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学集卷五上

译太和的郭使君郭相奎在蜀中主持督学，寄给我一幅圣像，我恭敬地准备把它刻在县学宫中。我曾见名家子弟放荡败落、离散憔悴，向他们讲说微妙的道理，最终也不能使他们改变；后来长者便把他们祖父的画像悬挂在庭院中，让他们面向画像而立，他们于是潸然落泪，悲痛悔悟，终于成为善士。如今学宫以经义造就士人，本来希望得到醇厚的儒者来阐明圣人的真道，他们却把这看作求取青紫官服和荣华俸禄的资本；一旦得志，就像在冰上刻字、在脂膏上雕花，丝毫不能实际应用，这与圣人的训诫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意思，是想使求学者仰望圣像而兴起思考。孝子慈孙看见先世遗留下来的容貌，一定会想到先人的居处，想到先人的操守存心，力求不辱没祖业。此像神采洋溢，仿佛圣人就在上面；读圣人的书，接受圣人的教诲，应当怎样做才无愧于圣门的法度呢？圣门的法度，没有比仁更先的了。孔子自己说“做这件事而不厌倦”，所谓不厌倦，就是仁。仁从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开始，孟子用孝悌概括尧舜之道；关键就在做与不做之间，人只怕自己不去做罢了。一旦去做，良心就会奋发显现，如火燃烧、泉水涌流，谁还能阻挡它呢？我幼年读颂赞圣人的各种文章，有的把圣人说成天性纵任而成圣，难道“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说法是虚假吗？有的说圣人是有生民以来未曾有过的人，难道这是继承并赞述尧舜的说法吗？难道是在欺骗吗？有的把圣人说成具有绝世德行，说圣人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这种说法难道不对吗？我心中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后来我常听说“大人之学”，直到听到以江汉秋阳作比喻，便以为这足以形容圣人了；但如果稍稍窥见圣道，圣人本来就没有沾染，哪里还需要洗涤呢？本来就没有污秽，哪里还需要洁净呢？圣人的境界浑然无迹，从来就没有把洁白作为外在的知见。孔子自己说“发愤到忘记吃饭，以快乐而忘记忧愁”，又说“空空如也”。因为发愤所以快乐，因为快乐所以空空如也；这是圣人修养功夫的紧要处，后人却把它看成谦辞，实在是歪曲了。圣门中真正得到宗旨的，只有颜子。颜子仰望、钻研、观察、思索，即使已经竭尽才力，最后仍叹息说“想要跟从，却没有路径可走”。学习达到这种“无路可由”的境界，难道是只凭外在形象就能窥见圣人深奥之处的吗？所以说“颜氏的弟子，大概差不多了”，又说“颜回大概差不多能屡次达到空空的境界了”，这是说颜回从卓绝的学习中见到了孔子。沿着这条路体察研究，吃饭时仿佛看见圣人站在羹墙之间；否则，即使一起起身，和孔子同堂同室，房间虽近，那个人却仍然遥远。《文江证道记》戊寅年，我寄居在贵阳。有位郁丞父路过会稽，说：“县令宜兴吴公的儿子，与您同年，希望您为我的儿子说一句话。”我推辞说：“流人是世间所忌讳的，我岂敢吝惜一句话？请再坚持一下，不得已时，我恭敬地写一封信去。”没过多久，收到吴公的回信，文辞正直刚劲，与世间那些逢迎取巧、对人阴阳两面、察言观色的官吏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自从遭贬以后，值得交往通信的人，只有吴公和南海王，只有我们三人。王公名学曾，做过侍御、光禄，两次因进谏被罢官。我心里认为这两位超过一般人，难道言语还不足以了解一个人吗？我重新起用时，吴公恰好调任丰城；我往来江上，得以接受吴公的教诲。吴公仪态风度丰厚伟岸，一看便知是伟大人物。谈话间句句确凿，有先民的风度；虽身在簿书事务之中，精神却超越上古。过去与我交心论道的，有我的老师庐山先生和我的朋友定宇先生，两位先生都认为吴公器识非常远大。他因治理政绩被召入朝廷任御史，一次巡按后便归来，隐居在阳羡山中十多年。近来承诏重新出仕，我私下想着，怎么才能借吴公的力量为西江谋福利呢？没过多久，果然等到了吴公。我听说吴公到了玉峡，便驾一只小渔船到江上迎接；我们坐着畅谈，谈得很详尽，这里姑且记下其中大略。吴公说：“罗旴江做官时不过是皂隶一类的人，也讲学。” 我说：“这个人的精神无处不到。”吴公又说：“听说旴江的府库不加锁，官钱没有账目，任其散漫流失。”我说：“这是传闻者说过头了。这个老人做郡县长官、做两司官时，所到之处百姓都像围绕慈父一样拥戴他。我曾见天下各地的官员治理政事，能够赤身裸体般毫无世俗官场形迹的，只有这个人。新建之后，能够阐发良知而不落入偏见的，也只有这个人。世上没有人知道他的学术道路，所以才妄传他的事情。此人是上天与人的老师，哪里可以测量呢？”吴公说：“确实如此。”只是如今学术流弊严重，有人把欲望认作天理，把情感认作本性，把防范检束看成枷锁，把礼法当作嬉戏的场所，像江河泛滥一样，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因此，向人谈论所谓觉悟，危害人实在不浅。如果不重新修正，就没有办法了。我叩首说：“您的话确实是末世的渡口和桥梁，是洪流中的砥柱；学术确实应当重新修正。”我们盘桓了几天，将要分别时，我告诉吴公：“以后再会很难预料，我不敢吝惜一句话。昨天您说修养与觉悟必须同时提出，这世间不能没有这句话。若从您自己的境界来衡量，今后还应当有所请教。”吴公惊讶地说：“为什么呢？”我说：“您的行为笃实稳重，勤勉光明；如果始终这样教导别人，自然会有人能够登堂入室。世间那些只会望着鞭影便追赶的聪明人，并不少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天地之间，天自有其真实，天地自有其真实，大地自有其真实，我的耳朵能听、眼睛能看，手能拿、脚能走，心能思考而有智慧，此外还有什么事情呢？自从降生以来，什么本来不具备呢？无缘无故提出一个“觉”字，已经像谜语；又提出一个“修”字，也让人疑惑。道不能靠人为造作，勉强造作它就不能说是修持；若勉强去修持，也同样如此。世间凡有造作、有修持的，便都属于外在形迹；有了形迹，就有生灭。凡人辨别声音，必定要调节琴弦的松紧，然后声音才平和。若能知道无声之声，琴都可以放在一旁，又有什么可调的呢？如果把调停的方法当成最终的真实境界，我不敢苟同，所以冒昧吐露心腹之言。同乡俞定所公与我同年、同科，幸请他出来为此作证。邹生的话是否有道理，万一不对吗？姑且把它记下来，以等待将来不同的意见。《太平府重修儒学记》

译高皇帝廓清乾坤，功业超过远古诸帝，太平府实际上由此奠定基础。各郡的钱粮、甲兵、疆域形势和赋役轻重虽各不相同，但风俗淳厚朴实，圣明善政首先施及这里。若拿汉代的情形来比，它就像三辅这样的股肱之地。郡中原来有学校，由青田刘公创建，制度颇称完善。后来又开凿池塘、修建桥梁，使地气宣泄，规划更加宏大，但年代久了，也难免稍有倾圮。刺史陈公以著名谏官的身份出任此地太守，到任后拜谒孔庙，眺望各处形势，慨然想恢复旧制；只是力量不足，过了很久，才在地窖中得到若干黄金。陈公把金子拿出来修治城墙，城墙完工后，又把剩余的钱改用于修治学宫。填平池塘低洼处，抬高左边、压低右边，后面扩展、前面舒展；庙宇廊庑整齐，斋舍楼阁高大。当地士人游览咏歌，都说：“这是陈公的力量啊！”陈公想把这些事告诉士人，但认为我鄙陋，早年曾专心研究先儒的糟粕，于是派教官刘廷绶来向我求记。我想，孔子是至高的圣人，效法文王、武王，遵循周代的教诲，为什么反复不止地谈论周礼呢？大概是因为忠厚与文饰兼用，周家的道术制度最为完备盛大，所以即使是圣人孔子也不能舍弃周代而另求他途。我们生在盛世，长期受圣化涵养，太平府又是圣祖兴王的都城，我哪里还用援引古代义理，树立浅陋的议论来自我抬高呢？我曾想，我圣祖在收起兵器、安定天下之后，立即用六条谕令训导百姓：一是孝，二是敬，三是睦，四是训导后代，五是安于本业，六是不要妄为。这难道不是伟大的皇帝谋略吗？它与古代圣人通行的大德、九经、三物的宗旨相互辉映，即使《诗经》《尚书》所称颂的，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虽然如此，通行的大道有五种，实行它们的关键只有一个。圣谕的内容深厚蕴藏，尚未充分发明；到肃皇帝时，才阐发“敬一”的训诫，把它揭示在学宫中，实际上与六谕相互表里。大概是说人的心思奔驰散乱，像六匹马拉的车也难以驾驭；有敬意就能安定，安定就能专一，专一以后，遇到父母自然孝顺，遇到长辈自然尊敬，遇到邻里自然和睦，而训导后代、安于本业、不妄为，也都由专一贯穿其中，像网系在纲上、珍珠贯穿在绳上，彼此都有条理，并不是一件一件勉强做成的。道德教化逐渐熏陶，优秀大儒相继出现：河东主张恢复本性，新会崇尚自然，新建以致良知为目标，而余干专注于居敬穷理；虽然入门有顿悟、渐修的不同，总的说来都是从体味道的精深处入手，在上不辜负历代圣人的教育，在远处可以追溯六经、《论语》《孟子》的传承，这一点是相同的。如今诸位贤人并列在两庑，我曾恭敬诵读当今皇上准许从祀的诏书，其中说：“操守修养和经世济民，都是实学。”这难道不是向人指明求学的目标吗？然而世上的学者，有的只重视操守行为，把性命之学看成虚幻妄诞；有的谈论性命，却把伦理纲常视作多余累赘，各家坚持自己的偏见，像聚众争论一样，互不相让。他们不知道圣人的道像天地一样广大，没有什么不包含，也没有任何事物能遮蔽太虚，只是人的心一旦被私意牵动，就会昏暗罢了。如果拘泥于认为那一派是对的、这一派是错的，怎么知道虚假的所得中没有真正的失误呢？认为那一派是正确的、这一派是错误的，怎么知道虚假的正确中没有真正的错误呢？诸位士人在这里诵读诗书，应当思考祖宗六谕的教训、“敬一”的宗旨和先儒没有断绝的传承，完全依循自然，不被私意牵动，尊重大明的学术，用来辅助我们国家广大、深厚、长久的福祚，这不是很好吗？本郡过去是太平路，本朝才改置为府。宋代儒者说：“教导人使他达到太平。”后来我也愿意成为太平府的百姓。诸位士人面对这个名称而思考它的意义，难道不应当有这样的意思吗？如果说我的话没有什么高深议论，便把它看得像弁冕和草芥一样，那么孔子就不必遵循周代、效法文王武王，“宪章文武”便成了空话。登上孔子的殿堂，却背离孔子的训诫，这就叫异端学说。既然异端学说有高皇帝的宪令在，我哪里敢这样做呢？陈公名璧，是莆田人，丁丑年进士。政绩追比古代循良吏，这次整治学校，是他政绩中最重要的一项。《弋阳县新建文庙并修儒学记》

译弋阳地处西江，连接闽地与越地。圭峰聚集逼拢，溪水回环，孕育灵秀，世代都有奇异杰出的人物，确实是文明昌盛的胜地。县学自嘉靖戊子年重修后，时间久了便没有修整。今上戊戌年夏天，文庙忽然倾圮，诸位学官多次向主管官员请求，都没有结果。恰逢司理江陵陈公代理县印到任，环视庙宇，见其全被茂草覆盖，不胜叹息。于是召集学官和诸生仔细筹划，但最终还是因为力量不足而作罢，只好责怪父老们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恰逢陈公又代理郡守，查清郡库中剩余的若干金钱，便想拿出来交给诸生。诸生向守道汪公、中丞夏公、直指冯公请求，三位都答复说“可以”。陈公于是主持此事，费用不足，便再拿俸禄和赎金补充工程。总共五个月，文庙便告竣；各座堂宇、廊庑、斋舍，坏的更换，旧的修整，高大巍峨。百姓欣然前来，士人歌咏《棫朴》。盛况真是壮观。我的姻亲胡君裘以孝廉身份代理县学教职，和训导朱君某、诸生某等写信给邹子说：“我胡裘不聪敏，没有能力用家学陶冶众多士人。幸赖陈公教导我们、以身作则，学宫也因此焕然一新。诸位青衿都承受陈公的恩德，不敢忘记。愿先生为此写下来。” 我私下听说，古代建立学校，不只是用《诗》《书》和六艺引导士人，还要在弦歌、洗爵、俯仰行礼的仪容，以及祭祀、乡射、养老等礼仪中施教；甚至政事和刑法也由此产生。百姓有争讼，都到这里来裁决。《诗经》说“在泮水边献上俘虏”，正是指这种情形。陈公主管司法，却把德礼放在前面，这或许也是取法古人明刑辅教的遗意吧？可以说，陈公通晓治理的根本。《礼记》说“刑就是成就”，意思是刑罚一经施行便不可随意改变，又要借此成全人的德行、培养通达的人才。周成王时代用乡里的三种事物教育万民，选拔宾兴人才时考察六德、六行、六艺，所以当时即使是捕兔网中出身的武夫，也足以成为王国的心腹，何等盛美！我朝造就士人，完全仿效周代美好的制度；虽然取士看重的是有德行、道艺的人，史册中人才济济，不只遍及天下，单看弋阳的前辈也已经可以见到。弋阳过去的贤人名士，性情淳厚深沉，行为就是言语，言语就是行为，所学就是政事，政事就是所学，小心谨慎地完全遵循先民的法度，不敢越过一寸一尺。如今世人所称赞的聪颖士人，却浮夸变幻，把先圣之道看得无用，跳脱经常法度之外，还自以为神奇。如果孟夫子在世，对这种所谓偏颇、淫荡、邪僻、逃遁的言论，以及从心中产生、足以危害政事的东西，不知会怎样说呢？有人说这是被异教扰乱了；姑且取其言语加以推究，便会发现其中所讲的，大多从剽窃拼凑而来。因此，在内不能修治本性，在外不能施展实用，这种学问究竟算什么，实在令人感慨！如今世道，公私财力都告匮乏，所到之处一片焦急沸腾，忧虑时局的士人不胜其忧。可是我私下认为，这还不值得忧虑；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士人的习气杂乱，文章言辞乖谬，扰乱我夫子的道。夫子的道，像正午的太阳照耀天空；平常的德行、平常的言语，并没有什么奇异。愚夫愚妇凭借自身的知觉能力，便能察见天地；赤子不思虑、不学习，却自然具有圣人的美大。知道是入门，止是实地；相信它，便与道毫无间隔；一旦用私意去揣度，便会产生阻隔。如今把见识当作知的学者并不少，但能够明白“止”的意义的人却寥寥无几。陈公勉励诸士，难道不是希望他们对此有所警惕吗？学宫墙垣荒芜，是守土官员的责任。如今庙宇面貌焕然一新，圣道也仍然如旧；如果任由荆棘堵塞，让异说逐渐蔓延，却没有人筑堤防范，那又是谁的过错呢？《尚书》说：“使众多顽劣之人受到谗言邪说的影响；如果不在于此，鞭打和记载恐怕就要落后了。所谓不在于此，是指放任奇异言论，扰乱常典。” 既然说是谗言邪说，古人的教化专门使用严肃的办法，无非希望人人共同生存、共同发展；近来却把一切苟且简略当作要务，甚至士人逐渐接受谗说，上下互相蒙蔽，安然不以为怪。拿我道的正确标准来衡量，把诸士纳入皇朝正道，这就是胡君掌教的责任。希望他努力自勉，率先带领诸士，导入典常，顺应天则，真正体认愚夫愚妇的知能，为什么能够察见天地；真正体认赤子不学习、不思虑的本性，为什么能够达到圣人的美大。优游从容地学习，不被异物牵引改变，这就是所谓大人之学；有一天恍然觉悟，便会知道万物的道理都在我的本性中，即使面对千位圣人也无愧，等待千年也不会迷惑，这样或许才不辜负陈公的美意。我虽然隐居山泽之间，早就仰慕三十二峰的名胜，想看看葛溪流传下来的遗风；如果诸位士人济济一堂、恭敬自持，能够阐明先圣之道，无愧于文节公之后的后进，这难道只是弋阳士人的幸运，也是天下和圣道的福气啊！因此写下此记以等待后人。《南康星子县新建儒学记》

译星子县原来有学校，但靠近市场，不符合朝廷尊师养士的本意。刺史闽中的田公到任后为此痛心，便捐出俸禄谋划迁建学校。学使汝虞朱公听说后，拿洞租相助，帮助促成此事，庙堂和斋阁于是焕然一新。刺史每天倡导诸士在其中咏歌，并对诸士说：“士人们，请来！自从新建因擒获濠贼的功劳，拂拭这片土地的元勋，难道不是光耀宇宙吗？只是他们以良知树立旗帜，而你们乡里的士人却逐渐沉溺其中而不自知，这不能不加以辨析。”朱熹是像山斗一样受人仰望的大儒，包罗六经，搜罗诸子百家，世人承受他的学说，如同凭借蓍草龟甲进行占卜一样。王氏却把这一切都看成弁冕草芥，这是手持武器闯入自己家中的行为。而且知与行两者，好比两只轮子，缺少一只，车毂就不能运转。端端说：“知就是车毂，可以不需要两只轮子。”这话说得很有辩才。诸位士人刻印传播此文以后，恰好赴南曹公的宴席；我在开先寺阐明了前面的观点。我向南曹公问道：“您认为求学者有遵循王阳明、离朱的弊病吗？只是世上遵循王氏的人，对内用心揣摩，对外依凭见闻；若问到良知的真正主宰，他们便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所学习的，并不是王氏的真实学说。假使他们立志而真诚，完全依循良知，即使朱晦翁再生，也应当与他们相互作揖谦让，而世人也将依赖他们。” 南曹公认可我的话。我告别后登舟离去，县令吴君某仰慕并赞助南曹公的志向，竭力承担此事，率领博士某、诸生某等，恭敬地穿戴礼服来拜访我，请我作记。我年轻时立志于此道，如今跛行艰难，连半步也走不了，凭什么教导诸生呢？但南曹公守护圣道的盛大心意，值得记下。我观察如今那些立志求道的人，各自把私见当作家传珍宝，把个人听闻当作健实根据；凡是见闻不能相互协调的，便群起攻击。这个说是异端，那个说彼为异端，却不知道圣人的道广大公正，难道这一方就是对的吗？那一方就是错的吗？果真存在这样的绝对是非吗？圣人的道并没有这种分别。孟子想端正人心，说：“止息邪说，拒绝偏僻行为，放弃淫荡言辞。”这并不是说要凭言语去逐一止息、放弃、拒绝它们，而是要阐明先圣之道，所以直截了当地指出要点说：“大人，就是不失去赤子之心的人。”大人巍峨广大，使人望见便震撼；但赤子之心已经完全包含了这些。赤子之心无思无为，充满天然生机，不事雕琢；顺应它的人成为大人、圣人，保存它的人成为君子、贤人，违背它的人距离禽兽也不远。程子说：“人必须认识自己的真心，赤子之心就是真心。”学习如果真正得到真心，即使有千条万派，也像百川归入深谷，怎么会彼此不同呢？为什么会不同呢？如果没有明白真心，却想靠言语起来止息各种偏说，那就像抱着柴薪去灭火，毫无益处。唉！真心难道是从外面来熏染我的东西吗？一旦觉悟而有余力，便可以以师自任。诸位士人努力吧，不要辜负刺史。南曹公考虑到刺史性情淳厚诚实、行为端正坚定，诚心诚意地重视学校，可以说是把最紧要的事情放在首位了。从前田公锡出任睦州太守，到任便建立先圣祠，兴办学校、造就士人，请求颁发国学群书给诸生，皇帝还下诏褒奖答复。史书把这件事记作美谈，陈公难道是田公的后裔吗？为什么政绩这样相似呢？《星子县新迁儒学记》星子县学过去在万历庚寅年修建，当时刚刚落成，我因赴南比部，船行到田刺史那里，田刺史率领诸生请我作记。距离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在此之前，负责测量日影的人说这块地基不合适，诸生多次把这件事报告给主管官员。主管官员担心工程太重，非得到合适的人才行，因此迟疑了很久。恰逢楚王侯到任，诸生又提出先前的请求。王侯说：“砥砺德行、培养人才，是诸生的责任；兴建学校的责任，确实在于地方长官。从前文翁是怎样的人呢？我又岂敢自甘菲薄，于是亲自承担这件事。”勘察土地后，找到余家岭一带，水源来自庐阜，蜿蜒流入；前面迎着鼍州，后面依靠五老山，皇祠和郡学分列左右，两条水流潺潺汇入泮池，从巽方转向西面，高塔和大片水面正对着前方，俨然是一处奇观。这块地原属余太史的旧宅，后来成为陶司寇的别业；我听说了这项盛举，便把它拿出来换作旧址。议定之后，王侯把事情报告给郡守费公，费公竭力赞助促成，守道葛公屺瞻又捐出二百金作为倡导。工程始于癸丑年冬，至乙卯年冬竣工。除乐意捐助之外，全部由公家捐俸和赎金出资，使殿堂、斋舍、廊庑焕然一新。诸生来此游览咏歌，说：“若不是我们的老师王侯，就不会有今天。” 于是诸生又相继派遣我的门人但孟皋等来请我作记。我回忆从前为这所学校作记时，田刺史对新建一带剽掠搜刮得非常严酷，而我用“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一句话来阐发，当时以为已经足以揭示圣人蕴含的一点道理。近年我老了，才觉察到“不失”的意义还没有讲尽。不思不虑，只是用来指明人的天然妙处；然而人长大后情感和见识参杂进来，还能说是不失吗？孟子说四端必须扩充，才足以保有天下。所谓扩充，就是不使情感和私识混杂其中。因此又说天地变化，草木繁茂；否则，流于狂妄放纵、毫无顾忌的人就不少了。这不能作为规范，更何况还要说它可以治理天下国家吗？金子出自沙土，经过几次炉火冶炼，才成为精金；玉出自璞石，经过多次雕琢，才成为美玉。人的真心也要经过多次动心忍性的磨炼，才会显现完整的体性。指出赤子之心是起始处可以，但若说它已经足以穷尽大人的全部境界，那么世上把一勺水、一点泡沫指作整个大潮的人也不少。这一点不能不加以阐释。这里是周、朱、王三位先生教化流行过的地方，我每次进入此地，淳厚纯一的气象都鲜明地呈现在心目中；世家遗留的风俗，衣冠人物处处可见。西江一带寻求古道，这个郡应当是最优的地方。诸生立志求道，本来出于天性，更何况又有名贤长期陶冶培育他们，既深厚又长久。世人常常把科举功名的多少看作地方盛衰，这是一种颠倒的看法。为什么不看看两庑中祭祀的先贤，难道他们都是由科举功名造就的吗？如果有人能够立身修养本性，明白我夫子关于本性与天道合一的宗旨，文章技艺只是剩余之事罢了。豫章正可以凭此增加声望，哪里还用计较一个县有多少人登上这座学堂呢？愿他们开启千古以来的眼光，这样或许才不辜负葛使君、费太守以及县令公的德意。现在才知道，我从前所告诫的话，古今并没有两样，不知是否恰当？县令公名酉服，自古有乡里推举而起用的人；像他这样服从当今官制、治理田地兴废、追慕古代循良之政的人，多得难以计数。这次整治学校，是他政绩中最重要的一项。他是湖广麻城人。《新复巩昌府陇西县儒学记》

译南安郡的县学创建已有三百多年。后来刘观察认为旧制低矮狭窄，于是改迁到地势爽朗高敞的万寿寺。当时急于赶办工程，郡监狱挡在前面，鼓楼占据右边，没有时间深思远虑；因此自从迁学以来，不仅科举功名寥寥无几，就连被推荐的人也没有最终得到任用。郡县的士绅都以此请求迁改。此前曾把此事报告直指林公，林公想答应士绅们的请求，但临行时恰逢安成周观察到来。林公说：“我有这个想法，只是时日不容许；把监狱和鼓楼迁走，改建新学，是您的责任。”没过多久，直指吉公又到任，诸生像先前一样提出请求。吉公又把此事交给观察，观察与各郡县长官从早到晚一起筹划。监狱可以迁移，但鼓楼工程重大，难以立即议定。有一天，他率领属官到旧学宫改建成万寿寺的地方祈祷；吉公登高远望，只见群峰参差，形势似乎略有改变。先前群峰高耸秀丽，心中一直不能决定。听说西安曾元卿熟悉堪舆之术，便发文征召到幕府，让他占验旧学地基是否吉利。结果只是改变朝向，前面迎着桦林，珠联星灿；渭水、漳水并流汇聚，环绕于前。诸位士人都说，过去被隐藏的地灵如今显现，难道是上天在帮助此事成功吗？观察于是命官员准备材料、召集工匠，以院道和部堂各处捐助的钱作为开工资金，又捐出俸禄帮助完成工程。工程始于万历某年某月，在左边建圣殿，在右边建府学，又建县学，屋宇一座座飞檐相接，宫墙高达数仞。诸生来此游览，歌咏《棫朴》《薪槱》，前后相接。观察认为此事不能没有记文，于是写信嘱托友人邹子。邹子说：“如今用科举功名多少来概括学校的盛衰，是不对的。十户人家的小邑，只要有一个士人昂然自守、恭敬端正，也不能说不兴盛；而世间那些高科显贵，官位显赫，联袂接踵、为世人所指名的人，难道就可以说真正兴盛吗？我听说古代圣人继承天意、建立天下准则，不仅后世学者把他当作占验的蓍龟，即使千圣也要向他学习，大概伏羲就是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这个郡县所聚集的灵秀吗？其中的精微蕴含泄露在图画之中。先儒说：‘图虽然没有文字，但整天谈论，也不离开它所表示的道理。’我把它悬挂在斋阁中已经几十年，为的是求得所谓精微蕴含，却连一句话也没有得到，何况说整天谈论呢？大概从卦象中求它而不可得，从图画中求它而不可得，从奇偶中求它而不可得，甚至从奇偶之间求它也不可得。有一天我想到，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大地，后来又近取自身、远取万物，这才通晓圣明之德，类比万物的情状。这样以后回到自身反求，才觉察到奇偶、动静、阴阳不在图画上，而在我自身。” 乾卦的刚健，就是我自身的刚健；坤卦的柔顺，就是我自身的柔顺。坎是陷，艮是止，震是动，巽是入，离是附丽，兑是喜悦，这些都从本性中显现出来。圣人不过是描摹这种本性，使后人深入思考而自行获得罢了。后来的圣人，才依此作卦、作彖、作象、作辞，这些都是后天的言语。先天之道如此，即使上天也不能违背它；上天尚且不能违背它，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后天距离先天已经很远，世上却有人探求古圣人的蕴含，又从后天的言辞中上下寻索，使自己距离周公、孔子的时代更加遥远。伏羲的精微蕴含，正是天日的光明、上天的明命，人人都具备；反求自身，就如同可以在伏羲的座席之间作揖，这就是各位使君兴建新学、寄望诸生德行的用意。古圣人的精微蕴含已经明白，出而治理天下国家，就没有什么不能辨明的。诸位士人努力吧！观察如今执掌滇南，以一人之身总理全省百姓；如今全国士女都为他立像祭祀，民间碑刻和口碑都在这里。现在又为众多士人广泛推行文教，像经营自己的家舍一样，这是国家的纯臣、世间的真儒。部使、侍御诸公竭力帮助工程完成，弦歌之声四处沸腾；即使偏远之地也将成为邹鲁之乡，将来一定有人作歌颂文，或制定法式来彰明他的德意。这项工程，提督是知府某，某人在下尽力效劳，某某按例也一并记载。” 《景东府新迁儒学记》尹子学孔骑一匹马任贵州幕僚时，我正被戍守边地，我们往来非常密切。我写短信给尹子说：“您不要主管税务，不要代理掌印，要善于侍奉上官，不要因为身在夷方而产生厌弃之心。”尹子完全按照我的话去做，官声大振。三年后，皇上采纳御史的奏疏，认为尹子任从事贤能，升为景东别驾。当时我正被召入朝廷任给事中，又嘱咐尹子说：“六诏一向被称为强藩，五马也跟随大夫出行，希望您不要自满。”尹子到任后，更加磨炼自励。丈量土地完成、获得百姓和顺之后，他便遍游学校，看见旧制破败简陋，徘徊叹息说：“我虽然不才，既然承受皇上的命令，又负有统率教化的寄托，景东百姓的文教即使不能赶上中州，万一也应当超过滇中各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美景，我怎敢因为自己不才而辱没众多士人。”于是为诸位士人选择老师加以训诲，又亲自察看，找到偃武亭旁一块空地，地势平坦开阔，山环水抱，便捐出俸禄修建启圣祠。土官太守陶淞、指挥陶仁、冯钦诏乡里的绅士和诸生，都听说后叹息说：“这是过去的盛典，却让使君受累；使君的俸禄能有多少呢？”于是准备材料、召集工匠，殿门、斋阁一并重新建成。学校落成后，尹子升任王官离开，诸位士子中有哭泣着送他数千里的。尹子经过文江时，拿着礼物来告诉我：“我的官职虽然超过资历品级，但实际政绩并没有超过官职所应做的事情。我使景东受益的事情，只有丈量土地和兴办学校两件最为长远；丈量土地的事已经有记录，只有请先生写一句话为我作记。”这是希望用学政使远方的士人有所兴发仰慕。我听说孔子想居住在九夷，有人疑惑那里鄙陋，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住的地方，怎么会鄙陋呢”。解释者说，君子所居之地就会受到教化。我私下认为，九夷与中原不同的只是地域；无论王国还是四方边远之地，人人相同的，是人的真实本性。同样有父子之亲，同样有慈爱，同样有夫妻之情，同样有和睦，同样有兄弟之亲，同样有朋友之义，没有看见它们和中国有什么不同。如果想用文明习俗去改变他们，就像璞玉还要雕琢、丝绸还要染色一样，是在损伤它本有的性情。贲卦难道不是最完美的文饰吗？孔子解释贲卦说：“白色的文饰没有过错。”从中大概可以想见圣人的心意。景东是古代柘南之地，质朴纯白，正有白贲的余意；希望你们保持璞玉般完整，不要无故雕琢，保持素朴本色，不要强行染色，这样或许才不会辜负尹子兴学革新的本意。那里蒙受澜沧江高耸的山势，淳厚的风气，诸士长久沐浴在日月光辉之中，涵泳圣人恩泽，是否也能领悟圣人所谓“何陋”的旨意呢？有了领悟，就能在卓绝的学习中见到孔子，这是我最深的愿望。蜀地偏僻，在蚕丛旧地；自从文翁教化之后，便郁然成为著名地区。尹子的志向不比文翁差，不知景东人是否也会有像蜀地士人那样应运而兴盛的呢？一定会有人为这项无边的盛典作记；我的话不过是替它作先导罢了。《许州新修儒学记》

译许州之所以以许为名，自春秋时期就是这样吗？汉代有人治理这片土地，凭功名显著的，有长公、次公，他们便被称为循吏。宋代则有司马先生和我家忠公，这些人都是明德大儒，并不拘泥于以吏事求名。到了我朝，有文庄邵公；邵公以宿学名儒的身份出任一州长官，他所谋划的并不只为一代，恩泽都可以垂及久远。李长沙的碑记中已经记载此事。如今几十年过去，又有郑大夫公继任，郑大夫面对文庄公，乡人所称美的各种政绩，一件件都像文庄公的旧事。每月初一，他坐在明伦堂与诸生讨论文章技艺，把他们引向正道；有时召集乡绅，询问桑麻农事，讲论道术，远大得很，不落入时俗趣味。他的志向实在长远。有一天，他看见学舍、殿堂、斋舍、廊庑长期没有修治，于是捐出俸禄，拿出自己办理赎金所得的余钱，并让义民某等主持此事。从甲寅年春正月召集工匠，到三月完工，钱财都出自公家，劳役也不繁重，百姓都说焕然一新。郑大夫还没有到州任时，已经有学正苏君州俊，常常以学问与诸位士人会聚；我的门人萧鸣鳯、梁克勤也从旁辅佐。三位先生看到郑大夫重视学校的美好志向，更加感奋不已。因为郑大夫的德意不可使它湮没，便率领诸生安业卢观礼、卢成徳、王民化等，带着礼物赶来请求作记。我想，世上并不是没有重视学校政务的好官，但他们的志向大半是为诸生谋求青紫官服；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父兄子弟争先恐后求取而来，不需要依靠别人。郑大夫年轻时就立志学习大人之学，大概是想把自己所得的道理推行给诸生，使他们踏上这片土地时，产生“仰望圣人如在羹墙”的思念。善于谈论孔子的，没有比子贡更好的。子贡把孔子的道比作宫墙，说如果没有找到门进入，就看不见宗庙的美丽和百官的丰富。如今诸生济济一堂、佩玉作响，从门进入，举行祭祀、礼射、诵读等仪式，展现讲诵歌舞的仪容；在俯身仰首、片刻思考之间，果真已经找到门而进入了吗？所谓美丽和丰富究竟是什么呢？子贡又说“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难道性与天道就是所谓的美丽和丰富吗？性与天道如果离开文章形式，就会成为虚幻；文章形式如果离开性与天道，就只是粗浅的外迹。隐藏就是显现，显现就是微妙，这是子贡觉悟后的话，是要使求学者默默体认而自行得到，并不是说终究不可听闻。圣门中善于学习孔子的，只有颜子；他说“高峻卓绝”，又说“想要跟从却没有路径可走，已经无法再超过了”。继承颜子的是孟子，他把不思虑而知道称为良知，把不学习而能做称为良能；这些都是揭示千圣传承的根绪，使千百世之后的人不再迷惑。上天福佑宋朝，河洛之间程夫子兴起于世，启发了我。我最佩服《识仁》一书，它直入圣域，说：“认识并体会到这个本体，就不必防范检束，也不必穷尽探索。”凭借防范检束来保存它，必定会因不防范检束而丧失；凭借穷尽探索来获得它，也必定会因不穷尽探索而失去它。阐发圣人蕴含的，是程颐之兄伯子。诸生如果依循伯子所说的“识仁”，专心体究一番，才会知道美丽和丰富并不是从外部熏染我的东西，而是上天赋予我的，本来就完全具备。这样才算找到了门，才会在羹墙之间看见圣人。否则，整天在学校中游息，与我夫子的距离岂止千里？这难道不是郑大夫对诸位士人德行的期望吗？众位士人努力吧！我常常想到你们乡里的仲弓，潜藏在民间，却能感动天象，感召祥瑞，教化盗贼。这一定是他精心修养、暗中实行德行所感通流贯的结果。否则，连穿着盛服的先生都不能做到的事，仲弓怎么能够做到呢？有人又说他没有听闻圣道。唉，如果没有听闻圣道尚且如此，那么听闻圣道的人又该怎样呢？我岂敢把仲弓说成末流学者！皇上广泛鼓励学校，诏书时常下达以表示关怀。三十年前奉行皇帝德意的人，失之过于严刻，以至士人不敢抬头舒眉，只顾战战兢兢地补救过失。近来也失之过于宽松，学使几年都不来一次，以至有人不尊重规矩训诫而任意驰骋。有人说：“应当谨慎办理学校教育，过于宽松就会废弛。”我认为所谓谨慎，不是用法令把人整齐划一，而是一定要有深入人心的教化，使人逐渐浸润其中而自己没有察觉；这才是挽救世道的好方法。郑大夫与诸位学官共同谋划此事。郑大夫名某某，是无锡人，庚戌年进士。学官苏州俊，由孝廉出身，是山西曲沃人；萧鸣鳯是江西龙泉人；梁克勤是山西武乡人，三人都是恩贡生。谨附铭文如下：新建泽宫，继承先圣；前有邵公，后有郑公。聚集鸿雁般的士人，使百姓安定；广泛兴办学校，身体力行发号施令。上天鉴察此事，嘉美的命令如碑高大巍峨；彰明美善盛德，告示千年，成为仁政的法式。《新淦县重修儒学记》

译新淦与吉州都属于湖西，而县境群峰卓异奇峭，山川水色明丽可爱。君子勤于礼、厚于信义，小民淳厚朴实，大概也算著名的地方。我曾登上金川馆，与诸位士人游览，询问“淦”字的意义，众人所说各不相同。有人说，这里过去有紫淦山，又相传是仙人炼丹之处，沙子呈金色，所以得名；但这些说法都无法考证。县学原在县城左边，山脉从中皁山蜿蜒而来，成为东山，又曲折延伸为学宫前的山峰，草木郁郁青青，秀色可餐。堪舆家说县城本来就优胜，而学校所在之地更好。只是学校自宣德年间修建以来，工程费用没有供应，日渐颓败。主管官员往往彼此相对叹息，好像无可奈何。恰逢番禺曾公以著名进士身份来做县令。曾公性情慈祥，施政注重大体，百姓安宁，士人称颂。他每天召集诸生训导他们，看见学校的情况，便对诸生说：“你们行为没有修养，是你们自己的责任；学校没有治理好，是主管官员的责任。”于是上奏报告给上级，上级回复说可以。曾公便捐出俸禄和赎金数百缗，完全不烦扰百姓。无论校门、厅堂、殿阁、斋舍，废坏的重新兴建，破败的重新修饰，焕然一新。百姓惊叹着告诉别人说：“我们这些小民，子弟在这里读书，完成这样的大工程，我们如果毫不知情，知道正义却不参与，那就不义了。”诸位士人在学校中议论说：“我们的老师成全了我们；如果我们不诚心修养自己，辜负老师的教诲，就像太阳一样明白。” 于是教谕邓子宗，他过去与我同乡，派门人某来告诉邹子，请我作记。邹子说：“曾侯可以说是端正了施政的根本。如今许多主管官员把县邑当作传舍，只把限期和文书当作急务，能够早晚脱身离去便觉得幸运。曾侯一到任便兴建学校，既然把自己的心力用于长远打算，这不是有志于兴复古人之学的人，很难做到。古人的学问详细见于《大学》，集中在‘明明德’一句。天下只要有一个人不能彰明自己的德性，就把它引为自己的责任；像阿衡那样，使一个人不能获得安定，也是我的罪过。因此，只有希望用这条道来觉悟百姓；阿衡使人觉悟，就是《大学》所谓的明。所谓明，并不是在明德之外另有增加，而是从人日常生活所依据的事理中使他觉悟罢了。古代施教，笾豆簠簋有一定的礼仪，乡射饮酒有一定的法度，进退周旋有一定的规则，并不是故意繁琐地设置器物和仪节，正是想让士人依循这些礼仪而领悟其中不能直接告诉他的道理。所谓不能直接使人知道，只是对普通百姓而言，并不是对士人的期望。到了如今，只有训诂和制义最受重视，世俗之学已经把人蒙蔽禁锢；一旦进入仕籍，便被功名场牢牢束缚，心眼不能开明，听到这种话，往往认为迂阔而讥笑；这样下去，自己无知却还甘愿与普通百姓同列。” 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有以天下国家为志向，那就已经完了。有志于天下国家，却不知道“大人之学”，就像想到北方去却把车驾向南，必定不会有侥幸。大人之学，人人都具备，万物各自完足。譬如明亮的太阳高悬天空，连有遮蔽物的房屋也都照亮；反身而诚，明德自然存在。只是那些不知道从事此学的人，沉溺于习俗，不肯以自身作为世人的准则；而知道从事此学的人，又被意识和成见束缚，因所见不同而与世俗隔阂。既然与世隔阂，又怎么能同世人有所济助呢？所谓大人，就是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不知道有他人之我、我之他人，把天下国家贯通看作一身。这就叫作彰明光明之德，也叫作圣学的最高境界。侯君为你们诸位士人撰文，愿意者的心意正在这里吗？侯君是陈公甫先生的同乡，又是我的朋友杨少宰贞复的同道。他品行清正纯真，笃实而能兴利除弊，剔除弊害，可以和名令伯仲相比。其他美好的品行尚未叙述，这里特意记载他的学政功绩。邓君拳拳不忘记赞美侯君，又不认为我的腐朽言论不合适，想搜集这些话来训诫诸位士人。他的这番心意，都是今天的人所不能企及的。训导某某等人，都协助成就了此事，按事例可以一并书写。重修袁州府儒学记 我过去经过袁州，看见那里山川秀美而郁茂，学校宏大而深远。进入堂中，读了一遍《旴江记》，私下感叹说：“谈到泽宫的人，大多艳称《旴江一记》；还没有到达这座宫学，仿佛已经神游其中的庭院了。这里前后人才辉煌显著，未必不是《旴江一记》的助力。”自从入我明朝以来，已经修缮过几次了？但由于年代久远，殿堂、斋舍、廊庑日益倾颓毁坏。诸生某等向太守汪公上呈文书，汪公慨然说：“这是我的责任。”他们又向地方诸位使君上呈文书，汪公还捐出自己所收赎金，计有一百多缗。于是倾颓的重新建立，旧的改造一新，学校焕然一新。学博林子若企偕同诸生某等，奉汪使君之命，向我邹子请求作记。邹子只是想到《旴江记》一文，即使善于作文的人，也多已疲于应付，何况我这个腐儒，又能写出什么呢？这次撰记，只是想起过去在旴江劝诫诸位士人的话，以治乱作衡量，希望诸生在乱世中能够死忠死孝；陈述义理并不是不高明，只是或许有所激发罢了。我私下认为，好的师长统率、教训子弟，就像乳母爱护女儿一样。乳母教导女儿，平日常常用重重关卡加以限制，给她佩戴玉饰，睡觉时还把衣带系在身上。等她嫁给别人，只告诉她说：“不要违背丈夫。” 至于采蘩、采苹这一类事情罢了，必定不曾教她割断头发、剖割鼻子、斩断手指之类的事情。父母爱护子女，所教导的是日常常道，这是天地间恒常的法则。万一事情到了穷尽、时势危急之时，那大概出于感情所不能自已，而形势又无可奈何。即使秉持大义的人，有时称扬一两件事来激励世人、磨砺愚钝，也不是守持正道、彰明教化的人忍心倡言的。所以古代称为校、称为序、称为庠，总归在于明白人伦。人伦有五，君子只阐明其常道，因此歌咏有章法，进退有法度，陶冶造就有方法；设置藩篱、系结约束，周密如此，都是为了激发志意、约束筋骨、熔炼浮躁之心，使之归于中和。内在修养自身、陶冶性情，由家庭推及乡里、国家和天下，这才是学问的实际。以节操自我表明身份的人，历代也未见一人。只是近世所谓求学的人，平日把学校看作多余的负担，终年一次也不来。号称聪颖敏捷的人，大多忙于求取青紫官服；一旦取得青紫，便把从前的教诲看得如同刍狗，不知道平生所期望的究竟是什么。间或有一两个知道我所从事的学问的人，也只是徒然为利禄打算，把古人“明德亲民”的宗旨看得连万分之一都不到。若有人私下想要立志于此，他们又跟着讥笑他。于是古人的学问日益荒废。袁州一代本来颇有声名，却没有华丽事物来扰乱心志、娱乐情怀，他们对于道，实在只是反掌之间的事。求学而听闻道理，就不会白白活着；不白活，必然也不会白白死去，临难时不可夺志，这就是我所说的事情。诸位士人，努力吧！刺史（缺） 庐陵县学新建文塔记

译庐陵众多士人占卜旧学的方位，吉冏卿刘公谋划此事，先由漳浦胡公修复，后来建宁陈公到任，又辅助完成工程，并请人作记。三位公又认为学校左边地势低洼，应该建塔镇住，于是修建了塔，耗费近几千缗钱，百姓并不知道，都是两位县令辛苦筹措赎金余款，加上观察宁波丁公、太守云台张公、司理毛公的资助；而冏卿刘公又孜孜不倦地为一州谋划，大家都十分辛劳。塔建成后，强令我邹子作文。我没有学习青乌家的风水术，但从学校观察它的道理，也有可以取譬之处。我说：龙，意思是隆盛；若隐若现，或显或伏，突然间有一条山脉贯通，才可以议论建基。我儒家的学问，从千圣传到今天，一脉相承，流传演变，和这有什么不同？又说：堂宇一定要绵延开阔平坦，四山环抱，然后才可以说是有所止。我儒家聚学、提问、辨析，宽居而行仁，以“知止”一语概括，和这有什么不同？又说：低洼之处应该筑高，这就是竖塔的意义。我儒家阻挡颓败的波流，柱立于急流中央，千万人中我独自前往，和这有什么不同？这些道理，《易》已经全都说过了。圣人作《易》，俯察地理，说：“观察土地的适宜之处。”其中乾坤的深意，正可以反复推求。乾卦六龙潜藏、显现、飞腾、跃动、警惕、亢进，最终归于群龙无首；群龙无首，变化就没有遗留了。又说：“按时驾驭六龙遨游天空。”又说：“在众物之上首先出现。”大概只有首先出现，众物才会都从它下面出现；众物从它下面出现，之后才能驾驭六龙遨游天空。否则以微小的自身，面对万物交相攻伐，谁能不被冲荡？被冲荡就会流动，流动就会放荡，放荡就无法控制。如今的士人，不被世俗冲荡而能首先挺立的，有几人？他们刺绣衣裳、絮絮喋喋，只怕不能协调于世俗声韵，于是有孤立的困难；一旦得志，仕途显达在前，吏议毁誉在后，便毁弃棱角、削平方正来迎合世俗，于是有不能守志的困难；间或有一两个仰慕古道的人，又被声名和意识层层缠缚，于是有独自前行的困难。圣人对于百姓来说，出于他们的同类，超拔于他们的群体；无论可生可死、可贫可贱、遭夷狄和患难，都不因死生、荣辱、毁誉而动念，之后才可以说是首先挺立。此意或许正是二位侯君及冏卿希望一国士人达到的境界吧？我曾经想，堂堂大宋，三百年间文物礼乐冠绝天下，如果不是我信国公文天祥回天浴日，三百年所培养的士人，以及诸儒峨冠博带、平日所谈论的道理，岂不都成了空洞的言辞？我又曾想，如果让濂洛诸位君子处在南宋末年，他们会处于什么境地？难道也会仿效今天的儒者说：“圣人没有死地”，暗自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像义鼠一样钻窜、像鸟一样逃避，把苟且偷生、侥幸免死的人称作有智慧，把杀身成仁的人说成是矫情激烈、沽名钓誉、不能通晓性命之理吗？这样一来，这种说法放荡而成为祸害，仍然不是小祸。性命本来是一回事，首先挺立的人才叫作驾驭上天。如果信国公便是这样吧？唉！诸位士人若不相信我的话，请看看今天的学校。左边那座高耸昂扬、如墙壁立于万仞之上、直冲云霄、拂过云层，千百年不改变、不屈不挠的，究竟是什么呢？所以说，它可以用来比喻学问。二侯与冏卿公不认为这是狂妄之言，于是请我把它刻在塔的北面。丁公名继嗣，浙江人，癸未进士。张公名鸣鹗，杭州人，己丑进士。毛公名堪，苏州人，戊戌进士。胡公名廷宴，漳浦人，乙未进士。陈公名圭，建宁人，戊戌进士。冏卿刘公名日升，本邑人，庚辰进士。临湘县新修棂星门记 临湘县学的门重新建成，县令文君尚宾主持办理此事，观察某公捐金相助。工程完成后，县令派使者奔走数千里，请我元某作记。我认为县令敦厚朴实，诚恳地向往圣道，因此教诲本县士人的话一定很详尽，我怎能没有话说？只是他的心意十分深厚，我不能不说。我认为圣人的道，有室，有堂，有门。“室”说的是深奥，含有精微的意义；“堂”说的是中正，含有高明的象征；“门”则有从此进入的意义。子路勇敢，听到善言便一定实行，孔子只赞许他达到堂上；至于立身卓异的颜子，孔子还说他尚未达到室内一间之处，由此室的深奥便可以想见了。子贡的智慧足以知晓圣人，他说：“能够得到门径的人或许很少，所以看不到宗庙的美盛、百官的富盛。”然而他没有指出所谓美盛富盛究竟是什么。后来孔子只说：“文章可以听闻，性与天道却不能听闻。”难道所谓美盛富盛就是文章，而不可听闻的就是还没有得到圣人之门吗？子贡已经以圣人为归依，尚且发出只能向外求取的感叹。我们距离圣人已有数千百年，只能在典籍和宫墙之间看见圣人，也已经是末等了。一定要有警醒而奋发、产生思考的人，颜回、子贡之后愿意学习孔子的，只有孟子。孟子说：“在圣人的门下游学，就很难再说出什么话来。”我元某认为，善于阐发圣人深意的，只有孟子。我想说一句话来回复县令，却不能说；不是不想说，而是无从说起。诸位看见这座门，一开一合，进入其中到达堂上，再进一步进入室内，回头思考：是谁开启了它，又是沿着谁的道路进入的？既可以让人沿着道路去做，是否也可以让人明白其中的道理呢？有能够明白的人，就会在羹墙之间看见我们的孔夫子了。泰和县重修明伦堂记

译西昌是古代的吉安儒学之邑，不必说文献在海内首屈一指，就是明德的伟大儒者，也代代不乏人，难道不是巍然著名的地方吗？县学原来有堂，旧匾额题作“明德”，文信国的手泽还保存着。后来改为“明伦堂”，久已倒塌而无人修治。适逢司李宁波刘公来代理县政，他徘徊于堂和廊庑之间，叹息说：“这哪里足以让众多士人居处？”于是把所收赎金全部拿出来，召集工匠，重新筹划修建。第二年，宁国张侯觐归，又叹息说：“这本来是地方长官的事务，却劳烦使君费心筹划，怎么还要依靠县令呢？”又拿出赎金相助。前后约费五百多金。不久刺史杭州张公到任，又捐出半年俸禄来补助公库，不动用公役，不烦扰百姓，大概到五月便告成了。诸位博士和青衿士人，前往吉水拜谒，请我邹子作记。邹子说：“二公与侯的德意，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不必再多费口舌。只是他们急切地重新修建此堂，其中的意义可以仔细推求。”《尚书》说：“上天叙定常典，命令我掌管五典，使五种人伦敦厚啊！上天制定礼秩，从我这里使五礼得以实行啊！”这就是说，典与礼、敦厚与实行，都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外物强加给我的。明伦，就是明白自身固有的明德。” 明白万物，察知人伦，到舜时达到极点。孟轲说：“由仁义而行，不是实行仁义。”顺着本性行动，是由仁义而行；先起意而后努力表现其情感，是实行仁义。明伦，就是明白所谓顺着本性而行罢了。孔子曾说：“百姓可以让他们沿着道路去做，却不能让他们明白。”明就是知。然而圣人并不因为百姓不能被使之明白就停止教化。党、庠、术、序，是教化有了处所；司徒、宗伯，是教化有了人；慰劳、招徕、匡正、直谏、辅佐、扶助，是教化有了方法。用礼来使他们践履，用音乐来使他们和谐，用刑罚来使他们成就，其意义归根到底只是使人自己有所体得罢了。善于教化的人，如春风吹拂万物，万物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却自然如此，然后才足以使人继承圣人的志向并纠正自身偏差。圣人难道是故意喜欢这样劳苦自己、不能安逸吗？圣人做到了孝，天下人中只要有一个不能孝，圣人就说：“这是我不孝吗？”何况人的本性本来就是孝。圣人做到了忠，天下人中只要有一个不忠，圣人就说：“这是我不忠吗？”何况人的本性本来就是忠。圣人做到了悌，与人交往做到了信，天下人中只要有一个不敬不信，圣人就说：“这是我不敬、不信吗？”何况人的本性本来就是恭敬和诚信。众人把自己看作自身，而圣人把万物看作自身；众人把胸中一腔之气看作心，而圣人把天下看作心。所以说：“圣人是人伦的极致。”人伦就是人的本性，圣人是知晓本性的人。只要有一个人不能合于极致，就都是本性有所亏欠。有承担世道责任的人，难道能独自停止忧虑吗？唉！这条道，天地凭它各安其位，日月凭它获得光明，江河凭它流动，星辰凭它排列，鬼神凭它幽冥；而它的意义本来就是平常又平常的常道，也就是经常不变的原则。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内及中国，外及蛮貊，大概都不能越出这条道。这条道，在天叫作命，在人叫作心。众人顺着它行事叫作道，圣人修明它叫作教，都是同一回事。我唯独奇怪，圣人的教化以平常的德行作为准则，以大的常经作为常道，而世上的学者往往跳出经常之外，放任情感于混沌无边之境，脱略名教，自以为逃脱世俗罗网、解开上天的束缚。明智的人称这种行为为扰乱常道，称为违背经常原则。违背经常原则、扰乱常道，就是邪恶，圣教所不能容忍，也是道德的贼害。这正是公与侯所忧虑的，也是重新修建这座堂的意义。有人说：爱亲敬兄，大概从孩子开始就知道了，果真可以叫作明伦吗？邹子说：赤子的心，是真实的本性。长大以后，便因外物而发生迁变。不因外物而迁变，是圣人穷尽本性的境界；随着情感而产生认识，却对此毫无觉察，是众人的状态。如今若要有所明白，是否就是所谓不因外物而迁变呢？这是我所愿意学习的。元标幼年时曾在这座堂中求学，长大后却惭愧自己没有践行它的宗旨。谨以父亲、老师和朋友一生的学行作为根本，替博士及诸生回复司李公与侯对士人的期望，或许有万分之一的契合。此次工程，主持其事的是邑中楚府纪善郭君尚璇、淮府教授曾君文光、思院副使陈学聪、县尉鄢尚卿、巡司郭天仁；辅助完成的是学谕应君某、文君某、桂君某，以及诸生康敏、刘纯臣、刘若庚、胡坤、萧景绍、欧阳一举。刘公名某，浙江宁波人；张公名某，泾县人。二人都是壬辰进士。其他德政另有记载，这里特意记载学政。清江公署新刻六经正义记

译圣人是穷尽本性的人。六经，是圣人穷尽本性的著作。本性有体有用，体幽微而用显著。幽微之处，是动静往来之神妙，不容易通过研求事物几微来明白；显著之处，是万事万物的道理，也不容易据此成就实际事务。圣人通达神明的德性，成就天下不断奋勉进取的事业，把它从心中得到，从口中宣说，再落笔写成书。后世记述它而成为经，经就是恒常的道。它在天叫作命，在人叫作性，顺着它而行叫作道，修明它叫作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爱叫作仁，合宜叫作义，践履叫作礼，明知叫作知，守信叫作信，这些都是同一回事。就像日月悬挂天空，无所不照；就像江河流经大地，无处不流。光明灿然，完备无缺。圣人的时代已经远去，后世儒者不断出现，却不能得到圣人的心意，各自用自己的意思揣测圣人的言语，于是圣人的道更加晦暗。山东民部宋某，专心于正学，曾向我乡里的李子某请教。李子告诉他说：“圣人的道，极其平易、极其简约，只是被注疏遮蔽了；只要刻印六经正文来诵读，它的意义自然会显现。”如今士大夫崇奉相信异端学说，竟把我们的道丢在草莽之间，反而背弃经义，这算什么？宋君受到这番话的感动，诚恳邀请金陵同道李子某考订精审，于是捐出俸禄交付刻工，使之流传天下。求学的人早晚在这里学习，才会知道圣人的言语极其平易，不必用险僻之说去揣测；极其容易，不必故意设置艰难来阻碍；极其浅显，不必刻意从深处寻求，于是能够超然自得。书中言语所表现的形象和意义，凡是父兄不能教给、老师朋友不能传授的，也会豁然贯通，如同冰块融化，再没有阻塞不通的忧患。宋君将要代理任事而离去，书版留在公署，担心时间久了散失，便写信给与我同游的冯子某，请求作记，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番心意。邹子为此惭愧了很久。六经光明如丹青，我又哪里能替后人增添什么呢？何况世间有些刻在金石美玉上的名迹，时间久了也几乎同草木一样消灭。竹简并不比金石美玉更能长久保存，想要它长存实在困难。天地之间凡有形有象的，都是物；既是物，就有成有坏。无形无象的，是性；性则没有生灭。贯穿六经、流行万古的，只有这个本性罢了。我们这些人想让六经永远光明吗？只要使自己的本性明白，常存不息就够了。我听先正说：“普通男女的胸中，自然都有完整的六经。”所谓《易》，就是变易，随着时势变化而顺从道。我忽然看见，忽然听见，忽然说话、行动、产生思虑，究竟是谁使它们如此呢？这就是《易》的变化。《书》叙述政事，《诗》吟咏歌唱，三礼讲敬，《春秋》讲褒贬；它们的意义虽然宏大、广泛、幽深、精奥，然而友爱兄弟也就是施行政事，思虑纯正而无邪就可以概括《诗》三百篇。我的心庄肃，就是礼；我的心所判定的是非，就是《春秋》。所谓人人都具有完整的六经，不正是这样吗？所以说：即使普通夫妇和愚昧不肖之人，也都有可以知道、可以做到的东西，那就是本性；圣人也有不知道、不能做到的事，所谓不知道、不能做到，同样是本性。穷究神妙、知晓变化，是德性的盛大。求学者把六经当成经书来看，打开书本便茫然无措；把自身当作六经来看，万般道理都完备其中。凡是鼓动如雷霆，滋润如风雨，代代光明如日月，交错运行如四时，鸢鸟飞翔、鱼跃水面、花草瓦砾，都是六经，也都是我自己。只是人们每天使用它们而不知道罢了。即使日常使用而不知道，经也从未消亡。我唯独奇怪，几千多年间，六经先被注疏搀杂，又被制义再度遮蔽；其中若有人想从万分之一中寻求失传的绪脉，又被自己的意见横加阻隔。道是天下公有的道，学是天下公有的学，执着一种意见来概括道，这和从门窗缝隙窥视日月的光明、拿盆瓮去汲取江河的深广有什么不同？孟轲厌恶执着一端而损害大道，这也是读六经的人应当知道的。宋君身处舟车往来、钱粮事务纷繁之中，却仍特别用心于正学，他的志趣操守实在高远。我一生与师友相互切磋的这些话，对你的内心是否有所契合呢？宋君名某，山东镇海卫人，己丑进士。仁文书院记

译县学的水向东流，汇聚成鉴湖，水势浩荡而停蓄。左边有一块高高隆起的土阜，相传叫盐仓岭，后来改名为东义仓。仓库迁入官府后，创建文江书院。万历庚辰年，江陵把天下书院全部毁掉，书院的土地改归民间。海宁陈侯任本县县令，说我居处狭小低洼，便用俸禄买下土地归还给我。癸未年，我冒昧在省城任职，便以恢复书院的事请示上级，得到批准。我写信把土地归还给陈侯，事情便定了。侯升任比部，离开兰溪。石楼徐侯到任后，我再次对他说：“这里过去曾是礼让之地，如今荆棘丛生、荒草遮蔽，已经很久了。开辟这座堂舍，来接待后来的求学者，难道不是侯君今天应做的事吗？”幸而侯君没有推辞，于是择定日期，准备材料，召集工匠，让义官娄世洁主持其事。建成三层屋宇，四周环绕围墙，两旁以重重廊庑为翼，比从前壮丽了一倍。命名为仁文书院，因为本县有仁峰高耸、文水回旋，书院正处在二者之间；又取曾子辅仁会友的宗旨，让诸位士人知道应当取法什么。侯君的功德十分盛美，我恭敬地执笔为它作记。记道：考察上古，学校、庠、序之中，上面没有不同的教化，下面没有不同的学问。樵夫、渔夫、屠户、商贩，随人而道就在其中，随地而学就寄寓其中。古代原本没有书院。宋代许多大儒出现，阐明圣人传下的道统，如白鹿、鹅湖、石鼓、岳麓，都是他们教化所及而成为著名的地方。后来继承他们遗迹的人，使书院遍布天下，也仿照党、庠、塾、序的制度。我认为书院可以辅助学政所未能做到的事。学政废弛以后，士师应当督责的，父兄所期望的，子弟所传诵的，只有读书应试这一件事；稍微谈到正学，众人便一起争吵，说这不利于求取功名。至于书院，如果不整齐明洁、穿戴盛服就不来，如果不谈仁义就不谈论；在这里游息、在这里学习，却不能内心惭愧、精神悚然、回心向道，那就不是大丈夫。学问实在难以言说。孔子以正学作为七十弟子的归依，得到其宗旨的没有谁超过颜子。看他问仁，孔子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颜子自述说：“夫子善于循循诱导，用文章广博我的知识。”孔子说仁时未曾不及文章，说博文时又未曾不及仁，这难道不是把二者分成两端了吗？虽然如此，孔子所说的仁，并不是枯槁寂灭；义、礼、知、信都属于仁，宇宙间最为光明的文理就在其中。所谓文，也不是泛泛的辞章；视、听、言、动都属于文，我心中至高的仁便由此产生。仁，就是本性，也是礼和文章的枢纽。三代以后，善于学习颜子的，没有谁超过程伯子。他说：“求学的人首先必须认识仁。”又说：“不必刻意防范检点，不必穷究搜索，只要保存它，就自然合于仁。”但后来有些自称认识仁的人，把穷究搜索当作妙悟，把防范检点当作戒忌，谨慎反而离仁越来越远。唉！如果不是精神明察、默然领会的君子，仁实在难以说清。汉高祖围攻鲁地时，鲁国诸儒仍讲诵弦歌不止，所以说：“齐鲁的文学，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我吉安人才文雅，海内称为邹鲁。从前学禁正盛，唯独我吉安没有稍稍改变。以仁为己任，继承过去、开创未来，我对诸位君子寄予深厚希望。元标进身朝廷而未能推行这种学问，退居后希望能在民间推行这种道理，使乡里的子弟孝友忠信，和睦恭敬；这样或许上不辜负圣天子明盛的时代，下不辜负贤良官吏振兴教化的美意。我眷恋不忘、想要开辟此地的心意，或许不会落空吧？崇儒书院记

译抚州是天下著名的郡。那里前代有许多明德的大儒，如王荆国、曾文定、陆文安、陆氏伯仲、吴草庐、康斋诸先生，学问醇厚，品行精粹，是当世文章道德的泰山北斗；即使远方荒僻之地的后辈，也还私下以他们为师并祭祀他们，何况他们的乡里呢？在此之前，明水陈公以学问倡导郡中士人，曾在临汝祭祀象山和二吴。后来旴江近溪罗公到来，每次在禅寺会讲一个多月，才分别离去。诸位缙绅继峰舒公、愚所陈公、儆默曾公、若士汤公先后商议说：“我抚州在宋代，黄勉斋创建南湖书院，以启发后来的学者。那时人才文雅，家家都有弦歌诵读之声。如今我们寄居在佛寺之中，还谈什么先贤的教训？多次图谋恢复，却始终不能办成。”不久，侍御、督学怀鲁周公回乡，在读礼的闲暇召集诸位年高德劭的人，专心研究名理。学博李公惟本、布衣周子某、徐子吉甫告诉周公说：“从前人说工匠一定有作坊，书院就是我们儒者的作坊。南湖淤塞，不能恢复；临汝稍远，东城城门下的桥边禅林正已倾颓，在它东边的空地上，背靠岘台，面向青云，灵谷、汝水、金堤百雉环绕；在左右几席之间选择一处地势，把它建成宫室，或许可以恢复宋代遗风吧？” 周公于是告诉本县县令吴公，吴公说：“我以无能之才治理这片土地，常常害怕没有办法教化诸位士人，阐明幽微之理、引导后人，这是我的责任。”于是和周公捐金倡导，周公又首先捐田资助后来求学的人。郡刺史张公、司理程公竭力赞助促成此事，缙绅和诸生也都乐意参加。聚集材料，召集工匠，七月开工。其规制是：临着孔道建门，门向东折而向南为大门，沿直甬道上去为堂，后面为祠。甬道东西两侧为号舍，都朝向南方。左边建阁和桥，江水如带，帆船桅樯上下往来；面向北方建亭和园圃，池塘若隐若现，竹树时遮时露，顿时恢复了南湖的壮丽景观。题名为“崇儒书院”。这项工程二十多年不能完成，却不到三个月便告成功，可见吴公和学使感动人心之深。诸公将择定吉日，在堂中祭祀诸位先生。徐子吉甫拿着县令吴公、侍御周公的书信，以及学博李公所记载的书院始末，前往吉水请我邹子元标作记。元标怀有追慕古人的志向，却眼高手低，正拿着笔徘徊时，偶然住在禅寺小室，松风瑟瑟，明月在天，忽然梦见一位古代儒者，面容古朴、眉毛浓重，恭敬地迎接他。那人说：“我是吴康斋先生。我请问：伊尹、周公那样的事业，先生能够做到吗？” 先生说：“我已经老了，只能启发、浇灌君主的德性，还能够略尽一二分力量。”我心中欢喜而醒来，说：“我正有承办崇儒书院的委托，尚未完成与这位名儒的神交，难道不是有意于此吗？”于是恭敬地作记。记道：道只有一个罢了；说没有圣人、没有儒者，是从本体上说；说有圣人、有儒者，是从成就上说。孟轲说：“能够终始贯通条理，是圣人的事业。”又说：“广大而能够化育万物，叫作圣。”又说：“能够终始贯通条理，就必然有一个开始它的根基。”又说：“既然不可知，就必然有善、信、美、大作为根基。”这不正是圣学的正宗吗？孔子教导子夏成为儒者，提出君子和小人两方面来衡量。儒者本来是君子，却又有小人冒充其中，为什么呢？圣道如天，天的形体圆，圆就无法找到边际；儒学如地，地的形体方，方就不能没有边角。大概历来谈论儒学，到宋代最为盛大；它的弊病发展到只仿效外在形迹的相似，把草率粗疏误认为自得之义。象山先生出现，直接指向本心，不借助修炼和印证，足以唤醒流于支离的世俗学问。圣学到象山时已经明白，但其弊病又发展到把情感和意识当成本性，放纵而抛弃礼法。康斋先生出现，严肃刚毅、方正不阿，以师道自任，足以挽救末世风俗的颓波。可是世上的儒者尊奉圣人，有一种说：“我的心已经明白了，凡是涉及有意作为的行迹，都足以遮蔽本性、妨碍大道。”另一种说：“我的行为已经敦厚了，凡是涉及心性的话，未免逃离儒学而进入佛教。”这都是意念的过失。看看两位先生的教诲，究竟如何呢？这两位先生都是抚州人。他们的智慧圆通，行为方正；辅佐先圣、启发后学，功绩如此灼然。生在他们的乡里，难道可以不知道他们的教诲吗？虽然如此，圣人是目标，儒学又是希望成为圣人的阶梯。我读《礼记》到《儒行》篇，其中美好的品德数不胜数；但篇中说“自立”、说“特立”、说“独立”、说“刚毅有操守”，圣人谈“自立”“特立”不止一次，由此大概可以想见命名儒者的意义。后来又说：“可以和他一同走向道，却不能和他一同坚定地立身。”《象传》解释《易经》的《恒》卦说：“君子因此立身而不改变方向。”那么立身守诚，正是儒者立身的珍宝。所谓立身，就是承戴仁德而行，怀抱义理而处，不合礼的事不去做；可以贫穷，可以卑贱，可以生，可以死，却不可以受辱。六七位先生，对于圣人的本体，有的见得全面，有的见得不全；虽然不能完全相同，但居于宽广之居，站在正当之位，行走在大道上，不淫乱、不动摇、不屈服，这一点是相同的。圣人同天地合德，诸位先生都是得到《易经》《恒》卦之道的人。《恒》的德性，确实足以取信于今世、流传于后世。如果不能恒守自己的德性，哪里足以和人共同学习、走向大道呢？登临这座堂的人，愿意努力吧！智慧应当圆通而崇尚效法上天，行为应当方正而谦下效法大地。如果儒者的行为宽泛疏略，借口圣人的真道，撤去藩篱、毁弃边界，不仅不足以进入圣境，而且会危害政治、危害事务，实在不是小事，也不是诸位君子尊重道、崇尚儒学的宗旨。有人说：“三位陆先生孝友，二位吴先生笃实，南丰曾巩对六经有功，纯粹无瑕；唯独王荆国在史书上留下争议，为什么呢？”邹子说：“荆公是有儒者身份而无私欲的人。他拜相之日，发誓要在寒山终老；罢相以后，寄身于倾颓的墙垣，终其一生。他徘徊在尘垢之外，逍遥于无为之业，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被非议玷污吗？当时众人攻击他的，只有新法罢了。新法推行时，荆国固然失之于急骤；新法废止时，君实也失之于激烈。急于废除新法的人，好像认为弊政一天也不能存在，而今却把其中一项项都认为是良法。王公本来就是有儒者修养而又有所作为的人。他未掌政时，天下人赞誉他，并没有增加他的自信；等到掌政以后，天下人毁谤他，也没有增加他的阻力。

译他的内心把毁誉看作太虚中往来的浮云。王公又是有儒者修养而且自信的人。六位先生享有美好的声誉，像没有瑕疵的玉；王公触犯众怒，群人的猜疑却像百炼之金一样坚硬。他们的志趣操守，前后为什么如此不同呢？况且《麟经》绝响，是非没有凭据，已经很久了。如果九泉之下的古人能够复生，我愿意执鞭为他们效劳。你对于王公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乡里愿意协助工程完成的缙绅，有瑞泉伍公、龙津陈公、谷南高公、春江刘公、养和谢公、文台吴公、望坪祝公、念庭周公、念初聂公、继疏吴公，以及诸生某等。我从前曾陪同诸位君子在朝廷任官，如今又和他们一同居处乡野。诸位君子慨然以先哲指示我正确道路，可以说是一代盛事。我是迂腐的儒者，对于诸位先生的学术，只是喝到了残余，不能有所发明。谨慎地把大概情形如此叙述。回想从前登上太华山，远望金华临海诸峰，群峰如龙跃入霄汉，确实都是仁人贤者。将来有机会相会，我当斋戒净心前来，在几步之外依礼侍立于讲席，聆听先生们的笑语和德音，以增益自己从未听闻的见识。诸位先生会允许我吗？这就是记。匡山阳明先生书院记 葛使君屺瞻以深邃的学问著名于儒者之间，由仪郎起用，授任浔阳观察，整饬纲纪，官吏百姓都受到感化。只是使君所竭尽精力的，是千古以来的正学，想用它自我启迪并启迪他人。一天，他从会城归来，取道道州祠，在庭阶之间徘徊，想到元公在宋代是开启儒学门户的大儒，而我朝文成公的学问承继元公；并且从前曾擒获叛逆、献上俘虏，率领诸士刻石记功，遗留下的声响至今还震动林木。这样的地方不能荐举明德、景仰高尚品行，怎么说得过去？于是从浔阳南熏门下寻找地势爽朗高敞的地方，命名为小匡山，建堂三间，中间祭祀阳明先生。左边叫讲堂，右边叫习堂，两旁以号舍为翼，中间是甬道，前面是门。建两座台以眺望远方，又建亭以显明开阔景色。五老群峰争相在几席之间呈现奇景，眼睛都看不过来。费用不多，役使百姓没有超过时限，焕然成为我道的讲坛。工程始于壬子年秋，癸丑年夏落成。诸生在这里学习，有人来请问新建学校的学术、事功优劣，以及太极与良知究竟相同还是不同。使君把它们归根于一的源头，详尽地为他们分析说明。又想到我这个腐儒邹子长期埋首蓬蒿之间，对于先生的宗旨或许有所窥测，于是派使者带着书信来请我作记。我私下认为，使君对这条道的功劳，千秋自会有歌谣传颂；这项工程不足以完全表现使君，而先生的教化遍行天下，豫章人家家户户祭祀祝祷，也不会因为有无这座祠而改变轻重。使君的心意大概是说：豫章以先生为祖述对象，学者十人中有九人如此，这个地方难道没有听闻知晓的人吗？在祭祀中思考，因思考而感动、奋发、兴起，人才文雅而有声誉，这也是我道的美好，是使君的心愿。唉！学习只从外在形式效法，所得只是影响，进入心中的并不是真实本性。男子七尺之躯降生世间，上天赋予他真实本性，明亮而不昏昧，没有凡圣之别，没有古今之别。百姓既不知道它，仁人智者又往往因为过度用力而失去它，总是由于不能认识自己的本性。不能认识本性，是因为没有真实志向；没有真实志向，真实本性就不能显现。真实本性既然显现，谁是圣人，谁是贤人，谁是愚人，谁是不肖者呢？凡所谓良知一脉，直接追随元公而一下进入圣域的道理，是不可用言语比喻的。这也是使君的心意。有人说：上次把一些人从祀于新建学中，为什么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呢？我说：这不是可以靠口舌争论解决的。先生的学问来自剖空内心、枯槁形体，不是用知识去求知，也不是用认识去求识。《易》说，乾知晓万物的大始；又说，乾纯粹合于天道，不借助人的力量，而坤尚且要把它分作二端。可是世上浅薄的儒者还没有看见完整的潮水，只是面对孤洲野岸，把一波一流就认为可以穷尽全潮的广大，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又有人说：新安之学在于格物穷理，先生的学问似乎与它不同，为什么呢？我说：晦翁所说穷究并达到事物的道理，难道是把自身的事情遗忘在万物之外而不去省察研究吗？他的意思大概是说，直接通达天德、上知几微的人很少，所以姑且借助筏子来帮助人渡河。凡是通过言语、知识、见解进入道理的，都是筏子。能不能由筏而渡、渡后舍弃筏子，就等待有智慧的人来判断。这就是晦翁的意思。二位先生难道真的有不同吗？谨以此答复使君。如果认为这样说对，请把它刻在碑阴，和同道共同讨论评议。我回想丙戌年拜谒道州祠，池中莲花青翠，仿佛坐在太极图中。当时作诗有“乾坤负荷者谁子，独立庭阶有所思”两句。如今虽然年老，哪一年才能在匡山祭祀先生呢？如果有人听闻使君的教诲，毅然担负起承继二位先生道统的责任，使君的志向就不会孤单了。此地方圆不到百里，巍峨的祠堂遥相对望。诸位士人是多么幸运，能够亲自遇到这盛事！一定有人作赋、砍薪祭祀来答谢使君，我愿意听到这样的作品。使君名寅亮，字□□，别号屺瞻，浙江钱塘人，辛丑进士。郑溪书院记

译如今有这样的人，饿得啼哭，必定给他食物；一旦得不到食物就会死去。又有这样的人，冷得号哭，必定给他衣服；一旦得不到衣服就会倒毙。这是人人都容易明白的事。假如有人对他说：“人若听不到道、不了解学问，必定有比饥寒更严重的祸患，你知道吗？”那么人们回答他，不过唯唯诺诺或含含糊糊罢了。只有真正懂得学习的人，才知道宁可因饥寒而死，也不可因为听不到道而活着。听闻大道，便是一日胜过千古，一息等于万年；听不到大道，即使活到百岁，也会同草木一起消灭殆尽。所以说：“安逸地生活而不受教育，就接近禽兽了。”如今人与禽兽的差别，也只在这一点点罢了。这一点人性，可以与天地一同长存，与日月一同照耀，与四时一同运行，也可以同鬼神共同主宰吉凶。上等的成为圣人，其次成为贤人、君子，再其次成为一乡的善士，都依靠这一点。人们知道我乡贤哲人才济济，即使一个刚获任命的士人出来做事，也能有所作为，哪里知道这都是从学问中获得的深厚根基呢？此前，永新少原余侯在禾川倡导阐明新学，会中诸人说：“宁愿同永新结为兄弟之国，缔结冠带之盟，只可惜不能参与其中。”众人都说，那里的民风淳厚朴实，山川奇异卓绝，一定会有明德君子应时而起。不久，如今的侍御紫海龙公便兴起了。龙公资质清正美善，操行醇厚精粹；从任县令直到巡按地方，都凭借自己的学问同士人百姓相互温暖。金华、西秦、横渠六君子故里的人，听闻学问已久，耳根浸染很深，不容易再被感动，却都心服龙公，毫无异议。由此可知龙公的学问了。恰逢龙公奉命回朝，乞求归乡，每天同乡里的父老子弟交游，察觉他们质朴而容易接受教化。龙公同他们谈论学问，父老子弟听从教导，纷纷捐钱帮助龙公在郑溪别墅兴建谭学馆。那里万山崒【疑字】耸，一水回旋，确实是风雅的佳地。明府某大力协助此事，向上级申报，认为是盛事，各方面都答复可以。龙公又带领子弟请我作记。我认为，在素来熟悉学问的地方讲学，人若不是沉溺于自己的意念，便是拘泥于见闻，所以往往很难入门；在郑溪讲学，没有意念和见闻来束缚人的天真本性，所以往往容易入门。男子头顶青天、脚踏大地，天赋的聪明明察都存于自身。实行仁德全靠自己，取用它也只在自己。先儒说：“仁者把天地万物都看作自己；真正认作自己，还有什么达不到呢？”诸位努力吧！真正知道“不闻道比饥寒更严重”的人，必定要听闻大道，然后才不会白白活一生。不是有羞耻之心，志向就不会奋发；不是默默体认，精神就不能深沉；不是心意困苦、反复思虑，学问就不能深入。学问如同大光明之所在，淳厚的风俗由此产生；进入这个乡里的贤臣，也都能成为忠贞之臣。游历教化之地，侍御开导后学，使明德流传千万世，与金华、西秦、横渠六君子的遗风一样，越久越新。考察侍御的学问，可知他无论出仕还是退处，都是一致的。重修岳麓书院 司理陈君某署理郡府事务，将近一年，士人称颂，百姓喜悦。他处理政务之余，想到岳麓是先贤教化流传之地，各位名公也时常来此。怎么能任凭它倾颓破败而不修治呢？恐怕这样便无法继承先人的志向、启发后来的学者。于是他捐出俸禄和自己办理诉讼所得的赎金，准备材料，召集工匠。这样一来，祠宇前后、庙堂斋舍全都焕然一新。陈君想到这项工程意义重大，恐怕后来的人把他的德意丢在草莽之中，便派人来请邹子作记。我回忆庚辰、辛巳年间，江陵任事时，朝廷下诏把天下书院全部毁掉。各种先圣先贤的遗像，被捆起来投入江中；盛服先生皱眉叹息说：“祸患殃及此道，难道我的道错了吗？”我对他说：“您忧虑大道会废弃吗？大道先于天地而存在，后于天地而独存；凡是天地覆盖承载、雨露滋润、日月星辰运行，以及人物、礼仪、威仪、周旋、进退，全都是道。即使穷乡僻巷、边远地区，也没有一息不与道同在。难道要把一座祠宇的兴废看得那么重要，必须有所凭借才能兴起，必定没有凭借才能废弃吗？这难道是道的本意吗？”先生说：“您所说的道，确实如此。然而人对于道，仁者看见的是仁，智者看见的是智，百姓则天天使用却不知道。圣贤不忍心看他们陷于无知，所以从多方面诱导、教诲、提醒他们。凡是能够使人受到感召而触动真心的，圣贤无不尽力施为。譬如看见有人饥饿将死、溺水将亡，就一定想着把他救出来、带到安全的地方；这样，他救世的心愿才算完成。否则，上天生圣贤出来，却让他们看见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情足以触动自己的心，那么上天生育圣贤的用意就落空了。”我拜谢并接受了他的话。恰逢癸未年我出仕，任职于宫禁近侍之官，便上奏说，过去毁掉天下书院，损伤道德教化、轻蔑名教，不是维系风俗、教化世人的办法。皇上批复可以，岳麓书院也首先得到准许恢复。我中途归田二十多年，常常想着率领几个弟子在这里徘徊，寻找朱、张二位先生的遗迹和遗训，使书院重新振作起来。又因为世道上艰难险阻太多，无法亲眼看见它盛大的景象而感到遗憾，却不知道它已经倾颓到这样的程度。假如没有陈君的千古志向，即使有明诏允许恢复，和昔日的景象究竟有什么不同呢？陈君父子兄弟世代把正学当作家传事业，他们所敬佩、服膺的诸位儒者，情意深厚而笃实。岳麓书院的典制重新光大，也足以作为我们大道的庆贺了。我又回忆当时商议恢复书院时，曾拜见大宗伯，说：“天下各处著名书院，如岳麓、白鹿、嵩阳、睢阳等名胜，如今幸而都焕然一新。然而要主持和发扬斯文，不可没有人。” 我的意思是，从邻近郡县中每年选一位学问博洽的人主持此事；礼请各县有道术的人，如昔日周允升、彪德美、吴德夫诸位君子，每年带领弟子来这里讲习。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祭祀，这项制度就可以长久流传下去。否则，我担心莓苔滋长，狐鼠夜间哀叫。况且宋代不是有山长的旧例吗？”大宗伯说：“您的话很对。”恰逢大宗伯离职，事情没有办成。如今难道没有掌管教化的人能够主持此事吗？我把这段话一并附在记文末尾。读到我的文章，如果有人留心世道，不辜负陈君今日的举动，那么我元某虽已老于此地，也仿佛在梦中亲眼见到，愿同诸位君子一同上下往来于书院之间，使二位先生的教泽流传无穷。这项工程，在上面主持的是观察某公，后来接任的是太守某公；协力帮助完成的是二守某公、别驾某公，他们都把斯文当作自己的责任，按例应当一并记载。正学书院记

译灵壁就是古代的虹州，我的门人锺叔和出任这里的县长，我写信对他说：“此县离洙泗很近，又是我圣祖龙飞之地，浸润圣人境界，受其深厚教化；当地民俗本来质朴正直，加上您淳厚的内心和古人的操行，只要稍微振兴教化，必定会有听到风声便奋发向上的人。”叔和兢兢业业，不沉溺于职务琐事，上下都彼此信任，声誉日益显著。不久，他接受诸位士人的请求，捐出俸禄和赎金，开设学馆，聚集诸士在其中学习，题名为“正学书院”。中间供奉先师，左右设置号舍。各处水流汇成池塘，巽峰高耸，转向东南又建文昌阁。诸士来此游学，仿佛亲身置身洙泗，与三千弟子、七十贤人同游，实在盛大。虽然如此，用“正学”命名学馆，难道没有深意吗？正是邪的对立面，有正便有邪。如今天地之间，什么是邪呢？世俗儒者必定把它归于佛、道二氏。二氏的书都在，幽微的言辞、深奥的旨意，也都洞察剖析了性命之精微。柱下老子的片言，孔子尚且有所取法；我圣祖也说他们扶助国运、帮助流行世教，并非浅薄微小。若把二氏视作邪，便是拘泥于教条。不过，我们儒学内部有千条溪流、万条路径，也有不得不辨析的地方。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希望人认识自己的真心。一旦获得真心，言语便都成了糟粕，于是有人反而取陈旧言论来奉祀尊崇。譬如射箭的人先审定靶子，方向正确，即使射一亿箭也能多次命中；若进入海中计算沙粒，只会徒然使自己困顿疲惫。万物都具备于我自身，外物难道在心之外吗？难道又只在心之内吗？至于有人终身劳瘁于心，去穷究万物，把心和物仍看作两个东西。间或有人想纠正追逐末流的弊病，说“使心虚静以建立根本”，说“良知”，却不知道所谓虚静，就是未发之中的状态，就是天命之性，并非靠人的力量可以增加进去的。若其中夹杂人为作用，便会阻塞而不灵通。所谓良知，不落入后天知识，不坠入生灭变化，不执着于意念，而是自然知道是非；若带着追求之心，反而成为生灭的根源。唉！正学不明已经很久了，不是学问本身不明，而是用自己的意念去承接、解释它的人造成的过错。先民已经不在了，我将归依谁呢？从前孔子生在周末，曾尊崇尧舜，以文王、武王为法式。他诵读《尚书》中尧舜的话“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诵读《诗经》中歌咏文王的话“继续光明，恭敬地止于至善”，大体都把使天下国家彰明美德作为最高目标。天下人只要有一人不能彰明自己的德行，就如同自己的德行尚未彰明。孔子的心情如此迫切，所以责任也如此重大。他一生往来鲁、卫、曹、滕等地，都是为了这个志向。我年轻时听说宋儒有“为天地建立本心，为百姓确立命运”的话，起初没有完全理解其意义；长期研磨思考，承蒙上天之灵，才知道天地本来无心，是把百姓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心。天地之心无所寄托，所以不得不把它归于百姓。人人若没有这个道理，就无法学习；若没有圣学，就无法开创太平。《中庸》论说中和，必归结于使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各得其养；至诚而尽人的本性，也必定要进一步尽万物的本性，赞助天地化育，作为最高境界。然而俯仰天地，考察古今，能做到这一点的有几人呢？近来我翻阅我圣祖的御集，不由得手舞足蹈。即使孔夫子重新降生，除了圣祖，还有谁值得他祖述？还有谁值得他奉为法式呢？回想自元代以来，教化废弛，大道隐晦而不彰。幸赖我圣祖重新整顿皇纲，使日月重现光明，为百姓确立了命运。即使尧、舜、禹、汤，也应当向圣祖行揖让之礼；仁、孝、卫护大道的教训，明亮如日月星辰。真正做到了万物共同生长而不相妨害，道路并行而不相冲突，这同那些拘守一家、自鸣得意的儒者相比，差别太远了。所谓学问，是大人的学问，不是一个人、一个身体可以私有的；所谓道，是天下万世的大道，不是一代一家可以私有的。如今诸位士人在这里聚集，入则孝顺父母，出则敬爱兄长，谨慎言语，慎重行事，依照各自能力所及，不忍因一念一事损伤天地的和谐与宽广。我明德的容量，实实在在见到天地之间只有此道最为广大，没有任何与它相对的东西；也只有此学最为快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它。古人说，羹墙之间都能看见尧，那么在几席之间看见我圣祖，又有什么困难呢？这就叫正学，实在没有辜负锺君造就人才的德意。我长期荒废田亩，也没有什么用处，但平生对于这门学问，不敢把它看作多余累赘。将来我拄杖来听诸位弦歌，诸位难道不会用正学来勉励我吗？先作此记，等待书院落成的年月和督工人员，另行记载。明新书院记

译禾川余侯勉励县中人士共同努力彰明德性，吉郡各位缙绅先生中懂得学问的人，余侯都以礼聘请而来。丁酉年春天，我才有机会同诸位长老结盟。到了这一天，士绅冠带云集，歌咏之声遍野，盛况空前。会事结束后，众人都充实满足，觉得有所收获。他们说，从前的兴文馆地处偏僻，不便前来求学，请改建到地势高爽开阔的地方。余侯于是把旧黉宫空地中刚开辟的公馆分出一部分，请示上级。上级答复说“可以”，于是题名为“明新书院”。余侯的意思大概是：如今正值大明盛世，真正的儒者纷纷出现，能够洗涤世俗之学；而我这里的百姓有幸听到前所未闻的道理，如果不争相自我磨炼，使自己显耀于光明之中，那就不是大丈夫。从今以后要越来越明、越来越新，渐渐昌盛、渐渐兴隆；上溯历代圣人的传承，近则继承刘、甘、尹、颜等乡里先达名儒的遗风，在家则成为纯正的儒者、善良的百姓，出仕则成为忠贞之臣、辅弼之士。我们这些主管教化、牧养百姓的人，对你们这些新进人士寄托如此深厚的希望，你们明白其中的深意吗？余侯于是写信来询问我，请我为书院作记。我茫然不知如何回答，余侯却嘱咐我一定要写。我并非不想说，只是吉郡的学问实在难以言说。若在见闻浅陋之地谈学问，人们听久了会突然醒悟，继而惊觉回顾、受到教化；在吉郡谈学问，就好比从海上游历回来的人，在江边向老人惊叹大海的奇观，老人只把自己见惯的河流当作常态，拒绝相信，忘记了大海的广大。我曾论说，先儒诱导人进入大道，偶尔只是施放一只筏子以渡过迷津；宋儒说“体认天理，致知格物”，明儒说“主静”，又说“致良知”，都是希望人借筏登岸，并不是说筏子就是岸。我们吉郡暂且不论宋儒，明代自新建伯首先倡导良知之学，十家中有九家传诵，叩问其所谓良知，不过是“知道是非”罢了。即使有深造者说“胸中光明灿烂就是良知”，如今追问他“凭什么使自己明？凭什么使自己新？”也不过回答“不使良知昏昧罢了”。唉！他们正自以为正确；我若说他们错了，他们必定同我争辩，他们不能入道也是自然的。却不知道“知道是非”只是认识，不是真正的知；光明灿烂而不昏昧，也仍然是生起后又消灭的状态。天上的日月光象如此显明，谁能超过它们？然而万物的新旧相继，出生的出生，变化的变化，造物主的光明与更新就是这样。诗人想要形容它也无法做到，只说“深厚美盛，永不停息”。所谓不停息，究竟是什么呢？诸位想要使自己光明、使自己更新，那么使自己明新所凭借的，又是什么呢？我若想用口来告诉你，假如尚未说出，你便听不到；我若想用手来指示你，假如尚未指示，你便看不见。道理借助形象才显现，是借用外物；发动它的机缘来自人，便不是真正的修养。真正的修养，不因有人而开始，不因无人而停止；不因独处而隐藏，不因显露而彰明。有个人身体被冻得痛苦，盼望进入有火的屋子取暖。虽然寒冷暂时得到缓解，但一旦离开所停留的地方，寒冷依旧存在。所以凡是向外物、向别人借取力量的，都是望着火屋而感到温暖，并不是自己真正明白、真正更新。能够知道万物都是自己，反身而诚，使自己的身心承接千古的道统而不坠，这样的“知者”有这样的人吗？我将要拜他为心中的老师。姑且记下这些，等待真正知晓的人。某人平生困苦劳顿，学问从未停步，自知这一点很清楚。然而平生不敢追逐那些围绕“良知”影影绰绰的空谈，以致迷惑自己又迷惑他人，姑且叙述大概如此。诸位难道没有能够使元标更加明白、更加更新的人吗？余侯以学问治理政事，明就是新，新就是明；自身已经具备，又捐出俸禄置办学田若干，另刻在碑阴。这里特意记载其中大的方面。余侯名【缺字】，字持国，是婺源人，壬辰进士。凤池书院记 我的族兄元忠出任增城县令，经过留都时，留在我的衙斋中，谈起做县令的事情，说：“我只是尽心修治自己的职务，哪里敢求取名声、钓取声誉？只要对百姓有利，即使上级不知道，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大不了抛弃官帽官服回乡罢了，难道会损害自己的本心吗？”我听了很赞赏他。兄长任县令五六年间，两次因考察经过文江而来看我，我得以听闻他治理县政的情况，大体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最喜欢谈的，是在学校培养士人，以及在书院招集众多士人加以教导；一谈到这些，便喜形于色。后来他画了一幅图给我看，说：“这里是龟峰铺旧址，在学校左侧有一块空地。多年间诸士苦于没有地方读书，我于是捐出俸禄加以开辟。估计费用数百缗，大多来自免除羡余和赎金，上级各官署帮助修缮的，只占十分之一罢了。”中间题名为“凤池书院”，左边是敬修轩，右边是尚友轩，飞檐相连，台基高大巍峨。每当县中人士前来游学诵读，都各自有安居之处。您用来勉励县中人士的安排，可以说既周详又完备了。世上做官吏的，大多迎合上级意旨，把它当作目标；平庸的只顾期限和文书，最下等的则同百姓争利，为自己的钱袋打算。像您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世间奉公守法的好官吧？不过，世人把培养士人当作提高名声的事，往往只是教他们把求取青紫官服作为日后的资本；而您把堂名题作“作圣”，又题作“斯文千古”，可见您对士人的期望，并不在词章诵读的末节，也不在谋求高官厚禄、温饱安逸。当然，县中人士难道没有取得高科、登上显贵职位的人吗？然而若无异于草木随风飘落，优美的声音掠过耳边，百世之后甚至有人进入他的乡里却不知道他的姓名，由此可知，学问本来就有真实的根本。圣人对于百姓，也大致如此。万世之后，人们听到他的遗风仍会受到激励而奋发，怎么可以不学习呢！功业崇高只在于志向，光明继承只在于恭敬。您又用“崇志”“敬修”命名轩舍，明白地向诸生显示了进入圣人境界的关键。诸位士人努力吧！所谓志向，并不是意气激昂罢了。先儒说：“古今有几个人真正有志？”所谓敬，也不是勉强做作罢了。先儒说：“天地运行的道理，不过在于敬。”唉，志向和敬意，难道是世俗儒者用知识、情感意识所冒充的东西可以相比的吗？弘治、嘉靖年间，以学问作为天下先导的，是东越和增城。东越说“致良知”，增城说“随处体认天理”。谈论者仿佛把二者看作彼此对立，却不知道“知”和“天理”、“致”和“体认”，究竟相同还是不同？若把天理排除在外而称为良知，那么这种知必定不良；若离开良知而谈天理，那么天理就成了人的外在对象。后来的学者都是凭自己的意念窥测两位先生的深意。诸生登上这座堂，有人能够觉察天理的余绪，有像湛先生这样的人从中出现，这才是…… 这样才算没有辜负我家培养士人的心意，而这个地方也将因此增添光荣。天地间流布的元气，什么地方没有贤人？必定会有人接续下去，永无穷尽。我谨慎地拭目以待。书院落成的年月和督工人员，另有记载。同仁书院记

译督学刘达可是吉郡人。他的父亲刺史公寓居潜县，于是全家居住在那里。刘达可从云南归来后，只以阐明大道为己任，捐出俸禄开设学馆，时常召集志同道合者，题名“同仁”，一边学习，一边教人，屡次写作诗文。江边的人请邹子作记。邹子曾同达可在爽鸠氏处任官，以学问相互勉励，情谊深厚，不能推辞，谨作记说：“从前孔夫子设教，方法很多。有的谈孝，有的谈性，有的谈敬，各种说法并不相同；唯独谈仁的宗旨，内容丰富而不止一种。后世儒者于是认为孔子的学问只是以仁为宗旨。到了宋儒相继兴起，有人说认识仁，有人说体察仁，有人说求取仁，都小心翼翼地遵循洙泗遗留下来的法度，不敢偏离分毫。却不知道孔子所说的仁，是希望人自己获得自己的本心罢了。若能获得本心，便可与六合相配、贯通万古，千圣的心都是我的心，仁便不必再说。若没有获得本心，只说认识、体察、求取，却不能以自己契合那个本心，离仁的宗旨就越来越远。达可的宗旨是否正在这里呢？把我的仁同于他人的仁，是把我所有的分给别人，却不知道人人本来各自具有仁。把他人的仁同于我的仁，是把别人所有的分给我，却不知道我本来就有仁。把爱之理当作同仁，只是仁的一端。把万物一体当作同仁，世上借“一体”的说法而对同辈和世俗作卑下议论的人也不少。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说呢？孔子说：“仁就是人。”认识仁就是认识人，认识人就是认识仁；如此一来，四海之内、四海之外，千百世以前、千百世以后，无论愚昧还是聪明、贤能还是不肖、尊贵还是卑贱，哪里有相同，哪里又有不同呢？这个道理在《易》《书》中早已辨析过。《易经》的“同人”卦说：“在旷野会合，通达，利于涉越大河，利于君子守正。”所谓在旷野，就是没有偏私牵制、空旷无边的意思。君子就是正，所以说只有君子才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至于在门内、宗族内、郊外与人会合，一处说没有过失，一处说有吝惜，一处说志向尚未实现，都是因为有所界限。《尚书》说：“不要任意偏爱，要遵循君王的道路；不要任意作恶，要遵循君王的道路；不要偏私，不要结党，主道广大；不要结党，不要偏私，王道平坦；不要反常，不要偏邪，王道正直。”不懂仁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些。大概要做到这样，才可以谈同仁的宗旨。登上这座堂的人，究竟把它当作门、宗族还是郊野？是在任意偏爱、任意作恶吗？是在偏私、结党、反常、偏邪吗？应当警醒地思考。楚地过去有岳麓、石鼓等书院，那里留有先贤的遗迹。我本想按次序前去访寻这些遗迹，来到同仁书院，谨把自己的浅见写下，刻在碑阴，权当完成请我作记的事情。《愿学集》卷五上 钦定《四库全书》《愿学集》卷五下 明代邹元标撰 记 泷江书院记 泷江自宋代欧阳文忠公出现后才显名，到文山先生时更加显赫；进入我大明，又因刘文介、钱文肃、彭、王二位殿撰以及张兼素而重新光大。进入这个乡里，只见群山高耸入云，一条江水回旋环抱，三座狮山雄踞江边。渔人驾着小船进入其中，仿佛到了武陵桃源，再也不知道有人间世界。这里接触到的人，都意气高岸，腹部宽大，谈论古代先贤的事情就像数说自家珍宝。询问当地风俗，都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努力务农，并且都以门阀功名为贵。因此吉邑推重礼教、信义，唯独这个乡最为突出。我经过这里，赞美其风俗，询问今昔兴衰的情况。于是我召集诸生说：“你们乡里的先辈声名流传千秋，他们的英灵如果有知，对后学的盼望一定很深。如今你们若不是学业不够勤奋，就是振作激励的方法不对。”又召见诸位父老说：“美玉不经过雕琢，不能形成文彩。诸位士人如美玉一样人才济济，而父老任凭他们不学习、不督促；偶尔督促，又不指示他们所应归依的目标，这也怎么能称为善于教导呢？依我的浅见，不如仿照古代乡社遗意，在这里祭祀诸位大儒，让诸生按一年四季在此学习，并在其中举行祠祀，使他们知道师承所在，可以吗？”诸位父老说：“这正是我们一向的志愿。” 于是准备材料、召集工匠，不久便告成。举行祭祀之日，士人们冠帽衣裳整齐，济济一堂，即使三代的威仪也不超过这里。诸位父老说：“只请先生写一篇记，使后来的学者知道应当向往什么。”邹子恭敬行礼后说：“风气不能振作，是我们的责任；学业不能勤勉，又是谁的责任呢？学问很难说清。一变而成为注疏，再变而成为制义，学问反而越来越浅薄。若告诉人制义之外还有正学，他们一定不相信我。如今诸位士人来到这里，进门必然经过门，经过门必然到堂，到了堂还要进入内室。学问也有门、堂、室。知道只是入门；宗庙的美盛、百官的富盛，是它的堂奥。说到进入内室，若没有通达天德，就很难谈到这一层。孔子三千弟子，唯恐自己没有听闻大道，就像子由登堂而尚未入室。所谓入室，只有颜子一人而已。颜子的学问，一方面说他像愚人，另一方面说他卓然突出。所谓愚与卓然，究竟是什么呢？大概只能用心领悟，不能用言语传授。因此我说它难以言说。我乡前辈多尊崇濂洛七闽作为规范，近来新建伯首先倡导良知之学，知道前人说的只是糟粕，却不知道新建伯所谓的知，是经过战乱纷扰、百折磨炼而验证出来的。如今所谓的知，只不过是入门时的端绪；所谓良知，仍属于有对待的分别之知。有对待就会落入知识，落入知识就有生灭，有生灭就不足以谈入室。这同新建伯的宗旨又相距多远呢？若把推拟、影响、猜测当作知，还不如濂洛诸儒的规范，至少没有失去先圣所传的礼法。万一这个乡里本来就崇尚礼教，假如有人能从卑近的礼上追溯到知，使崇尚的知成为本性，安守而不失，这本来就是我所愿意看见的。如此，诸位先辈以及我对你们寄托的继承发扬之意，也就没有落空。协助此事的诸位姓名，另刻在碑上。黟县天中书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