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庵小集卷七

译《毛诗通义序》诗这种道理，是借着吟咏来宣泄情志，结尾用含蓄的言辞寄托讽谕；这不是仅靠章句训诂就能求得的。章句训诂之所以不足以说明诗，是因为诗人的性情不在其中。然而古代各家专门之学代代都有师承，也不能凭空凿造说法。汉、唐以来，论诗之家全都尊奉《诗序》；郑夹漈开始著文辨其妄说，朱紫阳继承他的观点，对《诗序》极力排击，毫不留情。《集传》流行以后，《诗序》几乎和赵宾的《易》、张霸的《书》一样被废弃。即便如此，怎么可以废掉它呢？古人的书卷末尾大多附有序文，孔安国把《古文尚书序》移到各篇开头，王弼把《易》的彖辞、象辞、爻辞移到各卦之中，毛公把《诗序》移置在诗篇之前，也都是同样的做法。《诗序》究竟出自孔子、子夏，还是出自国史；究竟出自毛公、卫宏，虽然无法考定，但从成周到春秋数百年间，诗歌由太师陈述，乐工学习，国子接受教育，它的说法必定有所传承。大致说来，开头一句是诗的根本，以下则是在此基础上推演发挥。推演的部分有时出自汉代儒者，开头一句却最为古老而不可轻易改变。看看六首亡佚诗的序只系一言，就可知后面的序文多是汉儒增补的。再看毛公的传，《宛丘》的解释不同于《诗序》，便可知开头一句也明白不是毛公所作。《诗序》的文字既然最为古老，毛传又称简略，不能充分阐发诗义。郑康成用三礼之学来笺释《诗经》，有时牵合经文来附会《诗序》，有时拘泥《诗序》来解释经文，有时又增添曲折繁复的说法，把经文和《诗序》中原来没有的内容强加进去，支离胶固，把诗人明说以前的旨意和言外之意全都搅乱了。孔仲达作疏，又依循两家，无法辨明其中得失。于是朱紫阳《集传》出现，大力扫除蒙蔽，给诗义以廓清，这也是形势发展所必然导致的。即便如此，毛传、郑笺可以贬黜，《诗序》却不能贬黜；如果废掉《诗序》，便没有解释诗歌的根基，只好依照文字揣测义理，往往夹杂臆测。这样虽然比汉、唐诸儒的说法明白、简约、近情，却再也无法识别诗人含蓄深奥的文辞和旨趣。这和画生人只取云孙的咳嗽声来描摹、追画他的祖先面貌有什么不同？又和听讼的人除去当时的契约、证据，只凭后代的判词来裁决，要求不出差错一样，必然没有侥幸。 我所说凭空造作的说法不能用来解释诗，正是这个意思。然而，《诗序》果真每一条都可信么？回答说：国风、三颂，如果舍弃《诗序》，就几乎没有诗义可说了。只是《楚茨》《信南山》到《采菽》《隰桑》等诗，都是正雅，《序》却说是讽刺周幽王、卫武公；幽王时代的诗，《序》却说是讽刺周厉王。凡是这一类情况，确实很难免除学者的疑惑。我认为其中有些并不值得怀疑。孔子生活的时代，距离周公已有将近五百年，太史掌管的记载还没有亡失，盲乐师所掌的音律也没有失传，贤人君子的弦歌诵读也没有中断。雅诗、颂诗尚且残缺、错乱、失次，孔子回到鲁国后才得以整理订正；何况经过战国的纷乱、秦朝的焚书、楚汉之间的龙争虎斗，怎么能保证简册不会混乱呢？藏在鲁壁中的书，尚且亡佚了一半左右，三百篇只是保存于小儒、曲学之士和抄写、讽诵者的流传中，为什么偏偏能一点讹误都没有？难道孔子删定时的原貌始终未变吗？我因此认为《楚茨》等篇确实属于错简，《诗序》也已经不是当时的旧本；这又深深有赖于朱紫阳加以订正。俗话说：秤尺即使有误，也可以用来校定钟律。《诗序》就是诗的秤尺，而且年代久远。如果一再陷入郑康成的胶滞，又一再陷入朱紫阳的排斥，那么圣人所说的以文辞为主而委婉进谏、厚植人伦、赞美教化，乃至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的意义，最终岂不是会昏暗湮没而不可追求了吗？我不才，私下以古义为主，又参考各家说法；对于《诗序》中不可更改而可信的地方，为之疏通阐明；对于彼此抵牾、不可相信的地方，则详细辨析。总之希望审定其可否，综合考核异同，使长期积累的蒙蔽和众多疑惑，如同冰雪消融一般化解，或许可以成为通晓经义的一点帮助。再看东莱《诗记》所记载的内容，朱氏的说法全都把古《诗序》奉为不可更改的准则。黄东发援引朱晦庵的新说，也多半遵从《诗序》。这样看来，废弃《诗序》来谈诗，只是因为过于相信郑夹漈的缘故，并不是朱紫阳原来的本意吗？我不敢说紫阳之诗不同于孔氏之诗，也不敢拿孔氏之诗来拘限紫阳之诗。因此参考众家学说，辨析并裁断其中的是非。世上的学者，只要不要把我看成专门攻讦紫阳，也就可以了。【姚文初说：《诗序》中也有难以通晓的地方，吕成公尊信得太过，朱子之所以推辞并加以辟驳，必定像长孺的议论那样，才不会有弊病。】《禹贡长笺序》神禹的功劳高过历代帝王，孔夫子称赞他，说的是‘在沟渠水利上尽力了’；孟子则说‘没有什么比贡赋更不善的了’。孟子所谓不善，必定是指后世子孙奉行贡法时的失误；所谓尽力于沟渠水利，就是按照土地情况制定贡赋。考察大禹制定贡法的制度，同时实行井田和牧地，确实可以治理千万世而没有弊病。如今天下最大的祸患，有什么超过漕运河渠的？难道不是把城邑乡里的民力耗尽来疏浚、堵塞河道，却只成为空谈吗？又有什么超过中原土地荒芜、放眼望去尽是荒草，反而要竭尽东南一隅来供养西北的？又有什么超过小民筋骨折断、骨髓枯竭，跋山涉水万里运输，而司农却动辄报告财用匮乏的？又有什么超过赋役没有定额，官吏借机作奸，征额日益扩大、弊害日益丛生的？这些全都是大禹所筹划的制度涉及到的事情，他在千载以前就逐一深切忧虑、周密考虑了。如今看《禹贡》一书，甸服地区有粟米运输，却不涉及贡篚。八州的赋税只用来供给五服诸侯的租税，天子不必劳烦民力转运漕粮。土贡虽涉及八州、五服诸侯，也只用各地赋税来交换，百姓不会更加受到骚扰。井田制度通行天下，军政也蕴藏其中，养兵不用额外耗费一丝一粒。灌溉广泛，种植勤勉；地势高的地方治理雍州、梁州，地势低的地方治理扬州、兖州，没有听说土地和人口都拥挤不堪的祸患。

译后世所谓积贮、屯营、进奉、和买、劝借、封桩、琼林、大盈之类的制度，大圣人无不亲自设法救济，并用法令加以维系。唉，这就是大禹的功劳为什么高过历代帝王的原因吗？有人说，洪水既已平定，九州富庶繁盛，即使宾贡玉食都由君王享用，又有什么妨害呢？这话不对。大禹是以一人的劳苦使天下得到治理，并不是要天下供养一个人。荆州、扬州的财赋占天下大半，难道他不能预先知道吗？可是他在书中写道：‘土是涂泥，田为下下之等；土贡必须谨慎记载当地所产，移到别处就不算良品。’九等赋税有时交错采用较宽的等级，以使土地的物产不至于被搜刮尽。假使后人读到这里，感叹说：‘大禹亲自平定洪水已经如此辛劳，使九州的利益得到充分开发又是如此；他还战战兢兢、知足自守，甘愿接受看门人和臣虏那样的供养而不顾惜，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样或许宾贡玉食就不会被征山赋海的人拿来作为借口了。这正是我所说的后世末流的弊病，大禹无不亲自设法挽救，并用法令加以约束。又有人说，尧做君主时，住茅屋、用土簋，穿破鞋、披鹿裘，只是朴素简略罢了。到了禹时，海产、橘柚都有贡品，金银也有贡品，珠玑玉石也有贡品，这岂不是和汉、唐时代的横征暴敛差不多吗？用金子传递荔枝的事情，便是由此而过度泛滥的。其实也不是这样：风气一天天趋向奢侈，过度损害必然激成更大的浪费。宋孝武帝看到高祖床边的土屏风、墙上的葛制灯笼和麻绳拂尘，笑着说：‘田舍翁得到这些也算过分了。’后世的君主，怎么知道不会嘲笑住茅屋、用土簋、穿破鞋、披鹿裘的陶唐氏，把他看成一个乡野老人呢？所以对于雕琢的美玉和珍玩，我不禁止君主有所欲求，只是把它们写成制度，使君主不至于向本来没有的地方索取，也不至于把一切都搜刮来充作富足，这样就够了。至于世道日新，毫无节制的征敛不断增加而没有止境，这本来就是圣人深深忧虑、反复考虑却无可奈何的事。并不是说大禹的制度只能治理一时，不能治理千万世。古今注释《禹贡》的儒者不下二十家，彼此有同有异，讹错之处不少。我在甲申年于金陵瓦官寺读书时，私下搜罗各家说法，汇辑成一编，认为‘厥赋贞’应当是‘下下’的转写，‘东迤北防于滙’应当是‘为滙’的讹误。间或把这些问题拿来向闽漳何玄子先生请教，先生欣然认可。当时先生正撰写《春秋比事》，措辞成文还没有涉及《尚书》，于是命我完成此书。稿本收藏在破箧中已经超过二十年，近来趁空闲重新加以整理订正。从赋税、河渠方面看，从神禹到今天三千多年间的利弊得失，大致都如同掌上观纹一样清楚。至于山川、都防、地理、水利一类，凡是经文涉及的内容，没有不广泛考察、详细辨析的。这本来就是治理国家的先决资粮，也是挽救时弊的良方。百世以后，如果能够学习神禹的本意并加以施行，那么百姓或许就能得到医治了。《尚书埤传序》六经之学，如果没有训诂就无法明白；但有了训诂，不能没有异同；有了异同，不能没有错杂驳杂。其他经书都是这样，《尚书》尤其严重。因为《尚书》是帝王治心的法则，也是治理国家的方法总汇。后世的大典章、大政事，儒者在朝堂集议时，常常引用《尚书》的文字作为依据。一旦义理解错，遗害就不少。例如误解‘用牲于郊牛二’，世上便有人主张天地合祭以及南郊、北郊分祭；误解‘九族与罪人以族’，便有人把母族、妻族也牵连进来治罪；误解‘桐宫居忧复子明辟’，世上便把放逐君主、背负屏风听政真当成伊尹、周公的事；误解‘金作赎刑’，开始把黄金换作黄铁；误解‘臣妾逋逃’，开始认为妇女可以随军出征；错误地把‘洪范五行’牵合到众多征兆、福祸极限上，王安石反而据此说天变不值得畏惧；把‘弗辟’误解为导致君主被放逐，把‘居东’误解为东征，公孙硕肤的美德便无法彰明；误解‘弱水在条支’‘昆仑即河源’以及‘《书序》说成王征伐东夷’，汉武帝穷兵黩武于西北、隋唐渡海征伐辽东，也就失去了足以警戒后人的意义。唉，解释《尚书》哪里是容易的事！百篇文字在秦代遭焚毁，在汉代又有残缺；马融、郑玄、王肃之流披荆斩棘，开创草昧，所作解释很简略。古文孔传晚出，书义稍稍显明。孔颖达为之作疏，虽然纠正了二刘的错误，却不能使学者完全满意。要说条理贯通各家言论、阐明深奥旨意，确实没有超过仲默《集传》的。然而他的宗旨在于排斥注疏，所以名物制度之类不能没有错误；笔力比起朱紫阳的《易传》《诗传》也多有不及，明白事理的人不能不感到遗憾。考察明初的法令规定，以孔氏注疏为本，附上蔡传。后来又认为蔡传不够精确，命儒臣刘三吾等广泛采集各家说法，互相参校考订，名为《书传会选》，颁发到各地学校。后来《大全》流行，这部书便被废弃；再后来科举制科专门取用蔡传，《大全》也被搁在高阁。读了一辈子经书，仍旧沿袭讹误和陋说。读《禹贡》的人，对河渠迁改之事眼花缭乱，仿佛追逐疾风；讲述《洪范》的人，面对九数相乘，迷惘得如同辨认雾气。这种程度尚且只能用来应付经生的章句，仍隔着重重高山，何况希望他们斟酌古今，坐而论道、起而施行，卓然成为有用的儒者呢？我私下对此感到怜悯和叹息，这就是《尚书埤传》所以写作的原因。《记》说：‘通晓事理，认识深远而不妄诬，是《尚书》的教诲。’如果推行到当时事务中，有的合宜、有的不合宜，就不能称为通达；拿到不同朝代去试验，有时有效、有时无效，也不能称为深远。历代经筵进讲，必定首先讲到《尚书》，确实因为三代以来崇尚功业、扩大事业，都从其中产生，并不只是古代史书记录言语、记录事情的体例。我编纂这部书，以训诂义理为主，也兼及史家的说法；罗列众多疑义，并以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务求成为通晓当今、适合实用的学问，或许可以使孔门的钟磬琴瑟不至于全都销沉磨灭。假如因为仲默的书受到众人祭祀般的尊奉，就不应当有丝毫不同意见，那么我只好伸舌退避了。仲默作传，已经不完全同于朱紫阳的说法，为什么偏偏要怀疑仲默之后出生的人呢？

译《校定水经注笺序》《隋书·经籍志》载有一本三卷的《水经》，郭璞作注；又载有一本四十卷的《水经》，郦善长作注。善长就是郦道元。《水经》的撰作者没有记载姓名。唐代杜佑撰写《通典》时，还见到这两部书，只说郭璞的注疏简略，对郦道元的注没有说明，撰作者大概也没有考察。《旧唐书》才开始说是郭璞撰写，《宋史·崇文总目》也没有说撰者是谁，只说郦注四十卷，亡佚了其中五卷，却不知道当时是否已经出现两注一存一亡的情况。《新唐书》于是说桑钦作《水经》，又有一种说法说郭璞作；今天谈桑钦的人，依据就在这里。《崇文总目》成书于宋景祐年间，与《新唐书·艺文志》同时，却不知道《新志》是根据什么来这样说的。有人怀疑桑钦是东汉顺帝以后的人，因为经文中有关于彘县的文字。然而经文说‘江水经过永安宫南面，永安宫是昭烈托孤给孔明的地方’，又说‘江水经过诸葛亮的营垒’，图南一书难道不是三国时期的人所作吗？不只是这样，经文中北方县名多是曹氏设置的，南方县名多是孙氏设置的；金源宇文氏认为这是经传相互混杂。既然经文和传文已经混杂，作经的人和作注的人也就无法区分了。这些都是欧阳玄所提出的疑问。我考察认为，《西汉·儒林传》记载涂恽传授河南桑钦，君长《尚书》；晁氏说桑钦是成帝时人。假如古代有两个桑钦，这件事还可以考定；若是成帝时的桑钦，那么《艺文志》不应不收录他的著作，而且所举的水道、地名也不应大多属于东汉以后。郦道元的注文每每引用桑钦的话，却都与《水经》不同；也不应当是同一个人的话前后彼此抵牾。等到考察郦道元所引用的文字，他自己说是桑钦《地理志》，并没有提到《水经》，于是可知桑钦所撰写的只是《地理志》而已。后人因为这部书失传，便误以为是《水经》，这是《新书·志》考察失误的地方。郭璞的注文，杜佑讥评它疏略；它一定不是没有这部书，只是五代兵乱纷扰，于是散失了。如今郦道元注中记载“郭景纯说如此如此”，大概就是郭璞注文中的话；有人却以为郭璞作了《水经》，这又是《旧书·志》考察失误的地方。有人又怀疑桑钦先作《水经》，郭璞后来增补，其他书也许是后人增入的；其实不是这样。金代礼部郎中蔡正父作《补正水经》三卷，元代苏天爵刊刻流传此书，欧阳玄为它作序。据说正父因宇文氏的话受到启发，纠正蜀地刻本迁就失实之处，对赵代之间的水道尤其详尽；长江自寻阳以北、吴松以东的部分，也能使郦道元不再留下遗憾。可惜这部书如今已经看不到了。虽然如此，《水经》既没有古本可以依据，正文和注文也难免相互混杂。正父凭数百年之后的见闻来补正它，我私下恐怕本想纠正混淆，结果反而混淆得更厉害。我认为这部书之所以难读，不只是经文和注文相互混杂，更可恨的是缺文和错简到处都是。如今郦道元的注文虽然仍有四十卷，却已经不是原本的旧貌。《太平御览》引用《水经注》的话，很多是今本没有的；那么散失的五卷，确实无从取得而考订补足了。至于各处文字彼此移置、前后倒错，如果是深思熟虑而博览群书的人，顺着文字推求义理，仍然可以整理订正。先朝万历年间，王孙朱郁仪和谢耳伯校订这部书，以宋本为主，参照吴本、歙本，改正其中错杂的地方，得到十分之三四。至于河水与大河故渎、张甲屯氏诸河，以及漯水、沔水、江水之类，仍未能考定，识见者对此很遗憾。我利用闲暇重新搜求考察，其中杂乱混淆的地方，依据古今地理，一一割析订正。这样，阻断的得以连接，分离的得以合并，颠倒的恢复次序，希望读者不至于读得艰涩拗口，读到一半便停卷叹息。虽然细小的讹误脱漏时常还会有，但对这部书的大体并没有损害。至于《水经》的作者不知道是谁，这本来就应当按照存疑不论的原则，暂且放置不加辨析即可。【陆翼王说：宋濂曾经辨析过这篇文章，分条剖析得更加精细，真是读书人的心眼。】

译《辑注杜工部集》序 有客人责问我说：“您怎么这样轻易地说要给杜诗作注？要读懂杜诗，必须读破万卷书，走遍万里路，才有资格读杜诗。您足迹不出乡里，见闻不出兔园，却每天拿《诗史》来编排纂辑，钻研探究，希望借此在世上自我标榜。我恐怕棱角被磨损而遭人讥笑的事，会跟在您后面了。”我说：“这当然是事实。不过，您所说的是学问吗？子美的诗不只是学问。诗是用来传达声音的，节奏由此形成；声音用来调动气息，凝滞的地方由此通畅；气息用来抒发志意，思想义理包含其中。诗体变化到了极致，所以说‘诗言志’。所谓志，是统摄性情的纲领。性情端正了，然后依据本质来组织思想，运用才力使之合于分寸，随着感受来适应节奏。即使有时悲愁、愤激、怨恨、诽谤、讥刺，仍不违背温厚和平的规范。否则，华靡艳丽便失于淫荡，流丽放荡便失于纵逸，雕琢镂饰便失于琐碎，声音繁密、节奏急促便失于枯焦惨厉。辞藻越工巧，离开根本就越远。子美的诗只是得到了最端正的性情，并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他在对君父、友朋、家人、妻子儿女抒写时，无不有敦厚笃实的伦理感情和缠绵郁结的意味。即使到了践踏荆棘、漂泊江湖、困顿颠蹶的境地，他拳拳的忠爱也丝毫没有衰减。” 自古以来，诗人处在变故中不失贞正，困穷时不坠气节，没有像子美这样的。不只是靠学问造就他，而是他的性情造就了他。”子美去世已经千年，但他精诚的光辉照耀古今、深入金石，有时同天地间的叹息之气、山水间的清越之声，在混沌浩瀚、空旷辽阔的太虚之间相互应答。学者如果真能澄清内心、端正自己的性情，以求同子美的性情相遇，那么他对于崆峒仙仗的思念、对于茂陵玉碗的感慨，以及拄藜杖行走丹壑、倚舟棹泊在荒江的情态，仍然可以如在眼前一般，与他的真容相会，仿佛在同一厅堂中向他作揖，不必因为一两个隐晦的词语、偏僻的典故不在耳目所及而疑惑。况且您难道不知道诗有可以解释的，也有不可以解释的吗？指陈事情、抒发感情，含有讽喻意味的，这是可以解释的；借托事物、假设形象，兴起情思而自然形成的，这是不可以解释的。对于不可解释的诗强行解释，太阳星辰都会被随意比拟，草木也会牵连出瑕疵。这好比描绘无形之物而雕刻虚空。对于可以解释的诗却解释得不好，前后次序错乱，浅深不合分寸，把欣喜的话反而解释成诽谤讥刺，把忠诚恳切的话几乎解释成怨怼。好比把玉题刻成石头、把乌鸦转刻成鞋子。这两种错误，注家往往兼而有之。伪造撰写、假托古人，误导后人；盲目的说法支离破碎，沿袭日久，万丈光焰便化作重重云雾。如今我为它删去繁芜，订正谬乱，疏通晦涩阻塞之处，咨询博闻之士，搜罗秘藏的书卷，这也算是古人所说的实事求是。求得真实义旨，是学者应当从中通达的。我虽然固陋，哪里敢多加推辞？客人说：“您的话确实有条理，然而当代的大儒已经有先做这件事的人了。您的书岂不是拿微弱的烛火去附会太阳吗？”我说：“才具有区别，见识也有范围，但求得真实这一点是相同的。譬如观察太阳，登上高台，就能看清千里；从弯曲的窗户向外窥视，所见不过几丈。光的大小确实有差别，但不能说曲窗中的光就不是太阳。贤者认识大的方面，不贤者只认识小的方面，总之都是要在字斟句酌之外求得同子美的性情相遇。即使说法偶有异同，也还可以广泛考察众说，折中我的愚见，难道其中会有什么抵触排斥吗？”客人离去后，我便把他的话编次下来，写在书卷的开头。《战国策钞》序 唉！我读了《战国策》一类纵横短长之书，这才相信子舆氏用仁义游说齐、梁，确实深切地切合实际而不可改变。战国的灭亡，是由于策士；策士使战国灭亡，则是由于利。君王的恩泽已经遥远，七雄纷纷扰攘，力量相当、形势相敌，权术诡诈彼此竞高，于是张仪、苏秦、陈轸、公孙衍、代厉等人竞相兴起，乘隙而入；早晨合纵，晚上连横，表面施行一套，暗中又另设一套。他们所谓策士，不过是市井魁首、盗贼侠客一类，像斗狗一样，彼此用利益喂养罢了。他们怀有经纪掮客般的心思，挟持倾覆危害的权术，只要能使诈谋得逞，即使肢体分裂、宗族覆灭，也不顾这种毒害。至于战争接连不断，坑杀动辄以数十万人计算，到秦政之时，百姓仅存者已经没有几个了。锋利没有比利欲更锋利的，剑锋反而算低下；祸害没有比利欲更惨烈的，夷灭三族反而算轻微。正当他们在华美屋舍下击掌谈论，谋划陷阱、运用心计时，不过想享受跃马疾驰、黄金横带的快乐，哪里料到流毒深远竟达到这种地步？所以我说：七国的灭亡由于策士，策士使战国灭亡由于利。既然如此，这部书为什么不废弃呢？回答说：这哪里可以废弃！它记载了《春秋》以后、楚汉以前二百四十多年间的事迹，是史书的一支。史家兼载善恶，是为了彰明是非。况且没有尝过茶和蓼，就不知道粱肉足以使口腹满足；没有经历冰霰，就不知道阳和之气足以使肌肤愉悦；不深入阅览贪利的祸害，又怎么会相信称述先王、陈说仁义的功效能够推行千万世而没有弊端呢？何况这部书的文章雄浑深厚、峭拔劲健，司马迁的史传多有取法。书中的人物，如鲁仲连的高尚退处，乐毅的忠贞笃实，以及邹忌、王斗、触詟的进谏游说，都符合儒者所持的正义，怎么可以因为出自战国而不加称道？这部书虽经曾巩校勘，错误仍然很多；鲍彪又扰乱了篇章次序，剡川姚宏汇集诸家而加以订正，最称善本，可惜近世已经不能再见。先朝张叔大、陆子渊两位先生曾为它作评解，删去繁复、撮取要旨，剖析得清楚而切中关键，对于《史记》《汉书》的行文方法也多有阐发。我的朋友茂伦珍藏了多年，如今刊刻流传它，也算是两位先生的功臣了。

译《新编李义山文集》序 义山长期任职于幕府，所以他的文集中章奏、启牒很多。文献考证记载《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另有杂文八卷，如今全都散佚不存。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卷诗集。我为他的诗作笺注，查阅《文苑英华》《唐文粹》《御览》《玉海》等书，搜集义山的文章，共得到表、书、启、笺、檄、序、说、论、赋、祭文、墓碑等若干篇，整理为五卷。又依据《新唐书》《旧唐书》考证当时事略，加以诠释，于是在卷首题作“四六”二字，却不知道这个名称起于何处。义山说：“四六，是六博棋盘的五格，四数配六甲所得。”这还不足以自夸。那么，这种文体不是文章家所看重的，为什么自六朝以来却特别推尚它？难道这就是古文日渐衰落的原因吗？这种文体在齐梁时更加繁盛，到庾子山时纤丽到了极点。唐初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以及燕国公、许国公等人，接续增饰文采，号称极盛。它的体裁宏大广博，声韵如琳琅相击，超过前人；但在清新俊逸方面，却略有不足。子美诗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华意势纵横。”又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虽然不在两者之间分别高下，但文章流派的大致情况也可以看到了。义山的四六文，源自子山，所以篇章铺陈有仓促造成的华饰，句子带有惊人的艳丽；以割裂为工巧，以纤妍为姿态。到了宋初，杨亿、刘筠的刀笔文章仍沿袭这种体制，确实是这种文体中的旃檀、薝卜。至于《雪皇太子书》《谕刘稹檄》，则有侃侃正论、端正文辞，气势张扬，具有“霜气横秋”的风概。等到读《辞张懿仙一启》，又看到他通达禅悦，显然从知玄本师的教诲中得到很深的领会。这哪里是区区讲究妃青俪白、雕月裁云的文章所能相比的？然而《唐史》称述他的文章，只把它看作繁缛宏诡，难道算得上真正懂得文章吗？我曾经考察晚唐人的文章，李甘、沈亚之、陆龟蒙、司空图几人最为卓异瑰奇，但世人很少见到他们的文集。我想从《文苑》诸书中摘录出来，编成一家之作，只是苦于懒惰而没有空暇。姑且把这部集子作为乘韦之先吧。《阳明要书》序 宋代儒者的理学，没有比濂溪、明道更纯粹的；传了一两代，便成为考亭、象山之学。象山直接探求根本，不拘泥于注脚；考亭广泛穷究散见的义理，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吴幼清认为，一家主要尊崇德性，一家主要遵循学问；两家各自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实行所认识的道理，所以立论多有龃龉不合。至于无极、太极的争论，象山再三抨击，考亭也无法驳难。后世儒者多支持朱熹而贬抑陆九渊，于是怀疑象山是禅学。不知道圣贤的学问都是心学。文章的盛大，是用来彰明此心；节义的严正，是用来持守此心；事业功绩的伟大长久，是用来验证此心。心中不执着于任何一物，所以能够无所不有；所谓不执着一物，是心不凭借外物而神明；所谓无所不有，是心随着感应而显现。孟子说：“仁是人的本心，学问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求回那放失的本心罢了。”这是千古以来论学的准则，为什么要怀疑象山呢？禅学和儒学不同的地方，在于禅学开始时离开活动去求静止，最终又想用静止统摄活动，只是把体和用分开而视为二物。把体和用分开，所以专门守持空寂；把用和体分开，所以旁出为神通。象山的学问，则都以明道“静亦定，动亦定，无内外，无将迎”的说法为根本。虽然他的功业尚未遍及天下，但立言垂教，致力于使学者回到内心去求取。他说：“心的神明就是圣。”这本来就是孟子的嫡传正宗。三百多年以后，阳明先生出世，以致良知为宗旨，大力阐发心学。他困顿跋涉于蛮荒边地，而此心更加明澈；驰骋于军旅之中，而此心更加安定；突然遭遇艰难重大之事，历经毁谤怀疑，而此心更加不动。自古以来，能把道学用于实际，没有超过先生的。他的学问就是象山所学的，他的教诲就是象山所教的罢了。世人因为禅学而怀疑先生，只是因为他扫除拘泥于见闻的弊习，常常抨击考亭。我的看法是，这并不是真正的抨击。世俗之学过分尊奉考亭，以至沉溺迷惑于语言文字之间，把他所说“主敬”“穷理”“豁然贯通”的精义全都淹没了。先生出世后爽然加以纠正救治，他所抨击的，正是为了护持这些精义的深意。世人却拿怀疑象山的理由来怀疑先生。那么，孟子所说“求放心”“不学而虑”的道理，难道也要成为天竺导师、梵文经典中的残余话语了吗？先生的高足有钱绪山、王龙溪。龙溪放纵地谈论玄妙之理，他的流弊终于发展到颜山农、何心隐一类人那里。绪山谨慎地守持老师的学说，如今这部全书是他亲自订定的。但书名纷杂，义例混杂出现，其中驳杂而不纯粹的地方在所难免，间或还有几亭。陈先生在尚未中举时，已经深入研究理学；他取先生的书加以剪裁、删定，阐明其中义蕴，统一它的宗旨。大廷尉叶公在广中刻印此书，于是先生的宗旨才灿然大明于天下。唉！心学长期不被讲习，学者如果真能取此书沉潜研读、反省启发，去掉词章上的世俗崇尚和功利的私情，来求所谓此心此理究竟在哪里，那么文章、节义、事业功绩，也只不过是太虚中的糠秕尘垢罢了。百世以后，如果有人想借阳明来认识象山，借象山来认识濂溪、明道，借濂溪、明道来认识孔子、孟子，他难道不会把这部书奉为泛海时的斗杓、入河时的碣石吗？因此作序。【甫草说：唐代以前，只有《儒林列传》；《宋史》才开始分为《儒林》《道学》。近人邓元锡又把薛文清一类人列为道学，把阳明列为心学。不知道心学之外并没有道学。这篇文章才真正看出了儒家的正统传承。】

译《读左日钞》序 《春秋》三传并立，《公羊》《谷梁》是经学家的学问，只有《左氏》详于史事。古代史官世代相承，左氏一定世代担任鲁国史官，如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楚国的倚相，都能尊崇信奉圣经而为它作传，并广泛搜求列国史书，连管仲、晏婴、子产、叔向等名卿辅佐的事迹，无不详细记载，连卜筮、梦占以及小说杂家之言，也无不采录。大事用策简记载，小事用简牍记录，广泛考察、远方浏览，综合贯通而条理井然，所以它的文章最为典雅规范而华美瞻丽。后来的儒者有人责怪它虚妄，有人责怪它浮夸，有人责怪它立论多违背义理、伤害教化，这是什么缘故呢？孔子感于获麟而作《春秋》，距离梦见楹柱不过三年，他的旨趣还没有来得及明白显示给世人。左氏游学于圣门较晚，又未必能同子游、子夏等人共同讨论经义，所以其中有驳杂而不纯粹之处，本来是应该有的。况且左氏所说“书不书”“先书”“故书”之类，都依据旧典，是史家形成的法则。圣人的经书却不能用史法拘限；有时事情相同而意义不同，有时事情不同而意义相同，孔子大概有特别的笔法存留其中。自从孔子修订《春秋》的本意失传以后，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褒扬，什么是贬抑，各自凭胸中臆见穿凿附会，繁杂的说法大兴，到了绍兴年间的讲学、当面讲说互相混杂，已经达到极点。不过，褒贬所依据的只是事情和文字；《左氏》即使间或有错误，但铺陈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十件中也能得到八九件。杜元凯推究考订经传，也极其精密详尽。学者如果真能通晓这部书，研究其中的事实，进而推求它的书法，不让一切刻薄深险、琐碎拘泥的见解横亘在胸中，而用义理来折中它，哪里还会有无法探寻《春秋》笔削精意的道理呢？如今《左氏》的书，家家传习，只是它的笔法简古，文字艰涩之处、意义隐伏之处，往往要费力推求。杜元凯的注文已经有许多不完备，孔仲达的疏又卷帙繁重，士大夫家很少能读到它。东山赵子常特意阐明“不书”的义旨，辑成补注，多与经义互相印证，发明了许多隐秘精义。后来有人又加以广泛阐发，使之更加通达，疏通幽深滞塞之处，辨明订正讹误；自孔疏以下，采取得最多的是刘原父、吕东莱、陈止斋、王伯厚、陆贞山、邵国贤、傅士凯诸家。又选取《春秋》中的人物，以绳墨般的标准评论其优劣，使学者知道古今人才之盛，没有超过《春秋》时代的；兵法的精妙，也没有超过《春秋》时代的。应付变化、出奇制胜，可以增益人的智慧，读史的人应当从中有所取法。至于《左氏》全文明白易见的地方，大都不加涉及，这是自惭浅陋罢了。此书只是用来备忘，供讨论参考而已。如果要从事于圣人经书的研究，建立一家之学，必须像黄楚望所说的那样：先用经文证明经文，其次引用其他经书作证明，再次用经文证明传文，又用传文证明经文，辗转互相印证，还要出入于群书之中。这不是我的力量所能承担的。姑且保存他的说法，等待世上善于著述的君子。

译《左氏春秋集说》序 记载说：“联缀文辞、比较事情而不混乱，这是深通《春秋》的表现。”如今解释《春秋》的人，为什么这样混乱呢？是各种凡例的说法造成的。自从左氏创立凡例，《公羊》《谷梁》两家又各有凡例，啖助、赵匡以下也都有凡例，众说纷纭，学者将要听从谁呢？例如说称爵是褒扬，那么鲁隐公会于盂为什么还要这样记载？称楚子难道就不是完全褒扬吗？说称人是贬抑，有时又说是因为地位低、军队少，那么僖公以前君、大夫领兵为什么都称“人”？难道就不是完全贬抑吗？说称字是尊贵他，那么邾仪父、许叔、萧叔有什么值得尊贵的？说杀大夫称名是责罪他，那么陈泄冶、蔡公子爕有什么罪可责？诸侯亡国后称名，而防子、莱子却不称名；灭国同姓称名，而楚灭防、齐灭莱却不称名，这种说法就穷尽了。不书公子，是删去其属籍；但弑君的楚商臣、齐商人反而称公子，这种说法又穷尽了。卿大夫去世一定记年月，国君归国一定告祭于宗庙；增加军队而不记日，是轻视它，但成公以后却都记日。桓公会盟不记归告，是安定他；然而国君出行大半不记至，这种说法又穷尽了。于是不得已又提出“变例”的说法。凡是看重凡例，正是取它一经形成便不可更改；如果前后游移、彼此矛盾，凭什么给万世显示准绳呢？唉！孔子作《春秋》，上面彰明天道，下面端正人事，变化随着心意而定，哪里会有固定凡例？凡例只不过是史家的说法罢了。从隐公、桓公到定公、哀公的二百四十二年间，执笔记史的既不是同一个人，记载有详有略，就不免用辞不同；所见所闻也难以一概而论。即使按照史法来说，尚且没有一成不变的凡例，却偏要执守后人的凡例来考察经文，又想屈抑圣人的经文去迁就凡例，这可以吗？那么应该怎么办？也只是求取《春秋》所以创作的宗旨罢了。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又说：“其中的义理，是我暗中取用的。”什么叫志？就是尊崇天子，以中国为内，讨伐乱臣贼子，尊王而贬霸。什么叫义？善者我便提升他、给予他应有的地位，恶者我便抑退他、夺去他的地位；有善有恶的人，我仍提升他的善而给予其地位；纯粹邪恶的人，我便赶快抑退他、夺去他的地位。志因义而彰明，义因时势而确立。《春秋》初期，诸侯突然强大，于是贬抑诸侯来扶助天子；《春秋》中期，大夫专擅政权，于是贬抑大夫来扶助诸侯；《春秋》末期，陪臣扰乱国家，于是又贬抑陪臣来扶助大夫。此前治理楚国，后来治理吴、越，往往在奖许齐桓公、晋文公，爱护宗国，给齐、晋、宋、卫诸君加爵等记载中显示其意旨。这一切都是为了尊崇天子，也就是彰明王道。一笔一削，大概都是随着世道变化而采取权宜办法。世道变化了，书法也随之变化，哪里可以寻求所谓“变例”和“正例”呢？后来的解说者却说：“圣人只有贬抑，没有褒扬。”又有人说：“圣人根本没有褒贬。”如果只有贬抑而没有褒扬，《春秋》就成了司空城旦一类的刑书，圣人的心地不应这样苛刻；如果没有褒贬，便是把旧史全部抄录下来，是非不能彰明，又怎么会有“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的话，并能使乱臣贼子恐惧呢？所以我专门以圣人的志和义为纲领。不能得到圣人的志与义，就会遇事随意立说，辨析越繁杂，越不能树立教化；能够得到圣人的志与义，那么各种凡例的学说，哪里不可以同圣经精微的文字、深奥的旨趣互相发明？近世儒者著论，却想把各种凡例全部举出而废弃，这也太固执而不能通达了。我作这部书，以《左氏传》为主，采纳杜注、孔疏以及《公羊》《谷梁》、啖助、赵匡等数十家的论说，汇集起来考察，互相参校权衡，稿本前后改了好几次。我患寒热疾病，经历寒暑，手腕不停地写作。虽然不知道对于圣人的志与义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但古今诸儒支离胶固的说法，我都删削殆尽，多少可以帮助学者学习经术、经世之道，希望对于“联缀文辞、比较事情而不混乱”的宗旨，或许有所符合。【附录《左氏春秋集说凡例》：《左氏传》所依据的经文在《公羊》《谷梁》之前，所以经文专门依据左氏，而以《公》】【《谷梁》参照其中，传文不能全部载录，如今把它的事迹节略记在经文之下，然后引用注、疏及诸家的说法，这是仿照黄氏《日钞》的体例。三传以后，啖叔助、赵伯循、陆伯冲三家，可以说是通晓经义；他们所辑的辨疑、纂例，条理井然，如今多引用他们的说法，并参照赵子常、王方麓的论述，加以折中。学者先看这一部分，那么全经就会明白如火。胡传专门强调复仇讨贼，确实有益于世道人心，但立论颇为迂曲宽泛而且穿凿。张元德《春秋集注》比胡氏更加平正，洪武初年诏令颁行于学校，如今人们很少见到这部书了。我志在发明微言大义，所以采录它独多。刘原父《权衡》以辨正错误为功，陈君举《后传》以“不书”建立义旨，吴临川《纂言》、汪新安《纂疏》、李庐陵《会通》，都能阐发幽微旨意。又有刘质夫、许襄陵、孙明复、高息斋、王彦光、吕永嘉、家则堂诸家的解释，《大全》取舍未必都恰当，如今选择其中精粹的录入。叶石林、赵木讷、戴岷隐、黄东发诸家的说法，多是先儒未曾发明而《大全》没有载录的，这是编修诸公的遗漏。】【我遍搜藏书之家才得到这些说法，赶紧采录收入。】

译《毛诗稽古编》序 从前孔子删定六经，而他自己说：“诚信地接受并喜爱古代。”三皇五帝的事迹，若有若无，大概有些是不能深入考求的。例如河图、洛书，从河中出现、吐露符命，天与人相互连接，这同后世所谓天书有什么不同？孔子却相信它而不怀疑。下至商羊、罔象、汪芒、僬侥之类，更是奇异高大的琐碎传说，孔子也时时加以记述。大概他的学问综合研究三坟五典，征考文献，接受师传，只要是古人所有的，无不详细谨慎地考求，不敢让个人见解混杂其中，这就是他善于传述的原因。《诗序》出自子夏一派，大毛公、小毛公也是秦汉之间的人，它的训诂比其他经书更古老。郑康成取用其中义理作笺，即使不免有驳杂之处，也自有圣门存疑的法则在。如今的人一概斥为郢书燕说，这是无法理解的。《尔雅》一书，古人专门用来解释《诗》，也是子夏一派所作。至于六书一定以《说文》为祖，名物一定考察陆机的疏，都是先儒解释《诗》的法则。如今的人动辄用新义掩盖古义，用今音证明古音，这也令人无法理解。有人说，《考亭集传》已经颁布为学校法令，学者不敢有异议。然而考亭曾作《白鹿洞赋》，其中说：“扩大青衿学子的疑问，喜爱菁莪对人才的培育。”仍然没有采用他自己的说法。门人问他，他说：“《诗序》的说法本来不可废弃。”那么考亭的意思，难道是要学者拘守一家之说，完全排除汉唐以来诸儒的笺注传述，像如今那些安于固陋、荒疏迷乱的人一样吗？我从前作《通义》，多次同陈子长讨论商定而成，深深佩服他引证精密广博。近来他又独自完成《稽古编》若干卷，完全依据小序、注、疏来写，彼此推求而旁通。我这部书还处在今古参半之间，长发则专门尊崇古义，发明幽微、解决滞塞，剖开肌理而切中根本。即使考亭看见它，也应当爽然心开，欣然领会。唉！经学的荒废，是因为拘守一位先生的说法而不求它是否正确。假如求取正确，就一定要从相信古代开始。《诗》有《诗序》，好比江水发源于羊膊岭；毛、郑的解释，则像水出玉垒，经过湔塴而向下流。后儒的说法则像经过三峡、分流九道，水流滔滔而不知尽头。如今替它疏导源头，使人知道沿着山崖数百里、经过激流万里的水，都从这里发源。这难道不是《礼记》所说“先王祭祀河川，一定先祭河而后祭海”的意思吗？世上如果有能够追溯源流三百年的人，一定会尊奉这部书，把它看作孔门传承尚未断绝的证明；长发所等待的，也只是这样罢了。《西昆发微》序 义山的诗，根源在《离骚》。我从前为它作笺注，写序说：“男女之情，可以贯通到君臣、朋友之间。”屈原所处的时代，他的君主是怀王，同朝为官的是子椒、子兰。以屈原的耿介，能够没有怨恨吗？有怨恨却不忍直截了当地表达，因而他的辞句不得不诡谲曲折、铺陈流衍。义山把这种写作方法完全承继下来用以作诗，所以文采瑰丽惊人，学者难以逆推作者的志意。我的笺注，只是依次搜集群书、分析疑问、考证事迹罢了。至于其中隐伏的旨趣，当然不能逐条指明清楚，只能等待世上明白的人深入探求而自行得到。今春，次耕从玉峰回来，把吴子修龄的《西昆发微》给我看。他认为义山的无题诗全都是为令狐绹而作的。义山受到令狐楚的知遇，后来接受王茂元、郑亚的征辟，令狐绹却同党人排斥他，直到他终身如此。义山本来就是追求功名的人，能够没有怨恨吗？有怨恨，于是把神仙境界写成艳情，在巾帨之间使用隐语；这本来就是夫君、美人、灵修、山鬼以及屈原、宋玉一派的传统，哪里只是华丽辞藻而已？从前虞山冯子定远曾经告诉我，义山的无题诗全都是寄托对君臣遇合的思念；这个说法大概出自杨孟载。如今得到修龄的解释，更可以同定远的说法互相印证，足以补益我的笺注所没有涉及的地方。修龄真是明白人啊！修龄精通律吕之学，具有奇妙的神悟，大概是当今的奇才；这里特意记下的也不过是吉光片羽罢了。我恭敬地题写在卷首，把书归还给他，以记下我倾倒钦佩的心情。

译《周易广义略》序 我曾读《左氏传》说：“事物产生以后才有形象，有了形象以后才有滋长，有了滋长以后才有数。”由此知道形象在义理、数理之前。我又读《系辞》，广泛考察八卦，知道六十四卦中，凡是近取自身、远取万物的，都要从这里探求幽深、索解隐微，于是更加叹息今人读《易》，竟把卦象完全废弃而不讲，这同盲人摸索道路却自以为明亮、揭着日月而行，有什么不同？然而我作《广义》，仍以辅嗣、仲达的注疏和伊川的《传》为主，推衍考亭尚未完备的地方，然后广泛引用李鼎祚《集解》等书；我的意思是即由卦象显明义理，而不是离开义理专门追求卦象。【《宋史》记载，汉上朱子发著《易解》，以程传为宗旨，兼括古今，参合义理与卦象，为当时所称许。我的《广义》一书，实际上暗中取用了他的意思。】如果离开义理去求卦象，必然会流入穿凿附会，不能成为典要。汉、魏以来，郑玄、荀爽、王肃、干宝、陆绩、虞翻、崔憬、侯果诸家，都从卦变、互卦中取义，并非时时不能契合《易》的旨意；但穿凿附会、迂曲偏僻而无法理解的地方，也往往存在，所以从宋代到如今，世人不再尊信他们的书。近来读到来梁山、唐凝庵、钱启新三位先生的论著，确实合乎我的心意；但有时也看到他们穿凿旁解，抛开程朱的正义，于是又怀疑他们有矫枉过正的失误。何玄子总括群言是很好的，但分别裁取的功夫仍有不足；这是学者应当遍观博识、精心求取而择要采用的。伊川讲解《易》，常常略去卦变，所以自己说只讲到了七分。考亭《本义》中完全不讲互体，然而《大壮》六五说：“卦体像兑卦，有羊的象。”这不就是互体吗？大概二人的书专门阐明义理，所以象学有来不及涉及之处，实在不是要把汉魏、吴晋诸家全都扫除剪裁掉。假如能够兼通象学，又不胶着固守其中的说法，难道不是程朱二位先生所乐意赞许的吗？我的朋友吴子弘人研究穷究《易》象，早已有共同志趣，曾同我一起编纂此书，开始于己未年。不料弘人突然去世，我又患了迁延不愈的疾病，于是停笔，稿本堆积在架上。陈子长发有一天来见我说：“古人举一隅便能反推三隅，经书何必全部解释？像黄东发、王伯厚，凭简略解释而流传下来的很多。您为什么不撮取要旨，自己作一部书来给后人看呢？” 我受到他这番话的感动，于是从书中摘取材料，综合义理和卦象，参论古今诸儒的得失，共得一百多条，又增补十多条，诠释编次为四卷，书名叫《广义略》。我说：“从前王晦叔【名炎】著《易解》，尚未完成便病重。晦叔每到半夜向上天祷告说：‘希望赐给我一两年寿命，不要让我死去，以便完成这部书。’果然实现了他的愿望。如今我一生病便疲惫，疲惫便终于荒废了学业。我不只是学力赶不上古人，精诚也远远不如他。既然如此，我这些拳拳珍惜的残稿，不忍心让它们完全归于凋零磨灭，哪里敢自称对《易》学有什么补益？也只是想让后人知道，我对于《易》学，确实有这样的力不从心的遗憾。”壬戌年中秋日写。” 《愚庵小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愚庵小集》卷八 吴江朱鹤龄撰 序二 《史弱翁诗集》序 唉！士人能够凭文章著述在后世成名，难道不是由上天造就的吗？我年轻时便患有久病，勉强学习举子业，却并不喜欢。只是独自喜爱谈论《骚》《选》以及西京大作家的文章；见到有人穿着奇异、佩带古物，不受世俗取舍牵制，我一定降低身份同他交游。弱翁就是其中一人。弱翁的父亲某先生刚刚考中贤书便去世了，弱翁极其贫困，于是发愤创作诗文，完全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学业。俗人厌恶他的作为，认为古文之道对于盲人之于镜子、秃子之于梳子、瓯越人之于章甫帽一样，既然无从使用，哪里能换来衣食？他们还沾沾自喜地众口讥笑他，并且排挤压制他。弱翁始终高傲自守，完全不予理会。京口潘木公在诸位名士之间称道他，他的声名渐渐兴起。于是他沿长河上溯，游历燕地，登临眺望帝都宫阙的雄伟；又感受燕然、碣石、涿易、滹沱山川起伏回旋、郁积盘结而磅礴的气势，以及荆轲、渐离悲歌击筑，子美南池、太白酒楼等遗迹。他在那里盘桓徘徊，慷慨感奋，全都发抒在诗章中。回来后到达永嘉，寄居金陵，同他唱和的顾与治、邢孟贞、杨龙友、方尔止等人，都是名士。当时三秦地区盗寇兴起，残害蹂躏中原；弱翁感慨时局，作诗讽刺，絮絮不休。他每次经过我的萧斋，便拿出所作的诗给我看；谈到门户被禁锢、盗贼猖獗的缘故，没有一次不长叹抽泣，继而流泪。弱翁的诗风格峻拔而萧瑟。当初正逢钟惺、谭元春主持诗坛，大家相继写作凄切急促的诗调，因而未能在古人面前振起。后来他居住东湖，和惕斋唱和，便完全取法杜少陵，格律日益进步。等到遭逢崩坼之变，正打算和我们几个人一起到湖边披散头发，效法《谷音》《海录》的故事，却不久便死了。可惜啊！弱翁死去十多年，祭祀也没有继续，他遗留的著作散落在人间。他所著的《盐法志》《燕京遗事》《松陵▯旧传》，没有能够搜集考订到；各处仅仅得到若干首诗，想加以评选刊刻，又因事情太多而无暇进行。每当想起这件事，总是不免怅然。唉！身穿奇服、崇尚古道的士人，世上并不多见。幸而有这样的人，却又偏偏遭逢困厄，既使身体穷困饥饿，又使寿命缩短而死。死后还要夺去他的子嗣，又将使他所著的书凋残磨灭，使他无法在后世留下可供表彰、见知的东西。上天对于身穿奇服、崇尚古道的士人，为什么虐待得这样残酷呢？上天虐待他们如此残酷，而世人又讥笑排挤他们，这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宋既庭说：全篇都是对故交旧友凋零的感慨，悲凉曲折，学习欧阳修而得到了他的神韵。

译《送董处士归湖濵序》凭权势而荣耀的人，世人仰慕他；凭道义而荣耀的人，世人却怀疑他。厌弃肥美富厚的生活，轻视华贵衣服，乘高车、戴大盖，在州里和宗族亲党之间夸耀，这叫作势荣。自身具备儒雅的品德，随着时势进退，在千古贤人之林中抗颜自立，以雄健的眼光俯览万物之表，这叫作道荣。倘若在权势方面充足而在道义方面屈曲，古人尚且有人厌弃尘俗的车服，逃到寂寞之地，以此为快；何况在危难险阻中奔走，只求在蝇蠓喧沸、如沸汤一般的环境里苟且偷得片刻光耀呢？这就像驾着漏船去试探洪涛，驾着坏车登上陡峻的山坡；正忙于沉溺倾覆，还哪里谈得上什么荣辱呢？董次公、张西庐，都是处士中的杰出人物。先朝时凭高才参加科举，却困顿于考场；近来才潜心研治经术，以著书自娱。西庐从不踏入州府，次公因征收井税到县城来时，必定来拜访我。清晨交谈时听到他的脚步声，听到足音便足以使人快乐。今年秋天，我因父亲去世服丧，在江湾草庵读礼。次公驾船前来吊唁，早晚流连，与我讲论古今。每当分析疑义、领会要旨，便油然而生喜悦，又悄然生出悲伤。喜的是，我辈所奉行的道并不孤独；悲的是，岁月容易流逝，而美好的名声还没有建立。他将要回湖边去，次公起身说：“您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呢？” 我告诉他说：“苏轼曾说：‘人不可以苟且求取富贵，也不可以只是甘心贫贱。’贫贱中的快乐，除了通晓经书、体味道理，还有什么值得崇尚的呢？阮籍、陶渊明处在晋宋之间，都高傲不屈，不与世俗交接；我唯独惋惜他们没有能够听闻大道，却徒然以胸襟旷达、情致高雅著称。假使这两个人有志于圣贤之学，那么著述事业应当日益进步，又哪里有闲暇借逃避酿酒来避开名声，放纵心意于沉溺之中呢？如今我和你以退隐的身份，训释《诗经》雅颂，探索古代典籍，也已经从容浸润其中了。由此登上道学之堂，亲尝其中精美的肉食，就好比登山；不攀登山径、升上高处，便不能停步。修习学业而默默不显，珍重道义而勤勉不懈，比起那些沉溺于词章末流、奔走于声名利禄场中的人，不过像瓮中的小飞虫，过了一夜就化掉了，难道能因此改变我们的快乐吗？”次公说：“您的话真好！我哪里敢不早晚更加努力，以实践您所说的道荣呢？”于是拱手告别，并把这番话记录下来告诉西庐，用来彼此警策振发。《送徐介白移居上沙序》隐居一定要在山林，就像应龙一定盘踞在积水的深渊，威凤一定飞翔在辽阔的高空一样；又像高贵的兰花和紫芝，若不是把根托在深岩大谷之中，便无法蕴蓄幽深贞洁的品性、显出秀异的姿态。自古有“大隐隐于朝市，小隐隐于山林”的说法，而那些圆滑随俗、随波沉浮的人，反而借此作为自己的借口。唉！通达才识、守持节操而又不肯苟合于世的人，世间已经很久难以见到了。虬龙蜷曲在污浊的渡口，和蜥蜴有什么区别呢？鸾凤降落在丘陵草木之间，难道不会被捕鸟的罗网捕获吗？芝兰生在盆盎里，世人将要把它同蔓草艳花一同玩赏，又怎么知道荃蕙不会化成茅草，幽兰不会变成菉葹、萧艾呢？这就是我深深感叹介白筑屋山居、浩然长往而使人不可企及的原因。介白年轻时便以风雅自持，品格峻拔而经历坎坷，诗格诗韵在孟郊、贾岛之间；有时又在洁白的纸帛上点染笔墨，描绘缥缈烟云，近在咫尺却有万里之远；同时又皈依瞿昙，早通佛教宗旨，熏修佛法，戒除欲念，这是僧人也难以做到的。诗、画、禅，三者都是丘壑山林中的事。即使介白的志向得以通达风云，身名显赫，也应当寄托于山林，获得像巢父、许由那样的称誉，何况如今世道已经抛弃了像君平这样的人呢？” 君平怎么能不弃绝世俗呢？上沙连接着武灵岩，湖山环抱，僧俗名流往往聚集居住；介白在其中织帘抱瓮而居。香草夹着道路，山岚翠色扑上衣襟；清晨野鸡飞起，村中的舂米声彼此应答，这些都是我的诗情。松涛和瀑布如雨，远近竞相飞鸣；云中树木、彩虹般的泉水，早晚变换颜色，这些都是我的画意。远寺的霜钟，使人深深警醒；空林中的野火，可以悟得无生之理。凭吊响屧的幽魂，悲叹琴台的旧址；兴亡本来一理，死生同如梦境，这些都是我的禅心和道味。这样看来，介白的隐居确实无愧于戴颙、宗测。介白的上沙居处，怎么知道不会和庞公的鹿门、郑敬的蚁陂、杜景齐的始宁山舍一起流传于千秋史册呢？我久已厌倦尘世劳碌，常想在松林深处砍荆结屋，读书长啸其中；可是家累牵制着人，只能局促地和鸡鸭同食。这使我对于介白的长久隐居，既深深叹羡，又深深惭愧，却不敢只把离群独居当作悲哀。将来向平的婚嫁之愿完成，便应当在他东边租屋而居，使房屋相接；我和介白一起隐居守素，靠着木几饮斑蠡杯，诵读屈原《正则女萝》之章，歌咏《小山丛桂》之句，差不多就能成为东皋子的仲长统、子光了。介白，你会答应我吗？尤展成说：文辞葱郁馥丽，接近初唐文章；如今人们学习欧阳修、苏轼，渐渐流入科举文章一路，我宁愿取这种风格。

译《赠洪广文计偕序》六书是经籍的基础。圣人凭借它概括天地人三才的道理，完备万物的情状。俗学之人不探究源流，喜欢提出私见，因此穿凿附会；经书的解释由此晦暗阻塞，沿袭讹误而失去真实。士人若想考察古代、匡正今日，必定要从六书开始。鸟兽的踪迹发展为大篆，大篆发展为小篆，小篆发展为楷书、隶书和八分书，这是文字形势的演变。然而周官设置太史氏掌管书契，秦代官吏多诵读《爰历》篇，汉代制度规定能通晓《急就篇》的人可以任郎官，可见当时仍然知道重视文字。后世没有专门负责考订文字的官署，所教各异，学说不同，曲说纷纷出现。大概自唐明皇下诏命卫包把古隶改为今隶以后，小楷流行，圣贤典籍中的古文字再也看不见了，笔画转易，意义也随之乖离。《尚书》的文字在六经中最为古老，然而讹误不一。例如“扰而毅”和“俶扰天纪”，前者应当从□【如招切】，后者应当从□【与扰同】，这是混淆造成的讹误；兖州赋税“下下下下”后来转写为“正正”，又转写为“贞”，这是字形变易造成的讹误。举出这两个例子，全书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举出一部经书，其他经书的情况也可以知道。求取俸禄的人已经把文字看轻为琐细小节，以专门学者自称的老师宿儒，也不过稍稍懂得音读，涉及训诂罢了。唉！生在今天这个时代，学习今天的学问，却想校正经典文字，淘汰俗说而恢复古义，这将要遵循什么道路呢？歙州洪氏世代都有闻名之人，陕翁先生尤其精通六书的道理。从《尔雅》《说文》直到陆德明、吴棫、黄公绍、郑樵、周伯琦诸家的学说，没有不广泛阅读并深入研究的。他在我们县主持教育时，诸生拿科举文章来请教，他一定引导他们进而学习经学；拿经学来请教的，他一定引导他们进而学习篆书、隶书和古文。凡是音韵清浊、字形肥瘦、义理解释的浅深，以及流俗相沿而没有得到订正的地方，一经讲明，便都清楚而有条理。世人说广文的讲席，只是安闲自得的闲散之地，不过为谋求糊口罢了；能够同年轻学生讨论科举文章的已经很少，更何况进一步讲授经学呢？又何况进一步讲授篆隶古文之学呢？像先生这样的人，实在值得尊崇。不过，我私下还有一个请求。《说文解字》是字书中的金科玉律，但其中重复、缺佚、僻误而不可信的地方，仍然很多。古文、籀文两种文字，宋濂怀疑其中夹杂了吕忱所增入的内容，已经不是许慎原书的旧貌。如今如果确实以古籀为依据、以《说文》为宗旨，再参照徐氏《系传》，并广泛采纳诸家的学说，订正讹误、补足缺佚，编成一部书。将来在石渠阁校订书籍，就像蔡中郎校正六经一样；把它刻在太学门外的石碑上，依照旧例使后来的儒者和晚学之士都取它为准。这样对古籍的功劳非常大；和您只凭口头讲说、亲手指画，使教化流行于松江、笠泽之间相比，难道不是有天壤之别吗？我对六书的精微义蕴并不聪敏，连一点也没有窥见。先生多次屈尊来到我的荒庐，使我得以请教疑义，心中豁然如同拨开云雾。如今先生将要和计偕之士一同进入京师，我不能没有几句话，便提笔写下这些，作为绕朝赠送策书那样的赠言。《赠徐处士序》喜爱名声不是古人的作风，逃避名声也尤其不是古人的作风。夏商周三代时，贤能俊秀的人都由乡大夫记录并推荐上去。进身仕进，就把丰厚的实际功业流传于朝廷，并不是为了把它当作壮烈之名；退居乡里，就在穷巷中收敛美好的德行，也不是为了显明自己的高尚。以“名士”称人，大概始于魏晋之间吧？自从东汉末年纲纪败坏，孝悌、力田等科目废止以后，士人得到任用的多出于九品中正这一条途径。于是夸耀声名才华，竞相标榜，便有割大腿肉、守墓来充作孝，穿破衣、骑瘦马来充作廉，吃芝草、饮山泉来充作清洁的人，从此名声和实际开始分成两回事。然而当时品评人物还十分谨慎。诸葛孔明戴纶巾、执羽扇，指挥三军，司马宣王赞叹说：“诸葛君可以说是名士了。”孔明兼有伊尹、吕尚的才能，胜过萧何、曹参，千古无二，却只是先以名士来称许他，可见对名士的看重到了什么程度。袁侍中说韩康伯门庭冷落寂静，俨然有名士风流。王孝伯说：“只要常常能够无事，痛饮并熟读《离骚》，便足以称为名士。”名士之名本应通达权要、奔走于显贵门客之间，他却反而说无事、说萧寂，可见名士所标举的又是什么样的境界。世上固然有姓氏遍布人间却不能称为名士的人，也有跟随他三十年却不知其为名士、而又不得不称为名士的人。既然如此，名士之所以能够居有名士之名，必定有他的道理，绝不是喜欢名声就能得到、逃避名声就能摆脱的。道理已经很明显了：我的朋友徐子俟斋隐迹空山，超过二十年，门前没有车马鞋履的声息，炊烟也不与人相接，洒脱地居住在方圆之地，和袁闳的土室、焦先的蜗庐没有区别。这样的人，是喜爱名声吗？还是逃避名声呢？如果说他喜爱名声，那么如今那些乘高车、张大盖、显赫于当权之地的人，绝不会听说有所谓徐子。如果说他逃避名声，那么徐子终年勤奋不懈，著书堆积如身高；从六经诸史的言论，到稗官杂说，没有不广泛通晓的，并且以此锻炼冶炼自己的心志，难道是想让山泽中的瘦弱之身同浮尘草莽一起消灭无闻吗？唉！如今所谓的名士，我已经知道了：不凭借门第荫庇便不能成名，不广泛结交便不能成名，不备办丰盛的肉食便不能成名，不树立柴门栅栏便不能成名，不掌握权衡、经营财货便不能成名，不奔走于通都大邑便不能成名。王徽之轻视他的叔父王敦，认为只是终日说妄语的人才有名士之名；而如今若不是游谈诙诞，也不能成名。因此有见识的人把名士之途看作腥膻之路、虚伪之府，傲然甩袖而不顾。那么徐子所逃避的，是逃避腥膻，逃避虚伪，难道是逃避名声吗？况且名声哪里能够逃避呢？有人避开自己的影子而跑到太阳正中的地方，越想躲避，影子反而越多。假使名声可以逃避，那么终身默默无闻，反倒不应当成为君子所厌恶的事情了。屈原被放逐，走到汨罗投水时，还说“唯恐美名没有树立”；这又该怎样解释呢？如今徐子的品行真实、坚苦、光明磊落，不欺骗自己的志向；他所著的文章，也没有不能流传千秋、等待百世后人的。依我看，像北道的周颙、终南山的种放那样的人，徐子尚且旷达地不屑一顾，更何况那些夹着牛腰般厚的书卷，奔走请谒，借口仿效陶公乞食的人，哪里配得上徐子的一笑呢？这样看来，将来太史想要采录真正的隐士、高士，若不归于徐子，还能归于谁呢？即使说当今喜爱名声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徐子，也未尝不可。孝章说：古代把高士、名士视为一类，今人却把高士、名士分为两类。然而天下有有名而不高尚的人，却没有高尚而不出名的人。我读这篇文章，深有感触。

译《烂溪防咏序》道义存在于山林丘壑之中，没有洁白的衣服和深厚的情谊，便无法抒发胸怀；同道友人聚集，必须吟咏歌唱，才能表达志意。因此，南皮的雅集诗篇，在邺中最为著名；曲水流觞的新作，争相传诵于上巳节。至于汉阴的屋舍，欢乐情意连接到渔梁；陶令的琴与酒，使胜友之会联合于庐阜。杜陵的蒿草小径，使求仲、羊仲聚集在尘世之外；甫里的茶园，使皮日休、陆龟蒙结成散人的契交。这些都是情感有所寄托，于是如同伏鹄、离鸾一般高举；即使没有容身之地，也能在高山流水之间傲然隐遁。清风流传至今，佳话却已经遥远。我的朋友侍御周子，在晚年辞去官职，来到清溪抱瓮灌园。家中有皇帝赐书，朱笔校勘从不间断；小径上没有俗客车马，长啸吟咏便是日常功课。他在花朝节选取美好景事，在文章中排遣牢愁。来往者的鞋迹相接，香气飘浮在庾信的园林；大家把枕席投置林间，花朵开满谢公的别墅。当时碧水环绕台阶，幽鸟不断变换鸣声；烟云笼罩台阶庭院，竹柏使视野清新。青萍随水摇荡，远远送来入座的清风；朱草低垂，仿佛也助成挥笔时的文采。腕下写出宫商之声，字里行间贯穿珠贝般的辞采。招引楚客屈原的魂魄，庭院便如别鹤般凄清；抒写湘君的怨情，树木仿佛被奔涌的涛声哽咽。以桐叶分题，联缀成篇的诗章齐备了；石栏斜倚，灿若春花的文笔斐然成章。不久太阳隐没在西轩，烟霭横在远处的水边。美味菜肴多次进献，清酒分班而饮。面对藤萝间的月亮纵情高吟，抚着檐前花朵长声啸歌。托腮披发，约定共同做北郭的隐士；解衣敞襟，一同洗雪新亭之会的涕泪。门外的狂风浓雾，全都驱遣到沉默之中；台阶前的白石清泉，全都收入眺望吟咏之内。唉！曲调高雅便少有和者，反而被巴地歌者讥笑；自身隐居而文章显著，却不是我们这一类人所安于接受的。篇章彼此唱和，陶冶性情便不再孤独。既然以此相约，哪里还要等到挥动嵇康的琴弦、给阮籍的木屐上蜡呢？登临这样的风雅境界，确实可以在灶北、墙东安居到老，去看疏雨微云。感叹并称道孟公止客的诗句，椒园竹馆的唱和只等裴迪的篇章。既有兴味格调的别具一格，也有声韵铿锵、内容完美的篇章。我没有什么才德，却也勉强执掌盘匜，追随诸位的杖履。欣喜于同心朋友彼此琢磨，悲叹天地万物不断推移。金谷园寒渠空空，只能面对铜驼旧陌；兰亭高址仍在，还流传着蚕茧纸上写的书法。如果不亲自濡笔，怎么留下陈迹？于是不能不写在卷首，希望后世有所述说罢了。《思旧诗序》对往昔交情越深，连金石也会为之改变；对声音容貌感受越切，山河便越显得遥远。因此，经过桥公墓道时，孟德的车子徘徊不前；来到中散旧居，邻人笛声使人悲恻凄怆。何况正逢时局动荡，时代又隔绝了前代风流人物呢？那些采芝穿薜、使自身声名高峻的人，那些碎首剖肝、砥砺节操的人，都是如此。我的朋友徐子桢，出身系于徐伟长一脉，才华同于应璩，年轻时便作赋成名，陪从李君乘华车；丰茂的文采声名远扬，与北海孔融对坐清酒。乘车戴笠，彼此共同坚守白水之约；交结吕安、嵇康，都是属于青云之器的人。不久太阳渐渐逼近西山，世事的梗阻一同漂荡：有人含着精卫填海般的冤屈，有人抒写灵均屈原的怨恨；有人凿坏墙而出，以劳作挑水舂米为生；有人寄身茧室，在山中退隐自肥。阳年还未满，贤哲之人却几乎尽数殒没。庚子日夕阳西斜，沉沉如贾谊之魂；西州小径荒芜，惨惨如羊昙的悲恸。白杨粗大到合抱，仍难以寻得延陵季子的挂剑之处；碧海虽能寄托深情，却再也遇不到钟子期那样的知音。莺庄景色灿烂，却哭尽了湘累屈原；甓社湖荒凉寂寞，梦魂返回泉下。这就是徐子追忆旧日游历、发出叹息，援笔抒发怀念之情的作品。燕国公的五首诗，把忧愁寄托在岳浦的云中；杜子美的八哀诗，在巴东峡中拭泪。由此可知，感情随着环境而凄切哽咽，情思因人而缠绵不尽。这难道只是为了让今人听闻，实际上也是为了劝勉后人吗？声名风范尚未消失，何必到虎贲那里去寻找遗像呢？高尚的风义难以改变，就可以把德行的声誉刻在金版上。把它传入乐府，便能使彤管的芳名流传；把它传播于民众之中，便能永远供輶轩采录。或许可以使潘岳《诔》文那样的哀悼，消解地下长久的怨恨；使有道之人的碑铭，在浩劫中争辉。于是题写在卷首，赶快命人杀青付梓。《寿黄母六十序》古代行孝容易，如今行孝艰难。夏商周三代时，德行和技艺出众的人由乡里推举，士人只要有一项行为值得称道，便无不获得升斗之禄来奉养父母，所以说那时行孝容易。近代专门看重科举，一个小儒只要拼凑出文采斐然的文章，就可以立即登上显贵的地位。那些命运不好的，即使行为同曾参、闵损一样，也没有途径自我进用，只能对寸草春晖感慨叹息，直到白头，所以说如今行孝艰难。黄叙九却有值得惊异之处。叙九本来就是世人所称的好读书、好古道的人，进入他的居室，空旷清淡，除了头巾、瓶子、书卷和帷帐之外，别无多余之物，仿佛将要像仲长统那样以寄托志趣终其一生。人人都说叙九贤能，但即使如此，叙九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艰难了。叙九的母亲某孺人，是名门之女，早年便磨炼出清苦坚贞的操守；今年将满六十，孤单衰老而头发斑白。凡是酒浆、缝纫以及早晚汲水舂米所需的一切，没有一样不依靠叙九来办理。叙九丧父，苦心求学，既不能种植黍稷、驾车牧牛，也不能按时节备办洗腆之礼来表达敬意；他赖以衣食的，只是村塾里几个学生，而砚田所得常常赶上歉收之年，瓶子已经空了，瓦罐也感到羞愧。假如孺人稍有一点不平之意流露在言语神色之间，作为她的儿子又能怎么办呢？可是我听说孺人在这种处境下，仍然和乐安适，多次勉励她的儿子：作为读书人，不要以闻名为宗旨，不要做夸耀之士；她自己谨慎地纺织，洁净地整治饮食器具，使叙九能够竭尽全力讲习诵读，不因高堂上缺少甘美柔软的奉养而使他忧虑。这样看来，叙九的贤德，确实是他的母亲成就的。我曾说，袁闳住土室、管宁睡藜床，是有志之士自处的方式，却不是奉养亲人的办法。王安石说：俸禄和地位，是庸人所依靠并引以为荣的；贤者胸中充满道义，把它表现在才艺上，即使没有俸禄地位来使父母长寿，父母也会无限欢喜。唉，王安石这番话，只是看到了俸禄地位不能强求，姑且这样说来安慰叙九的心罢了，哪里能把它当作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常情呢？如今观察孺人的情况，才知道王安石的话确实可信。愿天下读书好古之人，都不羡慕不可强求的荣华，也不再因三代以后寒门士族难以靠俸禄奉养父母而遗憾。我认为孺人的贤德尤其值得作为风范，所以叙九来请求我写寿文时，便写下这些话赠给她。归元恭说：这篇文章既用来教诲做儿子的，又用来劝勉做母亲的；这样写寿文，来请求的人必定很少。

译《王吏部西樵诗集序》顾茂伦选编山东四家的诗，西樵先生从京城寓所寄来按年代编次的各种刻本，茂伦分体编排、考释次序，汇成一集。书刻成后，先生命令我龄在卷首缀写几句话，于是我拜手作揖并写道：从前杜牧谈论文章，以立意为主，以气势为辅，以文辞采饰作为兵卫；他为李长吉诗集作序时，又认为李长吉是《离骚》的苗裔，义理虽不及，辞藻却超过《离骚》。他还说，假如稍微增加一些义理，即使让他做《离骚》的奴仆也可以。杜牧所说的“理”，难道不是指立意要淳厚深沉而不要杂乱悖谬吗？气势要绵延贯通而不要艰涩阻滞吗？铺陈辞藻要雅正驯熟、华丽合则而不要诡异僻涩、堆砌字句吗？指陈事物、抒写情感，难道不应有天然形成的机杼吗？笼罩形象、锤炼事物，难道不应有日新月异的炉锤吗？李长吉的诗天才瑰奇，但陶冶锻炼的功夫还没有达到。用义理衡量它，便常常看见杂乱的声调和累赘的气势。杜牧正是因此对这个人深深惋惜。我曾读杜甫论诗，一处说“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一处说“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一处说“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杜甫所说的惬意、高妙、老成，就是杜牧所谓的理。这就是以义理为主，达到“使之成为《离骚》的奴仆”的境界。论诗到了这里，若不是能够辨别并剔除伪体，广泛向众家学习，像从碧海中牵出鲸鱼那样博大精深，谁能使各种美处齐备而没有遗憾？即使李长吉也难以做到，更何况卢仝、马异一类孤立自异的人呢？西樵先生出生在李攀龙的乡里，又承继季木公的家学。他作诗抑扬顿挫，情感含蓄而深切，大概深得楚辞诗人的旨趣。至于他的诗清淡而富有风致，含怨而不激烈，艳丽而能雅正，咀嚼百家精华而淘汰其中的瑕疵；杜牧对李长吉深深惋惜的地方，到先生这里一点也没有欠缺，可以说文质彬彬了。如今海内诗家极其兴盛，艳丽的色彩、繁复的声调令人欣赏不尽，但考察其中，却空虚无物。好比隋宫的剪彩，不到一夜便消灭，正是因为义理不足。把先生的诗悬挂在都市中，作为刮除眼膜的金针，希望开元、大历的诗风能够重新振兴。只是我龄私下又有所感慨：从前李攀龙称道诗社，李梦阳确实以布衣身份主持诗坛；如今先生和他的弟弟阮亭先生一同在京城任官，发扬风雅；一时之间荔裳、周量、愚山、绎堂诸公相互唱和，想来又会有“五子”“七子”这样的称誉。我惭愧自己出身草野、才力支离，不能参与盛会，跑到京城拿着三寸不律之笔，和诸位公卿争胜。在文艺坛上成为像茂秦那样的人，因此我读先生的诗，读到口沫干、手磨破，仍不能停止叹服仰慕。《俞无殊诗集序》唐代孟郊、贾岛一类人，都因诗而穷困，而他们的诗又都因穷困而写得精工。如今在诗歌上穷困的人，大多不能写得精工，为什么呢？动乱离散使身体困厄，羁旅孤独和疲惫挫伤气势，往往精神智慧耗损沮丧，不能发抒；偶尔有所发抒，又有的学力短浅、才气薄弱，枯笔燥唇，无法写出心中感慨悲愁的情致，也无法达到人情最难言说的地方。像这样，难道不是因为能作诗却不能真正穷困的缘故吗？所以，那些人若不是矫正志向、磨砺学业、埋头执笔、以书为巢，就不能穷困；若不是简朴栖居、远离群集、淡泊自守，也不能穷困。看他能不能安于穷困，他的诗便可以知道了。我的朋友俞无殊，年轻时承继羡长先生的家学，以诗才闻名当时，和弱翁、介白、君服诸人一起磨砺文笔。世变以后，他隐居空山，荆棘柴门、土灶相伴，粗粮也不能充足，却意态萧然，安之若素。他靠着枯桐，烧着断木，时常写出清新的文章、华美的句子，与山光云影相互映照，出现在芳香的林木和药草山谷之间。他的气息宁静，所以声音和平舒展而优美；他的精神闲适，所以体态幽深婉约而富于变化。吴中的诗歌，自启祯以来正声不断；若论娴雅融润、兼含各种妙处，没有人能像无殊这样。无殊的诗，不正是所谓越能安于穷困便越加精工的吗？唉！诗歌之道，陶冶性灵，感受万物变化，必须叩问寂静以求得声音，遗忘世俗事务，汲取古意并刻苦磨炼，然后才能得到。因此，使人陷入穷困的事物，没有比诗更厉害的了。既然已经走上必然导致穷困的道路，却又拒绝穷困、不肯承受，内心和行迹便相互违背，议论纷杂。更差的人把诗当作献媚求进的媒介、求取恩泽的工具，声名利禄熏染内心，繁华损伤筋骨。像这样作诗一定不能精工，即使精工也不能流传。我更加感叹无殊能够安于穷困，是因为他深深体会了诗道。况且三次赚取千金，劳苦身体、竭力经营，和陆龟蒙的笔床茶灶相比，哪个劳苦、哪个安逸？驾四马高车，上下曲折山坡，和无功在东皋北渚闲居相比，哪个安稳、哪个危险？这样看来，无殊安坐空山，长歌短咏，享受烟岚霞石、水帘树锦的乐趣，已经既富足又奢侈了。却还要以世俗所谓的贫穷来衡量他，岂不是像鹪鹩和大鹏一样，反而飞翔着俯视草泽吗？

译《送计甫草北游序》门上悬挂桑弧，表示男子有志于四方；披着蓬草衣帽踏上旅途，壮年男子难道甘愿只在三径之内，走出家门便挥手与亲人隔绝在关山之外吗？清晨起身辞别亲友，谁来共饮一杯酒？诵读《北征赋》，魂魄实在黯然；吟咏西方候馆的诗章，悲伤难以叙说。我的朋友计甫子，早年在文苑建立声誉，是清流中的先声。到了潘岳射雉的年纪，早已被推许为身价如玉；到了高密封侯的年岁，却还阻隔在龙门津渡之外。即使隐约有清风般的声名，住宅旁也只有陶潜的柳树；家业萧条，厨房里只能煮鲍照的葵菜。然而吟咏不绝，种树除忧，常常叹息尸位而不能继承俸禄；关心《黍离》之悲，想靠采桑果来资助生活，这怎么忍受得了？于是挑着游赵之地所用的簦笠，便整理鞋子踏上入秦的道路。指着飞蓬而远行，望着河梁，眼色惨淡；顶着密集的霰雪长驱，面对云树愁情更深。霜晨旭日初升，因坠叶而惊心；戍楼鼓声传到津亭，停下征马凭吊古迹。乘一叶扁舟同行，知道会像张凭一样同入洛阳；借闲日消除忧愁，难道是要像王粲那样依附刘表吗？年华渐渐流逝，转眼就看见离别之浦流着冰凌；天色微明，已经看见春阳应合节令。遥望乡园却看不见，京洛尘土飞起沾满衣裳；怀念故国而放声长吟，眼睛却被莺花园林遮住。何况北堂的草已经萌发，母亲时时倚门盼望；反哺的乌鸦啼叫，还念着母亲手线缝衣的恩勤。说到这些，怎能不回望旅舍而长久睁眼远望，抚摸栈车而内心悲恻呢？唉！洛下的声名旧友并不少，邺中的游宴欢聚又能有几时？借粮给监河侯，仿佛捧着毛公的檄文；在侯府享用鲭鱼丰盛的宴席，应当想到考叔献羹的故事。隐居林下灌园，仍要和我们同游；在织机中织锦，不要一别经年。丹花在丽日下鲜艳，应当到水边修禊、举杯相承；紫燕迎风飞来，盼望游梁归返。远望却看不到你，我的劳苦思念该如何呢？陈其年说：在唐代诗人中，可以与王子安相比。《闲情集序代》自从《国风》渐渐衰微，《离骚》接着创作出来，它的辞句诙奇诡异、瑰丽幽渺而凌厉飘忽，用来同周成王时太史所陈述的诗歌相比，确实有差别。然而它内在情感的缠绵悱恻，实在源自忧虑祸患、畏惧讥刺、爱君忧国的思想。因此太史公说：“《国风》描写男女情爱而不淫荡，《小雅》有怨刺而不乱，《离骚》可以说兼有二者。”从汉魏直到唐代三百年，才人接连出现，绮丽靡曼的诗制达到纤微幽妙的极致；探究支流、追溯源头，没有不共同祖述《国风》《离骚》的。这也像路鼗出自土鼓、篆籀产生于虫书一样。李阳冰称赞李白的诗，说其中多有讽谏兴寄，驰骋于屈原、宋玉之间，是《风》《骚》之后的第一人。杜甫只是进一步变化发展、加以发挥罢了；但他所推许的“江湖万古流”，也没有超出《风》《骚》、汉魏诗歌，这样便可以得到其中的旨趣了。元稹、白居易的艳情诗，像联缀的珍珠美玉，前后一致；可是杜牧却独自指责它们劝人淫荡、引导轻薄，反复诋毁，这是为什么呢？即使杜牧自己所作的诗，语言也多极其艳丽；所谓劝淫导媟，难道他不是亲自践行了吗？松陵的顾茂伦，早已以高才著称；他生来便学通上下千年，从三楚、两京、六朝直到近代的诗歌，没有不综合阅览并加以评量的。他认为唐人的诗长于抒情，而义理包含其中；宋人以立意为主，元人以辞藻为主，距离古道都已经很远。只有前朝末年的季迪、眉庵、昌谷诸公，义理合于风雅，语言兼有哀感和艳丽，完全可以接续唐音，称为楚辞诗人的后裔。于是他选取三百年来名家的各种诗集，选择其中华丽而有法度的，编撰成书，命名为《闲情集》。当湖陆孝山又加以参订校合，交付刊刻。采集屈原的香草，架起应璩的珊瑚；他远寄书信和诗稿，我在京城寓所每读一遍，芬芳流溢，目眩神摇，确实是藏书府中的木难、火齐。后来我考察古今隐逸诗人，首先推尊陶渊明；可是他的《闲情赋》把闺房帷帐间的旖旎情致写到了极点，考察其风旨，正和《感士不遇赋》一样，都是有所寄托。萧统讥讽它是白璧中的微瑕，所以招来苏轼的讥评。唉，能够通晓陶渊明的深意，才可以和他一起读茂伦的这部集子。至于《玉台新咏》残余的华彩、《香奁集》浮薄的藻饰，哪里足以同日而语呢？《缬林集序》徐子梥驰骋文坛，名声遍满吴越。去年他在桐乡读书，和汪子晋贤唱和篇章，彼此欢喜投合。四方唱和他的诗的人一起响应，诗稿积成卷轴，将要付梓，题名为《缬林》，便向我请求作序。我说：“你的诗集为什么取名为《缬林》呢？”徐子说：“您没有见过锦树吗？当句芒掌管春令，和风吹拂万物，柔柳如缫烟，夭桃像被雨气熏染，所有花木无不呈现惊人的碧绿和纷繁的红色，香气浓郁，枝叶摇曳，原野山丘都被遮蔽。佳人拾取翠羽以娱悦心情，游子采摘兰草来荡涤眼目。天地造化的文章，极盛就在这时。不久春天过去，朱明退去，秋风飒然，霜露沾衣，清晨晶莹的光色使人肃然。起来看看中庭，只见高林含着凄清，落叶铺满道路，像战败的军队丢弃旗鼓、裹着伤口疾驰而去，官吏士卒都像鸟兽一样四散了。先前那些娇花杂树、沾满脂粉香气的东西，忽然都到哪里去了呢？然而从这时起，脆弱的变得坚硬，滋润的变得干燥，柔靡的变得刚劲；花朵果实收敛藏蓄，凝结成绚烂的色彩。银杏、枫树、乌桕经霜之后开出花一般的色彩，红叶与翠阴参差交错，绮丽繁密。面对它，精神为之清寒；远望它，眼睛为之眩目。这也是天下壮丽的景观和绝美的色彩。若没有秋气的深沉、寒威刺骨之后，怎么能得到这样的景象呢？我奇怪如今的人只知道夭桃柔柳在春日田畦中献媚，却不知道冰冻之树的丹青、寒山的锦绣，更值得观赏和喜爱。白香山有诗说：“黄夹缬林，寒有叶。”夹缬，是唐代成都锦的名称。从前王公的臞庵中，大概有一座缬林馆；我取这个名字来命名诗集，不也可以吗？您认为怎么样？”我说：“您的话说得好，诗已经进于道了。剥落，是充实的原因；闭藏，是精华的府库。若不剥落，秋气凭什么凝聚？若不闭藏，寒光凭什么发出？屈原、宋玉的楚辞，如果没有到江潭边憔悴的境地，就不能成就；杜子美的诗，韩愈、苏轼的文章，如果没有经历夔州流落、潮州惠州贬谪之后，也不能像这样奇特而多变。如今屈原、宋玉诸位君子已经逝去，但他们瑰奇的文采、华丽的辞句，朗朗照耀天地，难道不是古今的大‘缬林’吗？我和您试着前去观看吧。穷尽思虑，攀登涉历，恐怕终身都在艰难险阻中而没有止境。王公的臞庵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徐子说：“说得好，请把这些话写下来。”于是我写在诗卷的卷首，并拿给汪子看。沈眉生说：铺陈文采、发扬芳香，最终都归于真实的义理，这哪里是当时一般文人能够做到的。

译《南州草堂集序》往年我在茂伦的书斋中，读到徐子电发的诗，惊叹他的天才奔放勃发，具有豪迈纵逸、超然远行的气势，于是对茂伦说：“这是当今的郭功甫；假如世上有王荆公，一定会极力赏识他的才华，请他来做上宾。”不久，电发客游皖城，曲折地溯行大江，经过采石蟂矶，梦中探访天柱峰的洞穴，诗便更加精工。后来北游燕地，纵览京都的雄伟、声名文物的汇聚，和名公巨卿交往，凭吊荆轲、投丸、渐离、击筑等古迹，诗又更加精工。又游河朔，往来齐鲁之间，眺望南池酒楼的遗址，悲叹李白、杜甫不能复生；经过黄河、泰岱、明湖、趵突泉的奇景，感叹东方的壮观极致正在这里，诗便又更加精工。等到归来，又游历武林，客居冶湄；令君冶湄文雅好士，在鸣弦之余，钩帘凭几，饮一杯酒、吟一首诗，无不与他共同进行。他诗歌的精工，又同带露桃花的洗面、临风杨柳的矜腰相互映发在西子湖心、马塍花畔；电发的游历也由此没有穷尽。唉，游历之道真是难以言说！奇景胜境交相叠加，荡动心神、惊骇眼目，笔墨不能追赶，情感也来不及尽情欣赏；假如胸中没有吞纳云梦泽的气魄，凭什么写出骊珠般的诗篇呢？这样看来，题咏之作实在难写。古人谈用兵说，宁可笨拙而求速，不可机巧却迟缓，诗也同样如此。墙壁楹柱上接连唱和，哪里有空闲捻须构思？宫调、徵调急促地宣泄，众人争相敲钵，必然多有仓促造作的华辞，开始就辜负了通达之人的眼光；所以，应酬题咏之作也是难写的。诗是陶冶性情、抒发性灵的，难道拘泥于篇章数量和字句长短吗？如今却务求在千言长篇上夸博，喜欢用仄韵使人为难，青白相间地铺陈辞藻，容易招来羔袖之讥；篇牍连章，有时还会招致重台的讥笑，所以夸多也是难事。一定要才思如电光迸发，才可以免除这三种祸患吗？即使如此，天下奇山异水没有穷尽，文士灿如莲花的笔，与它们争奇斗胜、吟咏商羽之声的作品，也没有穷尽。西泠六桥，不过是才思如电、偶然策杖游履之间所写的景物罢了。假使进一步游历天台、雁宕，再进一步游历三湘七泽、瞿唐、滟滪，我知道他的诗一定会工整而奇特，奇特而丰富，必定比这里多出十倍百倍，难道只能像郭功甫的金山诸咏那样，得到荆公的赏识吗？《华及堂诗稿》序 新安的诗人，没有比汪伯玉先生更兴盛的了。伯玉先生在嘉靖、隆庆年间，凭借文章声势奔走于天下士人之间，与琅琊、历下并称鼎足。百余年来，谼中显达的官员大多聚集于汪氏一族，但文采风流却很少闻名于世。诗道如此广大，而家学却如此难以振兴，真是太令人感慨了！往年，梥之从云间归来，把王先生玠右与汪子晋贤酬唱的诗拿给我看，并说晋贤是伯玉先生的近亲，年少而有俊秀才华，又倾心于爱好士人。他正如桂枝片玉，必定应当成为国家的俊秀人才。我心里记住了这番话，恰好有事要到嘉禾去，于是前往拜访他。两人相对着书案吟哦，连续数日和谐共赏，交换桐叶题诗，细细举杯饮酒，意气十分欢畅。当时晋贤正在选编诗集，征求我编诗的要旨。我告诉他说：‘杨仲弘曾说，取材于《文选》，取法于唐诗，这是诗家的法令。不读《文选》却希望有汉魏诗风，就如同渡过洪流却舍弃筏子；不取法唐诗而旁涉宋元，就如同厌弃家鸡而去寻求野鸭。’晋贤点头赞同我的话。今年早秋，我避居同川，晋贤从远方寄来《华及堂诗稿》。当时晨露凝结如珠，新梧桐垂下乳白色的嫩芽，我迅速读了一遍，只觉清风飒然拂来。我眼中见到的英俊奇妙之才，能作诗的人很多；然而情思俊逸、语言华美而接连涌出的作品，很少有人能及晋贤。莫不是他深深契合了仲弘关于论诗的见解，内心揣摩、手下追摹，已经几乎达到那种境界了吗？即使伯玉先生当年与琅琊、历下相抗衡，也只是把选体和唐音奉为准的，加以发扬来显出其中精华，反复咀嚼来穷尽它的变化。如今晋贤年纪刚过二十岁，已经磨砺箭镞、括束箭羽，像用长绳汲取深井之水一样不断进取，日益接近古人。他继承伯玉先生的传统，又重新树立起来，去与中原诗坛争胜。我虽然老了，仍愿意执殳在他前面充当先驱。《梁大司农诗集》序 唐代贯休说：‘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归太仆又说：‘诗文，是天地的元气。’清气和元气，难道有不同吗？回答说：有不同。清气就像游荡在澄澈的潭水、宁静的水洲之间，水波荡漾映入天空，蔚蓝与天同色，洗濯的人都争着到那里去。然而积水退尽、霜色清寒之后，终究免不了容易干涸的忧虑。元气则像芦管吹奏阳气回转、句芒使节律发动，山川忽然增添绚丽，草木因此焕然改观。任凭红花紫艳、白萼绿蒂纷纷杂陈，随着万物改变颜色，却没有人知道造化的工力从何而来。因此，得到清气的，是劳臣志士深藏的情怀，是羁旅之人、思妇的苦语；哀怨凄切，有时甚至像候虫哀鸣，与寒蝉相应。至于得到元气的，在西清、东观之间迈步，在明堂、清庙之上发声。声音如山龙、藻火纹饰的光彩，灿烂耀眼；又如玉佩相击的清越声响，铿锵发出。只是因为他们从上天承受的元气完整，所以一切声调都不能同他们争论工拙。三十年来，海内以名公巨卿主持文坛的，南方是芝麓龚先生，北方是苍岩梁先生。两位先生的著作，近的悬挂在秦地市井，远的传播到鸡林。梁先生在当今文坛，正如巍然屹立的鲁灵光殿。我没有读到先生诗作的全部，直到茂伦山子刻印发行他的诗集，才得以取得全书并读完。诗歌的功力成就处在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之间，七言近体诗又兼取历下诗派的长处。诗中有端正仪容、切磋规正的志意，却不改变其和平之气；有铺陈凌云、文采华美的辞藻，却不流于浮靡放荡。大概先生家承世代门阀，学问有深厚源流，一门的众位子弟接踵进入显要职位。太行、滹沱山川秀杰的气象，全都聚集到梁氏一家，因此才华宏富，抒发不尽。我所说的完整承受元气的人，除了先生还能是谁呢？又听说先生退朝用餐之余，便焚香静坐，对着蠹蚀的书帙和遗留下来的古籍，穷尽搜求而不停止。横置经书，借助史籍，讽诵吟咏而忘记疲劳。再加上奖掖文坛人士，不遗漏平民，如同登上玉山，鲜有不被收纳的人；又如同经过马市，许多良马都会被特别看顾。如今像先生这样胸怀通达、乐于行善的人，实在无人能比。这又是先生承受上天厚待的地方：所以对自己，具有文章著述的功业；对万物，没有过失责难和困顿阻滞的牵累。在下是年长的乡野寒士，低头困苦地研习经书，还没有到洛阳游学的经历，却冒昧地承蒙先生询问。趁这部集子刻印完成，冒昧缀写这些芜杂的辞语，用来玷污卷首。至于先生在台阁中的宏大谋略、南宫中的伟大韬略，都已载入史馆，不是我这浅陋后生在末简中颂扬几句所能说尽的，所以这里不再涉及。

译《汪周士诗稿》序 韭溪以西，古梧桐乡有一位寄居的公子，是休阳人汪仲子的长子周士和次子晋贤，他们以诗文闻名于吴越之间。四方听到声名前来拜访请教的人，门前鞋履交错。左边陈列琴酒，右边堆放图书史籍，从容地互相酬答，无论早晚都不间断。谈论的人认为，这里就是顾氏玉山草堂，也不过如此。周士的诗，我记得癸丑年冬天，梥之带来给我看，我见其清逸高雅、和美有韵，赞叹为当时贤士中的第一流。今年冬天我到他的住处拜访，周士拿出一编诗稿来请我评定。清逸高雅的风格更加精工，和美有韵的作品更加深沉稳健。浮泛的声调和精切的音响，无不合乎法度；著名的篇章、警拔的句子，时常获得如骊龙颔下明珠般的佳句。我正欣赏不已，禹庆青士起身说：‘周士的才华确实很美，难道诗道还有比这更高的境界吗？’我迟疑着退到席后说：‘我是鄙陋的人，哪里敢说懂诗？不过，我曾浏览古今诗歌的盛衰，因而领会了其中的道理。古代的作者，承接传统、创立端绪，诗歌的波澜虽然千变万化，其中却一定有根基。向上可以补益教化，向下可以陶冶抒写性情。比如伯玉的《感遇三十八首》，是伯玉诗歌的根基；太白的《古风五十九首》，是太白诗歌的根基；子美的《北征》《咏怀》、前后《出塞》以及《新安吏》以下各篇，是子美诗歌的根基。退之的《南山》《秋怀》，是退之诗歌的根基；乐天的《续古诗》《秦中吟》数十篇，是乐天诗歌的根基。唐人评论诗歌，常说某人五言诗写得好，大概认为五言诗写得好，就不必再问其他诗体了。既然五言古诗是各类诗体的根基，那么五言古诗的根基在哪里呢？也不过是从《诗经》三百篇、《离骚》以及昭明太子的《文选》中寻求罢了。自从近体诗盛行，便于应酬和干谒，世上的文人便大多用它来代替羔雁等礼物，充当筐篚中的赠品。于是五言古诗几乎废弃，即使披取英华、散发芬芳，排比极其工整，也不过是青白相间、流连景物罢了，对于六义的道理，又能取得什么呢？难道当今的李献吉、王于鳞不是诗坛的雄杰吗？但我对他们论五言古诗的说法却有些疑惑。献吉说：‘李白、杜甫是大家，也没有超出唐调，不敢把他们看作汉魏诗人，更何况三百篇呢？’于鳞因此说：‘唐代没有五言古诗，只有古诗。’陈子昂把自己的古诗视为古诗，王于鳞却不取。三百篇不得不变化为屈原、宋玉，屈原、宋玉不得不变化为苏武、李陵，苏武、李陵不得不变化为曹植、刘桢，曹植、刘桢不得不变化为齐梁诸子，齐梁诸子不得不变化为神龙、景云年间的诗，进而变化为开元、天宝年间的诗。这些时代之间格调虽然不同，但它们补益教化、陶冶抒写性情的根源和流脉却是一致的。如今如果一定只尊崇汉魏，以时代作为限制，便说初唐、盛唐的诗距离古诗都很远，这不是通达的论断。近世作五言古诗的人，大多尊崇《文选》，然而剽窃模拟、表面润饰，几乎像泥塑木雕而没有灵气；有的人于是概括地把《文选》体讥笑、鄙薄了。子美说：‘熟精《文选》理。’精通其中的道理，必然会有神明变化的功夫，难道只是拾取辞句、模仿步调吗？学诗的人如果真能取法子美所得，深思其中道理，再由此寻求汉魏诗歌、《离骚》，再由此寻求《诗经》三百篇，那么五言诗的根基就在这里，三唐的诗歌风轨也都可以同源并流，怎么会像二李的说法那样，把它们判然分为淄水和渑水呢？如今大江南北以诗闻名的人，有秋岳、蘧人、顾庵、大可、冰修、定九、玠右等十多位，周士都同他们交往。鸣和钝翁、蛟门，以及你家的嗣宗，也请把我的鄙见拿去质问他们，不知诸位先生会认为如何？【高汉思说：这样评论诗歌，可以说是探寻到了源头星宿。】《钮贞父诗集》序 《礼记》记载说：‘先祖没有美德却称赞他，这是欺骗；先祖有善行却不知道，这是不明智；知道却不传扬，这是不仁。’古代君子不敢埋没亲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手泽还保存着，书籍的封面不敢损坏；口泽还留存着，曾用来饮食的杯子不忍丢弃，更何况亲自撰写的文章呢？我曾学习谱牒之学，看到吴中先贤的嘉言懿行，常常记录下来。等到询问他们的后代，后代却茫然不知；甚至把祖先遗留下来的文集拿去喂蠹鱼，换成饼食。这种罪过比起卖掉祭器、砍伐坟墓旁的树木，不止加倍了。贞父先生生于正德、嘉靖盛世，隐居行医，凭诗歌与孙太初、黄五岳、王履吉诸公交游，但名声并不显著。我从安期前辈的邑志中得到他的几首诗，才极力称誉他，又替他作传。如今他的四世孙斯来拿《五浮山人集》给我看，诗歌各种体裁都齐备，出入魏晋和三唐。假如先生生在今世，一定能够鼓吹风雅，获得雕龙绣虎般的文名。当时很少有人称道他，难道不是因为前人敦厚朴素、轻视浮名，不急于自我标榜、结交权贵的缘故吗？先生的诗本来可以流传，但如果没有贤哲后代珍藏、表彰的恳切之心，又怎么知道不会同枯根败叶一起，在寒烟暮火中消灭呢？由此看来，古代名贤的著作，隐晦而未能彰显，彰显了却不能流行，流行了却不能流传久远的，大概数也数不清。那么，后世人的责任，难道不是很重吗？难道不是很重吗！

译《汪季青诗稿》序 我到华及堂来，至今已经两年了。当时宾客随从如云，应酬纷繁接踵。周士、晋贤和青士几人，有的拈韵长吟，有的举杯畅饮。斗柄西斜，灯火将尽，谈笑声像沸水一样喧腾。只有季青独自高坐在旁边，神情严肃，仿佛要用手玩弄白日、头顶摩触青天。我心里已经觉得他很不寻常。今年春天我拜见钝翁先生，先生对我说：‘你看过季青的诗吗？他大概是天才。’恰好季青把近作送给我，请我校订评点。我读到其中光彩气势熊熊燃烧，音节深沉浑厚，兴致高昂挺拔，又显得轩昂浩大。大概他的织造经营本于少陵，而那种参差奇崛、傲岸不凡的情致，多半得自山谷、放翁。拿它同二位兄长清丽的文章辞藻相比，又另开出一片天地。仲智用火攻，莫不是已经直逼伯仁了吗？钝翁称他为天才，确实不是虚誉。李赞皇说过：‘文人把才华当作性命，妇人把容色当作性命。越女的妖媚、楚妃的艳丽，即使穿着粗布衣服、头发蓬乱，只要嫣然一笑，阳城、下蔡一带的男子都会为之迷惑。难道美色只在衣裙粉黛之间吗？’容色不足，随后才夸耀梳妆打扮，把铅粉脂膏当作媚态，那就属于末流了。所以，才华是造物主精心造出的美器，不会轻易赐给人。得到这种才华的人，就像琪枝瑶草一样，举世都称为祥瑞。豫章刚从地下长出，就已经想要直冲云霄；骏马的小马驹一试跑，便能同飞兔并驰。古今文士，才华得自天授与得自人力的，在成败、生死、工拙方面相差何止寻丈！如今季青年纪还很轻，既有超越常人的才华，又天性爱好烟霞山水，眼中饱览绢帙书籍。一家之中，众人和鸣唱和。从今以后，他将泛游学海，攀登文山，在漫长道路上迈开大步，在绝妙景物中穷尽壮观。我请把这部诗稿作为发端。《董太史豫游草》序 董子向南方去探望父母，回到家乡后让我读到他的《燕台诗》。他的思绪进入风云，文辞和谐如金石之声。在宜春侍从时，已经写出了凌云的华美文章；向群贤献酬唱和，又多有纵情抒发的风致。我私下感叹，台阁体本来就应当如此。今年夏天他划船游豫章，回来后又拿一编诗给我看，都是哀怨抑扬的作品。大概调子接近焦急凄厉，多用羽声。有人问：董子正值终军、贾谊那样的年纪，考中甲科，读中秘书，在仕途上翱翔，这难道不是当时得志的人吗？为什么却写出这种幽深缥缈的声音？我说：董子是仁厚孝顺的人。看他采兰时的眷恋之情，正以《白华》所称的洁行自持；奉行《南陔》所说的奉养父母，并不是有意去作漫无目的的远游。他一旦因为甘美脆嫩的食物供应不足，而出门远涉江湖，冒险经过鼍獭二孤的悬流和马当的奇险。古人把这些地方比作太行、吕梁、左蠡那样的险阻，水势弥漫，风向上下不定，经过的人能不有‘坐在厅堂边缘也要戒惧’的警惕吗？何况战争兴起、形势极其紧急，羽檄交相奔驰，荆棘遍布道路，流离失所的人遍野都是。宗衮焦虑思考，旅人愁苦伤目，远望江山，怎能不更加惆怅？凭吊孺子墓地，瞻拜柴桑故庐，又怎能不高远眺望、寄托远大志向？所以他把这些感受写入歌咏，当然会悲痛而深沉，寂静而战栗。这是哀痛之气受到感发，所以多用羽声。古人称张燕公为大手笔，但他居住岳阳时所作的诗更加凄恻哀婉，大概是感情随着处境变化，并不能一概而论。至于羁旅中的作品，大多激切悲楚；山林中的声音，大多愁苦寂寞。这难道就是用来比拟我们董子的吗？《宗定九全集》序 我曾读陶渊明的诗说：‘在衡门茅屋下修养真性，希望凭善行自立名声。’昭明太子为他的诗集作序，也说：‘说到胸怀，旷达而且真实。’古人的文章，没有不是凭真实而流传下来的。有真实的感伤，才有阮籍的诗；有真实的节操气概，才有杜甫、韩愈的诗；有真实的豪放旷达，才有李白的诗；有真实的闲适情怀，才有左思、白居易的诗。后来写作者看到诸公成就一家之言的根本在于真实，便相继模仿，以为这样就能取得高名。没有真情的歌哭，跟随众人的祭祀，即使声音极其嘈杂，也与性灵无关，怎么能够感动感情、激荡听觉、合于音律而振作风云呢？子美说：‘分别裁正伪体，亲近风雅。’如今的诗文，属于伪体的太多了，难道不需要加以辨别裁正吗？淮南宗子定九，早年便以才华文采著称。我曾取他的前后两集，按体裁分别考订编次。既有充实内容，又有华美文采，各种体制都擅长，人们惊叹定九的才华，为什么能这样善于变化？我请用一句话概括：真实罢了。矫正虚伪、翻除浅薄，重新尊崇经书诰命，这是刘勰所推尚的；补缀拼合、拘束牵强，使文章受到蠹蚀，这是钟嵘所讥刺的。定九博览群书，学问有根本，贯通道义，钩连经史，经过涵泳浸润，自然而然地抒写出来。他年轻时意气盛，挥笔飞扬，寄托胸怀，写香草追风、芍药等篇章，借佳人寄托兴意，华丽可与灵均的作品相比；写六朝诗，便是真正的六朝诗。后来逐渐褪去铅华，直接抒发胸中情怀，表现出开元、大历的遗响，在字里行间奔驰，仿佛杜陵、白傅的偏师直捣前阵；写三唐诗，便是真正的三唐诗。他看不惯关塞那种旧日的金粉繁华之地，定九厌弃而逃离；在东原泛舟，没有谢花津那样的繁华，高柳垂檐，却与栗里有什么不同？任凭东邻扑枣，观看西舍通池。若说到山林隐居，那便是真正的山林隐居。定九交游遍天下，无论平民还是士绅，旧日相交始终如一；虽然有时孝廉的船来寻访，郡学教官、马军等带着酒赶来送到花间，他却把这些看得淡然。若说到志趣气味，那便是真正的志趣气味。有了定九真实的诗文，世上那些自夸所藏只是燕石、拼缀骈枝，拘拘然抱着残缺玉屑便以为至宝而不能舍弃的人，全都要屈指退让了。有了定九真正的山林生活和真正的志趣气味，而世上那些高谈黄绮隐逸，却仍要向冷饭残酒求取润色，喜欢结交雷义、陈重，却从不问及穿练裙葛帔的人，难道还不应惶恐汗下吗？有人说：‘凭定九这样的才华，假如早些受到时运眷顾，使他得到施展经国大业的机会，天下人本来可以共同看到他的成就。如今反而让他成为逃避尘世、甘守寂寞的人，能不替世道惋惜吗？’即使如此，定九如果得到时运，也一定会在直庐起草诏令，每天低头行走于东华门的软红尘中，哪里还会有这种真实的诗文之乐、真实志趣之乐和真实山林之乐？如今他从容休息在谢墅、庾村之间，舒展自得，拄杖而行，心胸旷达，怡然自乐、志意适畅。这样看来，上天对待定九，不能说不厚待；我又怎么能因为上天厚待定九，反而替他叹息呢？【朱致一说：‘这个“真”字可以作为挽救时局的针砭，难道只有诗文如此吗？’】

译《愚谷诗稿》序 三十年来，士人多喜欢谈论隐逸，他们所作的隐逸诗，大多借吴宫花草、晋代衣冠来寄托，虽然悲悼，我却不认为好，因为它们的声调相似而性情不同。等到读了《晞发集》和《白石樵唱》，才觉得精神骨气凛然，顿时仿佛风雨昏暗、山鬼夜泣；诗能够感动人，竟能达到这种程度吗？真是奇异啊！范蔚宗评论逸民，说亲近鱼鸟、以林泉为乐，是性分自然达到的境界，不是可以矫饰出来的。鹿城是吴中的奥区，冠盖繁盛，过去曾经是大藩，如今却集中在东海一地。我怀疑山川灵秀之气泄露得太多，而我的朋友季重先生独自以潜藏而坚定、不事炫耀著称。陈留的阮氏诸人，怎么能没有像嗣宗那样的高雅风致来在其中提倡呢？季重诗歌的功力成就，都从少陵那里得到；凭吊故宫禾黍，感念崆峒仙仗，实在是从深厚感情和真挚性情中激发出来的，所以能使读者凄然、忾然，留连往复而不能自止。我曾说，少陵当时如果没有灵武回銮的事情，他的诗不知会写得怎样悲咽；如今以季重来观察，他引申义理、铺陈辞句，恐怕也不过如此罢了，而评论者却一定说今人不如古人，难道不是只凭眼前见闻的片面之论吗？季重广泛而精熟地研习史籍，曾经辑录近三百年来的隐士，为他们作传，由此可以看出他内心存有的志向。然而隐逸并不是容易谈论的：那个人如果没有深厚的感情和真挚的性情，超然于尘俗之外，只是任性放纵、以此博取高名，那么山泽中的瘦弱隐士、背着绳索边走边吟的人，都可以混入隐逸者的行列了。甚至还会出现田游岩、卢藏用这类人，把隐逸当作出仕做官的捷径。我也有志于隐逸，却深深痛恨那些充作隐士的人，反而被烟霞泉石所嘲笑，所以借为季重诗集作序的机会一并谈到这些。《寒山集》序 《寒山集》是我愚庵老人选编的。专门选取启祯以来幽静、清淡、深远、扫尽俗气的诗。仿照元次山《箧中集》的体例，不区分出仕和隐居，品第也不分通达和耿介。从曹学佺开始，到徐白为止，共选二十人，三百首诗，编成一集，时常省览。有客人看见后问：‘这些君子的诗，正是世人所讥笑的钟惺、谭元春一体，说它们有鬼气，是兵乱的征兆，是亡国之音。先生为什么还要选取呢？’老人笑着说：‘不是这样，这正是音乐中所谓的羽声。’ 《乐记》说：‘大的声音不超过宫调，细小的声音不低于羽调。’ 又说：‘丝弦的声音哀哀作响，用来确立廉正之音。’宫弦有八十一丝，羽弦有四十八丝，它们在清浊、轻重、大小上差别悬殊。用丝弦的声音来演奏羽调，就会沉伏幽微，失去中和。这就是《乐记》所说的‘急促、微弱、焦杀’之声，也是子产所说的‘中声以下，五降之后，就不能再弹奏’的声音。然而这并不是人的过错。声音的道理与世运相通，又受到性情的感发。譬如焚轮扶摇之风，起初不过从青苹水面的一点微风开始，顷刻间便调调、刁刁、翏翏地吹动起来，小孔大孔一齐应和，万窍怒号，这是谁使它这样的呢？诸位君子生在濡首之时，又遭逢焚巢之变，于是触物而含悲，怀抱清正而激发声响，怨而愤怒，哀而悲伤，本来就是适宜的。况且你们没有听说十二律旋转相互为宫的说法吗？按照宫、徵、商、羽、角隔八相生的次序来说，十二管都可以作为宫调，十二管的宫调都可以用羽调来应和。先王不能废弃羽声而成就八音，就像厨师不能舍弃醋、肉酱、盐、梅来调和五味一样。《五子之歌》一定要记录在《夏书》中，《黍离》的咏叹也不从《王国》中删去，都是因为同样的道理、同样的心意。如今诸位君子的诗文，虽然音节各有不同，却都可以同唐人相提并论。清淡而悠长的，是昭文弹奏的琴曲；急烈而高扬的，是师旷演奏的清徵；铿锵感人的，是赵简子听到的钧天乐；铿锵宏大、震荡四方的，是周景王的无射之乐、魏献子的歌钟之声。羽声接近中和之声，并不违背变风、变雅。即使孔子再生、重新删定《诗经》，也会选取它们。又怎么能把木客的悲吟、幽独君的悄语随意拿来相比，并加以贬斥呢？左太冲说：‘山水自有清音，何必一定要借助琴瑟箫笛。’清音本来没有不和谐于丝竹的。我将要在山月高悬、天气寒冷、树叶将要脱落之时，手持这部诗集，焚沉香、煮茶、烹嫩笋，端正仪容、洗手后诵读它，那时一定会山谷共鸣，潜藏的蛟龙起舞，悲哀的猿猴啼叫。《竹笑轩诗集》序 自万历末年起，海内人士把钟惺、谭元春奉若神明，人人都把诗歌归于一途，尊崇他们以幽深、孤峭为宗旨、只取性灵而不使用典故的教法。一时附和他们的人，往往陷入偏僻艰涩、毫无道理，以粗俗直率为清新真实，以晦涩幽暗为深奥奇异，确实如批评者所讥讽的那样。然而幽深孤峭的风格，唐代名家有很多人具备。譬如在屠夫门前大嚼肉食之后，再喝一口酒，吃一小碗紫笋，都会使精神清爽、气息涤荡；这种风味也不可缺少。如今人们批评《诗归》流弊所造成的群体，却把箭头集中射向竟陵，同时连唐人的幽深孤峭也一并废弃，于是伪王、伪李的余波残烬重新出现，并在世上取得势力，难道不是立论者矫枉过正、失去平衡的过错吗？介白作诗入门，也从钟惺、谭元春开始，却能不受其流弊熏染。我曾见他平日手不离少陵诗集，又游心出入于孟东野、贾阆仙、司空表圣、陆鲁望、皮袭美诸家之间，既咀嚼他们的精华，又脱去其中的糟粕。因此他的诗幽深却不晦涩，清新却不贫乏，孤峭却不过分削瘦，淡远却不流于枯槁。鱼山天梵的声音冲击清霄，庾岭寒梅的香气飞入夜月；读介白的诗，也可以作这样的观感。介白为人磊落奇异，峭拔孤傲，不为世俗所喜，大概属于冯敬通、梁鸿、赵壹这一类人。他隐居山中以后，和头陀没有不同，早晚焚香，心情颇为自得；正如陶渊明的隐逸出于天性，并不完全是因为不肯向刘裕称臣才显得高尚。介白去世不久，屋舍田园便荡然无存，山崖枯槁、树木凋落，山鬼在夜间号哭；那人的眉宇似乎也要冲出纸面。梅村凭吊赵凡夫的诗说：‘古佛为邻，佑名山作子孙。’这大概正是为介白而咏吧？我过去曾看到介白有《太湖落日赋》，深受陈给事卧子赞赏，但今收入的诗集中没有这篇；又因为他山居以前的诗大多没有见到，怀疑散佚的作品很多。然而现存这些诗已经足以使他流传。我恰好和昆山叶子九来商议刊刻他的遗集，于是濡笔写下这些话，叹息了很久。《愚庵小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愚庵小集》卷九 吴江朱鹤龄撰 记

译《猛将神祠记》《祭法》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时，凡是能够抵御大灾的就祭祀他，能够捍卫大患的就祭祀他。’灾患之大，没有比农事更重要的。有人能够培育嘉谷、除去危害灾祸，那么即使其事迹没有载入祀典，君子也不能把这种祭祀斥为淫祠。吴地的习俗大概普遍祭祀猛将神，相传神能驱逐疫病、赶走蝗虫，农夫得到神托梦的征兆，祈祷求告，响应如影随形。近年来神号尤其显著，称为扬威王，又称吉祥王。不知受赐封号在什么时候，他的姓名在史传中也无从考查。只有卢熊《郡志》说：‘神姓刘，因瓦塔而创立祠庙。’王鏊《志》又说：‘有人说他名锐，就是宋代名将刘武穆锜的弟弟，曾任先锋攻陷敌阵。’近人王穉登作《修庙疏》，又认为他是刘鄜王的爱弟；鄜王就是刘光世。神究竟是刘锜的弟弟，还是刘光世的弟弟？都没有确切根据。《郡志》或许有所依据，然而考察《宋史·刘锜传》，刘锜有个侄子名叫刘汜，却没有所谓弟弟刘锐。可是古代名将往往全家共同效力，子弟的功劳归于父兄，于是姓名被隐没，这种情况大概很多。怎么能因为《宋史》没有记载，就断定一定没有这个人呢？绍兴三年，刘锜任宣抚使、统制，不久任江东路副总管。绍兴六年，暂代提举宿卫亲军。皇帝驻跸平江时，解潜、王奇两军发生争斗，二人都被罢免，于是命令刘锜兼统两军。刘锜因而请求把前军副军和马军合并编为前、后、左、右、中军以及游奕军，共六军；每军一千人，分为十二将，护卫皇帝前往金陵。刘锜的功名没有比顺昌之战时更盛的了；但他当时主管护卫随从，威名在平江显著，怎么知道他的弟弟没有在这时从军，斩杀敌人、手提敌首，在这里建立功效，死后于是享受这座祠庙的祭祀呢？他活着时官爵封号并不显赫，死后姓名也没有彰明，于是突然奋发出杀敌立功的英灵，为百姓驱蝗逐疫，享受千百年来牲牢酒醴的祭祀。这也是明白无疑而不虚妄的道理，不能因为史书没有见到记载就怀疑它。有人认为蝗虫是天灾，把它驱逐消灭，古代从未听说过；这又不对。《大田》诗说：‘除去螟虫、螣虫以及蟊虫、贼虫，田祖有神，把它们交给烈火。’犍为文学说：‘这四种虫都是蝗虫。’姚崇派使者捕捉蝗虫时，便引用这首诗作为证据，可见蝗虫可以除灭，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周礼·地官·荒政》列举第一项救荒措施为‘寻求鬼神’，郑玄注说是‘寻求那些废弃的祭祀而加以修复’。以周宣王这样的贤君，仍然因为旱灾而祈祷，不敢吝惜牲畜玉璧，可见救灾时向神求助，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神如果不能为百姓驱蝗，那也就罢了；神如果确实为百姓驱除蝗虫，那么他的功劳也可以同勾芒氏、厉山氏一样，受到百姓信任而祈祷，祈祷后又祭祀他，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北郊旧有猛将祠，每年三四月，乡里人头缠红帕，手执戈矛旗帜，击鼓吹箫，宰羊滤酒，相率到祠中祈祷酬神，说是要驱除旱灾和蝗灾。如果偶然没有祈祷酬神，年成就会不顺利，收成不好时一定说是神降下了灾疫。这件事虽然出自村童野老的作为，但拿《祭法》中抵御灾患的文字，以及《诗经》《周礼》中除虫、求神的典制来考察，却大为相合。圣王如果再次兴起，也不能废除这种祭祀。所以我观看他们快速奔走祭祀，心中感到喜悦，又提笔为此写下记文。【苕文说：援引经典、考订史实，典雅确实而精密详尽，行文更加紧严有结构，这一定是可以流传的作品。】《俞无殊山居记》山林的乐趣，进入其中而忘却自我的人，领会得最深。人长期居住在城中，和喧闹卑杂相伴，和尘土污秽相交，必然会自己厌恶那种稠密混浊。一天忽然来到苍茫之地，登上高丘，观看云峰的曲折绵延、泉流的清淡澄澈、林木的繁茂蔽映，无不顿时感到喜悦，心胸开阔、精神舒展。等到兴尽返回，城市的混浊又和原来一样。他们对于山林之乐，就像吃惯膏粱的公子偶尔觉得蔬菜好吃，不过一时适意罢了，难道是内心真正拥有的吗？至于真正高蹈山林的人则不然，他们看连绵的山岗、相接的峰岫，如同看屏障；看嵌入山中的洞穴、深绝的山谷，如同看瓶罂。他们淡泊宁静，使欣喜和厌弃一同消失，然后才能把山光潭影蕴藏为真正的乐趣，并把它发抒为清音。骤然遇见山林与长期居住其中、忘却所得，深浅大不相同。俞无殊住在光福的士墟，是故参政刘公【刘锡玄】的别墅。此地处在梅花最深处，瑶圃琼林般的景色和香气，数十里不断。高士名流常常像鱼群一样聚集于此。今年春末，我划船来访。石径曲折，池水空明，草木一色，烟雾笼罩的山峦形态万千。玄墓诸峰的秀色，仿佛可以拱手作揖相对。几案之间，我解衣狂叫，顿时仿佛摆脱炎热而进入清凉之境。无殊正和樵夫牧童一起，在无何有之乡游玩，颓然像在休息，飘然像在漂浮，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处在山林之中。这不就是所谓长期居住而忘却山林吗？忘记这是山林，而这里幽深静谧、繁茂秀美的一切，无不和人的性情、耳目相接。难怪他的诗澄澈淡远而工整精致，几乎可以比肩左司，不是近来那些假充隐士的人所能仿佛的。无殊在空山中教授学生，日益贫困。有人疑惑说，吟诗即使精工，如果连藜羹中都没有米粒，那怎么办？我说：苏轼说过，‘隐居的适意，即使南面称王也不愿交换。’富贵和山林，两者必定不能同时享有。假如无殊不幸占有了城郭附近一顷田地，那么里胥的追呼、井税的催逼，就会使他无暇顾及这里而远远离去。他还能汲取草木山水的清华，描写云峦的奇异变幻，在苍崖翠壁之间与松涛瀑雨互相应答吗？何况黄公的紫芝、赤松的翠柏、李恂的橡栗、周颙的晚菘、庾杲之的菁韭、子美的黄独、天随生的枸杞菊花，又怎么可以拿来充饥、帮助斋厨呢？我知道无殊一定不会用那些东西来交换这里。这是明白的。诗经不是说：‘横木为门的简陋居所，可以在那里安居休息；’ ‘泌水流淌得多么浩荡，可以用来安乐地解除饥饿。’大概只有经历饥饿，才能享受这种山林之乐；也只有以山林之乐来充饥，才能忘却饥饿。这就是山林之乐。无殊听了我的话，一定会相视一笑了。这篇文章就是这样写成的。【张虞山说：写出了山林之人与性情相契的乐趣，大意本于王遵岩，而用笔俊秀洁净，点染生姿，是长孺独有的绝技。】

译《江湾草庵记》江湾草庵，是朱子长孺耕种并读书的地方。震泽的水流经长桥，从东北进入庞山湖，再向北稍行便是吴淞江，也叫松陵江，我的县邑就是由此得名。我家在江湾，位于庞山湖东岸，距离吴淞江不过二里。重重堤岸、巨大的水面、幽深的水湾、曲折的角落，放眼望去全都是。茭白、菰草罗列生长，菱角、芡实蔓延交合，渔人撒网捕鱼获利的地方到处都有。田地肥沃而宽广，乡土风俗清淳而美好。从前高贤达士没有在这里选择宅地居住，所以郡志、县志都没有记载。这里修葺茅庵居住，大概从朱子才开始。草庵的规制由田间老农创设，门窗略备，不施丹漆，竹帘苎布帷幕，仅仅能够容下双膝罢了。东边偏处有一间小轩，稍微洁净，里面放着一张棐木几、一张方床，聚集图书数百卷。他性情喜欢著述，朱笔、墨笔两管从未停止拿取。每当看见水藻纵横如织、轻捷的小鱼游出，落花铺成褥垫，鸟声上下相应，他便心中欣喜而感到快乐。有时又督促耕奴，考察他们除草松土，沟渠田埂灌溉通畅，禾黍孕育新穗，年收入虽然比不上老农，也颇能尝到农家的滋味了。兴致来时便到湖边散步，与村童野老亲近嬉游；远望晴日下浩淼的水波，渔网、商船出没，在荒墟和树梢间指点西山诸峰，山势如螺髻般曲折，浮现青色送来碧色，未尝不拄杖忘却疲劳，仿佛置身潇湘、洞庭之间。有客人经过并问道：‘你的居所有园林池沼的景观吗？’我说：‘没有。’客人又问：‘有宾朋来往，可以一起谈笑吗？’我说：‘没有。’客人说：‘那么，面对这样低矮简陋的居所，你怎么办呢？’我说：‘古代君子难道会选择地方才居住吗？也不过是安于所处罢了。心中不能安适，即使是高阁深门、朱红屋脊、玉石台阶，也看不出有什么快乐。心中确实安适，即使像我居所这样低矮简陋，哪里不可以同高阁深门、朱甍玉砌一样观赏呢？天下可以私有的东西，一定不是值得快乐的东西；把船藏在山谷里，夜半仍可能失掉它。只有这云水的清澹、花木的美丽、四时景物不断萌发更新的姿态，才是造物所赐，富贵不能私自占有。不只是不能私有，甚至不能享受它。只有一天到达世外的人，才能凭借琴、书、几案、手杖，在其中逍遥放纵。如今我在草庵中所考察探究的，都是经史百家，是古今义理的海洋；所吟诵的，不是庄子、列子、屈原、宋玉，就是陶渊明、谢灵运、韩愈、杜甫、白居易、苏轼诸君子的文章。有时采撷他们的精华，有时钻研他们的细微缺漏，有时仿佛听见他们的咳唾言语；我穿戴衣冠，同他们行揖让进退之礼；有时又揣摩推敲，振拂文笔锋芒，与他们在文学园囿中争先竞逐。这样看来，我的园林池沼不是很大吗？我的宾朋往来不是很多吗？哪里能看出这个居所低矮简陋、不值得居住，而一定要把高阁深门、朱甍玉砌看作高贵华丽呢？客人离去后，我便编次记录他我的这番话，写成《江湾草庵记》。《西郊观桃花记》我们县城的城隍庙地势狭窄，唯独西郊濒临太湖，野外景趣绵延开阔，男女游人接踵而来。出西门约一里多，是江枫庵，庵宇形制古朴，是开士指月熏修的地方。转向南走一里，是石里村，桑麻遮蔽田野，桃树、柳树点缀其间，黄花铺地如黄金，温黂在阳光下炙晒。过去嘉靖年间，乡里的先生陆公【金】居住在这里。陆公的政绩和操守很有声望，如今遗留下来的建筑还在，只剩下三间小听事而已。再往南，桃花满眼，深红浅红交错，像织锦一样，这就是梅里村。这里多梅花，十年前我还见到数百株老梅树，名流们常常聚集在树下饮酒吟咏；如今大多枯槁了，乡人改种桃树，争相呈现红色和绯色，繁盛芬芳，园田间鸡鸣犬吠，使人疑心这不是人间。难道一定要到武陵溪畔，才可以躲避秦乱吗？曲折前行数百步，是朴园。园中有一座土墩，可以四面眺望，是隆庆、万历年间高士张朴居住的地方。张朴擅长绘画，也颇能作诗；邑令徐公【元】曾经来看梅花并来访，屏退车马随从，倾出壶中酒，天晚时让火炬排列在前面引路，每人折一枝花带回去。贤能的长官如此风雅，正是太平盛世的盛事，如今已经不能再看到了。再往南几十步有一座庵，名叫独木庵。万历年间，忽然有一根梓木漂过太湖而来，木材粗达二十围，乡人认为奇异，便锯作栋梁，建筑材料一应俱全，在其中供奉大士。这里是桃花最美的地方，花朵全都映照在水中，两岸大约有一百多株，艳丽娇媚，仿佛含笑，醉人的花面低垂，温暖的光晕熏人，落花沾满衣袖。我因吟咏唐人“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的诗句，低回流连了很久。沿着庵向西走，就是太湖岸边。这一天晴朗，湖面如镜，万顷水面没有波纹；遥望洞庭西山，雾气朦胧，明暗隐现，呈现出万般景象。坐在盘石上，洗濯蒙尘的头巾，心情洒脱而舒适。回头看桃林，像一片霞光，与傍晚的烟霭争呈紫色，只恨没有谢朓那样惊人的辞句来描写这番景物。我因此产生了感慨。从前徐武宁攻下吴江城时，他的军队从西吴而来，由石里村进入这里；青色的原野、绿色的田野，全都是铁马金戈纵横奔腾、践踏冲杀的地方。至今差不多三百年了，而当年谋略如云、武功如雨的盛况，仍仿佛历历在目；经过这些遗址的人，往往醒悟感叹，徘徊不忍离去，何况面对山陵谷地变迁的感慨呢？算来三四十年来，我们县城里朱红屋脊相望，红车车毂相接，文人骚客肩并肩地游览聚会，如今大多已经烟消云散，只能留作感慨追想罢了。孤臣的哀号、庶女的悲恸、南方歌调中的哀伤，甚至有些事已经不忍说出口了。只有这些草木的精华，以及湖光的浩瀚明净，自古以来始终如旧。大概盛衰往复，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那些名人显宦，经历岁月而凋零，却不能长久享有这种清幽的快乐，而我这个像栎树、樗树一样的无用之材，反而还能欣赏郊原的美景，远眺芳林。这样看来，先前令人感慨的事情，不也转而成为值得庆幸的事情了吗？既然如此，这次游览怎么可以没有记述呢？当时一同游览的有周子安节、顾子樵水，我就是朱长孺。孝章说：感慨从远处纷纷聚集而来，烟云仿佛环绕在他的笔端，可以说极尽才人的情致了。

译灵岩寺新铸铜钟记 自从佛教事业兴起，有庄严崇高的佛像设置，金碧辉煌，使人一望便五体投地、诚心归敬，这是以形象教化人。又有威严洪亮的钟声，传得无远弗届，使人听到后在六时中深深反省，这是以声音教化人。声音感动万物，尤其宏大而迅疾，所以钟架高高悬挂，灵异之神列队侍立，用来震撼浩劫中幽暗沉沦的众生，惊醒群生的大梦，并不只是用来宣示律吕、警戒早晚而已。灵岩山是吴中的福地，草木芳香，药物灵异，云谷山壑秀美；图经中旧有佛寺，但年代久远，已经坍塌毁坏。夫山大师在这里停留驻锡，灵泉涌流，佛法之雨喷涌而出，坛场殿宇蓬勃兴建，众人像骏马奔跑、麋鹿聚集一样来到这里；大师每天与出家同道讨论心要，印证体悟宗门大道。有人说，东林有惠远，沃洲有道林，到大师这里便是第三位。认为如果不广泛传播声教，就无法震动法界；如果不能普遍唤醒聋聩，就无法阐演宏大的慈悲。于是大师把铸钟的事情询问门人弟子、学子以及往来的施主，大家不约而同，都愿意贡献力量。于是购买精金，征召良工，铸造工匠纷纷聚集，鳬氏急忙赶来，风箱和鼓风器一齐发动，烈火全部燃起，红色的铜液贯入高空，金属的精华照耀百里。钟体不奢侈也不狭小，声音传入洞穴仍然洪亮，阴阳和谐，轮廓圆满，运行合乎轨道。大约在【缺字】孟夏的第七天开始营造，到第二天早晨便完工了。参加护持的人有一千人；宣布告成，没有用多少日子。如果不是长期熏修所积蓄的精诚，工匠的技巧又达到与神鬼相等的程度，怎么能够看见这样的成果呢？钟架悬挂好以后，施以钟杵敲击，猛烈的声音如怒吼般响起，听来直彻天空；鲸鱼般宏大的钟声鸣响，使苦难得到消除，旷劫大泽中的鱼龙也想奋起，法筵上的狮子、大象全都惊动。四面远方听到的人，无不肃然正容、警惕思虑，像蛰伏的虫子苏醒，像梦魇中的人醒来，像漫长黑夜迎来天明。声音雄壮而震撼，确实可以收起终古以来游荡的心神，平静大千世界中意识的波浪。我不才某听闻这件盛美之事，心神恍惚，自笑没有文采，哪里能默默无言，于是叩首作赞说：识心和情欲流转不息，如刀轮飞驰；佛法之音冲破虚空，能够制服它。六时之中众生惊惧屏息，开启昏暗疑惑。名山铸成钟范，起初由大师使轮廓浑然交融；神奇功力真是奇异，既不偏窄，也不偏大，高低都合宜；威力远播，流布圣慈，一切龙象都欢跃盘旋。听到钟声而悟入佛法，期望亿万劫都能如此；永远防护苦海，依凭禅法之树。新修文昌阁记 松陵作为县邑，四周湖泊一望无际，芦苇环绕城居，烟火人家逼仄拥挤，有几十万户。因此学宫坐落在县城南郊，宋代时是臞庵、盘野的旧址。再往南就是厐山的原野田地，地势往往平缓开阔，瓜田芋地，是全县的利益所在。先朝万历年间，有风水先生说，县学正处于震、巽二方交会之处，应当建造某物镇住它。当时县令慈谿冯公于是考察地形，建造五间高阁，并在阁中供奉文昌神。阁距城不过二里，东西南三面都控制着平坦的土地，北面枕着厐山，洞庭西山和湖泊的胜景环绕映照左右，于是成为县中的壮观景物。自从兵火以来，椽栋倾塌，荆棘丛生，堵塞道路。某年【缺字】，县中人董君基等因为近年以来文教事业不振，便倡议修整。增高神像，设置构件支撑轩楹，加以彩绘，旧日景观顿时恢复。于是来请我记述这件事。我认为，《天官书》说斗魁戴着筐形的六颗星，叫作文昌宫；斗魁在清晨建立，主寅，寅在五行中属木，位置在东方，是文明的象征。因此求取功名的人家大多向它祈请。所谓六星，就是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司禄。《化书》说，神在世时以儒业为生，上帝让他主管士人的名籍，这是根据贵相、司禄二星附会而成的说法。又说神原本是张星，为张氏之子；周宣王时张仲带着弓箭射除不祥，使人适宜生育，这是根据司命、司中二星附会而成的说法，并且“张”字旁边像弓。又说神就是梓潼的张恶子，恶子战死后成为神，唐玄僖二宗进入蜀地时，曾暗中帮助他们；这又是附会于上将、次将二星的说法，都是儒者不说的。然而张恶子的庙在今天的七曲山，世代祭祀没有断绝，神灵的显应十分显著，似乎又不能因为幽昧难明便怀疑它。那些列在天上的星辰，本来就是万物的精气；幽暗时成为神，显明时成为人，道理是相同的。傅说成为箕、尾二星，怎么知道箕、尾二星不会再成为傅说呢？岁星成为东方朔，长庚成为太白，怎么知道东方朔、太白不会再成为岁星和长庚呢？张路斯由人变成龙，在颍上享受庙食，事迹十分怪异，苏轼还曾作文来使它成为事实。何况《化书》所说的事情有征验，怎么能把它全部斥为荒诞呢？文昌的祠庙遍布天下，唯独我们县没有，靠什么来预兆祥瑞、赞助文治呢？如今幸而已经剔除苞草萧艾，整顿台基础石，焕然一新。此后继续下去，云章宝笈每年在斋宫开启，绛色仪节和霓虹旗帜时时通达神明，必将看见斗魁星芒灿烂，长久鲜明；江邑的人文足以号称南国第一，难道不是我不才某斋戒诚心、请求神明降命所希望的吗？这是桑梓乡亲亲手题写的匾额吗？至于这座阁面向山、坐落湖畔，云水景色千变万化，适宜温暖，也适宜清凉，可以饮酒，也可以吟咏，这是此地游览观赏的美景；但董君修建、兴复祠宇的用意不在这里。姑且等到日后，我再应当执笔为它作赋。

译假我堂文会记 张氏的假我堂，是待诏张异度公的故居，地方靠近胥关，园林中有许多可供观赏的胜景。丁酉年冬天，梅村先生寄居在这里。山阴朱朗诣选取二十位士子的诗作，给张吴越先生看，先生读后赞叹不已。当时孤馆中寒风凄厉，严城里更声寂静，因云山不是旧日景象而惆怅，因草木变得衰败而悲伤。于是命袁重其邀请同好，聚集在这座堂中。步行而来的有金子孝章、叶子圣野、归子元恭、侯子砚德、徐子祯起、陈子鹤客，加上我共七人。孝章谈论冶城布衣【顾子与治】的事情，祯起讲述渭阳旧事【姚子文初】，元恭考订东林的始末，我询问古文的源流，圣野约定在包山种橘，砚德约定在练水垂钓。辩论接连兴起，诙谐笑语不时出现；红牙板按着节拍，紫桂香膏燃烧，菜肴陈列而众人兴致飞扬，酒车来往而酒香浓烈。先生长久地同大家饮酒，这天晚上非常欢乐，举杯没有次数限制，回头对我说：“过去吴中的才彦文士，没有比祝希哲、文征仲、唐子畏、王履吉诸公更盛的了，他们的风流文采照耀一时。如今诸位，大概也差不多了吧？怎么可以不作诗来记下这盛会呢？”酒后，重其拈取诗韵，先生首先唱和说：“岁晚头发共同怜惜余年，明亮的灯催促着席位，我们坐在堂前台阶上。” 风烟极目远望，看不见金虎；霜露触动心情，却有玉鱼。草木凋零，绿草荒芜，使人悲悼故国；花朵残败，红烛将尽，使人感念灵胥。惭愧窃取文章名声，实在又能补益什么，羞愧地在荒郊老去，扛着锄头。第二天，我们七人各自依次和诗一首，先生又依前韵再作一首。第二天，我们七人又各自依次和诗一首，先生又给每人赠诗一首。第三天，我们七人又各自依次和诗一首【诗作多未记录】。先生的诗，像幽燕的老将，披甲骑马冲击坚阵；我们这些人却像疲弱的军队去引诱敌人交战，难道能不队伍溃乱、旗帜倒伏吗？先生却并不嫌弃，把隋侯之珠当作燕石来交换；每写成一篇，便面露喜色，又再作序放在篇首。京城人惊叹为美谈，好事者把它刻印流传。到如今还不到十二年，朗诣、圣野、鹤客、砚德都奉召而去修撰文章，先生也已经登上箕尾二星了。南皮的才士一半已化作烟云，临顿的唱和只空留竹树。后来的君子登临此堂，一定会感叹这样的盛会难以再有，真可悲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同里顾氏梅林记 同里四周环绕着湖泊的秀美景色，有许多世代显贵的士族人家。元末倪元镇、杨廉夫等人曾经游览休息于此，遗迹至今还在。东边有一片园林，原来是顾氏的居所。老梅树枝干如铁，几乎有二百株。园中有一座高丘突兀耸起，大约十多丈高。登上山顶，厐山、九里以及各处湖泊，都在举手指点之间；风帆、沙鸟在烟波中时隐时现；村落、竹林、树木历历可数。花开时节，高高低低一眼望去，仿佛堆满白雪，清香飘到数里之外。住在它旁边的有章家两位公子、顾子仲容。我过去寄居同里，和二位公子结成诗文饮酒的朋友，早晚往来。每逢春日温暖明媚、香风浓郁，一定提壶来到这里，尽情饮酒放歌，直到蜡烛燃尽也不停止，飘逸而极为快乐。不到十多年，仲容考中进士，出仕游宦而去。我又迁居县城，闭门不出。行踪像浮萍一样离合聚散，感慨也随之而来。算起来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经过梅林了。今年春天为躲避战乱，暂时寄居在这里，于是和两位公子一同到达那里，却发现园林已经几次换了主人。东边田间小路、西边田陌，全都不是旧日道路，只有百余株老梅还在，挺立着发出秀色，冷艳地迎接行人，鼻中闻到的清香沁入肺腑。我感慨万分，和两位公子追述过去几次游览，恍惚如同一场噩梦。自从变故以来，风俗的古今变化，村墟井邑的盛衰，朋友的生死聚散，还有什么值得询问的吗？当年我们和乡里的几个人面对几案挥笔作文，飞扬跋扈的气势无法遏制，如今又到哪里去了？头发斑白，牙齿历落，我自己也已经厌恶自己的衰老丑陋，更何况后辈呢？算来从现在起，也许十年，也许二三十年，这些老梅一定还有枝叶婆娑、如同今日的一天；可是我和你到哪里去求得西山之药，留住容颜、延续寿命呢？这样说来，人的寿命比不上草木的情况多得很，而人还不能对石火电光般短暂的人生深刻反省，难道不是庄子所深感悲哀的吗？请让我们和老梅约定：以后每年花开时，我们两人一定带着豚蹄，装载醇酒，放声歌唱、尽情痛饮，追寻恢复往日的欢乐；在夕阳中送走明月，依傍清香吟咏，以此在暮年寻欢，排遣流逝的光阴。梅花若有灵性，一定会笑着答应我吧【柯寓匏说：无限的悲哀感慨，写得淋漓尽致】

译莼乡草堂记 我的朋友杜子子亮，早年凭借卓越的才华，生前受到当时人的推重。战乱以后，他隐居在洚溪，踪迹断绝于城市，在居所题名为“莼乡草堂”。他自己作了一首长歌送给我，又嘱托我为草堂作记。恰好沈子声远从洚溪来，我问他草堂怎么样。沈子说：“草堂的地基本来是工部先生的故居，年代久远，已经倾塌毁坏。杜子用朴木砍削整修，墙壁用土涂抹，围墙用竹子编成，北面开窗、南面设廊，只求勉强遮挡风雨。杜子身体本来虚弱，不能从事耕作，于是让他的儿子学习编蒲草、穿蓑衣等农事，早晚下田，手拿钱、镈，拔除荼蓼；沟渠田埂彼此相望，桔槔汲水的声音也能相互听见。到了十月清理田场时，黍、稷、穜、稑没有不收获的，腌菜、肉酱、酒浆等所需物品也没有不齐备的。家中原有一方池塘，养鱼在里面；常到水边垂钓，可以补助菜肴的供应；有时举义网捕取，可以供给宾朋聚会。这就是草堂的乐事。”我问：“那么杜子做些什么呢？”沈子说：“杜子的隐居，只是为了养护真性而已，不求名声；只是为了使生命喜悦而已，不求余外之物。鸡、沟、蟹、舍依次排列在篱笆间，嫩笋、娃莲遍布屋舍旁。他欣赏山峰云影映入池沼，邀取竹间月色照到台阶。这就是杜子早晚自娱的方式。收获田地下方低洼地的庄稼，孩子没有因为懒惰而受到呵斥；穿着荷叶衣接待客人，孙子则承担读诗书的期望。这就是杜子使家庭和乐的方式。他考察、整理旧日见闻，搜罗散佚的事情，追述太平时代，便成为《梦华录》的续余；因时局变化而悲伤，便成为《桑海》的续编。他不废弃灌园，手持笔杆、抱着水瓮，时常还听到他命人作诗。这就是杜子消磨壮心、排遣余年的方式。”我作此文而感叹说：“杜子的隐居多么快乐，这正可以记述了。”我看《伐檀》诗中那些君子，深深鄙弃不劳而食，所以不耕种，却想得到三百束禾，于是诗人讥刺他们。后世如徐孺子、梁伯鸾这类人，也都是不靠自己的劳动便不吃饭，实在是因为如果食物不是自己劳动所得，就必然要向别人求取；既然向别人求取，就不得不弯曲自己来顺从别人。严寒、饥饿、困顿、穷困从内里逼迫，纷华靡丽从外部诱惑，他们还能高傲自守，坚定地独自实现最初的志向吗？像杜子这样，种柳树如同柴桑的陶渊明，却不需要靠乞食为生；诵读佛经如同陆龟蒙，却不至于忍饥挨饿，这可以成为隐士的法则了。从前工部先生曾在书斋题写：“无所求胜过位居三公之上，知足常如拥有万斛余粮。”杜子是他的文孙，能够穿行于祖先的德行言论之中，继承祖先的功业，这难道只是以隐士来称呼他吗？《诗经》也说：“遵循祖先的足迹，承受上天的福佑。”我谨以此作为杜子的颂辞。朱锡鬯说：偏重于清雅的趣味和幽僻的事情，写得美丽华赡。憺园牡丹文会记 草木的精华，从来不曾主动求得人的知遇；然而它们一定要借助人才能获得更高的声望。屈灵均对于蕙兰，陶靖节对于菊花，林和靖对于梅花，周元公对于莲花，都是这样。牡丹世称花王，在唐代以前并不著名，到了今天却妖艳到了极点，美丽到了极点，姿态变化万方，以迎合当时的爱好。从宫禁、佛寺，到缙绅学士以及文人墨客的家中，没有不把它珍藏、玩赏的。大概最为美好的事物，起初本来不必等待人来提高它的声望。虽然如此，古今吟咏这种花的人很多。唯独韩魏公“千毬紫绣擎香炷，万叶红云砌寳冠”两句，读者认为真像金华殿中的话语。他宴饮观赏这种花，也不知有多少次了。唯独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和太守陈公在吉祥寺宴赏牡丹，寺中有一千株牡丹、百余种品类，酒兴正浓、欢乐兴起时，用金盘、彩篮进献给五十三位座客，东坡为此作文记述并流传。那么，如果不是魏公的诗，不是东坡的宴会，也不足以使这花增添光彩了。草木的精华一定要等待人来提高声望，难道不确实如此吗？玉峰健庵先生喜欢古代事物，博学多识，家中收藏的经籍非常丰富；江浙一带的名贤著作，他无不搜罗招致。今年春末，我在憺园借书，先生拿出四部书给我看，牙签、缥帙，触手之处都灿烂夺目。于是我和钱饮光、万季野等几个人考辨疑义，搜寻考察秘文，仿佛坐在积书岩中；还不到三餐的时间，便已经神思飘然，身体轻快了。当时牡丹正盛开，南廊北榭、曲槛回廊之间，花朵晶莹明丽，争奇斗艳，华美的色彩夺人眼目。庭中的假山高十多仞，花木参差地栽种在上面，远望像赤城山升起霞光，红云直上半天。傍晚又点燃华美的灯烛照耀它们，花态姿势尽情显露，更加美丽婀娜。这一天没有设置监史，不演奏丝竹肉声；酒杯筹码没有数目，客人与主人都忘记疲倦。它的盛况虽然比不上吉祥寺的聚会，但聚集了素日的朋友，征集文史，追求清雅的快乐，却又是吉祥寺所没有的。这样或许会使这花更加增添分量和声望吧？从前欧阳子曾经对牡丹花极美却没有甘甜果实、荔枝果实极美却没有著名花朵感到遗憾，把它归结为造化的至理。我认为，有开有落、有荣有谢的，是植物的花果；无开无落、无荣无谢的，是艺林中的花果。诗书使它们散发芳香，考索使它们流出甘美的汁液。凡是憺园中所储藏、所枕藉的东西，哪一样不是四时照耀下的名花、光彩斑斓的朱实呢？如果一定要遗憾它们不能兼具色泽和滋味，这仍然是局限于草木的观念。偶然读到欧阳子的这番话，于是写下这篇记，送给先生，并给一同游览的各位君子看。

译书绅堂记 张子宏蘧用“书绅”给他的堂屋命名，先托故友金孝章题写，又托他的兄长九临来请我作记。我对九临说：“宏蘧给堂屋取这个名字，难道是因为张氏的世系出自子张吗？”九临说：“不是。孔子的弟子颛孙师、琴开都字子张，并不是姓张。我们张氏的源头出自颛顼，春秋时有张老、张丙、张骼、张趯、张柳朔，与颛孙氏完全不同。我弟弟只是因为自己有志于子游所追求的圣贤之学，所以请先生作文来警戒座右。”我说：“如果是这样，即使没有你的请求，我本来就将为它作记。”圣贤之学，只在于认识自己的心罢了。《系辞》说：“乾以平易使人知晓，坤以简约成就功用；平易简约，天下的道理就可以获得。”忠诚信实、笃厚恭敬，就是《易》所说的“易简”。人人都以天地之心作为自己的心，所以我的心和别人的心相感，必然会相互回应。只是发出感应的一方不诚，那么回应的一方就不会迅速。譬如这里悬挂着一口万石重的大钟，轻轻敲击就发出小声，用力敲击就发出大声。用尺长的竹管撞它，声音传不到寻丈之外；用舂米的杵撞它，声音传不过十里；用蜀山的桐木撞它，声响便能传到百里之外。回应有近有远，取决于感发有浅有深。大概章章曾说：“云中有玉，山上的草木就润泽；深渊中生珠，崖岸就不会枯槁。”又说：“瓠巴弹瑟，游鱼出水倾听；伯牙弹琴，六匹马仰头咀嚼。”这些话说的是万物都可以受到感动，凡有感动就没有不回应的。唉！君子难道可以不努力追求诚吗？世上有些人怀抱着不过咫尺的修养，却自夸奋张的义气，突然想要感动金石、使风雷震动，这一定没有成功的希望。至于增长智巧、增加私欲，挟持权势、任意使用权术，天天与天地易简的本性相距越来越远，那么我的心和别人的心就更加抵触，难以亲近。甚至有人因为一席饮食而争斗怨恨，坐席之间便兴起刀兵，更何况相距遥远的四海九州，怎么能使天下人欣然信服顺从，像占卜结果一样无疑呢？那么求诚的方法是什么？回答说：古人厌恶失败便休妻，厌恶贪睡便灼烧手掌，可以说能忍耐了，但还没有专心致力；诵读数次以贯通它，思考探索以通晓它，寻求仁人贤者来辅助自己，可以说是专心致力了，但还没有静心修养；摒除耳目欲望，断绝牵缠穿凿的纷乱，可以说是静心修养了，但还没有达到完全纯粹。一定要在内室幽微之处、昏默无声之中，专守一理而不失，积累细微功夫而不懈怠；不要登高却深深坠落，不要在低处打基础却使墙壁越筑越高。这样做而接近诚的境界，大概就差不多了吧！如今宏蘧的才华一天比一天敏锐，学问一天比一天充实，他将享有天下的大名，只是很快就能取得罢了。我能够给你的补益，只有犹龙氏告诫孔子“深藏若虚”的话。宏蘧修养深厚的功夫还没有达到，却已经让世间的声誉像火焰一样聚集在他的名下；这就像石火、电光、浮沤一样短暂。这正是圣贤所畏惧的。魏凝叔说：全篇从荀兰陵那里脱化而来，纯粹是儒者的文章。申子纯孝行记 申氏自按察公天益以下，世代都有文才，子纯是按察公的孙子。他的父亲贡士汝思，在当时很有名声。子纯刚满周岁时，母亲顾氏因病去世，子纯呜呜悲啼，人们以为只是婴儿的本能；到临近出殡时，他号哭不停，才知道这是幼儿仰慕母亲的真情。父亲认为他奇异，于是给他取名为孝。十六岁时补为博士弟子，每次参加京兆府考试，都和各位名俊交游相处，按察公非常怜爱他。嘉靖壬寅年，按察公去世，他和父亲在梅里村办理安葬事宜。炎热暑天中修筑坟墓的劳作，全都亲自承担。父亲曾患痈疽，几乎病危，子纯早晚吸吮父亲的脓毒，污秽恶臭之气浸入脏腑之间，终于闷绝恍惚地到了上帝那里。上帝说：“因为你的孝行，特意让你的父亲再生，赐给他青冰。”于是他猛然醒来，吐出几升毒涎。父亲高兴地说：“我给你取名为孝，果然没有错。”二十二年后，父亲又患呕血之病，子纯不解衣带侍奉养护，超过一年；父亲呕出的血，他就用器皿接住并喝下去，像先前吸吮脓毒那样。父亲最终还是没有康复。此时祖母吴宜人已经九十岁，子纯早晚在灵堂哭号，进入内室便和颜悦色地慰问照看宜人；从含殓、穿寿衣直到小祥、大祥，三年之中没有改变。宜人不久也去世了，子纯为她服丧，如同为父亲服丧一样。他奉养继母袁氏，也完全像侍奉祖母那样。晚年在村落中静心生活，常常回家谨慎地察看甘美脆嫩的食物，务求合乎袁母的心意，袁氏也忘记了他不是自己亲生的。至于他敦厚和睦的品行，内外没有人说坏话。他的仲父某人被人诬陷为杀人，躲藏起来不敢出面，于是官府逮捕拘禁了他的妻子吴宜人，吴氏不能安寝进食。子纯出面向官府申辩，使事情得到解决，又资助她的行装，使她能够嫁给州倅。仲弟某人是袁氏所生，年纪还小，子纯抚养教育他直到成人。家庭中和乐融融，他不敢以傲慢神色违背父亲的礼法。他天性喜欢救济别人的急难，亲戚朋友中有人以贫困相告，大事小事他必定都予以帮助。他的朋友顾曾瑜被人诬陷，判处重刑，子纯便倾尽钱囊为他辨白释放。又协助邑令李公【迁梧】营建石桥，溧阳史少卿捐助千金，人们不再苦于涉水。这类善行还有很多。万历丁亥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他吸吮毒脓而延长父亲寿命的事情，王元美先生起初也有所怀疑，后来经过讨论而确定，于是为他的墓志记述此事。刘按察子威又为他作传。周太学本音亲手抄写这些文字，由此可以知道此事一定不是虚妄。唉，天人与人事之间实在幽深难明；然而精诚一旦达到极点，就会像鼓槌敲鼓一样得到回应。我过去读《书》读《礼》，对于周公请求代兄而死、文王让自己的寿命分给儿子三年的事情，不敢深信；如今得到子纯的事迹，便释然无疑了。天人与人的道理，总是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胜负。如果把生死完全归于命运，那么人的作为就没有权力，所以不可以这样断定；但有时又仿佛可以由人的作为决定，实际上是精诚深厚的人造成的，用来坚定人们向善的心。世上并不是没有忠孝节烈的事情，然而有的人向上天呼告，天最终却不回应，难道不是因为他的行动出于求名吗？是因为受意气激发吗？还是勇猛前往却不能敦厚地坚持善行而不懈怠呢？如果这样行动，就说上天昏昧不明，难道上天果真昏昧不明吗？在已经确定的天命上争辩，却不能在尚未确定的地方争取，或许也是他的精诚还没有达到极点吧？我请求彰显子纯的孝行，以使世上那些不明白天理、反而诬蔑上天的人得到启发。

译孙义士鸣灾记 庚戌年，夏天的雨连续三十天不停，到了六月十二日，飓风从西面吹来，太湖水横向泛滥，平地水涌一丈多高，淹没城郭，冲走房屋，人畜淹死无数，漂浮的棺材以千百计。狂风猛烈，巨浪翻腾，声音像万张弩一齐发射，直到从早到晚才稍稍减弱，实在是百年未有的灾变。当时年高的老人和缙绅都聚集宗族商议说：“如今田里的禾苗刚被水淹，又遭遇这样的奇灾，这样就没有秋收；没有秋收就没有赋税，势必应该到京城去，叩击登闻鼓，也许可以盼望得到蠲免、借贷的命令。可恨如今没有能够承担这件事的人，这可怎么办？”众人都说：“非孙君象先不可。”此前辛卯年水灾时，象先以编民身份准备了五道奏疏，和抚按两台的奏疏先后上呈，终于获准改折赋税，所以众人都推举象先；象先也慷慨愿意前往，当天便拄着杖、背着笠，匍匐跋涉三千多里，抵达燕京，绘图陈述灾情，遍告各台各省，幸而得到上天眷顾，朝廷议定蠲免、改折，穷苦百姓才稍稍苏醒过来。他刚回到乡里，又被一同前往的人连累，收捕关进郡狱半年。当时牢狱中发生疫病，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众人都为象先担忧。象先说：“我是为全吴百姓请求生路，早已准备好一死；死本来就是我的分内之事，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然而最终竟然安然无恙，主管此事的人为他昭雪，将他释放出来；城中人士都啧啧称赞象先，久久不停。唉，即使古代的义侠，也没有什么能超过他了。我看如今的人，平时贪婪冒进、毫无羞耻，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便像飞蛾扑火；一旦发生事情，却嗫嚅不敢说一句话，即使父兄处于急难之中也无暇顾及，更何况全国处于危亡之际呢？象先连半菽粮食都吃不饱，自己又没有赋税负担，却独自冒死奔走，挽救亿万将要断绝的性命，不是本性受到义理激发的人，怎么能做到呢？茂伦对我说：“象先近来又屏退虾蟆，焚香点灯，每天诚恳地宣讲上真宝箓，劝导人类中有志学道的人。”如果确实如此，我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愚庵小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愚庵小集》卷十 吴江朱鹤龄撰写 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