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庵小集卷十

译与李太史论杜注书 《杜注》刻印完成，适逢先生赐给它一篇大序。把它看得像美玉珍珠一样贵重，说子美不是懂得大道的人，这话似乎对不起子美；但子美自己已经这样说过了。文章不过是一种小技，在大道面前并不尊贵，这句话正可以和子美在千年之上相视而会心。汉、魏以后，诗文有注释，起源于《文选》。《文选》以外，注释杜诗的人最多，也最杂。大概《文选》的注释由张载、颜延之、沈约、薛综、徐爰、刘渊林等人开始，又得到李善广泛搜集编纂，子邕再从义理方面加以增补，所以能够流传到今天。杜诗的注释则错杂出现，没有人替它剪裁整齐，所以有识之士不能不深感遗憾。近人多知道旧注不对，新注纷纷出现，都认为其中有子美的真实面目。然而喜好奇异的失去真实，繁多称引的反而缺少要旨。比如“聊飞燕将书”，说的是西京刚刚收复，史思明率河北各州来投降，所以用聊城射书的典故。如今却引安禄山投降哥舒翰，让他写信招降诸将，诸将又写信责骂他，这与收复京城有什么关系？“豆子雨已熟”本出佛经，比喻春月下播豆子，得到暖气，颜色很快便从土中冒出。伪托的苏注把“豆子”解释成眼睛，已经很可笑了。如今却又说赞公来到秦州时，已经看见豆子成熟。杨枝既然用佛经，豆子也一定用佛经。如果说“已经看见豆子成熟”，那就是陆士衡所讥刺的“瓶子屡屡空”的人，子美一定不会这样。 “旷原延防”中的“旷原”出自《穆天子传》，如今妄自增加说原在昆仑山东北脚，这又出自什么典籍呢？“何人为觅郑瓜州”中的瓜州见于张礼《游城南记》，如今却说郑审在大历年间任袁州刺史；郑审任袁州刺史，怎么知道不在子美去世以后呢？地理、山川、古迹，必须考察其源流，并查阅《旧唐书》《新唐书》《元和郡县志》；不得已才引用《寰宇记》《长安志》以及近代书籍。“春风回首仲宣楼”应当根据盛弘之《荆州记》，这很清楚；如今却引用《方舆胜览》中高季兴的事情。高季兴是五代人，他的仲宣楼，难道就是当阳县中仲宣作赋的那座城楼吗？“白马江寒树影稀”中的白马江，地志记载在蜀州，就是今天崇庆州的白马江。当时子美在蜀州送别韩十四，所以这样说。如今却引《寰宇记》中王僧达在荆州杀白马祭江的事情，难道不是荒谬吗？“春城回北斗，郢树发南枝”中的“回北斗”，说的是北斗斗柄指向东方，于是天下都进入春天，并不是指长安城形状像北斗。“郢”字，《史记》说楚考王迁都寿春，命名为郢；寿春在唐代属钟离。离郡就是今天的凤阳。当时韦氏的妹妹随任官亲属居住在钟离，所以说“郢树”，并不是指江陵的郢都。这两句承接上面郎伯的一联，彼此分开来说，正是作诗的方法；“回北斗”“发南枝”也都贴切。元日一诗如今却引柳宗元诗“长在荆门郢树间”，怎么能讲得通呢？注释子美的诗，必须引用子美以前的书；类书则一定要像《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太平御览》《玉海》等，才可以引用。如今“师子花卧竹根”等句都引用《天中记》，《天中记》不过是近代人编撰的书。何况两条注释都错了。“炙手可热”一语，《两京新记》可以引用，《万回传》可以引用，崔颢的诗也可以引用；如今却引用《唐语林》所谓“开成、会昌年中的话”，难道开成、会昌是在子美以前吗？“人生五马贵”中的五马虽没有明确证据，但古乐府“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可以证明太守乘五马，汉代已经如此。如今却引用宋人的《五色线集》中北齐柳元伯的故事，这和流俗类书收录王羲之任永嘉太守时庭院排列五匹马，有什么不同？以上只是略举大概。其他如“黄河十月冰”“三车肯载书”“危沙折花当”等解释，也都穿凿附会，没有可取之处。虽然这些说法假托巨公的名义来流行，然而涂鸦续貂，贻误后来的学习者，这一点不能不加以纠正。李善注《文选》，只考察某件事出自某书；至于其中的意义所在、上下贯通联系之处，则留待善于寻求解释的人自己领会。这正是只引导而不完全说破的做法。黄山谷也说：“想在欣然领会诗意的地方，略微注释几句话，最终却因为被世俗事务淹没，没有时间这样做。”如今的人逐字逐句都加以解释，已经不是通达之人所应当做的了。何况又连篇累牍，没完没了，有人专门注释《秋兴八首》，甚至扩展成一大卷书，这和古人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竟写出数万多字，有什么不同？即使把剡溪的藤全部用尽来造纸，写它难道能写完吗？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纠正。子美固然不是懂得大道的人，但大道没有比君臣、父子之伦更重要的了。《三百篇》能够列为经书，也在于近则侍奉父亲，远则侍奉君主。子美的诗，忧虑君父流离迁徙，愤恨叛乱盗贼接连不断，深沉悲苦，情态万千，使后人手捧诗卷徘徊不忍放下，那么即使说他是懂得大道的人，也可以了。因为读他诗的人有错误的理解，所以我便依据一定的准绳追究根源、批评弊病，刊正其中的错误，明确说明所以然，使世上的学习者因此能够进一步探求《三百篇》的大旨；这也未必不是懂得大道的君子所乐意赞许的。先生认为怎么样？

译与杨令若论《大学》补传书 《大学》古本和《中庸》都出自《小戴礼》，原来并不分经、传。如今通行本在经文末一节之后，紧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两句，接着是“所谓诚其意者”一章。程明道改本也没有分经、传，在如今经文开头三节之后接“康诰曰”一章，接着是“汤之盘铭”一章、“邦畿千里”三节，然后接“古之欲明明德”四节，才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两句和“所谓诚其意者”一章。伊川开始分经、传，又重新确定次序，成为今天的通行本，文理灿然贯通，于是明道本便废弃了。朱子又因为格物致知传文缺失而替它补写，他所作的章句、或问，流传至今，家家传诵，实在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了。后来名儒如董氏【槐】、叶氏【梦鼎】、王氏【柏】都说传文从来没有缺失，只是简册编次错乱，考订者没有详细校正其顺序罢了，于是想把经文“知止”以下两节移到“子曰听讼”一节之前，作为传文第四章。解释致知格物，车氏【清臣】曾写文章辨析，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到了蔡氏【清】，又想把“物有本末”一节移到前面，接着是“知止”一节，再接“听讼”一节，最后以“此谓知之至也”作结。我们邑中的徐氏【师曽】说，蔡氏的说法最接近道理，即使朱子复生，也未必不改动原本。而依我看，蔡氏固然有道理，却不如前一种说法更为恰当。因为“明新”的“止至善”三章已经解释过了。达到至善的功夫，如果没有“知”，便无从入手，所以用“知止有定”承接。学习者急于求知，常有越级而行、次序颠倒的弊病，所以用“物有本末”承接。这两条都是解释致知格物的。致知，就是达到“知止”的知；格物，就是考察“物有本末”的物。无讼是使民更新的事情，而它的根本只在于明德；懂得这一点，便知道没有什么知识不能达到，所以又引用孔子的话来申说。如果这样解释，本章中既没有多余的文字，也没有缺失的文字，那么朱子补写传文，确实成了多余的话。若按如今通行本分经、传，把第四章作为解释本末，那么“本末”与“始终”本来是相对举说的；既解释了本末，为什么唯独不解释始终呢？您说，经文第一节列出三条纲领，第二节申说“止至善”，第三节作一总结，第四、第五节列出八条目，申说先后次序，第六、第七节又作一总结；如果把“知止”移入传文，恐怕经文就不完整了。我认为，古人的文章何必一定拘泥于前后承接、照应？那只是后人讲书时才这样做。现在把“古之欲明明德”一节直接接在第一节之后。这样列举明德、新民的条目，而所应止于至善的内容已经包含其中，最后归结到修身，这种文章义理难道不也灿然贯通吗？至于致知格物的解释，注疏迂曲错误，不必再说。诸儒有的把“格”训为端正，有的把它训为“扞格”的格；把“物”解释为物欲之物或外物之物，这些都属于片面见解。我认为，六经所说的“物”并不相同：有时相对人而言说物，有时相对自己而言说物，有时就事情而言说物；格物的“物”则兼有内外，包摄精粗。正如鲁哀公所问的那样，成就自身不过在于万物：父子也是一种物，不慈爱、不孝顺就不能成为父子；耳目也是一种物，不聪明就不能成为耳目。无形的物，必定要借助有形的物来落实，所以说“不诚无物”。即使现在只就经文来说，天下、国家都是物，身、心、意也都是物。意怎样才能诚？心怎样才能正？身怎样才能修？家、国、天下怎样才能达到齐、治、平？这就是格物。格物的根本，是应当在身、心、意上求明德的事情；如果没有探究到至善，就不算格物。格物的末端，是应当在天下、国家上求新民的事情；如果没有探究到至善，也不算格物。格物达到精微之处，那么万物都成为天理法则，没有微小之处不被照察，没有广大之处不被贯通。物已格而知已至，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朱子说穷究而达到事物之理，原本没有弊病。事物有内外、精粗之分，但理难道也有内外、精粗的界限吗？格物，就是考察事物为什么有内、为什么有外、为什么有精、为什么有粗；也就是考察事物之所以本来无内外、无精粗，这就够了。这层意义与《中庸》所说的尊德性、道问学互相表里。如果只对外在事物谈格物致知，就好比只对外在的问学谈德性，这是在替谈禅宗的人增添声势。您近来沉迷于西方的书，甚至引用大觉的话来解释格物致知。我认为，佛教与我们的儒学，终究相差毫厘而实际相隔千里，不应当把它们相比附而混合起来。把它们相比附、混合起来，正是古人所说的把瓶、盘、钗、钏熔成一种金，把酥、酪、醍醐搅成一种味。韩愈《原道》只是排斥佛教中最粗浅的一种说法，考亭解释《释氏论》，斥责佛教以心寻找心，恐怕也只是捕风捉影。只有荆川《中庸辑略序》能够切实指出二教的分别之处，希望您再仔细研究它的说法。【王鲁斋先生解释这一章说：既然立出了三条纲领，文势就应当接着列出条目。如今突然用“知止”一段承接，文脉反而舒缓了。因为“知”字是圣学的宗旨，致知是认识的开始，是学习的先导；知止是致知的效果，是学习的功夫。如果在这里随意揭破，不仅文字没有精神，教法也失去了先后次序，因此它是错简无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古本把它放在“止于至善”传文之后，如今却混在“止于至善”经文之后，错简就在这里，并不是没有原因。朱子曾说：“知止到能够得到，是说知至、意诚之间的事情。”《章句》说：“物格知至，就知道所当止的地方了。意诚以下，则是得到所当止之处的次序。”《或问》又说：“格物致知，是用来求知至善所在；从诚意到平天下，是用来求得至善并止于其中。”这本来已经明确把“知止”一章分作致知传了，只是还没有迁移改动。鲁斋这一说法，世人多未见到，现在一并录出。】

译再答沈留矦论修志书 本邑的志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没有修订了。《鲈乡事迹》记载颇为完备，但笔法稍欠史书体裁；《鲁庵水利》记述特别详细，但典故还有很多未经考证。好古的君子曾想起而订正编定它。何况一百年以来，人物的奇伟，文章的宏富，水利、赋役的变更，已经大大不同于两位先生旧日所记。如果不趁现在搜集前人的传闻、探寻散佚的事迹，后来必定会散失磨灭而无法再查考。郡县有志，始于《周官》的小史，其来已久。史局开纂，大事依据实录，小事依据家乘；杂编虽有实录分修，却由主事者裁定，并不都是良史；杂编材料来自各处采集，有时会误传传闻。家乘大略还可以相信，但碑志多半是夸饰墓主的言辞，子孙又多有过分赞美的话。只有郡县两志修撰得人，见闻才真实，搜罗才完备；一方的文献便是国史的基础，这件事难道不重要吗？何况自从丧乱以来，旧日世家的谱系日渐消亡，人事迁徙也渐渐变得模糊。趁现在大力考求，使三百年的典故灿然明备，以辅助将来良史取材裁定，难道不是我们同道诸君子的责任吗？如今郡县有关官员都在商议此事，征召的文书已经下达，我这个才力浅薄的人也只得竭尽力量，不能逃避命令。然而以我的过度考虑，私下忧惧不敢直接承担，原因有三：一是田赋难以核实，二是水利难以详尽，三是人物难以评定。我们邑的粮赋额数在全国首屈一指，大奸巨猾像丛生的蠹虫一样聚集其中，虚报冒领、挪移赋额，变化诡秘如鬼神。兵火以后，户籍名目更加繁多，有的暗中扰乱旧规，有的把原有籍册全部删去。从前鲁庵先生以名列缙绅之人主持这项事务，摊派荒田的实际数额，最终尚且无法向负责总计的人追究，何况在今天呢？尤其严重的是，官吏相互交易，上下彼此防范，查验派征轻重完全没有准则，防范和计算中的增减也常常变更。私人家族诡借田产的手段越来越巧，赋额重复增加也没有停止，如果草率地登记在册，后代将从中看到什么呢？我说田赋难以核实，原因就在这里。我们邑处在江湖水道的防护地带，谈水利的人没有谁比史处士明古、沈宪副江村更详尽。世事变迁之后，旧有水道完全不同了。二都南面、三都西面的水，过去流入太湖，如今大多流出太湖。太湖过去从长桥经过吴淞江入海，如今长桥到厐山湖之间淤塞不通，于是曲折向南，大多从彻浦桥等处向东流入白蚬江。土坝的设置，大大阻碍水流通行；长满茭白芦苇的地方，又把水脉完全堵塞了。某处是上游，适宜疏浚；某处是下游，适宜泄水；如果不是泛舟考察水道的规制和源流，怎么能够全面了解？从前江村公修撰水利志，必定和白丞一同走遍四境，然后那部书和图才得以完成。如今洪水大浪出没，谁能承担水上住宿的劳苦？乘小船往来，谁来供给携带粮食的费用？如果专门交给区总办理，疏漏错误一定很多。我说水利难以详尽，原因就在这里。我们邑名贤辈出，文才飞驰；他们的品行事实必须核实，乡里的评价和功绩也必须考察其仕宦经历。其中难道没有一点瑕疵而损害美玉的价值、鱼目混入珍珠光彩的人吗？如果稍徇情面，就会招致编成污秽史书的讥评；如果不徇私情地删削取舍，又怕留下类似枋头之战那样的遗憾。加上我们这些人的身份、地位轻微，容易被人构陷，众多疑虑和毁谤聚集起来，又有谁来为我们证明？从前嘉靖年间修《姑苏志》，祝希哲分任人物、文学等传，那时已经不免有烦琐争议，幸亏王文恪公主持防范，所以郡志最终得以完成。如今谁能成为王文恪那样的人呢？我说人物难以评定，原因就在这里。从前修志，必定住在馆舍，供给粮饷，配给胥役；征集文章、考查典籍，动辄耽搁经年累月。执笔撰文，势必难以催促。万一各人心意不同，从旁牵制阻挠，中途受阻，完成志书便遥遥无期。只怕一开口议论，就一定会被责备为接受俸禄却懒惰误事，耗费钱财而没有功效。先前支用公款，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清算，因此所获罪责又不只是上述三项困难而已。以我浅陋的见解，如果想搜集旧闻、探寻散佚的事迹，不如私下编纂而不归属于官府；这样既可以为掌故工作作准备，也可以成为名山流传的收藏。将来如果有像《鲈乡》《鲁庵》二公那样的大手笔著作者出现，就把这些材料提供给他们以辅助采录，这也是一件不朽的盛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您多次详细垂询，所以我才敢把这些愚见全部告诉您。某再拜。【龚介睂说：这封信极像刘子玄论史事的书信。】寄给王玠右的信 文场上擂起战鼓，我早已仰慕云间的大雅之才；扶轮相推，海上众人都推尊卧子。前有金声，尊兄随后发出玉振，确实可称得上笔力精纯、墨法神妙，成为英才中的领袖了。二十年来，风流人物相继凋零。陆机入洛，并没有忘记吴国的牙门将；阮籍忧虑时局，也曾到都亭进呈奏记。庾子山开府以后，思乡的眼泪已经流尽；卢藏用随驾之后，终究辞归少室山。听说尊兄的兄弟中，嘉尚一人独自还在，孤身漂泊于辽海；只剩下我像陶渊明戴黑帽住柴桑，在九日时节，连白衣送酒的人也没有。况且您清正而不挑剔外物，隐居而不求名声，敦厚践履、深沉自守，甘愿混迹于牧猪之人中。您的道德风范冲淡朴素，难道还希望凭挂瓢这样的清高来超过别人吗？范蔚宗评论逸民，确实没有比您更高的了；袁太尉为真正隐士作传，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近来徐子崧芝从您的乡里来，详细陈述您的清高品行，卓然难以企及。我这个卑微的人，竟特别承蒙您垂询。我的居处不像柳树那样可以遥相共赏山阳之锻，也不同于漆园，却有幸在蝴蝶梦中与您相通。敬仰之情既已达到，欣喜更加深厚。只是听说尊兄先前因为文字而有所戒惧，于是停止编纂著述。我揣度自己的心意，私下实在不能理解。隐没而无所作为，难道是有志之士所甘愿的吗？把才华韬晦起来不让它流传，也未免是过分的忧虑。古代那些像灵芝一样耕作、卧云而居的人，没有不把六经当作琴瑟，把诸子百家当作美味佳肴的。河汾一带的学说，讲论撰述没有比牛溪更盛的；甫里的丛书，发掘辨析尤其精细，堪比麟笔。醉乡学士的学问，东皋的论著更加精工；野叟司空的文章，光启的篇章也很多。如果一定要销毁沉埋才华、铲除遗落的文章，那么后世凭什么来称述他们呢？这样一来，您这一生就真的只能和樵夫牧童为伍了，难道还以把才华蕴藏在山丘中、在尘世之外保持高尚胸怀为可贵吗？我懒散得像稽生，渴望学问如同园令。年轻时像烛之武那样的才智，早已不如别人；老去以后又像师丹一样昏昧多忘。我的眼睛游览经籍之苑，只能姑且附会于纬书；亲手撰写文章，哪里敢妄自夸耀梦鸟的才华？玄疑尚且崇尚洁白，只是还没有遇到侯芭。我的毛病在于喜欢讥评弹劾，曾听说曹子建在遥远水浦盼望停云，我如今搔首又能怎样？仰望郢人来替我斧削，自己的粗浅文章却无从施展。桃花汛水暖时，期待和您同游泖上；兰径清风吹拂时，想要请您乘机山之车来游。愿意披上马季长的绛帐，与您谈论经过郑次卿的蚁陂；也希望共同折取菱角。

译寄给徐太史健庵论经学的信 六经之学，兴盛于汉，推衍于唐，在宋代大为彰明，到今天却衰落了。它兴盛，是因为不专守一种说法；它衰落，是因为固守一种说法。为什么呢？学问因信而成，信从辨析产生，辨析从怀疑产生，怀疑又产生于不拘泥一种说法。汉初，《易》有田、丁、京、费诸家；《诗》有申、辕、韩、毛诸家；《书》有伏生、夏侯、欧阳诸家；《礼》则有后苍、戴庆诸家；《春秋》则有左公、谷梁三家。各自建立专门学派，依次传授，相互辨难、攻击排斥，不遗余力，由此便产生了是非之论。李唐以后，纬书失传，各家的学说也多已亡佚残缺，讲解经书的人便渐渐趋向一说。到了宋代，各位大儒出现，把义理分析到毫厘，把意义探究到极细微之处，圣贤隐微的文辞、深奥的旨意，才开始像中天日月一样明亮，再没有昏暗不明的地方。注疏虽颁行于学官，大家却都把它看作零碎的玉屑，古义几乎熄灭了。到了今天，沿袭已久，影响越来越深，人们都惘然无所适从，如同盲人行走，摸索着寻找道路。即使是闗、闽、濂、洛诸先生留下的书，也没有人知道省察阅览，更何况汉、唐以来诸儒的学说呢？大概自从帖义混淆以后，经学荒废，盲人互相以盲导盲，直到老死仍然茫然；既然连怀疑都没有，又哪里谈得上真正的信呢？这就是固守一种说法造成的阻碍。宋儒阐释义理，确实得到了不传之学；但若是笺解名物、训诂事类，就一定要以接近古代的说法为能得到真义。如今专门奉四位大儒为祖先，却把孔、毛、马、郑十多位先生全都抬出祠堂废弃，难怪世上精通经学并能用于实践的人如此少了。即使说这是受功令约束，科举考试和古学也不妨分成两条道路。所以古人治经，忧虑在于异说太多；今人治经，忧虑却在于只守一说。我年龄幼稚，见识浅陋，所知很少，私下曾翻阅各种书籍：读《左传》《易卦》诸系辞，都取法于卦象；李伯纪说：“不含取卦象来求《易》，就像舍弃日月星辰去观察天空。”我才知道《易》不能只从义理来讲。读颍滨、东莱的《诗传》和马端临论《小序》的文章，才知道《诗序》不能全部删去。读东坡给黄文叔、邹晋昭的书信及其解释，才知道蔡传不能把《尚书》的义理全部说明。《春秋》则三传并立，不应全部废去而只尊奉胡氏、戴氏。《礼记》则应以《仪礼》为经，不应反而舍弃《仪礼》而取《礼记》的传。这个疑问积蓄了多年，后来读到欧阳永叔说：“先儒的论说，如果不是详细考察其始终，并把相抵牾之处拿来与圣人之言质证；即使确有悖谬、不得不改易，又何必喜欢制造异论来互相诋毁呢？”我于是感慨而起，说：“汉、唐诸儒距离古代还不远，他们被近世儒者排斥而弃置，难道全都是糟粕而没有一点精华吗？”又读到正学先生说：“经与传不是出自一家，那么其中的说法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全部穷尽的。世人偏袒自己所听闻的说法而不顾义理是非，这都不是朱子的本意。”我又感慨而起，说：“先儒关于是非的论断，到朱子才大致确定；但朱子难道也认为自己判定的是非必定不需要后人再审察选择吗？义理蕴含在经书中，就像水蕴含在土地里。砌井把水引出来，有人用螺勺取，有人用瓶罍取，有人用瓮盎取，随着器物大小而有汲取深浅；等到取出饮用时，它们都是水，对于螺勺、瓶罍、瓮盎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解释经书，也不过是求得最正确的意义罢了。只要义理存在，即使是小土丘般的浅陋见解，也可以流传。山岳再高，如果其中没有义理，珍贵的珪玉也和燕地的石头一样。我因此搜罗古今经书的解释，融会自己的见解，辑成《毛诗通义》《尚书埤传》《禹贡长笺》《读左日钞》等书，先刊行《埤传》，这是因为只敢请教于高明的长者。大概《尚书》自古被称为朴实的学问，从事研究的人本来就少。钝翁先生见到此书，立即拿出自己的钱资助刊刻，替各位先生倡导，如今已经完成一半了。我是草野中的老儒，从来不敢给京城写信，只因为当今文章、道义方面的希望都集中在先生身上，又因为过去有幸忝列交游末座，所以才敢把所刻的书邮寄给您，呈请您过目。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希望赐下一篇序言，为它引导开路，也许刊刻的事情就能完成，使当世学者去掉沾沾自守一说的见解，渐渐深入汉、唐诸儒学说的精微之处，补益四大儒传注所未涉及的地方，或许也能成为经典研究中一点微小的帮助。希望先生裁定并教正。【陆翼王说：这是大儒论述经术的文章。】

译给友人的信 您屡次困顿于小试，爱护您的人一定会因此慰问；我听说后却很高兴。他们慰问您，大概会勉励您以落第之后再行应试为期；而像古人焚船渡河、激励士气巡视城池那样，正是我替您高兴的原因。我认为您长期被无用的帖括束缚，今后应当把它们全部举起来烧掉抛弃，更加专心致力于诗文的大业；这样以后，您的学问才可以成就声名、立身于世。凭您的才华，如果能够沉浸于六经，浸润沐浴在骚赋诗歌以及古文大家的学问中，大力发抒自己的文辞，对上可以和古人并驾齐驱，对下也可以在当代作者中昂首而立。为什么要和黄口小儿在微末、妄诞的梦呓之言上争论高下呢？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孟贲、乌获有绝大的力气，陆机能剖断犀牛猛兽，水中能杀鲸鲵；如果让他们到洞穴里搏击小老鼠，力量就发挥不出十分之一。您参加小试，也正如孟贲、乌获在洞中搏鼠，怎么能指望一定考取呢？况且风气趋向北阮，卜式得以进用，成林、士少季，羔鸿都门下趋之若鹜。您本来早就怀有超越世俗的志向，如今如果低头迎合，混迹于庸俗的潮流，随着文书次序逐步升进，更是绝对不可以。过去卢携为宰相，文章有始有终，韦岫断定他必定显贵。近来王文肃因为说陈仲醇的文章有山林气息，便命令他早早脱去襕衫幞头。如今您的文章即使得到韦岫的赏识，我仍然希望您留在山林中成为陈仲醇，不愿您出仕而成为卢相国。昨天又听说您将要游历燕京。京城是车辐汇聚之地，金、张等贵族聚居；如果不是上书金马门、到吏部参加选授，士人很少能在那里立足。您急急忙忙驾着跛马前往，将要做什么呢？如果是想在长安求取衣食，那么文通有半顷田地，士衡有三间房屋，您本来就不缺这些；如果是想去拜访齐相之门、等候平津侯府，只怕车马如流水，未必有机会校阅书籍；黄沙迷眼，也难以寻求讲学；白衣沾染尘土，白璧也会因求售而被轻视，这同样是绝对不可的。以上三件不可为之事，都是俗人所施加给您的爱护和勉励，而我却坚持这样说，实在是因为您见识高远、眼光卓越，应该追求古人所期望的自我进取之道，而那目标十分重大。千万不要顺从俗人的爱护和勉励，使我由高兴转为慰问。某再拜。给吴汉槎的信 算来尊兄迁徙到塞北，至今已经二十年了。关山遥远空旷，鱼雁音信断绝。每当花朵飘落、藻网结成的时节，月光照进萝帏的夜晚，想到尊兄远在龙沙，极目所见荒寒，蛇虫使人惊心，我没有一次不惨然魂摇、凄然落泪。古人如蔡中郎、崔亭伯，以及韩退之、苏子瞻诸公，无不经历贬谪流放、身处穷荒、九死一生，却由此享有盛名，成就伟大著作，流传不朽。读到尊兄的《秋笳集》，这正是一个证明。自从得到您即将南还的消息，我不觉魂飞色舞，早晚盼望与您握手相聚、留连畅谈；这种翘首企盼的诚意，一日就像一年。哪里料到从春天直到秋天，您还滞留在京城寓所呢？妻子纺线情意深长，倚门盼望也已经很久了。桂树开出金色花朵，把天香飞送到洗腆；鲈鱼切成玉色鱼脍，端上餐盘供人享用。这真是人间最大的欢乐幸福，尊兄难道能不深深眷恋吗？弟三十年来匆匆过去而一事无成，起初放纵于诗赋，后来勉力学习古文，后来因为老友顾宁人以探究本原的学问相勉励，才开始深思竭力研究注疏、诸经解以及先儒理学诸书，如今粗略有了成编，错误地受到有识者推许。但我的精神智慧已经衰退，两眼昏花，看不见明亮的烛光，自己知道时日已经不多，只能长久成为尊兄所怜悯的人了。如今借着小女婿按例进入成均的便利，先寄上拙集一部请您阅览。我非常知道尊兄应酬繁杂，没有时间看这些书；但我急切希望得到您一句华美的评语，来确定百年之后的品评，所以冒昧请求您。如果南还的计划还要拖延数月，只希望您在二更以后的闲暇中，直率地评论裁定。过去曹子桓说：“文章好坏，我自己知道。后世还有谁能评定我的文章呢？”陈伯玉却感叹：“前面看不见古人，后面看不见后来者。”想到这里便悲伤落泪。我的文章如果能够得到尊兄评定，也许可以免除没有遇到后来知音的遗憾。弟所刻印的书，算来有三四种；小女婿的行李不能多带，请您评定尚未刊刻的书，其中大多是经学著作。等尊兄到家时，我当在茅舍摆席，把它们全部拿出来接受您的衡量，像在白牛溪讲论数月一样。《愚庵小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愚庵小集》卷十一 吴江朱鹤龄撰 论

译周公居东论 古代的大臣，安定社稷，居朝中就总揽中枢机要，出朝外就安靖边疆，他本人便是国家安危所系。何况正当君主年幼、国家疑惧、人心骚动之时，更没有可以选择便利之处自行投奔、轻率决定去留的人。 《金縢》所说三叔散布流言、周公居东以及东征的说法，先儒已经加以驳斥。蔡仲默的传文只说周公居住在国都以东，却没有详说具体地点。周都在丰、镐，从陕地以东都可以称为东。如果不详说地点，周公就好像负罪狼狈出走，退居偏僻之地；这样不但三叔会怀疑他，国人也会怀疑他。只有郑康成说他避居东都，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周公出居，并不只是为了避开毁谤、远离嫌疑，也是想亲自处在要害之地，以便训练军队、筹划剪除叛乱。武王攻克商朝，把九鼎迁到洛邑，虽然还没有正式定都，却已经有营建洛邑的意图了。三涂山、岳山边鄙一带，地处中原，河山险固。周公出居时，属官、侍卫一定仍旧随从左右，移镇在那里，暗中显示天下重镇的威势，使作乱的人彼此顾忌而不敢突然发动；这不是像后世大臣因畏惧而辞职、引咎戴角巾回府那样。何况武庚和三叔联合起事，渡过黄河向南，直达巩、洛一带。巩、洛一旦发生变乱，华山、桃林以东的反叛者就会四处而起，周朝的事情还能够挽救吗？所以周公居住在东都，是为了控制险要之地，安定人心，暗中镇抚王室的深谋远虑。响应武庚的徐、奄、淮夷都在东方，而巩、洛以南安然无恐，实在是周公在那里控制扼守的缘故。因此两年之久，武庚虽然声势很盛，却始终没有向西发出一箭。我知道武庚一旦出兵，周公一定已经有所准备。假如东都没有周公，形势也会危急。可是当时朝廷内部有幼主疑惧，外部有四国煽动叛乱，短短两年之间，周公能够从容坐镇，也依靠二公担任师保，在朝廷内部同心协调防卫。后世的权臣哪里敢轻易离开君主身边？一旦出走，灾祸很快就会降临。这也是研究周公的人应当知道的。近世茅坤却说居东就是返回鲁国居住，如同汉代大臣被罢免后回到封国一样，却不知道徐、奄与鲁国接壤；周公即使回鲁，徐、奄仍旧谋反，恐怕不合事理。况且鲁国距离丰、镐很远，怎么能够维系天下人的人心呢？

译扬雄论 西京儒者自董江都、刘中垒以下，必定推尊扬子云。子云的著述，桓君山称说它超过诸子；《抱朴子》把他比作仲尼；韩退之把他与孟子、荀子并列；司马君实甚至作《潜虚》来仿拟《太玄》。只有苏子瞻讥讽他喜欢故意写得艰深，用来文饰浅易的内容。自从朱子《纲目》特意写下“莽大夫扬雄死”之后，对子云的评论便定型了。我曾考察他的生平，大致有三次变化：成帝时，作《甘泉赋》《羽猎赋》，只是词章之士；到了哀帝、平帝年间，甘愿放任失意，撰写《太玄》，便成了经术之儒；等到厚着脸皮侍奉王莽，浮沉于天禄阁，又成为和甄丰、王舜同类的人了。学者有人沉迷于他的文辞而替他的叛逆节操辩护，说：“子云的年岁与王莽对不上，投阁而死恐怕是谷永的事，因为谷永也字子云。”有人又根据李善《甘泉赋》注引《汉书》的话说：“王音推荐扬雄待诏，一年多后任郎中、给事黄门，最后死去。”桓谭《新论》说：“扬雄作成《甘泉赋》时，梦见肠子流出来，收回放进去，第二天就死了。”桓谭亲自受教于扬雄，他记载的必定是真实的。有人又引用孙明复的话说：“《太玄》阐明阴阳、推演历数，大概是痛恨王莽而作的。”《美新》不说超过汉朝而说超过秦朝，《法言》不说“继汉”而说“安汉”，其中隐微的意思可以看出。依我考核，这些都是盲人之说。《七略》引用扬雄家谱说：“扬雄生于甘露元年，死于天凤五年，葬在安陵坂上。侯芭背土筑坟，称为玄冢。”考察天凤五年，是王莽篡汉后的第九年；从宣帝甘露元年戊辰到王莽天凤五年戊寅，正好七十一年，与《汉书》本传相合，怎么能说两人的年岁对不上？谷永任大司农，一年多后就死了，还没有见到王莽改朝换代，怎么能把投阁自杀的事加在他身上？扬雄在哀帝时任黄门侍郎，他的《剧秦》《美新》称“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汉书》也说“久次转为大夫”，怎么能说他终老于黄门侍郎呢？《西京杂记》说：“扬雄著《太玄》，梦见吐出凤凰，落在《太玄》之上，不一会儿就消失了。”这和吐肠收回的说法一样，都是好事者编造的，哪里值得凭据？紫色蛙声扰乱天纪，正发生在始建国到天凤年间，这是什么样的时代啊？然而他却安然站在王莽的朝廷中，今天歌颂阿衡，明天进献符命，说他痛恨王莽、讥刺王莽，谁会相信呢？与其痛恨、讥刺王莽，为什么不悠游于玄亭，恢复原来的服饰，远远离开他，不是更好吗？那么扬雄为什么会作出这样荒谬的事情呢？我说：扬雄是虚伪的儒者，他所说的“清静寂寞”，都是为了借此成名，并不是真正从内心有所体会。扬雄任郎中，本来是大司马王音所推荐，他向五侯之门求取恩泽，大概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给事黄门侍郎按照汉制掌管侍从左右、沟通内外，出入玉堂金马，并不是闲散的官职，哪里谈得上清静寂寞？扬雄虽然三代没有升迁官职，但哀帝、平帝在位时间短，不过十年；当时他和谷永、刘歆等人接连出入金华殿、窥伺紫禁，谁知道他是不是把清静当作获得荣耀的阶梯，把寂寞当作求取声誉的诱饵？一旦国运暗中转移、符瑞大量出现，扬雄便飞翔于显贵的官位，与四辅、五威将军等人相抗衡，以为清静寂寞的功效本来就这样。否则，扬雄好学深思，难道不明白治乱的规律、君臣的名分以及出仕退处进退的适宜吗？为什么起初居处在贤臣王莽之间，却一言不发；后来跟随舜秀之后，又安然不知道羞耻呢？所以我说，扬雄是虚伪的儒者，善于巧妙地沽名钓誉，而不是真正从内心有所体会。我曾评论西汉文帝、景帝时，以黄老之术达到治理；后来却因为周公、孔子而亡国，这并不是黄老之术导致治理、周公孔子导致混乱，而是真与伪的区别。王莽是假借周公的人，营建明堂、恢复井田、收藏《金縢》、撰作《大诰》，没有一件事不托名于周公；当时人也把他当作周公来相信，但其实他是汉朝最大的奸贼。扬雄是假借孔子的人，称述典谟，铺陈雅颂，以《太玄》仿拟《易》，以《法言》仿拟《论语》，没有一件事不效法孔子；后世仍把他和孔子相比而有所疑惑，但其实他不过是辅佐王莽篡位的元勋大臣罢了。假使他死在王莽居摄之前，后人哪里能看出他的虚伪，又怎会把他的书与吴、楚僭越称王相比，并且加上诛杀乱臣贼子的罪名呢？所以君子宁可珍视寸大的美玉和苍色璧玉，也不喜爱寻、尺长的似玉石头；宁可收取才华出众而背负世俗讥议的人，也不取那些牵强附会地修饰古义、明明白白以此标榜清高的人，因为实在是对此畏惧，也实在以此为耻。【钱础日说：只要把考亭《纲目》作为底本，就可以把扬子云剥剔得一干二净，直使他无处躲闪。】

译关于周公、孔子的一段尤其是精妙的评论，令人解颐。陶潜论 讨论隐逸之人，在太平时代并不难，在改朝换姓的时代却很难。《蛊》卦上九说：“不事奉王侯，使自己的事业保持高尚。”古代君子没有不秉持道义、救济时世的，羡慕鸿雁高飞的仪态，而鄙视虫子屈伏的姿态。不事奉王侯，难道是他们所乐意的吗？只是时势不允许有所作为，道义又不容许苟且屈服，不得已而长久退隐山林，他的行迹已经接近亢极了。所以《蛊》卦上九的象辞说：“使自己的事业高尚，志向可以作为法则。”志向藏在内心，必定有捶胸填膺、忍耐而不能自我申明的地方；正因为风骨节操得以保存，所以说可以作为法则。但具体行事却是权变，并非正道；既然不是正道，即使高尚也不能作为训法。况且我看改朝换姓的时代，其君主大多猜忌残忍、逞强自雄，而在旁边辅佐他的又多是甄丰、华歆一类的人。在这种时候孤零零地表明自己的高尚，正好深深触犯他们的忌讳。我若表现得修洁，他们就以修洁治罪；我若表现得委曲周旋，他们就以委曲周旋治罪。韦思祖对赫连勃勃，司空图对朱全忠，都不敢公然与时势相违，然而大者被诛灭，小者也困顿受辱。难道不是高尚就接近亢极，亢极就会产生悔恨，刚强阳盛处在上位，并不是匹夫之士所适宜拥有的吗？唉！明白《蛊》卦所处时代的意义，然后才可以谈论隐逸。沈约《陶潜传》说：“陶潜自认为曾祖父是晋代宰辅，以后耻于再向后来的朝代屈身。义熙以前，文章题写晋氏年号；永初以来，只说甲子而已。”后世因此沿袭这种说法。宋人有人辨析说并不是这样，认为陶渊明诗题中写甲子的，始于庚子，终于丙辰，都作于晋安帝时期。到宋高祖庚申年接受禅让，总共已有二十年，怎么会在二十年以前就因为以事奉两个姓氏为耻而不写年号呢？谢叠山说：“晋隆安四年庚子，刘牢之派刘裕讨伐孙恩；元兴二年，刘裕平定桓玄，改年号为义熙。渊明所作《归去来词》，实际上是义熙元年。义熙十四年，刘裕任相国，恭帝即位，改年号为元熙。元熙二年庚申，禅让给宋。恭帝说：‘桓玄之时，晋氏已经灭亡，天下重新被刘公延续，将近二十年。今天的事情，本来就是我心甘情愿的。’那么刘氏篡位的基础，实际上始于隆安、元兴年间。渊明自庚子以后就题写甲子，大概是预先知道事情最终必然发展到这一步。”谢叠山的论断固然考核精密，但我看渊明的用意，还有比这更深的一层。刘裕的猜忌，傅亮、谢晦等人的卖国，并不难把司马家的天子看作砧板上的肉；他们难道会容许晋室遗臣傲然不删改新朝帝号，悠游自在地以羲皇上人自居而终老吗？何况渊明的祖父陶烈、父亲陶明的清名，又是那些人深深厌恶、想方设法寻找其短处来构陷的对象吗？所以他诗中只写甲子，是为了保存自己以事奉两个姓氏为耻的心情；而把写甲子提前到二十年以前开始，又是为了抹去自己不写年号的痕迹。王弘的显要道路可以走，颜延年的酒钱可以接受。任天下人把我看作衰病无用，放弃我旷达的名声，容许我绝不以修养高尚来钓取名誉，怀疑我吧；这样以后，才可以逍遥自在、从容终老，在东篱、北窗之间保全此生。否则，如果真像沈约所说，他能够不落入宋氏罗网的机会就很少了。渊明以前有孙登，也是隐居在魏晋之间的人。他规劝嵇康说：“火生出来就有光，但不使用它的光，得到薪柴就能保全它的光耀；人生来就有才华，但不使用自己的才华，懂得真实的道理才能保全自己的才华。”陶渊明成为古今隐逸诗人的宗主，大概也是因为他胜在有这种识见。

译唐肃宗论 《春秋》的书法规定，国君即位若不合乎正统，就不予记载。后世统绪不明，儒者本应援引经典作出判断；然而事情发展到了不得不如此的地步，也应当有变通的论说，在两者之间权衡。唐肃宗在灵武即位，范祖禹以叛父之罪责备他。我曾详细考察事实，肃宗并不是背叛父亲，事情的形势大概确实使他不得不这样做。凭什么可以说明这一点？西京陷落，天子向西逃奔，中原旧地大多已不属于唐朝；这时讨伐叛贼的责任全在太子身上，中兴国家的希望也都寄托在太子身上。百姓父老竭力挽留，群臣又坚决劝进，肃宗即使想避让尊位，人情难道能够容许吗？史书称玄宗驻跸马嵬宣防时，想把帝位传给太子，太子号哭而不接受；这样看来，灵武即位本来就是遵照马嵬已经作出的决定罢了。当宣防之时，假如有见识深远的人从旁极力赞成，那么父子之间传承帝位就完全合乎正统了。可惜随从的人仓促之间没有想到这一点，这并不是肃宗的罪过。灵武距离成都不下万里，山谷崎岖，奏请的道路又断绝，军机事务的进退只在片刻之间；“抚军监国”的名义不能施用于当时，更何况肃宗所要统辖的是西北各族，所要节制的是李、郭、仆固等大帅，所要驱策防守的是关内思归的将士。若不居于尊位来统临他们，威势和命令就无法施行；威命不能施行，众人的心就会离散沮丧。即使想建立复兴国家的功业，又将和谁共同成就呢？等到即位以后，肃宗亲自统领大军，号令各位将领，两京得以收复，宗庙社稷没有迁移；他迎接上皇居住在兴庆宫，多次上表请求退居东宫，玄宗不准许，后来才接受帝位。肃宗在为人子之道上并没有过失。元结《中兴颂》所说的“太子即位”，也是根据事实直笔记录，哪里有讥刺之意呢？天子的孝道，以使国家安定、平定祸乱为最大。假如能够安定国家、平定祸乱，即使蒙受不合礼法的名声，君子尚且会宽恕他，何况马嵬之时玄宗已经先行下令了呢？所以我说，肃宗即位，事情的形势大概确实使他不得不如此，不应因此重重责罪他。那么肃宗究竟因什么获罪呢？回答说：肃宗的罪过，没有比宣政殿接受册命以后让谗言离间得以施行更严重的了。考察史实，上皇回到京城，两次登殿接受册命，亲自穿上黄袍，亲手授予国宝，对肃宗的慈爱已经到了极点。肃宗若在这时能够恪守宫门内的问安之礼，不改变家人之间的礼数，使两宫之间没有阻隔，父子情爱相通，怎么会到了上元初年发生迁移车驾的事情呢？劫持上皇迁往西内，高官接连加以贬斥，上皇渐渐因此成病，忧郁而死，难道不是肃宗为子之道没有坚持到底，早晚问安的礼节有所缺失，终于使李辅国、张皇后得以乘隙挑拨陷害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肃宗本来就不是平定乱世的人才，天资昏庸，略近于唐中宗、唐睿宗。他被私情亲昵牵累而忽略长远谋略，喜好因循而缺少果断。起初听信李辅国的谗言，杀死自己宠爱的儿子；后来又受李辅国的箝制，疏远自己慈爱的父亲。这实在可以作为后世君主沉溺于内宠、放纵宫中奴仆的鉴戒。然而议论者因此就把李辅国的罪恶归到肃宗身上，说灵武即位是擅自建立，猜忌自己的父亲，并且猜忌父亲的宰相房琯，甚至把他比作商臣、杨广，那就不对了。房琯在陈陶战败，按照汉代法律，能被罢免已经是幸运了。若说肃宗钩连那些反对父亲的臣子以结党，那么崔圆也是玄宗的宰相，为什么唯独长期任用他呢？让太子和诸王分镇各地讨伐叛贼，这是最错误的计策。刘晏写信给房琯，说诸王一旦离开深宫，就不可能指望他们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永王李璘的叛乱，正是明显的鉴戒。把罢免房琯作为肃宗的罪过，进而把肃宗即位也当作罪过，作这种说法的人，也太过于深文苛责了吧！所以我特意加以辨明说：肃宗得罪父亲，在宣政殿接受册命以后，而不在灵武即位之日，这样或许才是较为公平的判断。【甫草说：《宋史·李纲传》记载：“金人背弃盟约，商议让太子监国。李纲说：‘肃宗在灵武的事情，不建立年号就不足以恢复国家；但建立年号又不是出自明皇，至今仍令人惋惜。’又说：‘强敌进攻，国家的安危存亡在呼吸之间，这时还拘守监国的通常礼制，可以吗？’读李纲的这几句话，正好可以与这里的论说相互发明。】

译李纲论 《曲礼》说：“国君应当为国家社稷而死，这是正当的义理。”虽然如此，其中也有权变：形势可以固守，就应当固守；可以守却不守，就是抛弃宗庙社稷。形势不可以固守，就应当离去；不能守又不能死，也不离去，就是把国君交给敌人。唉！为社稷而死，难道可以轻易说出口吗？周、秦以来，能够慷慨决死、不受敌人污辱的，只有朱梁的友珪和完颜的守绪罢了。假如君主没有必死的决心，国家又有必亡的形势，做臣子的只拘守古义而不知道通权变来谋求保存，最后导致大朝的天子被幽禁、受屈辱，成为万世的笑柄，这就是谋划国家的人所犯的错误。靖康初年，斡里雅布入侵，李纲极力主张固守京城，钦宗听从了他，幸而金人很快退兵，京城没有危险，李纲也被罢免离职了。到了冬天，金人再次入侵，何某又极力主张李纲的议论，并且引用苏轼所说的：“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严重的了。”皇帝用脚顿地，发誓死守社稷，不久全族被押往北方，自己死在沙漠。唉！宋徽宗、宋钦宗难道是能够为社稷而死的人吗？从前太王为了躲避狄人而迁徙，孟子曾把这件事用来告诫滕文公。唐玄宗逃往蜀地以躲避安禄山，唐代宗逃往陕地以躲避吐蕃，唐德宗逃往奉天以躲避朱泚，都依靠勤王军队从四方会集，最终才能重新建立帝室。假使这三位君主也被死守的说法迷惑，那么靖康年间的惨祸早就会在李唐时代出现了。何况汴京四面通达，并没有长安那样的险固；种师道、姚古等将领的才能比不上郭子仪、李光弼、李晟；斡里雅布、尼玛哈合兵深入，其势力又不只是像安禄山、吐蕃、朱泚那样。宋徽宗、宋钦宗长期懦弱昏庸，凭什么来固守呢？当时急忙上疏请求赶快驾幸长安以避敌锋的，是种师道；建议暂时前往襄阳，以图谋驾幸秦、雍的，是张叔夜；秘密对皇帝说“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应当驾幸西洛，连接据守秦、雍，亲自率兵谋求复兴”的，是唐恪。唐恪固然不值得称道，但种师道是久经战阵的老将，难道没有见识就这样说吗？假使皇帝早些听从他们的话，不被何某迷惑，赶快召回李纲，委任他担任留守，命康王为元帅，统领河北各道的军队，彼此牵制配合、进攻敌人，那么宋朝的局势还可以挽救，哪里会遭受青城之辱呢？这样说来，李纲劝皇帝固守，是不对的吗？回答说：是的。李纲提出固守的建议，本来是在靖康初年；当时两河还没有陷落，国势尚且完整，各地援军纷纷来到城下，金人只是用虚声恐吓，假如不是李邦彦在内部扰乱，敌人并不难击败。等到两军合力进攻，危险得像堆叠的鸡蛋，守御的准备没有一样值得依靠，却想凭不参加战斗的卫士和六甲神将郭京，抵抗数十万正盛的敌军，难道能够做到吗？这时还说死守社稷，岂不是把天子当作孤注一掷的赌注吗？因此，青城之辱不是李纲的议论造成的，实际上是错误地坚持李纲议论的人造成的。所以我说：谋划国家的人应当权衡形势可以守还是不可以守，不应当只拘守古义，把国君交给敌人。那么周平王东迁，苏轼为什么说这是失策呢？回答说：骊山之难发生时，西周已经灭亡了，并不是到了周平王时才开始衰败。西戎交相侵扰，携王篡夺王位，平王如果不迁徙，连覆亡都来不及，哪里只是衰败而已呢？平王的过失，在于迁都洛邑以后不能自强，却把岐、雍之地拱手交给嬴秦。说周朝因为迁都而衰败，这是只看到表面的说法。苏轼本来就轻率地发表这种议论，何某又引用它来误导徽宗、钦宗以后的人，不能不引以为戒。

译无党论 国家结党，就像树木生蛀虫。蛀虫啃食树木，不啃食外表，而啃食树心；日积月累地侵蚀，树心凋败，枝干也随之衰亡。纵观汉、唐、宋以来的党争祸患，没有不是这样。汉、唐的党争，是为了打击宦官；宋朝的党争，是为了争论新法。开始时都是君子造成的，祸患却都由小人推向极端。至于明朝末年的党争，又有所不同。东林党首先庸常，并不是没有廉正操守；等到声名显盛，依附它的人便多了。于是小人中的强者，有的暗中借托君子的名籍。党争中胜负交替，屡胜屡负，国家的命运也随之耗尽。这大概是把汉、唐、宋三代的党争祸患合在一起了。有人说，君子和小人结党，就像阴阳一样，即使圣王也没有办法。我的回答是：《大易》说“涣散其朋党，大吉”；《洪范》说“无所结党，无所偏私，王道平正”；孔子也说“君子合群而不结党”。人人并肩辅佐君主，为国忘家，为公忘私，哪里会有党呢？结党本来不是小人的幸运，难道也是君子的福分吗？一旦结党，就必然树立同异：与自己相同的人便援引他，唯恐援引得不广；援引得广了，小人便会巧妙地从中施展手段来蒙蔽我们，我们也会被他们所中伤而不自觉。与自己不同的人便铲除他，唯恐铲除得不够有力；铲除得越有力，小人必然联合同类来防备我们，最终反而会被他们困住而不能取胜。就拿三案的事情来说，东林诸贤斥为邪说的观点，从今天看来，未必不可以从长计议、加以采录。至于诸贤所坚持的主张，就像龙鲊不能食用一样，虽然道义极为正当，名声极为高尚，有见识的人反而认为迂腐空疏、多管闲事。他们的气节确实足以高悬日月、驱使风雷，然而对国家事务有什么补益呢？何况小人结党，君子战胜他们，也会因为双方以结党对立，最终两败俱伤。欧阳修说过：“小人所喜爱的，是仕途通达；所贪求的，是财货。”如今除了东林几位先生之外，有谁不急于求取仕途通达？有谁不沾染财货？我们所做的事情，并没有超过他们所做的，却只想对抗所谓正说，压服所谓奸人。可是他们自己难道肯把自己当作奸人吗？他们受到激发而横行决裂，是形势必然造成的。我所以说：结党不是君子的福分，正是因为依附君子的人不全是君子。又有人说，君子不结党，凭什么战胜小人？我的回答是：小人并不是可以靠结党战胜的，只能用公正无私使他们心服。譬如水面平静的镜子，照出丑陋的形貌也不发怒，正因为它公正无私；报仇却不折断镆干这样的宝剑，心怀嫉恨却不怨恨飘来的瓦片，正因为内心虚明。内心虚明，就不会让是非的成见横据胸中，而能完全依从最恰当的道理；公正，就不会偏执于个人的恩德和怨恨，而能针对当前事务完全合乎共同安定所依据的道理。这样，小人的内心就会服从。小人之中最为强悍杰出的，不过几个人；对于那些庸常而观望的人，我用《泰》卦所说的包容荒秽来对待他们；对于那些暗中依附、摇摆反复的人，我用《夬》卦所说的警惕号令来对待他们。同时又选取其中的首领任用，使他们的才能受到激励，用利益和俸禄使他们心意顺遂，时时收取他们的声名和实际表现，使他们不疑惧；又时时谨慎地加以约束，使他们安分服帖。这样，小人一类便孤立了，何必还要气势汹汹地同他们对立争胜呢？从前栾武子遇到楚军，当时军佐有十一人，主张交战的很多，只有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认为不可。栾武子听从了他们，说：“善恶相当时就听从多数，善是多数人的主导。三位卿大夫作为主张者，可以说就是多数了；听从他们，不也可以吗？”听取意见的人如果以此为法，是非还有什么不能确定的呢？范昭子的臣子王生厌恶张柳朔，便把这件事告诉范昭子，使张柳朔任柏人之职。范昭子说：“难道他是你的仇人吗？”王生回答说：“私人的仇怨不能牵涉公事。” 等到范氏出奔，柳朔对他的儿子说：“跟随王生，好好努力；我将死在这里。王生已经把机会交给我了。”于是死在柏人。任用人的人如果以此为法，恩德和怨恨还有什么不能平衡的呢？是非确定，恩怨平衡，不但可以使小人屈服，还可以感化小人，这样哪里还会有结党呢？所以我说：结党不是君子的福分，而善于战胜小人的人，必定不是依靠结党。【吴修龄说：欧阳修论朋党，是替君主辨明君子和小人；苏轼续论朋党，是替君子排除小人。此文说君子不可以结党，是针对道学诸公而发，析理十分精当，可以和欧阳修、苏轼的两篇文章并传。】《愚庵小集》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愚庵小集》卷十二 吴江朱鹤龄撰写 辨 《邶》《鄘》《卫》三国辨 郑玄《诗谱》说：“武王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为殷的后代君主，于是把他的国家分成三部分，设置三监，派管叔、蔡叔、霍叔治理并教导他。以纣王的城为中心，北面称为邶，南面称为鄘，东面称为卫。三监引导武庚叛乱，成王讨伐他们，在这里重新设置诸侯，把殷的遗民封给康叔，让他做这一地区的首长。他的子孙逐渐兼并那两个国家，混合称为卫。”考察邶、鄘最初受封的情况，史料没有详细说明；按事理推测，这两个国家大概并不是和卫同时受封的。武王灭殷以后，封武庚必定给他一个大国；又担心武庚不能安定，所以派三个叔父去监护他。所谓“监”，就是监视并治理，大概因为殷的王畿长期受到纣王教化，不能立即建立诸侯国，所以暂且派三人监领，如《王制》所说派大夫监临方伯之国、每国三人之类，并不是把这些地方封给他们。封给他们的国家是管、蔡、霍。管就是今天的管城，蔡就是今天的上蔡，霍就是今天的霍邑，都不在殷朝旧都的范围之内。蔡仲改过自新、遵循道德，周公又恢复他的蔡国，这可以证明三个叔父各自都有封国，邶、鄘、卫并不是他们的封国。汉代《地理志》说：“邶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鄘由管叔治理，卫由蔡叔治理，以监护殷民，称为三监。”【按：三叔监护殷民，不知为什么唯独遗漏了霍叔。】《帝王世纪》说：“管叔监护卫，蔡叔监护鄘，霍叔监护邶。”它的说法与这里不同。郑玄说：“成王把殷的遗民封给康叔，让他在卫地建立国家。”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郑玄的错误，大概是由于《康诰》书序造成的。考察《康诰》《酒诰》《梓材》三篇，都是武王所命作的，那么武王时期康叔已经受封于卫了。《康诰》称康叔为“孟侯”，当时他已经是诸侯的首长。卫既然已经封给康叔，又让蔡叔治理卫，那么将把康叔安置在哪里呢？《梓材》说：“王启监厥乱为民。”康叔的封地夹杂在三监之间，所以当时也称为“监”。如果邶、鄘之地就是武庚的国都，三监所治理的地方，就不必再把它封给其他诸侯。《周书·作雒》篇说：“武王灭纣，在东方建立管叔的封国；建立蔡叔、霍叔的封国于殷，使他们监护殷的臣民。”【卫在殷的东面，这与《帝王世纪》所说“管叔监卫”相合，难道是康叔受封以前的事情吗？】注说：“邶、鄘就是殷。”这也是一个证据。按事理推测，当时天下刚刚安定，殷民反复不安，如果不是同胞至亲，必定不会把监护安抚他们的责任交给他；而《史记》记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各自都有封地，并没有提到邶、鄘，由此可知邶、鄘就是武庚的国都，毫无疑问。等到武王去世，三个叔父挟持武庚叛乱，周公东征平定了他们。殷朝的顽民全部迁到洛邑，没有迁走的，才在原地分封诸侯，分为邶、鄘两个国家。不知又经历了多少代，才并入卫国。汉代《地理志》说：“周公诛灭三监，把他们的土地全部增加封给康叔，所以邶、鄘、卫三国风俗相同。”这也不符合事实。郑玄说三国同时建立，不同意汉代《地理志》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如果把邶、鄘增加封给康叔，他就会全部得到殷的王畿，国家太大，不合制度。然而郑玄知道增加封地不合制度，却不知道康叔并不是在成王时受封，这就是《诗谱》失误的地方。史书和传记遗漏了邶、鄘始末，已经无法考证。汉代儒者大多凭意图作出解释，近代伪托子贡所作《诗传》的人，竟说管叔封于邶，霍叔封于鄘，连同康叔封于卫，合称三监；《邶风·雄雉》等诗是讥刺管叔，《鄘风·芄兰》是讥刺霍叔。这样误导后学很大，所以特意记载辨明。【考察《史记》，康叔在武王时继苏忿生任司寇，我推测他虽然受封于卫，却曾入朝担任王官，所以《康诰》中有“外事及外庶子”等话，大概是因为卫相对于王朝来说属于外地。三监叛乱时，康叔没有参与叛乱，成王嘉奖他，必定有增加封地、提升爵秩的典礼；后人于是误以为成王封康叔，又误以为增加封给他邶、鄘，这些错误都是由此造成的。】《周颂·大武》分章辨 《诗序》说：“《武》是演奏《大武》的乐章。”《左传》说：“武王战胜商朝，创作《武》乐，它的末章说‘完成你的功业’，第三篇说【《赉》是第三篇】‘铺陈这些事而反复思考，我前往只是为了求得安定’，第六篇说【《桓》是第六篇】‘使万国安定，年年丰收。’”篇章次序与今天不同，恐怕是尚未校正，或者当时音乐编排本来就是如此。后来传授《诗经》的人把“《武》”看作《大武》的首章，把“《桓》”看作《大武》的第六章，把“《赉》”看作《大武》的第三章。华谷严氏依据这种说法，又说《酌》和《般》也是《大武》篇中的一章。依我考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周颂是告祭神明的诗，辞句简约严整，所以一篇只设一章，没有重章。既然《左传》已经把“完成你的功业”说成《大武》的末章，就不能再把《武》当作《大武》的首章而排列在它后面。“第三”“第六”断然都是以篇来讲，而不是以章来讲【杜预的注本就是这样】。《左传》的意思大概是说，《武》是武王的乐章，《桓》和《赉》也都是武王的乐章，所以按照它们在乐章中的第三、第六位置来数。虽然当时的篇章次序已经无法详细考察，但《桓》《赉》等四篇必然没有作为《武》乐分章的道理。现在就用《左传》来证明这一点：随武子引用《汋》说“盛美的王师，遵循时势来养晦”，又引用《武》说“没有什么能胜过这光辉的功业”；把《酌》和《武》相对举出，可见《酌》不是《大武》篇中的一章，其余各篇也就可以知道了。何况《颂》诗各自只有一章，每章各有一个意义。《武》歌颂功业，《酌》歌颂成功，《桓》歌颂志向，《赉》歌颂封赏，《般》歌颂巡行，这些都是为武王创作的。若《酌》《桓》以下各篇不过是《武》乐中的一章，那么作诗的人何必分别建立篇名来归属它们呢？后世伪托申公作《诗说》的人，竟把《武》作为《大武》的第一章，《赉》作为第二章，《时迈》作为第三章，《般》作为第四章，《酌》作为第五章，《桓》作为第六章，巧合于《武》乐六次演奏的数目。这又是把解释《诗经》变成玩弄文辞，实际上是受《左传》误解的启发。不能不加以辨明。《禹贡》三江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