剡源文集卷十

译《王敬叔诗序》金华王敬叔给我看若干篇古体诗和近体诗，我接过来叹息说：“敬叔的诗，不是我不能理解；如果不是敬叔，也没有人能理解我这种理解。”敬叔最初与我相识时，在钱塘西湖边，潇洒如山人处士，每天头裹幅巾、拄杖穿鞋，往来于南泉北山之间；有时遇到豪富人家在他的居所设宴供张，他听见了像没听见，见到了像没看见。当时他虽不肯与我谈诗，我却时时观察他的举止俯仰，大概那时他还没有作诗。后来我们在同乡州中共同起居饮食，稍稍谈到诗事；但若不是游历名胜，或偶遇高人异境、心情潇洒舒适，他也不说一句话。我曾评价敬叔说：“如果有人无缘无故送给这个人千金，我料想他一定会严肃地推辞；所以他的诗自然与世俗事务简淡疏远。”最后我来到宛陵，与敬叔更加亲近，见到他的诗也越来越多。敬叔虽然是金华世家，却在宛陵生长；有祖业留下的池台可以游览眺望，有中等家产的田园足以供给烹饪酿酒，贫穷却不怨恨，地位卑微却能自得其乐。门户清静安适、风和日丽时，兄弟们备酒、展砚、临席，放声歌唱，欢饮沉醉；在茂密树林和幽深树荫下，没有什么不满足。因此他的诗往往不是无缘无故写成的，一经写出就足以为人传诵，令人百读不厌。庄周说过：“用瓦片作赌注，心思灵巧；用金子作赌注，心神昏乱。”百里奚心中不把爵禄当回事，所以替人喂牛而能把牛养肥，难道不是这样吗？敬叔也曾对我说：“我们这些人学诗，就像烧炼丹药的道士，身体虽然劳苦，内心却愉悦，有时还可以凭余力供给早晚生活。至于王公大人，就不必依靠这些来获得快乐。”唉！敬叔的道理真的是达到这种境界了吗？还是我们彼此的了解仍然不够全面？从前宛陵有李咸用，诗歌成为家传事业，子孙世代继承数百年；虽然贫穷，却世代穿戴冠带，连续不断。直到近世，梅都官也能作诗，而且贫穷到使人不敢践踏他的墓草。敬叔以此勉励我；我早晚将归剡源山中，也不敢废弃旧业，以求不愧于那些认为我了解敬叔的人。元贞丙申年冬至日，剡源戴表元作序。《顾伯玉诗文稿序》古代闻名的人，能够凭文学使自身光彩显著、名声流传后世，难道只是依靠人力所成就的吗？也是因为他们豪杰的见识不同于常人吧？我常常奇怪，今人喜欢揣摩时下的才能，却轻视吴地士人。唉！他们只看见吴地居处肥沃、安于繁华，却不知道吴地士人有志于超然观察、远大作为，反而以为这是地方风气自然如此罢了。这哪里知道吴地最初的情况？吴地最初有延陵季子，他见闻广博、知识丰富，能使齐、鲁、晋、郑诸国的名士都倾身相从。交游者说：子游轻视千里之远，向北到仲尼那里求学。仲尼门下求学者有数千人，子游却在文学方面居首。凡是东南地区的儒者，声名显扬、才艺卓著的，大概都出自这两人的苗裔。因此他们流传下来的恩泽，浸润着吴地士人。汉魏以来，世家门阀尤其兴盛。像华亭顾氏，就是其中之一。顾氏从丞相顾雍兴起，子孙世世不堕其清正事业，详情都载在史书中。我曾客居华亭，听说那里有亭林、野王、读书堆，很想去游览。亭林以东数十里，也有顾氏的居所东园；我与他们同在太学求学，屡次在那里留连往返。这样过了二十年，才认识伯玉。伯玉虽然世代居住东园，学业有成而科举停止后，便广泛钻研六艺和诸子百家的书，浩浩然仰慕古代文章，并出外交游当世杰出人物，以扩充自己的见识。后来他仍认为这样还太狭隘。会稽郡国以他的名望推荐他为茂才异等，于是他背着书籍奔走燕赵之间，与所有奇异杰出的人交游，进而辗转拜见执政大臣，想用太平经济的策略打动他们。当时他年纪很轻，意气锐利，把功名爵位看得不足为重；滞留而未被理会，便很快轻快地回来了。诸位了解他的公卿颇力图挽留他，却没有成功。有人替伯玉惋惜，伯玉说：“我之所以成为我自己，并没有失去。”回来后他更加用力学习、钻研文章，到如今在丛编巨帙中，楚客的辞赋，汉儒的论议，唐代贤人的篇章，他按日抄录、按月编纂，已经多得使人来不及尽情品味。假使这样下去，不仅可以凭此名留终身、流传后世，即使与古代闻名之人相比，又有多远呢？士大夫安于居处、享受安逸，内心没有豪杰特立的见识，外部又没有广泛交游的助力，却希望有所建树，实在太难了！可惜我虽然知道出路在这里，却早衰多病，年纪又大了，不能跟随伯玉奔走，前后共同观察他的德业进步，这实在是深可惭愧和悔恨啊！

译《紫阳方使君文集序》日月五星昼夜与天体交错运行，云、雷、风、露、雨、雪、电、雹因此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山脉从西北崛起，水流向东南奔行，外部又截断形成大海。鳞介、羽毛、牙角以及珍果宝藏的美好物产，也随之积聚其中。大概万物停聚涵养、盘结堆积得深厚，那么它们周遍发挥作用时便不会穷尽。人的精气，蕴藏起来成为道德，发用出来成为事业，表达到言语文章中，也不过如此罢了。我独自感到奇怪，古代那些通达的儒者和博大的贤人，凡是凭著述显现于世的，无不各有传承脉络。像曾参、孟子、周公、邵公、程颢、程颐、张载之于道，屈原、贾谊、司马迁、班固、扬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之于文，在他们当时，登门承受传授的士人本已亲近而有所获得；他们遗留下的风气和余韵传到后世，仍然可以隐约不灭。近世以来，却逐渐衰落散漫，不能再接续。难道天地运行的规律有时也不整齐，恰好遇到日月薄蚀、震动倾陷、疏漏泄散之类的情形吗？所以我曾考察，自从孔夫子的门徒逝去以后，谈论道的人未必重视文章，谈论文章的人也未必兼通道理，这种情况将近两千年。直到新安朱子朱熹出现，学者才又不敢把道理杂乱地塞进文章中。朱子去世后，他的著作广泛流行，其中最有力量的，是建安真希元、临邛魏华父两位先生，他们编纂汇集，使传承脉络重新汇合。我出生较晚，虽精心钻研，也来不及认识真、魏两位先生；但常常私下向曾经学习过他们学说的老先生们探问，辗转传述其学。戊戌、己亥年间，我来到钱塘，才得以熟悉地跟随紫阳方使君交游。使君出生在朱子故乡，对于真、魏两位先生的书，逐字分析、细微校订，没有任何遗憾遗漏。礼乐刑名、度数制度的规范，天人性命、智慧认识的奥秘，向他询问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之后没有不感到快乐的。一天晚上，我终于得以读尽他平生的著作，只觉得文采闪耀，如银河的光华；阴晴明暗、舒展惨淡，仿佛有鬼神物怪前后忽然聚集变化其中。气势恢宏，像泰山高岳、长河大川喷薄出云气；龟鼋蛟鳄、豹犀虎象出没其中，震动耀目而不可轻慢。又和乐明丽，像春日时节、美丽花卉、平坦郊野和茂密树荫；车马丰足，衣冠华美，人们舒展眉头、意气酣畅，乐于听闻歌谣演奏。唉，这难道不是精气中的英华、传承脉络的汇聚，以及诸位老先生尚未完全施尽的恩泽吗？我既懒惰愚钝，虽有幸得到入门受教的许可，却因谋求衣食而无暇从学。只是如今江南旧有德行的人，像使君这样已屈指可数。诗经不是说过：“我的日子在前进，月亮也在运行。”又不是说过：“虽然没有年老的贤人，尚且还有典型法度。” 因此我头痛心忧，希望和同门之人使这种传承长久流传。承蒙诸位学生以序引相请，并说明原由，我不敢推辞。《恒庄诗序》有位客人对我谈到恒庄说：“缙山李侯德隆，自从远祖太师公凭功勋事业和品行道义立家以来，成为北方州郡的巨族，事迹载在史官记录中，名声传遍天下。士大夫，无论天下士大夫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都尊称为缙山忠孝李家。德隆又凭自己的敏锐、耿介、清正、谨慎成为当时的能臣，想到先业创业的辛劳，担心时间越久宗族越会分散，于是取附近祖先墓地的田地若干亩，命名为恒庄，让李氏子孙世代守护，以图长久不坏，或许接近古代振兴宗族、保全家族而使德行长存的人了吧？”我回答说：“李侯的世代声誉已经很美，李侯做这件事就更加美好了。但客人也知道人能够长久保持的是什么吗？人居住在土地上而出生，凭土地来养育自己，死后又葬入土地作为归宿。先王知道人需要这三件事，于是对居住之处规划宅地村里，对养育之处划分田地，对埋葬之处建成墓域。贤能而对人有功德的人，又世世代代以国邑分封给他，以酬谢其劳绩，以勉励同类；这样以后，无论贤愚贵贱，都能有所恒久。后世人在这三件事上，都只能自己置办；有力量的人富余过多，没有资财的人便至于无法救济自己的不足。” 人的常情是，富余者过度享用，不能不有所作为；不肖而贫乏者长期不能满足，也不能自我控制命运，却一定要装作贤能，于是惶惶不安，有的靠游说，有的靠武力，有的逞豪强，有的攀援权势，有的喧哗取名，有的凭技艺谋生，求取荣宠，冒险应举，以求摆脱贫贱的困境。那些不幸而未能成功，或成功后又失去的人，距离穷民的狼狈也没有多少了。只有守礼法的人和豪杰之士，才能勉强凭志节在世上显名。所以古代能够长久，是借助时势；如今能够长久，是依靠自身。现在李侯立身于美玉宝璧般的士林之中，在冰雪般清白的官府中建立名声，言论合乎经典，办事合乎法度，正要在当时进一步施展，以充分实践自己的道术。如果这次举动声名激荡，家族振兴，门户率先，那么将会联合四方好义之士，把缙山恒庄全部作为榜样，从而消除衰颓风气，扶助善良习俗；对于当时政治并非没有补益，难道只是振兴宗族、保全家族，把这种德行私自留给李氏子孙而已吗？”客人说：“你的话说得太夸张了！”退下后便率领朋友共同作街巷歌谣，发扬李氏的美德，共得古体、律诗若干篇，并请我执笔。我把先前问答的话缀辑起来，作为《李氏恒庄诗序》。

译《千峰酬倡序》故友谢羽皋曾对我说：“唐代诗人在江东的，一个郡最多不过三四人；唯独新定，从元和到咸通年间，施处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频、章协律八元之类，以十人计算。”我考察后，确实如此。难道是因为那里山势险峻、水流湍急，风气疏朗清爽，士大夫受到这种环境影响而变得清秀灵敏、通达善解，所以往往有其他郡所不能相比的吗？只是遗憾平日以来，不能担着竹笠、裹着粮食，前去跟随他们游览，以尽情观察他们如何获得快乐。庚子年，我在钱塘，有人携带《千峰酬倡》来给我看；我在朱笔墨迹交错的本子中取出此书，迅速读完。原来都是新定诸公所作，其中也有与我在江湖、科场、学校中的旧交。正当他们在清流中濯洗冠缨，驾马并行于层云之间，从容说着雅正的话，悠闲地宴饮歌唱时，本来应当像其他人那样急切追逐当今事务；但他们任凭风霜摇落、砂砾淘尽，平生攀援奔逐的爱好全不放在心上，于是相继低头专心从事山川游览和文章写作，一方面逃避喧嚣、远离牵累，一方面忘却形骸、遗忘衰老。寒暖、荣枯、喧闹寂静、禽鸟虫鱼、花草树木以及万物的变化，都在眼前显现；忧愁喜乐、穷达贵贱、史册古今的感慨，都在心中往来；这些一一都可以与我相接，却不能成为我的牵累。这一切，哪一样不是诗的帮助呢？啊，真痛快！然而我说诸公的诗，似乎都是在没有遇合、没有机会的情况下自然写成的，不像唐人那样早晚刻苦经营，拿诗来资助自身、光耀世间。他们作诗，不把诗当作资身显世的工具，而只是任其自然，以清秀灵敏、通达善解来自我调适其不得志的处境；这正是古代仁人君子隐居求志的事情，和唐人相比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可惜羽皋不在，不能与他反复推究这个道理，我姑且摘取大意题写在卷首，把书归还给他。《陆孟孙字士宗序》笠泽陆孟孙奉父亲之命向我请求说：“陆氏幸运得很，能够得到您做女婿。如今孟孙又有幸成为您的女婿。只是孟孙年纪渐长，学业却没有修习，担心败坏家业，又给您带来惭愧。希望您赐给我一个字，用来教导孟孙。”我恭敬地为他取字“士宗”。姑苏的宗族，没有比陆氏更有声望的。从三国到李唐，历代都有杰出人才，他们的学问、品行、志向、事业都载在简册中，显赫伟大。到了近年，凭资财、俸禄、声名、科第取得成就的人并非没有，但没有听说有以这个家族身份而在儒林中立身行事的，和顾氏宗族差不多罢了。而山阴的宗族于是名闻天下。议论者说：“姑苏土地肥沃，风俗奢侈；土地肥沃，小人不用辛苦耕锄施肥，也不妨碍获得好收成；风俗奢侈，君子便苟且偷安，没有长远志向。”山阴的土地多雄伟山冈和清洁水流，士人出生在那里，以没有资财为耻，以没有声名为耻。即使是兽医、马夫的子弟，也知道以携带书册、歌咏唐虞为尊贵，何况旧有的世族呢？《鲁语》说：“肥沃的土地不出材，贫瘠的土地好行义。”这不正是证明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士人只看自己所处之地而立身，土地肥瘠有什么可选择的呢？自从我成为你家的女婿，仍然见到几位穿着宽大衣服而能清谈雅论的人。远祖唐宣公的文牒，还收藏在柜中，供奉于宗庙。宣公在社中有祠，每逢岁时，子孙陪同祭祀，尚且要从你家取用祭品才能足够。如今这些都没有了，再过一百几十年，就会更加荡然无存了。唉！孟孙一支的宗族，难道不值得寒心吗？孟孙在继承人中是嫡长子，按礼法应当成为宗子。我的女儿也是嫡长女，得以承继宗族事务。孟孙应当努力求学，使自己不辱没父母，使那些议论者的疑惑得到解除，不要懈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袁钧字徳衡序》。物体重量的积累，开始于一铢；一铢很轻，容易举起。把铢一铢地积累起来，积累到一百铢成为一钧，就不能承受它的重量了。聪明的人对此，想要举起重物而不费力，并且知道它的力量究竟怎样，就一定要用秤来测量。秤能够举起一钧的重量，于是无穷多的物体也可以安然测定。人对于徳，也是这样。人与人之间，起初并肩居住、同路前行，循序渐进，本来彼此相似。忽然有人成为大贤，就如同物体由一铢一铢积累而成为一钧一样。再由此不断积累，每天测量考察，达到可以成为尧、舜的境界。因此，测量物体的力量而知道一钧可以不断增加的，是秤；测量人的成就而知道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是以徳为秤。济南袁氏，名钧，字徳衡，请我作文，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他。《史景正字序》。甬东史君防卿，他同族兄弟的字，都以“景”字开头。已经有一个字景吕的人了。他年纪渐长、学业有成后，对此产生疑问，写信到剡源对我说：“这不符合我的志愿，应该改换。”于是替他改字为“景正”，并把其中的道理告诉他。世间万物没有什么是必然能够保持正直的；如果一定要使它正直，能够真正做到的很少。只有人的心，从童年幼小的时候起，没有不正直的。后来能够说话，后来有了知识，后来什么都去做，不正直就由此产生了。即使如此，他的不正直，幸而有办法治理，已经失去的还可以在离开正道不远时使他返回；不幸的是，内无贤明的父兄，外无良好的师傅，资质幼弱、气性浅薄，功夫力量又不充足，这样就会陷入被世人弃置的境地了。我有一天挖地一尺而得到泉水，涓涓地从洞穴间流出，舒展开来成为细波，汇集起来成为沧浪之水，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影，美好得可以酿酒。放任它流出几寻远，就会混杂成泥沙，郁积成污池，淤塞成粪壤，草莽交错，虫蛇滋生。只有不流到这种地步，然后积聚众多水流，才会成为渠、溪、湖、江，最后通达大海。人的心最初的状态，并不逊色于这泉水的清澈与美好。世故如泥沙，嗜欲如污池，利禄如粪壤，朋侪与臧获如虫蛇草莽，难道可以不感到畏惧吗？圣人在《易》的《蒙》卦辞中说：“蒙以养正，是圣人的功业。”卦象说：“山下流出泉水，这就是蒙卦。”您大概要谨慎自己的流出，并且培养自己的正道吧！年纪既然增长，徳行就会更加增长；学业既然完成，见识就会更加坚定。积累功业，趋向前进，最终汇入圣人的大海，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译《陈处度字序》。充满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凡是形体有大小、声音有轻重、数量有多少，纷杂而无法整齐划一的，都必须用尺度来衡量。但也有尺度无法衡量的，于是又转而归于矩。所以有尺度用来测量事物，有矩用来处理尺度所不能处理的情况，这样天下的道理就完备了。难道只有事物如此吗？求学的人对于道，也是这样。如今有人处在闺门之内，容易做到周全，却不能把这种周全推及乡党；处在宾客僚属之间，容易做到严肃，却不能把这种严肃推及亲近之人；处在穷困俭约之中，容易守持，却不能把这种守持推及富贵显盛之时；处在繁杂事务之中，容易决断，却不能把这种决断推及闲暇宽裕之时；处在安逸快乐之中，容易放纵，却不能把这种状态推及患难之中。诸如此类，大概一定要有纵横曲折、旁通广泛应对而不失其尺度的能力。《大学》论述絜矩之道说：“厌恶上位者对自己的态度，就不要用来对待下属；厌恶下属对自己的态度，就不要用来侍奉上位者；厌恶前面的人对自己的态度，就不要用来对待后面的人；厌恶后面的人对自己的态度，就不要用来对待前面的人。”孔子七十岁才达到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的境界，这就是不失其道。陈氏之子名矩，字处度，请我赠言，于是写下这些送给他。《王一初名字序》。松江王君名叫一初，又给自己读书的室命名为“一初”，来向我询问其中的道理。我回答他说：“你的名和字，都是你自己取的。取了它们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别人又从哪里谈起呢？你也曾推究过人名和字的由来吗？人生之初，本来只有一个人而已。后来不能没有区别，于是产生了名。名有了之后又不能没有区别，于是产生了字。后来他所居住的地方、所穿用的东西、所交往游历的对象，也不能没有区别，于是名称开始纷纷繁多起来。最初只有一个名，是谁替它规定的？后来名称纷纷繁多起来，又是谁替它增加的？这不只是我和你二人不能知道，即使有最高明的智慧和神奇的见识，又凭什么说明它为什么如此呢？而且不只是人的生存变化如此。天地之间各种形色的类别、事物产生的缘故，产生出来的东西哪里有尽头？若逐一给它们命名，就会承受不了这些名称；若逐一说明它们为何如此，也会承受不了这些言说。所以姓氏本来是一个系统，如今有多少族？井田本来是一种制度，如今有多少等级？历法星象本来是一套，如今有多少家学？文字契券本来是一种，如今有多少法式？以至于皋陶的刑名、伯夷的典礼、伶伦的音乐、岐伯和巫阳的医药卜筮，以及各种工艺和行业，无不各有本祖。它们最初如此，如今却变成那样，是谁使它们变成这样的呢？而且不只是人事变化如此。阴阳的升降，古今的往来，淳厚与瑕疵，成功与失败，就像蜩蝉的变化、蛇虎的消逝一样。过去的事物即使握持把玩，也不能保持片刻长久，而新的事物已经取代它了。那么所谓“一”，什么时候真正能够保持为一？最初又在哪里呢？虚无荒诞之徒乘着这种迷乱，于是想把一切都取出并排除掉，到群言之外、九州八极之外去寻找它。世上的儒者却越发坚决地攻击他们，越发用力地守护自己的学说。即使他们的说法未必强行解释那些难以贯通之处，但从远古以来，天地赖以建立、日月赖以明亮、风雷赖以显神、江河山岳赖以流行的根本，以及近处我们日常生活中饮食所仰赖的东西，经历千万种变化，却从来没有不为一的，这难道不可以深入谈论吗？何况是我和你想要了解的事情呢？”于是王君洒脱地笑了，茫然中又有所领悟，说：“我问的是‘一初’，您却把道理说到了极致；我问的是名字，您却把同类的事情全都告诉我，真善于辨析啊！”于是写下这些作为序。大徳戊戌孟夏望日，剡源戴表元作序。《曹仲逹字序》。太学曹君的儿子和父，字仲逹，居住在吴地，和我家世代友好。我替他说明“逹”的意义，来告诫他。鸡鸣时起床，日落时休息，人的起居俯仰、劳逸荣悴，都与气息的一呼一吸有关。总计一万三千五百息，能够使它调和的人很少。幸而调和，那么四肢百窍都没有壅塞阻滞之处，疾病不会发生，安乐便产生了。这是一个人自身的通达。亲近亲属，尊敬长者，奉养老人，抚养幼小，家庭之道就完备了；寒暑饥渴，丰俭增减的权衡，不敢强行违逆，没有比做下属更难的；喜怒爱恶、给予和剥夺的欲望，不得任意放纵，没有比做上位者更难的。只有做到不强悍、不放纵，处置事情适宜，那么指挥和应诺都恰到好处，节度合宜，情义和谐融洽。这是一家的通达。作为人家的子弟，抚养他们的人会觉得顺心；作为师友，与人交接的人会感到喜悦；近处的人赞誉他，远处的人也听闻他的名声；自身地位低微而地位尊贵的人也信服他。然后，不求取的俸禄、不企望的福分，越过都邑便自行到来。大概即使关闭门户、扫除车迹，也恐怕无法避免。这是一国的通达。珠玉不在市上炫耀却自然发光，麒麟凤凰不在朝廷蓄养却自然带来祥瑞；贤士不出里巷，身处穷困却和顺地施行政教，他的话便能使人信服并受到感化，可以使社会形成三代的风俗；他的政令受到尊重并被采用，可以使国家成为三代那样的王道之国。这就是天下后世的通达。通达于自身，古人中有做到的，严君平、费长房之类就是这样。通达于一家，厐徳公、陈仲弓之类就是这样。通达于一国，管夷吾、李令伯之类就是这样。通达于天下万世，伊尹、周公、孔子、孟子之类就是这样。仲逹对于这几种通达，打算从哪里做起呢？仲逹说：“我将思考它。”于是把这些写成序。大徳三年，岁在己亥，五月望后三日，戴表元作序。

译《李氏子字説序》。椽木属于屋室构件时，作为木材本身很小，但数量却很多。数量多，所以容易出售；体积小，所以容易取得。然而只有笔直的才能成为正中的椽木。我曾住在山中，看见木匠选择木材：找到可以做栋梁的，十棵中很难有一两棵；找到可以做大梁的，十棵中只有三四棵；找到可以做楹柱、梠木的，十棵中有五六棵。至于椽木，似乎应当常常遇到，但积累起来反而比其他木材更费力。我疑惑地问他说：“这只是寻常所需之物罢了。”后来营建大厦，所需数量是这的几倍；若不越过都邑、历经多年寻找，就无法得到。大概不只是因为笔直可贵，还兼有长度，才是美好的椽木。所以爱护木材的人，从它只有两手合抱那么粗时就培养它，直到成为椽木。成为椽木以后，也不敢让它止步于椽木，还要继续培养，使它成为梠木、楹柱、大梁、栋梁，也不停止。继续培养，如果都不适合这些用途，那么有制作规木、应门、阙门的取用它；建造明堂、大室的也取用它。这并不是材料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培养它的人用心到了。君子的徳行和技艺也是如此：小小进步如同大的退让，和众人同处却能独自实行，拙于追求一时的美名而善于持久，怯于追逐眼前的声名而勇于承担重任。这样以后，材料坚固、器物优良，行于世事之中，经受霜露，在众多牵累中脱颖而出，即使置于斧斤之下，也不会败坏受伤。把它牵引伸展起来，就没有什么用途不合适了。袁季源给他的儿子命名说：“‘桷’又从《殷颂》中取得意义，字叫伯长。”我喜爱这个名字，想用一些话帮助他成长，所以写下这篇说来加以阐发。《史昭父字序》。人们常说太阳到了正中就一定西斜，把它作为世间事物显明而不能长久保持的比喻。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太阳运行到中天，光辉照耀大地，千万世以来人们每天仰望它而不感到厌倦，正是因为它能到正中也能西斜。假使到了正中却不西斜，那么人们便可以窥见它的神秘，它作为太阳难道不会疲劳吗？岂止太阳如此，天通过雷霆风雨霜露来寄托号令、施行恩泽，也是这样。然而早晨猛烈的雷电，白天就收敛；春天震动的雷声，冬天必然收藏起来，为什么呢？它不频繁使用，正是它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岂止天地，人的精神智慧和力量，不是害怕不能承受，而是害怕难以持续。所以有时聪明如同愚笨，敏捷如同迟钝，开始时连片刻都不能自给，日积月累以后却充沛有余。《易经》的《晋》卦说：“光明出现在地上，这就是晋。君子因此使自己的明徳显著。”晋，就是前进。光明出现在地上，形势正在不断推进。以这种不断增长的光明来说，卦体四阴二阳，而阳刚又处于客位，阴柔反居主位。使用《易》的人在爻辞中详尽告诫其意义，在象辞中又严加说明，使人以柔来涵养它，而凭自身立于光明之中。倘若他的光明不是从形势中显现，而是从自身显现，阴虽多却不会昏暗，气势虽上升却能够谦下。唉，意义真是深远啊！可是《序卦传》又说：“晋，就是前进。前进必然有所损伤，所以接着是明夷。”太阳到了正中如果不西斜，又怎么能够长久保持光明呢？乡里的朋友史昭父，名晋伯，出生在世代显贵的家庭，而家中世代从事铅椠之业，亲自遵守士人的礼仪。我赞赏他可以和他谈论《易》，所以写下这篇序赠给他。大徳三年，岁在己亥，十一月望日，剡源戴表元作序。《王仲昭字説序》。三衢学者王君勲，字仲昭，来到我这里请求说：“勲幼年时，既有幸从父兄那里得到名，又有幸从朋友那里得到字，却还没有人用训诫的话命名它，希望您作序赠给我，可以吗？”我推辞而不能获准，于是替仲昭略微说明其中的大意，听任仲昭自己选择。大概人生活在世上，没有不劳动而吃饭的。没有劳动却吃饭，叫作懒惰，这是民政所非难、刑法所不宽赦的。所以文字上说“努力耕田的人是男子”，因为他能够胜任耕作，就都给他一夫之产，使他活动筋骨，用来孝养父母、养活妻子儿女。即使舜、禹、后稷、伊尹这样的圣人，也不能免除这种最初的劳动，何况其他人呢？这是把耕种作为功勋。耒耜闲置以后，事业就必须有所学习；筋力疲劳以后，精神也必然有所停滞。于是有射礼、乡饮酒礼中宾介的讲习，有干戈羽籥的演示，有弦歌诵读、俎豆礼仪的操练。每逢岁时伏腊，到学官那里接受考察，由党正记录成绩，再把成绩优异者进荐给乡老，列入士大夫之中。这是把学习操练作为功勋。不是君师却能使求学者聚集在门下，不是官府却能使争讼者在庭中得到裁决。像汉代以来的名贤贞士，即使功业不能畅达于天下，但一时留下的风气余韵，能够熏陶善良、压伏暴戾、扶助衰颓、振起懦弱，如江河的浸润、雨泽的滋润，日夜滋养万物而人们却不知道。这是把教导劝勉作为功勋。徳行和道义，是人的根干；言语和文章，是人的枝叶。枝叶与根干相距很远，然而树木没有枝叶，就无法遮蔽自身；人没有文章，也就无法滋养自己的徳性。自有人类以来直到今天，记载事物的工作从未废止。千年以来，那些以品行声名著称的人，擅长言辞的，都大力铺陈宣扬先王典章礼乐的美好；浅近一些的，则用呻吟、逢迎来排遣自己的不幸。这是把著述作为功勋。至于作为大丈夫而生逢其世，才力足以实行自己的愿望，谋略足以实现自己的计划，从容处在朝廷之中，使四方万里没有受桁杨杻械之刑的罪人；谈笑之间经营边疆，使三军百姓没有击鼓、举烽、设候的警报。他活着时，贵人以珪冕迎接他，以篝鼎尊荣他；他死后长久流传，便用旂常和竹帛来表彰他。这是把仕途显达作为功勋。耕种、学习操练、教导劝勉、著述，是功勋在自己身上的表现，是自己彰明自己的光明；仕途显达，是功勋在别人身上的表现，是彰明别人的光明。彰明别人的光明，要等待命运。命运允许而去做，就能够做到；命运不允许而去做，就不能做到。至于自己彰明自己的光明，不必等待命运，只要自己去做，因为这完全在自己。如今的人穷尽岁月、耗损精力，只为争取那无法确定能否得到的命运，反而像没有时间去做自己能够做的事。唉！我看见他们劳苦，却仍不能免于迷惑。仲昭是聪明人，从今以后，他将要自己彰明自己的光明吗？还是将慢慢等待时机，去彰明别人的光明呢？仲昭说：“我谨慎地明白了。”于是写下这篇序。《剡源文集》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十二，元代戴表元撰写的序。

译《陈公辅字序》。天下的器物中能够远行的，没有比车更好的；居处而能制伏他人的，没有比弓更好的。然而弓若没有矫正使它强劲，就不能成就坚韧；只有车而没有辅助，也不能承载重物。所以古代君子选择义理为名，取弓经过矫正而强劲的意义作为“弼”，取车有辅助而能承重的意义作为“辅”。从儿童时期起，懂得父兄师友的教导，一声叹息，便唯唯应诺、恭敬作揖，不敢任意行事，必定回顾礼法。他在明处听到教诲，仿佛有官府把它记录下来；在暗处做事，仿佛有鬼神在旁监临。这些都是用来矫正自己、使内心强固的。从通达政事而可以出仕开始，就从山川风土、国家习俗中求取知识来扩大见识，从简册文书、辞令才艺中充实学业来弘大事业，又以疆域、兵革、盟约等事情要求自己，使节操坚定。这些都是用来使外在更加厚重的。内心强固，就不至于失去自身；外在厚重，就不至于失去他人。大丈夫所作所为，平常俯仰无愧，遇事从容有余，采用的就是这种道路。如今的君子，当他要求自己时，尚且不过把自己当作路人；等到他对待别人时，也只是彼此当作路人。难怪会这样。宛陵陈君名弼，字公辅，向我询问其中的道理，我替他略考“弼”“辅”二字的含义，于是谈到弓车的作用。从前工尹商阳用弓射人，却因此懂得礼，君子称许他。王良以替受宠的小臣驾车为耻，在孟氏那里受到称誉。公辅今后如果努力在内心矫正自己，谨慎承载外在的事务，那么对于义理，已经思考得差不多了。《陈养直字序》。求学的人陈生名规，介意别人对“规”字的理解，认为它是圆的。他的族兄给他取字为养直，说：“规，是制造弓的材料。”弓材应当笔直，名规而字养直，陈生对此感到疑惑，便来问我。我说：“这有什么妨害呢？”古人谈到规，说：“官长和老师互相规劝。”又说：“沔水规劝宣王，人没有停止过。”难道自身不正直却能够规劝别人吗？所以所谓规，就是凭借自己的正直，使不正直的人正直。仲尼奔波艰难而推行道义，长沮、桀溺却非难他，这是借助矫正他人来进行规劝。西都末年，篡夺的形势已经形成，谷永、贡禹在混乱的朝廷和昏庸的君主之间喋喋不休，既为了保全自身，又用欺诈来规劝。鬻拳、泄冶不能胜过自己狭小的诚信，揭发君主以招致祸患，是用偏狭来规劝。范蔚宗、柳子厚，才华高、气性峻急，想伸展一二，却丧失了千百方面的成就，是以紊乱来规劝。所以自己正直而规劝别人，他的规劝就能实行；自己不正直而规劝别人，他的规劝就会毁坏。像伊尹规劝太甲、孟子规劝齐王、汲黯规劝公孙弘、韩退之规劝阳城，都是善于规劝的人。养直资质优美、见识严正、操守谨慎，能够顾念自己的名声，能够做到正直。我得以把关于弓材的说法推广到弓材以外，用来坚定陈生培养宏大徳行的志向。丁酉年后十二月朔日，戴表元作序。《陈同与其弟周字序》。人即使非常贤能，他用来对待别人的方式，也一定有不能使别人同样做到的地方；人即使非常不肖，他为自己谋划时，也无不希望使一切周全。我自从涉历世事以来直到今天，对这个道理已经看得很熟悉了。确实有这样一个人，能够宽宏容纳、广泛施予，对于自身的饥渴寒暑、安危苦乐全都来不及顾及，而一定要使恩惠足以施及他人、功业足以改善风俗，那么上天从来不会不给他名位、俸禄和长寿，也会使他的子孙昌盛。所以尧、舜忧劳勤苦而不自私，即使朱、均不肖，后世仍不缺祭祀他们的宗庙。禹治水的功劳，契教化的功绩，稷从事农业的劳苦，配享于天，都延续了数百年。孔子、孟子积极阐明大道，没有一丘一壑的权势资助自身，但后世以衮冕祭祀，至今仍是万世师表。施恩于乡里而且惠及他姓，别人怎么敢企望呢？这难道是狭小偏颇的心胸所能理解的吗？颍川陈文忠公，家中遵守礼法，是宋代大夫中最为优良的；受到他徳行感化的，国家称为忠臣，家庭称为良子。他有远孙任罗田尹，见到他的两个弟弟同、周在我这里，便说：“希望您赐给他们字，并借此教导他们。”我与他们交往，确实相信他们受到了仁爱、贤能、忠厚的恩泽。于是谨慎地给同取字孟恢，给周取字仲博，并用人情和天道的道理推明它们，希望美好的风俗和荣耀的声誉永不衰替，能够长久流传而不坠。大徳丁酉十二月朔日，前进士、剡源戴表元作序。《字三友序》。五行之中与百姓日用最接近的，没有比火更重要的。木、金、水、土都出于自然，只有火是由人制造的。虽然火由人制造，却也出于自然。古人到了规定的时令才举火。换了新火以后才开始饮食，火不换新，大概自五代以来就不再认为奇怪了。求学的人安于旧有弊病而不闻先王之法，这就是其中一种。给舒然取字为新之，《易》的卦象说：“风雷，益。”我曾观察风，顺应万物而行动的，都是增益；不顺应万物而行动的，都是损害。雷也是如此。因此风雷对于万物有两种道路。君子观察它顺应万物的道路而遵从，便是迁善；观察它不顺应万物的道路而避开，便是改过。然而善与过，哪里有能够自己知道的呢？我若想求得增益，却进入了损害；我若想求得损害，却进入了增益，只在于选择罢了。给董益之取字，是希望他选择善。天下没有人生来就尊贵的。自古圣贤，舜、禹、伊尹、吕尚，都起于田野耕渔之人。当他们困穷时，没有不因所从事的职位而显贵的。孔子的原则说：“敬畏大人，居住在这个国家，不要非难它的大夫。” 孟子却说：“赵孟的尊贵，并不是真正的尊贵；我的仁义之尊贵，才是美好的尊贵。”这句话由孟子说出，就是正确的；如果不是孟子说出，就近于傲慢。怎么会有傲慢却还能够拥有高于自身的尊贵呢？即便如此，像孟子的道理，不能不坚守。给吴良贵取字，是希望他守住道义。

译《陈景惠诸子名字序》。儒者陈景惠，父亲积累徳行、攻治文章，凭借良好声誉闻名乡里。乡里同业同辈的人，常常拿着自己谋求的名声，推荐书信相继送入仕籍，唯独他坎坷不遇。而上天使他的家庭昌盛，景惠于是有了七个男孩，都明达严整、谨慎修饰，良好的家风几乎没有坠失。一天，他带着名字来请我作说，我把两个名字都联系于“良”，分别给他们取字来训诫：‘你叫良合，合不能杂乱，就像群玉群石各有区别而又共同润泽，也像石兰与群卉各有区别而又共同润泽。既然同类不可远离，自己立身处世就不可不严谨。’于是给良合取字孟严。‘你叫良防，事情合乎时机可以说是合宜；然而只知道时机合宜，却不知道道理是否合宜，就会陷入悔恨。徒手搏虎、徒步涉河，有些人不顾一切便去做，那时他们心中也认为这样可以。’于是给良防取字仲理。‘你叫良全，人从父母那里承受身体，耳目四肢和心都不可任意妄动。耳朵以听得清为完整，所以不乱听；眼睛以看得明为完整，所以不乱看；手足和心各自完整地履行职责，所以不妄为。’于是给良全取字叔受。‘你叫良俞，古代君子重视诺言；“然”是肯定别人的话，“诺”是答应自己的承诺，而它们在经传中最显著的说法，就是“唯”和“俞”。“‘唯’是只对自己有所领悟，‘俞’是内心明白而有所感动。如今的君子，心里认为如此便这样说，脸色表示如此便这样答应，却希望他能够自信并使别人信任他，这是不可能的。’于是给良俞取字季信。‘你叫良佥，即使大圣大贤，也不敢凭胸中主观意见和自作聪明行事；每遇到一个谋划，必定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等到大家共同赞同之后才提出。穷困里巷的白屋之士，横陈经书等待询问，怀抱珍才等待聘用，却说我能够替人解决大疑问、提出大政事，我知道他一定是凭借某种途径得到这种能力的。’于是给良佥取字季博。‘你叫良介，柳下惠居住在鲁国，可以说是和；徐邈居住在魏国，可以说是通。将来君子考察他的始末实情，便会把介归于正直不苟。’于是给良介取字季实。‘你叫良企，白圭仰慕禹，却没有达到禹的境界；燕哙、子之仰慕尧舜，却没有达到尧舜的境界。难道只是没有达到而已吗？他们反而离目标越来越远。只有七十弟子仰慕仲尼，虽然不能达到，却离他不远，这就是求学与不求学的区别。’于是给良企取字季学。训诫完七位男孩后，他们请求我写下来收藏在匣中，于是我写下这些留给他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丈〕 《陈氏三子字序》。剡地士人陈子得，给他的三个儿子命名为模、楷、格，请我给他们取字。我说：“这三个名字，意义是相同的。经传说：‘膏粱子弟难以使其端正。’ 子弟难以端正，难道只是膏粱子弟吗？我多年漂泊沉浮，寄身为客，所交游的大家子弟，没有一个不是看见狗马声色便喜悦，看见货物美玉、官章绶带便喜悦。号称贤能的人，不过是看见吴地书籍、吴地服饰、古器玩物便喜悦，没有一个恭敬谦逊、面有惭色、愿意辞让而能够实行儒生学士之事的。我来到越地山中，这里的风气质朴粗野，前面几类使人迷惑的东西，幸而还不常进入眼中，但错误用心的人仍然不少。陈家的孩子沉溺于儒学而喜爱礼，这就能够端正自己了。模，是端正的开始。给模取字伯正。木材没有楷式便不能制成器物，人没有学问便不能成为有用之材。舜以尧、禹为楷模，尧、禹以舜为楷模；七十弟子以仲尼为楷模。古人都是如此。给楷取字仲学。学问希望广博，广博了就不能样样端正；学问希望简约，简约了又不能必然端正。对此有一条道路，就是一边学习，一边以道义格正自己。格，就是使心专一。给格取字叔一。三位孩子，何不前去各自思考这些意义呢？即使如此，居住在这样的家庭，却不能端正自己的子弟，不是好的父兄；居住在这样的乡里，却不能端正别人的子弟，不是好的士人。我和子得，也应当互相勉励。” 《赵氏二子字序》。仲尼评论《春秋》中的各国，除了以齐为主，就是以晋为主。成季在晋国，正如夷吾在齐国一样。然而仲尼以功业称许夷吾，却不提成季，为什么呢？夷吾的功业惠及天下，成季的功业只限于本国。后来他说齐桓公正直，晋文公诡诈，也是这个道理。由求、子贡的才华远远超过曾点。曾点放下瑟谈论志向，悠然说出十来句话，恰好契合圣人的心意，孔子立即称许他、赞同他。但到他一生所成就的事业，最终又怎敢望及由求、子贡呢？所以若能有成季的志向而把它扩展开来，有弘大刚毅的曾点志向而又能收敛为平实，就会成为才能全面、徳行盛大的君子，再没有遗憾。这些都不能不靠学习。上饶赵氏以长子名勲，字伯成；次子名防，字仲与，请我作训辞，于是写下这些留给他们。

译《曹氏四子字序》。《易》的道理，没有不能通达的。《易》是为忧患而作的，却能够无不通达，为什么呢？《易》中有通达和不通达，但《易》的道理没有不能通达的。如今人有生来就得到上天帮助的，上天使他通达；有生来就得到人帮助的，人使他通达。我的道路想要通达，而上天和人共同使它通达，难道不是我最大的愿望吗？至于道路不能预期，上天和人有时又不帮助，那该怎么办呢？像这种情况，我一定要使自己的道路通达。所以命运有通达和不通达，在上天、在人；而道理无不通达，则在于自己。太邱曹君士开，取《易》来给他的四个儿子命名，都用“亨”字；四人又都有字，便向我询问其中的意义。我对四个孩子说：‘来震亨，给你取字子以徳。《震》在《易》中是长子，是行动，是恐惧，也是长子所承担的重任。行动而又恐惧，是危险的道路；责任重大而又危险，人将凭借什么呢？古人对此，不依靠没有恐惧，而依靠自己有徳。周公东征于东山，而赤舄几几；仲尼在陈、蔡之间，而仍能从容调琴。这是因为修养徳行。来贲亨，给你取字子以文。刚，是《贲》卦的体；中间柔和、外表刚健，并且用文饰来装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丈〕 如果内心柔弱而外表刚强，只用文饰装点，君子有什么可贵之处呢？《易》的彖辞对此加以告诫，仿佛就是要使人如此。用柔和来文饰刚强，不如以柔为主而用刚来文饰它。这样，内在本体不会弯曲，外在装饰也不会虚浮，文饰因此成就。来谦亨，给你取字子以光。使天道不至于过分，没有比谦逊更好的。谦逊，就是希望人损减有余而增益不足。王公损减骄傲吝啬，所以能够以富贵光耀自己的家庭；士君子损减偏狭嫉妒，所以能够以贫贱光耀自身。来复亨，给你取字子以善。人最初的本性，没有不善的。雷静伏在地中时，它的气息温和；等到发动而震动惊扰，搏击万物，就有受到伤害的了。人的本性与情感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说，行善的人务必要设法恢复自己的本初。曹氏四位男孩，作为人家的儿子，也作为兄弟。如今作为儿子，将来会成为父亲；作为儿子或弟弟，将来要承担为臣之道；作为兄长或父亲，将来要承担为师、为长者之道。四位孩子处在这些义理中，应当想到谨慎自身；谨慎自身，就应当想到配得上自己的名字；配得上名字，就应当想到能否使自己的道通达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丈〕 《唐氏十子字序》。相台唐氏一家有十个男子，乡大夫紫山胡公给他们取名，都以“居”字开头、以“元”为字，意思是元善。人的处境各不相同，但共同归向于行善罢了。我考察传记，元不只是行善而已，大概在事情的次序上它是开始，在事物的数目上它是第一，在人的身体上它是头部，如此尊贵，谁能够超过它呢？现在在您的乡里试着观察，那些早晨一起出游、晚上一起休息的人，哪个不是我们的同辈朋友？但其中若有一个人能够修饰自身、顾念名誉，做善人君子的事情，那么众人一定交相推重他、认为他特别，羞愧自己的身份，仿佛不敢与他并列，为什么呢？因为他行善，我也没有办法超过他。在一个乡里行善，一个乡里尊重他，没有人能超过；在一个国家行善，一个国家尊重他，没有人能超过；在天下行善，天下尊重他，没有人能超过；在千万世行善，千万世尊重他，也没有人能超过，仍然是这个道理。即使如此，那些行善的人并不只是因为能够使自己的名字美善而受到尊重，而是行善的人无不使自己的名字也美善，这就是道理。即使文王、周公也不能废弃它，难道只是文王、周公吗？古代人把儿子中最尊贵的称作元子，占卜用元龟，筮卜用元日，选用元士，冠礼用元服，凡是可以希望事物美善的地方，无不使用“元”字。天下各族，也没有另外出生、另行分类的，像垂、禹、皋陶、伯益这一类人，只是开始得到“才子”的称号；而稷、契、朱虎、熊罴八人，便称他们为八元。唉！唐家的孩子，也要努力使自己的名字尊贵，使别人无法超过他们吗？考察这十个孩子，海盐使君有五个：居仁，字元寿；居吉，字元太；居敬，字元譲；居约，字元博；居礼，字元修。提舶君有两个：居安，字元静；居谦，字元益。南城令君有三个：居简，字元可；居信，字元谅；居贞，字元实。三位君子正凭借才名、器度和事业在当时显扬，我已经告诫并赞美他们；他们今后若更加厚实地奠定家业，延续礼让、发展宾客交游，使这十位“元”虚心而勤学，顾念名字而思考意义，在家居处时都不失为良好子弟，出仕后又都成为名卿贤大夫，那么将来国史记载他们，儒林编入谱录，三河的衣冠世家一定会推尊唐氏为首，不也是可以的吗？对于紫山公的话，我不敢增加什么，只是把他留下的意思加以推衍罢了。

译《凌氏二子字序》。安吉凌氏的两个孩子，长子愈，次子懋。他们的父亲任宣城官职时，招我到馆中，教的就是这两个学生。他们已经有字彦道、彦徳，却还没有加上训诫的话。到这时，他们来向我请教，我告诉他们说：‘唉！你叫愈，身材高大昂然，是想成为韩愈那样的人吗？成为韩愈那样的人有四难：出身孤苦贫穷而取得官职，遇到应当尽言的时候不留恋俸禄，遇到应当尽节的时候不害怕死亡，这是勇敢之难；没有平素师承，却能继承遗言绝学，直达圣人境界，这是敏捷之难；懂得顺逆，认为叛乱的藩镇必不可赦免；明白同异，认为外来教法必不能混杂，这是正直不苟之难；与人交往没有怨仇，而平生受到的恩惠一定报答，这是厚道之难。这四种难事，在同时同辈中实行它们的，不能有一两个人，而韩子全都做到了，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对道有所见吗？可是世人只从文章方面寻求韩愈，差得太远了！唉！你叫懋，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寻求而得到的；天下的事业，没有不去做而成功的。所以富贵贫贱，使人从早到晚焦虑劳苦筋力，虽然处境各不相同，但志向都在求得，然而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唯有徳行存在于人身上，它作为事物十分美好，作为事业十分精粹，取得它并不困难，但人们却没有人求取而实行，这是不懋进的过错。仁，开始于不忍心欺骗儿童；等到不断勉力，就可以达到尧、舜那样广泛施济的境界。义，开始于以钻墙越舍为耻；等到不断勉力，就可以达到夷、齐那样让出国政的境界。如今突然把尧、舜、夷、齐的事告诉你，你或许会惭愧地觉得确实没有余暇去做到；但不忍心欺骗儿童，以及看见有人钻墙越舍而感到羞耻，却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治道要致力于成为韩愈那样的勇、敏、介、厚，而不专门追求文章；修徳要着眼于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并且能够达到尧、舜、夷、齐那样的仁义。有人想向你们二人进献忠言，难道还会有比这更好的话吗？你们二人回顾自己的名字和字，可不要辜负我的话啊！” 《朱使君七子字序》。广信朱使君以“德”字世代承继家名，有七个大丈夫般的儿子，既都取“德”作名，又分别系上“懋、辉、容、成、润、明、觉”等字。他们也都按照伯、仲、叔、季的次序取了字，分别是“昭、刚、大、振、温、俊、裕”。但还没有为这些字加上训释的文辞，客居剡源的戴表元于是考察它们的名称意义，根据朱使君的心意撰成文字，为他们加以说明。山中树木的成长，等到已经成材，人们才看得见；至于它经历寒暑所承受的、日夜所休息的，却不是人们能够窥见的。伯昭，你的“懋”大概就是这样吧？太阳运行在中天，人们天天看见它，而它每天的光辉都像新的一样，难道不是因为刚健的缘故吗？人的光辉和德性也一样：刚健而纯粹的人明达，刚健到了极点而又夹杂杂质的人，明达中会有防范；最下等的人没有刚健之性，便会迷惑。仲刚，你的“刚”大概就是为了说明光辉吧？海水浩荡，湖水宽广，山谷深大，所以大贤能够容纳，小贤和大才也能容纳；至于小才以及德行的优劣，则可以从容纳的多寡来考察。叔大，你的“大”大概就是为了说明容纳吧？果实成熟，靠风来振动；声音成为音乐，靠磬来振动；礼成之后行拜礼，称为振动；军队成列而行，称为振旅。师德的成就尤其不能不振作。叔振，你的“振”大概就是为了说明成就吧？玉藏在石中，它的德性温润，而山也不会枯竭，君子从中取法。性情温厚，可以润泽自身；文采温厚，可以润泽国家；政令温厚，可以润泽万物。温是内在的质地，润是外在的光华。叔温，你的“温”大概就是为了说明“润”吧？毒害没有比察看深渊中的鱼更惨酷的，智慧也没有比计数眼前眉睫更穷尽的。只明察大事，对于小事本来就会有所遗漏。所以《尚书》称说“能够明察俊德”，“俊”的意思就是大。叔俊，你的“俊”大概就是为了说明明察吧？土地宽广，耕作就有余裕；资财宽裕，经商就有余裕；才力宽裕，做事就有余裕；德性宽厚，收藏德行就有余裕。季裕，你的“裕”大概就是为了说明宽厚吧？为七位大丈夫儿子写完序文后，他们肃然起身，耸然思考，请我把这些话写在册子上，早晚观看反省，以便不违背义理和家训。《张训之字序》襄国张氏的儿子张严，已经从父母那里接受了这个名字，不敢有一天忘记它。但他的字一直不能确定。他的朋友王成父想给他取字“训之”，意思是说：“严，这是你父母对你的训诫。”于是他不远数千里来向我询问。我说：“可以。”考察“训”这个字的含义，古代笺注传疏家都解释为“顺”。顺从义理而行，才是美；以美德立身，才是美。使自己顺从义理，大概就接近于君子了。姑且从切近的人事说起：眼睛不敢斜视不合道义的颜色，耳朵不敢听不合礼法的话，脚甚至不敢踩门槛，手甚至不敢放到衣带以下，这是一个人自身的严谨。父亲坐着而儿子站立，兄长行走而弟弟跟随，丈夫说话而妻子应诺，这是一个家庭的严谨。推而广之，严谨地对待交际，行动一定要携带贽礼，见人一定要整肃仪容，坐下一定要端正席位，说话一定要神色庄重。再推而广之，严谨地对待官府和学校，辨析事理一定援引经书，取舍一定顾念义理，进谏一定遵守礼法，施刑一定依据律令。严肃对待祭祀，就一定斋戒；严肃对待战争，就一定发誓；严肃对待婚嫁，就一定有媒人、有聘币；严肃对待聘问和享礼，就一定有宾客和傧介。凡此都是实行“严”的具体表现。实行久了，坚持熟练了，血气便平和而灾害不生，仪态和感情便纯熟而悔恨羞辱自然减少。天下所说的“顺”，也没有超过这些了。王成父回来后，对训之说：“不要多谈。西北自古以来就多有奇异不凡的男子。你的家乡有尧的遗风。到了近世，像宋广平、元鲁山这样的人，仍然磊落不凡，令人敬慕。训之，你应当回头看看自己的名和字，去请有道德学问的人加以匡正。”大德八年九月初一早晨。

译《道上人字逢源序》事情发生，一定有它的根源。所以地势高平叫作“原”；事物可以复原，言语可以述说，情理值得怜悯，也都叫作“原”，取的是它们发生时善良而不失其本初的意思。学者对于道，也是这样。人降生于天地之间，无不被赋予口、目、耳、鼻以及百骸四肢之类，这叫作身体。主宰身体，有知觉而能够活动的，叫作心。心开始发动时，它的根源都系于仁义，这叫作性。发动而不失去最初的根源，耳朵不能使自己越过仁义去听，自己不能使自己越过仁义去看，口、鼻、手、足的一切作为都不能越过仁义而行动；直到它贯通于事物，表现于礼、乐、刑、政，落实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分别中，并散布于阴阳、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的运行中，这就叫作道。道之所以不能有一天离开事物，人这样微小的身体之所以能够参与天地变化，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上道的人贵在寻得根源。怎样寻得根源？不过就是寻得仁义罢了。人的心最初从仁义的根源发动，能够精审选择，坚定守持，即使勉强也总能合于仁义的，便是大贤君子；自然而然地合于仁义，不必勉强的，便是尧、舜；力量不足以作恶，只能偶尔合于仁义，却不能精审选择、坚定守持的，是中等资质的人。希望人们努力进取；至于被血气阻隔的，陷于嗜欲的，昏昧终身而一次也不能合于仁义根源的，便成为下愚、不肖之人，成为桀、纣那样的人，成为禽兽，就不值得计较了。这种说法，自孟子以来没有被废弃。佛教徒却说：“本性不能失去它的初始状态”，这也是这个意思；至于心，他们却唯恐它不能灭除。南湖道上人的字叫“逢源”，我曾和他谈论其中的意义，并对它有所疑问。上人说：“如今我的教法将要推行，使人人都不失去本性，不生起分别之心，不以自身为私有，将全国都变成善人，即使官府也可以不设置，那么您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唉！上人学习的是上人的学问，像鹑鸟一样居处、像乌龟一样收敛，隐居山林之间，并以自己的言行实践那套说法，清斋寡欲，断绝世俗事务，有什么忧虑不能成为善人呢？而我所说的这些，却是稻粱、药石、衣冠、琴瑟，可以通行四方，公开传布百世而不会使人厌倦的道理。况且道没有两个根源，您不能把我所说的“逢源”当作我的逢源，使我反而羡慕上人的逢源，那也太劳苦了。上人胸襟冲淡虚静，神采秀朗，在各种学问上内心精勤苦练，连转注之学也都通晓；然而能够以静定驾驭这些学问，丝毫没有浮薄轻佻、险诈的气息。即使他不垂着绅带、穿着絇屦，我也知道他在寻得根源方面很深。所以我详细地为他说明这些道理，用来引导他的名和字；如果这样引导仍有不能明白之处，那么要使他返归本心，就很难指望了。上人后来多次称赞太章的学问胜过自己，也把这篇文字给他看，不知怎么样？《陆元章字序》凡是以文采显现美丽的事物，都叫作“章”。那高远的银河，在天空形成文采，叫作天章。水中清浊交错而形成纹理，叫作漳；水在玉中，器物合成而有纹理，叫作璋；玉质在木中，纹理会合而有文采，叫作樟木。人身上有文采，成为士而有文章，叫作文章。头上有文采，叫作章甫之冠；身上有文采，叫作章服。然而这些都是用文采装饰外表。写成文章而只重外在，不仅会使人轻视学问，而且文采也有时会改变。虎豹斑斓鲜明，它们活着时，人们畏惧它们的威势；捕获之后，人们仍然喜爱它们的皮。君子写文章，也取法于此。但如果不是虎豹而只是生有斑纹，只有皮毛，便不会像虎豹那样令人畏惧和喜爱。所以君子重视本质。本质，就是产生文章的根源。甫里的陆氏，世代贤能而有才。我姻亲家的少年子弟名叫元章，请我为他取字。因此取字为“士质”。《送袁伯长赴丽泽序》人生活在世上，从自身的起居睡食，到治理家中、指挥洒扫，推而扩大，做官吏而接受百姓的治理，做人师儒而接受弟子的托付，没有一样不是事务。人从年少到强壮再到老年，天天学习这些事情，总是为了做事无愧于心而已；从来没有遇到事情便说“我做不到”，姑且停止的。可是如今的君子往往习惯说：“我连修养自身、治理家庭都还做不到，怎么能够治理别人呢？”这种说法流行，于是贤者得以成全自己的谦逊，不肖者也能借此掩饰虚伪。等到不得已而接受职任时，谦逊的人退居一旁，虚伪的人反而得以售其伪，这实在不是君子通行的原则。过去选官的资格规定，以科举名次高的人任郡博士；我乡的先生长者史文惠、袁正献、沈端宪等人，按照资格本来都可以得到这个职位，却都推辞不受，宁可另求其他官职。其他官职的困难并不比郡博士少，但他们认为，如果都以“能力不足”为理由不去做，形势上便行不通，所以便按照自己的资质、适合自己的能力，边做边学习。我当时还不到三十岁，以新进士身份拜见天官，按资格也应当得到郡博士，却不敢推辞逃避。当时家中有老人，需要俸禄来奉养；而且我的性情尤其不通晓吏事，只好在文墨议论之间勉强行事，边做边学，这也是先生长者的意思。近来又过了二十年，我闲居散漫，没有丝毫进益，时时回想从前的事情，令人面红汗下。如今袁君伯长和我同郡、同业，怀着丽泽的任职文书，早已该出发却迟迟不肯决定，说：“在丽泽做师儒，职责将来与郡博士完全相等，而那里又是东莱公的故里，我很踌躇。”我说：“确实如此。但伯长应当学习去承担这项事务，并求得无愧于职守；这是谦逊而不是虚伪。东莱公的学问，也是史、袁、沈几位先生共同尊崇的学问。既然一定不能推辞，就应当边做边学。”伯长立身有士人的操守，居家有为人子弟的孝行，天资很高，文章精妙，博闻强记，尤其精通史学，近来又贯通经术；至于琴、书、医、药等各种技艺，也都深得其中的道理。婺州有许多君子到来，一定都愿意跟随他交游。我的故交王及翁御史还健在，请他介绍并代为请求。元贞乙未春十日，剡源戴表元作序。《剡源文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十三，元代戴表元撰写的序文

译《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古代的君子可以做官吗？回答说：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如今的君子不可以做官吗？回答说：既不能真正胜任做官，却又不能不做官。古代君子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为什么？因为他的才能和学问足以做官，而他的自身处境又可以不做官。如今君子不能真正胜任做官却又不能不做官，为什么？因为他的才能和学问不足以做官，而他的自身处境又不容许他不做官。古代君子的才质深厚，老师贤良，求学的方法完备；上位者等到认为他适合做官时才任用他，然而也不一定人人都做官。不必都做官而成为百姓，也没有谁不感到快乐。如今的君子，才质比不上古人，老师未必都贤良，求学的方法也未必完备；即使他适合做官，上位者也未必都任用他，可是人人都有做官的心愿。他们认为如果不做官而成为百姓，自己就将免不了遭受困累。所以古代君子可以做官而做官，那么做官的人都成为贤能的公卿大夫；可以不做官而不做官，那么不做官的人都成为良民。如今的君子，做官的人既不能使不做官的百姓从心里服气，不做官的人又到了无处容身的地步。古今之所以不相同，以及风俗的安静与浮躁、人的治理与混乱，大概就是如此而已。杭州有我的同道屠君，名约，字存博，学习古人的道，而他的才干又能做到今人难以做到的事情。他生在纷乱喧嚣之中，长于豪华环境，却闭门诵读书籍，耳目不受扰乱；把从书中得到的清新、确切、雄健、畅快之意，抒发在歌谣中，铺陈在文章里，具有骚人贞士的情趣。他已经四十岁了，掌权者几次授予他官职，他都徘徊而不就任。到了如今，又以板授方式任命他为婺州学正，他才开始接受任命出发。这种人，让他不做官，知道他能够安静自守；让他做官，知道他能够治理事务吗？然而我对存博还有话要说。存博之所以可以做官，是因为他的才学；而之所以又不能不做官，难道仍然是因为他的自身处境吗？人出生在世上，本来就是劳苦的；完全不劳苦，并不是人的生活之道。古代做百姓，没有刑狱突然降临的忧虑，没有赋役长期压迫的苦楚，人们知道那样的生活值得羡慕。然而他们的筋骨肌肤疲劳于田地，受制于耒耜，习惯于风寒暑湿之事，和今天的农夫完全一样。居处久了，即使有百里奚、宁越那样的贤能，也免不了叩牛角而叹息、放下锄头站起；其他情况就可以想见了。如今的百姓，只要一被称为儒生，那么居处时便有唾壶和麈尾；出门时便乘高车、驾驷马，甚至有些待遇是古代已经做官居职的人也赶不上的。至于在家庭中做子弟和仆役，在道路上做年轻卑贱者所负载的劳役，在学校中做生徒而学习，这些人的劳逸与古人相差万分，还没有必要细说。已经做官的人所应承受的劳苦，比未做官者的责任更加困难。同样是做官，做人的师长所应承受的劳苦，比做官吏更加困难。未做官者的责任只及自身；做官者的责任及于他人。做官吏的以政令治理人；做师长的以道教导人。唉！存博知道教人之道比施行政令更难，知道自身的忧劳比起他人的忧患其实很轻。如今所承受的劳苦，仍然比古人有安逸之处；他心中难道不会对此有所警惕吗？存博要出发了。过去婺州学校被称为东南经术的渊薮，正是我所说的老师贤良、方法完备之地。如今还有学习东莱之学而不改变的人吗？存博应当询问并寻求他们；寻到而且得到这样的人，就把我的话拿去请他验证，然后回来教导我。《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古代的学校并不是专门设置官学来任职人员，大概只是让相关人员居住其中，在那里弦歌、舞蹈、行揖让礼并共同学习；有时也兼作其他用途，如养老、习射、献馘、听讼之类，并不像后世设置师生，专门用来教学。设置师生而专门教学，古代也有这种制度，但一定从高龄退职官员和偏僻乡里的素有声望者中选取，又不像后世按照铨选资格调任官员，只命一人为老师，其余人都像弟子一样。按照铨选资格调官，获得古人未必能够拥有的名位，实行古人不能专门实行的教育；询问其年龄，未必尊长；考察其仕历，也未必久远；一旦征召，便把他推置在众人之上，四面八方都有人来向他请教疑难、求取教益。这样的人，若不是才学足以充当三代的司徒、宗伯、卿大夫以及学校之学，足以比配西汉齐、鲁的明经之师，谁能胜任？可是三代司徒、宗伯、卿大夫的才质，齐、鲁明经之师的学问，并不常常存在于天下；后世每个郡都有学校，学校必有老师，那么从哪里选取来满足需要？于是选任者开始不够详慎，任教者也不能都贤善。江南科举兴盛时，曾有人议论这件事，他们的说法是：通晓经义、能够作词赋，就算称职。古代师儒教人的方法，不只是通晓经义、能够作词赋而已；但即使他们在疏密浅深方面各有根据，仍足以成为没有固定法式中的法式。大都会和大府，聚集着千万人，如果坐在高处的人一句话没有应答，众人的喧哗便会四起，直到刮席如坐针毡，惊悸不安、不能容身才停止。唉，这太难了！毗陵是浙江中部有文献传统的地方，游学的儒生和寄居的士人很多，车马相接；居于学官职位的人尤其感到困难。大德庚子春，钱塘白廷玉以公府优选获得此职。江南的缙绅和布衣，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不约而同地说：“这确实是才学足以做师儒、称职而无愧的人；这确实是应当从高龄而有素望的人中选取，能够接受四面八方请教疑难、求取教益的人。”如果铨选资格中都能有这样的人，那还有什么不可行呢？于是大家相继作诗作文为他饯行，不久又来征求我赠言，我不能推辞。只是我私下还想替廷玉赞说一件事：廷玉本是与我同乡的舒文靖公诸孙少度君的儿子，十岁时成为孤儿，幼年随母亲寄养在白氏家中；如今已经成人，理当依照范文正、刘文节二位先生的先例，请白氏为他立后，而自己归入舒氏宗族，这才合乎礼法，也合乎人情上不忘本源的道理。做师儒，是要用礼来教导别人；如果自己不先实行，法度便无人相信。知道他是讲礼的人，却有一件不写给乡党和故旧，那么言语就是不忠。因此，既然廷玉值得这样称说，我便把这些话全部说出来，大概也是人情本来如此，并不是出于私心，于是也不敢只在口头上低声说说，便把它抒写在题篇的末尾。

译《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天下的官职，越大的越难任职。知道它困难而畏惧不做，道便会废弃；不知道它困难而冒然去做，官职便会废弛。官与道，必有一个会废弃；废弃其中一个而另一个不废，另一个也会随之废弃。上天对于人，从未有一天遗弃不顾。天气寒冷，便想给人衣服；人饥饿，便想给人食物；人处于危险，便想使人安全；人昏昧，便想使人明白，那么到了相应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人。因此贤能的人从未有一天断绝于世，只是有的人被任用，有的人不被任用罢了。于是担任大官的人，如果不幸不是上天为满足需要而生的人，往往就不能胜任。大官责任深重，责备他的人也苛刻；小官只要才干足以胜任一官，事情便限于这一官职，不会受到天下众人的喧哗非难。然而人们仍然害怕把它看作困难，是认为精神和体力只要足以检点考核、应接事务，心思和智计只要足以周全处理、灵活运转，就够了，此外没有别的要求。唯独州教授，责任尤其轻，事务尤其简略，世人共同把它看作冗余迟缓而不紧要，似乎可以在其中浮沉，寄托岁月。大德庚子秋，盛元仁凭借纯正的儒学、丰厚的年长资历、清明的才干和笃实的学问，接受了吉水学官的任命。候人催促他在路上赶行，姻亲党友在郊外为他饯行，见他几乎显出局促不安的神色。我问他说：“像我这样的人，难道敢自称对得起在一州担任教授吗？从我能够说话起，便从父兄那里接受教诲；从我能够诵读起，便从师友那里接受教诲。凡是我从宗族、乡里、州、国得到的一点善行和能力，都是我所接受的教诲，却还害怕自己做得不够。从今以后，我将把本来用来教导我的东西授予一州的人，那么一州的人都不如我，我怎么能不惭愧、不害怕呢？况且如今天下内外各部门的官员，都不能说没有职事，而教授的职务专门在于道。将来教化推行、风俗变美，那就是我的职务完成了；州中学生子弟有一个违背义理、败坏学业的，就是我的教导没有传授到位。我又怎么敢自称有道呢？”我听了他的话，不禁面红心热。这个官职，我过去也曾经轻易担任过，却没有想到它的困难。如今世上各人任职，就像我过去那样不加思考便去做的，都是如此。只有我和众人都不思考，而元仁的才学本来足以从容胜任，他却独能想到这些。我知道元仁的职务一定容易称职，他任职也确实无愧。吉水过去在庐陵尤其是佳美的地方，如今衣冠之士和文学之士中，还有曾经与您交游而留存的人吗？” 请替我访求这样的人，并把元仁的这番话拿去向他们询问。《送杜子问赴学官序》我乡奉化的经学源流有可考察的，始于楼文叔先生。文叔与慈溪杜醇一先生，当时都受到鄞县县令王荆公的尊敬和礼遇。文叔在庆历年间去世，他的门人弟子散布在东南，而奉化私下承受其学的，有赵教授范民舒、文靖公元质。王荆公执政，以经义设置科目选取士人。奉化距离开封很远，文叔的门徒大多不屑于做官。渡江很久以后，才渐渐有人凭经学进身，其中毛氏的《诗》学最为兴盛。每次考试，江、浙、闽、湘的士人一起到礼部；就像辟雍中学习《诗经》的人一样，见到奉化人的声望，竟不敢和奉化人并列。主考官评定甲乙，有时榜中连续列出五七名奉化人，然后才列及其他州。舆论无不认为理所当然。几十年间，他们的姓名脍炙人口，广泛流传于众人之口。李秘书景平、杨博士献子、黄知郡义甫、杜常平叔范，是其中最著名的。四人之中，李、杨、黄曾经立朝任职，地位声望相当；叔范的官位似乎不及他们，但独具才华。他的儿子名裕，字子问，才华尤其奇异。奉化后来谈论《诗》学，于是推举子问为第一；又认为诸位老先生的恩泽在这里还没有断绝，上天酬报杜氏的福分，大概就在此人身上。没有过多久，科举废止，三百篇的学问被斥为空谈。邑中的旧家虽然衣冠人物仍很盛大，如李、杨、黄家，也都逃散、漂泊、离析。子问不得已，带着内心坚定不移的志向离去，前往西边。尊贵的官员和显贵的宾客正好知道他的名声，有的请他入馆，有的给他供给，不久又替他向当权者推荐，借给他文学掾的阶位，强使他出来做官。此时子问已经老了，说：“我对于做官没有愿望，却不能没有对俸禄的愿望。”于是低头束衣，忘却数千里江楚道路的劳苦而前往。有人认为子问对此感到高兴，我说：“这还不足以成为子问的可喜之处。”我乡人对杜氏、对诸位老先生的恩泽寄望于子问，恐怕不止于此。虽然如此，子问的年纪并不太大，也还没有衰老；人们对他的了解，也不应认为仅止于此。那么，子问对于杜氏以及乡中诸位老先生的恩泽，仍然可以有所期待。他出发时，我于是斟酒为他壮行，并搜集记录我的话，写成这篇序。

译《送杜孟传之石门洞序》儒者杜孟传，他的先祖本是蜀地刘氏。前溪先生巨济是他的八世祖。巨济的孙子是文节公德修，西南学者因此尊称他为后溪先生。他家的世代文学和风操，我很熟悉。己亥、庚子年间，我们一同离开故乡，寄居在杭州。一天，他来告诉我将要告别，说：“我因为贫困，不能忘记微薄的俸禄。然而得到一所山中私塾，贫瘠得很，恐怕不能供给我的家人。幸好前溪公的遗迹在那里。括山的石门洞，向东距离永嘉与之犬牙交错的地方只有三百里罢了。起初那里岩壁险峻陡峭，草木阴密，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往往不过是山魈、木客栖息的地方。宋景平年间，谢康乐任永嘉太守，寻访幽境而发现了它，它才渐渐因诗歌流传于世。到了梁天监年间，有中书侍郎丘希范；唐大历年间，有侍御史丘丹；州刺史裴士淹相继来到，都留下了诗篇。唐末石门洞荒废。宋皇祐改元，蜀人李尧俞任括州太守，石门洞才重新恢复。又过了五十年，到绍圣三年，前溪公任括州太守，有监州杜颍巡视县境，经过那里，察觉其中奇异，便命随从拿斧头砍出道路而看见它，画图带回去相互惊叹。前溪公又惊讶又欣喜，立即命令官吏重新修葺它。当时米元章任涟州太守，和前溪公平生是兄弟般的朋友，前溪公便派人飞驰报告，请他撰写《石门洞文》。于是林泉、云物与雄健华丽的文辞彼此增辉，石门洞遂成为东吴山水名胜中的第一。前溪公离去后，石门洞又荒废；荒废了二百年，又渐渐恢复。石门洞旁边，官府创办了学校；而我这个不肖后孙承受先人的遗缺，实在幸而得以瞻仰他们的遗风，拜受他们的恩泽，即使只能吃藜菜羹、糗饭，也将觉得甘美。我听了孟传的话，为他高兴，更加赞许孟传，催促他赶快前往。如今人们常常轻视礼法之家和词章，厌恶游览，这是自有道理的。但像石门洞这样的地方，如果不是遇到谢康乐以来的几位贤人，如果不是像您家的先祖、先大父那样加以发明，使这种稀奇、诡异、奇杰的景观藏在荆棘、狐兔之间，抛弃给樵夫、鬼物，实在令人痛惜。孟传官职虽低，俸禄虽少，但与先大夫身为二千石、只能在绢帛图画间凭想象而不能亲自前往相比，却已经胜过他；谢、丘、李、杜诸位贤人虽然能够亲自前往，却也有官府事务，不能长久居留。哪里比得上孟传在其中居住游览三年，早晚仰望岩林，俯听鸣泉的快乐呢？孟传要出发了，我再没有别的话可说。我的朋友襄阳孟侯，年纪正盛而清雅，能够作诗，如今恰好任他的州官。他又将会为石门洞而动心吗？《送高虎臣序》古代的求学者，一定从乡里开始。自战国七雄以来，才有游学之风。然而漂流到汉代，济南伏生、广川董仲舒之类的人，仍都以居住的乡里著名，行动显示出根基。宣是著名州郡，又是江南部使者的治所，是文书政令汇集之地，是衣冠仕进之业汇聚之处，也是舟车往来的要冲；主管学校的人常常事务劳苦而声誉很少，如果不是声望和实际才学都很丰厚，谁敢担任呢？南陵高君虎臣，资质醇厚，品裁清正，年高而事业俊伟，卓然成为乡里的第一人，于是奉行省文书前来主持本学。任职三个任期后，学生佩衿归附于贤能的同僚，推许他平正治理官府、堪称贤者，正是由此而来的。难道只能在乡里实行吗？即使推行到天下，谁会说不合宜呢？君子由此知道高君的学问已经成就，将要出仕。任期届满之日，欢声歌谣腾起，大家汇编诗文，题首为【缺】并作序引。元贞丙申十月十五日，前进士剡源戴表元作序。《送赵生游吴序》县里有一位俊秀之士，赵生寿父，衣冠整洁美好，经过我门前来告别，说：“我生长于燕乐安逸之中，又长于艰难忧患之中，年近壮年才开始知道学习，却从来不知道游历的快乐。只是我的家族父兄曾经在吴地做官，如今将要前往吴地亲自涉足。希望长者赐给我一篇言辞，为我此行作先导。”我听了很赞许他。吴地是古代奢华富庶的国家，拥有陆地、海洋、盐、细葛布、稻米、鱼类、锻冶等丰富物产，闻名天下。它的地形介于荆、越之间，是姬姓太伯逃居之地，也是夫差、项籍、刘濞、孙权所利用的地方。然而那里有言偃、公子札的教化，所以当地人多见闻广博而善于谦让；有朱买臣、陆机陆云兄弟驰骋的才华，所以当地人喜好辞章而长于游说求见；有范蠡、张季鹰的慷慨高举，所以当地人机变多事而不肯留恋。那里的山有虎丘、灵岩的高峻、丰厚、峭拔、奇刻；水域有松江、震泽的绵延浩荡；烟云、鱼鸟、池台、苑囿以及渔帆歌酒的玩赏，每天都充满眼前。所以居住在那里的人，凭借资财内心满足，即使不出门户也能与公侯相通；游历在那里的人，轻装空手而行，也能够谈笑之间迈出几步，转眼便能以拱手之劳置身千金之家。从前我年轻时，正当寿父这样的年纪，也曾游历那里。那里的君子，我曾亲近过；他们的旧事仍然可以考察。那里的乡野之人，我曾接触过；他们的质朴仍然可以治理。等到我第二次游览，已经不如从前；等到第三次游览，又不如第二次所见。如今寿父这次游历，能够得到像我三次游览所见的东西吗？虽然如此，寿父的游历却不能停止。寿父不能停止游历，原因有一个：古人的游历，一定先选择国家；选择了国家之后，又选择同谁交游。寿父这次到了吴地，是否已经有所选择呢？吴地的贤良大夫中，按照我所尊敬的程度，没有谁比方处州更优先。通过方处州，可以把吴地值得交游的人都找到。寿父到了吴地，应当以弟子之礼到他门下交游；哪里知道我三次游历而不能得到的东西，寿父一次游历便能全部得到呢？山川风物的美好，盛衰荣枯等外在事物，都不值得向贤者称道。他日希望寿父装满行囊、吃饱喝足，满足而归，再把所得来告诉我。

译《送贾敏求序》士大夫在家中学业有成，行为在乡里得到信任，却不能享受一命之禄来酬答自己的劳苦；等到子孙三四代仍然停积着深沉郁结而蓄势待发的力量，往往便有清正、疏朗、秀异、谨慎的气质从外部显现出来而难以遏制，君子因此判断这是家族将要兴盛的吉兆。像我贾君敏求便是如此。敏求的高祖府君，是婺州的乡先生。婺州有苏颍滨的词章风气，当地人喜好清谈而通晓义理；又有吕东莱的学术教化，当地人致力于学习而敦厚守本。这些风流遗泽熏陶积聚，集中到贾氏家门。府君既然淡泊于权势名声，便退居下来，在一座山丘上隐居，在溪涧山冈上砍茅结屋，种花植树，最终成为自己的寿藏之地。学徒怀着筑场祭祀般的仰慕，乡人修建祠社以表达敬意；直到今天，那里仍然草木茂盛、云雾聚集。府君内外甥孙身着重重衣裘、列骑而行，按时节前往拜扫，把那里当作金华的阙里。敏求收获的炊烟已经积聚，所食的果实也更加成熟，于是施展精妙的才手，一出而游历东方诸侯之国；诸侯赞赏他的才华，他再次出行，来到我州担任学正。我州士人以他的贤能为师，我和他交游三年，看见他爱好善行如同饮食中喜欢正味，即使天天实践也不厌倦；厌恶不善如同走路遇到臭秽，即使别人不能避开，也一定要避开它。唉，这难道不是世代之家学习礼法、请教求学所成就的吗？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传到五世便会衰竭，小人的恩泽传到五世也会衰竭。”解释这句话的人说：“这个人本来是君子，不幸改换一代后不再是君子，他的恩泽仍可延续五代，这是为了厚待君子；这个人本来是小人，幸而改换一代后不再是小人，他的恩泽仍要到五代以后才衰竭，这是为了更重地惩戒小人。假使世世代代都是君子，即使百世不衰竭也是可以的。”敏求要出发了，他可以做官了。上天厚待贾氏已经很久，先君子的积累到了敏求，也可以开始发扬。因此在他出发时，我和他饮酒，为他作歌写诗，又赠给他这篇序。《送贡九万诗序》学习对于人，是不能废弃的；它并不是为了求取做官，却包含着做官的道理。古代的君子，学业有成而不做官的也有，于是便先用自己的学问在乡里施教；所以做官有可能，而用学问教乡里却没有可能不做。后世君子却不是这样，说：“我宁可没有时间学习，却不能不做官。”唉，这不是把容易的事情看得太重，把困难的事情看得太轻了吗？宣州学校过去是江南的儒学府，凡是在其中担任教职的，如果不是才学声望高而美，谁敢担任？贡君九万作为乡里的英才，显然出众，奉板授任命而来，担任本学学正三年，任期结束后士人舆论都称赞他。君子们赞赏他能够学习，又希望他能够做官，都作歌诗来褒扬勉励他，并嘱托前进士剡源戴表元，让我题写在诗篇编册的开头。元贞乙未年秋八月十五日作序。《送孔明远序》我小时候听说孔圣人的子孙有人为躲避靖康之乱而南迁，寄居在衢州；经过四代，到枢密公从太学出身，地位升到两府。我出身贫寒孤单，成长于困顿乖蹇之中，想同他家结交，却没有办法。后来他的儿子明远以公府优选的身份奉符而来，担任明州学正，我才得以借着事务和身份的关系，凭借意气，结成交游之谊。作为明远，他处在三种困难之中，却具备四种有余之处，因此相处久了我更加赞赏他。明远继承圣人的宗脉，想守护圣人的法则，这是第一难；做人师，这是第二难；年少丧父，这是第三难。然而明远严于自我修养，有泗侯持身自守的志愿；精勤强记、喜好学习，有丛子纂辑言论般的勤奋；主持公事能够谦让，有岭南人辞去俸禄般的清廉；见到正义能够奋力争取，有宁州诛除妖邪般的勇敢。凭借这四种有余来面对三种困难，正应当使诵读和弦歌洋洋盈耳，使冠裳佩玉铿锵作响，在圣贤之林舒展英华，在儒学之堂显扬声名，成为家族的祥瑞、国家的光辉。三年教化有成，他带着任职文书北上，同业之人都作歌诗称颂，并认为我厚待明远，而且曾经从事卜商、卫宏之学，便嘱托我写这篇序。《送唐君儒序》杭州学校成为东南的名望之地，来日已久。从四方万里而来的士人，游学者多于居住者，其中又有许多尊官贵僚。博士早晚忙于迎送奔走，只求不出差错，往往没有时间多次和诸生接触，只能把责任交给学正。学正的职务，责任重大而且困难，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此以前，主管选任的人遇到学正职位空缺，常常停笔不敢轻易注拟，一定要选择学识、才干、品行卓然，有当时声望，并且足以使士人舆论折服的人，然后授予此职。大德己亥秋，嘉兴唐君君儒任期将满。杭州士人认为他的为人贤良，又重视他的离去，大家一起向剡源戴表元询问说：“唐君学问醇厚，品行良善，才干通达，见识清明；凭借父兄和家势的振兴激励，乡里和科场的推举选择，他本来已经应该濯缨青云之渊，飞身居于积星之林。如今年龄增长，正从诸侯的宾客、属官、佐属等职位开始，按日积累劳绩，把名声进呈天府；这对杭州学校来说是一种际遇，而唐君却认为这被耽搁了。”我们这些同道，已经各自作诗歌，表达殷切留恋仰慕之意，请您写序把这些意思发扬出来，怎么样？表元不能推辞，因此为他作序。

译《送王子庆序》天地之间清明华美、奇异秀丽的气象，表现在祥瑞方面，就是醴泉、庆云、珍禽、异草、珠玕、宝玉之类；表现在人身上，就是文章才艺，这些大概没有一天会从世间断绝。假如有一天可以断绝，那么天地之气也就有时会停止了。然而从一般人的眼光看，它似乎与治国之道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自古以来，才华秀异的文人，创作技艺达到精妙极致，必定要等到礼乐完备、天下太平、国势全盛的时代，他们的事业才开始完备。我看汉魏以后，书法之学才兴起；到了六朝，士大夫往往都能书写。这样经历数百年，到唐代贞观、开元年间，战争平息，安宁已定，各种用来装饰文治、润色礼乐的器物和制度，依次施行，于是欧、虞、褚、陆、阎、郑、王、曹等人，接踵而出，都是一时最杰出的人才。这虽然是人事，也还是由于天运有所开启才这样吧。此后盛衰显晦，又经历数百年，到了宋代庆历、元祐年间，文风声望和气韵，大体上与唐人相比并不逊色。而君谟、才翁、子瞻、鲁直、与可、元章、伯时诸公，清俊的才华、峻洁的节操、雄健的文辞和盛大的德行，交相辉映，光彩照人；他们的成就超出笔墨纸帛本身，这又绝不是偶然形成的。元代兴起，推行教化、施展功业，比拟唐宋，于是足以开设明堂、总章那样的壮观建筑，汇集康衢、皇极那样的颂歌；陈列器车、银瓮一类的贡物，展示天球、河图一类的祥瑞；神妙的文章和灵异的绘画，山岩上的文字、墙壁上的篆书，也都经过重重翻译而来，从四面八方进献。所谓书林艺府、珍藏秘玩，确实是千年之中一时最为盛大的时期。钱塘王子庆，见闻广博，由公卿推荐，奉诏乘驿车到郡中任职，于是汗竹、群玉之堂，雌黄、五云之阁，平生的知交好友都满路前来为他庆贺饯行。我为他准备了这篇古今难逢的序文，用来勉励他。《送陈养晦远游序》。我住在剡源时，结识了一位士人，姓陈，名成，字养晦。养晦在那时年纪才二十岁左右，但他的容貌风度和器量见识却像四五十岁的人。每当看见我放声高歌、纵情饮酒，敲壶击筑，沉醉酣畅地寻求痛快，他从没有不欢喜地和我应答，一同取乐。等到我思虑到了极点而忧愁产生，闭门拥被，作呻吟憔悴的诗文，他也从没有不忧伤地和我一同忧愁。然而我平生喜欢磨砺后辈，常常自己悔恨涉世太早，所以未换牙时便求学，未到冠年便出游，未壮年便出仕，未老便退隐。正当气血旺盛时，奔驰于东南，自以为总不会卑陋局促，哪里知道如今困居剡源，想从事耕作、捕鱼、砍柴、打猎也不可得呢？因此我常常希望把养晦一类人作为戒鉴，却不愿以这些话激发他们，使他们羡慕仿效我。自从我说了这些话，听到的少年人大多点头赞同。只有养晦说：‘不是这样。士人所忧虑的，只是不愿意学习；只要愿意学习，就没有不能做到的事。所忧虑的，只是不愿意出游；只要愿意出游，就没有不能实现的愿望。若一定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世上的拘泥迂腐之儒，愿意让朋友不走出乡里的保社范围，耳目只接触几席之间的事物，时不时说几句，时不时走几步，然后才算合宜吗？哪里还能听到超出常规的言论呢？’ 从前孔子、孟子的门徒，本来就没有不出游的地方，也没有不学习的学问。所以庄周诙谐放达，司马迁博杂多闻，楚国的屈原纵情驰骋而忘了回来，扬雄身处污浊而不以为惭，他们都防备后人的讥议，同时又能在当世自得其乐。我如今正要作《招隐歌》和《远游》，洗去蒙尘的帽子，穿上破裂的旧衣，不只是要振作自己的朝气，尽览荆、吴、齐、鲁的风物而已；听说燕、代以南，汧、陇以北，有许多魁梧奇杰的人才，埋没在博徒、剑客之中，数也数不清。我将前往寻访他们。农桑所得十分之一的计算，以及章句、兴亡之类的学问，不值得成为我的事情。我以为您应当高兴并勉励我，您却反而嘲笑我。您这番话使我听来，心中发热，不能自持。这大概就像伏在槽枥旁的马，听到北风便嘶鸣一样吧。只是我实在已经衰惫，对世间没有什么用处，平生有许多高尚的朋友，分布在四方。养晦替我访求人才，再询问那些认识我的人，也一定能由此认识养晦。《送郑若晦游建业序》。据说超迈豪放、喜爱游历的人，最喜欢谈论山川城郭、风物宫室以及工艺技巧的奢华壮丽，能够使人心动目眩的地方，没有超过长安、洛阳、成都、广陵、钱塘、建业的；而成都、长安因为险远，不容易到达，只有洛阳、广陵、钱塘、建业道路平坦、水流顺畅，一旦计划前往便有千里之遥，可以用舟船、车马代替跋涉攀援的劳苦，所以游历的人认为便利。然而士人如果不是为了求取仕进，又不是特别喜爱游历，即使钱塘也没有闲暇前往，更何况数百里、数千里以外的远方呢？乡友郑若晦和我一同客居钱塘，已经很久了。他刚开始游历时，台阁中的贵公子、地方上的名卿听说他的才华，大多以礼相待、招致他；但若晦每当得到空闲，就泛舟沧浪，穿行巉岩，往来于南北两山之间，常常一连十天、整日游赏，仿佛忘了回来。他性情喜爱作诗，以江西葛处士庆龙为老师，掌握了他的作诗方法。兴致酣畅、气息舒适时，任意取笔拿纸，亲自书写。山僧道人见到后都欢喜爱悦，甚至安排床榻、置办饮食，挽留他不让离去。因此他更加没有其他羁旅寄居的忧愁，也没有旅途困乏憔悴的神色。不久，若晦带着轻便行装向我告别，说将改道游览建业。我观察他的情势，又似乎不止要到建业而已；我因此惊喜过度。建业本来是我从前游历过的地方，距离现在已有三十年了，那里还有能记得我、不忘记我的遗老文士吗？我早晚也想去一趟广陵，只是听说那里蝗灾、旱灾连年，民居萧条，所以还不敢举足前往。近来我屡次接触陕、洛一带的士大夫，他们大多恢宏疏放而厚重，符合当地的风俗。蜀道决不可登，人活着为什么一定要进入蜀地才算名士呢？于是趁若晦出行，便把平日的深厚情谊说给他听，同时也用来扩大若晦的心意。

译《送郑圣与游阙里序》。东南慷慨有志的士大夫，从前常常受地域狭小的限制，不能远游，以此为遗憾。自从中原道路开通，游历的人便像回声追随声音、影子追随形体一样纷纷前往，只怕落在后面。然而他们无不有所羡慕，未曾有不求助于人而前往的。只有我见过乡里六七位僧人，相互约定徒步去礼拜五台山、天台山；又有一位戴黄冠的人向往嵩高山、缑岭，兴奋地到了那里才回来。他们都显得很自豪，把自己的道术看得很重。问起他们所见的城郭、富贵、王公大人，他们却像从来没有见过一样，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心不在这些事情上。先师仲尼的阙里在东鲁，今天是兖州。从吴越计算，不过三千里而已，可是没有人仰慕而前往，为什么呢？不做儒者，暂且不谈；作为儒者，平日高谈阔论，自命为孔氏门徒，动不动便借孔氏来装饰自己，甚至把佛教、道教两家骂得像仇敌一样，仿佛不足以与自己抗衡、成为智者，反而低于自己。那些人驾着长缨华组装饰的车马，雕鞍轻车，纷纷往来于燕、赵、宋、魏的郊野，并且越发把鲁地置于外、推得遥远，超过万里也不怕；而老师居住的三千里外的鲁地，却没有闲暇前往，难道真的是力量不够吗？只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游历，在燕、赵、宋、魏之外有所求，而在鲁地没有所求罢了。江东贵溪有位郑君圣与，名叫沂，独自毅然决然地勇于前往，我对此十分惊异而且赞许。有位客人讥刺我说：‘您认为圣与去游历鲁地，是道理上必然应该如此的吗？’如今的鲁地，已经不是从前的鲁地了。从前的鲁地，只是孔子的教化止于一个邦国；如今孔子的书籍遍布天下，各郡国所在都可以设立庙学、建立孔子像和祠堂，那么往往到处都是阙里。您为什么偏偏拘泥于鲁地呢？况且士人所忧虑的是不能学习孔氏，并不忧虑不能游历鲁地。’我说：‘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我又怕这样反而更会被游嵩高、五台山的人所嘲笑。’古代君子，在世时人们以他为法式，在他的闾里立表彰；死后百代，人们仍然祭祀他的社、礼敬他的坟墓，甚至珍爱他经过的山川草木，这是什么缘故？是因为他的声名、德行和义理在人心中有所庇护保存，使人不能忘记。孔子的道理庇护我们，如同天地；保存我们，如同父母。它的盛大美好，不只是我不能说尽，即使天下最善于辨析、最为博学的人，也还不能替它写尽赞辞。难道众人要忘记它吗？如果众人不能忘记，那么圣与前往游历鲁地就是应该采取的行动。圣与的名字登记在天官的名册上，日后即使戴星而行、脚上磨出重重老茧，只求迅速得到显达，仍然能够徘徊退缩，甘居在人所不屑到达的地方，这就尤其值得赞许了。《送方中全北行序》。从前江南士大夫距离关中、洛阳很远，常常忧虑难以出仕；即使出仕，也必须有才干和声望。即使有家门中的德行、乡里的声誉，如果没有官府公开推荐、公卿共同知晓，也未必能够得到任用，往往有人被尘土埋没、隐伏逃遁，终身无闻。自三国以来，划定疆域而求得把人才的才能全部发挥、任用，才开始有了阀阅和姓名，清楚地见于史册；更有甚者，床上堆满珪组，庭院里种满槐棘，一门数代连绵不绝。这难道是上天生育人才，偏偏在前代吝啬、在后代丰厚吗？还是人物的显晦、时运的通塞，正好遇上了合适的时机，而其中的原因又不可知呢？新安在江南，以山为州，读书人不止一个家族。贡举法实行时，方君中全的祖父广西公，首先凭毛氏《诗经》在乡里考试中显名，登上集英殿的甲科。后来，君父如今的通议大夫、建德使君，又凭孔氏《尚书》成为南宫进士第一。于是新安道德文章之士，在当时达到通显地位的虽然很多，但若论家世、科举、仕宦、治学和声名，必定推举方氏为第一。铨选改制、科举停止之后，使君奔走劳顿的疲倦已经消退，也没有做官的心情，晚年更加贫困落魄，以饮酒咏诗自娱，保养自己的高尚志趣。近年来仕途比过去距离关中、洛阳更加遥远，子孙在乡里沉浮，往来侍奉父母，哪里敢开口谈求取功名利禄的事？这样过了二十多年。按事势推论，那么前面所说的江南士大夫，即使生在秦汉之间，有家门的德行、乡里的声誉，却沉埋隐伏、终身无闻的成百上千，哪里值得奇怪呢？但难道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吗？过了很久，中全有一天来拜访我并告别，说：‘存心如今要出仕了。’我问他凭什么出行，又凭什么出仕。他说：‘我父亲有名声却贫困，长期不能出仕，近来由于朝廷内外的许多贵官推荐、了解并怜悯他。按法律，较高品级的官员可以辞职并荫授子弟，允许授予中士的品秩；如果幸运地得到公府授予，我大概可以遇上这样的机会吧。’我说：‘这正是官府推荐、公卿知遇，是江南士大夫所希望却不能得到的。方氏世代仕宦治学而有声名，今后大概又要从中全开始了。’于是请允许我以此祝贺你，也以此勉励你。《送张叔夏西游序》。玉田张叔夏起初在钱塘西湖上与我相逢，衣着飘逸，穿着飘阿锡的衣服，骑着纤离马。那时他的风采神情洒脱明朗，自以为是承平时代故家贵游的少年，远远不止如此。将近强仕之年时，他丧失了行旅的资财，于是已经困顿失意、艰难坎坷。他曾凭借技艺北游，没有遇到知音，失意之下急急南归，却更加没有遇合。他仍然在钱塘居住了十年，后来又离开，向东游历山阴、四明、天台一带，似乎稍有遇合，但不久又放弃，向西归来。这时我周游各地授徒，正好与他相遇。我问叔夏为什么这样来来去去地奔波在道路上，难道不怕烦劳吗？叔夏说：‘不是这样。我来这里本来是投奔贤者，但贤者贫困；依靠我所认识的人，但认识的人又死了。虽稍有遇合，却没有办法使我的居处安定，我不得已离开他们。我难道喜欢这样做吗？’话说完后，他的神情不能不沮丧。然而不一会儿酒喝得尽兴，意气又振作起来，便取出平生自己所作的乐府词亲自歌唱。啊，声音呜咽婉转而低回，流丽清畅。不仅他的高尚情怀和旷达气度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便是当时听来，也能使人忘掉穷困显达、得失成败都在什么地方。钱塘过去本来多有大人长者，叔夏的先世高祖、曾祖父都是钟鸣鼎食之家；江湖上的高才词客，如姜夔、尧章、孙季蕃、花翁之流，往往出入并接受供养于他们门下。价值千金的装载、列有四匹马的聘车，谈笑之间就能得到，他们并不认为奇异。等到他的道路穷困、处境改变，也只好寄希望于别人，却不知道即使尧章、花翁还活着，如今又有谁认识他们、谁有闲暇顾念他们呢？唉，士人中难道还会有像叔夏这样具有家世和才华、却困穷到这种地步的吗？六月初一，他轻装经过我的门前，说将改道游览吴公子季札、春申君的故乡，去寻访那里的人。我说：‘好，好。’于是依次写下这些话，作为送别之辞。

译《送王月友游华阳洞序》。松江王月友曾经对我说，他的先人蟾客翁曾经走了万里进入峨眉山，遇到异人而得道，回来后传授给自己的弟子。有个叫林顺衢的人，在辛酉年游历句容三茅山的华阳洞，所看见的奇花怪石、飞台涌殿之类，庄严闪烁，千姿万态，无法一一记述。于是辞别师友离去，不知最终到了哪里。当时，月友作诗夸赞并饯行他，后来其他士大夫也作诗歌相和，感叹仰慕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有世俗事务的牵累，不能前往。四十年后，到大德庚子年，月友也因为继承先人的道术而被聘请北游，却能辞去官职而不接受，回到钱塘城中闲居，已经很久了。一天，他忽然来向我告别，说：‘我在泥泞道路和霜露之间奔波，即使有幸稍稍休息，每逢清晨和良夜想到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不起我的林生。如今我将泛舟太湖，穿过灵岩，略经毗陵，经过朱方，最终寻找华阳洞去访问他，您也何不拿些话来为我饯行呢？’我惊异地问他：‘神仙存在于人世之间，其中的道理有还是没有，无法知道。即使确实有神仙，也必定要忠孝豪杰之士才能得到。至于寒暑、饥渴、衣食的欲望，不一定都和普通人相同；但他们的踪迹或浮或沉、或显或隐，也应当离人不远，只是人们不能窥见罢了。’ 自从我认识月友以来，看到他谈论平生交游，凡是我所敬畏、喜爱的人，他总是恳切勤勉、敦厚笃实地相待，不论生死、官阶、俸禄，不论这些能不能使妻子儿女荣耀、使僮仆炫耀；即便是自称有见识的人，有时也喜欢这些东西，而月友却在谈笑之间并不把它放在心上。朱幡在前，他便甩袖轻轻离去；穿着麻鞋葛袍，傲视当世，没有委曲求取，也没有虚假拜谒。他以这种方式使自己荣耀，那么即使身处尘埃市井、炊烟火气、简陋村舍，哪里不是华阳洞呢？否则，只要胸襟、气节、情谊有一项不能自得，即使近在咫尺，也想望华阳洞的云霞草木而不能到达；即使到了，也不是我所能拥有的。月友暂且稍稍慢些走，怎么样？月友茫然沉思，恍然醒悟而欢喜地说：‘我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我的事情不能停止。这次姑且为您的话短暂游历后便回来；如果万一遇到我的林生，也要拿您的话去向他求证。’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为他饯行。《送罗寿可归江西序》。古代所说的士大夫，年轻时学习而成就自身，壮年时才能在本国显现，到了年老而无意于被任用，便退居乡里，以自己的学问教导乡人。因此有时凭一个人就能形成千万人共同的风俗。我自知读书学文直到今天，所听到、看到的天下士大夫，大略可以列举他们的操守。像如今的庐陵刘公，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人吗？江西东南的几个州，自二百年来常常是文章议论之乡；庐陵在江西各州中，又总是抗衡并领先。如果是刘公，则又超过庐陵而居于前列。他本人还在世，世间已经传诵他的著作；他说出的话，人们便取来作为准则。他的精神气貌，萧然淡泊地收敛在一室之内，而环绕他所在州方圆千百里的儒者，都为之倾倒震动。即使那些心怀怨恨嫉妒、故意摆出严厉脸色的人，也不敢议论他，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罗君志仁，字寿可，居处距离刘公并不远，能够凭文章得到刘公的言论，并携带着它远游到浙江之滨。浙江之滨的人听说他是刘公所交往的人，没有不喜爱他的。寿可又能凭自己的诗文取得人们的知遇；人们向他请教，看不见他的困窘；接近他，也看不见他的矫饰，于是都说：‘这样的人，正应当是刘公所交往的人。’ 没有人不更加喜爱他。喜爱他，就一定希望与他结合交往。寿可说：‘我并没有意图要结交什么人。我住在自己的乡里，并不是没有乐趣。我还有年老的父母，我之所以辛苦奔波而来，是因为从前的事情。我到了这里，却没有能够尽情交游，所以希望把交游完成；如今已经完成了。我回去，并无意于结交。’我喜爱他这番话，握着他的手告诉他说：‘寿可真贤啊！’因为寿可是刘公的门客，我也是刘公的门客。我不敢不对寿可尽心，为寿可谋划。凡是寿可自己所说的，都对。我私下认为，人不能安居故乡、远离父母、抛弃坟墓而出行，不只是为了尽交游之情，也是为了求学。至于做官和经商，则不在此列。寿可这次游历，是为了尽交游之情吗？如果是，确实已经稍稍满足了。还是为了求学吗？那么您的乡里既然已有刘公，难道还要到别人的乡里去寻求刘公吗？您回去完成自己的学业，学问达到刘公的年纪；您的乡里有求学的人，也能像您学习刘公那样学习您。这就像宗子的儿子将来又成为宗子，难道不是好事吗？难道我还要替寿可另作谋划吗？不过，求学一定要专一于正道。寿可正当盛年，却时时在孔子之外求学，这是不可以的。如果像刘公那样学成而达到他的境界，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说的‘小德出入’；然而也不可不谨慎。寿可回去时，也把这些话请剡源戴表元作序。《叶茂叔之淮安序》。人的性情或松弛或紧张、或厚重或浅薄、或通达或闭塞，无不各自因循于当地风俗所接近的习性。所以齐鲁多经学之士，而赵魏盛产壮士；并不是齐鲁没有壮士、赵魏没有经学之士，只是就数量较多的方面来说罢了。天下的名山大川，一一都起于西北；它们曲折平缓、绵延流转，直到广阔肥沃美好的长淮地区，不耕种也善于生长，寒冷较少而适宜居住。士大夫庄严稳重，佩琴带剑，诗礼从容，喜欢功名，谨慎守信，把这些作为风俗。我曾经任学官教授经书，所接触的东南交游之人中，有些质朴正直、少言寡语，不奔走请谒，不谄谀媚人，也不以谈笑取宠；远远望见便知道应当尊敬，这些人就是淮地来的客人。自战争兴起以来，差不多三十年了，又加上连年旱灾、蝗灾和饥荒，但百姓不改业迁徙，士人不废弃学业，这难道不是上天给予的资助特别深厚才这样吗？高邮叶茂叔，凭名门出身和良儒身份担任淮安学官。我已经熟悉并与他友善，而他还不断要求我写几句话。唉！茂叔前往淮安，希望不要只满足于自己所见所闻很多吧？古人有成说：能够认识自己叫明，能够战胜自己叫强。茂叔的职任，如今已经不只是做到自知、自胜而已。到了淮安，也应当敞开胸怀、倾吐心意，把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心得拿出来，向同业的人讲授。一定会有能够观察、领会这些道理的人，茂叔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吗？《剡源文集》卷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十四，元代戴表元撰写的序文。

译《送邓善之序》。大德戊戌年春天，巴西邓善之因为才干声名被征召，将要到京师供职。当时，甘泉宫的近臣乘车前来致辞，瀛洲的仙官扬鞭在前面引路。朋友们像星星一样罗列，随从们像蚂蚁一样奔走。那些攀附微末光辉、借助余声名望的人，在郊外为善之饯行，回去后无不在家中赞叹善之，说：‘啊，真是伟大啊！善之果然能够离开这里，施展自己的志向吗？’当善之在隐约困顿之中清心修养、刻苦学习时，柴门、粗衣，只有笔墨相伴。他只是因为个人力量无法抵抗饥寒，才每天与同伴吟咏古代圣贤的学说来壮大自己。到了寒冷山岩的漫漫长夜，声音传出风雨之外；烈日下汗流浃背而仍然夹着书本，他不知道这样坚忍、坚强志向究竟想要做什么吗？在那时，若有人无缘无故送给他千金，料想善之也能推辞，突然把这些钱加在他身上；连城之璧、列车相从的尊贵地位，与他的快乐相比，也未必容易用那些来换取这些。等到他的名声成就、品行得到信任，安卧而车马更加喧闹；他没有求取，羊羔、大雁等礼物自然送来。于是他戴好帽子出迎拜谒，穿深衣接受聘请。他一时之间的风度、法度和器量，在从容谈笑之间，超过众人何止万倍；这难道是一朝一夕偶然形成的吗？然而，善之的志向起初并不只在这里。如今人对于饮食，有饮水而快乐的，有饮茶而快乐的，有饮酒而快乐的，也有三者都不饮的。三者都不饮就错了。勉强饮水的人，是因为茶不能像饮水那样安适；勉强饮茶的人，是因为饮酒往往会沉溺其中，醉到极点而失常。长期习惯以后，有的人起初不能承受一升一勺，最终却能饮到斗石之量，这是什么缘故呢？只是他起初不知道饮酒的快乐竟会达到这种程度。善之从前处在困顿隐约之中，也就是安于饮水一类的状态。仕途刚刚打开，荣华纷丽、嗜好欲望足以使人沉醉的事物不止一种，难道只要不让他沉溺到斗石之量而失常就可以了吗？古代评论人的成长，从弱冠到壮年，再到老年；‘老’这个字，意思是考察、成就。将来善之若通达显贵，成为上大夫，执珪佩绶归来，而我只是乡野之人，也将祝贺善之获得成就，并趁机考察他的为人。三月初一日，剡源戴表元作序。《送贡仲璋序》。上天生育人才，就像土地生产万物一样，随着各地的风气和土性，即使是穷僻的山崖、偏远的山谷、遥远的海边和鄙陋的野外，也没有不存在的。然而非同寻常的珍宝、稀有的玩物，嘴不能自己说话，脚不能自己行走，往往埋藏隐伏，经过千百年也遇不到一天被发现的机会。至于砮丹、絺、漆、贝、毛、箘、栝等寻常琐细的储藏，作为国家的仪容、朝廷的陈设，如果不能全部取得，也不足以备齐万物。何况秀异之人、奇特之士，怀有不可虚置的技艺，又遇到不可错失的时机呢？大江以南，人口较多的地方，约略计算，每郡不少于三十万。男子有幸成为儒生的，占千分之一；而有幸凭姓名使上层知道自己，从而取得荣耀、俸禄和显达官位的，占万分之一。他们的选拔可以说极其艰难，而取得资格也可以说极其劳苦。在这万分之一中，那些迟钝堕落、惭愧疲惫而自我放弃的人，又不计算在内。贡君仲璋在宣城南边的▯湖上以儒生身份隐居，我曾经遇见他。看他在家厚待乡人，和顺亲爱、尊敬长者，尊崇老师、敬重客人；闲暇时又钻研学问、治理文辞，种种表现都不与流俗相同。但我私下也奇怪，他的天资疏通爽朗，可以用来服务世间，却好像没有什么打算。不久，有关部门依次考核他在学校任职的年限和劳绩，把他的姓名上报中都，将要授给他郡博士的品秩。前面所说极其艰难、极其辛劳的选拔，如今已经可以安坐而获得了。有一天，他准备粮食，喂饱马匹，系好书箱，带上笔，风度翩翩地告诉我将要远行，说：‘奎生我已经三十一岁了。平日读古代传记，看见那些才名显赫、气焰旺盛的士人，就一定十分欣羡仰慕。如今即使不能像洛阳贾生、蜀地司马长卿、吴地陆士衡那样，也应当取得印绶节传，成为左右侍从、掌管言论的臣子，至少应当作《两都赋》《三大礼》，进献《太平十二策》。遇到机会，就拱手摩挲青云；没有机会，就回去在白云之间耕作，怎么能沉浮忍耐，做一个普通人罢了呢？’我听了他的话，认为他的志气很壮。大概夜光珠、明月珠以及干将、镆鎁宝剑的锋气，将要辞别尘沙、脱离污土，在时代中发出祥光；它们腾跃闪烁，势不可遏。像我这类人，迟钝懒惰、惭愧疲惫而自我放弃，往往愿意成为砮丹、絺、铁、贝、毛、箘、栝之类，却也未必能够做到。人与人的贤能和不肖，相差竟然这样远吗？行装已经整备在路上，酒喝得尽兴，意气纵横，我写下这些话作为告别。《送曹士弘序》。壬戌年，我初次游历武林，在秘书省的官署中结识了庐陵欧阳公权先生。他为人清正纯厚、简朴持重，虽然居处在蓬莱道山之间，布衣蔬食的气息仍郁然显现在眉眼之间。我当时年轻，自我炫耀修饰，每次从他那里回来，没有一次不惭愧得脸上出汗。后来我以杭州学博士弟子的身份拜识刘先生梦孟。梦孟也住在庐陵，他同样英俊爽朗、峻拔超迈，下笔成篇，动辄数千言而不停，并且完全不沿袭近世的轨迹。至于清谈诙谐，四面交锋，一时听来，与李谪仙相距并不远。然而他举步行事，十有八九不忘欧阳先生，说话便称‘我的老师’。当时欧阳先生因为迂拙而被废置，退居乡里高卧不出。我从刘公那里得到他在文章方面的爱护，特别深厚。不久，刘公也归去，而我年纪渐长，往来四方，交游日益广泛。那些从庐陵来而喜欢同我交往的士大夫，都是因为两位先生的缘故。最后我进入太学，太学的学生中庐陵人很多，我全都结识了。大体说来，其中那些胸襟恢宏、性情强直、敦厚于志业而喜爱清洁修养的人，是欧阳公教导的结果；那些才资英特、裁量高明、富有声望而精通事理要旨的人，是刘公教法的结果。只是我常常同曹君学可谈论这些事情。学可说：‘您似乎还不足以知道我们州乡风俗的美好。您称赞我们州的两位先生，还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名声。至于我父兄中那些身在本州却没有获得名声的人，您又怎么能够知道呢？’我听了这番话，非常悔恨自己，认为过些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满足自己的志愿。与学可分别三十年，我终于穷困衰老，不能出门。听说学可去世也已经很久了，才开始认识他的侄子士弘。士弘对于本乡的文献没有不知道的，对于自己家族的品行才能没有不熟悉的。我由此不只认识了士弘，又因士弘认识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本州正是我那位学可所说的‘没有获得名声而人们不能知道’的人。啊，实在美好啊！己亥年三月，士弘在省门下接受铨选，游历疲倦，准备向西去，需要我写一句话为他送别。我自己看来没有什么可以振作激励士弘的，但他盛情相邀，也不可徒然辜负；因此只叙述我平生从君家父兄师友那里所得不到、却一直想了解的事情，把这些转告给士弘。《诗经》不是说：‘快乐在那园中，那里有檀树。’士弘何不归去，自得其乐于自家的檀树呢？’

译《送吴州判还番昜诗序》。至大改元的秋季七月，州判官吴侯熙载任期届满，将要回到番昜。州里的士大夫共同在西津门为他饯行。随后私下相互议论说：‘吴侯来到奉化三年，百姓安于他的清廉，官吏畏惧他的明察，而我们这些人敬重他的文章。即使以吴侯的才干来治理我们州，也如同大庭广众之中治理小小的祭器，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劳累的地方。然而他发挥余力，所显示的不可测度的智慧、不可触犯的威严、不可穷尽的辩才、不可欺骗的政术，已经足以震动同僚，对我们百姓施惠也已经很深厚了。因此，他应当举起旌旗、结车成行，指挥诘责，行动如风快雨急；诸葛公部署军队的方略和安排，都从他胸中取出而施行。等到他收藏锋芒、收敛才颖，深藏谨慎、严整自持，如冰一般淳厚、如箭一般正直，正像邴曼容那样在小官职位间浮沉，洁身少过以求自保。等到他端正笔墨、振作文牍，四面周全、整饬清刷，像春日转动枢轴那样调度，正如陶士行勤劳筋体，愿意有所积蓄以待任用而不敢懒惰。唉！吴侯守持盈满而来，承受初任而回，权力虽薄，却俯仰之间没有惭愧；俸禄虽少，自身名声没有受辱。看同时代前后那些得志和不得志的人，有的沾染瑕疵、包裹污点，有幸保全自身的，有谁能像吴侯这样在进退去就之间保持浩然之气呢？’ 当时接任者还没有到，浙东都刺史巡察各州，大力黜退、淘汰、褒奖、劝勉，鉴别吴侯的品行才能，把审理核查案件以及各种符牒文移纷至沓来的事务交给他。吴侯的心意也认为应当有所激励奋发，但官期已经届满了。于是众人相继作诗作歌，抒发尚未尽完的心意，使吴侯在行程中快乐，也安慰本州百姓的思念。从前桐乡百姓留下的恩爱，超过了家族祭祀；襄阳的父老旧友，也把名宦一同记载。今后本州的父老子弟，看见山川草木，诵读吴侯的篇章；经过池台馆舍，想起吴侯的为人，自然不能忘记吴侯。或者说，吴侯离开本州之后，难道能够因此就完全无情无意了吗？这一年八月初一作序。《送赵学古归永嘉序》。古代有人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值得留恋，便忘掉这个时代；其次有人忘掉自己的乡里；再次有人忘掉自己的家庭；再次有人忘掉自身。他们通达的程度有大小，所以忘掉的对象也有轻重，这是本来如此的。天地运行的变化，是事物中最显著的；古今兴亡的变化，是事情中最重大的。如今有人谈论山川崩塌枯竭、日月五星陨落蚀缺，以及自有人类以来，成为衣冠、血肉、君臣、鬼蜮，兴废治乱的缘故；说这些话的人曾经尝试过，听这些话的人也曾经听过。有人说：‘我能够把赴死看作活着，把遭受危险看作安然。’听者一定说：‘这是怪人。’有人说：‘我能够舍弃财货，远离妻子儿女，离开乡土而不悲伤。’听者一定说：‘这不合人情。’为什么通达于大的事情，却不能通达于小的事情；忘掉重大的事情，却不能忘掉轻微的事情呢？大概推论遥远的事物容易讲道理，处置眼前的事情却难以合乎人情。我对赵侯学古归还永嘉这件事，尤其有所触动。赵侯生于神明贵胄之家，长大于贵戚之里，四十年来不求别人知道自己，白发之年任职于小邑，仕途违背时机，却不矫饰、不阿附，尽自己的力量后便离去。我曾经观察他的为人，他大概并不是有意留恋这个世间，只是客居求食太久，惆怅无所归依。我问向南向东行走的人，得知他的旧宅和先人坟墓独自安然无恙，而父亲、儿子、兄弟都已经不在了，便仰天哭泣，不能自禁。有一天，他整理行囊，捆好破旧的箱子，告诫简陋的车和羸弱的仆人，在城中向三四位儒者告别，悲叹抽泣，哀伤感动了路人。唉！赵侯对于人生离合的感怀，日后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吗？我家世代是剡地人，幸而已经在剡源之上得到一处居所，筋骨正强，按理应当雇人耕作，以供养三位老人。古语不是说吗？人到了困穷就会返回根本，这是形势使然。赵侯的乡里不在永嘉，却把永嘉作为归宿，也是因为他仕途、求学都已可以停息，和亲人团聚又没有期限。赵侯回去后，应当爱护自己、振作志气，以光耀晚年；所谓不忘自身，并不是只求保全自己，而是努力从事事业来训导子孙；所谓不忘家庭，并不是只顾私家，而是敦厚道义来使风俗淳厚；所谓不忘乡里，也不是把自己当作客人。即便如此，赵侯还是要走了。追溯赵侯的内心，他不能忘记的，难道只有这三件事吗？不忘这三件事，却说能够忘掉更大的事情，不过是在言语上忘掉罢了。如果真能在言语上忘掉，那么这三件事也可以忘掉。于是诸位先生带着酒在城南门为他饯行，我为此作序。《送老甘秀才序》。人有幸活到老年，却又不幸在老年陷于困穷，这是人情所怜悯的，不能冷漠对待。因此先王时代，对于年老的人，有俸禄和职位的便尊重、优待他们；没有俸禄和职位而困穷的，便供养、周济他们。然而这些人一定都各自有值得自重的地方：上等的人精通典籍辞令，必定有可以供人咨询访问的学问；次等的人精通诗书学问，必定有可以教导乡里子弟的本领。只有孤独困穷、残废有病、无所依靠的人，才开始仰赖官府供养，直到终老；但也从未使他们活着时缺少供养，死后失去归宿。后世户籍中不再有齐民的等级，普通人一老而贫困，便被人轻视；老年人也气力昏弱、志意受阻，不敢与强壮者同列。儒者贫困尤其严重。我来到上饶的第二年，有池阳人甘中立拿着行卷到学宫拜访我。接近观察他的相貌，虽然形容枯槁，行为却充实；学问专精而思虑宏大。我和他谈到《易》《书》以来，以及程氏、邵氏两家的先天、后天之义；又涉及《苍》《雅》以来文字的笔画、形声、清浊、轻重，推求得十分深密。这大概是江东衣冠鼎盛时代，一类高人奇士所传授的学问。中立曾经私下拜师学习而得到这些学问，却徜徉山林，鄙弃科举。他磨炼心志、忍受性情考验的日子，也已经很久了。我的同业朋友，以及平常往来的人，都敬重中立，却没有办法解除他的困穷。中立意气浩然，将要进入闽地。我判断中立不是气力昏弱、志意受阻的人；闽地有许多故家，距离中都求取进身的道路很远，到那里后一定会有学徒在武夷山云谷之上修筑学馆，用重金相迎，使他的声名和实学更加增长，建立门第，等待著书完成后藏在名山，传给他的弟子。与世间那些徒有俸禄官位，到了期颐之年蹒跚度日，乘黄金车马，缓慢走向暮年，却没有一件声名可以称道的人相比，两者的距离难道不是太远了吗？

译《送宋吾省序》。起初我读《史记》，看见苏秦出游时，洛阳人都举手嘲笑他，认为他舍弃本业而从事游说，不合本乡风俗。韩淮阴没有乡里的声誉，不能被推举选拔为官，于是离去，逃匿到侠客之中。我叹息说：‘这还算是先王遗留下来的恩泽。当时假如有一个具有权力、力量和情谊的人，能够根据时势缓急培养他的才技，使他成为良能，那么这两个人一定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不会像今天这样令人惊异。然而如果两人不是更加困苦艰险，又凭什么肯自我激发呢？否则他们将一生俯伏在平民之中而已。’由此可知，古代士大夫之所以多才而少过，并不是天性不同，也有后天成就他们的因素。信州任职以来，按照我所知道的情况，名贤到处都有。渡江而来，中原的遗老没有不在这里抱恨长叹的。因此这里的风俗敦厚崇儒而喜爱义气，仰慕声名高尚的人而尊重宾客。施铅山、宋吾省，自从我来此稍得休息以来，没有一天不与他们往来。大概他们家世代为儒已经很久了。吾省曾凭文章技艺得到名臣贵将的知遇，他们强行劝他出仕，于是他在微薄俸禄的佐史职位间沉浮；不出乡里而奉养父母、结交朋友的事情，大体也足够了。他既能清正纯厚、自重自守，任期届满应当调任以后，却没有办法使自己摆脱困境。这难道不是有权力、力量和情谊的人的责任吗？如果不是他们，又是谁呢？我听说吾省天资萧洒明快，家中财物也很不吝惜；他给予别人的已经很多，别人不应当替吾省吝惜。正好他将要出行，我姑且把从古代和近世听来的这些事情略略写下来，赠给他，也用来勉励我们这一类人。《赠子贞编修序》。天地间的气，发于山川风土。其中雄奇深厚、平原广野、洪河高山这一类景象，往往都在西北；而枝条般的余脉，散布开来成为清秀纤巧、峻峭华丽、奇特伟岸、瑰丽秀美的景色，如康庐、九华、桂林、天姥、潇湘、彭蠡、若耶、采石等胜景，都在东南。难道只有山川风土如此吗？世上的君子衡量人的才性气质，也有时拿它们来相比。因此，有些人由于所处环境而自然如此。只有通达之人、博学大儒以及意志坚强、努力学习的人，才不受这种情形拘束。所以太史公出生在龙门，在河山南面耕田放牧，稍稍长大便南游江淮，上会稽山，探禹穴，窥望九嶷山，以扩大自己的见闻。吴国公子季札虽早年学习文学，却不怕向北游历齐、晋、鲁、卫诸国，每天同贤士大夫讲论，以求去掉自己的鄙陋；他固然不以天生所受的资质为满足，难道还另外有所成就吗？我的性情偏狭而愚昧，出生在偏远海滨，成长于忧患之中，渐渐在贫贱中老去。我足迹所到的地方，远不过荆地，近不过越地。我的耳目所熟悉的，不过是寻常车毂以内的事物，与通达博识毫无不同。我平生交游的人中，那些足以和我相匹敌而更高明的，既不屑与我交往；那些卑下的人，我也不屑同他们交往。这真是自己抛弃自己，对这个世道已没有希望了。只是时时低头仰首翻阅书册，看到六合之外的事情，偶尔间接同古代名贤相会交谈，就像搔到痒处、用水浇灭暑热，姑且稍稍使自己感到快意罢了。庚子年夏天，有一位中都的官员，穿着破旧的鞍鞯和单薄的粗绢衣，经过钱塘旅舍来拜访我。他作揖时气度温和，面容严肃；问到他的谈论，引用古今法则，洋洋洒洒说了几千上百句话还不停。询问他的居处，回答说住在东平；问他的官职，是太史氏一类的属官；请问姓名，原来是曹君子贞。我又惊又喜，早就愿意同他交往；读了他的文章，其中遣词造句有庄子、屈原的洁净，剖析义理有孟子、荀子的通达，安排事例有《左传》、班固文章的精密。唉！像子贞这样的人，不正是我应当早晚亲近、学习，以弥补自己才性气质不足的人吗？还是我愿意同子贞交往，知道子贞对于我也有不能忘情之处呢？对于子贞来说困难，对于我来说容易吗？为什么呢？我的性情偏狭而愚昧，是在忧患中长大、在贫贱中老去的人。水沟里的水，蓄积起来以自我滋润，即使大旱也还可以晚些干涸；若把它引流决开到远处，就不如天降的雨水能够滋润万物。穿着丧服居住在里巷，人们都感到奇怪；迁居高处，招来的指指点点就更多了。我的偏狭愚昧，就像蓄积在沟渠里、处于闾巷之中的水一样。至于子贞的才道，正应当远行施展，势必不到高处不会停止，这样又怎能不说他劳苦于我呢？即便如此，子贞的劳苦还能够成就我，我却不能成就子贞。子贞家中有贤明的父兄，而他所居的东平如今又是儒学府第。各位老先生正按照同类相推的原则互相尊重，后辈也被任用于朝廷。子贞前去以后，请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不一定要在名声上丰厚，一定要在值得称名的事情上丰厚；不一定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一定要满足那些值得满足的欲望。徐徐行走而敏锐观察，多多积藏而善于施用。’这样的学习，或许差不多可以不同于今天人们所谓的学习了。子贞说：‘是，是。’于是我把这些话写成序。

译赠给黄彦实的序 自从老子、庄子忧虑自身、厌弃世俗，产生了不愿成为有用之材的意思，世上那些卑陋昏暗的人便借此作为逃避的托词。唉，这不是太不仁厚了吗！上天生下这些人，如果不使其中有才干的人来领导他们，那还不如不生。才干在于耳聪，目才在于眼明；人不能没有耳目，正是因为没有这两样东西，往往就会陷入水火。如今说：我的耳朵不愿聪敏，我的眼睛不愿明亮，这不就成为废人了吗？如果说，耳聪不应达到能听见蚂蚁争斗，眼明不应达到能照见深渊中的鱼，那是害怕聪明过度的议论，并不是因此就认为聪明不美而不去追求。饲养马，希望它善于奔跑；蓄养剑，希望它善于砍割，因为马的才干在于奔跑，剑的才干在于砍割。有谁厌恶马奔跑迅疾、剑刃锋利，宁愿得到土马、木剑呢？这是不可能的。我年轻壮年时，州里的慈溪有位黄东发先生，以经学、品行、政绩成为江南名卿。因为同乡的缘故，他常同我评论考核古今人物，认为读书人生活在世上，实在不能没有才干。当时正以门第和科举选取士人，幸而有父兄的资望和考场上的名声，便提拔推荐出来试用。用文章学问、记诵见闻、钱粮诉讼之类来考察，如果全都不能胜任，就给他取个道德高尚的名义，让他伸臂作揖、垂带缓步，混迹在众人中间而不失规矩；这样便不会加以责罚，品级也会逐步提升。只有先生这一辈人从寒微偏远之处起身，凭实际所长、取得他人知遇，一寸一尺地计量、次第提升，直到显达，所以他说这些话，坚守得非常坚定。后来的年轻人和晚学者受到他的影响，也都显出奋发自励的神色。先生回乡后，私下督促家中的子弟，尤其比对待别人更加严格。先生去世二十年后，家族孤单，仕途断绝，四壁空空；平时那些显赫的家族，本应同他一起消亡殆尽，但他的子弟却在这时凭才干显露出来。大徳辛丑年夏天，我在杭州遇到一位字彦实的宣城学官，问他先父原来是东发翁；他的出处始末没有不知道的，询问古今学问文献，没有不贯通的。至于雄伟的篇章、典雅的文章，运笔如机杼舂击、车毂飞奔，奇异的听闻和独特的见解，贯通全篇，都远远超过别人。这难道不是上天所生、家庭所成的结果吗？像这样的人处境困穷，对我们这些人的期望非常急切；假如立即任用他的才干，又怎么会没有成就呢？不过，古人的才干要因事情而显现；在还没有事情发生时，看起来就像没有才干一样。彦实的剑和马，只要谨慎，不要使人害怕它的锋利和迅疾；更应当把聪明才干藏起来，等待事情到来时再施展，怎么样？我回宣城时会见王敬叔兄弟，他们也是我认为有才干的人，也把这些话拿去质问他们。这一年五月十六日。送龚子敬的序 大江以南，土地连接吴地和荆地，在春秋时期，能够凭言辞求学问、通达声名于中原的人，被称为奇人。汉、晋以来，朝廷用弓旌征聘人才，使者乘轩车传诏，无日不到。山亭野郭之间，因此形成了奔走求取功名的道路，隐逸之士便少了。难道不只是人物彼此悬殊如此吗？凡土地所生的名贵材料、奇异珍宝，以及犀牛、鱼、孔雀、翠鸟，鲛人所织的纱、火浣布之类的财货，能够凌空飞行、传达人言的禽兽，形状容貌在前代未曾见过的东西，没有不争先自我献出，以充当明堂的贡品。难道这是造物者本来使它们如此，还是形势使它们不得不如此呢？近来的江南，又不同于从前，人物杰出者有十多位，却都出自科举。科举本身不足以评论，要评论科举取士的得失，把它同春秋、汉、晋以来各种取士制度的功过相比，仍足以互相弥补，可世人却不停地讥笑它。不只是讥笑，还群起诋毁、结党诽谤。只有丹阳的龚子敬来见我，同我商议此事，明确地有与我相合的见解。大概子敬的学问广博贯通而缜密扎实，以古人为依据而少责怪今人；他的祖先和祖父也都由科举出身，成为著名的公卿和贤能的师帅。他童年时，佩玉之声早已听惯，龟纽印绶也早已看熟。如今正当年富力强，才开始跟随大夫的车马之后，想去观看上国的光采。这虽然是我们这些成百上千的人所不能相比的，难道就能得到容纳吗？还是因为子敬和我都是南方出身的读书人，沉浮于里巷之间，平日总自我推托，说自己不被任用，所以每件事都退缩，仿佛什么也不懂；假使被任用，又凭什么能同我区别开来呢？你说防公以弦歌教化百姓，仰慕他的人又成为鲁恭；你说卓茂的词赋，仰慕他的人又成为扬雄、司马相如。不要因为风土而自我局限，来评论天下士人。子敬努力为江南、为我们这一党人出仕一次，也使四方的人有所仰慕和学习，那么家庭里谈论、学校中讲习的东西，就不是空话了。我虽然不能尚且挽袖举臂、踮足来帮助子敬，也很高兴。赠给相士欧阳生的序 壬申年，我刚从杭州回到鄞县，在鄞侯刘朝奉的席上认识了长沙的欧阳生。欧阳生善于给人相面，想向欧阳生询问的人争相希望自己先得到机会。有人越过疆界来邀请他，有人挤开门闩迎接他；幸运地请到他后，便整饰衣冠、振作面容，等待他的一句话，把它当作自己穷困或显达的依据。当时欧阳生的行装还没有解下，而在他门外等候的其他人已经有好几个了。不久他也跟随刘侯来拜访我，我惊讶地询问他。欧阳生说：‘不是这样，我只是以相术为业的人。我用这门技艺预言某人显达，但内心认为不贤的地方多于术数所取之处，数也数不清；预言某人穷困，但内心认为可取的地方多于术数所排斥之处，也数说不尽。因为这样，我虽然屡次预言人的命运，人们却不认为我是在夸耀，而且我的术数也未曾失误。’我深感惊异，认为先生不只是一个相术之人，他的话近似有道之人的话。从此以后，我们相隔十五年没有见面。我因忧患困顿至极，在鄞县替人抄书，而欧阳生恰好又来了。当时鄞县从前认识欧阳生的人都已不在，尚存的人往往患病残废、失去职业；想找到从前那些作为自己光彩依托的人，如刘侯之类，又哪里能够得到呢？人们都替欧阳生悲伤，可欧阳生却安然自若，内心毫不悲伤。不仅言谈志趣依旧像有所获得，他旅途劳顿之中步履轻快、精神矍铄，比在刘侯席上时还显得轻健。唉，欧阳生真正不是只靠相术为业的人吗？真正是我所说的近于有道之人吗？我听说古代善于道术的人，如巫咸对于占卜、扁鹊对于医术，都能够给人相命；得到道术却不能善于运用的，则有京房、郭璞。先生恐怕不要总把这种本领用于行走谋生吧？先生来杭州时，学士张君、邓君二人都因他来信给我，我还没有来得及答复。先生回杭州后，请先把这篇文章带给他们看。

译赠给谈星者谢生的序 我十八九岁时游历杭州。杭州向来有很多以技术为业的人，他们依据星辰、历法、躔度、运行、逆顺来谈论人的灾祥贵贱，以求取名声、追逐利益的人很多。大都重重垂帘、反复设肆，行业越兴盛便越自我抬高，无法防止。有位欧阳可山，忙忙碌碌地从江西来，白天在官府墙边侍候，摆设案席；夜里就挑灯，在市中露天谈论。我偶尔前去听他。他的术数同众星翁不同，往往杂取五行生克制化的学说。士大夫既惊骇疑惑，众星翁也共同排斥他，认为何必这样做呢？可山翁说：‘我的术数确实不能强迫人接受，但不到三十年，必定会像我所说的这样。’我当时把这当作游戏之言，却还记得他的话。过了十年我离开杭州，又过了二十年再次经过那里；从前接触认识的人一个个都没有了，更何况可山一类的人，又到哪里去寻找呢？这时后来的谈星家，无论高下，一概用五行生克制化来谈论星命，就像兵法和吏律一样，遵循它便合于推算，违背它便错误于预测。即使不认识可山翁的人，也没有不完全这样做的。我惊叹错愕，竟不知道可山翁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应验。东山谢生也学习可山翁的术数，而且更加精密审慎。起初听来，似乎任凭心意随口说出；等到推究某种灾祸之后应当怎样、某种福气之后应当怎样，没有不应验到如同鞋印一般吻合的。凡是他经过的地方，人们都包好行囊、手持契券等候他，敲门唯恐落在别人后面。唉，真是奇异啊！谢生的父亲同我属于同胞兄弟，本来学习儒业，但儒业无从施展，于是改行此术；他的用意似乎是把我作为前车之鉴。唯独我感念可山翁的自信：不因劳苦贫困而废弃、受阻，最终能使人尊重并采用他的道术而不疑。这难道不是近于古代身死之后言论才得以树立的人吗？而我们这一类人为什么偏偏不能这样呢？因此我就写下所见，以勉励谢生，也用来勉励自己。送李公度回三茅山的序 我小时候听说江南山水最美的地方，说是句容的三茅山。有位乡里的长者赵君蹲，字立道，三十岁，凭门第、文章、志节，本应得到优美的官职。一天他抛下家中，装疯似的出门逃走，家人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在全国各地遍寻也找不到。一位老妇人说：‘这个孩子从前多次说到三茅山，试着按照他说的去找。’派人到三茅山，半夜看见林莽间有一点灯光，凿开窗孔窥视，果然是赵君，便不敢惊动他。第二天又增派几个人，倾尽家产，把他挟持上车。赵君最终没能逃走，但回家后没有一天不思念三茅山，怨恨家人夺去了他的志向，说：‘一定要杀了我！’终于因此郁郁得病。我曾经怀疑，赵君并不是装疯迷惑的人，他的心意大概同韩退之登华山后不肯返回的事情相似。做官、娶妻、生子，难道没有值得快乐的地方吗？一定是山陵丘壑、烟霞水石的适意，比这些相差十倍、百倍、千万倍，于是才轻视性命去追求它。古代通达的人和奇异之士，一旦被世俗事务牵累，想有所建立，便没有闲暇；偶尔想起它，又因耳目相隔遥远，了解不深；有时虽然了解很深，却受牵累制约、力量困窘，也同没有闲暇了解一样。所以像赵君这样舍弃自身、实践志向，世人往往惊骇，认为是怪事。一定要像神仙、隐逸、方外之士那样，心中没有做官、妻子和世俗事务，然后才有闲暇并深深理解它。我还不到三十岁时，也曾通过科举做官，经过三茅山所在的地方，只能望着山而不能进去，暗自感到惭愧。癸巳年，我已五十岁，衰老懒散，不再有四方游历的志向，忽然在乡城遇到道士李公度，问他，原来他从三茅山来；他欣喜的神情，使人产生驾青牛、骑黄鹄前往的想象。而公度正凭姓名登记于金阙，平生的学问功力，许多贵人都知道；那么三茅山虽好，恐怕也不是公度能够占有的。唉，真奇异啊！三茅山对于世人来说，并不像道家所说的蓬莱、昆仑、方壶、圆峤那样虚幻难以到达；可是想求取它却不能得到，得到它的人又不能占有，这难道不在于人的缘分吗？公度努力回去，打扫自己的旧居。我再等十年，等到孩子们足以守住门户时，就将拄着藜杖、穿着芒鞋，到东冈西涧之间拜访你，那时还不算晚。送郭以南做道士北游的序 天地间清明纯厚的气，凝聚而成为世上的圣贤；使他们能够自我修养并教养他人的条件都具备了，也可以说是幸运。然而世间不能屡屡遇到这样的人，于是这种气便分裂四散，成为奇异之人、奇特之士，沉埋隐伏在山林岩穴之间。大的有时能够名闻天下，小的也能成为高士以矫正世俗。我看古代崆峒、鬼谷一类的人，踪迹峻峭，言语行为诡异，往往都是这样。可是李唐以来数百年间，即使有贺知章、姜公辅、郑遨这样的高才绝识之士，也动不动离家弃俗，低头去做道士；大丈夫到了不能施行自己愿望、放纵任性而无法自制的地步，到哪里不能寄托自身呢？永嘉从前是公卿云集的渊府，一群人聚集，十人中有九人佩紫、穿朱。郭君以南身处其中，凭通晓经学而奋发自负，早上游走于严安、徐乐的门庭，晚上拜访金日磾、张汤的宅第，没有什么得不到的。年岁增长而老去，凄惨地不能免除霜露之忧，便抛下章甫冠、撕裂逢掖衣，从此一去侍奉老子，仿佛要终身如此。后来又心神不定地生出啸歌苏门、栖息崧高、游历涿鹿的想法，人们都感到疑惑，唯独我认为奇异。以南，就是我所说的那种任性纵横、无法自我约束的人。他用来供养自己的资财本来就不足，求取供养他人的资财也不能有余。即便如此，以南毕竟是儒者。儒者的道，行动时像龙，隐藏时像龟。龟正因为不吃人的东西，所以能够保全生命；龙出现时吐气而使百川涌动、八方降雨，离去时人们却不知道它去了哪里。以南离去后，简省那些供自己取食的资财，谨慎地显露自己；向人求取供养，是他的行动，也是他的隐藏。即使他依从老子之道，又有谁能说不合适呢？

译送庆上人拜见陈使君的序 人只有怀有超脱旷达、志在远方的志向，才一定会有出游的事情。然而进入其中不能不使自身受到牵累，出行又不能不使别人受到牵累，那么即使是善于游历的人，我仍然认为这是弊病。这两种牵累都除去了，只是游历却不能到达应去的地方，那么即使磨破脚、冒暑赶路，忙忙碌碌在道路之间，也只是徒然使自己疲惫。鄞县是东南最偏远的地方，土地彼此相接，而山中最著名的，是天台山和雁荡山。生长在东南的人却不能去一次，便认为是缺憾。凡是怀揣文章的官吏、弹剑而歌的宾客，没有不回头仰望、高举手指，以争先登临的。后来我聚集他们询问，真正能够到达的十人中不过两三人。这并不是有遥远疆界、绝远土地的阻隔，也不是他们的志向都不足以做到，而是做官的人出游，会被官职牵累；以宾客身份出游，会被宾客身份牵累于人。因此不但不能深入了解，有时即使知道，也没有时间践行。只有佛门中人，心想到哪里就立即到哪里，快乐达到极点便如同忘却一切。他们舍弃父母、抛开亲戚，把我们的世间看成附赘悬疣而不加顾念；粮食干粮不用等待便可得到，差役仆从不用准备便可使唤，那么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呢？何况天台、雁荡二山正像犬牙一样伸入我们的疆域。因此这不是我们这类人所能做到的。不过，为佛门之人的游历容易做到，若以佛门之人的方式游历最终却一无所得，也仍然等于没有游历。庆上人告诉我，他将要大略游览天台山并探访雁荡山。我问他原因，他说：‘我有这个志向已经很久了。过去我有母亲要奉养，不能出行；如今本乡的户部陈公恰好出任本州长官。’庆上人的游历胜过其他僧人，陈公又是天下正直、博大、刚毅的君子。你去吧，陈公一定会有话教导你。这次游历或许可以有所收获吗？送恩上人回云门的序 人的情感，没有什么比得到自己想要的更舒适。耳目适合游览，心体适合居住，尤其是人最强烈的欲望。然而等到权力足以实行、力量足以行动，却又有得到和得不到的区别，然后才可以谈论命运。从前我曾奇怪，齐景公作为贤明诸侯，想去一同观看转附、朝儛二山，他的大臣却有劝他不要流连荒亡的讽谏。谢康乐、韩吏部作为著名士大夫，一个想登临山岭、出游海边，一个想离开家而栖居华山，众人却惊惶骇怕，像防止触犯禁令和毒物一样阻拦他们。至于那些在山林中避世、枯寂自守的人，轻装徒步，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略微动念便能实现，任意前往所想到的地方。人的情感在通达和阻滞方面，果然各自遭遇不同吗？东南的山，卓然以名胜闻名于世，人们所仰慕、想游览的不过二三十处，路途交错，远近不过数千里。浙江人谈论起来，都说云门最有名，也最近。云门左边是天台，右边是剡地，前面是沃洲，后面是天姥，游览它们本来不应迟疑。往日询问有关的人，百人中却不到一两人真正去过。有位觉恩上人，字以仁，自四明剃发后就一直居住在那里。替上人高兴，上人却说：‘我为什么要拘拘地困守在这里？肩上背一把伞，沿着石桥走，经过雁荡，出金华洞，走过矢目，拂过灵岩、虎丘，渡过金山、焦山，仰望钟山，沿着灊山、皖山而行，投宿匡庐，在二林停留一段时间，大略游览大小孤山，访取九华山的胜势，穷尽其气势，随后就要摩挲洞庭湖，跨过巫峡，经过峨眉山，遥望昆仑山，然后返回豫章，经过衡岳，在苍梧原野纵览一番，这没有什么困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三十里〕 己亥年秋天，我忽然在西湖南屏山下遇见他。他说：‘我游历得疲倦了。我想，假如我有能够自我适意的东西，即使居住在云门，也可以在那里度过晚年；如果没有适意之处，即使每天游历一万里驿路，也没有见到比我的云门更好的地方，只是徒然劳苦罢了。我游历天下，写了近百首诗，平生的知交好友遍布江海，如今也不再挂念他们。回头归来，看见云门的花草树石，全都像是我的饮食和气味；看见云门的风、树林、急流、浅滩，全都是我的声音和器物玩好；看见云门的烟霞、天光、露水，全都是我的行囊和储藏的干粮；看见云门的禽鸟、虫鱼、甲鱼，全都是同我往来相处的朋友。除此之外，我还求什么呢？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唉！穷尽人世间的适意，有比上人行止无所阻滞更好的吗？上人从上天那里得到的资质，远远厚于常人，也可以说相差很远了。至于我这点微小的情怀，本来没有封疆的责任，也没有车轩、印绶的牵累。我居住的地方向东离云门不到十舍，沿鸟道一夜就能到达。秋高气爽而山中暑热时，上人替我取葛翁泉酿酒，摆开酒杯喝上几巡，荡涤五脏中的昏浊污垢；于是同上人寻找王大令的旧迹，唱完王大令遗留下来的篇章，陶然自得，喧笑自在，高兴时游玩，疲惫时休息，不也可以吗？上人笑着叹息，我也详细地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这篇序。送子仪上人北游的序 自从中州的文教法度通行以来，东南的山民、岛客，没有不产生整顿衣冠、洗濯冠缨而入仕的想法。他们确实是郁积已久，想要尽情施展、意气扬扬。然而他们都不能没有诱因。那些没有诱因的人，即使让周穆王的驾车人当面谈论广漠之地，让楚国的卿大夫在后面夸耀奢侈华靡，听起来也寂然无动于衷。因此我困居二十年来，大多喜欢同山林世外、仿佛学习佛法的人来往，以此为乐。庚子年春天，有位越地僧人仪来访问我，当时我在钱塘吴山授徒的住所。他面貌十分慈祥，言辞很有文采，气度非常严肃，说：‘我将要向北游历。’我听了感到惊异。仪公说：‘您不要惊异。我这次游历，对那里没有什么愿望。我居住在越地，只不过安然穿草衣、吃粗食罢了。年轻时能够游历，游南天竺，把南天竺看得同越地一样。久而久之得到余姚山中的一座寺刹。刚到那天，山因我到来而显得焦枯；五年以后山变得茂盛起来，但我看它仍同南天竺一样。后来迁居余姚，得到天台的瀑布。瀑布是我还没有亲近熟悉的地方，但我看它也不过像余姚山中罢了。只是既然成为瀑布之主，便有瀑布之事。瀑布有应当北游的事情，我把它看作像瀑布游一样。况且我听说蓟丘的北面、涿水的南面有五台山，因此能够借此寄托眼目、抒发胸怀，也就是很幸运了。’ ‘而我怎么知道自己被什么诱惑，您又看见了什么而感到惊异呢？’于是我惘然若失，不仅后悔自己的话浅薄，而且更加相信世外确实有那些旷达而懂得大道的人，他们真正不在于深藏固闭来显示高明。于是就在他出行时写下这些话，作为序。

译朱尉开伯请求安葬亲属费用的序 朱开伯承孙住在我的乡里，是故家子弟，却没有人知道。己巳年，表元进入馆中，同业的学生因为他居住在鄞县，常常问：‘认识朱开伯吗？’回答都说：‘不认识。’每次询问都是这样。认识他的人便为他隐讳，说：‘开伯的学问品行在他的祖先之下，出仕后应当不会同我们接触。’那些年轻人看见他，往往默默地笑。表元这才开始惭愧羞惭、低头认错，知道自己的学问浅陋。大概开伯的先世居住在桐乡，西汉时桐乡成为著名县邑，他的先人在那里做官而有德于百姓，于是便在此定居，说：‘后世子孙奉祀先祖，我却不如桐乡百姓。’家世延续千年而没有衰落；到建炎之乱，士大夫流离播迁，才有分散进入浙江的人，而紫阳公新仲于是成为鄞县人。紫阳公的文章道德载于天下，听闻他的风范尚且把他当作老师而仰慕，何况他屈身居住在我们的乡里呢？我爱护他的这个人，推及他的仆从，推及他的树木，推及他屋上的乌鸦，何况他的子孙呢？表元既因同业人的话而有所感动，便极力求同开伯交往，常常跟随开伯诵说家世，所听到的都是浙江士大夫从未谈过的事情，他的渊源始末都可以考证，并非虚妄。只是因为他的父兄朴实治学，不肯随时俗编造纤巧的言语，所以不善于争逐名声，别人有时很少知道他。即使如此，他的家世总还有可能有人知道。表元得到一个官职便失去仕途，开伯也带着会稽的文书居住，惘惘不乐，处境困穷，彼此相似。丙子年的祸乱中，表元扶着三位老人逃走，经过三州五县，冒死走过几十条道路；过了多年，靠一位亲戚寻找，才在天台山中找到他，把他带回鄞县。日子久了更加困窘，打算迁居浙河以西而不能，于是迁回乌石；又打算回剡县，因为那里有开伯的旧居，便前去告别。到门口时，看见开伯正庄严地背负着斩衰丧服，失声哭他的母亲；我退后站立，等他的情绪平定下来，才询问他。开伯哽咽着叙述情况，随后说：‘我家的门已经三天没有打开了，谁会为我来呢？’我问：‘能收殓吗？’他说：‘幸好已经收殓了。’又问：‘能安葬吗？’他说：‘我没有钱，又凭什么安葬呢？’问：‘有地方停殡吗？’他说：‘我在这里哭泣，这里不是我的住处，又凭什么停殡呢？’问：‘有为你主持丧事的人吗？’他说：‘我兄弟很少，又有谁替我主持丧事呢？’问：‘有丧赙吗？’他说：‘我是羁旅之人，又有谁给我赙助呢？’表元听了他的话，握着他的手，哭得更加悲伤，说：‘像这样本来就是朋友的职责。’于是替他停止行程，筹划此事，替他办理事务，替他向人说明，而人们却不知道悲戚。我回来告诉他说：‘这是表元还没有到来的缘故。天下的东西，只要凭自己的力量取得，没有得不到的；天下的事情，只要凭自己的诚意坚持，没有办不成的；天下的人，只要能够感动他们，没有不响应的。如今安然端坐、简朴持重、守着谦让之道而不求闻达，是士人的气节。不爱惜自身，严肃办理父母临终之事，力量耗尽还要以死相继，是孝子的道义。从前您的祖先居住在这里，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我们这个礼义之邦，有德行完备、怜恤别人不能获得所需的人，所以不惜远行千里，把自己的遗泽长久留在这里。如今那些车盖从您门前经过的人，他们的先人都是紫阳公过去所看重、所相交的人。况且您只是自己不愿被人人知晓，那么又凭什么让人知道您呢？如今有人到处居住并求访您，却有人说不认识您；既然知道您却不能免除您的不孝，礼义的责任就有了归属。’开伯说：‘我的心已经憔悴不堪，哪里还能为此作答辞呢？’于是我退出来，把事情的次第写下，又把我同开伯的私交附在后面，作为这篇序。送铅山王亦诜回乡的序 万物中能够成为同类之宗主的，一定不同于世俗常物。人们说凤凰飞翔，群鸟有成万之数跟随它；世上本来没有人真正认识凤凰、见过它飞翔。假如世人曾见过一只异鸟，而群鸟成万地跟随它，难道不会惊骇眩惑而认为奇异吗？所以它的名声可以听到，它的身形却不容易见到。否则，刚刚显出异于常人的地方就已来不及，又怎么能够成为宗主呢？庚午年，杨子江的渔人用网在江中捕到一只大龟，长一寻，装在匣中进献。匣中蓄水，聚集了成百上千条小鱼；匣中的鱼都聚到龟嘴边，仿佛拱伏听令，不敢出声。儿童强行把鱼移到远处，它们最终仍像原来一样聚集拱伏。《禹贡》说荆州、九江进贡大龟；按照产地考察，这只龟大概很接近所说的那种。但注家说大龟才一尺二寸，即使古人也从未见过像渔人匣中所遇到的这样大的龟。连容易捕获的龟都不能见到，那么不能识别凤凰，本来就是应当的。孔子、孟子、荀子、韩愈对于儒学，理应成为宗主，他们同龟和凤凰有什么不同呢？然而当他们在世时，跟随孔子游学的人来往大略不过三千人，孟子、荀子门下更少，韩愈门下不背离而去的也只有六七人。只是由于年代久远，人们才开始听闻他们的风范并尊奉他们。这一位圣人、三位贤人，难道是故意要显得卓异，以便在天下人的耳目中取得惊骇吗？只是他们不忍心孤独地守着自己的道，而是推开来同众人共同实行罢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人们无法同他们共同实行。乡愿流俗、杨朱墨翟、佛教道教所谓的“同”，就像鸟鸢、蛇蚓的同类一样，只是一起飞、一起游，又一起停下罢了。我最初学习儒学时，看见世上羡慕利禄显达的人尊奉科举；科举刚停止，羡慕名声高洁的人又尊奉隐逸。隐逸比科举高明一些。当时仍有各自的大儒、遗老，他们有名声也有实际，作为宗主，学者还可以依靠他们而不至于离散。岁月推移，心志变化，从前被尊奉的人将要消磨殆尽，士人也渐渐不知道自己的宗主。我为自己的道、自己的同类感到忧惧。铅山的王亦诜向我远道求学，满一个月便回去探望父母，请求我再加以指教，我写下这篇话送给他。我的朋友李君明通，脱去布衣而入太学，考取第一，清正自守、博学多闻、文章高妙，也是铅山乡里的龟凤之才，因此也把这些话告诉他。怎么样呢？大徳乙亥年十月望日前进士剡源戴表元序。

译送柳道传赴江山任职的序 古代任用人的制度，权力尊重而法令宽疏；权力尊重，便容易选取人才；法令宽疏，人才便能够尽量施展才干。我看《周官》中的六卿，属官多半由长官自行任命。汉、晋沿袭这种制度，三公都能够开设府署，招纳名士。所以薛宣曾有感叹朱云不肯做属吏的话，桓温也把能够招纳孟嘉作为好事。然而起初没有听说学校师儒一类的官员可以自行征辟任用。只是某人的学行在乡里有名，别人便会听闻风声，携带粮食前来跟从。这不只是因为人才难得，也是因为大道本来不能轻易改变、屈从。科举兴起以后，铨选的格式变得严密，先用中等人以下也能做到的文艺来裁定，又用愚笨者和不肖者容易完成的年限来拘束他们。以至于从前的江南，从通判、知县、县丞、主簿、县尉，到钱粮、刑狱等属官，以及州县学官，任命调遣全由选部决定；这种法令不能说不鄙陋。然而人们往往不难接受通判、知县、县丞等属官，一听到师儒的名号，即使是百里之外的学校，也踌躇羞惭，不敢轻易前往。他们确实知道，通判、知县、县丞等官不过是处理文书、管理胥吏、勾稽核查、分析事务之类；而师儒的职责不止于此。因此，法令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或许又取决于任职者自身的作为吧。近来科举的弊病虽然已经革除，各种选官仍然遵守铨选格式。只有县学官因为品秩低下，交给下大夫一类的人管理，使他们能够专心任职。有志节的人有时以做这种官为耻，于是官职更加不受重视。大徳庚子年，吴、楚、闽、越的士人等待中书行署发落，行署长官选取空缺的职位，提升府中官员，让主宰士人捧着文书，依次以礼引进这些人，朝廷授予官职，旁观者都认为荣耀。我的朋友金华人柳道传得到衢州江山县的职位。江山本来是衢州的佳邑，气候清爽而风俗简朴，贵官和使客的车马很少到达。道传又是金华的优秀士人，攻习文章，通晓记诵见闻，不担心没有机会尽展才干。从前孔夫子感叹，十户人家的小邑，一定有忠信之人，只担心好学的风气不能达到。道传去了以后，用好学来鼓动江山人；道术学业一旦成就，难道只会让江山人知道吗？江山的风气还将使四面八方的人携粮而来，以此帮助圣明时代振兴文教、改善风俗，也成就诸位能够取士的名声，不也可以吗？道传说：‘是，是。’ 送郑南仲赴昌化任主簿的序 把天下的官职合起来，从宰相这一等级以下，直到任职于县中，官位低下到尽头了。把一县的官职合起来，从县令这一长官等级以下，称为县令、县丞、主簿、县尉、巡徼，官位低下也到尽头了。然而县尉和巡徼虽然位居主簿之下，职权却专一，权力能够施行，威势能够伸展，仿佛不与县中事务混同。主簿虽比县尉、巡徼尊贵，但职权不专，权力不能施行，威势不能伸展，劳苦多而责任先到，地位在下而受辱最近，所以有志节的人有时害怕担任。过去我和朋友郑炎、字南仲，在吴楚之间相遇，常常酒酣之后谈论这件事。南仲当时意气慷慨，喜爱功名，免不了有求取俸禄的想法，因此屡屡叹息不止。南仲本是闽中的优秀士人，刚刚成年，多次凭长处在有关官员面前较量，多次成为数万应试者中的第一名；又进为国子生，文章声誉更加显著。到这时，许多公卿已经知道他并推荐他，最终凭借他的力量得到湖州学教授的职位。南仲高兴地说：‘我不能忘掉俸禄而去做这件事，但幸好免除了从前的叹息。’等到做了湖州学教授，南仲不但能够自我振奋而不失去本色，东南经过的大官贵客也都停下车、屏退随从，争先愿意到他的门下结交。于是仰慕南仲的人，好像脱去尘俗而成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那些处理文书、施用刑杖的官吏，想成为南仲却做不到，好像坐在深渊之下仰望青天。南仲更加自得地做着学官。几年后按照法令不得不调任，他再次到天官那里求职，得到昌化任命。唉！南仲今天还想像从前那样翱翔吟啸，洋洋自得地以儒者自命，能够像在前日的湖州学官任上那样吗？于是人们又都替南仲叹息，南仲也不能释然，来询问我。我说：‘南仲不要叹息。南仲前后所任的官职不同，但南仲自身的作为是一样的。前日那些大官贵客愿意同南仲交往，也不一定是因为他的官职。如今所见的，是劳苦多而受辱近，有些地方还不如县尉和巡徼，这是官位卑下造成的，并不是南仲自身作为造成的。’南仲出发吧，不要因为引诱而改志，也不要因为威胁而受阻。我听说昌化是山水聚集之地，风俗淳厚而土地肥美；士大夫如果不是喜欢幽静、仰慕奇景，便不会到那里去。那里将有怜惜你的才干、援助你脱离困穷偏远的人，就像湖州学官中知遇你的人一样。南仲平生志同道合的朋友，于是各自作歌诗为南仲壮行，并说我同南仲交往最久，便嘱托我写这篇序。

译送谢仲潜的序 起初我以文学掾的身份游历金陵时，年纪才三十岁。我性情喜爱攻习古文辞，每次提出难解的义理，向诸生发问，以观察他们能否应答，并从中鼓舞、抑制、扬弃。当时同时执笔的有几百人，其中有谢仲潜，常常名列第一。我爱惜他的才干，从来没有不期待他成就。分别后二十五年，我寄身于钱塘的市舍，在这里教授学生，耳目渐渐衰退，心胆也日益消沉怯弱。遇到人多席广的场合，谈论辩说纵横交错，便畏缩得好像不能胜任；何况外界还有所凭借、有所倚仗的人，更不敢抬头正视。后来听说有一位吴江学官，能够以礼貌对待旧日的长者，从平民队伍中出身；我在学校间听说他是太学生周孔明，便把他当作宾客接待，不用官府对待属吏的方式来对待他，心里十分高兴。己亥年秋八月，吴江学官任满来拜访我，我请他坐下询问，原来就是仲潜。他说：‘自从分别以来，一天也没有荒废学习；然而经历的事情和变故越来越多，忍受寒冷漂泊、暑热煎熬，同从前做诸生时的意气相比，也已经没有了。我俯仰谋求微薄俸禄，只是想稍稍躲避啬夫、亭长的呵斥侮辱罢了。’所以遇到衣冠同我相似的人，也渐渐有了扶持我的志意。唉，仲潜啊！起初我爱惜仲潜，还不过是期待他在文章书案之间有所成就；如今想来，一个科举士子稍有器识事业便能够做到的事情，没想到经过二十五年，他竟能涵养成就到这样的地步。假如充仲潜的志向所要做的事，和儒者职责所应当做的事，都能充分实现，那么世上哪里还有穷尽呢？世上纷纷扰扰的人，难道有谁不是和我们同类、共同生活在这个世上的？同样是人，即使不戴儒冠、穿儒服，但其名望德行足以与我相接近的，是我的父兄一类的人。我周旋于这个世上，同样是人，即使不戴儒冠、穿儒服，但其年辈谦让于我的，是我的子弟一类的人。我柔弱地生活在这个世上，同样是人，即使不戴儒冠、穿儒服，而且也不可能都成为父兄子弟，但不幸遭受饥渴寒暑之苦，仿佛等待我来救济的，是我的邻里巷党和相识者一类的人。我忧虑地居处时，就说：“我一定要有办法教导他们。”有所行动时，就说：“我一定要有办法治理他们。”唉，仲潜啊！儒者区区一身，又凭什么承担众人纷纷而来的要求呢？古代制度规定四十岁才有俸禄，五十岁才授爵位；年纪越大，仕途越显贵，世人对他的期望也越多。只是我既卑微又衰老，已经不是世人所能齿列并论的人了。幸而我曾经爱惜并期望仲潜，仲潜也幸而没有辜负我对他的知遇。因此，他将离开吴江而接受治理百姓的重任，并将进入郎官、大夫议论政事的选任之列，我便对他寄予更为周详的期望。仲潜会更加思考如何充实自己所应承担的同类责任、尽到自己的职责吗？这一年是大德三年季秋朔日，前进士剡源戴表元帅初作序。《剡源文集》卷十四。钦定《四库全书》。

译《剡源文集》卷十五，元代戴表元撰写的墓志。安阳胡氏考妣墓志铭。大德壬寅年，我来到钱塘，收徒授业将近五年，在中书行署认识了安阳人胡士谦，他恭谨温厚，是个儒者。当时诸位公卿怜悯我年老而更加困穷，推荐授予我一个官职。我将要启程，向士谦告别时，他正身穿齐衰、披麻戴孝，处在苫块之中。过了二十多天，他托朋友带着母夫人的行状来请我撰写墓志，并说：“如今将奉灵柩归葬，准备在明年癸卯年秋季某月某日，与先府君合葬于安阳柴库村先府君墓地。”至于先府君的死和安葬处所，大概令人不忍说起，希望您哀怜他们，一并撰铭。考查府君名泰，字通父，姓胡；夫人姓王，都是彰德安阳人。胡氏世代为长者，到府君的父亲胡仙时，在金朝被选充任行军副统，享年九十而终。他生了四个儿子，府君排行第三，天资特别淳厚，又喜好学习，于是通晓并广泛掌握经史。居家处乡，以孝顺谨慎闻名。曾经掌管本郡财赋，有人借了府君的私钱逾期不还，他一概不追问。等到那人死去，府君拿着借券到灵前烧掉。至元十一年，他因编入差籍而随军南伐，途中遇到士卒危急困难，常常挺身救助，使许多人得以保全性命。他对人说：“这些人都是这一带的良家子弟，假如不幸不能以正常寿命死去，将来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父母妻子呢？” 至元十二年，他镇守黄州，充任管军总管府知事。至元十四年夏五月，司空山等寨的盗贼起事，劫掠黄州，官吏百姓惊散，府君独自发誓死守不去，又以大义激励众人，奋力作战抵御。没过多久，贼兵越来越多，他遇害身亡。夫人的父亲名聚，清廉谨慎，没有余财。夫人到了婚嫁年龄，替她选择良配，便把府君招为女婿。府君死于黄州时，长子处益刚十六岁，次子处敬刚十三岁。夫人正当盛年，却以贞节刻苦自励，日夜努力缝纫织布，用所得余利供给两个孩子的师资费用。两个遗孤依靠她的教导督促，都长大成人。处益如今因任职期满，被授为从仕郎、淮东淮西道宣慰使司都事；处敬任浙东劝农司书吏。想来上天怜念她，幸而让她得到官禄，使她能够安享长寿，以报偿她先前的辛劳。然而夫人因饱受风湿病折磨，于去年辛丑年十一月三十日去世了。唉，这难道不值得为之嗟叹、悲痛、惋惜、追慕，并慷慨地以义节如胡氏考妣这样的古代忠烈男女来相提并论吗？府君享年四十四岁，夫人享年六十四岁。孙子二人，名怡、名黙；孙女三人。铭文说：妇人的义节留在后世，丈夫的忠贞显于前代。呜呼，这是安阳胡氏一门两位忠烈者的墓道，愿其百年千年不受震动、不致倾覆。曾君墓志铭。江西姓曾而以雄杰著称的有三支，南丰曾氏是其中最显著的一支。有一支居住在金溪眉东山，叫曾君叔翔父。他的先世从南丰迁来，我相距遥远，未能结识；但读了他的行状，知道他所交游的师友，如周义山、吴允文之类，都是东南知名人士，那么根据曾君的器度、学业渊源和风采，本来就可以依次推知了。君名一鹗，字叔翔父，年轻时高亢爽朗，具有奇异的骨气。曾祖名琳，祖父名次防，父亲是东山居士。曾氏世代以学问相传。居士早晚勤勉教导曾君，稍长便让他出外，使他广泛交游，声誉渐渐传播，学业无不贯通。当时正崇尚进士科举，可他在这方面不得志，即使是豪杰也无法凭此振作。与他同辈的十五六人都已通达显贵，曾君却沉浮其间，始终不厌倦、不惭愧。不过他性情明决，常常高举风操品格；看见乡人有过失，多当面责备，很少宽容。遇到难以判定是非的事情，便请他裁决；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他随口剖析，听到的人都清楚而心服。母亲胡氏去世后，东山居士年纪渐高，曾君承继父亲的荐寝膳之职，冬天使父亲温暖，夏天使父亲清凉，早晚起居都不违背礼法。东山居士高寿而善终，后来季父患病，曾君侍奉季父汤药，也像侍奉东山居士一样。他侍奉兄长恭顺，家事先请示后施行；抚养诸弟友爱，有善行便奖励，稍有不谨慎便警诫。遇到患难就扶持他们，聘请良师教育两个儿子，族中子弟有资质好的也收纳培养。他治家严整，内外有别；但待客宽宏疏放，和乐平易，常留连于诗酒之中，整日颓然自得，别人无法测知他的雅量。邻里有急难，他唯恐落后，尤其对于救济穷困、赈恤贫乏，从不吝惜。丙子年天下溃乱，各处不得安居，有人互相造谣，聚众喧闹；曾君用镇静平息喧嚣，依靠他的衣冠士人和弱小百姓得以保全性命的数不胜数。后来东山居士安葬，送葬车辆和白衣白幡使全村空尽，队伍绵延一百多里，来送葬的人不只是往日受过他恩惠的宾客。他平日居家，不用言语而能教化人；没有权势却施行恩惠，行事往往像古代有义气、有节操的烈士。离家五里有一处万石塘，林壑盘曲繁茂，有鹤巢、龟峰等名称，曾君在其下筑室，题名为“龟鹤随隐”。周义山诸公曾为它作赋题诗，极为奇特；他又沿溪种梅，也自号梅溪翁。弹琴读书，饮酒下棋，想借此悠然自得以延年益寿。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去世。去世之日，远近士大夫中认识他的都无不痛惜。唉，假使叔翔父生在诸公都安然无恙的时代，也大概只会取得一个名次，按惯例做到这种程度便止步；如今那些诸公又成就了多少呢？追问事情始末，其中有些实在令人不忍说起。然而他活着时有益于万物，死后对自己无愧；诗书充满家门，哀荣都合乎情理，难道不是天道有所补偿、使他的德行得以伸张吗？曾君在除夕前一年患病。过了一个月，病情稍有好转，家人都以为可喜。他忽然索要笔，留下遗言，告诫儿子不可忘记清贫自守，不可亏负朋友、违背谦让之意，也不要让缁衣、黄冠之流扰乱礼法。总共写了十多句话，三天后便闭眼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娶陈氏，陈氏先于他三年去世。儿子二人：起东、起南。女儿二人：长女嫁承务郎、庆元路治中张与绍，次女嫁倪清孙。孙子五人：铿、钺、镇、锜、镛。孙女六人：长孙女嫁倪诗，次女嫁陈圣广，次女许配吴相孙，其余尚幼。诸位孤儿因此延迟安葬。大德六年十一月某日，才得以安葬在乡里的流光亭。陈夫人附葬。铭文说：鹤因瘦弱而能长存，龟却不适合奔走。我要与你一同奔赴并埋藏在这里，如今又何必再说什么？光明显现者得到安息，潜藏者有所收获；墓穴既坚固又安静，只有这幽深的宅邸。吴君墓志铭。

译君名荣，字景荣，姓吴，是饶州德兴建节人。建节的吴氏在唐朝末年为躲避黄巢军队，从歙县迁来，居住在美楼，号称“楼下吴家”。楼下周围数里之内，至今还有祠堂，所称吴尚书就是他们的远祖。曾祖名俊章，祖父名次祐，父亲名应辰，追赠承务郎。承务公性情冲淡宁静，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安行凭词赋考中甲戌进士科，调任信州贵溪县尉；次子就是君，年少时非常聪敏。母亲刘夫人尤其疼爱他，于是早早让他承担劳作事务，使母亲得到安逸，而让他的兄长专心于文学。吴家本来是儒学之家而且俭朴，自从君开始经营垦殖，家产日益增加，纲纪日益整饬，奉养日益完备，到了晚年，终于成为高门大户，簪缨车马往来，安乐和畅；诗书、酒食、谈笑都准备齐全，使人悠然忘却生死的遗憾和家族兴废的忧戚，真是有才能啊！楼下的居舍都毁坏了，重新修筑。栢水，是承务公亲生之家徐氏祖坟所在的地方。此时君年事已高，经营日益疲惫，四面八方来请求他裁断、求他施舍的人络绎不绝。然而他平居最急于行义，长姊难嫁，便倾尽自己的嫁妆资助；外甥女无所依靠，便像抚养自己的女儿一样养育。其他救恤孤儿、抚养弱者的事情，只要听说，没有不去做的。他曾亲自写了一篇文字，叙述大意给子孙看，说：“房屋不必华丽，能够遮蔽风雨就够了；田园不必很多，能够供完春祭、夏祭、秋祭、冬祭就够了；宾客不可疏远，关键在于选择交往的人；声名不可贪求，关键在于立身；施舍不可吝惜，关键在于量力而行。”这就是从他的施行和积蓄中可以看见的情况。享年七十六岁，于大德壬寅年秋九月二十五日在正寝去世。去世之日，人们都悲哀惋惜。娶康山许氏，生三子：长子大本，次子端本早亡，次子建中，作为承务公本生家之后。女一人，嫁同邑苏涛。孙子三人：长孙德馨，次孙德昌，次孙德宏。孙女三人：长孙女嫁同邑张诏，其余尚幼。当初，贵溪县尉任期届满而厌倦仕途，闲游期间因郡府檄令起用，掌领乡校，讲道授业没有一天空闲。君又扩建仁山书塾，丰厚礼币，改善膳食，招请延聘名师。江乡人称道世家大族，凡宾客游从中有文雅好礼之士，一定推举仁山居士。子弟居住其中，欣然渐渐懂得学问的根本。他既精通孔氏《尚书》，又教德馨《周易》，说：“我不能因为停止科举就荒废学业。”他曾诵读道书，一天夜里梦见神人问：“《南斗经》中为什么脱漏了两句话？”第二天便拿这件事询问亲友，取刻本校对，果然如此，那是丙子年。一次病危恍惚间，他看见修长的走廊和宽广的屋宇，有个穿羽衣的人拾起刀圭药物给他服下；醒来后牙齿和面颊之间仍隐约有丹砂气息，疾病也随之痊愈。唉！世俗议论如此狭隘，士大夫中天资高迈的人，人人都想着飞黄腾达、高飞远举，脱离尘世喧嚣，以机心巧诈为乐，难道将来会达到不可测量的地步吗？癸卯年冬十月某日，大本将把君安葬在乐平州公墓坞前，带着天台主簿程君所写的行状来求铭。铭文说：他的功业辛勤，他的宗族美盛，上天不厌弃他的丰厚；他的居处深厚，他的根本敦实，人们不嫉恨他的疏远。惟有这座新坟，是孝友之人的藏身处；百千年以后，愿它坚固安宁。杨氏考妣墓志铭。信州弋阳人杨应桂已经把父亲府君安葬在永年乡蒲隖，不久又把母亲夫人张氏安葬在密石。到这时，阴阳家都说这样不吉，于是追用临终遗命，重新在两座坟茔之间选择墓地，得到吉兆，将要合葬，便来信请我撰铭。当初我还不到三十岁，客居金陵；君在当涂任职，有能干的声名，只比我大一岁。后来偶然奉部使者的檄令共同考试、补任太学弟子员，一见面便结为兄弟般的交情。那时两家各自奉养老亲，乘安车就职以奉养双亲，彼此意气相投，欢快亲密得非同寻常。三十年后再次相见，君在乡州询问往事，往日情景恍如梦寐；忧患、疾病、疲惫和憔悴也都使彼此成为老翁，于是又相互凭吊悲叹，我怎么能够推辞为他作铭呢？据行状考查，信州弋阳杨氏由建安迁来，出自祥符年间内翰文公府君杨镕，字子成。曾祖杨和，祖父杨崧，任将仕郎；父亲杨春，任迪功郎；母亲姓叶。府君幼年聪敏秀异，不同于常人；壮年时，以信乡先生王伯羽的学问品行为师，在诸生弟子中名列前茅。等到两个儿子能够读书，便选择知名士人为老师，每天用一篇文章考核他们的学业。不久应桂考中乙科，人们都替府君高兴。府君说：“我对我儿子的期望不只是这样。” 饶州、信州是江东士大夫聚集的地方，景定、咸淳年间，汤尚书以年高德俊辞谢礼部职任，徐正言以忠直刚正而退隐，风采高耸，照临一时。应桂受到东方西方的熏陶，出门听到的是珩佩玉声般的教诲，入门看到的是盘杅之类的警戒，不用言语便成为良士。到了当涂，傲视同僚、老成师长，众人都惊惧叹服，认为一个少年怎么能这样，却不知道他是有所承受和学习的。襄师溃败后，当国者悬高爵诱使士人，士人像麻一样涌来。府君说：“这样还值得做吗？”应桂仅凭文林郎资序调任括苍元僚，便辞官归来，聚集宗族亲戚守卫赭亭山，乡民依靠他们而得以保全性命的很多。过了很久，蓝山书塾缺少有声望的长者，应桂不得已答应前往；府君在世，他不敢把这件事请示。府君天资高迈，事情不可违逆，但从不含怒蓄怨；治家有法，和睦宗族有爱，接待宾客有礼，救济邻里有义。礼部官被贬到富川时，交游害怕招祸，不敢登门，府君却独自携带路费远送到汇泽，对他说：“这正是陆敬舆在忠州注解《本草》的时候，希望您自爱。”礼部官回来后，先寄信表达谢意，言辞十分恳切。晚年把家政交给两个儿子，常常饮酒但不至于醉，以求适意；

译吟诗但不以诗伤人，以求遂意；他大概是一个乐天知命、忠厚笃实的君子。母夫人的行状说：张氏名妙静，祖父维两，曾充乡贡进士举；父亲孝友世。她是弋阳儒家之女，嫁给府君后崇尚勤俭。叶夫人性情严厉，很少宽假。礼部官为她撰写墓志，所说的就是她治家合乎礼法。夫人侍奉公婆、迎接左右，无论顺逆都能端正处置；慈爱而有节操，常常举出外家所听闻见到的事，督促两个儿子虚心好问。从老先生们那里回来，听到得到一句善言，便高兴得喜形于色。府君去世后，家迁到铅山何田，后来因气疾最终去世。何田府君享年六十六岁，生于嘉定癸未年七月十二日，卒于至元戊子年三月二十六日。夫人享年七十二岁，生于嘉定己卯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至元庚寅年十一月十八日。如今于大德癸卯年某月某日合葬。儿子二人：长子应桂，次子应得。女儿二人：长女嫁前进士赵嗣惠，次女嫁进士游味道。孙子三人：公审、志学、宏。孙公审早亡。孙女二人：长孙女嫁进士黄进德，次孙女尚幼。曾孙一人，名爱。孙辈铭文说：既然已经有建树的光彩，谁能使他的家族衰败呢？既然已经有成就的结局，谁能使他的身躯蒙受冷落呢？安宁而和穆，归葬于这块新选的墓地。凿开坚实之土，刻写吉祥之辞，永远封藏在幽暗的墓石之中。游县丞墓志铭。君名子贤，字俊伯，姓游。他的先世世代居住在建州长平，历经汉、魏、隋、唐，做官的世系从未断绝，详情都载在族祖文清公佀所撰的族谱中。建州发生战乱后迁到信州，如今是信州上饶人。大观年间，因八行被荐举，长子考中八行科，入朝为官，积累封赠至中大夫，这是君的七世祖。曾祖、祖父、父亲姓名均未载，都是隐居不仕的人。母亲姓张。君性情豪爽敏捷，读书看一遍就能背诵，十二三岁作诗赋便使人惊异。不久父亲去世，他艰苦自立，终于成就学业，教授乡里，奉养寡母，嫁出两个妹妹。虽然家中只有狭小的房屋，粮仓厨房屡屡空虚，但逢时节仍置办供品，陈设叙礼都曲合礼度。曾领乡贡进士举，到礼部参加考试时，成均同业者和受过他教导的人纷纷先行登第，唯独他坎坷不遇。辛未年，终于因多次应举的恩例授任容州文学，改任迪功郎，转任循职郎，调任赣州兴国主学。文丞相担任赣帅时，一见便认为他奇异，檄令他任赣县主簿。赣县县令依靠他办理县政。当地风俗喜好诉讼，有一桩墓地案件积年不能判决：一个狡猾的胥吏和一个喧闹的儒生涉案。君奉牒到墓地查问，查得实情，依据经义和法律传讯处置，备具文书上报府中裁决；听说此事的人相互告诫，不要触犯法令。主簿在赣州教习时，苦于淮盐路远，无法运到，帅府便委派君翻越山岭运输南盐。到达后，乡人徐经略留下他代理新兴县丞，掌管赋税。正当这时，兵事刚刚兴起，官府奔逃迁徙，百姓不得安宁；君辅佐新兴县令，仍像平时一样谨慎、慈爱、宽恕。公帑中的盈余不装入私囊，商税苛细的比率也减轻，按照宽缓的办法办理。县中有谭氏林亭，是登临的佳处；休息时便与寄居的官员、侨居士人一起在那里观览风俗、访察政事，广泛调解乡民的争斗，使他们相互迎送，免除藏匿逃避。君像慈父一样，君自己也以年老为由辞官，不再出仕。后来在海边买田置宅，嫁女娶媳，仿佛将要作为新兴县民终老在那里。当初君由赣州进入广东时，安排长子应梅留守，次子斯道随行。等到辞去新兴县官职，斯道任崖山巡检，先于君去世。过了一年，君也去世。嫁到新兴县的女儿及其女婿也相继去世。至元十七年，应梅才从上饶跋涉数千里，冒险渡水，四处寻找打听，终于在新兴县泷水里的防头村找到君的灵柩。于是掘土撤去茅盖，奉着遗骨回乡，安葬在上饶某山的原野，并把巡检的衣冠附葬在墓域中。人们曾经怀疑科举出身的人没有实际才能，似乎官场取舍带有鬼神戏弄的意味。君从衡门茅屋中起身，凭借文章取得一个县佐吏的职位，不曾通达显贵，但他的成就明明白白，卓然超出人们意料。上饶人能够讲述他在平民时期的事迹。淳祐年间，徐侯主持礼制和经界事务；景定初年，黄侯蜕招募义勇，这些都由君筹划建议。面对大事，他慷慨有马周、张齐贤的风范。晚年流离失所，仓促之间自身被拘、家人离散，最终客死异乡。祸福究竟怎样呢？是事情恰好如此，还是鬼神也不能完全知道其中的实情呢？他听到义理便实行，知道艰难便退让；孤独衰老、穷困窘迫，仅仅免于兵乱。上天又留给他贤能的子嗣，使他的游魂寄托的遗骨能够归葬安妥的墓地和祖庙。这样看来，君对于这些事情，当然可以没有遗憾了。世人不必都知道君。君曾在居所南面的廊屋种梅，称颂他的人便以“梅谷”称之。享年七十五岁，生于嘉泰甲子年十月，卒于至元戊寅年正月，于大德某年某月某日安葬。配赵氏，继娶王氏。儿子二人：应梅，另一人请乡贡进士斯道。女儿二人：长女的女婿是将仕郎、济南人辛衢，次女的女婿是已故迪功郎、新兴县尉、昭平人周可翁。孙子二人：长孙肖龙，次孙肖鹑，作为巡检之后。曾孙女一人。铭文说：活着是辛劳的儒者，死后成为羁旅的客魂；腥风瘴雾之中，魂魄怎能不薄于乡里的丘墓？幸而可以安享后代的祭祀和省墓，延续遗留的恩泽，绵延百千年，镇守这座宅墓。故玉林项君墓志铭。君名天觉，字希圣，姓项，是徽州婺源人。项氏以国为姓之后，叶氏子孙散居荆州、扬州之间，扬州的项氏最为兴盛。婺源居处有座山叫防崌，山势陡峭险峻而奇秀，族人聚居在山下，背山建屋，已经延续近百年。到宋绍兴年间，乡先生利用才开始以文学显名，有司三次上报他的姓名，虽未被礼部录用，但他的外甥月湖许公锡因接受他的学问，后来成为名卿。淳熙年间，安世父子又在荆地发扬声名，族人相望，隐然成为东南华贵之家。君的曾祖童任尚书省官，娶月湖为妹婿。祖父维寅任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跟随外家学习，以诗歌著名。父亲一防，多次考试补入太学，不幸早逝；干办公也相继去世。雀防的诉讼使家庭震动时，君才七岁，两个弟弟尚在襁褓之中；母亲戴夫人跋涉携带他们，到郡县、台院、部使司申诉求直，仍未能解决。君十四岁时，一天诵读《鲁论》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忽然起身感叹说：“我父亲为什么死了？我的祖父又为什么去世、使我家遭受祸患？难道不是天意吗？”于是割让田地以求和解，不要败坏我家奉养父母、诵书习弦的事业。戴夫人又喜又哭，听从了他。

译从此他亲自率领两个弟弟，接受老师教诲、承继学业，每天记诵一千多字，拿起笔作文，俊秀的气概光彩焕发，从不肯停歇。没过多久，母夫人因病不能料理家政，君独自主持门户，同时把弟弟送入书塾。当时徽州婺源与饶州乐平、德兴犬牙交错，号称有许多通晓经书的读书人，如吴君遇龙、许君月卿、沈君贵珤、李君睦、齐君兴龙、梦龙等人，都在科场中享有很高声价，也都喜欢与君交游。每逢进士三舍榜公布，金铃旗帜，雷鸣电驰，华车苍盖，像鸟群集、蚁群附，项氏书塾一定在众人指点议论之中。于是君的兄长文荐考中甲戌高第，弟弟和儿子也陆续按次充任贡生。正当扩建玉林精舍、增聘老师、招交朋友、聚集书籍讲学时，魁儒名士从四面八方如流水般赶来。玉林西面有别墅，池台修整洁净，花木秀美繁茂；时节闲暇，便采芳草、钓鲜鱼，在那里饮酒吟咏。一时间的规模和风致，使人娓娓而谈，仿佛想把它描绘成画。君年轻时经历艰险，长大后经历离散，精通人情世故；到了头发花白仍健康富裕，像是造物主怜悯他的愿望而让他享受生活。然而他性情不吝啬、不滞塞，见到合乎义理的事就去做，遇到急事便能张弛有度；无论尊卑老幼、贵贱高下，无论事情大小，很多人只要听到他一句话，便能解除仇怨、消释遗憾。戊戌年，他以七十岁为自己庆寿，膝下斑斓、起舞祝寿的有近三十人，族中同辈、姻亲和朋友有上千位客人。君饮酒谈笑，应酬接待，连续数日数夜都不疲倦。后来半夜里，他端着酒杯说：“我辛苦创业，偶然没有败坏祖业；田园虽然微薄，也足够供你们耕种织作，我即使死了也不算没有长寿，绝没有遗憾。”于是拿出亲手抄写的处理家事条目，给子孙看。又回头看着次子之祥、作为徐氏后嗣的人，说：“明年今天还能再见到我的儿子吗？心中期望的事情没有什么达不到，只怕上天不肯把寿命给我罢了。”第二年到了日期，他又举行寿宴，身体无恙。不到一个月，疾病发作，几个儿子拜请医生、求取药物，君说：“上天不肯把寿命给我，医药有什么用？”嘱咐治丧不要采用佛教、道教的仪式，说完便去世了。这是大德己亥年十一月某日。君生于己丑年十月某日，享年七十一岁。起初娶同郡张氏，张氏是检校公的孙女，生子渊、然之祥。起元德元年，续娶康山许氏，生福翁。吴氏生采孙，作为宗人斗南的后嗣。后来有女一人，女婿是番阳教谕徐岱。孙子十人：孙良、孙兰、孙平、孙咸、临德、善性、善友、善文、孙拟、孙兰、孙为之祥。后来有孙女二人。君曾经亲自为自己在乡里的五葩坞选择墓地，因此安葬推迟。到这时将于甲辰年十月某日奉灵柩下葬。前来的乡贡张君带着行状来请我撰铭。铭文说：“谦逊却坚强，简约却安康。我看他的为人，如玉如雪，如春日阳光；言语行为与志向都得到酬报。归葬于这座山丘，呜呼，直到永远，不受震动，不遭毁谤。” 故礼部进士徐君墓志铭。以明经设置科举取士，延续将近两千年；这种制度重在熟记经文、精通传注，使人尊崇根本、勤奋治学，并不只是徒然追求浮华文辞。王荆文公推行新的经义制度，才开始命令举子写仿对策，依照题目作文，多的竟达到泛滥的数百上千言。唉！以明经取士，发下题目并限定时刻，仓促之间写出数百上千言，同时要求上不违背先王的教诲和老师宿儒相传的学说，下不失去有司规定的格式，这难道不是非常劳苦而且艰难吗？我来到江东，听说饶州士人徐志禹还未到弱冠，就凭《尚书》应乡贡进士考试；入院考试那天还未到中午，蜡烛已经燃尽，篇幅写满成文后，还舒展思路，另取纸张，纵笔滔滔写成一篇。同院的考生仰头观看，交口惊异。等到公布名次，君与兄长尧龙联袂名列前面，第二篇文章的作者也位居两榜之首。当时饶州以《尚书》应试的士人超过万人，充任贡生的才十五人。君正值年少，施展高才，毫不费力地取得奇异的成绩，像这样的人，世人所称的贾谊、陆士衡，又有什么值得过分羡慕的呢？后来他的侄子之祥拿着君将要安葬的行状来请求我撰铭。考查得知，志禹名子邓，字志禹，姓徐，是饶州德兴人。徐氏世系出自伯翳，传至偃王；偃王以仁慈之心把国让给百姓，人们在龙邱为他建立祠庙，依祠而居的人家世代不乏显贵人物。唐朝末年，有成某为躲避战乱迁到黄顿；他的儿子盘到饶州游学，因而在那里定居，这就是君的七世祖。曾祖名允武，祖父名次，任迪功郎、循州长乐县尉；父亲公著，任迪功郎，退休后建造东轩数十间，以琴书自娱，自号东轩翁。君年少时聪颖，以《尚书》为学，拜乡中前辈舒成大、余木为师，与宗族中人节甫为友。乡里的书塾鳞次栉比，书灯闪烁，君在其中最为杰出。乡试中举是在乙卯年，人们都说第二年参加南宫试，凭锐气可以轻易取得；但他没有考中，反而更加刻苦自励，说：“上天将要暂缓我，使我的成就更大吗？”此前东轩翁因为好客闻名，乡里的客人中有器识、能文章的，往往聘请来家，结交唯恐落后。君继承他的志向，礼遇更加优厚，如程君显甲、洪君以中，是平生交往最深的人。至于吴君安行、曹君应龙、张君应霖、方君清之等人，有的因姻亲、有的因旧交，朝夕熏陶切磋，久而更加亲密。晚年学业有成，品行受人尊敬，世俗念头逐渐疏落；旧相、集贤马公退休在家，也时常来访，探问道德遗言，考察古今事迹。那时的他洒脱超然，已经不再是少年参加科场时的徐志禹了。他居所西边原有一座名为化龙的作文书斋，到这时增修整葺，改名为雨轩。他曾对弟子们说：“孔孟之道像星辰太阳一样明亮，学习它可以修养身心、完善性情，可以使时代安宁、救助万物。秦汉以来，异说纷纷兴起，应当谨慎选择所学习的东西，不要被虚诞浅陋之人的喧诱所影响，或许这样才可以对世间有所益处。”听到这番话的人，知道君不是只为科举的士人，也领悟到“雨轩”之名将会带来润泽。他侍奉父母孝顺，抚养弟弟友爱，处置宗族姻亲和睦；虽然没有显赫富裕，但上天赐给他许多儿子，有田地可以养活他们，有经书可以传给后世，也不能说没有遇合。生于戊戌年六月某日，卒于大德庚子年六月某日，享年六十三岁。娶张公廷评公的孙女，生五个儿子：中积、中敏、中允、中高、中；一女，嫁同邑张泾孙。另有女二人，墓在乡里的塘源，因故延迟安葬，于甲辰年九月某日下葬。铭文说：即使像犀角一样横立、像兽角一样峻峭，云气聚集却不能施泽；我刻写墓志，收葬于这里，使其归于荒漠，这才叫真正的宅第。游乡贡墓志铭。

译我到信州的第二年，上饶游叔大已经翻越山岭归来，料理他先人的新兴府君灵柩和安葬之事，并请我撰铭。我已经哀悼而为之作铭。过了两年，叔大去世，他的儿子又急忙请我撰铭。唉！以我浅薄的才德，难道真能在游氏父子之间取得这样的信任吗？考查游氏族谱，远自汉、魏、隋、唐以来，显贵者不乏其人。五代时为躲避建州战乱而迁到信州。大观年间，八世祖因儿子应八行科而入朝做官，积官至中大夫，详情已经载在新兴府君的墓志中。江南各族以进士为贵，按制度每州通常取四百人，取其中一人，称为乡贡。信州多以词赋应试，以词赋充任贡生尤其困难。新兴府君出身清白之家，凭才俊能力，同业者都推让他先登。叔大刚过弱冠，随众人领取试牒，便又考取乡贡。旗铃来到门前，冠盖连接道路，州里乡人都以为荣耀。然而叔大资质端重，不热衷于眼前卑近的小利，早早便跟随徐岩，和学习陆氏之学的人交游。当时汤文昌、黄台州都以显官掌领祠禄。他冬夏苦学，颇能掌握学问条理，于是归来在翁山南面筑室，自号翁山翁。癸酉年，他以乡试第一再次成为乡贡，将赴礼部考试，却遭遇生父去世，只好不去，科举也就停止了。起初科举士人厌恶词赋雕琢，认为没有益处，所以考试第一天加试论一道，第二天又加试策问三道，用来观察真正的才能；应试者很难兼擅这些。叔大从孩童时提笔作文就峥嵘惊人，到了成年，诸位名家都不惜送上礼币聘请他，把他当作宾客和老师。他楷正而且很善于教导诱发，求学的人一来便传授方法，使接受教诲者没有困难。晚年经历忧患，家境日益衰落，靠稀粥度日，因而依赖教学勉强维持生活。曾有人推荐他任婺源教官，他推辞不去，只担任郡博士。有一次出任，正赶上兵乱后的计划，殿宇廊庑和房舍都被焚毁，他借来财力使之焕然一新。新兴府君南下时，叔大留守，弟弟斯道随行，彼此隔绝十七年不能相通；于是他剖心刻骨，忘却饥渴、瘴气和水涝，跋涉数千里去寻找他们，却发现都已经死了。他发声哭泣，跳踊捶胸，如同父母去世一般，在泷水防头村得到两具棺木，背负遗骨归来。士大夫听到这件事，都作诗作文感叹哀伤。叔大待人诚恳正直，多有违逆而少有合意，但人们体谅他的真情，并不怨恨他。宗族姻亲和朋友遇到疑难，必定前来询问谋划。宴饮游览时谈论道理，酒酣之后熏染于史学，弹琴使心情愉悦，下棋使情致畅达，是一位胸襟恢宏、学识通达的儒士。他喜爱作诗，借邢居实的名号为自己的诗集命名，叫作《呻吟》。叔大名应梅，字叔大。曾祖名曰新，祖父名敏，父亲是新兴县丞，名讳缺载。子贤先娶余氏，后娶周氏。儿子二人：长子肖龙，资质俊秀，先于父亲一年去世；次子詹，任弟弟斯道之后的崖山巡检。后来有女儿二人，分别嫁余烈、周某，都从事儒业。孙子一人，名隆；弟弟有孙女一人。生于辛丑年四月十五日，卒于大德乙巳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四岁。临终没有交代家事，几个孤儿遵奉他的教诲，居丧不用俚俗礼仪。十一月某日安葬。谢郭铭文说：“活着对自身没有悔恨，死后对父母没有惭愧。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 《剡源文集》卷十五。钦定《四库全书》。

译《剡源文集》卷十六，元代戴表元撰写的墓志。吴孺人江氏墓志铭。大德丙午年冬末，我将要离开上饶，有个来自徽州婺源的儒生吴自，不远数百里前来请我撰铭；经询问，才知道是为安葬他的祖母孺人江氏。阅读她的行状，原来是她的女婿、浮梁县文学椽操君茂所撰。我按照礼法推辞，他不答应，于是根据所收到的行状为她撰写墓志。孺人名秀，字静贞，姓江，世代居住在徽州婺源虎溪。她的先祖中有名云的人，官至银青光禄大夫；传五代到参议公振，是孺人的曾祖。参议生三友，考中进士，是孺人的祖父。进士生一龙，是孺人的父亲。虎溪上游二十里有座冲峰山，山势高耸险峻、陡峭严厉，盘绕形成村落；山下有大族吴氏居住。江、吴两家世代通婚。起初，孺人的祖母汪氏把女儿嫁到吴家，认识帅厉公的儿子克珍，字贤翁。当他年幼时，汪氏对自己的内子齐氏说：“这个孩子相貌魁伟，少言语，稳重迟缓而不轻浮，将来一定享受成就和福气。我有一个孙女非常喜爱，给她选择别家已经很多了，一定要嫁给这个孩子。”媒人说是这样，占卜者也说吉祥，于是孺人嫁到吴家。孺人性情沉毅，听到合乎义理的事便依从。她刚到吴家时，婆母亲自馈食教诲她，次姑又教导说：“我家的妇女以柔顺为准则；柔顺所以能够持守刚强，柔顺所以能够处置逆境。你要谨慎记住这些话。”从此她在吴家，侍奉双亲、辅佐丈夫、接待宗族、驾驭奴仆，一概按照这一准则行事，直到白头。后来主持家政，吴家上下内外没有不喜悦的。只是教训儿媳时很严厉，不可违犯。每逢岁时节日和朔日，有人进献新衣，她说：“我穿着合体就够了，文绣不是我所喜爱的。”有人献上美味，她说：“杀伤太多而损害仁慈，赶紧吃掉以免变坏，不如吃蔬食安稳。”晚年家产越来越丰厚，她却不放在心上，遇到穷困匮乏的人，必定想着施舍借贷。乡里多有溪水涨溢，她便修造桥梁帮助人们渡涉。她尤其重视儒业，文士登门，她早晚亲自为他们准备饭菜，并加以优厚礼遇。坐在那里听到孙子们诵书声，便高兴得眉间生辉；有时亲自拿枣栗给他们，以表示劝勉和奖赏。她常叹息说：“我吴氏积善已经延续多代了，上天不违背人的愿望，一定会使我家有人凭诗书显达吧？”辛丑年九月十八日因病最终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儿子二人：应杨、应槱；女儿二人；孙子五人：璼、玮、环、防、斑；孙女四人；曾孙一人，名颐；曾孙女一人。因故延迟安葬，丙午年十月某日才安葬在乡里的善原。铭文说：“兰花幽静却散发芳香，美玉蕴藏却透出光彩。唉，贤明而柔顺的妇人，成为吴门的典范。后世有君子，尚且考察并铭记这篇文字。”},{ 单君范的墓志铭 我剡源有一位研习明经之学的人，姓单，名庚金，字君范。君范起初和我都凭借词赋在州县间游行，有人征召、举荐他的名声；后来一再在贡举中失意，便离去到别处游历。庚午年秋天，我在钱塘，承蒙太学荐送，两浙漕运使者也把君范的姓名上报。第二年春天，我考中进士，君范却因为守母丧，居庐服丧；到甲戌年，才来参加南省别试，却被黜落，于是回去隐居在剡源晦溪山中，前后三十年。他日夜取读古代圣贤经传中的遗言，加以洗练、磨治；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口中从不谈经营产业，脸上不露忧愁恼怒之色，饮水吃蔬菜；客人来了便开门，以清雅的言谈亲切接待，忘记疲倦。他大概真是以德义来供养自己的人。我解职弃官，带着老幼，晚年才迁来依靠君范，和他同乡而居；每次见到他，没有一次不在内心惭愧。君范去世，将要安葬时，他的孤儿把父亲所著的书和行状装在函中送来，请我写墓铭。考察单氏族谱，先从婺州迁到明州奉化，共分三支：居住湖山的一支称防稽理曹掾德旗，居住下郝的一支称乡贡进士渊，晦溪这一支就是君范。曾祖光喆，祖父大年，父亲钦，字崇道，世代都是醇厚的儒者。君范懂得读书之道，崇道公停下衣食方面的用度来供养他的老师；母亲龚氏尤其贤惠，君范外出游学所需的费用，便取下自己的簪珥首饰供给，从不吝惜。他的书稿已经脱稿，有《春秋三传集说分纪》五十卷，采用吕氏、程氏所编纂的材料，把自《左氏》《公羊传》《谷梁传》以来诸家的异同汇集裁定于一书，使后学有所依据。又解释《春秋正经》，题为《春秋传说集略》，共十二卷。又研读《论语》，取舍诸儒的说法，题为《增集论语说约》，有若干卷。杂著有五言、七言诗和拟古乐府，题为《晦溪处士余力稿》，又有若干卷。唉，君范只是没有把利禄放在心上，所以能够完善自己的道业，保全自身。假如让他得到一个士人的官阶，使他忙碌奔波在尘土之中，最终又能成就什么呢？假如让他置办产业而积得千金财产，哪里比得上传给子孙清白俭素的家风更安稳呢？君范性情谦逊旷达，不像别人那样能够权衡利害、趋避取舍，常常在大山深谷之间；莫非是故家遗俗、风声气泽陶冶积累而成这样的吗？他生于己亥年十一月十九日，卒于大德九年乙巳十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七岁。娶鄞县西山吴氏为妻，生二子：涵、池；孙女二人：素心、如心。于十一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在嵊县忠节乡葛竹山的山原上。墓地的范围是他亲自选择、规划的，大概连地理家也已达到精深境界了。铭文说：‘大山高峻连绵，长流滚滚不息，这就是晦溪明经处士的坟墓。百世以后，难道没有明智之人吗？不要践踏它的石碑，不要砍伐它的楸树。’ 赵君理墓志铭

译君名与葺，字君理，姓赵，是明州奉化人。赵氏的先祖都出自汴地，逃避靖康之乱，才开始南迁，而君是燕懿王德昭的第十世孙。曾祖伯瓙，宋代通奉大夫，曾祖母王氏，封硕人。祖父师简，朝奉大夫，任澧州知州。兄弟共五人，都考中进士科，显贵荣耀，乡里人称他们的居所为‘五桂堂’。祖母陈氏，封宜人。父亲希耘，从事郎，任嵊县县丞；母亲史氏，封孺人。君生来贫寒，长大后又遭兵乱。他靠耕作和笔砚所得来维持家用、奉养双亲。十三四岁时我认识他，只见他清瘦秀美，不像贵家子弟。得到钱便购置书籍，广泛搜求奇异之书，博采精取。每次见面，他总有问题来请教，考察幽深宏奥的精妙之处，仿佛有鬼神传授给他。有一天我去他的讲舍访问，没有遇到他，却在郊外路上碰见，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听说二十里外的社庙有一块古碑，我去找它。’果然找到了它，用来证明某处错误，于是高兴得不能自禁。他曾给我看一篇文章，我开玩笑说其中只有一点《史记》《汉书》的气韵。第二天他又拿来给我看，笑着说：‘和《史记》《汉书》的气韵相比怎么样？’他的苦心钻研和聪慧领悟，不是寻常才子所能及。他又善于经营产业，祖坟在州城东面的白水村。他买山地和陆地，开田筑堰引水，安排童仆劳作：某处种稻豆，某处种枣栗，高低方位安排得都合乎规矩尺度。然而平时书卷从不离手，起初从未见他喜欢做农圃之事。三十岁又一次出游吴地，当时同僚和才士都争相仰慕并希望同他交游；他因病回去，最终死在白水村。他没有娶妻，也没有子嗣，便让哥哥的幼子穿着丧服主持丧事，于是葬在祖墓旁边。他的弟弟与声来求我写墓铭。唉，我实在承受过乡居时他对我的厚待，怎么忍心为他写铭？又怎么忍心不为他写铭？他所作的杂诗文已经散失，只剩下若干卷。有关于氏族的《姓源》，有关于州里的《鄞城志》，有关于字书的《汗简》，有关于谥法的《谥谱》，有关于古今人物的《圣贤群辅录》。生于甲子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于大德丁酉年七月十三日，享年三十四岁。铭文说：‘生命的奇异天赋，为何不能增加他的羸弱？成就的疾病，为何不能使他的闲逸舒展？郭门以东有一片桂树丛，丛中有山麓，坟墓高高相连如城，祖孙异穴，便从此相伴。’ 陈府君功父墓志铭 明州奉化的陈氏，有一支从福建迁来，在海阴开创宗族。海阴后来改名为忠义乡，陈氏凭文章和科举成为乡里的大族。我二十岁左右客居钱塘、姑苏时，就已经同他们交游。一门族人，东边执笔，西边燃烛，左边佩着觿，右边佩着璲，意气轩昂地来往，姿态柔美地休息。功父君在兄弟之间，独独诙谐洒脱，好像不屑于迎合当时的风尚，我对此非常惊异。功父君名晟伯，字功父，另一字止善。曾祖名聪谋，未曾做官。祖父名师稷，擅长词赋，曾参加进士考试却未中；后来改试武举，成绩卓绝，仍未中，于是回乡向乡先生杨文元、舒文靖、沈端宪求道。乡里推尊他为仪范，享年八十三岁；因儿子显贵而授宣义郎致仕，追赠朝散郎。父亲名育孙，深沉厚重，绣衣公就是他的长兄。他一出仕，就很快被当权者赏识，奉命骑马奔走，忙得没有时间顾及私事，便把留在家中的事务全部交托给他。他扩建大屋数百间，供养同堂族人几百口，使朝散公生活娱乐都没有缺憾。常说：‘做官的人养其志，居家的人养其身，所尽的孝道是一样的。’他拿出自己的余财，在族人中倡导义举，直到现在每逢岁时节序，族人仍摆酒设祭，遵守他的遗意。晚年因恩典补授迪功郎致仕。功父君幼年学习孙武的兵书，有祖父的风范，轻视财物而喜好行义。按照父亲的道路，丙寅年因有资格而登记候选，调任隆兴军司；转任承信郎后，被殿前都统司右司梅公应发征召，任干办公事。梅公一见便认为奇异，准备荐举并任用他。【原文此处有缺】制词中有‘借径发硎’的奖誉。到甲戌年，国家事务繁多而急需人才，越级转任武节郎将，但还没有正式授职，府署就撤罢了。他在所居山的左边筑了一所房子，题名‘东野耕舍’。每天寻访异人元客，同他讲论存形炼气之说，也用这种方法治疗人的疾病，时常有效，即使费用很重也不计较。不久仰慕龙虎山的清妙，步行前往拜谒，后来接受山中师号而归。早晨吃蔬菜，晚上吃肉干，中午饮酒三杯，不喝醉。他说：‘我的饭采用清献的方法，酒采用康节的方法。’迪功郎过去刊刻解氏《义居图》来教诫子侄，君父继承他的做法，前来求施舍的人纷纷而来。他天性极为孝顺，母亲生病时不解衣带，扶持照料了几个月。父亲病重时更加如此，父亲去世后亲自背土合葬。丧事办完后更加厌恶尘世污浊，已有远去不返的心意。大德九年乙巳八月十日终于去世。生于乙亥年九月三十日，享年六十七岁。夫人赵氏，名与康，是燕王府诸孙的后代，先于君去世。二十六年间，生五个儿子：绍宪、绍恕、绍俞、绍弇；绍俞又承继二弟为后。女儿一人，嫁给汪恢。孙子二人：宜、宣于。这座墓是君亲自选择的寿藏，在耕舍以西巳山的山原上。绍宪等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君安葬在墓穴中，并附葬赵夫人；于是通过世交来请我写铭。铭文说：‘说独处便独处，说群居便群居，从不离开自己的本性；说左便在左，说右便在右，从不失去真正的自我。林木苍翠，风过山谷声如玉鸣，轻盈飘动，归来吧，归到这座墓道。’ 伯母袁氏夫人迁葬志铭 唉！我的伯母袁氏三八夫人的族谱，记载她从奉化城西的管山迁居鄞城南；年代久远，无法详细考察其始祖，只知道外曾祖父名珏，外祖父名伯显，都没有做官。夫人嫁给我的伯父拙道居士府君时，家里正贫困，家政由祖母郑夫人主持，操持家务严厉急切；居士府君只是胸襟豁达、喜欢饮酒，哪怕一寸丝、一勺米，也要在心中筹算、手上计量之后才拿来使用，但仍常常缺乏，又多次生育。最初生女名凤娘，嫁给同里的连山王之礼；长子表正，次子沂，次子庆孙，次子表元。沂的后代成为鲒埼谢氏的姑母，而表元的后代承继二伯父。伯母夫人非常慈善，见人贫困，忘记自己也缺乏，一定要周济对方才停止。她常被派往南山下龙潭村管理别业。村中老妇听说夫人来了，都欢喜地前来服役；有了需要，不等吩咐便照约办事，凭此产业稍稍振兴。然而劳累日久，最终忧郁成病回家，死在家中，时间是乙卯年九月七日。生于丙寅年八月十五日子时，享年五十岁。当时刚遭遇祖考府君的丧事，城郭房屋没有几间，大伯父的丧服在堂中，二伯父的丧服在门内；二伯父身负重丧而又贫困，便暂时将夫人安葬在张山下陈园旁边，等待日后得到合适的墓地再迁葬。

译表元出生时十二岁，过了十四年进入太学，又过两年考中进士，再过两年任职建康，又过两年从建康回来，几经迁徙，终于定居剡源榆林。家里起初极其贫困，哪里有余暇谈迁葬的事？又过七年，居士府君去世，葬在榆林中枝山，可以合葬附祔，却因有所妨碍不能迁葬。又过十七年，任职信州；再过五年从信州回来，这时表元已经六十三岁，扶着疲惫的身体前往陈园的停柩处，却见墓封被毁，树木被砍，耕犁侵入其中，麦子长得茂盛，连可以容身拜祭的地方都没有。他为此心神震动，暗自悲痛思念。先大父一生勤劳艰苦，活着时没有条件供养一天，死后又不能得到合乎寿数的安葬；所留下的几个孤儿同胞时常零丁夭折，没有一个活到五十岁，只有表元过继给旁宗，偶然幸存未死。荒坟寄托车中，沉埋荒废已有五十年；凭我这一代人的追念，尚且不能免于被荆棘蔓草弃置。事情如果任其拖延久远，还有什么结果不会出现？况且我年近老迈，朝夕生死难料，而贫困的处境没有停止，不能再拿力量薄弱作为推辞。居所东北有一座山名绍，地方近而且我早已喜爱、蓄意购置；既已择定吉地，规划作为寿藏，又没有妨碍专葬，于是于大德十一年丁未十二月二十三日启开陈园的灵柩，奉迁向西，二十九日改葬。绍山墓地位于中垅，墓穴坐壬向丙，来龙趋迎密集厚重，四周环抱，山色秀美而幽密。远望居士府君中枝山的山麓，像衣冠襟带，又像屏风几案。古人说儿子不敢为父母作铭，是怕因爱而夸饰过分；表元却请我为伯母夫人作铭，用来抒发幽深的怀思，也希望能够流传长久。铭文说：‘生前是辛劳的母亲，我却来不及承受她一天的养育；死后是慈爱的父亲，却不能与他同穴安葬。选择吉日良辰，筑成这座新坟。凡是我们剡源的子孙，都要谨慎地不要忘记。’ 故道录章公墓志铭 章居实法师在钱塘西太乙宫时，我以授徒为业，空闲时常同他交往；见他戴黄冠、穿羽衣，却沉醉于章逢之趣，深深认为他贤能。分别数年后，到了大德乙巳年，他的弟子带着行状赶到江东，对我说居实已于去年十月十日在西太乙宫解化了。某月某日将葬于洞霄山中，特来请我作铭。我知道该以什么话来铭记法师呢？据行状，法师名讳某，字居实，姓章，是台州黄岩人。章氏世代多有显达之人，到了法师的曾祖某、祖某、父某，都隐德不仕。法师天资敏悟，童年进入乡校，便有奇异的声名。戊辰年，陪父亲来到杭州，身处繁华场所，却在一室中读书，端庄凝重得像个愚人。己巳年春天，竹宫讲译经书，他前往游观。仪态举止修长雅正，应答明快爽朗，众人都注目于他。当时大涤山诸位老者都在，便带他入山。一山郎公专心培育教导他，他十八岁时成为道士，命四世孙李某为他的老师。至元戊寅年，升任西湖崇真观上座兼书记。辛巳年，充任元学修撰，负责西太乙宫的修缮。丙戌年，转任台州路道录；因为一山公把重任托付给他，便没有赴任。庚寅年，晋升元学提举，住持龙德通仙宫。元贞丙申年，提领佑圣观事务，他坚决推辞。后来担任凝神斋高士，兼任元洞观住持。大德改元，提领元妙观。戊戌年，充任西太乙宫提领、知宫，再次推辞。第二年正月，连续受到这一任命，推辞不得，才开始就职。十一月，授杭州路道录。辛丑年，升任提领、知宫，极力请求仍任原职。壬寅年，接受玺书，任护持。法师内在整饬风范，外在接纳光尘，所到之处便治理，所施行的事便使人喜悦。起初，西太乙宫失去庐舍，道侣们奔波无所依托，寄居湖边，地方狭窄而孤寒，显出难以忍受的样子。一山公和他的后继者逸峰杨公相继竭力修补，渐渐有了头绪。法师继承其后，一定要改建，以完成先志。他察看各处适宜之地，杭州城内外远近没有不走遍的地方，才在杨氏废弃的园圃中得到一处；地势面向开阔平原和山麓，认为占卜得吉，龟卜筮法也相互符合，建成后文书契约齐备。于是拿出节省下来的余资，聚集材料，役使工匠，亲自筹划督促，废寝忘食地修建。不到一年，库舍、斋堂、丈室便都建成；法师却因劳累致病，但仍不后悔。严冬酷暑之间，他蹒跚行走在木料丛集、架子交错的地方，说：‘寿命长短，是上天决定的。’ ‘西宫是我家世代经营的事业，不能不把它完成。’他性情通达豁朗，同人交往没有城府。在元妙观时，元妙观的人都为他的离去而惋惜。在杭州任道录期间，负责丽罚的人自己认为并不冤屈；将要迎接他所需的物品，都借贷筹办，好像是偿还自己的债务一样。公文中省察、勾追，代任期限尚未满他便退任，人们都赞美他的勇气。按照旧例，饯行要设置彩帐，法师认为沽名求誉没有好处，便不接受。侍奉一山公三十年，奔走于艰险之中而面无倦色。丁亥年入朝觐见，宣扬勤勉尤其周到。一山公成仙后，他和逸峰的后代奉行丧葬礼仪。在通仙宫修建层阁，开辟公帑，在两旁建翼庑，扩建外门；在元同观又大规模营建，一切焕然更新。钱塘的使客、中都的官员来往如麻，他从不因私情与他们相见。起初似乎无人能够求见他，时间久了人们更加敬重他，酬答应酬也逐渐少了。骚人儒士、韵士文人，弹琴下棋、饮酒吟咏，清幽潇洒的雅事便兴起了。世人说仙人不可学，认为求仙远离人道，所以茫然无从寻求。在我看来，古代著名的仙人，必定都是孝悌、清明、忠厚之人，然后才能成仙；这同人道相距其实很近。观察法师的为人，无论作为子孙、师长还是朋友，都一一没有遗憾。假如成仙之人不绝于世，除了法师一类的人，还能有谁配得上呢？法师将要解化时，命左右扶他坐起；故旧前来问疾，有人洒泪哭泣，他便睁眼看着那人说：‘死生就像寒暑、昼夜交替，有什么可忧戚的呢？’ 说完又躺下，随即解化。他曾把修真的居所命名为‘耕隐’，人们称他为‘耕隐翁’，号为‘明素真冲妙法师’。生于甲寅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去世时五十一岁。继承其道统的有吴贵德、胡仁方、水邱浩然等人。铭文说：‘以道作为藩篱，以气作为驾驭之具；身体虽然十分劳苦，内心却十分安乐。在天目山的南面，有云气缭绕的庭院和雾霭笼罩的楼台。法师啊，或许可以长生吧；悠悠然来来去去。’ 康济甫墓志铭

译番阳的康济甫去世后，已经暂时停柩，附葬在新兴乡查勾源祖坟旁边。如今将另择墓地正式安葬，他的孙子、吉州教授彦博奉族人和前乡贡进士南龙的行状来请我写墓铭，说：我们康氏世代出自卫侯封地，有邯郸太守康谊的文集。自卫侯以来直到宋初，传了几百世，编成《京兆谱》，陶谷学士为它作序。迁居汴地而值得称述的，有澄，任唐大理少卿；有保裔，任宋彰信节度使。这些见于吉州太守康观所编的《开封谱》。济甫出生在浙江，其先祖也从京兆迁来。有翼，任晋左将军、吴兴司马；传十世到义诚，任唐太子舍人、密州司马。密州司马的【缺】子子元，在以通晓《易》《老子》《庄子》任侍读之后，才迁任宗正卿；其事迹详见《密州墓志》和《唐书·儒学传》。子元的曾孙克遭逢巢寇之乱，避居黄墩，因而寄居浮梁曲溪，死后便葬在曲溪。他的儿子在祁门武溪置家，四世传到守荣，分居板石。板石距武溪约十里，又过四世到澹轩府君景杰，考中绍兴丁丑乙科，调任忠南教授、桂阳令，年未满七十便以奉议郎致仕，才开始居住番阳。这位景杰是济甫的高祖；曾祖胜千，祖父必和，父亲震之，都没有做官。济甫名燊，字济甫，天资沉静谨慎，敬重事奉父母，在家庭中没有过失，抚养弟妹有恩，对宗族姻亲合乎礼法，同邻里相处有道。他的从祖、茶陵主簿必厚，是礼部进士梦荐；济甫以乡先生身份向他求学，文章辞藻和博闻强记为同辈所推许。然而每逢参加科举考试总是不利，济甫从不露出沮丧的神色，时而沉浮于饮酒吟咏之间，以图画历史陶冶心志，精神充实，好像另有所得。他平生脚不踏入官府，后来遇到徭役，头戴高冠、身穿宽袖长带，和尘土相抗，终身家道破敝，却仍招请老师、喜好宾客，丝毫不废止。有司采录贤能之名，檄令他担任徽州紫阳正，他没有赴任。郡学请他担任耆儒，每逢吉日，他总勉强前去一次。他居所南边的橘树长成树林，乡里人称他为‘橘林先生’。生于乙未年三月二日，大德癸卯年染上风痹之疾，第二年三月一日便去世，享年七十八岁。第二年十一月某日附葬查勾源，两年后丁未年某月某日葬在某乡某坞。娶李氏为妻，生二子：朝瑞、朝贤；女一人，嫁进士胡安荣。孙子五人：彦博、彦才、防孙、月孙、图孙；孙女三人。曾孙四人：洙、泗、沂、泰。我没有来得及认识济甫，却因乡贡进士和教授的请求而赞美他的文章，知道他家世代多贤，并且教化能够施行于子孙，于是为他作铭说：‘橘树不迁移，繁茂而长成树林。后世若有听闻康叔之风而查考他谱牒的人，即使相隔百世，难道会独独没有感触吗？唉，这就是今天的事情。’ 故浏阳教授李君墓志铭 君名梦登，字仲实，姓李，是越州余姚人。余姚李氏的远祖是唐代宰相李绅，他任越州长官时迁入此地。到君的曾祖润，任迪功郎；祖父章，任承务郎；祖孙相承，都是有官阶的人。父亲硕，凭太学词赋成绩优异入选，考中壬戌年进士鼎科，官至从政郎、台州教授，早年去世。母亲黄氏，是安吉州归安县令申的女儿。从政郎最初娶黄氏，便在她家族中设馆授徒；归安县令见从政郎有所成就，十分高兴。后来不幸去世，君与兄长午发，年幼时便能严谨刻苦；在失去父亲的困境中，已经令人爱惜并期待他们，认为李氏家族不会衰亡，或许就应在他们身上。当时东南士大夫凭借声望和恩泽，以官学相互熏陶。李氏、黄氏又是余姚的高门，说起少年才俊，必定把这两个孤儿并列。可是他们常常小试有成绩，大试却失意，最终没有遇合。年岁迁移，科举停止，终于没有取得功名。至元丙子年，乡校焚毁，他率领乡人重修。此时提学赵公孟至听说他的才能，檄令他充任徽州月泉书院山长，他没有赴任。郡别驾温公廷玉巡行各县访求遗逸，发现并向浙东部使者推荐君。部使者核查复验属实，移文有司上报姓名。中书行署授他为明学正。明州与余姚相邻，明州的儒学前辈，如内翰深宁王公，还健在。听说君到来，都变了脸色相互庆贺。内翰就是从政郎任台州教授时的员外司马。君虚心事奉贤者，正直自身而辅佐长官，整肃礼仪、接待宾客、团结众人；有受蒙蔽而不通达的，他替其疏通；有违忤上意的，他调和处理；有危险的，他扶助救援。仪门、书阁、礼殿、讲堂和斋舍廊庑的各种事务，都有繁重的责任由他承担。钱粮和账目都有记录；官府同僚的愤怒争讼像决堤的河流，但学校赖有君而没有废弛。郡里于是把学校事务委托给君，让他主持代理。后来任期届满，他乘一叶小舟赋诗归来，种花植树，作为休闲的安排。所居室名叫‘云心’，西边另有一轩名叫‘带经’。客人来时，煮茶清谈，端杯高歌，像古代乐天知命的人。大德丁未年孟春接到任命，授浏阳州教授。五月二十六日因病死于正寝。生于甲辰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四岁。娶赵氏，早他二十年去世。儿子二人，长子文龙早逝，次子德麟。女儿五人，长女许配孙氏，其余尚年幼。孙子三人：昌、孙升、孙昺；孙女三人。我与君出生相差十个月，同年入太学，家世又同为同舍；近来我们在明州同郡相交友好，看到君谨慎稳重、周密畅达、轻财重义，我没有一次不产生向他学习的想法。君一生把门户和祖坟看得很重，幸而脱离平民户籍、承袭儒籍后，便告诫子孙不要轻率行事。慈水有一所寺院名金仙，与祖坟相望，他捐出三十斛田租来供奉香火。族人本来稀少，每逢岁时祭祀，必定尽情欢聚；有供给不足的，也加以赈济周全。唉，真贤德啊！德麟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君安葬在某山的山原上，于是来请我写铭。铭文说：‘从幼年到老年，从尘世劳苦到清白朴素，幸而保全自身归来，以面对父祖之灵。新坟英秀，龟卜顺从、筮卜吉祥，不要惊扰他，使他看着这篇铭章。’ 楼府君墓志铭

译士人闲居时，有能够凭家世积累自重，却不受荣誉、名声、权势和俸禄牵累的人。我从乡里听说，找到这样一个人，姓楼。君名师默，字也作夫。楼氏的籍贯在明州奉化忠义乡，始自第十一世祖银青光禄大夫茂郏。奉化的土地原属鄞县，鄞县沦没后改名奉化，而鄞又另立为县。银青公从吴地迁来，唐朝末年辅佐吴越王，任镇海节度使，往来驻屯于两县之间。诰词赞誉他‘公忠奉职，信义修身’。晚年喜爱奉化鄞阳乡的山水，便择地筑居。乡人感念他的恩德，死后在鄞县横溪享受庙食；直到今天乡名改为忠义，大概就是取自诰词。曾祖先哲，祖父纪，父亲奎，都没有来得及做官。君家世代以儒业为本，天性恭敬俭朴、慈爱孝顺，尤其乐于施舍。乡里有争斗诉讼的人，他便神色严肃地告诉他们谁曲谁直，往往使他们羞愧而停止。经营生计不耍心机，闲暇时以歌唱饮酒自娱。宾客朋友旧交登门，他从容宴饮款待，使每个人都得到欢心。年老头发衰白时，他洒脱得仿佛要脱离世俗机巧；遇到山林中超脱尘外的人，如戴笠踏雪而来的客人，志趣相投，神色相通。有一天，他命令家人说：‘我的死期到了，你们要努力。’ 当时是大德甲辰年五月三日，第二天便不起床了。生于丁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八岁。娶董氏，早于他二十三年去世；继室为陆氏。儿子二人：复翁、全翁；女儿二人。于是几个孤儿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君安葬在鄞县丰乐鹅东的山原上，前来求铭。铭文说：‘谁能使宗族延续百代而不使家业衰替呢？任意而行却不跌倒，道隐于内而不炫耀。悠长深远啊，又有什么可叹息的呢？’ 孝善胡先生墓志铭 元贞乙未年冬十月十七日，徽州婺源考水的胡公去世。听说他去世那天，从本州乡里、宗族、亲友，到远方的学士大夫，全都悲叹失声。门人弟子俞洪等一百十五人共同考订胡公一生的言论和德行，按照古代隐士君子私谥的惯例，尊称他为孝善先生。胡公的家世本出自江南李氏，金陵城被围困危急时，逃来此地，寄托改姓为胡，因而在这里入籍。他的儿子昌义，于是凭明经考中科举。传到第九世国子司业仲与时，与同郡的汪内翰藻齐名，是元符年间太学所称的‘江左二宝’。他的弟弟▯也著书，家中保存有《棣华集》。又过三代，迁到考水，居住在婺源郭东集贤里；有一人名允济，以学问品行被推选为乡校正，是胡公的祖父。第四世有通晓五经、尤其精通《易传》和史书编纂的人，号易简居士，名师防，是胡公的父亲。一门十多代，世代相传缃帙书籍，所以徽州其他胡氏虽然很多，唯独考水这一支被称为明经胡氏。胡公名斗元，字声远，幼年丧父，跟随朱文公的从孙小翁学习经书和义理。十四岁时，开始从小翁听闻居士所传的《易》学，专心探究阐述；每天研习一爻，七天便通晓六爻，循环反复，终身不止，也用这种方法教导弟子。当贡举制度实行时，徽州士人背着行囊、带着纸笔从山林出来，同四方英俊争相进取，往往在乡里和国中取得高第。每隔三年上报贡士名册，成均和有关官署却不足以了解胡公，他每次总是听到考试停止的消息，便直接回家闭门养志，自得其乐。然而仰慕他、跟随他游学的人远近如归，吸收精华、充实自己，人人离去后都成为优秀儒者。他曾说：‘乾卦专一地说善，坤卦兼容地说善；若不能像乾卦那样以善德成就天下，我是赶不上的；至于坤卦积累善德，我或许可以努力做到。’他尤其把未能奉养父母视为终身遗憾，每逢春秋朔望便拜祭父母的画像，眼泪鼻涕不能自止；祖坟墓地亲自拜扫，年老也不躲避劳苦。人们说年纪越大而思慕越深的人，在胡公身上看到了。唉！胡公确实可以称为孝善先生。己巳年六十岁时，他忽然对几个儿子说：‘我的筋力已经感觉衰退，游历人世，大概还可以过十年。只是我的本心常在考水，想起它便一顿饭也不能忘。等我死后，你们一定要把我葬在考水高仓。’到临终诀别时，他又嘱咐儿子们：‘我家明经胡氏的子孙，你们幸而要努力学习、积累善行，不要辱没我。’享年七十二岁。儿子们于丙申年秋九月十九日把他葬在高仓。太守涿鹿翟侯亲笔大书‘孝善先生胡公之墓’。娶鱼氏为妻，生三子：炳文、焕文、灿文；女儿一人。孙子四人：念、祖进、祖光、祖德；孙女四人。于是炳文带着前进士程君、龙江君、雷胡君以及次子焱所写的行状和议状，前来求铭。铭文说：‘燕处而独居，雷声潜伏。既安宁又肃穆，这就是孝善先生的安葬之地。’ 张允甫墓志铭 从前江南用太学来培养士人，人数多至几千。学习六经或词赋的人，虽然没有专门设置博士，却常常来往其中，得到通晓者的教导。然而学习词赋的人尤其多，人数常常不与六经相等。在这些人数众多的人中，学习词赋而精通的，从福建、浙江、湘地、岭南、蜀地的学生中，甲乙等第可以数出一二人。开庆己未年，混合考试补为弟子员，吴门张允甫也在其中。第二年春天，他从外舍考试中取得优等，升入内舍，成为太学词赋第一。于是声誉突然兴起。允甫又谦逊纯粹、端庄厚重，凡是同业之人无不愿同他交往，先生长者尤其敬重厚待他。从此十年间，他两次参加国子监考试，又在考试中取得平等，列名奏报，于是从内舍升任上舍事，成为诸生中的长贰和领袖。早晚将脱去布衣、获赐官职，可是太学却废止了。允甫安然处之，没有把得失放在心上，在里巷中谈笑度日，浮沉自如。又过二十年便去世了。当初我在允甫的同业者中年纪稍小，每次在堂庑之间远远看见他仪容整肃，私下便叹息仰慕，感到自己有所不及。后来我先暗中考中一科离去，癸酉年秋天奉命主持两浙进士考试，同僚陈文林方叔详细告诉我允甫的贤德品行，我尤其遗憾以前不能多次同他相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译等到我晚年从金陵回到鄞县，文林也从合淝赶往杭州，最终把妻子儿女托付给允甫之家。允甫用优厚的廪禄供养他；文林病死后，允甫替他筹办医药、殡葬和下葬，如同办理自己的丧事。文林本来就是过去在太学中与允甫同业、彼此最为敬重厚待的人之一。我更加仰慕允甫有气节情谊，真正能够这样不负生死缓急，想最终同他交游。然而他的儿子观带着行状来请求墓铭。允甫已经于至元癸巳年冬十二月四日去世了。唉，悲伤啊！据行状，允甫起初名公显，为避讳改名士元。曾祖彦琦，朝奉郎；祖父仲父孝德，迪功郎。家世是平江常熟横泾的望族。允甫晚年才迁居杭州，死后便葬在杭州城南高峰下的麦岭。横泾的家产起初只是中等，迪功君独子承家，性情坦率疏放，不设心机，不经营财产却很富裕。允甫遵循他的道路，更加豁达而乐于施舍。平时同人居家，一件衣服不轻易穿用，一顿饭不超过一餐；至于把财物转赠给师友、答谢乡里、赈济借贷、学校修缮，却欢喜施行。侍奉父母很孝顺，在内舍考试中列名奏报时，迪功君见到他高兴地说：‘我教子已经没有遗憾了！’不久父亲丧期服满，他便不急于求取功名，因为母亲陈氏年老，便请假回家奉养。后来他历经艰难险阻，扶持侍奉母亲行走在风雪之中，因而得了股膝筋脉受寒的疾病，天气阴晦时就发作，十分痛苦。后来杭州居所发生火灾，他把积蓄全部丢下，只急忙扶助母亲；行动起居都和母亲在一起，好像起初并没有受苦一样，人们认为这是至诚的孝行。没有多久，旧病再次发作，病势终于严重到将要断气。他独自强撑着力气，同母亲诀别，嘱咐入殓时一定要穿儒服。享年五十九岁，于甲午年某月某日下葬。儿子一人，就是观。铭文说：‘不替我出卖，也没有人能玷污我的美玉；不替我奔逐，也没有人能使我的车跌倒。我的丰厚，是因为我保存了它，我将发扬其余泽；我的清白，是因为我归于本真，我将恢复初心。唉呀！百年、千年以后，也不要惊扰我幽静贞洁的居所。’ 李思宣墓志铭 君名洙，字思宣，姓李，是饶州浮梁人。浮梁李氏世代在江南以明经和科举高第闻名。家中所称赠朝奉大夫、名诩的人，是君的曾祖父。太中大夫、任四蜀刺史，改任潭州刺史兼湖南安抚使，以宝谟阁学士致仕，特进、谥忠靖、名遇龙的人，是君的祖父。奉议郎、任信州刺史，曾入朝任大宗正丞，如今因年老退居家中的人，名雷初，是君的父亲。宗正公先娶某氏，后娶朱氏，封孺人；朱氏是敷文阁学士、天官卿、名貔孙的女儿，也是君的母亲。君出生四年时，因特进祖父遗表的恩典，授将仕郎。又过五年，因覃恩按资历拟升修职郎。又过六年才加冠。又过三年娶新安康氏为妻。又过两年生次子乐父。又过四年，到至元甲午年，经荐举，由江浙中书行署授为饶州学正。又过四年考核任期届满，赴吏部按资格应当注授州教授，眼看就要出仕，第二年却死在燕地旅舍中，时间是大德己亥年秋七月五日，年仅三十五岁。临死前托付朋友贵溪张君时举，一定要把他的遗骨送回浮梁安葬，一定要筑亭名为‘存亭’，并预先亲自写了《存亭记》。文中阐释孟子修身俟命、不改其志的道理，归结到张先生所说的‘生存顺遂、死后安宁’之义，共二百多字，条理贯通。他已经自我宽解，盼望病势稍稍好转，也可以安慰父母，让他们知道自己并非像那些轻生而白白送死的人一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忧愁。唉，令人悲伤啊！君从垂髫幼年起，眼睛便看惯了朱紫贵服，耳朵听惯了佩玉之声。稍长以后，又连续同两个贵族家庭联姻，交往、宴游、谈论的都是天下的大人物和长者，哪里会把急躁追逐名禄放在心上？只是怜悯父母年老，想代替他们支撑门户，形势使他不能自我闲逸，所以勉强远行。却没想到最终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真有所谓命运吗？死后的第二年春天二月，君的灵柩从燕城运来，衣冠士大夫无论相识与否，都曾为之流泪。又过两年，壬寅年冬某月某日，葬在浮梁某山之下，存亭就在墓旁。铭文说：‘生时不损伤自己的身体，死后也不湮没自己的声名。离去啊，如雷霆飞腾；归来啊，如暴风奔驰。这样的人，大概可以长存不朽了。’ 《剡源文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十七，元代戴表元撰写的墓表、墓碣

译宋氏墓表 东昌莘县宋氏有一人担任信州推官，他皱着眉对同僚剡源戴表元说：“我们宋氏的祖先，是郓人。郓州如今是东平府。我们宋氏居住的地方，在东平阳谷县十八都狮子堂。它的西北面叫石佛堂，祖先的墓地就在那里。金朝末年，兵乱焚烧，流离动荡，士大夫之家没有谁还能知道族谱和世系。然而宋氏可以考知的世系，要从我祖先曾任军千户说起。千户府君娶东昌莘县姬氏，生下我的父亲府君；后来又娶莘孙氏，于是定居莘县，成为莘县人。当初，千户府君兄弟五人，同时死了四人，只有号称五公的那一人还在。五公的儿子传下一子，继承了阳谷的家业。千户府君也去世了，葬在阳谷。他去世三个月后，我父亲才出生。姬夫人抱着遗腹孤儿居住在阳谷两年，担心战乱再起，便迁到莘县。姬氏的父母怜悯我家只有一个孩子，又认为无所托付，屡次想逼她改变志节改嫁。我祖母发誓死守贞节，十四年后终于因病去世，在莘县去世后归葬阳谷。我父亲府君在莘县长大，性情温和恭敬、诚实厚道，没有机心陷阱，莘县人至今还称道他的品行。他生于庚辰年四月八日，卒于戊午年四月二日，享年三十九岁。他去世那年，我母亲孙夫人年仅三十六岁，继承婆婆的教化，除去铅粉脂泽，穿着素衣白丧服，以严谨俭朴持家，终其一生如此。虽然邻里之间没有特别的缘故，彼此来往不多，但乡里姻亲家族在一年四时的庆贺和吊唁方面，从来没有缺失礼数。我依靠母亲的教诲，侥幸成人立业。至元十六年，我凭借任尚用监史的机会，遇到进献俘获珍宝之事，随监长忻都入朝觐见，获赐白金炉、盒等器物五十两。母亲见了高兴地说：“这是你家祖先留下的福庆，你凭什么能得到这些？应当更加自爱。”十七年，因劳绩调任，充任征东行中书省掾，不久改任江淮行中书省掾。二十五年，调任承事郎、镇江金坛县尹，任满后再次调任徽州祁门县尹。母亲都来得及享受我俸禄的奉养。凡是我任官处理事务，她早晚都极力警诫督促，准备得十分周到；对待下属慈爱宽厚。若有人犯错受到谴责驱逐，她必定严厉责备儿媳，让她们把人从内外追回来，不敢违犯教诲。她七十四岁时，卒于祁门。生于癸未年七月三日，卒于大德丙申年十一月十七日。临终告别时，她把几个儿子叫到面前说：“我从贫困艰难起步，活到今天，死也没有遗憾。只是你们祖父的墓在阳谷，你们父亲的遗体寄葬在莘城北面，恐怕将来散落远方，不能前往祭扫，这让我忧虑。你们难道不能实现我的话吗？”说完便闭上眼睛。回到祁门后，我这个不孝之子没能立即遵从母亲的话，暂且把母亲草草葬在扬州，等待日后归葬。如今信州府的任期将要再次届满，而我年纪增长，已日渐衰老，如果有变故来不及处理，我将凭什么到地下去见母亲？已经在莘城西三里的新张保择定吉日，准备在大德某年某月某日，将祖考千户府君、祖妣姬夫人的灵柩从阳谷迁来，并把葬在莘地扬州的父母合葬。宋氏家族之所以能够延续血脉、使断绝的宗祀得以继承，实在依靠两位祖妣；妇人的贞节和母亲的典范，使家族勉强延续祭祀，成为有声望的士大夫之家，我实在不忍遗弃并辜负先人的德行。按照士人的礼制，子孙追荣父母，可以在墓旁树立墓表、刻石立碑。器子应当写成这篇文字，以慰藉我的心愿。表元推辞不得，谨将内情如实记录，刻在美玉般的碑石上，揭示于墓地之上，使人知道世间行善无不有报。那些处于深闺穷巷之中，守寡孤弱，在幽暗艰苦处境里服劳守节的妇女，上天一定会怜悯她们的贞洁辛苦，以贤德子孙来荣显她们，使她们享有康强长寿的福报，以此彰明孝思、劝导敦厚风俗，并不只是为了褒扬粉饰而已。推官的父亲名衡，母亲孙氏，名妙贞。推官名彧，弟弟仲某早逝，最小的弟弟名彬。推官的儿子名万里，彬的儿子名万钧、万美。他们的仕途和学业，大概正方兴未艾吧。

译徐使君墓表 信州上饶徐公，官至员郎、二千石，去世后葬在本县石桥乡南徐大塘坞，已经三十七年，墓碑却还没有树立。后学之士认为，徐公的名声事迹载于史册，品行功业流传乡里，确实不必依靠墓碑才显著；但年代越久，也恐怕散失湮没，无法使后人永远瞻仰，于是共同来向剡源戴表元请托，希望记述一些事迹。考察徐氏的世系，远祖出自偃王，居住在信州的徐氏尤其多有显达之人。徐公名子卿，字奇仲，年少时聪颖过人，每天诵读数千字。族父忠公元杰常说：“这个孩子一定会使我们宗族显达。”嘉熙丁酉年，他便凭诗赋考中乡贡第一。戊戌年参加礼部考试，考中进士，众人都替徐公高兴。徐公说：“当时正是用这种方式选取士人，我不得不这样做罢了。”授迪功郎、隆昌南昌尉。县尉治所左边有南州高士的坟墓，荆棘荒草掩没了墓地，一天，他命人砍除草木，修筑思贤亭来表明心志。转运使何君处久与他一见如故，十分器重，发檄文让他代理郡中文学官。不久又发檄文让他分司抚州，小事允许专断处理。州里苦于和籴的斛面钱以及田宅税契钱成为百姓的祸害，他立即下令废除。又奉檄前往瑞阳，像在抚州一样考绩期满，却没有赴吏部候选。适逢赵信父在江上视察军队，想屈请徐公任职，而淮西总领所又征召他监管凤台酒库，于是他接受赵信父的聘请，同时兼任赵公幕府的赞佐。当时正值军务兴起、事务繁多，徐公年轻便参与筹划，出任时处理军政文书，才华在诸公之间格外显露。因赵公推荐，特地差遣他充任两浙转运使司准备差遣。荣王府侵夺民田，徐公判决归还百姓，荣王大怒，说话冒犯转运使林公，逼使徐公改判。徐公说：“我的官职可以削夺，笔下的判词却不能改。”京城供应物资的负担很重，岁入不足以支撑，他节约收支，写成一篇叙述漕运计划始末的文章，留给后来者参考。癸丑年春天，他因考核举荐合格而改任官职，授任临川，百姓高兴地看着他的脸色，询问说：“这是我们的分司公吗？”到任后便兴办学校，建立黄勉斋先生祠，清理户曹旧日积欠，核查土地界限和隐匿的户籍，县里因此大为治理。有一宗杀人案，尸体被弃置在城隍中，官吏逮捕王应亨的奴仆及主人等七人，严刑逼供使他们诬认。徐公向郡府申明，请求改由复审，最终查明杀人者是常平司都吏冯汝能。事情上报后，他升官一级。旧例是试院未揭姓名，允许健步者迅速报送录取消息，以求厚重赏赐。乙卯年秋，举止禁卒与马营争夺利益，导致郡守和主兵官闭门不能制止，几乎酿成变乱，徐公只乘一辆车前往劝谕，众人都听从命令。他扩建县衙，创建莲华漏，修建相业堂，都亲自撰写记文。包枢密听说他的政绩，对人说：“江西五十多个县，临川第一。” 丁巳年，授任尚书省检阅官，拟任右司文字。他刚开始入朝时感于恩遇，想要进言，动辄就上奏章。入朝请求建立太子储君，没有得到答复。戊午年，出任平江通判，改任嘉兴太守。那位同僚倚仗同党成为执政，十分傲慢固执。徐公极力规劝纠正，不能改变后，便以自己监管州务不称职为由自我弹劾。太守于是收敛行为，完全拒绝俸禄之外的无名额外规费。徐公建造一座杯水亭，闲暇时在亭中吟啸，十分怡然。授任太常寺丞，就地任嘉兴太守。诏命下达后，适逢母亲去世服丧，便离职。居家食禄，不给显贵写信，盘桓在东山之下，自号东山翁。以文章饮酒、耕作捕鱼自娱数年，后来因病去世。生于壬申年八月四日，卒于甲子年八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三岁。曾祖父功懋，曾祖母王氏；祖父思聪，祖母陈氏；父亲质，官至通直郎、两浙转运使司主管文字，母亲张氏，追赠安人。妻子华氏，是通直郎、建宁嘉禾县令之女。她性情端庄贤淑、俭朴谨慎，辅佐徐公做官，从不追求奢华。徐公壮年时想退隐，她赞成他的决定，认为尽到了义理。徐公从嘉兴回家后，她侍奉父母完全合乎礼数。徐公患病，她侍奉汤药竭尽劳苦；徐公去世，她手持诏令，竭尽哀痛。通直郎父亲还健在，华氏【缺字】通直郎也已年老，她迎接二位老人来家中，相互欢聚奉养，竭尽诚意。宗族、姻亲和乡党有急难贫困，她都尽力周济借贷，施惠无所不至。她身居富贵仍没有忘记养蚕种桑，常常夜里纺织，同时督促儿子诵读经书，教育他们无所不至。生于壬午年三月二十六日，卒于至正壬辰年十二月丁酉日，遵照遗命葬在郑坞，距离徐公墓八百举武，很近。儿子三人：长子忠甫，历任上饶、南城、建平三县尉，有能干的名声；次子迪吉，任登仕郎，出继给外家，先去世；次子志甫，因军功补官，快要换授州教授时去世。女儿道韫，嫁给池州教授管茂孙。孙子二人：拱辰，任徽州教授；次子宿老。孙女二人。曾孙男若干，曾孙女若干。徐公一生作文很有体裁，从考中举子时声名便震动考场；后来东西各地做官和求学，师友更加广泛。像袁广微兄弟、汤伯纪父子、徐景悦、蔡仲节诸公，都因刚正耿介、清静自守而与他交往。他在淮西任职一年，增加军饷十一万有余，上奏请求减免磨勘十一年；他以自陈功劳为耻，连同其他赏赐都不接受。吕节使文德举荐他任亲民官，他推辞不受。在两浙时，吴、谢二位宰相都很贤明，想争相招致他入门，他两次都推辞。任右司时，皇帝向辅臣顾问，称许信州有三位徐氏人才可以进用，所指就是徐公、忠愍公之子直谅和台州太守宗仁。丁大全贪图他的功劳，诱使徐公担任监察御史，还嘱咐他替林防政写弹劾奏文。徐公说：“台官难道可以做当权者的私人吗？”当天便请假出关离去。居乡服丧期满后，有人向朝廷举荐他，授给他江西一州的官职，他不接受。又授他归班之职，他仍不接受。翁祭酒、冯舍人都是与他同年中进士、在朝任职的人，多次传达贾平章的意思，说将把他安排到清要职位；但因为父亲年满八十，不能出仕效力，他辞谢直到父亲去世，最终只做到朝奉郎，获赐紫色鱼袋服。唉！科举制度的弊病已经很久了，弊病到了极点就可以废除。然而从隋唐直到近世，科举所得的名卿材士并不少。这些人一定都沉潜自守、崇尚气节，通晓政体要务，没有谁肯仓促成为卑劣衰弱、无所作为之人。只要风骨稍高，便会成为奇才俊杰。大概他们取得功名，不是靠钻营求取，而是凭知识才学；对他们的要求，不是役使驱迫，而是以礼相待，所以人人都能自持自重，充分发挥才能。我出生得晚，虽然没有赶上亲自侍奉徐公，但徐公的学术渊源和志趣取向，都是我亲眼见到、亲耳听闻并记得的。贤者未必一定以不做官为高尚，做官也未必就低下。天下人共同称为奸邪的人，不能因为嫉恨他就盲目相信。天下人有时称其为奸邪，有时称其为忠良，也不能因为疑虑便盲目相信。至于天下人共同称为忠良的人，虽然可以信任，也不应苟且趋附。像徐公在吴、谢、丁、贾之间卓然独立，所到之处屡经曲折而不改操守，独自正直站立，这种品格不是仅仅用科举士人的标准就能评说的。从前延陵义士死后，墓上有表彰题字；董仲舒贫困而葬，过路人还到墓前行礼。我怎敢冒昧仿效这两位贤人的先例，把碑文揭立在墓旁，使百世以后追想遗风、谈论往事的人，还有可以考察的依据，这不也是可以的吗？

译五山陈公墓表 唉！这就是信州上饶五山陈先生的墓。陈公的祖籍在玉山，后来逐渐迁到上饶沙溪旁边的五山，晚年居住在那里，求学的人因此尊称他为五山先生。当陈公年轻时，上饶有很多著名士大夫，徐祭酒父子、韩直院兄弟等贤者是领袖，叠山谢氏、城山林氏、蓝山张氏等人作为羽翼，声望风采影响东南。陈公出生于世代士族之家，又能以义气招揽人才，士大夫的衣冠礼器和祭祀礼仪不绝于门，文章书信每天堆满席案。乙卯年秋，他很快凭诗赋考取乡贡，州人都说他一举便能踏上通衢大道、游历仕途。春官考试却落选了，他安然不以为意，反而更加广泛地求学问道，筑室藏书，设馆聘请宾客，谈笑行止都有法度。时间久了，他声名成就、品行取信于人，乡邻有争执就听从他的裁决，官府有急事就依靠他的帮助。古代的善人君子，身穿布衣、腰系韦带，却比王公更受尊敬，比专城长官更受重视，大概就是这种情形。丙午年兵乱兴起，他才开始避开孔道进入深谷，依草舍相互依靠的人达到几百家，他为病者治药、为饥者供饭，使许多人得以活命。战事平定后，他被起用主持县学，清理战火后的废墟，建立讲学之所。此时广信数郡大乱，博士担心儒学名籍断绝，托付陈公扶持，他接到命令毫不推辞，耗尽劳力和资财，前后留在省户之下超过一年，直到使同僚脱离编户民籍，才回来。广信缺少长官时，广信州将部使者听说他的名声，正准备举荐提拔他，但陈公最终还是回到五山，于是终身居住在那里。他喜欢作诗，有古体、近体诗以及杂著若干卷，收藏在家中。他性情忠厚正直、喜好义行，重视诺言；见到别人的善行，称赞得像是自己做的一样；听到别人的恶行，却从不挂在嘴上。对待朋友能够始终如一，受到冒犯不计较，施予别人却不夸耀，因此从未与人结下丝毫怨恨嫉妒。他须眉俊美，年老时头发花白，神情自若地行走在郊外田野间，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远远望见，都知道他是有福德的善人。他名尧龙，字继臣。曾祖父伯运，祖父德宁，父亲良才，世代为儒生。先娶郑氏、继娶张氏，都在陈公之前去世；后来又续娶施氏。儿子三人：公美、舜懋早逝；次子舜清，任婺州永康教授。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徽州婺源学正祝防，次女嫁给赵谘，都是郑氏所生。孙子六人：禹畴、禹锡、禹远、禹范、禹谦、可崇。孙女二人。曾孙男若干，曾孙女若干。享年八十岁，生于壬午年正月八日，卒于大德五年九月十日，葬在五山西十里的双峰。到了这一年十二月庚寅日，陈公因为侍奉父母以孝闻名，居父亲丧期间治理丧葬竭尽心力，这次双峰墓地也是自己择定的。我来此地是在陈公去世仅一年之后，每当遇到事情、接触人物，总要兴起来不及得到他援助的感叹，曾经多次作诗哀悼他。我因事情曾经到过五山，也得以到双峰墓道拜祭。松树和桧树间徘徊，抚摸泉石，陈公遗留的风范仿佛仍然存在。只是哪里还能再有这样的人呢？他的子孙大多善于文章、举止雅正，喜欢跟随我求学。我于是采录陈氏家谱，又用乡邦公论加以订正，把这篇碑文刻立在双峰墓下，使后来有志作为的人知道劝勉仰慕。徐耕道迁葬碣 甲戌、乙亥年，我客居金陵，四方幕府中的文武属官来往浮沉，以千计，徐君耕道也在其中，我与他交往还不到一年。三十年后，我来到上饶，这里是徐君的乡里，才得以知道他的家世出处，也读到他的诗词赋作。上饶的徐氏，本来从衢州迁来居住，世代居住在黄塘。徐君名元得，字耕道。曾祖父被赐迪功郎，祖父是礼部进士，父亲华甫，自号橘隐翁，世代以儒业和科举功名自重。到了徐君的从兄忠愍公，终于成为壬辰年进士第一名，官至大司成、冬官二卿。忠愍公在世时，四方做官求学的人没有不愿登门求教的。徐君怀有超群颖异的资质，入门便与二季端友、龙图、立大侍郎、绸理书等人讲论学理；出外则与赵茂实尚书、徐景说秘书等人商讨义理。后来在科场失意而游历，便与扬州李制置、江州赵安抚等人谋划政务。游历疲倦归来，又与蜀郡杨防预、天台叶集贤诸公考订询问典故事实，声誉渐高，气度相互砥砺，心领神会、耳提面命，不费力便成为良才。江淮旧来被称为建立功名、迅速升迁的地方，他曾奉檄修筑淮远军城，补授进勇副尉，升授滁州散祗候，调任淮阴文家峰巡检、淮阴尉，进授保重庆，转任进义副尉；又讨伐广益盗贼和湘南盗寇，转任进武校尉；又五次升迁，从承信郎一直到忠翊郎，都是亲自冒着箭石取得的，不是其他书生凭空言论寄身幕府、借此取功可比。然而仕途辗转曲折，也不足以完全发挥他的才能，年岁又渐渐老了，于是回到乡里附近。后来他避乱到饶州德兴的宗儒村。宗儒村有王氏旧日的名门大族，能够依礼以馆舍和粮食供养徐君，求学者因此纷纷聚集。适逢李制置的弟弟在德兴邻近的祁门任县令，又招请他到祁门游学，并把他所作的诗词刻印出来，题为《横塘小草》，以及一笔、二笔等若干篇。徐君一生轻视钱财，有俸禄馈赠就分散出去救济别人的急难，所以晚年更加贫困，三年后不得已回到黄塘，督促儿子读书，督促仆人灌溉菜畦，和从前的志趣气度很不相同。闲暇时只与宗族乡党相互唱和，命诗社为《明远》，并主持邻近诗社香林社友，又刻印《小草六笔者》等若干篇。癸巳年夏天患病，到秋天病势加重，取纸写信，告别曾经交往的人；其中有几十字遥遥指向柯山，说了些话，仿佛寄托着升游洞天的意思。写完便去世了，是十月某日。他生于庚辰年十一月某日，享年七十四岁，葬在新择的墓地，位于祖茔白土山旁。儿子四人，长子某，次子某，均【缺字】早逝；次子某出任衢州官员，作为堂宗人的后嗣；次子直谦。铭文说：“不局限于追逐仕途，也没有失去我作为儒者的本色；不急于经营营谋，也没有妨害我的生命。”大袖长绅，额头魁伟，胸襟豪迈，将这些美好品德藏在这座佳城之中。周府君碣

译饶州安仁人周君，名文清，字清之，六十四岁，于至元辛卯年二月十六日去世。乙未年二月二十七日，已经葬在靠近县城的谭山，但墓碑还没有树立。他的孤子担心坟墓久后会被樵夫牧人毁坏，拿着武冈王侯所写的墓志来请我撰铭。根据墓志，周君曾祖名某，祖父名远，父亲名志，家世一向循谨善良。周君早年跟随乡里的士绅求学，对追求仕进很淡泊，而教训儿女始终以孝、悌、忠、信为根本。县令推重他的贤德，尊他为地方耆老宿儒，常常以礼相待。遇到灾荒年，他竭力劝人赈济抚恤。有人发生争斗，就请他作为裁判决定是非，他都晓谕双方，使争斗停止。安仁是交通要道，每当观风问俗的使者到来，他便采纳其中正当的建议，百姓因此受到宽免恩赐。晚年更加远离人事，灌溉菜畦、种植蔬菜自得其乐，自号爱圃翁。文士写诗赠他，诗篇装满书册，他并不在意；他很喜欢西方的书籍，翻阅诵读佛教译本，仿佛颇有深切领会。等到儿女婚嫁将要办完，便患病，命家人给他穿好全身衣服，又把棺材内外铺垫完毕，安然去世。世上谈论儒学的人，常常诋毁佛教荒诞；他们的弊病，是言辞华美、举止雅饰，却缺少真诚厚实。看周君在出仕、退处和面对死生时的态度，难道不近于有恒守常的人吗？周君生于戊子年六月二十四日，先娶李氏，继娶夏氏，两位夫人都先于他去世。儿子三人：宗垕、宗懋，是李氏所生；宗允，是夏氏所生。女儿一人，嫁给支以良。孙子三人，孙女四人。铭文说：我听说走向丘墓时，道路不施加哀痛，而哀痛生于心中。唉，这座山冈是吉人的安葬之处，愿墓地坚固，愿亡者安康。《剡源文集》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十八，元代戴表元撰写，题记。题缪氏族谱 中古的士大夫特别重视族谱、谱牒，认为宗法制度已经废弛，所能依靠来考订昭穆次序、了解氏族来源的，只有这些东西。然而也有不幸遇到兵火焚毁、家族离散、流落荒远之地，连同旧日遗老也无法找到的，形势如此便无可奈何，只好往往谨慎地把它们记在心中，遇到官学所到之处，广泛询问并精心考核，希望万一还能够补救一些。信州缪氏成为儒学之家已经很久了，他们的族人聚居在上饶灵山南面，称为缪源；如今我还来得及同沿江机宜、名君珤、字振玉的人交游。江东人把“缪”读作“穆”，没有听说它还读作别的音。可是信州的风俗承袭浅陋鄙俗，竟然仍把它当作缪戾的“缪”。到这时，机宜的族侄若凤任天台教授，又得到合并黄岩、平阳、长溪三地的族谱，其世系由江南近代向上追溯到战国，直到鲁穆；并说《史记》《孟子》中“穆”字通作“缪”，于是确定他们的郡望为琅琊、兰陵、东海，而这三郡都靠近鲁国。我的族人彦肃秘书又在族谱前题文辨析：秦穆公的事迹见于《秦誓》《百里奚传》，不应因为他诛杀三良、舍弃百里奚就把他的谥号改为缪戾；鲁穆姜的事迹见于《春秋列女传》，也不应因为她性情聪慧、行为放纵，就把她的谥号改作缪戾。秦国、鲁国的臣子也不应把恶谥加在他们所尊敬的人身上，所以认为族谱中直书穆氏，才符合古义。这番文字严谨，义理完备，可以一洗千古以来的疑惑。读者应当谨慎详细地考察。题新刻袁氏《孝经说》后 右边是袁正肃公《广微孝经说》三卷。前一卷已经由宣州学官刊刻，有知州王侍郎附注，流行于世；其余两卷，是引用《论语》《孟子》来阐发的，我还没有见到。正肃公是我的乡里前辈，先伯大父云台府君托付给同为甲戌年进士的人，因此成为通家尊长，我向他请教言论绪论、讲学问难的地方很多。正肃公的父亲正献公叔和，曾向象山陆文安公求学。正肃公虽然没有来得及亲自侍奉象山，但家学承袭，深知其中的源流。岂只是正肃公如此？自从洛学向东传播，各位大儒都把自己所闻所学分门传授弟子：晦庵朱文公在闽地，东莱吕成公在浙地，南轩张

译宣公在湘地，象山文安公在江西。他们的弟子又各有所传，往往散布远近，虽然途径不同，最终归于同一。象山之学唯独在四明传播最盛。正献公、正肃公父子，以及文元杨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质、端献沈公晦叔，都是其中最著名的人。正肃公显贵以后，曾经持江东宪节，多次为士大夫讲说象山之学。他巡行到贵溪时，便为象山改建祠堂和学舍。因此江东人自正肃公以后，更加尊崇象山的学说。贵溪姜翔仲的祖先，原来是当时在象山门下听讲的士大夫之一。翔仲如今又任侍祠诸生，能够取出家中收藏的这部书，在学舍中刊刻出来，可以说是鹤鸣于九皋而小鹤应和了。我实在不聪敏，但我的家世也有与翔仲相同之处，于是不能推辞，便把姓名附在书末。大德十年丙午年后正月十六日题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题徐可与诗卷 雪窗先生张武子，名良臣，从洪州迁到鄞县，才华很高、学问广博，尤其擅长作诗。他是我乡自渡江以来的诗歌宗祖，凡是后辈拿笔作文、从事诗篇创作的，没有不出自他的门下。他天性清旷，不经营产业，子孙还没有传到第二代，便抛弃祖坟和住宅，离开家乡到别处游历。诗歌之事也就像身上的赘疣一样被弃置了。他有一个女儿嫁给上饶徐氏，她的儿子就是忠愍公，以进士第一名闻名当时。不知道忠愍公显贵后，能否收养抚恤张氏的子孙。只是我曾见到他刊刻的一部《雪窗诗》，显然出自忠愍公家中刊刻。篇数虽然不多，但相隔百年之后，张氏在江湖间声名寂寞，还依靠这部诗使人们能够看见他的名字。大德丙午年，我来到上饶，至今将近四年，寻访忠愍公的家族，如同张氏之于我的乡里。忠愍公的侄子可与，名九龄，多次辱承他的诗作来与我交往。我读他的诗，觉得波澜深厚，音节和美。因此我不只是高兴这个地方名门旧家的典范没有坠失，也高兴我们乡里诗歌宗祖的文脉仍然相承；这不正像行走在空旷山谷中，听到脚步声便欣然欢喜吗？题《陆渭南遗文抄》后 右边是《陆渭南遗文》一册，依据王理得的传抄本抄录。书册后面有庚、饶州的谱系。饶州端正之士惋惜陆放翁所作《韩氏南园记》，认为其中没有什么妨碍性言语，却被子孙忌讳，没有收入家集，这种议论很厚道。自饶州以下，又诋毁他的《阅古泉记》和《贺平原二子除秘阁等启》，认为不应当写作。我早年听好事者说，放翁晚年贫困，受妻子家族牵累，只得借文字取悦权贵，韩氏于是得到近臣的恩宠，几个儿子遍任官职。这种说法流传以后，凡是过去不喜欢放翁仕进、嫉妒他的文辞的人，便共同用同一种说法排斥他。到他死后将近百年，当年争夺声名、角逐仕进的人也都已经死尽，本来应当有定论，却仍然没有停止，这件事实在令人悲伤。渡江以来，像放翁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有学问、有品行、有道义的人了。看他受到排斥困厄而不受伤害，处于贫困而能够舒展自得，不能说没有君子的操守。即使按照常人的见识，假如想为自己和子孙谋划，那么壮年时知己遍天下，何必等到七八十岁以后，才去讨好一个外戚权幸来为自己谋求呢？即使血气已经衰弱，圣人也免不了对此有所戒惧，却不能因此说世上的君子一定都该如此。如果说世上的君子一定都应这样，那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太不厚道了。然而放翁确实有不能推辞的地方：贫穷却不能忘记做官，作文又不能不顺从别人的请求，到了白眉白发之年还在道路间忙忙碌碌，却说“我的本意并没有别的”，谁能完全谅解他呢？这部文集采用饶州关于《南园记》《阅古泉记》的意见，把两篇都保存而没有删去，使世人知道放翁没有同韩氏断绝关系的文字，只有这些。他的《贺除秘阁等启》完全不像他的作品，我对于文章不敢说自己懂得。至于通俗或雅正的文字，只有三四个人一看便能辨

译别是不是放翁所作，也请告诉王理得，让他删去。题吕复初所藏祖父放翁二诗卷。丞相忠穆吕公凭借功勋事业成为南渡以来的名臣，却常常沉迷喜爱文章辞藻。听说他从李邦直那里得到写作方法，复初的祖父是忠穆公的孙辈，也继承了放翁的学问。这难道不是称许他家中子弟吗？近世那些以做官为负担的人，往往一旦显贵便抛弃求学的谦名；以师徒相称的人，又往往一旦卑贱便失去守道的高尚。都已经不再有中原遗留下来的风俗了。披读玩味这卷诗，令人恍然有所感悟。题《宝叶真》

译自身不需要依靠丝帛便能温暖，名声不依靠权势便能显著。这是我从源公身上看到的。至于他苦心经营、暗中修行，忧虑万民失去哺乳养育，却不敢把自己的形迹当作私有之物，我也无法知道。如今才见到他的画像，确实有古代墨子那样的风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题《奖孝诗卷》后 右边是《奖孝诗》一册，是诗坛名公们称赞康彦中先生守墓尽孝的作品。康公名敬，字彦中，是鄮县茅山世代为官之家之后。他的伯兄万石君敭奇，来到我剡源山水之间，买下茂林通冡张氏的山墓。于是考迪功郎维翰府君去世时，康公还是成童年纪，亲自扶柩到墓地；安葬后便对家人哭着说：“我不忍远远离开我的父亲。”于是独自留下来在墓旁结庐读书。张氏赞赏他的孝心和才俊，把女儿嫁给他并招赘，于是定居茂林，成为奉化人。如今他的子孙众多，家门昌盛、资财丰裕，孝顺谦让的风气蔚然可见，成为乡族所仰望的人家，是有来由的。一天，我拜访康公的后人安时先生，在他的读书斋中恰好看到了这卷诗，读后感慨地说：“这些诗，正是所谓树立风声、表彰乡里的作品。家庭的典范在这里，乡党的准则在这里。国家的忠臣，一定会有出自这个家门的人。”康氏子孙能够珍藏此卷，越到后世越经常阅览它，也可以说是存心孝顺谦让、尊祖敬宗的人了。我戴表元有幸考察孝子的世系，记录他的行为，姑且把姓名附在孝子名录中，借此寄托于不朽。大德十二年仲春望日题。题董彦醇诗后 起初我经过竹溪董氏的住宅，看见几个少年在树林荫下诵读，儿童和冠者交错其中，声如笙乐和玉声。那时兵乱刚刚平息，文献散失，我私下认为这是旧日名门遗留下来的风俗，恰好应该如此。二十年后我再次来到这里，先前见到的子弟都已经勤学修身，成为伟岸丈夫，而我年岁渐长，渐渐疲惫衰老，交游也越来越少，因此惊喜过望。有位名儒金君，字彦醇，送给我一小册诗，我读后觉得其中的气势有如士衡入洛时的俊逸，情趣有如仲宣游邺时的畅达。于是同他谈论，连续数日夜，言语娓娓动听，都能启发人的心意；每谈到诗，他总是不断请求指教。唉！士人出生，忧患在于没有可以成就他的家庭；有了家庭，又忧患没有可以成就他的门徒；有了门徒，又忧患没有可以成就他的志向。彦醇在内继承贤父兄积累的资质，在外又得到良师益友尽力融通的帮助，笔墨纸张从不离开席案，士人车马每天充满门庭；这些条件用来开导他、迫使他必定进步，可谓不遗余力。他的志向难道会小吗？只是我的才能不够，哪里足以安慰、酬答他的志向呢？或者说，学者作诗，就像富贵之家寻求炼丹一样。然而世人认为没有丹药就不必求学，又认为丹药可以自行炼成、不必学习，这两种想法都错了。假如一定要通过学习才能成就，那么就应当舍弃纷华，蓄养自己，穿草衣、吃粗食，轻视寒暑，忘却饥渴，到深山大泽中去寻求，万一遇到那样的人而得到方法；但世俗事务又不能完全抛弃，也有人天生能够清静淡泊，不出门户便能达到那种境界，并得到那个人和他的书，这大概各有命数，不能一概而论。然而也必须是接受这种道的资质远远超过常人，然后才可能得到它。彦醇天赋的资质很丰厚，应当更加修养自己，等待时机。题《赵考成遗事》后 益都赵昌甫，名成，以国信使属官的身份随父亲出使南方。事情发生在淳祐辛丑年。当时正值蔡州被攻破、蜀地溃败之后，淮河、汉水一带创伤残破，刚刚结束南方事务，形势也十分危急。使者携带礼帛，友好问候往来不断，没有一年空缺，不知赵君等人为什么被拘留了这样久？史子申虽然不是良相，却熟悉敌情判断，能够得到人的死力，又善于安插耳目侦察探听，不是后来当国者所能相比的。这大概是因为境外缔结盟约时，事先有私下允诺，答应通融变通有关事项；等使者到达后，国中议论却有异同，不能按照请求办理，于是辗转拖延，等待回复而不能决定。其他宰相相继到任，幸而计谋没有继续实行，便把这件事搁置不理，因此滞留竟至三十六年吗？正使月吕蔑思偶然因中毒而死，其余十四人分散各处，不知是否还活着。赵君后来迁往宝庆，得以赶上兵乱到达城下，生还回来。唉！普通人仅凭一杯酒和意气作出的承诺，尚且不忍用一句话辜负朋友，何况像赵君这样掌握符节、奉命出使、关系国家大事的人，确实可以称为使臣了。能够保全一位使者回来见到天日，即使死去也万万没有遗憾。功劳和赏赐厚薄，不值得再提。可是两国交战时接受了人家的使者询问，竟至三十六年不能答复，死者将要死尽，而谋划国事的人却不知道这件事，难道不令人寒心吗？我没有来得及认识赵君，士大夫中很多人都说他的几个儿子后来世代显达，能够向人传诵事实，彰显他们祖先的烈行。这样看来，仁厚之人应当有后代，赵氏留下的恩泽大概还无法估量。题姚秀实家藏陈所翁画龙 陈所翁画的龙，即使是近来出自真人手笔的作品，世上也不多见。他的方法是：将要作画时，随意游戏般取来人的绢素，用墨泼洒，有的地方画到，有的地方没有画到，趁着兴致信手落下几笔，龙便隐藏在其中了。画中形势凌厉突兀，若隐若现，仿佛随时变化消失。大概陈君只是以寄托心意为乐，龙画成后旁边附有题写的文辞书法，疏朗洒脱，与画面相互融入，真是奇异的作品。世人看见它似乎很容易完成，便匆忙仿作，实在只够令人一笑。这一卷中云气烟霭细密，弥漫整个画面，前后冲拥，略具龙的鳞鬣，点染精致，恐怕不是一时兴起信手而成的。姚氏应当谨慎收藏。题东坡书写欧阳公《鹎鵊图》右边是一卷草书欧阳公所作的《鹎鵊词》。建业翁舜咨从姑孰士大夫家得到它，一向认为是山谷的书法；渔阳鲜于伯机认为是东坡的草书，世上见过的人极少。我曾见过他所写的《秋声赋》，笔法和这一卷略微相似。大概都是书写欧阳公的作品，一时之间师友的心意相互趋向，风流相映相承，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夏鸡这种鸟，京西人称作鹎鵊。南衙捉仗一事，见于《唐书》。“南”字不是两字；如今有人认为“捉”字是“促”字的错误，这些说法都不对。题蜀苏氏族谱后

译人们向上天祈求的福报不止一种，但没有比有后代更好的；然而这件事并不是可以轻易谈论的。蜀地苏文忠公评论扬雄没有后代，认为这是只有虚名而没有实际功德的报应。扬雄是贤者，文章也不能简单按“没有实际功德”来判断。文忠公如此评论扬雄，决不是敢说自己能够安然无愧，只是心中有所歉疚而希望日后得到福报。然而苏氏家族隐居在荒远之地，郁郁不得志地度过几代，直到宫师公才凭名字声望在京师有所震动；不过只得到一部太常礼书，最终却出现文忠公兄弟科举成绩超等、声名显赫、官位优美的局面，仿佛只是对祖先功德的酬报而已。荣华没有多久，嫉妒也不少，于是家族成员逃散分窜到蛮烟蜑雨之地，局势汹汹，直到本人死去还没有安定，人们便以为上天没有道理。谁知实在没有料到时移事变，后来幸存的子孙都凭借家世被录用；他们分居各处，族谱却不能详尽考察。至于二位公的后代，都曾经任职婺州；留居婺州的，都承受二位公的余庆，清楚地登记在天官的名籍中。我辛未年主持太学时，听说有六世孙垲，字伯清，当时正入太学做弟子员，却没能来得及与他交往。三十六年后，才在杭州相见，他拿出自己编排的昭穆世系，整齐严密、毫不紊乱，使我惊叹、欢喜而又诧异。当二位公和其他贤人遭受祸患时，接连陷在权势的陷阱之中，想来面对章惇、蔡京的威严，哪里敢抬头等死？尸骨尚未寒冷，而那两个家族已经衰败、衰落、消灭，说起来令人缩颈战栗。我曾见建州章氏家族的登科题名记，章惇虽然官至宰相，但因为厌恶其为人，便把他的名字删去，不予记录。莆田蔡氏的人，士人写应试文章时，开头明白写出自己不属于罪人家族；京钦、蔡卞的子孙，士大夫若能不湮没他们的姓名，那么百世以后，别人也会因此惊叹欢喜。一个人一旦使自己蒙受羞辱，即使子孙也知道羞耻并加以隐讳，难道不应当畏惧吗？伯清通达而有涵养，比我小几岁，却诚恳地以文章词学自重，大概没有辱没苏氏的家法。题《天台吴康肃公家所藏朱文公遗墨》吴康肃公以清正纯粹、正直敢言成为江南名臣，朱文公为他撰写墓志铭，谁还会有不同的评价呢？如今又有幸看到朱文公亲笔为吴公所作的吊唁、祭文和挽歌两幅，更加值得珍视。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人人爱惜名节、自重其身，不敢毁弃自身；即使是不肖之人，也不只是因为名义上理应如此，更害怕正直端方的人不与他交往，或者议论他的后代。唉，风气真是严正啊！题贯休画罗汉 这位老禅师把诗思才情流布在绢素上，竟然画出这样变幻诙谐奇诡的形象吗？题邓秀才临摹《兰亭》小本 古人临摹书法，是临摹它的意趣，而不是临摹它的外形。若连长短、宽窄都拘拘然刻意求似，勉强而不自然，那就像优孟学孙叔敖一样了。邓君临摹《兰亭》这一卷，改用小字，完全不用旧本，但规模法度都很完备，真俊逸啊。题写秦景山遗稿。我曾经喜爱秦汉以前的士大夫，他们慷慨而多有奇气，替人排除困难、解除危急，却不把功劳据为己有，像鲁仲连、虞卿、张孟谈都是这样。虞卿号称善于著书，但他的书已经失传；除此以外，他没有留下什么著作。然而这三个人即使没有著书，或者著了书而没有流传，他们的言论、风采和旨趣，仍然显现于世间。我中年以后屡遭患难，偶然幸免于死，到了晚年才开始听说广陵秦景山的为人。景山和我同在太学，他任职在我之后；他在淮南担任幕僚时，曾经谋划防守，使全城得以保全。到了论功行赏时，朝廷给他优厚的官秩，他却总是拂袖而去，不肯接受，终于因贫困而死。他的胸襟和品德远远胜过一般人。后来他的子弟拿出遗文给我看，文章从容宽厚、含蓄有致，和悦地周全于人情，并且通达世事的变化；这确实是有根本、有见识的言论啊。题写曾道士祖师诗卷。信州作为州治，东面连接浙地，南面接连闽地，西面通达江、楚一带；山脉绵延，水道迤逦。住在那里，可以修养真性、保全身体；出仕以后，又便于驰名天下、实现志愿，因此那里常常成为高人奇士的居处。我平生曾经交往过的人，姓名都清清楚楚，可以查考。等到我来到这里时，同辈的人已经全都不在了，只有那些居住在深岩幽谷、能够从事神仙世外之学的人，仍然悠然自得，独自兴盛；我为此徘徊叹息。州城南面有贞庆宫，处在郊外关隘之间，又占据溪山的要地，道士曾法师居住在那里。每逢休沐之时，在讲习功课的间隙，我一定去那里登临眺望。法师又深厚古朴、重情重义，我一到，他必定殷勤款待，倾心相待。有一天，他拿出祖师无无薛公、钓隐岩公的诗集给我看。读这些诗，颇有《南华经》中鹏鸟与鷃鸟那样的趣味，也有薛氏门中鸾凤和鸿鹄般的韵致；不只是对花朵凋落之后归根返本感到欣慰，而且像衣冠世家那样的家族，门第和福祚已经荒废断绝，而法师作为他们的子孙，能够发扬先人的声誉、振兴遗留下来的事业，这尤其是绝无仅有的事。题写王秀才《灵山签》诗。人对于吉凶趋避，有时不能自己决定，就一定要用龟卜、蓍筮来作决定，然后才采取行动。即使古代圣人也都是这样。后世祭祀越来越亵渎，卜问越来越频繁，以至于筳篿、环珓之类，也都在采用之列。王秀才作《灵山签》诗，又根据《易》的卦象来写辞语，很接近古人的做法了。题写赵防仲诗集后。赵文昌防仲从钱塘赴东嘉任太守时，我正住在太学。由于我的朋友仁翁、胡国器与他交游，所以我也得以到他的馆舍拜访。文昌是各位王孙中才奇而品第很高的人，以诗闻名；和他唱和最多的，是刘养厚、柴景山。两位都是平民，很以作诗自负。仁翁、国器后来终于有了显达的官职，内心不敢同他们争高下。至于我，只是在旁边传述、赞赏、感叹和羡慕罢了；可是他们诗歌的声调、气韵和意趣，我未曾不仔细询问、详尽探究。因此当时虽然受科举俗学的束缚很多，但对于诗歌古今、兴废、源流和始末，不能说我不知道一个大概。过了几年，兵火之中奔逃流徙，偶然承蒙上天保佑没有死去，俗学从此完全荒废，诗歌也不再足以用来求取名声。近来回忆旧日跟随防仲的那些姓氏，茫然不知道谁已经死去、谁还活着。来到上饶时，有闽清赵主簿拿着《致轩诗》一编给我看，读后才知道是文昌所作。自唐宋以来，诗歌能够保存并流传下来的，都是作者亲自删定编选，或者家中有贤能的子孙能够珍重鉴别，所以不至于杂乱散失。主簿君是文昌的嫡系后裔，他所编的诗既一一精选，又广泛收录；卷中刘养厚、仁翁等人的作品，斑斑然都看得见。我因此欣喜而又感慨，感慨到了极点，继而又叹息。文昌的诗，清新之处承袭陆放翁；潜夫的资质爽朗，近于尧章、季蕃。他的胸襟和学问，远远接续着南渡以前诸位老辈的端绪，不是近世那些见闻单薄、见识浅陋的人所能窥测和评论的。主簿君还要继续搜访汇集，等待真正懂得它的人出现。题画。

译赵子昂作画，起初并不经意，面对客人拿起纸墨随意游戏点染，想画树就画树，想画石就画石；然而只得到一点点便已经足够，从未见过像这样从容曲折的画法。有一幅十多尺长的画，过去有人把长绢送给郭恕先，恕先心里不想画，却又不得已，只画了一只小手轮，牵着一条刚劲笔直的线直到画幅尽头，系上一只纸鸢还给他。那个人虽然恼怒却不敢说出来，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奇特的笔墨。子昂的才气不亚于恕先，却能对求画的人委曲迁就到这种地步，莫非那个人确实有办法得到它吗？又题。吴兴的钱选会画画，也嗜好饮酒。不喝到醉意朦胧就不能作画，但如果完全醉倒了也不能画。只有将要醉而醺醺然、心与手调和的时候，才是他作画最有兴味的状态。画成以后，他也没有空去计较，往往被爱好书画的人拿走。如今有人画上有清楚的图记，旁边又附着荒谬的诗和拙劣的信札，大概是赝品，不是钱选亲笔所作。即使确实是亲笔，也不是他的得意之作。这一卷画的是烟霭中的树林和水边洲屿，展开纸幅有几尺长；若不是亲眼看到，也只能想见他经营布置时，必定是多次醉意未深的状态。提学祝君说：“有人在吴地做官，去拜访钱生，恰好遇到他醉了，因而得到这幅画，确实如此。” 题卢鸿《草堂图》。古代的隐士，大多生活枯槁困苦、简陋菲薄，哪里会有这样美丽的池苑台榭呢？图中所传的景象，大概是开元年间官府选择嵩山、洛水一带的佳胜之处，用公库的钱营造修饰，来赐给卢鸿的。又在其中聚集五百名学徒，并不只是卢鸿独自居住、长久往来的情形。原画本来是一整幅，如今改作十段，却没有失去原来的意趣；观看它使人精神清爽，心神飞动。题写陈留仇公训子诗后。大德辛丑年夏天，我寄居在钱塘。张检校邀请我到他家，在池亭中饮酒。当时正值盛暑，座中有几位客人，仇防访坐在席首，微笑着问：“这座亭子应当取什么名字？”我给它取名为“清风”。防访公非常高兴，称赞这个名字好，于是娓娓而谈，谈了很长时间。酒席散后，大家各自分别，从此没有再互通音问。但我心里知道这个人是中原故家出身的君子。过了四年，我留居信州，有一位年轻的书生，带着他的祖父云轩仇先生的《训子诗卷》给我看。我一问，才知道正是防访公尊敬的父亲所作。唉，竟有这样的事！诗共有三章，都有所指斥规劝，但言辞情感温厚，声调韵味闲适，可以从容地启发人，没有急迫苛刻的气息。由此可以想见，他居家时不必发言便能使人奉行，不必发怒便能树立威严。士大夫能够看轻穷困与显达，忘却贵贱，无论到哪里都有办法修养自己，也不轻易败坏家声，正是因为奉行这种道理。仇氏应当世世代代谨慎收藏它。题画卷。这卷画中，有一个额头高、眼睛深、穿着衣服拱手而立的人；旁边有两个人，衣服相同、面貌相近，肩膀瘦削，身体侧随在旁边。题画的人都认为他们是孔氏的老师和弟子，这看起来很像。还有一个人把器物投在地上，袒露身体跳舞；有人认为是楚国的接舆，有人认为是荣启期，这一点我就不能知道了。我又有疑问：地上投下的东西接近饮酒器，而这个人站着饮酒又没有坐席；古代又没有小冠上面再加巾的式样，可是四个人的冠都很小而且加了巾，所以这些说法都还不能确定。不过笔墨形制精妙，绝不是近世之物，一定有博学的人能够判定它。题十一子像。过去我曾说，太史公叙述孔氏门人，不应当限定为七十弟子之数；文翁又在孔庙画七十二个人，这些都不是尊崇孔子的办法。圣人出生于世间，他的道德教化惠及世人，就像天地生成万物一样，大的得到大的成就，小的得到小的成就，难道可以用数目来计算吗？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虽然还有许多贤者，我私下估量，没有人超过老子。孔子还曾向老子问礼，如今礼家杂记老子的话很多，那么老子的贤能，在当时曾经向他学习道术而成为君子的人，哪里数得完？难道仅仅是杜君所举出的十位弟子吗？而杜君学习仙道，认为老子是仙人的祖师，十位弟子都得到老子的道而成仙。我的朋友赵子昂的画不容易得到，于是为此画了十一幅像，每幅像都系有一篇传记。对于老子来说，这难道仍然不免有汉人尊崇孔子的意思吗？题胡瓌《报尘图》。胡瓌画《报尘图》的故事，画史中记载得很详细。这幅画腾跃飞驰，精妙迅疾，在毫毛、丝缕和缝隙之间，都有运动的意味，毫无疑问是真迹。“报尘”是说：过去边地烽堠看到尘土扬起，便根据骑兵数量的多少来判断敌情；几名骑兵飞驰而来，向东飞鸟般掠过、闪电般迅疾，前面没有同行的队伍，后面又摆脱了追兵，多么雄壮啊！题刘文节公书帖。嘉定初年，诛杀权奸，因为旧臣老将而从泸州召刘文节公入朝；他将要进入国都时，却又把他遣出，派往襄阳。他那种恋恋不舍的心情，以及在出仕、退处、进退取舍之间的表现，比陆生也不逊色，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陆生究竟是怎样的人？我听说唐宣公被贬到忠州后，无心于其他事务，只写医方医论，医家至今还依赖它们。近世陆放翁闲居在山阴，常常穿着野服走在山间小路上，背着药囊施药，救活了无数人；百姓生了孩子，很多都给孩子取名为“陆”。人的名声和事迹有时显明、有时隐晦，不值得多说。陆氏世代都有贤能通达的人，不得志时就隐居从事医药，事情恰好这样代代相承，这些也都是文节公的心意。题温上人《心经》。温上人的面容严肃冷峻，别人想求得他一笑都不可能，他也不肯轻易向人献媚。但遇到性情所喜欢的人或事，他便欣然自行留下。他得到钱走出门，就把钱散施给贫困的人；有时钱多了，便装在袖中带去拜访失意的贤士大夫，给他们布袍、葛鞋，五十年间在西湖、三竺之间放浪长啸、任性傲游。我看他这个人，把名声货利看成什么样的东西呢？所以他的笔墨流落人间，足以供人把玩。他又善于凭意兴随手画葡萄，遇到什么便立刻画成。即使有势力的人准备好纸帛邀请他，他也常常只画一笔便不给了。我听东昌徐仲彬说，他有时经过温上人的家，温上人便倾尽胸怀、尽兴挥洒，淋漓作画，都是没有人请求而自己作的。这一卷《心经》是他的行书，尤其难得。徐氏应当好好珍藏。

译书写张浮休《郴行录》后。元丰年间灵州战役中，士大夫身处不当的职位，不能进谏阻止，这种人是有的；但怎么还能够挽起袖子、兴高采烈地参与其中呢？我读浮休公的自序，觉得这篇文章的言辞轩昂，像一个喜欢惹事的少年，并不因有几万名不能同归的人而悲伤，反而把自己能够遍游、纵览各地当作快乐。起初我很疑惑，过了很久才知道张公是宽厚长者。师之初次出兵时，朝廷的显贵大臣从吕公、公著、孙公以下，都曾经援引大局据理争论，却没有成功。张公当时只是一名陈留县令，奉诏随军出征；辞受的分寸、出行和留守的责任，都不是他力量所能左右的。等到已经出征，他实际上隶属于高遵裕的帐下；而灵州攻城之战中，阻挠刘昌祚的军队，使他们不能夺关而入，败亡的端倪是从高遵裕开始的。高遵裕本来就不是张公平素所事奉的人，但如果趁他失败而揭发他，就会损害作为僚属的情谊。况且既然大家都已经受到朝廷惩罚，再加以指斥就近于发泄怨恨，所以他一句话也不敢置评，只记载沿途行进和交往应酬、寒暑变化、风土异同，作为喜欢谈论时事者的助兴材料。西羌成为中国的祸患，已有数百年；所忧虑的是不善于进攻，而不是无法进攻，所以他又有意激发人们谈论这件事，以启发后来的行动者。这正是仁人志士所乐于听到的。世上的人，吃着公家的俸禄便共同享受其利益，取得胜利便分取功劳；稍有过失责罚，就把它揭载在文书上，向众人宣扬，说：“我不参与，我不参与。”这样的人，难道还配站在张公的风范之下吗？题梅庵柴君亲自书写的诗后。我乡汪村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名叫汪度仲，字仲容。他容貌朴实，勤学而爱好修身。魏文节公家道还没有衰败时，仲容年纪尚轻，便以平民身份成为他父子之间的宾客。文节公家本来就有很多士人，仲容又特别喜欢结交四方名士，因此从数百里、上千里之外来同他往来的人从未断绝。我生得较晚，来不及认识仲容；每次经过他的门闾，都为他徘徊仰慕，肃然敛容叹息，然后才离去。袁氏兄弟与汪家有交情。一天，他们从汪村附近小民家房梁上的夹层中得到一束旧纸，挑拣整理、缀辑修补，知道那是梅庵柴君为仲容亲自书写的诗。柴君名厓，字张甫，梅庵是他的别号。推想他应当同王季夷、张武子一辈人，先后出入文节公家；文节公家几代人的坟墓都在我乡，一年四时往来不止。柴君难道不是跟随车驾后来到这里的吗？还是像晋宋之间的人那样，因为思念朋友便立即驾车，或乘兴泛舟而来呢？一时之间，溪山草木承受他的顾盼，有的又在谈笑吟咏中得到表现，也真是大受光宠了。柴君的诗极好，字体奇崛纵恣，读它不能完全理解。卷中同他交往而显达的，有真舍人、宋眉州；困穷的，有葛天民、白玉蟾；其中还常常见到史丞相家各房子弟的名字，距离今天还不到一百年。从前的功名富贵，忽然像电光石火一样从眼前掠过；而这些从尘埃、煤垢、虫蛀之余保存下来的残笺败墨，竟令人如此爱惜。古人轻视齐景公的四千匹马，却推重孤竹君两个儿子的义行，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吗？汪村人还能够谈到柴君，说他不过是个疯疯癫癫的酒徒罢了。柴君来到仲容家，家人厌烦他不停地索要酒喝，不免面露倦色，但仲容却更加殷勤地礼待他。到了半夜，他醉得极深，不能支撑身体，便拉着席子、拥着被子睡下；第二天，四面墙上全是他呕吐的痕迹。葛天民的姓名和行为都很怪异，浊世中关于白玉蟾的传闻尤其令人惊骇，而柴君却同他们交好；他们隐藏形迹、改变身份，也很相似。世上如果没有神仙，那就算了；如果果真有神仙，大丈夫在世俗之人中不得志，便飘然凌驾于云霞之上，驾着鸾凤游于天地八极之外，以尽情实现自己的愿望，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前辈的风流日渐湮没，像仲容这样能够说明柴君始末的人也很少，后来就更加无法听闻了。幸好袁氏兄弟珍藏这卷诗；将来再搜集柴君的其他事情，互相发明，以证实他的为人吧。题孙常州摘录稿。孙常州天性笃厚高雅，是个潇洒的人。晚年归来卧居四明山中，把园池游赏的适意，代替轩车马匹的荣华；把勤奋写作，寄托于处理文书的才干；尤其喜爱吟咏白乐天的诗，兴致一到便仿效他的体裁创作。得到诗思并不费力而精神完足，灵机纵横，座中客人往往佩服他的敏捷，仰慕他的旷达。我因联姻往来，屡次参加他的聚会；每次见到琴、酒、手杖、坐席之间，诗随酒兴而起，酒意疲倦了诗便停止，名士清谈和时势议论，整夜都谈不到私事。我感叹他一时的风流，略同白乐天，这也是承平时期士大夫风气熏陶浸润的结果。如今哪里还容易得到这样的人呢？孙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将要把家集刻版流传；但作品极多，力量来不及，于是先摘录刊刻一二，以答复求取的人，这份稿本就是这样来的。我读着它潸然落泪。过去白乐天以没有儿子为遗憾，临老亲自编次诗文，寄藏在佛寺中求得长久流传，他的话悲伤到了极点；而孙公有这样的儿子，又实在令人敬重。题赵郎中诗卷。宝祐、景定年间，山阴赵郎中凭借清正的资质和刚直的气节，不能被当时所容，退居山台，四方士大夫却如云一般跟随他。我听说他家每天来客，常常多达十几人，客人一到就留连到整夜。东边弹琴，西边下棋，南边读书，北边作画；纵情谈笑，人人都以为已经尽情表达了自己的心意。晚年卧病，精力更加衰弱，但一天没有客人来，他就怅然不乐。他的天性就是如此。他很善于作诗，规模和风度，宛然处在陆务观、高清古之间，尤其精通行书、草书。每有一篇作品出来，被好事者有幸得到，尺牍寸纸也不亚于珍宝。如今蔚公所收藏的，竟然有一百首之多，而且其中很多还保留着涂改增删的痕迹。不刻意经营却很深通义理，实在值得珍重。

译剡源戴表元书。题汤仲友诗卷。汤君仲友，战乱以后还住在吴中。我多次得到他的诗，读起来，他大概已经七十多岁了。诗意深沉、含蓄宽厚，足以称为遗老。这一卷本来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吗？从前江湖间的诸位名公凭借诗歌行走于世，不少人称他们为诗客，公卿都屈尊与他们交往。自从华子山、敖器之、刘潜夫前后遭遇诗祸以来，士人的气势逐渐受到摧折，虽然没有完全断绝，却不能像从前那样了。剡源戴表元书。题史和旨诗卷。宋代的宰相世家，大多称说韩、吕两家的兴盛，而且这种兴盛都延续到了今天。然而若问两家人物谁贤，必定多称道吕氏。难道吕氏的人全都贤能而没有过失吗？这是君子爱护他们，所以顺势替他们辩解。至于韩氏，自韩忠献以后，一旦跌落便再也支撑不住，于是使韩氏后人不能容于世人的议论；其中有品行善良的人，也仿佛分担了家族的耻辱。我曾对此感到疑惑。大概韩氏多半才思敏捷，吕氏多半谦逊好学。谦逊而好学的人，人们常常帮助他上进；敏捷而有才的人，人们却常常压制他。这既是人事，也是天道。渡江以后，世家大族的盛况独在史氏，于是有人想把它同韩、吕两家并称为三家。史文惠开国以来，淳厚的风俗和精粹的德业，都记载在典籍中。出生于史氏门第的人，人们都寄托着卿相辅弼的希望；即使是两制以下的官职，有些人也不屑接受。然而到文惠还在世时，他有一个同母弟弟，即删定君，独能辞去官职而不接受任命，却安然凭借多次被荐举的恩典取得俸禄，终其一生。删定君去世后，授予他的官职一定要恩荫到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和旨君又辞谢而不接受。人生来尊贵，有德而享有俸禄，是命运所定，不必只有不做官才算贤能。何况富贵是人的常情，二位在这件事上却能有所不为，辞让谦逊的节操植根于一家之中；如果不是经过讲习、实践和省察，有所修养而使内心不乱，大概不会达到这种地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丈〕 这本来就是崇尚德行的君子和成全他人美德的人所愿意听到的事。戊寅年冬天，和旨的孙子景肃拿出所收藏的和旨遗墨给我看，有诗若干首，都清正纯厚、典雅严密，具有诗书仁义的意味；笔墨超拔劲健，可以由此想见他的为人。景肃喜爱修身而且记忆力强，诵读前人的言论和往事，始末都很整齐清楚。他说，从删定君以来，父子祖孙人人都有文集；世家学问的恩泽，难道不就在这里吗？《经》中说：“不能长久保持他的德行，就会有人来承受他的羞辱。”景肃回去以后，倡导他的各位弟弟继承祖先事业，难道正是在思考如何承受这种德泽吗？题万竹王君诗后。我乡万竹一地的诗歌传统，发端于高公端叔。端叔本是中原将门中的大族，随驾南来，因为祖坟在万竹察防冈，便喜爱那里而居住下来。学者因此尊称他为万竹先生。他的诗醇厚委婉，出自《离骚》，号为《荼甘集》。然而端叔实际上没有在万竹久居，长久居住万竹的大家只有王氏，而王氏却没有学习端叔的学问。这并不是轻视他的学问；大抵当时江南士大夫要出身仕进、光大宗族，必须通过明经、词赋和进士的学业，而端叔虽然声名高、道德尊，往往却在科举中不得志。我听舅祖郑公善父说，他参加乡贡时曾借住在王氏秀发诸祖家中。端叔每年按时回来上坟，一定拜访王氏，留连恳挚，亲密得像邻里乡曲。王氏先世待他如同奉迎贵官，等他离去后却常常一起叹息他没有成就，可惜他白白老去而死。这样一来，他们怎么肯学习他的学问呢？直到秀发的儿子茝居住在古桐，才开始作诗，具有《荼甘集》的风格。古桐君去世三十年后，他的同族某人又以《棠墅稿》流传。棠墅相比古桐，正好可以并肩而行；他窥见《荼甘集》的境界，也已经可以踮足赶上了。《传》中不是说过吗：居住一定要选择乡里，交游一定要亲近士人。如今科举之学已经完全衰落，士人能够返本求源、趋向古道，万竹的世家不必担心没有古桐、棠墅这样的人。因此我在题写他们的遗稿时，把文献传承的渊源详细写在这里，以等待那些听闻《荼甘集》风格的人来考察。题萧子西诗卷后。萧子西的诗若干篇，已经由他的姊夫王丞公达善校定过的，每一篇都可以讽诵；没有校定的，请我加以评定。起初我和丞公往来时，住处相邻，虽然谈论诗歌，大体只是各自用承平世家所传的学问互相砥砺，就像饮食中需要各种菜肴一样，认为不可缺少，却还不知道诗歌真正的深长意味和极致滋味。后来我们都已年老，又加上世事、兵乱、羁旅和人情冷暖的忧患从外部侵扰；田园、婚嫁以及朝夕之间的迫促牵扰又从内部扰乱。于是诗的酸甜苦辣在煎熬烹煮中百般变化，像膏粥、果实和蜜糖一样，精力耗尽、津液枯竭之后，甘味才产生。因此我一生同丞公唱和的日子，以避居天台时最多。那时同游的好友也都平安无恙：舒舜侯在马岙，刘正仲在雁苍，胡元鲁在峡石。每当兵事稍息、事情安定，便聚会一次；一定有诗篇往来，急迫得胜过百次往返、险峻得足以成为危韵；有时又共同唱和，争奇斗胜，如同博弈；甚至传抄诗稿的学生、拿砚的童子和孩童的咳嗽唾沫互相熏染，也都有自己的规矩。如今同辈的衣冠人物全都凋零消逝，只剩下我这个老人凄凉地孤独留存，人们也就没有机会向我询问诗歌了。我私下郁郁叹息，认为再也不会谈论这件事。没想到在乡里之间，竟得到子西诗中那种山阳笛声的感触，也唤起了黄公酒垆的回忆，使我悠然之间涌上心头。或者我来评论子西的诗：气韵清爽而不枯槁，意趣广博而不隐晦；他在模拟古人、达到艺术境界的地方，不愧于古人，次一等也应当处在丞公兄弟之间吧？假使舒、刘诸公还在，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知音之言。题王氏寓庵遗稿。我乡王氏，自伯伦、季嘉两位先生以来，不仅凭文学和科举起家，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足以成为乡里的典范，做官和施展志向又足以有益于政治。这些事都记载在山阴陆放翁撰写的《举词墓志》中。我还是儿童时，还来得及认识他们的十几位孙辈；他们都衣冠修整，风度高尚，人人都能说出家世的始末，大概可以说是桂林没有坏枝，蓝田少有凡石。后来家遭火灾，又经历百般摧折，临老之年才从他的孙子得涂那里看到寓庵的遗稿。寓庵名崈，字抑之，是两位先生的侄子。他曾经凭词赋两次向有司贡举，七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考中，直到晚年才授予南廊的一任官职，辅佐小县长官。他的官位虽然低微，却不肯龌龊苟且地领取俸禄；多次同上官争论役钱，辩说水利，陈列边防形势，想凭经世济民的才干来显示自己。意见既然不能得到施行，便和陶渊明《归去来辞》，弃官回家奉养亲人，洒脱地具有近古豪杰的风采，也没有辜负王氏的家法。然而他死去还不到一百年，宗族的世系便衰微零落；残章断简，以及他一生辛苦纂述、想要保存下来的东西，几乎连自身也保不住。幸而他的孙子偶然从姻亲家辗转得到它们。自古以来，文人才士学业有成、言论确立却不能流传的，哪里算得完呢？

译寓庵的作品能够流传，莫非是有某种力量在帮助它才如此吗？我因而看到稿中同时来往的人，如端本、李淳伯、吴伯华之类，当时都是声名峥嵘的一流人物，饮酒宴会、车马冠盖不断，整日都有谈笑。如今问起他们的子孙，却一个也没有留下，真令人惋惜叹息。谁知道我们这一辈人中，不能有人为汝南先贤作传、为襄阳耆旧作传，并用这份稿本来补充记载吗？剡源戴表元书。题袁通父词卷。姑苏袁通父拿长桥秋夜词给我看，题目说是为怀念汤师言、张叔夏等人而作。我年轻时多次经过那里，抚览古人的风流遗迹，俯仰之间长叹不已，也知道那是适合游览、能够快意的地方。那时举止轻快豪放，交游朋友很容易，不知道世间还有离合的痛苦。可是如今这种快乐已经不常有了，同辈朋友也逐渐消失殆尽，侥幸还活着的又憔悴无聊。幸亏读到通父的词，我才一边悲伤，又一边羡慕通父的胸襟情谊；他能作文而又好礼，这些都是我想做到却做不到的。题京兆刘侯事后。人活在世上，寿命大体不过一百多岁。百余年的生命寄托在无穷的宇宙之间，这段时间不过如同早晚那么短。即使耗尽精美饮食来供养身体，穷尽血气来享受快乐，又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还要因为短暂的生命受到剥夺、面对无可奈何之事而不能忍受，甚至毁坏名声、败坏节操，把无穷的遗憾留给后世呢？这实在太值得痛惜了。因此颜真卿、张巡这类人没有能够死在家中窗下，君子却以此为荣，称他们为善终。季陵、孔光爱惜自己的性命而顾惜祸患，君子以此为惭愧，称他们为苟且偷生。我听京兆刘祥卿谈到他父亲的事，也想用这些话来安慰他的心，并且为他的父亲感到光荣。祥卿的父亲死在邛部川。邛部川是西南蛮夷部族居住的地方，从前边地官吏用恩惠和信义加以羁縻，不完全采用内地的法律；然而他们仍然时常桀骜不驯，不能突然平定。祥卿的父亲以招讨使的身份深入他们的巢穴，对方已经接受约束，却意外发生变乱，他奋力作战而死在那里。祥卿当时年纪还小，等到长大以后，听人谈及事情的始末，一定悲伤感痛，不能自已。唉，祥卿真孝顺啊！他的先公真勇敢啊！然而祥卿是将门子弟，如今正喜好文墨，在士大夫中谦恭自守，凭自身的行为发扬先人的美德，这大概就是刘氏义烈所得到的报答。如今朝廷正要追念功劳，难道没有了解这件事并替他说话的人吗？祥卿只管安静地等待吧。题双溪王晦仲《读易笔记》后。《易》以卦象为书，而义理附着在其中。这也如同人有耳、目、口、鼻和四肢，然后才可以谈论他的视、听、言、动一样。可是世上谈论义理的人，先把卦象抛开，却不知道抛开卦象，义理还凭什么附着并保存呢？汉代的《易林》保存下来的只有焦氏一家，士大夫占筮大多使用它。至于京房、孟喜等人的学说，我私下认为，在王弼的注解尚未流行时，各家一定各有自己的说法；后来一时之间因好恶而被废弃，到了千年之后便茫然不能再考证，我为此遗憾了很久。然而我也曾怀疑，古代圣人作这部书，难道缘由只是为了占筮吗？最后我才得到新安朱文公的《本义》《启蒙》，其中除了程颐、邵雍的学说以外，时常出入于沙随、汉上诸家，却始终以占筮的方法作裁断；上面没有失去清静精微的教诲，下面又可以贯通吉凶鬼神的变化。于是我完全舍弃其他学说而学习它，又得到今天双溪王公的笔记来说明其中的道理：以书启发卦象，以卦象阐明义理。他又说，综合万物、撰述德性，兴发于中爻；互体之说也不可废弃。又说，关于麻衣并非正直、河图并非错误之类的问题，在文公乡里的师友之间曾经讨论讲贯，几乎同鹤鸣、子和相近。俗话说：鞋子不必相同，只要合脚就行；滋味不必相同，只要适合口味就行；言论不必相同，只要合乎道理就行。求学的人取其大旨，暂且放下那些细小的疑问吧。大德己亥年仲夏十日后，后学剡源戴某书。题婺源武口王氏世系。各姓氏族中，王氏最为兴盛，也最难考察。大概从秦汉初年起，王氏族源就已经混杂紊乱；王子朝的后代和齐国田氏改姓王的人，世人没有办法分辨。元城王家中有人想要按照古礼取名，却娶了王氏女子为妻，由此也可以知道当时的情况。士大夫又经历两千多年的动乱、流离和迁徙，谱牒散失，于是想要追补渺茫无据的世次，也实在辛苦。然而既然是我亲耳听见、亲眼见到而又不立即记录下来，那么越到后世就越没有办法考察。婺源武口王氏独能知道自己的祖先出于齐国大夫王子成父，是太原王氏；后来迁居祁县；再往下可考知的，是东汉隐士烈；又往下可见于韩文公所撰墓碑的，是唐代尚书郎元□。从这里以下共十五世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宋嘉祐戊戌年有七世孙、左承事郎、国子监主簿、知抚州崇仁县汝舟，曾经编制九族图。嘉定辛未年有十世孙、中奉大夫、婺源县开国男炎，曾经编写世系录，于是王氏宗族便依靠它而没有散失。世系录编成以后直到如今，又过了将近九十年；中奉公的曾孙传又搜集考订、缀辑整理，增编为五卷，并向我征求意见。我既赞美王氏世代德行长久、义风美好，又赞美前后贤能的子孙能够做到常人难以做到的尊祖合族之道，于是高兴地为它作序。题周氏先世书帖。我刚到杭州，就和周子一同游学于杭州学宫，一同研究词赋，彼此友善。我先出仕了几年，回来后听说子一担任江东学事，很遗憾不能再见到他。子一去世后，他的弟弟把家中收藏的书帖给我看。这大概是子一在戊午年秋天参加乡试时，初次取得成绩，他父亲为他取得合格成绩而高兴，于是写下来送给他的。那一年子一于是成为乡贡。读到这里，令人凄然感慨。又由此可见，在从前，即使学习的是科举之学，父兄对子弟在平日仓促之间，也一定把他们当作成人来期待；事情就是这样。难道这种学问可以全部废弃吗？《剡源文集》卷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十九，元代戴表元撰题。题子昂摹画李龙眠《飞骑习射图》。右边是赵子昂摹画李龙眠的《飞骑习射图》一卷。子昂本来是各位王孙，家中没有绘画传统；他的技艺能达到这种程度，大概是天赋才机受到激发，一学就像，不像其他人那样耗尽精力才有所得。每次画成，子昂自己也很珍爱。张景亮是他的外甥，想得到画的人大多通过景亮索求，因此景亮虽然朝夕都能看见画，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一卷是龙眠原画的初本，是他元丰年间在试院所作。子昂摹画时，还没有经历世事，作品中那种学问气息仿佛可以捧取。反复展开观赏几遍，令人洒然舒畅。题《明皇听乐图》。右边是龙眠李伯时所画《明皇听乐图》一卷。礼乐败坏已经很久了，至于新声异曲，炫耀声势、动荡人心，没有比这幅图表现得更明显的。宣和年间的诸位公卿倚仗富贵强盛，追述梨园旧事，仿照《霓裳羽衣曲》的遗制来制作这些东西。伯时不得不承担这种责任；这幅图难道是他平生沉着用心、真正得意的作品吗？题《洪厓图》。韩仲文给我看一卷画，说：“《洪厓图》。”洪厓真人真实的形貌是不是这样，我不能知道。然而看画中包裹装饰鲜明华美，车马随从辉煌显赫，竟像虞卿、蔡泽那样的仪容，辞别诸侯、经过相国府而归去的人；难道会像穿草衣、吃树木果实、吃泥饭、饮清水那样安适吗？有人说：“神仙之家有什么没有？他们不用船车却能迅速到达，不需供给器具却能安闲，不用馆舍供置却不会匮乏。假如你想用世俗的耳目来推测他们，那就错了。”我反复玩味吟咏了好几天，很使人增添寄身烟霞、悠闲栖迟的想法。题《怪木疏篁》。文湖州的墨竹，是世人普遍知道的；没有听说他喜欢作其他画。湖州的属官、鄱阳吴侯熙载，家世高雅朴素，却能够珍藏一幅怪木图。湖州从前大概也曾经同时画过疏竹，只是偶然遗漏了它。蓟丘李侯仲宾画竹，技法来自湖州，笔力足以追随并匹敌他，因此请他补画遗缺，合在一起刊刻于奉化学宫，和爱好书画的人共同欣赏。将来这种风流文采相互润泽、衣被照映，必将有助于本地的文献。

译题《石鼓考》。关于石鼓，直到临川王顺伯的说法已经详尽了；他驳斥郑渔仲认为石鼓文字不是秦篆。然而许叔重的《说文解字》本来出自小篆，王顺伯既然相信石鼓不是小篆，却又拿它作为依据，这是什么缘故呢？等待博古的人再作考证吧。题苏氏三帖。蜀地学者中本来没有擅长书法的人，东坡凭借很高的才华把书法当作余事来做，却教化了他的子弟，使他们都文雅有礼，而且各有家法。他必定在墨池、笔冢之外另有所得。如今有些人胸中连十卷书都没有，却总想借此炫耀迷惑别人，把作品当作东坡真迹，这充分表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分量。这一卷是三个人的手笔，毫无疑问都是真迹。子由确实应当是弟弟，叔党确实应当是儿子。题李端叔书帖。从前曾经受教于欧公、苏公门下的文士，说话议论都有模范法度；不具备这种条件的人，即使建立了名声，往往也不能形成自己的家法。姑溪李端叔晚年跟从苏公，排在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诸君之后，但受到苏公的知遇并不浅。他的人品潇洒，才华文采精美丰赡。人们尤其珍爱他的尺牍，大概有汉人收藏弃置之物而以此为荣的爱好。看这两帖，确实如此。题赵侍郎诰。赵侍郎的书法处在欧阳率更、柳诚悬之间，这是楼宣献公的评语，谁敢有不同意见呢？楼公尤其称赞他在吏部任职时书写告身上的姓名，端庄凝重、刚劲直截，认为很有法体。这道诰书是侍郎亲自书写的，内容是封授在高密开国者，当然是赵氏家中的珍宝。我曾见过唐代的诰书，往往多用花体、草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改以楷书为体。侍郎的书帖在他子孙手中有很多，笔势超逸飞扬、纵放恣肆，像飞龙跃凤一样，难以形容。它与如今书法家所说的欧、柳书风不同；书写姓名这一节，大概是偶然如此，观赏者应当一并详察。题渡江诸贤书帖。渡江以来，人物品格如李伯纪丞相，当然应当列为第一；张魏公、李庄简，当然可以彼此相提并论。然而他们都经历流离困顿，屡遭挫折却始终忠贞，纯粹是刚正鲠直之气，临近死亡也没有衰退。吕元直附带在这些人中间，善于周旋取容，比起同时代的诸位公卿，大概稍微少一些遂意之处。如今根据他们最终的成就来比较，又能差多少呢？山楼初寒时翻阅这些遗墨，不禁感到毛发森然竖立。题方公删定家藏诸贤墨迹。秦桧专权时，士大夫中贪图进取的，像苍蝇蚊虫一样蜂拥而来，有人从普通属官谈笑间便升到宰相府，秦桧权势的炽盛由此可见。然而这些人往往不久便败落，因为有的是秦桧给他的，也有的是秦桧夺走的；所得的富贵能有多少，而姓名却被人污辱，成为千古叹息和耻辱的对象。四海九州都知道与秦桧意见不同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张德远、赵元镇、胡邦衡、张无垢、汪圣锡几位。如今看来，他们的人品远远超过秦桧一类人，只是一时的际遇都不如秦桧。人实在不能仅凭眼前短浅的得失来判断。困斋方公耕道，从弋阳平民起身，考中一科后，立即上书陈述宗社大计，想要攻击秦桧、除掉他，于是和前面几位成为同党，官职始终不显达，最后做到金陵通守。他的升沉、寿夭，并不是因为触犯秦桧所造成的，只是命运偶然如此罢了。我来到方公的乡里，见到他的几位孙子，他们拿出诸贤往来的书札墨迹给我看；读着读着，不禁生出故家乔木般的感慨。题写在王初寮家藏法帖上 古人往来问候、庆贺、吊唁，尺牍中从不写浮泛空话。魏晋以来的法帖可以作为考证。北岳王氏收藏着他家右丞、检正、提刑三代留下的墨迹，典章法度和文献传承，前后辉映，实在是故家奇宝。然而习俗相沿至今，世道一天比一天不是中原的旧样子了。嘉叟为陆务观所作的《渔隐堂诗》，清新纯正而含蓄有致，读来令人心醉。题写在晦翁书写的《坤六二文言》帖上 晦翁先生一生从未曾留意书法，但他的笔法端庄严整、简洁遒劲，正如天球大璧，不用雕琢，自然光彩温润。这幅帖摘取《坤卦·文言》中关于敬与义的话来警醒、启发学者，尤其值得珍藏。题陈了翁《合浦与弟帖》这封信，是陈忠肃公在崇宁年间因党争被贬到防州编管时，临行归诀他的弟弟珩所写。陈公看见蔡京、蔡卞兄弟的凶威深不可测，料定自己必死在防州，但后来偶然没有死。他独自跋涉万里，流离颠沛，在生死逼迫之际，对于家人骨肉的事情一句也没有提，只是不忍心这样离去。史官采用王安石私家日录来污蔑正史；陈公写完这封信以后，另有亲自撰写的墓志文，以及追荐国忌的祭文若干篇，详细记载辨明诬陷的论说，并嘱托弟弟秘密收藏，想着如果自己不幸死去，将来蔡氏败国的论断明白之后，或许可以用来作为自己的证明，此外没有别的想法。唉！他的志向实在令人怜悯。然而在当时，他尤其只把日录中的诋毁归罪于蔡卞，却没有涉及王安石。后来到了我任职的地方，写作《四明尊尧集》，才开始明白地痛斥王氏，并且后悔《合浦》一文写得支离反复，认为那样是不对的。这样说来，这封信对于忠肃公而言，本来就是尚未定论的话。陈公从崇宁二年在合浦到宣和六年，凡二十年左右一直身体强健，最后才因病去世。蔡氏哪里曾经能够杀害他，而国史中朱笔墨笔所写的是非，最终也没有施行。王氏的日录，反而成了陈公的验证。陈公死后的第二年，蔡氏大败；直到今天人们提起他们的姓名，还像提到粪秽一样，听见便要吐唾沫。而陈公残存的笺纸废弃的墨迹，能够从尘埃、煤烟、虫蛀和鼠咬的余留中保存下来，竟使人如此珍爱。士大夫可以由此知道应当选择什么。至于当时诸位老先生，在渊源学问之外，又流传涉及佛教，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喜欢佛教似乎接近孟子所说的“不动心”，学者却不可专门把它作为依据。题翁舜咨收藏的文丞相《梅堂》匾额

译近来士大夫先生以“梅堂”命名并闻名于世的，如东武赵侍郎粹中、毗陵蒋忠文公重珍，最为著名。建业翁氏也有梅堂，庐陵丞相文公天祥、宋瑞为它题写匾额，也受到人们的羡慕和敬重。唉！江南士大夫，我所见到的，只要俸禄勉强够用、仕途勉强通达，就崇尚园池、装饰馆榭，用美好的名称和称号彼此标榜，十个人中有十个，百人中有百人。乡里那些修饰门面的匠人，想把自己托付给好事者，一有营造创建，便总向当时有声势的人求取墨迹，把它作为光彩荣耀。当它盛大之时，大字深刻，金碧辉煌，车夫奴仆之类都惊叹夸耀。然而这些人的为人卑鄙污秽、龌龊不堪，即使再巧妙地施展手段，装作高雅，布置遮盖，也掩不住俗态丑状，反而成为林泉草木的耻辱。有见识的人往往含笑唾弃而去。既然如此，一个人要在世上有所流传，他的行止进退，怎么能不先使自己自重呢？文公的书法墨迹如今价值千金；而翁氏是数百年的世家，舜咨又坚苦好学，选择粗粝之粮来吃，审慎选择泉水来饮，有贞洁儒士硕学大夫的风范。我很幸运，将来孩子长大成人，家门清白自立，也许可以乘轻舟经过丹阳，登上三茅山，因而寻访自建业以来旧日游踪，得以登临舜咨所说的梅堂，与他一同吃羹蔬、品香茗，仰望文公的清风，并为舜咨详细谈论赵、蒋诸贤遗留下来的见闻行迹，那实在是一大快事。题王希圣《续汉春秋》后 起初我考察评论古今正统的承续，在周、汉正统断绝与接续之际、三国、南北朝以及五代分裂统一之时，从未不反复疑惑。到了今天，读书治学的人都能贬斥魏而远离吴，尊崇蜀而推重它，这正是因为朱子所作《通鉴纲目》补足了司马光所未能做到的地方。然而自从朱子的学说大明，学者便说司马光的原书不能达到朱子的程度，并加以非议，他们为什么不体谅司马光创作此书的艰难呢？司马光论述以魏为正统时，已经说过：“我的书起于威烈王，终于后周；记事不能不附属于纪年，纪年不能不承袭旧史，所以只是传述史实作为文章，让读者自己详细考察，并不是建立褒贬法则、拨乱反正如《春秋》那样。”朱子的《纲目》比这又进了一步，但也不过说《通鉴》有本书、目录、举要、补遗，详略不够适当，记载识见不够坚强，只是根据原书为它制定义例，并不是断然自称另作一部书，说“我在实行《春秋》的事业”。我读着这些书，不禁有所感慨。从前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见史官有所阙文。”《春秋》本来就是鲁国史书的残存记录，但自孟子以来，人人都说是孔子作了《春秋》。大概当时孔子已经老了，即使说是作《春秋》，也可以不必再作解释。司马光所处理的《通鉴》之事，比鲁国史书宏大；朱子《纲目》的用心，比《春秋》简约；但两位先生都敬重古人、尊崇贤者，谨慎厚重而忠恕待人，充分具有君子的风范。然而，详细之处是为了使人有所选择，严正之处是为了使人有所遵守；生在百世以后，能够听闻两位先生的学说，这种幸运难道还不够多吗？王希圣与我年纪相仿，他的才智敏捷胜过我十倍。他把所作《续汉春秋》若干篇拿给我看，不仅揭发了陈寿的根本病症，帮助习凿齿坚守的成说，而且言辞严正、气节凛然，真是司马光的忠臣；与朱子相比，也可以说是朱子所说的“有光于汤”了。我在病困劳瘁之中，连续几天诵读它；他竟不嫌弃我，反而来请我写序，我惭愧退缩再三，不知从何说起。只是我资质迟钝，对于《通鉴纲目》一书有许多眷恋，不能一下子放下，所以在卷末题写了大略，归还给他。虽然如此，我和希圣有朋友的情谊，愿以广博的见闻来蓄养德性，等待余力来学习文章，正希望我们彼此帮助、互相勉励。题茅生刻字后 古代的书法家没有不会刻字的，刻字工具称为书刀；后来还用它把字刻在石上，就更加费力了。我曾经行走在金焦之间，看见米南宫在崖壁上题写的诗，笔锋气势飞动；遗老说都是他亲自凿刻的。如今人们以擅长书法自负，却把刻字看作羞耻，大概不是通达的见解。题王理得《山中观史吟》后 我曾评论《太史公书》，认为它接近孔子《春秋》的义旨，有十多处相似。学者却只玩味它的文辞，拘泥的人又援引古代不同的用法来攻击它，苛刻过分；虽不至于损害这部书的流传，却使后来的人的见闻更加浅陋。会稽王理得，当世道衰败、学术散失之时，没有抛弃家传的学业，带着《史记》若干卷，进入南明山中阅读。从列传以下，每篇作一首诗，明显有所规戒，微妙处也有所表彰。他凭借广博见闻和精审识见，反复研求字句而摘举其中要点，所取都很恰当，并不是面对文章临时创造见解、侥幸偶然说中。王君又早年擅长作诗，格律妥帖，文辞流丽，足以配合笙镛之乐。这部书把太史公看待《春秋》的态度表现出来，或许也像诗人对《二南》的态度吧？但我听说，作史如法家，详尽地写明文辞和义理，使人自己知道回避；论史如礼家，辨析驳难众说，最终归于正理。这两种方法各有道路，可以相互启发，却不能彼此替代。王君还有可以教我的地方吗？题陈强甫《乐府》年轻时我读唐人的乐府、《花间集》等，觉得它们的体制与五言、七言律诗相去不远；遇到情感不能直接表达时，便略加剪裁贯通，所以也称为曲。然而其中并没有繁复的声调和零碎的句子。近世的作者大多类似散文语句，严重的甚至无法阅读，我因此烦闷很久了。山阴陈强甫给我看他的《无我辞》一编，体制取法姜白石，情趣接近陆渭南，而书名又恰好和他家去非公的《无住词》相似，这使我的心顿时感到畅快了。题《阴符经》后 右边这部《阴符经》，相传是黄帝所作，大概是养生家中研究黄帝之学的人所写，而谈论兵法的人也都加以考察。古代学术散裂，各家百派像猬毛一样纷纷兴起，但没有一家不托名于古代圣人来推行自己的学说。至于说到黄帝，更是荒诞妄谬、不合常理；即使再明智的人读过，也始终没有人深加非难。总之，它可以资助眼前的实际应用，所以不能废弃，仅此而已。像这部书，即使承认不是黄帝所作，遁世学道的人得到它而学习，也确实不能说毫无益处。题赵子昂《琴原律略》后

译赵子昂喜爱音乐，凡古代论述声音的学说，没有不知道的，也没有不能实践的。他实践之后拿给人看，而人们习惯于当今的音乐，便惊骇躲避；后来又聚集起来讥笑子昂。子昂抱着自己的乐器和书，发愤而悲叹。我起初听说这些，也认为子昂确实高明超绝，只是他的成书似乎太过尖锐；况且应当虚心听取众人的意见，几千百年间关于音乐异同的争论，比聚众争讼还厉害，难道只有今人纷纷议论吗？过了很久我得到他的《琴原》《律略》等书，读后才知道：他所反对的并不是古人，而是今人所作的音乐；他是拿今人来非难，而不是拿古人来非难。唉，这难道不真是可怜吗！子昂论音乐，从琴开始；子昂关于琴的见解，已经亲自写在书中了。我举今人的琴来说明这一点。如今学琴的人，推重杨司农。司农弹琴不用律调，只用手指在弦间按压，发出碎然的声音，便传授在《白云曲》中，说“这是折竹的声音”；发出哑然的声音，便传授在《夜乌曲》中，说“这是乌鸦投林的声音”。各种曲子都这样，曲子完成后再和合曲谱，然后说“某曲主某弦，属于某音，因某音而琴曲完成”。像司农这样的琴，最多接近庄子所说的天籁之声，怎么能算作音乐呢？难道司农不是把音乐赋予琴，而是使用没有律调的声音吗？难道司农在伶伦以后成为圣人，已经在心中生成了音律，不再需要乐器吗？唉！何必非要等到子昂来批评？即使凭我的愚钝，难道不能非难它吗？然而在司农那个时代，他还自称这是新声；司农每完成一张曲谱，就把琴陈列在寝室中祭祀，说：“我怎么能创作出这样的声音？我的琴一定有祖先，我要祭祀琴祖。”我私下议论说：司农的琴，应当把司农自己当作祖先来祭祀，真正的琴祖不会享用这种祭祀。后来司农的琴风行天下，投林、折竹的声音，儿童妇女听了都能明白，便哧哧地笑。起初是儿童妇女学习它，时间久了，士大夫中安于近俗的人，幸而认为这些声音寄托在古代乐器上，便跟着学习。唉！何必非要等到子昂？即使凭我的愚钝，难道不能为之悲哀吗？然而我虽然知道不应当把它当作司农的琴，却终究不知道应当是哪一种琴；虽然知道人们学习它不对，却自己没有办法向人说明。如今得到子昂的书，才豁然开朗，能够充实我心中的见解，知道子昂论琴并非诬妄。推及其他音乐，也知道都可以得到验证。只是子昂穷尽了我的见识，而喜欢司农的人正兴盛，我姑且私下收藏他的书，劝子昂自我珍重，等待将来定论。题王微仲《孝弟类编》后 人们常说：“困穷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唉！君子处于显达之时，他的道理必定有所施及，能够兼善天下，本来如此。至于处于困穷之时便只想私下修养自身，难道不狭隘吗？古代的名贤，若不幸困顿颠沛，没有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就退而治理家庭，使乡里的风俗形成。近处，尤其能使同一时代不善的人感到惭愧；远处，更能使千百世以后听闻其风范的人有所仰慕。正如溪涧池沼的水流，虽然比江湖狭小，但水势都足以滋润万物。只有那些盗取名声而没有实际的人，精神气韵没有振作激发之处，才像断流的水沟、干涸的井，尚未清理便先枯竭了。我自从退居以来，常常用这番道理自我勉励，也用来勉励志同道合的人。到了上饶，遇到一位处于困穷中的人，叫王宏，字微仲；他把《孝弟类编》给我看。我读了它，很欣赏其中的言论；如果让好事的人各自传抄一编，放在座位旁，早晚熟读反复而受到感发，即使不设官府，也可以做到。题《太学登科题名》后 我还是咸淳年间太学生时，杨鹏举离开太学已经很久了。然而他以乡里前辈的身份见我，总是不停地谈论太学。这说明他的天资忠厚，深情维系旧日情谊，哪里像有些人早晨交游、晚上便忘记，仿佛旅途中偶然相逢呢？他离开仕途各二十年后，才把所编的《太学登科题名》拿给我看，我因此深为感慨。大概我家从我以上几代人，都曾在太学。平日常听父兄谈论当时的风气，以未能入学为耻，却不以未能做官为耻。所以即使是江浙附近郡县，也有人遇到科举不赴考，得到恩典不去陈谢，反而把这看作高尚。当时三舍法严格，也不容易出仕。即使应该做官的人，才俊名次很高，也必须盘桓压抑，等候多年以后才脱去布衣服色。以陈同父、刘潜夫的声望，最终也不敢借助其他途径出仕，其余的人便可以推知了。因此那时的宿儒老生，心中既没有把利禄得失看得重要；国家有大事，便不顾斧钺刑戮，群起议论是非。他们的道理明白，言辞厚重，往往使人惊惧屏息而又敬畏倾听。退下以后在学校中歌咏，有可以自得其乐的地方；即使没有被赏识，也不免有忧伤叹息。后来一旦进取途径改变，法令改革，恩典数额更加宽厚，求取俸禄官职更加容易，太学便不能像从前那样受到重视了。如今假使鹏举和我们这些人再次作为太学生相互交往，难道不会感到惭愧吗？题唐师善《谈乘》从前木石尤先生住在吴中时，每天早饭后，四方来访的宾客像云一样聚集在他的门前。先生戴着幅巾、穿着便服出来会见客人，喝一口淡茶，便在座中谈论典章仪注、经学和吏事，直到巫医、算术、棋艺之类，无所不谈。太阳将到中天时，又喝一口茶，客人便散去，把这当作常规。郡中的子弟带着笔札，跟在屏风后偷偷记录他说的话；他们虽然不曾拿着书卷请教，却人人谈吐都有根有据，不至于有白丁的羞惭。当时陈端明住在崇德，林直院、刘南兵住在莆，也都是这样。丁巳年，尤先生的史祸发生，这种情形便全都废止了。表元出生更晚，又住在偏远乡村的白社，但还来得及认识十几位老先生。每当穿戴整齐、设下盛席，他们一定引用前人的言论和往事来助兴谈论，所以也不至于白白作为年轻人。近一二十年来，再没有这种乐趣；想稍微听到嘉定、端平前后的成败曲折，人们便闭口瞪眼，茫然叹息。每逢聚居宴饮，只要谈起里巷床笫之间那些猥琐浅近的事情，便只是一同哄堂大笑、笑倒在地罢了，这种情形哪里说得尽呢！临安的儒者唐师善，深沉潜修而才华迅发，拿出他平生所著《谈乘》十二卷，在我身处尘埃羁旅、风雨呻吟之中时给我看。读起来真痛快啊！平常的杂书大多重复抵牾，而这部编书一一精确，能够补充缺漏、解决疑惑的地方很多。我固然庆幸自己年老将暮还能够有所遇合，却遗憾师善也有朝夕衣食的忧虑，而且将要离去，不能从容地彼此切磋补益。因此在卷末题写了它的大略。

译题《沂州先贤考》世人所说的五福，似乎都应当听命于上天。我考察《洪范》的说法，长寿、富有、健康安宁、善终这四项，或许可以说由上天造成。至于“所好的是德”，则只在人自身，与上天无关。我自从懂得读书以来，看见古代的名人贤者、德行盛美的君子，便为之欢欣仰慕。在江湖道路上偶然相逢交往，听到一句嘉言善行，也愿意执鞭为他效劳、捧笏拜见，唯恐与他失之交臂。这难道是有什么逼迫或美好事物诱惑我才这样吗？远方的人尚且如此，假如乡邻里巷中就有这样的人，仰慕他又当如何呢？所以古代乡里的先生去世后，便在社中为他立祠；时间久了，百世之后仍然记载他的遗烈，如《汝南先贤》《襄阳耆旧传》这一类，都足以激发人们的敬仰追思，而风俗和名教也因此更加受到尊重。况且人无论穷困显达、尊贵卑贱，只要行动能够做到，法律又不禁止，为什么不去做呢？沂学旧有忠贤堂，把乡贤的姓名刻在石上，却被兵火焚毁。海漕万户王辅臣，名君佐，创意搜集考订，续刻其事，增加旧有的数目，从周太公望起，到唐末为止，已经得到二百九十六人；他仍遗憾近世人物有所缺漏，而文献又无法查问。王辅臣来到江南，便把这件事同我们这些人商议。我赞赏辅臣对风俗名教有功，也与我所说的“所好的是德”相合，于是竭力赞助并促成此事。古代琅琊以及今天的沂州、沂水所产生的名人遗迹，联系十分广泛，所以采录时宁可稍微宽泛一些；只是那些虽居沂州，生前对人无益，死后也不能流传于世的人，应当略加整理淘汰，使这件事能够起到劝善作用。题《雪窦行纪》后 四明洞天山麓有三座僧寺，其中山阴是梨洲、杖锡，山阳是雪窦。这两座寺院稍微宽敞，又靠近人间，游览比较容易到达。然而文人雅士到雪窦游览时，偶尔写些文字，往往不过是一篇短文、一首小诗互相酬答，从没有把事情始末全部包罗而写成一部书。大概志书本来荒诞简略，而行旅匆忙，情势使人不能不这样。即使我住处近、游览次数多，也没有能够详细了解。番阳吴熙载以故家名儒的身份来任州判官，奉州府公文经过此地，停留不久，却仍能采集材料、询问访问，写成一卷《雪窦行纪》。记载丰富而文辞精炼，情趣深厚而义理核实。不仅可以详尽说明本山的往事，也使梨洲、杖锡仿佛就在眼前。人的才力相差，竟然可以这样悬殊吗？听说山中的僧人多喜欢做有意义的事，熙载应当把这篇文章施舍给他们，使他们刻存于山中，拿来显示有才能的人。题李太常试稿 江南有许多世代显贵的家族，依我所见，自从战乱以来，有些人身为名人后代，问起祖父的事迹，却不能亲自说出来。至于衣冠家世、科举名次、声名文采，彼此映照，数百年不衰落，像宣城李氏这样，实在不可多得。李氏自唐代已经显著，入宋以后，太常公在太平兴国五年考中进士；这卷就是他的试稿，中间虽有散失，六世孙宗正公能够搜求考订、访问寻获，于是重新成为李氏之物。如今又传了两代，共经历两次兵火，而他家的装潢仍像新的一样，实在令人欣慰。太常公参加廷试时，仍采用词赋，还没有改为策问；士大夫都颇知羞耻而自重，没有夹带书籍、借助他人，也没有冒名顶替、请托关说，人人都把自己所学写出来展示，所以往往能够选得人才。题提学陈侯《讲义》后 古代之所以有儒者著书，只是因为那些需要传写、不能停止的内容，才使用简牍。至于师生讲学，必定是口头传授、耳中听受。今天《鲁论》中记载的问答，汉代儒者的师说，以及康成的《郑志》，都是这类东西。后世既然没有专门的老师，做老师的因为旧例不敢废弃，便把话写成文章，累积成许多幅纸，有时面对学生坐在高处朗读，称作讲义。师生彼此茫然，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凭什么能够有所感发、成就学业呢？但我曾听说临川陆子静在鹅湖讲《君子小人义利》一章，座中听讲的人为此流泪；我乡里的袁广微出任江东时讲《孝经》数日，属官中有人放弃俸禄回家奉养父母。这些虽然都是旧例，然而言语分量的轻重，难道又不在于讲说者本人吗？提举学事、永嘉陈侯把自己一生的讲义若干篇拿给我看，内容纯正笃实，言语机锋没有一句落空。大概他的文章和学问有深厚渊源，确实由来已久。题徐山长《讲义》“讲”这个词，含义兼有老师和朋友的作用，主要在于反复辨析疑难，使自己的学说成立。我还来得及见到浙闽各位老先生开讲，他们不用讲稿，只是靠着桌案直接口头讲说。后辈在前面质问，他们便随机应答，内容清楚鲜明，可以一一记述。讲毕以后，各人把自己听到的写在方册上，讲稿便由此产生。如今的讲师，在朔日、望日拿出方尺大的纸，写下几百字的陈说，忽然面对高堂朗诵，听众茫然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只认为旧例不可废止罢了，当然不敢希望它能有什么激发启悟的作用。徐君则任饶州双溪书院山长，给我看的这卷，都是他每月与学生讲论时所作。关于天人性命，纲目涉及的范围既广；至于名物、度数、官守、世系、地理等，也都考证思索，没有疏漏。古人说教学能够使师生彼此增长，难道不是真的吗？我年老衰败、废弃放逐，又加上奔波劳苦，形神惘然，哪里能够经常听到这样高明的言论呢？写下这些话，以表示惭愧仰慕之意。题王教授《清湘讲义》古代的经学老师和门人弟子共同居处，互相辨疑问难，传授者没有强行聒噪的烦劳，听受者也容易领会；不像今天的人，占满几案的纸张，面对一丈见方的席位，没有疑问却漫无边际地谈论，不曾询问便闭目说话。然而既然确实知道这样没有益处，每年按时在朔日、望日，学校之间仍不敢废止，只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便更加无事可做罢了。我乡里的前辈、全州教授王君守之，从太学考取科第；我出生得晚，没有来得及认识他，但他的家中子弟与我交游很深，因此得以看见他在清湘时为学生所作的若干篇月讲，真是纯粹的君子遗言吧？我既为此感慨，又写下这些话，于是把书卷归还王氏，让他们珍藏。再过几十年、上百年，后人观看这部书，它又会成为古物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题陈献肃公邦彦遗事后

译从前孟轲称赞能够善于言说、抵御杨朱和墨翟的人，认为他们是圣人的门徒。圣人的门徒难道如此容易就能获得吗？只凭一句抵御杨墨的话便算在其中吗？依此来评论人物，那么绍兴末年、乾道以前，能够发言支持魏公、排斥秦桧，又不肯向曾大渊献媚的人，可以称为君子的门徒吗？但不向曾觌献媚，他的贤能就容易判断了。魏公虽然始终不说和议，但轻率相信人，屡屡失败而没有功劳，又曾阻挠忠良李纲，使他不能实现志向。这样即使想把魏公完全归入贤者之列，人们难道会全都相信吗？可以说：魏公轻信而招致失败，确实有这回事；最严重的是富平之战，以及他和李纲不和，都发生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晚年以后，他的识见精明，纯诚刚劲的气概没有挫折，更加同伯纪推心置腹、欢然相交，希望有所作为。然而伯纪将死，朝廷内外反复呼喊应和的，无非都是秦桧余党。天下所倚赖、用来支撑三纲五常的人，只有魏公巍然独存。而陈应求、胡邦衡、王龟龄，以及献肃、陈公邦彦等六七位君子依附于他，摧折奸邪、压抑权幸，扶持正道、培植根本，一时之间朝廷的声望如山耸立、如火焰腾起。唉，真是壮烈啊！大德辛丑年春天，我和献肃公的四世孙长期一同客居钱塘。他拿出行状、志铭、谥议以及省牍和名贤遗墨中偶然保存于兵火余烬里的部分给我看，使我瞻仰感叹、凄凉忧闷了很久。《剡源文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剡源文集》卷二十，元代戴表元撰，收录箴铭赞述碑等文 为濂溪、二程拟定谥号的议文 濂溪周元公起初从未以道学自我标榜，但他精心修养、深有妙悟，上承邹鲁之学；他的衣冠言笑雍容和谐，与常人相处大概没有不同。大程先生也实行这种道理，到了伊川先生，才开始对以规范法度整肃万物的言论有所不屑。然而纯公去世以后，众说纷纭，最终能够坚忍地树立自己而不使老师的学说坠落，是伊川先生的力量。按照前一种道理，道路宽广却难以窥见；按照后一种道理，道路高峻却容易疏远。理解它尚且艰难，何况再用明确的言辞把它说出来呢？加上渡江以来，世事的消磨和时俗的排斥贬黜，我乡里的考功臧郎中撰写这两篇谥议时，距离党禁开放才没有几年，却能够剖析精微、搜求并表扬幽隐，描绘铺陈，委曲周详而各得其当；若不是真正理解其中道理，谁能写出这样的话呢？拜读遗留下来的文章，不禁生出故家乔木般的感慨。题宋元宪、韩献肃二公流杯小饮唱和诗帖 汴都诸公的风气浑厚，起初从不刻意靠诗篇和字画成名；即使把这些当作余事来做，也不是后人所能赶上的。如今观看宋、韩两位君子的流杯唱和诗帖，正如泰山高岳，庄重厚实而不自我张扬；其中的云烟草木却自然光彩温润，使人抚读卷册而三次赞叹。题吴侯《二蜂说》蜜蜂这种昆虫，以螫刺出名。利害祸福，本来似乎与人没有关系。如今蜜蜂因为不能忍受同类强行攫取，忘记自己会螫人，便急忙奔赴人处；人也应当不以同类强行攫取为正当，忘记螫刺的恶害而帮助它。这是人心和天理的自然流露，不能泯灭断绝。《春秋》保存小国，是提高对它的褒奖；灭亡同姓之国，则加重对它的罪责。大概和看云道人这篇文章的意思相同。《瓶城轩铭》并序 吴兴凌德庸在寝室旁规制一间小轩，作为学习和修养反省的地方，又摘取先贤“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话来命名为“瓶城”。剡源戴表元为它作两篇铭文，题写在廊柱上说：万物生于土，散失后又归于土。然而陶工取得这种土，浸润它、烧制它，把它做成瓶子，便一旦成形而永远如此。至于收藏、粗率使用、残缺破裂、互相冲撞，也不能再修补恢复，还不如仍做泥土好。人的口也是这样。善于说话，便能带来玉帛和歌舞；不善于说话，便会造成血流漂杵。喜悦可以成为福泽的源头，愤怒可以成为灾祸的府库。所以明智的人要谨慎，与其违背时宜而伤害义理，宁可暂且沉默而不说话。上等的谋略依靠人情，中等的谋略依靠兵力，下等的谋略依靠城池。依靠人情便没有倾覆，依靠兵力便没有惊乱，依靠城池便没有争斗。意念中的兵器，人们来时无形，离去时无声；有盗寇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