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

译《剡源文集》自序 先生姓戴，名表元，字帅初，另字曾伯。他的世系中可考知的部分是：六代祖居住在奉化县小方门，传了三代迁到坊墎，又传了两代迁到剡源的榆林。先生生于淳祐甲辰年，五岁懂得读书，六岁懂得作诗，七岁懂得学习古文。十五岁才开始学习词赋，十七岁参加郡学考试，接连考优，补为守令所属的六经谕，即厌弃那里而离开，游学杭州。作书论说时政，激切批评公卿大夫，毫不回避。杭州学府每年贡士三百人，礼部考试中选的十人进入太学，称为类申。二十六岁己巳年，以类申身份进入太学。第二年庚午，参加太学考试合格；秋试结束后，在外舍生中考得优等，升为内舍生。辛未年春天参加南省考试，考中第十名。五月参加廷对，考中乙科，赐进士及第，授迪功郎，升任学教授。癸酉年冬天起用升迁，到乙亥年春天，因为事情回到旧居，改任杭州学教授，辞谢不赴任。后来因恩典转为文林郎，任都督掾、行户部掌故、国子主簿。战乱发生，逃到邻郡避难。到丁丑年，战乱平定，回到鄞县。这时已经三十四岁了。家里一向贫穷，经过焚烧劫掠之后，衣食几乎断绝，于是才专心读书，靠教授学生、出卖文章来养活老人和孩子。在鄞县居住也估计不能长久，于是买下榆林的土地建屋居住。这样将近三十年。执政者知道并怜悯他，推荐授予他一个儒学官职，于是起用为信州教授。唉，已经老了！大德丙午年从信州归来，当时身体更加衰弱，子女的婚嫁也渐渐办完了，便把家事交给诸子，让他们各自努力经营产业，办理供养所需。然而他性情喜爱山水，每当拄杖向东游览、向西眺望，远不过十里，近不过几百步，不求过分劳累，心意疲倦就停止，忘却世事，安于自己的本分。自号“剡源先生”，因而用它命名自己的文集。有时又称“质野翁”“充安老人”。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一　元戴表元撰　记 《仁寿殿记》【代阮侯作】庆元路奉化县学的仁寿殿落成了，县尹丁济写信告诉同知总管府事阮麟翁说：“希望您能写些文字。”阮麟翁说：“我曾学习《诗经》，私下听闻《诗经》的说法：‘天下万物的产生，没有没有根本的。万物以天为根本，做子女的以父母为根本，百姓以君主为根本。这三者都体现了最大的仁爱。既然有报答，万物没有比天更长久的。天的长久不依赖万物，万物希望它长久，它便长久。然而谁不希望它长久呢？像子女希望父母长寿，只要是可以祈愿的，没有不做到极致的。这就是报答的道理。’从前周朝刚兴起时，它的诗有《七月》；周朝极盛时，它的诗有《凫鹥》《既醉》。周朝发展到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对百姓的仁爱达到了极致，百姓把它比作天、比作父母，以此感戴他们。感戴不止，就歌咏；歌咏不止，就共同拿着酒浆，备办饮食，设置歌舞，祝贺祈福以祝愿君主长寿。这也是人的感情，也是报答的道理。然而到了《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棠棣》《伐木》的宴饮欢乐和《天保》的归美，却让人疑惑仿佛是君主私自仁爱臣下，臣下私自祝愿君主长寿，而百姓没有参与。” 后来久而久之才知道，《鹿鸣》等诗所写的宴饮欢乐，正是周朝亲近贤人以及内外群臣把自己的生命寄托于仁爱百姓之事；《天保》的归美，则是群臣从百姓那里采集颂美之辞献给君主，也就是平时拿着酒浆、备办饮食、设置歌舞、祝贺祈福而希望君主长寿。啊，多么美好！大体说来，皇元继承宋朝统治天下，全部占有中原，收藏弓箭、放下兵器，天下收敛了威势；免除赋税、减缓刑狱，天下歌颂太平。只有这海滨之邦，远在数千里之外，慈爱仁德所及，并不因远近而有差别。所以每当诏书下达，盐碱地的百姓、山林岩穴中的老人，都放下钓具、竖起农具，欢喜地出来听诏，实在可以说是千载难逢、天下太平混一的盛事。阮麟翁和丁济恰逢此时，分别接受治理国邑的职责，还有什么荣耀能超过这个呢！当初阮麟翁辅佐治理宣城，丁济正是他的属官。等到阮麟翁来到这里，又再次相互接续共事。我确实赞赏他廉洁明察、严肃干练的才干，而他的为政又和乐平易，或许可以接近古代诸侯的职责，也无愧于诸侯所受到的称颂。如今又借百姓休养生息后剩余的力量，不烦劳一纸公文、一尺刑杖，这座宫殿便建成了，以彰显尊敬君主、报答根本的心意。阮麟翁怎么敢不发扬并大力赞美它呢？” 至于创作一代的歌诗，以追继《国风》《雅》诗，使天子的仁德声望无穷无尽，那么学馆的学生中一定会有人赞美这件事。我愿意私下等待这样的作品。至元壬辰年秋七月十五日。

译《奉化州学兴筑记》古代的齐民，一旦被称为儒生，他本人对待自己的方式，以及官府对待他的方式，都与普通人不同。至于学校，虽然有固定的居处，但发布政令、出兵、养老、练习射箭、献俘、听理狱讼等事情，无不在这里举行。然而当学校兴盛时，国家还会以优厚礼遇请求儒者发表一言。风俗衰败以后，甚至有人想毁掉学校，以堵塞他们议论政事的渠道。风俗更加衰败，上下才专门遵守孔子遗言作为法则，所以设立庙宇来尊严鬼神，又设立学校来彰明礼乐。我们奉化还只是县时，孔庙和学校的房屋都因战乱而毁坏。襄贲丁公济来任县尹，把它们兴建起来。县升为州后，不到十年，围墙篱笆没有修缮，守卫防护空虚，荆棘荒草覆盖了道路，甚至长进其中。某郡王公某来任州守，忧闷地叹道：“这难道不是我的职责吗？”立即和同僚商议兴建的办法。于是分派工程、征集木板，平均丈量分配；士绅和儒生乐意输财出力，吏卒也欢喜跟从，不到十天，许多墙垣便同时建起。于是增绘圣贤塑像，设置遮蔽帷幕，建成鼓箧的讲堂、嵩呼的殿宇、风雩亭和学生宿舍；缺损的修补，倒塌的扶起，裂缝的填补，茅草的堵塞；出入有禁令，游观有节制，躺卧休息有合宜之处，瞻仰展拜有敬意；重设门窗，筑起高大的屏障，修整道路，清洁水面，一切接连完成，如云气运行、群星发光。” 啊，多么美好！州里的老人于是共同设宴欢乐，谋划刻文来歌颂王公的贤能，彰显王公的恩惠。我从幼年起，确实曾跟随父兄居住游学于学校之间，见过杰出的儒者和大德名公，大约有数百人；他们都整肃衣冠，尊重门第声望，年时宴饮时按长幼次序就座，谈论古今远近之事，有时还评论当代人物的是非。我们这些孩子站在那里听也不厌倦，回去后一定充实满足，觉得有所收获。凭我的愚钝，到今天还能够一条条记得事情的始末，仿佛就在昨天。每逢考试，县大夫亲自命题，规定等级和赏格，像慈爱子弟一样教导督促；等到因事情相见，彼此应答又像宾客。当时风俗淳厚，气象敦厚，上下之间情义周全融洽，与前面所说的古代风俗相距并不远。只是我们的眉发已经斑白，幸好还来得及亲身成为贤侯的百姓，亲眼看到庙学兴建，歌咏德化成就，实在应该自我庆幸。因此我搜集事实，像这样记载下来，同时附带记下所听所见的一二件事，以此勉励同道，也务必谨慎郑重地继续修整，以符合官府厚待我们的心意。大德五年，岁在辛丑，冬十一月十五日。《和靖书院记》越过会稽五云乡的石帆里，已故侍讲侍郎和靖先生尹肃公的墓在那里。肃公是洛阳人，以学问、品行、名节著称，是程门的高等弟子；他历经艰难，沿着道路南行，晚年于是寄居越地，死后又葬在越地。越人仰慕他，便祭祀他。元元贞丙申年冬天，部使者曹南完颜公贞巡按越地，有人到他门下说：“越地虽然是山地州郡，却有许多儒先的遗迹旧事，正值兴文教之时，郡国中有名的贤人，允许就地建祠立学。”朱文公曾在越地任职，严戴处士、王右军曾在越地隐居，这些都有教典可据。像肃公这样，生前依附、死后安葬都在越地，却只建祠而不建学，不是缺憾吗？前任使者河南狄公曾经起草筹划过，最终没有办成。只有曹南公听到惟公图公的建议，兴奋地说：‘难道不在我吗？’便把这件事交给学官办理。学官上报提举学事，又向郡里报告；宣慰使以上的官员再将此事上报省府，批复下来，同意请求。在此之前，曾商议把龙瑞宫旁边的地方改作校址，但那里是道士世代经营的产业，他们认为不便。曹南公与郡侯鸿和尔通议亲自前往察看，终于找到了地方。现在选定北山南麓，日铸山在东，樵风径在西，石帆在西边；石帆山的北面就是肃公的墓，山冈溪流环绕，村落聚居绵延密集。越地的名胜，如秦皇酒瓮、射的、玉笥、阳明洞天之类，一一都在眼前，大家都说：“多么繁盛美好啊！”议定以后，乡里士人林发藻和他的弟弟林震，因为土地相邻，欣然共同促成此事。民间产业的土地如果还有妨碍，郡侯通议公便捐出俸金，以优厚价格购买，于是校址才完整。大德丁酉年暮春开工，到第二年戊戌年仲秋完工，前后才五百多天，锄除荒地、兴复废墟，建成祭室、讲堂、藏修之庐、厨房浴室等房舍，共有楹柱一百六十多根。过去祭器一件也没有，于是新铸铜器、陶器，削竹制木，共办成九十四件。书院的总地基以及隶属于书院的田地，共二百亩。工程进行得很快，百姓并不以劳苦为患；费用巨大，士人也不知道钱从哪里来的。书院建成后，题匾为“和靖书院”，大家又一起凿石立碑，希望我记述它的始末。我认为天下的事情，即使人人都知道它最终完善，也一定要人与时机相遇才能成功。古代贤人有道德，乡里可以向他学习，那么死后便在乡社祭祀他，礼法上称为“乐祖”。又凡是开始建立学校，必定寻找本国旧有的先贤来祭祀，把他作为先圣先师；本国没有这样的人，才不得已与邻近地区合并祭祀。肃公的贤德，在越地来说，可以说应当在乡社祭祀他，可以说应当奉为儒学之祖；如果建立学校而寻找本地先贤，也可以说应当把他作为一国的先师。这件事是极其美好的，然而积累了很久都没有人办理，后来虽有人办理却不能完成。直到今天，才遇到曹南公以才干入选为高等御史，持节来到这里，他确实刚强有为而且懂得大体。郡侯通议公，也从闽部使者调任郡守，宽厚明察而有慈爱之心，官员和师生都信服他，贤才受到鼓励而奋发趋事。于是郡中的贤士大夫都出来参与谋划、帮助出力；而从始至终经营筹办、治理整顿此事的，是郡学正王君庭槐。他是北岳右丞公谋的孙子，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原因。君子赞美这件事的完成，也替越人感到高兴，说：‘这件事不可以没有记载。’于是作此记。至于肃公言行、出处和生平始末的详细情况，不仅越人知道，天下的学者也都能说出来，所以这里不再记载。八月十五日前，进士、剡源戴表元记。

译《美化书院记》美化书院，是用来安置学生的。缙云美化乡得名已经很久了。江南初步创立文教时，宗正寺主簿陈公大猷以名臣身份，太傅乔公行简以宰相才干，共同竭力鼓动兴建，装饰华美的高大碑石和巨匾，建造高大的栋梁和宏伟的基址。美化乡虽然在缙云的深山中，却在一天之内使名声传遍天下，成为缙绅和寒士口中的美谈。然而书院建立还不到一百年，便遭到兵火，全部化为荒草、灰烬和碎石。询问它的原委，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元贞二年秋九月，四明陈君天益开始身着官服来到这里任山长。当时战事已经平定，先前任此职的人嫌弃这里偏僻、廪粮贫乏，往往借故不来。礼殿六楹孤零零地立在风雨中，圣贤塑像没有建成，祭奠拜谒无所寄托，粮食、祭器以及其他供养、居住的必需品，各种都很缺乏。陈君说：‘这件事要推给谁呢？’立即换瓦堵漏，修砖填塞，设置素王孔子的容像，倡议建立先贤祠，使门阙高耸、庙宇有翼廊；祭祀用的俎豆笾篚等事项，也大致齐备了。于是率先置办养士田十五亩，接着查问荒废、核实亏耗，经营管理，获得田地以及各位儒者的资助，共计一顷六十四亩。从此春秋祭祀的费用可以从这里取得，朔望的膳食可以从这里供给，师长和职员的俸禄补给也可以从这里支取。每月有讲书，每季有考核，气氛和乐融洽，如云气兴起、山谷响应；住在岩穴中的老人、行走道路上的孩子，都惊叹不已，认为这里已经不再是荒凉隔绝之地，反而又有了歌舞和观风雩的景象，以及矍相之圃那样的感受。只是讲书的讲堂因工程繁重尚未完成。大德元年冬十二月，副使贝降公、佥事完颜公来到这里，赞赏先前的事情已经有了头绪，又想使它的成就更加宏伟，便把这件事交给属邑主簿淮安翟侯翟起办理。翟侯出身望族，年纪正壮，才干见识出众，尤其重视学校之事。人们受到鼓励而踊跃参与，于是增建台门，更新宫墙，到第二年十月讲堂终于建成。完颜公亲自大书“美化书院”匾额，又题写讲堂为“美化堂”。唉！美化之于缙云，缙云之于处州，就像秦汉郡县乡遂所属的土地一样，并没有扩大多少；处州有学校，缙云有学校，美化又有书院，就像周人的序、庠、塾、学一样，也没有增加多少。然而君子谈论古代，常常好像还有余裕；检验今天，常常好像有所不足。这未必全是人的过错，形势有时也有所等待。周代的制度用乡举里选取士；秦汉则凭军功、资财、吏职取士，直到选取经术之士，也大多沿用齐鲁的制度；制度日益衰败，才开始有科举。如今这件事暂且告一段落，使士人和百姓防止返本逐末、趋向务实；又使宰执如翟侯、师儒如陈君，都恰好能够尽职。在下，若能懂得事情的根本，急切重视名教，像两位使者那样，便能大力宣扬其道。在上，将会看到人人宏放，党正无暇顾及，书籍家家皆藏，儒林之士多得不可胜数；礼俗遍及天下，王道之风浩荡无边，而美善教化也由此显现征兆了。于是大家相继请人磨治石碑，聘请文章，希望记载兴建的始末，以流传久远。我不能推辞，于是按次序写成这篇记。《稼轩书院兴造记》广信是江、闽二浙往来的交会之地，过去中原的贤士大夫向南迁徙，多有侨居于此。济南辛侯幼安的居所，地势最为优胜，洪内翰所写的记文，说的就是稼轩。当时，广信衣冠人物和文献汇聚，已经名闻四方；徽国朱文公等贤人，实际上也常到稼轩来交游，关系十分亲厚。于是鹅湖、东兴、象麓、西起一带，学者们暗中把这个地方看作洙泗、阙里了。然而稼轩的居所存在不久便荒废，辛氏也不能继续拥有它。辛巳年，知广信府、会稽人唐侯震，因为豪民诉讼之事查阅籍册，发现这块地原来属于官地。第二年便商议创建精舍，让学生居住；刚建成夫子燕居以及道学儒先祠，唐侯便离任了。这年冬天，番阳李侯雷初到任，于是开始并最终完成堂寝、斋房、门台等工程，题写匾额为“广信书院”，是在甲戌年春天。书院建成二十五年后，即大德二年戊戌，官府把“广信书院”的匾额改回“稼轩”，但房屋已经非常破败。又过了五年，北谯朱侯霁到任，巡察拜谒，看见这种情形，便说：“这件事如今又能推给谁呢？”当即嘱托山长、新安人赵君然明，竭力经营整治。当初书院称为广信书院时，计算房屋不下二百楹，瓦片漂浮铺缀，不能抵挡风雨。等到整顿修补完毕，最终成为坚固的房舍：讲堂、斋房、仓库、厨房，供宾朋次序使用的房舍，供客人休息的房间，通明的窗户以及完备的礼器，过去已有的必定补修，如今没有的全都置办齐备。又栽植树木于都门，环绕修筑周墙，砌成有文饰的小路。我曾在闲暇时拜访赵君，只见山峦回环，榆柳茂密，长湖如宝带横在前面，重重关门和华表像鸟翼一样列在后面，心中十分羡慕。问水堰是什么，回答说：“这里可以养一万头鱼，如今用来蓄水、泄水。”问松台是什么，回答说：“这是稼轩的遗迹，过去种有柏树一千株，如今增植后已成树林。”问桑圃、官池是什么，回答说：“这是稼轩过去耕作、垂钓的地方，如今把它们标明并恢复出来。”问湖上门是什么，回答说：“这是旧日的道路，从西边沿湖南面向东而来，如今才恢复。”问新井是什么，回答说：“这是过去挖的旧井，如今在岸边的荒草中找到，修整疏浚后取水，并不是新井。”问土地有多大，回答说：“这里是西北面的荒地，全是稼轩旧有的产业，曾被营卒侵占；我向官府请求后得以恢复，万户府又加以约束，使他们不得扰乱。”问土木工程花费多少、财物收支怎样，回答说：“凭我的力量哪里办得到，这都依赖郡侯捐出俸禄倡导资助，又靠众人共同完成。” 我问剩下的工程还有多少，他说：“我想完成的事情，哪里有尽头？如果不是因为任期届满离去，我还要专门修建辛侯祠，另设小学，建一座亭子名叫‘倚晴’，用来眺望灵山诸峰；再建一座名叫‘鱼乐’的亭子，俯临西池；又建一座名叫‘荡鸥’的亭子，以恢复湖心的旧貌。唉，人们常说有才华却得不到职位；等有了职位，又何尝能见到他的才华？关键只在于他的志向如何罢了。一所精舍建在广信，对政事来说并无轻重，但有见识的人却能以此观察教化的厚薄和官吏治理的贤能与否。自唐、李二位侯离任后，又荒废了多少年，才仅仅遇到今天的朱侯。这期间难道全都是没有职位而不能做事的人吗？像赵君这样一个清瘦的儒生，掌管一所空置的学校，却能使贤能的太守重新振作，承担重大的工程，他的才华和志向更是无人能及。我谨慎地把事实和始末刻录在石碑上，用来勉励后来的人。”

译《银峰义塾记》银峰义塾，是饶德兴余文夫先生所修建的。银峰，是饶地的胜景；余氏，是望族；文夫，是高雅之士。身居望族，又拥有胜景，他却不把这里私自作为游览休憩的处所，而是收藏书籍、开设学馆，想和志同道合、喜爱学习的人共同使用它。这确实可以称作“义”了。当初，文夫的祖先曾以长者著称于乡里，曾向苏学士文忠公求取《聚远楼诗》，文忠公加以褒扬并赠诗。后来有朝散公，又得到赵丞相忠定公为他的居所题写“岁寒溪”。世代相传，到了曾祖乡贡公，便用所学教导自己的儿子；其子遂昌尹以进士科成为通儒、著名大夫，这就是思斋先生。思斋曾到新安朱晦翁门下学习，在家居住时注释《感兴诗》、蔡氏《三问解》以及性理诸书，这些著作都流传于世。思斋的儿子聚斋公，仍以进士之业参加乡贡，却正逢科举停止，不能充分参加考试。文夫受到家学熏陶，从少年时起，就像龙马驹一样，尚未调教便懂得行走；又像制车的材料，不经雕削便自然合乎轨道。他性情高雅爽朗，不因权势和利禄而改变，不断战战兢兢，只怕失坠思斋留下的基业，因此银峰义塾就兴建起来了。义塾建成后，他不远涉重重江河山岭，托朋友带着自己的行囊来请我写文章。我认为文夫兴办这项工程，有两个目的：一是尊敬祖先，以知根本；二是扩大教育，以美化风俗。知根本，是义；扩大教育，也同样是义。而我对文夫的期望，却不止于此。考察义塾这个名称，起源于《礼记》。《礼记》说：“古代的教育制度，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四种学校，想来都有教师负责教导；古代学校没有专门的官员，教师也没有固定的编制。我私下认为，只有国学设有司徒、乐正、宗伯一类官职；庠、序则由党正、遂大夫等官员自行主持；至于塾，是二十五家组成一闾，由不做官的父老坐在门旁的屋子里，担任左右师，按时督促子弟，这就叫作塾。德兴在饶地，是士人很多的地方。文夫回去后进一步推广义理，礼聘年长而有德的人到家中，以车舆、几席使他们安适，以书册、琴瑟引导他们；又兴起那些年轻而有才干的人，用介绍贤能的祝辞接纳他们，以笙、匏、俎豆等礼乐器物训练他们，使德行声名流布畅达，情意文饰周全完备。这样将会有杰出博学之士，整冠束带，不惜远行千里，仰慕义理而来。更何况银峰苏、赵二家的风声德泽，离人们的耳目还不远呢？我虽然年老衰落，在工程落成之后，尚且还能为文夫写下这篇赋。至大三年，岁在庚戌，孟夏。生明婺州路儒学教授剡源戴表元记。《洛阳独乐书堂记》司马温文正公居住在洛阳，以道德、文章和功业成为中原的纯正儒者、著名大臣，在太平时代享受谦退宁静的福分。他所交游的人，如文潞公、邵尧夫、二程夫子、苏子瞻等，也都是一时天下最杰出的人物。而他的独乐园，只小小地处在众多豪贵宅第之间，几乎不能与它们相比。人们因为司马公的缘故，也常常喜欢到那里游览。我私下想，洛阳虽然是名胜之地，但过了千百年以后，想再寻找到像当时那样的人和事，恐怕不可能再有了。司马公去世还没有多久，怎么事情果然已经变得不可说了吗？过去那些王侯将相的华丽车盖和绣饰门户、文车畅毂、弦歌钟鼓、衣冠玉帛，曾共同使人心动目眩，以为是承继繁衍的欢乐；如今一转眼全都变成荒蓁茂草。只有山川还存在，不过成为寒蝉和野兔往来、凭吊劳苦与穷寂之处罢了。然而行人过客、樵夫里老，乃至儿童妇女，谈到洛阳的旧事，都会不断称诵司马公的德行。一个司马公，生来相貌并没有超过常人；即使做过宰相，在位时间也很短，穿着清寒俭朴，和贫穷书生没有区别，不知为什么竟能得到人们如此的叹服仰慕呢？大德丙午年，我在信州幕府遇到了卫君用。君用是洛阳人。我问他其中的缘故，他说：“洛阳的事情既然已经如此，难道连独乐园也不能算作司马公的遗物吗？”我千方百计谋划，幸而总算办成了这件事。只是我家自高祖、曾祖、大父以来，世世代代都知道诵读司马公的著作，也知道仰慕司马公的为人。如今我奔波于南北之间，头发渐渐斑白，而洛阳的风俗仍然比较朴实。我想把这个地方作为祠堂和学校，仍旧题名为‘独乐’，以保存先贤的教化。以后如果再有余力，就买田收租，用来供给诸生的口粮，希望乡里的后生小子能够共同在这里学习。这难道不是司马公遗留下来的风气和恩泽施及后人的表现吗？士大夫担忧的是没有志向，不是没有职位。君用清廉勤勉、谨慎恭敬，懂得事物的根本和功用，敦厚雅正而又朴实，确实是能够学习司马公的人。将来有从道龙门、嵩山、少室山而来的人，谈到独乐书堂的工程，必将看见堂屋建成，士人穿深衣行释菜礼，设重席奉养老人，使洛阳的长者兴起慈爱之心，年幼者懂得孝顺；一派和乐安详，重新恢复太平时代的旧貌，这全都是君用的恩赐。”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记。《溧水州中正堂记》中山是溧水的望县。溧水从设置县以来，官署一直面向县城，临近百姓而发布政令；其气势清正严肃、秀美厚重，与人情相称而令人惬意。县志认为，这是贤能的县令史侯弥巩规划营建的，有正堂、琴堂、兰堂等名称。相隔八九十年，仍然遭逢兵革，栋宇毁坏废弃。县又升格改为州，于是稍稍另建听事、退食的居所，但因事务仓促，长久不能完备。大德六年秋九月，知州汝南郭侯敬开始节省浮费，利用剩余力量，创建后堂四十楹。这样一来，僚属的办公之处有了容身之所，休息劳作各有安排，登高远望有了眺台，思考深远有了休憩之处。又在宾馆左边设置元代幕府旧址，在吏舍右边挺立公廪，在戒石旁修建亭子，在古槐、门台之外飞建华丽的谯楼。至于秦淮一河，水流丰沛浩荡，随着山势蜿蜒迎来，实在是州境中最美的地方，于是又在这里建新亭俯临。老人、小孩、士人和百姓纷纷来观赏，惊叹惋惜，夸赞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观。郭侯因百姓感到快乐，便率领长官、佐贰官举酒共同庆贺，又总计各项工程的功绩，在堂上题名“中正堂”，说：“我为我的州寻找不愧于我中山的东西。”同时也没有忘记史侯旧日的堂名。唉！如今的人处在一个官职上，享用当地的美好，只怕自己不能满足，却不怕自己的作为不能与之相称。事情尚未做到一分一寸，便只求压过前人、独自占有功劳。像郭侯这样顾念名称而思考意义，仰慕贤者、激励志向，宛然有古代君子的风度，不可以用世俗的眼光评论。史侯是四明人，对我来说是乡里的先生；他的家世中，父兄接连做到台辅高官，却能自立而不依附权贵，最终以学问、行政和事业著称于当时。郭侯治理溧水，严明而懂得根本，慈爱而又遵守法度，大概与史侯虽然时代不同，道路却相同。何不凿石为碑，让州民记住这件事，使它不至毁坏呢？

译《当涂户曹掾续题名记》士大夫处在当今时代，能够把朝夕的忧虑置之度外，而为千年之后谋划，难道可以说不难吗？回答说：难。贡举兴盛而人们不再推重世代官职，一个卑微的士人刚从田野出来，在州县之间取得俸禄，面对簿书和期限，如果本来没有这种志向，便会受到拘束而力量耗尽；即使有许多才能，也很少能有所作为。任职勉强坚持三年，幸而没有因罪被斥退，便互相顾盼，露出任期将满的喜色，又哪里有空闲责求他做别的事呢？只有户曹在各位属官之中，职掌最优，责任最轻，心意最容易向上通达，有才干的人往往担任此职。常常能够独揽一府政务，凡是初次由吏部调任的官员，大都希望得到这个职位。既然如此，本来可以施展志向；可是那些乐于追求高名的人，趁着事务少，又把这个职位看得仿佛不屑一顾，说：‘我不过是随着岁月来回周旋罢了。’唉！有俸禄可食而不感到惭愧，任职办事而求有所成就，自古圣贤尚且难以做到。如今不说自己不能胜任这个官职，反而说官职不足以发挥自己的才干，难道不是欺骗吗？上饶杨性叔，聪敏诚愿而且有文才，正当盛年，已经能够卓然取得天子的科第，成为当涂户曹掾的副职；又用余力大力治学，经过六年才到任。到任后，声名像疾风一样传播，审理议狱如江河决流，前后各部使者、郡守都惊叹他的才能，委托给他的事务接连不断。杨君白天坐在议事厅处理文书，晚上回去翻阅经书史传。他认为，世上谈论儒学的人必定排斥吏治之学，做吏的人又必定违背儒学；应当融会偏颇、调和差异，使之适合世俗的实际需要。这样既摆脱了州县事务的拘束劳苦，又不再受追求高名的拖累；他的选择方法审慎，用心宏大，对自身要求尊严，对施惠于万物又十分急切，实在卓异而值得称道。他将要离任，按照旧例应当题名，但旧石碑已经写满。他回头观看，感慨叹息，担心时间越久，事情越会失去传承，于是另立石碑续刻题名，并派人来请我写记。我听说，万物没有比石头更长久的；先秦以来，刻在石上的古文奇字必定流传，然而它们只是凭借长久，并不是凭借贤德。古代贤人能够流传、并且流传长久的，并不依赖石碑。因此，借石碑来使人流传，不如借人来使石碑流传。性叔既然亲自勉励自己，又把这个道理推广开来勉励后来的人，使在这里做官和求学的人，都能内不愧于自己的内心，外不愧于自己的政绩，对上不愧于君主，对下不愧于百姓，近处不愧于朋友，远处不愧于文书法令。即使没有这块石碑，千年以后，人们本来也将听闻他的风范而仰慕他，更何况还有石碑来告诫后人呢？性叔名应桂。如今这块石碑，大概是从施君有政接任君职时开始书写的。《奉川驿记》浙江向东行走数百里，将尽头而成为大海。那里有一州，名叫明州。明州的海再向东、向南走几十里，江的支流也到了尽头，山势随之兴起。那里有一个县，叫奉化。奉化包围山根，夹护江流，旁接大海；从明州远望，它的形势虽然最高，但土壤险峭贫瘠，渡口道路艰难，行旅之人以此为苦。凡是西边的人舍弃水路而想向东走，和东边的人告别陆路而想向西到达的，都失去了便利。因此，沿浙江的道路通常都设置船官、驿骑和马厩，唯独奉化没有。我考察地方志，奉化在秦汉以前，大概处于百粤与瓯闽交界之地；当先王统一天下、盛大治理的时候，政令徭役还没有施加到这里，王室使者和宾客也很少到来，设置馆驿的范围又很广，实在不是当时所能顾及的，所以按形势看也无法设置。然而近世事务繁多，不能一概与古代相比。以前担任县令的人曾多次创建驿站，却随建随废。偶尔有聘问、征召、约期集会之事，节传使者突然到来，只能寄宿在百姓房舍中，喧闹狭窄，互相扰杂，宾主都感到惭愧。如今县令襄贲丁侯济到任，叹息说：‘这不能长久，而且每次到来都要烦扰百姓，我怎么能安心呢？’于是勘察土地、估量材料，找到属于官府的废弃旧址，把过去规划为驿站的房屋建起来；在民居以东扩高地基、拓展范围，增建营造。原来风雨侵袭、蒿草丛生的荒场，尘土煤灰、萤火磷光聚集的地方，忽然间有了完整的墙垣和屋舍，轩堂寝室也都建立起来。在此以前，主簿李君大用首先倡议规划；到这时，二位县丞王君泽、白君龙志同心商议，事情终于协调，工程力量大为集中。房屋总数达到一百五十楹，计算工程为一百八十功，施工日期共七十天，而官府和百姓都没有感到劳苦。工程始于季秋庚戌日，完工于仲冬己未日。驿站建成后，沿用旧名，命名为“奉川”，意思是“我以此保存国家的风俗”。又把正堂命名为“德星”，意思是“我以此礼待贤德之人”。啊，美好极了！于是县里百姓为侯的工程落成感到高兴，赞美侯的勤劳，便一同来拜访我商议说：‘这件事不能没有您的记载。’我认为丁侯值得记载的事情很多。我作为这里的百姓，自从侯到任以来，看见这个地方经历兵火焚毁的残余，便日夜和同僚一起弥补缺坏、整顿修理倾废。过去拆墙毁灶、逃亡在外的人，如今都回来寻找自己的房舍，重新享有居住生活的快乐。至于侯所兴建的庙宇、学校、亭台、征收赋税和盐税的机构、禜祭社神的坛场、遮蔽牢狱的门户等类似工程，哪里能一一列举，又怎么能只为一座驿站专门歌颂他呢？只是侯通达明察、爱护百姓，没有一项工程不体恤民力；凡事都以谋求长久安定、消除许多祸害为目的，具有古代清廉能干官吏的风范，那么本地父老兄弟子弟对此就不应湮没而不加记述。记载当代贤大夫的功劳品行，并推究考察他乡里的风俗、山川、风土的盛衰兴废，这是儒者的职责。我不敢推辞，于是写成这篇记。

译《三江盐场兴造记》古代的君子，先让百姓劳作，自己后享安逸，所以即使不急于增修美化居处，等到政事办成、力量有余，顺应人情兴办公共工程，贤者也会从中取法。越地三江盐场的官舍，年久失修而废坏，前任主管的人竟漫不经心，毫不在意。元贞十年，盐场长官改升为司令，爵位列七品；大梁曹侯从公府中选拔出来，实际来担任此职。盐法繁琐阻滞，户额等级不能平均，百姓没有一个安心的。曹侯到任后，核查贫乏和实际情况，斟酌强弱损耗，按照户籍和土地的高下，应该增加的就增加，应该减少的就减少。不到一个月，逃欠流亡的人返回，盗卖私盐的现象清除平息。过去百姓焦灼憔悴，早晚喧扰，却没有办法供给的情况，曹侯不施加一鞭，只凭谈笑便处理妥当。官吏坐在衙署里互相庆贺，父老围着盐灶彼此道贺。于是铲除荒草，清理污秽，在听事厅附近搜集坚实良材。旧址焕然一新，建成游览、休息的房屋；按实际用途计算，共有三十余间：使者来往有接送迎候之所，同僚属吏有聚会协理职守之处，缴纳赋税有谨慎收藏、核计赋额的场所，临事办公有宽敞严整、供发布召令的地方，观赏远眺有怡情、舒缓疲劳的处所。所有房屋中最大的是正堂，沿用旧名，题为“清安”。唉！如今人的才干，有的竟把聪明敏捷全用在簿书和刑罚上，没有空闲经营其他事情。至于古代搬运砖石的人，也有胸襟高远，把吏事看得不足以玷污自己，而寄托于耳目心体俯仰之间的乐趣，就像拄笏远望西山那样；但这种做法都有所欠缺。像曹侯这样，大小事务都不遗漏，清廉谨慎同时做到；在任时充分发挥奉职办事的才能，退居时又完全保持修养志趣的适意。他不摆威势而政事足以成就万物，不把劳苦据为己有而仁德足以庇护后人，这大概不是浅陋的儒生和强干的吏员所能窥见、理解的。三江来的人，大都能谈到曹侯无论隆冬、寒冷、暑热、湿润，都亲自到盐场和亭舍，挨家安抚、逐户晓谕；粮食接济不上时，甚至亲自准备糜粥来救济饥乏。秋季赋税足额缴纳后，他在公堂上设置宴席，坐着饮酒，赏赐那些交纳赋税的人；对于欠缴赋税的人，则让他们拱手跪膝，使其自己悔悟。我听说，亲近百姓的官吏，有父母般的亲爱、师保般的教导，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侯名实，字秀实，先后任江西行中书省掾、和州经历，都有政绩可以记载。他通晓文学，才干正当为时所用；任期将满时，士人和百姓感动得哽咽哭诉，拉住他的车不让离去，并相继来请求我。于是前进士剡源戴表元愿意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以彰显人们永远不忘曹侯的德行，并且劝勉后来担任这一官职的人，所以不推辞而写下这篇记。大德三年，岁在己亥，春正月望日记。《临池亭记》临池亭，是山阴右军祠塾另外修建的亭子。祠塾起初由部使者东平王公侯创建，他依据郡志所载的兰亭遗迹，利用全氏的房舍建成，并由官府设置塾长，聚集学生在其中讲学。到了十年之后，东楚汤君垕来到这里。他大力讲授义理之学，教育塾中学生；空闲时巡视山丘沟壑，周遍察看墙垣房屋，感慨地生出兴修废坏、装饰简陋的想法。于是先修缮右军祠，增加绘像，设置龛座几案；凡是用来陈列供奉、庄严奉事的器具，都一定符合礼制。这里靠近山麓，遇到风雨急流冲决，水便流入堂内，因此砌筑石渠以防止水患。又有一位好事者收藏了很好的《兰亭序》石刻本，幸而愿意拿出来，于是连同诗歌、传文一类一并刻下，分别安置在两面墙上。塾中的事务才大略振兴起来。只是江南各地往往都有墨池，这里正是永和年间修禊的地方，反而缺少这样的设施。于是汤君捐出俸禄，倡导并率领诸生，又急忙向当时贤能而有文才的同僚东平彭郎中荣祖，以及右军的远孙易简、润之等人谋划；志向相合，力量相等，于是共同筹办、共同开凿。这样便顺应地势，在塾西得到一口池塘，又在池旁翼然建起这座亭子。亭子建成后，凿石请我记载这件事。我认为，古代的名人，能够凭借自己的长处流传于世而不被废弃的，没有不是开始于勤劳，并且成就于能够自我珍重。如今右军的书法名满天下，士大夫竭力临摹学习；幸而有所领会的人，没有不神情振奋、内心畅快，认为这是清雅修养的精妙领悟。即使拥有连城的财富、三公的尊贵，也有人不愿拿它来交换。而这个地方的山川形势，前后因名声驰骋、声势驱动，不知道有多少车辙马迹；唯独右军遗事令人追怀仰慕不止。这大概一定有某种力量，在笔墨之外激发、震动人的心灵，这就是临池亭之所以美好的地方。汤君年纪正盛，尊敬贤者、喜爱古道，能够实行他的家学；任职时不把谋求微薄俸禄、苟且度日当作事业，而立志兴文美俗，又正在谋划增加田租，以完善教育和供养。他值得记载的事业还没有穷尽。大德五年，岁在辛丑，仲夏既望，戴表元谨记。《寒光亭记》寒光亭在溧阳州西五十里梁城湖上。亭下有一座寺院，名叫白龙。岁月久远，已经不知道它最初兴建的缘由。宋元丰年间重修塔的记文说：‘父老相传，已经有七百年了。’那么沿传至今，可以知道它存在已久。东闽、浙西、淮襄一带的官员、游客，都是必定要到这里的人；到了之后必定歌诗咏叹，来表现寒光的美景，没有谁会白白游览。张安国、赵南仲、吴毅父的词章雄健、书法劲拔，最为人们推重。然而亭子的栋宇将要毁坏，不能与这些声名相映衬。发州有一位进士汤君，凭借文章向江湖往来的行人募捐，正好有一两位著名公卿喜欢此事，亭子得以改建。这样过了十年又废坏了。大德辛丑年春天，这位进士的几个孙子来到这里相会。他们寻访观望，徘徊不已，只见过去华美的车盖、彩绘的栏槛，如今只剩下荒草丛生。于是叹息说：‘这座亭子的兴建，我祖父本来确实有功劳，如今怎么能毁坏他的勤劳呢？’便倾尽资财，准备工匠材料，亭子又加以修筑；随后又捐出田地给白龙寺，作为修缮的资助。工程完成、事情办妥后，寺僧便为那位进士君设置祠堂，并来请我写记。人们曾说：‘江南的美好山川，造物主吝惜把它赐给人，只有僧人佛徒可以得到并居住其中。’ 这大概是不对的。人能够获得这样的心意，有谁能超过王侯将相？他们占据形胜之地，营造园池，扩建台榭，只想使自己享乐，有余力时才施舍给宾客、游人和歌童舞女。僧人佛徒的快乐，常常愿意和别人共同享有。因此，有才智的人不吝惜言语，仁慈的人不吝惜钱财，并不奇怪。这件事不只是命数使然，而是由于用心有公私、器量有宽窄，我们这些人多有惭愧。难道它只关系到一座亭子的兴废而已吗？进士君的孙子，一位叫德裕，一位叫佑孙。寺僧名祖慧。我是剡源戴表元。十年丙午季秋二十六日记。

译《耿氏时思亭记》郓地耿子都的祖先坟墓在泰山东面的汶水之上。子都出仕后游历四方，心里却始终牵挂，不能忘怀。有一天，他来告诉我说：‘我家自高祖、曾祖以来，一直受到兵乱侵扰；虽然墓地还在，却荒草蔓生，樵夫割草的人来来往往。我们曾经和宗族亲党商量，想建一座亭子，作为瞻仰省视之地，命名为“时思”。您如果愿意为我记载这件事，怎么样？’我认为，子都不忘父母、思念父母，在义理上已经恰当，在名称上也已经相称；但其中的礼制却不能不知道。做人子女的对于父母，如果想尽到自己的感情，哪里有尽头？先王常常为这种感情制定节度，使软弱的人也能做到，而刚强的人不能超过礼制。亲人死亡时的悲痛，仿佛狂乱、迷失、逃亡而无所归依。等到下葬、举行虞祭、卒哭、祥祭和禫祭，便返回日常服饰、恢复寝处，悲哀也就消散了。至于下葬，是为了掩藏遗体、使其安息；不敢修动，不敢改换，也不敢亵渎。祭祀也是如此，但这还只是说关系亲近的亲属。关系越远，便越要迁入祧庙；丧服越严密，降等越多，避讳也越简略，所以眼睛看不见，心中也就不再想念。先王害怕会这样，于是在忌日设置终身的防备，又在春秋时节举行祭祀，使人在斋戒时如同看见亲人。君子不忘父母而思念他们，能够慎重做到这样，也就差不多了。不过，我对于子都，还有更大的期望。耿氏本是大宗，郓地又是齐鲁的儒学之乡。耿氏自从获得姓氏直到子都，共有多少代，经历多少次兵乱而能够保全的有多少家，保全家业而能够穿戴衣冠、登上仕籍的有多少人，同族同枝而独自繁荣，气运必定有所汇聚；同一源流而独自清澈，水流必定有所疏通。子都应当时时思考这些：作为人子便思考孝，作为人臣便思考忠，作为长者便思考慈爱。将来功成名就、官位显赫，怀抱诏书荣归故乡，下车进入乡里大门，父兄子弟按长幼次序宴饮庆贺，姻亲邻旧献上牲牢迎接慰劳；然后清理道路拜谒坟墓，焚烧茨草禀告祖先恩德，虎、羊蹲立在前面，冠帽佩剑的人站在后面，使往来山东的士大夫经过这座亭子时，看到墓道之名而肃然致敬，读到题记表文而长叹。那时将会看到儒林为这个乡里感到荣耀，乡里评论说：‘啊，耿氏家门真幸运啊，有这样的后人，难道不是美事吗？’子都爽然醒悟，欣然明白地说：‘我的最初愿望虽然没有达到这样，但这是您的话，我不敢推辞。’于是写成这篇记。《乔木亭记》乔木亭在清河张君燕居的东面。张君是清河籍人，祖先来自西秦；他的先世忠烈王曾因功勋在循地开国，并在杭州建邸，子孙五代居住的邸宅所在街坊，直到今天仍称为清河。我小时候在杭州游玩，见清河张氏正盛，往来时车马侍从拥挤充塞，岁时聚会，钟鼍齐鸣，笙箫丝磬、筑瑟等乐器相互奏乐；飞楼叠榭，东西连接建造，密密层层，几乎没有空地。哪里只是清河张氏呢？即使其他贵族，大概也无不如此。这样不过几十年，我再次来到杭州，看见宫室、衣冠都已不是旧日的样子，其他家族也都湮没衰微、迁徙殆尽，只有清河张氏还存在。我曾登上所谓乔木亭，为此感到高兴。风烟遮蔽，林木树荫清幽汇聚，美好啊，这大概可以接近古代所说的故国乔木了吧？主人面对我叹息说：‘唉，我算是乔木吗？这座亭子也未必本来就是我的。我只是幸运地重新得到它。我出生在忠烈王的家族，从我的祖先以来，不曾没有一点俸禄；那时出门便纵情游乐，回家便安闲居处，耳目所接触的奢靡妖艳，身心所享受的芬芳华美、安逸宴乐，本来从未知道乔木的快乐。自从我过着贫困生活，不免遭受寒暑、饥渴的忧患，我处世不等疲倦便休息，遇事不等困顿便后悔；日日夜夜谋划如何安顿自身，想尽各种方法恢复往昔的一点影像，却无法做到。时时没有地方安放我的双脚、舒展我的心情，便俯视美好的风景，遇到佳节良辰，取出古代圣贤留下的话语，到乔木旁边诵读。’ 起初不过是外物和心意偶然相合，时间久了，才觉察这里的环境能够舒解我的忧愁。于是我在这里徘徊、休息、流连，不忍离去；所以疲倦时就倚着乔木休息，烦闷时就敲着乔木歌唱，洗浴后就在乔木的风中晒干头发，睡卧时就把手臂弯作枕头躺在乔木的树荫下。行走、停留、坐卧，起居、动作、静止，没有一件事不和乔木相互亲近。大概我过去对乔木没有什么要求，而如今知道自己一天也不能同乔木疏远。因此我一定要重新得到并拥有它。’我听了他的话，更加惊讶而喜悦。过去有人想保存谢公的宅第，说：‘爱戴召公的人，就爱护他的甘棠；有文靖的德行，却不能保护几亩宅地。’李卫公喜爱平泉的花木，甚至亲自写记告诫子孙。那些凭功勋、名望和世袭俸禄显贵的家族，尚且不能自己保住家业，只能让子孙保存；子孙又不能保存，只能让别人保存。如今清河忠烈王的后孙，竟能自己凭借勤学好修来保存祖先的事业，使一切都倾倒之后唯独它保存完整，在几乎被抛弃之后重新振兴；不仅不愧对后人，反而仿佛使前人更加有光彩，真是美好啊！于是张君停止叹息，起身洗手斟酒道谢说：‘如果没有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美德竟达到了这种地步。’ 何不把这些话写在我的亭子上，用来勉励自己，也勉励后人呢？

译《紫芝亭记》集贤直学士赵君隐居在德清龙洞山的南面。大德庚子年秋月，紫芝生长在他的亭子旁。山翁和乡里老人欢快地传告奔走，前来观看，惊叹从未见过这样的事。集贤君既感到喜悦，便以“紫芝”命名亭子，并来询问我剡源戴表元说：‘希望您能为此写一篇记，怎么样？’我认为，天地山川雨露所生长的草木花实，每一种都有益于人。只有灵芝这种东西，似乎是世外无用的珍宝，可以用来作为祥瑞、供人歌颂，却不属于早晚随时采摘、寒暑随时服用之物。况且灵芝的种类不一，颜色也各有不同。过去陶隐君、葛雅川一类人，都曾把它记载在图录中，列入药饵。然而富贵而喜爱灵芝的人，竭力求取也不一定立刻得到；得到后心存疑虑的人，往往又不敢服用。这样一来，名称只是徒然存在，不过用来增备奇闻、扩充见闻罢了。紫芝在各种灵芝之中，比较容易取得，服用它也不必怀疑。它刚生出时郁茂柔嫩，收藏后坚韧不坏，近似有德的君子。因此，从秦汉以来，隐逸之士如商山四皓，老人歌咏它，把它视为高尚；唐代士大夫如元鲁山，以它为字，表示贤德；如今集贤君又以它命名亭子，认为是祥瑞。这大概是时代不同而共同欣赏，彼此没有商议却相互契合。尽管如此，我对于集贤君还是有所赞叹。集贤君本是太平时代的旧家族，凭借英才俊气、清明见识和高雅技艺，为世人所不能舍弃；入朝任职于仪馆台阁，出外坐镇一方重地。如今历经五次转任，来到这里主持东南地区的学校。天下士人受到他的言语熏陶，便如被吹拂成祥和之风；接受他的恩泽沐浴，便润泽如荣河。然而有什么是他不能得到的呢？如今却偏偏披荆斩棘，剖开蔽塞，寻求一丘一壑，仿佛要在这里终老。这说明他正当隐居时，并不拒绝出仕，其行迹未尝不像商山老人；已经出仕后，也不以退隐为难，其道德未尝不像元鲁山。况且他的实际才德并未受到损害，文采也没有成为喧嚣的装饰。名声产生于无用之物，喜爱缘于并非急切需要。人受到世事驱使而劳苦固然很多，但天下也并非没有闲暇。因此这株灵芝的生长，难道不也是为了使他在幽僻之处得到娱乐、在晚年得到安慰吗？集贤君曾对我说：‘龙洞山奇特极了，山势回转，溪流曲折，逆流向上二十里。古代至人的居所，土地因而不被烈日暴晒，万物因而不受病害。我私下认为，山脉绵延相连，依附而生的灵根异种既然如此，灵芝应当还有很多。早晚我跟随您一起取龙洞的泉水，洗涤肠胃中的尘垢，然后或许能遇到道家所说的胡麻、石髓之类的东西，再用服食灵芝的方法混合炼制，最终成为两位老人逍遥往来，永远没有饥渴，姑且以此宴乐，姑且借此远离尘俗，难道不好吗？’ 这一年冬十二月初一日记。《剡源文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二　元戴表元撰记 《遗安堂记》辛卯年春天，我在松江岸边遇到滏阳人马德昌。当时浙西发生水灾，德昌以台僚身份奉命发放粮食赈济饥民；所到州县，官吏都背着弓弩到郊外迎接，前导官员等候，官署人员清扫道路，马夫喂饱马匹。德昌戴着头巾、穿着粗布衣，坐在那里处理事务，声名显赫，我深深感叹羡慕，认为大丈夫如果被任用于世，本来就应当如此。有一天稍有空闲，他忧愁地对我说：‘我并不以此为乐。我家本来是农民，聚族居住在滏阳，世世代代以耕田读书为乐，没有人肯离开乡土；直到今天，那里还有几十围粗的大树，连绵成片，那就是马氏家族的墓地。我的先父曾遇到一位隐士君子，教导他说：“您将来一定不能免于做官。我看世上做官的人大多贪婪，您如果能够不贪而又有所作为、帮助万物，那就很好了。”先父认为这位隐士非同寻常，后来果然不得不出仕，担任州典签，不久便弃官归乡，享有高寿，沉浮一生而终老。先父本性朴实，在任官时曾凭借政事救活成百上千的人，也正如那位隐士所说。归来后，他建造一座堂屋，借用庞德公的话给它命名为“遗安”，说：“我没有能够逃避隐士的教诲，希望我的子孙自然能够遵循我的志向。”等到我和我的兄弟们这一代，却都不能像先父所说的那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我举家南来，奔波于霜露之中，冒犯暑热积水，所得到的快乐哪里能抵御这些艰苦？又哪里比得上我在滏阳乡间呢？每逢岁时，乡人以猪肉和酒彼此往来；临水坐在树下，放声歌唱，散步游行，那才真是快乐啊！况且先父留给我的遗训，是安分守己；我谨慎防范、勤劳做事、慈爱待人、节俭自持，不敢使我的先祖感到惭愧，也不辱没先父的功业。至于我的内心，怎样才会安定呢？”我听了这番话，肃整衣襟，端正容色，几次屏住气息，然后才敢回答。他之所以贤德，以及他的先父之所以贤，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君子吗？大概自从井田制废弃以后，士人便开始不安于耕种田亩；不谈出仕做官，便会被赋税和征战所逼迫，周朝衰微时已经如此，何况今天呢？我见到乡野书生，早晨乘坐高车，晚上却以自己的旧居为耻，家中狭窄得连马也不能掉头；遇到父兄平日常来往的人，脸上常有厌恶之色。把庞德公的事迹讲给他们听，他们尚且不能领会，更何况让他们听到大禹、后稷、伊尹、吕尚的风范呢？如今我看马德昌，世代研习儒学，暗自收敛光彩而质朴纯厚，积蓄德行而不外露，直到贤德父子相继两代，才开始闻名于世，正如蛰伏之物遇到雷震而苏醒，隐藏的璞玉被人识出；声望光明润泽，本来就有不能被遮蔽的道理，而他却正谦逊自抑，想追随庞德公隐居的遗意，求得乡里的安定生活，这难道不是很高尚吗？即使如此，庞德公的道路还是狭窄了些。古代君子并不都是因为不做官才获得安定；庞德公朴实得有些过分，只顾拘谨地计算个人和他人的祸福。他的才智虽胜过当时的愚人，也不过如此；从他的子侄如庞士元一辈来看，已经不再采用他的主张了。若论马德昌父子的道路，则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德昌年纪正盛，正当出仕于当世，决不会就此舍弃仕途。将来功业成就而归来，手拄拐杖，或行或坐，洋洋然以诗书礼让更加勉励家人，又用这些教化乡人。使滏阳的风俗中，在郊外务农的人见到他谦逊地耕作而懂得敬重馈食之礼；在学校读书的人见到他和睦亲族，这种品行可以载入史册，秀才、孝廉等才俊都可以被举荐。到那时，马氏之道惠及万物，将会怎样；与庞氏相比又将怎样呢？惠及万物越广，上天给予的报答也越广。这样看来，马氏的安定，不只是人给他的，上天也给了他。德昌说：“不敢说，不敢说。或许确实如此，这是先父积下的福庆。”请您一并替我把这些记下来。

译《秀野堂记》宣州北面是淮河，那里土气雄厚、深沉、开阔、宽广，所以当地人诚实厚道、勤劳务本；南面是浙江，那里土气清秀、妍丽、肥沃、湿润，所以当地人开朗博闻而爱好礼仪。宣州人处在两地之间，随着自己的性情和愿望而迁移。南漪湖盘绕涵容着宣州，旁接数州，而宣州占湖面十分之七。宣州的镇山叫麻姑山，山上游的冈陵树林遮蔽连绵，云气景物喷涌而出，隆隆然自成一片岛屿。湖岸的州地偏僻，形势隔绝，不设驿站，不是富商贵官所趋赴之地，淮河和浙江的两种气质都没有完全进入这里。靖康年间，武德贡大夫任蒲城官，才开始来居住在湖的北岸。过了二百年，大夫的子孙都因文学才华被荐举，在当时显名。有个叫松的人，和我同在咸淳太学就读；他的父亲漕贡公，是位吉祥有德的君子。他与族人连屋相接地居住，衣冠人物和屋宇日益增多，田地没有一处空着。德祐年间的警乱，使旧有的一切几乎荡然无存，只有最西边的一座堂以及附属园中的亭子独自完好。这不就是古人所说的瑞应之室吗？于是修葺它来自己居住，取大苏公《独乐》诗的语意，命名为“秀野”；又新筑先世择定的宅基以庇护诸子，并创建别馆收藏美好的书籍，延请博学的老师，招致贤嘉的宾客。于是居住在那里的人，如同趋赴万石君的庭院；来访的人，如同登临郑庄公的门第。我在丙申年也曾经过南漪，登上秀野堂，在其中饮酒赋诗。名台、美树、曲折的栏杆、雕饰的砖砌，一一都令人称意。麻姑山的支峰离群而出，俯身延展，与湖水相互映衬，停伏在堂后；田地一畦一畦，弯曲如尺的水流萦回环绕，确实是既秀美又野逸。过了三年，贡公来请我作记。我想，人性受到清秀肥润之气感发而开朗的，近于“秀”；受到雄厚深广之气感发而诚实厚重的，近于“野”，二者可以兼有，却不能互相胜过。从前孔子担心秀美而不实，也不认为以野质压倒文采是美好的。如今南漪处在天地之间，不知经过了千百年，才得到贡大夫来居住；贡大夫又过了二百年，才得到贡公父子凭文学显达。到了兴废绝续之际，上天又以此居所作为祥瑞来开启他们，这一切都有定数。然而贡公正整顿家门，清静修身，笃实守持，缓慢行事，节俭取用，仿佛唯恐损伤先世二百年来积下的忠厚根基。因此他不但没有被淮、浙一带偏盛的气质所压倒，反而能够兼具二者的美好。贡氏在南漪的恩泽，我看还没有尽头。于是替他推演叙述大略，并把地理和世系本末一并写下，希望后人知道修建此堂的始末。《清华堂记》奉化万竹董氏，以世代身居仕籍、文雅著称，是我州的第一等家族。他的支派散布在江浙之间，成为名卿才俊和有才干的大夫者不止一人。万竹的旧家族却独自守持恬淡朴素，轻视仕进，有隐士的风范。我曾经过那里，很喜欢它。有个叫彦受的人，在子弟中志愿很大；他又是台州宁海俞氏的外甥。我和俞氏世代交好，因此尤其喜爱他。于是彦受将要在住宅东面修建读书堂，请我为它命名。我取《文选》中的语意，命名为“清华”，并告诉他说：“你也知道水和树木吗？水浩浩荡荡流来，像这样清澈而不污浊，难道不是因为高冈使水受激，巨石使水受阻，水流不断冲击治理而造成的吗？林木在春日和及时雨中苍翠茂盛、鲜明绚丽，像这样令人喜爱，难道不是因为先前凝冬严寒、郁结逼迫了很久，才使它坚固而开花的吗？这并不难明白。如今你的资质很好，资财也很丰裕。资质好就不烦劳，资财丰裕就不劳苦；既不烦劳又不劳苦，便不知道艰苦，容易在学习上懈怠。我本来希望你以高冈巨石来激励自己，以凝冬严寒来压炼自己，使清澈的更加疏朗深厚，使华美的更加成就坚固，不是很好吗？况且你的宗族本来就不能说不清雅、不华美。” 光大宗族声望很难，承继宗族事业却容易；仕进奔走有余，不如恬淡朴素而有所不足。你的智慧似乎也足以明白这些道理。关西有守节之风而有德祖，河东有盛名美德而有子厚，这些人并非不能使人爽然奋起、合乎人意；只是他们离开本初太远，所以我不愿你像他们。”彦受从今以后，在问候父母、侍奉饮食之余，在督促耕作、处理事务的间隙，到这座台上游览歌咏；不只是以“清华”为逸乐，更要把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每天用来学习古代圣贤的话，洗涤培植自己的德性，等到将来学业成就、才干树立，交游广泛、声名通达，然后不得已而出仕，就在世上成为高尚的名流；不得已而退处，就在家中成为高大的栋梁。我所喜爱彦受的地方，难道会有穷尽吗？”

译《质野堂记》剡源先生小时候寄居，长大后四处漂泊，老年时羁旅栖身。我常常想，日后如果有空闲，能在山林间修建一所住宅，就把它命名为“质野”，以实现我的志愿。自从说出这个愿望，五十年来它一直萦绕心头，却始终不能实现。大概在我壮盛的时候，水上漂着惊险的急流，陆路经过陡峭的山坡；前面有鲸鲵般的强敌，后面有狼虺般的恐惧。我私下想，我只是想靠学文章求取禄位，却因此在道路上陷入危险。假如只做一个寻常人，哪里会担心没有容身之地而安居呢？等到失势而奔逃，扶携老弱，经历险阻，看见所经过的穷村陋人家，篱笆墙垣修整洁净，鸡犬和睦欢快，又未曾不产生择邻结社的羡慕。到了大德丙午年初冬，我从上饶回来。这时筋骨疲倦衰弱，尘世的念头更加淡薄，而眼前的子女都已经长大，平生所办的婚嫁之事也渐渐趋于简省。我拿出袋中的积蓄，除去舟车、柴米、雇工租赁等杂费，还剩三千缗。用它像陆贾那样分金，显然不够；用它像萧何那样买田，也难以买多。于是专门商议兴建房屋，在近处山冈砍伐木材，在后山麓聚集土石；用契券雇佣工人，让他们自己解决饮食，空闲时烦劳邻里，并酌量支付工钱。不到三个月，质野堂就建成了。随后又建造安阁、岧嶤亭、缩轩、雪镜等处，仍沿用旧名而增建新构。前后左右总共有一百三十六楹。溪山的朝向形势、烟云的情态面貌，没有不令人欣喜相合的；桑麻、道路、禾麦的行列，也没有不周密整齐的。有位客人在旁叹道：“先生的志愿算是略有实现了；还是想用‘质野’来自我隐藏，却又没有忘记名声吗？为什么呢？”先生说：“你难道没有观察山川草木虫鱼这些事物吗？万物存在于世上，没有没有名称的。草木虫鱼能够供人使用，是黄帝为它们命名；山川显著可见，是禹为它们命名。只有鸟兽中有羽毛、能够感知的类别，能用声音为自己命名。它们有了名称以后，人也就依据它们的名称来称呼它们。凭我这样微薄的力量，带着衰老困穷的身体，寄托于山川之间，与草木虫鱼鸟兽为群，把这里作为居住游览之所。只是我五十年来想建一座质野堂而不能，如今到了晚年，幸而能够建成，又能够亲自命名它，为什么不可以快乐，又有什么可讥笑的呢？”客听后更加大笑，先生也笑了。于是又自称为“质野翁”，把这些话记在质野堂中。《爱莲堂记》有情感的万物，没有比草木更少的了。然而到了它们形体显现、气机发动，并随着人的顺逆而成为祥瑞或妖孽时，便显然有不可掩盖的征验。这也像人的一身：他的行为平和快乐、平易近人，那么所处之境无非芝兰玉树；行为乖戾抵触，那么所处之境无非蓬草荆棘。从前子思讲《中庸》，说善与不善的先兆可以预知，表现在蓍草龟甲上，发动于四肢；《尚书》说明天命，说它像草木一样显著，这些都是证明。相台唐伯荣所居住的钱塘东边有一座园子，园中有池，池里种着莲花。己亥年孟秋十六日，那里的莲花长出一茎双花。园丁把这件祥瑞报告上来，钱塘的好事者已经把它绘成图画，互相传看夸说；交游的士大夫也将要作歌赋诗，互相称颂赞叹羡慕。伯荣于是取周元公的话，把临池的堂命名为“爱莲”，并嘱托前进士剡源戴表元说：“何不为我作一篇记？”起初伯荣正值壮年，带着文书南行，曾经做过官；奔波劳碌不久，哪里还有浩然之志？于是转移自己的才力，经营那些可以办理而又不至于烦劳琐碎的事情，营造池台，布置花石，费用不至于过分，清幽也不至于苦于寂寞。遇到好风晴日，身体舒畅，就扶着藤杖游览，铺开荆草休息。有道之士观察其中的微妙，本来就认为这种生活不减于千户侯的快乐。到了这次双莲同生，仿佛造物主嘉许他的安闲恬静，特意设置奇异景象来娱乐他。伯荣说：“我哪里敢当呢？”或者是我们唐氏先世遗留下来的恩泽，郁积深厚已久，正要显现祥瑞吧？当时伯荣的兄长在海盐任通守，弟弟在南昌任试宰，官秩期满将要归来；伯荣的儿子居安，恰好因朝廷官员荐举而入仕，登记于翰苑。一门内外前后，贵官显宦在岁时相继聚集，左边有羊羔，右边有雁，荣名贵禄几乎和这花一同到来。这确实可以传扬夸赞、令人羡慕。然而还有一点：莲的品德，周元公用来比配君子。君子居于世上，以孝友为根株，以贞正谨慎为附着的花蒂，以才干敏捷为枝蔓，以辞章学问为枝叶，这样才可以开出文采之花。把浮名和外物的来去，看作温暖寒凉、荣枯由天所控制，把福祸寿夭看作由人自己培植或覆灭的结果；我所不愿意的事，关键在于它最终自有定论，而外物也不能违背它。伯荣兄弟在家中和睦，任官时有才干，积聚奇书，招致名士，文质彬彬地振兴文学，这足以完备君子的品德，也懂得应当怎样承受这种祥瑞。所以替他写下这篇记。

译《广心堂记》鄞州和剡县交界处有一处坞，叫汇溪。旁边的山层层盘绕，向上高耸，险峻急迫而没有平缓的山坡；那里的水冲击激荡，曲折回绕，不知经过多少转折才流到汇溪。唯独靠近儒者祥卿的居所，山水形势开阔舒展，视野高远挺拔。祥卿于是题写堂匾为“广心”，意思是此地处在两县之间，形势到了这里才稍微开阔一些，众人都觉得奇异，只有我晚年才明白其中道理。大概山势将要停止的地方，正处在地势中央，往往百里、数十里才有一处停顿；有的山势不到数十里就停止，有的只十里、五里便停止。所谓“心”的广狭，要看山势是偏斜还是完整。水则只随着山势的趋向：山停它就停，山行它就行；山势完整，水势也完整，山势偏斜，水势也偏斜。如今汇溪正处在鄞、剡数十上百里山势的中央，是山势恰好停止、形势恰好完整、中心恰好开阔的地方；而此堂又正处在汇溪的中央，是停止之中的再次停止，完整之中的更加完整，开阔之中的更加开阔。祥卿难道是偶然得到这里来居住的吗？我曾和祥卿登堂饮酒，酒兴浓时歌唱，歌唱欢快时游览。望见东面的群峰，想象唐代贤人皮日休、陆龟蒙攀登游览、唱咏酬答的遗迹，清清楚楚都还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至于花台月榭，已经没有一处留存。西面的高林幽谷，是刘纲夫妇、晋代孙承公兄弟当年登仙避世所走的道路，如今被烟云遮蔽，已经无法辨认。南面的荒凉关隘和断裂栈道，鼷鼠啼叫、鸟雀喧噪，本来应当是江左王、谢两家衣冠人物宴饮歌舞的巢穴；北面的阴森山岚和海上雾气喷薄弥漫，幽深昏暗，或许齐鲁之间安期生、鸱夷子皮一类没有死去而漂游的人，正当在那里。诸位公卿功名盛大之时，形体精神都炽盛光耀，早晨奔走、晚上奔驰，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但只有胸襟高远、见识卓绝的人，才能把它们挥开拒绝，如同抛弃鼻涕唾沫。想来他们的心灵如台、精神如太空，胸襟融和、深渊般澄净，丝毫没有界限和拘束。古书不是说过吗？得到人的大体便是大人，得到人的小体便是小人。人的耳目口鼻和四肢身体本来相同，大小却相差如此之远，难道不也是由于心吗？我看祥卿天性潇洒，家门不断有客人来往，车马很多，而他的内心却畅快惬意。遇到荒年不增加产业，对待困穷的朋友也不改变爱护之心。他年轻时带着儒官的文书，却不求调任授官；儿子专心一经而不废弃学业；进退出处之间，举动都有古代大人长者的度量。这真是能够做溪山佳主人的人，面对这里的山水，双方都没有惭愧之色了。所以替他写下这篇记。《居清堂记》自从我回到榆林，交游日益疏远。有位故人的儿子单允涵来访，常常和我密密地对坐，整日不动，客居的情怀十分萧然。有时取下架上的书，彼此靠着火炉、倚着几案，铺席取薪，门闩相接，边读边吟哦，把这当作快乐。一天读到《东汉书》仲长统传，读到他想选择清幽空旷之地居住的言论，欣然心有所会。允涵说：“像那样空旷的地方，我做不到；但如果能得到清静之处来居住，或许还可以吧？”于是回去后把自己的房舍命名为“居清堂”。允涵家世代为儒而贫寒，自从先父以笔墨和灯具为资业，积存俸钱、馈赠、粟米等收入，逐渐归置到山中，增加田地，扩建房屋。乡里的老师和差役已经因此指指点点；后来他只羡慕清静，认为饮食只求供给而不求富余，起居只求适意而不至于放纵，以浮沉自娱来玩味世事，以宽裕从容终其一生，这样志愿就已经满足了。唉！像允涵这样的谋划，和仲长公所叹息羡慕的，大体上并没有多大不同。如果偶然能够得到，难道不是非常幸运吗？然而人事也可能不完全如此。既然已经使自己的身体脱离官府的劳苦、朝市的役使，又有山林、田宅、沟池、园圃的丰饶，足以供养富足；有舟车、僮仆、浮游、钓鱼、射猎等器具，足以供养安逸；有羔羊、猪肉、鱼、果实、酒醪和美味菜肴，足以供养欲望；内室平安无事，妻子儿女安闲舒适，和诗书道德之士交谈吟咏，足以供养朴素本性。那么这就是王侯卿相所没有的安逸，也是神仙隐遁之流不能兼有的快乐，人世间又怎能容纳这样的人生呢？况且清静作为一种道路，尤其难以言说。鸡鸣时起床，使耳目口体百般活动，和外物忙碌争斗；回头想想清静夜晚所保存的本心，如果能够持守并使它澄明，即使尘土满头、泥水没膝，我也把这种人看作玉雪般洁净。否则，名利一旦不能满足他的心愿，言语行动又不能给别人以凭借，即使早晨喝露水、晚上饮沧浪之水，也只会使肠胃更加污浊可耻罢了。所以仲长公的风度操守虽然很高，但当他往来奔走在青州、徐州、并州、冀州的郊野之间，谈论王业、称说霸业，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晚年到了邺台，也不免参与曹公父子的机密事务。尘劳如此，所谓平林高台、弹琴讽诗的乐趣，料想不过只能在梦中得到罢了；然而他的遗言洒脱旷达，起初并不失为佳士。如今我的朋友允涵，居家有图书史籍的乐趣，出门没有公文的忧劳，闭门奉养父母，依靠农田菜圃谋生；登山游览，和渔夫牧人杂坐相处。如果这样坚持不止，他的天机将日益深厚，尘世牵累将日益远离，却还担心自己不够清静，这是为什么呢？” 天正因为清澈，才能藏纳光景，神妙地变化；海正因为清澈，才能容纳蛟龙，兴起珍宝宝藏。古代君子达到极清的境界，像伯夷，才能做到和别人相处而没有怨恨；次一等如黄叔度、陈太丘等人，接近于无所畏惧，而万物都敬畏他们；不靠言语便能教化别人，再次一等，才达到仲长公这一类人。等日后有闲暇，再另外向允涵说明这些道理。

译《陈氏不碍云山堂记》从前我听说越中士大夫给自己的居所命名，有叫“不碍云山”的，心中实在羡慕赞赏，认为山川确实美好，也一定要有美好的主人才能配得上这个名称。我哪里能够像王、谢诸人那样，立即命车开道，径直前去和他游览其中呢？癸巳年秋天，我在鄞州遇到上虞的陈孔晨，和他交谈，才知道这座堂是孔晨的，位于上虞雪岑青山白云庵旁边；听到它的名称，更觉得美好。我居住的剡源群山与上虞犬牙交错。孔晨虽然贫穷，却高雅爽朗，喜欢办好事，乐于结交宾客；孔晨每年有空，想到我便来访。孔晨忧伤地说：“唉，这是我先父南墅翁所命名的。先父年轻时寄居在这里，倚靠寄居之处正好有南山在其后，俯仰远望，景色最为优胜，曾说：‘这仿佛是造物主特意驱遣山水来使我快乐，我已经用它来命名我的别墅了。’如果有幸修建一座堂来居住，依据它的朝向形势命名为‘不碍云山’，是很合适的。”当时天下的名卿，凭权柄和气势招揽士人，如江东二吴、赵信公、李制置、曾伯，都曾聘请翁入幕，并各自出资合力实现南墅翁的志愿。台阁中以文章著名的人，如木石先生、尤端明、已故参预姚希得，也各自书写“不碍云山”四个大字，希望悬挂在翁堂上作为匾额。江湖上的诗人和过客戴复古、翁宾旸、高髯等人，在堂建成后往来题诗，写满了几面墙，以相互赞美庆贺。然而堂虽建成，南墅翁却未曾立即居住其中；他两次上襄、两次过岭，辛勤奔波三十年，堂虽大成，翁却已经厌倦游历而老了。甲戌年的事情便不必说了。又过了一年，上虞遭到焚毁，唯独这座堂在榛树栎树中巍然留存；我的兄弟不能甘于寂寞地住在那里，于是有了雪岑的建筑。雪岑在村郊空旷之地，命名为“不碍云山”更加合适，所以姚君题写的匾额由我保存，尤君题写的匾额由我弟弟保存。虽然这里不是先翁居住之处，却承继了先翁的心意。起初我欣然惊异于孔晨，认为我们不过是读书人；后来熟悉地听到孔晨的谈论，徘徊之间又生出深深感慨。万物借助于人，可以彼此娱乐，却不能互相压倒。功名富贵之人，一天没有事情可做，内心就不快乐；每天不参与烟云丘壑的事情，而他的力量又足以兼顾这些。高台层馆，翠色相接、朱色相连；土石被锹凿挖掘得疲惫，树林墙垣被绮罗般的装饰夺取本色，以至禽虫草木的情态，也被歌钟车马奴仆的役使震动，而全都失去了本性。所以即使云山就在眼前，眼睛不能舒展，内心没有空闲领会，便是外物有所妨碍。如今越中本来就是侯王的宅第之地，而山川美景正在眼前。在这种时候，如果不是因文章和气节功业相求，谁还会经过上虞来问南墅翁的居所呢？岁月经过许多时日，山陵移动、山谷变迁，那些比我们雄豪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人，忽然已经不知道踪迹在哪里，而陈氏的云山仍旧存在。到南山去寻找，它不被南山妨碍；到雪岑去寻找，它不被雪岑妨碍。不仅经历兴废、贯通喧闹与寂静，空虚它反而更加存在；分散开来，处处都足够。陈氏一门父子兄弟，前后相承，彼此辉映，东面收取、西面承接。若说云山唯独对陈氏有情意，那真是美好啊，美好啊！南墅翁是我前后辈中的人物；我在金陵时，恰好曾认识他。他须眉雪白，颧颊红润。每次陪坐留饮，必定到半夜，目光炯炯，谈论天下事数千百言而不疲倦，完全没有老人衰颓的气象。孔晨兄弟确实能够从容酿酒，做雪岑的佳主人，使我忘却醉意放声歌唱，来附和父辈朋友。南墅翁比我家戴复古还高明，南墅翁听到这话，也应当为云山感到欣喜了。《水心云意楼记》淳安胡天放曾经对我说黄滩的美景：“黄滩在淳安县治南面约二十里，背靠高岭，面对两条溪水；岩石、树林、山涧、沟壑盘绕其间，风烟、鱼鸟汇聚停息。自曾祖岳阳公以上，世代居住在那里。岳阳公显贵以后迁居县城西塘，祖父桐川公后来也显贵，却没有改变居处。然而他常常想着黄滩，不能忘怀。到如今西塘的住宅已经传到第四代，太平时世，人情以出游做官为乐，即使西塘市井中不能长久居住，有空时又哪里会屡屡远望黄滩呢？”近来名臣显宦的事情平息了，县城被兵乱毁坏，住宅又被大火烧毁，我将返回本初之地隐居。丁丑年春天，我已经披除荆棘、砍伐蔽塞的草木，在黄滩上架起十多楹楼房，取杜子美的话，命名为“水心云意”，请您替我作记。”我听后叹道：“唉！胡君贤明啊，归居黄滩确实美好；但为什么又要取法于水和云呢？水本来无心，习惯于活动的人从水那里得到‘心’；云本来无意，习惯于静止的人从云那里得到‘意’。等到水潭停积、洼地蓄水，风起雨作，动者未尝不静，静者未尝没有动，而这两者最终都不知道自己是这样。如今我和天放凭着微小的身躯，在人世的江河中行走了三十年；万物生息的气机，日日夜夜更替兴起而吹拂我们，使我们陷入深处却不推辞，经历险阻却不醒悟。所以当我们正值盛年时，看到人间可羡慕、艳羡、喜爱的东西，没有比功名科第和官爵更好的；车马在门道上呵斥奔驰，童仆歌妓在馆舍楼台间笑语歌唱；清晨炊烟还没有熏黑人的突灶，驿舍小吏的车马已经备好，使西塘的人叹息仰望，认为赶不上我们；即使邻里的鸡犬草木，也仿佛带有功名富贵的光彩。这就像水正起波、云刚开始回旋，即使想不动也不可能。等到心力疲惫、意兴倦怠，应当休息时，田亩的荣华胜过俸禄粮食，徒步行走安于乘车驾马；禽鸟虫鱼的歌唱，并不比钟鼓敲击逊色；登临丘原，不必烦劳鞭打驱驰。您早晨出游黄滩，黄滩的渔人将和您分坐一块钓矶，黄滩的牧人将和您同在一条溪流边饮水。傍晚回来，在这座楼中休息，黄滩一寸一尺的秀美景色，将纵横交错地自行呈现在您的几席之下。这就像暮云归山、冬日积水返回居处，即使想安静，也不可能不安静。”天放回来后，嘱托好事者仿照王维、卢鸿的先例，把黄滩绘成图寄给我。天放善于作诗，凡是与天放交游的人登上这座楼，大多有所吟咏记述。黄滩溪边还有一块盘陀的老石头，很是可爱；岳阳公曾多次为它作诗，却没有来得及刻下。我在忧患之余，比天放更加早衰，已经决定再也不参与四方事务。早晚对着图画仿佛看见它，或许因此兴起感情，能够把题辞附在诸位登楼诗篇之后；如果诸位不嫌弃，还把我的名字托列在刻石的末尾，那就是我的幸运了。

译《困学斋记》丁亥年春天，我在杭州认识鲜于伯机。当时伯机凭才干被选任为三司史掾，意气雄豪。每天早晨出门，就带着文书，与他的长官在公庭上争论是非；一言不合，便飘然想要丢下官印离去，到山泽间捕鱼打猎才觉得痛快。车马经过之处，父老围聚观看，说：“这就是我们的鲜于公。”到了傍晚回来，他焚香挥毫，取出几千百年来的古代鼎彝器物，陈列在台阶上，搜寻剔抉断裂的文字和残缺的款识，仿佛第二天急需使用它们似的。门下没有宾客到来时，便和我相对，在松竹之间吟咏讽诵；有时命人斟酒，径直喝醉；醉到极点便放声高歌，写奇怪的字，也很有足以令人喜爱的地方。我虽然鄙陋，突然见到伯机这样，真以为他是世外奇崛不凡之人。分别五年后，我再次来访，他的名声已经黯淡无闻。问他缘故，说伯机近来懒散而不能忍受事务，闭门谢绝宾客，正营建一间屋子，命名为“困学斋”，将收回散失的心志，求得少犯过错。我听后叹道：“奇怪啊！世上有像伯机这样的才干，却还要等到困顿后才学习的吗？”不过按照他的话去做，自然也不失为奇士。诸葛孔明高尚自守，不肯出仕诸侯，一旦出山便成就鼎足之业；他终身的本愿却说，只想拿着农具亲自耕种，做南阳田舍翁罢了。嵇康是人中的龙，不肯用三公之位换取冶炼铸剑的快乐；他那样从容有礼，进退洒脱，难道没有学习得来的吗？如今我把伯机推许为嵇康、诸葛亮一类的人物，本来就没有逊色之处。他曲折地退居到这里，大概只是被世俗事务困住了。可困顿之道还有很多：伯机不被嗜欲困扰，不被荣辱困扰，能够得以排遣的原因超过常人，何止万万倍？顺着他的喜好，即使是贤者而未免被牵累的事情，他也更加轻视它；如果能够像纪渻子养成木鸡那样，又像亢桑、畏垒的言论所说的那样，难道不正是学习更加有成吗？于是了解伯机的人都说：“您的话对于伯机很合适，何不把它写成《困学之记》呢？”这就是记。《清容斋记》鄞州袁养直已经在寝室旁规划了一间读书斋，题名为“清容”，说：“只是因为我仰慕东郭顺子的为人罢了。”他所交游的贤者中，有台州刘正仲君以父辈身份与他为友，又根据伯夷、柳下惠清正和厚的说法为他作铭，写信来剡源，希望我作一篇记。东郭顺子见载于《庄子》，他的事迹没有别的材料可以考证；然而按书中的说法，他是天下有道之士。至于孟子谈伯夷、柳下惠，我曾经有所怀疑。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恶，不怨恨别人，因此世上少有人达到无怨，他们的和厚谁能超过呢？”他们孤高自守，轻视一个人的死亡，与八百诸侯讨伐君主的观点不同；在周人看来或许是矫饰，但在商人看来却未尝不是理所当然。孟子却说：“衣冠不端正，便远远离开；依循他的道而行，将要陷入狭隘。无所怨恨的人，本来就是教人狭隘的吗？”柳下惠说：“正直地侍奉人，到哪里会不遭受三次黜退？委曲自己的道来侍奉人，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孔子称赞他说：“行为合乎思虑，言语合乎伦理。世上有言行合乎伦理思虑，却成为不恭敬的和厚之人的吗？”大概孔子去世后，学者传述旧闻，已经略有不同了。如今袁生出生在万石之家，却亲自保持寒素的操守；年纪还不到二十岁，却立志做丈夫所应做的事业；每天取读古代圣贤的话，体会它们而学习圣贤之道，只求达到清正罢了。可是他对于“容人”的话有所不满，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他听闻的道理有失偏差吗？道理从来没有清正却不能容人的，也从来没有不能容人却能够清正的。天空苍苍，日月星辰系属于其中，四时在其中运行，万物在其中生成。江河浩荡，百里之内水面清明得可以照见人影。连毛发那样微小的东西，也能清澈而容纳万物，意义实在广大。袁生回去后更加修治自己的学业，担心自己不能清正。如果果真能够清正，端坐家中便能使家族和睦，缓步乡里便能使州里谦让；再进一步修治而不断使自己清正，滞塞的全都消尽，清正的便安定。三年之后，和他亲近的人看不见他显露喜怒；十年之后，和他相交的人看不见他品评毁誉的痕迹。孔子说：“一旦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归于仁了。”袁生所学于古代圣贤之道，以及圣贤所说的话，已经没有一处不相合。他为什么还要羡慕东郭子，而停滞地学习他的做法呢？像我这样愚钝的人，偶然有幸私下听闻这些道理，却还来不及学习，尚且将要寻求人生道理而无暇顾及自己，哪里足以用来促进袁生呢？因袁生勤勉，姑且依次写下这些话，附在刘君所作铭文之后。《养心斋记》史文靖公的孙子名叫景文，住宅在东湖之上，偶尔也往来州城，和我多次相处，彼此很要好。景文出身宰相之家，而我只是瘦弱的书生，声势光焰不能与他相比；然而他每次来访，都倾心相交、与我谈话，过很久也不厌倦。等他见我翻阅书籍、用笔墨涂改时，便高兴地在旁边赞叹羡慕，仿佛认为自己赶不上我。从前魏公子对侯嬴，阴将军对井大，不也是这样吗？他曾经开辟一间闲居的书斋，命名为“养心”，向我求记说：“我看世上的人喜欢役使自己的才干和智慧，多么愚蠢啊！我的年纪不算大，力量也不弱，然而已经能够厌弃这种生活，希望回来稍稍休息。将要寻求做您的学问之人，早晚和他们相聚居处，读书来减少过错，教导子女以供养晚年，我的志愿就满足了。”我谦逊推辞了很久，后来回复他说：“景文贤明啊！你也知道景文的先祖当初为什么居住在东湖吗？东湖本是濒海尽头的偏僻土地，是会稽属县荒凉的聚落。起初不过是农夫、樵夫、渔夫、牧人的居所，你的高祖、曾祖选择水湾隐居其中。老人懂得慈爱，年轻人兴起孝行，风俗逐渐改变而趋于善良。不久便有琴瑟歌咏之声响起，士绅人物往来，于是东湖成为文物荟萃之区。又过不了多久，高车驷马奔驰来往，朱门甲第相互辉映，掌管车马的官吏和仆从堵塞道路，笙歌钟鼓、歌舞之声喧闹沸腾，于是东湖的富丽通达就和著名的都市、府治相同了。事物气势过分泄露，就应当稍稍休息；人文过于兴盛，就将要返归本初。如今的东湖也可以稍微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吗？”景文回去后努力践行他的话，使山川草木重新得到深厚淳朴的涵养，以此使自己成就为君子。我又听说：五彩之物养护眼睛，反而使眼睛昏花；郑、卫之乐养护耳朵，反而使耳朵失聪；美味和服饰车马养护口体，反而使身体衰弱；只有用学问养心，才能没有忧虑而常常安定，没有欲望而常常尊贵。景文回去后规划这个斋名，想必更加思考它的意义了吧？景文说：“是，是。”于是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记。

译《学古斋记》三吴各州，没有比杭州更大的。这里山色浓郁，水色秀美；当地人机敏聪慧、疏朗秀逸而清明；当地风俗通商重仕，安于娱乐而又多有奔走。宽阔的交通大道上，行走时仿佛贴着车轮随它上下，坐着时仿佛听到江潮澎湃的声音。我私下以为，即使有董仲舒、扬子云这样的人，也难以在这里忍受艰苦寂寞，守持深沉幽静的思考。州境西南，我的朋友西秦张仲实居住在那里。进入他的门庭，只见庭除幽静，草木深密，俨然是山人处士的住宅。此前巴西邓善之和仲实兄弟交好，分住一室，共同居住，并题匾为“学古斋”。他们一起在其中读书，玩味义理，如此十年。后来善之因技艺被选召，又由此进身而在当时显达。仲实说：“我却不能这样做。我家有两位头发已经花白的父母，家贫没有办法供给鱼肉和粗食；如果还让他们疲劳奔走于道路，就夺去了他们的便利。况且我不是追求虚名的人，万一按常规调任而得到一郡博士的职位，获得几斛米作为奉养之资，也就足够了。何必这样纷纷奔走呢？”于是“学古斋”由仲实独自居有。我听说仲实为人安闲恬淡、诚实厚道，言语真实而志趣节俭，已经远远超过常人。只是学习古人确实很难，你的道路应当从哪里开始呢？” 现在姑且从你的学习方面，就这座斋来谈谈。你早早起床，洗手洗脸，戴巾梳头，焚香后打开书册；那么你的冠帽衣服、鼎彝器物，书籍文字图画，没有一样是古代的。饿了吃饭，渴了饮水，寒天穿皮衣，暑天穿葛衣；以及和宾客交往、祭祀往来的礼仪、文饰、器物、制度，也没有一样是古代的。推而广之，你出门和宗族、姻亲、朋友谈话，回家抬头用来安乐父母，低头用来率领妻子儿女，甚至奴仆一举足、一开口，行走趋进、答应应诺的节度，也没有一样是古代的。再推而广之，世上不合古法的事情哪里有限，而你凭什么能安然处之呢？即使如此，像这些事情，如果还想只使外在形式仿古，当然不可停止；那么又应当使内在精神合于古道吗？所以说‘学习古人实在困难’。起初我年轻时，也曾有意于功名；经历四十多年的患难，头发白了，志向荒疏，茫然一无所成。如今来到杭州，还依靠住在仲实附近来向他学习。仲实说：‘您的话说得对啊！我将铭记奉行，也把它告诉善之，使他不要忘记我的斋名。’ 《爱日斋记》我们这一派的士人中，有个吕复初，凭借祖上的功勋和世代俸禄，在越地很有声望。到了复初这一代，他却整肃自持，成为清正的儒者。我曾同他交往，认为他很贤明。有一天，他请我为他所谓的“爱日斋”作记，说：“我非常喜爱扬雄所说的‘爱日’二字，他的书中两次提到它：一次用来说明求学，一次用来说明孝道。我对于求学既不屑于那种做法；如今人还幸而能赶上侍奉头发已经斑白的父母，而我的孝行又不能达到古人那样，我为此感到忧病。所以取它来命名我的书斋，以此激励自己的志向。您是了解我的，希望您为它作记。”我听了这番话，更加认为他贤明。复初所说的这些话，难道不是笃实求学、努力实行、修身谨慎而博学多闻的君子吗？可是我自从读书涉世以来，一生所交往的人多得数不清。只要不是特别鄙陋、没有志向操守的人，谁不能说出像复初这样的话呢？只是时间一久全都懈怠了；有的虽不懈怠，却勤勉于不该做的事，耗尽心力，反而使自己的心陷入不肖之事，这种人往往很多。所以君子的学习，是要用来实行孝道的；而实行孝道，又不可以没有学问。口对于肥美鲜食，身体对于轻暖衣服，耳朵对于美妙音乐，心志对于欢快舒畅，这些都是人的愿望，也是仁人孝子不敢不让父母充分享有的东西。然而，求学问道的人，有时不能得到这些而心愿难遂。他们自身只能享用箪食瓢饮，像猪羊一样粗食；穿着破旧的鹑衣，像狐貉一样简陋，安于烦劳、习惯困苦，那么只能听任命运，又能怎么办呢？为了让父母甘心接受这种生活，有的人耗尽一生的力量，惶惶然只想使自己显贵，早晨登上金日磾、张安世的厅堂，晚上投奔卫青、霍去病的府第，专心从事以俸禄奉养父母之事；这是热衷于名位者所谓的“爱日”。有的人鸡鸣便起，操持锥刀般的小技，太阳偏西还不能休息，直到点燃蜡烛继续做，说：“我不做这些，粥饭就会不够，甘美的供养也会缺少。”这是贪求财利者所谓的“爱日”。这两种人都想尽孝，却苦于没有学问。也有想要学习的人，反而又苦于不能尽孝。他们把呻吟诵读、翻阅简册当作勤奋，把编纂辞藻、雕琢文采当作工巧；即使贤者不废弃这些，也有人凭此自资，凌越节次、逾越等级。正当他们爱惜光阴，年幼时请求增加简册学习，心志已经高扬，便有了驰名乡里的气势，想在乡里胜过诸父；这是骄傲于学问而所谓“爱日”的人。学问本来是用来去除蒙蔽、达到专精的，有人却羡慕“一经之士”那种破帷蔽体、篝火照读的名声，学习苏秦锥刺股、孙康映雪或车胤囊萤之类的苦读，忘记饥渴，混淆昼夜，精神昏钝、气力疲惫，甚至无暇顾察父母的容貌和吩咐；这是愚昧于学问而所谓“爱日”的人。复初出生在三公之家，成长于万石封侯的家族，如今遭遇艰难、磨炼性情，却已经不把这些优越条件据为己有；他清静修身，安静居处，仔细考察并顺从前面四种情形，因此可以保证自己一定不会陷入那些弊病。我听说他居住在北海坂，坂上有便利耕作的田地，亲自耕种；他擅长书法，家中还收藏着先大夫亲手营造的南堂一所。那里湖泊山峰环绕，抬头可享烟林、云月、风岚、晴雨的景致，低头可享鱼、鸭、鸥、雁、蒲、荷、菰、稻的乐趣。越地的姻亲朋友中有许多优秀儒者，太夫人又是遵守礼法的家庭主妇；复初出门便同他的同道清谈雅歌，商讨古今，尽情享受文章翰墨的乐趣；回家则穿着斑斓的衣服，侍奉母亲从容闲适的宴饮，日常车马喧闹，时常准备酒食，极尽在家庭内侍奉母亲、使她欢悦之事。这是自古以来夏侯胜、颜渊、卜商、司马迁等人也难以兼得的生活，复初却可以不出门户便得到。贤明啊，复初！他心中难道还会有片刻不满足吗？复初说：“这些事我哪里担当得起？不过您的话对于‘爱日’确实有所帮助。前面所说的可怕情形，我将把它作为戒惧；后面所说的可喜情形，我将把它作为勉励。”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这篇记。

译谦益斋记 天下的善行，凡是免不了夹杂私心的，往往是常人容易容忍的，却是君子必定要察觉的。但也有些事，内心明知是这样，而名分义理的责任又无法加以责备，于是便把它归之于天。为什么呢？吉凶祸福、是非善恶，到天那里大概都有各自的界限了。所以说：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有上天不容许虚伪。我曾奇怪当今士大夫，地位低微而气势高傲，身份卑下而欲望广大；凡是力量所能达到、志向所能施展的事情，一概不肯辞让，唯独故意作出矜持的容貌，说着琐碎挑剔的话，倾尽自己去迎合别人，却说这是要谦逊以求增益；这果真是因谦逊而得到增益吗？这难道不是穿墙偷盗的行为、垄断牟利的途径，是天地鬼神所忌恨的吗？从前伯益的书中，大概这样说过：“自满会招来损害，谦逊能够得到益处，这就是天道。”后来又把它推衍到至诚，认为人若能达到至诚，万物就没有不被感动的。再后来，文王、周公以来，又把这些道理系联在《易》的卦辞爻辞中加以阐明。后来孔门弟子，又把它的大意在《中庸》中发挥出来。再后来，儒者和讲礼法的家派世代守持这条道理；到了春秋、秦汉初年，仍然把它作为教化。所以赵文子早年聪慧，而他的父亲却忍心折断他的委笄；张子房尚未被人知晓时，他的老师却安坐着接受他拾来的鞋；魏公子、张廷尉地位尊贵，而他们的门客却敢于让他们执缰驾车、系结袜子。这些都是出于真诚之心，用来减损压抑他们过多的分量，增加他们不足之处的修养。不只是如此，我想当时在学校中读书而地位尊贵的人，仍有人坐在卑贱者的下方而不感到惭愧；走在路上而强壮的人，仍有人替年老者担负重物，却不把这看作自己的功德；在乡射中技艺高强的人，仍有人把爵位授给技艺不如自己的人，而不显得傲慢。唉！这难道不是天道本来如此，哪里可以靠虚伪做出来呢？长乐人林敬与，温和而喜好礼法，懂得义理，是一位君子。紫阳方先生已经把他的读书斋命名为“谦益”，又写训辞加以勉励；敬与又来请我作一篇文章。我对于方先生已经说过的话不能有所增益，只举出我所听闻的天道来作证明，于是写成这篇记。《剡源文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三　元代戴表元撰写的记 清峙轩记 我曾经喜爱东晋人善于清谈，听他们谈论，使人飘然有超越尘世的想法。等到他们出仕参与国家政事，往往又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议论者始终认为前后并不矛盾，说：“这本来有命运决定。”乙巳年春天，我在冰溪边遇到高安人李所瞻，彼此痛快地谈论这件事，不禁为之叹息。后来问到他住处有一座读书轩，名叫“清峙”，便问这不是借东晋王茂弘称赞庾公的意思吗？他大笑。庾公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已经不少了：出身世家却不必出门，就取得公卿辅弼的地位，结交显贵姻亲，掌握重要权力，而且身兼名贤之誉。假如有一天任用稍稍迟延，九州四海便把他看作郁郁不得志的人。难道没有见过山吗？山势高峻，上摩青天，下盘踞无边；然而一定要能够出云降雨，吐纳光景，使草木兴盛，藏纳虎豹，供仙人真人隐居，然后人们才会认为它奇异神灵。世人称祥瑞为景星、凤凰；景星、凤凰不能多次见到，一旦出现，就说明时代清明、国家昌盛。庾公的清峻挺立，人们把他看作山、景星、凤凰，也可以；但庾公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吗？至于我所瞻，他纵情于诗书的林苑，在风纪监察的官府中与人抗衡；行动从容而取舍谨慎，精心思考而安静持守；头戴幅巾，身穿布衣，起身乘坐驿车，凭借柱后惠文冠，弹劾整治政道，连强侯悍将也很少不受到震动。公事结束、属吏退下后，他焚香闭门，吟咏吴地和洛下的诗篇，即使自居为仙人处士，也没有惭愧。这样的气度器量，雍容而含蓄深厚，难道能同那些退下来仍忘不了进取、进身之后又不能退处、在功名得失的岔路上往来奔走的人相提并论吗？不过，晋代人尚且能够清谈，像庾公这样的人，清峻挺立仍然值得观赏。再过一百多年，清谈日渐衰微，到了隋唐，科举兴起，名节废弛，士人长驱疾驰，再没有时间停立自守了。我和所瞻生在百代之后，百代以前的事情，本来不必深究。所瞻的乡里有三位刘先生，清高的风操远远超过庾公。有空时我约所瞻登上石龟峰，越过绝岭，坐在畏垒之上，面对沧浪，诵读《冰玉堂》的词，歌唱《庐山高》这篇诗，把它作为乐事，并附会古人席地而坐、倾盖交友的赠礼，可以吗？所瞻说：“好，好。”于是写成这篇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译容膝轩记 我起初读书时，曾经想象古人的居处、服饰饮食、行为动作以及各种器物的样子，用来同书中所说的相互验证；符合的就感到高兴，不符合的便保存疑问继续寻求，直到相合才停止。出门后把这些告诉别人，他们说：“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就应当席地而坐，使用汗青竹简和蝌蚪文字，编缀韦带来读书，然后才行。若再不断追求，那么这些屋宇、衣冠、饮食，也都将不合古制，您岂不是成了怪人吗？”我说：“孟子谈论交友，先谈论时代；学习礼的人讲述古昔、称道先王，难道是说我具备耳目口鼻和四肢，仪表堂堂，就只应该做今人而已吗？自从我形成这种见解，同世俗之人在许多方面不相同，已经很久了，但我始终没有后悔。会稽孙凝，字德夫，在寝室东边修建一间别室，聚集古代圣贤的书籍，在其中学习，给它命名为‘容膝’。我听到这个名字后思索起来。我听说古代君子对待自身，是很劳苦的。即使一次伸腰、一次俯仰，也不能放纵。约束自己有次序，勤勉有专门的事业，聚精会神有分寸，休息也有时间。凡是能够独占席位、乘安车、凭几杖休息的，只有年老而尊贵的人，以及作为老师的人才如此，其余人都不可以。士人若不是出身世家，即使像秀才、孝廉那样得到上级知闻，又怎么能够脱离沾湿身体、污泥满脚的劳作，而接近书册琴瑟之事呢？如今的士人，职位还没有脱离子弟身份，却享受父兄的安逸；自身只是平民，却兼有封君般的供养。不贤的人不必谈，贤者也不过是饱食终日，在礼法之外放言而已。所以过去那些以“容膝”为说法的人，身体已经显得有些倨傲，不是三代学士能够实行的。再往下推论，过去抱膝长啸的人，近似于今天道家导引术的姿态；过去跪行谢罪的人，近似于今天礼家匍匐的礼仪。他们所说的“容膝”，其实近似于今天佛教徒盘腿而坐的姿势，而儒家反而认为这不合礼法。唉！三代学士不能实行的事，如今却可以实行；我们所嘲笑、认为不合礼的事，如今有人反而认为正确，难道不应该思考其中的道理吗？不过我私下听说，古代学者左边挂图，右边放书；自国初以来，士大夫中好古博雅的人家，往往仍能把图画放在墙壁和窗户之间。有空闲时宾客来访，就同他们左看右查，以考证古事的起源，所以谈笑动作都有本末根据。孙君世代以诗书传家，见闻广博而爱好学习，如今正抛弃轩车官服，轻视城市生活，做山人处士所做的事；我希望他的居处清正之气浓郁自然。《左传》不是说过吗：“礼制失落了，就到民间去寻求。” 将来我也会努力来做这件事。等有空时登门拜访，俯身请教，倘若幸蒙您惠然指教呢？孙君说：“我本来就愿意听听您的意见。”何不把它写下来，附在我的说法后面。轩建成的第二年，剡源戴表元记。余轩记 郓地人程士安在浙东元帅府任职，在明公退朝之后，不忍心抛弃剩余的时间，便读书来明白道理；他在所居轩舍外开辟菜畦，在余地上种蔬菜以供食用，又向我询问轩的名称，我给它命名为“余轩”。士安迟疑着笑说：“我向您询问的道理，难道只有这些吗？”我便详细说明士安起居出仕退处各方面所需要的“余”，告诉他。人活在世上，一定有事情要做，使心思劳苦，使筋骨劳作。古代君子，从孩童以上，扫除粪土、趋走服役、弦歌舞蹈、弓箭羽籥等事，以及各种卑贱事务，没有不熟练的，所以平日劳作多而疾病少；一旦让他们面对繁难事务，也没有犹豫畏缩的神色。我说到人的身份，普通百姓之中没有比士人更尊贵的；做士人却不了解士人应做的事务，那么尊贵同普通百姓有什么不同？不只是没有不同，出仕却把政事弄坏，反而成为祸害；不出仕却同普通人混同，也反而成为蛀虫。山林中穿粗布衣服的人，脚从未踏入官府，却忧虑人民的忧虑，急迫人民的急迫，卓然承担着朝廷重任的希望，这就是我所认识的人。用医药治病，不学习就会杀人；从事游泳，不练习就会送命；政事的祸福比医药更危险，比游泳更凶险，但人们学习政事却更加少。群居而受豢养，连衣食从哪里来都不知道，更何况其他事务呢？如今凭一个人的耳目聪明，坐在五流四民之上，指挥安排，纵横左右，使每个人都不失去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说的“余于政”。山谷能容纳，山涧湖泊能容纳，山沟河渎能容纳，湖海能容纳；但狭窄的沟渠和里巷，若彼此推挤、咬牙切齿，横生悖逆来挟制别人，到了大人长者面前，便会像一阵风一样消散。大概有道之士，能够容纳一世之人，但这还不足以看出他的胸襟；他宽舒广大，仿佛能够容纳天地万物，这就是我所说的“余于量”。才能只能支撑一时，智慧能够周遍一生，这些都只能达到自己所知道的范围而停止；只有德没有止境。尧舜留下文章典制，成为后世永久的法则；禹治水的功劳，稷从事农业的劳苦，仲尼的儒道，使人受到衣被和养育，延续了千百年；上天帮助它们，人们体味它们，也延续千百年而不断，这就是我所说的“余于德”。士安生在齐鲁，是诸生聚居之地的人，家世有衣冠和翰墨，如今成为许、洛一带通达多才的人，正值盛年开始出仕，游历大藩府；对于学问，有什么不能通晓？对于任用，又有什么不能供给？铅椠、俎豆之间的事务，都不能不询问并全部通晓。以上五种“余”，难道可以忽视忘记吗？士安连声答应，于是写下这些作为记。

译省轩记 大名人王麟伯在萧山任官三年，任期已满，将要北归；他停留途中经过吴地，来拜访我，把他所居的“省轩”告诉我，请我作篇文章作为记。我认为麟伯从年轻时就已经知道诵读学习圣贤人的书，长大能够交游后，又能接触认识天下的名卿贤大夫；等到做官而不感疲倦，又能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对百里之内的百姓无愧。他一生的根本和事迹种种，都不是同辈所能比的；只是他如今战战兢兢地希望在内心自我反省，难道不是厌恶时下才人的世俗声誉，以为不值得喜悦，而希望或许能够在道上有所体悟吗？或者我这点愚见虽不足以帮助麟伯，也姑且试着把我所听说的诵告他，而麟伯也试着听听。大概我住在山中，知道天台华顶三十六峰的险峻艰难；但山中来往行走的人从来不觉得困苦。问那些行路的人，他们说山路盘旋曲折，高低起伏，凹陷突起，即使阴暗、昏蒙、云雾遮蔽，也全都能辨认道路所在。后来那个人同一群孩子在平地上嬉戏，大白天却突然跌倒；又曾经行经大河，渡过震泽，漂过扬子江，看见船夫在茫茫汹涌、仿佛吞没天空、沐浴太阳的波涛中驾一叶扁舟，眼睛没有片刻停留，手也没有一刻停止操舟；众人都因此震惊眩晕、失去措手之能，而船夫却安然自若，不认为劳苦。等到船篙停止、船货倾覆，任意酣睡，水便从船中漏入；这就是省察与不省察的区别。如今我们凭着渺小的身躯，行走在世事的风波中，经历人情的险阻；功名利禄从外面诱惑煽动，妻子儿女的饥渴又从后面逼迫驱赶。这样即使想要自省，也没有空闲；而颠倒迷乱、陷溺其中的忧患，又凭什么能够避免呢？所以古人居处时一定在盘、盂、几、杖上刻铭文，以便在看见时自省；行动时一定用珩、璜、琚、琼的佩饰声节来提醒听觉；穿鞋时一定有絇来提醒脚步；饮酒时一定有禁戒来节制酒量；驾车时在车轭上自省，站立时在佩玉上自省，交际时在言辞上自省，侍奉命令时在容色上自省，斋戒时在祭祀气味上自省，睡眠时在梦寐上自省。这还只是说平居闲暇之日，依照常情而保持警惧。古代学习道术的人，说到能够自省其身，没有人超过曾子。曾子临死时启开手足，自认为能够保全身体归还父母；而小人姑息的亲爱，反而在拿蜡烛的童子面前感到惭愧。蘧伯玉能够悔悟自己四十九年以前的错误，活到六十岁便六十次变化；他能自我警戒，即使年高而见识卓绝，也没有一丝衰颓昏惫的气象，那么他的精力刚强，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我比麟伯年长，而我只是蓬蒿般的资质、俘获般的器量，身体不等人恭敬便已卑下，言语不等人删简便已迟钝。麟伯居处优裕、受人奉养，声望和实际都比我丰厚；连我尚且不敢懈怠，麟伯又怎么能够安然无忧呢？只要各自不要像在白昼平地上跌倒，或像船篙停下、船货倾覆而使船漏水，那就很幸运了。于是麟伯说我的话诚实，让我写下来，刻在省轩的石头上。清茂轩记 剡源位于云山之间，同四明洞天犬牙交错。过去逃避世俗、幽居山林的士人，大概很多。可是旧日世家荒废，遗留下来的文书散失，我对此遗憾很久了。唯独所谓大雷山，曾是唐代贤人谢遗尘居住的地方；它的名字著于骚人墨客的赋咏之中，踪迹应当可以考察。可是剡源有两座大雷山，东西相望，相距百里，都在万山之中，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我也没有办法深入考核它究竟为何如此。两座大雷山下面，都有石门铁壁般平直耸立，湍急的水流贯穿其中，因此叫作“门”。东边的门恰好离我家不远，我既然没有务农，便常常因卑微事务往来其间。门旁有龙祠，我间或随父老去祈祷拜谒水旱之事，很喜爱那里的土地狭小却不枯瘠，山势尽头却不凶悍，云气泉流幽深蔽密，竹树繁茂浓密，私下认为谢公的居处大概就在这里。寻访其间的聚落，只见房屋依高处层叠如飞，平坦低凹处展开菜圃；青瓦屋檐、白粉墙垣，时断时续、时隐时现，歌谣声忽然从草木丛中传出。啊，真是奇异！有个毛氏子弟毛震卿，秀美端正而学习文章，他的屋舍正对着溪山低伏之处。毛氏自曾祖、高祖以来，世代都被称为宽厚的长者；到了他的父亲，才因辞赋被乡里推荐并上报天官。于是招徕宾客，收藏异书，在燕居之处左边开辟一轩，命名为“清茂”。我每次经过那里，都汲泉饮酒歌唱，坐在树荫下，为之徘徊而忘记离去，大概不只是因为它的居处。我曾在轩中就眼前所见问震卿：“你知道你的轩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吗？这泉水是清澈的，流出去可以到达大海；它有没有始终保持今天的清澈呢？也有不到一百里、几十里便停住的吗？这树林的树木很茂盛，远望郁郁葱葱，令人喜爱；若追踪取得它们的木材，有的能合用于九筵之室吗？也有砍来做鸡豚的栅栏、猿猴的栈道的吗？这些都无法预先知道。如今您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幸好没有四方事务的牵累，努力务农以使家产丰美，估量才力而谨慎出仕；一匙饭食也一定劳作之后才享用，一步之地也一定察看之后才踏上。我见过祖父隐居务农，子孙凭借这些积累成为通达之人的；却没有见过已经成为通达之人，而子孙还能返回务农的。为什么呢？他们祖先的善行，郁积在田亩之间，积蓄了百年，所以一旦发扬出来也不算突然。等到富贵显盛，服饰鲜明华美，车舆侍从美好，便以过去的朴陋为耻而想改变它；已经散失的朴厚，一旦决裂便再也收不回来，形势如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看你的志向和年纪都不是我所能比的，只是你现在正温和而坚定地希望安静自守，仿佛有所等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里、一日〕 你不沉溺于权势俸禄之外，而我也厌倦奔走，渐渐接近老年了。我们能免除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况吗？”震卿听了，洒然醒悟，说：“太幸运了！”但一定要把这些写下来，以警戒后来的人，于是写成这篇记。

译恕轩记 东平程侯士誉，在我州任通守。他待人和蔼，如同对待兄长；以礼接待士人，如同对待宾客；以宽恕体恤百姓，如同对待子女；以严厉驾驭属吏，如同对待奴仆。唯独对于奸恶首领、侠徒党羽和贪婪之类，憎恨他们如同仇敌。每次临堂处理政务，心平气爽，像春日温暖和煦；一旦抓到这些人，便反复审究、严加拷打，丝毫不宽贷。逃亡者被捕获，拖延者受到追究。因此平日里那些世家大族彼此勾连、作恶的子弟，收敛踪迹、改换行业，全州都称快。但不得志的人，也暗中躲藏伺机。有一天闲暇时，我曾到他退公后的住所，见室额上题着“恕轩”。我请问说：“莫非其中有压抑克制之意，像古人佩琴、穿韦那样吗？”“恕”作为名称很简约，但它的道理非常广大，儒者大概很难说明。人的情感有刚柔缓急，处世有拘束通达，办事有宽厚严猛，更不容用一个标准概括。最重要的是，人们常常苦于不能体察彼此的利害和喜忧。一旦不能相知，即使同床也像隔着楚越，同胞也疏远得如同路人。何况手持三尺法令治理一州百姓，地位悬殊、名分隔绝，内心有深厚感情、表面却严峻；想兴办对他们有利的事，去除对他们有害的事，顺从他们所喜爱的，违背他们所忧惧的，实在艰难啊！所以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常常先把自己的处境推及他人。他说：“在我还没有来到这个州之前，住在家中；我在家里做长辈，担心承继我的人不能同我和睦，所以推己及人，便以和睦对待家中长辈。我在乡里做士人，担心同我交往的人不能以礼待我，所以推己及人，便以礼对待士人。我居住在乡里，看见邻人因百姓困穷而无处申诉，而主管官吏又不体恤他们，我非难这种做法，所以推己及人，便以慈爱对待百姓。我身居官位，看见有些凭爵位官职显贵、将要掌权的人，任用官吏后挟持权力暴虐百姓，却不能驾驭属吏，我讥笑这种做法，所以推己及人，便以严厉对待属吏。至于奸恶首领、侠徒党羽和贪婪之类，是天道所不容、公法所必诛的；自从我有知识以来，内心就真诚地憎恨他们。把这种心推及他人，谁会说不是这样呢？”因此，按文理来说，以自己的内心为恕：人所希望得到和睦、礼遇、慈爱、严正对待的，我也依照他的内心这样希望；人所憎恨的，我也依照他的内心加以憎恨。用自身来察验，用事情来验证，在家庭中习行，在国家中实行，大概没有一处不是恕。况且虎狼不逃避，羔犊不能成长，蓬草莠草不除，禾黍就不能兴盛；奸恶首领、侠徒党羽和贪婪之类不能清除，良民就不得安宁。做长吏的人，只有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有所不宽恕，然后才能实行真正的恕。所以说：“仁者一定勇敢。”又说：“只有仁者能够憎恶坏人。”尧舜治罪于四凶，周公惩罚荆、舒，诛戮管、蔡，仲尼诛杀少正卯，他们所实行的恕，广大极了！这对于政事有什么损害？对于程侯的本意，又有什么不合呢？至于我，又哪里还需要对这些话加以赞美呢？这时程侯听了，飘然欣喜，肃然振作，说：“美好啊！您真是善于说人情道理，请为我把它写成记吧！” 苍翠楼记 宛陵有许多名山，人们因为李太白曾经喜爱游览这里，常常夸耀谈论。然而这个州多是平缓山冈和浅平陆地，住在城里的人起初并没有得到登山游赏的机会。出城向西七里到王敬叔的居所，宛陵的山便从四面聚集到他门前：近处的盘旋环绕，远处的层层排列。敬叔的居所，是从他先君子时代栽植的；古梅、老桂、长松、茂竹，阴森繁茂，俨然如同云门石洞。有一座楼横卧高耸在山顶，尤其同群山相称。敬叔取李太白诗中的语句为楼命名“苍翠楼”，又向我索取文章作记。我认为天下万物，凡是不能忘情于荣辱成败的人，往往要借助名声来行事：名声荣耀便荣耀，名声受辱便受辱，名声成功便成功，名声失败便失败。然而取得事物，必定各自顾念身份分际。所以季氏虽是强大的大夫，也不能越过国境而占有土地；东陵的孙叔敖虽是贤相，也只敢取寝丘那样偏僻的地方作为封地。只有那些高旷奇逸的人，不向时俗求取，也不受外物拘束。山林草野、烟霞泉石之类，又不是人情所争、舆论所禁止的东西，所以可以多方收取、任意占有而不必计较。如今苍翠楼寄托于太白，正是如此。当太白来到宛陵时，只是出于一时飘忽而神思飞驰，气势高迈得不可测度。宛陵在江东，古代本是衣冠人物、玉帛使者往来聚集的地方，想来那些著名的王侯贵卿，车辙马迹到处都有。如今过了一千百年，才知道太白一人常常游历这里。更有甚者，即使不是太白经常游览的地方，也想牵引挽接他的平生辞藻而使自己沾光。唉，这难道不是因为那个人吗？我看敬叔天资明朗爽利，不耐受拘束，时常头戴幅巾、身穿野服，潇洒散淡，超然尘外。他家中资产不能积到百金，却常常喜欢招待宾客、置办酒席；酒兴浓时便同兄弟高声歌唱、放声吟咏，提笔写作全无俗人的气韵。像这样的同类，本来就应当得到太白的赞许。我很遗憾生得太晚，没能认识他的先君子；但从他的家业规模、行迹和井然有序的家风，已经大略能够了解先君子了。

译充安阁记 我住在剡源的房屋还不到二十楹，便在其中隔出后部，垂帘遮蔽，作为一座阁。冬天舒展帘子，夏天打开窗户，温暖、凉爽、昏暗、明亮，随时开合来趋向便利。人人都不能忍受它的狭窄和劳苦，我却住在其中越发安适。家中没有够吃一早晨的储粮，也没有价值兼金的财物，却有一车书，全都取出陈列在阁的四周；我坐着阅读，躺着诵读，书籍左右纵横，充满其中，没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命名为“充安”。我曾感叹说：“从前周元公说过，君子以道充实自己为富，以身体安适为贵。我不敢希望成为那样的人，但希望实行他的话，可以吗？”然而名字虽取了很久，仍然疑惑。有一天忽然醒悟而笑着说：“我之所以对元公的话疑惑，难道不是因为把富贵看作美好的事物，却不敢据有吗？听到它的名称尚且疑惑，若遇到它的实际，又将怎么办？所以不可以没有学问。”如今我本来就是剡山的贫穷人，而过去应该出仕的也是我。有人出仕，有人不出仕，而我本来是同一个人。从前曾看见有人乘车走在路上，没有乘车的人便一起羡慕他。后来在路上遇到大官，那些乘车的人却先俯身下车，难道不是因为大官更加高大显赫吗？按等级推而充实它，人与人之间相互羡慕便没有止境。而山林中的道学之士便非难、讥笑他们，说：“这些人都不足以实行我的道。”这样的人也算高尚了；又有遗弃世俗、忘却外物的人，笑那些自以为高尚的人说：“他自管做他的事，我为什么要把他挂在口上？”他们非难讥笑的行为，与我同他们一同走在路上相似：像壮年人观看优伶，不发怒也不喜悦；像吃饱的人看婴儿珍爱自己的糕饼，既不吞咽，也不吐弃。既然如此，那么我如今的贫穷，对我究竟失去了什么呢？我奔走四方，不懂田地耕种收割之事，如今才开始努力做农活，而筋骨已经疲惫，无法勉强。可是我的居所左右前后全是农人，我怎么能独自安然推辞劳作呢？我呻吟着弯腰劳作，一年后懂得农时，二年后通晓农事，三年后寒暑燥湿都想同他们一起适应变化。每当放下锄头、解下斗笠的空闲，便进入充安阁休息，心里带着一本书翻阅；看见古代的高人名士，如鸱夷子皮、张子房之类，在兵革艰难中辛苦奔走，晚年脱离不可测的危险，抛弃千金和丞相印，竟然无处可去、无所欲求，不能像我这样在乡井间徜徉、在田园中栖息，悠然做一个无名布衣。看见申屠蟠、司马德操等人躲避战乱，在贫困俭约中保全自身，仿佛可以不参与世事，却又身列名贤之中；他们的风采使四方人士奔走聚集，却不能像我这样交游疏少、同党弃绝、被人指斥。他们连在是非褒贬之外舒展眉头、放开脚步都做不到。看见皇甫士安、王仲淹，庆幸他们可以充实沉默、自我容身，又何必著书来在当时求取名声？看见诸葛亮、公房乔丞相，从田野崛起而飞腾于风云之中，感叹他们忠诚辛劳至死，又怜惜他们的子孙，于是舍弃家世原有的耕渔旧业，使自身轻易涉入仕途。而我在这座阁中，心思不向远方驰逐，事业不羡慕别处，时常勤劳而起身，遇到疲倦便休息；屈伸俯仰来舒展身体，周旋行走、游历观察来舒展眼目。环墙之内，方丈般狭小的地方，却收藏具备山海间众多事物，也寄寓着宗庙百官的美盛，聚集着古今九州万里的交会。正当精神畅快、身体舒适时，哪里还在意王公的尊贵？哪里还看得见宇宙的广大？哪里还羡慕千百年以后、别人会称我为什么人？何况人间区区的饥寒得失、荣辱之情，哪里值得用空话来耗费精神？把这些话当作充实自己的道理，安于元公所说的话，可以吗？不可以吗？况且这是我的阁、我的名字，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别人认为可以不可以，又有什么关系？说完，几个孩子放下书、拿起笔，请求说：“老人今天说的话，比韦弦之诫还重要，不可以不记下来。难道只是老人自我命名而已，其中也有教诲吧。” 于是我把这些话写在阁的墙壁上。松风阁记 山阴人王德玉的居所在州城东角，凭借台池的秀美、林丘的优胜，横向俯临其上建了一座阁，命名为“松风”。后来他对我说：“您认为怎样？”我认为山林风物在耳目和情态上的不同，樵夫野客能够深刻了解，却不足以使他们感到快乐；江湖市朝之间，涉入世俗的人偶然得到它，足以感到快乐，却不能深刻了解。像我这样的人，或许能够既了解又享受它；德玉或许可以听听。如今所谓松风，起初从阴暗的山岩间发出，在山丘上震撼。当天地闭塞、万物枯槁、鸟儿栖息、兽类藏伏、道路无人来往，沙石被风吹得飞走，林谷震动而使人惊恐时，这风冲撞呼号，触碰它的容易受伤，正面承受它的皮肤会被摧裂。若不是坚固完整而不被虫蛀、安静严密而自持自重的东西，很少有不被它摇撼的。这只是恰好遇上了它的愤怒。等到风曲折舒缓而停止，和缓从容地运行，春日温和、天气明朗，人和鸟兽安乐宁静，山光野声彼此显得清新美好；这时风徘徊在曲折的山谷，流转于平坦的树林，高起的树木随之起舞，倒伏的草木仿佛含笑。即使在小土丘和丛生草木之间，也可以舒展心意、自得其乐，何况高耸的山木呢？这又是恰好遇上了它的喜悦。至于暴雨将要停止、幼嫩的暑气正盛时，幽居的人忧愁受湿，隐伏的人害怕喘息；无论千金之子，还是居于狭室的平民，都郁闷得不能逃避。忽然微风飒然，带来一丝清凉；帷幕被吹起，衣襟可以敞开，打开窗户一看，只见苍云疏淡，清气仿佛撑起屋宇，细尘不动，四周孔窍仍然寂静，而清风已经飘然流动，使人感到爽快。仿佛置身清冷的深渊，吞食沆瀣之浆。正在这时，可以投壶雅歌，可以抱膝长啸，可以仰卧休息，可以放声笑傲。这可以说是快乐到了极点、遭逢到了最适宜的情境，世人所说的松风，大概就是在这里得到它了。如今德玉居处厌恶繁华喧嚣，出仕又以追逐功名进趋为耻；他清静修身而努力学习，虚心待人而敏于做事，看待人间的得失、休戚、荣辱、喜惧，难道会同寒暑的变化有什么不同吗？只是我所说的坚忍自持、内心自得而逍遥，小有失意却不改变，大得愿望却能知止，是否也能遇到那种恰好的际遇，获得清爽的快乐呢？古代君子三次行礼才进见，一次辞谢便退处，弹琴著书，吃蔬菜喝清水，却把这些看得比乘轩车、佩绶带更荣耀，比享用鼎俎珍馐更甘美，正是采用了这种道理。德玉在学习之余登上这座阁，想到这个名字，内心一定会有洒然舒畅之感。德玉说：“这就是我的快乐，也希望同客人一起享有它。”于是我写成这篇记。

译拂云阁记 贫溪道士卢明仲已经在自己所居的庐峰山中创建了玉清观，又在观上方搭建一座阁，用来安放心神、放眼远望；他取自然界最清、最高的云来题名“拂云”，并向我征求文章作记。我感到奇怪，说：“唉，真有这样的事吗？云从微茫之处生发，散入蒙昧之中，又返回虚空；来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去时不知道到哪里终结，它没有固定停留之处竟然如此，而你却想把它取来作为清、作为高，大概是人勉强给事物命名，说它如此，但云难道真是这样吗？况且我住在山中，对云颇有了解，请让我大概为明仲说说它，而明仲也大概听我说说。过去我曾经强健时入山，疲倦后归来，却迷失了乡路；远远望去，在数百步、千步之外，以为云都在墟市村落之间，可是到了那里却没有云；又在数百步、千步之外眺望，以为云在郊外道路和篱笆之间，到了郊外道路和篱笆处却仍然没有云；又在数百步、千步之外眺望，以为云在树林草丛、山崖深谷之间。这样从墟市村落逐步寻到树林草丛、山崖深谷，距离云越来越近了；但走近它、贴近它，云最终还是无法占有。这是为什么呢？云本来可以同人相遇相亲，但若想把它记录下来并据为己有，就不可能了。人们求道而希望有所领悟，也正是这样。那些被道路阻隔而忘了归途、迷失在异乡而不知道寻求的人，暂且不论；幸而能够回归并寻求道的人，起初总以为道在言语章句之中，于言语章句中求而不得，便以为在名物度数之中，于名物度数中求而不得，便以为在居处起居、行动休息之中。所谓在言语章句中求，就是在市墟、井邑、村落一类事物中求；所谓在名物度数中求，就是在郊外、道路、藩篱、护栏一类事物中求；所谓在居处起居、行动休息中求，就是在树林、草木、山崖、深谷一类事物中求。人求道而能够摆脱言语章句，超越名物度数，只从居处起居、行动休息中取得它，用心精纯而见效敏捷，比普通人高明，何止高出万万倍？但难道道只在居处起居、行动休息之中吗？明仲登上这座楼阁，澄澈地观察、反躬自省，凝神思考、安静察看，一扇窗户的开合，一张几案和一座床榻的纵横，一幅巾幕的张挂与收卷，没有一样不是道。难道只是一片云吗？一泓泉水和山石的俯仰，一草一木的舒展与卷曲，一禽一虫的鸣叫与沉默，也没有一样不是道。然而就这些事物去求道，哪一样又不能得到呢？即使是你家计然那样的智慧，也无法推究；庄周那样的辩才，也无法领悟；那么我又应当再说些什么呢？明仲久居山林，淡泊于世间，没有奔走争逐的念头；性情笃厚孝顺，奉养一位母亲，已经年老，担心她在清清西庐峰下，面对她时片刻也不忍离去。当今世上所尊崇的清高有道之士，不就是你们这些人吗？还会是谁呢？《潜窝记》剡源门人陈生养直，把自己的居所题名为“潜窝”。有位客人对此感到疑惑，便对剡源翁说：“陈生年纪正当壮年，志气正盛，却突然从事于‘潜’，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有一天闲暇时，我把这件事问陈生。陈生说：“那位客人哪里知道我的‘潜’呢？我的‘潜’有三种：我年轻时根基浅薄，在家中做子弟，怕与同类相处不能通达，疏于礼仪，所以愿意潜心于学习；年长后经历世乱，怕忧患耻辱逼迫自身，所以愿意潜藏于声名之外；年纪更长而将要老去，又恐怕没有什么可以流传久远，所以愿意潜修德行。因此建造这座窝并题名于上。早晨出去，踏上它的外面，我时时忧思不安；晚上回来，睡在它里面，我忧虑深重。起居饮食、呼吸休息，凡是这三种‘潜’，我都不敢置之不顾，哪里还在乎那位客人的议论呢？”起初我因避难来到西边，幸而同陈生家成为交往多年的故旧，便到他家拜访、住宿。那时看见陈生在人群中像雁行一样行走，步伐峻拔秀美；后来他跟随众位孩子读书求学，我知道他的见识一天比一天高，却私心未能察觉，只以翰墨之事相互交往；行藏、离合的变化，忽然之间竟不知岁月已经改变了多少。直到如今听到他拒绝客人的话，才觉得心中爽然，却又为自己的无知而惭愧。大概我对于‘潜’，也已经习练了五十年，却仍然担心自己没有达到它的境界。于是按照他的意思作诗三章，歌咏它来助长陈生的志趣。第一首歌唱道：“陈生确实潜心于学习啊，宁可忠厚诚恳地实行；保持质朴啊，不要喋喋不休地自以为觉悟啊。”第二首歌唱道：“陈生确实潜藏于声名啊，春天的花朵鲜明茂盛啊，还要经过风霜才能成就啊。”第三首歌唱道：“陈生确实潜修于德行啊，少取外物来充实我的德宅啊；即使求贷也得不到，就暂且耕作来供养自己啊。”歌唱完毕，于是把这些话写在窝的右边，作为记文。至大己酉年季冬十六日。

译《寿乐行窝记》当初我年幼时，读《论语》读到“仁者乐、智者寿”这一章，心中很疑惑。有位老先生教导我说：“人只要没有外物来牵累自己的心，就能长寿而快乐。”我当时喜欢这句话说得简约，却始终不能理解。大概自从我涉历世事以来，在人世间经历世故、苦乐、荣辱四十年，才知道这句话在道理上精妙。现在人居处于世间，虽然强弱、劳逸各不相同，但寿命大致都可以期望达到百岁。财富达到万金，地位贵至卿相，以及住在陋巷、只有一瓢饮食的贫贱之人，只要满足各自的追求，也各自能够得到快乐。然而从上天得到的，有时会在人事上失去；从人事得到的，有时又会在天命上失去。所以山林中空旷自适、以矫异于世为高的人，学习庄周、列御寇之学，难道不希望长久地活着、富贵地生活吗？他们说：“人长寿便会遭受更多耻辱，面南而王的快乐，不如身处泥涂而没有忧患。”而沉溺于市井朝廷的士人，甚至服食金丹、相信方士，盼望长生不死。侥幸苟且生存下来，也不过是在财货、声色、歌伎、狗马、宫室等琐事上奔走，以满足耳目的欲望。我认为像这两类人大概都错了。只有心中没有外物牵累的人不是这样：他的内心宽舒开阔，如同山岳无所不容；即使仓促之间、颠沛流离之际，也不能使他的志向改变。他的外在表现安闲流动，如同水顺着自己的方向流去，即使道路崎岖、曲折百转，也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它。因此，他的内心虽然不刻意追求长寿和快乐，长寿与快乐却会自然到来；虽然不必推辞它们来显示清高，但长寿与快乐也不能成为我的负累。这就是仁者、智者的道理。古睦人邵德芳年轻时与我同游太学，同在礼官中选任，后来又在铨曹任职；同年时曾奉檄考察两浙进士，同僚在那时意气轩昂，非常得意。后来我们彼此隔绝，互不相知。我困居海边，而德芳离开故乡，侨居松江五湖岛那种偏僻幽远的地方。一次偶然游历遇见他，只见他面色苍老、胡须斑白，已经完全没有当年的样子。与他连坐数日，他感叹压抑、忧郁可怜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口。我问起他居所的用意，他说：“我家在睦州，有先人的旧宅，曾经在西边并建一座堂，名叫‘寻乐’，堂旁又建了三座亭，前面两座，后面一座，可以休息，也可以远眺。如今居住在松江，还不能得到这种快乐，却不敢忘记它。姑且仿照它的大致格局建一堂一亭，寄托我的思念，并准备题名为‘寿乐行窝’，你认为怎么样？”我很高兴德芳的德行已经有所成就，能够在世故、苦乐、荣辱中随所居而安，不受外物牵累，这与我的心意相合。我写下前面的论说告诉他，于是把它作为《行窝记》。《芷屋记》我的同乡朋友范龙友，字云仲，曾经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芷屋”，并来请我写文章作记。我曾问他：“云仲的屋子共有几间，种了多少芷？”云仲说：“我是贫穷的人，还顾不上这些，姑且借《离骚》中的说法来寄托罢了。”我听了他的话，私下很有感触。大概我年轻时就喜欢《离骚》，暗自想到自己的居所靠近市场，喧闹而狭窄，因此曾经想要写些楚人的飘逸浅近之辞，借此自我排遣。后来又想到自己所服食的东西、所佩戴的东西、所喜爱的事情、所寄托的情怀，只恨自己与屈大夫同生在江南，却往往不能通晓《离骚》中草木的名称，难道是由于湘地、浙地的风气和土俗不同才这样吗？过了很久，我得到一个官职，游历楚地，天天同楚地那些博物通文的人交往，拿这些名称一一询问他们，他们茫然无知，与我们浙江人知道的相差无几。我这才完全明白，学习骚人，并不必以辨识名物为主，不过是姑且取其志趣罢了。然而当时我免不了受科举和利禄驱使，凭着不足取的资质，在千万人的喧呼场中争逐得失，顶着风露，冒着暑雨，跋涉一二千里水陆路程，来求取微薄的俸禄，这哪里值得拿来同屈大夫的风骨谈论呢？近来我的形貌憔悴枯槁，气质也发生了变化；往日从《离骚》中零星拾取来娱乐自己的片言只语，一经触动内心，便不知不觉百般忧愁一齐聚集。这样听到云仲的话，难道不也是有一种不约而同的感受吗？虽然如此，云仲的话和云仲的志向，都是我赞美并仰慕的。但名称不能没有实际根据。我近来居住的山麓旁有许多闲置的土地，很想规划几十到一百弓的地方，开辟一畦药圃，聚集各种芳草环绕种植；四时攀折观赏花枝，搜寻采摘根茎果实，用这些来寄托一个衰老而穷困的人生。于是想到楚地的江蓠、杜衡、蘼芜、宿莽、蕳兰、蕙菌之类，还可以按类别取得；只有《离骚》中的‘芷’，并不止一种名称，有辟芷、白芷、白蒵、芳香、药等，大概都属于芷。然而这种植物应当在江南最为常见，却最不容易辨认。云仲如果确实有它，幸好请拿来送给我，以补山中的缺少。只是芷并不难得到，而我的药畦何时建成还没有期限，恐怕也会同云仲的屋子一样只是名义罢了。”云仲笑着说：“姑且把它记下来吧。”

译《拟晋山房记》集贤学士、河东人李士弘公以喜爱书法闻名天下，稍有空闲便取笔纵情书写，仿拟晋代王右军的书法。其山房中的窗壁、几案、格架、砚台、坐席以及各种供具、花木，都显出鲜明的晋人气息。因此他把居所题名为“拟晋”，并请同游之人来向我征求文章。我起初听说后很疑惑，认为集贤公的居所靠近朝廷，既因文学而任近侍从官，出任地方官时又成为贤能的二千石官，摧抑强暴、扶助善良，救济饥民、整顿弊政、振兴废弛、扶起坠败；离任已经很久，却仍能使百姓歌咏思念而不忘。这样的人，才干还有什么不具备，古人还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呢？为什么偏偏取晋人的书法名声来比拟自己呢？唉！上天生下这样的人，赋予他聪明才智和技艺，必定是要使他有所作为，用于世间。人的耳目、手足、筋骨、精力，如果不时时役使运动、劳苦锻炼，以疏散昏滞，那么血气不流通，疾病就会产生。所以古代君子生来没有不精通卑贱事务的；到了闲居休息时，投壶是用来练习射箭，歌诗是用来学习舞蹈，至于干戈、羽籥、琴瑟、算术之类，没有不学习的。书写刀简、简牍，虽然不像后世那样讲究精美的笔墨，也往往要通晓它们的道理并发挥其全部作用。一旦仓促地被起用，面对军务、出掌政事，也不至于有畏缩怯弱、彼此抵牾的姿态。秦、汉以来，这种风气仍然存在。党锢之祸兴起后，士人开始把清虚自守看作高尚，把人间事务全都视为糠秕，认为不值得去做。到了晋代，风尘终于遮蔽视线，真正无须用力于世事，于是各自只凭书法流传后世。王右军在当时同辈中流传最盛，即使他的书法精妙，也还由于他本人胸怀冲淡、见识高妙，具有美好的谋略和沉静的操守，才使书法因此相辅相成。何况不只是王右军；假使其他人都像王敦、郗超一类人物，千年以后人们看到他们的遗迹，恐怕连鄙弃唾弃都来不及，又哪里会把他们放在口中称道呢？如今我们的集贤公生在兴盛的朝代，处在安逸而有所作为的地位，他出仕时如鸿鹄高举，退处时如豹隐山林，万万不应当以山林丘壑限制自己。至于翰墨一事，他并没有忘却，大概只是安闲舒适、从容自得，姑且借此寄托心意，以便俯仰自适罢了。难道能凭此窥见公深藏不露的德性和才机吗？因此，了解公的人一致说，我对公的期望以及公可以用于世的地方，确实不只是如此而已。请让我把这些话写下，既用来安慰公，也用来勉励公。《剡源文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四　元·戴表元撰写记文 《陶庄记》古人所说的隐士，是指他的才干足以出仕，只是时运没有任用他；他的志趣不屑于屈从，于是离去，放身于山林田野之间。这样，他内心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世人也会听闻他的名声。所以孔仲尼称赞野人有礼乐，史官评论大夫的才干说：“登上高处能够作诗。”假如做野人却没有礼乐，登高又不能作诗，只是住在简陋的屋舍、饮用山谷的水，愚昧无知地做个百姓罢了，算什么隐士呢？我曾经同鄱阳的吴熙载纵论这件事，为此三次叹息。后来熙载拿出他居所陶庄的许多诗让我读。陶庄在鄱阳西山下，溪水曲折流淌，林木茂密葱郁。起初不过是庄子旁边有个以农为业、姓陶的人家，把那里当作场圃。癸卯年冬天，熙载从钱塘归来，远望那里而喜欢它。便在低洼处筑屋居住，在低洼处的旁边又建别墅，因势引低洼之水流成池塘；栽种秀美茂盛的丛木作为园苑；横跨建一座楼来弹琴，匾额题为“清音”。楼的北面是房屋，收藏书册、砚笔、壶觞一类物品，名为“集雅”；中间是堂，深沉而开阔，名为“燕超”；西面是斋，陈列三代以来的石碑、铜器，以及历代书法名画，名为“玩古”；东面是轩，临近泉水，名为“观鱼”。北面空地上建有两座亭子，名为“防云”“驭风”；门的南面有小路，名为“五柳”，桥名为“双桧”，总称这座别墅为“陶庄”。熙载既为它命名，又作了诗；鄱阳又有许多世代显贵的旧家和遗逸儒士，人人都会作诗，天天相互饮酒聚会、唱和酬答，以此为乐。因此陶庄一天天为人所知，而熙载正值壮年，才能足以出仕，凭借文章和事业声名传于当权者，历经四次迁调来到这里，任本州通守。陶庄虽然美好，他却不能安然居住。唉！像熙载这样的人，难道不正是我所说的那种才干可以出仕、也可以隐居，内心对自己无愧，外在又能闻名于世的人吗？虽然如此，熙载如今确实还没有能够居住在陶庄。他的志向虽然不屑于屈从，但现在正被时世任用。熙载奔走四方，北到居庸，南到昆仑，东到溟渤，西到岷峨，经历风霜和道路险阻，似乎还没有厌倦。如今作诗，正应当让太史氏登台歌咏、配以弦乐，在明堂和清庙中奏笙，等待将来功成名就，洁身归来；到那时询问园池花木，原来都还安然无恙，再慢慢同鄱阳诸位老人，或像我这样的过客，一边婆娑起舞，一边笑语吟咏，以补偿陶庄隐居的乐趣，也还不算晚。《董可伯隐居记》世上自以为高尚的人，大多把隐居寄托在山林之中。山林离人世很近，贫贱的人住在那里会使身体受累，富贵的人住在那里又会使名声受累。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安适的办法。于是又有逃避行踪、断绝世俗的士人，希望在事物之外求得超然，以此求安，却终究不能免除内心的牵累。这是因为情况不同，缘故也不同。我的朋友董可伯居住在连山万竹冈的南面，我曾经到访并熟悉那里，由熟悉而知道他的主张。大概他的居所前后左右全都以竹子作为藩篱屏障，旁边靠近卧室建一座小轩，间或种些荷花，便命名为“深净”。稍向东开辟一座亭子，老梅交错，便命名为“青白”。转向稍西，建造凌空而起的书斋，名为“防易”。再转向更西，俯视潴山的池塘，名为“防泉”。经营布置得疏朗、偏远、曲折幽僻，仿佛没有一丝一毫同世事相接。然而可伯天性从容，言语行动周详稳重，并没有因为懒散而废弃江湖间的交游应酬，也不至于忘记宾主礼节。遇到风和日丽的时节，他戴着便帽、穿着野服，有时分散坐在草地上共同饮酒，有时临水杂咏，悠闲俯仰，既有符合心意的安适，也兼有与外物相亲的乐趣。等到酒尽席散，庭院安静、帷幕升起，浮云在天空，流水绕过石阶；有时焚香凝神伫立，有时展开书卷作遥远的思索。人间爱憎、喜怒、休戚的感受，是非、荣辱、得失的劳役，也都不能进入他的内心。这样隐居于山林，可以说心迹都超脱了，身体和名声也没有牵累。不过，可伯是学习《易经》的人。《易经》这部书本来并不专门为隐士而设。孔夫子晚年学习《易经》，却周游天下、推行圣道，直到终身；韩伯休学习《易经》，因言说而建立教化；王仲淹学习《易经》，传授学业以赞助教化。大到政治，小到风俗，几乎没有一处不是《易经》的道理。得到《易经》却不能善于运用的人，就是京房、虞翻、郭璞。可伯在这些方面选择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