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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三 《河南集》　别集类第二【宋】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河南集》二十七卷，为宋代尹洙所撰。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天圣二年中进士，授绛州正平县主簿，因荐举任馆阁校勘，历次升迁至右司谏，出知渭州，兼任泾原路经略公事；因争论水洛城之事，调任庆州，又被董士防诉讼，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监理均州酒税，后来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尹洙为人内心刚强而外表温和，能够以义自守，长期经历边塞事务，对敌情了解透彻，所作各项处置大多有成效。他去世后，欧阳修为他撰写墓志，韩琦撰写墓表，范仲淹为文集作序。他的文章集中了当时一代名贤的评价，大概是因为他的气节和才干都足以令人敬重。至于他的文章，古朴峻拔、刚劲简洁，继承柳开、穆修之后的传统，一举挽回五代以来浮华靡丽的风气，尤其卓然足以传世。邵伯温《闻见录》说：钱惟演镇守西都时，修建双桂楼和临园驿，命欧阳修与尹洙撰写记文。欧阳修写了一千多字，尹洙只用了五百字，欧阳修佩服他的简约古朴。又说欧阳修早年擅长骈偶之文，等到任官河南，才得到师鲁，便拿韩愈的文章给他学习。大概欧阳修和师鲁的文章虽不相同，但在古文方面，欧阳修实际上居于师鲁之后。如此等等。宋代古文，欧阳修是巨擘，而尹洙实际上首先开创了这种风气，所以他的作品都有根本源流。自从欧阳修的文章盛行，尹洙的名声渐渐被掩盖，宋代史官于是说尹洙的才华不足以与欧阳修相比，这实在不是公允的评论。《闻见录》又说，欧阳修撰写《五代史》时，曾约定与尹洙分工撰写。如今文集中有《五代春秋》二卷，记事也简明翔实而有体例，应当就是当时所作。文集共二十七卷，与《宋史·艺文志》所载相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有二十卷，大概是传抄时脱漏了。双桂楼记、临园驿记，文集中没有收载，疑心编录时这些文章已经散佚。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河南集》原序 我读《尧典》《舜歌》以来的作品，看到文章的创作，醇厚与浅薄交替变化，几乎没有穷尽的时候吧？只有抑制末流、发扬根本，排斥郑声而恢复雅正，来辅助圣人之道，是很难做到的。近代唐代贞元、元和年间，韩退之在文章上主持盟主，风雅之文最为兴盛。懿宗、僖宗以后，逐渐流传到五代，文体变得浅薄柔弱。宋朝柳仲涂兴起而加以斥退，才俊之士大多跟随他。仲涂的门人中，能够师法经书、探求道理，并以文章闻名天下的很多。到了杨大年，凭借应制应用的才华独步当世，学习者雕琢词句、刻镂意旨，希望达到他的仿佛，却无暇顾及古文。更严重的专门从事藻饰，割裂破坏大雅之文，反而说古道不适合实用，废弃而不学习，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洛阳尹师鲁年轻时就有高明见识，不追逐时俗，与穆伯长交游，竭力写作古文。师鲁精通《春秋》，所以文章谨严，言辞简约而义理精密；章奏、封事、议论等文章，充分显现风采，士林才开始惊叹仰慕他。后来又得到欧阳永叔相继振兴古文，于是天下文章一变而归于正道，这对圣人之道实在功劳很大。这难道不是我们儒学的盛况吗？师鲁在天圣二年考中进士，后来中制科，从事于西都。当时洛阳太守王文正公沂、王文康公相继以礼相待，于是向朝廷引荐他，把他安置在文馆。师鲁因议论政事切直，被贬为监郢州酒税。征召后起用为陕西经略判官，多次更换边地职任，升任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出知潞州。此前任平凉知州时，他曾向将佐借贷公家的粮食钱财，议论此事的人不体察实情，于是他又被贬为汉东节度副使。一年多后，任监均州酒税。后来被征召。我当时正镇守南阳郡，一天师鲁抬着病体来到这里，相见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家人问他的后事，他也不回答。我便告诉他说：师鲁的文章，将要由韩公、稚圭、欧阳永叔为他撰述，使之流传后代。你家虽然贫困，我们也应共同捐出俸禄来资助此事。你只管端正心志、安定精神，不要再有后顾之忧。师鲁举手说道：您的话已经说尽了，我不再说什么。第二天我去探视他，已经见不到他了。传话的人说：已经告别了。于是他倚着几案去世了。故友和诸生聚集哭悼他，并且感叹他精明如此、刚决如此，生死也不能扰乱他的心志，难道不能称为正直吗？死后仍不失其正直，这样的君子难道还少吗？师鲁的才华、品行以及他的仕履经历，有欧阳永叔为他撰写墓铭，稚圭为他撰写墓表，这里不再详细记载。唉！师鲁有志于时政，却遭遇多难而不长寿；他所写的文章，也没有来得及编次，只把流传在人们手中的作品搜集分类，编成二十七卷，也足以看出他的志向了。因此为他作序。高平范仲淹。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一 宋　尹洙　撰 《皇雅》十篇 这是歌咏上天监临而授予天命的诗。自梁到周，战乱不止；宋朝承受天命，统一了天下。上天监临百姓，世间混乱而没有安定；宋帝既威武又仁慈，使真正的圣人之福禄长久。仁德确实使人归附，武力用来奋发争胜；不是防御，也不是杀戮，而是拯救我们的天命。自古以来，外表禅让，实际上相互经营，以命令相挟制，以政治暗中倾轧。皇帝起初整顿军队，志在勤于征伐，后来突然承受神器，并非经过谋划而成。淮南、潞州没有防备，终于沾染叛乱的痕迹；战车戒备森严，皇帝的威势显赫。那些盗贼残害百姓，我们的勇士百倍奋勇，消灭他们的首领，对反复不定的人予以宽赦。皇帝临朝于法宫，左右有宗室公卿，艺人和博学之士相聚，和乐从容。你们安居室内，你们从事工役和农业；既得到养育，又得到休息，这都是天子的恩惠。《天监》四章，每章八句 这是歌咏西方军队征伐蜀地的诗。君王发动西征，岷山、梁地不肯宾服，并不是说他们凭险固守，实在是与晋人相互勾连。我训诫并誓师，想到我的将臣，只要纠正他们的罪过，不必伤害百姓。勇猛的虎士奋力作战，很快摧毁了敌人的城壁。唉，孟侯啊，你也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谋略，迎接军队而投降，不敢抵抗锋镝。难道只是为自己谋划吗？这是为了保全宗国。蜀都平定后，将臣却失去了法度；这些人强悍骄横，那里的百姓惊恐战栗。当权者喧闹叫嚣，聚合万人成为一体。不是用怀柔，就是用威势；皇帝的心意在于忧恤百姓。皇帝说：将臣啊，我嘉奖你的功劳；废弃君命、毒害百姓，你不能有好的结局。国家法典应当斟酌，既论罪也论功；不把人处死而削夺其爵禄，使处理合乎中正。皇帝说：孟侯啊，接受在楚地的封爵，赐给你美善的旗帜和雕饰的戈，礼物齐备而规格特殊。使你的族人姻亲，以及文臣武将，都在王庭任职，没有不各有秩序的。蜀地百姓欢呼歌唱，赞颂天子的威灵；保护我们的人受封，残暴对待我们的人受刑。不是偏私功劳，也不是因为弱小便加以欺凌。天子爱护百姓，谁敢不承受奉行？《西师》六章，每章八句 这是歌咏耆武接受俘虏的诗。皇帝命令将领征伐南海，平定金陵，俘获二王献上。武功已经盛大而安定，当时只有两方；淮地服从而得到治理，海南于是荒服。谁懦弱而悖逆，谁暴虐而猖狂？自己走上不顺服之路，最终便灭亡。皇帝告诫两名俘虏：你们都将接受诛戮。只是百姓无罪，应当谋求让他们休养生息，如今正应使他们和睦安定。宁可威服独夫，皇帝感叹污乱邦国、长期遭受战争。有的暴虐百姓而征敛，有的施加酷虐而用刑。我下令采用适中的法典，使之符合国家常法；百姓服从仁德的教化，家室因此安宁。《耆武》三章：前两章每章八句，后一章六句 这是歌咏效法古制、命令守臣的诗。削弱附庸，以加强帝室。皇帝怀抱长远谋略，治理国家效法古制。四方守臣，是屏障，是栋梁。从前国家艰难时，没有遵行恩惠的法典；占据大都、连属城池，树立高大的牙旗。有士卒，有百姓，于是任意征发和修缮，使他们得以休息、宽缓。最终却叛乱离散。如今凡是统率军队的臣子，习惯于过去的见闻，若不革除祸乱的根源，怎能平定众多灾难？皇帝告诫各诸侯国，要奉行这些常法。显贵的元侯父子、亲近的宗室支系，应端正你们的封疆，辅佐我一人。凡是附属的城邑，不得轻视它们；蓄养军队、加重赋税，不得成为你们的私利。不要使国家凶乱，不要任意作福作威。天子有命，谁敢不敬奉？子孙相承相继，作为万世的规范。《宪古》二章，每章十六句 这是歌咏大卤王师讨伐晋国罪行的诗。冀州的疆域，其中有大卤；当地风俗凶悍而专横，地势险要而坚固，又联合幽都，动摇边境。三面边地已经平定，凶恶的威势却没有止息。皇帝统率六军，百万貔虎般的勇士，剪除它的附庸，进抵城下。双方刚一交锋，攻城的云梯和冲车便如飞舞。那愚蠢而懦弱的晋王请求归附，成为投降的俘虏。我们的将士奋勇振作，愿意尽情施展武力。皇帝说：唉！想到那些百姓，他们不是鲸鱼，也不是鲵鱼，却又将重新成为王土。晋国郊外已经平定，九州因此安宁。把功劳陈列在太庙，告祭上天借来的威灵。从前武王征伐商朝，观兵于盟津；我们的艺祖也勤于征伐，并非宽贷晋国的罪过，只是等待他们罪恶贯盈。圣人创立事业，圣人继承发展；祖宗功业巍巍。伟大的两位先祖，功劳没有谁能比得上。《大卤》二章：一章二十二句，一章十四句。这是歌咏皇帝亲自修明旧有典制、亲自耕作以劝导农业的诗。皇帝在郊外举行籍田礼，典礼仪式全都陈列完备。以重视农业来训导百姓，以供奉祭祀来勤勉自己。勤于祭祀在于诚心，不在于劳烦他人；训导农业在于务实，不在于徒饰文辞。皇帝慎重对待这两件事，亲自参与，亲自办理。公侯卿士以及普通百姓，千甸都有制度，整饬而又恭敬。皇帝赏赐高年老人，举行宴饮并表示喜悦。头发斑白的老人们，聚族站立而议论。我们一生经历艰难，只是暴乱接连不断罢了。过去习惯于金鼓之声，眼睛也看惯了兵器。愿皇帝为我们筹划，亲自讲习农业之事。使百姓有子有孙，努力耕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仁德的感化使人鼓舞，如同被熏陶得沉醉一般。《帝籍》二章，每章十四句 这是歌咏任用贤能的诗。皇帝询问百官：谁能辅佐我？让俊杰贤能之士登上职位，记录他们的功劳，不忘旧日功勋。不是贤能之人不要任用；巍巍的衮台，应由盛大的德行居之。任用贤能是什么？就是采用正直的言论，勉励你们陈述谋略，不要顾惜自身。难道没有直言而使我内心不快的吗？我不因此怪罪你们，你们也不要当面顺从。起初任职的官员，穿着戎装而意气扬扬；如今在皇帝左右，身着儒冠而光彩显赫。朝廷因此尊重文治、典章制度；得到贤才如此兴盛，世世代代光明相承。《庶工》三章，每章八句 这是歌咏皇帝制服北方、接受其请求订立盟约的诗。皇帝制服天下诸国，没有谁不宾服。蛮夷戎狄，只加以羁縻而不把他们当作臣民。威势达到三方，敌人叩头献上珍宝。单于改变心意，希望与朝廷互通使者。皇帝与公卿、列侯、众位老臣谋议，他们都说：他们本性暴戾阴险，已经侵扰我国边疆，又想贪图我们的珍宝。不如整顿军队，袭击他们的退路。皇帝说：我拥有众多军队，确实强盛，但想到这场战争未必必胜。何况是他们退回的军队，即使说能大获全胜，又有谁能把他们全部消灭？反而会使余孽更多，毒害我国北方边境。于是答应了他们的盟约，北方州郡因此安宁。汉代世宗皇帝抗击北方戎族，使农民困于征发、商人困于征税，国家费用不足；中原震动骚扰，汉水以南也开始空虚。到了后世，仍称颂他的功绩。仁厚伟大的圣考皇帝，德行无人能够匹敌。他不勤于用兵，北方人于是主动来归。到如今三十年，远方安裕而归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呜呼，真是仁德啊！《帝制》五章，四章每章八句，一章十句。这是歌咏皇帝慎重用刑的诗。皇帝施刑仁慈，在位者以宽容体恤为原则。皇帝成就这样的治理，真是恭敬谨慎啊！刑罚有疑问便宽宥，不把不明察当作明察；爱与怒都不任意发泄，谁来判定轻重？不要错杀一个无罪之人，只求刑法公平。前代掌管刑狱的官员倚仗法律而刻薄，并不是他们把谁当作仇敌，大概只是说他们在履行职务。如今审理案件，务求使判罚正确，以前人为鉴。这就是我们的仁德，皇帝的德行就在于仁慈，并逐渐形成风气。公侯卿士没有不遵从的。幼兽、禽卵以及草木萌芽，都能保全其生命。不鄙陋，不狭隘，多么和乐融融啊。《皇治》三章，每章八句 这是歌咏太平时代封禅祭祀、告祭成功的诗。啊，啊！太平没有具体形象，世人怎么能知道？只有盛大的德行可以留下踪迹，这就是封禅祭祀的仪式。向东到泰山岱宗，向西到汾水之脽。以礼祭祀上天之神，以宾礼迎接地神。皇帝有所征伐，我们百姓便欢乐；皇帝有所祈祷，我们百姓便各得其利。上天广施保佑，使皇帝得到福祉。永世安宁，成为无边无际的根基。《太平》一章八句 杂体诗 赠给三乡僧人知聪一首

译当年相逢的日子，距今已经二十年。老师随着安乐而居，我难道还被功名牵累吗？自己笑自己实在只是徒然如此，哪里比得上培养浩然之气？西门到女几山的道路，我还没有能够作诗归隐田园。和作他人经过韩柱国庙一首 隋氏统一天下，三位将领都是勇猛之人。贺公活着时被功名所累，杨素死后受到诛罚。贤明啊，韩柱国自身与功名都得以保全，享受庙祀流传后世。祭祀的礼典确实存在吗？临终时恍惚说出的话，竟使我这个平庸愚钝的人有所感触。经过兴平，哭祭耿谏议；丧事呈告经略韩密学。去年奉使西征时，我一见面便称赞您胆气豪壮，这才相信推诚相待国士，能够使人把死看得如鸿毛一般。从来投笔从戎，轻视做文官；从此横尸疆场，才显出你们这些人的可贵。今天在槐里遇到载着丧柩的旗幡，依然面对旧日馆舍放声长哭。舟行停泊寿州，寄给濠州江均少卿 雨水涨到滩头，沙滩已经空旷；一叶帆船向西而上，清风吹来十分畅快。谁知道离开州郡迟迟未行，心意还随着淮河的波浪，日夜向东流去。和作河东施待制二首 已经写成了，沈约也难以相比。遗憾的是姑且奉陪陶公，杯中酒却有限。感慨世事而伤春，心中有多少情意。点点白发渐渐生到鬓边。又一首 行程千里而来观察风俗，使节到达；百座城池的安舒与困苦，都系于行台。威严稍稍收敛，仍知道这是幸运。谁能相信美酒佳樽，竟能整日开怀畅饮。随州听说刘易进入终南山 神马渴死了，追寻也不见踪迹。离娄的眼睛昏花，迷失在虚空之中。九衢之中欢娱喧闹，仍然是原来的地方；一天之间忽然已在终南山峰。依附权势、趋奉权贵，只是纷纷扰扰。活着时歌唱，死后时哭泣，何必如此匆忙？人间万事既然已经看透，就不要让声誉越过关东。《河南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二 宋　尹洙　撰 杂议九篇 叙说燕地 战国时代，燕国最为弱小。两汉时的叛臣，挟持燕地而依靠匈奴，燕国几乎不能自保。凭公孙伯珪的强盛，最终仍受制于袁氏。只有慕容垂趁石虎乱亡之际，才兼并赵国。虽然胜败的策略各不相同，大体论其强弱，燕国不能胜过赵国。赵、魏如果合为一体，燕国本来就不能抵敌。唐代三镇盗贼合纵连横一百多年，北方寇敌未曾越过燕地侵入赵、魏。这说明燕地独自能够抵挡敌人。自从燕地归入契丹，势力日益炽盛。大显德年间，虽然收复三关，仍未完全收复燕南之地。宋朝初年契丹开始与燕地合并，势力更加扩张。然而朝廷只命偏师防御，王师征伐蜀、吴，安然不把两河放在心上。这显然说明赵、魏足以制约契丹。并州的寇乱平定后，集中天下精锐，专力对敌，却不能夺取一寸土地。不久曾以百万军队驻扎赵、魏，直到敌人退去，也没有人敢于抗击。世人多责怪不交战，但我军背靠城池，心有内顾，交战必然不能取胜。一旦失败，事情就危急了。因此不交战不应当责怪。考察其中弊端，在于军队没有分开。假设把军队分成三部驻扎在争夺之地，互为掎角以疑惑敌军的形势；设置伏兵等待敌军前进；边地营垒一向坚固，再驱使百姓守卫，使敌军困顿在坚城之下，乘隙从两面夹击，就没有不能取胜的。大概军队不分有六种弊端：使敌人蓄积勇气等待交战，没有其他力量牵制，这是第一；我军人数虽多，士卒却因此懈怠，这是第二；前代善于统率军队的将领一定会询问兵力多少，如今却把一切交给中等才干的人主持，这是第三；大军一旦败退，敌人便长驱直入，再无顾忌，这是第四；重兵集中于一处，根本力量虚弱，奸佞小人容易凭千般说辞动摇军心，这是第五；即使委以重大权柄，也难免彼此猜疑，又派贵臣监督，进退都由朝廷控制，因而失去应变能力，这是第六。军队分开，便能完全改变这些弊端，这就是六种好处。胜败是用兵的常势，把国内全部力量用来攻击外敌，一旦失败，就把全部所有都抛弃了。苻坚在淝水、哥舒翰在潼关，便是这样。因此制服敌人靠的是谋略，不在于兵力众多。以

译赵、魏、燕南之地，再加上山西百姓，足以防守；兵力足以作战，分开统率，将领便能专断。即使偏师受挫，其他军队仍然奋战，难道能因此关系国家安危吗？所以军队在外失败而根本不动摇，是善于治理。过去六国各有方圆千里的土地，军队败于秦国，散乱之后又能振作，经过几百次战斗，秦军仍未能攻破其都城、动摇其守国的稳固。陈胜、项梁集合关东军队，早晨失败，晚上便灭亡，这是新建立的势力。凭天下之广来谋划国家，反而不如千里之地坚固，却袭击新建势力，侥幸希望一战成功，难道不是糊涂吗？军队已经长久停止使用，士大夫诵读研习，认为百世之内不会再用兵；不是极其狂妄的人，谁也不谈论此事。然而如果军队果真废弃也就罢了，假如后世重新用兵，可以以此为鉴，从中觉悟。我只是叙述旧日事迹及其胜败而已。停止戍守 国家割弃北方边地，西部军队三十年不出征，而方圆千里的边亭和关隘仍布置重兵环绕戍守。虽然各部族屡次骚扰，立即就能平定，但屯戍的费用也已经十分巨大。西戎成为寇患，远在周代就有。西汉有先零，东汉有烧当，晋代有氐羌，唐代有秃发，历代不断侵扰，成为国家的严重祸患。兴兵平定叛乱，都取得了成功，却使中原劳苦疲敝。东汉尤其严重，费用常以亿计。孝安帝时羌人叛乱十四年，耗费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年又持续七年，耗费八十多亿；到段纪明时才用五十四亿左右】，才几乎全部消灭。如今西北四帅府【泾原、邠宁、秦凤、鄜延】的戍卒有十多万人，每个士卒一年供给大约二万【骑兵和冗员相比较，其中按中等数目计算廪禄供给，恩赏不在其中】，按十万人计算，每年耗费二十亿。自灵武停止用兵以来，计算费用已达六百多亿，正是前代的数倍。太平时代屯戍尚且如此，以后即使没有其他警报，也不能一天撤除。这十万军队是有益而无损的长期负担。国家以丰厚利益招募商人输送粮食，耗尽四方财货；但没有水运漕运，所能转运送达的也不过是靠近边境的几个郡罢了。年成不常丰收，粮饷却要固定供给，近几年也曾渐渐匮乏。假如敌人趁我国连续饥荒而来，我一定要调兵救援；粮饷应当从关中运出，那么还没有交战，西部边境已经困乏，难道能不考虑吗？现在的办法，不如登记成年百姓作为士兵，仿照唐代设置府兵，适当减少数量【唐代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估计京兆西北几个郡的上等户有十多万，中等户约为一半，应当可以得到六七万士兵【如今边境虽有这种制度，但极边几个郡的民户籍册稀少，不足以防备敌人】。按实物征收赋税，不再另行改变【赋税名义上征帛的，不改征五谷】；养马的人又免除杂徭，百姓因得到国家庇护而庆幸，因隶属兵籍而乐意。农闲时讲习军事，把材勇之士提升为什长、队正。秋季丰收时每十日检阅一次，常常如同敌寇将至，再用关内、河东的精兵配合他们。全部撤去京师禁军，慎重选任守将，分开统率而使职责专一。分开统率，兵力就不会过于集中；职责专一，将领就会更加奋勉。巩固防守，熟悉地势，积存粮食，训练精锐，使敌军没有空隙可窥，不交战便挫败其用兵之志。这就是所谓不要依赖敌人不来，而要依赖我们有办法等待敌人；这大概是从庙堂谋划中取胜的策略吧。论述祭祀 宗庙世代数目的制度，先儒论述得很详细，历代大多以七世为合宜，这里不再讨论。但郡国建立宗庙以及陵寝的制度，可以概括说明。汉代开始在郡国建立祖宗庙，后来又采纳叔孙通的建议增建原庙，于是京师的祖庙有两处。至于陵寝制度，则因秦氏而逐渐扩大【古代不在墓地祭祀，秦始皇在陵墓旁建立寝宫，汉代沿袭，诸陵寝都在朔日、望日、二十四节气、三伏、社日、腊日进献饭食】。后汉在正月驾车到原陵祭祀，仪式如同朝会】只有显宗沿用旧制，不起造庑屋，所以张酺称赞说：显节陵扫地露天祭祀，是想以节俭率领天下【魏武帝高陵依照汉制建立祭殿，黄初三年下诏废除，以遵从先帝俭约的志向；从此园陵的寝殿便断绝了】。唐代陵寝大体沿袭汉制【永徽二年规定，献陵三年服丧期之后在朔望进食，昭陵依照献陵的旧例】。只有景龙年间特别丰厚亲近地祭祀宗庙【景龙二年，博士认为诸陵每日祭祀不合古制，诏令乾陵早晚进献祭品，昭陵、献陵每天各祭一次；御史进呈贞观年间的仪式，春秋两季仲月派使者巡察陵墓；武后朝每个季度、皇帝诞辰和忌日都派使者到诸陵问安；诏令乾陵在冬至、寒食派外使，忌日派内使，诸陵依照贞观年间仪式】。至于巡幸西都，同时建立太室【中宗以后，两京宗庙四时都举行祭享，此后议论纷纷，大体有三种主张：第一，必须有宗庙，在四时祭享之日由其他官员代理；

译第二，建立宗庙而不举行祭祀，皇帝车驾巡行时便前往祭享；第三，保留宗庙而埋藏神主，皇帝有时向东巡幸，便装饰车辆，奉迎京师各庙神主一同前往。议论没有决定便停止了】如今列举汉、唐的制度事迹，可见其制度大体以隆盛为主，而不以减省为主，这难道不是笃厚孝思、广施亲亲之恩的意思吗？然而考察先王表达孝心，极致在于配享上天，盛大在于禘祭、祫祭；表现精明的德行，亲自举行裸献之礼，慎重又谨慎，不过是尽到至诚罢了。若是在园陵寝宫隆重举行每日祭祀，把四时祭享委托给诸侯国，即使美好的祭品全都具备，也没有笃厚的至诚，这与《周颂》所称述的情形，岂不是不同吗？审慎决断 汉代史书把元帝优柔寡断列为衰世的警戒。面临臣下、驾驭群臣的权柄，要强化君主威势，哪一样不依靠果断呢？然而果断之事，有的因审慎而昌盛，有的因任意而灭亡。周公忍心施行诛杀亲族之刑，孔子执行诛戮虚伪巧辩之人的刑罚；汉主听从挽车人的说法。对自己的判断审慎，是圣明；对他人的意见审慎，是明智。商代最终以严酷刑罚杀害忠良，桓帝、灵帝把党锢之狱推向极端；任凭自己的判断，是暴虐；任凭他人的意见，是昏聩。因此天下人迷惑时，我仍然实行自己的判断，这是对自己审慎；我自己迷惑时，正直之人、庄重之士进言，我听从他们，这是对他人审慎。天下人认为贤能的人，我却杀戮他，这是任凭自己；我自己迷惑时，却听信宠幸亲近之人的话，这是任凭他人。与其果断却不审慎，不如优柔缓行还更好。唉！圣人有时也做不到，暴君有时也不肯做；昏聩与明智的区别，后世应当以此为鉴啊！考察刑罚 刑罚随时代而有轻有重，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三代以后讲求治理，没有比唐代更盛的。唐代的法令，大体施行于今天，与今天并没有太大差别。然而贞观年间天下判处死刑的只有几十人，治理达到了极致【贞观四年，天下判处死刑二十九人】。国家在两河地区停战三十年，民力没有困乏，又年年丰收，但每年判处重罪死刑超过二千人【天圣元年至三年，有时二千七百人、二千四百人，少时也有二千二百人】。圣明的君主慈仁，从未因威怒而杀害一个无罪之人；那些请求判处死刑的人，大多又因恩德而获得宽免。过去的皇帝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一点，可是判狱数量的繁简，为什么差距如此遥远？如今触犯死罪的人，十人中有九人是贫民；并不是贫民不忌惮法律，大概是他们自爱不够。田间百姓储备一年粮食的，十人中很少有一两个；其次只好借钱，富裕人家收取加倍利息；再其次典押产业、租身谋生；到了最后，只能迁徙到其他郡，强壮者隶属军队，弱者乞食；不幸成为盗贼，就走到穷途末路了。如今每年杀死盗贼数以千计，而做盗贼的人十个中还不到一个被杀，这样天下的盗贼常有数万人。远方只有徐乐忧虑天下的祸患，实在可以作为深切的警戒。至于山林川泽的利益，古代不曾专卖，如今又全部禁锢起来了，所以百姓轻易触犯禁令，习惯于变诈，也是形势使然。国家占有天下土地，笼络各地货物，并不是为了供自己享用，只是因为用度广泛。如今天下有太平的名义，却没有减少战争时期的费用，即使想减轻赋税、放宽禁令，也还未能做到。贞观时代，四方夷族并不是一向弱小，警报紧急也不是毫无防备，文物制度也不是暂时削减；凭什么德行能达到那种程度？也不过是驾驭他们有方法罢了。如今想要学习贞观时代减省刑罚，不如追究根源；根源只在谨慎管理兵籍、节制经常性开支而已。军队粮饷不浮滥，国家用度不冗余，然后赋税才可以减轻，山林川泽才可以放宽禁令，人人才会自爱而重视犯法。如果不追究根源，即使说下达了体恤百姓的诏令，审察大小案件，希望犯罪者不受冤屈而达到刑罚减少的目标，难道不是很难吗？敦促学习 如今太学生，博士传授经书，阐明章句，穷究义理训诂，也不过是以求取禄位仕进为志向罢了。等到他们和郡国贡士一同考校学业时，所学经义终究一点也用不上，反而不如乡里诵习经书的人，那么师道不能实行，也是理所当然的。若让在太学学习的人另设科目考试，只把精通经义列为上等，那么求学之士谁不跟随老师学习呢？议论者希望郡县设置学校，确实是很高明的见解。然而天下学习经书的人数以万计，能够传承老师学说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不澄清源头，即使设置学校也没有益处。又有卿大夫家族，依据门第、赏赐和典章取得仕进资格的人，到了规定年限，只考核章句便达到中等标准，全部用来补任小吏。没有求学志向的人不能自我勉励，所以门第选官日益衰落，世代相传的德业很少继承，都是废弃学习造成的。周代官制中的师氏，掌管教育国子，大概就是公卿大夫的子弟。如今祭酒实际承担这一职责，凡通过门第调任的人，应当登记在师氏名下，以经义策问考核，才能补任官吏。对成绩优异者提高等级，勉励尚未达到标准者，那么求学的人会更加勤勉，做官的人也能使家业世代相传。纠正察访 本朝仿照唐制，设置登闻鼓院等四种检察机构，拓宽进言政事的渠道；但宪章法令没有明确，不是为了惩罚诬告和讥讪、勉励忠诚正直。至于讥刺切责君主、阐明时政，本来就是皇上想听到的。至于揭发隐蔽的过失、搜刮细小利益，难道对政事有补益吗？古人所戴的黈纩并不是为了遮蔽听觉，外屏也不是为了遮蔽视力；这是因为仅凭视听还不足以穷尽聪明。前代掌管国家的君主，有的喜欢听闻外间事务，把窥察当作明察；有人陈述民间事情，就嘉许他没有隐瞒，认为他把一切都说尽了。可是到了他们污蔑忠贤、加害忠贤时，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因此钩连朋党的禁锢，起于近臣的进言；告密案件，也起于广泛听闻。遥想鉴戒前事，难道不应当从防止祸患萌芽做起吗？应当申明并严格制定法令：凡是关于他人隐恶而法律不许言说的，治罪。那些谋求私利、遗害百姓的人，一经举报便罢免；这样正直的言论会日益进来，而险邪偏僻、侥幸求进的人就会稍知警戒。考核政绩 本朝考核政绩的制度，五品以下官员，全都由上级编写功绩状，按一定标准考定优劣，复奏后升迁，用来区别年资功劳、重视俸禄赏赐。按照功劳授予俸禄，是朝廷的制度；任职难进、离职易退，是臣下的常态。所以应当由上级推举赏赐，下面的人竞相谦让；任官只看才干，众人没有非分的觊觎之心，然后廉耻之风才会兴起，行为风俗才会敦厚。如今臣下自己记录政绩来求取赏典，于是夸耀推销自己的人得到录用，沉默不言的人很少升迁，奔走竞争的风气遍布而成为习俗，难道不应当纠正这种弊端吗？按照唐代贞观年间的旧例，门下省设置具员名册，依次补任庶官，从未有人人自己推荐自己以求得任用【建中三年，中书省上奏说：按照贞观旧例，常参官以及外官五品以上，每有任命，中书、门下都立簿登记，称为具员，依据他们每年的考课作为升迁授官的凭据，这是国家的大原则。如今请规定，刺史考核四次，郎中及任侍御史者各考核两次，其余官员各考核三次便予以转任，其余也一概依照旧例】。应当遵循这种制度，申令有关部门，五品以下官员谨慎登记官籍，选取任期年限已满、应当升迁的人，把他们的政绩行为登记上报朝廷而任命。有司失于举荐，以及自行上报功绩的人，给予同等处罚。这样或许能使爵禄赏罚的权柄出于朝廷，贪冒的根源得到减少和惩戒，难道不是崇尚谦让的一种方法吗？扩大进谏

译从前舜告诫禹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又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那么你就应当更加尊敬德行。由此可见，君臣之道隆盛，只在于言辞通达罢了。然而礼制有五种进谏方式，圣人采用讽谏，是因为这是针对臣下说的。若是针对君主，即使听到怨恨和辱骂，也应当自行警戒，并非没有益处。有人说：禹、周公为什么不采用讽谏？回答说：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反复告诫，即使语气激切，仍然是讽谏；在事情已经显露征兆后陈述事实，即使是讽谏，也仍然近于辩论。禹、周公作为臣子，希望君主能够始终遵守他们的告诫，使后世看不到君主的过失，使美德充满无穷，与那种违逆君主而辅正他的做法不同。唉，后世用禹、周公的道理来侍奉君主，难道不是忠诚吗？《河南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三 宋　尹洙　撰 杂文七篇 论攻守之策并答耿传一首 请问西部用兵已经将近一年了吗？如果从防守方面谋划，那么军队没有归期，坐耗粮饷；又因为边地赋税收入不多，应当还有转运的劳苦。如果再遇上饥荒，凶悍的百姓困顿于国内，军队长期在外，这不是善于防守的办法。远的应当考察前代深入敌境的利弊，近的应当以至道年间的战事为鉴，难道谋划今天的事情不可以参照古代吗？还是说胜败并不取决于人呢？既然如此，那么进攻和防守一定各有一种策略。现在谋划此事，应当怎样做？您所论述的防守的弊端和取胜的办法，难道可以说先击破李氏一族，攻击他们前面的主将，然后乘势进攻吗？这似乎不合适。为什么呢？两个部族土地相隔很远，即使让他们一同进军，交战地点和日期也不能预先确定；名义上是同时进军，实际上不能形成合力。如果敌人放置一个部族的军队，让他们纵深进入，只与一个部族的军队交战，那么双方人数相差悬殊，胜势就在敌人一方。敌人既然取胜，深入的一部就更加孤立，我的大军又能趁什么机会进攻呢？古代有攻击敌人必然救援之处的办法。敌人的必救之地在哪里？所谓吐蕃、回鹘，正可以使敌国攻打敌国，道理就是如此。如今唃厮罗大体占有吐蕃旧地，仍然接受朝廷任命；回鹘君长也派遣子弟到京师。这两个国家突然亲近起来，让他们自行谋划进攻，恐怕不能得到深入敌境的实际效果，只会让敌人从中交易获利。如果遵循唐代至德年间的旧例，让大将统领他们，敌人又将不会服从。所有这些，都应当详细说明其道理。悯忠 世人谋求自身周全，真是过分啊！山外那场战役【好水川、姚家川都是战地，都在陇山以外，属平凉，向西到羊牧隆城都不到五里】中，诸将拼死作战，明明白白地说明不能欺骗事实【找到诸将尸体时，都已身受重创；赵津已经失去了头颅】。有人说各人都失算了，而且不必为他们的死感到惋惜！唉！趋逐利益而违背节度使的命令，他们失算，确实如此【经略副使韩公巡视边境两个月，己丑日到达高平逻，报告说敌军逼近怀远城。韩公把镇戍军全部调出，先招募勇士，共一万一千人，命行营部署任福统领诸将，合力制服敌军。于是都监桑怿任先锋，钤辖朱观随后，武英又在其后，任福殿后。当晚宿营三川，敌军已经越过怀远向东南而去。第二天，诸将从怀远追踪敌军，西路巡检常鼎、刘肃在张家堡南与敌军交战，斩首数百，敌军丢弃了数以万计的骆驼、马匹、牛羊。桑怿率骑兵追赶，任福又分兵亲自前往。当晚，任福、桑怿驻军好水川，与敌军对垒；朱观、武英率一军驻扎笼落川，与他们隔山相距五里，仍派使者互通消息，约定第二天在防兵川口设防，不让敌军逃脱。当时吴贼亲自率领十多万军队，驻扎在川口。撤回的人说敌军四面封锁，但人数并不多，因此官军更加前进】秉持义节而不屈服，为什么不能与他们同死呢【癸巳日，任福、桑怿沿好水川向西追击敌军，未到羊牧隆城五里处，便遇到敌军大部队。桑怿奔驰冲击敌军锋线，敌军从辰时到午时不断增兵，官军溃败。桑怿与刘肃一同战死，任福的一个儿子也死在阵中。任福身中数箭，小校刘进劝他自行逃生，任福说：“我是大将军，既然战败，凭什么苟且偷生？一死足以报国！”于是战死。此前韩公曾召渭川都监赵津，率瓦亭骑军二千二百人作为各军后援。这天赵津赶到姚家川，与朱观、武英的防军和敌军交战。行营都监王珪从羊牧隆城率四千五百驻军赶来，在朱观军阵以西列阵。王珪多次出阵袭扰敌阵，但敌阵坚固，无法攻破。武英受伤，不能指挥军队；从午时到申时，敌军大举增援，东侧步军溃败，众军纷纷逃奔。王珪、武英、赵津，以及防议军事耿传、队将李简、镇戎将军李禹享、三川监军刘均，全都战死阵中。朱观带着剩余的一千多人据守民墙，向四面射箭，直到傍晚敌军才退去。朱观与任福交战的地方相距十五里，但直到战败，双方都没有互通消息。起初敌军与官军相遇后大肆掠夺，前往武延川。诸将既然战死，敌军当晚便收兵离去。因此山外百姓没有受到太大的祸害。然而诸将所率的作战部队，总共一千六百人和二万三百人，死者六千多人；指挥、军校死者有几十人】忠义，是世人所崇尚的；死者所承担的，是极其艰难的节义，他们背负着最高的声名。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应当走到底，怎么能谋求自身的安全呢？善于谋求自身安全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一定会指责说：“丧失军队、挫伤威势，即使因此死去，我也不认同。”然后享有财富，保全生命，认为这样做无愧于自身，是为自身打算得周全，难道不是很周全吗？敌寇在境内，军队正在出征，却想一定活着来保全功名，难啊！唉，丧失军队、挫伤威势而导致死亡，难道是诸将本来的心愿吗？也不过是不幸罢了。替国家说一句，不要让那些只谋求自身安全的人最终侥幸逃脱死亡。义节是贵重的；如果不幸发生，节士就会受到劝勉。辨明诬陷 山外战役中，参军事耿传随军出征【耿传以庆州通判身份兼任任福行营军事参谋，这次战役本来没有去。韩公婉言劝说他，于是才出发】。战斗开始后，敌骑越来越多，有人认为耿传只是文官，没有统军的责任，劝他避开离去；耿传毫不顾虑，身受数处创伤，死在阵中【行营都监武英劝耿传避开，耿传不回答。武英说：“我应当战死，您并不是主掌军队的人，为什么也要这样？”于是与耿传一同战死。战败以前，钤辖朱观也劝耿传稍微避开锋镝，耿传反而更加向前。朱观和武英的儿子都详细说过这些事】。有人却诬陷他说：“耿传督促诸将前进，使他们遇到大敌，最终挫败，这是耿传造成的。”后来得到耿传写给诸将的信，信中告诫他们要持重，担心被敌军诱骗；这难道是督促诸将前进吗【壬辰夜，耿传在朱观营中写信给任福，因为当天取得小胜，担心随后遇到敌军大部队，所以恳切告诫他。信上还亲自署写朱观的名字，以便送到任福军中。任福战败后，孔目把信呈给韩公，韩公立即上奏确定此事，并把信中话语完整记录下来，拿给那些怀疑的人看】？宋朝建立八十年来，文官死去的，有的是因为守城的责任，有的是不幸遭遇战祸，他们的死在义理上是一样的。至于面对大敌而不恐惧，与勇猛强悍的将士争相献出生命，像耿传这样的人，也很少见。可悲啊！谋划既没有被采用，又跟随他们一起战死，仍然免不了遭受诬陷。诬陷他的人，难道是喜欢标新立异吗？还是憎恶那些竭尽忠诚、为国效力的人呢？因此写下《辨诬》。退说

译我家在洛阳，你离洛阳很近；凡是经过你那里、住在昭禅师居所的地方，已经三十年了。今年我被贬官到汉东，经过你那里，又住在他处。于是谈到禅师当初见我在文章上有所进步，而后来又更加有名，于是凭此出仕。禅师看我这样追求进取，已经很久了。山林生活很快乐，何不退下来休息，以解除我的劳苦呢？禅师说：“退隐和进取同样都是有所作为，不如把二者一并忘掉。”我听后惊惧惭愧，觉得他的见解胜过我。然而我所说的退隐，难道是因为进取不得意，便把退隐看得高明吗？只是因为我才干不足，适合退隐罢了；喜欢这种生活，并没有什么过错。不久我又自我责备说：“我才干不足而适合退隐，并不是今天才知道的。先前天子命我治理百姓，又命我治理军队，我却没有在那时自行退隐。如今因为获罪被贬，才说喜欢退隐；退隐快乐不快乐，并不是我有资格谈论的。”禅师的说法多么正确啊！于是写下《退说》来警戒自己。《好恶解》三篇 世人毁誉他人，真是太轻率了！观察一个人的神色和言辞，便是非纷纷。他神色庄重，称誉他的人就说他稳重而有操守，诋毁他的人就说他严厉而自负。他神色和悦，称誉他的人就说他平易近人而且宽容，诋毁他的人就说他谄媚而求取迎合。他言辞少，称誉他的人就说他谨慎而谦让善良，诋毁他的人就说他阴险而窥伺别人的过错。他言辞丰富，称誉他的人就说他通达而合乎道理，诋毁他的人就说他夸张而喜欢争胜。这些说法，全都是好恶所造成的。好恶是从评价者自身发出的，并不是被评价者本性中所具有的好恶。唉！神色和言辞，哪里足以完全表现一个人的内心呢？我将以宽恕之心统一看待：观察他的神色，不说稳重，就说平易；听他的言辞，不说谨慎，就说通达。与其在称誉上判断失误，难道不仍然胜过在毁谤上判断失误吗？至于考察他的内心，一定要考察古代圣人的道。实行它的人便尊贵，违背它的人便卑贱。尊贵的是君子，卑贱的是小人。尊贵和卑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并不是由我来决定尊贵或卑贱。还何必责怪这是好恶造成的呢？有人说：“您所说的好恶是从评价者自身发出，而不是被评价者本性中的好恶，这样说的人更加疑惑了。”拘谨的人喜欢拘束，通达的人喜欢放纵，晦默的人喜欢沉默，明察的人喜欢辩论；与此相反的，便是他们所厌恶的。这些都是人的性情偏执固守的一面。如果因为某人本来可喜爱就喜爱他、可厌恶就厌恶他，不是更广泛了吗？我解释说：“我憎恶世人轻率地毁誉他人，只看外表而不考察内心，只摘取末节而不追究根本，所以举神色、言辞为例；这只是浅薄地进行好恶，并不是说那个人实际上有什么值得喜爱或厌恶之处。”因此只以宽恕之心一概看待，那么即使是性情偏执固守的人，难道不也算贤者吗？如果确实有值得喜爱或厌恶之处，我本来就说那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诗经》说：“喜爱这种正直的人。” 传记说：“憎恶那些谄佞的人。” 即使圣人也不是没有好恶，这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有人又说：“好恶从评价者自身发出，与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好恶，有什么不同呢？”人的本性，没有谁不具有好恶。把好恶施加于别人时，同自己相同的便喜爱，不同的便厌恶。这样看来，好恶都是从自己发出，怎么能说是从被评价者身上发出呢？我回答说：“我的朋友中有一人喜爱正直，他评论古今人物，必定把正直作为喜爱的标准。然而有一个他不喜欢的人，考察此人，原来是个诚实的人。我质问他，他回答说：‘我厌恶的是他的邪曲。’这样看来，厌恶本身是正确的，而被厌恶的对象却是不正确的。”那人于是释然了。《河南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河南集》卷四 宋尹洙撰 记十二首 《襄州岘山亭记》仁德施行于政事，所产生的感化深切而且没有穷尽，实在伟大啊！羊公治理襄阳，至今已经将近千年。襄阳有知识的士人和百姓，望见岘山就深深追思羊公，这不正是他的仁德吗？汉代以来，郡县官吏以遵循名教相标榜，即使有时也使用威势和权术来治理百姓，但究其根本，最终都归于治理。当时没有不设听讼、燕息之所的地方，如今都已湮没，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像这样，关于羊公的追思怎么会流传到今天呢？难道是因为他不使用威势权术，而纯粹凭仁德治理吗？威势，是强迫人来实现治理；权术，是使人看不见治理的方法。强迫人的治理，只要人们不怨恨就算了；看不见治理方法的治理，一旦人们看出其中的用意，便不会思念它。若是纯粹凭仁德治理，即使本人不亲自受到教化，后世之人听到他的遗风也会叹息抽泣，难怪会思念他而不忘，时间越久，声名反而越加彰显。晏公来到襄阳后，常常与僚佐游览岘山。山上原有亭子，毁坏得很厉害，晏公改建并使它焕然一新。从前所说的“堕泪碑”，梁代刘之遴、唐代李景譲曾两次改换，今天保存的只有李景譲改换的那一块。晏公命工匠把碑上磨损的字重新镌刻，使人能够辨认。唉！羊公的仁德并不依赖山和碑是否保存，然后才成为不朽；晏公勤勉保存遗迹，是顺应百姓的追思，正如周人爱护甘棠树一样。既然如此，那么晏公的政绩也称得上仁德吧？从来没有只爱惜遗迹而不思念遗迹主人的。至于亭子的清爽高敞和登临游览的优美景色，晏公曾经写过诗，留在那里。

译《巩县孔子庙记》宋朝建立八十年来，天下长久太平，天子端坐垂拱而治，遵循祖宗的法度，讲求礼乐文教，选拔贤俊，希望完全凭借声教使百姓达到太平和谐。做官的人遵循皇上的教化，他们治理政事大都以宽厚平和为务，以倚仗法令、刺探奸邪来获取能干的名声为可耻，专心厚植风俗，以崇尚廉洁谦让为根本。因此郡府都建立学校，尊奉先圣孔子庙的有十六七处。河南是天子的西都，建立国子学，名称和制度与东都相等。它的属县叫巩，距离府城一百里，处在大道要冲，是河洛之间的险要之地，舟车便利，百姓因而富强。在此以前，县中的先圣庙突然被水冲毁，材料散落在污泥中，再没有兴修。每逢举行释奠礼，只能借用县令官署，已经将近十年。大理寺丞李惟章处理完县政后，回头说道：“这里地处要冲而百姓富裕，最应该先施行礼教。如今先圣庙倒塌却不谋求修复，不符合畿县重地的身份。”他深以为乡老、官吏和百姓为羞，于是改建并使庙宇焕然一新。随后在县治西侧选择地方营建，并把情况上报府中，得到百姓捐给其他祠庙的钱六万，用来补助工程；又招募能工，购买良材，殿堂深邃高大，圣像庄严尊贵，学校有校舍，斋舍有次序，过了一段时间便建成了。县中百姓为此休息庆贺，相互议论说：“这座庙能够兴建，既经营又劳苦，全都是由于我们的李君。” 如果不作记、不刻石，就无法彰显李君的教化，于是请我写文章。我考察说：按照成法，县县都应建立先圣庙，在春秋两季举行释奠礼。这就是唐代韩文公所说的“郡县普遍祭祀孔子和社稷”。自五代动乱以来，祠官所掌管的郡县祭祀多已废弛不举，间或增加祭祀，大多荒诞妄行，不合常理。唯独孔子和社稷的祭祀，其祭奠所用的礼器、币帛，没有谁能够增加或减少，才真正称得上普遍祭祀。如今朝廷崇尚儒术，西都建立学宫，聚集生员，为各郡国倡导开端。巩县是西畿的重县，能够尊奉先圣来激励求学者，那么其他县兴办学校、勉励善行，也应当从巩县开始。既不失成法中普遍祭祀的典礼，李君的举措既贤明又可作为法式啊！年月日记 《伊阙县筑堤记》宝元元年春，伊阙县在县城东面筑堤，延伸五百步，堤高一丈，用三十天筑成，总共是为了拦挡伊水。伊水从县城西南流来，俯临城墙向东流去，曲折地向北流下。在这以前一年，夏季大雨，洪水突然冲击东郭，毁坏百姓房屋。雨停后，水又沿原来的河道流去。知县张承范向府中请求，认为应当修筑堤坝，以防后患。府中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有了这项工程。防御灾害、考虑祸患，是县令的职责。如今把这件事记下来，是有所褒美。曾听说古代做县令的人，考虑百姓十分深远，教育他们、怜恤他们，又兴办有利于百姓的事业、建立功绩，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扬名，只是能够审慎地谋求百姓生计，谨慎地防备灾祸罢了。古代那种深切考虑百姓的人，如今的县令如果也这样深切考虑百姓；而那些深切考虑自己的人，兴办一件事、改变一项政令，总要想着：“毁谤和责罚将要落到我身上。”即使确实没有什么可责罚的，也还会说：“我不作改变，或许可以留给后人。”后人也看着前人的政绩，说：“我一个人还能增加什么呢？”于是拖延日子，等待有幸调任，只求自己简省无事罢了。他们这样深切地考虑自己，唉，做县令难道就应当如此吗？如果真能忘掉自己的私利，只按事情是否适宜来施行，即使有毁谤和责罚，也勇敢地不加顾虑，那么距离古人又有什么遥远呢？如今伊水已经沿原来的河道流去，但不到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大洪水，张君能够预先谋划并修筑防护，这是考虑百姓的一种方法。所以我顺着这件事写下这篇议论，年月日记。《志古堂记》河南刘伯寿任新郑县令的第二年，在县署修筑厅堂。建成后，他对我说：“我的官务处理完毕，就来这里休息。于是早晚思考，常有所感叹。感叹功名不可期待，文章不能流传于后世。我想到古人努力实践，直到完成而后止，于是把这座堂命名为‘志古’。”我赞许他有这样的志向，便为他作辞说：“古人所作事情显著的，今天称作功名；古人所立言论显著的，今天称作文章。大概说来，实践事业，可以给当时带来恩泽、给后世带来利益；流传于世，便因此称为功名。立言，则可以纠正当时、成为后世的法式；流传于世，便因此称为文章。古人实践事业、建立言论，并不以功名文章为目的，最终却与功名文章一同流传。后世人想要功名显著，却忘了功名所以形成的原因；想要文章流传，却忘了文章所以流传的原因。因此虽得到所想要的结果，却违背正道的人是有的。如果有志于古人，应当放下所谓文章功名，努力求取古人的道才对。古人的道哪里遥远呢？不过是从内心求得罢了。内心没有苟且，可以处理事务；内心没有蔽塞，可以建立言论。只有没有苟且，才能置成败于身外而相信自己的操守；只有没有蔽塞，才能穷尽所见、洞察至微之处而达到事理的极致。相信自己的操守，根本在于纯正；达到事理极致，发端在于明达。纯正和明达，正是古人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后，文章和功名自然随之而来，却不会把它们据为己有。”刘伯寿喜欢我的话，把它刻在堂上，用来警戒自己。《张氏防隐园记》河南张清臣在某坊创建园林，他的哥哥上党使君把园子命名为“防隐”。清臣本来就隐居了，为什么还要说“防”呢？难道使君也有志于隐居吗？追逐世俗利益的人，内心劳苦，身体受拘束；只有隐居的人才能在外摆脱束缚、在内心感到舒适，所以两方面都得到好处。有志于隐居的人，即使身体还没有得到休息，而内心已经没有别的营求，难道不也更贤明吗？张氏世代为卿大夫，唯独清臣认为衣冠仕途玷污自身，奋然离去。他不看重权势，遇到洛城风物中的美好景致，认为有助于自己的情趣，就一定留恋忘归。他起初得到一处民家园圃，便加以整治翻新；水、竹、树、石，亭台、楼阁、桥梁、道路，曲折回环，高敞幽深，无不相称。每天与世外之士傲然游处其间，多么快乐啊！这就是隐居生活的优胜之处。我既赞美清臣能够享受这种快乐，又嘉许使君也有这样的志向，所以为他们写下这篇记。所有池塘、亭子的名称，附在篇末。

译《王氏题名记》陕郡开元寺建初院中有两篇进士登科题名记。其中一篇题写道：天复四年，左丞杨涉主持录取进士二十六人。这实际上是唐昭宗迁都洛阳、改元天祐时，驻跸陕州，杨涉丞相所放进士榜中的第十四人；王公名澥的嗣子、工部侍郎追记其事。工部侍郎名某，开宝二年任陕虢幕职，写文章记载这件事。后来十一年，工部侍郎的侄孙、盐铁推官守中奉使经过陕州，又在记文末尾题写姓名。另一篇题写道：咸平元年，翰林学士杨砺主持录取进士五十一人，这是第九名刘公璋所刻。刘公的祖父是太常卿刘岳，位列此前天复榜中的第十一名；刘公曾任职于陕州，所以把东郡咸平榜接续在这里。榜中第二十三人王公名某，就是天复榜第十四名王公的曾孙，历任某官；庆历元年追赠官职给他的嗣子【此处书写先公所获追赠官职】。职方公巡视陕右、按察刑狱时，观看建初院这两篇题名记，得知高祖、先公登科的两名，以及曾祖、伯祖的真迹都还保存着，感慨而追思，命我按年代先后编排。唉！天祐甲子距今一百三十九年，王公家四代都在佛寺刻名，如今王公又接续题写，世代德行深厚的人家，大概要显达了吧？《秦州新筑东西城记》城池是武备的一项，譬如军队中的大型兵器。古代圣王抵御祸患、安定百姓，弓箭、铠甲、头盔与城郭、沟池相互配合使用，以便利后世。世人不探究古代的根本，认为王者专门任用德教，不必依靠城池防守来巩固自己。如果真是这样，武库中的铠甲兵器将用来做什么呢？圣人把不教百姓作战看作弃置百姓，民兵不能废弃，就如城池不可废弃一样。唉，世人没有想到这一点。皇祐十六年，朝廷开始动用西路军队，边将增修壁垒，逐渐成为防守设施。又过了两年，敌军侵犯边塞，使鄜延一带的军队震动。从此潼关以西各州都修筑城池，众议纷纷响应，再没有提出异议的。然而事情突然发生，期限严急，办理仓促，严重的甚至削减制度标准，只求尽快完成，事后却免不了改建，反而重重损伤民力；与平时预先规划相比，劳费超过一半。秦州自古就是用兵之地，城垒大体完备。几十年来，归附内属的戎人越来越多，物资货物互相流通，里巷日益繁盛，百姓多依附城池而居。韩公镇守秦州初期，登记城外居民和屯营，合计将近几万家。韩公说：“这些正是资助敌寇的条件。”于是上报此事，请求扩建城池，诏令同意。韩公选拔能干的官吏，授予他们规划；东西两面扩建城墙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墙基厚度都与高度相称。新城内侧与旧城相连，合成一座城，从十月到正月完工并上报。总共用工三百万，秦州人都认为这很壮观。这一年整个冬天没有特别寒冷，捣土筑城的工人击杵作歌，以表达他们的快乐。此前郡中有罗谷水，从北山流下，韩公引导它向西堵塞旧河道，以便修城，众人很是疑惑。第二年夏天大雨，洪水沿新堤流过，完全没有危害城池，众人才信服。有人认为敌军屡次使中原疲敝，如今修城只是为了自守，并不是制服敌军的办法。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如今所忧虑的只是边地堡垒没有完全坚固；如果完全坚固，即使敌军到来，我军也能把全部力量用于城外作战，取胜的形势就多了。如果敌军因为看到我方城防已经完备，停止窥伺边境的图谋，那么兵法所说的没有智谋之名、没有勇战之功，却是最好的善策。韩公忠于国家、爱护百姓的心意，大概就在这里吧？工程开始以来，韩公设宴犒劳慰问，没有一天不到场。工程完成后，从各级校官以上，天子又评定他们的功劳，加以赏赐。春秋时期各国兴建工程，都用记载来使它完成。我在四月得以因州中事务辅佐韩公，所以详细记载实际情况。凡是主管工程的长官以及勤勉办事的官吏，都把姓名刻在碑阴。庆历二年八月十五日记 《岳州学记》夏、商、周三代凭什么治理天下呢？只是把教育人归于学校罢了。汉代以来，风俗教化日益衰败，政令宽厚还是暴虐，百姓劳苦还是安逸，都取决于官吏的治理。官吏治理大多崇尚威罚、严定期限，想让人奔走服从自己的命令。他们驱使百姓如此急迫，又哪里有时间把教育放在先，用道德义理逐渐教化他们呢？所以号称循良、能够用学校教育百姓的官吏，十人中也没有一二人。距离圣人越来越远，甚至有人掌管律令、主管簿书，思虑不出案牍，认为治理的手段全都在这里。反而把尊崇儒术、以王道教化为根本的人看作宽疏、不切合世务，唉，实在太过分了！滕公每次任郡守，必定兴办学校，接见诸生，把教育作为政事。庆历四年以前，他镇守巴陵时，郡学临近大道，地方狭窄、规模低下，讲习没有容身之处，于是测量牙城东面，找到形势优胜的地方迁建学校。正值京师倡导兴学，诏令各郡设置学官、扩大生员，滕公接受诏令后高兴地说：“天子有意恢复三代的治理，守臣应当述行皇上的德意、扩大风教，这件事没有比它更大的了，我岂敢不勉力而为？”于是扩大制度规模来营建。庙宇和圣像建成后，又修建阁楼收藏书籍，开辟讲堂传授经书；东西两廊排列斋舍，让诸生休息。掌管事务、主持礼仪，都按等级制度安排；膳食、器物、盥洗用水，全都严整完备。小学和宾客休息处，都排列在外面。总计建成房屋八十九间。祭祀器具等各项物品，考查礼制、根据实用，样样齐备。巴陵崇尚儒学的人，全都进入学校。滕公接见他们时，必定以礼相待，奖勉他们的勤奋，用来激励游惰者；推重他们已经达到的长处，用来勉励尚未达到的人。即使是新近入学而不守规矩的人，也都改变顽劣而变得恭敬，磨去迟钝而变得贤良。出入乡里，都努力修养整饬自己。郡中人因此知道孝悌礼义，都以学校为根本。滕公树立教化并惠及众人，难道不是切近现实、通达长久吗？此前滕公统领邠宁环庆军队，作为主帅抵御敌军，后来来到巴陵，才是降职调任。凡是从显要职位转任较小职位的人，往往会改变其治理态度：有的内心愤懑、表面昏沉，政事松弛、官务废弛，下属不能胜任弊病；有的谨慎畏惧、考虑危险，只是遵循旧制、保守常态，没有任何作为。至于任用或舍弃始终如一，无论环境险易，对自己在当时所树立的事业都不因疑惧而改变，像滕公心中所坚持的这样，如果不是深爱君主、笃信正道，怎么能做到呢？今年他把这些事记录下来告诉我，并且说：“我曾经镇守玉山、吴兴、安定，都建立了学校；它们作记时，必定请当时有名望的人来写，其次才轮到您，我开始惭愧自己不够相称。”然而安定的文章是我的兄长，确实承受滕公的命令；我怎么敢推辞呢？庆历六年八月日记。

译《书禹庙碑阴》唐代刘公修建禹庙碑上题写道：“补阙崔巨撰写，段季展书写。”崔巨的其他文章还可见到一两篇，段季展却没有什么声闻。刘公掌管财赋有大功，他所交往的都是天下的贤士，崔巨、段季展一定是当时有名望的人。如今膳部员外郎周越，曾任三门发运判官，才开始把碑的墨本传到京师。周君以书法闻名于世，因此段季展的书法大受人们喜爱和重视，各地争相摹写。流传的拓本多了以后，字迹渐渐残缺脱落。如今发运判官、屯田员外郎左瑾命工匠摹刻在另一块石头上，又建屋安置旧碑，并加锁牢固保护。左君曾对我说：“忠州的功业、崔巨的文章、段季展的书法，都应当永远流传，不只是他的书法值得珍爱。”我赞许左君是真正喜爱办好事的人，于是记录他的话，附在新碑末尾。宝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记。《潞州题名记》上党是古代的郡，后来以潞州命名，常常是大州。唐代把大都督府设置在这里；所谓两河用兵时，节制潞、泽、邢、洺、磁五州，军号称为昭义。到现在三百年间，主持州政的有一百多人，军号多次更改，不再节制各州，但府号仍和从前一样，所以题写大都督府的名称作为记载。崇尚忠诚、赞美美德的风气，从义阳王开始。庆历五年五月十一日，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州事尹某撰序。《题杨少师书后》周太子少师杨凝式公的墨迹，大多在洛城的佛寺中。如今保存下来的有广爱、长寿、天宫、甘露、兴教五处，都题写在墙壁上【洛都共有两处兴教寺，这一处在延福坊；又有集贤校理郭仲防在嘉善新居中留有十多个字，甘露寺把它们取来】。杨公在洛阳时，有时替别人撰写铭记，都不亲自书写。杨公的书法没有刻在石上的，评论书法的人认为，杨公的笔势纵横驰骋、任意挥洒，大概得自自己的意趣。把它刻下来，或许只能穷尽它的形似，却不能穷尽它的得意，难道真是这样吗？我并不擅长书法，无法知道。杨公题写墙壁距今已经八十多年，字迹颇多残缺，不能辨认的有十分之三四。天王院僧人继明担心杨公的书法久后失传，命僧人某挑选字迹最完整的，从长寿、甘露两面墙上共摹刻八十七字于石上。宝元二年月日，尹某记。《题祥符县尉防壁》夏侯之纯任祥符县尉时，尹某曾到他的官署，观看他处理案件。他考虑周密而气魄果断，凡事可不可行，都先在心中判断，不论大小必定实行，实行后从来没有轻易受挫。县治在都城门外，他所管辖的地方多是贵臣之家；县尉只是小官，却能够一切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并且有治理的名声，实在困难啊！前代的赤县治理京师，不以城内外为限制，事务广泛而权势责任也很重；县尉主管大盗，在县中又是重要官员。如今京城之中，禁军大将率兵巡逻，街市百姓已经不知道还有赤县，这只是因循旧制的权宜安排，难道是前代的法度吗？我既赞美夏侯之纯的政绩，又感叹他不能完全施展县尉所掌管的职权，所以把这些话写在墙上。《河南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河南集》卷五 宋尹洙撰 序十首

译《送路纶寺丞序》寺丞路涣之从郢中将前往南阳，在整治船只的那天，郡守广平公张氏在白雪楼设宴，命宾客僚属为他饯行。酒过数巡，奏起引商刻羽的曲调，在座宾客都感到凄然，发出离别孤独的叹息。友人尹某于是讲述古人临别赠言的意义，准备为他的行程作序。古人临别赠言，必定以自己所得的道理，规劝对方尚未达到的地方。如今路涣之才华优美而深藏不露，内心方正而外表温和；唯独他的深沉和温和，是我应当师法仰慕的。正要得到涣之来规劝自己，哪里敢对涣之有所进言呢？只是离别孤独的遗憾不能忘怀，我已经醉了而且流泪，于是作诗来接续。感慨时事，又为离别悲伤，平日里眼泪常常沾满手巾。今天在郢楼上，又为北归的人送行。又一首 我一向喜欢询问江南的事情，喜欢看见从江上来的人。今天在江边为归客送行，芦花深处摆开了祖饯的筵席。《送李侍禁一首》新秦杨叔武曾向别人谈起他的朋友李君的为人，说他是笃厚的君子，不过喜爱佛氏的学说。我后来见到李君，便把杨叔武的话告诉他。李君说：“确实如此，我取佛说中的报应、施受和因果，喜爱它广泛的博爱罢了。”我回答说：“这是仁德的资质。古代有孟氏的书，阐述仁义之说；您所喜爱的，应该接近孟氏之学。”李君对于儒家书籍只是泛泛通晓，自从我向他讲说孟氏之后，便更加勤勉。有一天他惊讶地说：“孟氏的学说与我一向的方向没有大的不同。”于是便专门学习孟氏之学。我又说：“从孟氏以后，一千年中能够尊崇孟氏的，只有唐代韩文公。”李君因此又通晓韩氏文章，并且说：“从今以后才知道，专心于博爱，关键在于实行是否合宜。”他与我交游两年，说话不是孟氏，就是韩氏。李君的性情，难道确实具有仁德的资质吗？他读佛氏的书，是因为它的爱心广大，所以喜爱它；等到读孟氏、韩氏的书，能够推扩这种爱心，就会有所达到。如果最终完成他的志向，那么圣人的道就没有不能达到的了。在他临别时，我叙述他最初的情况，用来勉励他。《送浮图奉坚一首》浮图奉坚法师来访我，拿出他所撰述的三昧义，求我为它作赞。我回答说：“法师学习佛法，能够扩大所传的内容来引导别人。想要赞美您的学说，应当去请教那些对您的学问钻研得很深的人；否则，即使是名公大人，又怎么能使世人相信呢？”我本来还不能完全理解法师的学说，而且我的言辞不足以受到世人重视，为什么还来求我呢？然而法师请求得更加坚决。观察法师的心意，是不想让任何一个人有不通晓他的学说的；难道他的心意竟如此坚定吗？唉，世上的儒者，有谁能像法师这样坚定地相信自己所传的学说吗？他将要出行时，我写下这篇序来记载此事。《送王胜之赞善一首》天下太平，士大夫子弟能够约束自身、修养谨慎，有的又能写文章、足以应付科举考试，他们的父兄一定指着他们说“这是好子弟”，朋友一定推许他们说“这是贤良之士”，国家选拔人才时一定举荐他们说“这是优秀的人材”。于是上下交相称赞他们贤能，贤能的人难道就只是这样吗？河南王胜之是宰相的儿子，二十五岁，平日写文章一天三千字。一天三千字，很多人都能做到。王胜之的文章，论述经义时常常驳斥、背离旧传，解释众家学说，直接探究圣人的旨意，大力阐明道理，使那些拘泥文字、根据旧说的人无法排斥他的论点。他论说时事，贯通古今，深刻而明白，对世俗容易理解，对当时容易实行；参照比较、推原复核，论说无穷无尽。大体上内容丰富却不流荡，法度严整却不窘迫，言语峻厉而醇厚，气势雄壮而悠长。蔡君谟常称赞他说：“是欧阳永叔一类的人。”欧阳永叔、蔡君谟都是我所敬畏的人。君谟从来没有过分夸奖、虚誉他人，既然这样说，就一定是真实的。胜之又洒脱旷达，奉行仁德、敬畏义理，是真正的杰出人物，却不屑于琐碎事务，和时俗疏远，因此毁谤和赞誉一同到来。唉，毁谤有什么用呢？然而前面所说的能够修身谨慎、文章足以应试的人，谈到他们的贤能或许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若要说他们受到毁谤，则根本没有。假使那些人能够效法胜之的真诚，即使不能超过胜之，也兼取他的各种长处来实行，又有什么困难呢？太平的圣明朝廷正要凭借文章法度治理天下，希望不要轻视我的话。

译《浮图秘演诗集序》有位浮图，号文惠师，名秘演，来拜访我。他说欧阳永叔为他作过诗序，苏子美赠给他诗。他说永叔悲叹秘演年老而且衰弱，子美诗中有“可惜不梳发而被佛法束缚，否则便会显赫地成为名卿”的句子。我认识秘演二十年了。当初刚见他时，他常与穆伯长交游。伯长刚强严峻，很少有人能与他相合，唯独喜欢秘演。秘演擅长作诗，又见识广博，喜欢谈论天下大事。他自称外表穿着浮图的服饰，内心却是儒者。如果当世有权势的人提拔振兴他，他一定会成为卓然出众、取得奇异节操的人。如今他既老又穷困，被佛法束缚，难道还能摆脱吗？伯长任州参军时已经去世。秘演作为年老的浮图，本来也是他的处境。秘演再次来到京师后，不饮酒，也不与人纵情高谈，颇能自我持守谨慎。他和世上有名的浮图没有太大不同。秘演的内心，难道也随着年岁一同衰老了吗？永叔是因为石曼卿才开始知道秘演，见到他如今衰老，却听说他过去壮盛，所以为此感到悲哀。然而秘演年轻时作诗就健劲，老年反而更加雄健，并不像他的年岁那样衰老。我听说诗从内心发出，难道会彼此背离吗？难道是秘演年老后更加经历世事，又不再参与世俗事务，于是顺着世俗的潮流而行，外表似乎衰弱，内心却挺立不屈，唯独在诗中抒发出来吗？秘演的诗已经很多，受到人们重视，但秘演自己也不珍爱它们。他多次游历四方，有些诗篇散失了，我颇为惋惜，便把能够记录的编录下来，共三百多篇。河南尹某作序。《送随县尉李康侯一首》自从我被贬官以来，有来看望我的人，怜悯我的困穷，悲切之情表现在神色和言辞上。那些人未必真正了解我，只是怜悯我的困穷罢了。我惭愧于他们的心意，又敬重他们的为人，这是为什么呢？看见别人困穷，悲切地怜悯他，这也是仁德之情从内心发出。李君第二次来见我，送给我几千字的信，全都宏扬仁义之说，没有一句怜悯我困穷的话。难道是因为他认为自身的困穷不值得使内心受到牵累吗？一个人自处而不卑下，对待别人就会要求很高。我欣喜李君了解我，又赞美他处世境界高远。临别之际情意深重，姑且赠给他这些话。《送浮图迥光一首》我因疾病而被废弃，作为被放逐的臣子，便因为自身的困穷而趋向浮图氏的学说，把自身的荣辱、穷达看得一样，然后才能使内心平静。唉，这是多么迷惑啊！屈原、贾生作被放逐的辞赋，惶惶不安，恳切地把君主作为内心深处不能忘记的对象。他们难道是因为自身的困穷、屈辱能够牵累内心吗？先圣称赞颜子，箪食瓢饮，别人不能忍受那种忧苦，颜回却没有改变自己的快乐。大概真正以圣人的道为乐的人，从来就没有忧愁，又哪里会有荣辱、穷达之分呢？我被贬到随州一个月，迥光法师来探望我，拿他老师的学说来警醒我。迥光法师是明达通晓事理的人。我在他将要出行时叙述我的观点，用来作别。《送光化县尉连庠一首》自从西部战事兴起，金帛、粮食、干粮等一切军需物资的积聚，凡是供军队使用的，费用越来越广；铁、皮革、弓干、箭羽等一切军用品，凡是军队所需的，征取越来越多。费用越广，官吏中善于聚敛的便越受重用；征取越多，官吏中善于逞能办事的便越受重用。上级任用他们的才能，下级收取他们的功劳。从监司所管辖的地区到郡县，从初任官到久任的老吏宿官，没有不把这样做看作治理得好、处理政务的首要之务的。于是，强横的官吏更加肆意妄为，软弱的官吏也跟着趋附。更严重的，甚至不顾百姓困穷，不察看有无余力，竭尽民间财利来夸耀自己的精明严厉，以求获得勤能的名声。有人谈论治理的原则，他们必定斥责说：“正值事情艰难的时候，应当寻求富国强兵的要道，哪里顾得上什么治理原则呢？”所以官吏越发以能干自夸，百姓却越发愁苦。做官难道本来就应当这样吗？连君是君子，任官已经五年了。我考察他的为吏之道，大概以仁爱为根本，并且能够通达下情。他对于百姓，只知道为他们谋利、使他们宽舒罢了；职分内的事务没有荒废，期限和防备也没有失误。按照古代为官者的标准考察，他本应以贤良著称；而在如今，却还不能以才干闻名。唉！古代并非没有战争。我朝以仁爱养育天下将近几百年，如今只是一方兴兵，其军需取自百姓、劳役施于百姓，也必定要根据他们的财力和物力加以约束，难道会重重扰害他们吗？而百姓在下面发出愁苦叹息，正是官吏造成的。官吏难道喜欢扰害百姓吗？他们也只是想凭才干为自己求得名声，从而有利于升迁罢了。因此，奖励有才干的官吏，士人就会更加苟且偷安；尊重贤良的官吏，百姓就能顺遂地生活。只有君子不会被利益改变志向，所以我乐意同连君把这些道理说尽。送供奉曹测诗一首 我调任武当一个月时，曹君率领淮阳戍兵来到郡城下。有一天他来拜访我，把淮阳人送行的诗全都拿出来给我看，并且请我作诗。我自从获罪以后，不愿意凭文章使自己闻名于世；即使是平素交情深厚的朋友，也从未主动写信问候，并不是为了爱惜自己，而是担心连累朋友。如今刚刚见到曹君，他却突然对我大加称誉，我害怕流俗中那些喜欢诋毁人的人连带着把他也毁了。因此我冒昧推辞，但曹君的请求更加坚决。唉！流俗之人的毁誉，本来就是流俗之人所忧虑的。倜傥不羁的人却不是这样，无论毁谤还是赞誉，都一定审察自己而已，哪里会顾虑流俗呢？曹君出生于有功勋德业的家族，年少时便立志求学，如今志趣又是这样，他大概就是倜傥不羁的人吧？诗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心意，所以写这篇序来同他告别。送丘斋郎诗一首 天子临朝，亲自策问贤良之士，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想考察当今的事务，参照古代的义理，使这些见解足以施行于世吗？然而我没有听说某件事由某人提出、某件事由某人废止。难道朝廷不急于实行他们的言论，只是考察他们的才识，以便将来任用吗？还是认为贤良之士只求把言论说得高远，却不切合实行吗？如果只是收取他们以备将来任用，那么如今登科的人被朝廷任用，替朝廷进言，重点在于得到人才，仍然不必拘泥于策论是否一开始就实行。如果言论不切合实行，只求说得高远，以便凭声名取得重视，那恐怕不是诏策的本意。丘君仲谋，才思敏捷，学识丰富，通晓古今，他的才识和辩论在贤良之士中毫不逊色。将来他应诏回答策问，使治理国家的人急切实行他所陈述的意见；使听到他对策的人唯恐不能在当时大加施行，这才是对贤良之士的期望。宝元三年上元夕，洙谨作序。《河南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六 宋尹洙撰 书信

译致叶道卿舍人推荐李之才书 某再拜：八月初曾写信托郑开封带去。浙江一带过了十多天，听说有召您入西掖任职的诏命，朝廷内外盼望此事，已经很久了。即使有了这次任命，本来也还不足以道贺。恭敬地想，您刚到京城，身体一定安泰康健。某有一点私下的心意，冒昧向您陈述，惶恐惶恐。孟州司法参军李之才，已经三十九岁了。天圣八年以同进士出身登第，能够写古文，语言直率，意思周密，不放肆也不窘迫，本来足以赶上前辈，实在不是某所敢妄加品评的。他为人敦厚朴实、真率自然，不故意矫饰逞强，安于低微的职位，很没有求取仕进的念头，所以世人很少能了解他。京师诸君中有一位石曼卿，同他交游，只有曼卿喜欢他不急于追求荣华利禄，认为这与自己的性情相合罢了。之才的母亲年老，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曼卿曾劝他退隐，却使他无处可归；在这一点上，曼卿的认识似乎还不够周全。之才又通达世务，如果稍微得到任用，他的才干远远超过常人。如今幸好他贫穷无资，不能轻易决定退隐归去，有识之士应当共同成全他。近来的制度是，吏部选拔官员，有人保荐任用；达到五人以上，就考察他的才干。某曾向居于上位的人设法请求，有人推荐了他，如今已经有四人。到十二月又将停罢此事，我想若不是明公，便没有办法成全他了。明公虽然一向不认识此人，但某承蒙您的知遇最深，由于您了解某，进而了解之才，也是可以的。之才在朝廷没有近亲，如果说到持身谨慎廉洁，这是一般官吏都能做到的；所以他在谈论政事时直截了当地陈述意见，措辞直白而不回避诋毁责骂。倘蒙您留意此事，恭敬地等待您的回示，实在不胜恳切之至。致陕西倅尚屯田书一首 某再拜。某有幸与执事同年中进士，又曾得到机会拜见您，虽然没有熟悉地交谈论道，却尽到了朋友之间的情分，因此也不能说没有旧交。执事立言树教，以古代圣贤为师法；某虽然浅陋，不能窥见执事学问的范围，但平素也有志于此，因此可以算是同道。凭借旧交之情，加上道术相同，陕西与洛阳相距不到三百里，而我一直没有写信，并不是不敢亲近，实在是因为有获罪被贬的经历，害怕被别人议论，认为我是依附同年中身居高位的人来求媚。近来我又复任，出任京畿县令，距离陕西更加近了；从今以后有时可以写信给您，近来还有一些新作文章，等到到了县中，抄写一份呈上。今天偶然赵都曹来访，说他即将出行，所以谨奉手书，略述万分之一的心意，希望您宽恕我的简慢率直。答黄秘丞书一首 某再拜：春初收到您惠赐的书信，因为俗事缠身，未能及时作答。不久听说您要前往延安，到秋天中间才回来；一路奔波劳顿，实在辛苦。自从西部战事兴起，议论的人纷纷说，执事应当在边帅的幕府中任职；唯独某认为，近来上将尚且不能专断军队的命令，幕府哪里能完全发挥您的才干呢？近来听说您奉诏将到京城，把奇谋高论尽情陈述，发抒胸中所蕴藏的见解，使有识之士听到后，明白处置的得失和军队的胜败，完全取决于人，显然无疑。即使现在不立即采用，也足以警戒将来，难道不是壮举吗？希望您不要推辞这次召见，以慰藉朋友们的期望。信中所说的河间民诚义烈士，书中所记录的已经足以取信于人；增加一些文辞，并非没有益处。只是应当查访他的姓名，见面之期不会太远，其余等见面后再谈。致京兆杜侍郎启一首 先前我私下听说您被任命为京兆，了解此事的人都为您庆贺，认为我一定会在征辟署任的选人之列。不久，有人告诉我说：“杜公的一次奏荐没有被采纳，而且还要第二次上奏了。”后来果然如此。恭敬地想，明公历任内外繁重职务将近二十年，门下受您器重任用的官吏有成百上千人。一天您要征辟人才，推荐的奏章还没有呈上，人人都认为某必定会在选中之列。某难道比那成百上千人贤能吗？实在是因为明公深深地爱重我，屡次称道我，使我的名声传布于人，所以才涉及此事。我多次起草谢启，却总是中途停止，害怕反而更加彰显明公偏爱我的恩情，这不是用来承受您奖掖之意的办法。如今听说两次奏荐都已经搁置，这才得以写信问候您。区区之心，哪里敢忘记京兆府呢？只愿您早日执掌权柄、任用人才，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使士大夫各个流品都得到甄别叙用；不只是门下旧吏蒙受您的特别厚恩，我深深感激的心情，实在全都在这封信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致吕相公书二首 日月，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签署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判官公事、骑都尉尹某，再拜奉书给仆射相公申公阁下。某冒昧被朝廷任用，参与西部军务，先前一到京师，得以把边防谋划陈述于皇帝面前，退下来又把所陈述的内容告诉执政，并不是为了夸耀辩才、求得迎合，只希望事情能够赶快实行。最近听说阁下凭借旧日德望入朝辅政，某既然已经辞别天子，不应久留京城；只是这片微薄的心意还没有让您知道，所以现在冒昧把所陈述的要点条分缕析地写在信中，自行启陈，惶恐惶恐。某认为西夏用兵的祸害，没有比大将兵力太少和法制不能确立更严重的，只有这两件事。请先谈大将兵少的祸害。如今泾州是泾原大将统治军队的地方，战士才几千人。假如敌军数万人前来侵犯，闭城坚守，乡邑就会遭到掳掠；出城交战，镇守之地就会孤立危急，而且人数悬殊，不能相敌，必定要征召属城的军队来作为自己的援助。大将已经先行扰乱外地军队，又没有统一指挥，这就是必败的道路。大体说来，大将去救属城容易，属城来救大将困难。为什么说容易呢？如果敌人刚刚侵犯我国边境，大将应当用重兵守住险要，或者在要道设下埋伏，或者截断敌人的首尾，又向各城发布命令，使它们合成一股力量，以逸待劳；这就是大将救援属城的容易之处。为什么说困难呢？敌人进入我国境内，大将已经征召属城军队作为自己的援兵；如果军队在百里以内，第二天、第三天便能到达，那么我国的险要阻碍已经同敌人共有了。如果要等待数百里之外的军队，等援兵到达时，敌人已经占据我国的要害，休息好了士卒，等待我军到来后迎击；援兵虽然很多，但统属不一，这就是属城救援大将的困难。虽然战守要根据时机变化，大体说来，属城的军队主要负责防守，大将的军队主要负责作战；只有能够使大将军队投入作战，才能保护属城、保全险要坚固之地。如今大将的军队和属城军队都只顾各自防守，等敌人到了才呼集屯戍之兵，迫于期限和防务临时行动，作战地点和日期都不是平素预先确定的；这样连自救都来不及，哪里能够决定胜负呢？按照某的筹划，应当把大将所统治的军队增加到步兵三万、骑兵五千，屯戍部队不计在内，这样可以作战、可以抵御、可以防守。有人或许会引用前代用兵之法，说能够以少击多；但这不是通常的道理。某所说的，是以数千人抵御数万人的十倍之众。凡是临事应机变化、出奇制胜，即使面对百倍的敌军，也还有办法制服它；但从来没有预先只凭少量兵力，就必定能取得十倍胜利的。三千人抵御三万人，和三万人抵御三十万人，形势大不相同。

译三十万人的军队，未必能把力量统一起来；三万人之众，敌人看不清它的形势，力量也不能统一。所以将领太多，事情难以办理；敌人看不清我军的形势，因此善于用兵的人能够扩大自己的声势。这样看来，胜负还不能确定。三千人抵御三万人，却不是这样。把军队合在一起列阵，敌人就能看见它的弱小形势；敌军会凭气势将它吞并，这是第一点；如果多设奇兵，敌人又会因兵势分散而感到畏惧，这是第二点；如果离开城墙据守险要，敌人便要担心遭到袭击，这是第三点。这三点，即使善于用兵的将领也没有办法解决。因此说以少击多，并不是通常的道理。大将的步兵一定要有三万人，骑兵一定要有五千人，然后才可以使用。朝廷明诏削减城寨，以便增加大将的兵力，但没有听说完全实行了。朝廷知道京师禁兵不能全部调出，所以我献上募兵的办法；知道募兵必定需要钱财，所以我献上出卖爵位的建议。这样，大将兵少的祸害就可以得到控制。其次，请让我谈法制不能确立的祸害。古代大将出师时，他下面的偏将、副将、部曲，无不接受大将的命令。如今各路都监以上的官员，都同大将分掌统辖的军队；虽然名位品级差别很大，但都各自署理事务、共同议事，这不是古代的制度。不只是不同于古制，即使只按本朝殿前侍卫司的军制来说，也已经不同了。如今殿前侍卫都虞侯，是都指挥使的副职，比较他们的名位品级并没有相差太远；至于处理事务，却都不得参与，难道不是因为军务贵在统一，属下只应接受命令吗？如今却不是这样，凡是遇到军务而能够共同署名处理的人，都可以参与议论，议定以后才能施行。请借一事来说明：如果保安军的侦察人员说敌寇将要到来，帅臣专门为保安军作防备，那么属下大多会听从；如果帅臣中有判断敌情的人说，敌人扬言要进攻保安，不必专门为此防备，又命某将防守鄜州一路，命环庆谨慎防守，那么属下必定有人争辩说：“环庆隶属于我方，应当赶快召来作为自己的援军，为什么反而让它自行防守？”况且侦察人员说敌寇在保安，便不应再防备鄜州，以免分散我军兵力；即使作为大将的人也会自己盘算说：“将来敌人从鄜州一路来，又不是从环庆来，我仍然会同诸将共同获罪；如果敌人从保安来而我一旦失误失败，那么我违背诸将的意见，唯独我受罪了。”这样不只是号令不能在下属中实行，而且既然众人都议论纷纷，能够自信坚持的人就少了。这就是说，军中的政令有不同意见时，应当提出意见而已，不应要求大将一定听从自己的意见。如今共同署名、相互议论，议定以后才能施行，这就是法制不能确立的祸害。按某的筹划，在各路大将之外，只设置一名副职参与署理军政；另外设置八名主军大将，其中四名在外，四名负责守卫城镇，专门隶属于大将麾下，全都听从大将命令，就像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样，不敢不服从。这样，法制不能确立的祸害就可以革除。募兵、鬻爵以及主军大将的名位等级，都另行详细列在咨目中陈述。某身处疏远之地，不敢议论朝廷的大体，但私下思考，如今的军政如果不大加改置，就无法取得成功。圣上忧劳勤苦地治理百姓，恭敬地希望阁下上则辅佐圣上的倚重，下则慰藉朝廷内外的期望，那将是天下的大幸。冒犯您的威严，恭敬地等待严厉的谴责。某再拜。又一首 四月某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贤校理、新差通判濠州军州事、骑都尉、赐绯鱼袋尹某谨再拜奉书给昭文仆射相国申公阁下：自从羌虏侵犯边境，某曾经写信论说此事，又得以当面向您陈述。今年敌虏侵扰平凉山外，使王师遭到挫败。某想到先前所议论的事情，其中已经应验的有三件，没有应验的一件。某认为大将的军队一定要有步兵三万人、骑兵五千人，然后才可以作战、抵御。如今任福所集合的诸将军队，起初只有一万一千人，又加上王珪、赵津、常鼎分别屯驻的军队，即使合在一起统一指挥，也才满两万人；这就是大将兵力太少，而且又不能平时抚养训练他的部众，果然因此遭到挫败，这是第一件应验的事。某认为兵家的制度，关键在于统一；应当使各部曲预先划分，拥有确定的名号，等诸将面对敌人时接受统一命令。如今法制没有建立，号令不明确，以至于军队奔溃覆败，这是第二件应验的事。前些日子朝廷已经选择采用进攻的策略，相公又询问如果敌虏先到，应当怎样抵御。某迟疑后仰面回答说，既然想要进攻，不如蓄养勇气，放纵敌人深入；这是某推量当前形势，认为看不出可以抵御的办法，所以才作这样的回答。如今抵御敌人最终却失败了，这是第三件应验的事。相公又询问敌虏应当从哪里来。某虽然泛泛地说到临泾、高平一带，那里事务繁杂；山外土地肥沃，居民富裕，但最应当防备的，是保安胡继谔的部族。如今胡继谔没有遭到祸害，这是某不能预料敌虏首先进攻何处，因而没有应验。自从山外战败以后，议论者把罪责归给诸将不能持重，因而招致失败灭亡；这只是知道事情的末节，还没有追究它的根本。诸将唯独没有采用韩经略的意见，分兵前进以争取利益，这一件事可以责备他们。假使诸将合为一体，持重不战，即使全军不过像王仲宝那样，难道就能制止敌虏掳掠而取得胜利吗？王仲宝的营垒距离敌人不到十里，敌人退去时他不能追击；然而朝廷没有加以责罚，是因为任福等人出战失败。假如任福等人不进军，王仲宝即使想不战也做不到，出战也不免失败。为什么呢？敌人安逸而我军劳苦，敌人整齐而我军喧乱，敌人人人都争先求利，我军却怕死而有逃跑的念头，再加上敌众是我军数倍，哪里会有不败的道理？这不只是前一次战役如此，而是敌人常常取胜、我军常常失败。反驳的人一定会说：“敌人怎么能常常安逸，我军怎么能常常劳苦？”敌人将要到来时，广泛设置营寨，使我军疑惑它要进攻的方向，必须从多方面防备它。等敌人已经到来，我军大将的兵力不满万人，急忙召某将若干人，又召某将若干人，就这样分散召集，直到三将、五将，有的先到，有的后到，合在一起统一指挥，也不过三万人，必定要三天以后才能集合。

译这样敌虏已经占据我国的要地，休息它的军队，分派精锐士卒去抄掠居民。它既然已经吃用了我们的粮食，自己携带的干粮又有余。迅速交战，它的士气正盛；缓慢追击，它就逃走了。有人说：“等它回去时再攻击它。”敌人又有骆驼用来驮载重物。我军步兵很多，还增加了器械和粮食的负担，凭这样的军队去追踪，利弊相差很远。有人必定会说：“等它回去再攻击”，并不是追在它后面，而是扼守它的归路罢了。况且敌虏的骑兵强劲，陡峭的山坡、幽深的山谷，没有不能奔驰、不能通行的地方。它来时从来不是只走一路，它离去时又从哪里去扼守呢？所以它常常安逸，我军常常劳苦。然而敌人怎么能常常整齐，我军怎么能常常喧乱？敌人的号令已经统一，部署已经确定，在行军途中训练，进入境内便告诫约束，这就是它的整齐。我军却不是这样，敌人来了才防备，军队临时出动以应敌，诸将集合议论不过片刻，教旗分列布阵的办法在仓促之间施行，这就是我军的喧乱。为什么说敌人人人争利，我军却怕死而有逃跑的念头呢？敌人得到我军一个士卒，夺取他的衣服装备，就足以作为自己的资财，这是眼前近在、容易取得的利益。我们这边奋力作战的人大多战死，先逃跑的人有的反而能够免死而不受惩罚；厌恶死亡、喜欢生存，是人之常情。以上这些情况，都是敌人必胜的道理，显明得如此清楚。我还没有看见所谓抵御敌人的策略。又如归附我国的部族，其中被敌虏夺取的，便替敌虏效力了；那些尚未被夺取的，敌虏一扰乱他们，我军便怀疑他们。我军一旦怀疑他们，即使他们还没有替敌虏效力，也已经失去他们了。为什么呢？外部受到敌虏扰害，内部又受到我军猜疑，他们必定两面周旋来保全自己，这同替敌虏效力没有区别。如今尚未被敌虏扰害的，只有环庆各路和保安胡继谔的部族。若不及早谋划，他们也将被敌虏扰害。我先前说应当谨慎防备胡继谔，而敌虏没有到来，并不是胡继谔强大到能够独自抵抗敌虏，使敌虏不敢侵犯。某从延州万安镇到达他的部族，又直到庆州的平戎，几百里之间，居民几乎绝迹，只有部落而已。这是因为敌虏夺取胡继谔的部族和延州边境，不如夺取山外的富饶之地；只是所图利益有先有后，并不能依靠这一点认为它不会到来。对待四夷，确实不是王者所应做的事。如今天子仁圣，如果能使敌虏不侵犯边境，又何必向敌虏求取什么呢？这是上策。然而还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一步。如果按照某前几年陈述的办法，大将驻屯之处能够有步兵三万、骑兵五千，部曲分划明确，各有固定制度，那么就有办法等待敌人到来并制服它，这是次一等的策略。如果不能这样，就突然集合其他各路的军队，准备一个月的粮饷，严格整顿部署，明确金鼓号令，辅以归附的部族，击破他们的部落，扰乱他们、困乏他们；使他们产生疑惧，以此等待敌人。这又是防御的次一等策略。舍弃这些办法，只采用今天这种防御的办法，那么只需担心归附的部族和居民遭受严重祸害，边境各城全都变成孤立的营垒，内地遥远输送物资，百姓的愁怨日益增加。况且敌虏因利益而行动，外部如果没有可以掠夺的东西，必定会进攻城池；这样一天天削弱、一月月削弱，边境就会逐渐收缩。到了那时，增加兵力的数量和调发军队的劳苦，恐怕不只是今天这样了。希望相公深思此事。某先前想把这些谋划陈述给皇帝听，后来听说自己辅佐幕府无所作为，奉命南下；那里地势优越、事务简少，对自身来说很幸运。如果只是因循沉默而没有提出见解，将来面对公议，恐怕不能独自免罪。然而某今天说这些话，必定会被认为是妄言，希望您把它留在案头，从今年秋天直到来年，幸而再查看它，必将有多件事情得到验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方有两种天幸：敌虏的首领长期死亡，是第一种幸运；敌虏的首领长期不亲自统兵，而让别人分领其军，我方骁勇将领或许能够抵御，是第二种幸运。若不是这两种幸运，或者能够取得成功，那就是某所不知道的了。我的用意激切，言辞直率，不回避忌讳；只希望相公和二三位同德之人，以天下大计为重，留心察看，体察我的至诚，那就万幸万幸。致陕西招讨使夏宣徽小启一首 某刚到庆州，听说任福军队战败，便直接赶赴镇戎军；其中有未曾禀告、问候并等待军令，擅自办理事务的情状，已经详细写在正式公文中。只是事情发生得仓促，正如失火的人家来不及禀告父母便先去救火；如果因此加罪，实在不敢推辞。恭敬地希望太尉体察我当初的本意，稍稍宽宥假借，那么某将始终感到万幸。日后适当时候当到幕府拜见。《河南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七 宋尹洙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