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斋集卷十二　　　　　　宋　蔡戡　撰论

译又论。文帝宽厚仁慈，恭谨节俭，是汉代的贤君。可惜他作为君主的器量不够宏大，未免成为盛德的累赘。诸吕已经被诛杀，惠帝又没有儿子，应该拥立的只是高帝的儿子。高帝在世的儿子只有文帝和淮南王。文帝年长而贤明，天命与人心不谋而合，所以周勃、陈平定策迎立文帝，难道是出于私心吗？这是顺应天命，因循人心。况且楚汉相争时，周勃、陈平亲身经历、亲眼看见过那些事情。高帝屡次濒临灭亡，最终却兼并天下；韩信、彭越、英布、卢绾一有非分之想，便相继被剁成肉酱。高后擅自执掌朝政，诸吕掌权，不久也都被诛灭。天命归于汉朝，几乎不容改变。周勃、陈平还要期待什么呢？文帝本可以明确决定，却仍然犹豫不决，大概是因为高后杀害赵王、齐王，几乎也要加害于他；燕王早死，高后又杀了他的儿子，后来想把文帝迁去赵地为王，祸患就要临头了。文帝用谦逊的言辞向她谢罪，才勉强得以免祸。文帝惩戒于诸王遭祸的经历，战战兢兢，只能顾及早晨而不能预料晚上。一天之内别人把天下交给他，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他又喜悦又惊惧，所以先同群臣商议，再去占卜，迟疑而不敢前进。先派薄昭去，借以探察他们的心情；随后派宋昌去，借以观察事态变化。在这个时候，文帝的内心是什么样呢？即位当晚，连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为什么竟匆忙到这种地步？几个月之间，又封宋昌为壮武侯。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曾经有拥立齐王的意图，文帝追恨此事，贬斥他们的功劳和封爵；他们因失职而郁郁不平，最终死去。刘兴居于是产生了图谋不轨的念头。宋昌因为劝进而受封，刘章、刘兴居因为想拥立齐王而被贬斥，文帝心中所想也就可以看出来了。从前晋文公赏赐跟随他逃亡的功劳，介之推说：“上天没有断绝晋国，必定会有君主。主持晋国祭祀的，除了您还能是谁？这是上天确实安排的，诸位却把它看成自己的力量，不也是欺骗吗？”大概上天所命定的事情，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难道会因为宋昌一句劝进的话、刘章和刘兴居一句不同的话，便决定得失吗？文帝在这里如此耿耿于怀，正是不懂得天道。有人说，文帝连夜任命宋昌、张武，并不是立即想尊贵他们。文帝从代地取得天下，怀疑汉朝大臣都不归附自己，所以用亲信代替他们担任要职，大概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这只是文帝个人的忧虑和过度谋划罢了。绛侯、灌婴当初诛杀诸吕时，掌握玉玺、率领军队，呼吸之间关系到国家存亡；文帝已经即位，君臣名分已经确定，难道他们还会图谋危害社稷吗？作为君主，应当以天下为器量；汉朝大臣也就是代地的大臣。文帝却畏惧猜忌大臣，宠信任用亲近之人来预先防备他们，自己划分界限，向别人表现疑忌，使人心怀危惧，这也不是保全自身的办法。唐代的魏征曾劝太子李建成尽早除掉秦王，薛万彻也曾率领东宫军队进攻秦王府，这两个人的罪行都不容诛杀。太宗不但赦免了他们，又重新任用他们，使他们的官位达到将相之极，却不因此疑忌他们。至于秦王府的旧人，升迁反而在东宫、齐王府旧人之后；太宗只按才能选用，不因新旧而区别对待。像太宗这样，可以说具有做君主的器量了。至于文帝恭敬节俭、爱护百姓，有些地方是太宗无法相比的；如果从大体上要求他，那么他同太宗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所以说：做君主的，应当以天下为器量。武帝论。我看汉武帝残忍而少恩，把杀戮臣下看得如同割除野草，即使平日所爱信的人，稍有犯法，也立即按法诛杀，毫不宽赦。当时站立在朝廷中的人，双脚重叠着只敢站在一处，早晚都不能保全自己，往往像油脂和熟皮一样柔软逢迎，苟且迎合以容身，偷延岁月。汲黯却凭着刚直的资质，冒犯皇帝的威严，说逆耳之言，屡次触怒武帝。武帝每每宽容他，我曾对此感到疑惑。况且汲黯当面折辱、在朝廷争辩，并不是一件事。武帝有时认为他愚直，有时认为他愚蠢，有时认为他奸诈，有时认为他荒妄。发怒严重时，甚至气得退朝，又在殿上责问公孙弘、张汤。两人嫉恨汲黯，想借机杀掉他。武帝始终包容他，委婉地加以庇护防卫，不对他施刑。他虽然没有受到重用，却位列九卿，出入宫禁，甚至被许可称为社稷之臣。对于汲黯来说，不能说没有遇到知遇。武安侯田蚡有大将军的亲贵，公孙弘、张汤有皇帝的宠幸；有的人起初不按礼遇，有的人最终也不念恩情。论待遇的优厚，没有像汲黯这样的。依我看，武帝其中有深意。大概卫青功劳太高而对皇权构成逼迫，田蚡倚仗尊贵而骄横，公孙弘、张汤挟持诈术、心怀奸邪，专门迎合皇帝的意旨。对外又有诸侯逾越制度，对内又有贵臣宠臣扰乱法令。如果没有正直的大臣，又凭什么消除奸邪谄佞的心思，阻止奸贼的计谋呢？传记说：山中有猛兽，连藜藿也不敢采食；国家有正直的大臣，奸邪之人便不敢兴起。一个人面色严正，在朝堂上抗声直言，却能在千万里之外折冲御侮；国家的威势自然尊严，士人的气概自然振作，宗庙社稷自然安定，难道不是伟大吗？所以淮南王暗中谋划，想用死士刺杀大将军；又让善辩之士游说公孙弘，这些事情本来没有什么困难，唯独畏惧汲黯守节而死守义理，因而不敢发动。它的效果由此可见。武帝之所以违背常情、屈己敬礼汲黯，大概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否则，武帝穷兵黩武，侵伐四方夷狄，刑罚繁苛、赋税沉重，残害百姓，极尽宫室的奢侈华美，又沉溺于神仙的虚妄，与秦始皇相比也只差一点罢了。秦始皇因此造成动乱，武帝却因此达到治理，为什么呢？可见国家实在不能没有正直的大臣。正直的大臣在朝廷，忠诚正直的言论每天进献，欺骗蒙蔽的门路无法打开，小人有所畏惧而不敢妄为，君子有所倚仗而没有恐惧，法纪纲常因此端正，朝廷因此得到治理，即使想作乱也不可能。秦相赵高指鹿为马，左右大臣没有人敢说话，上下彼此防备，因循习惯竟到了这种地步；由此可以看出秦朝是没有人才的。唐代武后作为一个女子，足不出宫门，却杀戮士大夫无数，唯有狄仁杰、徐有功敢于严正抗争、直言论事，毫无畏惧。他们不但免于祸患，武后也多采纳他们的意见。武后之所以终身没有遭遇祸难，唐王室没有陷入大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说：国家不能没有正直的大臣；没有正直的大臣，国家就不再是原来的国家了。

译又论。谈论宰相，自古就是难事。评议不审慎便仓促任用，任用之后又产生疑忌，这两者都足以妨害治理。古代的君主，在尚未得到宰相时，寻求得十分迫切，选择得十分困难；既然得到之后，任用得十分专一，责求得十分周备。即使罪恶昭著，也没有听说把他流窜、诛杀、放逐，而是因为他不是适合的人却让他居于这个职位，既居其位又不把政事交给他。汉武帝才华雄伟、谋略宏大，被称为知人，当时的名卿在他朝中最为兴盛。唯独在评议宰相时，完全不加留意，所任用的人，如多诈的公孙弘、无能的车千秋、庸碌昏暗的石庆，以及田蚡、李蔡、赵周、公孙贺、刘屈牦之流，有的凭外戚关系进用，有的因宗室身份被任用，有的从军队中提拔，有的由小吏起家；不是拘谨的武士，就是浅陋的庸人，只是拿来充任职位、凑足人数罢了。武帝既然不信任宰相，便同身边亲近宠幸的大臣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一起议论天下大事。武帝又暗中偏袒他们，务必使自己的大臣屈服。讨论东瓯请求内附时，田蚡认为不可帮助，朱买臣质问他，田蚡便气势受挫；讨论修筑朔方时，公孙弘认为不可，朱买臣诘难他，公孙弘便服输。两位宰相平时大概已经被严助等人轻视，在议论之中又不能竭力争辩坚持，最终困于对方敏捷的言辞。大臣的意见既然受到压制，左右近臣的意见便日益被采用；大臣的行迹既然受到疏远，左右近臣的行迹便日益亲近；大臣的权力既然减轻，左右近臣的权力便日益加重。做大臣的，穿着台衮之服，坐在朝廷上，号称天子的宰相，却全然不参与天下的政事，势力反而在左右近臣之下，豪杰之士哪里肯替他做事呢？所以一定要得到像前面几位那样猥琐无能的人，才算称职。至于天子身边的臣子，早晚都同皇帝亲昵相处，一定寻求能够顺合他的心意、暗中迎合他的欲望。因此严助主张诛伐闽粤，朱买臣主张讨伐东越，开启了武帝争强好胜的心思；吾丘寿王议论周鼎，司马相如请求封禅，开启了武帝奢侈的心思。武帝凡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实际上都是这几个人启发的。那几个人从普通读书人中奋起，幸而得以充任天子左右，本来应当拾遗补阙、纠正过错，却反而开启皇帝不善的端绪，使他处在有过失的境地，几乎同近习小人没有区别。用这种方式求取权力和利益、巩固俸禄官位，难道不是荒谬吗？大概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真实情形就容易被离间，宠幸也容易衰减，贬黜很快就会到来，形势逼得他们不得不如此。严助等人尚且这样，何况近习小人呢？由此说来，君主把评议宰相当作职责，把任用宰相当作正道。宰相没有才能，内外臣子都可以议论他。近臣结党作奸，上下互相防范蒙蔽，那么君主凭什么觉察到呢？即使侥幸全都任用了贤者，也不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如果所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危害难道会小吗？不过，武帝信任左右近臣，过失固然存在，却还懂得驾驭他们的方法。他们稍有犯法、违背皇帝心意，诛杀责罚便随之而来，甚至株连全族，所以左右近臣不敢放肆作奸，大概也是有所畏惧。元帝任用一个宦官，竟使天下陷入混乱，直到终身都没有醒悟过来，这尤其可悲。宣帝论。天下的形势，有所抑制它，便可以长久存在；放纵而不收束，便会横向溃决、四处泛滥，必然导致一败涂地而无法遏止。所以放纵它，并不是爱护它，恰恰是给它带来祸患；抑制它，并不是使它受苦，正是为了保全它。淮南王擅自杀害大臣，文帝置之不问，淮南王因此骄横放纵，最终走向败亡。绛侯无罪，却被逮捕关进廷尉狱，受侵夺、挫折，几乎死去而幸得免祸，最终能够保有爵位封地，并传给子孙。为什么文帝忍心对待绛侯，却不忍心对待淮南王呢？因为忍心裁抑他正是为了保存他，不忍心抑制而骄纵他正是为了杀害他，形势就是如此。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必定从他幼小的时候起，就让他接触成人所做的事情；一旦有违逆争斗、凌犯他人的念头，便随即严厉抑制，不让它滋长。不善于爱护孩子的人，只会夸耀他的才能，掩盖他的缺点；即使他不恭敬、冒犯长上，也只说姑且宽恕他罢了。等他长大以后，坏习惯已经养成，顽劣得无法教训，便只好猛烈地打击折损他；如果他依仗过错始终不改，就屏斥他、驱逐他，直到杀掉他才罢休。父母爱自己的孩子，难道是想杀掉他吗？只是小时候不加谋划，长大后已经来不及挽救，形势必然发展到这一步。史臣说，霍氏的祸患，是霍光不学习、没有谋略、昧于大义造成的。唉，这固然是霍光自取其祸，但宣帝也有促成它的原因。宣帝即位时已经十九岁了，民情的真伪、官吏的得失，他都已经完全了解。可是他当时谦逊退让，把全国政事都听任霍光主持，没有人敢稍稍动摇。凡是尊崇宠幸、委以重任，都是为了报答霍光。霍光死后，宣帝应当收回赏罚威福的权力，端正君臣名分，以振兴皇室；对于霍氏，也应当优厚地给予俸禄官秩和赏赐，逐渐夺去他们的重要职务，暗中消散他们的邪恶谋划，这样或许可以保全始终的恩情，也不辜负霍光。宣帝却不这样做，大肆封赏霍氏，使他们占据要害之地，又把兵权分别授给霍氏的女婿，以此养成他们的野心，助长他们的罪恶，任凭他们自行崩溃，然后一举将其消灭，不留后代，完全没有丝毫顾惜之心。依我看，他的用意本来就另有所在。传记说：将要收敛它，必定先使它极度张扬；将要废弃它，必定先使它极度兴盛；将要夺取它，必定先使它强大。这就是宣帝对待霍氏的办法。宣帝在民间时，听说霍氏尊贵显盛，心中已经不高兴。霍光身居没有得到赏赐的功劳，掌握不应占有的权力，挟持足以震动君主的威势来压迫宣帝，宣帝长期积累的不平，当然不是一天造成的。陪乘之时，祸患已经开始孕育。宣帝不惜虚心敛容、礼遇霍光，都是违背本心的。宣帝早就想除掉霍氏，只是隐忍不发，不愿辜负霍光。又因为霍光专政日久，儿子和女婿掌握枢机，操持权势，足以震动朝廷内外，众人也不敢轻易发动。等到听说许皇后死亡，宣帝便有了诛杀霍氏的借口，却仍然坚忍，好像还在等待什么。大概霍光的功德应当让十代人得到宽赦，而毒杀许皇后的罪过不过是霍显一人所为；以功劳抵偿罪过，还不能诛灭全族。宣帝把这件事秘密藏着不说，仍按旧日恩情对待霍氏，委任他们要职，诱使他们作乱，直到将他们诛灭。宣帝心里认为，自己报答霍光的恩情已经全部做到。霍氏之所以被诛灭，大概是他们自取其祸。这同用锦绣遮盖陷阱，让人从上面经过，然后说“不是我，是他们自己取祸”，有什么不同？况且霍氏的盛况，许广汉说过，萧望之也说过，张敞、徐生也说过。宣帝全然不加介意，由此可知宣帝的用意本来就另有所在。唉！宣帝真是少恩啊！

译又论。天下的祸患，发生都有端倪，逐渐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古代的明君忧虑深远，在极细微的思虑、言语和行动上，必定谨慎对待开端，不敢轻率妄为，因为担心毫厘之间的差错，会造成后世无穷的祸患。汉朝的灭亡，是因为外戚；外戚的祸患，并不是开始于哀帝、平帝，而是在武帝时萌芽。田窦、卫霍接连担任将相，实在是武帝开启了这种局面。唐朝的灭亡，是因为宦官；宦官的祸患，并不是产生于僖宗、昭宗，而是在明皇时开始孕育。杨思勉、高力士持符节监领军队，实在是明皇开启了这种局面。因此，开创基业、垂示传统的君主，为子孙后代筹划的办法，是预先加以防范，曲折设法加以制约，截断祸乱的根源，没有不准备周全的。即使传给继承的君主，仍可能因喜怒爱欲而改变法度，最终导致败亡，何况我们自己开启了裂隙又诱导他呢？汉元帝任用恭、显，几乎使天下混乱，世人把这看作元帝昏暗的过错。依我看，宣帝也有开启祸端的地方。当宣帝在位时，恭弘、石显已经担任中书令、仆射，掌管政事很久了。他们得到亲信宠幸，虽然不如元帝时期，但任用恭弘、石显，确实是从宣帝开始的。宣帝这样长期任用他们，足以说明他们精明专一、可以任事，这是没有疑问的。何况恭弘、石显机巧聪慧而邪僻，能够揣摩君主细微的意旨，本来就有迎合元帝心意的条件，所以他们逼杀师傅、废黜禁锢忠贤、诛杀进谏者，把元帝玩弄于掌握之中，如同乳母玩弄婴儿。直到元帝一生结束，他们专擅权力、倚仗势力，公然施行奸诈欺骗，毫无畏惧。即使说这是元帝昏暗造成的，如果不是宣帝开启了这个局面，又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有人说，恭弘、石显熟悉法令，往往善于替人奏请，他们的才干也可以使用，关键只在于怎样使用他们。宣帝在上，励精图治，人人都奋力施展才干，所以恭弘、石显没有地方施展奸邪。元帝优柔寡断，小人便能乘隙而入；即使知道他们奸邪，也不能制服。假使元帝有宣帝的明察，即使有一百个恭弘、石显，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元帝的仁厚柔弱，宣帝十分清楚。他曾说过“扰乱我家”的话，既然知道元帝仁厚柔弱，就应当选择刚正之士来辅导他，反而让受过刑的人长期掌管枢机，把他们留下来遗给元帝，这可以吗？何况宦官参与政事，本来就不是盛世所应有的。宣帝在位时，贤能的公卿在下面，和他相互辅佐；五日举行一次朝政，丞相以下只管奉行职事罢了。他不能早晚同贤者在朝堂上谋划治理，却同宫中负责洒扫的奴仆在帷幄之内商议政事，这难道是留给子孙后代的谋划吗？堂下相距不过百里，君门却仿佛相隔千里；天下的事情，深宫之中不可能全部知道，所以把腹心之任托付给大臣，又设置耳目之官来纠察他们。刚强明断、喜欢亲自作主的君主，唯恐大臣辜负自己。大臣受到疑忌，势必免不了向左右近臣询问谋划；左右近臣窥见其中的缝隙，乘机而入，必定会设法迎合君主的欲望，暗中夺取赏罚威福的权柄而私自玩弄。君主被早晚亲近狎昵的人蒙蔽，疏远之人的言论无法进入，蒙蔽欺骗的奸邪也无从知道，于是逐渐导致混乱和灭亡。刚强明断的君主尚且如此，何况比他更差的呢？所以宣帝一旦任用恭弘、石显，元帝最终便因恭弘、石显而使天下混乱。这是形势使然。至于败坏德行、扰乱常道的事情，出自平庸昏暗的君主，后世尚且会引以为戒，不敢重蹈覆辙。可惜宣帝是汉代的明主，却竟然有这样的后嗣，怎么能不令人感慨呢？唉！元帝本来不足道，我只是替宣帝感到惋惜，因为《春秋》对贤者要求完备。陈平论。评论说：陈平的智慧有余，却难以独自担任重任，这是高祖临终托付时所说的话。陈平天性诡谲，动不动就使用权术；高祖虽然依靠他的智慧取得天下，却直到死仍然疑忌他。我考察他一生的行为，确实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他用金钱离间范增，假装巡游以擒获韩信，贿赂匈奴阏氏以解除平城之围，凡是所谓奇计秘策，无非出自变诈。君子有时宽恕他，是因为他谋划国家时还算忠诚。天下安定以后，智慧无处施展，他便一心一意谋求自身。保全富贵、巩固权宠，谋求自身的巧诈，又超过谋划国家。陈平害怕吕后不安，便采用张辟的意见，请求任命吕产为将领，统率军队驻扎南北军，于是助长了吕氏的权势；害怕吕后不高兴，又违背高皇帝的约定，封诸吕为王，于是造成了吕氏之乱。陈平迎合吕后的心意、顺从防备，竭力向她献媚，唯恐做得不够，这正是替自己谋身。后来导致诸吕发动祸难、几乎危及社稷，都是陈平有所招致。陈平难以独自任事，由此可见。但还不只这一件事。当群臣共同诛杀诸吕时，陈平不亲自承担这件事，而是让周勃先进入北军，借此让周勃去试探诸吕。等到迎立文帝时，陈平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职位让给周勃，甘居其下，这又是借周勃去试探文帝。作为人臣而独自专办诛杀的危险大事，成败本来还不能确定；事情成功，陈平与周勃共同分享功劳，事情失败，便由周勃承担罪责。所以陈平让周勃先进入北军，就是这个原因。作为人臣而参与废立君主的大事，祸福同样不能预知；文帝疑忌此事，周勃就是祸乱的首领；文帝赞赏此事，陈平也不失为定策的功臣。所以陈平让周勃居于自己之上，就是这个原因。陈平从容退让，只主持谋划而不亲自主持事务，表面上像谦谦君子，却不知道陈平的内心其实仍是在为自身谋划。陈平诡谲多智，无所不用其智：在高帝时，免于萧何的囚禁；在吕后时，免于王陵的废黜出朝；在文帝时，免于周勃的侵凌羞辱。陈平历事四朝，都凭借智慧免除祸患，他谋求自身的巧妙，也就可以知道了。由此说来，陈平不只是值得怀疑，也是可怕的人。世人谈论谋臣，必定说到张良、陈平。陈平哪里能同张良相提并论呢？张良所学出于黄老之术，陈平所学出于纵横之术。黄老之术接近道，纵横之术崇尚欺诈；黄老之术认为有些事情不必去做，纵横之术则无所不做。观察他们的行事，考察他们的存心，张良与陈平的贤与不肖，不必比较也已经明白了。所以陈平说过：“我有很多阴谋，这是道家所禁止的；我这一代一旦废弃，便不能再兴起，是因为我有太多暗中造成的祸患。” 这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所歉疚，才这样说罢了。

译王陵论。评论者大多说：处理天下的事情，贵在成功，不贵在迅速。说危险的话、极力进谏，直接触犯对方锋芒，事情会失败而自身陷入危险；蒙受污辱、忍耐耻辱，等待时机再行动，事情会成功而自身安全。唉！这只是一种说法。后世患得患失的人，往往借这套说法来文饰自己的奸邪。平日闲暇时，他们守着俸禄、结交朋友，浑然看不出棱角，世人也不能猜测他们的缘故。等到面对事情，便畏缩苟且，低头厚着脸皮，偷取一时的迎合和安稳，以巩固爵位。那些慷慨敢言的人，反而被他们讥笑为考虑轻率、谋略浅薄的愚人。无知的人争相相信他们的说法，说：“他本来就是有所等待。”这种人幸而死去，或者遭到斥逐，未能参与成败之际，世人又认为他只是运气不好而为他痛惜。这类人，表面上窃取君子长者的名声，内心却谋求市井屠沽之徒的利益，一人倡导，百人应和，自以为正确，却没有人能驳倒他们的说法。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道德的贼。过去高后想封诸吕为王，王陵当面在朝廷争辩；陈平、周勃只知道一味顺从，最终能够诛杀诸吕、安定刘氏天下的，正是陈平、周勃。若只按成败评论，王陵可以说没有谋略。但是白马盟誓，当时大臣都参与其中，盟誓流传不过一两次，便要仓促背弃，王陵怎么能默默不言呢？陈平、周勃迎合高后的心意，表面顺从而把真实想法藏在心中，比起王陵实在惭愧得多。陈平用诡辩为自己开脱，说：“保全社稷、安定刘氏，后来君主的功劳不如臣下。而且诸吕封王是在高后临朝称制的初年，那时吕禄、吕产大概还没有掌权。此时刘氏本来可以安定，我怎么知道它一定会危险呢？”陈平固然多智，也许能够预料到后果。身为大臣，应当替国家作长远考虑，断绝祸患的萌芽，遏制它的源流，不让它滋长扩大。如今却坐视不问，养育它使其形成，激发它使其泛滥，然后慢慢发动、缓缓谋划，难道不危险吗？何况以有限的寿命，去求取难以确定的事情；万一事情不如意，二位公卿或者被废黜，或者被杀害，留下这样的局面给后人，怎么能保证一定成功呢？”因此我知道，陈平、周勃的功劳，恰好是有天幸罢了。当朝廷议论封王之事时，王陵已经揭明了其中的端倪；陈平、周勃只要从容接着说一句，譬如：“高帝盟誓的血迹还没有干，天下共同讨伐违约者的话，诸侯王都知道。封诸吕为王，恐怕不是爱护他们的办法。”拿这样的说法进言，就已经有了充分的理由。高后虽强悍，也许可以用利害关系打动她；否则，即使以死相争也是可以的。高后内里畏惧人言，外面害怕祸变，她的谋划必定受阻，诸吕封王也会因此有所收敛。他们却不知道采取这个办法，反而徘徊退缩、畏惧躲避，不敢违抗高后的意旨，委曲求全、顺从承受，唯恐稍微落后，于是让吕氏四人分封为大国之王，几乎占了天下的一半。他们放肆纵情、松弛无忌，没有什么顾忌。幸而没有过几年，高后便死了，吕氏子弟才智低下，不足以造成大祸，所以偶然成就了陈平、周勃的功劳。假使吕产、吕禄等人中有一个杰出人物，挺然而出，在高后百年之后成为他们的宗主，完成羽翼势力，王莽之祸未必不会在此时发生。陈平的权变诡诈、周勃的庸碌鄙陋，也不敢保证他们一定是汉朝的纯臣。爰盎的话说得好：“绛侯所谓功臣，不是社稷之臣。当诸吕掌权时，他们擅自封王，太尉本来掌握兵权，却不能纠正。吕后死后，大臣共同诛杀诸吕，太尉只是恰好借此成了功。”这是当时亲眼看见事情的人所说的话。所谓社稷之臣，能够把六尺之孤托付给他，把百里之地的命运托付给他，面对重大节义关头而不可动摇。像王陵这样，不背弃高帝的盟约，坚定固守、执意坚持，即使离开也在所不惜，已经接近社稷之臣了。世人按成败评论人物，贬低王陵而抬高周勃，果真是公允的评论吗？孟子说：“圣人的行为各不相同，有的远离，有的接近；有的离去，有的不离去，归根到底只是使自身保持洁净罢了。” 孟子又说：“君子创立基业、垂示传统，是为了使后人能够继承；至于事业成功，那是天意。”所以做人臣的应当把王陵作为准则，怎么可以优柔疲弱、暗中媚惑当世之人，只为侥幸求取一时未必能够实现的功劳呢？何况陈平、周勃确实有功劳，还可以用来赎过；如果没有陈平、周勃那样的功劳，只是窃取名声来谋求利益，考察他的本心，便不容于《春秋》的诛责。我担心患得患失的人借陈平、周勃作口实，后世学者便纷纷跟从，士人的风气日益衰败，天下不再有守节重义之士，这种流传造成的祸患难道会浅少吗？所以我不能不加以辨明。

译申屠嘉论。古代所谓大臣，应当砥砺节操品行，端正言辞神色，谨守法度，在朝堂之上垂着绅带、端持笏板；他的风采所及，足以折挫奸邪之人的气焰，平息阴险邪恶的谋划。因此君主专门委任他，厚待他的礼遇，重视他的权力，都是为了尊重朝廷、保卫宗庙社稷。我遍观汉朝宰相，申屠嘉接近这种标准；申屠嘉刚强坚毅、方正不阿，凛然有大臣的风度，所以我常常赞叹仰慕，不能停止。邓通是文帝的宠臣，当时正受尊贵宠幸，权势震动一时，本来应该倚仗宠爱和尊贵，不向申屠嘉屈服。申屠嘉于是发公文召他前来，像捉拿囚犯奴隶一样；在朝廷上责备羞辱他，像对待童仆一样。邓通免去冠帽，光着脚，叩头谢罪，他傲慢的姿态、骄横强悍的心气，已经消磨得几乎一干二净；何况刀刃已经逼近脖颈，魂飞胆落，哪里还会有保全性命的希望，差一点就死去，只是侥幸免除。况且申屠嘉召邓通，文帝可以坚持不派他去，邓通也可以傲慢地不来；但文帝不能庇护邓通而使他不去，邓通也不敢拒绝申屠嘉而前来受辱。申屠嘉没有陈平那种超绝的智慧，也没有周勃那种震慑君主的威势，然而当时君臣都严肃畏惧他，这是什么缘故呢？必定是因为他平日秉持正义、守护节操，刚毅坚定而不可夺志，平素已有足以使人折服的威信。蔡嘉所建立的功业竟然如此，我本以为他的学问一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所以才能振作奋发、光彩焕发，使人耳目一新；但考察他的传记，他起初不过以材官、蹶张之士的身份跟随汉高帝征战，实际上只是一个大力士罢了。班固也因为他没有学术而贬低他。一个没有学术的人所作所为，竟能达到这种程度吗？大概是因为他天资美好，见到合乎义的事就一定去做，不顾忌什么，即使勤奋学习的人也有赶不上他的地方。那贡禹、孔光是当时儒者的宗师，贡禹结交石显以取得爵位，孔光卑躬屈节地侍奉董贤以巩固宠禄；他们穿着儒者的衣冠，传述先王的话，高谈阔论，没有人能使他们屈服，可一旦遇到实际事情，反而不如一个没有学术的人，这难道是学术的过错吗？大概天资品性美好的人，即使不懂学术，立身朝廷所守的大节，也往往暗合古人；天资品性卑下的人，即使凭学术加以矫饰，最终也不能在世上自立，这是因为他们所禀受的资质不同。所以君子学习，是用来成就自己的才质；小人学习，是用来补助自己的虚伪。蔡嘉天资美好，再辅以学术，他的成就应当不止于此；贡禹、孔光天资卑下，只是借学术来文饰奸邪之言罢了。世上的议论者，往往因为小人学术精工便轻轻宽恕他们，因为君子学术浅陋便苛责他们。像蔡嘉这样有风操节义的人，即使不学习，本来就没有什么妨害。班固却认为蔡嘉没有学术，不能与萧何、曹参、陈平相比；班固号称名儒，依附权贵，自己陷入大刑，他所学的究竟是什么呢？却反而因为蔡嘉没有学术而贬低他，这只能显出他太不知分寸了。至于后来的人，只有一个汲黯，我是赞许他的；而汉武帝也因为他没有学术而轻视他。唉！当时的君主和后世的统治者，既然已经只追逐名声而不考察实际，世上那些喜欢作笼统一概议论的人，又跟着来苛责他们。做君子，真是艰难啊！记 定斋记 我把“定”作为书斋的名称，住在哪里就把匾额挂在哪里。早晚在这里做事，就是所谓有一句话便终身奉行的意思。人刚出生时，本性清明澄澈；等到年少渐长，六根受到外物诱惑，七情在内心汹涌，天天同外物接触，黏滞纷扰，心中才开始混乱。譬如水的本体原本清澈，风一搅动就变浑浊；镜子的本体原本明亮，尘土遮蔽就变昏暗。风停了水自然清澈，尘土除去镜子自然明亮。人想要安静，内心自然安定；心一旦安定，就像止水和明镜一样，内外都清楚透彻，大可以鉴照天地，小可以看清须眉。各种事物显现在眼前，就像空中的花，忽然来忽然去，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死生、祸福、得失、荣辱，都不足以动摇我的心念。我所说的“定”，就是始终保持本来的状态。用这种心境来洞察事理，还有什么道理不能明白？用这种心境来处理事务，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好？用这种心境来处在富贵、贫贱、患难之中，无论到哪里都能自得。我从小读书，长大后学习道，粗略地通达了这个道理。可是刚一接触世俗事务，便沉没在利害是非的道路上，定力不坚固，免不了被外物所改变。今年我超过知命之年，所阅历的义理多了，心念日渐纯熟，内心和外境渐渐融合，对于这条道路也差不多可以达到了。如果继续前进而不停息，坚定不移，即使圣贤的境界，也不难达到。《易》说：“无所思虑，无所作为，寂静而不动；一有感应，便通晓天下万事的规律。”唉，这是圣人的境界。我不敢不以此自我勉励。静观亭记 我居住在草堂时，被人事牵累，宾客纷纷到来，书信公文堆积如山，应酬接待没有空闲。更严重的是，庸俗的人和琐碎事务常常败坏人的兴致，使精神疲惫、身体倦怠，想要休息却不能如愿。于是我在草堂后面修了一座亭子，取明道先生的诗句为名，叫作“静观”。亭前种了十几株花木药草，亭中一点东西也没有，尘埃不能到达，人的足迹也很少。我有时在亭中休息，静心涤虑，靠着几案坐着。一天，有位客人径直来到这座亭子，突然问我：“您所说的静观，只是端正地默坐罢了吗？”我说：“您所看见的是外在的，我所观照的是内在的。我正纵览天地的广大、万物的繁多，以及盈亏、消长、荣枯、生灭，这一切都在我的眼中。回过头来观察自身，天地万物也都在我的本分之内，物与我合为一体，浑然融合而不留痕迹。随后便淡然忘掉外物，茫然忘掉自我，物我两忘，颓然处在一无所有的境界中。凡是我的眼睛所看见的，以及内心所得的，我自己尚且不能完全知道，更何况您呢？”您赶快离开，不要扰乱我。客人低头走了出去，于是我把这些话写在墙壁上作为记文。钦定四库全书 定斋集卷十三　宋蔡戡撰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