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庵小集卷十二

译关于三江的说法不一。班固《汉书》认为，一条从吴县南面向东流入海，是南江；一条从芜湖向西再向东，到阳羡以东入海，是中江；一条从毘陵北面向东流入海，是北江。郭璞《尔雅注》认为是岷江、浙江、松江。韦昭《国语注》认为是松江、浙江、浦阳江【《水经》说，浦阳江一名潘水，在会稽境内。考察《一统志》，浦阳江在金华浦江县境内。《史记正义》说：韦昭的注不对。钱塘江、浦阳江的源头都不与太湖相通】。庾仲初《吴都赋注》、张守节《史记正义》、顾夷《吴地记》都认为是松江、东江、娄江。苏轼《书传》根据《禹贡》，把岷山流出的江水作为中江，把嶓冡山流出的汉水作为北江，从豫章流入彭蠡湖再向东的水作为南江。这种说法似乎可信。然而蔡沈《书传》以及黄东发、金吉甫等人都主张《吴都赋注》的说法，大概是因为这三条江水相连，贯通震泽，吞吐百川，吴越各地的水都从这里排泄。又《周礼》说荆州的河流称江、汉，扬州的河流称三江，这可以证明扬州自有所谓三江，并不是江、汉二水。何况南江在经文中没有出现，必定是后来增加它来凑合三江之说，也并不妥当。金吉甫说，彭蠡既然是三江之一，上文已经出现了彭蠡，就不应再次说三江。而且经文中的两个“既”字相对举，都是承接前面、表示成效的词。“彭蠡已经蓄水”，于是“阳鸟有所居”；“三江已经汇入”，于是“震泽得以安定”。这样看来，三江就是震泽下游的三条江。但经文说“既入”，是指流入大海。必须有三条入海的通道，才可以称为三江。《吴都赋注》说：现在太湖向东流为松江，下游七十里处分流，向东北入海的是娄江，向东南入海的是东江。《史记正义》说：三江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叫三江口。一条向西南上行七十里到太湖的叫松江，古名笠泽江；一条向东南上行七十里到白蚬江的叫上江，也叫东江；一条向东北下行三百多里入海的叫下江，也叫娄江。分流的地方称为三江口。根据《吴都赋注》，是娄江、东江分别入海；根据《史记》注，则只有娄江入海。似乎是三江口先分出娄江、东江两条江，后来又汇合成一条江流入海。考察朱长文《吴郡续图经》，现在松江从大黄浦入海的，是古代的东江；从太仓刘河入海的，是古代的娄江【陈继儒说：“娄”误写成“刘”，大概是地方口音所致】。这两条江都是松江的支流，是入海的通道，看不出有第三条。近代归有光【字太仆】引用《国语》“吴国和越国，有三江环绕”，认为应当采用郭璞的说法，即岷江、浙江、松江。然而《吴越春秋》说：“范蠡离开越国，乘船从三江口出去，进入五湖之中。”那么三江就在吴地。《货殖传》说：“吴地有三江五湖的利益。”也是这个意思。所谓“三江环绕”，本来是说三江控制、环带着吴越的境域，是概括性的说法，不能拘泥深究。自桑钦、许慎等人错误地说江水到山阴与浙江汇合，所以郭璞把浙江作为三江之一。郦道元已经辨正过了，哪里足以作为依据？我按：三江既入与震泽厎定相连书写，那么这三江必定与岷江、震泽相互吐纳。现在长江向东经过江阴许浦入海，就是班固所说的北江。永阳江在溧阳西北，下游流入宜兴境内，注入太湖后入海，就是班固所说的中江。吴淞江分为东江、娄江入海，就是班固所说的南江。《水经》说：“江水从石城向东流出，经过毘陵县北面成为北江；它的南支江水向东北流，成为长渎，经过河口【郦道元注：就是太湖】，向东便有松江流出。江水奇异地分流，称为三江口【就是松江、东江、娄江三江】。”又说：“中江在丹阳芜湖县南面，向东到阳羡县入海。”所分的三江与班固《地理志》完全相同。王安石说，一条江从义兴流来，一条从毘陵流来，一条从吴县流来，也是采用班固的说法。我认为《禹贡》《职方》所说的三江，必定就是这些江，没有疑问。古代五堰还没有修筑，江水带着金陵、宣歙各地的水向南、向东流入太湖；北江、中江是太湖的上游，南江是太湖的下游，上下游都流入海，所以用“厎定”来统说它们。学者只是怀疑中江、北江的名称与导水文字混乱，因此多主张松江、东江、娄江的说法。不知道这样讲水利可以，拿它来解释经文，难道合适吗？三江错落写在彭蠡、震泽之间，气势包罗贯通，必定范围广大；却只把它说成震泽下游，这是拘泥传注而不求广博通达的错误。【田髴渊说：用古迹来解释古经，确实不可改变。如今能够相信这一点的人，很少了。】《震泽太湖辨》《禹贡》说“震泽厎定”。孔安国传说：震泽，是吴地南面的太湖之名。孔颖达《正义》沿用了这种说法，说其他各州的浸、薮名称不同，只有扬州的浸、薮在同一处。论水称“浸”，指泽称“薮”。《周礼·职方氏》说：扬州的泽薮叫具区，浸叫五湖。郑玄注说：具区、五湖在吴地南面。《尔雅》所列十薮中，吴越之间有具区。郭璞也沿袭旧说。根据我详细考察，具区就是《禹贡》的震泽，班固《地理志》从古文中得到这一点，没有可疑之处。孔安国、郑玄所说在吴地南面，也是正确的。但把具区说成就是五湖，这种说法就不对了。按《风俗通》说：水草交错的地方叫泽；又说：薮就是丰厚，因为有草木、鱼鳖，能丰厚地养活人。《周礼》凡是说薮的地方，都是人们可以依靠它取得利益的，所以说薮能够使国家富足、使民众归附；而浸只是水深而停聚的地方罢了。若如孔颖达所说，那就是同一片水域却故意区别名称，在义理上有什么意义呢？各州都有泽薮，不应扬州这个水乡反而独独没有泽薮，而与浸处在同一地方。何况孔安国、郑玄所说的吴地南面，是指吴县县治的南面。吴县县治以南就是今天吴江到嘉兴一带，《禹贡》时代的具区应当到那里去寻找。

译如果五湖就是今天环绕吴郡西北面的太湖，怎么可以把它们合并为一处呢？石林叶氏【叶梦得】说：如今平望八斥与震泽之间，水面弥漫而且很浅，与太湖相连接却不是太湖；正因为浅而广阔，积水暴涨时没有办法排泄，就会泛滥而损害农田，所以称为“震”。然而蒲草、鱼类、菱角、芡实等利益十分丰富，人们依靠它的地方很广，也可以筑堤造田，所以称为“泽薮”，与太湖不同。其他州的泽没有暴水突然到来的祸患，所以只有一个名称。具区与三江的通塞关系到利害，所以用两个名称来区别它们。《禹贡》正是把“既定”作为治水成功的意义，因此说震泽而不说具区。这番话可以解释孔安国、郑玄的疑惑，并驳倒他们说法中的矛盾。那么，《禹贡》为什么没有提到五湖呢？回答说：怀水、襄水的水患尚未平定时，三吴之地像一个大壑，湖水从西面而来泛滥，于是泽水奔腾震荡，堤岸难以施治，而且还会向下夺走松江入海的道路。经文说震泽已经平定，那么五湖的治理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何况松江是太湖的下游，上文既然说三江已经入海，那么上游的治理自然可以看出，不必再列举五湖。这本来就是史官行文的体例。那么震泽的水源在哪里？《山海经》说：浮玉山向北望去就是具区，苕水从它的北面流出。后人既然把具区当作太湖，于是说湖水发源于天目山。然而古代长江的水直接流入太湖，它的西北面是上游源头；宣歙、金陵各地的水，经荆溪百渎流入太湖。它的西南面则承受苕水、霅水七十二条溪流的水。具区的水源也应当来自苕水；它水浅而容易泛滥，和太湖彼此盈缩，所以水患特别严重。自从水患平定以后，泽水可以筑堤蓄积，低湿之地绵延十几、几十里，百姓依靠它获利，所以《尔雅》称它为薮，《职方》称它为泽薮，而五湖则另外称为浸。时间久了，泥沙日益淤积，生长繁殖日益增多，逐渐变成肥沃的土地。汉代以后各位儒者寻找它的所在地却找不到，于是把五湖合为一处。孔颖达又曲意作解释，哪里知道三代以前本来就有泽、浸之分呢？我认为今天吴越交界、凡是靠近湖泊而肥沃平坦的地方，都是古代震泽的区域，只是年代久远，河流和低湿地迁移变化，它的旧迹无法详细考察罢了。又不只是这里如此。《尔雅》《周礼》所记载的泽薮，如冀州的阳纡、并州的昭余祁、幽州的貕养、兖州的大野、荆州的云梦、青州的望诸、晋地的大陆、郑地的圃田、周地的焦获，如今都变成了高地和低湿地，不能确定它们的所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大概河流和浸水之地水流相通，永远不会改变；薮泽水少，最容易泥沙淤积，经过几千年后湮没得无法考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难道只有具区不会这样吗？这样看来，扬州的薮、浸并不在同一处，已经非常明显了。近来我的朋友王子寅旭有一篇论说，也坚持叶氏的说法，但他的义理还没有说尽，所以我特意详细写下这些。《嶓冡汉源辨》《禹贡》说嶓冡山引导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解释这句话的人大多纠缠于《水经》《地志》等书，始终没有统一的说法。班固《地理志》说：陇西郡西县的嶓冡山，是西汉水的源头。桑钦《水经》说：漾水出于陇西郡氐道县的嶓冡山；沔水出于武都郡沮县的狼谷中，向东西两面流去。常璩《华阳国志》说：汉水东面的源头出于武都的漾山，称为漾水；西面的源头出于陇西的嶓冡山，经过葭萌进入汉水，所谓西汉水；经过阶、沔、利、剑，向东南到渝州入江，所谓东汉水；经过梁、洋、房、均、襄、郢，向东南到汉阳入江。郦道元说：东西两条河流都出自嶓冡山，共同成为汉水；他的说法与班固、桑钦相互不同。杜佑《通典》说：秦州上邽县的嶓冡山，是西汉水的源头，经过嘉陵，称为嘉陵江；经过阆中，称为阆江。汉中金牛县的嶓冡山，禹引导漾水到这里成为汉水，也叫沔水；他的说法又与桑钦、郦道元不同。宋代黄文叔【黄度】写书解释，这个问题才开始得到纠正。他说：汉水有漾、沔的名称，都是东汉水。地理志说西汉水出自西县嶓冡山，向南流入广汉的白水，大概是潜汉。经文没有说它的源头，自古以来认为东西两条汉水都出自嶓冡山，也未尝没有可能。而且西汉水本来没有漾、沔的名称。《汉书·地理志》说漾水出于陇西氐道，到武都成为汉水；武都的汉水承受氐道的水，称为沔水。这样看来，漾水、沔水都属于东汉水。只是氐道、武都之间河川沟渠阻隔，武都承受漾水的说法没有别的证据，桑钦于是把氐道的漾水迁作西汉水的源头，由此造成纷乱。郦道元曲意迁就，用潜伏的水流把它们贯通，又用难以验证的说法加以证明，更觉龃龉不合，所以应当全部废弃这些说法，完全以经文为判断依据。前朝苑洛的韩邦奇又纠正说：巩昌的嶓冡山才是汉水源头，汉中没有嶓冡山；沔水出自金牛山【在沔县西面】，人们误把它当作汉水，于是又把金牛山说成嶓冡山。我认为，自古以来都说汉水有东西两个源头，《禹贡》所说漾水流成汉水，就是东面的源头。但班固《地理志》说西汉水出自陇西嶓冡山；说到东汉水，只说它承受陇西氐道的漾水，却没有记载它出自哪座山，那么东汉水和西汉水同出于氐道，已经很明显了。汉中的嶓冡山，在杜佑以前从未听说，常璩也只说武都有漾山，没有明确说是嶓冡山。韩邦奇关于汉中没有嶓冡山的说法，正好可以与班固相互发明【韩邦奇是关中人，他的话可信】。孔安国说：汉水上游叫沔，汉水上游就是汉水。

译的上游。嶓冡山的漾水在沔阳【今沔县】流出，称为沔水；经过南郑成为汉水。说沔水就是汉水，不能说沔水不是汉水，也不是不可以。氐道、武都之间河川沟渠阻隔，诚如黄度所怀疑；然而汉水有许多潜流，所以另称为潜汉。漾只是泉水刚刚流出时的名称罢了。向东流到武都，水流才开始壮大；如今的汉中沔县就是汉代武都之地。所谓“承受漾水”，正是说从氐道到武都，水流从源头到下游水脉相接，哪里一定要能找到实际的河渠呢？大禹疏导汉水与疏导长江不同：长江是疏导它的水流，所以岷山直接说“导江”；汉水是疏导它的源头，所以嶓冡山不说“导汉”。如果嶓冡山靠近沔阳，那么汉水已经水势浩大，不应当还有漾水这个名称了。桑钦错误地把漾水分作西汉水、沔水分作东汉水，于是加重了后人的疑惑。如今编撰《通志》《一统志》《雍大记》等书的人，大都沿袭旧说，这一点不能不赶快纠正。至于潜汉并不是西汉水，各家也从来没有辨明。《尚书正义》引用《尔雅》注说：“有一条水从汉中沔阳县南流到梓潼汉寿，进入一个大洞穴，穿过罡山脚下，从西南方潜流出来，旧俗说这就是《禹贡》所说的潜水。” 《史记正义》说：“潜水的源头出于利州绵谷县东面的龙门山大石洞下；庾仲雍认为垫江县【晋代县名】有另一条江从晋寿县流出，这就是潜水。”我考察现在的保宁府广元县，就是汉代广汉之地；蜀汉称汉寿，晋代改称晋寿，隋代改称绵谷。石洞中的水应当是经过绵谷流出宕渠【今渠县】的水。杜甫诗说“绵谷本来通向汉水”，这是一条证据。郑康成说：“汉水分出一支称为潜水，它的洞穴本来很小，大禹从广汉疏通它，于是成为西汉水。”大概指的就是绵谷的水。然而这条水既然从沔阳向南流，就是东汉水的支流，与西汉水完全不相干。《地理志》说：“潜水出于巴郡宕渠县符特山，向西南流入江。”并没有说潜水就是西汉水；郑康成才开始把二者合为一水，郦道元、孔颖达等人沿用了他的说法，于是怀疑郑康成的说法不值得相信。等到考察《水经注》，西汉水从嶓冡山流下以后，向西南流过祁山，进入嘉陵道成为嘉陵水；又向东南流经宕渠，与宕渠水汇合，这才知道西汉水流入潜水，所以世人最终把潜水当作西汉水。假如一定按照注疏的解释，寻找那种所谓从汉水流出、又流入汉水的潜水，那么今天的宕渠水和西汉水都在合州汇入长江，什么时候曾经与沔水、汉水相互沿流贯注呢？梁州的贡道，是浮船经过潜水，越过沔水，依循潜水而行。潜水有一段潜伏在地下的水流，所以漾水枝流的津渡受阻。郦道元所说“汉水分出的支流斜向流出”，他的说法应当不是妄说；而黄氏把这一说法也一并否定，错了。郑端简又说：“梁州三十六条江，都是潜水。”这也不是确切的定论，谨慎地把它记下来，以等待博学多闻之人的考订。【苕文说：称作汉、漾、沔，都因读音相近而发生讹误。这篇文章出现以后，才开始有把它们归为一条水的说法。】辨析《春秋》所称“春王正月” 汉代人解说经书，常常受到宋代儒者的抨击。但如果实事求是，汉代人距离古代更近，所听闻和见到的还较为真实；学者不加考察求证，却一概说成支离牵强的话，那就是过分相信宋代儒者的过失了。《春秋》中争论最多的，莫过于“春王正月”这一句话。认为周人连时令和月份都改了的，是孔安国、郑康成【朱文公《孟子》注也主张这种说法】；认为只改月份而不改时令的，是胡康侯；认为时令和月份都没有改的，是蔡仲默。元代的陈定宇、张敷言、史伯璿、吴渊颖等人，也都承袭汉代儒者的说法。自从胡传颁行于学宫以后，“以夏历的时令冠在周历月份之上”的说法，便牢不可破了。我认为《春秋》本来是记载鲁国史事的书，解说《春秋》的人，只要根据《春秋》中的事实来衡量判断，就可以了。文公五年《春秋》记载“春王正月”辛亥日初一，太阳运行到最南。昭公十二年记载“春王二月”己丑日初一，太阳运行到最南。杜预注说：“这本应在周历正月，是因为失闰。”假如时令和月份没有改，冬至为什么不记在十一月呢？昭公十七年夏季六月甲戌日初一，发生了日食。太史说：“太阳已经过了春分点却还没有到达应有的位置，日、月、五星将有灾异，因此击鼓并使用币帛祭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这个月的初一按夏历应当是四月，称为孟夏。僖公五年八月甲子日，晋侯包围上阳。卜偃说：“丙日早晨，龙尾星沉伏在辰位，鹑火星光明盛大，天策星微微发光；火星位于正中时整顿军队，虢公将要逃亡。”那大概是九月与十月交接的时候吧？丙子日早晨，太阳在尾宿，月亮在天策，鹑火居中，一定就是这个时候。冬季十二月丙子日初一，晋国灭亡了虢国。哀公十二年冬季十二月，发生蝗灾。仲尼说：“火星隐伏以后，蛰虫才会全部蛰伏；如今火星还在向西运行，是掌管历法的人错了。”杜预注说：“火星隐伏在十月，如今还向西运行，说明是九月。”日食发生在四月却记作六月，灭虢发生在十月却记作十二月，蝗灾发生在九月却记作十二月，这难道不是时令和月份都改动的明证吗？桓公十年冬季十月下雪。十四年春季正月没有冰。成公元年二月没有冰。定公元年十月降霜，杀死了豆苗。如果按照夏历来说，十月下雪下霜，以及孟春、仲春没有冰，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这难道不是时令和月份都改动的明证吗？昭公十七年，有彗星侵入大辰星所在的天区。梓慎说：“火星在夏历是三月，在商历是四月，在周历是五月。夏历的推算合乎天时。假如火星出现在宋、卫、陈、郑一带呢？” 用这些事情来证明时令和月份发生过改动，是最清楚明白的。胡氏却说只改月份而不改时令，孔夫子只是特意把夏历的时令冠在周历月份之上。既然说时令没有改，那么鲁国史书原本应当记作元年“冬正月”。四时没有开头，怎么能形成确定的历法和正朔呢？况且孔夫子生为周人，却擅自更改周代制度，凭什么去警戒乱臣贼子的胆量？这是这种说法最荒谬的地方。假如说冬季不能称为春季，十一月不能称为正月，那么先儒对此也有解释。黄钟初九，是律管的开端，也是阳气变化的开始；林钟初六，是吕管的开端，也是阴气变化的开始。子时是一阳出生，在卦中为复卦，到午时阳气达到极盛；午时是一阴出生，在卦中为姤卦，到子时阴气达到极盛。子是星纪所在的次舍，五星从这里开始运行，太阳和月亮从这里运行到其中部。律历都把子作为开端，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它作为月份的开端呢？三种正朔轮流建立，时令并没有失去次序。夏历以木星最明显的位置为正，殷、周两种正朔以木星不明显的位置为正，但都属于阳位。只是孟陬之月尤其切合百姓的事务，所以孔夫子说“实行夏代的时令”；难道是说子月、丑月绝对不能作为正月吗？秦人改以亥月为岁首，大概是认为自己以水德取代周朝，而且五行之木生于亥，所以采用亥月。

译秦虽没有效法古代的具体事迹，但改动时令和月份一定遵循夏、商、周三代的旧制。《本纪》记元年冬十月，颜师古认为这是自太初改定历法以来，史官追记的日期。蔡氏反而引用它作为时令和月份没有改动的证据，也太疏略了。有人说，《尚书》是春秋以前的史书。《伊训》只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泰誓》只记“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当时的时令和月份都没有改动。蔡氏的传解说得很详尽。如今您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呢？我说：举出这两件事，恰恰更能清楚地说明时令和月份发生了改动。商人以丑月为岁首，所谓十二月，就是夏历的十一月。下文说“伊尹在先王庙中举行祭祀，奉嗣王恭敬地拜见先王的祖先；从契到玄嚣以下，其祖先就是汤”。商人宗庙的礼制已无法详细考察。《祭法》说：“殷人祭祀帝喾，在郊外祭天；祭祀冥，尊奉契为始祖，并以汤为宗。”这难道不是在相应月份的冬至举行的吗？伊尹代理太甲举行郊祀配天之礼，因而向太甲陈述教诫吗？班固根据三统历推算，汤伐桀那一年，岁星在大火房宿五度，所以《左传》说：“大火是阏伯的旧墟。”实际上，商王朝建立后的第十三年十二月乙丑日初一早晨正值冬至，那天伊尹在明堂祭祀先王，使其配享上帝，这就是证据。十三年春，就是“春王正月”的春，指的是十一月。凭什么可以知道呢？《武成》只记“一月壬辰，月初稍有亏缺”，过了第二天癸巳，武王早晨从周出发去征伐商；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癸亥日军队在商都郊外的牧野列阵。一月，孔氏认为是建子月，就是这样。军队渡过孟津，就是“大誓于孟津”。从癸巳到戊午共二十六天，都在一月；癸亥则是十二月初四。《左氏外传》引用伶州鸠的话，说武王战胜商朝时，岁星在鹑火，太阳在析木，月亮在天驷，辰星在斗柄，太白星在天鼋。班固根据三统历推算，军队正要出发时，是殷历十一月戊子日，太阳在析木箕宿七度；当天晚上月亮在房宿五度，房宿就是天驷。三天以后到了周历正月辛卯日初一，辰星与斗宿相合，在斗宿之前一度，正是斗柄。第二天壬辰日早晨，晨星开始出现；癸巳日，武王开始出发；戊午日，渡过孟津；第二天己未日是冬至，晨星与婺女星隐伏，历法所建的星次为牵牛，直到婺女，即天鼋的首部。到了庚申日，就是二月初一。癸亥日，在牧野列阵；甲子日黎明，双方交战。这些都与《尚书》和传记的记载完全相合，又是一个证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日〕 班固治学有师承，左氏又参与过史书的删定，必定不是凭空抄袭妄说。如今不相信他们，却群起把蔡氏的臆测解释奉为不可更改的准则，岂不是太荒谬了吗？商、周两代书籍中的明证如此清楚，唯独对《春秋》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有人说：您解释《春秋》可以这样说，但考察其他经书时为什么有这么多抵牾呢？《豳风》中“七月流火，九月涤场”等话，都采用夏历。《小雅》中“春日迟迟，卉木萋萋，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和“四月维夏，六月徂暑”，时令和月份也没有改动。《周礼》说山虞在仲冬砍伐向阳的树木，在仲夏砍伐背阴的树木；冯相氏在冬夏测定太阳的位置以确定冬至、夏至，在春秋测定月亮的位置以确定春分、秋分，时令和月份同样没有改动。《论语》说“暮春时节，春衣已经穿好，在沂水洗浴，在舞雩台吹风”，显然是夏历辰月。这一类例子多得数不完，您怎么解释呢？我说：《诗经》《周礼》所说的，都是错举民间风俗和岁时节令，并不是史官记载的书。古代天子接受天命后，凡是改元、颁布历法、朝见诸侯、会盟等重大政事，都按照正朔施行。至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以及启闭等与百姓事务早晚有关的事情，如所说“火星出现便取水使用，昏时星宿端正便栽种，到了冬至便完成”等，从来没有不遵循《夏小正》一书的。东莱吕氏说三种正朔都通行于民间风俗，这话是对的。大概史官记载时事就遵从周正，月令记载一年中的农事就遵从夏正。遵从周正的，多是朝廷政令的施行；遵从夏正的，多是民间男女的言谈。二者并行而不相冲突。《诗》《书》《三礼》的大旨大略相同，又有什么可怀疑于《春秋》的呢？《春秋》本是鲁国史书的旧文，孔夫子因而加以删削，在正月之上系以“王”字，这是孔夫子特意留下的笔法。假如说：凡是我所作的赏赐和惩罚、给予和剥夺，都只是奉行天子的事情罢了。那么按照蔡氏的说法，周朝以子月为岁首，实际上与以寅月为岁首没有区别；按照胡氏的说法，孔夫子身为陪臣却公然这样做，王制本来会把这种行为视为罪过而加以诛罚，岂不是他自己犯了这种罪吗？阳明先生有一番论述，足以攻破胡氏学说的要害。只是他认为商朝不改月份，秦朝不改时令，周朝则时令和月份都改了，所引用的证据还有未详加核实之处。因此我广泛考察并加以衡断，使世上的学者知道，汉代儒者解说经书的意见不可偏废。【陈确庵说：只凭《左传》所说“火星在夏历为三月，在商历为四月，在周历为五月”，便是商、周时令和月份都改动的证据，何必再去寻找其他证据？苕文说：证据确凿，如果康侯、仲默看到，也会心悦诚服。】【甫草说：纵横贯通，前后穿插，可以同刘原父一类的人并驾齐驱。】辨析《春秋》讥刺世代担任卿职 《春秋》三传的文字，往往彼此各有得失，应当根据道理加以衡量判断。如隐公元年惠公给仲子送葬礼，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而左氏的说法是错的，我的朋友顾子亭林已经详细辨析过了。到了隐公三年，左氏记载“君氏卒”，认为是声子，因为是国君的缘故，所以不写姓氏，这尤其荒谬。《春秋》所记十二位国君，没有一个国母不写姓氏，只有僖公元年记作“夫人氏的丧事从齐国运回”。这大概是因为哀姜与共仲私通，参与杀害两位国君，桓公召她回来并将她杀死，使她与齐国断绝关系，所以《春秋》也不写姜姓，以尊重伯令。若是声子，她本来就是惠公的继室，无缘无故去世，难道会有这种不写她姓氏的书法吗？隐公即使只是摄政，已经俨然处在臣民之上了。贬抑自己生母的姓氏，来抬高弟弟生母的尊贵，难道是隐公心中所安的吗？如果一定如此，哪里比不上干脆不记这件事呢？大概“君”字和“尹”字形体相近，因而成为史文的讹误；假如《公羊传》《谷梁传》写作“尹”，那么这个疑问就不会千古不明了。然而公羊传认为记载“尹氏卒”是为了讥刺世代担任卿职，这又不对。古代天子的三公九卿不与诸侯交往，所以他们死后也不向诸侯报丧。《春秋》只有刘卷、王子虎曾经共同参加会盟，所以死后有人来报丧，这才记作“尹氏卒”。

译吴临川说，周平王去世，作为诸侯之主而前来报丧的人，有人怀疑报丧本应写明姓名，那么这里为什么不写姓名？大概正如隐公七年“滕侯卒”的例子：没有共同参加盟会，就不以姓名报丧，这是左氏所说的礼法。这里记载此事，实际上不是为了讥刺。考察周王室任用人才并不脱离世族，因此像抛弃贤者、断绝功臣后代世袭爵位一类的事情，便有“裳裳者华”这首讽刺诗兴起。厉王遇难时，由周公、召公共同执政，周公、召公都是世代任卿的人。敬王即位时，单氏、刘氏辅佐拥戴他，单子、刘子也都是世卿。功臣之后即使有不成器的人，也仍然在选择后加以任用。这里记载“尹氏”，他本是尹吉甫的后代；他因报丧而同鲁国交往，没有证据表明他一定不是忠臣贤者，怎么能拿幽王朝的家父所讽刺的人来追加讥刺呢？又怎么能拿敬王时拥立王子朝、后来逃奔楚国的人，预先加以讥刺呢？如果说诸侯国，按制度大国有三卿，次国有二卿，小国有一卿，都由天子任命。若彻底断绝他们的世袭，就是眼中没有王法。齐桓公时，国子、高子担任正卿；管敬仲虽然掌握的权力很专，也只是下卿，不敢位居王官之上。他所说的五项禁令中有：“士人不得世代担任官职，选取士人一定要得到真正的人才。”这大概就是外传所说“先由州长推举，再由官长选拔”，只说士人而没有涉及卿大夫；由此可以证明，世卿在当时不可轻易废除。胡康侯、张元德不采用左传“君氏”的说法，这一点确实很有见地；但他们承袭公羊传讥刺世卿的说法，我私下认为并不恰当。辨析季札未被记作公子 季札只在《春秋》中出现过一次，即襄公二十九年出使鲁国，但没有记作“公子”。杜氏认为，这是因为他的礼制还没有同中国相同。止斋陈氏认为，记作“札”与楚椒、秦术相同，他们都不是受天子任命的大夫。常山刘质夫则说：他辞让国位而导致后来发生祸乱，祸乱实际上是季札造成的。《春秋》借他来鲁国聘问的机会，去掉“公子”二字以表示贬斥。胡康侯、张元德都主张这种说法。我考察寿梦的四个儿子：长子诸樊，次子余祭，次子夷昧，季子就是札。寿梦认为季札贤能，想立他为君，季札不接受。诸樊请求兄弟轮流做国君，并把国家传给季子。诸樊死后，余祭即位；余祭死后，夷昧即位。等到夷昧死后，按理国家应当归给季子。季子再次不接受，于是拥立王僚。王僚是夷昧的儿子。诸樊的儿子光说：“我是王位的继承人，王僚怎么能做国君？”于是派专诸刺杀王僚。按时间算，光杀王僚距离季札出使鲁国已有三十年。仲尼怎么能根据三十年以后的事情，预先对他加以贬斥呢？何况让国是极大的美德。太史公把吴太伯列在世家之首，把伯夷列在列传之首，只是推重谦让而厌恶争夺。曹国的子臧，他的子孙到了《春秋》时代仍然受到尊重。季札本来就说过，愿意追随子臧的节操。记载他来鲁国聘问，本来就是史书的常规体例，并不是吴国让国这一大节所系。如果要举出他的重大节操，《春秋》一定会深深赞美并急切称许他，难道反而会拿这件事贬斥他吗？康侯说伯夷采药而不回来，季历继承王位却没有推辞，为什么责备季子不效法季历？唉！通达大节却不拘守小节，才是圣人的能事。仲尼以公平宽厚存心，为什么竟然轻易用这件事责备季札呢？公羊传又说，夷昧死后国家本应归于季子，季子却出使在外而逃避了。季札既然辞让王位，就终身只是吴国的臣子。他前一次出使鲁国，是奉余祭之命；后来出使晋国，是奉王僚之命。怎么能推辞呢？考察左氏昭公二十七年，春季季札出使晋国；夏季四月，公子光杀死王僚。这说明季札出使晋国时，光篡位弑君的阴谋还没有暴露，怎么能预先料到而不出使呢？近世邵国贤竟讥刺季札借出使之名来逃避王僚是不合义理，这又是受到公羊传说法的迷惑而没有审察实际情况。然而这样说来，季札就没有可议论的地方了吗？回答说：季札让国的行为很美好，可惜他对于让国的义理还没有做到完全。行为高出世人一等的人，不应当占有这种美名；采取权宜行动的人，尤其应当隐藏自己的踪迹。泰伯、仲雍让国，必定逃到荆蛮之地；伯夷、叔齐让国，必定逃到西山、北海。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无法实现自己的志向。即使是春秋时子臧辞让曹国，诸侯想让他在周王面前即位，子臧也逃奔宋国，以此同曹国断绝关系。当寿梦还没有去世时，父亲和兄长都想把国家传给季札。在这个时候，季札就应当逃离吴国而去。如果有一天站在吴国朝廷上，国人一定会拿兄弟依次传位的说法来拥立他。余祭、夷昧之所以本不该即位却仍然即位，就是这个缘故。即使不这样，在夷昧继位时，也应当请求立光为世子；如果不被采纳，就努力争取，说：“光是嫡长子，国家本来就是光的国家。光不能即位，一定会有觊觎王位的人，这样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倾轧争斗，就永远不会停止。”等继承人确定以后，再退隐到野外耕作。这样王僚就不能即位，吴国也可以避免篡位弑君的祸乱。如今季札背负着让国的美名，踪迹却不能主动远离吴国：一再奉命出使，又一再奉命出使，安然接受延陵的封地。既不能断绝吴人的希望，也不能杜绝窥伺王位之人的野心。一旦叛逆阴谋突然发作，季札也无可奈何。等到这以后才离开吴国到延陵去，终身不再进入吴国。唉，已经太晚了！大体说来，季札是有智慧的人；用智慧来保全自身，必然疏于谋划国家；用智慧来观察事物，必然致力于树立自己的名声。他知道追随子臧，却不知道子臧逃奔宋国的意义，这就是他不能免于贤者责备的原因吗？如果只是因为辞让国位导致祸乱，所以不把季札记作公子来贬斥他，那么那些纷纷争夺王位、窃取国家的人，反而可以援引这件事作为借口，这样《春秋》的书法最终就成了深文周纳、穿凿附会的始祖了。辨析孔子任用鲁国年月

译孔子在鲁国任职的事情，《左传》记载得不详细。只有定公十年记载孔子在夹谷会盟，击退莱国军队；十二年记载鲁国命申句须、乐颀讨伐费人。《史记·孔子世家》把坠毁三都作为定公十三年的事，把孔子由大司寇参与国政以及季桓子接受齐国女乐、孔子离开齐国作为十四年的事。考察《春秋》，十三年夏天记载修筑蛇渊囿，又记载在比蒲举行大规模狩猎；十四年秋天又记载在比蒲举行大规模狩猎。修筑蛇渊囿，是记载鲁君纵情游乐；大规模狩猎，是记载僭越天子礼制，也说明三卿专擅兵权。当时如果孔子已经能够参与国政，必定不会有这些事情。鲁国《世家》则把坠毁三都和离开鲁国都编在十二年【《年表》也把接受齐国女乐记在十二年】。我认为鲁国《世家》是对的，而《孔子世家》是错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孔子想在鲁国实现自己的政治志向，必须先任用三家；要任用三家，必须先任用季氏。季氏虽然专权，却可以用礼法使他服从。臣下不应私藏铠甲，大夫不应拥有方圆百雉的城。孔子已经在朝廷上公开宣说这些道理，而季桓子又因为阳虎、侯犯叛乱，深深忧虑费邑、郈邑的坚固强盛。坠毁三都的举动，虽然由仲由倡议，实际上也是季氏的意图。后来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人袭击鲁国，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进攻并击败了他们。这既顺应了季孙的愿望，又扩大了鲁公室的威势。季桓子大概暗中被孔子利用了，却没有察觉。这次行动声势震动四方，使邻国在道义上服从。齐国人感到恐惧并憎恨鲁国，犁鉏的计策得以实行，于是送来女乐和文马作为馈赠。季桓子三天不上朝，他的心志已经荒废了，难道还能不采取行动吗？《春秋》在这一年夏天记载随、郈二邑被毁，十二月记载鲁公包围成邑。大概季桓子沉溺于淫乐，心思不在疆场事务上；而当时依附三家的人，如公敛处父之流，又认为这件事不会成功。他们认为不成功对孟氏有利；不成功对孟氏有利，那么没有了郈、费二邑，难道对叔氏、季氏有利吗？季桓子被这种说法迷惑，必定对孔子的作为深感怀疑和畏惧。因此包围成邑时，三卿都没有出动，而让鲁公亲自出兵，明知鲁公一定不足以攻下成邑。否则，假如孔子任用于鲁国，季桓子对他的信任没有减退，成邑不过是个小城，有什么可忌惮的？况且跟随孔子学习的仲由专门谋划此事，申句须、乐颀竭力作战，难道还不能攻克吗？为什么竟然出动军队却不能攻下呢？《公羊传》说：“孔子任职于季孙门下，三个月没有违背他的意愿。”大概从摄行相职到离开鲁国，还不到一年。包围成邑时，孔子已经因罪被罢免了。我丙仲说：鲁国在十月举行郊祭，孔子因为郊祭的祭肉没有送到而离开鲁国。他离开时正逢举行郊祭的日子，鲁公包围成邑没有成功，是自身造成的；包围成邑在十二月，两件事并不相同。这可以同我的说法相互印证。胡文定却说：“包围成邑时，孔子虽然已经任事，但还不能专门掌握鲁国政权。”到了第二年，他才由大司寇代理相职，难道不是承袭《史记》的疏漏错误而强行作出的解释吗？又考察定公十年，孔子突然被鲁国任用，《论语》《左传》都没有说起原因，只有《孟子》说：“在季桓子那里看到了可以出仕的机会。”大概定公初年，季意如去世，阳虎专权五年，囚禁季桓子八年，又将要杀死他，季桓子仅仅得以逃脱。当时季氏的势力衰弱得很厉害，必定要同国人谋划平定乱局的方法。而孔子当时已经五十多岁，弟子多来自列国。季桓子心中佩服他的贤能，于是任用他，反复试用。不久政绩声誉传遍四方，齐国归还侵占的鲁国疆土。到了十二年，任命他负责坠毁三都。等齐国人施行离间计，季桓子的志向中途改变，于是孔子离开鲁国前往卫国。孔子被任用和被舍弃，都是由季桓子决定的。金吉父论述这件事颇为详尽，只是把齐国送女乐安排在围成失败之后，仍然没有考订改正正史文字的错误。辨析周人祭祀帝喾 《祭法》说：周人举行禘祭祭祀帝喾，在郊外祭祀后稷。郑氏认为，禘祭帝喾，是在圜丘祭祀昊天，并以帝喾配享。王肃则说：这是在宗庙举行大祭，以帝喾作为始祖所从出的祖先来祭祀。周人把后稷作为太祖，七庙建到后稷为止；又向上推说后稷生于姜嫄，于是另立姜嫄的庙，称作先妣。姜嫄是帝喾的妃子，既然特意为她立庙，就说明帝喾没有庙。没有庙就没有神主，没有神主就无法举行禘祭。难道要在后稷的庙中举行禘祭吗？这就是以父亲的身份而在子孙的庙中受祭，不合礼制。苏子由在《诗传》中对此表示疑惑，所以否定王肃而采用郑氏的说法。然而按照郑氏的说法，禘祭就和郊祭混淆了。而且没有听说商、周以帝喾配享上天。我认为，周人对待帝喾，大概是把他作为天来祭祀。天没有庙，南郊祭天时就设置神主，以后稷配享；帝喾没有庙，举行大祭时也设置神主，以后稷配享，这就是把帝喾等同于天，有什么不可以呢？赵伯循说，鲁国的禘祭本来没有文王庙，只有周公庙，只是在祭祀时临时设置文王的神主和尸位来祭祀。周人禘祭帝喾，应当也就是这样。至于禘祭和祫祭的区别，儒者们争论得尤其多。郑氏认为三年举行一次禘祭，五年举行一次祫祭；禘祭比四时祭大而比祫祭小，这是根据纬书说的。祭祀中没有比禘祭更大的了。禘，就是祭祀帝。三王的始祖都是古代帝王的后裔，君王追祭始祖所从出的帝，所以称为禘，并不是考察昭穆次序的意思。当今世人所尊信的说法是，禘祭不兼祭群庙的神主，因为那些神主关系疏远，不敢将它们合在一起祭祀；这是赵伯循的说法。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这是张纯回答光武帝询问时的说法。然而考察经典，实际上没有明文依据。只有《曾子问》说：祫祭在祖庙举行时，庙中没有神主【举行祫祭时，原有神主都离开各自的庙，因此庙中空虚而无神主】，却没有涉及禘祭。王肃认为禘、祫都是殷祭，提到祫祭，就可以知道有禘祭；并不是说禘祭不让群庙神主合食。《公羊传》文公二年传说：“大事是什么？就是大祫。”五年举行两次大祭，大概是说三年一次祫祭，五年再举行一次祫祭，以此象征闰年。它没有说禘祭，是因为没有规定在哪一年举行吗？康成凭空推测禘、祫相承接，又妄自引用《春秋》中的鲁国礼制和纬书来粉饰自己的说法，他的错误怎么能说得尽呢？等到考察《礼记·大传》，才知道禘、祫本来是一种祭祀，只是名称不同。《大传》说：君王举行禘祭，祭祀始祖所从出的帝，并以始祖配享；诸侯祭祀到自己的太祖【诸侯不敢举行禘祭，只能在太祖庙中举行祫祭】；大夫、士在自己的君主那里减省祭礼，只有功勋得到君主考察认可，才可以参加祫祭，并祭祀到高祖【大夫、士不敢举行祫祭，必须有功劳并得到君主察识，才可以参加祫祭；祭祀范围上及四世祖，即高祖】。致堂胡氏认为，君王祭祀自己始祖所从出的帝，使他面向东方尊居上位，其余神主在前合食，这就叫禘祭。

译诸侯没有自己始祖所从出的帝可以祭祀，于是在太祖庙中使各庙神主合在一起受祭，这就叫祫祭。天子举行禘祭，诸侯举行祫祭，大夫举行享祭，这是上下等级的差别。礼书所说的“不是天子就不能举行禘祭”，就是这个意思【程子关于禘、祫的说法与此相同】。鲁侯的国家本来应当举行祫祭，但因为天子赐予他礼乐，所以能够举行禘祭，因此《春秋》论及禘祭而不说祫祭。禘祭只是合祭，礼仪较为隆重；鲁国僭越使用它，所以孔夫子屡屡加以讥刺，并不是说禘祭之外另有一种祫祭。至于《王制》所说“春季举行礿祭，夏季举行禘祭”，又说“天子在春、夏、秋、冬各行祫祭”，又说“诸侯举行禘祭，一次特祭、一次祫祭”，又说“诸侯举行礿祭就不举行禘祭，举行禘祭就不举行尝祭”，这些话杂乱错综，没有统一的条理。大概《王制》是汉代儒者杂采各种传记编成的，并不是孔氏旧有的著作。又考察《诗序》说“《雝》，是禘祭太祖”，而诗中说“伟大的先祖啊，既已辅佐烈祖，也辅佐文母”；《长发》说“这是大禘祭”，而诗中说“相土功业显赫，又有武王举起旌旗，以至于同阿衡一起参加祭祀”。由此可见，禘祭就是合祭群主，既然知道禘祭合祭群主，那么禘、祫不是两种祭祀，还有什么可疑的呢？【朱子蓉说：礼经中的疑难，一旦被阐明，功劳在郑康成之上。】《愚庵小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愚庵小集》卷十三 吴江朱鹤龄撰写 杂著一 读《周本纪》太史公记载三代的事情，多有疏漏和错误，《本纪》尤其严重。其中有可以考察的，应当依据《尚书》《左传》《国语》加以订正；又不妨取《汲冢纪年》《帝王世纪》以及秦汉以前的书籍，参照比较它们的说法。例如幽王灭亡、平王即位，《本纪》不记年月，诸侯年表把骊山之祸记在庚午年，把平王东迁洛邑记在辛未年，世家却把这两件事全都连记在同一年。依我考察，西周灭亡以后，平王并没有立即东迁。《本纪》说：“犬戎在骊山下杀死幽王，俘虏褒姒，把周王室的财物全部拿走后离开。诸侯于是到申国和申侯共同拥立已故太子的儿子宜臼，这就是平王。”据此可知，平王先逃到申国，诸侯找到他并拥立他；即位以后才迁到洛邑。又《左传》说：“幽王施行过错而失去王位，携王违背正命，诸侯废黜他，拥立王的继承人，并迁都到郏鄏。”携王没有说明是什么人。说他“违背正命”，一定是不应当即位；而拥立携王的人，杜预认为是幽王的小儿子伯服，这是不对的。幽王在位十一年，三年时宠爱褒姒，伯服出生不过几岁。而且幽王因为褒姒而亡国，褒姒既然已经被犬戎俘去，幽王绝无再立她儿子的道理。考察《竹书纪年》，幽王被杀，申侯、鲁侯、许男、郑子在申国拥立太子宜臼；虢公翰在携地拥立王子余臣【携地具体在哪里尚未详知】，这就是携王。《竹书纪年》的话虽然不能完全深信，但携王之事并不是妄说。应当是幽王死后，携王僭越即位，诸侯于是共同出兵废黜他，迎接并拥立太子宜臼。平王何时迁到洛邑还不能确定。大体上，从犬戎发动祸乱到平王东迁，必定不只是用了一两年。《诗经·正月》说：“显赫的周宗室啊，被褒姒毁灭了。”又说：“可怜我们这些人，到哪里去谋求俸禄？看看乌鸦停在哪里，就知道是谁家的屋。”这是在西周已经灭亡、王位尚未确定时写成的。《竹书纪年》又说：“携王被晋文侯杀死。”观察晋文侯的命书，其中有“用以继承您的君位，多多修治防御，以抵御艰难”等话，用此来验证，正好符合当时的情况。卫武公、郑武公、秦襄公都共同奖励王室，而平王唯独对晋文侯加以特殊礼遇，赐给他黑黍酒、弓和箭，大概是因为他杀死携王的缘故吧？太史公记载幽王、平王之间的事情十分简略，所以我作了这样的考订。

译读《货殖列传》太史公的《货殖列传》把天时、地理、人事和事物的情状，写得清清楚楚，仿佛指着手掌给人看。它的文章瑰丽奇特、变化多端，这自不必说。把它放在全书的末尾，一定有深刻的用意。有人说，子长身陷极刑，家境贫困，不能拿钱赎罪，所以感愤而写了这篇文章。这把子长看得多么浅薄啊！赵子常【汸】说：“《货殖列传》应当同《平准书》参照阅读。《平准书》讥刺横征暴敛的大臣，《货殖列传》讥刺谋求私利的君主。”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还没有说尽。我认为这篇文章的主旨，全在于“最好的办法是顺应它，其次是用利益引导它，再其次是整顿它，最下等的办法是同它争夺”这几句话。天子的财富，藏在山海之中。汉高祖刚刚兴起时，开放关隘桥梁，放松山林湖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的货物没有不能流通、不能得到其所需的。这不就是所谓顺应和用利益引导吗？到了武帝征伐四方少数民族，大兴神仙、宫室、土木等事业，国家费用耗尽，形势上不得不采取争夺的办法。同贫民争夺，于是出现千里运输负担粮食，往往运送十多钟才能到达一石，并增加漕运余粮，关中的太仓、甘泉仓都装满了。同富民争夺，于是颁布了出卖爵位、输送粮食、缴纳羊只即可充任郎官的法令。同诸王、列侯争夺，于是有朝贺时以皮币进献璧玉，以及因酎金不足而失去侯爵的人一百多个。同商人争夺，于是铸铁、煮盐、征收车船税、告发隐匿财产等法令纷纷推行。至于京师设置平准官，接受天下各地运来的物资，农官等主管部门把天下的货物全部收归官府，价格贵时就买进，价格贱时就卖出，这样天子亲自做起商人的事情。子长内心为此悲伤，却不忍把话全部说尽，所以开头引用计然“价格贵到极点时便征收，价格贱到极点时便征收”的话，以及白圭“别人抛弃时我收取，别人收取时我给予”的话，充分表达他的深意。假如说：“平准之法，在物价轻重之间加以权衡，本来就是陶朱、白圭、猗顿等经营生计的富商所做的事。凭万乘之尊，为什么反而要做这种事呢？”文章中间说，天下五方都会，百货出产之地，商人像车辐聚集；如果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来驾驭它们，哪里至于还要担忧贫穷、谋求富足呢？人都是有共同情感的。从朝廷、隐士，从军人、任侠之士，以至赵女、郑姬、游闲公子和各种技艺之人，都是为了财利。天子的职责，应当重视农业、抑制商业，使贫富不至于互相炫耀，以调和人心；可是天子竟然把货物和利益收归自己，引导天下人与之争利，那么各种不正当行业还有什么不会出现呢？篇末又逐一列举程郑、卓王孙、宛孔氏、曹邴氏、刁间一类的人，以及从事奸邪事业、身处屈辱境地的人，都能同世代富贵之家相比，以此说明天子同商人争利，人人都会变成商人；这正是深深感叹汉朝事业衰败，也说明高祖开放关隘桥梁、放松山泽禁令的时代再也看不到了。只是子长用滑稽的笔法写文章，所以把子贡同陶朱、白圭并列称说，而对于程郑、卓王孙一类人则说他们是“当世贤人”，所以才富裕。意思是说：“如今世人所称的贤人，不过就是这些人罢了。”当时桑弘羊以商人之子的身份得到进用，天子正尊崇显贵他，子长讥刺抨击的意思便表现在言外。班孟坚没有理解，竟然责备他说：“写《货殖传》，就是崇尚权势财利而以贫贱为羞。”唉！凭子长这样的才华，贯通经书传记，上下数千年的历史，却竟然津津有味地艳羡市井小儿、商贩，并把这些写进书里，这怎么可能是子长呢？读《汉书》古代史官世代守护并传承史业，作为专门的家学。到了东汉仍然如此，所以《汉书》的叙传开头先叙述班氏的世系，接着叙述叔皮以及班固自己的文章，以显示学术源流前后相承。它的体例与《史记》相同，只是《史记》说“作某纪、作某传”，而《汉书》说“述”，表示不敢把自己说成创作罢了。高祖的五王、文帝的三王、景帝的十三王、武帝的五子、宣帝和元帝的六王，都按照时代先后，编列在各篇传记之中。王楙说，把诸王合并叙述在一处，就像《陈书》《唐书》那样，不应混入各自的传记。梁代萧琛的传记说：“得到古本《汉书》的叙传，排列在项籍传之前。”他不知道班固的书在体例上大多仿效《史记》，把诸王混入各传，正是沿袭司马迁《楚元王》等诸世家的体例。又说：“古本的外戚传在帝纪之后。”他不知道叙述四夷以后再叙外戚，是为了斥责外戚。汉朝因外戚而衰败，所以斥责外戚，接着写到元后，揭示汉朝灭亡的原因。最后写到王莽，于是汉室的兴亡全都具备了。如果把外戚列在本纪之后，就完全失去了作史的深意。至于叙述韩信、彭越、英布、卢绾、吴芮的传文，今本说：“韩信只是饥饿的奴隶，英布本来是受过黥刑的徒犯，彭越也曾是盗贼，吴芮不过是江湖之人；他们如云气兴起、蛟龙腾跃，最终都化作侯王。” 而古本说：“淮阴侯韩信刚强勇毅，拔剑而起，周勃、陈平等人有威仪；他们是国家的俊杰，实在只有彭越、英布；后来化为侯王，如云气兴起、龙腾而上。”这只是传抄的版本各有不同，未必古本就是对的、今本就是错的。萧琛传又说：“有北方僧人南渡，只带着一个葫芦，葫芦中有《汉书》叙传，三辅的老人相传这是《汉书》的真本。那部书既不是篆书，也不是隶书，纸张和墨色也很古老。”萧琛得到它后极其秘密地珍藏，并把它送给鄱阳王。这恐怕是好事者编造的话，不足以作为依据。

译读《后汉书》范晔的《后汉书》有帝纪、后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卷，本来是删取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以及谢承、薛莹、司马彪、刘义庆、华峤、谢沉、袁山松七家后汉史书编成的。志三十卷则是司马彪所撰，梁代郯县令刘昭作注。因为范晔的书缺少志，后人于是借用它来补足。范晔非常自负夸耀，认为自己的成就超过班固。至于每篇传记之后的赞语，更把它看成自己命意创作的杰作，认为没有一个字是虚设的。通考陈氏直斥这些赞语为多余。洪容斋说：“人最可悲的是不能自知，班固哪里是可以超过的呢？”我认为范晔的书不只是比不上班固，在史家的法则方面，大概也有所不完备。考察司马迁的《史记》，帝纪之后立即有十表、八书；表用来记载治乱兴亡的大略，书用来记载制度沿革的大端。班固把书改称为志，而年表比司马迁的史书更加详细。大概表这种体例的产生，起源于周代的谱牒，和纪传彼此相互补充。凡是列侯、将相、三公、九卿，他们的功名事迹显著，已经在传中记载；此外的大臣，既没有累积功劳，也没有显著过失，没有必要全部立传，不能胜任其书写。但是他们的姓名、爵位、乡里，以及生存、死亡、盛衰的事迹，终究不容轻易湮没，所以就在表中记载。此外，功劳和罪过的事实，列传中有未能全部完备记载的，也在年表中载明。以年为经、以月为纬，一看便清楚明白；编写史书的体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可是《范书》偏偏缺少年表，使后来的学者无法考察、借鉴这两百年间用人行政的条目，实在令人叹息。这种缺失起始于陈寿的《三国志》，后来作者又援引《范书》为例，年表全都略去。不知道编史而没有年表，立传就不得不增多；传越多，文字越繁，而事迹反而可能遗漏而未能列举。欧阳公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编撰《新唐书》时，设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才又恢复了班固、司马迁的旧有章法。读《唐书·孝友传》《孝友传》到唐代才开始受到重视。两汉以来的史书都没有这一篇。汉代重视力田、孝弟等科目，像江革、申屠蟠、李昙、姜肱这一类人，并不是没有足以称道的孝友行为；然而史臣没有因此为他们立传，是因为那时民众的品行接近上古，类似事迹多得无法尽数记载。到了唐代，文皇帝李世民胁迫父亲起兵，又挥刃杀害同胞兄弟，内在品行有亏，人的纲常也就无法树立；欧阳公特意为孝友者立传，是为了哀叹风俗日益浇薄，而仅有的孝友行为便显得可贵。孝友之道，经典说得很详细，从来没有把剜心、割股称为孝行的。自从陈藏器注《本草》，说人肉可以治疗虚弱疾病，民间才开始崇尚这种做法。即使偶尔有人因为真诚感动天地而使父母痊愈，欧阳公也有所取法。然而毁伤肢体，有时只是损害自己的生命，对父母的疾病并无益处，实在不如谨慎调配药方、虔诚祈祷，既能尽到人子的心意，又不留下遗憾。韩愈在《鄠人对》中说“割股不应当用来旌表门户”，确实很有见识。后世有关官员竟不考察教化的根源，却修建高台、设置表闾，往往还加以表彰。把割肉称为孝行的人，为什么不以韩愈的话为准呢？读《旧唐书》后晋宰相刘昫编撰《旧唐书》二百卷【一说二百一十四卷】，根据吴兢、韦述、令狐峘、崔龟从等人的旧稿增补编纂而成。宋庆历年间，宋景文、欧阳永叔重新修撰，删去列传六十一篇，增加列传三百三十七篇，续撰四志四表，记事比以前增加，文字比旧书减少，一时被称为良史。《刘书》于是废弃而不再流行。然而议论者认为，《新唐书》用字奇涩，很失史书体裁；又删削诏令，使有唐三百年的皇帝诏命被湮没而无从考查。吴缜甚至写《纠谬》一书来排斥它。唐子西又极力推重旧史，举“决海救焚”“引鸩止渴”为名言。我曾翻阅这部书，觉得记事详细，文字核实，确实不能废弃。所遗憾的是笔法冗长，尤其论赞令人厌看。如果要求宏博而简练，有典章、有法则，确实没有超过《新史》的。难道能把它同五代鄙陋萎靡的文格相提并论吗？删去那些诏令而不收录，大概是因为骈偶文辞不合古法，而且当时另有《大唐诏令》单独流行。刘器之却说《新唐书》事迹增加而文字减少，正是新书的缺点，这就无法理解了。《新唐书》疏漏虽有时不能避免，《旧唐书》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段秀实平定郭晞乱兵一事，出自柳子厚为送上史馆的纪实记录，旧史却失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四卷〕 李邺侯在肃宗、代宗之间周旋，权谋方略很多；到他任宰相辅佐德宗、劝说太子时，言辞尤其伟大，旧史却把这些全部略去了，反而说他用诡诈的办法求得容身，不被当时的君主看重。李白讥笑杜甫《饭颗山头》诗，这只是流俗的妄传，旧史却仓促地把它写进列传。韩愈作为经学老师而列入人物表，文章为百代所仰望，旧史却诋毁他恃才任意妄为，有违背孔孟防范的地方；由此可大略看出这部书的得失。嘉靖年间，督学闻人诠因为宋刻本有缺失，便在吴中搜集刊刻，从文恪王公那里得到纪、志，从光禄张氏和长洲贺氏那里得到列传，于是成为完整的一套书。然而书中文字意义多有龃龉，难以阅读。《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唐书》也都是《旧唐书》。比如王栖曜游虎丘时，一箭射穿云中的双雁，梁肃等文士都作歌咏赞颂此事，李义山诗中所以有“将军一箭歌”这样的句子；但《旧唐书》本传中却看不到这件事。这样看来，如今流行的本子也不是全书了。

译读《五代史》我曾经遍读史书，为什么各代都有儒林、文苑，唯独五代没有声名？难道五十多年中竟没有一个通晓经学的人、一个有著作才能而能卓然自鸣的人吗？等读了欧阳公的《史记》，才叹息造成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人伦纲常是经术的基础，教化是文章的根基。五代从梁开德到周显德，共有十三位皇帝，其中不得善终的有七人；天下人把改年号、建国家看得像摆弄棋子一样，戍守期限一长，君臣的纲纪就败坏了。皇位的传承多半属于义子，朱温甚至被自己的儿子割取身体；杨彦珣弯弓射母，晋出帝的臣子敬儒以父事君，大家安然处之，并不觉得奇怪，于是父子之间的恩情和规范断绝了。唐庄宗把嫡母称为太妃、生母称为太后；朱温奸淫儿媳，出帝又娶叔母，夫妻之间以及嫡庶之间的伦理全都紊乱了。天子居丧时仍使用音乐，寒食节在野外祭祀并焚烧纸钱，古代礼制废弃了。买宴有钱，合欢有杖，牧守、刺史大多靠送出家财取得官职，甚至枢密院的头子也可以调换宰相，政事、刑法和纲纪全都无从过问。冯道侍奉九位君主，经历四个姓氏，时人却共同称誉他；他死时，人们还叹息说他享有与孔子相同的寿命。人心已经死了，清正的舆论也灭亡了。朝廷内外、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是掘坟盗墓、投机牟利、贪婪无耻之徒；他们彼此厚着脸皮苟且偷生。当时即使有人奋然有志于先王之教、六经和百代的学说，又有谁来同他讲明这些道理？又有谁来以风教激励他？难怪五十多年之久，有文章、有操行的人如祥麟威凤一般遥不可见，在当时再也见不到了。我看自古以来篡夺、弑杀的罪恶，没有比朱梁更严重的；而中国的祸患，也没有比石晋更惨烈的。石敬瑭以臣子的身份侍奉契丹，自以为已经有了父子般的亲密关系，最终妻子儿女都被俘虏，想求死也不能。杨光远、杜重威、张彦泽等人引契丹入境，想借此做皇帝，自以为可以夺取石氏的帝位，却没过多久就遭到屠杀，他们自己先承受了惨祸。这大概是因为三纲崩溃、五教湮没，所以祸患必然达到这种极点。那些有文章、有操行的人凋零磨灭，又哪里值得再说呢？欧阳公深入探究治乱的根源，所以他为五代史事作序时，特意创立变例：为义儿立传，是为了告诫祸乱的根本；为伶官立传，是惋惜灭梁的功劳却自行毁弃；为唐六臣立传，是追究唐朝为何降为五代。六臣、义儿、伶官三类人物前后相承，正好说明他们的类别。五代臣子列传十一篇，杂传十九篇，表明当时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臣子。既然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臣子，所以整个五代竟没有真正的人臣，只有王彦章以死守节而被充分记载。这部史书删削严谨，垂戒深切。读《吴越世家》五代时百姓的生命，如同麋鹿的性命悬在厨师手中，能够苟且活过一天半日便算幸运。只有吴越因为善于侍奉中原，大体上还能称为小康。然而武肃王父子历来重重征敛百姓，以供奉奢侈僭越的生活。史书说，他们甚至连鸡、鱼、蛋和幼鸟都要逐家逐日征取。每次施行鞭打来追究欠负时，各案吏员都拿着账簿站在朝廷上，依次唱报欠负的多少，以此决定鞭打的数目；欠得多的被打到一百多下，欠得少的也不少于几十下，百姓无法忍受这种痛苦。有人说欧阳公与钱惟演不和，所以故意揭露他祖先的恶行，措辞可能有所过分。然而史书是用来传信的，如果因为私怨而夸大罪恶、诬陷别人的祖先，这是奸险小人的行为，欧阳公难道会这样做吗？再考察其他书，钱俶归顺朝廷时，让他的臣子江汉臣呈上赋税簿籍。江汉臣担心旧账会无休止地残害百姓，便把它沉入河中，并自我弹劾。太宗想杀他，后来又赦免了他。凡是跟随钱氏来朝的人都得到官职，唯独江汉臣因被废黜斥退而死。太宗又命右补阙王永重新核定吴越田税。钱氏旧制每亩纳五斗，王永改定为一斗。太宗不高兴，王永说：“每亩征税一斗，是天下最为适中的标准，使新归附的百姓歌颂朝廷宽大，难道不可以吗？”太宗于是听从了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后来，王永的曾孙王珪做了神宗的宰相，被封为岐国公；王琪任礼部侍郎，而江氏的子孙居住在衢州、睦州一带，做到显贵官职的有七十八人。东里杨公认为，这是他们祖先积累阴德所得的报应，按道理确实不会错。唉！数百年以来，吴越的百姓多次改换姓氏，赋税数额之重同钱氏相比几乎更加严重，但最终却没有江、王两位公卿来稍稍缓解百姓的困苦，难道上天为什么要重重困苦这一方百姓呢？

译读《宋史·曹彬传》曹武惠防慎、仁慈，是最优秀的将领，但谋略和勇气不足。雍熙年间北伐时，太宗告诫他：潘美的军队先赶赴云州、应州，大军则声称要攻取幽州、蓟州，持重缓慢行军，不得贪图小利。敌人听说大军到来，一定会调集全部兵力救援范阳，就无暇援助山后了。山后各州是山前各州的屏障，必须先平定山后，之后才能合并兵势攻取幽州。武惠违背诏令而遭到失败，善于谋划军事的人本来就该这样做吗？岐沟关战败后，潘美不得不拔军退兵。潘美的失利，是武惠造成的。当时宰相宋琪上奏说：“国家要攻取燕地，应从雄州、霸州直入，那不是我军适合作战的地方。应当命令大军在易州沿孤山前进，渡过涿水，到达桑干河，从保安寨出兵，这样便可从东面俯瞰燕城，距离只有一舍。这是周德威攻取燕地的道路。”宋琪是燕地人，他的话应当可信。然而周德威攻取燕地容易，实际上是因为李嗣源先攻下山后八军，刘守光又坐守一座孤城，所以能够用偏师取胜。元人攻取金国，也从云中进兵。元人进呈《金史》表章说：“精锐部队攻打居庸关北面，拍击它的后背；大军从井陉口出兵，向南扼住它的咽喉。”地势形势由此大概可以看见了。山后尚未平定，却急于图取幽州，所以有岐沟之败。难道失败在于从雄州、霸州进兵吗？到了宣和年间，形势的关键又在平州，这与雍熙年间不同。考察燕云等州，石晋是用财物贿赂契丹取得的，平州这条道路则是契丹自行攻取的。刘守光与契丹订立海上盟约时，只说燕、云两路，没有涉及平州。不知道平州东面是渝关【就是今天的山海关】，渝关以东又是金人进军的道路。如果不能取得平州这个关隘，蕃汉杂居，即使完全得到燕云，也无法守住。何况山后各州，金人很快就背弃了最初的约定。宋朝武功不能成功，大概还没有等到宣和年间就已经如此了。对于童贯等人，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读《文选》中的各篇赋 赋是《诗经》六义之一，但赋可以兼有比、兴，比、兴却不能兼有赋。因此，《雅》《颂》各篇诗歌中，凡是从容铺陈、篇幅宏大的，都是赋。荀卿、兰陵之后，于是多以“赋”为篇名，而赋这种文体在汉代最为兴盛。孔颖达说：“赋这个字的意思是铺陈。”也就是直接铺陈当时政治教化的善恶。班孟坚也说：“赋用来抒发臣下的情怀，以通达讽谏。”古人的文章大概没有无缘无故写作的。比如班孟坚的《两都赋》，是因为西京父老怨恨明帝不定都长安，所以极力称颂东都来进行讽谕。张平子的《两京赋》，是因为明帝时期王侯以下大多过分奢侈，所以写它来讽谏。明帝想废除南都，所以特别称说南都的盛况，也同样是为了讽谏。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用意是想阐明天子的道义，所以假称子虚、乌有、亡是三人来进行讽谏。赵飞燕没有儿子，成帝到甘泉宫祭祀，宫室制度壮丽，扬子云因此写《甘泉赋》；后来成帝到南山打猎，农民不能收割庄稼，所以又写《羽猎赋》《长杨赋》，全都是为了讽谏。至于左太冲的《三都赋》，从道义上又有什么可取呢？左太冲是晋代人，他作赋时魏国迁鼎已经很久了。《东京赋》铺陈宣扬功德，以臣下颂扬君主，夸大赞美也没有什么可嫌。左太冲生为晋臣，却尊崇魏国而贬低吴、蜀，已经违背了古代赋的意义。何况魏国实际是德行凉薄的国家，哪里能与炎汉相比呢？如果说晋的统统承继魏，尊崇魏就是为晋朝着想，那么这种见识比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见识还差得远了。我曾考察它的序文，其中讥刺《上林赋》引用卢橘、《甘泉赋》陈列玉树、《西都赋》写有比目鱼、《西京赋》游历海若，把这些比作没有底的玉杯；由此可知他作赋的用意，大概在于考察各地风俗、验证地方志，夸耀学士广博的见闻，成就一家著作，而对于班孟坚所说“抒发臣下情怀以通达讽谏”的宗旨，却没有切合。后人把《两京赋》和《三都赋》并称，只是因为体制沿袭相近罢了，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读《文中子》王仲淹的《元经》十五卷，唐代萧颖士依照《春秋》的义例为它作传；《中说》十篇，起初并不很显著。李翱、司空图、皮日休开始推重它，宋代柳开、孙何又振兴并宣扬它，程子称这部书胜过荀子、扬雄，甚至有人真的认为王仲淹可以作为继孔子之后的圣人。司马光认为，此人确实是好学笃行的儒者，只可惜自我期许太高，他的子弟对他的赞誉又太过分。朱子也说：王仲淹的学问接近正道，稍有可用的实际内容；至于强行拉扯唐初名臣来充作他的弟子，是他的儿子王福畤所为，并非王仲淹本人的本意，这可以作为定论。如今看《中说》所称的门人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等人，全都官至公卿宰辅。再考察王无功《游北山赋》的自注说：“我兄在白牛溪的讲集，门人常常有几百人。”其中称董恒、程元、贾琼、薛收、姚义、温彦博、杜淹等十多人为俊秀，却没有提到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由此可知这三人不是他的门生。郑毅夫【郑獬】评论《中说》的虚妄，说李德林死于开皇十二年，而王仲淹当时只有八九岁；《中说》却说李德林请求会见王仲淹，回去后面带忧色，王仲淹便拿琴弹奏《荡》诗，门人都感动得泪湿衣襟。关子明【关朗】在魏太和年间见过孝文帝，到开皇年间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中说》却说有人向关子明请教礼，以上两件事的虚妄显而易见。王仲淹死于大业十三年五月，这一年唐高祖进入关中，房玄龄、魏征等人有时往来于河汾之间，彼此讲论学问，也不是不可能；王仲淹的儿子看见这些人的盛名，便把他们全都牵引来充作父亲的弟子，哪里知道想抬高父亲，反而诬陷了父亲呢？我因此感叹，古今史书大多不完全可信。名公巨卿死后，必定有人为他们撰写碑铭、墓志、传记，往往依据他们子弟所写的行状；这些行状必然增美掩饰瑕疵，牵连老师、援引朋友，大概比王福畤所说的情况还多十倍百倍。又有人把珍宝广泛搜罗来，拿文章交给有才无行的人出售，颠倒黑黄，混淆黑白，后世的是非又从哪里取得公允判断呢？至于声名品行卓越的人，又有的没有被立传。《隋书》的《儒林传》《隐逸传》都没有提到王仲淹，当时编撰《隋史》的正是陈叔达、魏征。陈、魏如果果真是他的门人，怎么会压制老师的美名？如果不是他的门人，王仲淹的嘉言美行，他们难道不知道吗？况且文帝时王仲淹曾到朝廷献上十二条策略，《通鉴》也特意记载了这件事；这样的人都不为他立传，还有谁应当立传呢？

译后来，像《唐书》不为卫逖、薛景仙、韦应物立传，《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宋史》不为唐仲友、王苹、丘岳、谢翱立传；由此可叹息那些名贤的逸行，沉沦磨灭而没有在史册上彰显的，大概多得无法数清。这样看来，如果不是得到王仲淹子弟过分的赞誉，他的著作又怎么能流传记述到今天呢？家传与国史并行而不废弃，是有道理的啊。《书太平御览后》《太平御览》一千卷，是宋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人编纂的，与《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并称三大部书。太宗特别喜爱这部书，夜深时还一定要阅读，终于读完了四卷。洪容斋说，《御览》引用的书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如今十之八九已经亡佚，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书都是抄本，经过靖康年间的兵火以后，散佚而不再流传，幸亏《御览》还保存着这些内容，《四库全书》的书籍才得以考见其中十分之一二。然而近代刻印流行的本子，大多脱漏错误，句读也难以通顺，怀疑不是当时的完整本子。书中引用《孟子》说：“人们知道给田地施粪，却不知道给自己的心施粪；给心施粪，就是学习和求知。”引用《史记》说：“卫皇后因为更衣而得到宠幸；她解开头发，皇帝看见她的鬓发而喜欢她，于是立她为皇后。”这些内容都是今本所没有的。此外，像《汉书》注、《文选》注、《水经注》以及《艺文类聚》《白氏六帖》所引用的《论语》《孝经》《汉书》《史记》《国策》《世说》等书，也有很多地方与今本不同。我从前对此很怀疑，后来看到王伯厚《纪闻》说：“《汉七略》所记载的书，如《齐论》中的《问王》、《知道》，以及《孟子》以外的四篇书，如今都已经亡佚不传。” 《庄子》散佚的篇章有十九篇，《淮南子》大量袭用其中的语句，唐代司马彪的注还保存着。我又看到陆俨山《外集》说：“古代有后苍的《曲台礼记》，数万字，如今已经失传；又有另一本《周礼》，郑康成曾引用它来解释《周礼》。《孟子》也有别本，和如今的刻本不同。”这样以后才知道，古代的经书、史书都有不同的版本；自汴宋以后，各位儒者校定、雕刻的风气盛行，各种版本才开始归于一统。《御览》所引用的《三坟书》《汲冢书》《子华子》《鬻子》《孔丛子》《师旷禽经》等书，全都是伪书，朱元晦、方希直都已经辨明了。然而它们出自汉魏人的手笔，虽然如同伪玉，也可以同璠玙美玉等价看待。至于宋人编撰的《云仙散录》《唐史拾遗》《东坡杜诗释事》等书，全都是庸俗妄人的假托，最为鄙陋。后来的学习者不能辨别，往往轻易相信，类书中也多有引用。到了近代，《天禄阁外史》一书由昆山人王某编写，却假托黄宪之名；那些有眼无珠的人，竟把它编入秦汉《文选》。海虞人刻行的《女郎小青传》出现后，原本只是文士一时的游戏之笔，流俗之人却纷纷把它当作历史事实。至于后来哀挽这件事的文章像树林一样多，就更加可笑了。《书北盟防编后》《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是荆湖安抚参议徐梦莘编集的。书中记载靖康年间被俘、炎兴年间受屈辱的情状，令人痛心疾首，怒发冲冠。《宋史》全都避讳而不记载，幸亏这部书还保存着事实。书中引用吕本中《痛定录》说：“靖康二年正月十四日，皇上在青城斋宫，召何防、孙觌、汪藻等人作诗遣兴。皇上命令使用当时的韵。孙觌的诗说：‘在平定燕地的日子里，如今想来惭愧；在莒国时卧薪尝胆的往事，不能忘记。’汪藻的诗说：‘在边塞穷困之地从梦中醒来，惊见太阳所在；思念都城心情迫切，遥望白云之时。’有人把这些诗送给金国统帅，统帅看见“在莒”这句，又斥责诗中称金国为“穷塞”，于是摘取这些话作为借口，扣留皇帝的车驾。自古以来，文士因诗文获祸的往往有之；帝王则只有钦宗一例。这件事足以发出一声长叹。”徐梦莘所叙述的李纲、宗泽、韩世忠等人的事迹，多与《宋史》不合，这里姑且举出几件。《中兴记》《中兴遗史》都说：宗泽用战车追击金人到南华，遇到伏兵而大败；战车太大，难以运输，全部被金人缴获。宗泽穿着便服连夜逃走，才得以幸免。宗泽因为车战而失败，这同房琯在陈涛斜作战失败有什么不同呢？胜负本来是兵家常事，如今却因为顾及宗泽而隐没这件事，难道合乎史法吗？朱胜非撰写《秀水闲居录》，诋毁李纲是蔡京之子蔡攸的党羽。书中说，渊圣帝接受内禅后，李纲和吴敏用诡计取得执政职位，台谏官也弹劾李纲；道君皇帝举行内禅时，蔡攸先引李纲作为援助，使他冒领定策之功。这些话恐怕未必可信。然而李纲自己撰写的《靖康传信录》说：“吴敏被罢免宰相，言官说内禅之事是吴敏承受蔡攸的密旨；等到任命门下侍郎，也是蔡攸矫诏安排的。吴敏被责授散官，安置在余杭。”我私下叹息说：“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于是上表、递奏状，请求罢免自己的职务。根据这些记载，李纲与蔡攸结党，大概已经亲自吐露了事实。朱子说：“李纲进来以后，朝廷才成其为朝廷；可是他求取进身的方式竟是这样，史书难道还可以委曲地为他遮护吗？”韩世忠的战功在南宋中兴诸将中居第一。建炎四年正月，皇帝为躲避敌寇，前往温州，驻跸江心寺。汪藻弹劾诸将的奏疏说：“韩世忠在秀州逗留，拘捕县令，放纵士兵四处劫掠。陛下亲自洒笔写诏书召见他三四次，他却不来。元夕还掠取民间女子，在高台上张灯作乐；君父身冒不可测的危险，他却不加体恤。” 《中兴遗史》说：“韩世忠晚年喜欢到各位统制家赴宴，没有一家不让妻女陪他饮酒，他一定要喝醉后才出来。呼延通每每愤愤不平。一天，他在统制郭宗仪家饮酒，韩世忠稍稍睡着，呼延通拿起他的佩刀，郭宗仪急忙阻止。韩世忠醒来后大惊，赶紧骑马飞驰。”回去后，韩世忠把呼延通捉来，数说他的罪过，责令他到淮阴崔德明军中效力。韩世忠生于十月二十三日，各军都来祝寿。呼延通最后才到，韩世忠一见他便躲进内室不出来，呼延通怏怏而回。崔德明数说呼延通擅自离军，打了几十下，呼延通于是投进淮阴运河而死，人人都为他惋惜。史书称韩世忠治军严整，所到之处百姓都扛着锄头出来观看；根据这些记载，他不过是一个粗暴的武人罢了。《宋史》本传完全没有提到这些，难道是因为小事而按例略去了吗？还是这些事根本不值得相信？《宋史》成书于托克托之手，有见识的人都讥笑它草率鲁莽。前辈说，如果要重新修史，一定应当参考《东都事略》和《北盟会编》这两部书。如今幸好这部书的抄本还保存着，只是文字句子多有脱漏错误，学者家中也没有人加以校勘，史学无人讲求竟到了这种地步。

译《书王右丞集后》王右丞是杜子美的前辈。杜子美赠给王中允的诗，推重到了何等程度，而且深深替王右丞陷入叛贼一事洗雪；可是王右丞的诗集中从来没有一首提到这件事，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原来有诗，只是偶然从诗集中散佚了吗？为什么《西庄》诗中说“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有人认为王给事就是王右丞，这句话未免含有不足之意；但这句话也是惋惜他，并不是讥讽他。王右丞与郑防一同接受安禄山伪政权的官禄，但杜子美的诗中竟没有一句讥刺的话，由此可见古人用心忠厚，不只是为了保全交情。如今的人对于才名与自己相当或压过自己的人，必定要揭露他的瑕疵，攻击他简直如同仇敌。替他们解释的人却说：“文士彼此倾轧，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唉！假如真是文士，难道会有彼此倾轧的吗？《书笠泽丛书后》陆鲁望先生《笠泽丛书》的版本考证如下：晁氏说是四卷，蜀本樊开作序却不说卷数，只说有八十多篇。大概唐僖宗乾符六年春天，先生在笠泽岸边卧病时编撰了这部书。书中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诗文混杂收载，没有次序。先生自己说，平日所作的文章，防止散失而涂改删抹，历年也不能清抄出一部完整的书，有时还被喜欢此道的人取走，这大概是尚未定稿的书。宋政和元年季夏，毗陵朱衮重视先生的志节，在我们县刻印了它。嘉泰某年，三山人王公益祥来任县令，因为前任赵君广告诉他此书有很多缺误，又给他看了蜀本，便嘱托他校订刊刻。王益祥于是把这件事交给司教善著的韩君，校正了一千多字。王益祥在书末作跋。宝祐五年闰月，同乡叶茵才把此书与《松陵集》十卷合编。《松陵集》共有四百八十一篇，另外搜集到一百七十一篇，总共编成二十卷，刻印后置于义庄，以便扩大流传。因此，《丛书》的原本，学者就很少能看到了。我从海虞钱氏那里抄得此书，王益祥的跋语也在其中，最为完整古朴，只可惜字句不免漫漶。其中有《震泽别业》《自遣》诗三十首。考察可知，先生原来住在郡城临顿桥，又住在甫里，那里是先生亲自耕种的地方。别业则在我们县的震泽镇。《自遣》诗说：“更感卞峰的景色美好，早晨的云刚刚散去，便正对着门。”又说：“一条溪流随着箬下水流去，春来之后处处都是水边洲渚。”胡宿撰写的碑文也称：“震泽幽居，南面正对弁峰的景色，西面带着重湖的光泽。”弁峰就是卞峰，在吴兴境内，与震泽接壤。镇西的桃源洞，是宋代杨侍郎绍云的居所，后来就是养鸭场旧址。相传先生曾经开玩笑地在内室养会弹跳的鸭子，所以苏东坡诗中说：“却因为养得会说话的鸭子，惊破了王孙的金弹丸。”这件事现在还不能确定有无；即使确实有，也应当发生在他居住震泽时。这样看来，这部书应当归属于我们县，是毫无疑问的。先生去世的年份，唐史没有记载，只说卢携、李蔚一向与他友善，等到二人执掌国政，召他入朝授任拾遗，诏书刚下他就去世了。考察卢、李二位宰相在乾符元年、二年间的五年中都被罢免，而《丛书》自序却说乾符六年春在笠泽卧病，这说明二人被罢相时先生还活着。如果说是乾符六年冬天，卢携曾再次任相，那么这又与李蔚无关了。宋人林希逸早已对此表示怀疑。史书又说，光化年间，韦庄上表追赠他为右补阙。考察追赠之事发生在光化三年十二月【表文载于《容斋随笔》】，与李贺、温庭筠等十五人一起追赐进士及第，追赠补阙、拾遗，生前在世的罗隐也在其中。不久，李询征召韦庄担任判官、宣谕西川，韦庄于是前往依附王建，而唐朝也灭亡了。唉！先生的诗文瑰丽奇异，本来应当凭借清高的风操和高尚的节义流传；区区一个遗补官职，哪里值得用来增加先生的分量？何况卢携依附田令孜，韦庄辅佐王建，他们都是品行猥琐之人，不值得一提。先生难道反而乐意让自己列入他们的名册吗？想到这里，不禁为之连叹三声。《书渭南集后》班固是优秀的史家，却替窦宪作《燕然山铭》，最终下狱而死。马融是大儒，却替梁冀作《西第颂》，于是被正直之士所羞辱。文章不能用来谄媚他人，实在太明显了！以韩退之名望、道德的厚重，他所作的碑铭，为了谀墓求金，尚且不免被刘叉看不起，何况那些用文章谄媚权贵的人呢？陆务观的诗才华美飘逸，在杨廷秀【杨万里】之上；他在朝廷上立论建言，也正直明亮、颇有声望。史书称他晚年替韩侂胄撰写《南园阅古泉记》，当时的舆论对此或许不平。考亭曾说，他才能太高，行迹又太接近权贵，恐怕会被有权势的人牵引利用。如今《渭南集》中没有收录这篇记，难道是因为舆论的缘故而删去不存吗？史书又记载，韩侂胄想为南园作记，先把这件事交给杨廷秀，并许诺让他进入掖垣。杨廷秀说：“官职可以抛弃，记文不能写。”韩侂胄恼怒，改命别人，大概就是陆务观。然而文章写成后，却没有听说他因此得到进入掖垣的提拔，这是为什么呢？陆务观为人并不是随便谄媚权贵的人，只是下笔时失于过分自矜而不够谨慎，于是招致被权势牵引的怀疑。可见文士应当懂得自守，也不能不畏惧清正舆论。

译《书朱子大全集后》王伦字正道，是文正公王旦之弟王勖的后裔，南渡以后迁家吴地，于是成为吴人。建炎元年，他奉和议出使金国，接受金国命令后返回，金使所持诏书名义上是晓谕江南。胡澹庵弹劾他，丑诋他为奸邪，说可以和秦桧一起斩首。后世即使三尺童子也都拍手唾骂他。等到看朱子所撰《朱奉使弁行状》，其中也提到王伦的事情，才知道王伦本来是忠义之人。考察事情始末，王伦出使金国，本来是为了迎接徽宗灵柩和太后；金人既然按照请求办理，又归还河南、陕西的土地，王伦也可以说无罪了。后来乌珠与达兰、富勒呼意见不合，又背弃盟约，把王伦抓走，安置在河间。金人背盟，哪里是王伦能够预料的呢？王伦痛恨自己的言辞不能实现，拒绝金国的伪命，穿戴冠带面向南方，拜了两拜，悲痛哭泣，最后上吊而死。他的内心实在令人悲悯。朱子把王伦同朱弁并称，而世人却反而把他同秦桧一起诋毁，这件事不能不为他辨明。朱子弹劾知台州唐仲友，极力指责他催逼税赋、扰害百姓，贪淫而违法；当时的宰相王淮怨恨朱子，导致后来发生禁锢道学之事。然而考察其他书，唐仲友本来是著名儒者，著有《六经解》《皇极经世图谱》，博闻强识，受到诸儒称誉。他任台州知州时，开仓发粮赈济饥民，抑制奸恶、抚恤弱者，又创建中津浮桥以便利渡水，这些都记载在地方志中，他的治理政绩如此，却又有贪淫违法等罪状，这是为什么呢？《宋史》没有为唐仲友立传，大概是因为朱子的缘故；宋濂特意为他立传，以补《宋史》的缺漏。宋濂是唐仲友的同乡，二人相隔还不到二百年，他的话应当不会诬陷。可是朱子弹劾唐仲友的奏章共上了五次，闽刻本集中不收【浙刻本收有】，学者对此确实不能没有疑问。朱右又说，永康陈亮与唐仲友不和，朱子提举常平、巡行部属经过唐仲友家时，乘机散布流言中伤唐仲友；通判高文虎又因为旧怨倾陷他，朱子于是受了蒙蔽。这样看来，关于唐仲友的事情，朱子大概有未能深入察考的地方吧？唉！贤人君子的是非，是天下后世据以取信的；然而事情也有并非完全如此的。如今人们竟想依据史册来判定古今人物的贤能或不肖，不也很难吗？《书阳明先生传习录后》王阳明的学说源自孟子，“致良知”这一说法，也完全是吴季子的说法，并不是创见。天泉桥的四句话中，只有“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一句与朱子的解释不同。所谓“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这就是《正心章》传文的主旨。后世儒者高忠献、顾端文、陈几亭诸公都极力辨析其错误。只有邹忠介深信这一说法。我曾经平心静气地参究考察，知道这句话同朱子所说的“虚灵不昧”没有不同。人心只有空虚，所以灵明；空虚就能安定，一旦容纳某种东西，尘土固然能遮住眼睛，即使是金玉的碎屑，难道不也会成为眼睛的障碍吗？《虞书》歌颂尧的德行，说“光辉遍及四方”，德的光辉正是正心的光辉。日月有光，金石能够发声，都是因为内部空虚。心中如果存有某种东西，光明从哪里发出？从前的儒者曾用鸡蛋比喻天体。现在试取鸡蛋验证，里面有蛋白和蛋黄，是承受形体的胚胎；它的顶端必定有少许空虚之处。这空虚之处，是神气旋转、孕育的所在，也是形体由此发生变化的地方。心中空洞而无所执着，所以能成为万物的枢纽，也正是如此。善和恶都在心中生灭，却不是心所系属的固定实体。有人说：“如果像您说的这样，那么仁义礼智难道不是心所生的吗？” 我说：“仁义礼智固然根植于心而生发，但心的空洞无物，仍然如故。”朱子曾说心好比谷种。谷作为种子，就是心；把种子种在地里而长成禾苗，就是仁义礼智的本性。禾苗中有杂草，粟粒中有秕子，良种也不能完全避免。然而在尚未播种时，便急忙拿来指着说‘这是良种，这是杂草和秕子’，即使农夫和农师也做不到。这样怎么能把善和恶说成是心中固定具有的东西呢？正因为心无善无恶，而善恶又都以它为根基，所以君子才有戒慎恐惧的工夫：涵养它，使它不偏；反省它，使它不流于邪僻，这叫作端正自己的心。以安静为主来涵养其中正平和之气，在行动时操持它以观察其出入，这叫作守存自己的心。如果龙溪把无善无恶当作本性，那就只是承袭告子的学说，同天泉桥的宗旨大不相同了。高忠宪驳斥王阳明，又把“至善无恶”当作心。至善无恶可以用来说明本性，却不能用来说明心。若拿人事实际来验证，本性怎么能都善呢？孟子的说法也只是举出大概情形罢了。后稷的儿子实在像大野猪，叔向的儿子生下来就发出豺狼般的声音；后世像齐文宣、周天元这一类人，如果一天不屠杀人肉，就惨然不乐。难道还能说这不是从本性中生出来的吗？【魏凝叔说：王阳明的学说同考亭确实有异有同，但都以尊崇德性、讲求问学为根本。后世儒者应当从不同之处考察它们相同的地方；如果一定要攻击王阳明来抬高考亭，那就过分了。况且考亭的教说如同正午的太阳，哪里需要等到贬低王阳明之后才能显扬呢？读了这篇文章，实在深合我的心意。】《书夏瑗公幸存录后》明朝的祸患，起因于流寇。不知道流寇之所以猖狂而无法制服，都是朝廷诸公造成的。他们只知道争夺门户之间的胜负，却不知道把盗贼当作忧患，把百姓的生计当作急务。甚至有人把督抚当作报复私怨、修饰仇怨的工具，早晨任命、晚上改换，使天子茫然无所依靠。自古以来败亡惨烈、迅速如翻掌、容易如高屋建瓴的情形，没有比思陵末年更严重的了。江右王于一说：“朝廷严厉督促督抚大臣讨伐贼寇，督抚大多畏缩而不能进击。朝廷议论又利用朋党私怨来图谋报复，表面上推举、扶助督抚，实际上是借贼兵来打击他们。被排挤的督抚出任时，就像驱赶羊去接近老虎；更有甚者，借招抚之名暗中同贼寇相通。诸将更加骄横傲慢，不肯听命，贼势日益壮大，最终导致亡国。”我每次读到王于一这段话，没有一次不抽泣悲歌，继而流下眼泪。瑗公先生这部《幸存录》考察朋党门户的始末，最为详细谨慎；但对于因报复私怨而陷害督抚、导致国家败亡的事情，却没有涉及。我私下想把这一节补进去，流传给信史，作为千秋党争祸患的警戒。《愚庵小集》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愚庵小集》卷十四 吴江朱鹤龄撰 杂著二 《愚庵说》太过分了，我竟这样与世俗相违！世人轻视老人而喜爱年轻人，我却已经白发斑斑；世人疏远远方来的人而鄙视身边的人，我却足不出市场；世人结党同类而排斥异己，我却孤立自守，不肯阿谀逢迎；世人弯腰屈膝、赔着笑脸，奔走于权贵要津之间，如飞蛾扑火，我却木讷倔强、任性率真，一开口便触犯忌讳。那些巧于迎合的人，结果能够使枯木复生，把疏远的人变成亲密的人；笨拙的人，结果竟至于孤独无伴。时时受到世俗辛辣刺人的毒害，又遭遇风波惊扰。这不就是庄子所说的“天放之民”吗？爱护我的人有时劝解我说：“现在营建有万户人家的都城，必定要寻找平坦宽阔的田地街道来规划测量。高山顶上，不能聚居三户人家。在市集上唱《折杨》《皇荂》，听的人便肩挨着肩；如果弹奏空桑之瑟向众人呼号，只会使人哄然四散。您难道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形吗？”唉！这种说法，正是古代那些刻意砥砺、严格实行操守的高士所崇尚的境界。我难道是那种人吗？他们逃离清冷深潭，矫然实行隐居岩穴的操行，是要与世俗断绝关系的人。他们让出千乘之国而不居，三公之爵也不顾，是要与天地同游的人。我难道是那种人吗？疲惫困顿而无处归宿，惆怅之情徒然郁结。道路分岔，却不辨东西；醉意沉重，却不借助酒曲酿成的酒。即使崩塌的山峰挡在面前，我也把它当作屏障；即使猛虎就在身旁，我也把它当作驾车的小马。勤勤恳恳地守着毫无成就的笔墨，昏昏然地为无益的诗书殉身。这实在是天下最大的愚蠢，所以我就用它来命名我的居所。《捕获老虎说》壬辰年正月二十八日，忽然有一只老虎从太湖游来，藏在我县西郊蒋氏的竹园中。居民见四野有许多虎迹，大为惊骇，便把这件事报告给官府。总镇耿某率领精壮士兵包围并捕杀它，围观的人多得像堵墙一样。老虎突然冲出，伤了一个人的脚，众人的喊声震天，箭像雨一样射下。一个强健的人用枪刺中它的喉咙，于是把它杀死了。又在丁亥年三月，周庄以东忽然有老虎出现，守巡的兵丁争相出来射杀了它。己亥年十月，四都以南又有老虎伤人，居民陈震兄弟在徐氏竹园里用弓箭和火炮杀死了它。有人告诉朱子说：“奇怪啊！老虎以深山大谷为巢穴，松陵却是水乡泽国，它为什么会来这里？难道是灵鼍所造成的吗？还是牛哀变化而成的吗？”朱子说：“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人与老虎的不同，不在形体，而在内心。形体是老虎，内心是人，那么老虎也可以像人一样；形体是人，内心是老虎，那么人也可以像老虎一样。人和老虎相互变化，传记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假如人已经变成了老虎，同类的老虎自然会应类而来。正如仁厚的风气广泛流行，凤凰便聚集在高冈，麒麟便游走于郊野，一种气息彼此感应，其中的道理并非虚妄。又何必等到它磨利牙齿、奋力搏击撕咬，然后才害怕它是猛兽呢？如今全国的人都像饥饿的豺狼一样，有比老虎更凶猛的了。人比老虎凶猛，而老虎竟悠然来到这里，这本来就是灵鼍不能变化、牛哀也不能化成的情形。您不对那些比老虎更凶猛的人感到奇怪，却偏偏只对老虎感到奇怪，也太迷惑了。即便如此，人们害怕老虎，只是因为它身上斑斓的花纹、凶狠的目光和能抓取撕裂的爪牙。然而，庐山的老虎，惠永能够役使它；弘农的老虎，刘昆能够驱赶它。唯独这种没有斑纹却凶猛撕咬、目光并不凶狠却咆哮怒吼、不靠爪牙抓取却吞食肝脏吸吮鲜血、对着人类横暴睁视的东西，即使有黄公的赤刀，也没有谁能施展神奇的法术来制服它。老虎只是在形体上不同于人，最终却被削格罗落之类的智谋困住，真可悲啊！” 《玉说》玉比石头珍贵，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它的质地温润芬芳，颜色晶莹明亮，声音清脆悠长，这是上等美玉的特点。然而玉处在璞石之中时，从来不曾自认为不同于石头；岂止是不显得不同呢？它内含极大的美质，反而像是用石头制成的。即使当时被题名为珷玞等各种砖瓦，光泽也丝毫不会减损。等到璞石剖开而显出玉来，又一定要借助石头磨砺砥炼的功夫。石头比玉低贱，也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两种材料的优点若不相互配合，不是石头在玉上发挥作用，器物就不能制成，工匠的技艺也不能完善。正因为玉不自认为不同于石头，石头才得以出来施展它的作用，这正是玉能够独自享有美名的原因。我看古人使用玉，用它祭祀上天，用它礼敬大地，用它镇守社稷，供奉王公，至于剑璏、鏚柲、弁旒、觽佩之类，无不装饰、陈列在明堂东西两序之间。玉的用途很多，而收藏它时，必定借助精美的匣子，用有文采的织物采饰，并用细密的丝絮层层包裹。这样做，全都是为了遮掩它的光彩晶莹，不敢让它轻慢外露。如果持有它的不是合适的人，安置它的也不是合适的地方，那么玉将会变化成石头。从前王子朝作乱时，把成周的宝珪带到黄河渡口，别人得到后准备拿去卖，玉竟变成了石头。把它献给君王后，它却仍然是玉【事情见《左传》】。唉！人难道可以不知道珍视玉的道理吗？玉难道可以不自我珍视吗【王元倬说：全篇分成两段来看，前一段说玉的珍贵，后一段说人应当珍视玉，末尾两句总收全篇，写法非常老练，不露痕迹】《猫说》我家一向多有防患，藏书常常被老鼠啃咬。邻家有一只猫，我把它讨来，身体高大，爪牙非常锋利。它刚来时，群鼠都屏住呼吸躲进洞里，我暗自高兴，以为从此鼠患可以消除了。过了一个多月，鼠患又大规模发生，整夜都有啃咬的声音。我觉得奇怪，便暗中窥伺，原来猫和老鼠关系十分亲密，同睡同处，仿佛一唱一和。查问其中缘故，原来猫性情贪婪，喜欢腥臭的鲍鱼，凡是看见老鼠储藏的东西，必定偷来吃掉。老鼠发现了这一点，凡是猫喜欢的东西，便预先储存起来，丢在路上给它。猫因为老鼠防备自己而感激它，于是任凭老鼠为所欲为。老鼠起初因为猫身形大而害怕它，后来用它喜欢的东西来讨好它，最终便亲近猫、饲养猫，并以有猫为利。它们出来作乱时，更加无所顾忌。我于是叹息说：“贪婪的毒害太厉害了！假如猫没有东西可以偷，老鼠难道敢尝试吗？猫既然先替老鼠偷窃，它还能禁止群鼠偷窃吗？养猫本来是为了捕鼠，现在反而引导老鼠，还亲近它们而成为一体。这只猫就是老鼠中的首领，为什么不除掉老鼠首领，这样群鼠的祸患或许还能稍微消除一些呢？”于是我命童子锁住猫的脖子，捆住它的脚，数落并鞭打它，然后把它沉入十字路口的污水沟里。题写王氏家训

译乐善王公是中丞好斋的父亲，吴文定公撰写墓表，称赞他为人救济饥饿、援救贫困，修桥挖井，努力行善，从不懈怠。后来他因儿子显贵而得到封赠，便把有关行善的话写下，留给后人，题作《王氏家训》。我的外甥化浩是他的后代，有一天拿出来给我看。我告诉他说：“你曾经看过万花谷吗？当花朵还是花蕾、尚未开放时，没有什么香气和色彩可以欣赏。即使整日狂风吹荡，它也不摇落；烈日炙烤它，也不枯槁。等到花萼开放、繁盛起来，争红斗紫，虽然灿烂得夺人眼目，但精华飘散、香气消失、花粉坠落的忧患也就到来了。行善而达到富贵显达的地步，正如花朵灿烂盛开之时。过了这个阶段，想来还不如做花蕾时有意味；用零落的露水洒它，用清泉浇灌它，我看它蕴藏芳香、含蓄芬芬，不必担心消散凋谢。你若能像乐善公当年那样行善不懈，那么王氏的花朵就会永远保持花蕾的状态了。” 题黄陶庵诗卷 陶庵先生的品行节操卓越非凡，以千秋流传的“四子经义”而言，他已经是有明三百年间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所作的乐府，又有深远的言辞、崇高的格调，义理精纯，声调激越，确实是儒者的诗。甲申年北方发生变故时，听说金陵的继统政权建立，赴京谒选的人纷纷聚集在都城，先生唯独不去。我的朋友包子问他为什么，先生说：“某公一向对我友善，如今正与当权者结交，我进京后一定会同他往来；一旦往来，必定会被他笼络。君子初入仕途，必须以正道自持，怎么可以为了区区一个官职而牺牲名节义理去追随他呢？”最终还是没有去。唉！先生约束自身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假使让他身居高位、掌持国政，若遇到意趣上不能接受的事情，一定会捋须拍案，义愤显露在脸上；严重时甚至会激烈地引刀自裁，他难道肯把军队、国土和城邑交给别人，甘愿成为刘功曹之流所嘲笑的人吗？评论先生诗歌的人，却想用四声八病、三唐格调来衡量它，实在过分了。何况他的声律格调与三唐抗衡，也并没有不相合之处。

译题顾茂伦濯足图 “在千仞高冈上抖落衣尘，在万里长流中洗濯双足。”这是左太冲《咏史》中的话。古人把太冲的《咏史》和郭景纯的《游仙》并称。然而我看太冲为人磊落而意气豪迈，他的诗说：“尊贵的人即使自认为尊贵，我看他也如尘埃；卑贱的人即使自认为卑贱，我却看重他如千钧。”凭借自己的尊贵，同当世王侯贵人的车马仪仗争论轻重，这与拿荆山的美玉去投掷鹊鸟没有不同。哪里比得上景纯所说的“左手挽着浮丘公的衣袖，右手拍着洪崖先生的肩膀”，真正可以放开胸怀遨游八方，飘然超脱于尘世之外呢？我的朋友顾茂伦，早年便负有豪迈进取、蔑视世俗的风韵。杨山人说：“我应当画一幅《濯足图》赠给他，像山一样歌咏赞美他。”我认为九州太狭窄了，黄尘又迷人双眼，到哪里去寻找清冷的深潭来寄托双足呢？我曾听说昆仑山上有白水，喝了它的源头之水便能长生不死。那里是若木遮蔽覆盖的地方，是玉禾繁茂盛开的地方，是宓妃居住、蹇修前去求婚的地方。茂伦不妨前去游历，在飞泉中漱洗，在清水中濯洗黑发，长久地在其间逍遥自在、放浪不拘。我愿意跟随在他后面。” 题《思子亭》卷子 计孺子夭折时，我为他写了一篇哀词，在哭祭中说：“琼花瑶草，本应把根扎在天上人间，只是不能拥有这样的孩子来慰藉甫草罢了。”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凡是宗族、亲党、婚姻亲戚谈到孺子早慧而贤能，无不抽泣叹息，似乎还有无穷的悲痛。作为他的父亲，难道能够勉强把这些感情置之心外吗？这就是思子亭建造的缘由。为这座亭子作记的，有几十位名贤；只有我的朋友苕文汪子引用周人安葬夭殇者的文章，用礼法裁定这件事，他的话是正确的。虽然如此，礼法可以禁止，感情却无法禁止。感情发展到极处，即使金石刻裂也不能改变。因此有妇人死后直到老年仍不再娶妻的人，有朋友亡故后终身不再弹琴的人。何况是骨肉至亲，而且孺子又是自己亲自抚养的儿子，怎么能用平常的情理来评判呢？孺子死后，他原先许配的宋氏女子景昭，已经守悲十年，含着悲痛不能进食，最终竟以死相殉。事情非常奇异，详细记载在我的朋友既庭所作的《孝贞女传》中。唉！如今早慧早成而夭折、不能长寿的人，到处都是。孺子的夭折，为什么能够使他的父亲徘徊凄怆、悲情缠绵而不能停止？又为什么能够使那位已经许配给他的女子也伤心欲绝、绝食而死，终身不改嫁呢？这不正是因为孺子早慧而贤能，具有远远超过常人的宝贵品德，才能这样吗？既然如此，甫草建造这座亭子，并不过分，而是合宜的。程邵公夭折时才五岁，明道先生为他写墓志；若按礼法来看，也算过分了。然而直到今天都没有听说有人非议他，这是为什么呢？《邑志私考》十三则【水利、田粮、灾荒、兵变等考证，详见《松陵杂志》】《陈书·顾野王传》说：侯景入侵时，郡将袁君正起兵前往救援，所有文书檄文都交给顾野王办理，他口头起草便能立即写成，从未先行打草稿。《南史》说：顾野王任临贺王记室，侯景之乱发生后，因父亲去世而回到本郡，于是召集乡里亲党，随义军援救都城。城陷后逃往会稽。自从《资治通鉴纲目》记载袁君正以吴郡反叛投附侯景，却漏载袁君正赴援的事情，莫公鲈乡【旦】便怀疑顾野王所辅佐的人不是好人，徐公鲁庵【师曾】又怀疑《陈书》所说有错误。我考察《资治通鉴》：梁太清三年正月，临贺王记室顾野王起兵讨伐侯景。二月己丑，率兵来到这里。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南兖州刺史临成公大连、湘东世子方等、鄱阳世子湘潭侯退、吴郡太守袁君正、晋陵太守陆经等，各自回到本镇。不久，侯景派于子悦等率领几百名疲弱士兵向东攻掠吴郡。袁君正一向怯懦，便装载米和牛酒到郊外迎接。于子悦抓住袁君正，掠夺他的财物和子女。东地百姓都修筑堡垒抵抗他们。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顾公起兵讨伐侯景，身穿墨色丧服从军，本来就不是与袁君正共同办事。《南史》所说随义军援救都城，是说他与大连、方等诸军同时起兵举义，并不是只跟随袁君正。“城陷逃会稽”，说的是台城陷落。顾公是吴郡人，所以袁君正赴援时所有文书檄文都交给他办理，并不是说他在袁君正的幕府中任职。等到袁君正回镇后迎接投降的于子悦时，顾公已经洁身离开了他。史书和《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内容，没有一处不相合。莫、徐二位先生没有考察清楚，所以产生了纷纷议论。《宋史》说：“谢涛，字济之，富阳人，由进士出身，历任官职，做到太子宾客。”《吴郡志》说：“谢涛从富阳迁到苏州，卢志、王志都沿袭这一说法，因此没有详细说明他究竟居住在哪个县。”现在考察县志科第表，开头列有淳化三年进士谢涛，官至太子宾客，这才知道谢涛籍贯是吴江，而地方志在家世考证上有所遗漏。谢涛的儿子谢绛、孙子谢景初、谢景平、谢景回，都以文学知名；谢绛死后在百花洲建祠祭祀。由此看来，谢氏从谢绛以下才开始成为郡人，谢涛的传记必定应当系于我县，毫无疑问。吴江本来是古代吴县的土地，五代钱镠时分割设置为县。如今志书所记载的人物从魏学士宪开始；魏宪号称熙丰人才，难道宋初到熙丰年间相隔一百多年，竟没有一个值得记述的人吗？应当依据科第表补录进去。《邑志·沈义甫传》说：沈义甫的祖父沈俨与范仲淹一同考中进士。考察沈义甫是宋末人，嘉定年间考中乡试，任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他的祖父距离范文正公的时代已经很远，怎么可能与范仲淹同榜？这或许说的是他的始祖。莫志采用杨铁崖所撰的《钮麟墓志》，徐志又据此编写，其中一定有错误。《邑志·梁典籍时传》说：梁时年少时遭遇家难，家产被籍没，于长洲聚集门徒讲学。刘凤续编《吴先贤传》说：梁时的父亲因为赌博赢得妻子，梁时出生一年多后，父亲又赌博输给别人，便带着他离去。梁时年少时跟随母亲，长大后才逃到会稽山中读书。《列朝诗集》也这样说。我考察吴骥《同川先哲记》，其中说：梁时依靠父兄的资财生活，却没有穿着绫罗绸缎的嗜好；遭遇家祸后，安于贫困，神色自若。这样看来，梁用行应当是官宦之后。关于子威年少时跟随母亲、长大后才离开的说法，恐怕没有根据。莫志又说：同乡陈氏的儿子，因为顾学文通的关系娶了梁氏，于是造成蓝党之祸。后来梁氏也没有善终。记载中所说的家祸，必定是梁氏与梁用行关系极为亲近，因此在这件事中也受到牵连。可惜志书作者没有详细说明其中的缘故。

译《邑志·陶教谕振传》说：陶振当时以诗赋著名，著有《钓鳌集》，《列朝诗集》也这样说。陶振改任安化教谕，归隐九峰之间，靠教授门徒自给。有一天夜里死于虎口。王达善的挽诗说：“从前是海上垂钓巨鳌的客人，如今成了山中喂虎的人。”所谓“钓鳌客”，是陶振的自号。我考察陶子昌是我县汾湖人，从未听说他死于虎口。所谓“喂虎的人”，是为他困居深山、只能拿来喂虎而悲叹，并非事实。否则，“钓鳌客”难道也真有巨鳌可以垂钓吗？范石湖《吴郡志》说：陈瓘，字莹中，沙县人，元丰年间进士，政和元年再次被贬，任吴江主簿，不久便去世，追赠谏议大夫，谥号忠肃。我查考《宋史》本传，并没有说他被贬为吴江主簿，只有范志这样记载，卢志、王志沿袭它，县志又沿袭它。然而陈瓘在崇宁年间被除名，流放到袁州、廉州、郴州等地，后又迁往台州，并不是政和元年。陈瓘死于宣和六年甲辰，距离政和改元辛卯已经十四年，不能说“不久便去世”。潘畊说：考察陈瓘年谱，政和元年他才被安置在通州，随即因为上奏《尊尧集》而迁往台州；宰相命令经过的各州都出动兵甲押送，想以死相胁，怎么会有任吴江主簿的事呢？郡志之所以传错，必定是因为陈瓘经过吴江时所作诗中有“三年为吏此江滨”的句子。如今考察，这首诗见于《见闻搜玉》，又见于王禹偁《小畜集》，题为《再过吴江》。王禹偁曾任长洲、松江令，确实在这一带，那么这首诗实际上是王禹偁所作。如今把“松江”改成“松陵”，又把“再过”理解为“再谪”，牵强附会，错误就更加远了。《吴郡志》说：起初陈文惠公尧佐题写松陵诗，有“秋风斜日鲈鱼乡”的句子。屯田郎中林肇任县令，于是在江边建了一座亭子，以“鲈乡”为名。陈瓘莹中任县主簿时，曾和林肇的诗说：“郎中修筑的台榭坐落在江乡，正好配得上诗翁写成的篇章。莼菜鲈鱼正当美味的时节，秋风斜日仍是旧日烟霞风光。一杯酒中滋味深长，功名反觉微小；对万事都无心，岁月便显得漫长。什么时候才能随意抛开尘世罗网，离去后驾一叶钓舟，闲闲地倚在画栏旁。”我查考吴兴朱临【林肇的朋友】《三高赞序》说：熙宁年间，尚书屯田郎林公爟主动请求任吴江县令，刚到任便看到了江湖的胜景，遥想古人，感慨万分，顿生归隐之意，于是在松江胜景处建造鲈乡亭，并且请人把陶朱公、张季鹰、陆鲁望三人的画像画在亭中。亭子落成后，林公爟便备好船只归去。公爟大概就是林肇的字，另一种写法作“公权”，不知道哪一个正确。林公爟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任吴江县令，而志书又说陈瓘在宋徽宗政和初年被贬为吴江主簿，两者相隔三十多年。这首诗不仅不是同僚唱和之作，恐怕根本也不是陈瓘所作。我曾经考辨陈瓘没有被贬任吴江官职，如今从《吴郡志》的这一错误推求，更加可以确信这一点。有人说，这首诗就是林肇所作。当时林肇官任郎中，所以诗中说“郎中台榭”；“诗翁卒章”便是陈尧佐“秋风斜日”那句。诗中又说“一杯有味功名小”，又说“安得便抛尘网去”，都有毅然弃官的志向，因此知道是林肇所作。《吉阳廖公钦墓志》说：“公字敬先，洪武四年因被推荐来到京城，考试后授任河内县丞。他一向用忠信引导百姓，不久便使当地风俗发生改变。洪武八年调任吴江县丞。吴江事务繁多、难以治理，公治理它如同河内一样。有堤防保护着数千顷田地，长期废弃，百姓不能耕种，势家彼此争夺，长期不能解决。事情报告朝廷后，朝廷命令官府修筑，限定日期非常紧迫。同僚都大惊失色，互相推诿给公，公却挺身承担。他立即到堤防处，告谕百姓说：‘堤防修成，百姓享受它的利益；修不成，我承担它的祸患。’于是百姓争相出力，并互相告诫不要把祸害留给廖公。到了期限，堤防修成。公治理政务精明敏捷，超过常人；属吏抱着成堆杂乱的文案来，他亲手批署、口头裁决，一会儿便全部办完。县令和主簿拱手叹服。他从未厉声疾色，百姓都不忍心欺骗他。任期届满离任后，恰逢河内旧有亏欠的赋税钱三千五百文，主管者竟指称这是廖公造成的，用来诬陷他。公不申辩，于是被贬去凤阳服劳役。河内、吴江两地的百姓听说后，前来替公服役。监督劳役的人惊异地说：‘廖某施行了什么政令，竟能这样得到人心？’于是更加敬重他。不久便获释回归。永乐元年，因解公缙推荐，授任翰林检讨。永乐二年去世。”这篇墓志是胡文穆公胡广撰写的。解公又为他表彰墓道，说：“廖君孝顺友爱，情意深厚，第一次见到天子，就把民间的疾苦报告给天子，天子称赞他。” 他去世时，我们同辈都为之痛惜。同僚曾日章、王汝玉、梁用行都称他为和乐平易的君子，哭悼他尤其悲哀。将来史官即使不记载他的孝友，也一定会把他作为循良之吏传之后世。潘畊说：“我曾见王行《半轩集》中有一篇送吴江廖县丞的序，大力称赞他的贤能。后来得到胡、解二公的墓志和表文，考察之后发现，即使古代的循吏也没有超过他的，然而县志竟然漏掉了他的姓名，这是多么疏略啊！唉，县丞本来并不是十分低微的官职；但中世以来，这类官员大多庸碌衰弱，即使有贤能的人，往往也受到资格限制，不能显露自己的才能，甚至连姓名也被记录了，却遗漏了他的任职之地，这都是地位所造成的，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吴郡志》说：“如归亭在吴江江岸，狭窄破败，不能居住。康定元年，知县事秘书丞张野才开始把它扩建。”莫志说：“如归亭就是松江亭的旧址，宋天圣年间知县赵球修筑，改名如归亭，叶清臣为它作记。”宝庆二年，如归亭在风雨中倒塌。考察康定元年在天圣年之后总共八年，应当以县志记载为依据。又考察松江亭的旧址在东门旁边，而垂虹亭本来就在长桥上；前人的诗中有时把垂虹亭误题为松江亭，是因为两地相近而发生讹误。徐志把有关如归亭的诗全部并入松江亭，只有庞滶《吴江集》把它们另行列出。并非如此。

译元人胡乔祖《重建留珠兰若记》说：“开山沙门德一，在宋建炎年间被金人擒获，后来连夜逃脱于战乱之中，砍伐茅草，在松江以南约半舍的地方建庐，靠近驿道煮茶，为往来船车解渴。他的弟子法才，操行坚定严密，曾经整日端坐不动；火化后，发现他一直持有的数珠，竟独自存留在熊熊劫火之中，远近的人都感到惊异。纯夫全公亲眼见到此事，便大书‘留珠’二字题在他的庐舍上，又写文章记载这件事。”至元丙子年，本朝统一天下，寺院迁居卓坡，共传了十二代，直到如今主持庵院的某公。他一向有至高的德行，尊奉《法华经》的大教，完全领会清源诸位禅师的要旨。他慨叹庵宇衰败不振，于是亲自承担土木工程，把它扩大并翻新。每年选拔修持清净的僧人，诵习礼仪，举行《杂华忏》，披阅佛经，铺陈佛事。从至元壬午年开始，到如今至大戊申年，每天阅读大经，按卷数计算，已经读了五万三千二百九十八卷。从前法才公以一百零八颗心珠跃出火海，他坚定严密的修行不可摧毁。感应于此，《华严》法界忽然从地下涌现出来；如今修建高大的梁柱栋宇，使一椽一瓦得以安立，哪里知道不是法才公的数珠变化显现出来的呢【以下文字漫漶，句意难以辨认】？这篇记在至大戊申年九月立石，由赵松雪赵孟頫书写并篆刻额题；楷书笔法精美工整，如今仍然存在于八斥的荒草废墟之中。于是县志在仙释传中把留珠作为高僧德一的事迹，寺观志又说留珠庵在卓墓村，宋建炎元年由德一建造。根据这篇记可以知道，在烈火中得到数珠的是德一的弟子法才；而卓墓的庵是后来迁居的，并不是德一最初建造的。两种说法都错了，应当订正。《吴郡志》记载罗处约题写吴江寺的诗说：“渔翁和沙鸟依傍着曲折的池塘，我带着官印闲吟，绕行在寺院廊下；远处的山岫不离青草渡口，片片帆影时时经过长满绿苔的墙边。狂风吹动林木，发出清越的声响；阳光温暖，水面涟漪映动画梁。张翰思归一定有他的心意，不知有多少水面屏障把这里化成了他的家乡。”王禹偁又有诗说：“松江上的江寺面对群峰，栏杆外生出池塘，连接着野外的沙滩；幽静的白鹭安静地翘立，春草一片碧绿；患病的僧人闲谈，夜里的江涛显得寒冷。清晨供斋时，只有溪边老人施送竹笋；遇国忌日进寺烧香的，只有县官。整日里寺门前照映着流动的水光，我真想把尘世的冠缨洗濯在曲折的水波中。”徐鲁庵的县志把这两首诗都录在接待寺名下，并在下面注说：“郡志错误地录在圣寿寺【即北寺】名下。”我考察接待寺建于高宗绍兴十二年，在罗处约、王禹偁生活的时代还没有这座寺。因此郡志把它们记在圣寿寺之下是对的。又考察圣寿寺的寺额，是天圣二年赐予的；所以在罗、王两位先生的时代，寺院还没有现在这个名称，两首诗原来的题目只称“吴江县寺”罢了。鲁庵根据今天的圣寿寺，认为不应当有“远岫片帆”“夜涛流水”这样的句子，所以把诗归给接待寺。他没有想到，古代的吴松江直接贯穿今天的城内，作为漕运水道，宋初仍然如此。鲁庵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反而把正确的说成错误，考证辨析实在太难了。《吴郡志》记载褚家林亭在松江旁边。莫志说：“褚家林亭如今已经完全没有遗迹。”现在考察皮日休《褚家林亭》诗说：“宽广的亭子遥遥对着旧日的娃宫，竹岛萝溪曲折相通。茂苑的楼台低低地映在栏杆之外，太湖的鱼鸟一直映入池中。”张贲的和诗说：“疏朗野逸的林亭在震泽以西，我高声吟诵，闲步而行，喜欢同你携手相伴。时时风吹芦花纷乱，处处风吹稻穗低垂。”根据这两首诗的语意，林亭应当在太湖以西，正对灵岩，不在吴江县境内。莫公把它收入县志，大概是被范志误导了。又《郡志》记载白居易《褚家林亭》五言律诗一首。考察《白氏长庆集》，白居易的诗是在居住洛阳时所作，题目原作《诸家林亭》，与吴中毫无关系。把“诸”改作“褚”，误将它列入吴江，尤其错误，应当赶快订正。王荆公《顾林亭》诗说：“寥落的湖上亭子，看不见顾野王的居所。平展的树林哪里还是旧日的景物，岁暮时只剩下空疏的枝条。自古以来的圣贤人物，他们的城邑国家如今都成了丘墟。不朽的是他们的声名德行，千秋之后仍能想见其余韵。”这是王荆公依唐彦谦《华亭十咏》中的一首所作的次韵诗。莫公将它收入《吴江志》，题作《顾野王读书堆》，又把“顾林亭”当成了人名，大错特错。如今考察，吴江北门外有一块地方叫顾墟，是顾野王的故宅，相传他曾在这里撰写《玉篇》，也就是今天顾公庙的基址。读书堆大概也在这里。《嘉兴志》记载，府城以东七里有读书堆，俗称顾节墩，是顾野王读书的地方。按六朝时嘉兴本属吴郡之地，顾野王或许在那里有别业，也未可知。《一统志》于是把顾野王说成海盐人，便错了。至于顾亭林，在松江府城以东三十五里；松江在六朝时也属于吴郡，顾野王曾常住此地，撰修《舆地志》，元人牟巘《宝云寺顾公祠记》可以作为考证。王荆公的诗本应收入《松江府志》，与吴江没有关系。

译记述袁杞山的事迹 袁杞山，是了凡先生的高祖。他居住在嘉善桃庄，为人豪侠而好义。建文皇帝初年，姚公善镇守苏州，与他讲论《易经》，意气相投，便把他推荐给王公叔英，使他同金陵的各位公卿交游。靖难军渡过长江后，有人把叔英的著作献上，朝廷查得其中交游的人，于是把袁杞山列入党籍。当时黄公子澄秘密谋划匡复建文政权，经常往来于袁杞山家中。苏州卫许指挥在黄子澄的朋友杨任卧室中擒获黄子澄，袁杞山于是出逃。走到吴江北门时，作了一首绝命词，边走边吟诵了几遍，便投水自尽。居民吴贵三把他救出，询问得知事情经过，愿意倾尽家产收容他，并把这件事告诉弟弟吴贵五。贵五说：“还谈什么倾家荡产，即使牺牲性命也是可以的。”于是把他留在家中三个月。吴氏兄弟本来是银匠，他们的师父郭美是江西分宜人，与黄子澄同乡。郭美说黄公已经死去，在他的家乡留下一个儿子，如今冒姓田氏。袁杞山又惊又喜，立即同吴氏兄弟谋划，跟随郭美向西而去，果然找到了那个孩子。当地百姓哭着劝告说：“这里难道是你能够安居的地方吗？”于是他带着孩子逃往湖广咸宁，与孩子共同居住。永乐十一年正月，朝廷获得赦免齐、黄两家的亲属，袁杞山这才同孩子告别回乡，隐居在吴江做童子师。过了一年，他生下儿子袁颢。袁颢入赘到芦墟徐孟彰家，于是取得吴江户籍。袁颢遵守父亲的告诫，不参加官府的考试，种植药圃来养活自己。他痛惜建文帝宽仁，却失掉国位，而且太祖的实录多被删改，于是私下撰述《主德篇》，传给后人【出自袁氏家传】。我查考《表忠录》说：“黄子澄有一个儿子，改名换姓为田氏，经过湖广咸宁，正德辛巳年考中进士，黄氏后代后来上表说明了他的身世。”这件事可以同袁杞山的事迹相互印证。黄子澄的文集却没有为他立传。黄子澄又有后人和墓在昆山，大概是郡守姚公善与黄子澄倡导义举、勤王时，暗中把他的儿子黄玉补入昆山户籍，改名为彦修，做了里正。黄子澄死后，彦修夜里背负他的遗骸，藏在焦山。洪熙改元后，葬在马鞍山南面。见刘琏所撰墓志【墓志石在万历初年被发现，因为黄氏后人黄熊与人争夺墓地，忽然雷声轰鸣，地中露出墓志石，人们都感到惊异】。记述史仲彬的事迹 洪武皇帝登极时，对贪污惩处极其严厉。吴江的税户史仲彬响应诏令，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捉拿六名贪婪放纵的官吏，到奉天门面见皇帝，逐条陈述他们的罪行。六人都认罪伏法，交给司法官判处死刑。全县百姓都为之痛快。皇帝赐给史仲彬酒食，赏给钞票，并提供驿站船只让他回家。洪熙改元，诏令天下：凡是户口绝灭而田地荒芜的，免除其赋额；胥吏压制勒索、不肯执行。史仲彬感慨地说：“这是朝廷的恩德，不能因为害怕祸患就不执行。”于是逐条上奏，获得减免税粮若干石。史仲彬的事迹，见于吴文定公的墓表，大致如此。到了万历末年，他的九世孙某人刻印《致身录》，说：“史仲彬是建文帝的侍书官，建文帝逊位后，曾多次到他家。”曾孙史鉴，是建文帝赐给他的名字。史仲彬还与补锅匠衣葛翁、雪庵和尚等二十二人约定跟随建文帝出亡，辗转跋涉万里，记载说得非常确凿。陈征君【陈继儒】、钱阁学【钱龙锡】、乔司马【乔拱璧】等人都为此作序、作表彰文，因此本来值得相信。有人却引用吴文定公的墓表来反驳，把反驳列成十条，认为这些事情全是子虚乌有，是后人伪造以求蒙蔽。这个论断一出，《致身录》几乎无法流传。然而两百年来，我县父老一直相互传说，认为建文帝曾住在史氏家中；如今遗留下来的水月观匾额，就是建文帝的篆书。这种说法一定有它的来由，不是可以凭空捏造的。有人说，建文帝出逃后，必定深深隐藏、远走他方，不应当近在京畿一带秘密潜伏，这种说法不对。金川门失守之时，许多遗臣逃亡到三吴，秘密谋划起义；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建文帝很得人心，其中难道没有因悲痛感伤而暗中保护、辅佐他的人吗？何况史仲彬平素仗义任侠，先像平民一样暂时藏留，之后再谋划飞向辽阔天空的计划，也是事理上应当有的。即使当时法网严密，我县仍有杨任藏匿黄子澄、吴贵三庇护袁杞山，他们都肯倾尽千金、牵连七族而不顾，怎么能说史仲彬一定不是这样的人呢？只是《致身录》中所说的“在神乐观围坐”和“往来滇南”等话，出自后代的缘饰附会，不可以据此当作事实。建文帝逊国的始末，实录没有明文记载；诸臣跟随出亡的事情，不过是从乡野老人的传闻和稗史的记载中得来，其中牵强失实的地方本来就很多。对于史仲彬的事情，过分相信的人，竟把它比作介推割股、弘演纳肝；竭力驳斥的人，又直接认为全是子虚乌有、胡编幻说，都不是古人所说“有疑处便把疑问传下去”的意思。《致身录》又说：“明古曾修《吴江志》，其中《过吴江》诗二首、词一首，是建文帝所作；《垂虹亭寄绮川》《张南村》二诗，是史仲彬所作。” 《艺文志》只列出这些作品，却不写作者姓名；莫公鲈乡旦采录《明古稿》编成此书时，都刻作无名氏。明古修志一事，见于杨南峰《纪谈》，确实有此事。但说那些诗是建文帝所作，就非常荒谬。建文帝出逃后，文皇帝派使者四处访求，从来没有片刻忘记搜捕他。即使来到史氏家中，也一定要隐藏光彩、抹去踪迹，唯恐被人知道，怎么会从容题诗写景、抒发兴致，像骚人墨客那样呢？我的《学编》中记载逊国后三首诗，识见者都认为是伪作；又记载《新月》《金陵》两首诗，见于杨铁崖集。那么，流传在外的建文帝诗章，大多是好事者伪造的。像这样附会传说，不是更加明白了吗？史仲彬能作诗，这是还不能确定的事。然而明古生于洪熙年间，为什么一定要避讳曾祖父的诗作而不写姓名？况且莫氏与张氏居住得最近，世代有交往情分，难道不知道是史仲彬所作，却一定要替他隐讳吗？如今张氏后裔根据《致身录》的说法，把这些诗刻在家集里，我恐怕后世不加考察而被它迷惑，所以一并辨析说明，以告知后来的人。【《史槩大政记》说：建文帝逊位，大概是从吴江史氏转到义门郑氏家中，又经楚、蜀到达滇地，依附西平侯；今为武定府的龙隐堂，在狮山山顶，孤峰插入云中，两块巨石相抱，中间可以容纳几个人。建文帝曾隐居于此，留下诗一章，这一说法或许比较接近事实。可惜诗没有流传下来，绝不是如今刻录的三首律诗。这种说法与我的看法颇为相合，因此附记于此】

译记述盛公斯征的事迹 盛公斯征【应期】，是御医启东【寅】的第四代孙。嘉靖年间，徐州、沛县一带黄河决口，朝廷就从家中起用他为总河侍郎。他建议开凿新河，从昭阳湖以东开始，延伸一百四十里，役使民夫九万八千人。当时正值冬月，督责过于严厉，言官弹劾他不合时宜地兴役，于是削降官秩，令其回乡。然而他所开凿的新河，后来朱衡公接续施工，最终仍沿用他的旧有规划，漕运水道至今仍因此得到便利。《实录》称他富有胆略智慧，遇事敢作敢为，确实是近代的名臣。他总督两广时，击破归善贼寇李文积，并使思恩土酋刘召召赴火自焚而死。当时田州土酋岑猛骄横放纵、不守法度，盛公认为岑猛作恶多端，非剿灭不可，正在分条上奏用兵方略。不久他转任工部，提督易州山厂。大概是镇守太监憎恨他严查兵籍、揭发冒滥之事，暗中入朝进谗言，将他调离原职，实际上是夺去了他的事权。近来刊刻的《法传录》却说，盛公胁迫岑猛交纳重贿，岑猛说了不恭敬的话，盛公发怒，于是上疏揭露岑猛谋反，请求讨伐，尚未得到答复便离职。盛公刚正不阿，天性如此，怎么会有向夷族酋长索贿的事情呢？杂记惑乱人听，不能不加以辨明。书写王公可大事 王公可大【有功】，是中丞思德【哲】的从曾孙。由遂昌县令升任西台。万历庚寅年，巡视陕西茶马事务。当时顺义王的继承人舍哷根与瓦剌部的和尔齐侵扰边境，茶马使者不敢渡河。王公遍行洮州、岷州、河湟一带，招募番部马匹，数量增加到原来的十倍。当时经略尚书郑洛统率七镇十万军队，以挟制虏部来显示威势，顺义王向东返回，背弃盟约。王公弹劾郑洛欺上瞒下的罪状，并陈述九边利害，十分清楚。郑洛于是获罪罢官【此据邹忠介公所撰传】。王公是以直谏著名的臣子，对国家根本有功，在朝廷上刚正有棱角，首先应当在这里表彰。然而近人华亭范彤弧所撰《蕃族志》又说，经略郑洛和甘肃巡抚田乐先后在西部边疆立有功劳。郑洛招降番部五万多人，和尔齐向西逃走；田乐在庄浪镇番部之间修筑边堡，扼守防线，使蒙古不能穿越边塞出入，而永邵卜向北逃走。这样说来，郑洛也不能算毫无功劳。但当时台省官员弹劾他不能生擒和尔齐，放走舍哷根，认为他怯懦畏缩。难道功过各占一半吗？还是对他的要求太过分了呢？边臣承担事务的艰难，大概就是如此。书写阁学周公事 周公文岸【道登】以选贡身份进入北雍，受到李文清公【廷机】赏识，得以进入翰林词馆。天启辛酉年春，周公任礼部侍郎，代理礼部事务。当时正逢大婚，周公奉命选取三宫嫔妃。外戚郑氏的女儿名列候选，周公见后用笔将她的名字全部抹去，人们都佩服他的持守正道。当时党争正激烈，周公独立不偏，丝毫没有徇私。李可灼进献红丸，大宗伯孙公认为应当加给首辅以弑君之罪，唯独周公不附和他的说法，并且说：“如果果真按照《春秋》的义理定罪，我与诸位同在朝廷，也应当引咎获罪。”等到周公身居政府，依附东林党的人便极力排斥诋毁他，不久他就离开了官位。然而周公的话实际上是公平的议论，后世一定会有能够辨明的人。我听朋友说：“近代进献药物造成的案件有两起，按照唐代的旧事来断处就可以了，援引《春秋》就迂曲了。世宗去世时，与唐宪宗的情形相似，柳泌、僧人大通交付京兆府杖责处死，王金等人议定发遣边远，都是适宜的。李可灼的事情与柳泌略有不同，可以按照调和御药不合法的条例处理。当国大臣则有穆宗贬斥皇甫镈的先例，不寻求这些近切的法例，却远远援引《春秋》中许止的义理，仿效西汉断狱的做法，这是没有精通经义的过失。” 我的朋友也是东林党魁，而他的话却是这样，那么周公不附和孙宗伯，难道不可以说是具有宰相的见识吗？书写赵公蹇卿事 赵公蹇卿【士谔】，是按察使栗夫【宽】的从曾孙。他任会稽县令，很有循良卓异的声誉；后来授任兵部主事，调任吏部。丙辰年因掌管考察事务进入京城，船停在金阊，守令们都来拜谒送行，唯独昆山县令某人没有来。当时这位县令以伪造刻本诬陷乡绅周侍御，致使周侍御被逮捕审问，关入诏狱，引起了不少议论。等赵公抵达京城，县令才派差役带着厚礼来馈送赵公。赵公叫来差役严厉斥责，当场退回礼物；又复核巡抚的勘问文书，认为周某所著书并没有涉及宫禁，而县令图谋庇护自己的私人关系，凭伪书陷害他，应当降级调任杂流，周某才得以免罪。起初周某被关进监狱时，忽然看见墙后有一个个涂漆的人，十分惊骇，因而得病【神宗时，凡案件拖延不决，诏狱尚未结案而犯人已死的，狱吏便把尸身涂漆，等候结案】。等刑部复核释放他时，才发现他已经死在狱中了。后来崇祯年间，县令重新起用做官，屡次升迁到顺天府任职；因贻误军机被关进诏狱，刚入狱便忽然看见周某在身旁，大为惊骇，因而郁郁不乐。当时思陵执法严酷，县令自料不能免罪，于是在狱中上吊自杀。狱吏把他的尸体领出，家人用帛裹住尸身，从监狱墙头上吊下来。这就是天道循环报应。京城人纷纷传说此事。赵公的孙子赵瀚把这些事告诉了我。

译书写张烈妇事 烈妇陈氏，出身吴江洚溪的士族，是张士柏的妻子。她年轻守寡，张氏的伯父和嫂嫂逼迫她改嫁。张五搀扶她上船，到了张家，准备强行与她成婚。陈氏坚决拒绝，不肯顺从。过了一夜，她逃到父亲那里，向县令章日炌申诉。章县令先行受理，说张家断绝婚事，而且陈氏不能忍受他们的辱骂，便把她关入狱中。获释后，她又到松江控告。巡按路振飞公于是就在公堂上自刎而死。一时之间，士绅名士如司谏许誉卿、宫詹姚希孟、孝廉陈子龙、文学黄淳耀等人，都一致称颂她的义烈。巡按查取事实后上报，县令停发俸禄五个月。县中士绅沈桐冈【正宗】倡议迎接她的灵柩，与张士柏合葬在支硎。陈氏死后，议论者说：为什么不在被逼嫁、登船的时候就死去，却还进入张五的家中，并且停留了两夜呢？我认为，当时张氏伯父已经主持婚姻，媒人等人又挟持她，一个弱女子哪里能够拒绝？她既不能拒绝而被牵拉带走，张五又未曾正式送聘礼，陈氏也未曾进入寝室，怎么能称为夫妻？章县令判词说“定情三夕”，只是根据媒人的话，难道不是太草率了吗？还有人说，议婚时陈氏本来已经在心里答应了，到了张家见面后，才被一个佣人告知自己受张氏伯父欺骗，于是大怒辱骂，决意离去。我认为，如果果真有这种情形，也应当从容另行议定，治强行成婚者的罪，不应因为她停留了两夜，便诬指她有男女同寝之事。如果这样，那么古代忠臣烈士被擒获拘留，很多人在数月数年之后才自尽，难道能一概议论他们失节吗？章县令平素以名节自负，吏治也很强干，可惜这件事失于详慎，即使有百张嘴，又怎么能为自己辩解呢？不过，桐冈把章县令的暴死完全归因于阴间的惩罚，也未必就是事实。桐冈本来就因为章县令摊派繁重差役而怀恨，借此发泄个人愤怒。云间许司谏又因为章县令与温、沈二位相公同郡，并且温相公是甲戌科主考、章县令当年所首先录取的士子，竟然向众人号叫，公开丑诋章县令。章县令固然不幸遭遇这样的冤屈，但人的众口之言，也实在可怕啊。跋王贞媛传后 我曾读《周礼·地官·媒氏》，其中有禁止迁葬和嫁殇的规定。所谓迁葬，是指以死者的身份求娶妇人；所谓嫁殇，是指为死去的女子求取丈夫。唉！区别嫌疑的礼义，竟然如此严密吗？后世有未出嫁的女子，往往奔赴自己已许婚的男子的丧礼，穿丧服尽哀，死后还要求与他同穴，遵守礼法的人便非议她。震川先生所说“女子没有把自身许给他人的道理”，这个说法确实端正。然而我读到《鄘风·柏舟》的诗，又不敢相信事情一定如此。《鄘风·柏舟》是共姜发誓守志而作的诗，《诗序》说：“卫世子共伯早死，他的妻子守义，父母想强迫她改嫁，她发誓不答应，所以作这首诗来拒绝。”这样看来，共姜本来就是尚未出嫁的女子。诗中说：“那两髦的少年，正是我所配的仪表之人。”所谓“两髦”，是把头发分开梳成两个发髻，是子女侍奉父母时的发式。《齐风·甫田》中说“总角丱兮”，毛传解释“总角”就是把两髦束聚起来。共伯在总角年纪便死去，所以《诗序》说“早死”。共姜还在娘家，父母想把她另嫁他人，也是人情常态。共姜却以死发誓守志，这是女子尤其难以做到的，所以孔子把这首诗列在《诗经》之首。由推究孔子把《柏舟》列在前面的旨意可知，未嫁而守义，本来就是圣人所赞许的。而且按照礼制，妇人跟随丈夫取谥号；共姜跟随共伯取谥为“共”，由此可知共姜大概死在卫国，她死后应当与共伯同葬。既然礼制正禁止嫁殇之事，为什么《诗经》以及周公、孔子两位圣人却似乎有如此不同的态度呢？回答说：礼是用来端正行为、设置防范的；诗则是顺应人情而建立教化。等待成年出嫁的女子，虽然还没有正式成为夫妻，但父母既然已经把她许配给某人，女子也已经用心许给他了。既已用心许人，后来又因变故改嫁他人，内心总会有所不安，所以她宁愿终身忍受苦痛，也发誓不再嫁人。这在情理上不能说不正当。男女之间处在嫌疑的关头，圣人制定礼制，不得不严格；而守贞以实现志愿的行为，圣人又未尝不深深嘉许，把它作为磨砺寡廉鲜耻之人的砥石。在这两者之间加以权衡，这样才可以得到适当的中道。世人大多引用《柏舟》诗来赞美王贞媛的事迹，但这里的《柏舟》是《鄘风·柏舟》，不是《邶风·柏舟》。《邶风·柏舟》作于仁人怀才不遇之时，刘向《列女传》认为它是卫宣公夫人所作，这大概是因为共姜的事情而造成的误解，不能不加以辨明。至于王贞媛的奇特节义，穉恭等人的传记和赞文已经记载完备，哪里还需要我的话呢？《愚庵小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愚庵小集》卷十五 吴江朱鹤龄撰写

译传【松陵的名宦人物，我另有《文献全书》记载；其中承袭前贤材料的，这里都不再收录】安丘李公传【以下为名宦】李公迁梧，字茂阳，山东安丘人。嘉靖己未年考中进士，授任吴江县知县。吴江县自倭寇祸乱以后，创伤尚未恢复，李公到任后，致力于让百姓休养生息，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科条，一律废除。小民有陈诉的，只要在道路旁说几句话，就立即替他们裁决。年末放出囚徒，约定春天回来，他们竟按约回来；他的德意得到人们信任，到了这种程度。第二年庚申，江南发生大水，吴江县受灾尤其严重，城墙一半坍塌，道路上到处可见饿死者。李公昼夜焦劳，捐出俸禄煮粥赈济，救活的人不可计数。巡抚某公已经上奏请求免除赋税，大司农却以成规为由坚持不准减免，先前派出的曹郎仍照旧在吴江县勾稽查核。李公叹息说：“国家的赋税来自民间，如今百姓已经竭尽全力修筑沟渠田埂来挡水，尚且担心不能供给，怎么忍心再驱逼他们卖掉妻子儿女来供办征敛呢？”于是全部停止各种催科，只把招抚流民、筑修圩岸作为急务。有时上级官员责备他，发文拘召里胥，他便脱下官帽官服，穿着囚服前往。御史黄公某正好巡视粮仓来到这里，听说此事后认为他贤能，把这件事上报，列为七县第一。李公于是出来处理政事，说：“我的百姓有没有不能安居本业的？本地风俗向来喜欢诉讼，豪强狡猾之徒有没有侵害我的百姓？” 他巡行各处，慰劳百姓；对于刁滑生事的人，立即依法惩治，百姓因此稍稍得到苏息。壬戌年四月，县里百姓没有防备而发生火灾，延烧到公堂。李公仰天叹息，急忙转移狱囚、搬运库藏、收取图籍。不一会儿，似乎有一位穿绯衣的神人站在庭院中，突然使风向反转，火便熄灭了。当月就商议兴复，木材取自将要坍塌的粮仓，人工利用乡民农闲时节，责令失火人家出资，蒙受诉讼冤屈的人也罚钱补助。过了一百天便告成，规模宏敞超过旧日。李公治政诚恳质朴，不事虚华，不设圈套，不崇尚刑讯，慈爱和易，完全出于至诚；即使对那些成群侵蚀钱粮的胥吏，也不忍心用私事欺骗他们。比如革除宾客馈饩，节省供给，免除借用马匹，减少空役，所签发的各项总计都有实际利益惠及百姓。至于廉洁操守，清白如洗，和罗田张公【明道】相等；馈赠请托一概不能进入他的门下。治理县邑三年，政事成功，百姓和睦，被召入朝任职为【阙】。三十多年后，万历丁亥年，县里又发生大水，江令【钟廉】延缓勘查灾情，反而指责申诉灾情的人是欺骗。士民追念李公的贤能，于是在城隍庙设立神主，早晚祈告以求感动上天。刘公【时俊】来任县令后，采纳众议，在学宫祭祀李公。评论说：李公的政绩不愧为古代的循吏。我曾听当地年长者说：“某位御史巡行到本县，所需供应让人无法承受，连卧榻的腿都压断了。御史发怒，闯入县衙，想清查库藏和后堂。看见东墙边有一张小床，葛布帷帐已经破旧，旁边放着两个竹箱，也没有锁。御史问：‘什么人敢住在这里？’原来那是县令的卧具和行李箱。御史深感惭愧，叹息一声，对县里的事情一件也没有过问便离去了。”我又曾和县中士绅吴太守【昆】饮酒，看见他用一只银船斟酒，酒满后船帆便张开，觉得很有意思。吴太守举起来送给李公，李公接受了，每天用它供饮。等到任期届满离开县境时，仍然把它封好送还。君子说：“李公退还银制酒器，是廉吏能够做到的。至于他开始时直率接受，也可以想见他的为人：坦荡平易、合乎人情，而不是故意表现得清高来博取名声。”唉！这难道只是今人难以达到吗？周安期【永年】说：“熊恭简公一生清廉，一件东西也不取。他巡抚云南、平定蛮乱时，在公宴之日接受了金花段，有人对此表示怀疑。第二年回朝，召有关官员领取、入库时，才知道熊公是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清廉而让别人为难。”李公的事情，和熊公完全相似。

译富顺刘公传 刘公时俊，字恒甫，四川富顺人。万历戊戌年考中进士，先后任庐江、桐城知县，又调任吴江。刘公吏治精明强干，办事敏捷果断，其中最重要的是清查田地赋粮，均平赋役。从前催征赋税往往以征足额数为办事标准，奸猾的胥吏暗中勾结，隐匿赋税，致使良民要缴纳十成中的三成。刘公先编造户口田亩册，凡田亩、地段、户口，都让百姓据实申报，以便查考。他洞悉田赋的利弊，认为按照户部考成的数目，每年应余下若干金，于是规定以八成五分为标准，均摊征收，狡猾者便无从隐匿。凡督催积欠，必然是上下吏胥相互勾结，愚昧的守令也各自填饱私腹。刘公知道其中弊端，得到上级檄文后，便连同经承一起押解办理，任期终了也没有扰民。漕运军卒强悍蛮横，横行索取，贪得无厌。刘公向漕运巡抚请求，每百石增加四石，年长者、仓吏、军丁只须拿着筹牌办理。每座粮仓设一道门，按卫所发给筹签，验明后才准入内，不许多进一人。对于浮夸虚报的人，便杖责示众，每年节省米二万石。癸卯年冬天商议兑运时，认为军民争执都是因斛口引起，于是创制窄口斛，使他们即使争执也不会多费人力。北运最为繁重，幸亏刘公所任都处理得当，上面没有拖欠，下面还有余粮，并且能够利用这些余粮一点一滴积累储备。县里的塘堰处在吴越交通要道上，每年修缮，破败却越来越严重。刘公捐出俸禄和余款三千金修筑，又劝富民和官宦之家捐助：富家捐助称为“义助”，便免除其差役；主动出资的人称为“役助”；有诉讼在官府而缴纳钱款的人称为“事助”。工程南起王江泾，北到九里塘，延绵七八十里，全都用巨石重新修筑，估计费用四万余金，成为本县永久的利益。工程完成后，百姓却没有叫苦。刘公治政严明而不苛刻，审理案件时不接受请托，依法加重惩处，富贵之家也不回避；小事则多加宽宥，有人以真情相告，他便为之动容，还曾写下《情说》来引导百姓敦厚。案卷中只要看见妇人的名字就予以释放；妇人到来时，告诫伍伯离开一丈多远，尤其重视风化。他上表旌表节义孝行，诚心访求年高有德的人，平民有一件善行便报告上级加以表彰。每月望日的第二天，他戴着角巾到学宫，和师生讨论疑义、考察学业，作为常规。吴地风俗喜欢赛会五方神，每年必演戏一个多月，男女混杂往来，无赖子弟常趁机诱导淫乱、谋取利益。刘公出来看见后，杖打为首者，把神像投入太湖。时间一久，奸人盗贼都震慑服从，盗贼也远远逃窜、销声匿迹，捕役没有办法从中取利，于是刘公故意引来龙游大盗潜入城中抢劫徽商质库，以此挫折他们的气焰。刘公半夜听到这件事，立即把所有捕役的妻子儿女拘押起来，限令三天内全部捕获盗贼，否则处死他们。果然按期捕获。嘉兴方面查验质库账簿后，凡失物在账簿之外的，便给予奖赏，并宽宥众捕役。县中豪强缪富因为私怨记恨张思德，让大盗诬陷攀连张思德，将他关入郡狱，陷害他犯下死罪。张思德家人申诉冤屈，缪富又行贿，企图使他脱罪。刘公请求按察使亲自审讯此案。他设法让亲近的某文学去歙县侦察盗案，终于全部查得诬陷的情况。刘公于是责令缪富缴纳二千金，用来修筑塘堰，作为免死条件。缪富不肯承认，刘公便把他打死在狱中。当时缪富曾贿赂山阴朱相国的儿子、太常某人，托请按察使替他解脱、遮掩此案；事情没有办成，按察使大为愤怒，想上疏弹劾刘公，因舆论阻止才作罢。税监太监到杭州时，所经过的县令都长跪迎接，刘公却不向他屈服。税监索取供应，刘公也不答应；他暗中召集诸生往来垂虹亭，仿佛将要喧闹驱逐税监。税监想起往年葛诚的事情，远远看见这种情势便脸色沮丧，于是离开了，但始终怀恨刘公。不久郡里发来檄文说：金阊丢失了价值几万的上供物资，盗贼跟随首犯某某，抢劫了某某窝点，共五十三人，都是吴江的豪门大户。刘公说：“豪门大户是本县赖以维系的根本，他们的计谋若能得逞，县里就空了。母鸡带着小鸡，遇到鹞鹰尚且要争斗，何况做百姓父母官的人呢？” 于是他拜见郡守朱燮元公，说：“这是骗局，请让我以自身承担责任。”随即拘来衙门胥吏和弓手二三百人，捆住税监使者审问道：“根据你的檄文，这件事已经发生一年了，为什么现在才揭发？而且你这位税监当时正在徐州道路上，怎么会来到吴江呢？”税监使者害怕了，伏地承认诬告，并依法把事情全部供述出来。税监看见审讯记录后无言以对，最终也无法再加罪。刘公剪除大奸大猾，折服大奸之徒，不畏惧，也不震恐，古人所说的神明之君、强干之吏，也不过如此。他任职五年，治理成效特别突出，升任南京兵科给事中，屡次升迁至太仆寺少卿。奢崇明叛乱时，他任川东赞画，受到弹劾而削夺官职，后来恢复原官。评论说：古人称说吏道，只要做到清廉、谨慎、勤勉罢了。我们县赋税沉重，百姓难以苏息，胥吏诡诈难以剔除，若不是用威严和明察来救治不可。刘公揭发奸邪、查获隐伏，洞察如神；面对盘根错节的事务，运刀自如。因此他所兴革的各项措施，直到今天仍然有利。沈子勺先生【瓒】称赞他明察秋毫，力能举起千钧，卓绝的才干，百年未有。确实是公允的定论。

译同安叶公传 叶公翼云，字敬甫，福建同安人。崇祯庚辰年考中进士，授任吴江县知县。在此以前，吴中遭遇旱灾和蝗灾，粮价暴涨，奸民聚众抢劫，胁迫富户打开粮仓分给他们，名叫“打米”。代理县务的人无法禁止，巡抚黄希宪公诛杀首恶，骚乱才稍稍停止。到了第二年春夏之间，余波还没有平息。叶公到任后了解情况，说：“劝导富户分粮，这是荒政；用武力胁迫他们，是自下而上的作乱。与其如此，不如把权力掌握在上面。”于是先下令富户减价平粜，又委托贤能士绅查核户口、管理出纳，捐出俸禄煮粥赈济；暗中逮捕前一年倡乱的人，全部依法处置，四境安定。辛巳年又遇大旱蝗灾，米价每石涨到四两。叶公斋戒露宿祈祷，撤去车马仪仗，每天到距城约十里的龙王祠，戴着幅巾徒步往返，行走在烈日下，途中每隔几步便叩额祈祷。百姓感动于他的诚意，便没有人再想作乱。到漕粮兑运时，他调停米麦的缴纳，安排水次运输，整顿和协调军卒，使国赋足额而百姓没有大受困苦。南粮、军储、抚恤孤儿等利益，过去几乎都归于豪强之家。按察使祁彪佳公曾上疏陈述弊端，严令禁止。不久，营造、乞丐等摊派又盛行起来，叶公极力请求两台按田亩均平派征，刻石公布，杜绝争议，使全县都得到利益。白粮解户长期成为侵蚀钱财、残害百姓的渊薮，每人费用多达千金。叶公分条陈述便利，上报巡抚黄公，黄公具题，请改为官运。又有人建议造船，叶公说：“本来想使富户安定，这样反而又要困扰他们。”于是酌量征取助役银来资助官运，富户才解除重负。当时流贼蹂躏庐州、凤阳，金陵、宛陵也都骚动不安。吴江县处于浙江、直隶交通要冲，想预先谨慎防备，却没有经费。恰好有存留的空役银六万两，巡抚准备移作江防经费，叶公争辩说：“幕府所需，应当下檄各郡支用，为什么偏偏要搜括吴江？请把本县额外征收的款项留作守卫本县之用。”意见上奏后获准，于是免除其中一半以使百姓苏息，另一半用来修缮城墙、编组保甲、训练民兵，使人人都有固守的意志。修城时不用胥吏，而任用乡里年长者，给足实价，免除赔累，所以很快完工。编组保甲时，委托士绅联合民众，按乡里和城镇察访奸邪，所以盗贼不敢突然作案。训练民兵时，考虑到差役依靠官府供给，保户又从乡里取资，于是按照原有类别编成什伍，教授技艺并亲自检阅，因此没有招募士兵的弊害，也不需承担养兵费用，武备一时得到整顿。甲申年夏天，北都变乱的消息传来，心怀不轨的人喧嚣欲动。叶公考虑到县城孤悬，四面环水，原来设置的官兵四百人驻扎在距县城四十里之外的平望，来不及应对紧急情况。于是发檄文命平望守备梅亮把部队移驻城外，以作防御。叶公又每晚巡行防察，秘密侦察奸民的动静，查得梅居六、吴盆九的谋反情况，立即逮捕到案，屏退旁人审讯，他们全部吐露实情。又分头逮捕同谋者，连同居六、盆九共五人，全部绞死，把尸体陈列在市集。一时间无赖子弟全都两腿发抖，于是赦免其余党徒，晓谕他们改过自新。当时邻近郡县的大盗纷纷暴发、蜂拥而起，长官们没有谁敢过问。直到新任巡抚祁公巡行各部，才逐步扑灭。唯独我们县安然无事，仿佛不知道天下发生变乱，这都是叶公平息祸乱的力量。叶公任职四年，多次遇到灾荒，又加上摊派预征，公家和私人都困窘。他根据情势调剂，处理突变很有办法，铲除梗阻、剔除奸邪，迅速如箭离弦。至于他的宽厚和易、慈爱平和，也都以周详谨慎为根本；他不嫌琐碎，不辞劳苦，不畏惧豪强。催征赋税时，常常告示暂缓；断案时务求持平；接受诉说时兼顾寒微卑贱者。因此上下互相信任，吏役收敛，百姓安居。祁公推荐他为三吴治理政绩第一。适逢弘光改元，朝政混乱，仅按常例升任工部主事。尚未到工部，任内尚有拖欠赋税被财计官吏查核，士民互相劝说：“怎么能因为这件事连累贤明的父母官呢？” 于是争先恐后地乐意缴纳，不到十天便全部缴清。叶公离职居乡数年，福建局势大坏，他登城守御，最终死于战乱。直到今天，父老谈到叶公任县令时的政绩，往往还会流泪。评论说：我曾与叶公在酒席间面对面交谈，他是温和恭谨的人。他的清廉操守和惠民政绩，是循良官吏的作为；至于剪除祸乱萌芽时不动声色，又有督抚大臣的才干。可惜时运遭逢阳九之厄，没有机会充分施展谋略，仍能以衣冠之身殉难而死，叶公实在无愧于古代名臣。我朋友浦子近来经过叶公的故里，知道他的后代贫困，不能为先人表彰立传；又因为福建疆场死难之事当时有所避讳，我担心这件事久而久之会湮没无闻，于是广泛询问事实，编次成篇，为他作传。杜静台先生传【以下为人物】先生名伟，字道升。幼年由沈给谏的次子嘉谟家抚养，跟随沈姓，后来才归还本宗。先生幼年便有超过常人的至性。祖母双目失明，他用舌头为她舔治，最终使她恢复了视力。七岁时母亲去世，每当他悲哀哭泣，父亲便为之感动流泪，先生于是又破涕为笑。父亲对此感到疑惑，暗中察看他的枕席，原来上面全是斑斑泪痕。他在沈氏私塾读书，沈氏家中有个被称作神童的嘉谟，认为他聪颖悟性奇特，便到宗庙举行认亲礼，把他当作儿子。年轻时声名很盛，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嘉靖壬子年考中乡试；他所作经义文章，在世宗所推重的王文恪以及四家以下，便可以屈指数到他。多次参加会试而困顿不得志，却专心钻研圣贤之学，与唐顺之、唐枢、许孚远、耿定向讲明濂洛理学的源流。他的学问以主静为宗旨，在日常行为举止中加以验证，一切都有准则。国内跟随他求学的有数百人。江右罗文恭公【洪先】敬重他的名声，请他来教育子弟。先生因此与文恭公在石莲洞中静坐数月，学问更加精进。他曾经过鄱阳湖，巨盗拿刀威胁他，他端正坐着毫不恐惧。盗贼对此感到惊异，打开他的箱笼，发现一根刺上写着：“这是江南的小圣人吗？” 盗贼向他拜了几拜后离去。他的名望品行受到人们尊重，就是如此。先生感念沈氏的恩德，想要报答。沈嘉谟成进士后，任翰林官，不久死于漕运军卒的变乱，家政随即败落。先生向备兵使蔡国熙公说明情况，请他依法处置恶奴，并替沈家经营家业，沈家才重新振兴。沈嘉谟的侄子琦、珫、珣年少，都有聪颖资质；先生痛惜他们失去父亲，亲自督促课业，最终都考中进士。沈氏子孙至今仍归功于他的义举。万历庚辰年，他再次参加会试而未中，于是通过谒选得到南阳府推官之职，审理案件公平，释放重要囚犯十多人。唐王藩府左右违法的人，他全部逮捕，按死罪治罪。有空闲时便召集诸生与他们谈论经义。他巡行开封、汝宁，有人送来按惯例应送的礼金，他立即退还。代理内乡、新野两县县务时，督课农桑，推行乡约，不使用鞭打刑罚，专门以德化引导百姓，奸邪之人改过自新，诉讼案件逐渐减少。考核政绩列为中州第一，按理应升任台省官员；主管官员想替他隐瞒几年，先生说：“我难道能欺骗君父来谋求美官吗？”不答应，于是略微升任工部营缮司主事。他巡视税务荆关。荆关向来是油水丰厚的地方，先生写文向江神发誓，不让一文钱润入自己的私囊，完全废除对商人的法外征收。

译江边沙市绵延十里，泥泞没过小腿，先生捐出俸禄修筑石堰，种上榆树，使行旅得到便利。到了考核期限，税收却没有达到定额，于是他以生病为由辞职归乡。商民多有躺在车辕下挽留他的，车轮因此不能前进；他所携带的只有几十卷书。船中发现两个木桶，他斥责家人说：“这不是荆州的东西吗？”当即把木桶投入江中。主管官员弹劾先生没有赴部接受考核，违反制度。工部复核后具文说：“荆州厂的竹木从四川、建昌等地顺江而下，而那些地方连续多年用兵，加上采办大木，商人很少到来，所以税额比从前减少，实在没有可以摘发的贪赃之事，请特别免除考核。”皇帝下诏同意。先生归乡后，闭门养病，整日默坐，最终贫困到无法供给生活。癸巳年十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先生清廉的操守、纯粹的德行，是一代儒学宗师；平生敦厚笃实，践履学说，即使在暗室中也不欺骗自己。与文恭公等人交游时，从不标榜道学来抬高自己的名声。传记所称亲身践行的君子，他差不多可以无愧于此称号了。他著有《学聚录》《正学编》《静坐诀》《尚书笔记》《四书笔记》等，流传于世，学者称他为静台先生。评论说：前朝自嘉靖末年起，讲学之家多有表面尊崇伊洛理学、暗中承袭天竺佛学的。先生以主静为宗，确实是理学的正传。他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都有慈爱惠民的政绩；巡视关税时的清廉刚烈尤其显著。谁说儒者对实际施用没有益处呢？李临川先生【乐】说：我曾见静台先生住在京师崇国寺，每天早晚静坐；每月初一和十五，必定书写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侍坐一段时间后，才督促学生学习。弟子问其中缘故，先生说：“这可以作为收放心的一种帮助。”先生曾题写书斋说：“无所求，胜过位居三公之上；知足，常如拥有万斛有余。” 瑞安县令周公传 周公沉雄慷慨，富有文武方面的远大谋略。嘉靖壬子年考中应天乡试，癸丑年会试落第回乡。正逢倭寇蹂躏，转而侵略附近地区，士民争相逃入荒墟草莽，周公独自奋发说：“这是有志之士保卫乡里、建立功名的机会，离开这里又能到哪里去呢？”于是召集义勇数百人，训练他们，扎头巾、穿裤褶，部署指挥，俨然像一位威武善战的老将。由于县城低矮单薄，难以守御，他倡议加高增筑城墙，与宪副沈公【▯】共同督办工程，不到十天便完工。又因为平望、夹浦是南北交通的要害之地，于是向县令杨公【芷】进言，设置军队驻守，每天整治战船，招募骁勇精锐；敌寇到来便据守险要，拦截攻击。后来总制胡公【宗宪】在浙东建立总督府，周公参与幕府谋划，受命专门督率水师，亲自冒着箭石，在浩瀚波涛中出没，先后在青阳港、钱田、石湖、唐家湖、鸎脰湖、太湖等地多次获胜。前后历时三年，斩杀敌寇很多。倭寇平定后，督抚杨公、总制胡公把他的功劳次第上报朝廷，朝廷授予备兵使者的职衔。周公因父母年老竭力辞让，于是授予他的儿子崇仁苏州卫正千户之职，子孙世代承袭。周公多次参加会试没有考中，代理余姚教谕。隆庆初年，授任瑞安县知县。瑞安县濒临大海，先前遭受倭寇祸患最为惨烈，到这时又遇大旱。周公乘船到龙王祠祈祷，不久便有甘霖应验；又极力请求两台免征加派的织造银，百姓非常感激。瑞安县地处险要，周公建议海安、瑞安、沙园三所合并操练，亲自到场训练，全郡把他当作屏障。最终死于任上，享年六十三岁。周公擅长古文辞，才思笔力雄健，在瑞安有《上赵抚军便宜札子》，文章正大恳切，不比陆敬舆门下的士人逊色；成名的人很多。顾大典公、吴邦桢公都考中甲科；周公在任教训时认识姚江邵陛公，认为他是成就大器的人，后来果然由翰林改任御史，巡视吴地时，吴人都佩服周公的鉴识。著有《文艺集》《御倭武略行》，流传于世。评论说：当倭寇祸患极其紧迫、东南半壁江山动摇之时，征发调遣的军队几乎遍及天下一半。我们县是浙江、直隶之间的交通要冲，如果不是周公竭力奔走于军旅之间，控制南北要地，兵祸就不容易平息。何况他本来没有守土之臣的职责，却独自拼死守卫自己的乡土，他的功劳难道不伟大吗？县令杨侯赠言称他的才干与诚意相合，确实如此。

译赠尚宝少卿袁公传 袁公名黄，字坤仪。曾祖颢，祖父祥，父亲仁。家族世代都有著述，却不出仕。父亲仁更擅长诗歌，书法学习赵松雪。袁公幼年丧父，苦心求学，擅长写文章。祖父入赘嘉善殳氏，因此补为嘉善县的生员，名声很大。起初遇到大灾荒，嘉善县令许公询问消除灾害的办法，袁公引用《洪范》五行以及管辂、邵雍的话回答，县令十分惊异，于是创办书院，让有才的学生接受经学教育。隆庆丁卯年选为贡生，进入南雍；庚午年考中乡试，背着书箱来求学的人云集，他指点文章规范，往往都能考中。直到万历丙戌年，才考中进士，当时已经五十三岁。袁公学通古今，谈论时务切实明确。刚刚释褐出仕，奉总宪的檄令，与常熟宫坊赵用贤公共同商议，清查苏州、松江的钱粮。他上奏赋役建议：第一，分开赋税和差役，以免混杂摊派；第二，清理额外加派，以断绝隐匿冒领；第三，修明实际政务，以节省军饷；第四，查清加派剩余，以杜绝额外增赋；第五，免除协济，以救恤贫民。又清理、减免额外加征的米银十多项。豪强狡猾之徒因为对自己不利，纷纷制造流言，使主管官员受到阻挠，方案未能实行。有见识的人为此叹息。戊子年参加谒选，得到宝坻县知县之职。宝坻县每亩赋税二分多，各种差役的编派反而是它的两倍。用车运输皇木的差役最为疲困，袁公建议请求趁漕船尚未集齐时，改由防通河运入，并把皇木厂迁到三贤祠北面，使木材在水边接收，而且那里靠近京城，取用方便。主管官员替他上奏，得到批准，于是彻底革除加重夫役、加重马匹、采石和箭手等各种差役，节省里甲摊派的银两。除正常赋税外，丝毫不再扰民。宦官在厂中开设场所督办贡纳银鱼，成为百姓的祸害。袁公上书阁臣说，鱼从海边运到县里，又从县里运到京城，路途迂远，很容易腐败，应当从海边直接快速运到京城供给上贡。阁臣答应了，从此宦官很少来到这里。潞王藩府的封地邻近本县，往往征收很多钱作为公费。水浅船搁浅，停留一天费用便增加很多。袁公命人装沙袋堵在船底下，使水流充满船底，船便容易前进；等船将要到达时，就打开沙袋，重新堵在船底下，不到一天便越过县境。县地低洼，连年遭受大水，袁公疏浚治理三坌河，筑堤防御。海水时常涨入造成灾害，他命人在海岸多种柳树，树长到几尺高，潮水退去后，泥沙遇到柳树便淤积下来，渐渐形成堤岸。于是又在堤内疏通沟渠田塍，督促耕种，大量荒地得到开垦。当时蓟镇的主客兵不满十二万人，而每年常例银以及屯田、民运等各项费用合计将近一百五十万。巡抚认为公通晓边疆事务，发檄文命他斟酌议论，于是列举十件事进献：一是革除供养军队的虚耗费用，二是裁汰台兵中的冗员，三是慎重掌握抚恤奖赏的时宜，四是制定买马的良法，五是恢复旧日耕种的额定田地，六是扩大山林种植，七是兴修险阻地区的水利，八是置办将领的供给，九是核实轻车的便利，十是核查器械冒领滥用以及兵备王令所议的海防事宜和军民利弊；公又分别列出八款上奏。所说都切中实情。壬辰年，因大中丞蹇达的推荐，特召任兵部职方司主事。适逢倭寇侵扰朝鲜，朝廷大举东征，公刚到兵部，便筹划蓟、辽事务。宋应昌上疏请求让他在军前参与谋划，并兼管朝鲜的军事政务。冬月，他渡海越过鸭绿江，调度防守各处的将领，抚慰全军。提督李如松在平壤大获全胜，部下多割取死者首级报功，公驰令禁止这种做法。如松不高兴，亲自率辽兵向东进发，把平壤交给别人防守，却不给一名士卒。清正的军队前来袭击，公派部下和三千朝鲜兵在南山观音洞迎击，杀死数十人，擒获其将领叶实。如松骄傲贪功，率轻骑独自前进，经过碧蹄馆时被倭寇乘隙袭击，军队大败，退守开城【据《东征二士录》】。大司马石星于是主张议和，应昌听从沈惟敬的话，敷衍办理封贡之事。公也认为将领骄纵、士兵因厌战而停止作战，实在不是防守之策，便上书本兵陈述此事。不久，公果然被拾遗官上疏弹劾，罪名是任令期间放纵百姓拖欠赋税，于是革职归田十多年，七十四岁去世。天启改元，大冢宰赵公【南星】追叙他东征的功劳，获赠尚宝司少卿。公一生著书很多，大多散佚，如今只有《两行斋集》《历法新书》《群书备考》刊行于世。他的儿子俨，是天启乙丑进士，任高要县令，死于任上。公博学而崇尚奇异之学，凡是河图洛书、象纬律吕、水利河渠、韬钤赋役、屯田马政，以及太乙奇门、六壬岐黄、勾股堪舆、星命之学，没有不洞悉其根源的，一向以经世济民自负。未中科举时，他曾在终南山中向刘隐士学习兵法；又曾戴着黄冠独自行走塞外达一年之久，九边的形势、山川、营堡，都能一一说出。他参与筹划东征时，访求奇士，得到冯仲缨、金相，将他们安置在幕下。倭酋清正，是萨摩君的弟弟；关白虽是篡位者，内心却害怕他，派宠臣行长率前军，而让清正作为后继。清正加倍赶路攻取咸镜，直趋鸭绿江。当时如松战败退保开城，而经略驻在定州，前后都被倭军阻挡，计策无从施展。仲缨对金相说，并把这番话告诉公道：“清正轻视行长，又与关白有二心，可以撼动他并从中离间。” 公于是派人进入清正军营劝说他，让他释放所俘的王子和陪臣，退兵后再决定封贡之事。清正果然听从，当天就从王京撤兵，解除武装向东返回【据《东征二士录》】。在此以前，公曾说，岁星运行到尾宿，尾宿是辽的分野，朝鲜属于那里。如今岁星的颜色不青而白，这是用兵征战的征兆。朝鲜得到岁星的护佑而倭寇攻打它，倭军将领内部会发生变故，朝鲜必定复国。后来倭军撤兵回去，关白去世，终于如同他所说。评论说：公自己说一生得力之处在于静坐，然而他的学问流入禅宗玄学，喜欢讲三教合一的说法。他把文集取名为《两行》，也是取自老氏“有无双行”的旨意，因此与管公东溟十分契合。不过他解释经书义理，多与儒家先贤相抵牾。但他针砭错误、揭示隐蔽之处，却是世俗学者从未达到的。古语说：“通晓天地人三才的人称为儒。”公虽然还不是醇正的儒者，难道唯独不能称为通儒吗？

译李廓庵先生【世达】说：公起初做张文忠公【居正】的门客。文忠谋议订正乐律，依照古法建造三重密室，又依蔡氏的方法把管子截成许多段来测候节气，但始终没有反应，便让公去查看。公说：“测候节气的屋室，应当选择空旷的地方。现在瓦砾丛积，地气不能上达，这是第一处不合。外室的墙应当入地三尺，第二重木室入地一尺六寸，第三重木室入地七寸六分；现在都不是这样，只能固守地面上的气，不能固守地下的气，这是第二处不合。三重室各开一扇门，门的位置，外层朝子位，中层朝午位，内层又朝子位，这样反复设置才能固住气；现在却全都朝午位，这是第三处不合。声音和气的本源寄托在象数之中，必定有自然的道理；现在截取的许多管子大小没有一定，这是第四处不合。天上的午位常常偏在丙位二分有半，今天日晷测出的正是这一点；地上的午位常常偏在午位二分有半，冬至测候黄钟管，应该只埋在壬子正中一个位置，哪里可以截取许多管子呢？这是第五处不合。”文忠按照公的话，在天坛南隅选择地点，飞灰果然有了反应。文忠想把订正乐律的事务交给公，公请求先订正历法，意见不合，于是辞谢离去。公曾向长洲陈壤学习历法。他所用的方法本于回回历，又以《监法防通》加以贯通，重新确定律元，订正五纬，最为详密，书名为《历法新书》。太仆卿吴公传 公名默，字言箴，天资沉静敏锐。年少时跟塾师学习章句，常常提出疑问，塾师不能回答。长大后与兄长之勇读书，讲析经书疑义，常常直到天亮；勤奋学习，砥砺志向，文章和品行都显著突出。曾向王公龙溪求学，被称为高第弟子。壬午年考中应天乡试，壬辰年会试中第一名，考场文章都匠心独运，直到如今经学家的弟子仍把它们奉为范式。授兵部主事，因父母丧事归家。己亥年补任礼部，历任礼部各司职务。癸卯年升尚宝司丞，进为少卿。公在朝廷议论政事，刚正不屈，当时人称他为“吴铁汉”。嘉靖年间，大学士吕【缺字】迎合严嵩的意旨，上疏请求考察京官，罢黜大臣中贤能的葛守礼等十五人、科道官李幼滋等三十八人，却留用吴鹏、许论、赵文华、董【缺字】、鄢懋卿、杨顺等人。这些人依附权势、作威作福，把谥号为文安公的人降为祠祭郎，并议论要夺去他的谥号。事情虽未实行，君子却认为这是正确的。漕运巡抚李三才家在京畿以南，不缺少奥援，本来就有纵横权变的才干，又喜欢用财物礼品结交士大夫。公路过淮地时，三才以优厚礼节相待，公一见便知道他不是正派人物，入朝后立即上书，首先斥责他的贪婪专横，因此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不久公以病辞职归乡，改任通政司参议，历任左通政。乙卯年升太仆寺卿。公在朝廷任职的时间最短，升迁任命都没有赴任，但当时舆论很推重他，每次考察推举人才，必定首先提到他。崇祯丁丑年去世，享年八十七岁。公为人清廉刚正、坚守正道，不能用私情来干扰他。在礼部任职时，梁溪某公子送给他价值千金的珍宝，请求上疏叙述其父亲某官的荫封资格。公谢绝说：“他本来应当得到荫封，准备奏疏是我的职责，为什么要行贿呢？”那人又坚持请求，公最终还是拒绝了。县令刘公【时俊】的吏治在三吴地区最为出色，却因漕运士卒喧闹被漕运巡抚弹劾，闭门请求罢职。公当时任尚宝卿，一向知道刘县令贤能，便替他向河南道御史申辩。御史拿出弹劾的奏章给公看，公说：“替百姓承担过错，这正是这位县令贤能的地方。”又替他向朝廷申诉，大冢宰孙玮最终采纳公议，只罚停俸两个月而已。公居家时，同乡的刘县令一向敬重他的品行道义，常常划一条小船，带着一个童仆到他家拜访，询问政事得失以及县中的利弊，公都一一详细告诉他，因此刘县令的政绩声望日益提高。而公所留他吃的，不过是脱去糠皮的粟米饭和蒸得很烂的一碗菜。刘县令因此更加敬重他。县里有个富户因杀人获罪，已经关押在狱中很久，刘县令复查案件，已经查出冤情，便对他说：“如果你能拿到吴公的书信来，我就释放你。” 那富户让儿子准备袋中三千金作为寿礼，公据实向刘县令说明。刘县令于是为他平反，而公一文钱也没有收取。崇祯改元，逆阉刚刚败亡，他的党羽仍然掌握权力。霍维华过去任吴江县令时，向来严肃侍奉公，便对众人说：“我将起用吴公辅佐铨选。”公听到后勃然大怒，说：“霍维华如果玷污我，我一定逃到深山里去。”他憎恶邪恶到了这种地步。晚年迁居郡城，中丞、巡按、监司、郡守县令之类的人，没有一天不到他门前拜访。凡是民间疾苦、官吏办事的偏差、赋役的不公、豪强的暴横、胥吏的奸诈，没有不替当权者一一陈说的。当权者大多唯恐执行得不够及时，吴中大姓彼此摇手告诫，再也不敢为非作歹。当时，缙绅中如文公【震孟】、姚公【希孟】、徐公【缺字】，孝廉中如张公【世伟】、杨公【廷枢】等人，都以文章气节主持清议，公常常掌握其中的主导权。公去世以后，文、姚、张三公相继去世，徐公、杨公又都为国殉节而死，而吴地风气日渐衰靡，很少再有激浊扬清、振作一时的人了。评论说：吴公气度严正、性情刚直，大概是李元礼、范孟博一类的人。李元礼、范孟博横遭党锢之祸，而吴公优游于山林泉石之间，终于高龄而逝，也可以说是幸运了。公虽然没有依附东林，东林却常常倚靠他作为高大的城墙。淮抚失败时，公抗疏首先攻击他，但东林诸公也不能非难公。公去世后，后代子孙衰落不振。同乡想把他列入贤祠祭祀，巡按周公没有办成。唉！世人所谓的贤祠，曾有什么值得看重的呢？吴公就是吴公，难道还要靠进入贤祠来增加他的尊荣吗？

译赠指挥同知赵公传 公名荫，字任卿，是中丞士谔的侄子。因武举出身任金山营把总，被弹劾革职。崇祯九年，流贼向东侵犯，大肆蹂躏安庆、庐州，巡抚张公【国维】发檄文任命他为守备，驻守太湖县。十年二月，贼寇来犯，公率兵抵御，到了鸡飞滩，遇到三百多名贼骑，出击将其击退，追赶败兵直到通湖。贼寇又率一百骑来，在山前挑战，公据山扎营，派千总杨国镇等率二百名精锐前去迎战，射杀了几名贼军首领。然而贼军暗中从山后率一千骑袭击公营，公奋力抵抗，亲手杀死十多个贼兵，但因敌众我寡被擒获，贼人胁迫他投降，他不屈服，最终遇害。自从贼寇侵犯南畿以来，颍州、寿州、六安、霍山等州县大多遭受祸害。巡抚虽然督兵在军中，听到金鼓声就面露惧色；各将士突然遇到贼寇，大多首先防备逃窜，没有人敢发一箭相向。唯独公驱驰赴难，摧毁敌锋、搏击贼寇，身中数创而死；他的部下李池等人也都格斗而死。事情上报后，追赠指挥同知，子孙世袭总旗，安庆人为他建立祠堂祭祀。史弱翁【玄】说：“任卿年少时父亲早亡，家中世代贫寒而以儒业为生，唯独他喜爱武事。做孩童时，他嬉戏着捉取村里的羊，学习骑羊来试验自己。削白竹做成弩箭，射篱笆边的雀鸟，曾因此被人取笑。乡里人都说他是傻子。等到年过四十，却能手持符节、为义而死。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不称赞其壮烈的。” 赠翰林院待诏孝介朱公传 公名陛宣，字德升。父亲焘从同乡迁到郡城，于是成为吴县的生员。万历壬子年考中乡试。那时父亲年事已高，公闭门奉养双亲，断绝了到州府交游的踪迹。他曾说：“士君子应当把不贪作为珍宝，能够安于贫困，才能做到不贪。美食华服、高楼深宅、俊美童子、艳丽姬妾，都是败坏操守、损毁名声的工具，正是所谓诱人的陷阱。”所以他考中贤书二十年，从未用书信拜访来结交守令。家境越来越贫穷，穿布衣、吃粗粮，神色安然。只有奉养父母时，冬夏衣被、饮食供给无不充足；侍奉双亲于内室，终身没有让他们见到疾言遽色。母亲季氏先去世，父亲更加年老多病，几乎垂危，公昼夜侍奉在床前，调办汤药，唾壶、便器之类，必定亲手承接并送上。戊辰年应当赴礼部考试，因为父亲有病没有前往。居两亲丧期间，他不进入内室、不吃荤腥，长达六年，最终因哀伤过度损毁身体而死，享年五十六岁。公先前与忠介周公【顺昌】同学，后来又同年中举，气节情谊十分深厚，都把维护人伦纲常视为自己的责任。天启年间，魏忠贤残暴作乱，缇骑逮捕忠介，亲朋都逃走躲藏，唯独公替他料理家事，又奔走送行被押在囚车中的忠介，众人都佩服他的义气。大中丞张公【国维】感叹说他是真正的孝廉，送给他银币和匾额，并命长吴两县县令前往表彰他，但公最终也没有去拜见。去世后，宫詹姚公【希孟】采纳乡人的意见，私下给他谥号“孝介先生”。崇祯丁丑年，巡按祁公【彪佳】认为公与同邑张公【基】、昆山归公【子慕】三人的品行义举相同，便上表朝廷，诏令一同追赠翰林院待诏，这大概是特别的恩典。公门下的士人很多都通达显贵，以文章闻名于世，其中最著名的文靖徐公【缺字】后来为国难殉国，被称为名臣。儿子镒年少时就有俊才，战乱后去世。评论说：孝介与异度张公同住在一个里巷，同乡考中乡试，名声和品行也相继齐名，是吴人所称的“二孝廉”。张公是清流中的先导，文采斐然；但论心地淳厚、品行朴实，孝介却是无人能够赶得上的。庄母沈孺人传 我的姻亲计浣翁从苕中回来，亲手拿着他的门徒庄雷勅所撰写的母亲沈孺人的行状，请我为她作传。我因生病没有答应，雷勅又写长信来请求，情意更加恳切，不能推辞。谨按行状记载：孺人姓沈，沈氏是乌程的世家，她是刑科给事中沈士茂的女儿。孺人生来丧父，她的生母吕氏因割鼻发誓守节。孺人年少时接受母亲的教诲，十八岁嫁给同邑太学生庄之琳，作为他的继室。庄家也是望族，之琳的父亲名日宣，考中万历甲午乡试，历任广西按察司副使。按察副使当时以廉吏著称，太学生本人又喜好施舍，轻视钱财而重视礼义，因此家产日渐减少。孺人常常拿出嫁妆资财，不顾自身生活来供养公婆，甘愿侍奉姻亲，人人都称赞她贤德。等到接连为公婆服丧，她哀伤憔悴到了极点，丧期刚满，太学生便病重不起。孺人以未亡人自居，当时年仅二十二岁，雷勅才两岁。孺人在内抚养年幼的孤儿，在外维持门户；供养生活便辛勤纺织，选择墓地便匍匐奔走、亲自埋葬，即使卫国共姜、陶婴母亲的苦节，也不过如此。她抱着幼小的孤儿把他养大、教导他，半夜点着篝灯督促他诵读，希望他成人成才，几乎流尽了血泪，即使欧阳太夫人的严格教诲，也不过如此。她辛勤操持家务、积蓄租税，抚养教导雷勅二十多年。等到雷勅娶妻成家，开始能够教授学生、奉养母亲和姻亲，她才为孺人庆幸，认为可以从儿子那里得到回报；可是孺人突然去世，享年仅六十岁。雷勅在读礼服丧之余，潜心努力学习，等到服丧期满，参加秀水县的考试，考取前列，果然没有辜负孺人的期望，可惜她没有来得及看到。然而她的贞操善行，不愧为姬姓、姜姓的贤妇，凭这些足以在九泉之下报答太学君了。回想浔溪发生盗乱时，乡里人都奔逃躲藏，孺人却独自守着家门，说：“既然祸难要来，那就死在这里罢，逃走又能到哪里去？”最终得以免难。唉！我因此赞叹孺人既贞节又通达。《易经》讼卦说：“返回正道，听从命令。”《诗经·羔裘》说：“舍弃生命也不改变，而大多是不守信用的。”如果不知道天命，那么虹霓尚且会受到讽刺；人事的平坦和险阻，没有一样不是有命运的，它主持于冥冥之中，纷纷扰扰地躲避或趋附，只是白白扰乱人的心意。唐林、唐尊出仕王莽，华歆出仕曹丕，褚渊、沈约出仕齐、梁，都是因为不懂天命而失误，只是徒然受到世人的诟骂。就拿我所见战船混乱之中来说，妇女因逃亡而招致侮辱的很多。由此可知，孺人守住家门、履行正道、保全自身，难道不能说是知晓天命吗？因此我认为她贤德，并把她的事迹写下来。

译《愚庵小集》卷十五 附录：传家质言 我的资质很愚钝鲁钝，身体清瘦得只剩骨头。年轻时塾师教我学习帖括文章，我一拿起笔就昏昏欲睡；等到教我古文辞章，便顿时心胸开朗，知道自己不是科举中人。十八岁时，勉强参加童子试，学使孙公选我为第一名。此后以高等资格五次参加科举考试，都落榜，于是产生了著书立名的志向。先父也时时购买四部书，帮助我广泛涉猎。甲申年春天，我在金陵唐仪曹署中任教，听到庄烈皇帝驾崩的消息，便悲痛长号说：“这是什么时候了？难道还想着靠科举显达吗？”于是决意放弃举子业，那时已经三十七岁了。唉！古人读书有按年分段的办法，先经后史，随着时间逐步进益，到三十岁便学有所成。我在四十岁以前，一半荒废于疾病，一半沉没于制科；此后即使想发愤用心，也已经渐渐衰退了。既然如此，如今空疏衰颓而一事无成，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人如果确立志向、修养名声，那么诽谤议论和谣言都是帮助自己学习的东西。我专心著述，横遭谗毁和嫉妒，但过分的赞誉有时也会出现。清静的夜晚反省自己，过错堆积如山；只是嫉恶如仇、嗜好古学如饥似渴、不无故接受一文钱、不用一句话欺骗人，这四点还稍微可以自信罢了【当时舆论把盩厔李中孚、余姚黄太冲、昆山顾宁人和我并称为海内四大布衣，我听说后总是惭愧得整天出汗】。回想一生，受人屈辱不少，实际上全都是自己招来的罢了。自己招来的，能怪别人吗？翻手成云，覆手成雨，当面推心置腹，背后却讥笑人。这些古人早已说过，何况是我呢？三十年来，我很懂得警戒收敛。如今四方缙绅主动与我交往的很多，但没有得到他们先行顾视，我一定不先去拜访。对方来了，我从未不回访；至于求取恩泽之事，更从未涉足。即使亲近的官员任职于各郡县，我也不曾到他们的官署去。不是说自己明智高尚，只是希望远离受辱。庚午、辛未年间，复社大为兴盛，舟车交往几乎遍及全国，每个县由一两个人主持其事，招揽才俊之士，大规模聚集在虎丘。其中负有盛名、以气节自矜的人固然很多，但借此钻营、奔走请托、竞逐科场的人，也确实成群结队。直到天子下诏严禁，然而终明一世也不能绝迹。我当时住在同川，与章子、两位学生都没有参加。后来我受到县令亨宇唐师的赏识，唐师向张天如先生推荐我，先生想见我一面，但我最终也没有前往。唉！交游过广，酬答应酬就会繁多；声名过高，造物主就会嫉妒。俗语说：“关着门造车，出门便能合上车辙。”如今看来，大规模结社果然不是好事，而我没有前往，也不失为保持独立骨气。诗赋这一门，我本来没有什么才能。只是年轻时读《离骚》《文选》，在丧乱之后，既然废弃了帖括义理，便时时借诗赋抒发悲悯之情。然而资质愚钝、学问疏浅，哪里能与当世博通的才士、巨手较量技艺呢？何况我天性偏狭，不喜欢多作文章，胡乱代人作诗时，常常自嘲是诗中的狷介之人。后人品评我，不知该把我列在什么等级。杜樊川谈论文，认为意旨是主，气势是辅，辞采是护卫。但意旨各有不同，必须以义理加以裁定，才不会产生弊病。方正学先生说：文章以义理为根本，依着意旨运行，并由气势引导。气势要使它昌盛，不能昌盛就会破碎断裂，不能成章；意旨要使它贯通，不能贯通就会乖离错杂，繁多而扰乱义理；还要使文章没有瑕疵，有瑕疵，气势就滞涩，文辞就惭惧，即使工巧，对世道也没有益处。这几句话足以说尽文章的变化，我私下有志于此，只是力量还没有达到。古人说：“先秦文章没有段落，两汉文章没有排偶。”这实在不对。所谓段落，是文章的次序；文章没有次序，首尾就会混乱，不能形成章法。偶句，是文章铺陈排比、连接文辞的地方。经过铺陈排比和连接，气势便在其中运行。但只须看文章气势的需要而定。若文章气势需要顿挫，却用单个词语、单句来承接，便会瘠薄无力。八大家的文集中，确实没有骈俪成分很重的句子；但我学习八大家，只是取法他们的法度罢了。文章到了今天，难道可以完全废弃修辞，写成枯木寒鸦般的样子吗？义理以六经为根本，法度以八大家为宗旨，秦汉六朝诸史的精华又都供我们熔铸，这不正是成为文章家的宏伟景观吗？昌黎谈论文说：“曲折舒缓是美，卓异突出是杰。”如今人们多不理解这两句话。所谓卓荦，就是《文赋》所说的“立下一句片言而处在要害之处，便是一篇文章的警策”；所谓纡余，就是子美所说的“细微之处都没有遗憾，文章波澜独自达到老成”。文章缺少波澜，便逼仄狭窄，没有余地。从前我的朋友向人讲作文的方法说：“叙事之外还有叙事，议论之外还有议论。”人们知道把议论、叙事当作文章，却不知道叙事中还可以再有叙事，议论中还可以再有议论。这正是纡余和波澜的意思。说文章一定要学习秦汉、诗歌一定要学习汉魏，就如同治理国家一定要恢复井田、封建一样。并不是秦汉文章不能学习，而是学习秦汉文章的人最终必定归向八大家。崆峒、圭峰，都是学习秦汉文章的人，但他们最终达到的境界怎样呢？王济之、弇州、于鳞，也都是学习秦汉文章的人，但他们最终达到的境界又怎样呢？王道思、归熙甫，这些人可以说掌握了秦汉文章的大要。近来海内众人都推重芝麓，芝麓的文章长于论史，熔炼古今，气势昌盛，文辞丰富；可惜他的文章流通太过，学习太杂，交游太滥，应酬太繁。芝麓也曾向我皱眉说过这些情况。然而真正深知古文的人，没有像芝麓这样深的。俗语说：“朋友就是助长优点、挽救过失的人。”我闭门不随意交友，但朋友中肯切规劝我缺点的人实在很少。记得我居先母丧时，误打了一个强悍的仆人，董子诵写了一封长信规劝我，直到今天我仍感激他的用意。我所见的前辈还多有这种风气，因此写下来记载。张太史天如居丧时，曾到我县中沈文学某家拜访。当时沈太学君张蓄养的歌妓非常美丽，某人备办酒席在宅中，邀请天如前去观看。叶虞部仲韶是君张的姐夫，当时恰好也在座，忽然举手说：“小舅子想让家妓出来陪酒，只是先生正在读礼服丧，所以不敢这样做。”天如局促不安了很久，最终没有吃完宴席便离去。天如又曾去吊唁孙孟朴的丧事，船经过莺脰湖，杨解元维斗也到了，看到席上有盛湖妓女，维斗说：“带着妓女来吊丧，合乎礼吗？”天如立即挥手让她离开。唉！叶、杨二公的交友之道可以说真挚了，而太史能够接受直言，今天哪里还找得到呢？

译我一生的著述，以经学居多。因为认为朱子批评《小序》太过分，便汇集各家的学说，疏通《小序》的义理，撰成《毛诗古义》【缺卷数】。因为蔡氏解释《尚书》不够精确，撰写《尚书埤传》十五卷，又补写二卷。因为胡氏解释《春秋》多有偏见和穿凿之说，便汇合唐宋以来各位儒者的解释，撰成《春秋集说》二十二卷。又认为杜氏注《左传》还不完备，便汇合俗儒的说法，又用林注加以参校，撰成《读左日钞》十二卷，又补写二卷。《易》的义理到宋儒那里才开始明白，但《左传》《国语》所记载的占卜方法，都是讲象的。《本义》已经精密，却有很多不完备之处，于是以注疏、程传为主，兼通象学，广泛征引各家，命名为《周易广义》。不久患脾病，书便没有完成，只写成《广义略》四卷。又因为《礼记》的注释从来没有完善的本子，徐鲁庵的集注稍好一些，陈汇泽的集说可惜删去了遗留下来的注疏，终究不是古学。并且其中考订多有疏漏，想采用黄东发《日钞》的体例，再取卫湜集解等书以及《大全》的各种说法，广泛编纂，非几年不能完成；但群书尚未备齐，加上双目昏花，不能手持简册，只好留待后来的贤者了。《杜工部集辑注》和《李义山诗集笺注》在海内盛行已经很久了，但我不想靠这些著作来显露自己。变革之时，我只有每天亲手抄录杜诗，每当读到兴感灵武回銮之类的诗篇，便为它作笺释，终于写完了一部。又看到一位越地朋友选录当时贤者的诗作，专选浮薄艳丽的诗体，便另编一册，借西昆体来晓示和匡正它；却不知道的人疑惑议论纷纷，我一概不加辨解，只把它当作太虚空中的鸿雁爪痕罢了。方正学先生说：“古人的文章，大多借丰功伟德来流传；如今果真有这样的人，我即使想记述，也无从下笔，所以小集中祝寿的文章和碑铭墓志多不保存，并不是没有写，而是写了却不能借此流传，所以不保存。”陆鲁望的文集中文章很少，他自己说：“见到美好的泉石就记下来，遇到忠孝志义的事情就铭刻下来。”从陆鲁望的情况看来，我保存的文章难道还不算多吗？吕东莱先生说：“解释经书有穿凿附会的弊病，也有铺衍过多的弊病。辨别其中的穿凿，删去其中的曼衍，经义就很少有不明白的了。”王伯厚先生说：“经书就像靶子，一个人射它不如许多人射它，必定会有一箭射中；善于疏通古义，广泛采纳今人的解释，经义就又很少有不明白的了。” 我的经学著述中，《诗经》和《春秋》尤其费尽苦心，因为卷帙繁重，无法刊刻，如今海内只有顾亭林、汪钝翁乐于阅读我的书，只怕后世未必还能有桓君山那样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