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忠毅公集卷之二

译题目是：“地方兴盛、教化发展已有条件，人心已经逐渐振作，恳请议论开设屯学，储备人才、积聚粮食，以推广文教、整顿武备。”臣任屯牧之职，又因改任学政，谈屯务就谈屯务，曾经尝试一番，稍微看到了成效；谈学校就谈学校，则有兴办学校同时又可以辅助屯务的办法。臣始终不敢忘记修补破梁、破笱的忧思，以免国家不能取得宏大而长久的功绩。近来皇上特别准许阁臣的请求，专门设置寺院，由董应举负责经营屯田，慷慨拨发帑金十万两，听凭他便宜行事。由此可以看出我皇上关心农事，《邠风·七月》的诗咏，没有片刻不放在心上。事情如果可行，尚且不惜拨发帑金去做，何况不必拨发帑金而又有可以辅助屯务的办法呢？根据天津兵备副使王宏祖详细陈述前事，其中说：天启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承蒙提督学政监察御史左光斗批示。根据河间府屯田水利通判卢观象陈述前事，其中说：国家最不好的事情，是开卖爵位、纳粮取官的途径，而人们争着去做，并不忌讳；国家最美好的事情，是以力田、文学取士的科目，而人们大多认为迂阔，不肯去做。如果有一种办法，既没有卖爵纳粮的名义，又能兼有力田、文学的实际，那么今天的屯学就是这种办法。屯学的办法，是先授予学生田地百亩，给他们武生的衣服和头巾，使他们一边耕种、一边读书、一边射箭。寄学之后，如果文艺有所长进，耕作更加努力，就收进学校，学业日益进步而不停止，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功效也越来越大。即使依照所授田地的数量给予廪饩、进入学校，从此逐步开贡、从此参加科举，也总要凭借耕读的美名，成就教育培养的实际，使这种事业流传无穷，利益不断收获。办法日益推广，教训年年深入，即使不能全部成为操弓射策的名儒，时间久了也一定会有许多奔走疆场、抵御外侮的才士。谨慎列出条规，陈述如下。于是呈上后，承蒙批示：“本院练习射箭是为了劝勉武备，按制度开设屯学是为了劝勉务农，二者的利益可以同时存在。没有比设置屯学更方便的了。查永平、蓟、密各道，每年都有几十名武生，何况还可以借此开垦屯田呢？听说地方上的生员、儒生接连拿起农具；顺应天时、地利、人和，看来也是不能停止的事情。目前的规划、长久的规模以及已经办完和尚未办完的事项，着天津道逐一确实议定，以便具题施行并缴报。”随即本道察看，认为该厅为了屯田而议论开设屯学，意图很好，意见可行，只是应当与卫学、运学一体举行罢了。考察《诗经》有话说：“有所隔离，有所安止，使我的英俊之士兴盛起来。” 朱紫阳说：“士人出身于农民，工商之人不在其中。”管仲说：“农民的才性，通常只能世代务农，居住乡野而不亲近士人。其中优秀的农民能够成为士人的，实在不足以依赖。这种情形由来已久。我国卫所有学校，军人的子弟便可以成为士人；运司有学校，商人的子弟便可以成为士人。如今却不让从事火耕水耨的农民子弟，和那些扛戈、负贩之人的子弟一同享受圜桥观听的荣誉，可以吗？”本道认为，屯学的设置，确实应当仿照卫学、运学的规制，定名为“瀛海屯田儒学”。请钦颁学记一通，使此事有明确的归属，也使人知道向往。如果做半真半假的事情，处在似信似疑之间，体制轻率而不受尊重，恐怕法令虽立却难以长久，那就太辜负本院培育人才的美意了。况且美好利益的源头既然已经从农民那里开辟出来，学校的设置又何必吝惜于优秀士人呢？现在将该厅逐条议定的各项内容，逐一详细斟酌后再行复议，恭候具题的正式文书到达之日施行。一、愿意进入屯学的人，先考察其文章义理是否稍微通达，再考察其是否懂得骑射，报送本院录取，发给武生的衣巾，授给水田一百亩，让他自行耕种，每亩收租稻一石。只是本地人有的或许不习惯水田，暂且令其耕种水田五十亩，收租五十石，仍种旱田五十亩，按每年丰歉，官府和学生各分两成，以此为常例。关于上述事项，本道复议认为：录取之初，先考一次文章，再考一次射箭；确实值得培育的，由该厅呈报本院，以屯田寄学生的名义，准许免除本人各种杂役，有司按礼相待。耕田数目和缴纳租粮数目，都按照该厅的议定执行。每年收入租粮一百石，以此换取一个衣巾名分的荣誉，也不算滥授。一、屯学武生中，文艺优长的，遇到科举考试之年，想参加文试的，免去府、县两次考试，直接送到本院，试卷上明确写“屯字号”。文章义理按照文童中资质可以进学的人来评定，准许与他们一同入学。关于上述事项，本道复议认为：屯生愿意参加文试的，由该厅造册，直接送往相应考试，免去两次考试；其中文章义理达到进学程度的，准许充任附学生。一、屯学生员遇到考试之期，补廪生、补增生，都和卫学一样；其廪粮就用所种田地的收入，按照文学廪生的事例办理。关于上述事项，本道复议认为：各生已经充任附学生的，考试列为一等，补为廪生；列为二等，补为增生。廪生、增生的名额，应当照卫学办理。建学初期廪生名额难以充足，出贡以食廪二十年为期限；等到学生文风逐渐兴盛，再按次序出贡。每月粮食发给本色稻谷二石，就用田地收入供给。一、屯学诸生每十名，准许取得科举名额一名，以此激励他们。至于应当确定的中额，则听凭上级裁定，不是下官敢于议论的。关于上述事项，本道复议认为：参加科举考试，确实应当录取其中一二人，以表示鼓励；人数多少不能预先固定，中额尤其不可轻率议定。一、屯学武生遇到武科考试之年，都等候职厅直接送到本道，免去府试。考中以后，如果再开垦水田，听凭屯院咨报有关部门，发给札文任用。关于上述事项，本道复议认为：武举考试之年，愿意参加武试的，免去府中会试，由该厅造册直接送到本道，也仿照文试办理；准许在考中之后再开垦水田，另行议定。一、南北远方有不是河间人而愿意进入屯学、在当地入籍的，准许收试入学，附籍于屯庄；可以比照本地人，或加种若干亩，以免发生地方争夺入籍的纠纷。关于上述事项，本道复议认为：设置学校本来就是为了屯田，人的南北籍贯不应成为限制。若要求加种田地来为难远方之人，绝对不可。人既然种田，就成为河间的土著之人，万万不可因冒籍问题引起争端。一、设立屯学，修建官舍，配置役员，一切经费都由屯官筹办，不必动用官府俸禄分毫。

译天津原有两名教官，就令其中一人兼理此事，也不必再增添教职。关于上述事项，本道复议认为：一切经费不借助公帑，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目前刚开始兴建庙学，费用很大，恐怕一时财力困窘，难以承担新增事务。既然要借用官师，也应暂时借用卫学的官师，等十年以后建成学宫、设置官员，也不算晚。以上七项，都是简要而明确、可以施行的内容。如果诸生借此作为取得荣誉的阶梯，意气逐渐骄纵，拖欠租额、荒废田地，除了革除名籍外，还要加以追究惩治，不要说今日没有预先说明。这些事项送到臣这里。臣认为，把教育寓于养士之中，是帝王能够更替世代而长治的原因；把军备寓于农事之中，是土地和水利能够成为师法的原因。如今国家天天养士，却得不到士人的报效，那么教育和供养都错了；天天养兵，却得不到士兵的使用，那么军备和农事也都错了。臣认为，要挽救当前的急务，同时仍保存古人的遗意，没有比屯学更便利的了。臣迟疑了两年，不敢具题，是因为先在天津试办，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委托给卢观象，又找到了合适的人。如今春天又张榜晓谕，凡想入籍屯田的童生都到天津开垦，各州县原先开垦的田地都不准计算，但人们争相前往，像流水一样。当时正值暮春，乐意前往的已有十几家，臣又了解了他们的真实情形。臣还担心情况不确实，于是亲自到天津踏勘查看，疆界和田理都了如指掌；那些一边耕田、一边练习射箭的屯童，确实有其土地、有其数目，也确实有其人。去年只有六百亩，如今已达到四千亩；过去一眼望去尽是青草，如今满眼都是金黄色的庄稼。鸡犬之声彼此相闻，鱼蟹一网就能捕获，风景依稀相似，完全像江南。即使秋水灌入河道之后，庄稼丰盛的景象仍然很可观。这些都是前任屯臣张慎言、新任屯臣马鸣起苦心经营的实际成绩。臣到这时才相信屯田之事可以兴办，屯学也可以办成。确实能够办成它，有七项便利。臣去年到各州县主持科试，告知愿意开荒入籍的人，所到之处都有人拦路申诉；而本道已经考察选送的人，臣也不敢收取。一是担心以外来客民混杂本地主民，立即引起土著的争端；二是担心有人没有田地却开具名额，为日后冒滥留下途径。屯学设立后，地方就不会发生争端。况且田地必须在天津，每一百亩田只能入籍一人，谁肯捐出重金开辟荒地，却让别人借此入籍呢？田既是清楚确定的田，人也是真实在籍的人，这是第一项便利。海防营田每亩收租二石，士人与士兵应当有所区别；恐怕数额过多，难以长久维持。每亩田收租一石；每次考试一百人，就能得到租粮一万石；考试一千人，就能得到十万石。按日计算虽然不足，按年计算就有余，这是第二项便利。况且既然凭屯田入籍，就不得不让田地世代相传。田地荒芜的黜退，拖欠租粮的黜退，报告改学的也黜退。只要想想名分和道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样士子世世代代守着自己的事业，国家也世世代代收取它的租粮。这和把爵位卖掉、收取粮食，像正午市场上交易完毕便各自离去、互不相顾相比，怎么样呢？何况如今欺诈伪造公然流行，连半锾钱和一粒粮食都没有进入大仓呢？这是第三项便利。去年天津刚设立官庄六百亩，秋收三千石，只是为了给百姓作个榜样。然而牛力、种子、车辆、梁木、房舍、劳工雇觅等费用，数目很大。有合适的人，田地就能保存；没有合适的人，田地就会荒废，哪里能总是找到卢观象这样的人来负责呢？屯学实行后，听任人们自行耕种，不必看到金钱支出，只能看到籽粒收入，所谓少量支出反而胜过大量支出，这是第四项便利。平时无事时，天津一钟粮食足以抵得五钟。如今军粮告急，又担心山海关成为咽喉而被截断，东南用附近的田地供养附近的士兵，一钟足以抵得十钟，这是第五项便利。近来妖贼作乱阻隔，白粮不能按时送到，百官的常俸甚至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事情的苗头已经显现出来了。如果每年增加数万斛米粮，即使不敢说能供应尚方的用度，也可以希望真正填饱朝廷官员的肚子，这是第六项便利。况且这些努力耕田的人，大多是富裕而才俊的人。实行三年以后，拿着耰锄的农民，就能成为镇守千城、横持长槊的儒者，也能成为发布檄文、通晓文书的人。把已经厌倦的事情转向人们原本不熟悉的事情，其中的便利还有第七项，臣暂且不敢深说。臣曾经经过穷乡小邑，那里文教浅薄，士人只是沿袭旧例，不得不按名额录取。其实提笔将要落下时，未免违背内心。如今这些远道前来入籍的人，同样都能执笔，成为储备于王国的栋梁；同时又能凭借举足耕田，帮助县官解决急务。谁不是我们的人民，为什么却要吝惜不给他们机会呢？坐着的人有肉吃，赤脚的人却只能像鹿一样奔走，这实在太不公平了。道臣说得好：卫所有学校，军人的子弟可以成为士人；运司有学校，商人的子弟可以成为士人；可是从事火耕水耨的人，却不能和扛戈负贩之人的子弟一同享受圜桥观听的荣誉。这番话大概是有所激愤的吧！所以今天关于屯学的议论，确实应当照卫学、运学的体制一体施行。然而录取完全凭文章技艺，黜退也完全凭文章技艺。不必另建学宫，也不必另设学官，廪饩也不必由学宫另行支出。只有设立学校的名义，并不增加学校的实际事务，不过是增加几名博士弟子员罢了。只是科举人数逐渐增多，中式人数也会随之增加；这还要在数年以后。但增加一名举人，就会增加数十万石粮食的收入。国家又何必吝惜辽东的科举名额，而不为屯士开辟取得功名的道路呢？臣三年耗费心血，两次亲眼见证，确实看到了这七项便利；加上该厅的七项议论，也都是已经试办、即将形成成绩的事情，所以才敢和屯马御史马鸣起一起据实上奏。然而这并不是臣和屯臣的空言。臣在津门会见寺院董应举，看见他忙碌惊惶，极其劳苦；但事情属于创始阶段，终于难以安排妥当。若使屯学兴办起来，由屯臣按亩管理，微臣负责收录入籍，那么大概可以事半功倍，共同取得成功。否则，取得功名的道路不开，即使再增设十名寺院官，每年拨出帑银十几万两，哪里能只靠一人一手一足就取得成绩呢？恭请皇上俯察臣的愚诚，这不是泛泛而谈、悬空陈说所能相比的，请立即恩准，以完成今年秋季清理场地的准备，并开启来年春天开始耕作的端绪；屯政幸甚，士子幸甚。臣愚昧至极，却深感荣幸。巡行河间、办理入籍子弟的事情，专等皇上裁决，臣怀着极其激切的心情等待命令。○论照比例建立武学

译题为《按照成例建立武学，以整顿武备、扩大培育人才之事》。据大名兵备按察使詹尔达详细申报前事，其中说：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据大名府知府赵琦详细申报前事，其中说：文武并用，是治理国家的常道，何况射箭是六艺之一，古人常常在祭祀时暗中练习它。即使国初的法令中，考中者也要考骑射。自从太平日久，重文轻武，于是把弓箭搁置而不再讲习。如今三韩的土地沦陷，黔蜀的凶悍之徒像鸱鸟一样张狂，也不是可以苟且偷安的时候了。与其在草野中寻求能够折冲御侮的人却没有响应，哪里比得上在学校中培养抵御外侮的人，或许还能得到人才呢？当今承蒙本院忧虑时局，重视培养士人学习射箭，鼓舞诸生，一时间学生都能射中靶心，京畿附近也一致受到影响而趋向习武。然而议论者仍说，合在一起不如分开，兼学不如专学。因为那些能够作文而又能拉强弓的人，不担心没有进取之路；只有力量足以射穿皮革、技巧能够射穿杨叶，而辞章修养不够的人，若弃置不用，未免可惜。如果骤然把他们提升到文翰之林，终究不是他们的本色，恐怕反而会受到浮薄之人的讥笑。所以分设武学更便利。上马可以击贼，下马可以写露布，难道不是有用的人才吗？如今武艺不能振兴，正是因为人们玩弄柔弱的笔墨，承袭轻慢舒缓的风气，以不能跳跃奔走为耻，却没有驰突作战的作用。因此有人不学习孙武、吴起的兵法，却学习风雅辞章；不熟悉韬略，却只会刺绣佩巾。即使每天讲说敦厚文雅，能成为将领吗？难道赋诗真的能够击退贼寇吗？所以专设武学更为便利。这是大名习射童生彭鲲化等人、习射武生李嘉言等人提出创设武学的呈文，乡绅也有广泛设置武生的议论。本府阅读乡绅关于广置武生的议论，其中说：所谓广泛设置，是说两京虽然有武学，不过是用来教育纨绔子弟和贵族后裔罢了。现在想把这种制度推行到各郡各县，把【原文有疑误】的士人全部收取，养在学校之中，以武经、将略为专业，以勇略、骑射为科目，完全按照诸生平日课习的制度办理。考试时，由县选拔送到郡，郡选拔送到监司，监司选拔送到台使。凡是合格的人，发给衣巾，免除其本身差役；优异者免除其全家的差役，都按照诸生进学的事例办理。台使每年考试，监司每季考试，郡县每月考试，每次考试都分等次，酌量实行奖赏和惩罚，也按照诸生考试的事例办理。遇到乡试武科，就从其中汇总选送应试，按照诸生参加科举的事例办理。其中有特殊技艺、特殊才能，屡次考试都列为优等的，除奖赏外，还可以咨送任用。那些懒惰怯弱、不能振作的，要随时淘汰【“时汰斤之”疑为脱误】，按照诸生优劣的事例办理。遇到学政按临，愿意改参加儒学考试的，准许直接送到学院，免去汇考，像乐舞生的例子一样，并且稍加优待。他们学习的地方，各自利用教场、射圃，不必增建校舍。督促训练的责任归属郡县，不必增加官员。总的说来，就是开辟他们晋升的道路，使他们有所向往而奋发；加重提调官的权力，使他们有所顾忌而不敢欺诈窃取。又不作一切束缚人的文书形式，以免妨碍他们的专业并增加扰累，这个办法十分便利。只要实行而不厌倦，就会看见执弓射箭的人和戴冠束带的士人并驾齐驱，都能凭自己的力量在功名场上立足，武学便不会受到压抑。人们知道习武有前途，那么凡是豪迈敏捷、任性使气的人，也不难低头接受上级的磨炼，以鸣剑登坛为荣，不再以轻浮冒进、触犯藩篱为意，武备也不会再衰弱。事情平定时，聚集人民进行教导训练，可以文可以武；事情紧急时，有勇力又懂得方法，就可以作战、可以防守。千座城池隐然有声，保障巍然屹立，武备甚至不必等到仓促张皇时才准备，自然就完备了。这就是所谓率领子弟来保卫父兄，充实门户墙垣来巩固内室，和靠驱使、征召来办事相比，功效相差万倍。缙绅的议论就是这样，其中说得最为详尽，也确实可行。即使本府原籍滇中的州县，也有武生，都是附属于儒学，其升降、黜陟【原文作“黜陡”，疑为OCR误字】大略和文士相同，正如议论中所说。何况畿南、神京外户的人民，慷慨而崇尚勇武，这在古代记载中已经说过。如今宪台以习射为条件招收武童，一时间入选者已有二十二人，能够拉强弓、射中目标的人都希望磨炼自己、显露才干，难道能做一次就停止吗？似乎应当题奏确定为法令，以储备更多人才。学校不必另行创建，就利用庠序；学官不必另行设置，就由师儒兼任；总的以射箭能力为主。能射箭而且较为熟悉制义文章的，就选取他们；能射箭而且能够谈论方略的，就赶快收取。即使辞章不工整而技艺超群、勇力出众的人，也可以间或收取。总之，必须先确定名额，才不至于开启滥收的开端；考试必须严格，才不至于打开侥幸的道路；接待必须有礼，才足以显示鼓励和激发的权力；还要兼习文艺，才足以洗除粗鲁愚钝的耻辱。这样一来，对于成为国家屏障和心腹的人才，如果没有人振奋努力、期待效命，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说武科未必能得到人才，那么如今以辞章取士，难道完全合乎古代乡里选举人才的制度吗？然而名臣硕辅全都凭此起家，即使唐代的郭汾阳，又有谁不是通过武举进身的呢？大概上面所趋向的，下面就会趋附；如今上面拍着大腿叹息人才缺乏，吟唱《大风歌》而思念猛士，如果确实开辟道路来招致人才，难道没有闻风响应的人吗？缘由和文书送到本司，呈报本院，承蒙批示：根据议论设立武学，以储备人才。而且蓟、密、永、河各处都有成例可以仿照，应当赶快举行，以顺应舆情。顺德、广平二府事体相同，一并议妥，以便具题缴送。承蒙这项批示，随即据顺德府呈报：请求按照北郡成例建立武学，以培养人才、振作士气。事情是这样的：治理国家要用文，平定祸乱要用武，这件事确实十分重要。自古培养士人，有“薪槱”的典制；《诗经·小雅·棫朴》有“济济辟王，左右趣之”的说法，文武本来就不可分离。因此我朝培养人才，两京都设有儒学和武学，各学都有官员，负责教授。靠近京城的保定、河间、永平三郡，也各有武学，因为京畿是控制四方、以重驭轻的地方，武士不能被视为无用之人；学校是将相起步的地方，纲纪网络不能偏废。每年学院送往武学培养的人才，数量很难计算。只是想到顺德、永平、保定、河间本来就是近水楼台，正定、顺德、广平、大名也都是国家的股肱良郡，它们拱卫神京，同样十分重要。

译那些士人唱着“鹰扬”之歌，在乡试中取中名次，为什么北郡设有武学，唯独南郡没有？北郡稍微能够拉弓的人，都可以列入生员行列，改变身份、显露头角；南郡即使有人射箭能穿杨叶、破箭靶，也只是区区与平民为伍，这不是用来表示激励劝勉、崇尚武功的办法。何况自从叛乱猖獗以来，人人都想请缨出征；从中山以南，都是赵、魏的旧地，仍然有许多悲歌慷慨之士，听到国仇便奋臂磨砺，隐然有封狼居胥的志向。幸而承蒙本院按临阅文，又兼以阅武，许多士人纷纷响应，操弓射箭反而胜过执笔作文。上等的文才足以使文章光耀七襄，射箭能穿透七层铠甲；下等的也不至于遭受急风吹缓箭、弱臂驾驭强弓的讥笑。假使同北郡武学的诸生较量，在甘蝇、飞卫那样的射术道路上，还不知道谁应当绕树奔走。可是北郡有学校来收录、培育他们，南郡的士人却独自散处草野之间，混杂在百姓行伍中，容易丧失志气、荒废学业，在上位的人也负有责任。昔日寇恂任河内太守时，发文书给属县，讲习兵法、练习射箭。如今幸逢本院先行加以重视，拿弓而来的士人多如云集，本府不必再发文书讲习了。只是武学不设，终究是畿南缺少的一项典制。伏望本道转请学院详议，在每个府创立武学。即使武学一时不能建立，也暂且借用儒学的名义，来收纳眼前这些学习射箭的士人。即使已有武学，也不必另设职官，暂且让儒学官员兼任，以节省俸禄、薪柴和衙舍的费用。这样对于首善之地的人才和京畿的精神气象，未必没有些许补益。又据广平府呈文，请求设立武学以修整武备、扩大培养人才。臣私下考察，畿南数年来没有一年举行乡试；即使举行，也不过是在有限的篇幅和短暂的时间内衡量文章，只按一天工夫的优劣来定六等赏罚而已。士人生长在这里，尚且不知道弓箭是什么东西，更何况说学习射箭呢？如今承蒙本院怜念时局艰难，慨然恢复古制，在执笔作文之外教他们射箭，在录取文章之余扩大武艺教育。一时间，读诗书的子弟了解上面的旨意，听到风声便磨砺奋发，也不难竭尽张弓射箭的力量，射出能深入箭靶的箭来。这样一边审察考核，一边准备弓箭和箭囊，能在百步之外射穿杨叶的人将不在少数，而能拉开强弓、射中目标的人也将肩挨着肩。平干、墨子郡中没有能力仰望京城学校的边际，如今仍登记在册并记录如下：精于射七箭以上的有二三十人，善于骑射的又有四五十人。这几十个人，先前难道不是只舞弄柔弱的文笔、想着攀附青云的人吗？如果骤然把他们抛弃在宫墙之外，恐怕会违背他们向往进学的初心；突然把他们混同于章缝儒生的常例，又会给后来的人开启侥幸求进的门路。只是，文章不能达到“七襄”而力量能够拉开五石弓的人，上面不难以武生的名义录取他；学问能够讲习《六韬》、技艺又能使箭穿透七层铠甲的人，上面也不应只以武科的途径为他开辟出路。平时没有战事，就让他们效法我军练习射箭，可以观察其品德；有战事时，就鸣响响箭、控引强弓，可以抵御侮辱和侵扰。这样，虽没有武学之名，却有武学之实；虽不是儒士的资质，却有儒士的用途，实在是一时的便利办法，也是千年可行的良好制度。应当参照大名府的议案，把武生附属于儒学，由教官主持管理，每月考试，每年考核；各种优免和礼遇，都可以比照京城武学诸生的条例。这样或许人人都会奋发建立干城之功，而国家也能收到将士登坛任用的实际成效。各项缘由呈报到本道后，据此看来，文武两条道路，古代本来是先有迟早之别，后来才分开的。文职用俎豆礼仪排斥军旅，武职以长戟嘲笑毛笔，彼此不能相容；然而又有以礼乐修饰太平政治的，武力用来平定祸乱，二者也有相互补益之处。如今天下安宁已久，武备日渐松弛，同宋室的声威仪容相比有什么不同？三韩不安定，竟然惊惶顾望而没有办法对付吗？那么国家对武力的需要，哪里有像今天这样迫切的呢？于是台台谋虑周全，桑士警戒恳切，下车伊始便着手处理，还没有考校文章就先比较射术，广泛录取了若干武童，恢复他们的身份，并准备上报皇帝，明定为法令。一时间，张弓射箭的人纷纷受到感召，慨然提出设立武学的请求，真是宏大的谋划。只是正值兵荒交困、内外交相冲突之时，突然议论创办武学，不仅时日来不及，实际上力量也无从支撑。不如以广泛激励的心意，实行通融变通的办法：把武学附设于文庠，不必另建学校；由儒学教师负责督导，不必另设官员；以演武场和练习射箭、饮酒的场所作为训练区域，不必另建场地。尚未达到录取标准的，晋升阶梯就从县到府，再到监司、台使；已经达到录取标准的，省试时就同时采用勤加考察、优者录取、劣者淘汰的办法，乡试举行武科时，便从中择取升录来应试。至于多次考试成绩优异的人，仍可通过咨文送上录用；愿意参加儒学考试的，也准许再赴本院甄别收取。总之，略轻文章而重射术，所作的激励和拔擢，完全依照诸生的条例；既然用国士的待遇对待他们，难道会有人不以国士的实际功绩来报答并登用吗？有人说：“《天保》治理内部，《采薇》治理外部；军队的仪容不进入国家的仪容，国家的仪容不进入军队，二者道路本来分开，为什么要把学校合在一起？” 这话不对。古代把兵役寄托在农事之中，以内政兼理军令，以敦厚和言辞掌管抵御外侮的事务，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今难道独独不能以文庠充当武学，以儒学教师充任武学教师吗？何况在文墨之林中游习武艺，左边受陶冶，右边受教化，日积月累地磨炼，便会有飞扬奋发的气概，而没有诡诈偷窃的习气；有轻快舒展的风度，而没有鲁莽愚钝的姿态。即使只在近处自我树立，也已经足以让人观赏。何况再宽容地让他们逐级晋升，若能担当一方重任，就谦让如公孙，仁厚如国华，高雅如武穆，谁知道不能从今天开始兴起呢？那么，确实可以相信，把武学附属于儒学这一建议，是可以颁布为法令、用来壮大国家防卫的。以上意见呈到臣这里，臣私下考虑，顺天府设立武学，由专官督导，与文学并列，这是祖制，实在有深远意义。即使蓟、密以及永平、保定、河间等地，每年从中议定武生六七十名寄学，他们是否真正合格，都无法知晓，但这种做法沿袭已久。唯独正、顺、广、大四府竟然空无一人。八郡之中，偏废到这种地步，实在难以理解。难道是边近之地重视武力，腹里地区重视文才吗？不是上级吝惜不给，就是士人轻视而不愿从事罢了。如今再不办理，就危险急迫了。臣任学政，依照《会典》以及钦定约束，申令诸生练习射箭，也让他们的子弟一同练习。

译一时间，儒学童生文质彬彬，家家备有弓箭，人人准备箭囊和箭矢。除去文理平正通达、臣收入学校的以外，其余人数多得不能尽数收取，但也不忍心抛弃，并且恐怕其中有人最终不能作文。臣最初的心愿，实在是想把有用的文章同有用的武艺结合起来；如果反而抛弃有用的武艺，转而趋向无用的文章，实在令人非常惋惜。北面四府有武生的名目却没有实际，南面四府有武生的实际却吝惜不给这个名目，这就是士绅感到不平而发声、道府因此援例请求的原因。近来据景州、枣强、武邑、衡水报告，捕捉和抵御妖贼时，多数都是生员和童生，臣已经发文办理，除分别给予奖赏外，激发人心全在这一举措。因此应当参照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的事例，每逢考试，臣亲自考察儒学童生；能射中五箭以上的，准许收录参加考试；能射中七箭以上的，准许授予武生的衣巾，恢复其身份，并附入儒学之内。学校不必另设官员，也不必另行增加编制。能够作文的，直接送交本院参加武科考试，到了武科年份便从这里起送；既不能作文，又不能习武的，予以黜退。至于永平、河间、保定、蓟、密等处的武生，准许臣在巡行时严格加以甄别，务必使文才成为真正的文才，武艺成为真正的武艺；这样或许名实各相符合，彼此竞相勉励而实行。过上二三年，怎么知道不会有岳武穆从诸生中奋起，也不会有郭子仪从武举中崛起呢？既然已经经过道臣查议，按理应当具题上奏，伏乞圣明俯赐批准施行。《急救辽东饥寒疏》题目是《急救辽东饥寒事》。皇上登基以来，用人行政，美善之处无法全部叙述；而首先关注东征将士，慨然发放国库银一百万两。人们只知道皇上如此广泛而厚重地施行恩德仁政，却不知道这既能寒敌人的胆，又能壮大我军的士气。眼下敌人不敢跳梁，将在限定日期内被扑灭，成功的关键首先就在这里。本来知道皇上的谋算神妙，不是臣子所能仰望赞助万分之一的。臣听说大规模战争之后必有大荒灾，大荒灾之后必有大疫病。近来据经略揭报，再参照往来传闻，辽阳千里之内土地荒芜，草料粮食全部空缺，人和马倒卧在道路上，尸体纵横相枕；那么今天辽东的祸患，又不在于没有银子，而在于没有可以使用银子的地方。为什么呢？辽东自从用兵以来，米粮价格暴涨，加上荒旱之后，每石米要四两银子，每石粟要三两银子，而这一石还不到山东的四斗。总计一百万两赏银，分给十五万军人，每石粮食约合六两银子，这个数目不能说少，但这六两银子只能买一石五斗米。即使是富人，也难免抱着金子饿死。况且各名军士每月的军饷，河东是一两五钱，还另有三斗本色粮食可以救命；河西是一两二钱，全部拿去买米，也只能得到三升，何况没有市场可以买粮的地方，粮价一天比一天上涨，已经无法支撑眼前的生活，又怎么熬得过冬春呢？不出几个月，辽东必定没有百姓；没有百姓，哪里还能有军队？没有百姓、没有军队，即使积累金银如山，又有什么用处？臣所说的不是没有银子的祸患，而是没有使用银子的地方。如今的办法，是赶紧截留漕粮二十万石，趁着风帆运输方便，运到那里，让河西、河东一体均分本色粮各三斗，仍然酌量扣除其折色，等到来年春天耕作有收成后，再行处置。昨天巡饷的臣子已经议论到这件事，这是今天救济饥荒的第一件急务。近年征调各地士兵，都是在春夏出发，夏秋经过都城，衣服已经典当完毕，赤身裸体、身体瘦弱，大多像病鹤一样；不只是没有坚固铠甲，甚至连一寸布帛也没有。长期戍守的客兵，大都如此。凉秋九月，塞外草木衰败，转眼到了隆冬，饥饿而死的人之外，又将有冻死的人。臣愿陛下恻然怜悯，发放国库银二十万两，敕令户部，让廉干司官迅速购买花布，星夜解送辽东，每名军士发给布二匹、花二斤，完全照岁末发给京军的办法办理。其余赶骡赶车、剥皮剥骨等劳役，也酌量增加赈济抚恤；这样，施予衣被的恩惠正好赶上投水救人的时机，而将士裹尸马革的忠诚，也就在帷幕覆盖之下得到成全了。这又是救济寒冷的第一件急务。臣听说：敌人极其接近，而且饥饿到了极点，形势不得不决战。我军使自己吃饱，才可以等待敌军饥饿；使自己暖和，才可以等待敌军寒冷；用使我军吃饱穿暖的仁政，才可以等待骄横而残暴的敌人。这就是淮阴侯所说的反过来运用事理。听说经略正在谋划奇策以制胜，蓄养锐气、培养威势，行动已有所等待。而长期戍守的客兵思念故乡，也以尽快决战为乐。臣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承受战斗，但如果既温暖又饱足，却来到战场不能一战挫败敌军锋芒、报答朝廷，那么雨露降临之后便有霜雪随之而来，陛下的天威又有谁能够宽免呢？伏乞皇上下令户部，截留漕粮二十万石，多储备粮食干粮，接济啼哭饥饿的人；再发放国库银二十万两，购买花布，用来救济因寒冷而号哭的人，鼓舞人心、壮大抵御敌人的气势，全在这一举措。臣并非不知道皇上已经发放一百万两，如今又提出这种没有止境的请求。这样的衣被之仁，如果不是出于皇上的特别恩典，就没有办法使将士感动流泪，所以臣才冒昧请求施行，以完成一百万两所带来的宏大恩德。至于长久的办法，必在于疏通商业、优待商人，以有利于百姓生计；减少徭役、开放屯田，以使百姓安乐地从事生产。河东专门负责军务，河西专门负责屯田，这样或许还有救。新任巡抚袁应泰自然能够办理这些事情，总之只需再发布一道明确的诏旨加以申令和修饰罢了。臣激切惶恐至极，实在无以任受。《辽士万苦千辛疏》

译题目是“辽东士人历尽万般苦难，辽东学校朝令夕改”。臣谨慎斟酌其中异同的意见，制定统一的方案，用来培养士人的志气，扩大皇上的恩德。臣以为，三韩动荡，万姓流离，在土地膏腴被毁之后，又接着遭受琐尾之灾。即使是青青的读书人，也像鸟儿失去巢穴，像狗失去主人和家舍，仍然辗转奔波，只因眷恋祖宗三百年来尊重贤才、供养士人的恩德，忍死求生来归附皇上。皇上既已命令寺院赈济他们、安置他们，又命令臣等培养他们。这些政令体现了上天不忘辽东，也体现了皇上不忘辽东士人。臣是负责督理女真内地学校政务的人。今年春天三月，事务将要办完时，接到都察院准许礼部咨文，嘱托臣考试辽东生员。臣虽年老病惫，也不敢推辞劳苦，于是调取三辅附近各州县居住的辽东生员，酌量发给路费，让他们前往通州。除去在山东的人员不准收考，又查出假冒生员一百八十名不予考试外，根据安插册籍，彼此作保、相互辨认的，共有四百二十名。经过严格考试，取一等试卷四十名，二等试卷七十九名，三、四等人数各有差别。想到他们辗转迁徙、无所依靠，仰体皇恩浩荡，姑且免去五、六等的淘汰，以表示优待抚恤。新取的儒学童生九名，案卷已经确定，现在应当讨论如何安置他们。臣私下认为，如今安置辽东士人的办法，议论也有很多。有人认为随处寄籍学校便利，这就是礼部仪司会同办理的文书所说的办法。有人认为另建一所学校便利，这就是寺臣董应举屡次分条上奏的方略。有人认为附寄天津屯学便利，于是把屯童交纳的粮食作为廪饩，这就是礼部郭兴言分条奏陈学政的办法。臣请求在这些意见之间采取折中。随处寄学，其实是安插的别称。安插有利于分散各自居住，如同出行的人各自有家；考试有利于合在一起统一归总，如同京畿之地有可以停留的地方。假如一个人考试，不能判定甲乙；三五个人考试，也不能判定黜陟。廪生、增生应当分到哪里？科举名额应当定在哪里？出贡的次序应当排在哪里？势必要合在一处，然后等第才有高下，先后才有次序。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道理。寺院议定捐出国库银一千两，建立学校已经有了资金；选择河西的水阁，又选择杨村河东之间风气稍盛的地方作为辽生学习之地，也已经有了地点。这本来是寺院经过艰苦思虑提出的长久办法，但必须等部院题覆、明确诏旨批准施行，恐怕还要在多年以后。辽生归依无所，四处观望不定，不能等到早晚；而臣也将要离任，不能再等了。如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能否在寺院和礼部郭兴言两种意见中采取其一并加以变通？屯学拟议附属于天津卫学。天津军民混杂往来，再附加屯生，又增加四百名辽生，未必会欣然接受。臣反复思考，寺院驻扎在武清，武清本来就是辽士聚居的区域。所委署的学印官刘永茂也随同驻在武清，不如把辽士的学籍寄名在武清，就由刘永茂统领诸生。册案上平时没有事情时，就让他们各自随便居住；临到考试，再发檄文召集他们到来，就像今天府学的做法：考试完毕便散归各县，临考时再归并到本学。等到新学校建成，再另行安置；它的教官职责只限于帮助办理起复、申请等文移事务，不得营求私情、干预门禁、催逼追呼，使诸生不能安居并失去性命安全。臣谨慎斟酌，在十五所学校之内、四百二十人之中，可以相当于一个中等府学；确定一等四十名为廪生，二等前四十名作为增生，补充廪生名额并出贡，完全按照府学的条例办理。科举名额一百二十人，编号仍采用“辽”字，定额除去东面一名外，约取三人；等到士人纷纷兴起，仍补足四人的名额。其余一切旧廪、旧增以及虚假等各种名目，一概不准办理，完全以新案为准。至于有人以年深日久、旧廪生将要出贡为理由来申辩，不必说这些名额未必全都真实；即使偶尔有真实的，他们跋涉千里、出生入死，从腥膻鞑靼的余患中逃脱出来，还能保住旧日衣冠服饰，已经是极大的幸运了。如果一定要求人人都成为廪生、人人都出贡，又要十五所学校中的人全都分别符合廪生和贡生的资格，那么即使把三辅作为学宫、把江海作为泮池，也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欲望。何况仓促逃命时，廪生中有的来了，有的没有来；年深、接近出贡的廪生来了，而那些新近出贡、路途遥远的廪生没有来，这又怎么能说完全合乎情理、完全可信呢？安置不可因循，恩典不可滥施。臣为辽生筹划此事，已经审慎周详了。至于每所学校酌定出贡二人，听凭新任学院与寺臣共同商议，臣不敢参与。眼下最急需议定的是，有了一等便应有廪生名额。臣前一份奏疏所说，天津道申请屯童余粮尚存七百余石，应当依照礼科原来题奏的事例，将一等四十人每人暂时发给稻谷十石，作为天启三年的廪粮数额。那些屯生尚未送入学校，众人辛苦耕作，辽生安坐享食，也未必心甘情愿。天启四年以后，应当按照寺院的建议，以生员魏廷芬捐出的土地所产粮食供给廪饩，永远作为定例。这样或许鸟儿栖在枝头能够安稳，绕树而飞的身体可以安定；鼠洞里有余粮，饮河的小腹也能得到饱足。腹部充实之后，恢复元气；身体强健、内心安定之后，忠义之志才会坚定。臣在这三者之间斟酌，为辽东百姓谋划办法，就是如此。还希望从今以后，皇上不要忘记辽东士民有今天，辽东士民也不要忘记昔日有辽东地方这个整体。皇上的心，不要每天都把辽东百姓当作仇敌；边疆大臣体察皇上挂念辽东士民的心意，必须每天把恢复辽东作为要务。忠臣洒下新亭之泪，义士触动故国之悲，然后辽东才有希望恢复。至于刘永茂，过去以临城知县的身份被弹劾，回籍居住在寺院。念及他九死不改的孤忠，又能在患难中收容他，便委任他代理辽东学校事务，看中的是他与诸生休戚相关，对情况真伪都很熟悉。只是让一个名分不明不白的官员，办理真假难辨的事务，终究觉得不便。不如听凭吏部议定妥当后正式授官，礼部另发关防，这样政体和官制都能妥善，本官也能安心任职。他的俸禄、薪资、车马，也听凭寺院酌情办理，只有另行裁定。总请敕令部院施行。奉圣旨：这些辽东生员附属于武清县学，并依照新定条例，廪生、贡生都按议定办理；其余事项着令有关部门议覆。○礼部大臣不能遵守礼制疏

译奏为礼部大臣不能遵守礼制，恳请圣明下令迅速改正，以彰重大礼制、光大君主德行、尊崇君主权威。臣听说，观察礼制便可以知道政事的等级差别。历代帝王在夹谷完成会盟礼仪，齐国人便不敢加以劫持；披发之人在野外祭祀，辛有便预见晋国将先亡。即使在兵戎之中，也没有不重视祭祀礼典的。本朝礼制超过前代，至于皇后丧礼，史上并不多见，只有高庙、成庙时实行过，实录也没有全部记载。近来最显著的，莫过于世庙。臣查阅《大明会典》，其中《孝烈皇后丧礼》有一条：各王府、南京、浙江等十三省布政司以及直隶府分，由礼部请旨派官报讣。臣又查阅圣明诏令，其中记载有关孝洁皇后、孝烈皇后的两道敕书。第一道敕书说：皇帝敕谕礼部，朕的中宫皇后于嘉靖七年十月初二日去世，遵照祖宗旧制，一切丧祭礼仪，都由你部详细开列，在京文武衙门各自遵行；并立即通知各王府以及在外文武衙门，以听到丧讯之日为始，哭临三日，穿丧服二十七日后除服，全部免除进香。因此特此谕令钦遵。此时为嘉靖七年十月初四日。又一道敕书说：皇帝敕谕礼部，朕的中宫皇后于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去世，朕遵照祖宗旧制，一切丧礼仪式，由你部详细开列，在京文武衙门各自遵行。朕想到皇后曾说：‘我死后应当遵守常典，皇上的身体最重要，请不要挂念我。’ 现在朕想到皇后的遗言，王府和外地官府进香会扰民道路，便立即通知各王府以及在外文武衙门，以听到丧讯之日为始，哭临三日，穿丧服二十七日后除服，全部免除进香，以安慰皇后的心意。因此特此谕令钦遵。此时为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会典所记载的请敕内容如此，诏令所记载的敕书内容又如此；况且从请敕到得到敕令就在两日之内，煌煌圣书明白如星日，不仅臣子不敢擅自违改，就是圣子神孙，谁又敢凭自己的意思增减呢？所以大行皇后去世后，皇上首先谕令礼部一概从优厚办，以至于议定谥号，便令传宣；开启玄宫，也令提前办理，都是仿照高皇帝、文皇帝、肃皇帝时期的旧章施行。这说明皇上遵守典礼和祖宗家法，丝毫不敢逾越。近来的报讣一事，阁臣没有拟写敕书，礼臣没有请发敕书，拖延了半月以后，才开始派官，而且又颠倒了会典的规定。礼部请敕的原文写的是‘请敕本部’几个字，这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无法知道。该部刚刚上疏催促，阁臣却没有上揭说明，忽然上题报知，直接携带批文前往报讣，又遗漏了真保二府以及山西等地，令科臣惠世扬另行等候旨意。这种迷乱错误，实在令人震惊。诸臣中有的已经执行了，有的爱护皇上的礼制而不肯执行。臣如果不早些说明，迷误就会越来越深，错乱也会越来越严重。请先说其中不可行的地方，然后再说补救纠正的办法。让天使传达敕令，百官开读，在龙亭郊外迎接时，沿路官员俯伏，却把礼部的批文当作朝廷敕旨；这不行，一是普通差遣也都奉有正式文书，尊贵的皇后反而不能享有与王府丧礼相等的礼仪。二是大臣的祭葬礼仪，不能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传示天下、书写后世，使人说皇上徒有优厚的名声，却反而吝惜这种惯常礼仪，失去最大的信用，损害美名。三是有敕令才叫遣派，无敕令只能叫委派，不能把朝廷侍从当作宗伯的委任官。四是有的地方派官，有的地方不派；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以天下一统的车书制度造成割裂的景象。五是明旨接连下达，圣明本来没有成见；桐封的事情已经两次办理，刑部、工部也承蒙间接准许，却把毫无根据的揣测当作依据，仰承宦官的鼻息行事。六是礼制，上下共同遵守；下属依礼侍奉上级，上级才开始依礼对待下属。一旦打开权宜之门，在下便成为题报，在上便成为墨敕；大臣防微杜渐，应当严防这种渐变。七是有这七条不可行之处，礼臣还有什么可以自我辩解的呢？现在补救纠正，还来得及，仍可算是及时回头。怎样补救呢？只须处理好‘请敕’两个字罢了。拟写敕书是阁臣的职责，请发敕书是礼臣的职责。阁臣仿照祖宗朝的旧典，当天拟好敕书上报，请到宫门，请皇上批一个‘是’字。得到敕书以后，礼臣一面誊写黄纸，随即发给尚未执行的各宫前往办理；一面派人通知已经执行的地方，在途中暂且停止。这样，虽然已经失礼，或许还保留着补救礼制的意思。光大君主德行、尊崇君主权威，都在于此。若礼臣孙如游，或许只是偶然疏漏，或许另有意旨，可以赐予明白谕令严加责备，也可以令其检举说明后姑且宽容。臣等了解他的平生，不忍像鹰鹯追逐鸟雀那样逼迫他；礼臣夜深自省，又怎能逃脱《相鼠》诗所讥刺的责难呢？臣不胜激切，等待圣命。○专门设立援助辽东事例疏

译奏为专门设立援助辽东的事例，以解决急需。臣私下认为，卖官鬻爵这一途径，本来就是衰败时代苟且的政治。即使卖出一个官职、得到一笔钱，也不过是从一个官职中获得一笔收入，薄薄地交给公府，厚厚地从民间偿还。朝廷和吏员做交易，吏员又和百姓做交易，有见识的人都以此为耻。到了今天，却公然进入市场攫取官职，甚至完全不用金钱。议论的人认为这样不如现行办法方便，但如今战争兴起、事务繁多，不能停止这种做法；即便想从中调和，也终究无法调和。搜刮商人财货等做法，都是扰乱政事，而且零碎琐屑，没有实际帮助。臣曾对科臣官应宸、台臣房壮丽说，不如专门制定援辽事例。这两位大臣先后各有条陈，皇上已经听到了。臣请求再说明一次。臣听说太仓目前从外地解送来的钱粮不满四万，两年所收的事例银也不满二万，说起来实在令人寒心。大司徒不是没有开门招纳，巡视、监督也不是没有睁大眼睛寻求，但没有人响应，为什么？因为真正的人反而困穷，虚假的人却容易售卖。那些人看见，缴纳钱财以后还要排队等候冠带，取得冠带以后还要排队等候上卯，上卯以后还要排队等候选官；前后颠倒，背负财物奔走，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岁月拖延，壮志已经消磨；往返道路，盘缠耗尽；老死在京城，还没有得到一个官职，甚至抚胸自悔，认为自己再也不应走这条路了。真正的人困穷到这种地步，只好出于伪造。于是，孔方兄的钱全都变成黎邱子的伪作，杂乱而多端，无法一一追究。赏赐奸诈、教人怀有二心，事情本来已经渐渐发展到这种地步，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的办法，确实应当设立名为‘援辽事例’的制度，允许缴纳后立即选官。从中书、光禄序班，一直到府、州、县的首领官和佐贰官，每种官职规定应缴白银若干，再酌情减免若干，当堂验收兑付。巡视、监督各自收存一本账簿，再共同亲自登记一本，移送选司。本月缴纳银两，次月立即参加选补；送交账簿的名册先行发抄。选官以后，如果名册不相符合，巡视官可以持账追问。这件事极其简便、直接，而且人们又会欢欣鼓舞，像流水一样赶来，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为什么？早晨缴纳资财，晚上就能成为郎官，没有守候等待的痛苦，家中也有了转运资财的门路，这是第一项便利。钱在仓中，任命文书在堂上，吏员无从舞文弄墨，官员也无从挑剔揭发，这是第二项便利。青云有路，夜间没有权势，不必向当权者求告，也不必向权贵宦官寻求奥援，这是第三项便利。即使中书序班想加授寺副等官职，也照前例办理，随加随即覆核，不必向鼠洞般的卑微之处乞求粮食，也不必费力向皇华使者求情，这是第四项便利。市场之门一旦冷落，项上的首级自然会被除掉；过去挥手赶他还不走，今后招他也不会再来，这是第五项便利。还应开辟自首之路：凡是伪造文书而尚未选官的人，准许他在缴纳本等应缴数额之外，再酌情加以惩罚，然后仍授予原官，这是一条。已经选官的人，以及选官后因品劣而转任的人，一律清查；五年以内的，除追缴本等应纳数额外，仍分别查究惩治，这是又一条。其余各省、直隶之间一切移咨、移文等各种名目，都可以一把火烧掉。有人说：出缺困难，新旧人员滞留，吏员实际任职经历无法安置，户部、工部又互相牵制。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总计天下各类杂员，伪造的有十分之九；正如铨选奏疏所说，同一个人，前一段经历是真的、后一段是假的，或前假后真。只要设法清除淘汰，官缺就会不够使用，不出数月，人们便不会嫌选补迟缓了。全面查核太仓实际收纳、按次序移咨的名册，新旧交替使用，就不用担心积压滞留了。真正考选合格、经过历事的不过数十人，把他们分为大选、急选两项，以清除混杂，实际历事也不会被废弃。形势紧迫，应先查照户部过去办理水衡事例的办法，把事务都归于铜铁等实物，不如归并到一处，只分银两而不分事例，尤其能够切合实际；这要靠两部互相通融，也不用担心牵制。以上几项办法如果确实施行，每年可以得到军储一百多万，少说也不会低于七八十万。臣私下认为这是可以实行的。这不是臣的臆测。臣去年冬天查出伪官五十多人，把伪造文书送到部里的，部臣费尽心力搜查剔除，又查出六千多人。南京吏部一天就咨报七百九十九人，而且这些人又都是光禄序班等官职，官职越高，钱粮数额越大，该部必定应当移文催促追缴。这九百多人，追缴起来可以得到军储四五十万以上，部里自然有办法处理。臣想到这里，不觉抚胸痛心。御史的职责，是为人申冤、纠正冤枉；市民抢走一件东西，人人都会为受害者鸣冤，官府也会将他捉拿审问。朝廷明目张胆地开设官爵市场，却收不到购买一个官职、爵位的钱，冤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却没有人肯替它申理。皇上若要为此申理，罪责在于臣等，所以要堵塞流弊、截断根源，臣私下认为非专门设立事例不可。臣又认为，户部有督饷之职，就如同兵部有经略之职。如果让督饷大臣不能过问军饷，就如同经略大臣不能过问军务，那么专门设立这个机构又有什么用呢？臣私下考虑，尚书李汝华应当专门管理九边旧饷，辽东新饷全部交给李长庚办理，再选拔像耿如杞这样廉洁能干的部臣辅佐他，并且加重其事权；外地解送的钱粮不能接济时，听凭他们会同户科弹劾。就像附近边地的军队应当听从经略节制，过期不至，也应当追究。挑选不精，也听凭他们会同兵科弹劾。这样一来，同一个人的饥饱彼此知晓，头脚彼此照应。要节省公文往来、打破相互牵制，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而且可以分担劳苦，却不分割权力；可以分担毁谤，却不分割功劳，我想这也是部臣乐于接受的。如果这件事不实行，就会出现枢臣和经臣争夺兵权、计臣和饷臣争夺饷权的局面，那就万万没有不失败的了。皇上如果不认为臣的话荒谬，请敕令户部斟酌办理并具文覆奏。或者该部依据这份揭帖，题奏覆陈边疆危急的要务，也未必没有一点补益。○君臣共同克服艰难以巩固金瓯疏

译题为《天意未曾灭亡辽东》，人心不可抛弃。臣恳请圣明责己，并令诸臣各自责己，以免在一件事情上获罪于天，也免获罪于祖宗。臣看如今谋划辽东事务的人，都说：征兵，士兵逃跑；征粮，粮食耗尽；征马，马匹死亡；征牛，牛也死了。甚至百万硝黄，立即就用尽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说：这是天意！唉，这些人都是对皇上最大的不忠。臣曾反复考察古今兴亡、治乱的规律，发现乱世的终结，正是治世的开始。上天不但没有灭亡辽东的意思，反而有深刻的用意，只看君主能怎样承受罢了。《易经》说：‘蛊，是事情；败坏到了极点，才会有事情发生。’大概不败坏到极点，人们就不肯办事；事情有时反而因为有人办事而被说成多事。只有败坏到了极点，君臣上下都处在倾覆的巢、焚毁的栋梁之下，震风暴雨之中，于是沉醉的梦不得不醒来，嬉笑不得不变成哭泣，手和口不得不行动，肝肠不得不洗涤，蒙蔽不得不打破，旧有的套式不得不废除，时下的忌讳不得不放宽，禁锢不得不解除。这样或许能够在一番破坏之后，再有一番振作整顿。所以汉朝能够再次兴起，并不凭借一尺土地；唐朝在灵武、奉天，也都是在丧败之后成就中兴的功业。宋朝南渡以后，屡次受挫却屡次振作，仍然延续了一百多年。如果不是奸党接连作乱，未必会立即退到航海。因而说：‘祸乱发生，是上天用来开启圣贤的。’可是如今究竟怎样呢？今天天下的败坏，不能说没有达到极点；酝酿怀胎，已经有了辽东的事情；三年以来，也不能说不久了。然而从旁看朝廷之上，没有看到有人像长途争相负重那样替陛下分担一件事情；没有看到有人像推车必定前行那样共同承担一件事情；没有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发展到今天而有结局；没有看到将要举行的事情从今天开始。沉醉和梦境还像昨天一样，嬉笑还像昨天一样，手足和肝肠还像昨天一样，蒙蔽和旧套还像昨天一样，猜疑和禁锢还像昨天一样。有时鼓动，有时停止；有时哭泣，有时歌唱，就像喝了狂泉之水，又像遭遇白日里的魔鬼。面对面时忧愁显现在脸上，转眼就忘了；开口时情绪流露在言辞中，事情一到手就乱了。辽东的仇恨可以忘记，却有一件事绝不能忘记。中原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罪犯、罪将可以赦免，却有一些人绝不能赦免。空谷中被弃置的人才，属国、属夷可以任用，土司、土兵可以任用，却偏偏不能任用。考选台省官员，庸碌的辅臣忍心误国，却不思考；顽固的枢臣敢于误国，却毫不顾忌。眷顾留用变成严厉责备，严厉责备又通过宣谕传出，未必全都出自圣意。是不是这样，如果果真如此，就是皇上又忍心辜负国家，却不忍心辜负那些误国的大臣了。唉，热衷求进的人在夜间行走，害怕获罪的人苟且求得庇荫。诸臣为自身打算，尚且可以理解；陛下承担九庙的托付，怎么能把国家安危置之度外呢？今天的事情，请先从皇上做起，而皇上也不需要做很多事。只要亲临朝廷，接见群臣；拟写一道诏书，遍告辽东将士、天下百姓以及海内忠臣义士。即使圣体偶然违和，也应当召见两三位大臣，让他们割面仰天，抱头痛哭，共同商议大略。万一不能这样，群臣也应当排闼直入，叩头请罪，请求皇上作出决断。凭皇上的神武和九庙的神灵，十天之内，士气一定会改观，人心一定会团结。然后询问国人都说哪个是贤者，立即召用他，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询问国人都说哪个不可用，立即罢免他，以宣泄天下人的愤怒。一面召张鹤鸣辅佐枢密，并仿照先皇帝身边四位司马的旧例，以便分派任事；一面把祁光宗调往山海关，与文球根据时机调度。又仿照肃皇帝内外设置四位经略的制度，以抵御敌军长驱直入。一面责令李长庚专门管理辽东新饷，又赶快推举一名少司农专门管理屯田；一面下令考选、散馆的诸臣参与谋划决断；又赶快召回当年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和奉持节义的人。最紧要的，尤其在于任用人才的人。周嘉谟一向负有时望，天下都希望见到太平，可是如今干戈纷扰，铨选官员的印信却被尘封。至于百司的纲纪和百官的领袖同样重要：一方面有正官却让人代理，一方面有代理官却忘了正官，这难道可以全都归咎于天意吗？历来末世被俘的人，往往都是兴王时代的命世之才。堂堂天朝，难道担心没有人才吗？只要以天下人的心意任用天下的人才，让天下的人才排除天下的困难，自然会绰绰有余。又应当在兵部有关辽东的事务中另设人才档案：枢司必须可以任用为边道，边道必须可以任用为边抚，边抚必须可以任用为经略。任用人才的人，应先考察后授官，不要先授官后考察；被任用的人，应先衡量才能后录用，不要先录用后衡量。就像张鹤鸣一个人，左右摇摆，迟疑不定；薛国用一身才干，却如沟中流水，东西漂泊不定。徐光启满腔热情，却仍有人冷眼旁观；李植等人洒尽热血，却仍有人把他们当作死灰弃置。须之彦的才能足以进入内阁，作为协助练兵大臣的人，似乎不如让他兼任职方郎中并加授京卿衔；李乃兰一心精诚清白，若咨询广宁事务，似乎不如就近招揽廉能之才来收取实际效果。其他愿意去的人一定让他去，去了的人也一定使他愿意去。总之，希望每个官职都能配得上一个人的才能，每种才能都能用于一方事务；这难道不胜过一会儿起用、一会儿罢免，刚离开又回来，在宫阙上像旅舍一样轮换，在道路间交错往来，却对成败大局毫无补益吗？如果按照臣的意见，幸而辽阳能够守住，腹地没有忧患，经过两三年休养生息，再图谋讨伐，这是社稷之灵，也是臣的幸运。即使不能如此，也还留有后着和退路，诸臣仍可以不获罪于皇上，也仍可以不获罪于祖宗。若等到红白告急文书送到，才踉跄奔赴朝廷；塘报稍一停止，便安然以为无事，必然会断送辽东的腹地，断送国家，然后大家推诿说‘这是天意罢了’，那真是所谓获罪于天，便无处祈祷了。臣写完这篇奏疏后，看见经略大臣的疏中说：‘三位将帅分别防守，彼此联络、相互支援，不要轻易交战。’到了辽阳，刘总兵督率士兵在城上射击，本部院亲自督率川兵、土兵在城下拒战，臣非常赞赏。抵御敌寇必须在门庭之内，经略大臣深得作战方略；但敌情声势重大，或许会以全军压境，同时进攻三营，或许会让铁骑鸣镝，直接冲击一处，能够长久坚持吗？能够不与他们交战吗？张疑如果进攻抚顺，能够保证那里一定响应吗？回兵救援，能够不遭受腹背夹击吗？攻击敌人必然要救援的地方，能够不被诱骗而出兵吗？形势上辽东紧急而沈阳缓和，兵法以集中为主而忌讳分散；战机难以从远处推测，谋划贵在万全。这也是臣区区为国谋划的一片赤诚。臣痛哭流涕，悲切之至。○请求罢免臣下忠直官员，应当恢复原职疏

译题为罢免忠直之臣，就应当恢复原职；像微臣这样苟且求免的人，理应罢去。臣作为言官却提督学政，承蒙恩典被提拔授为大理寺丞，辅佐教化、申明刑法，没有一件是适宜的。臣伏念《尚书》说：‘臣下如果不能匡正，便是刑罚和墨刑；官员应当守职，言官应当尽责。’臣更加觉得自己不能苟且逃避。臣去年三月曾随同科道官惠世扬等人上疏，指出奸相、内监、外戚掌握兵权，并弹劾沈??隺、刘朝、郑养性等人。当时烈火中投入一根羽毛，臣自料不能幸免。不久，诸臣中有人告假，有人被告发，而熊德阳、江秉谦于是被贬。虽然表面上以微小罪名离职，实则借别的事端推究根本始末，总的原因都是这一道疏。后来原刑部尚书王纪继臣等人，因公正而发愤，在朝廷上疾声呼喊，于是遭到严厉谴责。侯震旸也因再次上疏而再次受谴。人人噤若寒蝉，霜露已成；有人捏鼻摇头，道路上的人都引以为戒。臣等早已没有料到会有今天。幸而上天开启圣明，不久之后，??隺因谋划让边军出行而败露，养性因勾连妖党而败露，如今又因谋划驻兵杭州而败露；诸臣所说的不幸之事一一应验了。诸臣又有什么辜负国家的地方呢？假如孽戚没有勾连妖党，没有谋划驻兵杭州，罪宦没有谋划让边军出行，那么??隺勾结关说的明显罪状，也不会败露到这个地步；王纪私下所说的话，或许还会被认为是为私事忧虑过度、计虑太深、憎恶邪恶过于严厉。到了今天以后，才开始悔恨当初忧虑得不够长远、憎恶得不够严厉。既然如此，王纪等人又有什么辜负国家的地方呢？王纪以大臣的身份做了言官的事情，而臣不能让自己以言官的身份与大臣一同受罚，甚至不能让自己与言官一同受罚。半夜反复自省，实在痛彻于心。屈指数来，敢于议论政事的臣子只有我们一两人。臣如果不说话，还有谁来说？从前国家有这种情况，众人都厌恶；如今国家有这种情况，简直如太阳当空。臣所以在痛苦稍定之后又想到痛苦，愿意为陛下倾尽一腔血泪。不仅如此，前些年一月之内，先帝遗弓之事使人再次哭泣，臣与杨涟竭力争论移宫，因为亲眼见到皇室孤危、避居宫中的艰险。当时宗庙社稷最为重要，臣等只知道有皇上，哪里顾得上其他？等到公疏、私疏上奏，触怒宫闱，谪臣单独的疏文传呼大臣垂帘处分，臣等一同向诸臣陈说，咬破手指出血，为臣寻求援救却没有办法。这是九月初三日的事情。幸赖皇上没有前往乾清宫，而是在慈庆宫取出臣的疏文亲自阅览，因而发下内阁票拟，微臣才得以活命。臣当时宁愿做褚遂良，不愿做许敬宗，早已把自己的决心表明，这些都在皇上多次谕令中。宫闱既已肃清，臣又仰求皇上恩礼选侍、仁至义尽的那道疏文，现在还在御前，实在与贾继春的揭帖在同一天发出。臣本应奉诏受到斥责，后来却蒙恩宽宥，而皇上对选侍的恩礼日渐隆重，事情就这样停止了。后来贾继春因为有人借用他的名义，不停地挑拨构陷，最终遭到严厉谴责。本来是一件事，却强行分成两个题目；本来是一种心意，却硬说成两个袒护。树想安静而风不停，水波想平静而礁石却不能消除。等到杨涟离去，贾继春也离去，两人彼此相见，言语上和内心都不能相通。当时科道官中所谓借贾继春攻击杨涟，又借贾继春攻击贾继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两次赐还原职，唯独把他远远遗漏，难道圣明的雨露有所偏私，还是人情的爱憎变化到了这种地步，使贾继春苦不堪言？去年他发出疏文以后，送给臣一封信，篇篇充满忠孝，使人不忍读完；其中痛切深悔，根源出于至诚，臣十分佩服。有这样的臣子，恢复他西台旧职，他一定能够清楚地不欺骗自己的本心，超然于世而不追逐人的牙慧。后来范济世到任，平生端正谨慎，不借助别人，也不接受别人利用，只因错误地把他人的话当成自己的过失，贾继春于是剖白内心以自证，替贾继春解释，这使贾继春刚刚摆脱被人利用的处境，范济世却又不觉陷入被人利用的境地。臣所惋惜的是贾继春，也惋惜范济世。伏乞陛下将王纪、熊德阳、江秉谦、侯震旸、贾继春等人一同恢复原来的官职资历。他们的忠直已经达到这种程度。臣先后都和他们共同参与其事，却侥幸逃脱了惩罚；不与杨涟一同离职，便有愧于杨涟；不与贾继春一同离职，便有愧于贾继春；不与王纪等人一同离职，便有愧于王纪等人。这些都属于所谓苟且求免。能够侥幸免罪，是皇上不可测度的恩典；不愿苟且求免，则是微臣立身处世的道义。倘若因为窃居现在的官位，闭口不言、收敛锋芒，既无过错也无声誉，不肯为诸臣在一片敷衍安宁中明白说一句话，便算达到目的，岂不是让鲁仲连笑话世人吗？至于词臣文震孟、郑鄤传授经义、抗疏进谏，成为一代的节义，为天子的门生增光，却使元年国体大受损害。寺臣满朝荐、科臣毛士龙、铨臣徐大相，明知会触犯禁忌，仍然有话必尽、有所知必说，有意表明忠心，使死者如生，使生者无愧。对于这些人，微臣有的没有见过他们，却私下仰慕其人；有的没有共同经历此事，却极其推重他们的义举；总之，他们都是应当迅速从罗网中解脱、应当赶紧恢复官职的人。颜之推说过：‘士君子立身处世，应该给自己留下余地。’臣反复诵读这句话，认为共同侍奉尧舜般的君主，不应自行堵塞皇上赐还官职的道路；这样才适宜使天下归于太和，并以大义广泛激励臣工。这不只是皇上的事情，也是阁臣的事情。奉圣旨：移宫的事情，朕已经多次谕令说明，各官的争辩，也都已经有旨意，是非自然明白，何必再多费言辞？以后不得再上渎奏请追究。有关部门知道。○妥善安排枢密官员并处理紧急事务疏 奏为妥善安排枢密官员并处理紧急事务。近来东部军队再次溃败，全国震惊。皇上慨然同意廷臣的请求，任用孙承宗入阁。又任用解经邦为经略。外部边疆有了收拾局面的人，内部也有了辅佐谋划的人。一时看来颇为可观，但中枢的要职仍然空缺，没有人主持。身居国政要位的人或许自有说法，只是国家处在极其危险紧急的形势下，却缺少极其紧要重要的官员，民心汹汹，没人知道其中缘故。查景泰三年，于谦担任本兵，同时任用仪铭；景泰七年，于谦因病请假，又任用石璞。从前可以同时任用两个人，如今却连一个也没有。偶尔有人生病，尚且不能等待，何况连这个官职都空缺呢？臣私下认为，朝廷既然得到救时之才，就应当完成救时之用。若依照祖宗朝阁臣高拱出掌吏部、江渊出掌工部的旧例，特命孙承宗掌管本兵事务，这样或许可以授予他实事，给予他权力。孙承宗一定能够有所效力；一日在内阁，一日在兵部，参与谋划、裁决事务，也各自不相妨碍。救援危急的关隘、发扬我国武威，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乞请敕令元辅早日决断，以确定大计，不要只给他名义上的任用，却吝惜不给他实际权力。如今只等圣明裁决，宗社幸甚，臣也幸甚。

译○科臣挟带私心逞强，颠倒国家是非疏 奏为科臣挟带私心逞强，颠倒国家是非，恳请圣明加以处分，以保全善类；并请求罢斥微臣，以避让贤能之路。臣认为君子区别于小人的地方，不过是清与浊罢了。君子不能容忍小人，就像小人不能容忍君子；清浊不同，好恶自然也不得不不同。然而喜鹊终究不能变成乌鸦，野鸭终究不能变成仙鹤；好恶虽然不同，面目终究不能改变。这就是国家的是非。臣本月十九日收到邸报，看见刑科给事中傅櫆上疏，说邪臣与奸邪之人亲近，操持朝政，众人都侧目而视，人心感到危险，恳请立即赐予处分，以消除隐患、保全太平。疏中又议论臣和科臣魏大中。除了魏大中自己的疏文外，其中说‘有血性的男子、聪明的丈夫，为粉饰虚名，不敢公开与清流相背；为了依附有道之人，也不敢公然与善类为仇’，似乎科臣还知道有有道之人、清流和善类；可是整篇文章始终没有说清楚，他所指的究竟是谁。向君子倒戈，君子是谁？向小人献身，小人是谁？注文中说已为其昭雪的，是前司寇、前总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那篇题授中书的文章所说的人，就是如今的阁臣，臣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臣与山人、墨客绝迹，没有来往；臣的官阶已经很高，不需要借助别人传播声誉，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引为心腹？臣由此知道傅櫆的用意了。傅櫆的用意，是不利于考功司，因为有邹维连；不利于铨司，因为有程国祥；又不利于吏垣，因为有魏大中。他对一人要把他赶走，对一人不想让他留下，对一人不想让他到任；又害怕臣稍微主持清议，于是想把我们一网打尽。邹维连在万历十八年磨炼品行，臣没有推荐他担任铨司，但也常常急切称赞他的才干和品行。程国祥在万历二十年保持清正冷峻，臣曾随同乡诸臣之后在一份访单上联名，虽然不曾预期他一定被任用，却不敢蒙蔽自己的良心。魏大中的为人不宜亲近，也不宜疏远，臣与他只是疏落相处罢了。这些人都负有海内的清正声望，科臣为什么一定要与他们为仇呢？难道他的性情与别人不同吗？还是有大奸邪在暗中播弄，捏造谣言的人每天在其中鼓噪，使他不知不觉偏斜了眼光、心生危惧，于是手忙脚乱呢？听说科臣曾经弹劾清正端方的大司农汪应蛟，公论不予赞同，于是便想在新安人中多找对象；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科臣一生都在为难清正之人了。愿科臣慎重思考。臣身负风纪职责，表彰清正、激励贪浊，这是臣职分之内的事；人才的进退，按惯例也应当让我参与知悉。为什么却要像接受贿赂、招揽权力、引用非类那样，把我牵连进去？如果确有其事，就应当明白纠举弹劾；如果没有，科臣就是失言。凭科臣的权力，能够使朝廷不能任用人才，使铨司不敢就任，使首垣不许到任，操持朝政的人没有谁比得上科臣。科臣又曾冒认东厂理刑傅继教为兄弟，其中的关系和机锋，长安人早已冷眼观察很久了。如今他的巢穴深藏，布置已经完成，将要仿照邵辅忠陷害毛士龙的旧事；要说勾结、包庇奸邪之人，没有谁比得上科臣。名分大义极其重要，鬼神也难以欺骗；想让别人不知道，不如根本不要做。愿科臣慎重自持。臣窃居不合适的官位，早就想避让贤能；又看见当前人心和舆论难以容忍清正之士，义愤充满胸中，生活的意趣全都消尽了。还要什么官职呢？伏乞皇上下令九卿、科道官公议处理，查明邹维连、程国祥等人是否属于清正品行。科臣身在言路，不能奖掖贤能、提拔沉滞，却为什么要扫除清流、颠倒国家是非？并请求将臣罢斥，以答谢科臣，另选才德贤能的人代替这个重要职位。奉圣旨：左光斗凭借清正声望协助主持风纪，这份奏疏已经表明了他的心迹，着令照旧供职。有关部门知道。○恳请蒙受天恩放归疏

译奏为父母年老、本人患病，恳请天恩放归，以保全余生、安守愚拙本分。上个月科臣傅櫆有疏弹劾臣，臣随即上疏请求罢职。奉圣旨：‘左光斗凭借清正声望协助主持风纪，这份奏疏已经表明了他的心迹，着令照旧供职。有关部门知道。钦此。’臣极其愚陋，承蒙这样的知遇，感激至极而流泪，谨在私人住所恭设香案，面向宫阙叩头谢恩完毕。臣虽然奉有明旨，实在不敢立即出来供职，正局促不安地准备再次请求时，臣却病了。臣于万历三十五年中进士，起初在中书任职六年，后来被选授为浙江道御史，等候任命七年，奉差掌管印马、屯田，又改授北直隶提学，前后勤勉任事五年，升任大理寺寺丞、少卿，任满俸期又一年多，承蒙恩典改授现任官职。臣这副身体已经不属于臣自己，也不属于臣的父母可以独自拥有。只是臣必须先有身体，才能献身于国家；臣必须有身体可以献出，臣的父母才能舍弃这个身体，把它献给皇上。因为臣奉职时愚直，在屯田差事中亲自执辔，巡行田野，虽然没有什么微小功劳，但北方水利的兴办从臣开始，疾病也从此开始。在提学任上主持科考、岁考，正好经历一周寒暑，昼夜不分，前后共三年，心血耗尽，积成心悸、眩晕的病症，有时整夜不能入睡，有时连续几天不能进食。臣自知这不是保养身体的办法，早就想请求归乡，但父母勉励臣以大义，臣不敢急忙陈述请求，以免伤害父母的心。可是臣的父母已经年老了，父亲今年八十岁，母亲七十六岁。昨天母亲忽然寄信给臣说：‘听说儿子新近有了任命，十分高兴，不知道这个官职还能不能请到差事、得到休假吗？’臣惊讶地询问家人，才知道母亲其实病了，而父亲隐瞒着；原来臣的父母都病了，家信中却一起隐瞒。臣不觉昏眩倒地，过了很久才苏醒，请医生诊视，医生都想退走。臣所有的只有这副身体；如果臣没有这副身体，拿什么报答父母？臣没有父母生下的这副身体，又拿什么报答陛下？臣即使想不向陛下请求归养，难道做得到吗？在服药期间又看见傅櫆第二次上疏，大体上泛泛议论前面所说的君子、小人之事；关于汪文言的事情，阁臣已经多次上疏、上揭说明清楚；关于邹维连等人的事情，台省官员的公疏、单疏也已经说明清楚；关于傅继教的事情，科臣自己吐露、自己作证，也已经十分清楚，臣都不必再说。臣所担心的是，科臣的情状已经显露于天下，得意的事情不要再做，称心的事情不要再尝试。臣虽然离开国家，终究希望科臣谨慎自持。至于皇上刚登上帝位时，宫禁危疑，臣勉强遵循职分，发誓报答君父；能够无罪就是幸运，还有什么功劳可以自居？科臣的疏中，仍然知道有功劳高到可以夹日的人吗？这是宗社的福分，臣岂敢不拜谢教诲？伏乞皇上体察臣父母年老、本人患病的苦情，立即允许臣放归；或者认为臣罪过深重，另行处分，也都听凭皇上的命令。臣再次奉到明旨，说现在任职还可以。皇上曲意体察微臣，自然是这样。可是臣愚昧地反省自己，实在看出自己不能继续任职，敢于披露诚心，惟愿圣明垂鉴。臣激切迫切地等待命令。奉圣旨：左光斗向来忠诚正直，朕已经明察。昨天谕令说现在任职尚可，正是因为不必再陈述请求，着令遵奉旨意，照旧供职。有关部门知道。○科臣仓促忙乱、失去常态，惊疑过甚疏

译奏报为科道官忙乱失常、惊疑过度，谨此平心直陈，以求圣上明察、公众评议此事。臣先前因邹维连调任部曹一事，被小人谋划构陷，傅櫆硬说臣与魏大中举荐任用邹维连，因而上疏论列。谋划者说：邹维连有清誉，恐怕不足以使人信服，便诡称此事托于汪文言。他们的意思是，非借汪文言不足以激怒魏忠贤，非魏忠贤发怒不足以杀臣和魏大中。这显然是与傅继教等人秘密谋划安排的，并非一日。臣早已觉察，所以在最初的奏疏中便指出因邹维连而结怨的始末，点出傅继教一段，希望触动他的良心，使他稍稍顾忌名义；而傅櫆却改口说不承认邹维连，只承认傅继教，可见其用心险苦。臣又在请假归养的奏疏中再次劝告他：得意之事不要再做，快心之事不要再试，希望他有所感悟；傅櫆又不回应，用心更加险恶。等到傅櫆再次上疏喋喋不休，臣既已请求离职，便把一切交付公论，不再发言。可是近日全朝请求持剑诛杀东厂太监魏忠贤，奏疏中意旨指斥他与满朝臣工交通，而傅櫆独自疑惧，已经很奇怪了。等御史房可壮明白指出此事，傅櫆更加忙乱，竟上疏为御史的话辩解，又牵连攻击臣，仿佛深恨臣在最初奏疏中揭发了傅继教的隐情。唉！这是为什么不反省自己，反而责怪别人呢？满朝臣工为什么不怀疑别人，偏偏只怀疑傅櫆？傅櫆应当反过来自己追究其中的缘故了。为什么呢？傅继教是东厂的理刑官，出身于书吏，后来经营成为校尉；魏忠贤喜欢他深藏奸猾、善于刺探别人的隐私，所以把理刑之职交给他。这样一个无赖棍徒，积累资财数十万，是从哪里来的？不论江右还是京师，他的籍贯都与傅櫆毫无关系；即使真是同胞兄弟，托身于权势门下，难道不应有司马牛那样的忧惧吗？科道官把傅继教认作宗族兄长，以致傅继教在外张扬威势，在内借助宦官权威，拘提人犯、搜取线索，代人报恩复仇。小到商贩役夫，大到士大夫，无不人人缩足畏惧，像象忧虑那样跟着忧虑，像象喜悦那样跟着喜悦；想让人不说话也不可能。傅继教又冒认傅应星为兄弟。傅应星名义上是魏忠贤的外甥，实际上是魏忠贤的儿子、兄长以及兄弟和弟弟；傅应星的妻子崔氏，又与奉圣夫人客氏之子的妻子结为姻亲。全家都是骨肉，一姓成为通家，遇到急难便依靠亲族抵御外侮；想让人不说话也不可能。一封奏疏便兴起诏狱，再一封奏疏便转为温和的诏旨；一会儿残酷杀戮，一会儿停止毒刑，无不步步把握时机，箭箭射中目标，胸中藏着阴谋秘术，口中却宣称光明正大的道理；想让人不说话，也不可能。臣弹劾傅继教，满朝便一同弹劾傅应星等人，难如拔山；傅櫆议论汪文言，却迅捷得如同回声应答。同处于交戟之下，却不能蒙受同等的恩典；想让人不说话，也不可能。像寒心于景监、变色于参乘这样的正义，今天实在不能指望了。读孔孟的书，考察近臣所主张的事情，考察远臣所主张的事情，本来应当自然明白。傅櫆住在忠贤的宅第，如今住在箔子街；不只是有兄长可以光耀宗族，而且还有主人可以依附。用杀人为媚上的手段充作房租，用告密作为见面礼；想让人不说话，也不可能。这几件事明明白白、显著昭彰，就在众人耳目之前，人人知道，人人都能说。譬如东西卡在喉咙里，必定吐出来才罢休；臣哪里能强迫他们说，难道又能禁止他们不说吗？况且傅櫆的话，又是谁使他说的呢？朝臣议论魏忠贤，连儿童和走卒都无不额手称庆，而傅櫆却说全国如同发狂；这种话不能让士大夫听见。至于汪文言，他不是奸细傅养全，不是阉宦的儿子傅应星，也不是宦官私党傅继教。臣如果与他交往，何必夜里聚集、清晨离散？他如果真能与宫中沟通，又何至于早晨发觉、傍晚就被捕？臣立身行事，自有根本和始末。臣与汪文言策划过什么计策，运用过什么权术，引用过什么邪人，接受过什么贿赂财物？如果有确实证据，请明白指陈，臣愿伸颈受戮，绝无悔恨。即使有人要罗织汪文言、构成大狱，臣也坦然承受，并不害怕。汉代侯览没有杀李膺，杜密、明王振没有杀刘球；黄璘呢？在周内的操纵之下，还有什么罪名不能罗织？任凭傅櫆去做吧！唉！善于献媚的人一定奔向灶神，善于聚集的人不会聚在枯木旁。世上本来没有做了那件事却没有取得相应功效的。臣不与一呼吸便能使霜露降临、掌握魏忠贤生杀之权的人交往，不与一声咳嗽吐唾便能决定生死的傅继教交往，却偏偏与首领都难保全的汪文言交往。臣的愚钝远远比不上傅櫆。况且傅櫆的话已经变化了三四次：起初弹劾邹维连，后来却称颂他；起初弹劾魏大中，后来又替他解救；起初依附忠贤，后来又背叛忠贤。圣旨所说的“屡次上疏而更换话头”，或许正是指此吗？只是他又说：“不幸与傅继教同属一支，从此萌生悔悟之心，于是倒戈反正。忠贤发动攻击，傅继教同心讨贼，大义灭亲，应当有人替他说明，似乎不必喋喋不休地责怪别人。”臣是已经请求离职的人，本不愿再说话；但见傅櫆再次上疏相互攻击，不得不说一句，以备九卿、科道官议论时参考，终究不敢把话全部说尽，以免辱及士大夫。惟愿圣明垂察。圣恩愈厚臣命愈薄疏

译奏报：圣上的恩典越加深厚，臣的性命却越来越微薄，恳请上天怜悯，早日放臣生还。臣因父母年老、自己有病，已经两次上疏请求归养，字字都是至情实意，并非矫饰；奉圣旨说：左光斗一向忠诚正直，朕已经明察知道。先前谕令他现任尚可，正是不必再上奏申诉，着令遵旨照旧供职。有关部门知道。钦此。臣蒙受圣上错误的鉴赏，又得到嘉美的名声，捧读圣旨再三，一边哭泣一边惭愧。回想自己一生，有痴愚之处，哪里敢说忠诚；有狂率之处，哪里敢说正直？或者圣明顾念往事，以为微臣曾犯司晨之鸣、又有射高塘的悖逆，却误以为臣忠直而如此称许吗？臣铭记这道温和的谕旨，不敢再上奏申诉，也不忍再烦扰圣上，只好勉强接受医药治疗，稍稍希望病能痊愈，便准备扶病入朝；即使不能稍有裨益于论思之职，也想借此弥补过错。无奈病势炎上，又兼有润下之症，温药凉药杂乱投用，补法泻法两相误治；近来小腿又肿得像腰一样粗，腹部瘦得像手臂一样，耳朵听不清，眼睛看一件东西竟成三件。这大概是尚未到初衰的年纪，却已经有父亲老迈那样的衰弱征兆了。臣的父亲在千里之外听到这些，必定更加忧思感伤。臣伏在枕上思量，自己一身支离病弱，私下恐怕忠孝两方面都无所成就，还能戴冠整衣，跟随九卿之后，长久侍奉陛下吗？臣有幸遇到陛下这样尧舜般的君主，际遇特别优厚，不减于夔、龙所遇到的圣主；但臣阴阳失调的疾病，实在是上天造成的，臣不能竭尽忠直以长久侍奉陛下，难道是自己愿意这样吗？这就是臣自恨命薄的原因。臣常常接受君子的教诲：“难于进身，容易退处”这四个字，臣每每用来劝人，难道肯自己违背吗？近来见台省中挽留臣的人，大多与元辅、冢臣同类而加以褒奖。元辅、冢臣身系国家安危，关系政治治乱，本来应当尽力挽留；臣却不是这样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至情，若人家离去我也离去、人家留下我也留下，臣自处的方式不应如此。皇上挽留臣的身子，不如安定臣的心；保全臣的官职，不如保全臣的气节。臣辜负圣恩，罪当万死。臣已无比哀痛地呼号恳求，迫切等待圣上裁决。奉圣旨说：屡次谕旨已经明白，左光斗着照旧供职，不必再陈奏。君命应当遵从，臣子的情谊却难以默然不言疏 奏报：君主的命令应当遵从，臣子的情谊却难以默然不言，再次陈述决意离去的心情，以求皇上准许放归。臣屡次上疏请求退休，父亲年老、自己有病，自有至情实意，并不是因为傅櫆的话。傅櫆不明白，昨天在听闻忧患之后，又再次发言。圣旨已经屡次说明，为什么还要来冒犯扰乱？本内各官都着遵旨，不得上奏辩解。有关部门知道。钦此。傅櫆所说的，正是臣的事情，也就是圣旨屡次剖明的事情。臣即使想说，无非是请求皇上把这件事说明白，而皇上已经替臣说明了。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是有一件不能默默不言：傅櫆不反省自己，反而责怪别人。臣自从担任言官以来，发誓不许人在暗中害人，也发誓不把人逼入险境。傅继教的事情，臣不过略加点染，希望傅櫆醒悟，终究不敢把话全部说尽，以免辱及士大夫。可是傅櫆一定要自己揭扬污秽，以致满朝诉讼，关臣什么事？同样都是臣子，同样提出意见，人家像把石头投入土中，傅櫆却像把石头投入水中。甚至各部大臣不能得到的事情，傅櫆只凭密词秘密转移，件件都能如意，以致皇帝诏令失职，阁臣前来争执，这又关臣什么事？傅櫆心里既不满足，便更加在言辞上求胜。今天一封奏疏这样说，明天一封奏疏那样说，以至屡次上疏更换话头，重重烦劳圣旨责问，这又关臣什么事？臣立身行事，自有根本和始末。自从臣任职风纪官以来，以人的实际情况辅佐君主，深感惭愧的是未能很好地实践美德；秉持常理本来就应如此。假如臣引用了不当的人、接受了别人的贿赂，就应当明白指斥弹劾。臣曾拿这些话询问傅櫆，傅櫆无法回答。如今圣上明明在上，庄严地治理朝政，当前所任用的无不是有名望有才德的人；傅櫆却想把他们一概抹杀，这是多么轻视满朝士大夫啊！难道傅櫆心中所谋划的事情、所要用的人，已经安排妥当了？所谓灯火相传、同类相引、朋党相呼，难道另有一批人吗？汪文言被罗织审讯三个月，受拷掠两次，追问臣等与他有关的一件事，却一无所得。如今他在杖刑下只剩游魂，奄奄一息地逃窜，尚且不能分辨人鬼，这还不能满足傅櫆的心吗？近来雷霆般的圣旨屡屡降下，死伤接连不断，忠义之士寒心，道路上的人都流泪。傅櫆身为言官，不替君主使威怒平息，却巧妙地迎合宦官的怒气，臣私下不能赞同。臣所自责的是，傅櫆为了使臣丢掉一个官职，反复辗转，务求臣一定离职。直到听闻忧患之后，还刻印文章、起草奏疏，使人再用纲常名节来责罚臣。臣把一个官职看得很轻，傅櫆却把臣的官职看得很重；臣把傅櫆看得很重，傅櫆却把自己看得太轻。陛下如果早日放臣归去，心中本来就不会有这些事。臣只有赶快离去，以此向他谢罪罢了。伏乞圣裁。惟愿陛下降敕施行。奉圣旨说：这份奏疏中的事情自然明白。左光斗既然说君命应当遵从，为什么又屡次上疏请求离去？着令立即出朝供职。有关部门知道。臣病难以痊愈，臣心更加痛苦疏

译奏报：臣的病难以痊愈，臣的心更加痛苦，恳求圣恩怜悯，以保全余生，以保全微薄的志节。臣以遭受谗毁、等待处分的身份，两次请求归去未获明显斥退，反而蒙受皇上洗涤罪名、温和慰谕的恩典，已经再三如此。对于台省各衙门奏章中请求挽留臣的批示，又不下四五次。皇上对微臣的明察，已经到了极点。臣也确实有心有知，岂敢不仰承君父的命令，俯答同朝同僚的情谊？只是臣积劳受伤，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从夏天到秋天呻吟伏枕，饮食失常，形体精神都枯槁消瘦。又加上八十岁的老父亲在三千里之外悬望，心绪已经乱了，药物也没有功效。起初还只是医治疾病，后来竟成了用药物维持臣的余生，臣仍然对此厌惧，却还没有得到圣上怜悯，难道是因为留下臣仍有可用之处吗？臣已经审慎地估量清楚了。臣在言路任职很久，孤独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能苟且附和别人。即使理解臣的人很多，不理解臣的人也不少。命运既然如同磨蝎，想要归咎于谁呢？只有退处读《易》，或许可以做到无咎无誉，这是应当离去的第一个理由。臣一生不敢妄自菲薄，常常以古道对待别人；可是人心各异，像面孔不同，挑拨构陷不断兴起，将使圣明时代出现“没有不是狐狸那样红、没有不是乌鸦那样黑”的局面。即使携手同车同行，还觉得太晚了，这是应当离去的第二个理由。圣朝多有缺失，进谏的奏章并不少，可是臣身居西台，不能对国家体制和士气有所挽救匡正，反而使圣明时代产生善事不能做、恶事无法避免的恐惧，这是应当离去的第三个理由。有这三个应当离去的理由，臣即使没有病，也不能整日等待，何况如今已经危急到有性命之忧呢？连日来到臣榻前探望的人，动辄以大义来劝勉，臣没有不心服其言，却不敢在内心自以为是。宋臣胡国安说过：“离去还是留下的关键，就像人饮食时的饥饱、寒暖，必须自己斟酌，不能由别人决定，也不是别人能够替他决定的。”臣如今支离困顿，只求离去，唯有请皇上替臣裁决罢了。奉圣旨说：屡次谕旨已经说明，昨天又在冢卿的奏疏中谕令臣安心供职，着遵旨立即出朝，不得再奏。有关部门知道。附刊 国柱公代父申诉冤情疏 国柱公代父申诉冤情再疏 国柱公代父申诉冤情三疏 国柱公代父申诉冤情疏 原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光斗之子、生员左国柱上奏：圣上的心意越发苦痛，臣的遭遇越发奇特。臣父惨死于狱中，幸蒙皇上压下长期毁谤的众口，颁下温和明白的诏旨，不下百余次，才开始得到赠官、荫子以及赐祭、赐葬。这本来是下级呼吁而上级才施行的恩典，唯独臣父的恩典却是上级呼吁、下级反而不执行。每增加一番阻挠，便使圣上增添一番忧虑。皇上的心越发痛苦，孤臣的遭遇越发奇异。臣何以有缘何以有幸，遭逢这样的特殊恩典？然而想到君恩广大无边，反而更加悲痛父亲沉入海底般的冤屈，终究不能默默了事。臣父连自身都不顾，还在乎什么官职？父亲死去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今忽然有人借此牟利。即使有被逮捕拘押的痛苦，活着离别、死后叩拜；有黑暗牢狱的痛苦，皮肤被打穿、骨头碎裂，血肉淋漓；有追赃的痛苦，株连九族，波及三党；甚至臣的伯父急死，祖父拖累而死，祖母哭泣而死，现存的寡母、年幼的弟弟不是冻死，也必将饿死。全家死丧，满眼都是困苦流离。然而为了圣明时代而成为鬼魂、被强行说成作乱，离散之人的冤惨异于常情，额外施加的皇恩，这些都不是臣所敢忧虑的。臣所忧虑的是，臣父的是非关系到天下的是非，臣父的祸福关系到天下的祸福。皇上试着看看近年来的情形：把臣父和杨涟二人作为陷阱，收罗数百名忠臣义士于其中，对他们杀戮、戍边、发配、削职夺禄，使人不敢说出一句替他们解脱的话；又把这两人作为挡箭牌，在外庇护数百名干孙义子，给他们富贵、加宫保衔、使其世袭，使人不敢指摘一个字。掌权者把这件事作为攻击的工具，铨部便据此升迁任用。难道不知道因此结怨的原因吗？臣父愚直而真诚，不懂得迎合时势，只知道报效君主。如任城门差事时，便查获假印、假文书、假口供、假官员、假批文，共计伪造印文卷宗五百余宗，伪造簿册一百零九扇，假官更不计其数。任屯田差事时，便奔走于田间小道，亲自慰劳百姓，想用西北的水田来减省东南的漕运。任学校差事时，便发誓秉公谨慎，对天发誓，彻底破除一时的情面；至今士子口碑流传的，都只是他各尽职守、不敢尽数铺陈的事迹。只是他一生秉持正道、嫉恶如仇，铲除奸邪、剔除弊蠹，只要有利于社稷，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等到辅佐风纪，更加激励振作。逆宦在乙丑年以后的世界，正是臣父在甲子年以前预先料定的世界。至于掌管军队时的诸多奏疏，暗中剪除、公开打击，设缿筩以离间党羽，多年来全部精神都没有离开这些事情。对于事情，没有一件不辨明是非；对于人物，没有一个不剖析贤能与奸邪。其中有极其狡猾的人，借着接近我方的途径，暗中把自己当作心腹，臣父逐一揭破他们；他们既不能改变臣父的意志，又不能蒙蔽臣父的眼睛。有臣父在，众奸从哪里下手？因此他们恨之入骨，必欲杀掉臣父才痛快。所以臣父虽然死于魏忠贤之手，却不只是魏忠贤一人；有主谋的人，有下手的人，有在之后加害并推石下井的人。明白地按照奏章查考，公开地核验事实，人人都有缘由，件件都有确证。此前之所以隐忍不说一句，是因为逆宦虽已除去，逆党还在；无论生死都只有一身，白白为死者报仇没有益处。如今日月高悬，普天同样照耀，臣父的冤屈，臣不说谁肯说？今天不说，什么时候才能说？因此臣在荒丘哭诉父亲的冤屈，在陛下面前拜别守寡的母亲，徒步乞求施舍，匍匐艰难前行，满腔热血，愿意向圣明的皇上全部倾洒。臣愿皇上怜悯臣父所受的苦，更愿察明臣父所受的冤。臣父的苦，是伤心刺骨的苦；臣父的冤，是天地无日无天的冤。恳请皇上追究各个奸党：既然一定要杀臣父，为什么杀他？其中必有余恨；既然一定要上连父母、下连妻子、旁连亲戚朋友，株连到灭绝，又为什么追究到这种地步？这样，臣父所受的苦难就显现出来，而苦难中的冤屈也显现出来了。臣明知奸人虎视眈眈，覆巢之下卵难幸免；然而作为臣子为忠而死，作为儿子为孝而死，天地之间无处逃避。不是杀父的仇人，臣不敢诬陷；既然是杀父的仇人，臣岂敢隐瞒而不报告？皇上肯让臣隐瞒而不报告吗？事情绵长而期限严迫，臣将血泪冤苦另疏列名、分条陈述，臣不胜哀痛呼号激切、等待命令之至。奉圣旨：览读奏疏，关于申谢以及陈述父亲左光斗冤苦的事情知道了。有关部门知道。国柱公代父申诉冤情再疏

译原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光斗之子、生员左国柱上奏：为逆党阴谋千真万确、父亲冤屈字字含泪之事。臣父之死，阮大铖、傅櫆是主谋，魏广微是下手者，杨维垣、霍维华是后来加害、推波助澜者。臣请求把事情大概全部陈述。东厂理刑傅继教，认魏忠贤的私生子傅应星为兄弟，借此向权贵炫耀。傅櫆以同姓兄弟的关系相应，阮大铖以异姓兄弟的关系相应，明里肆意排斥，暗中图谋职位。阮大铖巧妙阻止工科周士朴升迁，想把这个名额转给阮大铖在吏部都察院的次序；事情泄露后喧传一时，傅櫆恰好与臣父同乡，便揭发此谋，唆使傅櫆射出一箭双雕之计。臣父和魏大中都不能幸免。傅櫆诬陷上疏那天，正是逆宦到涿州进香之时，阮大铖在马前叩首；在帷幕内秘密谋划的臣子，一时之间中旨接连发出，台省官员交相上疏。杨涟二十四条罪状的奏疏中所说的“叩马献策”“挪移叙升”，大概指的是阮大铖；“内授外发、外呼内应”，大概指的是傅櫆。从此以后，杀头的杀头，戍边的戍边，发配的发配，削职夺禄的削职夺禄。傅櫆以一篇比■〈目匿〉的奏疏开了杀人的头，阮大铖以一篇合算的奏疏结束了杀人的布局。一环扣一环，箭箭都能射中。这是阮大铖、傅櫆勾结魏忠贤，主谋杀害臣父的一桩案件。魏忠贤怀疑杨涟的奏疏也有臣父参与；臣父和魏广微对“门生宰相”四字咬牙切齿，两魏同心秘密谋划，认为今天不杀杨涟、左光斗，日后大事就不能成功；不预先确定罪名，杨涟、左光斗就难以杀害；不先行削职夺禄、广泛招募党羽，日后杀害左光斗的人就不会来；不除掉杨、左，杀人的计策就无法施行。于是每月花费千金，散布人手监视两家，侦探动静，恰好又借假传圣旨驱逐赵南星等人。臣父向上天呼号，起草奏疏，弹劾魏忠贤、魏广微交通内外、违法乱纪的情状，于是他们预先借会推之名削夺臣父的官职，徐大化、杨维垣、霍维华等人也来了。封疆、移宫的奇祸随之发生。商议由谁先发难，仍用诏狱中的汪文言；商议由谁主持狱事，必须用心腹许显纯。想逮捕便逮捕，想杀便杀，案情文书不必当面供认，审讯时不必留下活口；又恐怕判决不能迅速完成，便借追赃和严刑比附罪名，限定日期。此乃魏广微勾结魏忠贤、下手杀害臣父的一桩案件。臣父死得不是罪有应得，众奸心中更加不甘，便相互创制爰书，刊布预定的罪名，句句说臣父危害宫闱，却删去原奏中“加恩”等语不予记载；句句株连侍从以求救援的奏疏，却一笔勾销。本来是忠君爱国之心，却被诬陷成乱臣贼子的祸害；如果不是有人从中调护臣家，几乎就没有活口。这是杨维垣、霍维华、贾继春等人勾结魏忠贤，后来加害、推波助澜而杀害臣父的一桩案件。三桩案件都明白昭著，而今圣明御临天下，众奸已经心胆俱裂。与其争辩过去是非、朋党杀人的问题，不如硬说臣父理应诛杀。因此杨维垣窃取弹劾枢臣的功劳，隐瞒杀人者的身份；阮大铖等人只怕最初谋划被揭发，便要收取后来出力的功劳。千言万语，罪名总说是受贿、移宫，真正用意却在于“通内”。皇上试着把阮大铖等人拘来审问：臣父如果收受杨嗣昌的贿赂，为什么不救杨嗣昌？杨嗣昌只说一个“移宫”，升了什么官，得到什么赏赐？替王安沟通做了什么事？况且魏忠贤杀戮的人，为什么反而成为替魏忠贤沟通的人？汪文言在天启四年三次下诏狱，为什么又会成为臣父用来替魏忠贤沟通的人？再问阮大铖：如果没有通内，同乡一齐被扫除时，为什么唯独他能稳步进入京堂？加衔太仆的李鲁生、倪文焕的荐举，为什么彼此如此投合？先帝病危时的温和诏旨，是通过什么途径发出的？周士朴的升迁，为什么能由吏部都察院的手眼阻止？又为什么被调换？如果没有通内，杀人之事为什么是阮大铖所想要的？魏忠贤所想杀的，阮大铖便全部杀掉；魏忠贤已经杀掉的，阮大铖也全部杀掉；他拼死承担“应当杀人”的罪名，是谁逼迫他，使他不得不挑起此事？优恤臣父的诏旨，是谁逼迫他，使他不得不反对？中途改变立场的奏疏，是谁逼迫他，使他不得不争辩？事情局促在旦夕之间。此前推荐他时称赞他铁面刚肠，又是谁逼迫他，使他不得不自相矛盾？这也已经在言辞中显露真情，不用审讯便等于自己供认了。恳请皇上大振乾纲，将主谋阮大铖、傅櫆追究到底，立即依法正刑；再将下手以及后来加害、推波助澜的众奸依法治罪。元凶若查明罪情却不诛杀，孤臣即使叩拜百次也不回去。臣不胜哀痛号泣、等待命令之至。奉圣旨：傅櫆、阮大铖已经下旨交有关部门议处。这份奏疏一并查看后奏报。有关部门知道。国柱公代父申诉冤情三疏

译原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现赠右都御史左光斗之子、荫生左国柱谨慎上奏：罪状既已昭著，刑罚却尚未依法判定，谨洒血泪再次陈述，不敢只为孤臣的冤屈呼号，而只求伸张祖宗的法度。臣听说罪过没有比杀人更大的，法令没有比勾通内廷更严的。何况勾结宦官、帮助逆党的律法，不分首犯从犯，又在通内杀人之罪以上。这就是祖宗的法度，圣子神孙相传而没有改变。即使众奸合谋杀害先臣，也只能说：犯法就应依法惩处；这正是先臣与众奸共同承认的道理。因此臣到宫阙前陈述实情，不敢先哀求父亲的惨苦，而先剖明父亲应当死还是不应当死，然后再说致使父亲死亡的人。谨将主谋阮大铖、下手的傅櫆和魏广微、后来加害推波助澜的徐大化、霍维华、杨维垣等人，按照情势核实，泣血上奏请求裁断。奉圣旨：傅櫆、阮大铖已经下旨交有关部门议处，这份奏疏一并查看后奏报。钦此。如今有关部门于是详细考察勾通内廷、杀人的情节，前后合并核验，以公论题请削籍。奉圣旨：是。钦此。臣想到，事理不可能有两种说法，法律也只有一个定论。假如有关部门复核的结果不正确，那么众奸诬陷先臣的说法反而成了正确，先臣就应当按戮尸的条例处置，臣也应当按加等的律法治罪。既然认定阮大铖授意宦官、暗中孕育祸患是正确的，那么授意、孕育祸患的人应当获什么罪？既然认定傅櫆挺身响应招募、明白充当凶魁是正确的，那么响应招募的凶魁应当获什么罪？既然认定借汪文言作为诸贤并命的机会，托傅应星作为内外交通的线索是正确的，那么汪文言当日的罪是那样，傅应星今日的罪是这样，而借用汪文言、托靠傅应星的人应当获什么罪？既然认定起初不过是染指好官，最终竟杀人献媚是正确的，那么被杀者受尽桁杨之苦，惨状如同被分割；杀人者又应当获什么罪？他们既不是浮躁之人，也不属于不谨慎之类，却犯了司寇之罪，刑罚只加在考功官身上。这难道是当年用忠义之士的性命换取乱贼的功名，如今又用乱贼的功名抵偿忠义之士的性命吗？如果说皇恩浩荡，九泉之下的死者若能复生，那么已死之人的荣耀就可以了结冤死案件，众奸偿命的凭据竟要拿朝廷给死者的录用文书来抵偿吗？况且削掉他的官职而官职仍在，即便没有官职，家产仍在。考功的法令规定，贪婪残酷者应削职夺禄、追赃。如今群凶不过是杀害别人的亲人、孤立别人的儿子、使别人的妻子成为寡妇、毁掉别人的房舍、倾覆别人的宗族罢了；而他们自己亲人荣耀、妻子显贵，金银财物如穴如林，得意洋洋地行走乡里，骄傲地向人炫耀。如果杀人的报应只是这样，难道不令人痛心吗！我皇上的八种权柄高悬，三尺法度毫无偏私，从政府到各个部门无不凛然敬畏。难道惩罚现今的罪行有法，而惩罚过去的罪行却无法吗？难道受贿有法，而通内杀人却无法吗？况且皇上铲除逆宦、优厚抚恤忠良，不过是因为他们结交朝臣、屠戮忠良。难道褒奖忠良有法，铲除奸邪却无法吗？难道内廷与外廷相通有法，外廷与内廷相通却无法吗？如果说已有抵命的许显纯，那么这就是杀掉刽子手而放纵主使者。大概必须先有线索，才会有弹劾；有了弹劾，才会有逮捕审问；有了逮问，才会有拷打。先臣作为言官，如果没有人授意、没有人寻找罪名，即使有一百个许显纯，先臣也绝没有依法被处死的理由；既然有人授意，又有预定罪名，即使没有许显纯，先臣也断无生路。臣并不是替许显纯求宽。魏忠贤有魏忠贤的罪，许显纯有许显纯的罪，阮大铖、傅櫆等奸党有各自的罪。况且张体干不是杀了刘铎吗？为什么薛贞最终也不能免罪？许显纯不是杀了周顺昌、李应升、黄尊素、周宗建吗？为什么倪文焕、曹钦程也都不能免罪？同样死去，抵偿却不同；同样有罪，适用的法律却不同。这样不但父亲的冤屈沉入海底，就连魏忠贤、许显纯又凭什么在地下瞑目？薛贞、倪文焕、曹钦程又凭什么在狱中低头服罪呢？恳请皇上赫然震怒，将阮大铖、傅櫆以及魏广微、徐大化、霍维华、杨维垣等人依法定罪，立即正法，斩首以偿性命，并籍没其家以偿还财物；这样或许可以向上伸张祖宗的法度，向下安慰舆论，而沉冤得以昭雪，还只是其中最小的一点。臣不胜哀号、等待命令之至。奉圣旨：已经有旨意了。有关部门知道。《左忠毅公集》第三卷 五言古诗 七言古诗 五言律诗 七言律诗 五言排律 五言绝句 七言绝句 ◆五言古诗◆ 山居 题金氏双寿卷 早秋在竹林读书自述 祝孟芝轩太史的尊长长寿 颂祝曾年伯七十寿辰 题友人卷 赠元中道老先生偈 作《咏怀诗》给缪西溪宫谕 告别同乡，前往诏狱 山居 隐居者一定要凭借地方吗？巢父、许由并不买山；隐居者不一定凭借地方，巢父、许由就在箕山、颍水之间。我喜爱真正的大隐士，十亩之地常常安闲自在。难道没有乘风御云的姿态，却不沾染水云般的容颜吗？有亭子环绕着灌木，好鸟不时婉转鸣叫。龙友纷纷相携而来，《鸿宝》亲手删定。俯仰之间惆怅地望着松树和楸树，白云与它们一同归还。树荫下寄托着芝草和茯苓，五色自然斑斓。寻乐贵在及时，逸驾远去，难以追攀。一旦荒废在荆棘之中，便使我泪水潺潺。题金氏双寿卷 我听说云横山岭，山高万余咫；座座山峰都是仙灵的居所，玄麃守卫着台阶门庭；戴胜鸟忘却春秋，挖取灵芝使子孙长寿；想要前往拜访金氏夫妇，愿我也成为金氏夫妇。早秋读书竹林自述 寂寞的太冲先生选择居住在愚公谷，另辟小径通入林阴，曲折的小路盘绕着修长的竹子。秋天天空深远明澈，秋气清美肃穆。太阳已晚，正好高眠；有人报告说早饭已经煮熟。倚着栏杆多次仰望天空，抚弄树木，像刚沐浴后一样清爽。枫叶淡淡地开始变黄，旗枪茶煮出嫩绿的颜色。擦拭双眼打开遗留下来的书册，美玉般灿然的文字读了一遍又一遍；激发情怀，感叹芳香山麓的凋残，曲折回旋，直到枯枝的温暖也尽了。校勘时不以为仇敌，得到心得便随手记录，时时翻阅佛经贝叶。盘腿而坐礼拜天竺佛，有无花的平整石床，也有简牍连缀成的茅屋。疲倦了就拂枕而眠，醒来又重新面对眼前的景物。儿童亲近地来到面前，客人不请自来；送往迎来总在门前。来往的都是平常人物，不是完全寂静，也远离喧闹，虽然高雅却很接近世俗。什么时候到了傍晚，澄澈的天空洁净得如同沐浴过？松涛声像咽住的管弦，荷花摇曳，香气浓郁。暮色奔流不止，牛羊纷纷被驱赶回去。面对景物得到新诗，举杯倾饮苦酒。长声歌唱又能对谁诉说？停止机心，只有我独自一人。祝孟芝轩太史的尊长长寿 中条山有美好的树木，人们说那是古代的冥灵树；它的春秋寿命不可问，只听说有千年灵芝。树荫下有鸾鸟栖息，流动的润泽都呈现龙的形态。我想前去跟随它们，仙风吹来，清冷泠然。颂祝曾年伯七十寿辰【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