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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五 《五峰集》　　　　　　别集类四【元】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五峰集》十卷，为元代李孝光所撰。李孝光字季和，是乐清人，隐居教授于伯页台、哈布哈，曾经常拜他们为师。至正七年，朝廷下诏征召隐士，以秘书监著作郎的身份征召他；第二年升为文林郎、秘书监丞。他所写的诗文年久散佚，这部书是明弘治甲子年，怀远人钱杲任乐清县令时，访求遗稿，在儒生周纶家得到全集，于是让周纶编次刊刻流传。其诗文不分卷，只按体裁编排；现在依次分为十卷。元代诗歌多流于绮丽柔靡，唯独李孝光的作品有风骨，力求冲破古人的藩篱；乐府和古体诗都刻意写得奋发刚劲，不作平庸之音。近体五言诗高峻秀拔，有唐诗声调；七言诗颇有江西诗派的风格，但其中俊伟之气自然不可遏制。其中如《赠潘九霞》绝句所说：“道士自称潘九霞，身骑黄鹤大如车，借我北窗眠一夜，酒醒共吃白丹砂。”偶尔也有失于粗犷的作品，但并不妨害他的风格。杂文共二十篇，都挺拔不凡，没有一句平庸的话。杨维桢作《陈樵集序》，举出元代作者四人，将李孝光与姚燧、吴澄、虞集并称，这也不是虚誉。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五峰集》卷一。元代李孝光撰。《乐府诗集》序。太原人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共一百卷，上自尧、舜时代的歌谣，下至唐代，并把汉代郊祀歌辞列在开头。郭茂倩想借此作为《诗经》四诗的续编。郊祀歌如同颂，铙歌、鼓吹如同雅，琴曲、杂诗如同国风；因为从汉代开始，所以题名为《乐府诗》。乐府，是掌管音乐教习的官署。殷代称为瞽宗，周代沿袭殷制，周官中又有大司乐等官属，到了汉代才有“乐府”这个名称。郭茂倩杂采诗歌民谣，其中不可能都配上弦乐歌唱，而且后人所作的，有些不合古制，大多出于奢侈放纵之心；但他仍然予以收录而不删削，想来也是有用意的。年代久远，这些作品将要失传。监察御史、济南人彭叔仪父得到这部书，亲手校勘，订正缺漏讹误；到这时又多方访求抄本，在吴、粤之间重新校订，请文学童万元把它刻印在学官中，说：“将使天下的学士都能够来接受学习。”朝廷将要兴举礼乐，这件事足以成为先兆。于是请我作序。孝光说：从前圣人制作音乐，是为了调和天地之气，通达万物之情，其中的德用神妙高明，难道只是供心耳娱乐吗？凡是音乐制度，都是众圣人不断增益改定的，到周代才大备。周代的歌乐，全是圣贤门徒亲自创作的；他们祭祀天地百神时，又都遵循采用黄帝、尧、舜、禹、汤时代的乐舞。在宗庙之中，神灵将要降临时，就演奏《九德》之歌，跳《九防》之舞；舞就是《招》舞，歌就是《招》诗。这样看来，从《云门》以下，各种音乐都有自己的歌辞，这一点便可以知道了。周代距离黄帝、尧、舜已有二千多年，音乐仍没有毁坏，是因为先王世世代代学习传承，把它保存下来留给后世圣人，所以周公制作音乐时，还大体遵循采用它们。这些都是众圣人所作，当然足以感动天地、改变国俗，不到一早晨便能达到效果。有人说，伏羲建立基础，神农提出谋划，祝融等继续增益，颛顼有《五茎》，帝喾有《六英》，因为质朴古远，所以没有采用。我说不是这样：难道只是因为制度年代久远便终于亡失，再也无法寻求了吗？我想周公不能没有遗憾；假使还有保存下来的，他一定会一并采用。汉高祖时开始制作《武德》之舞，配以《招》舞，又改称为《文始》；武舞改称为《五行》。又因秦代乐人制作了宗庙乐诗《三侯之章》，房中乐采用楚声，后来让唐山夫人歌唱；到汉武帝时期，又增加为十九章，其中有宛马、产芝、白麟、赤蛟等祥瑞之物，用来表明获得天意。到了这时，圣人制作的礼乐终于湮没，黄帝以下的诗歌也从此一并亡失。这不只是汉代的过错，秦已称帝，秦人认为自己的功德超过三皇五帝，改动古代制度，不师法圣哲，抛弃先王之道；汉代因袭秦制而不加修复，过错比秦更大。汉代本来不应当任其如此。况且公子完离去之后，陈、虞之地的《招》乐仍未废弃；田仲只是微末大夫，在背负行囊、流离奔走之时，尚且不敢使它失坠。如果汉代访求这些古乐，当时距离古代还不远，十分之二三或许还可以得到。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感叹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才使音乐得到整理，雅、颂各自处于适当的位置。”于是取出殷、周的诗歌，都配以弦乐歌唱，以求得《韶》《舞》以及雅、颂的声调。孔子所发的感叹，大概正是周公的心意。那么后世继承周代的统治者，为什么不也想想它的根本呢？现在来评论，殷、周的诗歌都还存在；汉至唐代，像郭茂倩编次的那些作品，却已经无法考察。舍弃那些不可知的，讲求那些可以知道的，大概就接近正确了吧？我曾私下认为，周、汉与六代相比，其中隐微的言辞和显明的义理，有许多不及之处。后来听到叔仪父的话，又深深感到不删削的意义。所以详细记述这些，等待后人考察。至元六年十一月乙巳，永嘉李孝光谨慎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