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华集卷九　　　　　　宋　员兴宗　撰策

译树立的；制度能够节制，廉行没有不具备的。我没有听说水寒而冰不寒，表端正而影子不端正，也没有听说上面善良而下面反倒不善良。三代能够如此，列国却失去这些，所以差别才如此之大。如果能够进一步充实这种道理，进一步开辟这条道路，切实实行并不困难，招致三代的局面并不困难，达到至治也并不困难。恢复这一切，只在于努力奋勉罢了。恭敬地想来，国家历代圣君相互传授，连续承继，政治所优先的是教化，教化所依据的是根本。因此二百多年间，海内海外，以至于不用命令便实行，不用言语便受到感化，难道全都只是凭借三尺法令吗？这是劝导和从容教化的力量。太祖时，有像王昭素这样以德行著名的人；太宗时，有像刘温叟这样以至孝显名的人；真宗、仁宗时期，种放、李用章之类的人，带着母亲授徒，奉养双亲而一同隐居，都被记录并任用。至于表彰清廉耿介的官吏、严禁贪污受贿，祖宗的诏令年年都有；百姓的品德归于敦厚，是有来由的。如今主上亲自实行像舜一样的孝道来教化四方，又参照周代的教化，与三代相符合。向上考察祖宗的意旨，对外则有在列诸臣的请求，以及考察廉行的诏令，分明而恳切。执事您推广皇上的意旨，询问孝廉制度的设置究竟成就了什么、废止又是由什么造成的。我认为，从周代以后，历经汉到唐，想观察一代政治的治乱，应当考察这项科举的兴废。政治清明没有不兴盛的，兴盛一定有其成就；政治混乱没有不废弛的，废弛一定有其原因。齐桓公治理齐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却曾以得到贤士为喜，而不是以齐国本身为喜。正月初一，他在乡里发布命令，亲自询问说：‘你们乡里有慈爱孝敬父母、名声传遍闾里的人吗？有，就一定要报告；有而不报告，叫作蒙蔽视听。你们乡里有廉洁谨慎、言论诚实，使百姓受到劝勉的人吗？有，就一定要升举；’ 有而不升举，叫作丧失选贤之责。齐桓公成就霸业，虽然不只靠这一件事，但求取霸业的开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这尚且是崇尚孝廉的根本，何况想成就天下霸业的人呢？到了汉朝初年，严格设置孝廉科目。它用来教导人的方法，以及用来发布命令的方法，大体上说，引导人实行道德，就没有不得当的；拘束人只看言辞，就没有不失误的。因为行为以实际为先而不浮夸，言辞多为空泛而容易迷惑。用言语劝勉士人，劝勉已经很浅；用行为激励士人，谁还能自我欺骗？所以汉武帝有罢黜百家的实际行动，光武帝有首先任用卓异德行之人的实际行动，士人都随之受到感化，并不是被虚名感化。行为已经修养，科目已经设置，有司又用简廉加以考察，用荐举加以重视，再分列甲乙等第。汉代中期的制度规模，最为美善。选择实际行为，那么实际贤者无不符合；符合者无不是真实贤者。任命职务，则所举之人就是所任用之人，所任用之人就是所举之人。因此孝廉科一经设置，贤才成批出现，这就是制度兴盛而有所成就的原因。到了汉和帝以后，流变为魏晋末年的情形，文书制度虽然存在，却不能辨别名实，不能严格依法，才华之人不能进用，有德行之人不能施展，选拔任用混杂，许多人轻易获得进身机会。当时讥讽的人说：‘举荐孝廉，混浊得像泥。’ 水最洁净才会清澈，泥最混浊才会污秽；如今却把孝廉诸公同污浊之物相提并论，使士大夫之道一旦变成这样，实在可悲。因此因循到唐代，杨绾提出议论，刚举荐便又停止。建中年间发布诏令，刚议论便又搁置；担心的正是这种弊病，难道只是汉章帝时才废止的吗？这就是孝廉制度废止的原因。执事又问前代君主谁做得最好。教化，是士人百姓的根基；人情，是圣王耕治的田地。根基深厚，田地就不会贫瘠。纠正人情而施行教化，无往而不适当；顺应人情而加以引导，也无往而不适当。人情没有不想侍奉父母的，圣人必定有办法勉励他们；没有不想侍奉君主的，圣人必定有办法劝勉他

译们。世上有不孝不廉的人，难道那是他们心中所希望的吗？只是流于习惯而自己不知道罢了。既然不谨慎约束自己的习惯，便在家中放纵，在做官时污浊贪墨。如今有一个人暗中触犯这种过失，有人把古代孝廉之人的事告诉他说：‘那个人是人，你也是人；他能够廉洁而你不能，他亲自实行孝道而你没有亲自实行。为什么不革除你的污秽习惯，效法古人呢？’听到这话的人，如果不是羞愧得显现在脸上，也会愤怒得显现在脸色上。为什么呢？不孝不廉的名声，是天下人共同要避开的。

译圣人因此敦厚教化的意旨，激发人的羞耻心，使天下平庸的士人懂得爱自己的亲人，而且总是把爱亲看得重于爱惜孝子的名声；懂得尊敬自己的君主，而且总是把尊君看得重于尊崇廉洁的虚名。这样，凡是受到德教的人，家家都像曾子，户户都像仪休。这是前代君主用心经营的地方。看看汉代的诏令，对郡国反复叮咛，磨炼激励众多士人：不举孝子，就是不奉行诏令；不察廉士，就是不能胜任职守。劝人为善的意旨多么恳切！难怪温舒的才干、王吉的谏诤、京房的术数、师丹的议论、龚宽饶的勇气，都由此产生。汉代得到人才，虽然有多种途径，这条途径最为精要。这就是前代君主设置科目而取得成效的地方。至于论议政事的大臣，黄琼增加四科的主张、贾至在学校中推选人才的主张，也应当列入选择范围。议论者又担忧：大概只凭口才，就怕遗漏人才；用年龄限制，就怕拘束人才；考查笺奏，就怕烦琐；专门取儒雅之士，就怕偏颇。这些都是考虑得很深的地方。况且人才不齐全，就像土地所产不齐全一样。土地所产的东西，那里有这里没有，这里丰足那里贫乏。善于治理赋税的人，辨别土地所宜，依据各地所产来规定赋税，那么土地的力量就不会穷尽。如今汉代选取孝廉，竟想按照人口数来取士，就像想把土地混为一体而要求它们生产同样的物产，难道合理吗？郡国人口二十万，每年举荐一人；边郡人口十万，也举荐一人。总计人口一百万，每年举荐五人；边郡还稍微增加名额。这就是丁鸿的主张。丁鸿见识浅陋，所以在言辞上也昏昧。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人。’天下难道竟会没有人才吗？竟然要按一百万人进用五名士人、二十万人进用一名士人，何其狭隘！这种按人口比例取士的议论，似乎不可采用。《传》说：“年少时养成的习惯，仿佛出于天性；人年少时就已经成就了。” 那就是上天赋予它的。骏马出生，落地便能奔跑；鹰出生，张开翅膀便能飞翔。那些动物的神异骏健，成长不必等待年月。看左雄的议论，竟想规定不满四十岁不得察举，左雄的见识实在太浅陋了。难道人反而不如鹰和骏马吗？当时胡广的议论跟着反对他，郭防的奏章也跟着排斥他，认为选举不应拘泥年龄，任用人才不应拘泥成法。甘奇著名并被任用时，还没有到强仕之年；终军、贾谊扬名，也都在弱冠之年。这足以纠正左雄思想上的痼疾了。否则如果始终遵循左雄的主张，斤斤计较年龄，任上任下都互相观望，年龄彼此参差，士人也会被埋没弃置。我担心那样一来，项槖不能成为圣人之师，颜回不能成为圣人之友了。这种限制年龄的制度，似乎不可采用。

译《志》说：“以自身行为教导人，人们就会跟从；只用言语教导人，人们就会违背。” 常人的情性，容易沉溺于所喜爱的事物，害怕所难做的事情。文辞是众人共同喜爱的，德义却是士人最难做到的。因此古人在这里权衡难易，确实依据实际来取用人才。虚浮的言辞没有实际，不一定采用；质朴的言辞合乎道理，不一定拒绝。借儒雅来装饰自己的人，不一定聪明；质朴刚强而有操守的人，不一定愚笨。考察他们廉洁细微的操守，只以善行为善，所以真正孝顺的人无从隐藏，真正廉洁的人无处逃遁，上下都没有遗憾。我认为，文吏考查笺奏的主张，不必一概考查，因为恐怕助长空虚文辞；专门取儒雅、只考诵习的主张，也不必一概专用，因为恐怕沉溺于虚名。如果那些喜欢夸耀、收取声誉的人，只在笺奏诵习之间汲汲求取，考查时轻浮，听取时失实，那么崇尚言辞，就可能遗漏值得重视的行为；违背行为标准，就可能举荐本应弃置的人。这样取士，最终又有什么可依靠的呢？胡广说：‘郑阿的政绩，不一定表现在章奏上。’张衡说：‘君子不担心职位不尊贵，却担心德行不能崇高。’两人的意思，就是所谓尊崇根本而抑制末流，大概想先向人显示不可欺骗的行为，这样举荐者也不敢成为自欺之人。他们对待汉代士人，实在不是浅薄的。那两个人，并不是把能言善辩当作本领。这种以儒术、笺奏取士的办法，似乎也不能专门采用。四种办法都不可单独采用，如果太平之世想推行取士，最好还是返回根本、把根本显示出来，使人的行为先于言语，见识超出法令规定，这就够了。有人诘难说：‘治理天下不只用一种道，便利国家不必拘泥古法，有时张开、有时收紧，要与时势相宜；有增有减，要与世情相通。井田、肉刑是周代制度，汉代不能实行，并不是不想实行，而是形势不允许。既然汉代已经不能实行周制，后世难道还要实行汉制吗？’所以取士的方法，从辟举变为孝廉，从孝廉变为四科，从四科变为中正，从中正变为门第，从门第变为进士，从进士又增加各种科名，变化不止一次，所获利益也不止一种，又何必拘泥于古法？何况豪杰俊异之士，才华充满天下，仍然有很多人。晋代所举荐的人，有的是儿子，有的是仇人；齐代所举荐的人，有的是商贩，有的是盗贼；范文子所任用的七十家人，都是贫贱而居于筦库之中的人。如果一概依照这种科目，然后才选举人才，这些人将归于哪里？难道不知道豪杰聪明之士，能不能执笔兴起廉行，能不能住在墓旁兴起孝道呢？这大概是没有推究天下人的实际情形，所以拘守一时的议论，不能相信。我认为不是这样。那些纷纷议论的人，所想要尊崇的是才；国家所应当尊崇的是德。而且德与才不同，世人却不能察辨：才胜过德的人，不过超过普通人；德胜过才的人，便进而成为君子。世上有进士科、门第科、诸科，大抵取其文辞修治、熟悉经世之学，动辄以才胜为标准，因而平素的德行和暗中的善行常常被遗漏。这正是孝廉制度需要讲求的原因。至于豪杰俊异之士，不是一种科目所能拘束的。世上善于捕鱼的人，知道得鱼不能只靠一张网，张设多张网就不会漏掉鱼；善于取士的人，知道得士不能只靠一个科目，设置多种科目就不会遗漏人才。如果确实使各种科目在外面完备，使孝廉在内里受到察考，还有什么不可以呢？不过，我还有更大的忧虑，忧虑不只在这里。朝廷设置科目来罗致平民士人，纲纪就在其中，我已经议论过了。如今有能够纲纪百官的大科目，难道能不议论吗？近世中书省的职务，类似各司；各司的职务，又类似郡县。况且宰相的职责，是进退百官。如今却以簿书和期限事务为理由，间或有奇杰之士，也被禁止而不能施展。问其原因，便说：‘那是制度规定的当然结果。’而且动辄拘泥格式，这只是一个吏部郎的职分罢了。进退百官，既要采纳他们的名望，也要采纳他们的实际，这是掌握治道的人所做的事。宋代蔡廓任吏部尚书时，黄门、散骑常侍以下的官员，自己都不能选择，因此不敢就职；何况身居宰相之职，却对此漠然置之呢？主上如天日般清明，高居上位照临天下，一定能够委任大臣；大臣也应当自信，侍奉君主不可在用人上退缩，怎么能只是这样战战兢兢呢？不只是如此。大将的职权，是升降偏将副将。古代一个将领去世，就有另一个将领兴起。卫青、霍去病门下，大多成为列侯；郭子仪门下，全都出了显贵的校官，这就是事实。近世却不是这样，大将嫉妒偏将副将，偏将副将又嫉妒士卒。有功劳就不上奏，即使上奏也不如实，还把功劳私给自己的轿夫、仆役和子弟。因此大将一死，四下茫然，再没有威望声誉留在人们耳目中；依靠私门培植的人，难道不辜负大将吗？遇到战乱警报，也只是望风而逃、回头躲避罢了。监司的职任，是考察和监察属吏。升降如果公正，人们自然少犯过错；如果偏私好恶，就会偏私喜怒；偏私喜怒，就会偏私地揭发和查办。因此近世各路所查治的人，有的本来无罪；应当查治的人，却有的侥幸逃脱。这是大将、监司自己扰乱其制度。如此说来，士大夫所应当切实议论的，难道只有孝廉一件事吗？从前汉代朝廷遇到重大政事，一定交给公卿、博士议论。公卿的议论好，就舍弃博士的意见而听从公卿；博士的议论好，就舍弃公卿的意见而听从博士。那些博士，秩禄不过六百石，却能够参与汉代的大政议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议论贯通古今，卓然能够感动众人的心。所以元朔年间的诏令说：‘如今执事不兴举孝子、不举荐廉士，应当同礼官、博士议论；不举荐者治罪。’如此看来，想举荐孝廉而询问博士，来源已经很久远了。如今我在太学任职，秩禄次于博士，圣明天子不因我不才，反而让我参与策问，所以我不避讳直言；有司不隐瞒治道，或许可以使博士的责任得到履行。我区区之言不只是求得执事听取，也想借此求得天子的听闻。请您记录下来加以思考，举而实行，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忠、质、文三种治道的策论。

译圣人为万世考虑，后世之人只为一时考虑。为万世考虑，考虑的是什么？考虑治道的根本。过去，我出入阅读有虞氏的典籍，很喜欢它，退下来便探求舜的心意，考察舜的道术，从而了解舜的政治。他从深山中兴起，却安坐而使天下达到无为而治，考虑得多么深远啊！或许是把道寄托在政治中，把政治用来厚待百姓；天下后世至治的根本，即使想不以舜为师，我恐怕也找不到像舜这样可以师法的人。当时稷、契、皋陶等人与我共同治理天下，他们认为政策可以实行，就都说‘俞’；认为政策不可行，就说‘吁’、说‘咈’，叹息声和感慨声充满天下，这正是忠厚之气。五典得以顺行，百姓便能够亲近我；四门得以宾服，诸侯便能够顺从我；谗言和恶行被消灭，既然憎恶它们，天下就没有什么能够迷惑我。传记称舜无为而治，只是恭敬地端正自身，面向南方而坐罢了，这就是最质朴的治道根本。因此，忠厚质朴的意旨已经默默寓于舜的政治之中，并非只使自身完善，他使天下完善的作用实在不少。然而舜的治道根本，难道只限于忠和质吗？恐怕不只是忠和质。看他在朝廷上从容处理政事，在仓促困顿之间，也有充分讲究文饰而不自止的一面。璇玑玉衡用来调齐七政，这时就有敬天观象的文治；类祭上帝、配享祖先，燔柴祭天、望祭山川，巡视各地，这时就有祭祀五祀的文治；五瑞、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的贽礼，诸侯的射礼、车服，这时就有尊崇贤能的文治；六律、五声、八音、绘绣服章，以及十二时，这时就有礼乐的文治。他的政治如此周密曲折、节制文饰，又是多么文美啊！唉！探求舜的政治，其中已经默默具备忠、质、文三种治道的根本，为什么后世儒者不以这三者来命名，天下也不以这三者来命名呢？大概元气兼有阴阳，但不能指着元气称为阴阳；舜的政治兼有忠、质、文，但不能指着舜的政治就称为忠、质、文。这真是舜能够高视天下、独居首位的原因啊！舜以后，从帝王下降到三王，他们的政治特点清楚地适合天下，也显然可以用名称来概括。禹治理天下，不自夸、不自矜，在宫室饮食方面也不奢侈铺张，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忠的根本。天下于是把它称为忠。汤治理天下，不亲近声色，不增殖货利，敦厚谨慎、稳重质朴表现在政治上，始终显著不止，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质的意义。天下于是把它称为质。至于文王、武王、周公治理周朝，隐微之处显明，详细而完备，交错出现却不混乱；宗国五十三个，我封立它们；设置官职三百六十个，我任用它们；礼经三百篇，曲礼三千条，我制定它们。他们的意思仿佛是说：经纬纲目都在我这里，若有一项不完备，后世岂不是会鄙视我吗？这就是文的意义。天下于是把它称为文。三王处在不同的时代，所崇尚的忠、质、文各不相同；向上看唐尧、虞舜，似乎还有不足；向下看后世，则绰绰有余。因此，以一体说明一代的治道，后世怎么能不讲求呢？无奈战国以后，天下的政治体制像狂涛奔流一样，不容易使它转向东方。人们都只为一时考虑，哪里有空暇为后世考虑呢？西京的君主崇尚宽缓平易，弊病便流为谄媚；东京时代崇尚苦节峻行，弊病便流为攻讦。汉高帝气度宏大豁达，汉文帝宽厚仁慈，到了天下末流的弊病阶段，黑白不分，公孙子、张禹、孔光之流低头回旋，只求苟延岁月。汉朝遇到紧急局势就无法指望了，世俗的谄媚日益严重，汉朝日益危弱；崇尚宽缓平易的弊病，难道不可悲吗？光武帝登用卓异德行之人，明帝明察聪慧而自负，于是使末流习气的过错，像三君八顾之流，在朝廷内外鼓动起来，极力做惊世骇俗的事情，矫饰怪异到了极点。世俗的攻讦日益严重，东京日益衰败；崇尚苦节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吗？然而两汉所崇尚的弊病，遇到贤明君主还可以振作起来。至于三国崇尚诈术，晋代崇尚浮华虚妄，元魏崇尚夷俗，齐代崇尚武力，梁代崇尚空寂，陈代鄙陋而隋代奢侈，没有什么值得一一陈述的。他们若与两汉相比，尚且感到惭愧；若说到三代，我知道他们会羞愧难当。恭敬地想来，本朝祖先的功业和祖宗的德行，接续千载的统纪，本来足以匹配舜而超过三代。开创基业于开宝，继承先志于雍熙，休养生息于咸平、景德，兴盛于嘉祐、治平。既以忠厚惠及百姓、爱惜万物，又以制度恩泽天下，这是德政盛大的时代。如今我们的主上振兴中兴的运势，实行宽裕优厚的政治，亲自办理礼乐之事，也已经熏陶了百姓的耳目。近来减省赋税以休息民力，劝农以厚待百姓，举行乡饮以劝励风俗，用赏罚区别善恶，这些都是执事所说的典章明美、风俗醇厚的时期。风俗醇厚，那么忠厚质朴就陶冶民心；典章明美，那么文物制度就规范民心，其中已经默默具备忠、质、文的意旨，儒者不可以轻易给它命名。将来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与上古德政相比，怎么样呢？回答说：应当没有比舜更好的。苏氏、王氏、程氏三家学说的是非策论。求学的人有共同的弊病，弊病在于好恶之心先在内心萌发。这种心一旦萌发，便挟带个人的聪明去求道，逐渐被外物遮蔽而忘掉真实。唉，好恶确实足以遮蔽求学者啊！从前荀卿喜欢子弓而不喜欢孟子，扬雄喜欢孟子而不喜欢荀卿，韩愈喜欢荀卿和扬雄，却后来推重王通而不谈王通，可见他也不喜欢王通。韩愈以后，在书中显现出来的，又有不喜欢韩愈的人。如今乡里普通的士人，多到千万人，只凭一种才能受到称誉，只凭一种技艺获得名声，他们彼此相待尚且不会轻视对方，何况荀卿、扬雄、王通、韩愈这样的人，天下只是忧虑没有这些人罢了。天下如果有这样的人，理应怎样彼此喜爱？如今却竟然这样彼此不相悦，好恶之心遮蔽心灵，实在太严重了。若荒谬地把千金指作瓦罐，人们都不会相信。那几位的道理都与孔门相合，难道可以彼此轻视吗？假使那几位能够像我们的孔夫子一样，使心胸宽广舒展，委婉曲折地求道，向苌弘请教，向郯子请教，即使对方的道不如自己，也不以请教为耻，那么一定能够抑制六经之外的杂说，黜退诸子百家，使天地间至为纯一的元气完整无缺。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忘掉外在的好恶，道的真实便在内心显明了。从前国家崇尚文教盛大时，蜀学有苏氏，洛学有程氏，临川学有王氏，都以各自的长处经纬我们的道，致力于宣扬他们所长于宣扬的学说。

译程氏以康节邵公为师友，苏氏以参政欧阳公为师友，王氏与南丰曾公志同道合。考察他们的学术源流，各有长处，不可废弃。然而求学者若对某一家产生好恶，就会拥护这一家而污蔑另一家；拥护者附和它，排斥者诋毁它，这就是好恶之心产生的原因。苏学长于经世济民，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物制度；如果确实能够贯通三家而归于一理，用性理来辨明名物制度，充实而发展为经世济民之学，那么孔氏之道就遍满门庭了，岂不是美好吗？惟有圣明天子深知其中弊病，所以打破学者好恶的心，完全解除各种禁令，使他们只服从是非，只使道理彰明，这是学者的幸运。又曾有楚人修建宅第的故事，不知执事听说过吗？楚人的儿子有两处宅第，长子那一处由甲建造，次子那一处由乙建造，规模不同，年久将要败坏。有人说：不必忧虑，您应当把两处宅第中可以使用的材料合并起来，合建为一处。如果住一处而废弃一处，就是用破坏来替换破坏。如今苏、程、王三家的学说，未必完全正确，也未必完全错误；执守一家而废弃另一家，也是用破坏来替换破坏。应当合取三家的长处，形成一种学说，使它归于大公至正，这就是楚人合并两座宅第的道理。执事的学识深邃高明，一定能够对此加以折衷裁定。孔子生死策。古书的真伪是非，大概各占一半吧？其中有些说法不可信，但各位儒者又不敢废弃。因为如果根据不可信之处就把它废掉，天下的书就会多得废弃不尽。所以君子在这里不废弃它，何况圣人生死的关涉，他的道神妙，他的经典流传万世，难道能轻率对待吗？从前我听梁臧孝绪说：‘孔子在庚子年出生，孝绪也似乎如此。后来终于以儒学自我显扬，虽然不敢比拟孔子，却在孔子出生的日子出生，这是多么相似啊！’何况孔子在庚子年出生，这件事见于书中吗？我由此知道孔子的出生不同寻常。我看《孝经》的传文说：‘孔子去世时，鲁国的麒麟来到，百兽都哀号。’这虽然不足以预兆孔子的死亡，却也是异常之事。何况孔子的死亡还记载在经典之中呢？我由此知道孔子的死亡奇异。孔子的出生如此异常，死亡如此奇怪，并不像巫师、盲人那种虚幻荒诞、恍惚不经的说法。大概孔子作为一个人，且是超越常人的圣人，难道他的生死会与常人没有不同吗？今承蒙执事谈论孔子的生死，指出三传失误的地方，我请求把这些列举给执事，以道理加以折衷。事情虽然似乎不可信，但各位儒者不敢废弃。《春秋》这部书，是鲁国的史书，而各位儒者认为它是仲尼的书。在获麟以前，孔子的出生，仲尼没有写在经中；如果仲尼自己把自己的出生写进经书，仲尼岂不是偏私自己吗？所以经书不记孔子的出生，左氏只是解释经文，又怎么能把它写入经书呢？获麟以后，是左氏续写的经文。董仲舒说：‘左氏续写经文，是把尊奉圣人作为宗旨；如果不记载老师的去世，就如孟子所说的“弟子背弃老师”。’左氏怎么能不记载孔子的去世呢？这就是左氏不能废弃的原因。《公羊传》和《谷梁传》是解释经书的传。仲尼停笔，便没有经文；没有经文，二人便无法解释。《公羊传》《谷梁传》在经文之后两年才单独记载孔子去世，不是多余吗？《公羊传》《谷梁传》不记孔子去世，是因为传的体例如此。这就是二传不可废弃的原因。因此左氏记载孔子的去世，公羊、谷梁记载孔子的出生，它们是否各自取得了经传的体例呢？传是为了尊崇经，尊崇经就必定要用某种方式加以尊贵，记载孔子的出生，就是尊贵到了极点；续写经是为了崇尚法度，崇尚法度就必定要严肃对待，记载死亡而直书名讳，就是严肃到了极点。这三传虽然似乎不可信，也不能废弃。何休说：‘这一年是己卯年，因为尊崇孔子，所以记载得详细。’《谷梁传》记日期而不记月份，难道是十月吗？大概《谷梁传》没有详记月份，正因为不记月份，所以才谨慎。虞翻认为，《春秋》凡是不记月份的，是因为事情不详。难道《谷梁传》也是因为事情不详吗？王肃认为，“中月”就是月中；郑玄认为，“中月”是过了一个月。孔子是在这个月中出生，或许如王肃所说；也可能如郑玄所说，是过了一个月才去世，这都无法知道。这又是《谷梁传》不可废弃的原因。杜预说：‘四月十八日乙丑、五月十二日己丑，其中必有一个错误。’古书像这样，大概很多。尧在甲申年出生，在辛巳年去世。《皇览》说：‘不是辛巳，而是辛未。’舜在甲子年出生，在癸亥年去世。皇甫谧说：‘不是癸亥，而是癸卯。’尧、舜尚且如此，怎么知道孔子最终不是乙丑日，而是己丑日呢？所以，对可信的传闻就传其可信，对可疑的传闻就传其可疑，正是为了这件事。杜预这句话也不能废弃。太史公说：‘孔子读《易》而把编联竹简的牛皮绳弄断了三次。’按孔子年龄推算，应当在六十三岁以后、七十三岁以前，大概已经老了。孔子五十岁时才学《易》，而编绳磨损得如此迟，这很奇怪。司马迁的说法有端绪表明并不可信。

译《尚书》说：“舜三十岁时被任用。” 司马迁说：“舜只是五十岁时才被任用。”秦国谥号称穆公，司马迁却说：“不是穆，而是缪。”既然不知道舜的年龄，也不知道秦公的谥号，又怎么知道孔子系《易》的时间呢？不过，圣人也有取信于太史公的地方；有些地方虽然相互抵牾，其他地方仍是实录。这些说法虽然不可信，但各位儒者不敢废弃。关于孔子生死的说法，古书并非伪造，其中有些地方不可信，而我不敢废弃，大概是因为相互参照便能看出得失，保留下来也没有伤害。韩愈自认为能够辨识古书的真伪，虽然未必完全达到这一点，至少黑白已经分明。幸而得到执事辨明黑白，岂不是盛事吗？陈子昂、韩退之策。本朝初年，深通大道的人，大概只有柳子吧？柳开自己命名说：‘我将要开启天下人的耳目。’他在当时阐明先王之道，使一代的文章从今时开启。因此柳开的文章一传而为穆修，穆修传给尹洙，尹洙传给先正欧阳公。人们知道古文不是柳开倡导的，实际是从欧阳公开始，却不知道欧阳公的根本承自柳开。这难道不是善于追溯文章源流吗？唐代的文章也同样如此。所谓欧阳公，近似韩愈；所谓柳氏，近似陈子昂。文章传到太原卢藏用，卢藏用传给苏源明，苏源明则是韩退之的师友。不知情的人认为韩退之在唐代倡导古文，知情的人则认为没有陈子昂，就没有韩退之可以承继的基础。因此他的言论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可以流传；他的道理不是虚妄，而是可以继承。所以卢藏用说：‘大道衰微一百五十年而兴起于陈子昂’，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不过，君子独自实行就没有同伴，独自倡导就没有应和。后来能够善于继承它，则是韩退之的力量。所以杜牧说：‘唐代三百年而有韩退之’，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大概常常辨明学术，使学术端正，认识端正，文章就没有一处不端正。因此陈子昂赠送夷人碑文，是辨析议论的端正典范；徐君的议论，是笺表文章的端正典范；《神凤章》，是辞章的端正典范。他感慨际遇，因此在诗歌方面归于正道。大概陈子昂的文章，只取正道；不合正道的，便不学习。然而这样说来，后来相承而至于韩愈，难道也是因为陈子昂有力量吗？所以韩愈也敬畏陈子昂，大概他曾说过：“唐朝兴起以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杜甫、李白，都是善于发声的人。”说的就是这个。虽然两人的才能纵横驰骋、变化无方，但最终也都可以说是有所不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才智都有穷尽之处。韩愈在见识上有所不足，陈子昂在权变上有所不足。在见识上有所不足，其弊端是论说不精；在权变上有所不足，其弊端是处事不智。论说不精，所以只知道排斥佛教、老子，却不知道排斥墨家；处事不智，所以没有死于国家之难，却死在下级官吏手中。唉！能够通晓大道并懂得进退存亡的，只有三代的英杰；至于这两个人，又怎么能参与其中呢？这样就知道“兴宗”二字取自什么了。我谨慎地记在这里，用来订正讹误。第八页后六行：按，郑阿，原本误作邓阿，今据《汉书·胡广传》改正。

译钦定《四库全书》。《九华集》卷十，宋员兴宗撰，策。《舜九官与孔子门人其道异同策》。东方朔是什么样的人呢？似乎是儒者却又不是儒者，是喜欢说大话而不切实际的人。汉武帝曾问他：“如今的时势怎么样？”东方朔的意思是认为天下已经安定太平了。如果真能得到周公、召公做宰相，孔子做御史大夫，太公做将军，伯益做右扶风，伯夷做京兆尹，后稷做大司农，那么也不会胜过今天的世道。唉！东方朔这样说，实在浅陋。尧、舜这样的君主，从来不借用异代的人才；然而皋陶、禹、稷、契从来没有不被任用的。孔子的高足弟子，盖世无双，未尝没有人才；可是颜回、闵损、冉耕、子游、子夏，也未尝都被任用。人才是否任用，要根据他们出仕的时机来判断他们所学之道能否施行；这一点很难对见识浅薄、听闻寡陋的人说清。何必借用异代人才，说些夸大的话呢？所以我认为汉武帝不是善于提问，东方朔也不是善于回答。如今执事提出禹、稷等人所以被任用，仲由、冉求等人所以未被任用的问题，似乎与孔子和舜、禹之间的问答有关，借此可以讨论圣贤之道是否相同。大概人才往往因被任用而显现，因未被任用而潜藏。孔子比尧、舜更贤，那么他的弟子必不愧于皋陶等人；尧、舜就是孔子得志时的样子，孔子的弟子就是皋陶等人未被任用时的样子。然而仲由、冉求、公西赤，孔子多加抑制；伯益、契、禹，尧、舜却多加信任。舜所以信任那几位大臣，是信任他们的政绩能够达到的程度；孔子所压抑的那几位弟子，是压抑他们所学之道尚未达到的程度。德政容易施行，所以那些人有显著的政绩；至高之道难以完全统一，这些弟子未必已经穷尽大道，说的就是这个吧？从前孟子说：“禹、稷、颜回之道相同，那么颜回得志，也就是另一个禹。”唐代沈云卿说：“齐国所畏惧的卫国，不过是蒲邑，因为有子路的缘故。”沈云卿认为仲由有使苗民归服的德行；这样说来，仲由得志，也就如同伯益一样。至于龙为天子出纳诏命，也正如公西赤可以同宾客交谈一样。这样看来，颜渊并不愧于禹，仲由差不多可以比得上伯益，公西华也可以成为龙。若把这几位弟子得志后充分发挥才能，与虞廷的那些大臣相比，难道会有所惭愧吗？执事一定能够对此加以说明。唉！宫之奇在虞国，虞国却灭亡；在秦国，秦国却称霸，并不是他在虞国愚笨、在秦国聪明，而是任用与不任用、听取与不听取的区别罢了。那些大臣在虞廷显得聪明，这几位弟子在孔门显得愚拙，又能怎么办呢？所以《左传》说：“仲尼门下身高五尺的弟子，都以称说五霸为羞，因为可惜他们出仕的不是尧、舜之世。”唉！夜光之璧，若暗中投掷出去，反而令人害怕；航行到水流中央失去船舵，一只壶也价值千金。试着从这个道理来思考，就可以明白了。《曾子不列于十哲，陈平不列于三杰策》。人各有不同的品第。虽然如此，圣人并没有存心给人分品；人们称道德、功勋、声名之士，也没有存心去寻求符合某种品第的人。我没有存心品评别人，别人也没有存心去寻求符合某种品第的人，所以贤者认识其大处而不遗漏其小处，才小者也勉力弥补不足而自行归附于大德，各自认识道德、功勋、声名罢了。虽然如此，圣人有时也像是说过品评人物的话；如果把这些话看作品评人物，那并非有意如此，而是触及某事便顺势说出。因为触事而说，所以言语并不周详，于是有些可以取法的人没有列入品第。李德裕说：“陈蔡之言、十哲之事，是孔子一时的言论吗？像曾子这样学道深厚、心境虚静的人，或许也没有列入其中。”曾子没有列入十哲，可见贤哲不止十人。何况孟子只称许其中五人呢？先正王安石说：“高祖的话、三杰的事，或许还没有达到全部的程度吧？像陈平这样深于智谋、明于权变的人，或许也没有列入其中。”陈平没有列入三杰，可见汉代的俊杰不止三人。这样说来，班固是否应当增为六人呢？然而所谓哲人、所谓俊杰，孔子和汉高祖并不是有意只举出十人、三人，而是一时触事而说。孔子、汉高祖并没有存心品评人物，十哲、三杰也没有存心去寻找符合某种品第的人，只是各自勉力成就通达的德行、功勋和声名罢了。至于马援没有列入诸将之一，如同曾子没有列入四科之一，并不是实际才能达不到。刘孝孙可以参加学士的选拔，如同陈平可以进入三杰的选拔，并不是智谋不够。唉！豪杰之士，起初似乎不应当被遗漏，但圣人的话有时却遗漏了他们，似乎近于薄情。虽然如此，圣人只是触事而言。所以孟子说“二老”却没有提到闳夭，《尚书》说“三后”却没有提到皋陶，《论语》说“四友”却没有提到闵损；至于“十乱”，即使妇人也可以列入其中。圣人都是表明自己并非有意品评，只是触事而说。圣人难道只是称扬某人的才华，使他自我炫耀，或压抑他的才华，使他自我放弃吗？所以应当依照正道来讨论。《考绩荐举策》。天下没有不产生弊病的法令；法令本身没有弊病，问题不在法令，而在于怎样施行它。考绩之法，名义上是考核政绩，实际上是任用法令的手段。荐举之法，名义上是推荐人才，实际上是任用人的法令。三年考核一次，三次考核之后便随之决定升迁或降黜。鲧因此被诛，禹因此兴起，皋陶、防、稷、契因此安居其位；这就是唐、虞时代用来进退百官的办法。后世大概也有仿照它制定法令的。京房实行这种办法而触犯权臣，左雄实行这种办法而触犯县官；有时突然推行，也只是虚设优劣等第，不核查名实，至于进退群吏，最终不能大有益处。考核政绩贵在考察实际，而后世不寻求实际，我本来就不认为它可贵，何况只是反复谈论而不实行呢？人的不足以共事竟到了这种地步，并不是考绩的罪过。舜任命共工，众人都说垂；舜任命掌管礼仪的人，众人都说伯夷。这就是唐、虞时代能够公正荐举的原因。后世大概也有互相荐举的法令。可是行贿送礼便可以得到荐举，所以即使是英豪奇杰，只因贫贱受到牵累，也不能被荐举。上面的人甚至制定法令加以防范，但荐得人才的人未必受赏，胡乱荐举的人也未必受罚；对于进退英杰，终究不能为国家增减轻重。

译荐举，是古代的美事；如果要用赏罚来驱使人荐举，我实在以称说它为羞，何况赏罚又未必能够真正实行呢？人的不足以共事竟到了这种地步，并不是荐举的罪过。从前汉宣帝做君主时，他考核官吏优劣的法令，起初似乎还不十分详密；然而京兆尹因为能够除盗而被任用，颍川太守因为能够打击豪强而被任用，任用官吏时，只要有善于治理的，便随即褒奖；贪赃污秽、不能胜任职务而被诛杀的，也屡见不鲜。所以宣帝的治理，全靠总括核查名实的力量。君主不能都像宣帝一样，那么考绩的弊病就不奇怪了。祁奚推荐解狐，推荐伯华，又推荐祁午；推荐仇人不是虚伪，推荐朋友不是结党，推荐儿子不是偏袒，所以君子称赞祁奚能够荐举善人。这样说来，祁奚也只是使自己的心意公正罢了。臣下不能都像祁奚一样，那么荐举的弊病也就不奇怪了。请根据我所见到的情况说一说：郡守、县令的职责，关系到百姓的安乐与忧患，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如今做县令的，尚未能开垦田地，却说田地已经开垦；尚未能劝课农桑，却说农事已经受到劝导；尚未能平息狱讼，却说狱讼已经平息；大都一一把这些写入考绩。等到将要离任时，他的上级也依次为他保举。随后上级官吏把这些送到吏部，吏部便认为按照这些考绩文书评为中下等的大概没有几个。从县令到上级官员，大体上都只是做县令所做的事；这样说来，吏部所看到的，果真认为是事实吗？不过把它当作一种文书形式罢了。我看到今天的考绩之法，已经被欺骗蒙蔽所败坏，却没有人知道。士人自从入仕以后，如果没有荐举便不能升迁，这是朝廷的法令；然而荐举不公的情况很多。不因父兄在职便不荐举，不因贿赂超过常规便不荐举。更严重的，荐举名册一旦被削去一人，此人终身都要做荐举者的差役。吏部只按荐举官员的数目来升迁他们，却不知道这些荐举的根源竟是这样。可见今天的荐举之法，败坏在不公，却没有人知道。如今想要除去考绩的弊病，不如严惩荐举者，并慎重制定书面考核的标准。如今想要除去荐举的弊病，不如明确列出被荐者的事迹，并严惩荐举失当者。这两种弊病既然除去，就不只是能够得到人才，实在也是太平的根本。像汉代讨论铸钱，便采纳太学生的议论；郑国人不毁掉乡校，也是想听取执政者的得失。国家设置学校，并不只是徒具形式，也是有所期待的。先生请把这些意见进献上去。《义命策》。有人说：“晏大夫平仲，是列国中懂得天命的人吗？”平仲懂得天命，国家有道便顺应天命，国家无道便权衡天命。然而如果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晏平仲。我说：“不是这样，这是不了解晏大夫吗？”依循义理来通达天命，然后才算懂得天命；这是我所看到的晏子的伟大之处。如果不知道依循义理以通达天命，又能做什么呢？又有人说：“肥相国，是战国时代崇尚义理的人吗？”他敬重君主而守护义理，义理存在便与之同在，义理灭亡便与之同亡；不合义理的人，他不亲近。若非如此，就无法显出肥君的品格。我说：“不是这样，这是哪里了解肥相国呢？”顺应天命来守护义理，然后才算懂得义理；这是我所看到的肥君的伟大之处。如果只把义理拘泥于天命之上，又有什么好处呢？唉！依据义理而知天命，顺应天命而践行义理，古代士人对此也是统一看待的，并没有什么不同。秦、汉以来，荐绅士大夫不从义理和天命的根本追溯，弊病便流于末节。因此，形势不允许出仕，有的人却出仕；既然出仕又不能以死守节，有的人却也未尝不死。唉！把这种行为当作义，实在也只是末节。所以一有触动，便感动得浑身战栗而自刎，听到车声便自我弹劾，上书而列举党羽，流血而帮助佞臣；这些都是只崇尚义而不知道天命，这就叫违逆上天。至于接受天命却遭到流放，这是士人的过错尤其严重。唉！把这当作懂得天命，也只是抓住了末节。所以颠倒错乱，有嘴却不能谈财利，有手却不能拿珠玉，举起胸脯学驴叫，披散头发改作狗洞；这是接受天命却不懂义理，这就叫废人。唉！从圣人的角度看，这两种人都错了。违背上天的人，其罪当诛；成为废人的人，其罪也当诛。后世的士人如果能改变这两种错误而贯通其中的一种，差不多就可以免罪了，圣人又何必诛责呢？虽然如此，义理和天命的重大问题，五经中应当记载，而真正记载它的却很少。有人说：“五经并不是简略，而是难以言说。说得大了，学者不相信；说得小了，学者又不畏惧。”虽然如此，经书也已经略有说明。《易》说：“以乐观的态度顺应天道而知晓天命，就不会忧虑。”君子不可不顺应天命。《诗》说：“永远思量并配合天命，自己求取更多福分。”君子不可不通达天命。看这些话，也可以知道关于天命的学说，何况五经中列举的义理还很多呢？虽然如此，孔子很少谈天命，为什么？这是要使学者践行义理以通达天命，并不是要他们任凭天命。扬雄说：“吉人的吉祥反而导致凶，凶人的凶兆反而导致吉。”扬雄难道是只讲天命吗？难道又是只讲义理吗？《柳宗元非〈国语〉策》。在可以说的时候才根据所见来说，这是五经的言论；还不到可以说的时候却把它列举出来，这是诸子的言论；可以说却不说，以及不可以说却偏要说，这是众人的言论。五经的言论，难道千句中只有一句而且还会有过错吗？回答说：五经怎么能免于过错呢！《诗》说：“周朝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遗留下来。”这是《诗》说得过分。《易》说：“看见猪背负着污泥，车上载满鬼。”这是《易》说得过分。《尚书》说：“前面的徒众倒戈相向，血流得可以漂起杵。”这是《尚书》说得过分。《礼记》说：“说大话的人接受大禄，说小话的人接受小禄。”这是《礼》说得过分。由此看来，贤者言论中的过失就可以知道了。荀卿说：“礼是用来兴起伪饰的，人的本性是用来兴起诚信的。”关于礼与人性的辨析，荀卿哪里知道呢？韩愈说：“墨子不异于孔子，孔子也不异于墨子。”关于孔子、墨子的辨析，韩愈哪里知道呢？把圣人的话当作圣人的话，把贤人的话当作贤人的话，尚且有这样严重的错误，何况《国语》呢？《国语》是左丘明所著的书。左丘明的书，上不及圣人，下则胜过贤人，或许处在圣人与贤人之间吧？虽然如此，左丘明的文章，所记事情还算核实，文辞却很泛滥；泛滥便多有淫靡，淫靡便多有失误，这是本来就应当如此的。后世士人没有窥见它的过失便攻击它，只有柳宗元看出了这一点，确实抓住了机会。

译如今考察他所举的事例，周王灭密的说法说：“小小的丑类已经备办财物，应当把它献给王子。”子厚说：“即使献给周王，周王接受了，也不能说是有德。”鉏麑触槐的说法说：“看见他像是在打瞌睡，不忍心杀他。”子厚说：“如果他没有睡着，就会杀他，这不能说是合乎义。”虢公禋神的说法说：“把国家政事听任神灵决定，不灭亡还等什么？”子厚说：“听任神灵而导致灭亡，不能说是守信。”晋侯得到土块的说法说：“舅犯进献土块，晋侯因此兴盛。”子厚说：“楚人也进献土块，楚国凭什么灭亡？这不能说是训诫。”子厚对于《国语》，就是这样接连予以支撑和驳正。子厚并不是故意荒诞。后世读子厚的言论，应当不要改变这个看法。有人说：司马迁采录《国语》来著书，董仲舒采录《国语》来撰文，刘向摘取《国语》来增益《说苑》。《国语》对学者有什么辜负？学者反而厌恶它。子厚的见识为什么这样浅薄？回答说：这本来就是子厚所忽略的。子厚论《贞符》，自司马迁、董仲舒、刘向以来，没有人能够贯通他的学说；那么《国语》的弊病，子厚难道能够默然不说吗？唉！假如上天没有在贞元年间生出子厚，那么唐代士人中赞美并称说《国语》的人，罪过都足以被剃发加刑了。《宽财赋策》。古代根据事情来使用财物，根据财物来成就事情。开始取财时，估量事情的需要再取，所以没有过量征取；最终用财时，估量财力之后再用，所以没有过度耗用。征取不过量，使用不过度，这是三代的政事。因此，要先观察民意，然后取得财物；财物取得了，民心也没有不得安定的。自秦至汉，自汉至魏、隋、唐，都知道取财，却不知道取财的道理。汉代只有实行屯田是对的，实行后又废止；隋代只有义仓是对的，采用后又加以阻挠；唐代只有租庸调是对的，实行后又加以改变。正当谋划取财时，计划宽泛而不坚实，所以取财的办法不统一，便没有固定的征取方式；征取没有常规，便没有固定的使用方式。百官仓廪不充实、不充足，最终以至于供应不上，是很自然的。唉！草料本来备足，马自然会肥壮；马之所以不肥壮，只是因为损害马的因素还没有除去。财物若能普遍征取，财用本来应当充足；财用之所以不足，只是因为侵蚀财物的弊害还没有除去。这就是汉、魏、隋、唐纷纷徒然制定制度，却不知道弊病所在而坐受弊病的原因。恭敬地想到，主上爱护养育百姓，惠顾天下，百姓有不便之处，便立即加以防范，以使百姓便利。诏令中所见的措施，有在江浙减少月俸，在广西取消布匹估价税，在荆、扬免除税租，在全蜀裁减冗余军队；又编定户口所承担的徭役，又减免大户的屋税。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心意呢？是心系天下，只是在戒除盛世中侵蚀财物的弊病罢了。《天兴商周以相伊吕策》。上天没有具体职务。代行上天职务的，没有谁比得上君主。君主也没有具体职务，君主的职务，要通过宰相来论定。宰相论定了，君主的治理便能兴举；君主的治理兴举了，上天的意旨便得到实现。从前三代盛世，最能代行上天之职的，没有谁比得上商、周；商、周的宰相，没有谁比得上伊尹、吕尚。伊尹、吕尚的归附，是归附于两位君主。他们的春秋大概已经很高，可以不再出仕；然而一旦出仕，既然出仕便得到任用，伊尹离开隐居之处前来，吕尚也抛下鱼钩。为什么呢？上天的意旨要使商、周兴盛，那么两位老人就不能推辞。所以伊尹估量自己可以使商朝兴盛，商朝也可以任用自己，因此担任宰相而毫不疑虑；太公估量自己可以使周朝兴盛，周朝也可以任用自己，所以辅佐周王而不畏惧。这样说来，商、周两代所以能够任用宰相，正是两代所以兴盛的原因。有的享国六百年，有的卜问国运三十世，难道不在于伊尹、吕尚的辅佐吗？《周公礼乐策》。礼乐的根本，在于君臣关系。礼乐得到合适的人来施行，就会兴盛；得不到合适的人来施行，就会散乱。任用不合适的人来兴办礼乐，就是妄为。古代的人没有不兴办礼乐的，既然兴办了又不至于妄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尽力发扬了君臣之间的美善。三代之中，谁懂得这个道理？成王、周公懂得。天保未定的时候，周公困在水火之中，饥饿的人求食，口渴的人求饮，得不到的人求取所得。周公忧虑这些事情还来不及，哪里有空闲忧虑礼乐呢？等到天下逐渐安定，受苦受难的百姓转化为王室的百姓，如果不能得到这两样东西并使天下焕然一新，那么君臣的才能凭什么在后世显现呢？所以天下有了礼乐，到了成王、周公之后才讲求礼乐的经制。礼有三百条，曲礼有三千条；掌管音乐的官员有几十人，乐官有几百人。五服之内的诸侯，和谐的乐声在耳边，玉帛陈列在庭中，骏马般奔走的诸侯都来到宗庙，凡此都是因为礼乐。假使周公舍弃治理天下而不兴办礼乐，反而等待后世，那么成王对周公的期待将会怎样？而周公竟然就是这样做了。春秋以后，各诸侯国对于周王室有兵、有刑、有土地，唯独周王室凭借尊贵的地位保存了周公创制的礼乐。这样看来，周公礼乐的源流实在久远。《夷齐策》。亲身成就万世的大功业，就不必计较一代人的议论了。知道可以出仕便出仕，知道可以离去便离去。我的出仕或离去，都是用来教导天下的义理。天下人喧嚣议论这件事，即使议论又有什么妨害？大概天下的形势，本来有可以留下却离去的情况，那么罪过在于不留下；有可以离去却留下的情况，那么罪过在于不离去。君子对此，一定要取其中道。我究竟依据什么来决定呢？依据义理。过去伯夷、叔齐从东方来到这里，看到诸侯不足以有所作为，日日夜夜反复推求，确实如此。西伯的德行纯厚，具备称王的条件，却不自行称王，于是相信可以同他相处，便归附了他。况且起初我是因为知道这些而来，并不是被劫持而来；后来又跟随他离去，我将怎样向天下解释呢？天下人恐怕会认为我过于矫饰。所以既然已经处在这里，便安然处之。可惜的是，后来天命下降，而武王守持它却不真诚。他只知道周可以取代商，却不知道商朝并不是可以由我来取代的。伯夷、叔齐愤懑地表现在言辞中说：“从前文王因此把天下遗留给我，又因此把它许给我；我起身前往接受，这样便可以无愧了。”假如这两个人真的起身遵循这句话，后世果真会把这样的人看作什么样的人呢？《敦学校养士之法，革科举取人之弊策》。

译鱼不怕网，却怕鹈鸪。鹈鸪有情，而网没有感情。然而最终捕得鱼的方法，有的用网捕得，有的用饵引来，有的用药毒死。捕鱼的方法很多。但鱼仍然能够逃出深水，难道没有逃脱的鱼吗？取士也是这样，有的凭德行招来，有的凭诗赋选取，有的凭经义求取。取士的方法很丰富，但士人仍然在野外怨恨，难道没有被遗漏的士人吗？所以观察水而因为鱼没有捕尽便讥讽渔人，观察国家而因为士人没有选尽便讥讽有关官吏，都是只看到了末节的过错。为什么不返回根本来考察呢？如今执事所忧虑的，是下面有许多被遗漏的人才，因此考核人才时，不论名额、请托、冒滥等情况都普遍存在，以致荐举疏漏。我认为，这几种问题，士人如果能够端正根本，弊病就可以避免。什么是根本？上面考察士人所受的培养，以此来选取士人；士人充实自己所受的教育，用来报效国家。汉代郡国荐举孝廉，难道哪里是用名额限制的吗？如今有关官吏按照名额考核，士人骤然之间便有得失，那么汉代的办法就值得效法。唐代士人群集到有关官署门前，有关官吏不加禁止，因而多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这还怕什么请托呢？员半千八科考试都中，张鷟屡次选拔皆得青钱，才能和实际都以优异为上。这还怕什么冒滥呢？如今有关官吏害怕请托，士人又有许多冒滥之举，那么唐代的办法就值得效法。近来朝廷反复告诫勉励，正是在勉励士人理解所受教育的意义。然而郡县学校中，仍有聚集衣冠子弟、争抢饭食的现象，这难道不值得惭愧吗？从前郭代公任太学主管时，捐出四十万钱给人，毫不吝惜。如今诸生争抢饭食，却不以为惭愧。唉！听到郭代公的风范，也应当稍稍受到惩戒了。《古器图书策》。上天把道交付给帝王，帝王把事迹交付给后世。事迹容易流传，能够传遍天下；然而帝王的内心，其法则怎么可以传授呢？虽然如此，事迹没有废弃，使天下后世因这些事迹而探求帝王之心，那么帝王之心或许就在其中了。况且自三代衰落以来，言语有书，书有记载，有简，有札，有篆书，有隶书，有书写，有镌刻，有华饰的书，有大字的书；凡是事迹的形式虽不同，用来寄托事迹的目的却没有不同。当时的人看见它们，所以没有不流传的。秦代的篆书，唐代得到了；后世将它流传下来，所以没有人不相信。这就是能够长久而又长久的原因。从前舜的典籍，隋代得到了；周代的鼎，汉代得到了；魏代的书，在汲冢中得到；下至岱山的书、邹峄山的文字、商汤的盘、孔子的鼎、岐阳的鼓，既然喜爱它们，便没有不寻求的；寻求它们，也没有得不到的。即使秦、汉以下的人这样做，他们所寻求的也只是事迹罢了，不能通过这些事迹来探求帝王之心。那些器物虽然珍贵，他们的喜爱虽然深厚，然而帝王千百年来寄托心迹的东西，却被拿来作为一时供人观赏玩弄之物，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样看来，古代文字、书籍、残碑、断刻，后世寻求帝王遗留下来的东西，不应当只是为了玩赏喜好。如果因为喜爱而寻求事迹，那么寻求就浅；如果通过事迹来探求内心，那么寻求就深。后世能够把这件事做到极致的，大概只有圣人吧？《皇帝王伯策》。圣人的道，难道不是没有经书却符合经义吗？不可拘泥于经书而扰乱大义。并不是不知道经书，而是不知道道。道，是经书的根本。把皇帝的经义用来成就霸业，那就是浅薄了。从前圣人时代，五帝为帝，三王为王，还没有五经的言语，但五经所要达到的效果已经显明。这就是没有拘泥经书却符合经义。秦、汉以后，却拘泥经书而扰乱大义。他们的弊病，都起因于不知道经义，或虽知道却不深刻，或者知道了却流入异端。汉朝四百年，可以说很久了。值得称道的是汉文帝，却被黄老之学扰乱；值得称道的是汉宣帝，却夹杂了霸道。后来如汉元帝，虽通晓经书却拘泥于经书，汉朝衰落了。这就是拘泥经书而扰乱大义。汉章帝、汉成帝，也同汉元帝一样。所以汉代没有值得称道的帝王功效，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唐朝三百年，可以说很久了。唐太宗值得称道，却被辞章迷惑；唐玄宗值得称道，却被庄子、老子迷惑。唐文宗对于唐朝，如同元帝对于汉朝；唐肃宗、唐代宗，如同唐文宗。这就是拘泥经书而扰乱大义，哪里还有帝王的功效呢？所以汉、唐两代的弊病，都起因于不知道经义，知道得不深，最终流入异端。唉！五帝、三王虽然没有五经，却有经义所产生的功效；我因此认为不能说他们没有经义。两汉的君主虽然致力于通晓经书，却没有经义的功效，对于经书并没有益处。皇帝、三王的道，怎么会由此而来呢？至于晋、宋、隋、魏以及南北朝的君主，一句话一言语，便流入辞章，他们都是两汉的罪人，惭愧的德行多得很。《传》说：“六经的文章，堆满案几、装满箱笥，全都是风云之辞。”文章衰败到如此地步，哪里还有工夫顾及经义呢？所以宋、明、梁武帝、宋文帝、周武帝、魏文帝、陈后主、隋文帝，他们名义上知道经书，实际上也只是知道章句。对于《易》的洁静精微、对于《诗》的温柔敦厚、对于《书》的疏通知远、对于《礼》《乐》《春秋》纲纪治理与乱世的意义，他们本来可以知道却不知道。想在这些地方求取皇帝、三王之道，那就荒谬了。唉！父亲如果爱盗贼，儿子必将行劫。那些当时的君主拘泥经书而扰乱大义，他们的大臣又只是章句之儒，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虽然如此，公卿大夫中还是有这样的人，我只是悲伤他们不多，也悲伤他们不被任用。汉代有贾谊，唐代有陆贽，他们所说的是六经的功效，并不是拘泥经书而扰乱大义。所以陆贽胜过贾谊，贾谊的治国方法是王道的方法。《传》说：贾生谈尧、舜，陆贽谈仁义；如果不是帝王之道，这些话又从哪里产生呢？这正是相互接近孔子、孟子，驾车并辔而行、合于同一道路。有人说：孔子用尽心力的是《春秋》《易》；孟子擅长的是《诗》《书》。孔子曾经行千里向周人请教礼，向师襄学习音乐；孔子对于其他经书，难道是轻易就能通晓的吗？如果说孔子只在一部经书上尽心，那么《孝经》中所说的实践，又有哪两部经书不是《孝经》的实践呢？这样说能安稳吗？至于孟轲的长处，就没有什么不是他的长处；却只说他长于《诗》《书》，难道孟轲长于譬喻，也全都出自《诗》《书》吗？这都是诸儒的说法，是拘泥经书而扰乱大义。所以有的失于欺罔，有的失于愚昧，有的失于贼害。不是圣人的经书有过失，而是解释经书的人有过失。我断言说：“拘泥经书而扰乱大义的人，就是不懂经书的人。”唉！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够知道滋味。《诗书遗逸策》。

译汲冢中的书是什么书？回答说：是逸书。补写亡佚诗篇的诗是什么诗？回答说：是续诗。这两部书有什么可取之处？其中怪诞的内容令人厌恶，我有什么可取的呢？汲冢之书说：伊尹离开商朝时已经老了，并不是在商朝变老的；文王已经受命，文王已经称王；伊陟已经做了宰相，是因为太甲怜悯他。伊尹没有被任用，文王于是称王；伊陟受到太甲怜悯；这是圣人的话吗？书写到这里便没有疑惑了，因为诸儒本来就把它弄到这种地步。补亡之诗说：“沿着那南陔，采摘兰草”，是赞美孝德；“白花红萼，覆盖在幽暗的篱落上”，是赞美感应。孝道达到极致，就能赞助天地、感动万物；种植兰草却只到这里，覆盖幽暗篱落而不能覆盖万世，取譬太小了。这是圣人的诗吗？诗写到这里便没有疑惑了，因为诸儒本来就把它弄到这种地步。《诗》《书》喜好正道，而诸儒却愚昧欺诬，这该怎么办呢？所以秦、汉、唐的学士解释经书，便没有疑惑了。有人说：“书，就是如，指如同它的义理。”有人说：“书，就是舒，指舒缓。”有人说：“书，就是庶，指事情众多。”书名都不能端正，那么其中的文章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解释经书，实在浅陋。有人说：“诗，是用来达到某种境界的；记述志意的诗，称为歌谣。” 诗，是志意所趋向的表达。诗的名称不正确，那么其中的文辞也就可以知道了。如今执事的疑问，正是所谓前面亡佚而后面保存，前面详尽而后面简略；这是传本失去了根本，也是经文与传文不相及。孔子得到帝魁的书二千一百二十七篇，删去一百二十篇，其中十八篇就是《中候》，又有二篇亡佚。孔子所得的只有一百篇。伏生所记的一百篇中，也只有二十九篇。那一篇《春秋》中所说的，难道就在这一百篇之中吗？执事说扬雄没有《酒诰》，如今却有了，这是什么缘故？我认为扬雄不是妄人，不值得奇怪。《泰誓》汉代有而在晋代亡失，《舜典》汉代有而在梁代亡失；《泰誓》在河内得到，《舜典》从姚方兴处得到。那两篇在晋代、梁代失传，怎么知道这两篇不会在汉代失传呢？如今又有《舜典》和《泰誓》，那么又出现《酒诰》有什么可奇怪的？执事说左丘明记载逸诗五篇，我认为左丘明所记的恐怕很多，为什么偏偏只有五篇呢？“淑慎尔止”是一篇，“周道”是二篇，“翘翘车乘”是三篇。逸诗有三千篇，本来就应当记载得很多。那《祈招》是女子所作的事，司马迁难道不是见闻广博而能说出它吗？执事说“地平天成”以下都是今文，先儒却认为是逸书，难道先儒不知道吗？我认为，把有说成无，还可以说；把无说成有，就不可宽恕。刘歆论《泰誓》而说到五件事：所谓“越若来”，所谓“甲子咸刘”，所谓“丙午建师”，所谓“载俘在亳”，所谓“征是三朡”。执事厌恶把有说成无，我厌恶把无说成有。执事说《君牙》应作《君雅》，讥刺先儒的欺诬，共有六条；这就是诸儒喜欢欺诬的表现。更严重的，还说《旅獒》不是獒，而是毫；《九丘》不是丘，而是州；“南交”是交趾；“嵎夷”是嵎铁；“昧谷”应作“昧柳”，“心腹肺肠”应作“肺阳”。竟荒谬到这种程度，我又能怎么办呢？商代所得的书有十三篇，却失去了其中七篇，失去大半，其篇章不同，是可以知道的。虞书被说成夏书，周书被说成商书，夏侯、欧阳、马融聚众争论，这已经很久了。康成认为较为接近，说：“虞、夏同类，商、周文辞相并。”难道不能说是这样吗？虽然如此，诸儒喜欢欺诬，而我喜欢端正；确实的就传确实，怀疑的就传怀疑，这大概是谨慎。至于使天地各得其位、养育万物，这是诗的作用，也是书的作用；《诗》《书》是大道的宝库。执事为什么不宣扬它呢？我希望执事摒弃那些琐碎的枝末，这样不拘泥的人才算卓异。《汉治迹策》。朝廷自有体制，天下自有形势。懂得体制、懂得形势，是治理的由来。朝廷之中，可以严猛，也可以宽缓，这就是体制；天下广大，可以与之兴盛，也可以与之衰弱，这就是形势。所以做君主的人，端正朝廷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了，天下就全都端正了。为什么呢？因为懂得体制和形势所在。大概从秦到汉，天下从来没有没有形势的时候。汉高帝兴起时，天下的形势在天下；惠帝、文帝之间，天下的形势在诸侯国；汉宣帝、元帝时期，天下的形势在外戚。天下形势反复变化，共有四次，变化很多。然而汉代君主不知道，汉代臣子也没有议论。正当汉文帝兴起时，有贾生想削弱诸侯国、兴办礼教、改定正朔。贾谊虽然说了，文帝虽然知道，这时天下形势可以说已经明白了。然而绛侯、灌将军，是汉朝赖以兴起的老成之人；贾谊却想废弃他们，可惜啊！贾谊看见了天下形势，却不明白朝廷的体制，不是懂得治国体制的人。汉景帝兴起时，朝廷已经安定，群臣却都习惯于旧有的做法。晁错想崇尚威武，讨论兵刑。晁错在当时对于朝廷体制，确实看得十分熟悉；然而七国并不是一定要叛乱，晁错却促成了他们叛乱。七国已经叛乱，却不能使他们安定下来，自己反而高卧京师。可惜啊！晁错看见了朝廷的体制，却没有看见天下的形势，这不是懂得形势的人。这样说来，体制和形势所在，如果不能得到根本，便不能了解流变；汉代二百年的治理，能够辨明本质的臣子虽然有晁错、贾谊，但我仍然有所遗憾。《易防》。诸儒如果不存心议论《易》，然后才可以通晓《易》。大概《易》可以用形象来解释，却不能用言语来偶然附会。其弊病在于迷惑人，迷惑到最后便失去《易》的本义。汉、魏诸儒正是因此而陷入错误。为什么呢？郑玄被文王之说迷惑，王肃被义理迷惑，蜀才被怪异迷惑，虞翻被数术迷惑；马融、王勃、陆长源、关子明、陈史都有言论，而这些言论全都有疑惑。我不知道诸儒不能领会《易》的意旨，如今却还喧哗争论吗？三传出现而《春秋》分散，诸儒纷纷议论，难道《易》就不会因此失传吗？执事如今不相信诸儒关于卦象取类的意义，而要以经文质证，这难道只是空谈吗？我不能拿圣人的话来质问，只好姑且推测。执事所说的乾卦可表示马，坤卦可表示牛，震卦可表示龙，离卦可表示雉；在物类上有相配，在人体上有类似。至刚健没有超过乾卦，乾刚健而运动；马善运动，难道不是刚健吗？至柔顺没有超过坤卦，坤柔顺而能承当重物；牛承当重物，难道不是柔顺吗？潜藏的运动在阴中发生变化，震是阴中发生变化的卦，而龙善于变化。离卦中间柔弱，中间柔弱而外表有文采；雉外表有文采。这四卦在物类上有相配，其余四卦也可以知道。乾卦代表头，头在人身之上，乾卦也在万物之上；坤卦代表腹，腹部有容纳之处，坤卦也有容纳之意。

译震卦代表足，因为足在下面，也是运动的象征；离卦代表眼，因为眼有光明，是附丽的象征。在人体上有类似之处，其余四卦也可以知道。唉！《易》本来没有固定位置，忽然之间便有了位置；有了位置之后才有滋生，有了数之后才有配属，这是自然的解释。诸儒想把《易》推阐得广大，却流于旁门诡异、过分失当的论说。譬如制定条令，开始以宽缓、仁厚为主，后来却出现千机百孔、种类繁多的情形。为什么呢？它的罪过开始于设置过多的条目。这样看来，诸儒对于《易》，千万不要轻率地增加夸饰之说啊！钦定《四库全书》。《九华集》卷十一，宋员兴宗撰，防。《孔孟、王通、公孙弘能言国之兴衰、短长防》。元魏的关子明，是通晓《易》的老师。他所说的兴衰，就像龟兆显示的一样准确。关子明凭什么知道这些呢？大概是依据《易》而知道的。因此，从黄初年间算起，经过八十四次更替、八十二期，三百年，到六十六年时，他说：“道在这个时候实行，如果有能够被任用的人，王道大概就会振兴吧？”关子明精通《易》，所以能明确预知后来的事情，预先推算到这种程度。孔子是深通大道的人，孔子难道会有不知道的事吗？孔子凡是谈到诸侯时说，大夫到了十世便会失去其道；可以战胜残暴，可以停止杀戮，可以取得成效。百年、三年这样的期限，并不是事先推算出来的，而是生来就知道。由孔子来看关子明，关子明不也显得过于穿凿了吗？北齐的祖孝征，是著名的大臣。他有时不说话，但一开口就没有不应验的。国人认为他说得对，神武帝也认为他说得对。当日议定三十六件事，后来逐项核对，没有一件不相合。今年所议的事情，也没有一年不应验。祖孝征的智慧，长处在于预料事情，所以能预先推知到这种程度。何况孟轲是应运而生、闻名于世的人。孟轲的道，难道只是祖孝征之流的水平吗？孟子说到什一税制，可以用周公的办法来治理，可以效法文王。能够兴王的名世之才，为什么还要等到来年？有的涉及七百多年，有的相距较远或较近，并不是欺骗。君子的话，怎么可以说是欺骗呢？由孟氏来评论祖氏，祖氏不也显得浅薄了吗？这次承蒙询问圣贤对于事情的判断，并不是故意这样说，而都是预先知道的。先说孔子、孟子一派，随后说到王通、公孙弘，他们都能够谈论国家的长短、兴衰。我认为圣人的权衡，是用大道来权衡。大道没有不知道的事情；聪明人预料事情，是凭智慧推测。智慧一旦困竭，事情就会失败。孔子、孟子，是用大道来权衡事情的。孔子说战胜残暴、停止杀戮，长则百年，到取得成效为止不过三年，并不是把长短期限说得不合情理。因为当时诸侯争夺土地而交战，杀人遍野，这难道不是圣人要用百年的力量才能纠正的吗？所以战胜残暴，非百年不可。至于端正君臣关系、亲密父子关系，几年或几个月就可以做到。因此说三年有成，也如同周制所说的三年小成之类。孔子的见识确实高明。孟子谈实行周公的什一税制，说不必等到来年；谈实行文王的政事，说经过六七年就能改变，也并不是把长短期限说得不合情理。孟子所处的是周代，他仕进的国家也是周代；在周代做官，实行周代的制度，难道还要等到以后才可以吗？如果说当时的诸侯，那么他们距离文王的时代大概已经很远了。假如五七年便有了不忍伤害百姓的政治，也就是当时的文王了。所以说：“这就是文王罢了。”这和传记中所说的桓公、文公、汤、武之类相同。孟子的见识也确实高明。唉！孔子、孟子用大道来权衡事情，所以无论当时还是后世，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知道的。事情本身不能用来权衡大道；即使知道了，也可能有不能实行的权衡。像礼乐、征伐这些制度，诸侯传到十世，大夫传到五世，很少有不丧失的。孔子只是忧虑它逐渐丧失罢了，这是因为没有及早辨明。否则，周代兴盛时，天子的宗庙、诸侯的贡赋、大夫的供职，孔子为什么不非难呢？凡是王者兴起，都不超过五百年。到了周代却有七百多年，这是年数超过了。孟子只是忧虑这种事情罢了，是看见了可能发生而还没有亲眼见到。否则，五百年没有王者，那么尧、舜、禹作为君臣，以及文王、武王、周公作为父子同时存在，孟子为什么不非难呢？至于后世，公孙弘、王通之流，猎取孔、孟的学说来为自己博取名声。他们凭智慧预料事情，似乎还可以，但不能同他们谈论真正的智慧。公孙弘说：“一年便改变，三年便教化，五年便安定。”周公建立周朝已经几代了，仍然有商朝顽民延续数代。上天保佑而使天下安定，尚且如此艰难。五年就安定，是周公认为困难的事，公孙弘却认为容易。公孙弘的话可信吗？王通说：“十年平定盗贼，使百姓富裕、和睦；三十年礼乐就可以完备。”传说说，礼乐要积累德政百年以后才会兴起。礼乐既然出自富裕和睦，怎么会这样容易呢？难道礼乐只是钟鼓吗？只是玉帛吗？王通这样说，他的话可信吗？由此说来，事情必须用大道来权衡，大道没有不知道的事情。孔子、孟子以此处理事情，却出于智慧；智慧一旦困竭，就会失败。这两位就是这样。即便如此，圣人的话以大道来权衡事情，起初似乎隐约难明，但有朝一日便会清楚，难道不是像日月一样吗？它的弊病在于，诸儒如同淫巫、盲史，动辄树立征兆，说什么：“五年以后，陈氏一定败亡；十代以后，齐国没有谁能与它相匹敌。”像这样的人应当黜退。凭什么黜退他们？回答说：因为这不是大道。实行祖宗旧制的防弊之法 君主看待琐碎事务，要像看待四肢一样；守护祖宗旧制，要像保养元气一样。四肢废了，身体还可以活着；元气一旦败坏，我就不知道这个人还能不能算是人了。我考察汉、唐的防弊之法，因而感到悲哀。悲哀的不是那些事情，而是悲哀它们破坏了旧制。汉朝刚兴起时，高帝、文帝自有制度，光明完备。后世宰相以为那些制度的人不行而加以改变：有的依照晁错改变侯国制度，有的依照张汤改变布币制度，有的依照元成改变宗庙制度。他们所以改变，是想制造这种新的奇制。景帝、武帝知道后就听从，孝元帝知道后也采用。唉！祖宗的法度反而不实行，不是祖宗法度的东西反而实行，这不是自己毁坏根本吗？这几位宰相任意凭意气行事，反而指责高帝、文帝没有谋略，说萧何、曹参没有防范。唉，太过分了！唐朝刚兴起时，太宗的旧制确实值得效法。后世宰相认为前人不行就加以更改：有的依照张说改变府兵制，有的依照杨炎改变租庸调制，有的依照王涯改变茶榷制度。他们所以改变，是想超过前代、胜过前代。玄宗知道后就听从，德宗、文宗知道后也采用。唉！祖宗的法度，唐代各位宰相改变了其中可以改变的，实行了其中可以实行的，却不是因为懂得大体。这几个人反而说太宗还不够审慎，说房玄龄、杜如晦只是充数而已。

译唉，这也太浅陋了。由此说来，汉朝的制度一改变，汉朝的国势就日益衰落；唐朝的制度一改变，唐朝就日益败坏。祖宗旧制怎么可以不守呢？那些人一味致力于变更，却不自行悔罪，难道只是辜负前人，同时也没有辜负自己吗？不过，谁说汉、唐没有人才呢？有了人才却恰好没有任用，或者任用了却没有充分发挥，实在是千百年来令人惋惜的事。像魏弱翁那样分条陈述旧制，像苏瓌那样懂得旧制，像侯霸那样明白熟悉旧制，像李绛那样所说符合祖宗法度，他们的话虽如药石，即使略加听取和采用，也可惜没有完全实行。唉！难道汉、唐只能止于汉、唐吗？只有本朝以尧为祖、以舜为宗，一时的大臣都受到朝廷内外的共同仰望。以明智辅佐圣君，使恩惠利益流传万世，实在深厚而广博。然而历来遵守一条原则，认为一定要采用旧制，一定要效法祖宗，就像良医用药，药方多取自古人，不擅自凭己意使用。因此，榷酤只是一件事，淳化年间放宽它，后来又多次放宽；籍田只是一件事，雍熙年间实行它，后来又多次实行。至于其他大事，难以一一列举，朝廷远远胜过唐、汉，实在是理所当然。这次承蒙明问，关于本朝的典章旧制，以及各位元老的嘉言、任官者的建议，此事关系重大，愿意陈述其大概。我曾经推究，一个时代的治理，必定有一个时代的体制。体制不同，事情也就不同。商代崇尚质朴，周代崇尚文饰。周公不是不想质朴，伊尹也不是不想文饰，而是体制不同。因此，今天的事情有今天的体制。祖宗朝的元老大臣，即使只是叹息、咳嗽，也足以给天下带来恩泽。比如魏公议论边防，蜀公议论音乐，滕公议论用人，司马公议论役法，石守道议论【原本缺文】，苏明允议论权变。到了种隐君，又议论道、治、仁、礼义，一共作了十篇议论，都是可以作为十代借鉴的镜鉴。前面几位公的言论，收束起来可以使一时声誉提高，展开来可以垂范百代，怎么可以不实行呢？不过，今天的体制又有三件最重要而且容易守、切近而且容易实行的事罢了，就是罢除羡余，拒绝珠玉，审慎刑罚。李文靖在真宗时，曾说四方上报的求利之事一概不许进呈，坚持这样来报效国家，当时哪里还会有人谈羡余呢？潘美在太宗时，请求开发展渭川的都，斥退采珠的人，当时谁还有闲暇顾及珠玉呢？王文正在真宗时，参与皇帝议论刑罚，于是增加各路刑官，那么审慎刑罚，就有三代的风气了。这三件事是当前的急务，今天实行它们，应当像饥渴之时得到饮食一样迫切。主上圣明睿智，能够给四海加以恩惠，是由于遵循祖宗旧制。因此，拒绝珠玉而不许进献，罢除羡余而不采用，戒慎刑罚而不滥用，那么李文靖等人所作的防范就得到伸张了。至于汉、唐关于家法的议论，旧制已经大略陈述在前面了。唉！相隔千年，太阿剑一旦沉入水中，难道还能刻舟求剑般地寻找吗？《资治通鉴》的防弊之法 有人对先正司马先生说：“众人虽然推崇您的书，可惜它说得太多而且过于迂阔。”司马先生说：“圣人的话，似乎迂阔高远而不能卑近，深奥而不能浅近，因此与世俗龃龉，有时陷于困穷。您所忧虑的，只是它不够迂阔罢了。”唉！司马先生不担心众人的诽谤，反而担心自己的学问不够；不害怕众人的言论，反而敬畏圣人的言论。因此在元丰年间，他劳苦形体、惊惧内心，在上下千年的历史间驰骋考察，订正各代史书。当时不免被人认为迂阔，所以更加深入研究，穷究实情。于是，对于当时发生的事情，好的可以效法，坏的可以警戒，然后选取编入书中。世人称它为编年体。每年以年初发生的第一件事为纲，以时间系属年份，以事情系属时间，体例都可以在书中看到。凡是立在这里的总纲，就叫作总目。一种说法是真的，其他说法是假的，便相互考辨真伪；前面的记载说有，后面的记载却抹去，便相互考辨有无。现在用一句话说明其中的情况，有无就清楚了，真伪也可以明白了。这就叫考异。编年、总目、考异，使《通鉴》在各史书中卓然突出，这大概就是它能够资助治理的原因吧？考异考察班固、范晔以下各史，文字错讹、文章误失，细微琐碎，全部加以辨正。古史虽有弹劾错误、订正俗说、辅助纠谬的著作，但依我看来，烦琐得难以胜数。如今这部考异之书，辨别相同、分析差异，它的功效本身就很有名声，可以说并不小。它的烦琐无法全部列举，为了防止只说我的一端，我举出其中的大概：所谓天道的符合与抵牾，人事的怪异，变故的推移，随着月份日益穷究、随着日期日益扩充，希望能够有所助益。按《汉书》记载，汉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髙允说五星附着太阳；十月太阳在寅位，按理不应有金、水二星。考异以髙允的话为正确。唐元宗开元十八年正月，记作建酉，历法家说该月应为建戌，不应有建酉。肃宗上元年间建丑，在圆丘祭祀，历法家说该月应是建戌，不应是建丑。这些属于天道符合与抵牾，可以据此取正。按旧志记载，曹爽穷治何晏，使何晏入狱；肃宗当面斥责李、郭二人，李、郭倒地；钱镠坐着鞭打各官，官吏因此怨恨。考异以今志为正确，于是人事的怪异便可以在这里看清。太平年间掌权，宰相七人，其中五人出自他的门下，唐代历书却认为是四人，未见为何说是五人。刘守光被六镇推尊，立即授为尚父，旧志认为是晋氏推举，却没有说明为什么是六镇。穆宗二年，集合诸道兵六七八万人，白居易认为合计七八十万，却没有看到所谓六七八万的依据。先前史志记载的不一致，以及变故的推移，在这里就可以明白了。《乡饮》的防弊之法 礼，是用来裁制节约百姓欲望的。人活着就有欲望，欲望太多就会败坏。先王裁制节约人的欲望，从来不只从远处着手。我从乡里观察乡饮礼，看见它难道不是从来没有忽略近处吗？所以宾主一次赞礼而行百拜，从容徘徊、安闲应对，并不只是谋求饮宴。退休而有德的人，就请他参与谋议，并不只是作为宾客。有才能而处在众人之中的人，就以宾礼待他，并不只是摆设。进士由乡里贡举，就以礼仪使他荣耀；孝悌之人受到旌表，就尊崇他的行为，并不只是形式象征。有的象征日月，有的象征天地，有的象征三光，并不只是座次。面向东方而背向北方，尊者在东北面向南；面向北方，尊者在北面。介宾有介宾的席位，僎宾有僎宾的次位，并不只是饮酒。玄酒放在西边，酒壶和竹筐放在南边，勺子的盖子放在笾器中，并不只是口头说说。司正举觯时有致辞，将命者互相传命时有致辞，并不只是歌唱。坐着演奏乐器的人歌唱《鹿鸣》，吹笙的人歌唱《南陔》。乡饮礼不过举行一次，但节文仪式竟这样周密。先王并不是仅仅为了这些而严肃谨慎，而是借此裁制节约百姓的欲望，这是实现教化的途径。盐法的弊病

译天下有两种弊病，上面的人知道，下面的人也知道；既然知道却不除去，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不允许。上面向百姓取利，必定有使百姓受害的地方；不向百姓取利，又必定有使国家受害的地方。想让百姓不贫困却不向百姓取利，那么国家没有财用就不奇怪了；想让财用不枯竭却不向百姓取利，那么国家必定困乏也不奇怪。这就是两种弊病，从来没有能够两全其利的。何况盐利，是各种利害中关系极大的。增加盐额，百姓缴纳就会接续不上；减少官府取利，国家用度就会供应不足。这正是执事所忧虑的。请允许我谈谈这个问题。执事所忧虑的，是盐法的弊病，但它并非实在的弊病，而是形势造成的；盐货滞销，也并非实在滞销，而是形势造成的。盐货滞销，县官就不便利；盐法有弊，额户就供应不足。盐货滞销了，我提出防治之法说：‘贸易而不囤积，应该实行唐代常平法吗？’大概由官府开仓收购，平抑价格，商人就会大量到来。商人多了，又从各方面诱导他们，陈旧积存的盐就不会存在。执事还忧虑什么盐货滞销呢？这是便利国家的办法。盐法有弊了，我提出防治之法说：‘沿着盐额增加分户，应该效法唐代增加亭户的办法吗？’大概让百姓分散聚集来经营，亭户就会增多；亭户增多，额户的势力就会分散，势力分散，向县官缴纳钱帛就会更加均匀而轻省。执事还忧虑什么盐法有弊呢？这是便利百姓的办法。一举而使国家和百姓都便利，计司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实行呢？至于管仲、儿寛、刘士安、李巽、张平叔、裴休、韦处厚，不过是当时的一般议论，正是执事所说的对从前有利而对今天无利的办法。韩退之说：‘盐利的利弊，贵在考察精详，不可轻率防断。’所以我只提出一个策略，请将前面执事听闻于计司的事情陈述出来。只是体恤蜀地百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内重外轻的对策 问的是后世内地职位过重的弊病，就应当谈减轻内地的弊病，不应当说增加内地的分量。假如上面的人确实重视内地的选任，却不轻易把职位授予天下士大夫，那么士人都会到外地建立功绩、显露才能，以求超越常规而进入内地任用。这样不但内地受到重视，外地也会得到人才，那么外地的分量就会随之提高。只是那些在内地用人的人，名义上似乎重视内地，实际上却轻视它，所以最终导致内外都被轻视；如今才有一个男子便都怀有侥幸求取朝廷官职的心，难道还可以说这是内重吗？我曾大略观察天下大势，私下对士大夫的弊病深为感慨，请借这次明问，趁机深入说明。不过，也要先探究古人公天下的道理，然后再谈后世的私心。它的源流是有来由的。自《典谟》以下，谈论治理而最切近的，没有超过周成王、周公时代的盛况。治理达到极盛，就在这个时代。周公、召公、毛公、原公处在朝廷首位，众多和善贤能的士人在百官之中，他们在上面共同谋划，经营一代的治理，已经全都具备了。对于外地的官吏，虽然没有一一加以安排处理，似乎也不妨害治理，但仍然必定选取天下贤能的人与天下共同使用，因为他们以公天下为心，并不只把王朝看成自己的私有而自我局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 况且，监司和守令这些官职，选任也很重要。古时候，郎官外出担任治理百里的县宰；国初，朝廷大臣分任要地的治理事务。把这种做法施行到今天，是否也符合人情所能安适接受的情况呢？有人说，没有历任过都督、刺史，就不能担任侍郎；列卿没有历任过县令，就不能担任防官、给舍。虽然时代已经变了，事情也有所不同，但这种说法是否仍然可行呢？天下的形势，就像手持秤一样：这边重了，那边就轻；这边轻了，那边就重。假如想使轻重恰好均衡，没有偏颇失当的弊病，那么疏通源头、引导水流，就一定要有相应的方法。诸位对此已经讲习得很熟了，希望你们把它充分阐明出来，以此显示通晓世务的学问。谈论后世内地职位过重弊病的人，应当说减轻内地的弊病，不应当说增加内地的分量。假如上面的人确实重视内地的选任，却不轻易把职位授予天下士大夫，那么士人都会到外地建立功绩、显露才能，以求超越常规而进入内地任用。这样不但内地受到重视，外地也会得到人才，那么外地的分量就会随之提高。只是那些在内地用人的人，名义上似乎重视内地，实际上却轻视它，所以最终导致内外都被轻视；如今才有一个男子便都怀有侥幸求取朝廷官职的心，难道还可以说这是内重吗？我曾大略观察天下大势，私下对士大夫的弊病深为感慨，请借这次明问，趁机深入说明。不过，也要先探究古人公天下的道理，然后再谈后世的私心。它的源流是有来由的。自《典谟》以下，谈论治理而最切近的，没有超过周成王、周公时代的盛况。治理达到极盛，就在这个时代。周公、召公、毛公、原公处在朝廷首位，众多和善贤能的士人在百官之中，他们在上面共同谋划，经营一代的治理，已经全都具备了。对于外地的官吏，虽然没有一一加以安排处理，似乎也不妨害治理，但仍然必定选取天下贤能的人与天下共同使用，因为他们以公天下为心，并不只把王朝看成自己的私有而自我局限。所以《周公立政》一书，先论述文王、武王得到人才的盛况，至于夷、防、卢三地的官员，三亳地区的长官，都认为是常规职位，他们的选任与三宅没有不同。那些偏远角落、偏僻山岭中的低级官职，若把天下贤才委屈地安排在那里，难道不会有内心不安的地方吗？可是当时上下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同，因为文王、武王、周公只知道选择天下贤才来供职，并不看它是内外之别；士大夫受任为臣，也只知道尽自己的职责，不会在意职位高低，也无从插手选择。何况文王是贤明的君主，并非抛弃贤才的君主；周公是宰相，并非蒙蔽贤才的宰相，他们的心意和作为天下都看得清楚。诸侯尚且没有周公相助，还能让他出居外地主持东方诸侯，何况其他人呢？这就是成周时代君臣上下都遵循正道的原因。后来逐渐到了后世，再也没有古人公天下的心意。朝廷职位很尊贵，郡县职位很卑下，但还可以解释说：“这是为了加重王朝的势力。”把人才集中在内地，排列在天子左右，都是天下的选择。我认为这虽然不是完全公天下，却还没有彻底出于私心。到了末流的弊病，内地职位已经过重，士大夫都产生仰慕内地的心，上面的人又不爱惜自己的权力而轻率选任，于是……

译人人都将要在德业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苟且求取，内重的根源于是成为后世深重的弊病，结果反而使内地被轻视。只凭耳目所见而行事的人，不深入考察其中缘故，又想在中间任意矫正偏差，尊重外地职位的权力；首部压低，末部就上扬，左边支撑，右边就倒下。内心有亲疏之分，内外的弊病便相互依伏，永无止境。这就是汉、唐君臣徒然纷乱，最终对天下国家没有补益的原因。唉！成周的制度难道不能恢复吗？后世拥有天下，我也不敢完全要求它实行成周公天下的法度。假如后世真正能够重视内地、抑制外地，也还有可说的地方。京师是郡县的根本，根本治理好了，枝叶就不必过于忧虑。那里设置公卿大夫，排列百司众府，难道不该受到重视吗？然而设立这些，起初并不是替士大夫打算，都是替天下打算，而且这种权力本来出自上面。自从上面的人不重视自己的权力，轻率使用它，任官的根本意图就已经丧失。起初以朝廷的爵禄来迎合天下士大夫，侥幸之门一经打开，德薄才低的人都产生越位求取的心，在其中窥伺。谋划国事的人不反过来向上面求取原因，却只把过错归给下面的人：一方面说这是士大夫风俗没有树立，另一方面说这是士大夫心术不美。这难道是懂得防止根本、堵塞源头的方法吗？上面的人难道就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吗？况且朝廷中清贵而有声望的职位，难道不是选拔天下人才的地方吗？难道不是二三位大臣应当向下求取人才，而不是士大夫应当向上求取职位的吗？如今世上的士人一旦把姓名登记在仕籍上，就都不安于州县职位，请托、奔走求见，不遗余力。那些凭借关系稍有基础而使自己进入仕途的人，便赶紧乘势而上，往往也能得到内地职位。一旦进入内地，近的用一二年，远的用三五年，看寺监丞、簿等官职就像从囊中取物一样容易。那些任职时间长的人也接着这样做，按日月次序升迁；不幸被授予外地职位，也不会失去郡刺史、郡守的权力。与那些在州县辛苦任职、只能一步一步求进而终于老死在那里的人相比，相差哪里只是两倍五倍呢？安于贫贱而轻视富贵，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怎么能责怪士大夫纷纷奔向内地呢？还希望他们低头顺从吗？这怎么可能！如今世上的官员，德行浅薄却职位很高，为什么可以毫不惭愧？因为还有德行比我更浅薄的人。没有功劳却享厚禄，为什么可以毫不惭愧？因为还有功劳比我更少的人。三公的职位，是臣下地位的极致，人人却都说我能够做到；万钟的俸禄，是极尊贵的供养，人人却都说我能够享有。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养成了什么习惯，竟会在四方欲望大肆张扬的时候表现成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从前帝王时代所谓爵禄、品秩，并不是为了满足士大夫的要求，而是选拔贤能、提升俊杰，都是上面的人所乐于做的，是为治理国家自行谋划；而且从最低的一命官开始，没有谁不知道尽自己的职责，并且把它看作终身之业。因此上面设置官职、分配职责，坦然无所迎合下面；下面克制自己、砥砺操行，也坚定地无所迎合上面。后世侥幸求取的门路不能免除一两处，能够乘机得到职位的人或许还不足以使众人心服，于是后来的人已经在其后动心了。这样接连不断，后来者源源而来，上面的人又不断交替迁转、变更安排，以求满足他们的欲望，这难道是振肃纲纪、尊严朝廷的办法吗？朝廷不尊严，群吏岂不是会抱持苟且之心，士大夫岂不是会产生贪求冒进而不知羞耻的心吗？官员名额有固定限数，后来的人却没有固定数量；已经进入的人堵在上面不能再进，想进入的人在下面肩挨着肩，日夜不止。这样一来，朝廷所有官职，怎么能够容纳得下？所以我认为，如果真能推广至公之道，抑制私下求取，做到求取的人不一定得到，不求取的人不随意授予；任用看实际而不追求名声，依据名声又一定责求实际，就像前辈所说，官爵不是闺房中的私人物品，用以抑制天下喜欢求进的官吏，那么内地的职位才真正会受到重视。一定要考察守臣确有治理成效，而不是名实不相符的人，才让他担任郎官；一定要考察县令任官时确有可记载的政绩，而不是靠寻求举荐才得到职位的人，才让他任职监司；考察六院的寄任，必须选天下有道术、操行和技艺的人，授予他们清贵重要的职位。这样，凡是为了国家而任官、在外地分掌职事的人，都会知道尽心办事，以求得到内地的任用，并思考如何在世上显露自己的才能。这样不但内地受到重视，外地也会受到重视，调节内外，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办法呢？否则，只看见士大夫奔走趋附内地，却想反过来改变道路、抬高外地职位，那么唐代中叶以来的弊病就足以作为鉴戒了。皇上正用礼义廉耻来触动士大夫的心，又把这里作为讲明、传播宏大教化的地方，并且和诸位一起树立这种公道、维持这种公道，而我还喋喋不休地说这些，也只是深深厌恶士大夫风俗中还有不合人意的地方罢了。明问以公正直接地考问我，我不敢不以公正直接回答，幸望执事把这些话转达给皇上。科举制度的对策 问汉初的士人崇尚权谋，喜爱功名，远离道德，但当时也常有光明磊落、令人欣喜的操守。中世开始兴办学校，后来经学更加彰明，但世俗风气日益衰颓，振作不起来。唐代以科目取士为主，辞章之学中间大约经历三次变化，才开始大成。考察其中的时代缘故，每次变化都导致文章盛衰，却与时代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只有成周时代的士人只在乡里考察，或者在学校选拔，人才蔚然，何其盛大！本朝取士大致斟酌唐制，学校制度远远考察成周而有所损益，二百多年取得人才的成效明显而不可欺罔。近来朝臣建议，认为士人的学业苟且，实用才能逐渐废弛，想借这次科举兼取人才而加以改革：把孝悌廉节、品行义行显著，长期熟习经史、通晓世务的人另设两科；从乡举中取三分之一归入其中，登记隶属于学校；前期以才能实绩考察举荐，后期按年岁和时间培养成就，大略仿效古代诸侯贡士的意思，而所举之人则交给卿、大夫、士以及可信的耆老来评定。有人说，世俗弊病已经很久，虚伪风气恐怕将要一起滋长。汉代崇尚学校而郡国仍保留察举，唐代采用科目而方镇仍允许辟置，为什么古代可以实行的制度如今反而不行呢？将来制定的法令条目固然不同，是否可以并行而互不冲突呢？三代对人才进行教养、培养、造就，通过学校记录、考核、评论、辩论，宾兴入仕，官府任用，使事情的本末源流都十分深远。至于树立声誉，以振兴一代士人，难道只是存在于法度之中吗？想要得到人才，兼有汉、唐的长处，而逐渐达到成周的盛况，又没有变更的烦扰，没有末流的弊病，是否也有办法呢？愿诸位详细研究。

译谈论取士的人，如果不在士人的心术上端正根本，却只在上面的科目上举出枝末，还不能算是最好的议论。士人的心术，变化极其隐微，而所关系的事情极其重大；邪正在下面混乱，取舍就会在上面迷惑，天下国家治乱盛衰的形势，确实都与此相关。古人推行宽大、和乐、平易的美好心意，开启天下忠信诚笃的良心，同他们在教化所及之处相互求取，并不拘泥于表面形迹，科目取士之事还没有听说。耕田、垂钓、捕鱼、煮盐的人，谁举荐他们而使他们居于上位？在南亩耕作的人，谁考察试用他们而使他们在曾孙来止之时得到升用？这难道不是因为三代风俗敦厚，忠信诚笃的心不离开天下，所以彼此心意相通，没有谁猜疑背叛吗？人才兴盛，随取随足，迟疑的念头无法夹杂其中。后世君主熟悉听闻三代宾兴、抡选的详细制度，却失去了它的本意所在。于是从汉到唐科目繁多兴起，而士人越来越不如古人。他们竟不知道科目只是法，真正的意义在法之外；天下士人不但不再相信自己的学问，上面的人也不能凭此相信下面的人，彼此互相猜疑。士人开始不相信自己的本心，上面的人又天天怀疑他们怀有欺诈之心，只为迎合我的法令。唉！秦始皇、汉武帝用法令防范百姓，百姓仍然远远离开君主，为天下埋下祸根。如今把这种人称为士人，却偏偏只用法令来取用他们，那么邪正混杂，贤能与不肖混淆，使上面的人公开受到欺骗，私下又苦于人才匮乏，有才能的人也必然受到这种弊病的侵害。到了这里才知道，设立科目本来就会败坏学者的心术；而讨论取士的弊病，应当兼察心术是否端正，只怕变法改政的人反而会使病情更加严重。不过，后世学者的心术，既很容易端正，也很难端正。为什么说容易？从前异端邪说接连出现在天下，圣贤的言行急切而郑重地告诫学者，却没有人加以辨别。自董仲舒、韩愈、王通等诸位君子相继出现于数年之间，淫邪的言辞、怪异的行为便不能在天下并行，各家学说也不能在六经旁边安然自得。不是圣人的书，竟不能接近学者的耳目，也不能进入学者的思虑。在这个时候想要端正人的心术，确实容易。无奈利禄的诱饵悬在科场，标榜名目的牌子充斥有司之处；高的以道术可以比肩伊尹、吕望自居，低的以文辞俊雅著称，天下士人争先投递文书，喧嚷不安，廉耻之风一扫而空。如果天下没有这种情况，那么士人的心术自唐代以来确实不容易端正。因此我朝取士制度很有古意，设置科目的名称全部仿照唐代旧制。每年贡举大略按三年一次举行，除了词赋、经义之外，不再设置过多项目来责求士子。这种防范，已经显现出对科目弊病的认识。对于人来说，只有把三纲五常之道作为根本，从君主之家开始；把忠信诚笃的习惯，以朝廷公卿大夫为表率。用礼乐来文饰，用学校来培养。凡是用来震动人心、端正趋向的措施，没有一样缺少。平日厚养人的心术，按时通过科举收取任用，三代遗留下来的本意大概就在这里。近来近臣请求，想另设两科，每年选取士子而使其隶属于学校，所举之人则交给卿、大夫、士以及可信的耆老评定。这大概是深深忧虑士人的实用才能逐渐废弛，而寻求改革士人弊病的办法。我曾根据今天天下的士风考察，私下认为今天取士的问题不在科目不够严格，而在心术没有端正。如今天下士风怎么样呢？贤能的人有所顾忌，想隐藏自己的所得；不肖的人肆无忌惮，以虚伪扰乱真实。他们修身行事、治理家庭，未必不是佛、老寂灭的学说，但写在纸上的文章却一句也不出现。他们内心所产生、对政事有害的东西，未必不是管仲、商鞅那种聚敛刻薄的主张，但表现在文牍上的却一个字也没有。上下彼此习惯熟悉，肆意进行欺诈，却没有人感到奇怪。这些全都是小心翼翼地求合于科目旧习的结果。关于心术的议论，难道因为人才尚未被任用，我就敢自行废弃自己的主张吗？大体说来，人的情感常被法制细微的条文所迫，又在廉耻的公共议论中暗中转变。如今天下士人向师友求学，希望在学校、贡举中求进，三年一次大比，拿着讲究声病、剽窃拼凑的文章，偶然符合标准，便到选部求官，好像追讨欠款一样。即使文章华美如张昌龄，也没有人过问。学校培养士人，他们在饮食起居之间，只要能够循规蹈矩、默默消磨白日，都可以凭行为技艺在名籍上著名。至于寻求讲明有用的学问，如同胡安定教养士人的办法，我还没有见到。执事如果真能选取有声望的人才，不专门看文艺，以此革除贡举的浮薄风气，招纳诸生，在馆舍中教诲他们，逐渐废除学校徒具形式的末流习气，更加修养自己、整饬诚意正心的大学之道，而不只从事区区科目文章，那么数年以后，士风就会接近古代；十年以后，卿大夫中一定会有可以深深信任的人。设置两科，难道就在这个时候吗？只希望执事按次序筹划，不要急于求成。钦定《四库全书》。《九华集》卷十二　　　　宋代员兴宗撰写的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