剡源文集卷四　　　　　元　戴表元　撰记

译《玉林记》学仙者、贵溪人桂君的居所，名叫“玉林”。有位客人对此感到奇怪，便来问我。我认为“玉林”这个名称究竟因何道理而得名，不可考知；姑且就我所能知道的，略为客人说明，也请客人略微听我说。天下万物，没有生来就尊贵的；生来便尊贵的，没有比玉更合适的了。但玉和石本来属于同一类。玉和石同类，却比石尊贵；这就如同仙人与凡人共同生活、共同游处，而凡人却不知道一样。如今人们谈论仙人，往往说得过于高远，以为仙人应当在云霄、风日之外，不吃不喝却没有饥渴，不穿葛衣皮裘却没有寒暑，不乘车却能奔驰，不乘船却能游行，甚至寝居、巡历、服用、玩赏等一切事物，都应当穷奢极靡，兼有王侯将相所没有的东西，经过豢养享受之后才算尊贵而快乐，于是“玉林”的说法便兴起了。假如真是这样，也不足为怪；但他的内心光亮闪烁，正要同世俗之物争胜负，那怎么能与世人不同而成为仙人呢？至德的时代，把珍珠沉在深渊，把黄金藏在山中，这样尚且还没有免除顾惜之心。就我这一类读书人来说，少有真正懂得道的人；即使看到璆琳、琅玕从眼前经过，也真能把它们视同泥沙瓦砾，不放在心上，何况是仙人呢？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古代杂书和图画中所记载的仙人踪迹，往往都是蓬头垢面、穿破衣、吃粗食，混迹尘埃市井，接触腥臊污秽腐败之物，却没有一点世俗杂念，处处表现得超然；对于玉林，又有什么拘泥的呢？或者说，玉是最接近仙道的东西，因此人们多称说蓝田、荆山。蓝田、荆山的玉，确实很多。当卞和氏的时候，不识玉的人都把它当作石头废弃；世上又很久没有像卞和那样的人了，怎么会不全都变成石头呢？过去有吃玉的人，在蓝田求取玉石，到那里总能得到很多；玉石取用以后，剩下抛弃的东西全都光明莹润，没有一样不是玉。后来人们沿着他的踪迹，到原来的地方寻找，却一块玉也找不到。由此可知，同是一块玉，遇到能够识别它的人就是玉，遇不到能够识别它的人就是石。唉，所谓玉林，难道它的真实情况也正在有与无之间吗？桂君年纪很轻，资质纯厚，气质清明；他的师承和所取法的榜样，都是高流名士，与我交情深厚。客人前去向他问路，离玉林已经不远了。《蕺隐记》越州处在东南水陆交通的要冲，轻舟迅速飞驰，强健的骑马也能疾驰，可以早晨到荆、吴，晚上到齐、晋。过去那些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家中富比金张，人身贵过陶朱、顿丘之富，多得不可胜数。而江湖间喜爱游览的人，在山中仰慕云门、禹穴，在水上夸说鉴湖、若耶；他们往往还特别喜欢荒凉废墟、偏僻山坞、人烟稀少而开阔的地方。蕺山依附在州城东边，虽然越地人也未必知道它；游览的人询问山名的由来，原来从前越王句践常在这里采蕺。后来王内史逸少居住在这里，后来又改建为戒珠寺；于是越地人即使有游览者，也已经很久忘记这座蕺山了。有位儒者王廷吉住在山的南面，把读书的书斋命名为“蕺隐”。我听说后感到奇异。又有一天经过那里，才知道蕺山距离他家还有半里路；然而郊原空旷，四周没有遮蔽，从他家望去，正好像承尘背负屏风。山中的云烟、草木、花鸟，以及阴晴寒暑、昏旦之间万物的变化，都像屏帷上的装饰、几席前的玩赏一样尽收眼底，这确实可以逃避喧嚣、忘却荣辱而隐居其中。廷吉在越地属于世代相传的清白人家，自他的先祖文昌公以进士第一名起家以来，子孙历代都轻视车服官位而重视名节，轻视田园产业而重视文章笔墨。所以像廷吉这样的年华和才干，本来都不可能不为世所用；如今却谦逊地仰慕山人处士的生活，正好使数千年来遗留下的欢乐和被遗忘的美景，成为每天有千万人经过却无人顾及之物，而他一旦闭门居住，便能够独自享有它们。唉，真快乐啊！不过，廷吉的这种快乐一定有内在的修养来滋养它吧。最高境界的隐居是没有名迹的，而蕺山作为廷吉的隐居之地，也将因廷吉而显名。我从丁丑年起三次到越地。第一次到时，我看见这位儒者矫然自立，像楚地的两位龚先生那样耿介；第二次到时，我看见他和悦通达而又峻拔，像东方曼倩；第三次到时，我看见他温和醇厚而又能坚守，像柳士师。像这样，全都是隐居。廷吉回去后还应更加探求古代求道之士的学问：他们能够不被外物动摇心灵，只是内心宽舒安适；居处中供耳目身体玩赏愉悦的东西，不过是保养耳目四肢罢了，不可以依赖它们。廷吉说：“愿意接受教诲。”于是我把这些话写在他的书斋中，作为记文。

译《冰谷记》天地之间，获得气而最先形成、流动而有形且数量最多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更甚。水由气而动、由形而变，从有变为无就是云，从无变为有就是霜、雪、雹。至于变成冰，则达到了极点，但全都是水。水由气流动而成为云，人们把它看作常态；而它成为霜、雪，一定是受到时令感应才发生变化。变化过度便成为雹，人遇到它必然惊惧。有些东西数量多了便令人厌恶困苦，只有冰，人遇到它不会惊惧，数量多了也不会厌恶困苦。时令适宜时，冰本来应该出现却没有出现，国家便无法举行相应礼仪，史官还会把它记作失常。至于冰这种东西，产生于气本来无形而不浮散，寄托于形本来存在而不滞碍；它清澈却不伤害，坚硬却不刺割，明亮到可以照见事物，又能深沉地收藏容纳；严寒到使人凄切战栗，却又使潜藏的阳气在内部铺展，以促使万物发生。它可以消除烦热，可以使滋味清爽，可以排除污秽，可以消解疾病灾厉。大概它是天地的精祥，是气与形中最先觉察时令的东西。东昌人徐仲彬在嵇陵选择地方隐居，那里有园池的美景、台馆的适意，便取李白诗中的话，把居所命名为“冰谷”，并来问我其中的道理。我是剡地人，在还没有认识仲彬时，就听说同乡有个贫穷人家住在军队冲要之地，家人被军士误抓为俘虏，请求官府释放，前后两次都没有成功。仲彬任公府属吏，有一天处理到类似的文书，便把他们全都释放出来。他在婺州辅佐军务时，百姓中有无辜者已经被列入死刑名册，他竭力争取，使数以千万计的人得以活命。我听说这些事，每次都为之哽咽。后来同仲彬交游，看见他家门庭洁净整修，胸襟气度洒脱，即使守门童仆和骑马小厮，也没有收受贿赂、贪求肥膏的样子。他每天鸡鸣时起床，跟随下属询问百姓疾苦；事情的功绩记在册上，不做完便不停手。我认为仲彬的才略和德量，清正严肃、坚明而不浮躁滞塞；他办事能够惠及他人，百姓喜欢他而不惊惧、不厌恶、不感到困苦；而他的任用或舍弃又关系到世道的存亡，这些都大概符合我从冰中所取的道理。将来他更加出仕，在时世中发挥祥瑞，恩泽流布百姓，声名远播、誉望融洽；到那时，他洗涤尘垢而归来，在冰谷的泉水中濯洗帽缨，在冰谷的林中晒干头发，舀取冰谷的清露作为茶浆，取冰谷的清冷之气酿成美酒。嵇陵的居所如果能有像李白那样的名流贤士，听闻冰谷的声誉而来，就同他清谈雅歌，终日欢乐游赏、快乐饮酒，岂不是出仕和退隐都无愧，身体和声名都得到安适吗？仲彬说：“这是我的愿望。”于是我把这些话写在冰谷的墙壁上。《文溪记》明州城北四十里左右，有一条溪叫文溪。郡志认为它因山水相互掩映、碧色形成纹理而得名。学佛的本畅法师喜爱这里，便选择邻近的地方居住。时间久了，他的情谊和声迹同这条溪流逐渐相互熟悉；从远方仰慕法师而来的人，也称法师为文溪。一次我曾追问他：“这条溪最初本来没有‘文’这个名称，只是给它命名罢了，并不妨碍它成为溪流。自从人们用‘文’来命名它，喜爱才产生；喜爱产生后，人便不能放下，而这个名称将要成为溪流的负累，溪流又将成为你的负累，这该怎么办呢？”法师说：“我哪里知道名称有没有负累呢？我把自身寄托在空虚之中，混混沌沌地同众多幻象一起奔驰，同万物一起生灭。只是不能没有食物，于是就在溪边采食草木；不能没有饮水，于是就在溪中捧水而饮。有空闲时就拄杖沿着溪云游览，高兴时就借溪边的石头放声歌唱。我从溪中取得的东西不过如此，也哪里知道溪是我、我又是溪呢？又哪里知道什么是名称，什么是负累呢？况且我久而久之大概将要忘掉自身，哪里只是忘掉溪流，甚至还将忘掉人。至于人和溪流自己彼此不忘，我又何必参与其中去知道呢？”向南望去，是骠骑将军出疆之处，张将军意子中书郎齐芳的隐居地。西面背靠阚峰，吴侍中泽的故居在那里。北面连接达蓬山，当地人相传秦始皇曾经登临此山，认为可以到达蓬莱，于是向东远眺瀚海；方士徐福一类人所说的跨越茫茫大海、泛舟烟涛之间、求仙采药而没有回来，说的就是这里。俯仰之间已经过了二千年，这条溪流四周前后那些匆匆奔走的人，不是为了保全自身，就是想要满足心志；当他们正处于强盛之时，只恨不能快马加鞭抢在前面，手持蜡烛及时享乐。如今他们留下的还有多少呢？又怎么知道在山陵谷地尚未变迁之际，只有我们这些微小的人能够独自得到并占有它呢？即使占有了，又能保留多久？难道能够不被众人遮蔽和遗忘吗？这难道不值得令人慨叹、深思，廓然开朗地有所觉悟吗？这样，我和你都可以忘掉言语了。于是我听了他的话，很高兴法师的道行将要成就，不久就能离开名声、远离负累。我又赞美他的话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意，也正如这条溪并不期望有纹理，却自然形成了“文”。于是摘取并叙述这些话，作为记文。

译《西村记》古代通达之人，把宇宙当作故乡，把江湖当作屋舍，把云气万物当作身躯，把山丘沟壑当作胸怀。因此有人摆脱形体而独立，逃离喧嚣、长久游历；他们同人情世态相距很远。礼法之士便责备他们说：“人能够免于成为禽兽的祸患，是因为有群体；群体能够安定，安定而能够长久，是因为有居所。怎么可以有一天离开它呢？”这两种说法相互攻击：一方认为另一方鄙陋，另一方认为这一方拘束；一方惊骇另一方孤独。虽然有所辩论，却无法判定谁是谁非。只有仁人君子的论说不是这样：对于安居而不迁徙的人，有怀念故土的劝戒；对于离去而不返回的人，有不要忘本、死当首丘的劝勉。所以自周公、仲尼以来，即使有屈原那样的怨愤、司马相如那样的放达、项籍那样的勇武，经历流离颠沛、志气百般受挫，父兄和故乡桑梓的思念始终不能忘记，更何况那些循循守常的人呢？东平的乐廷玉，资质清正、才能优美，在江南做官二十年。江南的士人百姓爱戴他、怀念他，仰慕他、亲近他。廷玉也熟悉当地风俗，喜欢那里政事容易施行，想要离开却不能。我曾经悄悄经过他的居所，看见屋匾上写着“西村”，对此感到奇怪。廷玉说：“唉，这是我东平先祖所居住的地方。我家自昌国君以来，便在齐、赵之间有了户籍；子孙屡次迁徙，而东平的西村，自我祖先在亳地以来，到如今已经三代了。那里镇上有三山秀美而高峻，水泽有泗水、汶水汇流，聚落中有陂塘、池沼、场圃、馆舍、亭榭的胜景，产业有耕田、养蚕、垂钓、射猎、菱角、荷花、榆树、枣树、瓜果的收入，风俗中有宗族婚姻、邻里乡党、岁时伏腊、游览远眺、歌舞宴饮的欢乐。自从我来到南方，这些事情全都荒废了；每逢风和日丽、佳节良辰，我没有一次不突然触景而产生深远的感慨。所以我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西村’，希望能够时时见到我的西村。我认为廷玉离开西村出来做官，是为了施行自己的志向；做官而不忘西村，是为了保存自己根本的出处、去就之道，符合仁人君子合乎时宜的中正之义，而没有拘泥孤僻、偏执一端的过失。推究这种道理，就知道他的内心没有什么亏负。将来即使寄身千里之外，把自己托付给国家社稷，也是可以的。由此我认识廷玉的人，认为我的话诚实，而对廷玉的期许还很深远，请我写下来作为《西村记》。《秋山记》宣州作为一个州，城中居民大多依山而以山景为胜；鳌峰横亘在州城东南，比其他山略高，嵇法师的居所、所谓秋山就在这里。元贞乙未年六月，法师同我在钱塘西湖相遇，常常谈说这里的胜景，却不能详细说明，便说：“你姑且按照自己的想法替我写一篇记。”我连声答应。过了两个月，我来到宣州，这才登上鳌峰，访问秋山的居所。于是全州的胜景，溪山、城墙、楼台、田间道路、郊野风物的形状，没有一样不高高显露，仿佛一齐来到栏杆和坐席之下。我为此感叹、欢笑、惊诧，认为这座山本来就是造物者特意设置的，用来供高人逸士栖居游赏。法师说：“不是这样，我和你都只是恰好遇上这个时节罢了。”鳌峰虽然比群山高，但春夏之时，繁华景物遮蔽视线，尘世喧嚣往来不断；即使想要把这些景物收取来玩赏，纵然有才智力量，也无从施展。到了秋天，温暖的天气变得爽朗清明，壅塞的事物豁然开朗、流通无碍，因此平常难以得到的乐趣、难以获得的美景，不经谋划便获得，不经约定便汇聚而来。况且“秋”这个字有收敛之意，天地之间凡是过度盈余的东西，也都有时节加以收敛。我宣州兴盛的时候，声势传播，权力奔走，家家有公卿，户户有贵人；山能够有幸依附在他们旁边，高处是风台天榭，低处是锦林绣谷。自从兵乱以来，忽然全都化为风烟，重新变成丘墟；往日衣冠钟鼓聚集的地方，如今只见寒萤野火、幽虫飞鸟，一同在荆棘草莽间窥视游走、聆听承受罢了。所以，那些滞留于实际存在的事物已经消尽之后，我寄托于虚无之中的东西才开始完整。即使世事千变万化，但推究它最后的归宿，我难道还担心失去我的秋山吗？于是我听了他的话，心中悠然，也仿佛有所舍弃。嵇氏世代具有仙人资质，此时陵阳、琴高诸仙翁的遗迹往往还在；法师正凭道术著名、在当时受到重视，或许可以向他求取仙人的踪迹吧？《中枝山葬记》剡源中枝山的墓葬，是安葬我先父府君开始的。至元甲申年季冬十七日，墓穴坐兑向震。第二年丙戌，伯父府君去世，于仲冬二十八日附葬在先父府君墓的右旁山中，开穴采用五后壁三的格局，以鬼门在右为原则；最右边的穴安葬伯父府君，中间的穴空着作为预留穴，再下一个空穴作为左穴，于是稍稍向前，左右各留一个空穴，外面弯曲成圆形，里面都用砖砌成砖椁，仍然填实土壤，等待日后安葬；右边安葬男子，左边安葬妇女，并附葬于此。我家起初极其贫穷，来到榆林后时间又短，接连多年遭逢大丧，但不敢不立即安葬。幸而已经有中枝山，而且家世居住于此，不采用民间俚俗的礼仪，也没有僧道滥费，乡邻亲友前来祭奠和赠送丧资所得的钱物，都可以拿来作为资助，因此才勉勉强强完成了葬事。古礼规定士人死后超过一个月才安葬；阴阳家却随意解释其意，认为葬在百日之内便不必问凶日吉日。因此从开始办丧事起，我就竭力准备葬具，没有另作经营来耽误葬事。又因为江南山多水迫，难以采用中原昭穆排列的墓穴制度；墓穴多的，只能用砖椁隔开左右。中枝山的附葬穴如果不预先砌筑固定，日后便无法移动。常见世人有多余钱财，却多买田地而不储备墓山；储备了墓山又不及时用于安葬，反而在居丧期间不惜钱财，用来供奉杂祀、扩大祭礼，以博取儿童妇女的称誉。时间久了，心志转移、力量疲倦，便无暇安葬；昏庸的巫师和荒谬的史官又以忌讳祸福之说加以拘束，于是有人三年、五年、十年都不能安葬。安葬时又草率从事，不知道后来还应当有附葬者，事先不预留墓穴，到了临时才开凿，造成墓穴崩损，惊扰并损伤先人的遗骸，这是非常可恨的。所以写下这篇记文，告诫我的子孙不要懈怠。

译《丹泉墓记》葛翁炼丹的泉水到处都有，有人对此感到怀疑。我认为神仙家奇异诡谲、变化无穷的踪迹，什么不能有？如果偏偏怀疑丹泉是真是假，不是反而太狭隘了吗？儒者于是又说世上根本没有神仙，这也过头了。世人所说的神仙，着重在长生不死；假使真能长生不死，而这个人对世间没有益处，那就是天地的贼、造化的蛀虫，又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唉，世上不必说没有神仙；假如一定不能没有神仙，那也一定应当由一种忠臣孝子来成为神仙。我听说葛翁处在英雄蜂起的时代，却能不羡慕高官厚爵，只取一处荒远的微小水洼，寻找丹砂以便炼制，又这样经营辛劳，专门希望替人解除迷惑、消除祸患，没有丝毫沉溺享乐、贪求豢养的欲望。他这种天资远远超出流俗之人，即使炼丹不成、不能成仙，又有什么可疑的呢？鄱阳银阜的丹泉，也相传是葛翁汲取过的。当地人叶士心把母亲安葬在泉旁，并在那里结庐居住，像是准备终身守墓。后来部使者赞美他的行义，将他举荐为左史。士心清明通达、谨慎恭敬，同外物没有争竞；从年长者、同辈、晚辈以及他所认识的人，人人都以孝廉称赞他。于是大家各自作丹泉诗歌或文章，来彰显士心隐微的孝行，这不就是所谓“孝子的孝心永不匮竭，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吗？我认为士心正被世所任用，凭借不可虚弃的才器，遇上不可错过的时机，应当张弓准备弹射、磨砺刀刃准备割取，不应当仓促地用方外之人的服食之说来蒙蔽自己。将来功成业就，辞去俸禄归来，重新穿上隐居时的旧衣，最终实现扬名的志愿。到那时，墓前立着螭首龟趺的碑，墓后立着翁仲石像；乘车驾四马经过银阜下的人，看见碑上的题字，肃然诵读碑文，恭敬地说：“呜呼，悲哉！叶母夫人的墓葬，不也是很美善吗！”事情应验后请我道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话，于是把它写成这篇记。《唐画西域图记》《唐画西域图》一卷，全卷共四则；每一则先写该国国号。各国风土不同，但同属于羌种。画家又特别概括其特点，每国画一位国王，前后各有一两个奴仆扶持。国王都借皮褥坐在地上，侍从都站立着。第一位国王掀掌傲慢地说话，戴圆形皮帽，像钵一样，帽带从颈下垂到皮褥处；身穿皮裘，穿牛皮靴，胸前悬着一朵圆形金花。一个奴仆戴小圆皮帽，收拢衣袖听候差遣；另一个奴仆拖着帷幕，手持酒壶，上下侍奉，像是等候命令后进献。穿皮裘、皮靴同国王一样的，是蜀郡西北二千余里的附国良夷。另一位国王戴皮帽，头上梳小髻，剩下的头发垂成两条辫子，像丝线一样；穿皮裘、黑靴，衣襟微微敞开，双手按在膝上。一个奴仆戴布帽，头发余下部分垂成一条辫子；穿朱红皮裘、黑靴的，是吐谷浑以南、白兰以北的弥罗国。又一位国王戴黑毡帽，像首绖一样，帽顶插着白犛牛尾，旁边垂着两根雕翎；穿皮裘、系朱红腰带，穿黑鞋、绿袜。两个奴仆中，一个的帽饰、皮裘、腰带、鞋袜都同国王一样；另一个戴深青头巾，系深青腰带、穿白袜、系朱色蔽膝。这个国家在白兰以西数千里，是伫贬欲归国。另一位国王和两个奴仆都梳椎髻。国王穿白皮裘、黄毛靴，坐着弯腰屈指数数；一个奴仆穿青色短襦、黄色鞋，拍手打着节拍唱歌，面带酒意；另一个戴红色头巾、用皮带束颈，眼睛同国王一样向右注视而斜视；他们的衣服都长及颈部。这个国家在党项以西，是千碉国。所用的皮，有的有毛，有的没有毛；颜色有素白的，有淡紫的，也有鲜艳如火、红得像波浪的。人物的皮肤肌肉仿佛从纸面上生长出来，回头、作揖、面向、背向，以及行动的迟速等各种姿态，看起来都栩栩如生。其他器物的雕镂彩饰精细润泽，工巧足以和神鬼相比，无法测度。我考察《唐史》，其中各国名称都未曾见于记载，大概是史官后来追记，不能熟悉当时的实情；而当时来朝见这位高大奇异之人的人，混居在羌人中，也没有特别显著的名字，所以记载如此浅略而不显著。这可以看出唐朝治理的盛大，但作为国家的根本体制，实在不一定非要如此。如今人们常常遗憾自己生在后世，不如太古；即使生在太古，风气也不过如此罢了。没有官府却能不乱，没有城郭却能不危，没有宫室、玉帛、鱼肉、蔬菜和音乐，却能不妨害生存，这难道真可以同未经雕琢的质朴相比吗？崇胜寺长生灯油局记 我小时候游览钱塘三竺一带，同学佛的人交往，听他们谈论“无生”，说他们的老师教人把得道、灭度当作快乐，把世人贪生怕死看作可悲可惜。现在我拿过去听到的话来质疑这种说法，认为死生的道理如同昼夜：佛家的学说专讲无生，好像只有夜而没有白昼；老子的学说专讲长生，好像只有白昼而没有黑夜；只有我们儒家的道理是这样生存，便不苟且偷生；这样死亡，便不白白送死，有白昼也有黑夜。因此各家争辩不休，不能统一。近来我奔走劳碌五十年，经历科名利禄，出入是非的关口，又遇兵革、饥荒和生死存亡顷刻之间的险机，可以说沉醉饱尝其中滋味，心里想休息而行动却不得安宁，已经多次如此了。于是才时时在山林中偶然遇到那些超脱尘俗、长住山林的人；我虽不能学习他们的学说，但看到他们逍遥自在，心中不能不有所感动。按照他们的说法，佛家的道理光明莹澈，经过各位老先师的润色而不可磨灭；要像点灯一样，以坚忍使它发明，以精苦使它滋长，以智慧觉悟使它传播。起初很微小，最后极为炽盛，所以有一灯、万灯、无尽灯等名称。学佛的人保存这种道理而求取它，对自己的想象和爱慕没有穷尽，于是为它建造宫室，把它约束落实在自身；塑造仪像，使它庄严地呈现在眼前；设置钟鼓，使它震动于耳；作梵呗，使它庄严于口；陈列芬香，使它荡漾于鼻。各种事情都具备了，又设置长明灯，使它洞照于心中。情感和文饰在内外周流，融和明朗而有余，于是我才知道，他们所学的、他们老师所说的“无生”，起初并不是完全没有生；所谓“灭”，起初也并不是真正灭绝。我过去的疑问，只是没有完全明白罢了。过去海宿云山的崇胜寺兴修废坏已久，但经室、法筵中的灯仍然有许多缺少。有位元代僧人师静，聪敏而办事勤勉，慨然拿出私财买了若干亩田，用来供给灯油和燃灯之用，命名为“长生灯油之局”。他说：‘我祖先的光明，为什么要在这里做这件事？还是我只是私下为宿云寺谋划呢？如果是后者，宿云寺的灯或许可以长久不灭。’我因其名称，赞美这里有许多贤能的僧徒，也惭愧我们儒者比不上他们；又想到从前的言论，于是写下来赠给他们，并因此作了这篇记。

译山阴慈恩院法华会记 一个普通人，从未向儒者学习，却能够把死生看得很轻，同那些已经把繁华、权势和利益置之度外、认为不值得顾惜的人一样，这可以说很难吗？回答说：不难。孟子曾说：‘告子比我先达到不动心。’如今学习佛家的人，坚定地守持老师的学说，枯坐在山林深处；一个世人趋向他们，不能使他们受到鼓励，成千上万人排斥他们，也不能使他们受阻，都是这样。不仅如此，若把他们的道理充实起来，即使虎狼在前面奔跑，毒蛇在后面跳跃，他们也决不会心中害怕、面色屈服，因为他们的自信坚定，外物不能动摇。世上不学习佛法的人，抱着空疏的见解议论它，平日闲暇时，登上讲席，手执麈尾，潇洒地挥动，难道不能有一天的勇气吗？稍稍遇到一点危险，就像鸿毛一样轻易崩溃，四肢百体都不能自保，只能任凭外物摆布，这还不足以企及告子，又怎敢依附到孟子门下呢？这样的人势力轻微而力量屈弱，原本也不能说不是不幸。越地的僧人义方、善权以及华蕃、孙氏等人，一同在山阴慈恩院学习《法华经》，每月朔日和望日率领同伴聚集在一起诵读。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又募集资金置办田产，收取田租，用来供给香、蜡、汤、饭等各种费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工程始于大德元年六月，到大德三年五月完工。这些人请士大夫来请求作记，说将要把文字刻在石上以传之永久。我正为他们道术的兴盛而惭愧感叹，反而他们还要等待我区区几句话来流传吗？然而我困顿已久，每天为我所学习的人，并不希望采用我的言论；佛门弟子却殷勤地来请求。这所谓佛道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大概都属于这一类。于是我写下事情的年月和始末，并略微阐发孟子、告子的异同，来向越地的君子求正。至于施主姓氏某某、田地若干，另行具载在碑阴，这里不再记载。宝陀山所见记 明州昌国县东面大海中有一座岛，名叫宝陀山，相传是观音佛居住的地方。偶然有德高望重的人带着诚心到那里去，必定会在岩洞之间看见光明、富丽、美好、奇异而不一的景象；若遇到它不肯显现，无论用各种办法寻找，最终也什么都没有。大元年正月十六日，现任肃政廉访司佥事阿勒达公渡海到宝陀礼拜观音，前后两次看见。第一次见到弥勒，最后见到观音本像。金光闪耀，玉质晶莹，珠缨、绣幌缠绕，灿烂夺目。随行的书史南阳李玉君璋、括苍季惠迪吉，以及僧官李主、驺傔、百姓、僧俗和士人，都一同注视，惊异地睁大眼睛，震惊恐惧，心愿满足，欢喜而退。佛家的道理不是儒者敢于妄自了解的，但其大旨在于慈悲救苦；又时常显出奇异幻象，总的来说都是使人除去妄想而不趋向邪恶，合乎‘神道设教’的说法。佥事公天性清正和穆，在朝廷中又是皇室至亲尊长。他来到明州时，声威所到，山海都为之震动；他查问灾情、救济荒年，不怕艰难险阻，也不宽贷豪强恶霸。他巡视所到之处，抱住马足投递诉状、申诉冤屈的人每天有数百，人人都能吐气离去。若不是诚心救苦除恶，怎么能做到这样？因此幽冥与人间相互感通，神灵和人都欣喜和谐。正如韩愈仰望衡岳而阴云散开，苏轼祈祷文登而海市出现。《中庸》传文说：‘至诚之道，见于蓍龟，发动于四肢。’等等。所以说至诚如神，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损庵记 普益师居住在吴州东南的海边，年轻到年长奔走四方，从几位有道德的大僧那里有所获得。他们的说法虽各不相同，大意都是教他减少欲益而以损抑制自己。到了晚年，他住在钱塘净慈寺，给自己的居所取名为‘损庵’，并向我求文。我说：‘你的老师日日夜夜教你减损，你又要用我的话来增加它吗？’他大笑，但仍不停地请求，于是我同他谈论。海这种东西很难说清。它的广狭、浅深，不是人的智慧谋略所能测量的。从前你所居住的地方，只得到海的一条支流，是海水浸润而成的，并不是真正的大海。当它浩浩荡荡地流动，漫漫地漂浮，水势广大地经过道路，越过港口、穿过塘埭，泛滥于陂泽之间，像狂风一样奔驰而来，像雷霆一样突然奔涌，云气蒸腾而充盈，这是海水弥漫、延展、泛溢，并不能说是增加。等到它忽然停息，离去后沉静得无法寻得，前面舒展、后面泄散，东面决开、西面防堵，这是海水收敛、隐藏、消退、收缩，并不能说是减少。不仅如此，我曾经静下心来思考：海这种东西，澄清而停蓄，永远一息相续；春天不会因此增满，冬天不会因此干涸。湖泊沟渠把水输送给它，霪雨积水使它增多，却看不见它有什么容纳不了的地方；尾闾把水漏出去，太阳和乌鸦般的烈日把它蒸发掉，却看不见它有什么枯竭的时候。求学的人对于道也是这样：智慧如同愚痴，鲁钝如同破败；无所不做，又好像无所作为；无所不能说，又好像沉默得一句话也没有。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有可以减损的东西，这仍然没有离开‘增加’的范围；只有不再专门从事减损，才会连增加也一并忘掉。如今有人劝你不要多吃，他一定曾经因吃得过饱而受过伤；有人辞谢千金而面无得意之色，他一定能够轻视拥有千乘的权势。普益师听了，洒然一笑说：‘您的话说得很有辩才。这样看来，凡是我给自己取名的原因，以及我的老师教导我的内容，全都是多余的了。’姑且把这些话记在墙壁上，留给人观看。

译竹溪道院真武祠记 人的气势旺盛，鬼神就会来辅助；道义胜过一切，万物来帮助他的就多。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不可以用常情去窥测、用世俗议论去裁定。我曾奇怪儒生谈到幽冥之事，凡是先民常说的，便一概抛弃而不相信，大概是没有深入考察其中的缘故，只凭胸中臆断。上古鸿蒙初开的时候，防、僛、方相一类的人，本来就和人一起白天往来道路之间，没人禁止他们。于是有了祭祀、卜筮，有了祈禳、祓除，有了誓盟、诅祝。对于鬼神，既然古人如此明察而不废弃，为什么又说这些不是通常的言论呢？究竟是为什么？横山道院真武祠，本来是竹溪董公的祠宇。兴建过程中因兵事而停止，董公的后代宗元无法完成，于是迁到横山，把废弃的材料增修防护在居所东面，便以竹溪道院为题立石作记。宗元来请我说：‘希望您作一篇记。’考察真武，就是北方玄武神；在五行中主水，在八卦中起于坎，在星次中起于斗；至于三辰、六气、五岳、四渎等神灵，都已经有相应的祭祀，旧有文书也这样相传。真武在人间时，先在武当山中修道四十多年，然后飞升，这就是列仙一流；他对世间有功，因而受到报答和祭享。况且礼制说，既然有这种祭祀的先例，就不敢废止。哪里有祖先的命令，人们可以共同祭祀，法令又没有禁止，却可以一概毁掉它呢？当初竹溪公的父亲，二十岁左右在钱塘游历，在苏堤茶肆的座间遇到一个黑衣道人，两人高谈玄理；道人把养丹的要诀以及役使风雷的秘法传授给他。当时他年轻，不免有求取功名的心思，只是暂时收藏起来，还没有深信。不久他到永嘉，跟孙先生学了多年《易经》；后来恰逢天旱已久，便取出从前所授的法术，焚香祈祷，不一会儿有一条白蛇盘绕在几案上，大雨倾注而下，人们才惊异，但他仍没有把这件事当作好事。年老厌倦游历，回到山林休息，自号松岑居士。黑衣老翁又出现在梦中，赐给他一首诗，其中有‘铁皮铁裤铁团圆’一句。他活到八十五岁，无病而化。后来竹溪翁向西游历，也遇到一位名叫月蓬的道人；道人早晨在天门市中行走，赠言更加恳切。从此他绘画像、塑真武像，礼拜从不懈怠；灵旗、英槊等神物，也屡屡有人看见。等到家用日益充足，又修筑横山祠宇，宗元不敢废弃这个约定。直到竹溪翁的工程结束，一门三代，前人奠基，后人续建。从前张子房从黄石公那里得到道法，因而祭祀他；张子房死后，后世仍不断祭祀黄石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阴子方在腊日早晨做饭时，灶神出现，于是祭祀他用黄羊；子孙因而世代在腊日用黄羊祭祀灶神，史册都夸赞称扬，认为这是隐逸之士受到知遇、慈孝之心感通的表现。如今竹溪的祠，比黄石公祠还完备；至于腊日所降的吉祥、福泽，又与阴子方的故事相似。说人的气势旺盛，鬼神便来辅助；道义胜过一切，前来帮助他的就多，难道不是这样吗？山川风物和古今人情并没有相隔太远，哪里知道后世不会有像班固、范晔那样的大手笔，为董氏写下这件事呢？因此作记。至大己酉年季秋四日。顺宁庵记 奉化大小万竹以西，登上岱山南面，山脉中高耸的一支叫茭湖，汇聚山水而秀美的地方叫锦溪。风烟回旋，林木茂盛润泽，处士徐翁的居所就在这里。在居所西面不到二百步的地方，他修筑了坟丘，说：‘我以后如果有幸能让夫妻同室安葬在这里，我的事情就算完了。’后来又建造庐舍，严密守护墓地；又选择道士，勤于巡视祭省；拨出禾田，长久供给祭祀和守墓的费用。像这样，世间所需要的事情，大体都准备齐了。一天，他请我为此取名，我给它取名为‘顺宁’。唉，人的生死是大事！活着一定要寻求不愧对生存的道理，死了也一定要寻求不使死亡留下遗憾的道理；这样，做人的道路才算尽到，天命才算得到实现。那庄周一流荒诞放荡的人，把生看得像漂浮之物，把死看作休息，所以学习他们的人竟达到杨王孙裸体下葬、刘伯伶背着锸随时准备掘墓的地步，这就太轻薄了。爱他们的人又用珠襦玉匣、石椁蜃炭安葬，只要能够厚葬，什么都做到了，这大概也都过分。只有关中、洛阳诸儒的说法认为，人从天地那里获得形体，就像从父母那里接受生命；活着幸而没有过失，就叫作顺；死了幸而没有辱没，就叫作宁。因此人在百年之间始终战战兢兢、心存警惕，不容有一天的闲逸。所以乐正子下堂时伤了脚，几个月不敢出门；曾参更换大夫所用的席子，才安心下来，认为自己得到了合乎礼制的席子，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我家离登岱不远，南北奔波，到了晚年才收拾出一个小窝，借以遮蔽风雨，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事情？听说徐翁经营家业和生活所需，各方面都预先准备好了，我不禁为之欣慰赞叹。从今以后，希望您安享晚年，谨慎自己的行为举止，以此教导乡里；开设讲学，来振兴子弟，使茭塘山支的鸟巢变成鸾凤栖息之所，使锦溪的水波跃动成蛟龙，或许才不辜负我的话吧。

译西原庵记 西原庵创建于奉化禽孝乡铜山，西足翁师的塔就在那里。足翁师名德麟，字足翁，是许氏剡源人。剡源有一座古刹叫西峰圆觉寺，他十四岁投到主持僧一公门下为师；稍长后纵游四方、广泛参学，最终在天童无际派公那里得法。于是主持慈溪龙山三年，接着主持芦山六年，再主持昌国晋慈八年，并把晋慈寺撤旧重修一新；又主持奉化岳林三年，再主持昌国吉祥四年。我任尚书开在奉化岳林任住持一年后退归鄞县育王寺，任育王寺住持一年，又退居镇江焦山四年。辛未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索笔写偈辞别众人而逝。师生于庆元己未年，到此时已经七十三岁。死后按照天竺佛法火化，他的弟子介文从焦山捧着遗骨向东归来。余尚书开的夫人魏氏捐出三亩山地，让介文建塔安藏遗骨，这地方就是西原。后来他的弟子中的长者清萃以及弟弟介文、介逸，各自拿出私财争相购买山麓，扩大塔地，增高塔亭，又扩建房屋，以备每年和每日早晚礼拜，以及祈福报本等事，这就是西原庵。后来又在塔的左右续建两座塔，以便安葬其他不忍抛弃师友遗骨的比丘，以及同样采用这种佛法的人。后来他的弟弟介石捐出家田五十余亩归入庵中，用来帮助供应粥饭和香火的需要。之后又把情况报告给有关官府，为西原庵登记入籍，使他的子孙从清萃以下世世代代按次序传承下去；这样大概可以长久坚固而不毁坏。但介文、介逸、介石不幸相继去世，清萃也已经老迈衰弱，却仍为西原庵竭尽力量，丝毫没有懈怠。他的后代只有如绍，于是想把西原庵的事情传给如绍，前来请求我说：‘希望您能作一篇记。’唉，谁能不死？人死之后便没有什么可再挂念的，这一点世世代代的通达人都知道，何况是学道的人呢？然而作为人的子孙，就不能这样冷漠，所以要为先人覆盖安藏，要前来巡视祭省，要加以守护，这本来就是人心自然的情感；孝慈之道，在佛氏那里本来就没有废弃。足翁师有语录流传于世，在焦山辞别众人的偈语尤其清峻洁净，僧林中人人都能谈说，这里不再记载。《剡源文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五　元代戴表元撰写的记文 会稽唐氏墓记 古时候，人活着聚居在闾里，死后按宗族合葬，所以人们重视亲属、看重坟土，昭穆秩序延续百世而宗族不迁移；当时文禁不繁复，侵占、欺凌、争夺的诉讼也没有兴起。后世国家没有世代相承的世家，乡里没有礼俗，能够勉强保存而不废弃的事情，往往不是由于上面的教化，而在于有关的人。到了近世，风俗更加衰败。我观察士大夫之家，三代不分家、不另立户籍的已经很少了。一旦得到一命之官的尊贵，恰好集中到自己身上，回头看父兄的居所，仿佛害怕容不下自己的高车，马上骑马离去，闷闷不乐地想着更换居所。至于选择墓地，则不寻求使死者安宁，反而寻求有利于活人；拘泥于阴阳禁忌的说法，向东奔向西跑。因此出现父墓超过祖墓、支派破坏宗族、地形侵占、势力争夺、凭智谋和力量相夺的情况，永无满足。到了最严重的时候，有人越出疆界到远处占卜墓地，既不是停柩之所，也不是正式葬地，使世世代代的子孙疲于巡视祭扫，甚至连原来的封土也丧失了。还有人因为坟地彼此相连，只为同乡争夺一尺一寸的边界，竟兴起没有尽头的官司。唉！人活着聚居，不可以没有居所；死了要加以掩埋，也不可以没有葬地。先王公为此制定制度，使人人不失厚重的本心；后世却只顾厚待自己的私家，实际行动反而一同趋于刻薄。有感于此的人，难道不应该警惧而设法谋划吗？会稽唐氏是东南一带有名的家族，族谱和文书像丝线一样相互牵连，数百年间从未私自收入某一家；几代人合居在一门之内，俨然形成了一个小型聚落。这已经比一般人贤明了。他们的远祖通议大夫的墓葬在山阴县旌善乡古城山。寳祐年间，有人私下把属于唐氏的地券交给乡里的贵人节度全君。全君把这块闲地收纳进来，过了很久才知道它原来是通议大夫的墓地，惊惧地说：‘莫非有人要议论我吗？’于是派守隶盘问砍柴放牧的人，而唐氏仍像从前一样前来洒扫。过了两代，通议大夫的七世孙班同宗族长老商议，援引义理写信向全君请求。全君道歉并答应了，最终把地券归还唐氏，又为他们绘制图样、标明界石，使唐氏依法得到确认。于是会稽的士大夫认为唐氏子孙不离散宗族，能守持自身、孝敬亲人，恢复祖产、光大先人遗志，说：‘凡是有家族的人，不都应当这样吗？’他们又称许全君归还地券，能够降低自己的身份对待旧族，不烦劳官府，以礼义和诚信成全仁人的亲属，并把孝行赐给他们，说：‘凡是居住在乡里的人，不都应当这样吗？’事情办成后，唐氏于是记载事情的始末，刻在坚固的碑上，以彰明全君的德行，给后人看，使他们知道：作为子孙，把先世的坟地交给别人，以及接受这种坟地，都是义理所不容、法律所不许的。因为我曾经学习礼制，所以唐氏写信来请我作文，系在碑阴，于是我叙述事情的大概并交给他们。至于年月先后、步数亩数、面积广狭，唐氏的记载已经很详细了。

译敷山记 从前我曾读晋人《绝交书》《誓墓文》，心里实在觉得奇怪，认为那些先生沉醉于吟咏山林、沉溺于乡里，也可以说做得太过分了。过了很久，我叹息说：‘唉！士大夫心里知道自己的才干事业对时世毫无益处，宁可出走到这种地步，仍然可以矫正懦弱、激励顽钝吧？’然而这种事情贫穷的人也不容易做到，于是好义之士又有人为他们募集工匠、开凿山涧，拿钱买山，以成就他们的高尚行为。像我家的处士在吴中、符山人在鄱阳，主人和宾客的风流，天下把他们视为两位贤人；如今哪里还会有这样的人呢？庚寅年冬天，我在杭州遇到吴兴姚子敬。子敬倾心为我讲述敷山的事情。敷山在吴兴以西十多里处，山中道路曲折，截断水流而曲折前行，穿行在平原茂密的树荫之间；左右有徐山、杼山，夹着敷山蹲伏。敷山前面，青苍陡峭的山岭绵延相接，山峰如圭玉突起、如磬簴俯伏，远望便知道是美好的土地。然而它已经落入有权势的人家手中，无法访求，拖延了十多年。子敬的邻居有位曹君，才把它买下占有。取得之后，便先交给子敬。子敬想规划一块地方居住，已经很久了，却不敢期望有敷山这样的美地。曹君说：‘敷山的美，我幸而拥有它。你贫穷而贤能，我来成全你。’子敬说：‘我确实不敢奢望敷山的美景，但又不敢不成全曹君的义举。况且我的父母年纪已经很大，以后如果有幸能把这里作为寿藏，并在旁边建屋读书，耕种、捕鱼来供给生活，修身来保养身体，吟咏歌唱来舒展志意，那曹君的赐予就广大无边了，我的事情也就完成了。’我听了又惊又喜。子敬从曹君那里得到的，和曹君能够了解子敬的地方，同古人相比相差多远呢？不过，曹君是义人，子敬也不是那种认为才干事业对时世无益的人。我还不认识子敬时，凡是从吴兴来的人都不停地夸赞他，曹君也因此认为贤者很贤明。等到我认识了子敬，才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儒生，清苦严谨，议论成熟后才说话，思虑确定后才行动；他不辜负敷山，确实如此。这样说来，曹君并不是以义举求名，子敬也不是以感恩图利。虽然如此，子敬的才干确实高，事业确实好；真正了解子敬的人，未必都像曹君这样真诚。将来有人带着四匹马的车、拥有千乘的财富，佩带兼金束带，来到敷山下向子敬问路，那是吴兴的荣耀、子敬的显达，并不是敷山所得的荣耀，也不是曹君的荣耀。子敬说：‘我哪里有闲暇顾及这些呢？’或者您的话说得真诚，姑且替我把它记下来。我将亲自书写此文，刻在敷山的石头上。子敬名式，曹君名元；他的弟弟名浚，字资深；名渊，字子澄。我是剡源戴表元，字帅初。庚寅年，即某年，谨慎作记。

译戴氏剡源张村葬记 唉！我的先父府君在寳祐丙辰年安葬，我的祖父府君安葬在剡源张村长锡岙山。十八年后为徳祐甲戌年，我的祖母郑夫人去世；当年从金陵官舍用车载回，与祖父府君合葬在墓兆的西面。又过十年为至元甲申年，先父府君去世。他临终前嘱咐孤儿表元说：‘从前我把我的双亲安葬在这里，超过家中三舍的路程，别人都认为遥远，连我自己也觉得遥远。如今我脱离官场，只带着空身来到这里，能够同你们住在一所屋里，在这里穿衣吃饭，早晚就像看见我的父母一样。从前我得到几寸土地，才足以筑坟。甲戌年安葬时，我用金陵的丧葬资助钱同邻人交换田地，到现在计算，已有十亩左右。从前我比你们家还贫穷，没有守墓人，照看不及时。如今山上长出了树木，有的是我亲手栽种的，也快长到合抱粗了；而且我封闭了墓地，樵夫牧人不忍进入。我安葬父母没有什么后悔的，只是剩余墓地尚未完成，心里仍然遗憾。’表元拜谢并请问，于是父亲又郑重嘱咐说：‘我并不是贪求很多。长锡山的山顶，在兑兑山顶折下后曲折向下数千步，连接到我家，我已经把它买下占有了。长锡山顶外面稍向右、向东，又有一座山峰，叫望春尖。望春尖的一条小支脉下垂成像葫芦藤一样的山形，叫天厨岙的右侧；又从庚峰分出一条高大的支脉，向下铺展而越来越长，环抱长锡山。长锡山左边叫郭浪岭，郭浪岭左边的山顶和天厨峰一样高，像两肩并列；下垂的山支越来越高、越来越长，绵延不断，快要停住时，回旋的岩石和陡峭的石壁停在艮溪，那里叫青梅潭。青梅潭和天厨之间山沟险峻、砂石遍地，不便往来；凡在山中做事的人，往往取道墓下。如果有幸把这些地方全都买下，险峻处筑篱墙，平坦处建房舍，用来使我的父母安宁，不也是好事吗？甲戌年安葬时力量还够，却没有闲暇；如今有闲暇，力量却不够，怎么办呢？只是我家有长寿的种子：父亲丙申年八十岁，母亲庚戌年八十五岁，我庚辰年如今才六十五岁。如果都能活到寿终，一定能够完成。你要记住。’当时我听见先父府君说完，眼泪就要流下来。唉！哪里知道这些话说出后不到一个月，他竟遭遇不祥而去世了呢？我害怕上天的责罚，不敢自尽。于是先在十二月十七日之前占卜，选择把先父府君安葬在西面二里中支山。又过二十年，依靠先世的遗泽，凡是想在长锡山左右、青梅潭和天厨之间办成的事情，都大略准备齐全了。表元我愚钝，曾侍奉先祖父母。祖父府君宽厚慈爱、朴实谨慎，是君子；他与云台府君是同祖兄弟；祖母郑夫人聪明敏慧，精通书法。乡贡进士讳一枝、字善甫，是我的同父异母妹妹。云台府君凭毛氏《诗经》学问起家，做官于四方，晚年才在朝廷显贵。祖父府君没有完成学业，所以先父府君到外家学习，按照外家的学问学习辞赋，学成后又用来教授别人。自云台府君以来，戴氏做官的已有三代。凭辞赋学问考中科举，是祖母夫人和先父府君的功劳。祖父府君有五个儿子，先父府君排行第二，最受疼爱。祖父府君刚开始生病时，托梦告诉先父府君说：‘我梦见睡在张山，十分温暖安适。我死后，你一定要把我安葬在那里。’等到他死后停柩，先父府君在近郭的山中寻找，只要山名中有‘张’字的，没有一处不去看，但都不合适。后来两夜过去仍未回来，家里人都疑惑不安。一天晚上他忽然回来，说：‘有一个剡地来的客人同我说话，我问他的居处，他说住在张村。我喜欢这个名称，又怕错过它，所以来不及告诉你们，便前去寻找，偶然看见一座山麓，非常美丽，同父亲梦中所见相合。我大概可以在那里筹划了。’然而没有资金，于是前往大姓许氏家中请求寄食，准备教授他们的子弟。住下后，询问那座山麓，才知道是杨氏的山地；于是分割出来归属自己，而且价值累计达数十缗。先父府君诚恳地向许氏谋求，说：‘您如果能把我教馆几年所得的费用借给我，使我能够为亲人完成安葬；从今以后，我一定竭尽心力偿还。’许君按照约定办了。他也是位长者，怜悯而帮助先父府君，用自己的钱资助家中本来要出的费用，又分批送来数十缗。并且每天准备甜酒和食物，等候先父府君履行约定。他劳苦憔悴，直到事情完成，肌肤面容都枯槁消瘦，这才得以安葬。唉，真是辛苦啊！为人子女，能够使亲人得到应有的称许，先父府君的辛劳不能埋没。至于先祖父府君隐藏的德行、祖母夫人的教诲，以及我们子孙能够居住在剡源的缘由，都不能不知道。既然知道，就不能不牢记。表元于是斋戒沐浴，把事情的大概追记在册，以示后人。大徳十年丙午二月朔日，孤儿表元谨慎作记。

译小方门戴氏居葬记 小方门在奉化县城南面约二里处，位于寳化山的北面，是戴氏祖先居住的地方。戴氏自古就是大族，自汉、晋以来，常常有人以学问和品行显达。重关河间而居住在江南的戴氏，没有比剡源一支更显著的。剡源与奉化犬牙交错，谱系应当相近，但昭穆世次已经无法详细考察。小方门戴氏始于第八代祖先九府君，祖妣为赵氏夫人；第七代祖先为十三府君；第六代祖先为十五府君，祖妣为徐氏六夫人，都安葬在龙潭宣公石桥山。九府君的墓地依横岗面向左方，地理家称为斩关穴；十五府君的墓地靠近低岗面向右方，称为尽龙穴。只有十三府君的墓地失传了，只能确定在众墓之中，却无法定出具体位置。十五府君开始定居小方门，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名果，居住在忠义仇村，是仇村戴氏的祖先；次子名升，居住在县东郭戴氏花园，是花园戴氏的祖先；三子名暹，称廿六府君，仍居小方门，葬在龙潭山高岗，墓向右，是小方门戴氏五代祖；祖妣为刘氏夫人，事迹详载于崇宁阁石碣。他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名宇，称六四府君；祖妣为陈氏夫人，顾氏夫人葬在小方门西南的樟树滩。府君性情宽厚仁慈，是位长者，曾经担任衙前役，在县衙服劳役一年。因此他平息和裁决斗争诉讼，靠譬喻开导、劝说调解的案件，约有几百家。服役期满那天，县大夫派子弟簇拥着蓝舆，头簪花朵，来装饰他的归途。樟树滩离家七八步，墓地左边有高大的山丘拱护，水流曲折环绕；龙潭广度、石棋盘等山峰向这里趋近，仿佛相迎作揖，都符合地理家所说的形势，又称为冠带穴。这位就是表元的高祖。次子名宏，称八十府君，传了两代便绝嗣。又一子名实，称八一府君，居住在小方门西宅，是西宅戴氏的祖先。又一子名寘，称八二府君，居住在小方门更西面的洗马桥，是洗马桥戴氏的祖先。六四府君生六个儿子：长子九一府君名颜，次子九三府君，又次子九四府君，又次子九五府君名辛，贫穷而极为孝顺谦让，又次子九七府君，又次子九八府君名克顺。九七府君迁居鄂地，其余都没有离开小方门。九五府君是表元的曾祖，六月十三日去世；祖妣六一夫人五月二十五日先去世，同日合葬在小方门东北王家塘的青墩。青墩在田垄之间，从前族人聚居兴盛时，田地全是戴氏的产业；墓上有封土和树木，如今属于独居之人，远在万里之外，万一无人照看，怎么办呢？如果墓地荒疏，将要被犁头和铁锹侵及，我们作为子孙不孝的罪责，又用什么来赎偿呢？九五府君生三个儿子：长子万一府君、次子万四府君，都绝嗣；又一子万三二府君，名汝明，字叔晦，是表元的祖父，开始离开小方门，另居坊县丝绵行。祖妣为郑氏千十夫人，名如玉。当初六四府君的六个儿子共有十二个孙子。九一府君的幼子名简，字简之，后来以毛氏《诗经》成为待补太学弟子员中唯一的一人。九八府君的长子万廿九府君，名杰，字颐仲，又字良英，是太学上舍生，附在甲戌进士乙科，仕至宗学、武学谕，出任温州通判，终于奉议郎、主管华州云台观。次子万三三府君，名字有一字缺失，字怀英，丙子乡贡第一，最终成为礼部特奏名；他的儿子谦四府君，名颐，字平甫，又进入乙未太学。先祖府君独自朴实鲁钝，却有极深的天性，兄弟之间因为房院狭窄拥挤，众人商议把他嫁娶给郑夫人。郑夫人是父亲先生名一枝的妹妹。善父先生以词赋在乡里教授学生，声望很高，乡试中有十四人，那个时期都进入了高等名次。郑夫人督促教诫又很严格，外甥和孙辈因为外家缘故，起初都改学词赋。府君生于丙申年七月十日亥时，七十九岁时于甲寅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去世。夫人生于庚戌年五月二十日辰时，八十五岁时于甲戌年八月十二日去世。剡源张村另有记载。府君生五个儿子：长子再十六府君，名濚，字默叟，性情相貌极像先祖；按照旧法，朝廷官员任职三年可以取得文书，推荐本族子弟的姓名，在缌麻、功服亲属中考试国子监，考中后补为国子生。府君凭伯父武学谕的文书到杭州，应试一次不中，便停止求学，晚年自号拙逸居士。生于庚午年五月六日辰时，七十七岁时于乙酉年八月二十一日去世。祖妣为袁氏三八夫人，生于丙寅年八月十五日子时，五十岁时于乙卯年九月七日去世。次子再十八府君，名灏，字商叟，生于庚辰年三月二十九日卯时，六十五岁时于甲申年七月十九日去世。次子再十九府君，名颉，字子美。次子再二十府君，名南一，字梅叟。次子再廿一府君，名须。总共有七个孙子，现存四人；表元是居士的第三子，作为仲父的后代，后来因兵乱毁坏而无处归宿，已卯年终于归葬剡源张村东二里的榆林，随后奉两位父亲安葬在榆林西面的中支山袁夫人墓旁。灵柩还寄放在小方门西南二里张山下的陈家园，那里是先兄桂二府君的墓兆。明天早晚应当在榆林附近占卜土地迁葬。表元因此回想，小时候邻里之间没有来往，每隔十天就取小路回到小方门，询问父兄宗族旧事；我还记得，在宗族尚未分散以前，各房在县城南轩听钟吃饭，大概只有我们家以及王、赵两家常相往来。花园一族每年见一次，仇村一族遇到大庆祝或大丧事才见一次。花园一支的后代云台公三十六岁，八府君名鑫，字淳父，也学习毛氏《诗经》。他从太学上舍生附在甲辰进士科，脱去布衣做官，最终任承议郎、太平通判。七九府君名嚞，字良父，太学特奏名，任迪功郎、主新昌县学。大概直到表元，我才有机会同他们以通家之谊相见叙谈。龙潭墓有山租钱若干缗、麦若干斤，每年由一人用租钱置办清明祭祀。祭祀那天，小方门、西宅、洗马桥、坊郭的老幼全家出动，来到墓下列队跪拜；拜完分食祭品的余物回家，又安排几轮酒席，果盘、饭食、杂馔都按规矩准备，富裕的家族不敢奢侈，贫穷的家族也不敢简陋，最后吃一筷子汤饼便散席。全族聚集，欢乐和谐，自以为是最大的快乐。

译花园离仇村很近，却也没有来往。旁支居住在鲒崎的，有荣一府君名履，字元防，又字行之，以词赋进入庚戌太学，完成三舍学业，成为正奏名。荣五府君名元春，字仁长，辛酉年乡贡，每次同表元兄弟交谈，都为之叹息。所以表元从金陵回来，先回到小方门，特意奉守公家旧居而住，逐渐想要增加墓田、扩大宗谱，却因力量和时间不够而停止。奉化戴氏非常繁盛，至于以明经入学、通过科举、登名仕进的，只有小方门这一支。祖先的德泽深远，难以很快测度；然而后代辗转迁徙，势力逐渐扩张，却没有人知道根本始末。若不及时联合整理，失去现在的机会，后悔将会更加深重。我便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全部登载在册，给剡源的子孙看，并抄录副本，使小方门、坊郭、西宅、洗马桥、仇村、花园各支在表元之后的子孙都能知晓；总题名为《小方门戴氏居葬记》。计筹山升元报德观记 人与人之间互相羡慕，羡慕到认为别人不可企及，是因为对方有才能。但有才能的人未必富贵；即使有了才能，又有了富贵，也必然会为外物劳苦。大概有那些足以名闻天下的英杰，做了王侯卿相，终身享有荣华，却未必能得到山林隐逸一日的快乐；即使兼得了这种快乐，也仍然如此。况且人的一生必有死亡，死后，羡慕别人的人便走到了尽头；而人的欲求却想无穷无尽，于是神仙之说便兴起了。所谓神仙，在世俗的才能方面不足以称道，在世俗的荣华方面也不以为有，在世间的名胜佳境中，那些穷尽人力也不能到达的地方，却能凭空飞临、幻化而出；没有江湖阻隔、寒暑变化以及携带粮食、驾车骑马的烦劳，所想去的地方都能任意到达，又能长久享有这种快乐而不死。唉，这难道不是人人都知道值得向往的吗？然而自秦皇、汉武以来，耗尽精力、穷尽岁月去寻求它，最终却没有见到；反倒是在幽静闲寂、荒凉僻远的地方，枯槁憔悴的士人，往往有忽然遇到、无意中得到它的。我的生平本有四方奔走之事，后来又经历战乱，所到之处见过不少佳山水。每当从樵夫、猎人那里访知某处是自古以来的名迹，便为之徘徊瞻望，不忍离去。我所居住的破庐，距离道家所称的四明洞天，远不过几舍；每逢岁时经过那里，蓬蒿没过人身，猿猴在其中栖息。我私下感叹：怎样才能得到琼台玉宇，让仙人居住其中呢？后来听说吴兴是山水清丽绝美的地方，有一座计筹山，在余英山的东南面，是古代禺氏国的要冲；高峰秀谷，峭拔耸立于天外，楼台屋宇雄伟严整，与当地山势相称，我暗自欣喜仰慕。询问这座山为什么得名，地方志说，越国大夫计然曾登上此山，筹度山势地形，准备长期营造隐居之所；道术修成后，便踏着山顶的危石，乘云而去。到了汉代，葛玄又在山上炼丹，所以常有云气腾腾，仿佛从他的丹穴中升起。天气晴朗、夜色清明时，吴地人守候远望金丹的光芒，以此占卜丰年。询问楼宇为什么如此盛大，原来起初只有方圆寻丈的坛场，用来举行乡民的禳祈祭祀；后来坛场废弃，又重新设置，成为常清观。宋绍兴初年，和国杨武恭王就在旧观的基础上扩建更新，开始有供奉塑像的大殿、退食的厅堂、悬挂钟的楼、收藏经书的阁，以及供人居住和日常供给的一切设施，这才无不齐备。询问居住在这里的人，以及他们为什么能长久居住，原来武恭王时，亳州有一位祖君庆，章王认为他贤能，便以礼聘请他来主持，并为他取得永隆、仁和两地的田地二十八顷有余，以及武康的山地五百亩有余，用来供给日常费用。乾道丙戌年春天，太上皇屈尊驾临山中，又从宫内赐出御书经，以及其他赏赐，以示宠幸。祖君庆之后，才改用今天的匾额，称为升元报德观。而居住在升元观的人，都遵循祖君庆的道法。最后得到当涂杜道坚君，他是王氏的五世孙；显祖认为他贤能，又为他取得山地田产，并把升元观以及像隶属昭忠庙那样的田地，共增至一千亩有余。另有所谓科仪田，自祖君庆以来诸人陆续经营，到杜君时更加完备，共二百亩有余。山还是旧山，田产却像从前一样；山川能够如此，都是这些人的作为。这样，升元观的美盛才算完备。我曾经想，难道一定要成为仙人在这座山中飞翔，然后才算快乐吗？如果确实能够使忧患不来、毁誉不至，得以成为升元观的道徒，取这座山上的草木来做衣服，舀这座山的泉水来做浆饮，这种快乐已经不只是王侯卿相所没有的了。然而我听说神仙并不远离人世，每天和人一起生活、行动，而人们却不知道；不一定专门居住在深山穷谷之间，也不一定要用世俗人的心思去窥测他们，认定他们是想长久隐居来保全自身。如今道家谈论神仙，以老子为宗；即使对于计然，也说他是从老子那里得道的，但这些事情年代久远，无法确知。可是我读《老子》一书，其中有深切忧虑世事、感到世道无聊的心情；书中说要忌讳多取外物，把有形之身看作苦患。这究竟是要承担世人的忧患，并以此自我作为快乐呢？还是因为完全没有忧患，所以才能快乐呢？以后我将带着这个疑问，向山中的人叩问并学习。

译程母二夫人祠堂记 自从宗法废弛以后，士大夫不幸没有儿子，便从其他宗族收养子弟。等到临近死亡时，又加以粉饰遮掩，好像本来就有后代一样。我唯独见到蜀地鹤山的高氏、台西涧的陈氏，把两个家族合为一家；每逢岁时，子孙穿着朱紫官服，合祭祠庙，联接昭穆次序，按班行礼、依年龄就坐，对上不欺骗祖先，对下不埋没亲族，正如秦汉以前分开注籍、另立户籍而彼此往来叙亲一样。礼制如果能够因人情而设，这大概就是可以依据义理创立的类型吧。江东醴陵教授程元宪来见我，谈到他两位母亲的事情。元宪本是弋阳郑氏之后，贵溪程氏所出。程夫人的父亲是礼兵曹掌故，凭经术两次在乡里被贡举，进入太学后释褐出仕，被称为江南名儒，把家政交给翁夫人。程夫人还是女儿时，刚满十岁，便能代替父母料理内外事务，把艰难变为富裕。长大后嫁给郑氏，郑家也更加和睦。当时，程夫人的二弟、今将仕公的夫人邵氏，也贤良淑德、娴熟礼法，与程夫人相亲相善，士绅之间称她们为孝义之家。程家的宪司曾经上奏她们的事，请求褒扬显彰，却正逢改朝换代，未能实现。后来邵氏没有儿子，掌故公夫妇年纪将近七十岁，每次祭享祖先，都回头深深思念她，忧愁显现在脸色上。恰逢甲戌年，程夫人带着几个外甥回娘家省亲，见元宪当时刚刚束发，觉得奇异，说：“一定要把这个孩子作为我贤良儿媳的后嗣；况且我的女儿虽然嫁到郑家后又归于程氏，但家业是靠我的女儿建立起来的，不能忘记。”程夫人以姑母与女婿的关系推辞。第二年，程、邵二位夫人相继去世，掌故公夫妇坚持向郑家请求，终于按照程夫人的话办妥，让元宪以童孺身份持丧服服丧。这是乙亥年秋九月。三十一年以后，到大德八年甲辰，元宪从醴陵回来，过了一年，便登上守坞郡夫人的墓地，在西边修筑祠堂，与程夫人合祀；供养陈设、栽种布置，一一依照规制。祠堂旁边置办了若干亩田地，用来充作祭祀、守丧的费用。起初，醴陵因乳泉而得名；那眼泉水不是时时喷发，父老相传，若有异人来到此地，泉水便会喷发。醴陵升为州并设置教授，自元宪开始。庚子年春天，山亭落成，泉水就在亭下喷发，凝碧如染，于是将亭子命名为漾泉亭。中都的官员、部使者、州中长官僚佐、学士和诸生征求图画、创作诗歌，来共同推许赞美。到这时，元宪又以漾泉之名命名祠堂前的池亭，用来表达报答恩德、寄托思慕之意，做得十分完备，并不轻慢地来请我作记。唉，这正是我过去常常为之惓惓叹息的、因顺应亲情而创立礼制的事情啊。元宪正值壮年，才学出众，能够不忘根本，更加求取德行、义理、道术和学艺，倡导率领程、郑两家的子孙，使两家贤能俊秀的人才像云雾般兴盛。将来有一天，他乘轩车、驾驷马，来到高守坞夫人的亭子修订宗谱、合并族谱，世世代代延续百代而不断。后来的君子，难道只会赞许高、魏、陈、叶四家吗？也会把程、郑两家的门第声望列入其中吧。这大概都是漾泉流传下来的余泽吗？这年十二月十日，剡源戴表元记。固海宿云山崇胜寺记 从奉化向西南走五六十里，有一个聚落叫固海，有一座山叫宿云山，有一所寺院叫崇胜寺。山从镇亭山起，盘曲回旋，分支形成大小横山、蓬岛、安岩、马鞍、龙髯、[疑字]墟等山岭，千回百折之后才到达宿云山。旁边耸立着一支山麓，时伏时昂，僧人称它为镇山。山头仿佛与镇亭山首尾相接，从这里再向外逼近海边，山势便止住了。山势止住，地气就一定聚集。最初建寺的人取宿云山之名，通常面向它作为对景；后来把它夹在侧面作为右方；又改了三次，最后背靠它作为后屏。寺院的趋向、迎向和依凭位置，这才与山势相称。寺额从唐天成三年起称固海院，宋治平元年改为今名。寺院屋宇的兴废，有一位璋禅师，实为开创寺院的第一代祖师，但不知道他来自何处。屋宇年久破败，嘉定年间，妙圣师彻底修建更新，只有大殿还是旧物。至元丙子年战乱时，除方丈和祖师塔外，其余都毁坏废弃。祖森师于是重新修建法堂、库院等房屋，储备材料、聚集工匠，准备依次营造忏殿、塑立佛像。前任寺主文彬师也打算在道场上装饰自在观音像，逐渐恢复旧日规模。然而祖森师去世；己丑年二月，邻境盗贼闯入，焚毁寺屋，除方丈、祖师塔以及文彬师以下的僧房外，又全部毁于一旦。正师辛勤劳作、节省费用，重新振兴寺院：戊戌年冬天修建库院，又过四年，到壬寅年冬天修建忏殿。文约师修建山门，长老天台蒋邦佐修建法堂，丙午年冬天修建香积厨，马溥塑造大释迦像。其他各种装饰、陈设，以及祈福禳灾的场所，凡是寺院所需，无不齐备。寺院田产的增减，旧籍中只有二十六亩田、一百亩山地。庆元元年，昙产师开始在寺院东边青山西面开辟海成田，得到若干亩；后来妙圣师又在川塘南面修筑月浦，得到若干亩，但仍然不够。等到一正师又积累资金增购六十亩有余，用来供给长夏期间的口粮。由此，早晚鼓钟、寒暑饮食，才有了丛林寺院的规模。后来协助赞成、倾尽资财、帮助劳作的人，有僧人如日、如月等。到这时，耆宿文采等人把事情经过和诸位长老的功绩写成行状，又有一正师的事迹，前来请求我撰文记述。一正师的居所号为防泉，是奉化洚地吴氏之子，十八岁离家投寺，拜僧如岳为比丘。稍长后在南湖讲学，安道宁法师、华亭西岩伊法师都有贤名。丙子年回寺，尽心经营兰若；奉其祖文彬师去世后，继承主持之位，兼任宿云寺住持十三年后去世；丁未年正月葬于月浦祖塔旁，享年五十八岁。弟子三人：允听、允时、允中。一正师为人，天性崇厚庄重，接待世人不分亲疏，一概以慈爱宽恕相待。行状中所说，大致就是这样。我听说宿云山很久了，山南有古代仙人种植栀子林、烧炼丹药的洞穴，灵异遗迹接连不断。我私下认为，自己为四方事务奔波，也可以在这里养老休息。像这样一座位于州郡乡里的山，连戴斗笠穿草鞋的人都很难到达，当然不能错过这座寺院。它又处在台明交通大道的要冲，来往游人很多；历代开堂说法、振锡传道，也多能得到贤能的住持。早晚若有幸身体闲适健康，或许可以寻访谢灵运穿山的踪迹，接续兴公登山作赋的事业，差不多可以亲眼看见那种情景了。因此不怕劳烦，写下这篇文章。先说明：至大戊申年以后，十一月十六日记。

译天寿报本寺记 奉化剡源的山脉，从会稽山出发，略经天台山，穿过连山界岭、石门，向南向东行进，经过数十、数百、上千次曲折，然后到达班溪。这里堂宇开阔平坦，山岭环卫、低伏，行路的人都认为适宜建造禅林佛寺，却一直没有人主持经营。我近来经过这里，只见风吹烟霭、林莽之间，朱红碧绿的建筑光彩焕发，钟声和木鱼声传来。询问这座庐舍叫什么，回答说：天寿报本寺。询问创建寺院的僧人是谁，回答说：正思。询问寺院的规模营造，回答说：铲除荒草，竖起高大的栋梁，仿佛凭空幻化而成。所有房屋，从殿堂、廊庑、库房、厨房、浴室，到绘画塑造的佛像，以及饮食器用，各种物品无不齐备。询问产业，回答说：可以耕种的田地有二百亩；可以种植、取薪的陆地和山林合计一百五十亩。早晚的粥饭、公私的各种耗费，都不至于缺乏。询问建寺年代，回答说：大德癸卯年开始营建，到乙巳年落成，前后没有多少时间。唉！占据形势险要之处，发挥工匠巧能，谋划敏捷而事业宏大，用心精诚而思虑长远，为什么能不动声色、转眼之间就发生这样非同寻常的巨大变化呢？世间儒者多说，佛法能够断绝私欲、摆脱牵累，心中没有爱惜恋慕，所以遇到事情往往坚决果断，不成功不停止。又因为与他交游的都是江湖中的人，对各地风俗以及人情的向背、事情的逆顺看得很多、熟悉得深，所以他们所做的能够成功，成功之后又能完善，也不全是如此。正思师是班溪乡里毛氏的儿子，父亲名讳某，早年去世；兄弟五人，最小的也出家为僧，名叫清瑞。正思师从幼年起，母亲邵氏便割舍爱子之情，命他剃发换衣，又给他经营寺庵的资金，说：‘将来我老了，希望你建一座庵来奉养我。’师父接受了母亲的话，庵还没有建成，邵氏便去世了；他日夜思念，片刻不能忘怀。清瑞师心中怀念母亲，拿出鄞地若干亩田产帮助他兴工，工程费用于是得以筹集。庵址的考察选择，都是师父亲自见闻、亲自了解的。起初本来以居室之名命名为静山，师父拿庵的籍册与奉化地区核对，发现原有四五百处，如今保存下来的才有十分之一；有的毁于故家子弟，有的被同门僧人挟持强暴、怀着嫉妒而破坏荡尽。于是便通过公文上报，请求把庵改为寺，获得了今天的寺额。这个名称的含义，大概是上承华封三祝之意，下存《凯风》诗中思念母亲之情。寺中僧人相传使用甲乙次序，正思师以下为拱宸、自端，他们世世代代依次谨慎守持，使传统不至废替。至大改元孟夏七日记。法华寺兴造记 奉化的僧寺以名胜古迹著称，而人们所仰慕游览的，是东面的岳林寺和西面的雪窦寺；两寺相距六十里，中间有长溪阻隔，山岭高峻耸立。有时遇到连绵大雨或冰雪，向前不能到达，退后又没有休息的地方。我从孩童时起，就听说这种困难已经很久了。后来过了十年再经过这里，便看见两寺之间、日峰西南，有一处法华接待院，建有房屋，储备粥饭，供行路人休息用餐。又过二十年经过这里，只见前有钟、后有鱼，左有巾、右有钵，高大的殿宇、修长的廊庑，层层轩阁、重重院落，高耸跃起，巍峨然已成为一座珍宝般的佛寺了。询问这件事，原来是法华寺前后两位住持的功劳。前任住持叫妙森，后任住持叫文冏。前师当时住持日久，与贤明的主人赵二卿交好；二卿为他捐粮补充不足，捐资出力创办施舍。后来附近的人受到感化，远方的人也欣然输送资助，唯恐落后，于是便围绕院址建成讲法的堂、烧饭的厨房、供人休息的房间。后来两位法师谋划如何使寺院长久存在：前师像过去一样住持整治，后师则携带函册游走江浙之间，向富豪请求捐出余财，回来经营本金，用来购置田产。这样，法华寺的事业逐渐建立起来；前师病重将死，精力衰竭，便在卧榻旁把后师叫来，瞪眼嘱咐说：‘我们两人赤手空拳，为江湖中人架设渡口和桥梁，不能半途停止。’ 想来后师回答说：‘我一定尽力照你的话办。’前师随即闭目去世。这是宋咸淳辛未年七月五日。考察工程开始的年份，是淳祐乙巳年，到这时已经经历二十五个寒暑了。后师继承前师继续经营，又增加田产、扩展地基，聚集材料、扩充工匠，前后又用了二十五年；此后，僧众居住的地方、财物出纳之所、佛像安置、日常起居的位置、护卫法堂的房屋以及庄严装饰的次序，大大小小无不完备，和奉化各大寺院相等。冬夏、早晚一切所需的费用，也不必向外求取便能供应。到这时大略可以实现愿望了，但后师又病了，精力衰竭，仍在艰难中继承事业，便把后事嘱托给他的弟子若珣等人，然后去世；临终的话与前师相同，只是更加恳切。这是元贞乙未年秋七月十八日。又过五年，若珣等人担心年代久远而使他的遗言坠失，也认为前人辛劳不可不记录，便带着完整的事状根底来请求我撰文，刻在石上。我认为，一座法华寺存在或不存在，对宇宙并没有损益；但它所体现的道术由谁兴起、由谁废弃，却可以作为世人的劝戒。当这片土地还没有法华接待院时，人们看见的只是荒榛野草，当然不知道今天会有这样的盛况。即使两位法师往来奔走于霜露之中，时时也怎敢认为一定能够成功？他们谋划同心、共同劳作，愿意分担志向、扩大事业，众人又不怀疑，所以能够赤手空拳最终建成它。然而还必须有五十年相继不断，事业才不会废止。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就可以见效，三年便会有所成就。’又说，称王的人一定要经过一代之后才能施行仁政；称善人为政，则说治理国家百年，才可以战胜残暴、停止杀戮。孟子说，大国需要五年，小国需要七年；至于推算最大的期限，则说五百年必定有能名闻天下的人出现。一个人施行志向，等待五百年就已经太遥远了。任用他的人又对他提出期限，于是有一代、三年、五年、七年、一个月的期限，都是这种情况。但功业最终没有建立，有人独自行动而缺少同伴，有人猜忌太多而屡次更换，所以我们儒者做事十有八九会遭遇龃龉，被两位法师的弟子笑话，也没有什么值得深怪的。两位法师都居住在鄞县通远地方；前师姓周，在金谷受经，享年五十五岁；后师姓戎，在城南能仁寺受经，享年七十五岁。二人的骨灰分别安葬在塔中，合葬亭建在法华寺后面的凤凰山上。大德四年后八月十五日记。《剡源文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六　元代戴表元撰写的记

译杭州祐圣观记 祐圣观在杭州城东角。它创建于宋淳熙三年丙申。过了两个乙未年，到皇元元贞元年，今任灵妙贞常崇教法师王君寿衍承蒙玺书宠遇，前来主持观中事务。他刚到时，看见营缮工程繁重，便勤勉自励，亲自克服困难，修补残缺、装饰废旧。不到一个月，功绩声望便大为显著。于是他向遗老搜求询问旧事，并记录下来。发现详细情况已经湮没无闻，便惊愕地说：‘唉，这难道不是缺失吗？’原来观址旧有明远楼，阜陵曾经在那里读书。后来改建为道观，用来尊崇奉祀祐圣的香火，为百姓祈福，仍然赐予今天的观额，并让道士仇君安主持。可是房舍廊庑徒有其形，粮食资财不足，只能依靠杭州府尹或漕司不时加以经营维持罢了。后来寿成后许遵照遗命，把属于仁和、临平的养田二十余顷拨归道观。庆元四年戊午，道观开始有了产业登记。此后端平元年甲午，又得到栖霞何氏的一处山林；淳祐三年癸卯，又得到钱塘界内田地、园圃、山麓二千余亩，都是因恩泽而获得。这样之后，教化有所归依，日常食用也不再缺乏。嘉熙元年丁酉夏天，民居失火，道观于是延烧。借助有关官府的力量，一年后恢复原状。至元十七年庚辰冬天，又遭焚毁，只有门楼以及陆君宗补的虚白斋保存下来。于是陆君倾尽囊橐，亲自拿着畚箕和铁锹，昼夜兴工修缮。大人长者听到消息，都纷纷响应。当时平章政事防公、副总管张公，援助尤其多。在荆棘、瓦砾之中，百处地基同时修筑；工程使人筋疲力尽之时，法师恰好来到，像平日绘画一样安排绘饰，像耕田一样终于完成一畆。陆君所规划修建的长廊、高殿、丛集的僧房、复建的屋宇，没有一项不周全完成。最后又架设方丈的房屋，丹青交相连接；簪缨士人游息栖居，焚香修习有休息之处，早晨展礼也有次序。岁时朔望，众人瞻仰而来、成群趋拜；琅璈的声音、檀香沉香的气息随风传播、随雨停息，神灵旌旗若隐若现；高大壮丽，确实是藩镇都会中的胜观、仙真居住的珍宅。依照当初创建来看，这是再次劳作；依照今天的继承来看，则更加完善。实在应该赶快把它记述下来，以传布信念、劝勉后人。因此众人一起凿石，请我撰文。我认为，借神道设教，流传已经很久了。但这座观在一百多年间时隐时显，名号仿佛存在又仿佛消失。自仇君以后，主持者已经更换将近十七人，直到今天，才恰好遇到这样的时机兴盛，又恰好得到合适的人才而壮大。这大概绝不是偶然的。然而古代的至人，常常凭道超越世俗，不会让世俗混乱道的踪迹。他们使天机与神运相合，逍遥自在、挥洒自如，自然把八荒看作一室，把千年看作一息；离开或留下、伸展或收缩，没有不如意的地方，哪里还会有闲暇计较区区名迹的长短呢？只是凡有生命的必然有所寄托，有所寄托便必然希望安稳长久，即使极其旷达的人，谁又能忘掉这一点呢？这就是撰写记文不能废弃的原因。因此我不推辞，写成文章，让人刻在石上。大德五年辛丑夏六月十六日，剡源戴表元记。婺源羊斗岭施水庵记 徽州的山脉从福建延伸出来，连绵向东，千回万转，将要舒展成为婺源。五岭横截其间，地气雄厚，地势深险，山高路陡、险阻艰难；这条道路又是三吴、百越商旅必经之处。再加上阴霾、雾气、暑热、积水、风雪交相侵袭，前面没有可以停留的地方，后面也没有可以继续通行的道路。成群的毒虫、恶兽和怪异之物时隐时现，使人惊骇迷惑，不敢侧目；来往的人都把这些视为苦患。有位上人洪觉震君，身处五岭中名叫羊斗岭的地方，亲自承担砍伐、修筑的劳苦，建造了若干楹精舍，让行人休息，解除旅途的艰难疲惫。又烧水汲泉，煮茶供饮，以消除行人的口渴烦热。后来又担心功业和恩惠不能长久，于是捐出可耕稼田五亩、圃地二千一百六十步，让学道的人只管守护并居住在那里。这样一来，凡是到婺源服役的人，就好像没有五岭的险阻一样。我曾见世上的儒者批评杨朱、墨子：杨朱坚持自我很坚决，墨子为他人奔走很广泛；但推究他们最终的结果，两者都不能没有弊病。像洪君这样不怕使自己疲劳来救济他人，难道不近于墨子的道吗？人们又有什么理由非难他呢？大概在先王时代，百姓出行，即使连续走过数千百驿站，山中也不会遇到虎豹，水中也不必担心蛟龙。道路上似乎有人铸造象物来驱除迷惑，有人指示车马通行的阻碍，有人用符节使劳苦者通达，有人用屋舍使饥饿者停留，还有人输送食物给他们。假使洪君生在那个时代，即使想实行墨子的道路，像今天这样做，又有什么地方可以施展呢？然而像这样的事情，世上一定有真正的儒者能够做到，只是各位先生谈论起来未免太容易了吧？洪君的事情近在眼前，不能不记下它的起始，使后来的人姑且有所考察。五岭在婺源境内最为显著；五岭之外还有回岭，险阻更加严重。此前洪君已经曾在那里结庐，因此附带记在这里。大德五年，岁次辛丑，八月十六日。

译重建瑞龙威德寺记 信州有许多名山，其中山名尤其著称的，往往有佛教僧人居住。贵溪瑞龙山上有一座寺院，叫威德寺。相传天将下雨时，便有浓云在山顶上腾吐。干旱年份，有关官府设坛祈祷，往往立即应验，因此以瑞龙为山名；寺额取的是神灵降下润泽的意义。正如这个寺名所显示的，它是为百姓设置的，并不是寻常那种只聚集僧人、堆积土木的寺院。然而郡志记载贵溪戴威德寺，县志也记载寺田五百五亩，却都没有详细说明这些产业从何而来。只有僧家认为，最初是马祖禅师开创修筑的。寺院久而废弃，田产归入豪强之家，祈雨禳灾的遗迹也逐渐减少，于是瑞龙山变成了空山。到了至正己丑年，今天的天宁寺住持妙薰法师从铅山西林归来，沿途所见使他有所觉悟、内心触动，于是上奏请求在各地兴修废寺；有侵占疆界、隐匿产业的人，便追究其罪。于是铲平荒地，挖掘坚土，召集良工能手；经营了六年，门台、廊庑、堂寝、房库，以及各种庄严佛像、装饰器物的制度，无不完备华美。僧人携杖往来，早晚钟鱼之声不断，俨然和太平时代的佛寺没有差别。这就是今天的瑞龙山。过去寺院容易废弃，如今却迅速恢复，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不在于主持其事的人吗？有万户人家的城邑、方圆百里的城市，尚且把一座寺院看得很重大。身居其位却不治理事务，询问他便说：‘我的志向不是达不到这里，只是权力不能由我独自施行。’如今妙薰师主持此事，并不是因为原来治理不当、不配担当其职，而是在偶然相遇中谋划兴建，在片刻之间成就事业；他亲自劳苦、耗尽心力，先施加自己的劳作，然后才享受成果。等到他离开天宁寺，便把寺务交给曾经和他共同出力的弟子广灯、广授、广猷、大临、崇弼等人，让他们依次补任其职，进退行藏，从容治理办理，难道不是显然与常人不同吗？师父字少白，是闽地儒家黄氏之子。寺院建成九年后，他来请求我作文记述，于是我略叙事情的始末。至于凭证文书和捐助者姓名，另有石碑详细记载。大德七年，岁在癸卯，五月初一日记。邢州秀野堂记 邢台王成父的先父，在自己居住的乡里修筑了秀野堂。等到成父长大成人并能够出仕，凭才能被选拔，辅佐使者出任江南，于是和我结交，并向我请求为秀野堂作记。我赞赏他的心意，不能推辞，于是根据旧事、依据古代的道理，为成父讲述这件事。先王时代，人没有不务农的；凡是手持标耜、从事耕作的人，统称为野人。人人都是农民，那么靠什么治理他们呢？就在农民中选取秀异者，使他们按年龄入学，在乡里登记，再升入朝廷。其中最优秀的成为大夫、卿、公，统称为君子。孟子所说‘不是君子不能治理野人，不是野人不能供养君子’，说的就是这种区别。汉代开始以秀才作为科举名目，但也没有废除力田、孝弟等科目。此后又有公府征召，后来又有九品中正制度。所选取的人载在史册，往往从草野间得到，并不都是头戴纶巾、手执羽扇、手持唾壶拂尘，自命为清流的人。科举、任子制度兴起以后，才把农民一概视为鄙陋而不愿从事。年轻时的我也身处这种弊病之中；中原风俗不是江南可以相比的，三河尤其是豪杰义士聚集的地方。我想象王大夫声名成就、功业有成，厌倦了游宦而向东归来，有意于这座秀野堂而营建它。精神飞驰，仿佛看见大行山上飞动的云；目光追随，仿佛望见漳河流动的泉水。下车后从容缓步，巡行察看田间小路；席地而坐，安闲地询问父老，慰劳他们。禽鸟往来，花木竹林环绕左右。一时之间，关于功名事业和经世济民的心思全都收卷净尽。平生交游的故旧听说秀野堂落成，便来为它举行落成礼。烹煮羊羔，拌食伏雌，弹剑击筑，醉后起舞，和着歌声呜呜而唱。于是公罔扬起酒觯，张老进献祝辞，举出过庭受教的奇闻，整治乡饮酒礼上的应酬话。气氛和谐融洽、从容自得，他们大概是在仿效温国公，考订洛园的名胜，在秀野之中徜徉吧。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成父的才干和出仕能力，是我所听闻并了解的；或者成父另有所得，所以才这样，而我对他的了解还不够全面？士人为什么一定要专靠才干取得名声？又为什么一定要把能够出仕看作有才干？成父应当看着‘秀野堂’这个名称，经常自我反省。徐氏报恩阁记 人伦之中最亲近的关系没有超过父亲的；由父亲的亲属关系类推，凡是和父亲同父的人都是父亲，既然都是父亲，便都是亲人。然而先王制定礼制，只允许为自己的父亲立庙，而不给诸父立庙，是因为尊敬各有专属。把他们都当作亲人，是顺应人情；唯独尊崇自己的父亲，是严守义理，这样礼制才得以施行。又在那个时代，活着时同住乡里，死后同族合葬；服丧期满的人，都列入同族的缌麻亲属；关系较远的，也参与四宗的祭祀。可以想见，世代相传的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即使百代也可以不分散，何况同宗兄弟的亲属关系还很近呢？后世宗法已经毁坏，无论贵贱，都把分家居住、各有产业当作习俗；即使贤如第五伦，对兄弟之子的亲爱也会衰减；即使义如谢太傅，对应服期功之丧的亲属也不再哀悼，其他还能够指望什么呢？弋阳徐觉民君曾经向我讲述他伯父思斋公的事情。徐氏起初凭借儒学和节俭兴起家业；到觉民出生十一年时，觉民失去了父亲，思斋公把他当作亲生儿子抚养，为他督促学业、聘请老师，又典当衣物、卖掉田地来供给费用。等他长大后，又替他把姓名通报给乡先生谢礼部、张教授门下，使他充分发展才艺。才艺已经学成而科举却废止了，思斋公也与世长辞。于是觉民兄弟把思斋公葬在乡里的杉木原，有关官府上报他的姓名并授予官职；觉民于是担任信州教授，后来两次转任尤溪、遂昌主簿，家业也日益富足。觉民说：‘如果不是伯父的恩赐，我不会有今天。’他用来寄托仰慕思念之情的地方，是杉木原旁边不到半里的中山寺；于是就在寺院东侧建造三间飞阁，庄严设置佛像，洁净龛几，增设鼓钟，割出上等肥田十亩给僧人，使僧人在忌日按照礼仪祭祀思斋公，并允许徐氏子孙前来祭奠。楼阁建成后，题额为‘报恩’。这哪里足以说是报恩？大概只是姑且用来表示永不忘怀罢了。事情这样定下来后，觉民心中仍不安，便来问我。我说：‘这虽然不是先王的礼制，却仍然合乎先王的本意。否则，儒家既然没有力量恢复宗法，又不允许完备地建立宗庙，人人只亲近自己的父亲，世世代代距离祖先越来越远，那么传到觉民之后一两代，便不会再知道有思斋公这个人了，觉民难道忍心这样吗？’君子对此，不但应当姑且允许，还应当鼓励促成，使尊长知道体恤卑幼是有报答的，使子孙知道不遗忘旁系亲属是一种美德，用来扶助人伦、劝导世俗，应该不是小小的补益。阁额由某公参预书写，分割田产的具体清单和创建楼阁的年月，都记载在租籍中，所以这篇记文不再详细记载。

译此乐堂记 弋阳徐觉民任尤溪主簿时，太夫人正好七十岁；觉民回家，率领子弟、诸孙捧酒祝寿，欢快非常。只是旧堂颇为狭窄，第二年便借着后面一角的空地开辟重建。房屋五间，楹柱十二根，主体高大、进深宽阔，四方端正，有翼然伸展的屋檐，也有宽容的气象。于是取白乐天《对酒》诗中的话，把匾额命名为‘此乐堂’，并嘱托我为它作记。我认为，天下的快乐，如果出于用力量经营、凭形势取得，没有不因深浅、丰约而各有不同的；唯独奉养亲人的快乐，出自内心的真诚，不会因富贵而增加，也不会因贫困而减少。等到感情真挚、事情称心，彼此恰好没有抵触，即使寒门素士的奉养，也可能是王公卿相所不能达到的。白乐天的名位固然不算很高，但他的清明才华和真挚性情，流露于欢畅之中，表现为歌诗，铿锵悦耳、脍炙人口，令人齿颊生香。觉民对此心生羡慕而取用这个名称，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依我个人的看法，觉民似乎不必过分羡慕乐天。假如今天白乐天还在，他本来想求得成为觉民这样的人，却未必能够做到。为什么这样说呢？白乐天奉养母亲时，家贫俸薄，曾经从翰林禁林请求兼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以便奉养母亲，处境凄凉酸楚，听到的人都怜悯他。后来俸禄渐渐丰厚，居所有园池，享受丝竹之乐，他的快乐每天都和宾客、歌伎、僮仆一起分享，却不能再和亲人共享了。他写《新井》诗篇时，因为替母亲承受恶名，被贬为司马，又两次迁任分司；为了逃避谗言、害怕讥刺，终身浮沉不定。再加上门第清寒、福分浅薄，子息稀少甚至断绝，晚年寂寞，简直和枯坐禅定没有两样，这还谈得上什么快乐呢？如今我们的觉民，官职虽然不高，却足以施行自己的志向；居处虽然偏僻，却足以保全真性。向前没有公文政务的忧虑，退居又有山林生活的安宁。太夫人从盛年起便守持节操、勤劳自励，辛勤劳动所得积累成丰厚的余产；贞烈操守所经历的艰苦，终于舒展为安康愉悦。每逢岁时、早晚，觉民问安、祝庆；彩衣满前，儿孙环绕膝后，心意一动便有甘美食物，吩咐一声便有各种用具，饮食起居和供帐全都齐备。计算人生居处、奉养亲人、顺承亲意的快乐，一件件都没有缺失。哪里只是白乐天会为此惭愧，世间一切做儿子的，也都愿意成为觉民，享有这种快乐，却未必能够做到。古代有把朋友比作兄弟的道义，朋友将要登堂拜见母亲，觉民对于我不能推辞，于是我依次写下想要陈说的这些话，作为记文的开端。大德八年四月十六日。冰雪相辉之居记 吴成李法师居住在京师崇真宫，有位客人对‘冰雪相辉’这个说法感到疑惑，便来询问他。那人凭主观臆测说：‘法师厌恶纷乱喧嚣，羞于混同污浊，不过是暂且从天地之间取清洁之物，用来洗心悦目的玩赏罢了，有什么可疑惑的呢？’那人的同伴中有一个学道的人，听到他的说法，张口大笑，说：‘唉！这样用世俗的议论来评长论短，当然可以；哪里足以完全通达真人所说的道理呢？况且你认为冰雪是什么造成的？’回答说：‘气造成的。’又问：‘气是谁造成的？’回答说：‘水造成的。’又说：‘水充盈于天地之间，化为云、雨、霜、露之类，都是这样。那么它化为冰雪之后，就可以常常供人玩赏吗？’回答说：‘冰雪之所以值得玩赏，是因为它由水变化而来，却更加清洁。’又问：‘水变化成为冰雪而更加清洁，难道不知道冰雪又会变化成为水吗？’我曾经静下心来思考：冰雪，是水的踪迹；水，是天地的踪迹；天地，是太虚的踪迹；太虚，是气的踪迹。人以自身的踪迹与太虚的踪迹相互摩擦，其短暂不过是千万尘世中的一息。那些偶然得到清气，能够凭功业、言论、德行和事业在当时著称，又超越同辈的人，也如同水偶然变化成为冰雪一样。声名成就、志向实现，得到凭依，享有长寿并且有后代的人，是冰雪接近人的状态，能够保存稍久的人。俯仰之间在幽明两界都不感到惭愧，却忧虑谗言、畏惧讥刺，名声不能始终保全，志向不能完全实现的人，是冰雪难以形成、随时可能幻灭的状态。保全贞操、守持本色，深深潜藏而不求显扬，用来完善自己的道业，是冰雪处在空林深谷之中，没有斧斤砍伐、风日曝晒的状态。然而这几种情况都不能不发生变化；虽然不能不变化，但冰雪所代表的清气却长存不灭。这个说法难道只适用于这些吗？我游历世间，知道人们所贪求、所羡慕的东西，没有比权力、财货、势力、俸禄更甚的了；往大处说，是英雄豪杰必定争夺的东西；往小处说，也免不了成为愚夫愚妇共同迷惑的对象。当人们急速奔走去求取，重重关门加以防守时，无不把它看作难以取得的珍宝、不朽的事业。但在我看来，那些事物经过我眼前，却不能停留在我眼中，萧瑟飘忽，还不如冰雪。由此看来，冰雪虽只有一个名称，却有在有形踪迹中变化和在无形踪迹中变化两种。有形的变化，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无形的变化，就是我后面所说的。我常见儒者不涉足我们道家的门户，便认为这些道理恍惚怪诞，所以它们难以言说。我们道家所居之处，有琼林珠玉般的雕饰，夏天的暑气不能使它温热，冬天的严寒不能使它冻结。推究那些飞腾变化、绝迹无形的景象，世上罕见的境界，什么不能遗弃，什么不能求得、不能获得？何况区区冰雪的玩赏，想要它存在就存在，想要它消失就消失，难道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吗？于是客人和那个人都惊叹、惭愧而道歉，知道世外的学问果然还有他们没有完全理解的地方。于是托请我把这件事叙述成文，作为记。

译晚香堂记 鄱阳樵隐吴君在寿枥山建造了一座新堂，在居所西边的一角种了菊花，并题名为“晚香”。他的儿子法师同我交游，写信托我作记。那时，吴公的年纪和夫人的寿数都已七十岁。法师从禁林任职之处获准归来，捧酒祝寿。朝廷的近臣、江湖中的名儒，凡是能够撰文挥毫的人，都赠送饯行之作来互相褒美。夸赞叹赏的华美文章，魏榜的光彩照耀山谷；华贵的车马和驿传，震动了行路之人。按人情来说，这些也足以使他们在晚年获得娱乐，舒畅忧郁，而且不辜负“晚香”这个名称了。法师说：“不是这样。我家居住在枥山，已经防守了二百年。自樵隐公以上，世代都有深厚的德行，不忧愁地求居显位，也不急切地奔走求进。在鄱阳兴盛的时候，早晨做朱衣官，晚上做紫衣官，东边佩金印，西边系紫绶，人们没有安宁的踪迹，而樵隐公处之泰然。到了如今，铨选改制、科举停止，奔走求进的事情全都平息了，而我家樵隐公仍像从前一样泰然自若。只是建造一所住宅，用来躲避寒暑、干湿。前面有清泉盘石的景观，后面有修长竹林和茂密树荫的美景。在这里饮酒行觞，诵读奏弦，已经足以满足耳目。若还想增加什么，那么世间之情还有什么不能希求的，却偏偏选择了菊花呢？” 大概只是内心微有淡泊之意，偶然与菊花相合罢了，哪里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呢？唉！无情的事物，反而不如人有欲望。从垂髫到白头，我见过的富贵人家多了。名园高宅，迁移奇花、构筑怪石，花费千金、动用万人，聘请购置唯恐不快，装饰铺陈唯恐不奢。歌钟不停，年老疲惫也随之到来，幸而有贤能的子孙扶持，才勉强能够自保。这些不必到远处寻找例子就能知道。可是吴氏隐居守德，深厚的积蓄一直保持了二百年之久，可以说晚得太久了。如今还这样从容缓慢地取得它，天难道不会更加眷念他们吗？士大夫听到“晚香”的风范，也可以爽然醒悟而动心吧。于是作记。大德八年秋九月四日。先天观记 信州以龙虎山著称于仙界，学仙的人依附而居，枝牵叶连，多得数不清。曾贯翁在龙虎山南面建造先天观，工程最后完成，地点最为偏僻，景境却最优美。起初人们都怀疑他，最后却都认为奇异。贯翁说：“唉！我哪里是对这里有什么企图呢？只是我生来就与常人不同，独居多年，尚未衰老便厌倦游历；交游虽多，却很少有真正和谐相投的。我认为，既然不愿向世俗有所求，只得到几弓地的住宅、一夫耕作的田地，奉事我师的香火而安息，就已经不止于满足了。只是附近方便的地方不可得到，后来有人把山麓的地卖给我，我便质问他；可是砍柴的人攀摸岩石而上，耕田的人焚烧树林开荒，艰难劳苦到这种地步，又能拿它怎么办？我始终不敢决意，于是舍弃了。”他竭尽力量攀登山岭，一眼望去，忽然堂屋开朗，突兀之间屏障和护卫般的山峰耸立起来。询问山名，似乎有仙人冈、尘山、台山、天应山之类。平日里在烟霭山岚、渺茫隐没之间想象的景象，一一近在眼前，心中不能不有所感动。于是积铢累寸地修葺，从庚寅年开始经营，第二年辛卯，精舍建成；又过一年壬辰，中堂建成。到十三年后的甲辰年，祖殿、库房、廊庑、门台和各间屋室都建成了。山涧小路从水口铺砌到观前，大约三里。溪水曲折流淌，四时不断。水流向上经过鹤飞台下，稍向东的第一座桥叫双清桥，桥南叫月泉。再向东是第二座桥，有一块形状像船的天然巨石，俯身可看见涧中，名叫云阙；沿溪向上，稍向南是第三座桥，叫桃花流水桥；再向南又有一座桥【缺】，向北转折汇成一个大池，叫长生池，先天观的门正临着它。过门再向北【缺】，穿过粟地又转向西，叫自然亭。自然亭的西南叫深处【缺】。从深处陡直向上，巍峨的屏障高高张立，正与仙人冈、尘山相互作宾主，叫雷坛。俯临雷坛向西南，叫云庵；又有逍遥眺，可以望见琵琶峰，仿佛伸手就能摘取。再向南俯视一座圆池，叫鱼【缺】。我鱼我【缺】的地方，叫天风云外。它的东边下方叫玄圃。再向下横着两道泉水，形状像【缺】而腹部像葫芦的一道，瓢出的余流叫丹【缺】。从两道泉水出来，向右可以到第四桥，向左可以到长生池。这些名称有的指亭子，有的没有建亭，有的有匾额，有的只是虚名，大致使游人在其中循环往复，没有尽头。观旁可以耕种的田地有一百多亩。田地上开山破荒、挖掘坚土，全都种植花木、竹子和各种果树，如今都已郁郁葱葱，成为茂密的树林。这就是我居住山中的始末次第，实在没有料到能达到这种境地；人们为什么要怀疑它，又为什么要认为它奇异呢？我起初听说贯翁贤能，希望亲自拜访他；等到听到他的话，知道他俭朴而慈爱，安静而坚贞，才相信他确实是有道的高尚君子。古代成仙的人不选择地点，如今所称的仙馆，往往都是人们指点称道的地方；它们起初本来都是荒岩绝谷、车马踪迹不通之处。我想大概是有神物秘密珍藏着这些地方，等待合适的人来居住，就像贯翁之于先天观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 难道不是这样吗？请把这些作为记文。大德八年九月朔日早晨。

译虚室记 人情发展到极致，不能忘怀的没有比自身更重要的。因为有身体，便不能忘记自己的居所；因为有居所，耳、目、口、身体以及各种物品的需要便都不能忘记；因为有耳目口体和各种物品的需要，贫贱的人想着满足欲望，富贵的人想着巩固所得。贫贱的人想着满足欲望，富贵的人想着巩固所得，于是世上就没有闲民了。临川危公远法师在玉溪边与我相遇，说：“像我这样的人，大概可以免于这种情形吧。”我听了他的话，心中本来就觉得奇异。过了一年，他写信来，请我为他的居所“虚室”作记。唉，公远啊！您的房室，已经真的能够使它完全虚空了吗？还是正要做到这一点，并且逐渐使它空虚呢？人的一身寄托在茫茫天地之间，行走于昏昧无定之中，能够有一所房室，实在很难；有了房室而能使它虚空，更难；既拥有它又能使它虚空，虚空而不失去所拥有的东西，就更加困难了。公远出生于世代显贵之家，左边是玄学，右边是史书，前面是道术，后面是经术；年少时没有科举利禄的侵害，成年后没有妻子儿女、产业房屋的束缚。所谓耳目口体和各种物品的需要，他向世间仰赖的非常少。即使让他富贵，也可以知道他不会改变；即使让他贫贱，也可以知道他不会【缺】。而且他出门就能看遍天下的名山大川，登堂便可以自由交往四方的公卿豪杰。凡是老教师、老儒者、经生学士，那些白头羡慕而终身不能如愿的人，不必经营求取，全都汇聚在他的几案席前。他餐食芳香、承受肥美，采撷奇异、揽取秀美；天爵的光华、内在美德的珍宝，没有一样不具备。公远正是以谦逊守护它们，以廉洁取得它们；自己积蓄很少，却厚厚地施予别人；耕作很多，收获很少。他的房室，可以说是拥有而能虚空，虚空而能不失去所有，不是这样吗？然而，公远是学习老子之学的人。“虚室”的说法出自庄周。庄子也以老子为师，但老子的“虚”与庄周不同。老子的虚，是使自己的德行和言语虚空；以忧虑世人为慈爱，以与万物同体为和谐，好比把天地八荒、万象万物合为一室。庄周的虚，则连自己的言语也一并虚空，久而久之将使人傲视世俗、逃避万物，只把自己的福分据为己有，好比想把天地八荒、万象万物当成自己的私室。公远应当仔细选择这两种道路而居处其中。大德八年孟冬既望。《剡源文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剡源文集》卷七　元·戴表元撰序 《春秋法度编》序 咸淳年间，我充任太学博士，学生们见到学官每月讲授，必定讲《春秋》。我私下感到奇怪，便问人说：“这是自宋室渡江以来，把它当作复仇之书，所以不敢废弃。”所谓复仇的说法，起初并不是《春秋》的本意。南宋中兴初年，胡康侯等人痛惜数千年来的圣经遭到王临川禁锢，趁王氏新败之际洗刷冤屈、阐明经义，使做乱臣贼子的人更加恐惧，使以夷变夏的人受到更多劝勉。儒者的功用，应当与天地并立，做到这样才可以。可是科场中的腐儒、山林里的偏士，因而摘取琐碎文句，割裂大道，实在可悲可叹。时间久了，《春秋》的编纂还没有完成，仇恨没有得到报复，鼎器迁移、科举废止，学者甚至不必等到申明王临川的禁令，便闭口不再谈论了。即使凭我困顿的处境而愿意求学，想要恢复从前跟随博士学习时的意气，哪里还能做到呢？乡郡赵君汉弼与我是同年出生，精力、志趣、记诵、讨论，都比我丝毫不衰惰。他的先人清敏公曾将《春秋》经传集解上奏经筵，刻在碑石上的文字有若干篇，却被大火焚毁。汉弼追忆并补存下来，摘出其中属于先公自撰的部分，定为若干篇。他又评论考察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使之合于《诗》《书》和六典，题名为《春秋法度之编》，共若干篇；其中没有近世割裂琐碎的弊病，而且对儒者的功用有所发明。唉，这是多么能干啊！大概汉弼的为人，我是了解的。他生在繁华富丽的环境中却能勤勉，成长在追逐功名的道路上却能安静，老年处于艰危境地却能安泰。因此对于这部书，也不会因世事的炎凉、盛衰而改变或压抑。交游之人对汉弼还能有什么要求呢？真是达到极点了！汉弼年纪还不算很大，我在戊戌年春天拜访他，见他只有一间萧然的屋子，几案砚台在左，杵臼在右，种菜汲水，没有一点沾染世俗事务的神色。他对于《春秋法度》的造诣，实在不可估量。《通鉴寤辩》序 学者对于书籍，就像商人做买卖：商人想囤积货物，必须占据雄都要府、四通八达的道路和百物汇聚的地方，随时考察货物的盈亏，辨察优劣，广泛收集而精心出售；又要以廉价买进，以不违背原则来守护，之后才能成为优秀的商人。不仅能致富，而且不至于失败。《通鉴》就是众多史书中的雄都要府和四通八达之路。《通鉴》出现以前，考察古事的人若一部史书都不读，便认为有所欠缺。《通鉴》出现以后，众多史书大略都可以不读了，这就像天下的货物，一天之内不用劳作便全部得到。然而自从我懂得求学以来，所见前后辈中研习《通鉴》的人很少；他们不是说没有空闲，就是说力量不足。力量不足，是贫穷的商人；有力量却没有空闲，是软弱的商人；既有空闲、力量也够，却终身不研习的，是鄙陋的商人。幸而有逃脱这三种情况的人，竭尽力量来研习，追问其中的史事，前面举出的内容后面都能接续；背诵其中的言辞，积累数百数千条而不遗漏一句，这已经可以说很难了。然而如果不能通晓其中的道理，不能彻底明白治乱、贤愚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就仍然像囤积天下货物，却不考察盈亏、不辨察优劣；货物虽多，却不知道致富的方法，这就是迟钝的商人。又有一种人，能够研习这部书，能够通晓其中的道理，能够完全明白治乱、贤愚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可以说更加难得。然而把这些道理写成言辞，便违背训诫；施行于实际事务，又只趋逐利益和便利，不能适合长久实行，这就是奸猾的商人。奸猾的商人还不如不经商的商人。乡里有位博雅君子，姓王名熙，字子和，我晚年没有来得及见他，只见到他在弱冠时所著的《通鉴寤辩》若干篇，便高兴地读了起来。他最终求的是史事确当，不求语言铺陈；求的是内容完备，不求辞藻工巧；时时引用周、汉以来一千多年的往事，用王道加以裁断。这在商人的比喻中，就像拿着《禹贡》所说九州山海的财富，用《周官》的法度来衡量它，哪里是同白圭、范蠡一类人较量力量、筹划计谋呢？可惜王君年纪还未长成而学问已经完成，等到老年学问更加昌盛，却不能得到一个名位来推行自己的志向，使他的议论在朝廷讨论、在国中传播。王君只有一个儿子，如今也老了。他的经商之术并非不好，只是不知道世道困穷之时，有没有人传述他的著作。姑且私下记下我所听闻的这些话，告诉同好之人罢了。

译《读易蠡测》序 古代圣人的经典中，最难说明的没有超过《易》。我考察《王制》，看到先王时代居住在学校中的学生，春天诵读，夏天学习弦乐，秋天学习礼，冬天读书。然而孔子的弟子记录老师平日的言语，详细内容不过是《诗》《书》和执掌礼仪的事，都没有涉及《易》。只有孔子自己论述时，才不得不写下文字加以说明，以表明《易》不是圣人不能说，而即使是圣人教人，也不让人能够轻易改变他的说法。汉代以后才开始有《易》学的老师，如今各家的法度大概还保存着，往往用来占筮、推步、测算，并不像后世谈《易》的人那样，认为自己一定能够通晓圣人的言语并继续为之作说。我年轻时也不免受这种弊病牵累，近来才稍稍自我悔过警戒，想谨慎发言。我私下曾同研究杂学的人往来，比如丹经所说的铅汞、历书所说的朔日、医家所说的运气、兵家所说的机势，大体上都同《易》相合；而支离泛滥、不切实际的说法，没有比书生举子之论更严重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那几类学说还寄托于象数，认为它们可以作为准则，而书生举子专门用空话谈论道理。儒者徐君之祥，字从番阳的书囊中取出所著《易经蠡测》若干篇，在余杭给我看。他论述象数，取法于康节的皇极，取法于濂溪的太极。既然知道了首先应当做的事，他又在各卦中详细说明变化。他说：“没有变化，就无法说明《易》。”从正体、伏体、互体、变体、反对体、上下体等方面贯通一卦，变化由六十四卦一直达到四千九十六种，越变化越能贯通，而卦象也越没有穷尽。他辨析卦中有由四画、五画而成卦的情况，这些都可在《易》中看到；反复恳切说明，实际上都不背离新安朱氏、汉上朱氏的学说。我十分仰慕并认为奇异。徐君心神敏捷，对天人性命以及事物粗精之理，别人经过多年仍未能明白的，他一天便能领悟。他从上天得到的资质大概很厚，不只是靠人的勤奋。然而徐君论《易》的变化，本来是由象数通达义理；象数从无中兴起而寄托在有形之物上，义理则在有形之物中显妙，最后归于无。寄托于有的东西，其变化可以知道、可以言说；归于无的东西，则不可知道、不可言说。人所能知道、能说出的，《易》的变化本来就不止四千零九十六种；人所不能知道、不能说出的，即使一画不一定止于三种变化，八卦也不一定止于六十四种变化，同样可以成立。古人到了老年还学习《易》，而《易》又是为忧患而作的。徐君经历世事越发老练，磨去轻浮锐利之后，再来审察这些道理；那么，他在圣人的海洋中遨游，难道不会成为夜光珠吗？《左氏窥斑》序 孔子去世后，他遗留下来、流传于世的言论成为经书，学者各自作解释来贯通它；解释不能贯通时，便回到经文本身。只有学习《春秋》不是这样：左氏、公羊、谷梁三家，是同我们并肩学习孔子的人。后世相信他们的话，竟然超过了孔子。三家之中，左氏一派说自己的老师与孔子处于同一时代，因此相信得尤其确切，反而把《春秋》看成可疑的经书。左氏难道真的足以完全遮蔽《春秋》吗？只是因为他的文章优美，学者有求于左氏而不求于《春秋》，所以才这样罢了。近来我得到两部折衷左氏之学的书，一部叫《晁吏部杂论》，一部叫《吕著作后说》。晁氏简约而通达，吕氏博大而精核。我曾想依照他们的方法，删去繁琐，去除滞碍，定为一部书，用来阐明《春秋》的义理，但力量没有达到。近年来我厌倦学问，文章的花叶也凋零枯槁，认为两部书的方法虽然值得采用，但江南研究经学的人自欧阳公以来，都直接取《春秋》作为依据；更有甚者，还怀疑今天的《春秋》出自鲁国史书，认为原文不可完全考察，更不用说左氏了。因此知道学问越广，疑惑本来就越多。好比登上千仞高峰，脚步越高，所见越杂；又好比游走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奇珍异货使人眼花缭乱，不能立即作出判断。总之，要做到判断确定而不杂乱，必须经过长久时间，然后自然能够有所领会。叶君正道把《左氏窥斑》拿给我看，我读它时仍像当年读晁氏、吕氏之书一样喜爱。我问这部书是怎样写成的，才知道在诸儒急于参加科举的那些年头，叶君早已脱稿很久了。唉，这难道是我年轻时退缩懒惰、不肯自我努力的人所能相比的吗？叶君名某，是台宁海人。《于景龙注朱氏小学书序》我小时候，听说乡里以小学教授学生的老儒先生，只有四五家。每次讲课结束，还杂试《河图》《洛书》的数理，以及《尧典》的闰法、《禹贡》的赋税制度、《周礼》的兵制之类。稍有空闲，便由都讲口授《颜氏家训》《少仪外传》等小书。因此学生中稍有资质悟性的人，在未加冠以前，各种成年人的事务便大都已经学过了。朱氏的书当时还没有盛行，浙江一带常常跟别人传抄，用来互相启发，那种惊喜恍然的心情，就像扬雄请教《方言》、蔡邕读到《论衡》时一样。到了甲辰、乙巳年间，有人凭借朱氏学说考中甲科，四方欣然争相传播朱学。而我们乡里因为偏远僻陋，才刚刚得以全部看到徽文公所著的书。大体说来，众多著作中只有《易本义》《四书注》《小学书》最为完备；其余有的尚未脱稿，有的混杂出自他人之手，并不是完整的书。如今这三部书，只有《四书》有人诵读，《易本义》真正懂得的人极少，而《小学书》最有益于人，却没有人阅读，实在令人悲痛。于君景龙生在文公故里，年纪已经长大，又喜爱深沉的思考，唯独选取《小学书》，逐句解释、分章疏解，想让它流传于世，他的为人多么美好啊！我年轻时就远游，长大后又频繁出仕，不但学问没有等到完成，连童年时所得的学问也一并丢失了，我本来就是有负于您的罪人啊！上天启发我的内心，使我正在自我悔过；幸而您的书已经完成，我愿意拿着蜡烛来学习它。您托我作序，我谨慎地把这些话写在篇首。元贞乙未年深秋朔日早晨。

译《陆宣公奏议精要》序 右边这部是《陆宣公奏议精要》三卷。宣公是吴地人，以纯正诚心直言进谏，具有美善的谋略和深远的见识，学习治国行政之术，是唐代忠臣，却从未以文章闻名。他的言论也只是因当时的利害而发，并没有想要垂名后世、流传长远的意图。然而苏眉公父子非常仰慕并学习他。苏大公于是取出他的书，进献给经筵，用来备作讲读。从此以后，学士大夫进行谏诤，崇尚他的诚实；起草诏令檄文，崇尚他的明达；撰写书判，崇尚他的果断；审理案件、拟议政事，崇尚他的详尽。于是宣公的书流行起来。凭宣公的诚心、才能、见识和学问，发之为文章，在他当时虽然曾一度被任用，却受到昏庸刚愎者的蒙蔽，受到谗邪之人的惊吓，以至于屡遭疑忌、背负牵累，处境困顿，声望地位都低于同列。后来担任宰相的人接连不断，只有他不能长久立于朝廷，最终还因罪被处死。死后数百年，他的书才开始盛行天下，这对于宣公来说，可以说没有辜负他；而那些心怀忠诚、抱守质朴的人，行为不愧于神明，诚信不欺骗细微之物，即使一时自身没有得到际遇，也可以无所悔恨了。唉，这实在可嘉！然而自唐史称宣公的议论“炳如丹青”以来，已经有数十上百篇。如今保存下来的卷帙仍然浩繁，所以即使在穷困的屋檐、简陋的茅舍之下，也可以沉潜玩味、反复研读，没有什么不适宜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可是文书簿册繁多，忙于刀笔事务的人，仓促间读它，往往不能找到头绪。我的朋友苏台陆君子顺，于是采录其中精要的言语和重要的义理，汇成一编，以方便读者。就像千头万绪的网，提起纲绳便全部张开；又像有千间屋子的宅院，进入深处也不会迷路。我为此深深赞美、重重感叹，不只是高兴吴中陆氏的学术渊源有来由，也希望从今以后人人都不怕烦琐地阅读宣公之书，因而熟悉并反复体会他的用心和行事。这样看来，乡野中怀藏宝物的人都将成为敢于直言的士人，台阁中佩绶任职的人都将成为端正坚贞的臣子，对于人文教化似乎也不会没有一点补益。大德戊戌年孟冬朔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口〕 《汴略》序 古代通史家的材料，百家大都来自父兄和先世的见闻积累，这是司马、班、范、刘、李以来都可以看见的。至于有些人在乡野、后学、学校中，靠搜集遗闻、辛苦采录以后才明白的，则不在此限。然而等到真正有所成就时，精深的方面可以用来讲学，粗浅的方面可以用来治理世事，都不会因为贫乏而受害。所以东方朔经过三个冬天的勤苦，文章和历史知识便足以应用；陆贾、贾山一类人搜集编缀秦汉近事来帮助口才，当时人称许他们懂得实际事务，这就是成效。汴梁建国一百六十八年，渡江南迁以后又有一百五十年；其间制度设施的沿革、本末条理，都写在史册上，收藏在金匮中。太平时，学者尚且不能全部看到，加上战争焚毁接连不断，典籍散失。凭我涉猎和记诵的学问，问起咸淳、景定年间的事情，前后都茫然，不能相互连贯，更何况见闻疏远的人呢？天台潘可大出生又比我晚，资质敏锐而志向专一，学习勤苦而见识精深，长期坐在山谷中授徒奉养双亲，脚从未走出门户之外，却搜罗旧闻，从建隆庚申年到靖康丁未年，详细说明记事体例，附上辨论，像范淳夫的《唐鉴》、胡明仲的《管见》一样，题名为《汴略》，共三十卷。又从建炎丁未年到德祐甲子年、从金天辅戊戌年到天兴甲午年，撮取纲要，题名为《南北纪年》，共若干卷。唉！像可大这样讲学，难道不像灵龟神蜃潜藏在岩泽之中，而光彩和云气自然显现于外吗？假使让他出仕施展、用之于世，什么力量能够遮蔽压抑他呢？但可大不愿成为东方朔、陆贾、贾山一流的人。我姑且为他的书题写篇首之辞，以阐发其大概。《急就篇注释补遗自序》古代君子不因为大道而废弃具体事物，从一种技艺以上，只要对人有益，即使是农夫、工匠、厨师、巫祝一类低贱职业，也还亲自去做。即使是大圣人，也无不如此。比如黄帝行医用药，虞舜烧陶捕鱼，孔子计算牛羊的数目，都是这些具体事务。古代圣贤难道是因为耗尽力气、疲劳肌体才显得有别于常人吗？后世君子平日夸夸其谈古代先王之道，仿佛具体事务不值得做；如果问到眼前的事情，问到他们所穿所吃、所居所处、所游历所学习的事，他们每天都接触，却连名称和意义都不知道，难道不是大惑不解吗？我小时候承受父兄的教诲，凡是小学应当讲习的内容，幸而略得其端倪；但由于气质昏昧、资质浅陋，中途便荒废了。年纪渐长而后悔，才开始捶胸抚面来刻苦自励。可是文献凋零，古代言论渐将断绝，当时的朋友又一同诋毁它们，认为不切实际。每当耕作锄地之后、酬酢闲谈之时，心中有所触动，便一定默默记下，私下求索。我家很少有书，只有《急就篇》一卷，是汉代黄门令史游所撰、唐代弘文馆学士颜师古所注，又经过新安朱先生仲晦校订的书。我自己认为本来应当有书名解释，可是篇中的正文绝没有音义训诂注释涉及之处，疑义还很多。我不自量力，为它补上遗漏和缺失，同时列出不同的说法，记载在左边。我曾看见洙泗以来师友之间的辨析，都是各自提出疑问，互相追问回答，然后道理才穷尽，学问才精密。假如颜、朱二位先生还在，我本来愿意亲自向他们请教。又想到古人著书，往往因教诫而作；这部书本来是为了使人迅速学成文字，便于儿童学习，而四民的职业、各种用途的需要，没有不周详考察的。秦人以法吏为老师，公私之间的仕宦和学习，辗转相传，所以最后以吏文结束。儒者若想求得汉学，只有齐鲁诸生的训注还接近古意吧。

译《左氏补求》序 吴伯秀还是乡校学生时，我和他冬天同床，饥饿时同灶做饭。等到参加有司考试，也是学习同一事业。然而我的性情迟钝，每次得到有司命题，总是勉强筹划思考，过了很久仍不能辨析。回头看伯秀，他提笔书写文章，滔滔不绝，十篇中已经写成五六篇了。当时学生像树林一样众多，请教疑问、请求增益的人从四面八方坐着，人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过了几天放榜，伯秀欣然名列前茅，那些请教疑难的人也纷纷被录取。我非常惭愧又羡慕，认为做儒者不应当像我这样。分别十多年后，我从太学考中进士，伯秀也由乡试取得功名，进入礼官的科目，彼此互相慰劳。那时我们年纪相当，又都正当壮年，自以为不会庸庸碌碌，必定将在世上有所成就。不久我们都失去官职，居家生活，漂泊困顿，积累二十年后，脸色苍老、头发枯槁，都快成为老人了。于是我开始悔恨从前的学业，打算凭体力劳动来谋办衣食，随即又计划种树，抄写陶公养鱼的方法之类加以学习。只是这些事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功的，结果只是白白失去了它们。而伯秀的学问更加坚定，见识更加深厚，风骨节操更加高峻，于是闭门垂帷，亲自从事少年书生的事业，把数千年的兴亡之说、贤愚之迹全都考核整理、编纂成一家之言。尤其是《左氏传》，他从少年时就已经精熟，曾经把其中义理类别相同、对偶相合的内容编成韵语，题为《补求》，以便学者学习。我读它，好像用锋利的斧头砍泥，又像鸣镝发射，百发百中，来回都毫无差错。唉，真是奇异啊！人的才力相差，果真如此遥远吗？伯秀的《左氏补求》已经完成，又有关于毛氏《诗》的《笔记通纂》，还有《集义》等书，次第都将脱稿。虽然我因过去的牵累坐困，不能指望有所进步，但仍愿在勇士身旁挥臂助阵，在饱食者剩余之物前垂涎，自己的志气本来还没有停止。伯秀名化龙，如今又字汉翔。” 《伍典补求》序 古代的学者，从孩子能够说话起，教给他们的内容就已经很详细了。然而必须等到十岁，才请求学习外传。虽然如今已不能知道当时篇数，大体不过是《诗》《书》和执掌礼仪的条目。之后还要等到年龄渐长、气力渐强、见识渐明，然后才允许他们广泛学习。起初并不急于让他们进行喋喋不休、浮华虚饰的口舌争辩，只怕夸张的根、傲慢的芽没有及早铲除，最终成为一生的累赘。作为老师的人，也必须是学问已成、品行笃厚而没有出仕的人，才敢担任这种教育。因此前后辈相互成就的情况，历历可考。《诗》中说：“于是成人有德，小子有所成就。”说的就是这个。小时候，我还来得及侍奉先生长者。景定年间，当时有人议论废除童子科，认为儿童的资质幼稚，却用辞章记诵这种浮夸无益的东西损害他们。这个说法是对的；但白头老儒纷纷如此，彼此雷同，只不过传授举子功名之业。他们的智慧反而还不如童子科，见识的人对此感到忧虑。铅山詹仲美，确实出生在世代为官的家庭，成长于文献汇聚的地方。他来到杭州，把《伍典补求》拿给我看：第一是侍奉亲人，第二是侍奉君主，第三是夫妇关系，第四是长幼关系，第五是朋友关系。每一典分为一章，每章列一百句，每句说明一件事。询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才知道仲美曾拜在故相江文忠门下，又在白鹿洞学习，领会了先师晦翁的学说，因此写成此书。唉！假如仲美的书能够流行，推广他的主张，或许成人者便有可以教的内容，小孩子也有可以学习的内容了吧？我正因困顿而授徒，看见朋友之间相继编写补求类书，何止百家。论其篇数不违背小学类书，又能够培养人的纯真心性和幼稚节操，本编确实没有能超过它的。因此为它作序。大德戊戌年孟冬二日。《昌国应君类书补求》序 我五六岁时，亲戚朋友中有人考中童子科，我心中十分羡慕。童子科的制度，是通过背诵九经，再考试文章，合格者取得出身。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淮南、湖南、广东、四川这样广大的地区，每年参加大试的不过一二十人，而考中的不过一二人，也可以说很难了。景定、咸淳年间，考试人数稍多，有司厌烦，认为这只是损害人的淳朴心性、增长浮薄聪慧，于是废止此科不用。由此可见，取士的方法已经衰败。进士科最为尊贵，也最为败坏；三舍、宏辞次于进士科而尊贵，但也都编排拆解成文辞等待试问，用谐比虚词来眩惑考官，幸而考中，便希望得到不按常次的提拔，不像童子科那样真正熟读群经、考试才能，只授给一个下士的等级罢了。至于任子、军功、吏员、纳粟之类，每年多到数百人，更不用说了。有司不敢废除这些名目，难道都是爱惜他们的才能吗？不过是看重改变古制罢了。唯独对于童子科的一二人却吝惜不取，为什么呢？这也太不周详了。童子科废止三十年后，人们忌讳谈它，不再学习，风俗更加没有厚重起来。我在江海之上因困穷而授徒，乡里的大夫昌国应君翔孙路过这里，我们一起感叹江南经学荒芜；纷纷的朋友中疑难满胸，却最终没有地方发问，那么应当由谁来承担这个过错呢？” 他拿出所编的类书补求给我看，凡是各部经典的主旨、篇名、标目、韵例，都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内容广泛涉及《仪礼》《尔雅》、诸子以及扬雄的《太玄》、马融的《忠经》，没有一样不作补求。自从最初的本子以来，开始这样编写的书，能够使分散的材料完整、广博的内容精密，实在没有比这部书更好的。应君大概是在景定、咸淳以前童子科尚未废止时的童子。唉，真难得啊！我已经为他的书作了序，又听说昌国在宦学士大夫中，应氏的先祖实际是参预公，因此大大显扬了他的家门；而应君的求学、气度、品行，到白头仍不衰减，正在为家塾请求合祀先贤。上天想要昌明他的文章、使他的门徒受益，大概还没有停止吧。大德戊戌年孟夏望日后五日。

译《奇童烈女宝鉴》序 古代谚语说：“教导媳妇要在她初来时，教导孩子要在他婴孩时。”我年幼时，每次能够陪坐在乡里的父老兄长身边，必定听到他们引用这两句话，把它们作为家训，因此耳熟能详。那时东边里巷、西边街坊，男子诵读，女子纺织，气象足以画入图中。稍稍长大，奔走世事而未感疲倦，归来时却看见从前儒雅朴素的人家，童仆、车马、婚姻财帛接连而来，光彩艳丽、香气熏腾，一切都不再有旧日风俗了。大概时代风尚在推移，而礼俗的衰败已经很久。史书称万石君之家淳厚谨慎，但传不过两代便废弛；洛下袁司徒的子孙，后来都因骄奢而败亡。士大夫辛苦建立家门，到这种地步难道不可怜吗？我私下曾思考这件事：人的常情是，在还没有放纵时，先生长者用片言只语约束他很容易；等到他已经决意放纵，即使有司严厉执行重法来禁止，也很困难。因此古人不论男女，在他们幼小的时候，走一步路便教他们趋礼，学习谦让；吃一顿饭便教他们知耻；参加一次祭祀便教他们观礼。这并不是故意劳损他们的筋骨、限制他们的视听，而是爱护他们，把他们引入善道。想来当时的《少仪》《弟子职》等书，以及《彤管》《女史》之类，早晚吟诵，也像我小时候所见的情形。只是如今距离那时已经数千年，歌谣译述荒凉，简册篇章散失脱落，怎么还能重新得到大概的形貌呢？庚子年春天，吴兴故家张生炜在废弃的书籍中得到所谓《奇童烈女宝鉴》的书，因喜爱它有助于名教，便替它搜集增补、整理修葺，刻印流行给人看，又向我征求序言。我认为，其他书流行或不流行，未必能对世道有所损益；但此书流行，便足以使人知道，童年幼小的身体也一定有应做的事情，闺门中的行为也一定有应传承的规范。它对于劝勉讲学、扶助伦理，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于是鼓励他完成此书，并把我所听闻的写在下面。《程宗旦古诗编》序 语言写成文章，有韵；正如音乐形成声音，有音律，二者是一样的。音律法则废弃以后，后代用新声代替古乐；韵学流传者又把唐人的近体诗当作古诗，难道不可悲吗？我曾有意理正这件事，认为音乐出于中和之声，同人们歌咏诗篇最为接近。《三百篇》的国风、雅、颂，可以配弦歌、进献宗庙，本来并不要求像后世那样具备完备的音切。然而当时人们诵读精熟，士大夫平常叙述事情、偶然寄托情感，必定取其中一两章来使自己的意思流畅，正因为它们都写成有韵的文章。汉、魏以后，诗歌仍然进入乐府；其中道理说得透彻、能够流传的，直到今天仍有儿童、妇女能够背诵，因而兴发感触。如果像如今的人那样直接说它们无诗无乐，也可以了。宛陵程君宗旦，年老而笃实好学，选取唐、虞以来各部经传中有韵的语句，编成一部，题为《古诗》，用来诱导激励后学，他的心意似乎同我相合。我在书卷末尾概述了全书大意，于元贞乙未年秋八月某日归还给他。

译《赵子昂诗文集》序 吴兴赵子昂同我交友十五年，共见过五次，每次必定以诗文相互激发。子昂才华极高，气度极为爽朗，我仰慕他尚且赶不上，然而他从未不对我尽心。最后一次又在杭州相见，他才拿出平生所作的大部分诗文，名为《松雪斋集》，共若干卷，请我评论。我想，人各自凭借自己的才华在世间立身，必须彼此能够达到相当的程度，然后才能相互了解；必须相互了解，然后才能互相评论。我比不上子昂，又凭什么了解他？凭什么评论他呢？子昂说：“即使如此，也一定要说。”我说：“既然一定要说，那么就拿我们两人的经历来比方吧。浙东浙西的山水，没有比杭州更美的了，即使儿童妇女、从未到过杭州的人，也知道它美。让他们谈杭州，也不敢不说它美。但他们的谈说不如我们两人能够说得好，为什么呢？我们两人亲身经历过，所以了解它；他们没有到过，所以不了解。改天拿他们的说法去问居住在杭州的人，那么各人的说法也不会完全相同，因为他们从杭州取得的感受各不一样。如今世人对于诗、对于文章，没有亲身经历而有所了解，却想要评论的人到处都是；即使幸而有过亲身经历、彼此说法相同的人，也从来没有见过。” 子昂还未满二十岁时，发言就已经使乡里的儒学前辈惊异；稍稍长大后，四方万里之外的人都重金购买他的文章。车马所到之处，门庭挤满、全城轰动；得到片纸只字的人，个个心满意足地离去。这不是靠声色外表可以达到的。可是子昂难道认为这些人都了解我吗？所以古代真正相知的人，必定像韩愈与孟郊、欧阳修与梅尧臣那样，声气相投、踪迹相同，彼此倾心吐露，然后才算相遇相知。后世却想在道路上的偶然相逢之间得到这种相知，那就过分了。我评论子昂：他的古赋纵横驰骋、顿挫迅疾，处在楚汉之间；古诗深沉含蓄，近于鲍照、谢灵运；至于其他各种作品，还傲视李白、杜甫、高适、李翱。子昂自己知道这些，对此认为如何？大德戊戌仲春既望。《尚书小传序》（双溪王先生） 古代的君子想要使天下明白大道，不能使人人没有不同意见，却曾经厌恶人们苟且相同。他们认为，有不同意见，道理才可以借助各人而得到阐明；苟且相同的情形，虽然一时欢然无失，却终究不能彼此启发。所以即使仲尼是百世的老师，西邻的丈夫还不知道他的贤能，乡里国家的人甚至认为他不懂礼。至于旧日交游和门下弟子，即使像原壤那样通达、像晏婴那样贤能，或像仲由、陈元那样亲近而交往长久，也还常常对他惊疑不解。等到事情经历久了、评论确定了，那么即使隔着古今的遥远、天地的广大，家家传他的书，人人学习他的道，这难道是人的眼前感情和朝夕之间所能预料的吗？徽州士大夫曾经对我说：朱文公在世时，同乡有双溪王先生王炎，字晦叔，也凭学问品行成为诸儒的宗师。两家议论学问时常常相互纠正切磋。文公去世以后，诸生刚刚摆脱党祸，便起来尊崇、褒奖先前的学说；不是朱氏一派的，都被废弃不用。王先生的书以及他的为人，后辈不能完全了解，实在令人惋惜。我没有时间评论他的学问究竟如何。己亥年夏天，有王君传从京口来，把《尚书小传》五十八卷拿给我看；这大概是双溪先生所著，而王君传已是他的第四代后人了。王君传说：自从我的先祖遭逢丧乱，迁徙不止，旧日物品都无法保存，唯独这部书完整如初，我私下里很是庆幸。我利用空闲时间稍稍取来研读，熟悉其中阐发经义的说法和一语中的的论断，大多是训诂家未能达到的。文公闲居时，对各部经书多有厘正，毫不遗余力，唯独对《尚书》和《春秋》退让回避，似乎有所等待。先生这部书在开禧末年脱稿，而刊行于嘉定初年；那时文公去世已经很久了。假使文公还在世，他们一定会共同亲近乡梓，愉快地以旧日雅交相处，在言语文字之间应当有彼此心意相通的地方。若因出生地域不同、成书较晚，各自树立名义，突然创立门户，便产生异同之论，哪里还能一一完全出自老师的本意呢？况且经学老师自汉代以来，专门之学尚且不能一致，正因为不能一致，真正的是非才会显现。如今有人认为只凭独自观看、独自听闻就能穷尽天下人的耳目，这是没有道理的。王先生又有《易上下经解》六卷、《易系辞总说》若干卷，我将依次全部求得并学习。大德三年四月某日。

译《天原发微序》古代谈论天道的人，必定兼及人事。自羲和以来，直到绝地通天以前，书籍传记中所见所记的事情，已经无法考察了。由此便有了历法天象、律吕、龟卜，以及祠祭、磔禳、盟誓诅咒之类。这些方法同仁义道德、纲常制度的学说一起在世间流行。至于那些流传下来的片段见闻和余论，在春秋末年，仍然人人能够谈说。先儒说过：“河图洛书，是圣人借助神秘之道来设置教化。”通晓经学的人忧虑这种说法过于拘泥，难道天人所以如此的道理，是当时小民容易理解，而后世的士大夫先生却认为深远难言吗？上天还没有使斯文丧失，仲尼便出生了。仲尼说：“天说过什么呢？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这才是它自己所作的至高言语啊！”传了两代，子思先生阐明说：“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性，遵循本性叫作道，修明道叫作教。”把它充分推演到极致，便有三千三百种礼乐的美善、九州四海声容文物的盛大，而其中的妙理又归于无形无迹。又传了两代，孟子阐明说：“认识人的本性，就认识天。”又说：“保存本心、涵养本性来侍奉上天，并且一切事情都按天道去实行。能够治理人民的，叫作天吏；能够自治其身的，叫作天民；所处的职位叫作天位，所担任的职务叫作天职，所获得的爵位叫作天爵。大道将要施行、人成为尧舜那样的人，叫作上天使他如此；大道不能施行而退处，却仍不失为孔门弟子，叫作上天阻止了他。”唉，真是高深极了！秦代的祸乱平息，汉代的学术兴起，传述天道的人夹杂着灾祥、谶纬，崇尚天象的人拘泥于巫史和推步，阐明义理的人又沉溺于清虚和佛老。一千多年间，学者昏昧无知、行事失当、言语空泛，把上天推说成茫茫无际、与自己的事情毫无关系。于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大儒，同时兴起在太平盛世，医治他们的狂妄昏昧，震醒他们的蒙聋。等到他们的学说流传不久又将要受到迷惑时，又有新安朱子出来替它厘清分析、剖判决断；此后微妙的言论和重要的旨意，纯粹地归于同一方向，于是明白透彻，再没有遗憾。士人有幸遇到这种阐发，也可以说是得到上天的福佑了。然而学习它的人又为什么轻易废弃呢？城阙中的儿童，耳朵听熟了，心里却荒疏；市井朝廷中的人，嘴上这样说，身体行动却相反。与前面所说秦汉以来的弊病相比，又有什么差别呢？我经历忧患，辗转百折，私下认为深山穷谷之中，那些轻视功名、不善于追逐仕进的士人，一定有精通这种学问而藏在家中的。一天，新安方使君拿出平生故友鲍景翔所著的《天原发微》五卷给我看。我读它，从太极渺茫的起始，到行动所依凭之处、气所驱使之处、数所发生之处、器所仿拟之处，无论精微或粗浅、内在或外在，没有不记载的，而且提纲挈领地表达出来。方使君对它的指点说明很多。景翔曾以乡贡进士的身份一次赴礼部考试，却没有考中，回乡后终身贫困。乡里的长者、提学郑君孔明供给他粮食，让他居住，早晚同他共同讲学。书写成后，便刻板流传，以成全他的勤苦，并以此书之名来慰藉他的遗志。鲁国没有君子，孔子从哪里取法呢？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方使君已经作了序，嘱托我在后面附写几句，我谨慎地不敢推辞。《先天图义序》自从汉代儒者传授《易林》的传统断绝以后，士大夫一概只用义理谈《易》，将近二千年。像扬子云的《太玄》、虞仲翔的纳甲、关子朗的《洞极》、魏伯阳的《参同契》之类，往往都是古人象数之学的余绪，而学者怀疑它们接近历法家和方士，抛弃它们不肯学习。到了近世，才有太极图、先天图两图，在《易》中最为深奥精密。然而如果不是濂溪、康节在前面阐发张扬，考亭朱先生在后面尊崇倡导，那么这两图怎么知道不会因受到怀疑而被废弃呢？如今两图都已经显著流行于世，而现在谈先天的人仍不如谈太极的兴盛，为什么呢？太极以义理为主，先天以象数为主；义理容易晓喻，象数难以精通，所以前贤有把它比作狗马、鬼神的议论。我年轻时本来专习科举，长大后又被忧患困厄，而且生在穷乡僻邑，没有老师传授，也不能听闻学习这种学说。山阴严养晦拿四十九图给我看，方圆的形象、纵横的数目，不必费力执持比附，一一都相互吻合；而阴阳往来、动静消长的道理，打开书就可以一眼看尽。这样看来，他对于濂溪、康节、考亭的学问，可以说已经叩问到门墙、窥见厅堂内室了。世俗的念头渐渐空寂，幸好还有余力可以偿还平生饥渴般的求知愿望，我将跟随养晦把这门学业完成。《老子原微序》以上是《老子原微》三卷，乃当涂南谷杜君所著。注释《老子》的书很多，也有出自名儒大老之手的，却没有流传下来。难道是有意轻视而遗弃它们吗？原因在于其中不能消除对老子学说的疑惑，却勉强改变老子的言辞来符合自己的意思；有抵触龃龉而不能贯通，也就不足为怪了。儒者怀疑老子关于道德、仁义和礼的学说，又担心他主张避祸厌乱、独善其身；过分之处还说老子不是神仙，不能长生不死。把这几种说法积在心中，与如今老子学派的说法相异，就如同越地客人穿着楚地服装，住在水泽之地的人评论陆地所产，怎么能够判断其中的真实情况呢？我曾经同杜君商量这件事，杜君潇洒地笑着说：“这些怎么足以使人怀疑我的老师呢？凡是我老师的事情，我了解；至于其他人，又凭什么了解呢？我的老师经历的年代很多，最后做了周朝柱下史；他所著书的某章指某件事、某章指某件事，大体如同古史，因此把他原本微妙的旨意和各种说法全都发明出来。世俗儒者穷尽年岁、耗尽精力也得不到的，他都一一传述老师的心意，纵横出入，无所顾忌。”唉！世上若没有老子的学问也就罢了；既然想尊崇老子的学问，他的书就应当由老子的门徒亲自撰写。我们的夫子独自完善自身、推行教化时，门下高才弟子亲自接受教诲，然而夫子还未闭眼，关于经书难易、义理异同的议论就纷纷兴起。后来残缺的编简流传下来，同门之间彼此违背的说法，又数不胜数。大概他们都认为那些书出自夫子，却最终不敢自以为是；又哪里有空闲强行去了解老子的心意并给他的书作注呢？所以道术相近，才能彼此了解；智慧相当，才能彼此评论。杜君是戴黄冠的道士，却不从事炼丹服药、役使鬼神之术；看他的意思，似乎以此为耻，所以不谈这些。至于在王侯之间谈笑，在荣誉名声之外游乐，逍遥委曲，以退处为根本，以忍让为作用，变化而无所障碍，委蛇自如、若无所执，这大概才差不多能够成为老子那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又哪里足以了解他呢？像我这样的人，又哪里足以了解他呢？

译《王伯善农书序》世人曾经讥笑儒者不用心于实际事务，认为万不得已时，宁可退居田野亲自耕作，终身如此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我常常认为这种说法狭隘而错误。假使儒者真正发挥作用，那么没有百姓不能从事职业，农民也已经包括在其中了。哪里一定要忙忙碌碌亲自扶犁、背耒，才算行善呢？从前仲尼鄙弃樊须，孟轲驳斥许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吗？丙申年，我客居宣城县，听说旌德县令王君伯善是儒者。旌德治理得很好，我询问他的办法：每年教百姓种桑若干株，凡是麻、苎、禾、黍、牟、麦之类，关于播种、栽培、除草、收获的方法，都传授给他们；又画出钱、镈、耰、耧、耙等各种杂用农具的图样，让百姓制作。百姓起初说：“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事情，而且我们世代都在做，哪里用得着教？”其他县的县令们纷纷嘲笑他，认为这件事特别不切实际。好的守臣将领和贤能的部使知道了，却不加过问；即使过问，也不认为这是他的才能。这样过了三年，伯善还没有离开旌德，而旌德百姓已经从中获利、依赖他，并歌颂他。大概伯善不只是教他们务农的方法和农具，还能不扰害百姓而使他们安全，因此使民心驯服，日渐受到教化。又过了六年，我因推荐得到信州的官职，伯善再次调任永丰县令。信州靠近永丰。我既已知道伯善贤能，便更加仰慕他的治理；加以详细考察，伯善的政令在永丰得到信任，比在旌德时更加迅速，大体上与居住旌德时没有不同。他在山斋中潇洒自在，整日清静地坐着，不施一鞭，不发布一纸檄文，而百姓奔赴功役、听从命令都非常谨慎。每到岁时，他召集年高有德者和强壮者，询问他们能否听从我的话，并考察他们的农具；幸而能够做到，就非常高兴，拿出卮酒互相劝勉奖赏。若不能做到，或者懒惰不遵从教导，他便总是皱眉叹息、辗转不安，仿佛羞愧得无地自容。唉，真是美好啊！儒者之道，所谓做百姓的父母，能够使近处的人怀念、远处的人悦服，难道不应当如此吗？于是伯善从永丰带来他的书，名为《农器图谱》《农桑通诀》，给我阅读。书中提纲挈领、列举条目，采撷精华而聚集实用内容。只是旧有农书有南北适宜不同、古今制度不同的地方，这部书却处处可以贯通，所以我作序阐发它的大旨，并附载我所听闻和见到的事情，以证明儒者用世并非空话。假使这部书流行，而治理百姓的人都以伯善为法，那么即使人们歌颂子产、乡邑歌唱《▯风》，也是可以的。《礼部韵语序》我年轻时向乡里的先生请教，问礼学家的说法：“春天诵读是什么？”先生说：“诵读诗。”我问：“诵读诗是为了什么？”他说：“将用来奏乐。”我又问：“夏天还要弹弦是什么？”他说：“古代的学官，只有礼和乐；春夏都学习音乐，冬天读书，也将用来学习礼。”不只是这样，古代的学校称为“辟雍”，“辟”是为了阐明经义，“雍”是为了协调音乐。学校的官员有祭酒、司业。“酒”是举行礼仪的东西；“业”是乐板。我当时颇有所领悟，只是琴瑟也不容易演奏，唯独诗接近音乐，差不多可以凭自己努力，于是每天写诗。四十年来经历荣辱，人情世故什么没有遇到过，却没有达到放纵心志、触动本性的地步，也没有超出规矩法度之外，这是诗的力量。来到江东，有铅山人虞世民，把平生所见涉及礼制的古书编成韵语，想让儿童妇女都能流传背诵，使它熟悉于口耳、浸润于心身。这样一来，将会使朝夕、节日、朔日的仪式不教而自行，使父亲、老师、保姆的训诫不用说话便都能明白，对人很有功劳。他的教化当然不是浅薄的，而虞君的用意也很深厚。于是我便跟随他完成此书，并把自己所知道的一点内容附在篇首。《齐东野语序》《齐东野语》，是吴兴周子给自己编纂的书所取的名字。周子是吴地人，却把书命名为“齐语”，为什么呢？因为周子的祖先本来是齐人。周子的门客读了他的书而对此感到疑惑，说：“周子的说法只是谦虚，并不是事实。过去学术废弛、战争兴起，天下的游说之士全都聚集到齐国，临淄稷下的学者，车声如雷，衣袖如云相摩，学者洒脱地以谈说相互推尊，即使孟子也曾经是齐国的学者。然而也有人能够批评它。如今所谓‘齐东’的说法，并不是实情。所以庄周把《齐谐》看作滑稽之书，汉高祖责骂齐国俘虏，也只说他们靠口舌而已。如今周子的书，言语核实，事情确切；他考察官名，精细得像郯子；他订正舆地图，审慎得像晋国伯宗；他涉及辞章礼乐，丰富得像吴国公子季札。他所称引的事物，旁征曲证，好像登上泰山山顶而记录封丘的坛壝，又像经过矍相之圃而数说射礼中射手的次序。凡是这样，都不是苟且为之，哪里是所谓‘齐东’呢？”所以说：“周子只是谦虚，并不是事实。”周子说：“我说自己实在是齐人，这是不对的；但门客说我不是齐人，也不对。” 我家的曾祖父中丞公，确实是从齐地迁到吴地的，到现在已经四代人在吴地做客。先父曾说：“我虽然居住在吴地，心中没有一顿饭不在齐地。”难道他的后代反而就忘记齐地了吗？而且我的祖父侍郎公，任职于六部；我的外祖父参预文庄章公，出入两制台阁，对章奏、宫府的旧事广泛熟悉，贯通精深；我从小接受这些，到了白头仍未忘记。如今不赶紧谋划，恐怕终于会散失断绝。古人有句话：“人到了困穷时就会返本。”像我这样的人，如今难道不是困穷了吗？如果返归根本，就应当说是齐人，所以我编写自己的书而把它系于齐地，有什么不可以呢？”门客说：“是，是。”于是依次记录这些话，附在他的书末。周子名密，字公谨。《剡源文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八　元代戴表元撰写的序文

译《潘可大孙子释文序》起初我怀疑孙子教吴宫美女练习战阵的事并不真实，只是太史公承袭了听来的传闻，把它概括为奇事记载下来罢了。至于说到孙子做将领，向西击破楚国进入郢都，向北消灭齐国和晋国，事情也说得非常简略。大概古代确有这样一个人，善于谈论兵法，却不一定能亲自统率军队作战。而孙子的十三篇于是流传于世，后来善于用兵的人便共同尊奉它。唉，孙子难道不是春秋战国之间那些恢诡奇异、抗世傲物的人之一吗？并不只是善于用兵而已。他的书纵横变化，深刻而切实，博大而完备，读起来使人喜爱。我的朋友潘可大，大概就是修饰文辞而喜爱这部书的人。他年纪刚到二十岁，对书无所不读，却独自为《孙子》作了若干言的释文。一天，他拿着释文来拜访我，说：“自从我写这部书，朋友们起初惊骇，写到十分之四时开始怀疑，写到十分之六时最终非难并嘲笑，写到十分之八时已经如此了。那些非难嘲笑的人，实际上是因为不了解而怀疑；而感到惊骇的人，也还是没有完全消除疑惑。”从前周朝衰落，学士大夫失去了所承继的传统，凡是能够修明社会教化、不背离先王的人，只有仲尼一派如此。除此之外，有以游说辩论为长的，有因狂放愤懑而著书的，最下等的是刑名、计数等各家，大概人人都能说，能说便能作文。孙子是那种谈论兵法而又善于作文的人吗？正因为既能言说又能作文，所以能够勇于改变古人的方法，自立一家之言。自汉代以来，最著名的将领如韩淮阴、赵营平，都靠口头传述他的言论，清楚地流传下来；最奸诈雄杰的人如曹孟德，甚至亲自为他评议，其他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他的书中要旨说：“用兵凭诈术取胜，因利益而行动。”至于车马、资粮的运输，赏罚、部伍的节制，山川、阴阳形势的适宜，不必等到武将的智慧便能达到。可是一定要凭诈术取胜、因利益而行动，那么普通百姓有什么罪呢？后世尊崇孙子这个人，专门遵循他的方法，承袭其实质，却表面上忌讳他的名声。凡是轩辕氏的子孙，直到今天，历经千百年，作为血肉之躯，惶惶然始终不能自己决定命运，难道不是那些有文辞的人造成的吗？在这里又用文辞为它助长，就像害怕火焰熄灭而煽动火势，反而更加不知道最终会怎样。然而潘君的用意并不是为孙子助长声势；看他的书所作的折中判断，甚至称说仁人的战争，以消除天下的祸害为主旨；杀戮他们，是为了使他们获得新生，诸如此类，都是孙子没有讲过、学习孙子的人也没有完全了解的。掌兵的人得到这种说法而实行，便是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举动；谈论兵法的人得到这种说法而推广，便是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他的内心仁厚，方法谨慎，与诈术逐利相去很远。既然如此，必须像潘君所说的这样，然后才可以评论孙子吗？所以孙子这部书或许仍然可以废弃，但这部释文的用意却不能不流传。潘君名衍，是天台人。《大学》《中庸》《孝经》诸书集解音释序。儒者的学说，精深的部分是道德，粗略的部分是礼乐、刑法和政令。在三代以前，虽然世道的治乱有兴替，但这两种学说在天下从未有一天废弃。书籍中保存下来的只是大略。周朝衰微以后，礼乐刑政全都毁坏，道德茫然无所依附。夫子不得已，才开始同他的弟子一起在书中详细说明。书说得详细了，后世假托古人之言的人才纷纷出现。自夫子的弟子相继去世以后，一千多年间，往往常有穷究经书、学习古道的贤者，不因世俗变故动摇心志，枯守师说于山林草泽之间。即使一世人都不喜欢他们，他们也不改变；声名熏染、气质感染日久，也有时会被人采录。道德的余绪、礼乐刑政的模糊遗迹，因而得以不坠，大约十之五六。到了近代，濂洛一派从杂书中兴起，确定写定了那些书；与夫子相通的，是子氏、曾氏、子思氏、子孟氏；上承三代而保存下来的书，是《孝经》《中庸》《大学》《孟子》。《论语》又是孔门高弟共同编成的，尤其精粹。为它们剖析文字、抉发浮泛的辞句，使探寻源流的人不迷失渡口、走上道路的人不误入岔路，功劳很大啊！濂洛一派的人都去世后，解释学说的人又混杂起来。考亭朱先生出现后，又把濂洛学派已经详细阐明的内容，同他的门徒一起进一步说明。所以《孝经》有《刊误》，《论语》《孟子》有《集注》，《大学》《中庸》有《章句》，以及《太极》《西铭》《通书》之类，凡是残编断册中涉及义理的，都有训解。他门徒的书，凭我的资质虽很迟钝，还能够窥见；他门徒中的人物，比我先出生，我还能够知道。只是岁月推移、风气变化，那些资质比我更加迟钝的人，就来不及参与其中了。我白头从东方来，才开始有机会听闻这些学说。番阳有一位双峰饶君，曾经向考亭的门人学习，对考亭的书钻研探索，编纂撰述、汇集叙说，他的用心就像考亭对待濂洛学派一样。时间久了，本州的儒者凌君尧辅同我交游，我又看到他的笺诂、疏释、问答、图辨，才知道他曾游学于饶君门下；而他对待饶君的书，又像饶君对待考亭一样。唉，这不就是我所说的那些穷究经书、学习古道，不因世俗变故动摇心志，枯守师说于山林草泽之间的贤者吗？尧辅回去后对于这部书，更加扩大其所入、谨慎其所出，幸而将达到伏生、申公那样的年纪。如果有人想听闻道德、礼乐、刑政的学说，除了交付给尧辅一类的人，还能交付给谁呢？

译《仇仁近诗序》景定、咸淳年间，我起初客居杭州，见到的能作诗的人不过一二个，也不一定都是杭州本地人。当时我虽然学习诗歌，正忙于谋求科举仕进，常常被人厌弃轻视，认为这种技艺只是上天赐给穷困退处之人的，让他们在山林中吟咏以排遣无聊，不是涉身世事的人可以兼有的。我曾经认为这种看法狭隘而错误；诸位君子如果没有失职，怎么会说出这种不吉利的话呢？离开杭州二十年后，我又回来，事情已经有许多无法言说。那些诗人都已去世，只剩我恍然独自行动、独自止息，如同离群越乡的被囚鸟，无人与我为群；又如马走过旧日的马厩，徘徊悲鸣。唉，从前的感叹，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吗？然而我还不敢断定世上没有人、没有人有心。只是我交游的先后、疏密不够，不能遇到他们。过了很久，有屠君存博、白君廷玉二人，都勤勉地以古人为志，都不嫌弃我而肯同我交往，我心中私下很高兴。又过了很久，我因这两位君子认识了仇仁近；他于是送给我一部已经刻成的大编，并询问他还未刻出的作品，数量还有这部的十倍百倍。我惊叹作品之多，又佩服其精善，羡慕他的敏捷，也敬重他的缜密。从此寄居客舍之中，心情郁闷不能自我舒畅，不能同诸君见面交谈时，便取出他编的诗集铺在案头，行走坐卧都讽诵它，以此为快。仁近又正努力学习，期望树立事业，把千百年后的后世也考虑在内；他看待我这种只在耳目之间相知的交情，似乎认为不值得重视。我私下庆幸这部诗编不会断绝于世，而我还来得及亲眼看见它。仁近的诗，我不敢假托自己是善于评论诗的人；我向杭州人求取他的诗作，与他最盛的时期相比，有超过之处而没有不及之处。我年纪与仁近相差不远，但精力已经衰退，事业没有早早成就，进退都没有什么可以凭借，幸而蒙君亲近我，希望诸位君子更加厚待我，使我时时得到新的见闻来洗去旧日的蔽塞。我不敢希望得到名誉，或许只借此得到一点快乐，稍稍排遣晚年孤贫的忧愁，那就是君对我的大恩了。至于君所希望的成就，君自会得到，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君的。《初寮王先生摘稿序》起初，初寮先生左丞的遗文，前后集、内外集共七十六卷。李文敏公、周文忠公为它作序，对他的尊崇、褒扬和赞美已经极尽。靖康之难时，王公流落南方并且去世，子孙往往分散居住在江、闽之间，都凭才干学业通达显贵，台阁中掌管词章议论的臣子也一时得到任用。中原旧族的士大夫不诵习王公文章，认为它粗野浅陋。于是七十六卷的流传，家家都有这部书。大德己亥年夏天，我才在杭州认识王公的六世孙庭槐，问他情况，他说：“太严重了，我先祖的恩泽将要消失，我正为此忧虑。”然而即使经历兵火焚毁，他还把这些书珍藏如宝；只是有一两个父兄力量不足，害怕没有办法把它留传久远。而且先祖曾任政和、宣和年间的官职，历任两制，升至中司，曾因刚直触犯蔡京父子而被贬斥、流放到死地，偶然幸免于死，但事情的始末人们并不完全知道。他很想摘取奏章、制诰草稿中有关这件事的篇章，另编一部，以便传阅。其中涉及楚、越之间倡和的作品，实际上同棊山曾公、吉父东莱吕公、居仁龙门陈公去非诸老相互唱和，共同鼓吹。文献能够不亡，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于是也把它们附载在编集中。你认为怎么样呢？我想，王公的言行、名声、实迹遍布天下人的耳目，就像膏粱美食和锦绣衣裳，谁会不吃得饱、穿得暖呢？” 而这部编集，正是所谓取出他的珍品、揭示他的光华。于是我们共同赞助完成此事，并一并写下所谓选取编次的意图，如下。这一年六月望日之后第四天记。《方使君诗序》以上是紫阳方使君丁酉年所作杂诗一卷。使君当初成为著名进士时，我戴表元还是个孩子，私下在士大夫之间得到他的文章，诵读后洋洋自得地感到喜悦。二十六岁进入太学，而使君恰好从东方诸侯的藩府回来，担任国子师，我才有机会因缘攀谈叙交，实现平生仰慕的愿望。然而在那个时候，诸位贤者高谈性命之理；次一等的也不过是在书札、诙谐和科场破碎文章上奔走，以迎合时势、取悦世俗，没有人肯把诗当作正事。只有退居山林的士人、漂泊江湖的旅客，才偶尔能够专心作诗；即使馆阁中声名卓著、艺业通达的人，也往往只用余力涉猎。使君在其中卓然出众，对外兼有山林江湖清新峻切的才能，对内又具有馆阁从容优游的风范，于是当时那些喜好褒贬、挑剔的人，无法施展轻重。又过了两年，我也考中进士，渐渐抛弃其他学业，任意作诗，而战事却发生了。从此同使君分别二十七年，才读到这卷诗。长篇清新疏朗，天然情趣流动融洽，像晋宋间人的醉语；虽然非常深厚，却不被声名利禄牵累。短篇沉着刚劲、峻拔整饬，像李将军派出的游骑远道袭击，自成队伍。大概使君好客而志气不衰，到了白头仍然如此；又因为学问广博，端平以来诸位老先生的书没有不窥探的，义理没有不研究的，所以能有这样的余裕。听说他的篇帙浩繁，求学之士抄录得疲惫不堪，可惜还没有好事之人把它托付给木石刊刻，以广泛流传。《桐江诗集序》紫阳方使君平生对于诗无所不学：大概从陶渊明、谢灵运那里学习舒缓从容，从韩愈、白居易那里学习条畅通达，从黄庭坚、陈师道那里学习深沉刚劲；而他平常自己说想要仰慕陆放翁，难道是因为晚年安于贫困、恪守简约，忘却出仕与退处，偶然有相似之处，便姑且借他来寄托自己吗？还是因为放翁虽然生长在东南，承接中原文献，而他作诗又亲自得到东莱、茶山诸先生的指授，所以竟能这样虚心倾注思虑，仿佛不可企及呢？这些前辈的风流和盛德，不是近来那些沾沾自喜的人所能窥测评论的。然而有一件事两人不约而同：放翁晚年起用，家居严州，作诗近千首；放翁离去后，州人喜爱他的诗，刊刻流传至今。使君年老时也居守严州，多作诗，州人为他刻成《桐江集》六十五卷，锦绣般的山峰和绣花般的沟壑之间，纵情挥洒笔墨，前后辉映于百年之间，实在值得绘画。表元因而想到，自己出生得太晚，不能侍奉放翁，却私下庆幸能够熟悉地同他的子孙交游。听说放翁任州官时，江湖诗客成群敲门，放翁倾尽箱囊赠送他们，毫无吝色；等到解下官印东归时，却只剩一叶空船。使君离开桐江这个属县后，只能租屋买饭，人人见到他，都不知道他曾经做过二千石的长官。偶然得到台府的馈赠，他便用玉换金、买酒款待宾客，终日如此；一时之间的豪迈胸襟和高雅气度，与放翁相比又相差多远呢？所以他的诗，就像笙声鸣响而大钟应和、磁石转动而磁针相合；虽然并不刻意求得与放翁相似，却自然有不能不相似的地方，难道是他的处境使他如此吗？于是共同交游的士人来到我门下，在那些身穿儒服、佩带儒者饰物的人中，认为我像是懂得诗的人，便说：“何不记录这些话，作为《桐江集》的序呢？”

译《周公谨弁阳诗序》人们曾说，作诗只适合年老和穷困的人。那些年老、穷困的人，亲身经历、触动心灵的事情多，所以诗写得好。谁不希望自己的诗写得好，却又非常不愿意年老和穷困呢？既然诗一定要到了这种境地才写得好，那么人们看见这种情况，本应互相慰问而悲伤，却反而喜爱它，为什么呢？有人说：上天本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安慰他。上天用这种方式安慰他，那么凡是能把诗写好的人，凭的是命运，而不是天生的才能。诗写得好，不是因为天生的才能，而有某种力量挟持着他；这种挟持是命运吗？回答说：这也是人的缘故。人年轻时喜爱诗，年老了诗才写得好；人处于穷困时也喜爱诗，诗才开始写得好。不喜爱诗的人，即使年老而穷困，仍然写不好。人们喜欢诗写得好，难道也喜欢年老和穷困吗？我也是喜欢老与穷的人，但我也只是恰好遭遇了它。像我们周公谨父亲对于诗来说，难道可以说是遭遇造成的吗？公谨年轻时的诗流丽，钟情于春日融和之景，云气飘荡、风姿翘然，称得上才华卓异的士大夫。壮年时诗作典雅充实、华美丰赡，读它如同在陈国、周朝宫廷和鲁国宗庙中看见遗留下来的礼器，文采郁郁，称得上博雅多识的君子。晚年辗转于荆棘霜露之间，感慨激发，忧郁悲壮，每写出一篇，就使人生出百般忧愁；又呜呜然，称得上身负罪责的臣子和漂泊的旅客。公谨盛年时藏书万卷，居住在饶地的馆舍楼榭中，和同僚朋友游乐十分尽兴；他居住的弁阳，在吴兴山水之间清秀峻峭，遇到好风好天气，便载着酒和菜肴泛舟其间，从早到晚尽情赋诗吟咏。即使失去俸禄、不再做官，浮沉于太平时代，也如同苏子美、沈睿达一类人，仍然有足以快乐的事情，如今这些都没有了。即使他的弁阳居所也不能居住，面容衰颓、鬓发斑白，离开故乡独自站立，像这样悲歌抽泣，而人们正羡慕他的诗写得好，不知道公谨对此作何感想呢？即便如此，公谨若不是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的心适意了。我丙戌年春天在杭州道中遇见他，他气色容貌充实而不衰，像有道术的人；这又不是后生俗人所能了解的。诗共有若干首，仍然题作“弁阳”，表示不忘士人的风气。《张仲实文编序》诗，是文章的事。我曾经奇怪，世间能作诗的人，常常谦逊地自托于不敢说自己能作文；而号称善于作文的人，也推让说自己不作诗。他们说：“道本来就不能兼有。”唉！这同谈论医术的人说“我曾经做过儿科医生、妇科医生，却不通其他科”，谈论兵法的人说“我能驾车作战，却不能步战；我能谋划包围，却不能谋划交锋”，难道是道理吗？西秦人张仲实，我诵读他的诗很久了，确实是杰出的人。与他交往二十年，才开始见到他的文章。他叙述事情，像诸葛公从草庐中出山，谈论天下三分的形势，说某处应当如此、某处应当如此，没有一句缺漏，也没有一句多余。他分析义理，像吴国公子季札经过鲁国，观赏历代音乐，依据音乐的起源而知道它的终止。他建立教化，像严君平凭借卜筮，劝导人们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使各人都明白善道。深厚啊，深厚啊！然而仲实始终不肯自我炫耀、推销他那累帙巨编；其中云气蒸腾、锦绣交织，山势飞翔、波涛奔涌，却都缘于人情和时务。若有人逼问他，他不得已才回答、不得已才发言，那么这种情趣气度，难道又比写文章更高吗？还是他仍想姑且出入于谦逊自托的态度之中呢？仲实出生于世家，却能忍受贫困辛劳；学习成为进士，能够及早不受科举牵累；交游广泛，博览群书，意气超卓，而且比我小十多岁。他的才华和声名，哪里需要借助我的话才得以显著呢？我只是感动于亲眼所见，所以略作叙述如下。《赵君理遗文序》我乡五桂堂赵氏，凭借文章和科举起家，兄弟都成为有名的大夫。我晚年未能认识他们，却认识其后人澧阳使君的孙子君理，他同我交情最深。君理虽出生于世家，家贫却与我相同；他处贫困时的谋生方式，也同我一样，锄理园圃、教授学生，靠劳瘁的身体来供给稀粥，像这样过了十多年，家境稍稍宽裕，才有意远游，以扩大自己的成名之路。他曾寄居崇德州理侯家，士人们争相依附他；不到两年，因病回乡，中途就死去了。当初君理同我交游时，特别喜爱读书，见到奇书便倾囊倒囊买下，毫不吝惜，白天阅读，夜里诵习，务求搜集、玩味，并用来写文章。他每次提笔都沉着厚重而条理严整，有元和、嘉祐年间的风格；诗、骚、赋尤其敏捷丰赡，应对如同回声一样迅速。然而他相貌清峭，天台舒景高正在黄甘，我带他去拜见。景高私下问我：“你曾见过欧阳公、二苏公的画像吗？”我回答：“见过。”他便问君理怎么样。我当时以为景高喜好说庾言，这个人实在不必如此。唉，哪里知道这竟是不祥的预兆，后来果真应验了呢？上天给人很多才华，常常少给他福分，所以自古以来有文名的文人，十人中有八九个都穷困坎坷。庐陵公虽然富贵，但同当时两府的诸位公相比，仍算不得志。二苏遭受的困顿，有难以言说的程度；他们的门第并非不奇伟秀美，可又有谁能事事如意呢？只是死后声名赫赫，能够流传千古，使人叹息仰慕；这种福分，原本又有什么用呢？君理死后十年，他的弟弟防宣替他收拾遗稿，托我作序。因为我很早就认识君理，知道他所撰写的东西，大多可以用来鉴察历史；可惜防宣搜求得还不够完备。如今的奉化，古代属于鄞；如今的鄞，古代则是鄮。君理曾经撰写《古鄞志》，其中有很好的作品也没有收入，应该广泛访求。

译《陈无逸诗序》我二十四五岁时，在杭州认识龙泉陈公。从此辗转离合八九年，有机会便没有不以文章互通音问的，但从未谈论过诗。龙泉公居住在湖，晚年归于湖地；他去世后，我才认识湖地几位杰出而奇异、能够作诗的人。这几个人的诗都清峻严整而有法度，我私下对此感到奇怪。大概即使科举学习已经废弃，人人可以放纵心意而不受拘束，也不应当突然领悟到这种程度。过了很久，我认识了龙泉公的孙子无逸，偶然得到龙泉诗来读，这才知道湖人对于龙泉公确实有所承受。龙泉公一生很擅长作诗，经历忧患之后，寄托更加广泛；但他不喜欢向人夸诵，只是家中和乡里的子弟不时偷偷听到罢了。最后在戊戌年，我同无逸一起客居杭州，才又得到机会读他的诗。无逸的诗，比之天闲的骏马，像早晨出生便知道行走；比之玉田的禾苗，像晚间耕作却同样成熟。又像他乡的冰蚕、火布，拂去尘煤、脱去污垢和灰烬，转眼便洁净了。于是我极其爱慕，愿意同无逸交游，而无逸因为家世旧交的缘故，仍仿佛没有抛弃我。有时携手在秋郊行走吟诗，有时并足躺在夜间床榻上诵读，有时饮酒行筹，有时在砚席间校订稿子；欢乐、和谐、怨恨、愤懑、舒畅、困顿、急迫，全都一一共同在诗中抒发出来。我年老之后，学问放任，任心而作，随手而成，兰草和蒿草混杂，石玉混在一起；有时一时欣快便写出来，过后渐渐增加惭愧而后悔。无逸反复斟酌经营，一字不圆满、不脱稿，便不肯出口；我曾笑着问他：“何苦这样呢？”无逸也笑着说：“这是我自己的苦心，我的苦心哪里容得外人知道？”我退下来反复体味他的话，真是陈氏诗歌的传人。到了这一年年末将要分别时，他忽然倾倒书囊，拿出几十篇、上百篇诗给我看，请我评论。我只觉得自己区区几句话，必然不足以提高无逸的诗；但我们的交情和世代友好实在深厚，彼此确实相知，因此替他在篇首记载这些大略的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李时可诗序》我从五岁开始学习《诗经》，到如今在家庭中已经四十三年了。对于诗中时事、忧乐、险易、老幼、疾徐的变化，不能说完全不知道大概；然而我却不能把它说出来。既然不能说出来，又凭什么说自己懂诗呢？然而正是懂诗的人，才不能把它说出来。譬如人吃东西觉得可口，住处感到安逸，衣服觉得温暖，游览觉得舒适，谁不知道它美呢？若问他美在什么地方，他就无法说清。过去曾有两个人射箭，其中一人百发百中，仿佛箭从手中自然生出，靶子从眼中自然显现；另一人有时射中，有时射不中，那个有时射中的人每次射中便立即说明原因，百发百中的人却从不说话。人们作揖请百发百中的人说明，他只是哑然一笑，说：“我起初并不知道自己的射术竟达到这种地步。”问他能不能学习，他说：“可以学习，却不能言传。学习的方法，本来就是反复问它：每天射箭罢了。”学习诗也是这样。所以我一生作诗最多，却从未向人谈说，也不求别人评论。今年辛卯春天，我来到吴地，吴士李鸣凤，字时可，把他的诗给我看；我把前面所说的话告诉他。时可说：“即使如此，也请你一定勉强替我说几句话。”大概时可在作诗方面，勤苦的程度同我相似；他居家贫困也同我相似；贫困而不废弃学业也同我相似。往年吴中丰收时，时可带着书到各位公卿家中求食，东家送来食物，西家打开粮仓，他的妻子儿女一整年都吃得饱饱的，脸上没有不高兴的神色；如今这种快乐又哪里能够得到呢？时可辗转困顿、面容憔悴，仍然每天作诗来自我娱乐。作诗必定取法古人，从近古以来著名的诗人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作品，到大体都研究过，所以一下笔便没有今人的浅近语句。时可对于诗，和我相比，大概可以说是心心相印了吧？唉，时可，你暂且停一停吧！如今同你分别，过三年或五年，我们在江湖上相逢，摆酒席、铺荆条而坐，握手叙说旧事，那时你也会恍然明白我的话并非虚妄。时可记住这些话。《胡天放诗序》严地在浙中是最好的州，有奇异的山峦，清澈的水流，飞瀑如白练，世上的诗人称赞它有“锦峰绣岭”之美。到了淳安，美景更加突出：山峦聚集而更奇，河川疏朗而更清。过去我曾认识其中几位知名人物，他们衣冠整齐、谈笑楚楚，难道不称颂这里的山川吗？然而当时诸公的文章正期望用于世事，没有人肯剖心劳形、沉埋穷困而专门作诗。山川虽美，烟云鱼鸟在朝夕之间的真趣，也不过散弃为渔人樵夫的娱乐罢了。自从兵戈以来，出游和做官的事情停息，这才渐渐同山川接触；而前时诸公谋议政务、制定典章的文书，也都搁置无用，于是呻吟、憔悴、无聊之中产生了诗。去年春天我认识胡天放——“天放”是淳安诸公中的一人——读他的诗，唯独没有呻吟、憔悴、无聊的声音。我疑惑而询问他，原来天放出生在二千石官员之家，却甘愿守着箪食瓢饮的操守；怀抱四方万里的志向，却保有喜爱山林丘壑的情趣。他从童年起就厌弃轻视世代俸禄，疏远摒弃科举，已经沉迷于作诗；如今编成的诗稿，几乎已经修订十遍。唉，美好啊！我同天放交游，比同淳安诸公交游要晚——古人有话说：“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我对于天放，难道能够没有话说吗？（天放名侨。）

译《张君信诗序》人对于技艺，如果不是专心钻研并且真正喜爱，就不能精通。我年轻时爱好很多：喜爱神仙、侠客、医药、卜筮，以及方技、博弈、蹴踘、击刺、戏剧之类，几乎没有不喜欢的。翰墨之事，是案头的事情，本来不用说也知道。然而这些都不精通，只有喜爱钻研诗歌最久。往昔用科举选取士人，我应当学习词赋；可是词赋的法度很难精通，一旦精通词赋，力量就不能再及其他学问。我在杭州时，见到各地精通词赋的人，没有比闽士更好的；闽士中又有特别精通的。当时张君信就是闽士中尤其精通词赋的一人。我早早考中进士后，离开科举，越发作诗。君信虽精通词赋，遇到大的科举考试却屡屡不利，但也多次作诗，曾经拿诗作为见面礼，拜见他的乡先生陈性善学士。陈学士开玩笑说：“你想拿这些东西到春官那里去吗？”君信为此惭愧，丢下诗作，重新专门攻习词赋；然而科举已经废止了。于是君信像恼怒又像发狂，开始放开胸怀作诗，不再像先前那样退缩顾忌。辛卯春天，我来到吴地，君信把自己所作的诗全拿出来，积累有数百篇给我看。酒意酣畅、气势张扬时，他声音清亮流畅；我为他击节，诗句从容而含蓄，意味隽永，令人欢乐而舒适。即便如此，我和君信也都渐渐老了。我回想自己年轻时血气旺盛所喜爱的各种技艺，全都没有什么用处，幸好没有精通。即使精通诗歌，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医药、卜筮、方技，至少还可以靠它们自给；博弈、蹴踘一类的技艺，还能得到人们喜爱。幸好东方朔感叹陛楯郎的无为，优旃、太史公以节士为羞而尊重货殖，这些都不是空话。君信，这件事暂且不谈。听说你新年要搬到湖上去，为我养鱼几千条，筑栅养鸡、圈养猪，让牧养所得足够供应一百多天；又种高粱，酿几石美酒。我将在隆冬去拜访你，为你多次醉倒。自从二曹父子、渊明、太白以来，精于诗的人没有一个不涉及酒。我们两人也可以借此放纵言谈吧？君信名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日〕 《张仲实诗序》从前士大夫先生们不把作诗当作事情，看见有人皱眉捧鼻吟诵，便讥笑他说：“这是唐人的声调，这是不足以成为我的学问的东西。我的学问往大处发挥，可以歌咏唐尧、虞舜；往小处发挥，也不失为孔子的门徒，为什么要作这种啁啁切切的诗呢？”那些作唐诗的人，沉默而与世无涉，也就罢了，我不屑于去同他们争论。科举制度改革、举业废止之后，诗道渐渐兴盛起来；从前被讥笑的人，忽然作得精妙，不能因循旧说，于是也渐渐学着作诗。有人说这不同于唐诗，便又说：“这终究还是唐人的声调，不足以称为我的诗。我的诗只怕不能通达古道，不怕不能通达唐人。”作唐诗的人便站起来抗辩说：“古道固然在我这里，你怎么能得到古道？”于是性情、理义等内容纷纷成为争论的媒介，人们开始惊骇。杭州在东南是诗歌之国，这两种说法我常常听到。我曾私下评论：诗歌从盛古发展到唐代，不知经过多少变化，每一次变化都更低下；唐人只是变化得稍微差一些罢了。如今人们穿衣、饮食、居住、睡眠所用的东西，以及游玩取适的器物，都没有空闲顾及古代；即使是古物，也不能相信它一定古老。只要得到唐人遗留下来的破绢残纸、废材破絮，即使只是几百上千年前的东西，也会啧啧叹息羡慕，认为后人无法赶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至于作诗，距离唐代已经远得多；然而一谈到它，人们又不认为它是古诗。若古诗确实不止于此，或者也姑且把它归入同类，不要过分责怪唐诗吧。张仲实是忠烈王的后代，在杭州的朋友中，年纪最轻而作诗最用力；他意志坚强，学问广博，曾同庐陵刘公防孟往复唱和。这是一个能够作出唐诗、却不拘泥于唐诗的人。因此我概括地把诸人对于古代的疑问告诉他，也用来坚定仲实的学业。《白廷玉诗序》有一天，我从周义乌往来的书信中得知白廷玉的姓名，其中《赋铜浮沤》一篇尤其清新驯雅，值得称道。从此我想认识廷玉，遇到人便向他们询问。廷玉在北关外几里处授书，不过是一个忙碌困穷的读书人；他偶尔进城一次，不能同故人从容站谈便离去，我也就没有机会接触廷玉。一天，他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忽然来到我所住的旅舍拜访；谈辞倾尽，兴意酣畅，慨然有古人席地分荆而坐的欢喜，也有初次相见便真诚相交的情意。义乌拿出他亲手抄写的几十篇、上百篇诗赠给我，因为这些诗足以使他自重，我更加思念他。过去杭州是行都，士人如果不是想来这里施展才业，就不会到杭州。诗歌虽然不是求取世俗功名的事业，但山林中专心作诗的人一到杭州，诗风便会发生迁变。至于杭州人自己所作的诗，迁变得更加厉害，为什么呢？是被声名和见闻所牵累。如今那些居住或游历杭州的士大夫，都没有从前那种心态；我能够得到廷玉，廷玉能够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难道不也有值得说的地方吗？廷玉的诗很像南渡后的陈与义，但他曾忌讳谈到陈与义；他又特别喜欢记诵博览，每一篇诗都一定要让注释深入六经的渊源，枝条披拂于诸子百家的园圃之中。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还能说什么来说明自己得到了廷玉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陈季渊诗序》从前我曾替人作《海东青诗》，有人说：“这首诗经过斫云公题评，写得极好，几乎让人再也无从下笔。”并且把全篇大意告诉我，我记在心里不能忘。后来我来到江东，夹谷子括任都事出使杭州，经过席间谈到前诗，这才知道它是畸亭陈季渊所作。季渊是京兆人，同遗山元裕之属于同时代人。遗山极力推重他。他的诗文极多，除《海青诗》经斫云题评外，还保存有七章，都清新豪迈，值得诵读。后来子括说将回到杭州，要召集认识畸亭的朋友，把自己收藏的作品全部刻印流传。防郡守朱侯恰好也有同样的想法，高兴地接受此事，认为不必烦劳别人，于是下令各学官替他汇集、编次、校正，刻印成书，收入古赋一篇、古诗六篇、律诗九十四篇、绝句七篇、乐府三篇。自古文人才士能够凭著述使姓名流传后世，大概确实有不可磨灭的地方。然而难道没有不幸而未能自行流传的作品吗？例如杜子美称赞薛华的长篇诗，甚至把他同李太白相提并论，可薛华却没有一句诗流传于世。想来当时他们沉浸往来，情绪颠倒，挥笔淋漓；歌唱兴尽之后，没有自己收拾保存，而诸公虽然彼此赏爱，也难免有脱落散失的，因此实在可惜。既然如此，这部诗集的流传，不仅使后来的年轻人可以想见中原文献的美好，也可以看出夹谷君尊崇古人、朱侯热心于此事；这样的事情，确实并不容易遇到。《剡源文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九　元代戴表元撰写序文

译《汤子文诗序》丹阳人汤子文任官于我所在的州时，我正是平民，住在万山之中，情势使我们无法往来；但子文屡次用诗作来同我交往，我很看重并感谢他的心意，心中也敬重他的为人。分别十五年，我以为子文离开之后在江湖上飞翔驰骋，已经应当执士大夫的珪玉、乘客卿的车，并且早已获得通侯的封爵了。辛卯年孟春，我忽然在钱塘旅舍相遇，同他握手问候寒暖，他竟又拿出若干篇诗给我看，说：“自从离开子州以来，辛苦尽力所得的，才只有这些。”我读后反复品味，才知道子文的诗纵丽而清雅，竟完全像丘园书生、山林处士的作品：搜罗虫鱼，摘取烟霞，几乎同他往日的作风相忘了。唉，子文为什么会这样呢？富贵本来不足道，但得到富贵而能处置得当，也确实不容易。假使子文在这十五年间幸运地像一般人那样有所成就，不过也只是像一般人一样徒然劳苦罢了，又何必劳心于诗呢？这些事情暂且不论，只论同诗歌密切相关的。我自从学习作诗以来，看见作诗的人忌讳写寒冷之语，也不喜欢用典，这两件事确实能够妨害诗歌。然而古代诗人写寒冷之语，没有谁比陶渊明更多；用典，没有谁比李白、杜甫更多，可三人的诗流传到今天，并没有看出这些成为它们的累赘。如今你的诗既废除了这两条禁忌，更使我心中感到畅快啊！子文居住的丹阳，是古代的诗国；如今交游中风流可称的人还有谁呢？那里的江山高峻秀美，我平生一向喜爱游览。早晚我将跟随子文回去寻访，诗歌就在这里了。子文名炳龙。《陈晦父诗序》世人多说唐人能够专心钻研诗歌，难道只有唐人吗？自从刘、项以及二曹父子在兵乱中兴起，他们都能作诗，不论是不是文士。到了唐代，诗歌才被设置为科举科目之一；人如果不会作诗，就无法凭此显名，所以不得不钻研。近代汴梁、江浙诸公，既然不再以诗名取士，作诗的事情几乎废弃；人们不钻研诗，也不妨碍成为通晓各种学问的儒者。我还记得同陈晦父兄弟还是儿童时，拿着笔囊走出里门，所见名卿大夫十人中有八九出自科举场屋；他们取得功名的道路，不是明经就是词赋，根本没有凭诗歌进身的。偶尔有一两个人凭诗进身，便被称作杂流，不为人们所齿录。只有天台、阆风、舒东野以及我们几人考中进士，早早得到闲暇来学习诗歌，但自己也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事务。每当感情受到触动，吟诵成篇，便私藏在箱笥中，不敢传给别人。这好比方士烧炼丹药、修炼气息，单门的秘诀虽极为珍惜，往往不是世间人所能通晓的。科举场屋的弊端全都革除以后，诗才开始大为流行；而东野等人却已经憔悴老死了。我也鬓发斑白，晦父当时年纪最小，如今也已经五十多岁，才把诗作得工巧。上天难道特意使他晚成，好让他的名声流行而在世间得到际遇吗？晦父的诗共有若干卷；过去已经得到阆风翁称赞的部分，我不再列举。从括苍以来，他的诗精密而通达，清新而余味悠长；即使与唐人精美的作品相比，也差不多可以登堂而入室了。大德丙午年孟冬三日作序。《洪潜甫诗序》起初，汴梁诸公谈论诗歌，完全没有唐人的风格。他们认为博大丰赡的像李义山，旷达通脱的像白乐天，仅此而已。宣城梅圣俞出现后，诗风第一次变化，转为冲淡。冲淡到了极致，便可以比拟唐人；于是天下的诗，若不是圣俞，便不能作成。然而时间一久，人们只知道是圣俞的风格，却不知道它本来属于唐人。豫章黄鲁直出现后，诗风又一次变化，转为雄厚。雄厚到了极致，更可以比拟唐人；于是天下的诗，若不是鲁直，便不能发抒。然而时间一久，人们又只知道是鲁直的风格，却不知道它本来属于唐人。并不是圣俞、鲁直不让人作出唐诗，而是人们安于学习圣俞、鲁直，没有空闲自己去追求唐诗。近来一百年间，圣俞、鲁直的学说都令人厌倦。永嘉叶正则倡导“四灵”的名目，诗风又一次变化，转为清圆。清圆到了极致，也可以比拟唐人；但凡是胸中空虚而口才敏捷的人，都能借托于“四灵”，更加没有空闲去追求唐诗。唐诗尚且无暇作，哪里还能得到古诗呢？我自从懂事以来，日夜都因此惭愧；见到一同学习诗歌的人，也颇为他们感到惭愧。如今我已经头白齿摇，一事无成。来到上饶，结识了新安洪焱祖，字潜父。潜父诗中从容游衍、意味隽永的地方，不减于宣城；他的诗沉着而含蓄，往往有豫章诗社的言语风格。与永嘉诗派的雕琢相比，他只需俯手便能从容达到。对此我惊喜、赞叹而敬重，只恨相识太晚；但潜父的年纪又不是我所能比的。他谦恭自持，意志坚强，正在读遍各种书籍；对于义理，也正要无不探究。如果真能这样，他登上诗歌的台阶而趋近唐人，进入古人的堂室而谈论古道，就不必担心不能自得。我已经疲惫，不能随他同行了。大德八年九月朔日。

译《许长卿诗序》酸、咸、甘、苦的食物，各自都不能胜任自身的滋味；但善于烹饪的人调和它们，能使它们仿佛没有固定的味道。温、凉、平、烈的药物，各自都不能超越自身的药性；但善于行医的人加以制炼，能使它们仿佛没有固定的性质。风云月露、虫鱼草木，以及寄托于各种事物的人情世故，都不能摆脱自身的形迹；但善于作诗的人运用它们，能使它们不露痕迹。这三者所做的事情虽不同，却同样在于运用它们的妙处。为什么呢？没有固定味道的味道，食物才珍美；没有固定药性的药性，药物才调和；没有形迹的形迹，诗才神妙。我从垂髫时学习作诗直到白头，这中间经历了荣枯和得失的变化，情况并不只有一种。诗歌的难易、精粗、深浅，也不完全相同。虽不敢自称已经有所成就，却不能说我没有勤勉从事。刚开始勤学时，皱眉呻吟，蹙缩苦思，经营转折，几乎自己也厌恶这种劳苦。作得久了，积累熟练了，便又忽然把它当作快乐的资粮。戊戌年冬天，我在钱塘旅舍遇到瑞石山的许长卿，同他谈论到这些。长卿说：“我也是这样。长卿出生在二千石官员之家，曾经取得通入金马门的资格，列在下士之中，又游历于东方诸侯的幕府，最后终于成为文相国。” 他知道自己的志向既然不能施展，便头戴幅巾、身穿布衣，沉浮于平民之中。所以他的诗时而徘徊幽深，情感集中而意趣强烈，像高渐离、李龟年经过都城和各国时，既惊喜又凄怆；时而呜咽慷慨，精神张扬而气势旺盛，像唐衢、庄舄怀念故人、思念故土，仿佛不愿居留而内心又不能释怀；登山临水，留连畅适，像宋玉、司马相如感受到际遇而有所适意；闭门谢客，拒绝车马，呻吟而沉着，像虞卿、冯衍独自行走而无人相伴，却并不后悔。唉，这不正是同我心情相同的地方吗？这不正是人情世故寄托在无形之迹中的地方吗？即便如此，长卿年龄在我之后，才气却在我之先。不是淡泊而无用于世的人，不能拿我来同他相比。他没有妻室儿女，竭力孝养母亲，驾着小船往来于吴淞、震泽之间，像鸾鸟飞翔、冰柱耸立，见到他使人毛发清爽而悚然。早晚若有幸向西游行，也许应当前去拜访他。这一带车马尘土太多，不是谈论诗歌的地方。《李元凯诗序》括苍诸位贤能而有文才的老先生，我还来得及认识。长山叶公稍后一些，接着是梁君子奇，再后是华南伯胡国器；他们都是同我心意相投的人。当时括苍的士大夫和有名官员纷纷兴起，担任执政、侍从、谏诤官的有六七人，不只是浙河东西的寄居儒者和客居士人依靠他们取得声名。然而谈到乡曲学问、学术渊源和始末时，诸公却很谦逊，各自有所谦让。每逢私下居处的大型聚会，长山翁头戴幅巾、肩膀清瘦，独自坐在席中正位；南伯国器一类人提起衣裳下摆，成群趋前，手执简牍交相叩问，像师生一样。只有子奇因为嫌疑在远方，不能到场。我曾亲眼见过他们一时聚会的情形，风神情致或浮或沉，雅俗相间，吐纳华实，真像建安、邺下、元和、鄜城时期的盛会。如今只能想象，哪里还能够再得到呢？庚子春天，有个叫李元凯、字舜臣的人来到我在吴山坊中的蓬蒿风雨之舍。他的年龄同我相同，所学同我一样是词赋；问他的居处，知道在括苍；问他的家族，知道他的父兄过去曾同我一起聚在长山翁的席上。于是元凯年老而喜爱诗歌，呻吟嗫嚅，内心更加勤勉而身体更加困穷，又不能安定地居住、从事游历；种种情况都同我相似。至于作诗时的曲折悲叹、对于世态炎凉的感受、对于盛衰肥瘠变化的体察，以及疾徐、繁简、古近等方面的抒发，敞开心怀，击掌谈笑，颠倒而倾尽，也往往同我相合。唉，元凯啊！身体既然已经衰老而贫困，却正喜爱作诗来游心，将来诗又能把你带到哪里？又将有什么用处？可是作诗也是穷困，不作诗也还是穷困。我们姑且不要责怪诗，只是游历应当稍稍停止。元凯回到山中，疏开少量水道，引清冷的风作为丝竹之声；滤取石林中沆瀣般的泉水作为酒浆；曲折行走，边走边吟，徜徉其中，醉后放歌，诗意难道不会稍稍舒畅吗？替我问候长山翁、子奇、南伯国器诸人的子孙，他们之中是否还有可以同元凯一起游历的人呢？《董叔辉诗序》在我所说的奉化前一百几十年，那里离行都很远，士大夫安于偏僻之地，没有追求功名、进身趋朝的心思；说话仿佛不能从口中吐出，仿佛不愿把话加于他人；他们闭门读书，以远离过失和祸患，耕田节用，以供奉公家。虽然没有显赫当权的名声，但亲身实行的实际功德却很充足。渡江以来，乡老的举荐、天官的选拔，一夜两宿便可以通过驿站送达；又有中原来的寄居儒者携书而来，选择邻里居住，朋友之间彼此熏陶，宾主之间相互浸润。编户百姓凭明经取得名次的，十人中有八九个，可谓诗书文物兴盛。然而过分装饰的器物必然改变本质，表面加倍华丽的末端容易削弱根本；于是平日恭谨自重的人，洗濯冠缨、振动书箧，应时而起。居家有喧哗歌谣、讽诵叹息，出行有通报姓名、投赠诗文；声名、华采、气韵，难道不是更加壮大了吗？但要想恢复从前诚实质朴、沉默少言的风俗，哪里还能办到呢？董君叔辉的家族，是砚溪寺下潭头三院人家。在他们兴盛的时候，穿儒服、乘高车、车盖飞扬的人，延续了近百年；但诸位老人多半专门把亲身实行、明习经书作为根本，所以即使各家门户彼此相当，乡里却最称他们独为长者。至于词章学问，沉积、注释、发挥，无不具备；但他们不肯雕琢刻画、精心绘饰来作歌诗，说那是江湖文人的技艺发作，因而以此为耻并加以嘲笑。据我所听说，只有叔辉的远祖耐叟参军有文集藏在家中，他的诗接近白乐天。近代静笑翁方严谨简约而厚重，不轻易说话，一旦开口必然涉及名教；他的诗接近邵康节。方严年轻时曾充任乡贡生，方公每次见人便谈张武子、姜尧章作诗的家法，却自己不作诗。到了今天，文献已经凋零，前后同辈几乎散失殆尽；而叔辉独自承继大宗，远远续接失传的事业，在困穷居处中教学的空隙，把全部力量大用在诗歌上。他作诗成家，无一处不学习古人，尤其酷爱我的作品，见到便称赞奖许。我垂老住在空山，独自行动而没有同伴，也喜欢叔辉时时来助我；每逢一篇诗写成，我们便倚着桐叶作歌，折下竹枝敲击牛角，彼此唱和为乐。后来他把《嚼蜡编》拿来给我，请我评论。我即使评论，也不能凭《嚼蜡编》轻易判断其高下；或者说，《嚼蜡编》的成就并不是一味凭借叔辉一世的功夫，它的酝酿积累、采撷劳作，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等到它成熟后再细细品味，其中甘苦辛酸的变化，也已经详尽而清楚了。因此我恳切地先说诸位老人亲身实行、明习经书的根本，好比进食前先祭祖，烧饭饮酒前先祭酒神一样，不也是可以的吗？

译《赵生诗序》往年我游金娥山，正遇大雪，上下山冈沟涧一片白色，急忙投奔寺门；回头看时，已经看不到来路的踪迹。寺僧款待我，陪我靠火坐定，问案头放着什么书，原来是张武子的诗，一部巨大的诗集；我便取来诵读，从天黑到天亮也不厌倦。僧人见我喜爱得厉害，说有一位善于作诗的赵翁，刚离开这里，大约在三十里左右；只是很遗憾没有片刻从容的时间，因机会不巧而不能同他相接叙谈。天晴后我登上大梅山，访问保福护圣赵翁，他果然在那里。大概他是我乡里的前辈，曾编有《秋汀诗》；诗中交游者的姓名，往往有白玉蟾、紫厓诸公，也涉及同张武子父子、甥舅之间的交往，我心中对此感到惊异。白玉蟾以仙人著称，紫厓以侠士著称，张武子以文章著称；如今人们谈到这三个人，都会使人飘然产生超出宇宙之外的意味，而赵翁周旋于他们之间，实在令人钦佩。游大梅山回来后，赵翁去世了。赵翁的儿子景嵩，如今又能拿诗给我看。我晚年学习诗歌，不能真正懂得诗；但我知道世间像白玉蟾、紫厓、张武子这些人物，一定还会有值得前往游访、寻求结识的人吧？《国南仲诗后序》过去国温州使君任官钱塘时，我正二十岁左右，曾经熟悉地出入他的门下。遇到士大夫盛大聚会时，同乡人从宁海赶来，大约有几十人。大家都以词宗、赋伯自居，谈论纵横，无所回避。只有胡俊甫、舒东野在座时，众宾便闭口不言，听他们谈笑讥嘲，以此为乐。但二公多谈诗歌；在那个时候，除了二公之外，诸位都轻视诗歌而不作。使君坐在席首，两边都容纳；有时起身遮住使君，想单独向二公询问，二公总是摇头闭口不说。但我心里知道，他们未必真的没有话说。俊甫是贫穷的布衣，得到一个官职后回乡；使君从温州归来时，他也随即抛下我而去。只有东野长寿，巍然高卧在阆风香岩之上三十年。浙河以东学习诗歌的人，早晚都来拜访他。我因为贫贱而外出谋食，时时还能得到机会同他往来一番。闲居这些年，他也抛下我离去了。唉，我空虚困顿地处在世间，难道能说没有遇到知己吗？如今却落到这个地步！于是我孤零零而忧伤，精神消散、气势震慑，仿佛独自远行而没有邻伴，又仿佛渡河到中途被夺走船桨。有位儒学生带着一编诗作，在钱塘客舍同我偶然相遇。我询问他，知道他居住在宁海，姓国，字南仲，名焴。原来他是使君的幼子，也是我的故人。他打开诗编给我看，里面的作品是为东野公作的序。我问他曾认识俊甫吗？他说：“他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父亲的朋友。”根据他的话反推，当年我在使君身旁向二公询问诗歌时，你大概还扎着童髻、蹒跚而行，知道这件事的情形。为此我非常欣喜慰藉：欣喜使君有这样的儿子，也以私下的交情同情他的孤独贫穷，希望振兴他的浅陋。可是你正要我评论诗歌；你的诗本来有家法，又经过乡先生二公的锻炼，风姿、格调和力量已经超越凡俗近作。至于年龄增长、处境变化之后，见识应当自然增长，这不是别人能够预先决定的。即使使君和二公当初的成就，也没有用语言告诉我。那么，这次回去以后，你在南冈北涧之间行吟坐啸，自然就会悠然明白了。《长汀和渔歌序》《长汀和渔歌》，是州判官吴公熙载所作。奉化成为州之后，右边连接南明，跨越沃洲；阴岩曲折盘绕，高岭层层堆积。行人经过这里，遇到天寒昏暗的时候，如果不举着火把、带着同伴，便不能放意游览。左边是蓬莱和浩瀚海面，狂风惊浪，海水冲击翻腾、吞噬侵蚀，昼夜变化不定；即使是喜爱游览的客人，也不能安心居住。只有州城背后和两旁，道路通达、郊野平坦，向北一直通到渡口；不到五十里，清溪贯穿其中，曲折缓慢地回环。水上行船按舟程曲折计算，共有七十二个汀洲。靠近州城的汀洲稍长，因此称为长汀。汀洲居民多以捕鱼为业，每当风停月明时，轻篷小艇往来如织。忽然幽深处传来渔歌声，同敲击船舷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意境森然幽静，已经不再像人间。汀洲父老又相传，唐代有叶法师在这里修炼成真、结坛传法；汀津曾有白龙来听法。又有一位头陀僧拿着布袋在市井行乞，一天因为赤身沐浴于汀潭，人们看见他背上有眼睛，惊异而礼拜，称他为古佛。这些事情未必一定真实，但总的说来，这里的山川元气喷薄，若隐若现，本来就应当成为仙人、真人、神佛栖息寄托之所。熙载任职此州，贤能的长官以礼相待并使他欢悦，专断的长官对他简约而安置，能干的吏民亲近他并信服他，不能干的则温和劝导；所以他任职时劳少暇多，独自喜爱作诗。诗写成后，命名为《和渔歌》。这些歌不能算是替渔人创作的，但创作它们的情趣同渔人的生活相合。他又常常凭借官府文书往来经过渔汀，熟悉那里的风俗爱好、声音节拍和姿态神情，一开口便能说出渔人的心意。汀洲渔人安于公的政令，喜爱公的为人；看到公到来，喜悦之情显现在眉眼之间，往往诗才脱离诗稿，汀洲渔人已经互相传诵。公自到任直到解印，共作了若干篇，清纯、精密而优美，同他的性情品行相称，一篇篇都可以誊录。过去元次山有《浯溪诗》，刘禹锡有《湖南竹枝歌》；近世名贤所到之处，那些恩惠爱护不可忘记的人，也都把他们的篇章编成歌谣。长汀的歌，难道会成为我州用来镇重的美玉和碑刻、用来流传的笙钟之歌吗？至大改元年暮春既望作序。《朱伊叟诗序》过去我州凫矶刘良佐有诗名，他的诗多表现山林田野的情怀；在江湖交游中互相推重他的人，以吴郡范至能、山阴陆务观最为突出。当时浙中诸位老先生很多，从中原躲避战乱而来的寄居公卿和客居士人像泉水一样聚集，而我州尤其成为他们聚居的地方。士大夫们谈笑交游，早晚聚合；像凫矶这一类人，即使穿着破衣、草鞋，满面尘垢，徒步行走在市井之间，人们哪里会吝惜同他们交往呢？从我还是儿童时起，还赶得上看见父兄年过三四十而没有际遇，便离去，带着诗歌游历；有的人把诗藏在重重草庐之中，无不具有王公般的尊贵、拥有千辆马车般的富贵。唉！古代贤达没有来得及认识这样穷困的士人，难道不也可以浩然无憾于世了吗？戊戌、己亥年，我同乡友朱伊叟在钱塘旅舍相遇；彼此白发苍髯，都老了，都贫穷，却都能凭文字自得其乐。伊叟把亲手抄写的一编诗给我看，我读后觉得文辞华美、格律纯熟，在凫矶的诗中时时超过他，没有一处比不上。只是江湖交游中没有像范至能、陆务观那样有地位、有声望的人替他扬名；即使同我这样的人相互知交、喋喋称说，又哪里足以增损伊叟呢？因此我们彼此扼腕叹息，而伊叟完全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只殷切地想知道我的诗好不好、怎么样。由此可知，其中的深意越发不是俗人所能窥测的了。所以我把他的诗编留在箱中，并写下个人情感和感慨的话，来答复伊叟。

译《刘仲宽诗序》我年轻时喜欢学习作诗，每当看见山林江湖中有擅长作诗的人，便向他们请教。各人的方法都不相同。有一位老先生说：“你想学习诗吗？那就先学习游历。游历有了成就，诗自然会不同于时俗。”那时我还在父兄身边，哪里能够真正游历呢？只是时时取来陆放翁《入蜀记》、范至能《吴船录》之类，张挂在座间，想象其中上下行程，计算他们往来所经过的地方，觉得每天行走数千万里也没有这样畅快。后来我得到参加科举的机会，出外同天下的士大夫交往，熟悉各地士人的风俗；又后来得到在江淮之间做官和求学的机会，乘船浮行于洪流，驾车行走于高坂，风驰雨奔，往往经过并看见古今战争兴废的地方。虽不能穷尽一生所能见到的宏大景观，但胸中自然潇洒开阔，再没有从前的心态了。后来我自身又辗转经历世事，同期学习诗歌的人，眼前已经一个也不在。后生们因此反而推说我能作诗，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究竟如何。然而有人来向我问诗，我便不敢劝他们去游历。等慢慢考察他们的诗，大体上未曾游历的人，不如已经游历的人畅达；游历范围狭窄的人，不如游历广泛的人纵放。唉，确实是这样吗？番阳刘仲宽从乡里带来几十篇、上百篇诗，向东来到这里，不肯随便拿给人看，却专门向我求一句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我读完了整部诗集，其中刚劲整饬、沉着端严的，可以登上许丹阳的门堂；顿挫有致、悠扬流转的，可以比拟黄豫章的壁垒。追究他为什么能这样，并不是仅凭来往经历、亲眼见闻就能做到的，而是没有一句不在心中经营、在口中吟诵。如今看这卷诗，山川草木、云烟飞鸟，都有我往年行旅所留下的踪迹，没有遗漏。仲宽大概是和我没有商量却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或者仲宽年纪正盛，正在出仕，才华刚刚开始显露，意气锐利而游历广远，恐怕不会止步于此。将来他正应当携带粮食、装载笔墨，和中原、燕、赵、梁、宋、齐、鲁各地的名儒交游，弦歌《二南》的风雅，奏响《九成》的笙镛之音。其次还应当歌颂碧鸡山，作赋咏洪都，歌咏《于蒍于》，以发扬太平时代制作的美盛。这样一来，他的游历更加广阔，诗才更加纵放，那就不是我这种衰老、困穷、笨拙、浅陋的人所能预知的了。《方端叟诗序》我同吴兴的方端叟以诗相交，已经三十年了。第一次见面是在钱塘吴山下，那时他正值壮年，意气疏朗豪爽，诗作像杜牧那样落魄放游，不顾人世间的拘束检点，只想使胸中的情怀得到畅快罢了。第二次见面是在秦淮的官舍，他的诗像曹景宗得到一州之地，虽然左右顾盼、行动自如，但终究不如在山泽间捕鱼打猎那样快乐。第三次见面是在山阴的旅舍，正值流离的人们刚刚安定下来，我们相对惊叹、嗟伤、唏嘘、惆怅，他的诗像张中郎从海外远归，精神气色完好，只是面容光泽已经减少。第四次见面是在大德庚子年春天，幸而又在钱塘吴山下相见。我已经因为饥饿困穷，带着书本教学生来维持生活，匆匆忙忙，哪里还有闲暇作诗？偶尔作诗，也不过像李龟年白头之后的感慨悲歌，面对别人时感到羞涩，而别人也没有愿意听的。这是我叙说自己一生血气盛衰的大概。曾经把这些话告诉端叟，端叟说：“我却不是这样。自从我喜欢作诗以来，在江、汉、淮、鄂一带游历得最久，江淮汉鄂之间的将领，我几乎全都认识。从前谈论封侯富贵的事情，好像取之于寄托之中；如今归来住在穷山深谷里，和风露为伴，和草木为邻，和禽鸟、鱼、兔、鹿结群，外在的荣枯喧寂，内在的悲欢强弱，处处都在变化，而我的诗却没有一天停止过；我写出诗来的方式，也没有一天改变过。可是你为什么这样纷纷扰扰呢？”我听了他的话，感到惭愧。不久，端叟给我看一大卷诗，共有若干首，请我作序。我读后，确实相信他能够充实自己所说的话。端叟居住在越地诸暨的方氏一带，那里接近桐庐。学习作诗的人，大多以玄英先生为宗师。玄英的诗本来就高妙，晚年更以气节著称。端叟今年七十多岁，出仕或退居都清白谨慎，我知道他做玄英的后代，是没有辱没祖先的。他能够充实自己所说的话，也是理所当然的。《吴僧崇古师诗序》人能够凭借翰墨辞艺在当时建立声名的，没有不是在艰难困穷中成就、在安逸享乐中败坏的。为什么呢？因为才华是会受到外物感动的。诗人的才华，对于翰墨辞艺，尤其容易受到触动而且关系切近。他在心中筹划，在耳目间长久经历，在口中吟咏，辛苦锤炼，经过百般曲折，然后把已经形成的言辞裁定出来，诗才得以流传。他获得诗才很勤苦，表达诗才也很精纯。假如有一丝昏倦、疲惫、眩惑的气息干扰了他，那么全身百骸、九窍都将不能供他使用，又哪里会有清美的言辞呢？如今世俗的膏粱、声色，以及富贵豪华的供养之物，本来就是昏倦、疲惫、眩惑的根源。吴僧崇古师出生于华亭钱氏世家。钱氏全盛时，我岳父家和他家相连，曾多次经过那里，只见车盖绶带挤满门庭，骑从呵喝堵塞道路。每逢岁时节朔，休沐的子弟们穿着宽袍、妆饰俊美，在庭院街巷间嬉游，大概和四姓五侯家的贵族没有什么不同。崇古师当时娟秀地处在雁行之中，不知他凭什么能够和别人不同。随着年齿增长，家势日益专盛，而境遇也日渐变化。崇古师所交往的是吴人，所见所闻的是吴地之事。推想他的内心，即使想不成为吴人，也是不可能的。相隔二十年后，我再次来到练塘、张湖之间，壮年时歌游的地方，如今一一都不再有旧日的景物。只有烟林水鸟相互顾盼，我徘徊叹息，很想抛弃谋生之事，访求张季鹰、天随生的遗迹而隐居。有一个穿黑衣、身体清瘦的人，袖中带着一篇诗来赠给我。我读了它，觉得清雅驯厚而不枯槁，含有压抑的怨意而又有文采，推知是在讥刺崇古师。询问他的族属，原来是华亭钱氏。唉！假使崇古师还拥有他家中富贵豪华的供养条件，那些使人昏倦眩惑的东西没有完全离开，不使他的心受到困苦，不使他的身体受到动摇，他哪里有闲暇这样专心作诗呢？大概是上天为了使他摆脱疾病，把清明灵敏的心识纳入他的身中；这可以用来向崇古师道贺，却不可以用来向他致吊。况且那些同时以财富和权势相互夸耀的人，如今已经全都化为灰飞烟灭，而钱氏子孙直到今天还凭诗歌著称，这不又是更加值得庆幸的吗？崇古师，要努力啊！大德戊戌年仲冬日南至，前进士剡源戴表元序。

译《圆至师诗文集序》圆至师的诗文一卷。师名圆至，字天隐，是江西高安姚氏的儿子。他的父亲、兄长以及宗族邻里，都凭进士科举起家，唯独他喜欢做和尚。江上战事兴起后，他便离开家乡，依从袁州仰山雪岩钦禅师。至元年间，他从淮地进入浙江，依从承天觉庵真禅师、天童月波明禅师、育王横川巩禅师。至元二十七年，又回到庐山。过了四年，建昌能仁寺住持空缺，郡守赵侯发文请他居住在那里。两年后，他终于弃职回到庐山，死于大德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以上都是吴僧行魁师所记。圆至师在天童、育王时，我正好在郡城教学生，常常在亲友袁氏家中与他相遇。每次见他，他只是喜欢下棋，耗费形体、苦思心神，捏着棋子移动很久，喃喃犹豫而不立即落子。他骨相容貌一向清瘦，不善于饮食，也不肯对人说一句话。他的性情似乎厌恶交际，然而退下来后拿出他的作品，诗文清雅驯厚、峭拔简削，大概是以义理胜过辞藻。魁师又说，他在承天时也曾留居碛砂三年。碛砂是魁师居住的地方，有贤能的朋友来往，精美的馆舍和粮食都足以使他安适。后来不得已居住庐山，疾病更加多了。魁师曾向南泛舟长江，询问他的安否。如今他去世了，魁师又担心遗稿散失坠落，便搜集整理，刻印在碛砂流传他的气节和义行，可以说是善始善终，也足以使天隐稍感安慰了。师的事迹值得流传，不只是因为他的诗文；如今世上谈论禅学的人也多推重天隐，有时又称他为筠溪牧潜。《魁师诗序》技艺对于人，有喜爱它而不厌倦的，是因为其中有乐趣。如果所快乐的正在这里，那么即使别的事情也有可乐之处，也不会喜爱它了。拥有千金的人整天吹奏、弹琴、下棋、踢球，而穷困巷里的贫寒男子，却惶惶然地磨刮、洒扫、削制、雕刻、锻造，谋求赢余来供养妻子儿女。这两条道路所做的事情不同，但以自己所从事的事情为乐却相同。所以当他们耗尽精神，穷尽昼夜，忘记饥渴去做这些事时，即使让师襄、放叟在身旁歌唱《周南》、诵读《离骚》，他们也没有空闲去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乐之事不在那里。佛教徒追求枯寂空无、淡泊自守，穿草衣、吃粗食，居住在简陋处所、与野禽为邻；心中没有富贵繁华的美好，身体也没有贫贱困迫的劳苦。他们对于人世间一切牵累，都不可能与之相及。而诗作为一种技艺，出自人的精纯才能；它使精神空明灵觉、劳苦而不屈，形体清净而不黏滞于外物，又不像吹弹棋踘那样鄙俗浅近、难以成就，也不像磨刮洒扫、削制雕刻、锻造那样喧杂烦琐而后才能成为美。因此，喜欢它并以它为乐，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我年轻时往来于西湖、三竺之间，见他们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少，令人十分喜爱。当时我虽然还不会作诗，学习它也还不能精通，于是也以为他们是山林世外之人，适合这样做罢了。后来我一度退居，专心处理世事；同时，先辈士大夫很快相继凋零殆尽，我才开始喜欢向人谈说诗歌，把这当作乐趣，尤其喜欢同没有世俗牵累的山林之人交游。然而我所见所闻的一切，都不如从前。戊戌、己亥年间，有魁师从吴中来，我多次同他接触，前后承蒙他赠诗，累计有数十上百篇，直抒胸臆，倾尽心意。他的诗，深沉凝重，读来繁复的有铿锵悠长之音，简约的含有深厚淳和之风。探究并询问他的才力，仿佛奔马纵驰、鹘鸟飞掠，拔取高峻俊秀之物，像飞动的丹砂、幻化的宝玉，闪烁而迅疾地迸发出来。大概比我年轻时所喜爱欣赏的还要更胜一筹，没有不及之处。唉，师的诗达到这种境界，究竟是因为他自身的修养和喜乐与常人不同呢，还是常人把他看作奇异，而对于师来说本来就自然而然呢？我听说师居住的吴中，有一处良好的父兄别业，藏书并招待宾客，规模和风致都非同寻常。师之所以能够纵情游历、广泛交游，使耳目和胸襟开阔而没有鄙陋滞塞，大概也是由此促成的。我家大处士晚年在吴中，吴地好事者为他经营了优美的山林馆舍，辗转后来也居住在吴中。我如今穷困，又凭什么到师那里和他结为诗邻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珣上人删诗序》人说话，年轻时多，年老时简略。一个人的内心本来就有稳定和不稳定的区别。语言达到最高境界便成为文章，而人的文章中有涉及刑名、器物、数量等方面的作品，并不一定都出于自然。唯独诗歌是一回事：它由性情产生，悲喜忧乐忽然受到触发，才力便不能不随之发挥。这种老少之间的变化、繁简之间的差异，怎么能不有所凭借而形成呢？珣上人学习佛教的道理，违离世俗、避开尘世，和木石一起居住在大山深谷之中。我不敢用通常的人情来评论他，只是他独自喜爱作诗，拿出所作的数十上百篇给我看，对我说：“替我删削它们。”我对此疑惑而叹息。古代学佛的人，按照我书中记载的支遁、佛图澄二人，在当时最被称为善于言说，能够使国君、大臣、公卿子弟人人倾听；然而他们流传下来的言辞却很少。是他们所说的话与今天佛教徒的言辞不同吗？还是本来有很多，只是没有见于我的书中呢？文教日益衰败，诗律开始泛滥，于是佛门中才有人抛弃空寂空无的说法，凭能作诗在世上扬名。大概是战乱已经极其严重，士大夫和读书人逃离自己的群体而进入佛门作诗，并非佛教本来如此，或许是形势所导致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上人本是三石陈氏的儒家子弟，年纪还不到四十岁，气质容貌却颓然如同不想说话。如今又厌恶诗歌的繁多而务求删削，难道是不等到年老便已经能够使言语简约了吗？按照佛教的说法，或许可以这样说；按照我们的说法，人的气质和见识一旦稳定，言语自然应当简约。希望上人幸而仔细想一想。

译《珣上人再删诗序》我在紫芝山中认识东玉师，差不多一年了；曾经为他删削诗作写过序。迁居鸟石的第二天，他进入剡源村，前去省视拜祭丘墓，礼毕后沿溪而行，神情恍惚，仿佛有所失落。有一个穿黑褐色衣服的人，绑着裹腿走来，大概东玉的住宅就在那一带。我邀请他回来，留宿两夜，发现他虽然习惯讲超越世俗、忘却外物的道理，却温厚笃实、孝顺友爱，确实是一个仁义之人。他又另外拿出一篇文章赠给我，说：‘你过去对我的诗所感叹的地方，我已经删掉了。我回来后仔细想这件事，觉得我的佛法对于佛门弟子的言论有些不屑，那么为什么还要等待你的言说呢？’即使如此，也一定请你把这个道理为我说完。我听后更加疑惑，因为佛教的说法同我们的说法不同的地方，不只这一点。我们把百世、千世、万世看作长久，而佛说：‘这不过是早晚之间迅速过去罢了。’我们把九州四海看作广大，而佛说：‘那占有的地方其实没有多少。’我们认为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比尧、舜、孔子更圣，而佛说：‘这些只是在人世间称为圣人罢了。’大的方面尚且如此，至于刑名、器物、数量、民众、事物以及行为规范，都不值得留在心中，更何况饥渴寒暑的感受、昆虫草木的譬喻，以及嘤嘤呻吟、杂乱扰攘而形成的文辞，在佛看来岂不只如剑首发出的微小声响吗？为什么东玉在大的方面还不能遗忘，在小的方面却已经能够遗忘呢？我看东玉的行为符合佛法，言论接近道理，他一定有不同于众人的所得。即便如此，东玉的道术在今天正盛行，他承载着自己轻简无累的身体，再辅以学问，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什么地方不能进入呢？我已经疲惫了，不能跟随他。我家有三位老人，正谋划在山边受雇租赁土地，活动筋骨来置办供养之物；空闲日子里修习、阅读种植和牧养的书籍，同溪边的壮丁和乡野儿童讲论并治理这些事务。幸而赋税征收不超过稀粥的供给，家中上下能够不断相互扶持，安闲地度过天年，这就已经很多了。将来东玉游历归来，经过这里相互慰问，然后再拿出奇异幽闲、诡奇可观的事物来启发、医治我的鄙陋，这才是我平生往来所期望的。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呢？我还有什么呢？《余景游乐府编序》词章这种体裁，反复变化而成为今天的乐府，就像字书流传到后世，反复变化而成为草书一样。草书对于字书，乐府对于词章，都是讲究礼法的士人所不做的，我小时候也放弃而不学。后来见闻渐多，才知道这两种技艺本来并不违背古法，只是我过去所知还不完全。如今小学家讲究钩、毫、布、画，一个人创制意旨，千万人依照楷法学习的，便是世人所谓的正书；而古法的败坏，正是从这种正书开始的。放纵而成为草书，草书的自然状态，反而同篆书、隶书相距不远。国风、雅、颂，是古人用来配合弦歌、献于郊庙的作品；它流传下来而不失正道，甚至还用在内室之中，这就是乐府产生的源头。我曾得到先汉以来的歌诗加以诵读，大体不过都是乐府。宋、梁之间，诗歌有了律体，后来作者便一味守着它而不改变；声律上的毛病和对偶形式日益发展，时间越久越盛，到唐人创作衰微时，诗才开始各自形成门户。那些作乐府的人，又流溢而陷入留连荒荡、杯酒狎邪的辞句，所以学习的人忌讳谈论它，认为其中一定另有寄托。陈述礼义却不烦琐，舒展性情却不混乱，这些事情宁可出现在诗歌之中。刘梦得曾说：‘五音同政治相通，而文章随着时代有高下。’乐府之道，难道不是完全由此造成的吗？同乡友人朱君景游，断绝了四方交游之事，抛弃书籍、避开俗世，每天作乐府一两章，有所愤懑激切，有所喜爱欣悦，有所感慨叹息，有所讽刺，都把它们寄托在乐府中。诗集编成很久了，他不敢拿给别人看，却先私下给我看。我兴奋地说：‘这正是我过去所后悔、认为自己没有完全理解的东西。’朱君记忆力强，见闻广博，法度修整谨严，所以他的作品援引古代事例多而迎合今俗少。读者多认为我这番话是有见识的。岁在玄黓，阴在敦牂，良月晦日，剡源戴表元序。《王德玉乐府倡答小序》往年我客居钱塘，和金仁翁、刘养源、处静等人商议乐府。常常在花朝月夕，大家都能自己作、自己歌唱。虽然我不能总是在旁边拍掌击节称好，却也是一时的快乐。聚散三十年，升沉、工拙、是非、贤否，全都不再过问，唯独江湖朋友往来的快乐，时时还不能忘怀。读山阴王德玉这一卷乐府，令人恍然得到慰藉而又欣喜。然而德玉出身世家，学问深厚，词语的佳处，自然不减于我的仁翁。他所交游的永嘉陈用宾、淳安胡天放诸公，都是年高有德的名流，温雅宽厚而自重，也没有养源、处静那种留连放荡的情态。我晚年能够在他们之间往来，实在值得自我庆幸。可惜我的才思更加衰退，没有什么能够为他们增光，只好姑且写一篇小序，把姓名附在篇首。譬如矮子看着优人发笑，说：‘那些高大的人难道会欺骗我吗？’元贞乙未孟春十日，剡源戴表元序。《剡源文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十　元代戴表元撰序

译《富春孙氏族谱序》富春孙氏在东汉时有一位名叫长官的人，死后葬在余姚四明山中，子孙便跟随他在那里定居。然而经过一千多年，到宋代乾道、淳熙年间，才开始有人以学问品行著称；又过了一百多年，终于成为大族。名卿、望郎、贤能的守牧、贤明的师儒，都聚集在他家，盛大啊！只是世代越久，族谱越没有建立；世代越久，亲情越疏远，也越容易忘祖；族谱不建立，传承久了就会失去宗派。有国子监进士孙垚，字叔高，感慨此事，认为这是家族的忧患，于是逐家逐户询问，十天编纂、逐月搜集。凡是寝庙中收藏的，碑碣上保存的，父兄姻亲故旧所知道的，以及心力、耳目、精力所能达到的，都搜罗考察，已经大致齐备，也足以编成数代的谱牒，大概已经没有遗憾了。然而那些超出他的心力、耳目、精力所能达到范围的，即使是孝子顺孙，又能怎么办呢？一天，偶然从尘土、烟灰和虫蛀之中得到先世曾经信奉佛教的几张纸，从已有族谱的上代往上追溯，于是又得到数代先人的名讳、排行、居处、婚配，以及男女生卒安葬的年月，族谱于是完整了。唉！以孙氏积累的深厚，竟然要经过二千年之久才开始壮大，而子孙才得以编成族谱。推想东南士大夫世家，本来很少有能够做到这样的。像进士孙垚这样纯诚笃厚、孝顺至极，日夜担心祖先的事业失传，竭尽勤劳、耗尽心力，最后才勉强完成族谱，这些都是我惭愧、感叹而不能做到的。进士君编谱还兼有劝善惩恶的书法：某男子长大后能够做人家的子弟或父兄，某女子出嫁后能够做人家的媳妇或母亲，以及他们有什么冒犯、过失，都详细记载下来，使读谱的人从中产生劝勉和戒惧。族谱编成后，他的同族兄弟中贤能而有力量的人，又共同召集族人，使他们的行为归于一轨，并按照五行相生的道理，编定二十个字来传之后世，说：‘这样周而复始，我们这一支的昭穆次序可以延续百世而不紊乱。’族人中贫困、衰老、残废、疾病者，孤儿寡妇不能自立者，以及婚嫁、安葬无力办理者，又都制定条规加以周济救助。孙氏的义风，大概正开始兴盛而还没有停止。余姚孙氏很多，只有祖先为长官的这一支另以望族自称为富春，所以称作《富春孙氏谱》。《秣陵翁氏谱序》氏族之事，已经很难说清楚很久了。世上贤能而有见识的人，即使想要考求，也往往无法得到；不贤能又没有见识、把它抛弃而不去追求的，本来就不必说了。古代所谓同姓，昭穆分明，百世之内宗族不迁；即使离开乡土、支派疏远，也有庆贺和吊慰，有时即使断绝关系，婚嫁也不能随意相通，如唐氏和陶氏、陈氏和胡氏之类就是这样。到了近世，即使从亲近的支派推求，也已经无人过问了。唉，这是谁使它变成这样的呢？我曾见过庐陵欧阳公，他幼年丧失了父亲，流离艰苦，寄食于别人的家中。稍稍长大后，他发愤求学，便痛切想到宗族世系的凋零疏散，为此访求资料、编纂整理，编定为一部《欧阳氏谱》。后来他对人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族姓从哪里传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区别于禽兽。’他大概对这种情形深恶痛绝。当时同游的贤人互相激励，所以眉山的族谱以祖味道为祖；南丰公把宗鄫作为祖先，但也只是凭臆测、依附传说而言罢了。这三个宗族的源流幸好还大致可以考察，所以说起来还能贯通。自古以来经历丧乱之后，族姓越大，散失越深，混杂冒认也越严重；这样一来，即使有贤能的人，也实在无可奈何。秣陵翁氏有个叫夔的人，把族谱拿给我看。我读它，发现从他的高祖通直公向上追溯，可以一直连接到楚国左臣，像丝线牵引、绳索相连，能够数出的有五十世；又从楚国左臣向上追溯，连接到轩辕、少典，远至数千世，竟然可以在一天之内全部考察清楚。唉，美好啊！我曾间或询问其中的缘故，他含悲说：‘夔出生时父亲早亡而成为孤儿，只是不忍翁氏的宗族因为我而被遗忘，所以才做这件事。而且并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到。虽然我出生得晚，但凡是翁氏的显赫人物，没有不知道的；无论内外姻亲，只要有谁能够了解翁氏，没有不去求访的；凡是知道、求访的，没有不加以考察的。所以这部族谱，幸而完备。’我于是为他转录了其中大略，把可以备作考证的内容留在家中，又联想到庐陵公的事，便举出来加以赞美，以成全他的志愿，也借此扩大他的学问。元贞内申年季春既望，前进士剡源戴表元序。

译《李氏族谱后序》奉化江口李氏，他们的先祖从福建迁来。到李明时，又凭借盛大的德行兴起。他的许多孙子都美好而有文才，都能借助科举取得富贵显达。在他们兴盛的时候，全族几乎没有平民。江南取士有两条途径。第一条叫进士甲科。其制度是每三年秋天在乡里举行选举，并在漕司、国学、监司考试中，以经义、诗赋、论、策来考试。第二年春天再在礼部考试，合格者进入大廷策试，分为五甲，高下各等都授予官职。第二条叫三舍法。它的制度是礼部春试进士结束后，选取前一年秋试中被遗落而又不忍舍弃的人，单独考试经义、诗赋、论、策，合格者升入成均，称为外舍生。以经义、诗赋、论、策每月各试一次，由学官自行考核，称为私试。年终考评优等者升入内舍，称为外舍优。外舍优考成后，又选取内舍生，每月考核，年终比较优等，称为内舍优。内舍优考成后，礼部每两年选取内舍生进行总考，分为优、平两等，称为上舍。考试内舍优后再次入优者为上等，上舍授官的待遇等同于进士第二名；其次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再次二平，为下等上舍，授予教授等职，通称为释褐。外舍生还没有升舍时，礼部又每年以经义、诗赋、论、策考试一次，也分为优、平，称为公试。升舍以后，考试便依照上舍的制度。李氏兴盛以来，除族谱外，还有《传科录》，另行记载子孙中各科及第者的姓名；还有《棣华集》，收录子孙中各科及第者的文章。因为这种制度细密而烦琐，要取得功名本来很难，但李氏在《传科录》中每年没有空缺，在《棣华集》中每月不断有新作。这样将近七十年，大概也可以说是盛况了。兵火以来，高堂广厦都化为灰尘，《传科录》和《棣华集》的大概内容也无法再考察，旧谱又两次因焚毁而残废。于是水口镇通直公的儿子李明新对此感到忧惧，日夜凭记忆仔细询问、搜集修葺，族谱才大致完整。只是遗漏的不能再增补，传闻的也将要完全消失，因此他惆怅不安，请我作文。我家三代都在成均求学，同李氏有同窗之交，对这些事情不能说不熟悉；而且我也担心自家宗族衰败，后来若有人向我的子弟询问家族门第的曲折，他们终究无法回答。因此我把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情详尽陈述，附写在族谱之后，或许同记游、述梦之文相比，万一还可以作为考证。至于李氏祖先恩泽积累的源流，则有《传宗龟鉴》《建炎备御录》《江口桥记》以及各座墓碑记载，经过百世也不会磨灭。至大己酉年秋季既望，剡源戴表元书。《臧氏家集序》我州臧氏从鄱阳向东迁徙，据我所知有十多位先生，都能铿锵有力地运用文章、气节和义行，在儒林之间成为著名儒者，其中吏部公臧正子最为著名。然而他们的家族已经衰微，自我以来往往清正纯洁、自我持守，其中最纯厚的甚至以行医为业。听说他们的祖先世代精通医术，治愈救活的人不可计数，所以天以贤能的子孙报答他们。每逢乡试大比，或在礼部考试时，臧氏兄弟子侄总是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名册中，也可以说是盛盛了。至于鄱阳的臧氏宗族，我因为相距遥远，过去没有听说过。丙申年季春，我才在宣地认识廷瑞。廷瑞是鄱阳宗族中那类铿锵有为的人。鄱阳距离宣地尤其近，从那里来到宣地的人说，他们宗族在本州的情形，和臧氏在我州的情形一样。于是我更加赞叹仰慕。不久廷瑞拿出他的世谱，其中记载本族著名人物的爵位和姓名，鄱阳与我州的宗族都很完备，又附录先人遗文，编成一卷。唉，丰富啊！过去太史公广泛阅览奇书逸传，编成《史记》，文辞伟大；而他自叙家世的旧文，如《剑论》之类，也没有弃置。王仲淹称说，他的先人在铜川府君以上，人人都有著述；仁人孝子对于自己的宗族，本来就应当如此吗？廷瑞所作的族谱，比这两位还更加广博。在学术衰微、宗族离散已久之后，他仍竭尽力量从事这件事，他的志向尤其值得尊重。可惜我浅陋，不能为他发扬此事。廷瑞曾经考中童子科，本来已经应当出仕，如今仍然努力不懈。而我州臧氏是国史公的后代，如今正凭借清廉声誉受到朝廷任用，天或许还没有忘记臧氏吧。《襃中杂咏图诗序》从前听说关陕地区有许多奇异杰出的人才。那里的山川高峻幽深，风气清正敦厚；怀藏珍才、负有奇异品德而隐居的人，可以成为郑子真；遇到时机、顺应时势而兴起的人，可以成为诸葛公，他们都无愧于人世。只是可惜我正值壮年时，道路阻隔，不能同这些人相识，因此总觉得不满足。等到天下统一，车马驿站可以使人彼此往来时，我却已经老弱疲惫；所居之地又在海滨偏远的地方，不是想要进取当世的人所愿意到达的，因此常常有处境龃龉、困穷浅陋的叹息。没想到诸位先生怜悯我无所营求，推荐授予我一个官职，使我能够因任职而接受今天江东廉访佥事王公的考察，并由此得以听闻先大夫襃中先生的为人。先生学问广博而贯通，才华宏大而深沉，我哪里足以了解他？但佥事公学有渊源、文雅有才，谋略、作为、器识、事业都很出众，行动如川流奔涌、雷霆疾行，春风般温煦，霜气般严肃；宽厚而不容奸邪，广大而不伤害万物。观察王公施行于自身、推及官吏百姓的品德，再推求其根源在家庭中的表现，便可以从中略知先生的万分之一。先生曾经作《襃中杂咏》若干篇，隐居者的胸怀、经世济民的见识，都在其中得到充分抒写。王公在宪台任职时，商左山、魏中丞以及阎、徐二承旨等人，都为它作序并加以称赞。后来江南高郎中、赵学士又重绘了各幅图画，使它们彼此映发。我实在不敢自量，也随即在每幅画题目下面附写诗辞，用来表达想象和尊敬仰慕之情，并把这样做的缘故一并写在上面。方诗不是说：‘虽然没有年老的贤人，尚且还有先人的典范；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大德九年，岁在乙巳，冬十二月望日序。

译《旌表节妇徐夫人诗序》人的常情是，把物品给予别人，如果别人能够守护而不失去它，人们就会更加爱护他。上天把物品给予人类，难道偏偏不是这样吗？上天给予人的东西，没有比人的身体更贵重的；又给人守护身体的东西，这就是礼义。人接受上天所给予的东西，能够守住礼义而不失去自己贵重的身体，上天也不会失去对他的爱护，常常扶持他。所以孤儿、寡妇、弱小之家，艰难困苦、历经百折，却能做到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那么从这些家庭出生的人，做儿子的一定孝顺，做臣子的一定忠诚，而本人一定健康强壮、长寿高龄。等到看见幼小的孩子长大成人，自己也受到丰厚的报答，这就是天理的自然、人事的必然，如同炊煮食物、播种收获一样，可以坐等它成熟。浙东部使者拜降公的母亲太夫人徐氏，生下拜降公后便守寡。太夫人秉持不欺的节操，亲自守着不改嫁的誓言；在家内谨慎办理祭祀和饮食，在外勤勉督促教育，早晚教诲祝祷，行动从不违背正道。等到拜降公学业成就、声名建立，终于进入台阁，在御史台出任或入朝随从，时而任左侯，时而任右伯；太夫人乘坐鱼轩、穿着彩衣，迤逦前去接受奉养，金瓶、锦诰纷纷而来，受到丰厚宠遇。人们认为她健康长寿，是享受守礼义、保全自身的报答，并因此得到上天的爱护，难道不正在这里吗？己亥年夏天，有诏令就在她居住的宅第按制度加以旌表。主管官员在门上题写：‘旌表节妇徐氏夫人之门。’义风轰轰烈烈，在当道兴盛；颂扬之声光明盛大，流传于天下。于是士绅士大夫都夸赞这件事，纷纷作歌诗来传播积善所获得的庆福，一方面用来光大孝治，另一方面用来劝导礼俗。我过去曾作为百姓接受拜降公的恩惠，又曾登堂作客，对他的家庭日益羡慕、赞美、仰慕。谨将所听闻的事显著诵述出来，题写在诗集卷首。《贾母滑氏夫人诗序》古代内室中的忌讳不传出门外，外面的言语不进入内室；妇女女子若要凭姓名为人所知，是很难的。世代德行衰落之后，才开始有寡妇居守贞节的声誉，明白地见于史书。然而宋共公执持经义、践行道义而死，左氏尚且惋惜他没有权变；巴清使家业肥盛、受到旌表，司马迁却认为她不懂礼。若从温婉美好的妇德、从容执法、名分义理严正而又能处理政事、慈爱而又能够决断这些方面寻求，像如今的贾母滑夫人这样的人，近世很少见，古代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夫人居住在赵州柏乡的滑里，嫁给同县儒者贾府君，三十四岁时生下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府君便去世了。当时孩子满堂，公婆年老衰弱，夫人俯身承担艰苦劳作，仰头供养珍食，支撑倾颓、补救衰弱，早晚不停歇。两位老人安于她的经营供养，都享高寿而安乐终老。她及时延请教师，选择婚配，随后又用余力改葬四代先亲原来的草草葬处，使贾氏的家族纲纪和产业比府君在世时更加振兴。大德庚子年，当时长子廷瑞以承事郎身份来到江浙，任中书行署都事，年三十九岁，距离母亲开始守寡已经三十一年了；他十分勤勉于职守，不接受请托馈赠，清白坚贞的操守日益显著。穿绯衣、持象笏，出则主持都寮仪制，入则侍奉母亲饮食，确实是仕宦生活的美好，也是家庭教育严整的结果。造物者怜悯她苦守节操，便以有才能的贤子报答她，使她享受这份福庆。唉，盛大啊！南北各地的士绅和寒士交相作歌诗，歌颂赞叹她的美德，说这是表元旧日所主管的事情。我曾经担任文学掌故，于是请我用古义阐发题意、写在篇首，谨慎地把事情的始末叙述如下。《东平杜氏祈岱宗事序》鬼神之事，自孔子以来就很难说清。世人因为它难以说明，便把它推托为渺茫无凭；行善的人没有依靠，悖逆的人更加无所顾忌。他们不知道古代先圣先王虽然没有每天宣扬这些说法来寻求使人震惊眩惑，但从来没有废弃过这些事。因此有占卜、筮卜、盟誓、诅咒，以及磔禳、禬祷等礼仪。人们爱护、厚待亲人，有时甚至愿意减损自己的寿命来增加亲人的寿命，转移灾祸而使自己受损。这些事情往往有时确实应验。那些做儒者的又正面说这是错误的：‘天道难道会这样被亵渎吗？’更有甚者，还把它比拟为近于人的声名而加以议论。唉，《金縢》记载武王病重，周公作为弟弟想代他去死；如果不是孔子把它保存在经书中，人们又怎么会相信呢？东平杜克仁客居山阴，他的兄长奉檄前往余姚，两人都染上了疫病。克仁想到他的家族自严侯开辟东部藩地以来，就已经列入有名望官宦的谱籍。如今兄弟一同南来相依为命，而生死却无法预知；又担心父亲年老，害怕给父亲留下无穷的忧患，于是私下向岱宗祈祷，愿意损减自己十年的寿命来延长兄长的寿命。幸而万分之一地得到痊愈的希望，就从家中徒步拜礼到祠下谢神。后来兄弟都痊愈了，克仁便按自己的话，徒步拜礼到祠下谢神。巫祝询问缘故，这件奇异的事情于是渐渐被士大夫们听闻。不久，众人各自作词章来感叹这件事，激励、劝诫世俗中看重私情而轻视义理的人，并把这些文章拿给我看。我对于岱宗能够主宰人的生死寿夭，其中的道理无法知道。然而如果岱宗没有神灵也就罢了；如果岱宗有神灵，不把恩惠施给杜氏兄弟，又施给谁呢？这件事却正是孔门弟子难以明说、后世以为可疑，而古代先圣先王从未废弃的事情。于是我略略写下事情的大概，把这卷文章归还给杜氏。

译《杨氏池堂雅集诗序》丙戌年春天，山阴徐天祐斯万、王沂孙圣与、鄞地戴表元帅初、台地陈方申夫、番地洪师中中行都客居杭州。在此之前，霅地周密公谨同杭州杨承之大受有交情，便依靠他居住在杭州。大受是武恭王的众孙，他居住的苑囿中有许多引外湖泉水形成的池塘。泉水回环流转，曲折如斗、涓涓流淌，萦绕穿过小径之间；松树竹林覆盖其上，禽鸟游飞，鱼类游动，虽然处在城市之中，却具备山溪的景致。其中流觞曲水，是各处泉水中最著名的。公谨喜欢那里，便安居很久。大受兄弟把余地的西边让出来，让公谨自己营建别宅居住，公谨于是也成为杭州人。杭州有文才的人，仇远仁近、白珽廷玉、屠约存博、张模仲实、孙晋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棻文芳，每天都来同他游乐。到这时，公谨准备在三月五日修习兰亭的旧事，召集居住和游览的人共十四人，一同聚会于曲水。客人都答应按约前来，可是大雷雨突然降下，从早晨一直到白天没有停止。官道上的水深一尺，行人苦于涉水，十四个人中有六人没有到。公谨望眼欲穿地盼望他们，起身看曲水，发现水已经漫成深沟，恼怒地说：‘我只是因为客人缺席而惭愧，至于饮酒，难道一定要在曲水边吗！’ 于是他向到场的人作揖，请他们把酒和菜肴移到临池堂附近聚集。堂后有一座高楼，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高耸，俯身容纳满眼碧色。大受又特别备好礼仪，领客人登楼。之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公谨拿出所收藏的大量古代器物，设宴款待客人。有人屈膝弹琴，有人手持箭矢投壶，有人眼看图画书籍，口中歌唱呼喊。醉态和清醒交错，庄重和诙谐相杂，众人并列喧闹、互相戏谑，全都忘了人世间有盛衰今古，也忘了穷困、显达、壮年、衰老会经历在自己身上。酒喝到一半，有人作诗感叹说：‘这次游乐真快乐啊，其中是否有所思考？还是知道这次游览是怎样开始的吗？’原来这次游览，是兰亭游会的变化；兰亭游会，又是郑国《风》中溱水、洧水游会的变化。郑国的溱水、洧水游会在当时，普通人尚且知道惭愧；晋代的兰亭游会流传到后世，君子却认为是美好的。即便如此，人生来就有感受快乐和悲哀的情感，正如天时不能废除寒暑一样。情感的发露有节制，疏导又有缘由，只要变化而不失正道，那么顺应时节游乐，以充分满足人的情性，难道只有君子能够如此吗？即使先王张弛有度的治理之道，又有谁能废弃呢？当晋朝还没有迁都时，故都的百姓处在各方人物汇集之中，习惯了历代累积的繁盛；男子衣襟飘逸，女子衣袖轻扬，春日出游并举行祓除不祥的仪式，本来就是街巷民间普遍流行的事情。晋室迁都以后，名士大夫寄居异乡、露宿野外，忧愁困苦而叹息，有谁还愿意做盛世旧都的百姓呢？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姑且驾车出游，来排遣我的忧愁，又何必选择在修禊时才游玩呢？我看兰亭聚会一时，临流执笔写作的文章，大多吞吞吐吐、沉郁暗淡，像长沮、荷蒉那样茫然沉默而心怀深远。他们中能够说话的，也不过是通达生死、抛弃牵累，像庄周那样逍遥自在，羡慕死灰枯骨的安适。像这样，能说是快乐吗？不是吗？如今我们聚集在这里，应该也不能看着晋人而快乐，那么与晋人相比，我们又如何呢？于是座中年轻人茫然沉思，年长者忧伤悲叹，先前叹息的人想要翻然改变说辞。不久大家欢呼说：“事情正好有所寄托。今天的事，只知道饮酒罢了，不是叹息的时候。况且我们何必遥遥去了解古人？何不各自作辞来表达自己的志向？”表达志向的辞，没有比诗更好的。公谨于是取十四韵，分开制成诗筹，让在场的人抽取后作诗；没有到场的人，就把他所抽的韵送给他并催促他作诗。抽到某韵的作古体诗若干言，抽到某韵的作近体诗若干言。众诗如鼎足而成，都有条理。这或许可以寄托晋代贤人的旷达，并挽回郑风衰变的局面。罢了！于是按次序联缀成一部大编，命表元为它作序。《牡丹防席诗序》人与人交游，聚会谈笑的快乐，在快乐的时候，并不知道它多么值得羡慕。事情过去后回想起来，才茫然若失，发出追赶也来不及的叹息。渡江以来战乱平息已久，名家文人渐渐恢复了太平时代馆阁中的旧事。当时循王孙张功父使君凭借好客名闻天下。每逢风日佳美、花开月夕，功父必定打开玉照堂，置酒招待宾客。他的客人有庐陵杨廷秀、山阴陆务观、浮梁姜尧章等十多人。他们一到便欢饮高歌，昼夜尽兴，忘了离去。第二天又在醉中唱和作诗，或填写乐府词，接连不断地传遍都城。都城人家家传抄、户户诵读，把这看作盛事。然而有时半旬、十日没有这样的聚会，诸公便嘲笑惊讶，询问缘故的书信也随即送到。唉，这不就是故家遗留下来的恩泽，也是我所说的想追寻却得不到的吗？大德戊戌年春，功父诸孙中贤能而有文才的国器甫，又寻求失传的旧典，从天目山带来名种牡丹一百多株，移栽到宅第中。三月九日，他大规模宴请宾客，酒器陈列，屏风筵席光彩绚丽，华美的衣冠、诙谐的欢笑，都说这是自多事以来不容易有的欢乐。不能没有记述，于是国器甫与永嘉陈某等各自抽韵赋诗，共得古体、律诗若干篇。于是命前进士、剡源戴表元在诗卷开头作序。

译《八月十六日张园玩月诗序》人生活在世上，即使学习道术，也不能过度劳累，因此一定要有适当的时节，享受游览、吟咏、歌唱的快乐，以调节筋骨形体，调和娱乐血气。尽情游玩的快乐，难道不在远方吗？山林宽闲、旷野空阔的地方，如果不能畅游固然有原因，但也有因劳累而寻求快乐，尚未快乐反而又劳累的情况。幸而得到可以游玩并且快乐的机会，然而四季之中，遇到冬夏严寒酷暑，便不能出游。可以出游的只有春秋。春天气候喧闹混浊，不如秋天清爽，所以自古骚人逸士都把中秋赏月看作四时游乐中最大的美事。戊戌年八月十五夜，望舒遮蔽了月光，游人没有成行，于是改在第二天晚上聚集于君子轩的园圃。园主人是清河张模仲实；他的族人有焴如晦、烈景忠；客人有剡源戴表元、帅初钱塘屠约存博、龙泉陈康祖无逸、会稽王润之德玉、戴锡祖禹、嘉兴顾文琛伯玉；陪游的是仲实之子炬、爁如晦之子奎、无逸之子绎曾。这天晚上，银河开阔舒展，风清露爽，宾主众人谈笑，有庄重的，也有诙谐的；吟啸歌唱，起止随意，各自尽情享受乐趣。园子处在杭州闹市之中，却一点也听不到喧闹声；深墙幽径，芳林远榭，居然使人有置身山谷的感受。酒喝到一半，有人唱起韩愈《赠张功曹》的长篇诗，于是取其末章分韵赋诗，以此为乐。这次游览足以消散劳累而不使人烦扰，饮酒足以融洽欢乐而不致失态，神气清爽而能与众人相处，欢乐极盛而又有文采，这难道不是学道者所赞许的事情，也是骚人逸士的作为吗？第二天把众人的诗联缀成一编，因为表元年纪比诸位客人稍长，便命他作序。《北山小序》大德己亥年春，清明前两日，我与顾伯玉约定游北山，去拜访林以道；骑马经过陈无逸家，邀请他一同前往。以道的居所离北山还有二里多，到达时太阳已经很高，便暂留饮酒休息。以道于是带领我们三人，沿着冷泉，穿过玲珑岩，顺着三天竺，走出小路，又向南进入弥陀寺，拜见大山恢师。起初游览时本来没有打算马上回去，心想幸而能够留宿，留下当然最好。到这里后，恢师一见我们，因为文章书墨的缘故，把我们当作自家人厚待，几位客人都没有离去的意思，边走边谈，坐下便歌唱，俯仰起坐都很自在。疲倦到了极点，夜色已深，刚刚就寝，便听见山雨轰轰作响，震得窗户摇动，仿佛睡在杨澜、左蠡的船中。第二天吃完饭，恢师又挽留我们；以道的儿子从家中运来酒食，稍后在弥陀寺西边的小精舍设宴享用，大家大醉。宾主将要各自散去，于是分韵赋诗记下欢乐，并嘱托我为诗篇作序。无逸、伯玉的家靠近越地，相对于恢师、以道父子，大概算是乡里人。当天，剡源戴表元帅初作序。《游云门若耶溪诗序》出稽山门向东南走三十里，到了陶山；陶山高耸，是一处极佳的山坞。当时正是暮春，急流和林木白天发出声响，众人分散而坐，冷清萧瑟，已有凉意，到了半夜尤其寒冷。睡卧的人听见岩上有虎啸声，第二天早晨询问当地人，原来并不是虎声。出山后继续向东六七里，有一条清澈曲折、如带子般的溪流，居民说这就是若耶溪。溪上有任公子的钓台，景象恍惚，仿佛不再是人间，于是知道唐代诗人的夸赞并非虚言。那些王谢之辈，怀着官印，带着侍从来游，只因不能马上舍弃这里，所以若耶溪忽而曲折、忽而平直，山峦忽然昂起、忽然伏下，左右看去都像随人的心意稍稍转变。登上明觉寺，各处胜景一一尽收眼底。穿过寺西向远处望去，青色帷幕般的群山四面垂挂，那就是云门寺。刚游陶山时下了小雨，若耶溪一带仍阴暗昏晦；接近云门后，天气才完全放晴，于是到元上人的竹房中饮酒。酒意酣畅，倚着顾况题字的松树，饮葛翁丹井的泉水，分韵吟诗。游览者从永嘉陈用宾以下，共十四人，都作了诗。诗成后，剡源戴表元作序。甲午年三月二十日作序。《游南岩诗序》我已经放弃旧日的事业，以文学掾的身份来到信州，大概年老而远行，心情悲恻，无法自我排遣；听说州城南面有高险而空阔的岩洞，僧人居住其中，林木泉水清澈，禽鸟往来，如果有幸一游，便可以抒发积郁、舒展郁结。然而到任已经四个月，始终未能成行。到了季秋二十八日，太阳西斜时约朋友宾客出关，驾着小船向西行驶，大约七八里，弃舟沿小路前行；又向南走，坡冈田垄高低起伏，再走三里，所到的岩石形状像剖开的葫芦，岩腹充实，悬挂相连；飞起的层岩仰面堆积，横向的山障旁边豁然开朗；崩腾的急流似乎已经到了尽头，却还不到全程的一半。忽然发现居住者沿着余下的空隙向上，在岩壁上凿出坐床，砍削出道路，曲折处都顺合人的意趣。岩石东面有泉水，时时从石缝中滴出一滴；地势适宜种拒霜花，当时天气晴暖，花色光泽浓艳可爱。满岩刻着历来游人的姓名，前面的漫漶了，后面的残缺了，只有朱晦翁、辛稼轩的题字和踪迹仍清楚可见；计算其年月日，恰好距今一百二十年，且与今天游览的日期相同，实在是奇事。岩石西面沿石阶攀登，有许多小洞穴，其中一处稍微盘曲幽深，传说古代有得道的老和尚在这里结跏趺坐。平坦处转向南面，正对着一座高耸直立的石峰；石壁上刻成阶梯的共有五级，登上峰顶可以俯瞰州城内外。我竭力登到第四级，不敢全部登完便停下了；所见景色已经无法估量。起初约定黄昏回去，到达岩洞时已经过了申时，于是准备住宿的物品，在岩中饮酒歌唱。夜将深时，寒气更加凄清峻厉，简直不是人间境界。天刚亮又环绕四周仔细查看，大家都不忍离去。这次游览所需的食物，向渔人购买，借樵夫的灶火烹煮，菜蔬取自园圃；只有肉食、腥膻之物、酒壶、糜粥、米饭、蜡烛和蜂蜜，是客人预先带来的。大家欢乐放纵到了极点，再没有什么可以比拟。临回去时忽然自笑：我本来惯于山居，平生往来吴楚之间，见过这样的景色并不少，却偏偏为此地流连而不能忘情，为什么呢？我既然不能自持，还是因为诸位正当年富力强，又多是当地人，为什么也像我一样如此依依不舍呢？于是分韵，各作诗一篇。同游者有大名王应麟景然，他先行回去；我的客人有铅山虞舜臣舜民、宋如曾吾省、上饶郑仁则则荣、曾道华华父、徐如砺若金、王叔太正辅、叔谦自牧、则荣之子义荣、番易汤及翁及翁，以及我剡源戴表元帅初。这是大德壬寅年良月初一日作序。

译《陵阳牟氏寿席诗序》天下的快乐，有些可以凭力量取得，有些不能凭力量取得，只有顺从内心的愿望才能得到。可以凭力量取得的，如富贵繁华、宴饮私享之奉，都是这样。不能凭力量取得而只有顺从内心愿望才能得到的，如家庭中的和悦容色、日常起居饮食以及甘美亲切的情感，便是这样。士大夫处在钟鸣鼎食的生活中，供养周全，大小事情都能如意，势力足以厚待父母，出行还要随从车舆护卫；居处享受安宅厚礼，有的因此忙碌奔波，有的因此劳累而失去闲暇。至于穷困地居住在偏僻之处，粗茶薄酒、少量鲜肉和饭食，如果不用心经营、亲手料理，就无法供给，可以说困窘菲薄到了极点。然而亲自操持这些事情时，他们的欢欣畅快反而超过物品齐备的享受，为什么呢？外在的力量可以屈服，内心的情感却难以估量。陵阳牟先生自从返回会稽，作为使者，节省饮食、安于粗食，卧居苕溪之上二十多年。夫人是同郡邓氏，毗陵使君的女儿，冬官贰卿秀岩李先生的外孙女。家世显贵，却忘掉尊贵奢侈，夫妻共同过着隐居简约的生活，家产生息反而日渐繁盛。更换衣服便感到温暖，共用一口锅便能吃饱；清白的风操、艰苦的节行，与陶渊明家中夫妻老幼相同。人们都推重他们的贤德，又感叹他们的俭约。丙申年春，先生七十岁，他的长子、与我同年登第的成甫，率领诸弟大置酒食，在私宅为二亲祝寿。二位老人设宴并以此为乐，亲友宾客、外甥孙辈以及内外亲属，听说此事后作诗歌吟咏、称颂美德的，有数十上百人。过了三年，己亥年春，邓夫人又满七十岁，成甫再次率领诸弟按照前次礼仪置办酒食，二位老人更加快乐。于是听说此事的人相继作诗，歌唱吟诵以称颂美德，而我恰好也列名其中。大家都认为，这种事情自兵乱以来，在士大夫世家中从未有过。我反复思量：牟、邓两家本是蜀地大家，先生父子又长期在东南做官，享尽当今丰厚便利的生活，却不能亲自承受过去那种俭朴，而真挚的欢欣畅快却能如此；众人的歌咏称颂又如此。这说明我们这些人能够在这个世上悠游自得，确实不受外物得失的牵制。从今以后，听到这种风尚便有所行动，受到这种义理感召便奋起践行，就会知道人人都容易实行孝德，也会明白太平时代的礼俗将要形成。于是任意作辞，写在诗篇开头，题为《陵阳牟氏寿席诗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城东倡和小序》我年轻时学习诗歌，诵读孔夫子的话说：“诗可以激发情感，可以观察风俗，可以抒发怨情”，这些容易理解。至于诗可以使人合群，我却觉得很难。有位老先生教导我：“你将来应当自己领会这一点，不是用言语能够使你明白的。”大概从我二十岁出游直到今天，经历了三十年，平生交往、接待过的人，无论贵贱、浮沉、贤愚、聚散，大约有数千人。到这时我才略知交友之难，却尤其不知道合群之难。并不是合群之道比交友更难，而是交友可以做到，却不如合群那样难以实现。论交友合群，没有比杭州更兴盛的。大德戊戌年，嘉兴顾伯玉客居杭州城东，杭州贤能而有文才的人都与他交游。屠存博、白廷玉在岁末立春前一天到他寓所来，清谈畅饮，十分适意。稍感疲倦后，便一起沿着开阔的郊野走到江边，眺望太白、钱镠的荒墟，凭吊陶朱、伍子胥的遗迹，神情苍茫，胸襟精神舒展飞扬。回来后，存博先作古诗二韵、六言诗五章，记述这件事。随后廷玉作和诗，伯玉和诗之后又另作诗，张仲实、陈无逸等贤士也都作了和诗。和诗接连不断，已经无法计数；它们的气息如椒兰相互熏染而浓郁，声音如箫与钟交替而不混乱，彼此又像针与芥、磁石与铁一样并不相违，反而相互吸引融合。啊呀！他们合群得多么美好啊！我不过是山野土木之人，没有能力参加这次聚会；老朋友怜惜我流离失所，每每不把我当外人而加以辱顾，命我作这篇小序，我不敢坚决推辞。内心也为交友之道能够有合群而高兴，也为诗学稍有应验而欣喜。于是为同道者祝愿，并附带写下这些赞叹的话。明年仲春月初的月明之日，剡源戴表元作序。《游兰亭诗序》自右军以后，兰亭一千年来没有人继承他的游览。山川与人情，古今贤愚相距并不遥远；难道不是没有游览者，而是没有人传述吗？至元甲子年春，部使者东平王公重修兰亭右军祠和学塾，已经两年了，荒原废墟重新粉刷修饰，焕然一新。如今使者河南狄公接任而来，教化政务更加和洽。正值三月三日，右军塑像恰好落成，王氏子孙中贤能而有文才的子才，在祠下拜祭，献上牲酒，随即来到曲水边，依照永和年间修禊的旧例流杯排列座次、饮酒赋诗。当时两位使者前后到越地，凭借文辞书翰和风流雅致礼遇士人，声名震动江浙。东平公虽然已经离开越地巡行所属地区，彼此相望；河南公欣然完成礼仪，首先把这件事告诉府郡僚属中的贤良、儒官中的杰出者。车马声和车辙延续不断，众人纷纷前来；缝衣、峨冠的人充满街巷山谷，山翁野叟也奔走出来观看。此前，东平公已经在学塾中聘请名师，选取儿童中优秀者作为诸生；到这天又命他们在席前拱手站立，群声诵读永和诸贤的兰亭诗，声音和容貌协调一致，情意礼节清明畅达。凡是参加饮宴的人无不欢畅满足。饮到一半，有人坐着感叹说：“这次游览多么美好啊！自从我具备耳目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听说过这样的事。只是还不知道与永和诸贤相比，谁更胜一筹。过去孔仲尼因流水东逝而感慨，羊公因岘山而悲叹；往后一千年，我们这些人也能不能使后人像我们追慕永和年间的人一样慨叹、咨嗟、追想我们呢？这还不可知。”随后又有人作诗反驳说：“您为什么一定要以古人来衡量呢？您没有看见杯子吗？如今杯子油然而随风飘行，浮浮然乘波漂流，盛着醇酒，仿佛驾着轻舟，时浮时沉；前面的已经漂走，后到的也不能自行停止。如今我们在世上游历，难道与杯子在水中漂游有什么不同吗？今人不能成为古人，正如古人不能成为今人，我们又何必羡慕呢？况且人最怕不能认识自己。永和诸贤在席几间徘徊，只求一时快乐，哪里有闲暇预先考虑后世之事？如果那样做，只会败坏人的兴致。今天的事情姑且尽情饮酒作乐，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会羡慕我们今天的聚会，却无法得到呢？”酒兴酣畅后，便取右军诗为韵，每人抽取一韵，每韵作一篇。自河南公以下，共得诗若干篇，于是嘱托剡源戴表元作序。

译《客楼冬夜会合诗序》人的五官和四肢，都不能不服役；服役而有所收获，就凭借所得来获得快乐。农民从事耕作，商人在市场经营，各种工匠从事各自的行业，经历迎风尘埃、接触雾气和积水，历尽艰难曲折，耗尽心思经营，竭尽筋力劳作，然后才能有一点微薄的盈余。有的人整天没有休息，有的人终年也只能偶尔得到闲暇。幸而有机会休息，便收拢已经耗散的形神，与妻子儿女、亲戚朋友欢笑谈论、聚会游乐，以舒展一生的深厚情谊，弥补平常愿望无法达到的地方。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人若能凭功名事业在世上实现自己的大愿，不论贤愚好坏，得到人们称赞爱慕还是讥笑鄙视，终究没有不经过作为而成功的。何况像我们这些人，进身不能在当时获得荣耀，退居又不能在家中得到安逸，身体疲惫，内心困苦；从儿童在学校学习识字诵读时起，就被名实得失所牵累，因事物变迁而颠沛劳顿，辛勤劳苦又超过农民、商人和百工。那么究竟想成就什么，又凭什么获得快乐呢？因此一定有默默自我领会的人，而不必要求别人也理解自己。虽然不必人人都理解，却一定会有理解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四海如此广大，千万人如此众多。我是一个迂拙之人，必定也有迂拙的人；我是一个孤独之人，必定也有同样孤独的人。大德戊戌年初冬，我客居杭州已久，正想着回去，方韶卿从婺州来，顾伯玉从秀州来，一天晚上没有约定，却一起在霅地陈无逸的宅第会合。我们四个人都贫困，都喜欢迂拙的行事方式，独自经历艰难困顿却不后悔。我和韶卿都老了，彼此相看尤其不能不动情，于是互相挽留住宿。无逸大摆酒席，备办烤肉和各种食物；大家交替饮酒、下棋，前面歌唱，后面谈笑；等到言语融洽、酒意酣畅，感慨达到极点，又各自以古今的名节义理互相激励，纵情争辩，完全没有旅途羁泊的感受，情意格调十分欢洽。由贫贱而得到自己所求的人，快乐也不过止于妻子儿女和亲戚罢了；富贵而放纵欲望的人，快乐止于拥有许多僮仆奴婢、奢侈的宾客交游、华美的衣服和丰盛的食物，也就够了。难道还有比我们四人相聚更贤美的快乐吗？果真有与我们一样、对徒劳无功也不后悔的人吗？夜已过半，又两次抽取诗筹，众篇完成，于是作了序引。这月二十三日，剡源戴表元作序。《剡源文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十一，元代戴表元撰写的序 《王丞公避地编序》我父亲的朋友王丞公的儿子兼，字达善，编纂避乱期间所作的古体、近体诗和杂著，共七十五篇。起初，丞公凭文学和品行道义卓然立身于乡里卿士之间，我那时还是儿童，住处相距不到半舍，却没有机会认识他。后来到了钱塘才偶然相逢，结为忘年之交。聚散数年，各自担任一官，江浙之间彼此没有音讯。乙亥年夏天，我们都失去官职回乡；我又买屋与丞公为邻，把往日因驿站遥远、多次驱车也无法相见的时光，一下子全都补了回来。那时两家产业都已荡然，只剩下六经诸史、先秦以来的古文奇刻和处士著作，共有数百上千卷。每逢闲暇，我们留连聚谈，每天往来五六次；来往之间又作歌词韵语，来抒发闲居的娱乐。内心十分庆幸，认为我们这些人虽然不得志于世，固然也有可以自得其乐的地方。第二年，海上传来战乱的声势，村郊百姓常常背着袋子、束着衣物站在那里等待，一见尘土扬起便逃走。我和丞公也势不得留，只好仓皇抛弃旧业，指着山中可以居住的地方作为归宿。大概事情来不及彼此商量，但在流离转徙、困顿百折之后，竟没有料到又在天台南峡山脚下相逢。从此同行同路，住在一起，同作朋友，客居同一门户。紧急时便传声疾呼，老人孩子互相携带着逃走；片刻稍有空闲，便握手慰劳，流着眼泪劝解宽慰，以减轻离乡弃土的悲苦。在这种情况下，人情哪里还有闲暇安逸，可是长篇大章仍交相写成、接连出现，茫然仿佛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正遭受死亡和祸患，也不知道饥渴寒冻的呼号。后来也许是痛苦到了极点、感受深重而无力排解，于是姑且以猖狂放纵来舒畅郁结，自己却没有察觉吧。如今看这部编集，篇次都在，我曾私下想象当时交往的情形，只在马隩时写得最详细。有时临水倚石，凝神思考，迟迟才写成；有时撩起衣裳，抛下笔，任意构思，片刻便完成。唯独我家丞公须发苍老，步履端正地走到席间，竟一个字也不肯出口。不久大家催促他作诗，他一开口便辞语遒劲秀美，声调和谐；安排事理、组织文辞，默默写下，像水流倾注。众客起初都倾倒赞叹，后来反而自惭失色，仿佛自己根本不存在。这不也是德行盛大、可尊敬的长者吗？丞公平生其他论著全都毁于大火；出峡后便率领妻子儿女耕种烧毁的土地来求食，整天谈话都不涉及财利。上天果真不愿使这篇文章传统丧失吗？他为什么年老而志行更加坚固呢？我虽然没有才能，早晚跟随他走东阡南陌，继续听他和牛一起劳作时的歌唱，接续他背着笭箵时的坐谈，也还能够为丞公喜爱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