。秦汉以后，损益更改了它们，音乐又是什么样呢？钟声改变而合于黄钟律，命伦改变律调而校准乐器，汉代君主使校准的乐律变化而通达。梁武帝想调和这三者，应当取法什么？汉初制氏记录铿锵之声，杜氏在魏国使古雅之乐昌盛；荀公创制新律，阮公精妙通达，都在晋代。祖君、张君旋转宫调、调校钟律，都在唐代。汇合各地人才，在诸州搜集音乐，是否也包括师旷一类的人？如今郊祀、宗庙奏乐，音乐有起有抑、有扬有清有浊。希望考察《英》《茎》以来的音乐，互相商量讨论，幸勿推辞。回答说：我所通达的是音乐教化人的作用，我所讲述的是音乐不变的常理，这些只是末节。为什么不叩问《云门》？所谓生，是指二名舞郎。南省试策问一道 问：国家的根本在君主，君主的根本在政治。政治有善有败，有得有失。得失善败，表现在事迹上，体现于言论中。言论，是心志所寄托之处；时代，也由此加以考察。像这样才称为史。史书如果不能善于记载言论，也就不能真正成为史书。史啊，史啊，难道容许有弊病吗？大道不能伸张，是因为孔氏诸子各自拿着不正确的笔来书写，这实在不是《春秋》的本意。政治因此晦暗，史书因此艰难。幸而汉朝兴起，司马迁、班固亲自从事史学，既有认识又喜爱，既喜爱又加以撰述；世代掌管这项事务，探究根本、追溯源流，他们的用心大概是很好的吧？他们的方法本想有所自我发挥。然而讥刺者、评论者说他们前后抵牾，说他们剽窃改易，说他们助长奸邪，说他们轻贱死节之士，说他们改变编年体而损害圣人的法则。诸儒的讥评固然有根据，却也如同班固讥评司马迁一样。有人斥责，也有人怀疑。究竟谁才是这样的人？即使博学穷尽而达到极致，仍然如此乖戾。至于在二人之下的范晔、崔寿等人，才华比不上司马迁，学问又比不上班固，谁能担当史家的职责呢？唉，实在太难了！史学真是艰难。至于晋、宋、齐、梁、后魏、后周、隋、唐诸史，荒诞欺妄、颠倒错乱，执笔写史到了这种地步，并非史实自然亡失，而是人把史实弄亡了。如果这种情况更加严重，错误便会日益流传，连同著述史书的体例也一起毁灭。我曾经考核千年以来的史书，对此尽心研究。明明是活着却说已经死了，明明是死了却说还活着；事情本来善美、人物本来吉善，却偏偏用乖戾的文字记载；事情本来乖戾、人物本来不肖，却偏偏用美善的文字记载。记在本纪中的，列传中看不见；列传中出现的，本纪却不知道。记载了这个人，未必记载了他的事实；记载了这件事，未必记载了做这件事的人。有的像山崖碑刻、墓冢刻辞中的文字，有的像稗官的谐谑杂记、荒诞恍惚怪异微妙的议论，这些本来都可以删削，却也没有删削。因此因袭诬妄而继续诬妄，诬妄就更加严重；因袭迷惑而继续迷惑，迷惑就不能解除。至于日月、山川、姓氏、风俗的变化，忽然这样记载，忽然又自相违背。像这样还算什么史书？史书还存在什么意义？唉，实在太严重了！这是史学衰败的表现。史学既衰败又艰难，这些只是其中十几项，其他违背圣道、伤害正理的情况又有上百项。不能不详细考察其中的原因。难道司马迁、班固所定的典范本来就先有破坏，枝叶因而自行伤害吗？如果不是这样，晋、隋以后的各史逐渐衰微、逐渐败坏，为什么安然承受其余烬？又为什么没有人加以革除？唐代刘子说：‘只有学问，没有才华和见识，不能够作史。’先儒曾子说：‘先有彰明大道的志向，然后才可以担当史家的职责。’

译司马迁、班固在这些道理上或许还没有完全符合，果真完全符合了吗？他们最终不相符合的地方，以及后世史书凡是与他们相合却又不同之处，究竟是什么？晋、宋诸家已经喧扰荒诞、迷惑错乱了。若万事万物有与此相合的，便没有什么了；这又不能不详细考察其中的原因。即便如此，太阳和月亮升起，小火把就熄灭；王道显著，众多事物的真相便会显露。那些各史中的这些说法，长久以后将会发生改变。圣人有所制作，就会更新它们；在这里，事业将达到盛大。恭敬地想，近来陛下郑重降下诏训，完成三朝世代相传的典册，进献太上皇光明盛大的典章，文武神圣历来无比的事迹，都已经汇聚在这部书中了。帝王的美德灿烂充盈，正所谓天地也无法估量。各史还能拿什么相比？诸儒又能从哪里窥见呢？那些晋、隋时期放荡失实、谄媚写史、混乱纲纪的情况，正如前面所说，诸位难道不也应当以它们为鉴，转而歌颂今天的盛典吗？这正是宣扬宏伟美盛、彰显至尊之德。此事体大，哪里只是流传亿万年而已，也将继承三代典制，接续古代典籍，使艰难的变得容易，使衰败的重新兴盛，都在此举。请不要有所隐瞒。拟定策问二道 问：关于百姓的事务，没有比农业更优先的；礼制的常经，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从前的先王亲自到南郊，亲自举行帝籍礼，以此作百姓的先导，侍奉天地神祇，供奉黍稷和甜酒，勉励努力耕作而敦厚根本产业。这种做法本来一向实行。自周宣王不亲自耕种千亩籍田以后，先王的典制便不再显现其大概面貌。宋朝兴起以来，圣明君主相继承继，明道年间曾经举行过这种礼仪。然而当时在东郊行籍田礼，神位还没有安排端正。神宗皇帝明智果断，把地点迁到国都南郊，规模宏大深远，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三推之礼。睿圣的皇帝继承帝位，继承先王的事业，劝勉农业的心意表现在诏令中。孝悌达到极致，通于神明；礼制详备、音乐完备，没有比这个时代更盛大的。如今已经在千亩籍田举行籍田礼，于是诏令礼局讨论制度。那么在土地肥沃、农事发动之时，在协和之风将要到来的时候，戴冕、系朱绂的礼仪，以及手持耒耜推土一下的制度，无不准备讲求，将要更新一代的盛典，大大发扬烈圣宏大的美德。关于制度和文采，请考察古制而又适宜于今，试为我陈述一番。问：古代天子有七名诤臣，从诸侯到卿大夫以下，人数依次减少两人，所以天子的七名诤臣确实曾经列于制度之中。然而诸侯拥有国家，卿大夫拥有家邑，却没有听说他们有诤臣；何况父亲有诤子、士人有诤友呢？难道孔子只是把这些话空悬在那里吗？还是拥有国家和家室的人设置了这些职位却不讲求实行？为什么没有听说过呢？既然如此，诸侯的诤臣、士人的诤友、父亲的诤子，具体应当怎样设置和施行？一定会清楚地见于传记，其中精诚忠义之气，应当有值得说明的地方，希望听您讲述。策问彭州学生私试一道 问：太平之治，不是一天能够达到的；太平的功业，也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按《诗经》考察，称说太平的有五处，称赞太平君子的有两处。这种治道是从哪里来的？宋朝兴起以来，聪明、齐圣的君主前后有六七位。圣神的君主在位，继承先志、述行前业，治理的制度全部张设，天下安定得如同覆着的盂盆，敌人畏惧威势而远远逃遁。恩泽达到草木，鸟兽鱼鳖全都顺遂，各种有福的事物、可以招致的祥瑞无不全部到来。这不就是太平的时代吗？世道安定而礼制完备，功业成功而音乐齐备，士大夫先生进献颂辞，扶杖的老人进献言论，还登礼中岳，在泰山封禅。这不就是太平的征验吗？既然太平的征验如此明显，古人却说‘太平无象’，为什么？希望听闻国家用来达到太平功效的道理。古人所谓‘无象’的说法，已经详细写在篇章中，将用来考察阅览。策问二道 问：史书有十类：一是偏记，二是小录，三是逸事，四是琐言，五是群书，六是家史，七是别传，八是杂记，九是纪书，十是都邑簿。像山阳公的《记》、蒯氏的《隽永》、姚公的《后略》、陆贾的《新语》，属于偏记。萧氏的《怀旧志》、卢子的《知己传》、戴逵的《竹林之书》、汉末英防的《记》，属于小录。顾协的《琐语》、谢绰的《拾遗》、和峤的《纪年》、葛洪的《杂记》，是搜集逸事而不敢遗漏的著作。《世说》记载晋代臣子的世系；林众的著作称为《语林》，是记录众人言语的；“薮”有聚集之意，所以称为《谈薮》。这些都是值得重视而不敢遗漏的琐言。其次是群书，并非只是列举书名而已。《益部耆旧纪》记益部，《汝南先贤纪》记汝南，《会稽记》记会稽；这不是故意偏私，也是为了不忘根本。其次是家史，即谱录本家世系的著作，如扬雄的《家牒》、商恭的《世传》、孙氏的《语纪》、陆家的《系历》，并不是窃取这些名称，而是为了尊重祖先。至于别传、杂记之类，也都各有体例，依次写作，彼此承接应和，不能说没有统摄它们的主旨。问：史书的记录，应当是实录。超过事实就是诬妄，失去事实就是荒漫；我不知道那还能不能称为史书。左丘明简约而有法度，司马迁、班固虽然有法度却不简约。至于司马迁、班固，我没有什么可取的。唯独欧阳文忠的史书，是史家中的巨擘。看他的序文说：“从开平到显德，共二十年；从河北到江南，共二十国；从梁祖到周帝，共二百五十次战事。”而且叙述贯通而不紊乱，大概确实是实录。但我仍有疑病。文忠所写的是五代，其中有所谓《忠臣传》。孔子记载《春秋》，写到周代，却没有写夏、商。《春秋》是记载周代的，所以不涉及夏、商。如今本纪写五代而上及唐代，岂不是与《春秋》不同吗？五代有所谓《杂传》，又有所谓《传士》二篇，其中人物的行为本来就很杂乱，欧阳文忠应当为此感到不安。实在不得已，我以汉、唐为正统，那么其中的臣子尚且不能算正；我姑且把五代称为正统，这是我所取的正名。然而既称“杂传”，又称“传”，为什么呢？前代儒者认为冯道大概是有道之人，只是顺应时世、寄身于各朝而已，文忠却贬斥他。写史而贬抑有道之人，把不正当作正当，把自己的记载称为实录，不是诬妄就是荒漫。文忠是儒学宗师，难道会诬妄荒漫吗？还是传记失去了真实呢？也许事情本来是真的，却有不能说的地方，有不能测知的地方。希望您能把其中道理告诉我。

译钦定《四库全书》。《九华集》卷九　宋代员兴宗撰写策论。馆职策。世人所说的三代，是圣人有所考察而得出的，并不是圣人的私意。三代的英杰，确实值得记述。他们修养自身遵循道，修明道依靠教化。教化从自身发出而施加于百姓，又回归到根本。为什么说是根本？在家侍奉父母，出外侍奉君主，就是根本。什么叫教化？侍奉父母要孝，侍奉君主要廉，就是教化。教化的根本一旦确立，天下即使有超世的智慧、绝伦的勇力、难以匹敌的技艺，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确实是因为这种道理一向确立，这种教化一向完备。即使是三代的英杰，还说自己没有做到完善。他们担心教化的意旨不能逐渐深入，所以在我的训导治理下，命族师记录族人的孝悌，命闾胥记录他们的恭敬勤敏，命州长记录他们的德行。他们担心教化的意旨还不能彻底贯彻，所以选用人才时，先从家升到乡，再从乡升到国。他们担心教化还没有成就，所以要求士人乃至小臣各有操守，成年人有德行，年轻人有所成就。三代英杰对于贯彻教化意旨，恳切周到到了这样的程度。人年少时学习它，长大后安处于其中。那人实行孝，就尽到了子女之道；实行廉，就尽到了臣下之道。两者都具备，然后人伦才端正。人伦端正，然后各种行为才端正。各种行为端正，那么远近之人都会受到感化，没有谁不出于正道。这就是他们用来治理天下的原因。当时，虽然没有专门设置孝道科目，孝道已经包含其中；虽然没有专门设置廉行科目，廉行也已经包含其中。《传》说：“入朝就察看君王的膳食，出朝就辅佐君王推行教化。” 周公就是这样的人。周公知道敬重自己的亲人，于是也知道敬重自身。天下受到周公风范的感化，六行的教化、三物的宾礼，使天下人都归于孝道的实际。在那个时候，天下士人出门恭敬，入门严肃，不只是周公如此，而是人人都以周公为老师。《传》说：“一丝一毫不取，一丝一毫不送。” 伯夷就是这样的人。天下受到伯夷风范的感化，鄙薄的人不再贪婪，浅陋的人更加敦厚，使天下人都知道廉洁的实际。在那个时候，天下士人知道什么可以取、什么可以给予，不只是伯夷如此，而是人人都以伯夷为老师。人人都以周公为老师，人人都以伯夷为老师，三代的士人实行孝道很安然，实行廉行也很安然，也就都有根本可依了。不只是这两位臣子如此。《大戴记》说：“文王从内部观察百姓所从事的事务，看父子之间是否孝慈，看壮年人是否廉洁，胜过他们的私欲。”根源如此，风俗怎么会不敦厚，士大夫怎么会不端正？教化根本的施行，确实值得记述。到了周道衰落之后，《南陔》的意义日益困窘，对《北风》的感慨日益被遗忘。能够说出来的，都是丑恶的事情。列国的豪士，脱离父母怀抱，奔向名利场。离开亲人的，大多就丧失了对亲人的感情，比弓箭手忘记自己的弓还严重。他们步履匆匆，却放纵于廉洁与贪墨之外：不在齐国做官，便到楚国任职；不是咬母亲的手臂离开卫国，便射杀父亲派来的人逃奔吴国。他们的内心如此，行为如此，孝道在哪里呢？至于《白华》的创作，是因为想替自己遮蔽；《伐檀》的讽刺，是因为贪欲遮蔽了本心。况且偷窃别人的财物，还称作盗贼；我实在不明白当时的士大夫凭什么自我命名。看他们的举动，都是结驷联鞅、车马显赫之徒；舒展高谈阔论、谈天说地的舌头。使这些人的身心被利益所折服，就像众草被风吹倒一样。他们得意洋洋地兴盛于货贿之路，偷金不害怕，偷帛不惭愧。一次见面便希望得到玉璧，再次见面便希望升任上卿。他们的内心如此，操守如此，廉行在哪里呢？况且列国距离三代并不遥远，大夫和士也还没有完全消失，怎么会乖谬悖逆到这种地步？这是他们远远不及三代的地方。大抵天下士人没有不具有本性的，也没有不具有情感的。情感若没有制度约束就不能节制，本性若没有教化就不能成就。教化成就了，孝道没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