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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四 提要 《定斋集》二十卷，属于别集类三。【宋】臣等恭谨考察：《定斋集》二十卷，由宋代蔡戡撰写。蔡戡字定夫，他的祖先是兴化军仙游人，为端明殿学士蔡襄的第四代孙。祖父蔡绅在绍兴年间任左中大夫，开始寄居于常州武进县。蔡戡少年时承袭家门恩荫，补任溧阳尉，后来考中乾道丙戌进士甲科，官至宝谟阁直学士。《宋史》没有为他立传，所以他的事迹大多不见记载。凌迪知《万姓统谱》记载，蔡戡持节出使五羊，代替百姓输纳赋银，百姓非常便利；任湖南宪时有平定乱事的功劳；任京兆尹时，年成水涝、粮食买卖困难，他多次请求开仓赈济，百姓依赖此得以存活。这些叙述相当详细。然而考察集中各篇表章、启奏，他又曾任京西运判、广东运判、湖北总领、广西经略、淮西总领等官；他的乞求致仕札子以及仿效白乐天所作的自咏诗中，也颇能看出他的事迹梗概，但凌迪知都没有提到。大概是因为他的文集早已散佚不传，所以凌迪知无法详尽了解。此集原有四十卷，是绍定三年由他的幼子、户部郎官、总领四川财赋蔡廙刊刻，并由眉山人李某作序；这些情况见于陈振孙《书录解题》。现在依据《永乐大典》所载内容搜集汇编，又从《历代名臣奏议》中得到未收入的二十篇，彼此校订，整理为二十卷。与原目录相比，十篇大约只得到其中五篇。李廙序中说，蔡戡刚直挺立、不阿附权势，多次任职于繁重复杂的事务，向四方竭尽力量，没有不尽心尽力的，直到终身都保持节操。现在看集中所上奏札，条理清楚，内容明确，大多是刚正直率、忠诚明亮、经世有用的言论。他论述边疆事务，专门以严密防备、固守自保为主，并不急于在和战之间争论；其深谋远虑，也不是苟且偷安者所能赶上的。与同时代名臣相比，实在是龚茂良一流的人物。可惜史家没有完整记载他的生平，几乎使其事迹湮没。如今幸而遗集重新显扬，还能据此考见大概，因此谨慎地旁采纪传，对于人物和事实中可以考核的内容，全部互相参照、加以证明，希望能够补足《宋史》的缺漏。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原序 自从建炎年间渡过长江，建立中兴之国，百事都是草创。然而当初收揽、聚合一时的人才，也足以供一时之用。拨乱反正、转危为安、运筹制敌，固然归功于将相大臣；至于其他任职的士大夫，主持谋划、议论和进谏的有人，掌管典章、讨论制度的有人，掌管文书、诏令和制诰的有人，管理财赋收支的有人，都能称职，对国家有益，也在后世留下声誉。这些全都是高宗神妙的用人之术，能够兴起人才、培养人才，所以才达到这样的局面。《诗经》说：“古代的人不厌弃，赞美这些贤士。”说的就是这种情形。高宗能够施展造就人才的妙用，享有得到贤士的安宁，人才众多，是非公道分明。虽然中途受到秦氏摧残，但人才发展的脉络流传不断，声望气节前后相继，终究不可能磨灭。到孝宗继承德业、登上帝位，群才奋发显扬，从长期受到压抑之后迸发出来，众多人才竞相挺立；孝宗对他们加以培植、扶持、保护，使其日益增长。到了乾道、淳熙年间，成效大为显著，天下都看得清楚，光明盛大，无法遮掩。当时孝宗凭借神明英睿的才智在上听政阅览，群臣也在下方精诚纯一、竭尽全力地奉行，兵革不用，天下安定，风俗淳厚美好，百姓和物产丰足。自从渡江以来将近六十年，到这时最为兴盛，难道不能说美好吗？宝谟阁直学士定斋蔡公，就是在乾道、淳熙年间特别出众的人。推论那个时代并考察他的事迹，研究他的文章，当然知道他是当时卓越杰出的人物。蔡公是端明殿学士忠惠公蔡襄的第四代孙，早年考中上等名次，进入三馆秘阁，主持北门，曾在便殿应诏条对，任官和召用时都有刚直挺立、不阿附权势的言论；即使上面触犯皇帝、下面得罪权贵，个人几乎遭遇危险，也没有什么顾忌回避。从此更加受到士大夫舆论的推重和敬服。后来承受皇帝的恩宠，多次出任内外繁重复杂的职务，共有四十年。期间担任主管事务、捍卫一方，奉命出使，统总赋税运输，在四方竭尽力量，没有不尽心尽力的。然而也因为方正不屈、不随世俗，因而遭遇失意、不被际遇，长期劳苦于外地。晚年独自承受皇帝的恩顾，得到更多宠爱，升入法从之列；但这时蔡公也已经老了。即使权门的势焰显赫，有人想用显要的官职吓住蔡公，甚至到了极点，而蔡公却隐藏避开、远离他们，一点也不让自己受到污染，终于始终保全节操，这难道不是人们很难做到的吗？我曾有幸跟随庐陵刘清之公交游，虽然没有机会亲自一睹君子的风采，只因刘公很早就熟知蔡公建树显明、立身端正的美德，私下里佩服他已经很久了。如今又恭敬地阅读蔡公的文集，只见其法度谨严，文章体制完备，大小篇章都合乎体裁，繁简适中；诗作圆润优美、清新劲健，浑然看不出雕琢的痕迹；赋则取法古体，描写事物宏阔奔放，罗列铺陈，闯入深邃思考的境界。论奏确实恳切，情意深厚，内容充实而不浮泛，务求能够实行而不接近追求名声。我私下曾认为，自古以来有些具有学问、志向和气节的人，不屑于凭文章获得名声，那么他们的文章一定纯厚质实、浑然博大，意味深长；有些人专门期望凭文章成名，他们的文章往往艰深急迫，气质浅薄。为什么呢？士人不屑凭文章求名，难道不是因为他的道德积蕴、义理积累充盈，流露在立言遣辞之间，就像风吹过水面，自然形成文章，文辞通达而道理完整吗？那些专门期望凭文章成名的人，语言并非不工巧美善，只是常常受到雕刻割裂、摹拟缀辑的损害，不能接近古人平易旷达、浑厚浩大的风格；就像细葛、彩绘、丝带、刺绣，并非没有可观之处，但它的美也只在看一眼时就耗尽了。蔡公一生磨炼自己、操守自持，大概是想凭节操和功业在世上显现，哪里会屑于凭文章求名呢？然而他的论著，确实无愧于前代贤人。那么蔡公确实可以称为当时卓越杰出的人物，足以继承并发扬忠惠公的盛大功业了！蔡公的幼子、户部郎官、总领四州财赋蔡廙，向来与我交情深厚。过去我曾在沙羡与他相遇，如今又在蜀地相遇；我也早已知道户部为人英明刚毅、敏捷通达，亲近仁人、听从善言，体恤国家、爱护百姓。这虽然出于他的天性，但也是家法中一向教习、经常听闻的内容。他已经把蔡公四十卷文集刻印成书，将广泛传播，以使后学获得恩惠；并且不嫌弃我衰老浅陋，让我为文集作序。我不敢推辞。绍定庚寅年人日，眉山李某作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定斋集》卷一　宋蔡戡撰　奏议 进呈《贞观谏录》的札子 臣听说，君主能够采纳谏言就是圣明，臣子能够进谏就是忠诚。夏、商、周三代以来，善于采纳谏言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唐太宗，善于进谏的臣子没有谁比得上魏征。太宗凭借世所罕见的英明威武资质，取得孤立的隋朝天下，驱除各地盗贼，平定天下，这些都只是他的余力。然而贞观之治几乎赶上成康之治，似乎并不是太宗一人所能自行达到的；之所以达到这一点，是魏征进谏的力量。魏征之所以敢于进谏，是太宗引导他使他进谏。因此太宗曾说：“魏征劝我停止用武、修明文治，中原安定以后，四方少数民族自然服从。我采用他的话，这是魏征的力量。”魏征也说：“陛下敞开胸怀使我进言，所以臣得以竭尽自己的愚见。如果陛下拒绝而不接受，臣哪里敢多次触犯您的脸色呢？”大概君主能够采纳谏言，所以臣子能够进谏；君臣相互依赖，从古以来就是如此。臣恭敬地想到，陛下聪明超过同辈，上可与尧、舜相比，勤勉考察古代，下则仰慕太宗，由此可见陛下求得治道的迫切心情。臣听说，木材依照墨绳加工就会端正，君主听从谏言就会圣明。太宗之所以成就贞观之治，根本全在采纳谏言而已。陛下想恢复太宗达到的盛大治绩，就必须寻求当时政治的根本；想知道太宗采纳谏言的效果，就必须考察当时进谏的言论。臣曾经全面考察那些人，魏征固然善于进谏，而朝廷中的大臣还有王珪、马周、刘洎、褚遂良、虞世南、岑文本等，以进谏闻名的人又多得无法一一计算。宫内则有后妃、亲属等至亲，趁机进言；宫外则有蕃夷、武将，因事进献忠言。想来当时，乐官作诗，乐工诵读箴谏，士人传达言论，大夫规劝教诲，渐渐具有古代治世的风气。如果不是太宗引导他们，怎么会达到这种程度？臣想到，群臣的谏言散见于史册，不便分类列举，于是谨慎地汇集其中切合治道的内容，共一百事，编成一书，整理为二卷，命名为《贞观谏录》，抄写后进呈。希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特意赐览；这样不但忠言嘉论有助于圣学日益明达，而且日积月累，可以成就贞观之治。臣不胜恳切忠诚之情，谨候圣旨裁夺。请求加强边防的札子 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以来，早起晚睡、废寝忘食，思考中兴之治，至今已经十二年。那些提出建议的臣子，无不把收复失地视为自己的责任，然而虚度年岁、拖延时日，始终没有听说取得成功。陛下本来已经厌倦了这种情形，所以对外坚定维持和好以使士卒休息，对内修明政事以等待机会，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上策。臣听说，《尚书》说：“凡事都要有所准备，有准备就没有忧患。”《左传》说：“没有准备来防备意外，就不能出兵。”因此在没有事情发生时，必须先做好有事时的准备。事情发生后才准备，正如雨已经下了才撤去桑根的土，大寒已经到来才寻找衣裳，不也太晚了吗？从前秦桧执政十多年间，送币、聘使往来不断，边境烽火不惊，南北百姓得以休息，于是制定礼仪、制作乐章，粉饰太平，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等到完颜亮背弃盟约，长驱而来，如入无人之境，践踏淮河流域，窥伺长江，人心惊惶，国势危急。幸而上天降下保佑，完颜亮中途死亡，军队也溃败，丢弃铠甲逃回。如果不是九庙神灵的威严、两宫圣人的神圣，德行感动天地、恩德凝聚人心，那么国家安危的转机就难以预料了。然而上天的幸运不能当作常态，和好不能当作安全，贪婪而善于变诈的敌人不能当作真诚可信。如果不思考怎样预先准备、防患于未然，万一北方人出乎我们的意料，趁我们没有防备而突然进攻，然后才慢慢筹划对付，就会有事后悔恨。臣所管辖的州县紧邻敌境，忧虑边防、思考职守，这也是臣应当进言的事情。臣愚昧地认为，秋季防务即将到来，希望陛下告诫大臣，严令边郡，凡是往年用来防备的措施，全部举实施行；又应当研究过去没有做到的地方，暗中预作防备。即使有缓急情况，我们也有所依凭而不恐惧。这样，采取守势就能稳固，维持和好就能长久。请陛下留意，臣就非常荣幸了。荐举鄂州通判刘清之的奏状 臣等照实相告：我们等待治罪、任职于本路，虽然职责各不相同，但在荐举贤能、报效国家这一点上，臣子的心意是一致的。部内有贤能而不举荐，应当获隐蔽贤才之罪，臣等不敢隐默不言。臣等私下见到承议郎、通判鄂州军州事刘清之，学问品行纯厚笃实，议论平正，不用偏激的做法来窃取虚名，也不肯诡诈顺从以追逐时俗所好。他忧虑国家、爱护百姓的心情，办事求功的意愿，都出于恳切深厚。任官时首先以教化风俗为要务，留意学校，广泛招收学生，又率领想学习兵书的武官子弟在学校中学习。荆楚的风俗崇尚鬼神，生病不服药而请巫，死后不埋葬而焚烧尸体，刘清之竭力禁止这些做法，又斥退淫祀昏乱的祠庙，表彰烈女的墓地，压制互相告发的风气，使百姓知道归向。多次代理郡政，地方百姓都认为适宜。他近来任太常寺主簿，因守丧离任，现在任期将满。这个人沉静庄重，以自我夸耀、求取荐举为耻。臣等若不进言，最终恐怕会被埋没。希望陛下施加圣明慈爱，特意赐予表彰和提拔，或者暂且让他试任一郡，他一定能安抚抚养困乏的百姓；假如授予他一项使命，他一定能使所属地区清明整肃。如果不如臣等所举荐，臣等甘愿接受错误荐举的处罚。以上事项必须奏报圣听。议论惩治贪赃官吏的奏状 臣听说，法律贵在能够施行，不贵在严苛。法律过于严苛，就不能经常施行。法律严重而一定施行，并不是先王的法律。君王的政治，大概总存有不忍之心。一旦有了不忍之心，法律即使严苛，也未必能够经常施行，不过是挽救一时的弊病罢了。如今侵蚀国家、残害百姓的，没有比贪赃官吏更严重的了。即使把他们陈尸于市朝，也没有什么值得怜悯的。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施政以来，实行斩决、发配的法律，用来严厉禁止这类人、惠爱百姓，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十五六年之间，触犯重法的人只有几人。难道州县官吏人人都精诚清白、谨慎防范，或者害怕法律、远离罪过，不去触犯司法机关吗？可是贪赃官吏仍然照旧。国家忠厚仁慈，与周朝相当，风俗习惯于淳厚美好；监司、守臣致力于实行宽大政策，眼看着鞭打、侮辱、刺字、涅面以及徒役等刑罚，觉得伤害士大夫一类人的体面，所以非常不忍施行。于是他们拿佛教因果报应的说法作理由，宁愿削减官阶、罢免官职，也不肯弹劾官吏。实在不得已，就让此人以寻医为名离开；即使贪赃污秽证据狼藉、无法掩盖，也姑且寻找一两件轻微罪过，来应付考核、搪塞责任。有的过了一年才参加选调，有的遇到大赦后重新叙用，又让他们治理百姓，造成的祸害更加严重。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施加圣慈，特别详尽斟酌：凡是贪赃官吏罪至斩决、发配的，姑且免除死罪，将其编管安置到海外州军；即使遇到大赦，也永远不得量移。

译有些情节、道理属于特别严重的蛀虫，不是通常法律所能治理的，应当交由圣上裁决，偶尔使用这种办法。还请求陛下严令监司、守臣，凡部内有犯罪者，都必须刺探举发；如果因失于察觉，后来被其他机构按劾，或被朝廷访察得知，经过考验确实属实，也要一并治罪。这样或许能使贪赃官吏必然被揭发，不至于漏网，重新成为百姓的祸害。请求代替百姓缴纳上供银的奏状 臣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错误地承受陛下的任命，冒昧担任一路的寄托。臣在去年八月十四日辞别陛下时，面承圣旨，陛下命臣到任后兴利除害，不得因循旧例、固守旧法。臣牢记圣训，早晚都以此自勉。臣自去年十二月进入本路，初次接见僚属、官吏以及士人百姓，首先询问民间疾苦，众口一词，无不以按科目摊买上供银一事为扰民。臣深入探究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本路各州每年发运的上供银，除去减免放宽的部分，共计钱十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九贯省。过去均摊给十四州府，从每年收入的系省等钱中设置场所买银并起运；后来因为各州屡经盗贼，百姓逃亡迁徙，赋税收入很少，各州于是把所要购买的上供银摊派给百姓购买缴纳。每年转运司虽然禀报朝廷，从广州卖钞钱中拨出五万贯省作为补助、充作本金，但往往实际利益一开始就没有到达百姓，仍然按照旧例全部摊派购买；更严重的还借此名义，超过数额强行收敛，以供州县其他用途，官吏又趁机作奸。催促征收、输纳的时候，扰民之处多得无法说尽。正因如此，富户日益贫穷，贫户日益困苦，有的迁徙到其他州，有的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各地户口减少，盗贼公然活动，职由此造成。前后监司、守臣的陈请各不相同，朝廷虽然交给户部勘察处理，户部却往往难以施行。近来因知英州葛霖上奏请求，现已下达本路各司，指定各司分别陈请，要求：除广州每次发运的上供金银等物，以及十三州府进奏天申节和大礼所用的银两仍按数额起发外，不再请求支取广州卖钞库每年拨下的钱数；想把十三州府的上供银三万四千三百余两全部免除。臣已经具状申报朝廷各省，但还没有奉到下达的指挥。臣深深忧虑，户部一定会认为免除上述银两有损经费，不肯施行。臣从前曾当面奏请，近来本司前任提举官葛世显曾在存留盐本钱以外捐献钱二十九万省，陛下却退回不受，这笔钱如今还储存在都盐仓。臣想等到任后核查常平仓米的数目，如果有挪用、亏欠或折耗，就把上述钱收买粮食补足，或者替本路贫民下户代缴拖欠的苗税。臣听到陛下宣谕说：“你这样用心，很好。”臣自从交接职务以后，一面委派官员盘查、计量常平米斛，已有邻近数州申报上来，往往每年兑换，必定没有陈腐、亏欠或折耗；即使把钱挪用到收成之日，也自然可以补足。加上本路州县追催税赋急如星火，不容许再有积欠，因此前项都盐仓的钱二十九万贯一直没有支用。钱积聚而不发放，也恐怕会开启小人的觊觎之心。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从圣心决断，把这笔钱以及广州卖钞库每年供应转运司作为买银本钱的五万贯，从今年起截留，不再拨付给转运司，并由本司自行筹措。从淳熙六年开始，平均分作三年买银起发。各州每年购买、拨发的上供银，恳请暂时停止三年。虽然还不能立即实行永久免除，也足以稍稍宽解百姓的力量，并且根本不妨碍户部经费。如果蒙圣慈特意准许所请，就请求下达施行；如此或许能使十三州几十万户家庭安稳地保全在田里，不再有摊派勒索的骚扰、流离冻饿的痛苦，使远近百姓都知道圣恩所及，这是极大的恩惠。臣不胜万分庆幸。请求割让宜章、临武两县隶属的奏状 臣依据广州通判陆俱的状文申报，备录如下。臣又向各司逐一询问、审察，得知郴州宜章县太平、宜章二乡有莽山诸峒，邻接连州、英州、韶州的边界；桂阳军临武县有乌峒等处，又与莽山相邻。这些地方山岭险峻，百姓多强悍凶暴，向来是盗贼聚集的渊薮。年成稍有歉收，就有一百几十人结成群体，出没劫掠；人数多时达到几千人，敲击金鼓、举着旗帜，冲入广东连州，首先受到祸害。自建炎以来，有李冬至、李寿，有邓庄，有李鬼七，有唐黄六，有骆科、曹雄，有欧念五、李十五；近年又有李金、黄谷。去年又有李念九、陈峒、邝深，都是猖獗至极的人，必须集合广东、湖南两路兵力，才可以剿灭。比如去年春天陈峒突然发动，连州接界的地方，早晨听说他们正在集结，晚上已经冲入境内，肆意抢掠；居民虽然有山寨，也来不及逃避，大多被掳掠。陈峒从桂阳县境出发，直往道州江华县；邝深则从连州阳山县出发，趋向广州怀集县。经略安抚司调拨摧锋军将官刘安、巫迁等，领兵在怀集县界郭湴村伏击并击败他们，又在连州界大镬村再次击败他们，追捕驱逐到卢田这个地方。摧锋军统制官张喜又进行伏击袭杀，于是他们逃回宜章本地的山峒。陈峒还从江华县返回太平乡，想冲入连州；经略司调发本路钤辖黄进、统制官张喜以及统领刘安等人的军队，又分批调发各州驻扎的摧锋军和广州将兵，共二千多人，分布在连州两侧边界，逼近贼巢，截断退路；随后湖南方面进兵讨伐，而广东摧锋军与湖南各军相互呼应，贼势困窘，走投无路，于是逃入十二渡这个地方，接着就被擒获。如果广东方面把守、截击不严，使陈峒逃入广东境内，四散冲突，那么湖南即使有重兵，也不能追捕擒获。因此湖南节制辞免恩命的奏状中说“得到广东把截的帮助”，由此可以看出：湖南如果不依靠广东摧锋军把守截击，就不能成功；广东如果没有湖南诸军深入，也未必能消灭贼寇。所以必须合并两路兵力，才可以擒获制伏，这是近期事实所显示的明显效果。从前李金突然发动，是把太平、长乐二乡的人全部集合起来出动；近来陈峒发动，只是太平一乡的人，尚不到李金的三分之一，而湖南却调发潭州、鄂州、衡州的军队。

译还不足以应战，又招募敢死军一支，以及郴州、桂阳等州的弓兵、土豪和各溪峒猺人，总计将近二万人，才得以讨伐追捕。现在如果把宜章、临武割给连州管辖，万一有盗贼突然发动，广东即使把一路的摧锋军、将兵、巡尉、弓兵、土豪全部调出，也还不到一万人。假如贼众多于陈峒一伙，就又没有兵力防备了。况且广东各郡县平时本来就有汀州、赣州等地的盗贼往来出没，常常需要留兵弹压，不像湖南可以把一路的兵甲全部调出，专门办理宜章的事务。因此历来宜章、临武发生盗乱，湖南承担讨捕的责任，广东承担把守截击的责任。现在如果割给连州，那么广州还要兼任讨捕的责任，而湖南只需截住本路而已。在湖南，兵力用于把守本路还绰绰有余；在广东，兵力兼任讨捕却不够。因为连州、英州、韶州与贼巢相连的地方，通行道路不止一条；如果把全部力量用来进入贼巢，却没有兵力把守截击，贼寇必然冲出来，不仅广东会遭到践踏，必然还会冲入广西，使三路都受其祸害。况且湖南近来调发军队所耗费的钱粮以十余万计，运粮的民夫也从各郡征发，只能勉强支应。广东州县的财赋和人口比不上衡州、潭州的一县。如果把贼巢所在地区割给连州，倘若再出现陈峒那样的贼乱，广东的事务力量和民夫一定不能供应军需粮饷。假如朝廷下令让湖南协助供应，官吏一定会分彼此，不肯像湖南讨捕时那样协力办理。何况这次广州通判陆俱实地访问得知，宜章、临武的人往来连州，比起郴州、桂阳军，路程已经很远；而且宜章在连州东北面，有斛岭阻隔，临武在连州正北面，有小桂岭阻隔，都是崎岖荒僻、不生五谷的三十多里地。亡命之徒藏伏其中，商旅随时都可能受害，行路的人必须结伴并携带兵刃才敢通行。现在二县如果隶属连州，那么公文往来、百姓缴纳赋税以及紧急情况下运输钱粮，都会很不方便。并且连州桂阳县奉化乡与宜章、临武相邻，日久受到影响，也间或有人不服州县的征召。奉化乡又有漓水等峒的猺人几百家，也都强悍凶暴，每逢宜章、临武的人突然发动，往往互相勾连。去年陈峒作乱时，漓水等地的人也声称要成为盗贼，恰好有钤辖黄进带领重兵在边界把守、截击，得以弹压，又劝告他们趁时耕种，他们才知道畏惧，不敢妄动。如今如果把宜章、临武合并为一郡，邻里相接，婚姻相通，万一互相呼啸聚集，他们的人数会更多，势力会更大，私下恐怕会更加猖獗，湖南也难以制伏。这将成为广东、湖南无穷无尽的苦难。况且桂阳原来是监，接近京城，后来才成为军，它的百姓刚刚暗自庆幸；现在却突然一下降为县。宜章、临武长期隶属湖南，向来轻视广东，屡次来践踏，连州受害尤其严重；如今突然改为隶属连州，人心一定不安。现在所准许的省札，详细记载湖南奏请中说：废并州县、割让隶属地界，人情安于旧有常规，大多不愿意。何况宜章的弓手和各乡弹压山谷中强悍之徒，平时就轻视广东郡县，出没抢夺，毫无忌惮；如今突然割归连州，他们内心隐藏的意图，或许难以预料。如果官府事先张扬，派官员前去察看，在旱灾荒年之际，一旦发生意外，造成的祸害将不小。这说明湖南已经深深看到了割并的重大利害和困难，实在是极为恰当的论述。湖南还说：广东摧锋军驻扎黄沙以后，才可以互相照应，攻破折岭寨栅；鄂州驻扎的军队暂时留在桂阳以后，才可以废并桂阳军，这样或许能够预先防备意外，有利而无害。这又可以看出湖南方面认为割并之事关系重大，不敢轻易做到这种程度。湖南还奏请先下札给广东帅司、漕司、宪司，仔细筹划，原本是想让本路各司彻底研究其中利害。现在各司逐一询问、审察，已把宜章、临武二县的利害逐项开列在前，确实不能割给连州。况且宜章、临武两县管辖之下有黄沙、龙回等寨屯，鄂州大军将近一千人；如果抽回鄂州大军，改用广东摧锋军，摧锋军近来虽然奉指挥以三千人为一军，但由于广东郡邑地域广大、人口稀少，又邻接江西、福建、湖南，汀州、赣州一带的人每年春天动辄二三百人结成群体，以经商为名，在广东循州、梅州、惠州、新州、南恩州以及广州外县境内横行，前往广西雷州、化州等地抢取牛畜后返回，稍有防备疏忽，就纵情抢掠。并且宜章、临武的人平时结成群体，三二十人为一伙，直接进入连州境内；严重时还取道广州、怀集，前往广西封州、贺州等地，沿途抢掠妇女、牛马，常常如此。稍有荒歉，就有成百上千人结群，因而导致猖獗。所以连州、英州、韶州、广州、潮州、惠州、循州、梅州、肇庆、南雄共二十一处都驻扎摧锋军以备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百人〕 此外，先前曾调二百人前往静江府驻扎；广东各处驻军，除广州、韶州外，其余人数都不多。如果再调一千人前往宜章、临武驻扎，那么各处兵力就会单薄，遇到缓急不能抵御盗贼，反而恐怕误事。又如去年陈峒作乱时，摧锋军各部大半集中在连州把守截击，到五月才平定；各军分批返回，还没有得到休息，又传来李接的消息，六月再次调发他们前往南恩、德庆、新州、封州把守截击，又派往容州、化州等处防守并合力讨捕。假如当时陈峒尚未平定，而李接又突然发动，那么广东的兵力便不能支撑。若再增招摧锋军，因为新刺募到的人还不能依靠，近来帅司新招四百人，将来调发时必定以十人为一队，新旧混杂使用；如果多用新人，他们不熟悉行阵，可能有逃逸的祸患。况且帅司招募、刺募已经很多，如果再增招，旧人分布就不够，无法相互制约，实在难以调拨军队前往宜章、临武驻扎。此事关系利害，希望陛下施加圣慈，特别降下指挥，通知湖南帅司、漕司、宪司共同照办，免得把宜章、临武二县拨给连州，只令它们仍旧隶属原地，实在是长远的便利。防御盗贼十条的札子

译臣近来奉准尚书省札子，详细记载湖南转运副使辛弃疾札子中关于官吏贪婪索求、百姓逃亡成为盗贼的事情。臣恭敬地接受圣旨，奉命下札给各路监司、帅臣，遵守施行。臣才能浅薄，竟然也在陛下派遣一人的数目之内。臣供职三年，尸位素餐，没有补益，不能宣扬圣德、勤勉寻求民间疾苦、排斥贪吏、安抚远方百姓，稍稍减轻陛下南顾的忧虑。如今陛下这样反复勤勉告诫，臣听到命令后震惊恐惧，无处逃避死罪。臣怎敢不精诚专一，体察圣意，遵守施行？此外臣有防御贼寇的具体办法，冒昧上奏。臣所管辖的封州、恩州、德庆、肇庆府，与广西高州、容州、藤州、梧州接界。各州探报每天传来，大体说妖贼李接深入山林，聚集众人自我防卫，驱迫平民来抗拒官军。凡是杀死、捕获的，无非是被胁迫跟从的人，始终没有捉到他的首领。容州、化州、郁林等州，大半成为盗区，其余地方有的抵御贼寇，有的运输粮食；交战会死，逃跑也会死。几州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实在令人痛心。臣听说李接原本只是一个弓手，振臂而起，聚集几千人，抢掠州县，逼迫、杀害官吏，势力很快猖獗起来。又有陈子明、陈南容、徐铁条、杨寿、彭四十、苏生、陈方寄、谢宁、周国生等人，各自带领众人响应他。从五月到现在，前后半年，仍未能将其剪除扑灭。臣私下认为，从前陈峒凭借险要地势，聚集姻亲党羽，逼急他就逃入巢穴，放松时就出来抄掠，似乎不容易图谋。后来朝廷一旦专门委任帅臣，分拨大军，出其不意，直接捣毁巢穴，不到一个月，贼徒就被斩杀。现在李接只是偶然兴起的贼寇，他的部众也是乌合之众，不能和陈峒相比，势头也容易平定消灭。可是日积月累，却没有听说取得成功。大概陈峒的意图在于抄掠，不敢直接侵犯城邑、以力量抗拒官军，因此还有招降的希望。李接狂妄僭越，即使死一万次也罪有应得；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保全性命，所以朝廷也没有招降他的道理。他因此欺骗诱导部众，使他们拼死拒捕；侥幸取得一次胜利后，计策穷尽、形势窘迫，必定逃窜入海。即使李接被杀，其他首领还很多；陈南容拥有几千人，也不是小盗。如果不赶快处置他们，不但会使此贼得以苟延残喘，更深深忧虑百姓苦于荼毒，军士疲于征戍，州县困于供应军需；沿边溪峒、濒海蛮蜑之人万一被煽动起来，难道不是值得忧虑的吗？臣身处远方，本来不应当议论政事；但想到盗贼从邻近境界发动，紧邻封州所属地区，事先进言也是臣的职责。臣私下认为，朝廷自有长远谋划，廷臣难道没有忠言，哪里会取用我这个疏远小臣微薄的见解？然而广西距离朝廷五千里，臣设置司署的地方距离广西不过几百里，所得探报非常详细，传闻也非常确实。臣长久承受陛下的教养，又接受陛下的委任寄托，忧虑国家的心情不能自已。臣有十条管见，详细列在后面。一、李接突然发动以来，所到的州县并不专门杀戮，往往打开仓廪，赈济贫困，招纳逃亡者，假造官职资历，愚昧百姓便纷纷跟从他。臣恐怕有无赖士人为他出谋划策。贼众虽然很多，本来也不足为虑；假使其中有一个稍有智谋的人，教给他们计策，最终就未必容易图谋。臣愚昧地请求朝廷下令，张榜招募本地落第举人、获罪官吏以及流落无聊之人；凡是能够亲身进入贼营，诱杀首领，或者设计误导贼寇使其陷入败亡的，优厚地加以表彰赏赐。即使只是献出可采纳的计策，也酌量给钱给米来笼络他们。这样或许能使贼党产生疑心、互相离贰，不肯再招纳无赖之人，其他人也不会被贼寇利用。一、臣近来根据探报得知，广西招降到的被胁从之人，按例都用文书遣散他们。这些人房屋被焚毁，田业荒芜，妻子儿女离散，已经无处归宿，势必再次进入贼党。以后捕获的人，就会是前一天用文书遣散的那些人，便不得不杀掉。臣恐怕从此以后就难以招降。臣愚昧地希望朝廷下令：凡招降到的人，选择其中强壮者刺字编入将兵，每月供给粮食；弱者则支给常平钱米，暂时赡养他们。等事情平定后，或者分隶各军，或者放归田里，这样或许招降的人不至于再次进入贼党。一、臣私下见到宜州、邕州等处与各蛮部相连接，高州、化州等州靠近海道，深恐贼势困窘后一定会谋划逃走。如果逃入蛮部，就会诱导他们成为盗寇；如果进入海道，就无处不通，最终难以收捕，祸害没有尽头。臣愚昧地希望朝廷下令广西，把守要道，严密防备海道，不得让船只靠岸停泊，不要使逃走的贼徒漏网，以免留下后患。一、臣私下认为，自古盗贼兴起，都是因为守令贪婪残暴，巡尉胆怯懦弱，百姓已经困苦却不加以体恤，盗贼将要兴起却不知道禁止，逐渐造成猖獗。如果守令任用得人，巡尉都尽到职守，那么百姓自然乐于生活，盗贼也知道畏惧。这样看来，澄清淘汰守令和巡尉，是监司、帅臣的责任。近年士大夫风气习惯于宽大，不肯按察官吏，偶尔有弹劾奏报，所听所见的人必定惊骇，怨恨诽谤一同兴起，严重时还认为这是制造事端、邀求功劳。人情都避开怨恨、远离嫌疑，于是终于失职。即使陛下督促责备十分恳切，终究恐怕不能体察圣意，不过指摘一两个小吏来搪塞责任罢了。臣愚昧地希望朝廷选拔朝臣，或者只在各路监司中选派强干明察的人，巡行州县，普遍察看守令、巡尉中贪婪残暴者，奏报弹劾；庸碌荒谬者斥退驱逐；年老多病者授予岳祠闲职；胆怯懦弱者改任其他职务，使州县之间这些接近百姓的官员逐渐清明整肃，那么一月之间，百姓都能受到恩惠。臣恭敬地看到，庆历年间朝廷听从欧阳修的请求，分派朝臣担任按察使，考察官吏；本朝自有先例，可以举而施行。

译一、臣听说，施行刑罚是为了制止刑罚，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无刑。古代圣明的君王，没有不喜爱生命、厌恶杀戮的；但对于不可不杀的人，圣人难道也姑息吗？何况盗贼以伤害人为要务，如果不杀他们，人就会遭受他们的伤害。祖宗旧法规定，强盗持械抢得五贯钱的处死。如今州县审查讯问，务求姑息，常常替他们减轻罪名，以图日后暗中报复；有的还替他们包庇，暗中收受贿赂来求情减罪。凡是供词，先声明不曾杀人、放火、奸污等事。案件审结后，又以情节较轻或刑名有疑虑为由上奏裁决，于是得以免死，不过流配而已。走不了几个驿站，就打破枷锁、除去刑具，逃到别处，又重新成为盗贼，几十人结成群体，到处抢掠。如果有大盗，他们便相继跟从。这样的都是屡次犯罪的严重贼寇，不是愚昧鲁莽的乡民；一百人中有这样几个人，就难以擒获制伏。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严令下达各州：凡犯强盗罪、罪至死刑的，一律依照现行条法处断，不得以情节较轻或有疑虑为由上奏裁决；这样或许盗贼就会逐渐衰减平息。一、最先作乱的只有李接一人，陈子明等人都是后来响应。李接的罪恶滔天，绝无招降的道理；其他首领还在可以赦免的范围内。臣愚昧地请求朝廷下令，重新制定重赏条格：凡是次等首领能够杀死李接并率众投降的，赦免其罪，补授官职资历，并赐给赏物；凡属贼党而能杀死次等首领的，也照此办理。离间他们的部众，使他们互相残杀，这样或许不必劳烦军队，此贼便会自行溃败。一、臣听说广西的贼党虽然很多，但首恶和一同起事的人只有若干，其余无非是被胁迫跟从的。何况他们都是陛下的赤子，只因愚昧无知，迫于饥寒，相信了贼人的欺骗诱惑，于是陷入贼党之中。臣私下担心他们无辜遭到杀害，会伤害天地间的和气。臣愚昧，希望朝廷下令晓谕督捕官司：如果能够保全人的性命，功劳尤其大，不必专门以屠杀为事。对于招降的人，关键在于处置得当，不可以已经投降又将其杀害。那些出战的军士、运粮的民夫，有的或许只是逃避差事、误了期限，也应区分首犯和从犯，衡量情节轻重分别处分，这样或许可以仰合陛下爱惜生命的心意。一、臣私下看到祖宗的旧法规定：各种赏格中应减免磨勘三年的，承直郎以下循资升一等；因军功捕盗的，改授次等合入官。近来臣僚奏请，若不是亲自擒获，只准循资。县尉捕盗，多半是派人前往，亲自擒获的未必有，因此侥幸获赏的人十有八九。大体上正如臣僚所陈说的那样；可是祖宗当时也不是不知道酬赏过厚、侥幸者必然很多，之所以不吝惜这种赏格，是因为想借此制止盗贼。凡选人改官，必须经过七次考核、五次保举，并且没有过犯，才能符合资格。若一天之内捕获七名盗贼，便能改换官秩，那么人情都羡慕这种赏赐，无不竭力捕盗，以求获得恩典。何况凶恶的强盗往往处以极刑，也是人情所非常憎恶的。用人们所憎恶的事，换取人们所羡慕的赏赐，谁不乐意去做呢？如今减薄赏格，人心自然懈怠，谁肯杀人来换取循资？假如监司和州郡督责不严，不过是坐视不管罢了；严重的甚至盗贼发生在辖境，也隐瞒不上报。小盗越来越多，逐渐形成大盗，这是情势必然。臣愚昧，希望圣慈特别赐予详审斟酌：凡选人捕盗的赏格，都依照祖宗旧法，并且命吏部不得故意设置阻难，这样或许可以激励劝勉他们尽力捕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一、臣私下看到，二广的县尉大多出身恩科，巡检中也有被拣汰而离开军队的使臣；他们有的年老，有的患病，有的顽钝无耻，有的贪婪无厌。这类人起初任职，只想着苟且求得职位，只知道削减克扣弓兵的钱粮，强行索取保正的常例钱，或者收受词状、公开接受贿赂，或者在判牒、申文中借机纵容乞求财物。他们对所谓本职完全不加省察，遇到盗贼发生，便怯懦躲避，不立即追捕，反而先去查验定案，召集邻保，百般索取，并责令立下赏钱，使大小保甲和被盗之家一同筹备悬赏钱。盗贼没有捕到，钱却已经被侵吞；往往乡村有盗贼，邻保还要加倍赔偿损失，因此不敢向官府报告，正是害怕白白受到骚扰而没有益处。这样一来，盗贼怎么会不猖獗？臣愚昧，希望朝廷下令吏部以及二广转运司，任命拟定捕盗官时先行铨量：年过五十的，或年老患病的，或恩科出身的，或被拣汰而离开军队的使臣，都不得差注。这样或许平时不会过分扰民，紧急时刻又可以依靠他们。一、恭敬地想，祖宗创立的兵制最为详密。州郡的军队全都称为禁军；守土的官称知州军，通判称通判州军。幕职官以诸使为名，曹掾官以参军为名。凡是设置官员、安置吏属，都是为了军民，难道只是徒有虚名吗？名号确立而实际相应存在，所以等级非常严明，纪律非常清楚，教阅有法度，犒赏有规定；逃亡者有法律制裁，私自役使军士者有刑罚，没有不纤细完备的。经过岁月长久，名存而实亡。州郡的军队简直如同儿戏。祖宗的制度徒然成为空文，等级混乱，纪律松弛，教阅废弃而不举行，犒赏缺少而不发放；逃亡者仍旧如此，私役军士的事到处都是，习惯于耳闻目见，反而以为理所当然。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驱使他们作战，和市井百姓有什么不同？所以盗贼侵犯时，州郡没有办法抵御。做守臣的，有的弃城逃走，有的纳贿求免。这样养兵，国家还能依靠什么呢？臣愚昧，希望朝廷告诫守臣，重申并严明法令，在各州厢军、禁军中挑选强壮勇猛有力的人，补充为禁军。帅府一千人，大郡七百人，中郡五百人，小郡三百人；不足额的增募。设置营垒将他们分别安置，增加廪给以优厚待遇，并且严格等级、明确纪律。逃亡者一定诛杀，私自役使者一定治罪。每天教阅两次，每十天守臣亲自检阅，比较他们的优劣，依次决定赏罚。每年集中到帅府，考察他们的优劣，并据此决定守臣和军官的升降。每月详细登记教阅的日期、人数，申报安抚司；每年详细登记姓名、年甲和技能，申报枢密院。奉行不力的，按违制论处。这样或许州郡的兵备不至于单薄衰弱；抵御贼寇的要务，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

译钦定《四库全书》。《定斋集》卷二　宋蔡戡撰，奏议。评定守臣优劣的奏状。臣以前任本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从淳熙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南雄州界首交接职事，进入本路以来，询问考察民间利弊以及守令的优劣，到现在已经两年，大致知道了一些情况。臣恭敬地依据这次下达的指挥，只是仍担心其中所听到的未必属实，不敢轻易相信。臣在九月间亲自巡历，到了肇庆、德庆府、封州等处，访问民众和士人，参照斟酌从前听到的情况，详细列在后面：各州府现任官员的请给，臣已经下令如实开具已发、未发的数目。除了广、惠、潮、梅、循、韶、南雄等州以及肇庆府一向按月支给以外，德庆府、封州、新州、英州已经报到，积欠钱数各不相同。臣也已经把应解交本司的钱款调拨凑足，并已支给到六月；此后设法逐月带发。其余各州陆续报到后，也依此办理。现谨将本路守臣的优劣列在下面，必须奏报的是：本路十四州，除广州是帅臣，英、连、新、封四州现缺守臣外，现任知州、知府共九人。知潮州奉议郎黄定所学并非空谈，熟悉民情，通达世务，施行于政事都有可观之处。他又费心抚恤百姓，务求给百姓实际的好处，例如减免丁产钱，废除竹木税，禁止公人下乡，免除元夕摊派的钱，年年捐出公帑二千缗，供给揭阳弓兵的请给，拨出官田五百斛作为郡学养士的学粮；监狱没有滞留的囚犯，公堂没有拖延的诉讼。潮阳濒临大海，盗贼出没无常，百姓和商旅常受其害。今年春天水军前来教阅，他明确宣布赏格，训诫激励士卒，派统辖黄德淮、备将林神烈深入海上，擒获贼首陈聪、林益等五十八人，斩首四级。从此盗贼远逃，海道清肃。黄定早年考中高科，留任馆职，已经得到朝廷擢用，并不等待监司荐举论列。然而他的循良政绩为一路之最，臣不敢因为避嫌而隐瞒善政，不把实情上报。知惠州承议郎吴褒，性情见识疏朗通达，办事才能周详敏捷，也有爱民之心。此前任宁国府宣城知县时，魏玉保奏报他的治理情况，于是蒙朝廷擢升为知惠州。到任以来，专心办理职事，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得以兴办。近来节省公使等钱一万七千余贯，替百姓代纳上供银，这是长远的利民之举。臣自从进入本路，询问考察本路的利弊，没有不把上供银说成扰民之事的；其中惠、英、韶、连、南雄五州负担尤其沉重，更是百姓的祸害。吴褒竟能节省用度，捐出公帑代替百姓缴纳，仅此一事就已经列于优等之首，其他治理事迹臣不敢一一陈述。以上二人列为优等第一。知肇庆府朝散郎朱自求禀性资质疏朗豁达，用心慈祥，待人以诚，倾心相交而毫无隐瞒。臣近来巡历到本府，据士民邝沛然等列状称：本府高要县过去编造甲簿，分派户长催缴科敛，乡民受到骚扰，朱自求立即下令废止。张榜规定期限，劝导诱使百姓缴纳；又拨出宅地财物供贡院使用，停止从公库拨钱给外县供应。唯恐科敛扰民，同时检核本府仓库账簿，收支分明，财赋仅够使用，不求剩余。官兵的俸料按月发给。只是此人举措稍显轻率，但也没有过错。以上一人列为优等第二。知韶州朝散大夫吴彦防到任一年多，郡中没有废弃的事务，财赋也没有缺少。去年郴州盗寇侵扰，吴彦防守卫保全一方，境内安静而无忧患。但他处理事情多凭主观臆断，不很周详审慎。知南恩州奉议郎赵伯逷，任官颇为谨慎，施政不苛刻，稍稍废除无名的征敛，地方百姓称赞他。秋试时，士子喧闹，赵伯逷逮捕惩治了一两人，考试结束时终于安静下来。但他到任不久，治理成效尚未显著。知南雄州朝散大夫韦能千，所到之处都有防备，郡中事务也称得上治理得当；但他禀性急躁，不能容纳他人，因此毁谤和赞誉不一致。知梅州朝请郎孟镈，素来号称能干的官吏，所到之处总能办成事务。梅州本是潮州所属的一个县，户口稀少，民间诉讼简少，财赋自然足用，孟镈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知循州朝请郎廖过，粗略地有些吏治才能，但用刑过于严酷，理财稍显急迫，才能虽然足以成办事务，恐怕没有和乐平易、爱护百姓的心。以上五人中，赵伯逷、孟镈、廖过到任尚未满考核年限；吴彦防、韦能千施政平平，没有卓异的治绩可以记载，也没有明显的过错可以记录，臣不敢轻率地评定他们的优劣，只谨慎地摘取一二项实情奏报。知德庆府承议郎陈焘所作所为疏漏荒谬，郡中事务治理不好，对内不能教导子女，对外不能约束吏属，任由子弟在大道上纵马驰骋，出入没有节制。人吏谭颖盗用官钱三千余贯，财赋亏空，用度困窘，官兵俸给连续数月不能发放，传闻纷纷。臣不敢全信这些传闻，又没有百姓的诉状，所以不敢轻易发奏。于是臣亲自前往巡历，调查采集情况，僚属以及士民确实都证实有上述疏谬失职的事情，实在难以让他继续留任。希望朝廷特别赐予详察酌处。以上一人列为劣等第一。

译论定守令优劣的札子。臣曾读《西汉循吏传》，私下奇怪汉朝二百年间，班固所记载的循吏只有六人而已，其中孝宣帝时期的官吏竟占五人，难道上天降生人才，唯独在这个时期特别兴盛吗？等到看到班固赞颂孝宣帝说：‘赏赐确实，惩罚必定，综合考核名声和实际，这才知道孝宣帝驾驭臣下得其正道，循吏多也是理所当然的。’大概赏罚是治理天下的工具，名实是实行赏罚的关键。有人有行善的名声，就一定考察他行善的实际，然后赏赐他；有人有作恶的名声，就一定追究他作恶的实际，然后惩罚他。人们知道行善而赏赐不会拖延，赏赐一个人就能劝勉千万人；人们知道作恶而惩罚立即来到，惩罚一个人就能使千万人畏缩。因此可以激励世人、磨砺昏惰，激发他们好善的心，断绝他们熟习作恶的道路，使天下人都归于君子的行列。自古尧舜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孝宣帝时，官吏都称职，百姓安居乐业，大概原因就在这里。恭敬地想，陛下励精图治，远远超过汉宣帝，对于名实和赏罚尤其用心。天下的官吏本应洗涤心志，竭尽智慧和力量，来承受圣明的恩德；然而臣没有听说有一人的政绩卓异到可以像龚遂、黄霸那样记载。依臣看来，名实还没有完全综合核实，赏罚还没有完全做到确实必行，所以百官还没有完全称职。如今朝廷想知道守令的优劣，让监司评定他们的优劣，报告朝廷，这是非常盛大的典章。所谓优，是天下公认的善名；约束自身以防过失，办理事务以公正，以及勤勉谨慎而没有过错的，都称为善。所谓劣，是天下公认的不善之名；贪婪而追逐利益，暴虐而残害百姓，以及松弛怠慢、不称职的，都称为不善。他们的善与不善，在天下间简直像冰炭、黑白那样区别明显。只是朝廷不知道实际情况，所以无从施加赏罚。监司既已评定优劣而列为优或劣，朝廷就应该核实他们的名声和实际，据此施行赏罚。评定优劣的诏令实行十六年了，以优等第一而超擢的有谁？以劣等第一而黜退责罚的有谁？这两件事臣都没有听说过。朝廷不过把它当作空文，监司不过应付旧例罢了。被称为优等的人没有受到劝勉，被称为劣等的人也没有受到警戒。这就是臣所说的名实没有完全核实、赏罚没有完全确实执行。这样怎么能激发人们仰慕善行的心、振作他们偷惰的精神呢？臣愚昧，希望陛下每年重申告诫监司，考察所属各州的守令，评定优劣后上报。优等第一的人，命大臣审察，核实其优良政绩是否属实；如果与所举相符，就根据才能任用他；劣等第一的人，交给其他路的监司详细查究，核实其劣迹是否属实。如果与所说相符，就根据他的罪过加以惩罚。这样，君子有所激励，就会勇于行善；小人有所畏惧，就不敢作恶。从前贪婪残暴的人会变成谨慎平和的人，从前松弛怠慢的人会变成勤勉谨慎的人。人人奋发努力以追求功业，孝宣帝时期的治理将会在今天重新出现。请陛下裁决。评定守臣优劣的奏状。近来恭敬地接到行在尚书吏部的符文：淳熙八年闰三月五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今后各路帅臣、监司每年分别把所属郡守分为三等：治理成效显著的列为优，贪婪苛刻、平庸荒谬的列为劣，无功无过的列为平；详细加以考察，具列姓名上报（其中评定优劣的仍须各自写明事实）。如果考察不公，命御史台弹劾，交付本司施行。如今已经是淳熙八年年终，臣核察本路所管九州军，除潭州是帅臣外，知衡州赵彦恂、知郴州赵善言已经蒙朝廷罢黜，新任守臣尚未到任；其余六州军守臣谨列在下，必须奏报的是：全州朝请大夫管鉴于淳熙八年十二月到任。前任朝奉大夫赵公晰平易近民，没有毁谤也没有声誉，已经得以善意罢任。管鉴历任州县，颇以才能著称。全州也是小郡，容易治理，假以时日，必定会有值得称道的成绩。桂阳军奉议郎赵俣，天资纯粹聪明，又以儒雅修饰自己，曾任潭州衡山县知县，当地百姓至今还称道他。淳熙八年六月到任，财赋大致充足，民众和蛮族都安定，事务没有过失，人们也没有异议。武冈军朝奉郎卢防于淳熙八年八月到任。本军处在溪峒之间，难以调度驾驭。前任守臣承议郎郑汝谐恩威并施，很得当地猺人的拥护。卢防沿用他的政绩，又更加宽厚，如今境内安静，也有赖于卢防的安抚治理。以上四人近来才到任，没有可以记载的治理成绩，也没有明显的过失可录，臣不敢轻率评定其优劣。知兴国军曾防，存心忠厚，遇事精细周详，明断而不苛刻，宽厚而有制度，爱护百姓、体恤民情，完全出于至诚。到任之初，正逢年成歉收，谷价上涨，乡里缺粮，曾防早晚忧心，劝导富户分粮、扩大出售，以救济贫困断粮者，筹划得当，细节周全，挨家挨户办理，人人都得到实际好处。去年夏天久雨成涝，居民被水淹没，曾防每天发给钱米，选择地势高而干燥的地方安置他们。后来又遇大旱，民情哀号，曾防不避酷暑，遍走各处神祠，精心祈祷，终于感通而得到降雨。本军财计一向匮乏，曾防节省浮费，疏理清除弊端，上供纲运按时发出，官兵请给按月发放，不致缺乏。本军简编中有团结军三百人，曾防留心教阅，部伍整齐，军器齐备，郡中政务都有条理。此人是名臣曾肇的曾孙，文学和政事都有家传，永兴这个小军垒不足以完全施展他的才干。知抚州陈研，禀性和乐仁厚，办理事务周详明断。到任一年多，百姓没有异议。临川是事务繁剧的大郡，陈研施行儒者的政治，平易近民，不做表面张扬的事。凡有民间诉讼，他都亲自剖析裁决，使每件事都得到公平处理。没有听说他横征暴敛，而财计自然充足；不依靠严刑，而郡中事务都能办妥。虽然没有显赫的名声，百姓却都安于他的治理。以上二人都是从书生起家，以儒雅来办理吏事，很有循良的声誉；加上他们修养谨慎，可以保证没有过错。知赣州赵彦绳，禀受的才质敏捷，施政精明，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声誉。此前任知抚州，治理成绩很好，因此擢升为知赣州。赣州是江西的大郡，户口繁多，狱讼纷杂，赵彦绳及时剖析裁决，公堂没有积压的案件。本州连接闽、广，是盗贼出没之地，赵彦绳以镇静安定局势，境内安宁。知筠州汤涛，施政崇尚严厉，每件事都整顿严肃，郡中政务得到修治，境内安定无事。但面对百姓缺少和乐仁厚的声誉，待人接物也没有平和宽易的样子。以上二人都有能干的声誉，必定没有不及职守的忧患；如果要求十全十美、事事责备，未免会有瑕疵。知吉州杨芳，约束自身以防过失，办理事务以公心，虽然行善却有时失于偏执，凡所施行的措施，不免稍微违拂人情，因此毁誉不一。

译知南安军赵伯钺，去年七月才到任。此人老成练达，必定不会有过失行为。南安是小军，治理起来绰绰有余。到任不久，治理政绩尚未听闻。以上二人近来才到任，假以时日，或许会有成效。知江州王寅，年过七十，筋力不强，事务多有废忘，子弟干预政事，吏员乘机作乱，郡中事务没有得到治理。知袁州江某，任职以前曾任知建昌，颇有政绩；今年年老而且抱病，处理政事、接待宾客都要人搀扶，郡中事务不免废弛。以上二人实际年龄都已达到七十岁，难以治理郡政，希望朝廷按照近来下达的指挥，特许他们自行陈述，请求改任宫观差遣。荐举衡州通判宗嗣良的状文。考察各州通判，他们也称为按察官。郡守有缺位时，必定按次序由通判代理政事。如果能得到合适的人选，郡政就依靠他来得到整治，所起的补益不小。臣等近来遵奉圣旨，考察一路郡守的优劣，已经列名上奏完毕。只是通判代理郡政，有显著劳绩的，臣等职分在于防察，怎么敢隐瞒而不说呢？臣私下看到，通直郎权通判衡州军州事宗嗣良，是故观文殿学士、京城留守宗泽的孙子。宗泽以忠义著名，而宗嗣良天资聪敏明达，又凭勤勉谨慎来成就自己。刚到任时，正逢知州赵彦恂因言章被罢免，宗嗣良实际代理州事。衡州是湖南事务繁剧的大郡，宗嗣良不因暂时代理而怀有苟且之心，审决遣送积压的诉讼，早晚不懈，免除苛细征敛，务求宽缓民力，稽察欺瞒隐漏，财赋自然充足。前后半年之间，发运上供钱物，应付官兵请给，没有丝毫违误缺欠，也没有听说有一点扰民之事。安抚司、转运司委托宗嗣良和籴米二万余石，他从未阻止买粮，却能按期办成；其他处理事务也多合乎人情。全郡士民一致称赞他。近来守臣张纬已经到任，交接完毕。张纬曾任知南康军，宗嗣良曾任建昌知县，多任官职都因罪离去，唯独宗嗣良以治理有方著称。张纬也一向知道他的才能，到郡之初还依赖他协助办理政务。又访问得知，宗嗣良初任汀州长汀县主簿时，郡守以廉吏举荐，曾被中书省登记姓名。后来任静江府灵川县令，也曾受到漕臣举荐。如今观察此人，禀性强干敏捷，足以办事；存心忠厚，不肯扰民。如果朝廷把繁剧的职任交给他，必定会有可观的成绩。希望圣慈特别赐予表彰擢升，使他充分施展才能，也作为对能吏的鼓励，臣不胜荣幸。论备御盗贼的札子。臣于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郴州宜章县界首，交接本司职事。自从到任以来，凡是一路刑狱中有冤屈、滥捕、拘禁拖延的，事情已经显露、当前可以裁决遣发的，臣岂敢不尽心竭力，以仰合陛下敬慎怜恤的心意？只是有些事情虽然尚未形成，而不可不早作防备的，就是盗贼。臣听说盗贼的祸端没有不是从微小处开始的，正当微小时容易讨捕，等到发展众多就难以剪除扑灭。如今州县之间，所依靠来制伏盗贼的，只有土军和弓手。所谓土军、弓手，往往名义存在而实际已经败坏。他们最初招募充补时，未必选择强壮的人；既已应募，也未必懂得教阅之事。乡里之间，即使是小小的盗窃，仍有拖延数月不能全部捕获的，何况是凶悍的大盗，聚集在山谷中，动辄以数百上千计，却责令土军、弓手取得擒灭的成效，也已经很困难了。提刑一向以督捕盗贼为职责，近来下达指挥，今后如果有盗贼窃发而情势稍重的地方，提刑要亲自调发兵力前去筹措处理、收捕盗贼，不使其滋长，那么督捕的责任从此更加重大。然而所督促的不过是土军、弓手，他们又不足以依靠来破贼；以极其重大的责任，却使用不足以依靠的人，遇到缓急岂不是会误事吗？臣到本路后清查登记，一路现有弓手二千六百五十人，土军二千四百二十九人，总数不能说不多；然而分散在九郡三十八县之间，其中又有与溪峒相连的地方，一旦有紧急情况，不能全部调发。又查本路从前李金、陈峒作乱时，当时调发的只是邻近数县的弓手、土军，人数不多，而且都是临时拼凑，未必可用，所以又招募土豪、义丁、峒丁等人，却仍不能制服他们，必须等到调发鄂州大军，才将其擒灭；由此可见，弓手、土军不足以依靠来破贼。臣私下看到广西提刑徐诩奏请，希望拨给本路摧锋军、效用等兵五百人，隶属于提刑司和帅司，挑选不属于将兵的人，只令本将统领，同时隶属于提刑司督捕，朝廷全部依从他的请求，并发札给广东帅司遵守。又听说广东提刑司在李金、赖文政、陈峒侵犯时，也照例从各州调拨禁军，每州五十人，十四州军共七百人，随同前往督捕。只是本路提刑司既没有旧例可以调拨禁军，前任提刑詹仪之又在去年八月奏请，希望将帅司调发到军前的将兵，暂时令提刑司掌管其进退，朝廷也还没有批准施行。臣私下认为，广西的妖贼并不常有；广东本来没有盗贼，只是受到湖南盗贼的侵扰。唯独本路郴州宜章、桂阳临武两县的莽山、乌峒之间，地势险要而百姓强悍，向来是盗贼聚集的渊薮。年成稍有歉收，便有一百几十人结成群体，出没抢掠；严重时达到数千人，侵犯州县。自建炎以来，有李冬至、李寿，有邓庄，有李鬼七，有唐广六，有骆科，有曹雄，有欧二十五，有李十五。近年则有李金、陈峒，都是特别猖獗的人。本路的利害情况尤其不是二广所能相比。臣身负职守，想到这些忧患，不能隐默不言，若一定要等事情发生后再请求，估计往返所需的时间以及坐等是否批准的命令，势必需要两个月，岂不是会错失时机？臣如今不敢像广西提刑司那样拨兵归自己统辖，只请求遇到盗贼警急、不是弓手和土军所能制御的情况，允许从潭、邵、全、永、武冈军的将兵中酌量分拨五百人，与弓手、土军合力讨捕。或者请求依照詹仪之的建议，在帅臣没有亲自到达以前，由帅司调发将兵，并允许提刑司掌管其进退；如果帅臣亲自出动，就专听帅司节制。这样或许容易擒灭盗贼，不至于让他们猖獗到再度烦劳朝廷处置。臣也可以免于徒然辜负督捕的责任。关于广西提刑徐诩以及本路前任提刑詹仪之的奏札，除已经备录上报三省、枢密院外，希望圣明裁断，特别赐予详审斟酌施行。

译论和议与战争的奏疏。臣听说，国家的大事，无非和与战罢了。喜欢偷安的人一定说和议可以使国家安定，却不知道和议不能长久依靠；喜欢冒进的人一定说战争可以取胜，却不知道战争不能轻易发动。因此人们没有一定的谋略，国家没有最恰当的策略。采取和议就是苟且偷安，采取战争就是侥幸求胜。这两件事都是国家的大事，却如此漫不经心，难怪陛下要早起晚睡、辛勤操劳，群臣也要早晚思虑而不能放下。且拿从前的事情来说：如果和议可以长久安定，那么结盟以后本来应该停止战争、收起兵器，讲信修睦，成为中外无边的福祉，即使卑辞厚礼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然而金亮一来，侵扰淮甸，窥伺长江，人心忧惧，国势危急困迫。幸亏上天保佑，金亮中途死亡，否则安危的转机就不可预知了。如果战争必定可以取胜，那么王师所到之处本应长驱直入中原，收复国土，以舒展祖宗在天之灵的愤恨，即使劳师费财也在所不顾。然而符离之战，大臣不能审察时机，诸将多违背节制，整军出发，丢弃铠甲败退而来。幸亏敌军势力自行衰弱，我军也没有溃败，否则成败的形势同样不可预知。无论战还是和，都大抵这样漫不经心地行事；如果不是九庙神灵的威严、两宫的神圣，德行感动天地、恩泽结聚人心，哪里会有今天呢？臣私下认为，今天的策略应当把战争作为实际任务，把和议作为权宜之计。和议并不是诚心求和，而必须暗中准备可以作战的力量；作战也不是徒然交战，而应先准备必胜的资本。战争固然不能急于发动，也不能拖延。观察中原的人心，太过拖延，恐怕会失去可以利用的时机；从今天的形势说，想要急于用兵，又没有必胜的办法。臣微薄的见解如此，不得不为陛下全部说出。臣在同辈中最为年长，蒙陛下亲自擢用，臣感慨发愤，思考着怎样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臣自从分阃荆南，号称承担重大寄托，但政事权力归于宣司，兵马又隶属诸将；虽有统辖二千里的方面之责，实际上却不能在其中有所作为。臣在听理民事之余，也不敢仰面辜负陛下使命的本意。只是多次捐出金帛，秘密探询敌情，凡是能够说出敌人虚实、中原人心向背以及从前出师得失的人，臣无不曲意诱导，使他们开口，广泛采集并审慎听取，颇为了解其中要领。臣所说从中原人心看，战争不可拖延，大概是因为女真本来只是小国，却兼并了契丹和中原的土地，其中大多是契丹和中原人。契丹人对女真的怨恨深入骨髓，那么契丹人就不是我们的敌人了。何况中原百姓苦于苛政，上下离心，每天怀念圣朝的教化，甚至说：‘朝廷难道不思念我们这些做了二百年国家臣民的人，却让我们长久陷落到这种极端困苦的地步吗？’凡是有这样的中间人，探子往往彼此隐瞒身份，暗中通报实情。每当痛恨王师不出，即使先前出师时失去军纪、违犯法令，无所不为，他们也从未把怨恨归到朝廷身上，只等待王师再次出兵，人人自行作战，发誓报仇。说到这里，中原的人心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不趁着中原人爱戴的诚心，乘机取得胜利，一旦草野中的豪杰兴起，恐怕就不再属于我们所有。臣所说战争不可拖延，就是这个道理。臣前面所说从今天的形势看战争不能急于发动，是因为战争所依靠的是将领，将领所依靠的是军队。将领是否得当，关系三军的存亡；军队强弱，关系一国的利害。因此将帅不可不选择，军士不可不精练。如今所谓将领，有的从行伍中拔擢而突然任用，有的因为家世而承袭任职，有的按日月积累、逐级迁升，有的因偶然说中一两句话、具备一项长处而得到任用。却没有听说有以实际功劳和一向威望足以服人心、协调众议的。更严重的，有人昏昧而不懂兵机，漫不经心而不治理军政，只知道刻剥军人、聚敛钱财，内供厨传费用，外充送礼贿赂的资财。凡是能够长期掌握兵权、便利自己私下打算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军籍和名册，虚实各半；老弱占一部分，俳优占一部分，轿夫、隶卒和胥吏占一部分，冒用假名、混入军籍的人无所不有。这样一来，朝廷养兵万人，真正可以使用的只不过数千人罢了。至于军籍残缺，往往掳掠市民来刺字充军，并非出于他们本心，只是为了摆脱这种处境。其间有些不守法的无赖之徒，贪图所得，早晨应募，晚上就逃走；主将没有办法追究他们是谁，只好任凭他们来去罢了。这样治理军队，将来有什么用处？日后岂不是会耽误陛下的大事？臣所说战争不能急于发动，就是这个道理。臣希望陛下对外用和善的言语、丰厚的礼物，表示和亲；对内选择将领、整顿军队，修治武备。凡是治理自身的办法，都要急切地去做，只怕不能迅速见效；至于出师的日期，则应从容筹划，不嫌稍微迟缓。分派二三位大臣，全面考察诸将，选择久经事务、通晓兵机的人，授予他们镇守边外的重任。综合核实军队实际情况，不让老弱无用的人混入军籍。将帅选定，军士精锐，纪律明确，教阅熟练，估量确实可以使用后再使用。还应秘密派遣间谍，晓谕中原百姓，说明朝廷从未有一天忘记他们的心意，离间他们，使其心志分裂、队伍分散，让内外互相猜疑、上下互相责怪。答应把城邑许给他们，以坚定他们的志向；察知他们的好恶，以顺应他们的心意。敌方的形势既然分裂，我们的军队就可以使用。王师一旦出动，本来应当所向无敌；譬如破竹的形势，劈开几节以后，刀刃自然就能顺势解开。若再像前一天那样，轻率地把边外重任交付出去，不经谋划就使用将领，不懂得审察时机，任用漫不经心的人臣，臣没有看出这样有什么可行之处。兵法说：‘先使自己成为不可战胜的状态，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机会。’如今敌人已经有可以战胜的机会，而我们还没有必胜的道理。时日难得，机会容易丧失，只有陛下赶快谋划。请求选择监司的奏状。

译臣听说范仲淹执政时，忧虑各路监司没有才能，便取来班簿查看，每看到一个人的姓名，就用笔勾去，依次更换。富弼说：‘您这一笔下去，哪里知道会使一家人哭泣？’范仲淹说：‘使一家人哭泣，哪里比得上使一路百姓哭泣呢？’于是把他们全都罢免了。韩琦主持国政时，任用监司，其中有些不是合适的人，崔公儒说：‘您处在陶铸人才的位置，应当把造化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造化认为蛇虎是伤害人的东西，所以把蛇放在沼泽，把虎放在山林。如今您却把它们放在通衢大道上，让它们成为百姓的祸害，可以吗？’监司，是号称朝廷外台耳目的职任，其权力责任也很重大。假如得到合适的人，百姓就知道有所畏惧；假如不是合适的人，一路百姓都要受害，怎么可以不仔细选择呢？国初开始设置转运使，淳化年间派官提举各路刑狱，天圣年间设置转运判官，熙宁年间设置提举常平，后来又有坑冶、茶马、市舶，都称为监司。一道之内多至五六人，只要有一二位有风节、有才力的人担任，就足够了，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加重百姓的祸害。凡任命一位监司，大概以任职数年计算，费用三万缗：公用钱一万缗，迎送一万缗，俸给五千缗。贤能的人任职，费用也不过这些；没有才能的人，费用还要更加严重。有的多取头子钱，有的压低价格出卖公库酒，有的强行购买土产，巡历时收受馈赠，宴请时让吏卒索取、乞求批支，事情大概不止一端。州县受到的骚扰，由此可知。而且迁调更换没有常规，费用极其巨大。以湖北漕司来说，从淳熙三年到现在五六年间，送迎已经三十多次；这样漕运的财计怎么能不匮乏，百姓的力量怎么能不困竭呢？依臣愚见，不如减少人员而选择合适的人。京畿之内事务最为繁多，过去只设一员，也没有不能办成的事情。如今江东、江西、湖南、湖北、福建都设置两名漕臣，其中一名似乎可以裁减。淮、浙、闽、广产盐之地，设置一名提举就可以；湖南、湖北、江东、江西似乎可以合并。茶马、坑冶的职务兼管数路，派一名使者即可；闽、广市舶事务极其简易，似乎也可以合并。人员减少，就可以减少费用；人数少，就容易选择人才；费用减少，用度就充足；选得人才，职务就能办好，这是必然达到的效果。臣愚昧，希望圣慈明诏大臣：各路漕臣只任命一员，江湖提举茶盐、闽广提举市舶，也一并商议裁减合并的办法，然后选择有风节、有资望的人，分别出任各路监司。得到合适的人，一定能够抑制浊流、褒扬清正，使守令称职；守令得到合适的人，也一定能够奉行法令、遵循事理，使田野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什么比这更优先的了。请陛下裁决。

译钦定《四库全书》。《定斋集》卷三　宋蔡戡撰，奏议。请求禁止边境沿线制造事端者的札子。臣听说，从前晋朝羊祜与吴国陆抗隔境相对，羊祜致力于修养德行、建立信义来安抚吴人；出兵经过吴国境内，就割取谷物作为军粮，计算所侵取的数量，送绢赔偿；每次在江沔一带打猎，常常停留在晋国境内，凡是禽兽先被吴人射伤、后来被晋兵捕获的，也都送还给吴人。于是吴国边境百姓喜悦信服，陆抗告诫边防守军说：‘他们专门施行德义，我们专门施行暴力，这是不用交战就使人归服。各自守住分界，不要贪求细小利益；一乡一邑尚且不可以没有信义，何况大国呢？’从前邻国女子争夺采桑地，吴、楚因此交战，最终攻破两个城邑，这说明事情有从极其微小处发生的，祸患有发展到极其巨大的，不能不加以察知。国家虽然把盟好作为权宜之计，把攻守作为实际任务，但也必须等待可以行动的时机、可以利用的机会，一举成就恢复国土的功业。自从再次议和以来，已经将近二十年，陛下每每告诫边臣不要制造边境嫌隙，务必用德行和信义安抚他们。他们虽然多疑而少信，也知道喜悦服从。近年以来，文禁逐渐放松，法令稍稍宽缓，边境的恶少以及逃亡而不守法的人，十人百人结成群体，深入北方境界，公然肆意抢掠，杀害那里的百姓，夺取牛马，劫掠财物，甚至拘捕并挟持他们的官吏。既然被北方军队追赶，计策用尽、形势危急，便又逃回南方。即使发文告知边境各处，官吏也未必会穷追搜捕；即便有人被捕，也不过杖责后遣送罢了。再次回到故乡，又没有别的产业，见到利益就趋赴，遇到方便就前往，把这种事当作平常的生计，再也不肯安分做良民。积习不改，在敌方不能不引起愤怒，在我方难道不是有损国家重大信用、妨碍长远谋划吗？应当想办法严厉惩治，使这种行为彻底断绝。臣以前任京西漕臣时，每天据随州申报称：鄂州审结并登记遣返北界的贼人郑成等回乡，他们宣称今后到本地的人不应捕捉，必定要回来报仇；又手持兵器往来，击鼓唱歌，想照旧作乱，使边民不能安居。臣随即会同鄂州查问，原来鄂州报称：再犯者二人判决发配，十人发往邻州编管，其余郑成等三十三人按徒罪判决后释放。臣查照绍兴十三年指挥：捕获沿边私自渡淮以及招纳叛逃者，每人赏钱一千贯，有官者转升两官，犯人依军法处置。议论者担心捕获人数稍多，赏钱难以累计支付，已经下令减半。大概刑法严峻，人们才知道畏惧；赏赐丰厚，人们才乐于捕捉，所以没有人敢触犯禁令。乾道六年，大理正胡仰申请：私自渡淮到江心，或叛逃后返回原居住地的，请一并减刑二等。乾道七年再次下达指挥，规定私自渡淮后能够返回原居住地的，也比照叛逃后返回者减等，当时却没有明文说明。有私自渡淮进行贸易的，有渡淮抢劫的，分别按照轻重规定刑名。因此，州郡将那些深入北界杀人放火、抢掠财物、捆绑官吏的人，也援引返回原居住地的条例，按徒罪判处。官府既然看到犯人已经适用轻刑，所规定的赏格也就不予发给。乡里人明知如此，便坐视而不捕，却不知道他们既然在北界作乱，必定会被北方军队追赶，势必返回原居住地，当然不应援用这个条例。况且持械强盗，赃物满五贯，不论首犯还是从犯，都应奏请裁决；如果犯有杀人六项罪名，就处以死刑。盗窃即使情节较轻，赃物满四十贯，也要发配本城。如今这些人纠集党徒，深入北界，凶恶盗贼因被追赶而逃回，所判的罪反而比盗窃还轻，情重法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于是使小人玩弄法律而不知畏惧，滋长恶行而不肯悔改，不仅有损国体，也恐怕会另生边境祸衅。因此，北界五州巡检闗会、枣阳县尉、唐州同知闗会怇忻巡检，应当查究抢劫盗乱的原因。臣已经上报三省、枢密院，请求把沿边作乱的人送交有关部门彻底查勘，查实后依条判罪发遣，并分配到荆、鄂屯驻军之外。希望陛下检阅并核议臣前面的奏章，详细斟酌施行；仍请求下达给敕令所，参照新旧赏格和条法，制定适中的制度，明确规定，使沿边州郡始终切实遵守，使小人知道畏惧，边境得以清肃，从而符合陛下兼爱南北的旨意。请陛下裁决。请求调运襄阳府桩管米的奏札 臣以前任京西漕臣，私下看到襄阳占据荆楚的防要，面临闽陕的交通要冲，是最重要的地方。如今城墙坚固，兵器精良，士卒战马众多，用来防守就很牢固。然而各司府库没有一个月的储粮，怎么能够长久坚持？臣实在忧虑，所以每节省钱一万五千贯，便想作为买粮本钱。所积累的很少，势必要十几年才会见效；但也可以看出臣区区的忧国之心。臣如今总管六路，职责在于转运，如果不趁现在积粮充实边防，为朝廷作长远打算，臣就有罪。臣近来准尚书省奏札，备知臣僚申请，请求在荆门聚集粮食，作为襄阳的储备。这个意图固然很好，但办法难以实行，臣已经另行具奏说明。臣私下认为，今天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实行屯田，以节省馈运。屯田的好处，也应当经过若干年月才能见效，不可能早晚之间取得成果。其次不如扩大漕运，即使不能办得很多，如果能运来十万斛，也可以作为一年的储粮。如今臣看见朝廷下令和籴并桩管米四十万石，臣请求从中暂拨十万石运往襄阳军前，命令桩管。所有水脚和糜费，每石约四百文，共计四万贯。臣不敢申请朝廷另行科降，只是今年蠲免广西钱一十二万四千余贯，属于每年经常性的数目，想请求陛下特别恩准以此抵补。如果经常性的经费不至于紧急缺乏，臣当考察奸弊，节省用度，广泛设法，调运粮食前往；万一还有余钱，也应当收购米粮凑足发送。因为一金以上全都属于朝廷的钱物，臣不敢违背礼法妄自使用。陛下既然不认为臣无能，把六路的财计交给臣，伏望圣慈宽容假借权力而责成臣办事，使臣伸展四肢竭力工作，以报答陛下微薄的恩德，惟愿陛下裁决。请求免除增加收籴的二十万石桩管米奏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