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忠毅公集卷之一

译情一经开启，疑虑的根源就会化解，这是第四项好处。君主忧患，臣下受辱；君主受辱，臣下应死；普天下同仇敌忾，像同乘一条漏船，风雨飘摇，彼此神色相警，以恃强之心破除畏惧之心，使畏惧之心产生。这是第五项好处。公愤充满朝廷，私下争斗自然平息。皇上说：“这是我一人的罪过。”群臣说：“这是诸位大夫的罪过。”就像儿女争辩，见到主人便自行停止；又像兄弟在墙内争斗，遇到外来侮辱便自行消解。和气因此汇聚，严厉之气因此消除。”这是第六项好处。然后向边臣询问兵马：为什么阅视军队、叙功报功，到处都说兵力充足；想要调兵救援，却处处兵力单弱？不只是三韩和九边如此，不只是九边如此，天下也都如此。打破积习、核实军事实力，没有比这更大的好处了，这是第七项好处。然后向掌管财政的大臣询问粮饷：为什么兵力已经不足，军饷却不见有余；军饷已经不足，兵力却不见有余？由郑之范推论，边臣都如此；由陈伦推论，边帅都如此；由杜逢春推论，京师也都如此。谁是外府，谁是内窟？核查清理之后，每年可以节省京城储备数十万；登记没收之后，每年可以增加边疆储备数十万。爱护国家疆土、爱惜国家钱财，筹划都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这是第八项好处。又向铨选大臣询问用人之事：官员名册预先收藏，原有的藩篱全被打破。不要因为某人曾任某官，便不让他任其他官；不要因为某官曾任于某地，便不让他任于其他地方。为了天下任用一个人，不要因为顾及一两个人的面子而不用；为了天下舍弃一个人，不要因为迁就一两个人的意见而不舍弃。议论确定后取决于皇上的裁断；如果不见成效，就治罪推荐他的举主。像日月照临一样，使功劳赏赐清楚明白，这叫作天下最大的智慧，是第九项好处。又把有罪的大臣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如杨镐、利瓦伊翰等，李如硕、李如桢等，雷霆般联合审讯，一直追究到底；不要让那些能够通神使鬼的奸人，另行施展媚上求宠、钻营请托的手段。这叫作天下最大的勇气，是第十项好处。还应当向大臣申明“尽自己的才力而任职”的道理：如果能像于忠肃那样入朝守卫、出外作战，像王忠毅那样北伐南征，就请授予枢密之职；否则就应全身退去，斩断牵缠，不要长久妨碍贤者的仕进道路。这叫作天下最大的决断，是第十一项好处。臣还有一件想起来就寒心的事：自从皇上不见群臣和百姓以来，人人都没有坚定的志向，揣度时势，人人都说皇上一定会放弃边疆、进而放弃天下，因此请求出征的越来越多，入朝任职的越来越少。富商大贾卷起财货南归，勋戚贵臣暗中谋划迁徙，只有听到辽阳的消息才决定进退。长安这一大片土地，唯独给陛下留下一个孩子注耳。突然有紧急事变，二三个宦官甩手离去，不要说二十四郡的义士无法找到，就是想找南朝李侍郎那样一个人也找不到了。皇上一出来，群情就有了依靠而不再恐惧，希望留下的人不离去，离去的人重新回来，互相转告，愿意效死而不离开，人心还没有离散。天意也随之而来，这叫作激发人心。这是天下最大的关键，是第十二项好处。有这十二项好处，却不过劳烦走一步、占用片刻时间，为什么畏惧而长久不去做呢？这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助长它，究竟在外廷吗，还是在内廷呢？如果在外廷，那么满朝不应有这样的臣子；如果在内廷，那么皇上为什么甘愿受它的祟害？群臣又为什么甘愿一同受其祟害而不醒悟呢？这件事，天地祖宗的神灵实在都在临照。皇上如果能察知臣的愚见，不等诸臣请求，当天就临门早朝、亲自决策，把它当成自家家事，哪里用得着别人催促？这是臣最大的愿望。万一不能如此，辅臣、九卿在三日之内率领文武百官俯伏在台阶前，一次请求、百次请求，撞门痛哭，直到获得允许才停止。把这件事写入史册：万历四十八年颁历、享祭太庙那天，群臣恳请皇上临门，承蒙皇上答应，君臣都安泰，岂不是美好的吗？如果说皇上正厌烦这样的请

译求，那么请求未必能得到召见；请求却不能见到皇上，又准备怎样收场？如果请求而皇上出来，又准备怎样应答？

译这些全都是对皇上最大的不忠，那么就只有拱手听任宗庙社稷灭亡罢了。孝子的操守，是用药来使慈父感到羞惭；药未必有效，却不敢不使父亲感到羞惭。如果预先料定药不会有效，便听任父亲自行死亡，士大夫难道应当存有这样的心术吗？臣私下看见前些日子叩击宫门请求进谏，皇上颇有些动念，但坚持得不坚定，请求又太杂乱，终于使皇上把叩阍看成儿戏，以至于虎豹把守关门，叩门的士绅低头丧气。错误不可再犯，时机不可错过；若等到辽东警报传来才再次叩阍、把事情了结，幸而赶上臣所说的只能挽救一半的时机，还算好；不幸赶不上，后果实在不忍说了。此时群臣即使想进入宫门一步、见陛下一面，陛下即使想走出宫门一步、见群臣一面，难道还做得到吗？从前金哀宗时，有个男子穿着麻衣站在宫门前，一边笑一边哭。问他原因，他说：“我笑，是笑举国无人；我哭，是哭金国将要灭亡。”堂堂天朝，祖宗二百五十多年尊贤养士所应得到的报偿，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能担当皇上的事情吗？臣私下以此为耻。臣入朝进言之初，不懂得避忌，只请圣明留心阅览。《枚卜既已不平疏》奏为枚卜既然已经不公平，主管爵禄任用的部门就不应再次误事；恳请圣明下令朝臣恢复权衡，部院恢复是非，台谏恢复威望和祸福判断。朝廷的事情本来就难以忍受，疆域逐渐收缩，辅臣每天都处在醉梦之中，主管官员又不能适应时势。处理军国大事，应当想到救济时局的宋璟；铨选人物，应当想到清正通达的山涛。这不是平常无事时可以使用朝三暮四手段的时候。礼部尚书何宗彦因为没有参与改任南方属官而失宠，便从要害职位上夺去他的职权，给他礼部尚书之职，后来又连同礼部侍郎一并夺去，把他们像婴儿一样戏弄，像孤雏一样驱逐。臣曾劝辅臣做王旦，科臣也劝他做萧何，他们都漠然不答应；离去的人不能保全自己的名声，主持此事的人也不肯承担罪责。那么究竟是谁这样做，又是谁让他们听从的呢？如今腹甲已经解除，眼中丁巳已经除去，庆贺战胜的人正在朝廷；可惜一番公正谨慎的圣旨，竟成了一番结怨结仇的结果。因为践踏田地便夺牛，未免太过分了，这是第一项不公平；助长谄媚奸佞的风气，压制刚正不阿的气节，这是第二项不公平；改任南方的吏部官员反而不追问，没有参与改任南方的礼部官员却追问，同样办事却适用不同法律，同样情形却承受不同罪责，这是第三项不公平；渡过江河却遇到风波，行至江中却失去缆绳和船桨，这是第四项不公平；李代桃僵，真相和迹象没有弄清，恐怕离任的人与后来离任的人彼此都不明白，人人都承担了并非自己的罪责，这是第五项不公平；假使他们稍微动了一点侮慢之心，应该怎样设法补救过错呢？然而事情已经做错，神魂梦境全都颠倒，又连续受到人们的议论，心绪更加混乱；于是逐渐以积累的威势和约束来镇压，萧毅中几乎不能免祸。幸亏皇上宽仁大度，没有深究御史的罪责，并且通过徙木立信、弃灰示威来建立威信。从此人人都知道回避，既感到皇上已有必杀之意，又感受到皇上不杀的恩德。辅臣所说的引导天地之心、迎接一阳复生，已经能够在天下显现了。假如把这种精神用来请求阁臣、请求总宪、请求冢宰、请求考选，或许能够有一次成功，难道不也是履长的盛事吗？可惜却把它用错了，这似乎不是平庸的人所能辨别的。连日以来，皇上替御史分担诽谤，御史待罪；宦官使者传达宣旨，罪帅公然代替官府发布揭帖，官府一体，文武同心，得到君主信任而施行政令；这一时局似乎又不是平庸的人所能辨别的。人们议论纷纷，都说其中另有受人指使之处，姑且是打草惊蛇的谋略，慢慢施行下水拖人的计策。臣不敢说一定如此，但为辅臣考虑，本来应当守住庸正的本色；真正爱护辅臣的人，就应当这样做。恢复庸正的本色。自古以来，末世的奸雄剪除忠良、安插亲信、蒙蔽圣明、堵塞言路，都想从中有所利用；辅臣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究竟想做什么呢？眼下内阁首辅的职位空缺，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又将把这个职位交给什么人？十多年来，皇上任人总是只求旧臣，多用老成之人，但精力已经消耗殆尽；那些由人提携、从山林出身的人，灰冷等待复燃，却觉得黍谷容易回暖；地位相近的人，热衷权势已经过分，却觉得甘蔗浆容易变冷。前面有知己一人的感激，不能辜负；后面有相互依赖、把彼此当作性命的情意，又无法摆脱。往往一旦进入他的牢笼，事事都遭到他的阻挠，终于使百官的领袖沦为胥吏的执行者，像演了一场戏，到了宝山却空手而回，甚至有人完全丧失了平生的操守。臣私下为此痛心。官爵是在公朝接受的恩典，私下并不是爱护大臣的方式；如果你的爵位功业糜烂，我的鼎器先被抛弃，也不是自爱的方法。丧失立身之本的危害甚于丧失官职，丧失本心的危害甚于丧失立身之本。唉，真危险啊！这样做的原因，不过是想保全当前的局势。唉，国家疆土完整时，才谈得上功名和性命；如果只能保全自身，才会去追问富贵。万一辽阳守不住，大事将要败亡，到那时贤者愚者一同毁灭，恩人仇人一律平等，臣不知道抱着这个所谓不败的局面将要到哪里去呢？也确实值得深思。今天的事情，铨选部门应当广泛访求、共同谋议；即使等待命令、将要散馆的诸臣，任资经历也已有六七年，也应当让他们参与最后的议论，不要再次留下后患。倘若还要沿用枚卜的旧例，碌碌无为地因袭他人，暗中摸索其中的机关，我们这些人就只能拿着白简跟在后面了。臣没有知交，也没有乡曲关系，正因为近年来皇上的谕旨很难得到，廉耻之道已经丧失，鄙陋的人不肯离开，贤者又不能留下。皇上不询问他们的去留，重要人物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决定去留；一留一去动辄要几年，再次离任、重新推举又要等很长时间。辅臣不难在职位上拖延数年，却不知道能否等待几个月；这既耽误国事，又损害国体，臣不得不及早说出来。只请圣明留意。《论枢臣疏》

译奏为外寇尚未消除，内患将要发生，恳请赶快议论枢臣、谨慎处理事务以保全宗庙社稷。自从发生东边战事以来，枢臣黄嘉善误导陛下不止一件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大臣顾惜体面，没有人肯公开说明。昨天看到经略熊廷弼的一份揭帖，大意是说，黄嘉善拿纸面上的虚假数字欺骗君父，用粮饷方面的虚辞哄骗各边，给各衙门开启争执的端绪，给各地官员开辟观望的道路；又因为任用李氏兄弟，催促三路出兵，包庇各处失陷的罪责，隐瞒清河、开原的勘案，以致监察官屡次催促也不发出，只有勘定功劳时才发出。怎么能眼看经略被下诏狱，却竟放纵两位将帅在私宅，只是不忍重重说一句他们的罪过呢？经略身在事件之中，句句都是实录，只是他用揭帖而不是奏疏上报陛下，所以陛下没有机会看到罢了。黄嘉善此时应当躲在城角，铺藁席等待治罪，只求陛下饶他一死就已经是万幸。可是他却想扬扬得意地上朝，蒙着脸办理政事，难道认为陛下的太阿之剑不锋利吗？黄嘉善自以为有所依恃而无所畏惧，难道没有看见丁汝夔的前车之鉴吗？临刑那天，丁汝夔才大喊：“严嵩误了我。”那个误导别人的人，又哪里值得依靠呢？不过还可以说这是战场上的事情，黄嘉善智识昏昧短浅，不懂得边关以外的全局。至于在腹心之地酝酿祸乱、使天下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没有比征召民兵、召用外兵这两件事更严重的了。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兵农分离已经很久了，但乡里的法制仍然存在。我的意思是，如果让贤能的地方官仿照先臣尹耕制定乡约的办法，使父子兄弟各自组织团练，那么一县就可以得到数千名精锐士兵，让他们守卫地方就足够了。黄嘉善却倡议每县征募四十名的说法，使乡里骚动；里老被追呼，吏胥被搜刮，百姓九死一生，幸而才能逃脱。然而他们卖房卖子，也抵不上津贴的费用，以至于应募出行的人瞪眼伤心，在路上杀人，在市场抢人，在家中奸淫他人，百姓所受兵祸之苦超过了对丈夫的痛苦。耗费公私数十万金钱，招来这几万名离心离德的人，究竟有什么用呢？近来通州又传来报告了。议论的人想让他们出关一步，他们就立即挽袖而起；要等到发生战事以后，才去担心他们不肯为我们所用吗？他们不但不会为我们所用，有的反而会被别人利用，有的会自行利用形势，这些后果都有不忍言说之处。这就是征召民兵的实际危害。招募士兵确实不嫌多，去年派出四司官，今年又商议派出四科道，同时进行将材选拔、各地土兵征调，可以说办法很多。总之，被招募来的人受到朝廷的豢养，被选用的人受到朝廷的告身，即使是被调任的人也受到朝廷的约束，就像马有嚼子和缰绳，然后才能经过都城、历经各地，任意奔驰。假如不受嚼子和缰绳的约束，一匹马就足以践踏杀伤天下了。臣私下看到，去年八月，嘉善突然提出条陈，仿照宋臣张浚的办法：招募一百人以上的，按武进士资格，授予卫镇抚；招募二百人以上的，授予把总；招募三百人以上的，授予千总；招募五百人以上的，授予守备。还想让各省直抚按衙门张榜告示各地闲置废弃的将领、会试举荐的武举以及各种身份的人，只要能自带家丁，从一百人到几千人，赴京听候会同官员考验等。原文“旧十二月”又循旧例，再次提出申请。唉！南渡偏安、流离播迁之时，偶尔这样做还说得过去；国家全盛之时，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这个计策如果实行，就是何进召外兵的故智。国家究竟亏待了嘉善什么，竟要做这种不祥的事情？自从旱魃造成灾害以来，江淮、充豫之间，人心蠢蠢欲动；加上无为的白莲教，以及雈苻、绿林一类的豪强，实在有很多同党。这种风气一经倡导，便互相呼啸聚集，有司也不敢过问。羽翼一旦形成，声势一旦壮大，有的人观望不前，有的人接连不断地聚来，有的人屯聚而不散。狡黠之徒逐渐产生要挟，智谋之士也渐渐开始窥伺。再加上大军聚集，强者称雄；到了这时，即使下诏制止，也无法解散他们。这就会使奸雄在宫阙之下疾驰作乱，使豪杰在山东蜂拥而起。把权柄交给乱臣贼子，又反过来给他们加上忠臣义士的名号，只会更快地招来祸患，而且祸患更大，绝不会没有。难道嘉善的肉值得吃吗？上天保佑国家，幸好此事还没有得到圣旨，尚且来得及制止。臣难道敢不冒死及早进言吗？至于招募士兵、选拔将领以及让边塞废闲人员复职的建议，自然不妨实行。臣曾说，国家没有军队，有没有军队的害处；有了军队，又有有军队的害处。百姓不了解军事，有不了解军事的害处；人人都懂军事，又有人人懂军事的害处。这话虽然迂阔，也各有道理。不要让愚昧的百姓萌生这种念头，不要让天下疲惫困顿的局面开此端绪。行人司司副刘时俊，每次和臣谈到这件事，总是抽泣得想要落泪。时俊见识深远、谋略宏大，能够替国家独当一面；从前他做臣的县令时，吏民敬畏服从他，如同敬畏神明。臣本来知道他能辨明此事，近来却见他请求差遣西归，使这样有用的人才被虚置，臣十分惋惜。臣私下认为，应当把他留在京城，以备缓急时使用；即使确实应当差遣，也可以让他出使属国，考察那里的情况。让他把谋略上报，免得以后想要派遣时又难以找到这样的人。总之，惟愿圣明留意审慎选择。○捉获假印疏

译题目是“捉获假印、假文书、假供状、假官、假批的事情”。臣在中书省任职六年，任御史候命七年，都在京城，熟知奸猾胥吏的弊端。接受任命后巡视城务，臣出示晓谕，对拜把拿讹、假印、假官三件事反复告诫，希望不要有人故犯。不料前月有人鲁仁状告王承恩、张科抢打劫掠，审问时原告和被告却完全互不相认；原来鲁仁是他的主人邹成指使的，想借此灭口。于是查出了李友芝、郭希孟两名贡生原文“穵年”之弊，幸亏部臣同心揭发奸弊，当天便依律参劾押送审拟。不久书办金鼎臣来告发有人伪造执照，臣认为此事关系重大，而他尚未告发审理，便先来索取执照，心中很怀疑，想要提审；这时告发金鼎臣的人接连而来，正在拘提。陈圻报告有惯于制作假印的缪槚，臣随即带同兵马司王仪亲自到他家缉捕，并搜出伪造的印文案卷一捆，共八十九宗，伪造簿册二扇。当天金鼎臣听到风声逃匿了。又据陆培元报告，有制作假印的魏成铨，臣再次命坊官汪从濂亲自缉捕，并搜查其家，得到伪造文书一扛，共三百八十六宗，伪造簿册一百零七扇。臣当堂审问得知，缪槚本名缪八，是刑部贵州司尚未遣发的军犯；魏成铨本名魏时，是户部山西司事例科书办。关于伪印、伪文书，随即发批，命兵马司会同东城童司官一同到公所，仔细审问，务必查明各犯是哪里人、从事什么行当、如何作弊、谁收了银子、谁制作假印、何时戴冠带、何时选官，逐项填写清楚，迅速据实上报。审问得知，魏成铨与缪槚，以及逃脱的吏部三考科吏金鼎臣，即金七环，又名金漆碗，还有不在官而先后任三考科书办、节慎库书办的黄咸池，即黄汝明等人，彼此串通作奸犯法，罪恶极多。有贡生吴心舜、石中玉等人，均将年月倒改，提前在卯期收选；已命礼部和太仓银库查办弊端。又有辽东监生李大夏把监生改作儒士，李大夏已经自首。江榜贤、朱衣等人的弊端也属实。缪槚供称，他原是三考科书办，万历三十七年因与滕文祚伪造假印一事败露，被范主司参送刑部贵州司，判处充军，尚未遣发，因告发并缴纳赎金而保释在外；他不改前非，仍然伪造文书、骗取财物，还有黄廷宣、陈期椿、蒋应伦、宋承祖等人。这些人全都凭假印做官。又据原告陆期等审问供称：朱国蕴、黎大成、何英道、黄廷宣、金化鲤等人，都凭假印、假文书做官，所得银两多少不等。当即命缪槚当堂描摹考功司、文选司、节慎库等衙门的伪印，共三颗。魏成铨也描摹银库衙门关防一颗、凭印两颗，共三颗。拿来与搜出的伪文书上的印文比对，完全相同。臣随即把供词、姓名和案情开列，送吏部文选司查验。文选司回复说：查得考功司三考科当值的是金鼎臣，他过去因奸诈诡谲被该司革除役职，没想到他竟与军犯缪槚、户部书办魏成铨内外勾结，伪造假印、假官到了这种地步。根据供词所列各项，实在令人发指。本部各司各有档案，已经分别移交各司查覆。查得黄廷宣是直隶保安州人，四十四年二月，考功司准许其以纳粮取得从七品冠带；四十七年选为河南彰德卫经历。查本吏单所载的实际履历，如今封司回复说缺少簿册、没有姓名，显然是伪造的。又查陈期椿，是浙江武康县人，四十二年八月，考功司准许其以纳粮取得正九品冠带；四十六年十二月选为上海县主簿。如今封司回复说，本吏曾在万全都司所属任仓吏，怎么又能在都察院架阁库任典吏，并拿着印信和手本起送呢？况且考功司拨办簿中没有姓名，考功司三考簿中也没有姓名，显然是伪造的。又查宋承祖，是凤阳人，四十七年十月题授冠带；然而一个吏员不可能一身而兼任两种差役。本吏投给考功司的文书，称其由万全都司起送，任兵储仓攒典；从缪槚家搜出的文书，却称其由保安州起送，任宣德仓攒典，旁边又改作延庆州长安堡攒典。而且两地申文的笔迹都出自同一人之手，其为伪造无疑。石中玉是湖广巴东县人，以四十四年岁贡身份咨称四十三年夏季挂选，四十七年六月考定州判而未选，显然是抬高履历。吴心舜是江西安仁县人，四十六年挂选；四十七年二月户部咨文却说他四十二年挂选，免除一年银四十两；四十七年四月考定府经历，四十七年十月选为苏州府经历。这是篡改、挪移年月，比石中玉更加严重。朱国蕴据考功司回复，是江西永新人，充任延庆州赤城广备仓攒典，纳粮取得官职。银三十两，四十七年十二月取得冠带；三考付簿中没有姓名，封司缺簿中也没有姓名，显然是伪造的。黎大成是河南人，考功司回复说他是文思院人，充任顺天府新城马房仓攒典；四十一年十二月纳粮取得正八品冠带，据工部咨文，加纳外府经历银二百七十两，已经选为南雄府经历。如今查考功司没有起送原文，也没有封司查回文书；又据封司称，缺簿、办簿都没有姓名，即使加纳之事确实，一考、二考的伪造也已经无法掩盖。何英道是浙江人，查本司冠带簿没有姓名；据考功司回复，他属于四川道当值人员，但二考付簿没有姓名，缺簿也没有姓名，显然是伪造的。金化鲤据考功司回复，是顺天府通州人，充任延庆州赤城广储仓攒典；四十一年四月题授纳粮从九品冠带，四十五年十一月加纳典史，四十七年六月选任仪真县典史，但没有起送原文，也没有封司查回文书；查封司缺簿、办簿也都没有姓名，显然是伪造的。以上情况报到了臣这里。后来刘良佐，即刘二，告发有人因仇杀而灭口，说自己是金鼎臣的家人，事情败露后，害怕泄露，被送往通州监禁，打算绝食，很快就要死了。臣随即前往通州，将他提来当面审问；他口供说，鼎臣主管周姓人家的房屋，过去搬房时，周家的小四儿、小招儿进入卧房打扫，亲眼见砖地有缝隙，藏着一个锡盒，里面有石印三颗。当时害怕惹祸，恐怕招来是非，便把它投入井中。于是拘来小四儿、招儿当面对质，情况属实。

译臣命彭坊官到井中打捞，把井水淘尽，又挖入泥中一尺多深，捞得石印两颗，完好无缺；另一颗已经破碎，只剩下印影。臣把所有犯人和伪印一同送交刑部。又据缪槚初审时口头供称，倒批、截解方面的弊端，是他与库书胡登道、沈应远、黄汝明等人串通，凭假印制作回文；如扬州府宝应县典史帅国钦、江都县县丞童思充两项料匠银两，都是经他手作弊的。又据祈成报告，江西解官潘云凤、谢天宠，山西解官王观太，也各有情弊。臣随即行文通知巡视科院及监督主事；据科院回复，纳完年月、销号、实收都有明确记录。若实收之外另有其他银两，像缪槚等人供出的以伪印侵吞隐匿之事，这一定是解官与该书胡登道等串通作弊，故意不挂销原有册籍；不记载而要查核它，便无从查起。应当把各地起解的数额提取来核查，看来很难逃脱罪责；还应命原籍严厉提拿库书胡登道等人，依法严惩，以清除积久的弊害。监督主事的回文大致相同。臣再次拘来缪槚细审，他一度强行辩称帅国钦是他的徒弟；后来供称他直接投奔帅国钦家中，由帅国钦引见胡登道，并亲自制作节慎库的假印回文。他先供称收得银五两，后来又供称收得银五十两，确有明确证据。又亲眼查看营缮底簿，指出经手造册的是钱宗枢，便提取营缮司底簿来对质。营缮簿与库簿彼此不相符，营缮司的旧簿与新簿又不相符，同一本簿册的总数和分散数目也不相符，漏洞百出、头绪纷乱，臣又怎么能够查问清楚？于是又约同监督到住处当面商议，仍然担心三司分头收取的数额没有仔细核查。后来据监督回复，四司收取的数额与库中收数有许多不相符。过了几天，他又移文说，司中收数与库中收数一一相符；但钱宗枢坚持说，营缮簿中四十三年部分有四页不是他的亲笔，那么这些档册徒然存在，也已经无法查问了。又怎么能怪起解的数额不是实际上纳入的数额，纸面上的银子不是库中的银子，还把铅铁杂在其中、把铜锡混在一起，以后兑发的银子又不是今天上纳的银子呢？臣是巡视城务的人，根据各犯的口供，钱粮是重大事务，不得不往返质问。其实厂库自有专门主管，并不是臣这个愚钝之人所能参与的。至于科院内外循环核查的方法、十年彻底清查的方法，如果确实能够制定并实行，自然可以使风气清明、弊端断绝。只是胡登道等人不过是受雇的书办，却聚敛家产十余万，或八九万；而且都因害怕祸患先行逃走，直接返回原籍。如果不把他们一一拘来审讯，抓获后依法严惩，积久的弊端怎么能清除，根株怎么能拔掉？巡视大概已经有先行同心协力的人了。臣看魏成铨此人，凭奸诈进入仕途，机巧得近乎有道；他掌握着事例升降的咽喉，是泉府钱财出入的门户，刻印、销印，在笔端操弄命运，凭人谋、鬼谋，把官帽官服玩弄于掌上。木头都快被蛀空了，蛀虫还不停；粮仓将要倾覆，老鼠却不肯出来。上天的惩罚已经很深，按人情事理实在难以容忍。缪槚像逃出牢笼的妖魅游魂，亡命作奸，年纪渐老，手段渐熟，所施展的伎俩越来越离奇，教化大行其道，门徒也因此日益增多。总计他半生显露出来的罪行，想来一死又有什么冤屈？至于金鼎臣，真是一代中最凶恶的人，两代都在助长罪恶；名义上是狡猾的胥吏，实际上却戴着猴脸面具冒充人。他既然已经使贵人显贵，也能让自己显贵。能做官便做官，能迅速升迁便迅速升迁；反复翻云覆雨，人人称他为“都天官”，喜欢他时希望他活，憎恶他时希望他死，改头换面，又有人称他为“活阎王”。再加上这两个犯人内外勾结，群凶彼此前后呼应。所谓国人都说该杀，难道还能容许有人出力替他奔走吗？这些人正应当限定期限，严厉缉捕，依法治罪。节慎库漏网的书办胡登道、黄汝明、沈应远等人，究竟听到了什么而来，又看见了什么而去？即使事情兴尽而返，也不能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追究。贪欲的沟壑已经填满，罪恶造成的祸害已经达到极点；他们先行销毁档籍，财富已经聚敛到极点，还想消灭踪迹、及早逃走。金山一样的财富难以填满，水衡又有什么罪？据说前手后手并非同一个人经手，但实际上前身后身总是同一个人。若不是依法提拿在案，怎么能一直追查到底？这正应当命令当地抚按严厉提拿，押解进京审问。臣又自行推想，这种弊端沿袭已经数十年，这些人盘踞已经数十人，经手各衙门的官员也有数十名。积习已久就难以破除，人多就会彼此怨恨，经手的人多就容易招来嫌疑。但臣认为不必回避。这些人神通广大，如果不是有人告发，即使圣明也难以测知他们的奸恶。既然已经揭发出来，又再次放纵他们，那就是从臣等开始纵容作奸。除了一面参劾送交刑部，一面把伪造文书送交吏部，听凭吏部详细查核：已经选用和未选用的应如何处分，已经发觉和未发觉的应如何清查，以及此前李友芝、郭希孟是否知情，都应移文抚按，追究清楚。该部贤能之人应当为国剔除蛀虫，自然会同心协力；还请下令各部臣僚依法彻底搜查清除，务必扫除他们的巢穴。只要仕途稍稍清明，国家的储备稍稍充足，臣即使承担嫌疑和怨恨，又哪里会顾惜呢？要以小的惩罚达到大的警戒，使今后各人都保全身家、反而保全性命，这难道不是小人的福分吗？○足饷无过屯田疏

译题为“要使军饷充足，没有比屯田更好的办法；要实行屯田，没有比兴修水利更好的办法”，恳请圣明告诫主管官员，切实实行，以解决当前的急需，为长久的依赖作打算。臣小时候听父老说，东南有可以耕种的人却没有田，西北有可以耕种的田却没有人。等候任命在宫阙之下时，臣间或取阅农书、水利书以及古人已经试行的事例，略加研究，颇有所得。适逢承乏管理屯牧事务，耕作应当询问农民，这本来就是臣的职责。如今东边战事正兴，筹划边防没有办法，十八万空着肚子的士兵，等待八百万画饼般的军饷；催促外地解送的文书像火一样紧急，却无法得到；来请求内地解送的哭泣像雨一样多，也无法满足。搜了一遍又一遍，究竟要搜到什么时候？摊派了一次又一次，究竟哪一天才能停止？虽然有漕运这一条渠道，但民力已经耗尽；又加上旱灾水灾，接济不能及时，河流干涸、海水漂荡，各种情况都难以预料。其他意外之事和中途梗阻的祸患，更是不忍说起。如果不急切地谋求三年、九年的储备，而只是局促地筹划连一天一夜都撑不过去的办法，臣愚昧，不知道这样怎么可以。臣日夜思考，只有屯田可以救急。然而如今所谓屯田，不过是按照名册征收粮食，只求达到定额罢了；偶尔有隐瞒占有田地的，也多不予追问，其实也不必追问。西北并不担心没有土地，而担心不能开垦。按臣所听闻的情况，京城以东、京畿以南、太行山以东、两河以南以北，荒原一望无际，地势高的长满茂草，地势低的成为泥泞洼地，难道这些土地全都不能利用吗？只是没有开垦罢了。不能开垦，是因为既苦于干旱，又苦于水涝。遭受旱涝，却只知道听天由命，不知道兴修水利。一年土地荒芜，二年百姓迁徙，三年土地和百姓全都没有了。如今若有一种办法，使上面不成为旱魃肆虐之地，下面不成为鱼鳖之乡，使两者互相转化、互相发挥作用，除去全部祸害而得到全部利益，那为什么还害怕长期不做呢？谨遵照所陈述的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议，请皇上裁择。其中一项是顺应天时，利用五行。谁能消除水患？三江、震泽，是《禹贡》所称的地方；那里土质为涂泥，田地列为下下等。过去的污莱之地，今天可以成为肥沃土壤，土地的性质哪有固定不变的？近来看到莞、蒲、鱼、鳖、蜃、蛤之类，到处都有。由南到北，风气本来如此；但渭水在南方多带来利益，在北方却多造成祸害。只靠火耕水耨，缺少五行中的两项，名义上是欺骗上天。另一项是顺应土地的利益：引漳水灌溉邺地，开渠使郑国富足、秦国富足，龙首渠、白渠在汉代尤其兴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 百姓歌唱说：“一石泾水，其中有数斗泥；既用来灌溉，又用来施肥，使我们的禾黍长得茂盛。”河源和从前一样，地脉并没有改变，却说用水在古代有利、今天有害，使瓠子决口的叹息长久存在，而宣房治水的功绩不能显现，这就是欺骗土地。另一项是顺应人的情状：南方人爱惜水如同爱惜血，北方人害怕水如同把手伸进沸汤；习惯固然造成这种差异，也只是还没有看到水利的好处。翟方进毁坏陂塘，便兴起了黄鹄的怨恨；召公、杜伯开凿陂塘，便产生了歌颂父母官的歌谣。只要能以水为利，即使死也不躲避。近来京东一带开挖疏浚了许多地方，渐渐已经见到好处。各地州县也知道有争水的事情了。臣私下很高兴，却有人说水不适宜北方，北方人也不习惯用水；这违背耕作开凿的实际情形，也失去了顺应百姓利益的原则，名义上就是欺骗人。禹的功绩和美德，只在于治理水土、疏浚沟渠罢了。从来没有不治理河流而能治理田地的。支流分开以后，主流自然减弱；下游疏泄以后，上游自然安定。没有洪水淹没的祸害，又有灌溉的利益，这就是应当议论疏浚河川的道理。沿河各地，除了运河不敢开口泄水到外面，其余源流、蓄水洼地各不相同；水陂、塘、堤、堰也各不相同。有的可以寻找旧有遗迹，有的可以因地制宜设置。工程量大的，由官府估量后拨给；费用少的，听任百姓自行兴办。只有没有水的地方，不必凭空开凿寻找，以免重蹈“追逐鹿却没有虞人引导”的戒训，这就是应当议论疏通渠道。秦汉时代，凿地成为港汊，掘地成为水井，汲水灌溉，每亩可收一锺粮。东南土地高而水位低，用水车把水送上去，最好的农民也不能灌溉十畂；北方水面与土地相平，几十顷土地只须移动水流片刻即可灌溉，既省力又见效，难易相差悬殊，这就是应当议论引水的道理。河流逐渐降低，地势却转而升高，远处引水不能相平，水也不能自行流来，那该怎么办？方法是在河道中拦河筑坝，把水蓄高，大致如同装沙袋的办法；有时拦高二三尺，有时拦高四五尺，然后使水面相平再引水。水面与坝顶相平，水便从坝上越过，逐级流下；一段一段地拦蓄，也是如此。这就是不能降低土地去迁就水，而只能升高水面去迁就土地。支河水浅流缓，最适合使用这种办法。比如滏阳河，从发源到出口大约七八百里，得到水利好处的只有一两个县，其余地方都因地势低下而任水流走，正是因为不知道这个方法。因此应当议论筑坝。蓄水、泄水不能按时进行，泛滥成灾；加上秋水按时到来，百川灌入河流，冲坏百姓的庄稼、荡毁百姓的房屋，这种事往往发生。只要在进水处设置斗门，按时开启、关闭；干旱时打开，水涝时关闭；出水处则相反。这就是应当议论建闸。沿山近溪的地方，最容易导水引水；山洪暴涨时，沙石冲压堵塞，重新挑挖冲洗，劳力费用往往得不偿失。方法是顺着水流设置陂坝来阻挡，用河流的支流而不用主河道；在支流上游灌溉，任由主河道向下流。这就是应当议论设陂。也不一定非要全部种植粳稻，恐怕百姓不能很快习惯而得到利益，反而稍有损失；应当根据各地情况，适合种高粱的种高粱，适合种豆的种豆，适合种薏苡的种薏苡，适合种芋头的种芋头，适合种蔬菜的种蔬菜，任凭土地条件选择。总之，水源一旦开通，灌溉旱地的利益胜过水田的利益一倍，每亩地的价值也会增加三倍；逐渐实行而不知疲倦，水道畅通而不懈怠，那么焦土荒原就会全变成水乡。这就是应当议论根据土地条件选择作物。春夏灌溉，常常苦于水少；秋冬没有用水之处，又常常苦于水多。把多余的水储存起来等待不足时使用，方法是利用池塘、滨水洼地、淀泊来蓄水；既可以蓄水抗旱，又可以养鱼、种莲。常见南方拥有百亩田地的人家，大多拿出五亩地作为塘，池水用不完，所得利益也和这五亩田的收入相当，为什么不仿照实行呢？有时五家共用一塘，有时十多家共用一塘，这正合乎古代“同井”的遗意。

译而且筑塘比疏井容易，只要按照规范筑造，能够蓄水而不漏就行。原有低洼之处不必另设池塘，这就是应当议论池塘。用一个人教十个人，用十个人教一百个人，但必须任用南方人；然而南方人宁愿做农夫，不愿意做农师。北方土地徭役较轻，江南徭役较重；可以利用南方人像野鸭追逐利益一样的心情，以及借机逃避徭役的形势。只要我们的土地美好，安乐的郊野可以居住，并且把这些规定写入法令，使之永远成为世业，不得过一两年便强行夺取土地，那么百姓将背着农具而来，争先恐后，铁锹举起如云，挖渠之水如雨，这就是应当议论招徕移民。士、农、工、商四种职业，彼此交替而互相发挥作用。南方士子在有司那里不得志，便放弃读书去做胥吏，舞文弄法、触犯科条的，往往就是这些人。若仿照汉代设置力田科，命令他们开垦若干亩田，允许他们登记入籍，又不妨碍地方原有定额，并且让官府向他们讲明水利知识，如同胡瑗教授门人一样，难道不胜过用白银换取功名吗？这样一来，先师可以与后稷并列，胜过与猗顿争座次。这就是应当议论设置力田科。虞文靖公在宋泰定年间提出建议，允许富民想做官的，如果能耕作一万夫的土地，就任命为万夫长；能耕作千夫、百夫的，也照此办理。如今这个办法的用意可以借鉴。如果命令各屯卫所的军官和经历，都根据开垦田地的多少加以升迁，虽然属于额外劳务，实际上仍是他们本来职位的职责，对国家筹划很方便。如今议论者动不动就压制豪强，防止他们兼并土地，却不知道富人乐于耕种，穷人便会转而借贷；只要土地没有荒废，土地没有遗漏的赋税，又何妨让勋戚贵近、大商富贾成群而来，迁移豪强、充实边地呢？这就是应当议论招募富民、以爵位奖励开垦。宋代巡行使者分道四出，百姓苦于不便，苏轼极力反对；但他治理杭州时，修治西河，希望天下都兴办水利。水利官职还设置着，但劝农之义却无人提及。至于有司大多不懂水利，只要从抚道以下，个个都能任用得人，并且都熟悉研究水利，沿途任用已经试验成功的人，如怀州、隆庆、靖虏、河内、磁州、海岛等地前后诸位贤能之人，分布各地，彼此呼应；既不增加官署设置的烦扰，也不增加百姓被催逼的困扰，农人取得成功，田官也会欢喜，这就是应当议论选择官员。天津一处，过去巡抚汪应蛟开垦水田八千亩，设置士兵二千人，用来充作定额军饷；如今援辽的一千名士兵一来，八千亩田大多荒芜，还有人上奏说种谷不如取芦苇。土地的兴废取决于人，实在令人长叹。如果真能得到一名训练有素、明白办事的将官，带领数千名士兵在天津屯田，那么天津一带就没有不能开垦的土地。永平背山临海，把沼泽地交给官府开垦，也同样如此；附近关外得到一石粮食，足以抵得漕运五石粮食。既屯田又训练士兵，用来防备意外，这就是应当议论选择将领。有人说，游惰的军队不能任用来耕田，这是不对的。近来我看见出关士兵战战兢兢的样子，他们把关内看得如同春台寿域一样安逸。若挑选其中老弱，让他们尽力耕作，即使死去也不会遗憾；又根据田地多少给予赏赐，把它同升官相比，就像宋代给事中廖刚的策略。他说：“拿农具耕作的劳苦，与拿武器作战的危险相比，难道不是容易得多吗？”驱使他们作战和驱使他们耕作，臣确实知道他们一定会乐意。这就是应当议论实行兵屯。臣所说的，只涉及臣所属的范围。从京畿到九边，从关内到关外，难道缺少充国那样的人吗？难道缺少武侯、子仪那样的人吗？为什么竟坐视金城、祁山、河中的功绩成为千古以来的盛事呢？这些建议，不烦费国家公帑，不劳累百姓，又都是田野中老农常谈的道理，并没有什么高深议论；满朝都说可以实行却不肯实行，主管官员也认为应当实行却不肯努力实行。国家没有事情时，已经因循拖延而不实行；有了事情，又因张皇失措而来不及实行。农民已经疲于供养军队而不能耕作，士兵又以做农民为耻而不肯耕作；总说见效要迟到三年以后，可三年以后仍然如此；又说大利要迟到十年以后，可十年以后仍然如此。这就好比富人穿戴珍珠却饿死，难道不可惜吗？宋代永年一带东南有阻塞，才想到虞文靖的主张，仿照他的意思设置海口万户，但事情已经来不及了。前朝末年，请求张士诚借米数百斛，反复告急，最后才得到一点，却终究无法挽救灭亡，怎能不令人寒心？先臣徐正明曾以尚宝身份专门管理这项事务，但事情属于创议，难以同人谋划。他起初想以一己之身兼任禹、稷的职责，大规模兴修河工，恢复井田的意图，节省东南漕运；言论近于迂阔，恰好遇到忌恨他的人，事情便停止了。然而他的志向不可磨灭。如今在潞水客谈到治理田地的旧稿仍在，任事的困难，令人追悔不已。如今时势已经急迫，错过这次机会便再没有实行的时候。伏望圣明天子在上面照察，贤能的公卿和百官在下面主持，各自举荐所知之人，知人善任。还祈请下令户部斟酌议定，委托妥当人员转行有关衙门，切实实行；不要拘泥旧例，不要急求速效，不要畏惧事情开端艰难，不要在事情将成时加以阻挠，并且载入考核成法。所有有司，首先考核农政；田野治理不好，即使有特殊才能、考核等级很高，也一律评为下下等。对于不熟悉此事的人，要勤勉讲求，务必做到明白通晓；亲自劝导帮助农民，单骑巡视田间小路，询问百姓疾苦，不得劳民伤财，做无益于百姓功业的事。即使稍有嫌疑和怨恨，臣等也尽力替他们担保。等到试行取得成效，便破格越级升迁，永久写入法令。这样或许小规模开垦就有小利益，大规模开垦就有大利益；小利益在于土地开辟、百姓聚集，百姓聚集，开垦的人就更多；大利益在于粮食价格低而百姓富足，百姓富足，开垦就更加容易。人口生息渐多，买粮卖粮更加便利，即使不减少东南漕运，也不会专门依赖东南的运输了。如果真能实行，三年、十年便会逐渐显现富足的成效。臣愿接受因妄言获罪的惩罚，臣怀着最激切的心情等待命令。○奸珰蔑旨妄动疏

译题为“奸宦轻视圣旨，擅自妄动，严重扰害百姓，大大损害皇上的仁德”，恳请严加谕令禁止，并迅速恩准免除，以使残存的百姓得到苏息。臣阅览邸报，见御马监管理右监丞程登上一道奏本，题为严催牧地租银等事，其中说武清等州县拖欠牧地租银；上年按屯两院已经上疏请求蠲免，还没有奉到圣明旨意，现在想派舍人魏高前往蓟州、玉田、三河、许成前土、武清、东安、勾阳，前往昌平、宝坻催促征收等情。臣查得，牧地草场额定解送户部充作军饷，除此之外，责令有司在秋收时另行征收，解送到御马监，这些事情屡经题请，都记载在卷案中。万历三十二年，奸民李英、何大贵捏造奏报遗留租税；当时奉皇上敕谕，命御马监右监丞王升会同巡抚、巡按、屯田御史秉公会同查勘并奏报：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如果原本是牧马草场、近期才开垦而尚未报官起科的田地，查勘明确属实后，划定疆界，按照税则征粮，以补助国家用度，务必使官民双方都便利；如果另有情况，也要明白写入会本，奏请裁夺。钦此。圣旨说的是“究竟是真是假”，说的是“尚未起科”，说的是“官民两便”。还说“秉公会同查勘并奏报”。圣旨光明正大，真实意旨已经显露在言辞中。可是御马监王升不等会同查明，不论有没有遗留土地，不论已经起科还是尚未起科，竟强行把玉田等处一概摊派银一万六千余两，造成一地两税，直到今天仍然模糊不清。前后按屯的各位臣僚，有的请求蠲免，有的请求停止征收，无非是仰体圣明把百姓的溺水饥饿视同自己的溺水饥饿之心，为陛下拯救这一方百姓，保全这一块土地罢了。御马监如果还有人心，就应当直接请求蠲免、请求停征，内外一体，为皇上布施德泽恩惠，使三辅得到恩惠而四方安定。如今却今天奏报乡官霸占，明天奏报有司抗拒违令，眼前百姓流离失所，却全然不为之动心；甚至没有疾病也故意呻吟，不采取题奏知会的办法，直接派人征取。这岂只是没有人心，简直是没有朝廷了。救火救溺、替百姓请求生路，是臣等的职责；即使事情还模糊不清，需要请旨，臣等私下认为明主尚且可以听取忠言，仍应一再坚持不奉行，更何况这是违背圣旨、没有圣旨的事情，臣难道能放纵而不追究吗？自从东边有战事以来，京畿这一方百姓、这一块土地，摊派了一次又一次，增加了一层又一层，剥皮剥骨，他们究竟哪里对不起国家，连一点重复的小税请求蠲免、停征都不行，反而还要加以扰害？这样恐怕会让人以为皇上实际上抛弃了我们，朝廷对根本之地薄情，而百姓把怨恨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对于君主的德行、皇上的仁爱，没有比这种做法更严重的损害了。万一饥民和饥军互相逼迫而沦为盗贼，魏高等人不值得可惜，但御马监的悔恨哪里还来得及呢？臣查阅《万历会计录》，御马监的马房牧地原本是为修理公廨预备的；兵部勇士四卫过去也隶属御马监，早已停止办理，怎么会又出现制造车辆、火铳等名目？即使确实要制造，自有工部所属十库，和御马监有什么关系？如今却指称辽东有警，巧妙借用事端，开启设置内教场的先例，打开黩武的阶梯。御马监的罪过，又不只是说谎而已。武宗时，谷大用曾以牧地为名混占庄田，侵吞田租，先臣林俊上言说：“利益归入私室，怨恨却牵连朝廷。”当时想追缴赃物以赈济百姓，至今想起祖宗朝的英明决断仍然令人感慨。伏请皇上念及祖宗定鼎的重地和残存的贫苦百姓，把这些重复征收的税额特赐蠲除，不要留下余孽，再次制造事端。仍请敕令御马监安守本分，不要再妄自动作、扰害百姓，以免造成其他忧患；地方百姓幸甚，臣也幸甚。○国是本乎人心疏

译题为《国事的根本在于人心和公论》。国家的元气，恳请圣明体察时局艰难，立即谕令辅臣爱惜人才，以此作为有利于社稷的大事。近来六月间奉到圣谕，会同推举阁臣时，礼部侍郎何宗彦没有被推举，士林舆论为此惋惜，郁愤至今，才一并吐露出来。这是舒展、表达全国共同的公心，并不只是某一个人、某一家的私下议论。科臣张延登参与了会推，辨明当日原本没有成见；但言语语气过分，几乎形成争端，又担心同僚会再次上疏，臣斗胆平心静气地陈述此事。何宗彦的才干足以挽救时局、辅助礼治，原本没有明显过失，这是满朝共同知道的。张延登自有平生操守，当日原本没有成见，也是满朝所谅解的。今天这件事，根源在辅臣，收拾善后也在辅臣。为什么呢？辅臣虽然没有参与会推，但推荐贤能以报效国家，实在是大臣最重要的职责。当日辅臣如果与吏部主管铨选的官员商议确定，坚决主张一定推举何宗彦，正如丁未年推举李廷机的旧例，必定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如果一开始存有一定要推举的主张，却仍然把事情束之高阁，如同近来兼推外臣的旧例，也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但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全国的人不能不对辅臣感到遗憾了。臣如今替您筹划：国家多事，几位老成大臣如同破屋共同支撑、倾覆的鼎共同承足。正当需要拯救、马力强壮之时，难道能不发出“请伯父来相助我”的呼声吗？那么，就把全国舆论如实告诉皇上，任用或舍弃都听凭皇上裁决。这样既有听闻情况而入朝禀告的忠心，又有以人事奉君主的体统，明明白白，正正当当，谁能不谅解呢？辅臣若能开诚布公，这是谋求相业的第一上策。否则，若充耳不闻、漫不经心，已经遗落的人才既不能举用，奸黠之人也不再催促，幸而将来人才尚未进用，却来不及成就功业。若辽阳能够守过今冬，辅臣之位再占到来年，这是第二策。万一不能如此，正值群臣如晨星般稀少之际，又登上内阁之堂，另行搜罗人才，再次发动杀机，非但没有增加一名阁臣，反而除去一位宗伯；飘然离去的人自有余荣，而枝蔓牵连却会更多，摧折也不会少，辅臣能够安然自处吗？这就是下策。辅臣一定不会采取这种做法，只恐时势所迫，我的下策反而会成为辅臣的上策。河流不可堵，火势不可郁积，朝廷从此就不得安宁了。倘若再有像陈东那样的人，狂呼上书，击破登闻鼓，那么对国体的伤害已经很多，国运难道不会随之离去吗？唉，祸患在边疆，也在朝廷；大臣们的忧虑，难道应当比我们甘心毁坏人家国家还要严重吗？宋代王旦推荐寇准为宰相，真宗说：“他曾经谈论过你的短处。”王旦说：“我做宰相已久，缺失必然很多，正可以由此更加看出寇准的忠诚正直。”臣愿意辅臣成为王旦。欧阳修推荐范仲淹为宰相，范仲淹认为执政不能由谏官得到，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臣愿意礼臣成为范仲淹。李纲被罢免时，胡安国毅然不顾，退还任命词头。我们这些人就愿意成为胡安国。臣这点微薄的心愿，实在是希望每个人都恢复本来的面目，每件事都恢复真实的情形，使朝廷有用的人才得以施展，来养成国家和平的福气。不知不觉间，臣对辅臣的期望竟迫切到如此地步。然而，如果不是天子的殷切嘱咐、圣心的回旋转圜，责令辅臣一力承担，辅臣又凭什么来办事、来满足天下人的希望呢？恢复祖宗旧制疏

译题目是：恢复祖宗的旧制度，以光大推选宰辅的盛典。臣认为，宰相一职，古代从来没有专门限定使用某种人，所以周公、召公都曾由宰相出任地方长官，唐代裴度、李德裕都曾以平章政事身份出征边疆，宋代韩琦、范仲淹都曾以参加经略的身份任事，从没有一进入内阁就像温树一样占定道路、如兔子守护洞穴，绝不容许一两个人窥伺其位置。本朝的宰相事业光明俊伟，各代都不乏人才：胡俨以知县入阁，杨士奇以审理入阁，袁宗皋以长史入阁，张瑛、陈山都以乡试出身的教官入阁，俞刚以生员入阁，王文、薛瑄以御史入阁，高谷、黄淮、杨一清都以中书舍人入阁，许瓒以推官入阁，李贤以吏部主事入阁，方献夫以礼部主事入阁，杜萼、张孚敬都以刑部主事入阁，金幼孜、夏言都以给事中入阁。这些都是皇祖近来的事例，不必再远考古代。此后宰相事业渐渐衰落，治国之理不能贯彻；即使凭先帝的英明，仍留下了本朝的缺憾。追究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张居正以权势受到祸害，继任者于是把含糊两可当作秘诀，结果进退人才的权力拱手听命于吏部，票拟的权力则屏息奉承于宦官。他们又担心言路无法堵塞、耳目不能完全控制，于是用留中不发的办法，秘密地把责任托给皇帝。仿佛自己不见不闻、无所事事，却在不见不闻、无所事事之中收取权力、取得资助。自王家屏以后，关于大节的言论少有听闻，短小的车辕时时折断；奸黠者借机谋取奸利，鄙陋者只求苟且富贵。权力和做法暗中相互流传，心意彼此授受，既使外廷不能参与，把这种做法作为家传，又使表面上看起来过得去，借此充当陪客。得到这种权力的人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旧物，失去它的人也忘了它原本从何而来。每一次会推，都是一套旧故事，像黄檗止住啼哭、盗铃掩住耳朵一样，名实相违，情理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一定不用，为什么还要推举？如果确实应当任用，又为什么要做这种虚假的繁文套数，用来欺骗陛下、欺骗天下呢？如今幸而遇到尧舜一样的君主，自然会有皋陶、夔、后稷、契这样的臣子应时而起。何况陛下求贤若渴，早晚不得安闲，钓于渭水、耕于岩穴的人才，都应当加以访求。然而，与阁臣地位相当的臣子自己设置关卡，筑起高墙，使圣主求才而不得的心愿孤立无援，也毁坏先朝屡次实行的典制。难道宁可让四十八年的缺陷始终不能补足，也不使圣宗二百余年的盛美畅行吗？阁臣即使敢于蒙蔽贤才，也决不敢辜负皇上。皇上先把臣等的联合奏疏发下，敕令吏部，命令词林和外廷一体兼用，然后会同推举，上报后请皇上一体亲自钦点。如果阁臣再有秘密奏揭，进用私人，仍用空文蒙蔽人们的耳目，请允许臣等直接上疏弹劾参奏。这样做，光明正大地由皇上主持，整肃地安排人事，只要稍有邪曲，人人都能立即看见。大体说来，任用词林可以用三句话概括：不受宦官知，不受阁臣知，不受小臣知。任用外廷也可以用三句话概括：能使宦官看重，能使阁臣看重，能使小臣看重。像薛文清和三杨那样，想求见一面都不可得，但即使是受到宦官嫉恨的人，也都说他们是好官。难道薛卿正处于君臣交泰、明辨公道的时代，天下竟会没有人满足他的要求吗？只是应当用天下的官职任用天下的人，让天下第一等的人担任天下第一等的官职，不要再像去年旧例那样按照资历、年龄排列，拿滑稽的说辞羞辱词林。任用以后，有的出任地方长官，有的间隔一段时间巡视边疆，内廷外廷交互使用，也交互更替。这样，不仅占据职位的人不敢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险，爱惜人才的人也不敢拿别人去试险。要使万年历服光耀不衰，辅佐泰昌的盛运，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情了。恳请圣明谨慎遵守典礼疏 启奏：恳请圣明谨慎遵守典礼，清肃宫禁，以安定宗庙社稷。臣私下认为，内廷有干清宫，就如同外廷有皇极殿一样。自祖宗以来，皇上登临天位后居住在那里，只有皇后配享天子、可以共同居住；其余妃嫔虽然按次序进宫侍奉，遇到重大变故就应当迁到别的宫殿。这不只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尊重制度。历代相传，从未改变。如今大行皇帝的宝天选侍李氏，既不是殿下的嫡母，也不是殿下的生母，却俨然居住在正宫，而殿下反而居住在慈庆宫，不能守灵、行大礼，典制错乱，名分颠倒，臣私下对此感到困惑。况且听说李氏侍奉先皇，没有脱簪待旦那样的德行；侍奉殿下，又没有抚养教育的恩惠，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托付圣躬呢？何况殿下年满十六岁，已经长大，内有忠实老成之人辅佐，外有三公、孤卿、贰卿辅佐，哪里会担心缺少人手，还需要像婴儿一样吃奶、用襁褓背负吗？又何况殿下的睿智刚刚开启，正应当不去接触可欲之物，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托付给妇人女子之手呢？所以先皇祖在世时，曾多次请求为她正式册封而没有答应；即使先皇贵妃提出请求，也是在弥留之际，先皇的意思由此可知。况且这件事如果施行于先皇，不过是夫妻之间的名义还可以说得通；施行于殿下，则尊卑的称谓确实有许多不便。倘若到现在还不早作决断，就会借抚养之名，实行专制之实，武后的祸患马上就会在今日出现，臣实在不忍说下去了。恳请殿下收回遗命，让她仍守选侍的职位；或者考虑先帝留下的恩爱，姑且给她一个名号，立即命令她迁居一号殿，殿下仍回到干清宫中，守丧并完成大礼。这样或许可以使宫禁清肃、名位端正，宗庙社稷的神灵也一定会降临凭依了。登极必用诏书揭

译题目是：臣私下认为，登极必定要使用诏书，诏书必定要使用明年年号。现在距离明年只剩一天了。“扳髯”这个年号一年之内出现两次，古书没有记载；本朝只有洪熙元年，也不是本年的事情。查考唐德宗改元共有三次：建中四年、兴元一年、贞元二十一年，共二十六年。德宗在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去世，顺宗即位，当年改元永贞；八月因病让位给太子，第二年为宪宗元和元年。这样看来，史书称德宗二十六年，是把永贞一年合并计算在内；而永贞记作一年，也是借用贞元二十一年而称。若舍弃贞元二十一年，哪里还会有永贞元年呢？父子两代共同使用一年，这是最明显的例子。今日的议论，万历本应仍系于四十八年，泰昌本应系于元年。但史书在八月以前仍记万历，从八月初一日起直到本年十二月底，则记泰昌，二者并存而不相违背，这是古今通行的做法。第二年仍使用今上新的年号，在道理上是合适的。至于汉代殇帝、冲帝、质帝的年号，既不值得计算；宋太宗不明白年中改元而受到史书鄙薄的事情，也与此不相同。只是唐代的德宗、宪宗都是中兴的英明君主，而当时的大臣杜黄裳、李绛、裴垍、韩愈等人，都广泛通晓各种典籍，所作考据有根据，并非随意而为，所以臣敢于采纳这些例子，供圣上裁择。恳请圣明仁义兼尽疏 题目是：恳请圣明使仁义都得到充分体现，情理和法度两全。先前本月初一日，群臣听说宫中发生变故，仓促赶往朝廷，人心惶惶，认为朝夕之间就会发生大事。当时大臣们从干清宫中叩头、执手，扶皇上出来，住到慈庆宫，臣等彼此相看，战栗不安。此时不守灵，却避居别殿，步履踉跄、神色慌张，宫中必然有极不安宁的情势，已经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惊疑询问缘故，喧传说李选侍身边前后都是用钱收买的、索要玉器的奸诈宦官，遍布宫中，暗中充当她的心腹。皇上大为戒备，不能安居。君父的惊魂尚未安定，臣子怎敢立即安心？臣在初二日随同公疏之后，又上了一疏，题为慎守典礼、肃清宫禁，措辞十分委婉。当时只知道安定宗庙、社稷是大事，不知道其他。初三日宫中震怒，祸患几乎不可预测，幸赖皇上保全，将臣的奏疏发给内阁票拟，随后奉圣旨，迁宫一事已有旨意。关于名号封赠的事情，既然说到尊卑称号不同，礼部再行斟酌议定后具奏，钦此。初五日阁臣具揭再次催促，奉旨于初六日迁宫；皇上登极，车驾回到干清宫，宫禁肃然，内外安宁，臣等举手加额，共同认为是宰相、宗庙、社稷有灵了。皇上既然应当回宫，那么选侍应当迁宫，道理自然明白易懂。只是迁宫以后，应当保全大体，宽恕小过。皇上胸怀如天一样广大，应当没有什么不能包容；先帝在天之灵留下的恩爱，也应当全部体恤。这些特别的恩典在于圣上的心意，调护安排在辅相，并不是小臣所能揣测的。如果株连牵引，使宫阙不得安宁，不但有损国体，也完全违背臣等当初建言的本心。从前鲁襄公不能制约他的母亲，宋儒朱熹认为母亲不可制约，应当制约她身边侍奉的人。后来彭□年在经筵讲授这段旧案，大家一起叹服，于是请朱熹入宫值班。这类处置自有情理和法度，是君王不可改变的准则。听说锦衣卫审问那些宦官时，话语牵涉宫禁，概不追问，实在很得体。伏乞皇上召集阁部、九卿、科道，当面说明当日为何避宫，以及今日应从何处调护，一一讲得明白，不得凭宦官口传圣旨。仍请将刘逊、姚进忠等依法处死，公开他们盗窃宝物的罪状，与天下共同知晓，不要让他们钻弄脱罪。其余受到牵连的人，一概按照宽大的政令处理，使心怀疑惧的人能够自安；这样或许就像烧毁梁狱的言词，实际上正可以使淮南的谋划止息。仁爱到了极点，义理也尽到了极点，全在这里了。臣这点微薄的心意，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确定的愿望：宗庙安定，社稷安定罢了。臣实在承受不起这种激切惶恐、屏息待命的心情。申明臣疏以祈圣鉴疏 题目是：重申臣的奏疏，以祈求圣上明察。臣因初二日奏请李选侍迁宫，以清肃宫禁、安定宗社。迁宫以后，臣料想圣上的宽宏气度，自然会像上天覆盖、大地承载一样宽厚。然而外廷揣测，不能没有私下的忧虑和过度的谋划。臣于是写了《仁义兼尽，情法两全》一疏，请皇上稍微宽宥宫闱中的人，只追究盗宝之人，这就是臣这点犬马般的心意。奉圣旨说：“这份奏疏所奏的是什么？不要题及李进忠等人，只说刘逊明显有罪，其余的已有旨意。”钦此。圣旨严明，臣不胜惶恐。伏查原疏确实写有：仍请将刘逊、姚进忠等依法处死，公开他们盗宝的罪状，与天下共同知晓，不使他们钻弄脱罪。其中人数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既然说“等”，李进忠已经包括在其中了。现在他虽然逃亡未捕，但缉捕有锦衣卫，审问定拟有刑部，早晚会被捉拿归案，依法正刑，哪里能长久逃避上天的诛罚呢？臣揭发奸人的本意，哪里敢另有隐情？恭敬地倾吐愚诚，仰求圣上明察，特别赐予宽宥原谅。臣惶恐屏息、等待命令，实在难以承受。年号议疏

译题目是：关于年号一事，臣在初五日已经写了简短的奏揭，随即奉旨议论，应该再说几句来申明前面的意见。为什么要议论年号？回答说：是为了泰昌。为什么要议论泰昌的年号？回答说：是为了在泰昌去世后保存这个年号，不是为了在泰昌生前改用这个年号。什么叫保存、什么叫改用？回答说：人在世时急于尊大他，是改；人去世后不忍割除他的年号，是存。所以今天的议论，用两句话就可以决定：这是天启议论泰昌，而不是泰昌议论万历。泰昌议论万历，就不应当改；天启议论泰昌，就应当保存。假如泰昌在位时间长一些，等半年，或者等二三个月，又或者泰昌的诏书尚未宣布而泰昌的历书已经颁行，那么就可以没有今天的议论。只是如今诏书已经颁布，历法尚未改变，天启的明年年号已经确定，泰昌二字却茫然无所安置。因此，追念先帝的美德，就不得不曲意保全先帝的年号，而纷纷议论的人竟只想把它删掉。臣愚昧，不知道这有什么道理。天下事情不过情和理两方面罢了。泰昌即使只有一天，也是君主。如今在一个月内，让万历四十八年的美好厚重善终，让天启亿万年的吉祥从此开始，难道将来不会尊奉他为宗吗？难道不配享太庙吗？尊奉为宗并配享太庙，有庙号却没有年号吗？难道要让孙子称用祖父的尊号、弟弟沿用哥哥的年号，像建文、景泰那样，把叔侄兄弟之间的事情施行在父子之间吗？无论按世次还是按统绪，都没有一项可行。臣私下认为这是不合道理的。泰昌对于万历，就如同天启对于泰昌一样。泰昌不忍心对待他的父亲，所以保存万历年号；天启却唯独忍心对待他的父亲，把泰昌年号删掉，这是把皇上陷于不孝。即使是不忍心对待祖父而忍心对待父亲，也仍然等于不加尊奉。急于成全泰昌的孝，却不思考怎样成全皇上的孝，这是议论者的过错。为什么呢？泰昌改元使用明年年号，也只是说亿万年还要等待而已。如今事情已经结束，还等待什么呢？活着时是一代君主，死后却连一天的年号都不能享有，向上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向下又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那么泰昌在天之灵一定不会安宁。夺去儿子的东西，并不能增加自己已有的东西，那么万历在天之灵也一定不会安宁。皇祖、皇考的神灵都不得安宁，却说皇上的内心能够安宁吗？臣私下认为这已经不合人情。查考《纲目》：唐睿宗太极元年之下，分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之下，分注“顺宗皇帝永贞元年”。至于晋武帝在四月去世，史书没有另行记载改元；太熙年号直书其大字，记作孝惠皇帝永熙元年。《资治通鉴》对玄宗直接记作先天元年，并注说：“这一年八月改元先天。”对顺宗直接记作永贞元年，并注说：“这一年八月改元永贞。”晋代记载永熙，也与《纲目》相同。由此看来，晋、唐三位君主都在当年改元，一位在四月，两位在八月，可见不必等到正月才改元，已经很清楚了。唐玄宗改元，是因为太上皇还在世；在世者尚且可以如此，何况去世者呢？儿子更改父亲的年号尚且如此，何况儿子保存父亲的年号呢？千古礼法、史法的宗师，没有比朱紫阳、司马温公二人更高的了。如今在云台上发表高论的人，料想不能超过二公。按照温公的意见，就应当只保存泰昌；按照紫阳的意见，就应当保存万历并同时保存泰昌。《纲目》《通鉴》两部书都在，浏览一下即可得到结论，不必再聚集争论了。唉！自古以来，年中不改元的错误，比年中改元的错误还要严重。如今既已成全先帝不忍改元的正确做法，又不留下皇上不明白年中改元的错误，这就要靠三事诸臣主持了。愤恨耻辱，徒有空言疏

译题目是：对耻辱愤恨，却只有空话，雪耻还没有见到实际行动，谨冒死上报，请问皇上为什么抛弃天下？群臣为什么抛弃皇上统治的天下？近日臣接连收到经略熊廷弼的奏疏，所传榜文扰乱我军心，煽动我将士，其中又有“徽钦”等话，侮辱我皇上。臣恭敬地看见明旨说，招降文书肆意辱骂，朕心中极为愤恨。中外掌事群臣，应当激发同仇敌忾的义气，协力同心，赶快谋划消灭敌人，以洗雪国耻，不得仍像从前一样因循怠慢，自甘受辱。钦此。由此可以看出我皇上关心边疆，即使圣体未安，也始终挂念不忘。谈到这里，真是九庙之灵、宗社之福。臣被义愤激发，还有话要说。国家的耻辱已经很严重了，丧失几十万军队不算耻辱，丧失数百里土地不算耻辱，直到今天满朝才知道耻辱吗？是在做梦吗？醒了吗？还是说梦话呢？然而如果真的知道耻辱，真的谋划消除耻辱，现在行动还不算晚。无奈他们为什么实际上不知道耻辱呢？况且皇上知道徽宗、钦宗受辱的原因吗？自从蔡京、王黼身居高位而作奸邪之事，结党营私、巩固地位，童贯附和他们，内外共同作奸，排挤陷害忠直之臣，蒙蔽君主耳目，扰乱天下，逐渐发展到敌军进入宫室、兵临城下，只求订盟、割让土地，签订和约时还安然不以为耻。金军再次入侵，整个宫室的人都被押往北方，往返于青城，求得赦免也不可能，只能捂着脸大哭，说：“宰相误了我们父子！”离开青城以后，头戴青毡笠，骑马每经过一座城，就捂脸号哭。读史读到这里，真是千百年来无可比拟的耻辱，没想到竟拿这种事例来侮辱我皇上。皇上如果真的知道这种耻辱，就一定会像上天震怒一样，万物也会随之有雷霆、有风雨。应当把误国的大臣交给司法官审理，向四方发布哀痛的诏书，向辽东发布犒赏诏书，向天下征求意见，要求中外臣民极力陈述缺失。十天之内，却杳无音信，只把一件寻常的铨选印信留在圣上身边，这对圣心有什么劳烦？有什么需要筹划，却这样坚持不发？如果像是和臣下争一口气，从此不办一件事、不任用一个人，那么还不用别人离开陛下，陛下自己已经成为孤注了。自古以来，深重忧患能够开启圣明，多难能够兴邦，举动不应当如此；即使患难之中君臣相互依靠、共存亡，也不应隔绝到这种地步。经略臣以死守卫边疆，带病告急，眼泪流尽而鲜血随之流出，军中三次加给他的恩礼薄赏，也不应当冷落到这种地步。臣私下认为皇上还不知道耻辱。阁臣方从哲调和鼎鼐却毫无成效，反而覆餗，实在羞于面对皇上。他无话可说，只知道效法叩头的阁老；办事屡屡出错，人们称他为只会简略举措的相公。甚至拿吏部的印信，今天用来做人情，明天用来装体面；今天答应具呈奏揭，明天又答应迁宫。只效法宦官、宫女式的忠顺，却不思考社稷的重大。这是阁臣不知道耻辱。枢臣黄嘉善，心绪已经混乱，手段也早已用尽。听候审查的贼臣，公然上朝却不追问，公然上疏也不追问；乱兵在近郊鼓噪，逃兵在大道上抢劫，也不追问。讨伐敌人的言论，只是徒然夸耀中枢的谋略，却没有实际行动。如今如果经略臣抱病入关，请问谁出塞？再如果中原乘机盗贼兴起，请问用什么办法消弭？事情突然发生，如火焚烧，如同被抛弃；这样看来，枢臣也不知道耻辱。新推举的阁臣史继偕，舆论早已沸腾，弹劾文章接连而来。推选阁臣一年还没有确定，正说明圣意长期疑虑；铨选印信四次留中不发，想来是圣心积累了厌恶。人们屡屡说他出卖自身，他自己也已经不爱惜自己的鼎位。即使蒙住脸、厚着脸皮，又哪里还能大胆张目、光明正大呢？想要掩盖以前的过错，只有保全晚节。如果把九州四海的诏谕误认为只是一个人一家的话，暗地里在空中书写，另藏着机谋。假如存心如此，他如何谋划国家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说，现任阁臣不知道耻辱，将来做阁臣的人仍然不知道耻辱。由此谈到皇上不感到耻辱，那么群臣的精神就振作不起来；群臣不感到耻辱，满朝的精神也振作不起来。大家悠闲疏忽，嘴里说过，耳朵听过，眼睛看过去，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直到造成徽宗、钦宗那样的局面才停止。究竟是皇上误了群臣，还是群臣误了皇上？臣认为，皇上救援辽东，应当像圣上自身求医服药一样，急切地召来秦越人，切脉审方，既保护元气，又振作精神，然后辽东才可以保全。这也是用延长国家寿命来延长君主寿命。群臣爱护圣躬，应当使辽东安定而天下安定，既不使肩臂受到忧患，也不使腹心受到忧患，然后圣心才会喜悦，圣体才会康健。这也是用延长国家寿命来延长君主寿命。所谓秦越人是谁？先问冢卿，再问平章，再问枢密，其余参、苓等药物依次作为辅佐。只要在十天之内，天下难道还会没有好转吗？如果只是说“还没有安定”，说“暂时略有好转”而已，过了这一关大家就算了事。臣不知道这几句空泛的票拟，能不能使奸邪之人的胆寒、脚步受到束缚？夏军攻打宋国时，只剩震武一城没有攻下，有人说：“不要攻破这座城，留下它。”后来它成了南朝的一块病灶。皇上如果再不肯下决心，冢宰也不肯补充三道，那么这就是真正无意于辽东，为什么不早些放弃离去，却要留下这块病灶呢？臣不是不知道圣上有病在身，实在不忍烦扰。臣所说的几位老臣，如同晨星一样寥落，也不愿把话全部说尽。正因为盗贼在门外，主人又有疾病，婢仆若忠于主人，哪里敢隐瞒不报告；而舍弃这几位年长大臣，又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地方，所以始终拿“耻辱”二字互相劝勉，希望有真正的耻辱就一定有真正的行动，难道忍心要求更多吗？万一不幸成为靖康年间的局面，那么大家都免不了成为靖康年间的臣子；先不说青史上令人凛然，即使是被流窜儋州、被杀戮于雍邱，只怕自身也不能幸免。与其因误国而死，宁可为不顾自身私利而死。臣本来就是以言论为职、死于进言的人。以忧患危难振兴大业疏

译题目是：“时运正处艰难，天心十分恳切，恳请圣明以忧患危难之心谋求中兴大业。”臣待罪于学政任上，自三月初九日向陛下辞行，前往京南任职，随即发生辽阳警报，接着又有嘉礼庆典，臣都没有能够在战乱和仪仗交错之际参与。这次将要巡视京东，仰望宫阙，能不说几句话吗？臣认为，皇祖、皇考不是把太平留给陛下，而是把中兴的任务留给陛下和子孙；满朝臣子也不能以太平来侍奉陛下，而只能把太平留给君父。譬如一家人孤苦地处在忧患中，官司、诉讼、盗贼同时到来，怎么承受得了？臣每次诵读杜甫“独使至尊忧社稷”这句诗，都不觉凄然抚胸，惭愧悔恨得想要死去。普通百姓家举行寻常婚礼，彼此举杯慰劳，都能够自行快乐。我国皇上嘉礼完成，恰好与东方边警相遇，虽然钟鼓之乐符合长期以来的愿望，但陛下处在这种情形中，一定忧伤而不能自我娱乐；然而也不能说这是不幸。凡此都是上天仁爱陛下的表现，为什么呢？人情遇到安定平常就会安逸，安逸就会产生懈怠之心；遇到患难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警惧之心。皇祖、皇考把中兴的任务留给陛下，正是要把中兴留给陛下；而忧患和喜庆恰好同时到来，正是上天唯恐陛下因安逸享乐而懈怠，所以用患难使陛下警惧。这不只是使陛下警惧，也使母后警惧，使两宫都警惧，或许可以让鸡鸣即起、脱簪待旦的警醒日益呈现在面前；对内可以辅助清心寡欲的德行，对外可以辅助卧薪尝胆的志向，而中兴大业也确实从这里打下基础。万一权柄不能确定，左右近臣互相逢迎，出外面对敌人只忧虑愤恨，入内却沉迷钟鼓之乐，那么不要说宗庙社稷之身更应当保重，只要胸中稍一放松，操持心志就一定不会严谨，考虑祸患就一定不会深远，天也会因此窥见其中的情况。臣听说，上天仁爱人越多，人在灾祸面前越警惧，上天怜悯他也就越深；人在灾祸面前越安逸，上天对他的震怒也越深。今天正是上天怜悯陛下而不忍震怒的时候。伏望陛下肃穆深思，时时刻刻把这些放在心上，经常同大小臣工商议战守方略，并且访察民间疾苦，迅速释放牢笼中的困兽，不要把福地变成冒险的废墟，早早铲除留下祸患的奸宦，不要把祖陵变成养虎之地。上天鉴察陛下，必定会怜悯；上天怜悯，就一定会扶植并保全陛下。上天所扶持的，谁能抵挡？小丑又算得了什么呢？臣又听说，大喜大怒都能干扰阴阳之气；如今祸患随时可能到来，患难相依，正是君臣上下抱头痛哭的时候，不再是频频震怒的时候。即使小臣接触事情、忧虑时局，言辞不免过激，但忧患深重、困难很多，举动似乎不应太轻率。更希望陛下涣然开朗，把前后进言的诸臣全部宽宥，经常临御殿廷考察实际功绩，然后议论大臣也彼此先谈功绩、后谈毁誉，这样议论自然会减少。什么叫功绩？臣子中能办好辽东事务的，就是第一等的名臣；宰相中能办好辽东事务的，就是第一等的宰相。如果真能恢复辽阳，亲自把太平带来，作为上等臣子的事业，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如果仍然做不到，即使箝制天下人的嘴，谁会服气？天子年纪尚轻，不应当使他厌恶、轻视臣下；平时尚且如此，何况事务繁多之时？希望阁臣慎重思考。臣曾经考察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他们都只是小国诸侯，但君臣能够含垢忍辱、忧愁深思，最终振兴衰微的国家，主持盟会、确定霸业；这不只是人事，也是天意。何况我国皇上亲自具备尧舜的资质，又有汉光武帝的谋略，难道竟会没有能办事的人、没有忠贞不二的臣子，为国家了结辽东的事情吗？臣实在以此为耻。如今枢臣、副枢臣充满朝廷，台星满座，应该在文华殿大规模集会，亲自向皇上禀报成败得失，各自承担一件事情。即使有人说种不如蠡、蠡不如泄，也应当一个个泣血受命：“某人守卫社稷，某人捍卫边疆；如果不能成功，就治某臣的罪。”分开时如同千条手臂，合起来则如同一个身体。这样做一年，如果辽东事务还不能平定，臣请求接受因妄言而获罪。如果仍然闷闷不乐地授官，草率地分派事务，苟且施政，各自怀有不同心思；有才智却不互相告知，有能力却不彼此配合，反而互相牵制拖累，那么天下的事情，臣就不忍再说了。臣的奏疏已经说完了。又看到朝廷因为从前议论辽东事务而降职处置魏应嘉等诸臣；他们只是听信传闻而误判，内心实在没有其他意思。臣仰察圣意，不过是借此惩罚前人、警戒后来者，以便委任边疆官吏。臣私下想到，审问使者刚回来，此前已经蒙受宽恩；今后如果仍固执成见，故意同国事为难，以致诸臣“以国为心、不顾自身”的义理，我知道他们决不会如此。与其让诸臣警戒，不如让诸臣悔悟；与其让廷弼受到更重处分，不如让如今的廷弼安心任事。昨日廷弼陛见时上了一疏，首先替诸臣请求，臣正佩服他的豪杰气概和办事作用，毫无黏滞。新的事业刚刚开始，功效还没有限量，没想到没有得到允准。仍请皇上鉴察廷弼赤诚的心意，收回成命，让诸臣照旧供职，或者酌量加以惩罚，使诸臣争相惭愧悔过、谋求报效而更加奋发；廷弼也会更加感激振奋，功绩很快奏效。这也是出人意外的恩威，是如雷雨般解除过失。臣实在承受不起这种激切而等待命令的心情。《左忠毅公集》卷之二 奏疏 地方兴化有机疏 比例建立武学疏 急救辽东饥寒疏 辽士万苦千辛疏 礼臣不能守礼疏 专设援辽事例疏 主臣克艰以固金瓯疏 去臣忠直当还疏 平章枢密并急事疏 科臣挟逞私心倒飜国是疏 恳乞天恩放还疏 科臣忙乱失常惊疑太甚疏 圣恩愈厚臣命愈薄疏 君命当遵臣谊难默疏 臣病难痊臣心愈苦疏 附刊 地方兴化有机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