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集卷十三

译政会生元意，娶太宗之女南平公主，官位至洪州刺史。元意生奇，任吏部侍郎。天授年间被酷吏陷害。奇生获嘉县令慎言。慎言生河东县令褧。褧生秘书郎藻。藻生蔡州刺史符。符生洪洞县令珪。珪兄弟八人，其中崇▯、崇望最显贵。崇▯官至清海军节度使。崇望辅佐昭宗，官至左仆射。珪生公的祖父、追赠太保、名岳；岳仕于后唐，最终任太常卿。祖母赵氏，封天水郡太夫人。太常卿生公的父亲、追赠太保、名温叟；温叟仕于本朝，最终任御史中丞。母亲李氏，封永乐郡太君。公两次娶赵氏，都是赞善大夫景的女儿，如今均为郡君。公有七个儿子：长子贶，任将作监主簿；次子就是著作君；次子先任将作监主簿；其余为邕、忱、兆、兢，都任太常寺大祝。贶先已早逝。有两个女儿：长女嫁大理评事王珣琇；次女尚幼，姓刘。自御史中丞以上，事迹都详细载于历朝国史。著作君兄弟都聪敏有才，称著作君又考中进士，能够继承他的家业。如今世上的衣冠之家，即使有的属于前朝旧族，然而经过战乱大多离开旧地，否则就是爵命中断、谱牒散失，没有像刘氏这样世代联绵而兴盛的。又从渝国公以下直到今天已经十代，仍然安葬在尹樊里，这也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当初，公主持贡举事务，我得以列名其中。后来我任河南府官员，作为属吏侍奉公。已故著作君以家世旧交相请。我撰述并不擅长，只是能够不曲意迂回、不因私情偏袒他人，凭此把真实情况传给后世。因此叙述先人的功业，就详细记载世代数目；记述德行美善，就载录他的实际事迹；称述他的议论，就举出他的章疏；不说夸大的话，不用多余的辞藻来损害事实。后世的人想要了解公的德业，应当从这篇文字中看出它没有欺罔。景祐四年四月某日刻石。故将仕郎、守河南府登封县主簿兼尉卫君墓表。君名景山，字仲安，是魏郡南乐人，后来迁家河南，多次应举进士而未中第。景祐元年，西都国子监学生共同推荐他，于是参加考试，任国子主簿。一年多后，改任河中府士曹参军，仍在西监讲授经书四年，授任伊阳县尉，调任登封县主簿。康定二年六月三日，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岁。君年轻时以辞章受到人们称誉，十七岁应进士试，魏郡首先把他送入贡院。二十多岁才来到河南，更加修身谨慎，接待朋友极为恭敬。众人聚居议论时，他默默不语，像是没有什么见解；有时从容同他交谈，却往往能发抒许多见解。因此前辈知道他少年时就谦让自持，都仰慕他的为人，交口称誉，没有不同意见的。晚年操守更加坚定，通晓六经章句的大义，跟随他学习的人常有几十个。有人同他评论后辈人物，他虽然鉴别赏识有轻重，但多半委曲地替他们分别品评；有人讥笑他收纳门生太广，后来其中颇有成就，士人和官吏因此都佩服他。他一向受到名公知遇，谢紫微以礼聘请他，开始主持学务。丞相沂公在朝廷称述他的品行，于是由此入仕为官。父亲渎，任祠部员外郎、直史馆，在当时很有声名。母亲郭氏，封太原县君。娶王氏，生一子，名籍民，九岁；生一女，十二岁。君去世后五十七年，葬在河南洛阳贤相乡积闰里。洛中士人告诉我说：‘卫先生下葬，应当有文章来记载他的墓穴。’我了解仲安，理应为他撰写墓志。恰逢日期迫近，来不及把文章纳入墓中，于是刻表于墓上。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汉州雒县事、骑都尉王君墓碣铭。太子中舍王君于康定元年三月某日任官期间去世，二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河南府河南县某乡某里。他的孤子尚恭、尚喆对我说：‘欧阳永叔已经为先君的墓穴作了铭文，希望得到一篇文章刻在墓上。我同您交游最久，不敢再推辞。’君名汲，字师黯，祖先是京兆万年人。五代祖在唐末任壁州刺史，世乱不能归，于是葬在果州西北丹图山下，乡里人称为壁公墓。曾祖福，仕于王蜀，任合州刺史。祖父某，父亲某，都通晓经术，均以长寿终。公幼年聪敏机警，擅长写作辞章。兄长湛考中进士，在当时很有声誉。君起初游学东京，成为广文生，多次应试都没有中第。湛历任司封员外郎，君因兄长任司封员外郎而荫补为将作监主簿，调任郑州原武、河南、密县主簿。天圣八年，诏令推荐各郡诸曹、县主簿和县尉中可以任县令的人，公因此擢升为泽州晋城县令。县治在州治之下，州中有广锐军，往日曾在邻郡牧马。适逢年成饥荒，县民有逃亡弃田的，士人便请求把这些田作为牧地；百姓恢复后，马匹应当归还原来的牧地，军士却凭势力强取百姓土地，官吏不能禁止。君到任后，五次向郡府申辩，最终迁还原来的土地，再没有人敢侵犯。明道二年，诏令推荐郡县官吏中有治理实绩的人，本路转运使苏耆把君的姓名上报，随即召回，改任大理寺丞，知京兆府益田县事，升太子中舍，知陕州夏县事。夏县靠近山地，常受水患，而且城墙年久毁坏，奸盗出入没有限制。君向府中请求修筑堤坝、重修城墙，人人都感到便利。调任汉州雒县时，恰逢两川大饥荒，君率领富户缴纳数万石粮食救济贫民，诏书加以褒奖。君任官总共六次更换，有时任佐官，有时任长官，都能凭一县的治理受到记载。他办事精明敏捷，敢于决断；官府有征敛劳役，从不以严厉期限暴虐百姓，事情都能预先辨理。百姓有申诉冤屈的，即使曾经经过郡府审理更改，君也一定彻底复查审问，不因对方势力卑微而改变自己的操守，因此能够庇护百姓。他为人平易，胸怀洞达，没有一点隐瞒。与朋友交游有始有终，读书厌恶异端，尤其不喜欢阴阳拘忌之说。有见识的人都推重他的道义。娶胡氏，封安定县君。子三人：尚恭、尚喆，同年考中进士，都贤能而有文才；尚辞，应进士试。女五人：长女嫁殿中丞吴感，次女嫁殿直朱渐，次女嫁潞州屯田令楚建中，次女嫁我家的儿子朴实。还有一个女婿年幼，尚未婚配。当初兄长湛葬在河南，君曾对几个儿子说，日后应当跟随我的兄长。到他去世时，终于遵从了他的话。铭文说：生于蜀地，做官于蜀地，又死在那里，后来归葬河南，确实实现了君的遗志。九泉之下若能复生，就跟随我的伯父；子孙于是定居于此，以延续到后世。王先生述

译先生下葬的日期已定，次子豫拿着先生事迹的行状来告诉我说：‘侍读学士杨公已经为我先君的墓作铭文，先君对于您来说不能没有记述。我认为，杨公与先生同年考中进士，在内外任职四十年，了解先生的政绩和品行，详细而真实，没有人比得上杨公。世人相信他的文章，也没有人比得上杨公。如果我再来叙述他的事迹，反而会使人怀疑所传是否真实，所以不叙写行状，只记述我从先生那里所得知的事情。’庆历四年，也就是先生治理蒲州的第二年，我从安化调任平阳太守，取道蒲州，先生同我谈论《春秋》，于是拿出《唐志》二十篇，并且说：‘这篇文章我从未给人看过。’先生对于褒贬善恶的著述，好像没有把握可取舍的标准；最奇特的是，众人所崇尚的，他有时贬抑；众人所讥刺的，他有时赞许，我也疑惑他为什么这样。先生为我开示了端绪，以大中之道来质正，又从《春秋》中考察，没有相互违背之处。唉！先生赞美的，是唐代的善；他贬抑的，是唐代的恶。如今为什么要避讳而不把它示人呢？大概违背众人所讥刺的，就被称作结党；反对众人所崇尚的，就被称作褊狭。举世都这样，怎么能够独自不同而招致祸患呢？先生不把它示人，也是应该的。先生去世后，《唐志》将要流传于世。看了他的著作，然后才能看出先生对于时局的心志，既未曾伸展，也未曾屈服。后世了解先生，大概就在《唐志》中了吧？先生名沿，字某，历任大官，在朝廷上是名臣；由枢密直学士任泾州观察使、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统领军队，责任重大；因辅佐军队失败而被罢为郎官，后来又升任天章阁待制。庆历四年十一月某日终于蒲州，次年某日下葬，如此而已。故太中大夫、尚书屯田郎中、分司西京上柱国王公墓志铭【并序】公名利，字兼济，祖先是沧州青池人。曾祖抗，任江州刺史。祖父演，任太府卿。父亲恢谦，任尚书库部郎中。母亲董氏，封漳南县君。葬于河南伊阙，如今成为河南人。公于淳化三年考中进士，起初调任河南县尉，升著作佐郎，又任秘书丞、太常博士。入尚书省后，任屯田、都官、职方三司员外郎，转屯田郎中。任官总共七次升迁，起初任陕府监税，历任阆州、澶州、浪州、定州四州通判，知绛州、泾州，改任盐井州仓，重新任同州通判，又任河南永安、维氏二县知县，共十一任。以本官分司西京，享年七十二岁，于天圣四年八月十六日在缑氏私宅去世。明道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葬于洛阳大樊原，没有按照先父遗命采用吉卜。公幼年聪颖明悟，刚做童子时，向已故尚书右丞张公雍学习《诗经》。张公讲解《诗经》，广泛引用经义，听讲的人各有尚未理解之处。公在下座重新申说其义，言辞简约而道理畅达，满座都惊服。起初任命为河南县尉时，恰逢奸邪之人赵赞在洛阳掌管事务。赵赞招揽权势、树立威望，追逐时势的人都望见他的车尘便迎接拜谒，只有公同他抗争。赵赞无法忍受他的愤怒，另一天坐在街道中，借职务之事呼唤公，想当众羞辱他。公神色庄严、言辞正直，赵赞不能使他屈服。留守吕公听说后，十分器重他。在沧州任职时，审阅已经具备的案件，有一伙盗贼应当处死。公察看他们的神气相貌，说：“这些人不是作恶的人。”秘密审讯后，颇为他们查得了冤情。公命令暂缓执行刑罚，同时大力搜查境内，不几天便全部抓获真正的盗贼，因而有几个人得以免死。又曾派三名士卒到京城，其中两人共同杀害一名士卒，夺取他的财物行装，反而把那人的逃亡情况上报。公怀疑其中有奸诈，派吏员李密从郡中到京城，根据相貌特征查找，查出了真实情况，两人立即认罪伏法。他精密审慎，都是如此。定州百姓杂居于戎人聚落之间，登记入乡籍的极少。公招徕、安抚、聚集他们，每年增加一万多户。凡是处理政务，崇尚清简，时常同宾客朋友游乐，不求获得明察苛细的声誉，所以他所到之处，百姓都以他的治理为便利。离开郡府时，官吏百姓远至千里前来等候问候，逢年过节也不断绝，他们爱戴他就是这样。公很善于谈笑，宽和有涵养，外表和易，内心却十分坚正。当时亲友中有身居权要的，他从未登门一次。两次受挫都不是因为犯罪：一次因黄河决口，一次因推荐失误获罪；幕僚属官因此滞留多年，他都安然处之。晚年以吟咏诗歌自娱，有诗集十卷。私人的财库屡屡空竭，他并不因此介意。到病重时，对几个儿子说：“我曾听先君说，我家自隋代以来就是显贵家族，担任环卫、方镇之职的人接连不断，只是从来没有掌管文翰、担任从官的。后来因战乱，谱牒散失，恐怕后世终于忘记我们的传承，所以命我写下来传授给你们。他的意思，是希望你们凭文章自我进取。”娶李氏，封隆平县君，抚养宗族亲属有家法。三个儿子：长子鼎，进士及第，任大理寺丞；次子震，任洛阳主簿；次子又考进士。三个女儿：长女嫁试将作监主簿张师雄，先公去世；次女嫁耀州华原县令杨建用；三女嫁太子中舍孙长卿。孙子四人：夷仲、虞仲、子仲、南仲。孙女四人，都年幼。铭文说：王氏家族世代以才干和武略、吏治能力著称，到公才开始凭儒术进身，但官位没有显达；几个儿子又凭文章自我奋勉，王氏家族大概就要显赫起来了吧？为已故赵公撰写的墓志铭（附序）。赵公生前获授推诚保徳功臣、金紫光禄大夫，担任守太子少傅，退休后仍享有上柱国勋位；封天水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二百户，实封一千户。公名稹，字表微，单父人。年轻时喜爱学习，持守内心坚定，得到章句义理，便从早到晚思考，丝毫不懈怠。仍然自认为不足，于是到四方去与贤俊交游。喜欢写作文辞，最终凭勤奋成就了自己的学业。二十六岁时考中进士，第一次应试便中第，授平定军判官。两次调任台州军事推官，推荐他品行才能的人有几十名。授大理寺丞，知苏州昆山县。任楚州通判，升殿中丞，知通州。召回京城，同判宗正寺，赐五品服。枢密直学士李公濬推荐公端庄厚重、可以任事，推举他为监察御史。由殿中侍御史升任侍御史，历任判登闻鼓院、开封府判官、判三司开拆司。皇帝西行祭祀时，任东京留守推官。人们都因他执法谨慎稳重而称誉他。大中祥符五年，升兵部员外郎、益州路转运使，赐三品服。入朝谢恩时，真宗回头说：“天下长久太平，但郡县事务朕应当听闻。蜀地最远，百姓富裕奢侈，官吏容易借机扰民，这是朕尤其想了解的。卿朴实忠诚，应该不会有丝毫隐瞒。凡有事情需要更改设置，都详细记录卿的意见，不署名位，附在平常的奏章中送来，朕替卿施行。”

译公到任后，事情无论大小，都尽心陈奏，有时一天上疏数次，皇帝都优厚地答复他。卬州蒲江发生劫盗，未能捕获，却拘捕十多个平民，掠夺拷打，强迫他们认罪，又串通口供，弄得好像没有可疑之处。公巡行辖境，料想他们是被诬陷，立即赶到县狱，审查情状，完全查得他们的冤屈，随即释放他们，并依法处置县吏。云南蛮人骚扰并焚毁卢州淯井盐场，诏令发兵讨伐，器械粮饷都预先筹办完毕。事情平定后因劳绩升任工部郎中。任期届满回京，兼侍御史知杂事，同判流内铨。奉诏详细审定百姓、官吏拖欠官物而逾期的案件，公审查出没有欺骗情状的，全部免除。改任三司盐铁副使。天禧二年，咸都守将代任宰相，列举三四名近臣的姓名上奏，都不称职。有人举荐公的姓名，皇帝说：“赵某确实可以任用。”于是擢升右谏议大夫，充集贤院学士，知益州度支。益州每年织造锦六千匹，公召来工匠考核每日的工力，发现每年只能织一千多匹，于是只按一千匹的数目上供。随即调任知同州，升左谏议大夫、给事中，调任凤翔、京兆二府。出使契丹回来，任工部侍郎，加枢密直学士，知并州。升刑部侍郎。皇帝一向知道公受到先帝的信任，又倚重他的年高德劭，认为他是朝廷的重臣，于是任命为枢密副使。明道元年，升任吏部官。二年，任尚书左丞，知河中府。景祐四年，任礼部尚书。五年，因病请求退休，九月任太子少傅致仕。十一月一日在河中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公性情笃厚，同人说话必定诚实尽意，没有一点表里不同。即使年高位尊，也不以自己尊贵自居。对于地位低微的士子，都同他们行平等礼节。处理政务崇尚宽缓，凡是处理事情，总要使结果不违背礼法，却从不故意标新立异来把功劳归于自己。因此天子器重他，认为可以委任大事，在位者交口称赞他的笃厚。公的先世以儒学使家族著名，但没有显达的人。到公显贵后，曾祖赓追赠太保，曾祖母刘氏追封京兆郡太夫人；祖父修己追赠太傅，祖母朱氏追封河南郡太夫人；父亲晟追赠太师，母亲孙氏追封洛阳郡太夫人。娶田氏，封京兆郡君。田氏先公去世。儿子七人：士安、士宗、士宁、士宏、士宇、士宣、士宾，都因恩荫补官。士安、士宗、士宇、士宣都早逝。士宁现任太子右赞善大夫，士宏任大理评事，士宾任秘书省秘书郎。女儿六人：长女嫁职方员外郎晁宗藻，次女嫁秘书省校书郎袁涉，次女嫁晁氏，次女嫁大理评事李南仲，次女嫁秘书丞梁竖，次女嫁右班殿直朱融，如今在世的只有晁氏、李氏两位媳妇。孙子二人：仲达任太常寺太祝，仲逵任奉礼郎。孙女八人，都嫁给士族。公去世后当年十二月，嗣子奉公的灵柩下葬于河南万安山原野。从去世到下葬共三十九天，因为下葬仓促，原本应有的赠谥典礼还没有来得及举行。铭文说：孤卿六官，是百官百工的法式，公确实承担了这些职务。天子有万机，百官有众务，这些实在都由公辅佐。五福深厚，既得高寿，公确实拥有它们。万安山北面的墓地，龟卜已经确定，实在是公自己选择的。坟墓既已封闭而高大，既坚固又完整，公可以安息其中了。《河南集》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十四 宋代尹洙撰 故三班奉职尹府君墓志铭【并序】先君和先夫人的第三个儿子，名湘，字巨川，二十四岁时，于天圣五年五月九日因病去世；景祐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河南寿安。二哥尹洙哭着为他的墓穴作志说：‘巨川比我小三岁，小时候一同游玩嬉戏，稍长后一同从师学习，起居饮食没有一件不同。然而我喜欢议论古今，常常同先生辨析是非；巨川独自喜欢安静，从不参与一句。人们都认为我有才，只以谨慎厚重称誉巨川。巨川十七岁时，凭祖父的恩荫得到官职，起初任偃师酒务，后来又掌管卫州牧马。与我分别三年后，我在京师，巨川因病来报信，我急忙赶去，却已经不能见到他。后来查看他的箱笼，得到他亲手抄写的历代史书和兵家书，总计数百卷；又看到他所上关于边事的奏议，想要使国家改变五代衰败的制度，把士兵编入农户，以减轻军费；又认为西北接近边境，共有一百多个堡寨，戍兵很少，敌人到来时不足以防卫，不如裁省堡寨和戍兵，增加兵力屯驻要害之处，像唐代三受降城、天德军那样。他的言论深切而明白，大要就是如此。唉！说他是名声不显而谨慎厚重，确实如此；看他的才干，又能以稳重持守它，我怎么比得上呢！我怎么比得上呢！’先君和先夫人的姓名及官封，已经载在墓表中。娶木氏，生一子一女。木氏和女儿都在巨川去世后一年去世。儿子名林，谨慎诚实，不妄言妄笑，如今作为后嗣。铭文说：‘我家从曾祖直到先君，三代都葬在这里，但世代不同，墓域也各异。弟弟下葬能够同先君处于一处墓域，在土地之中，这是术士所说的。’ 故将作监主簿陈君墓志铭【并序】陈君名赓，字仲雍，是邺郡安阳人。考进士，多次应试都未中第。于是责备自己的学业说：‘起初我喜欢管仲的著作，通晓其中应变之道，能够使国家富强，希望稍稍被世所用，以施展自己的学术。想到不通过进士就没有仕进的途径，如今屡次落第，年纪也将衰老，平日积蓄的才学最终将不能施展。我们家于是停止应举，专心经营生计。’当时，君的母亲还在堂上，兄长贯开始在朝廷有了官位，依靠君供养，生活日益丰足。他经营生计，运用方法极为精细，年成丰歉随物价变化，收取和散发、急办和缓办都适宜；每天并不急迫求利，到了年终核算却有很大盈余。因此乡里称他为长者。因兄长恩荫得以试任将作监主簿。明道二年七月十八日，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岁。父亲芳追赠尚书刑部郎中，母亲解氏封福昌县太君。娶刘氏，是温州防御使平的女儿。弟弟和顺，能够守持他的家法。君去世后二年，刘氏去世。生六个儿子：安仁、安世、安国、安上、安静、安民；一个女儿尚幼。安仁、安世因父亲恩荫补太庙斋郎；安世试任将作监主簿；其余都考进士。兄长贯如今任刑部郎中、直昭文馆。君于景祐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葬在河阳太平乡门里先君的墓旁，以次夫人附葬。铭文说：贤人凭道义决定进退，不以得失为意；次一等的人还崇尚功名，凭才术来发挥作用；再不然就施用于自己的家庭，以仁德善待宗族。总的说来，他们都不同于只顾独善其身的人。这难道不是不因无用而废弃有用吗？故永安县君李氏墓志铭【并序】夫人姓李，濮阳人。父亲获，屡次追赠尚书令；母亲刘氏，追封齐国太夫人。李氏世代为衣冠之家，积蓄财产非常丰厚。几个女儿虽然年幼，都预先准备了嫁妆，礼器、衣服一定相称。等到夫人到了笄年，二哥如今的徐州丞相由进士出身，多次应试却未中第，家产稍稍衰落。夫人把妆奁中的物品全部交给丞相，说：‘兄长凭气节义行受到乡里的敬重，贫寒士人很依赖您，这些东西用来帮助兄长周转。’丞相惊异于她的见识，暗中选择有节操的士人给她作丈夫。当时丞相同邺郡陈公交情非常深厚，两人都因声名而闻于京师。景德年间同年考中科举，夫人于是嫁给陈氏。陈公在州县任官十多年，丞相位居通显，夫人从未因兄长的势力而轻视丈夫的家族。侍奉婆婆勤谨守礼，自我约束，承接婆婆的脸色，降低声调，没有一点懈怠。婆婆年过八十，疾病很多，饮食起居必须有夫人照料才安心。陈公俸禄已经丰厚，有人劝夫人增加华美玩好和服饰来使自己显贵。夫人说：‘起初我出生在大家族，曾经以俭约自守；后来跟随我的丈夫做小官，完整的衣服和足够的粮食，也只是勉强自给。然而我的丈夫不因贫困而忧愁，是因为我安于俭约。怎么能破坏我一向的操守呢？’夫人通晓佛教典籍，性情慈爱宽恕，不随意言语。受封为永安县君，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河内武陟的私宅去世，享年四十四岁。生五个儿子：安石、安定，都因恩荫补官。四个女儿，都嫁给某人。公名贯，如今任刑部郎中、直昭文馆。景祐五年正月庚申，把夫人葬在河阳太平乡北阎里。安石同我交好，请求我写文章记述墓穴。铭文说：不把财物私藏给自己，有时会因奢侈而失其守；能够以俭约自持，有时又会被讥为吝啬。兼有这两点而不受讥议，君子实在难以做到！何况身处妇德之中，丈夫因她而进用显达，儿子众多而有才，即使夺去她的年寿，谁能说她是夭折呢？故夫人王氏墓志铭【并序】夫人是已故枢密使、丞相王文康公的第七个女儿，十七岁时嫁给将作监主簿陈安石。五年后，二十一岁因病去世。实为宝元元年五月去世，次年二月二十二日葬于河阳太平乡北阎里。夫人在丞相的女儿中最年幼，尤其受到家人的敬重。成年后，因是大臣之女而获赐冠服，逢年过节可以入朝拜见中宫。她性情极为孝顺，居丞相丧时，号哭而不进食。内外亲族来吊唁的人，一同用宽慰的话开导她。夫人哀毁憔悴，毫无生存意志，吊唁者不忍看见，又为她更加悲哀。夫人以礼法自我约束，始终没有违背，她的仪容举止都充分体现了她的德行。安石是邺郡的名门子弟，父亲贯如今任尚书郎，出守本郡。安石以及夫人的兄长益柔，都同我以道义交游。夫人的行事实录由我编次，并系以铭文。孝是以天性为根本的，把孝推广开来就是仁；在夫家和睦相处，根源在于侍奉父母。可惜年寿不能与德行相伴，唉，夫人！故乡贡进士谢君墓志铭【并序】

译君名昌言，字仲谟，祖先是太原人，父亲某，追赠大理评事，开始定居河南，成为大族。君年轻时喜爱学习，善于写文章，深沉而有器量；同人交往，不喜欢评论他人的长短，但对于比自己贤能的人一定更加厚待。他举止有涵养，即使饮酒至醉，也仍然丝毫不失法度。士大夫和乡里小民都以谨慎稳重看待他。已故王丞相在微贱时曾经依靠君的家，等到显贵后，想用过去的恩情以官职酬报他，亲党都劝他应当更加主动依附、结交王丞相；君并不很屈从，所授官职最终也没有超过四品。以进士身份入贡，却没有中第，于景祐元年三月某日在家中去世。母亲孙氏追赠永安县太君。起初娶王氏，继室为傅氏，是故忠武军节度使潜的孙女。两个儿子良臣、良弼，都考中进士。两个女儿：一个嫁太庙斋郎涉通，另一个尚幼。宝元二年某月某日，两个儿子奉君灵柩，葬在北郊原野。君的母兄昌龄，如今任五品官，因此先君和先夫人都得以追命。君是伯姊宝洙的外祖母一支亲属，君在洙的祖父一辈。又曾都应举进士，同坐一张砚席，因此我详细叙述他的为人。铭文说：他的性情温厚淳朴，仪态矫健庄严；守持学问坚定，秉持德行恒常。在家中有声望，实为士人中的良才。葬时随从先君，刻下这篇铭章。既已安宁，又已坚固，使他的遗藏长久不坏。故朝奉郎、行许州阳翟令、赠太常博士赵公墓志铭【并序】公姓赵，名讳某，字某，是幽州良乡人。祖父某，父亲某，世代以儒生和士大夫为业，遭逢乱世而没有显达的人。幽州陷落后第二年，公才出生。公幼年丧父，乡里的少年都跟随塞外人学习骑马驰骋、田猎之事，大多凭借才力勇气自我奋发。唯独公穿着宽大的衣服跟随先生游学，读书广泛，通晓大义；骑马射箭也超过常人，却不以此自我炫耀，所以得以凭文吏身份进身。母亲曾经患病，痈疽很重，呼痛声不断，公便吸吮她溃烂处的毒液，疼痛随即稍稍减轻。母亲担心这样会伤害他的心志，后来常常隐藏病情。公看到母亲神色忧伤，哭着为她吸吮。公多次随从北方军队掌管文书，因记录功劳而得到本县主簿之职，后来又任飞狐县尉，升任蔚州灵丘县令。雍熙年间，王师抵达那里，公得以返回京师，授任河南偃师县令，先后调任江陵、岐山、义乌、阳翟四县县令。公性情刚正明察，崇尚义节；做官时遇事敢于决断，不使诉讼案件拖延，所到之处都以刚强善断著称。在江陵任职时，正逢蜀地李顺作乱，公转运兵粮，自峡中向上运输，走在群吏前面。使者将此事上报，诏书加以褒奖。离任阳翟后，回到偃师居住。旧制度规定，县令年过七十仍可留任；请求退休的，可以用东宫官职退休。公当时六十九岁，仍留任本官并请求退休。家人认为他的精力还很强，劝他再调任一个县，以五品官身份回家。公说：“我量力而行，适可而止，难道要为了虚名劳役自己吗？”于是便以有病为由请求退休。十五年后，公八十四岁，在家中去世。夫人刘氏，慈祥明慧，具有贤德。她在公去世十七年后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四个儿子：偕、企、及、布。一个女儿，嫁给进士张康世。孙子六人：友文、尚文、子文、温文、秀文、懿文。公退居后，命偕主持家政。及考中进士时，公还在世；及已经登科，曾两次任使幕僚。如今任殿中侍御史，又追赠公为太常博士。夫人被授予夀安县太君的封号。太君去世时，偕、企已经不在，御史便作为嗣子，考察吉日并占卜安葬之地。公葬在河南洛阳邙山北原，夀安君附葬在那里。铭文说：美好啊！这位善人真是孝顺。他的淳厚，经历了艰难；起初和顺而不受污染，终身都有美德。他安然自得，德行充实。邙山这块土地，就在这里安息他的遗体。用大夫的礼仪祭祀他。公去世时有儿子在世，所以由故供备库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兼御史大夫、知霸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上骑都尉、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八百户张公撰写墓志铭【并序】。公名显忠，字尽节，祖先是乐陵人。祖父奉超，任横海军大将，在军中声名显赫；父亲延斌，宋朝初年凭借才力武略积累功劳，任捧日左厢都指挥使、富州团练使，追赠左武卫大将军。公幼年聪慧，言语、行礼、起居都像成年人。七岁时得以在太宗皇帝晋王府谒见太宗。太宗即位后，公供职殿省，补任殿直供奉官，这些职务都属于寄班官。汝阴有龙骑士卒叛乱成为盗贼，朝廷命公捕捉他们。正要合围时，公被流箭射中，拔出箭镞，挥军更加前进，终于击破叛党，因功升任内殿崇班。从此共升迁七次，由内殿承制历任礼宾院、东染院、西京在藏库、洛苑、文思五个副使，升至供备库使。所任职务还包括全、邵七州都巡检使，饶州、信州等州都巡检使，泗州天雄军驻泊都监，江淮都大提举捉贼提防，河东路刑狱公事；再次任西京水南巡检，主管岚州、宪州、霸州三州事务，最后任霸州知州。天圣七年十一月九日，因病死于任上，享年六十岁。公性情稳重谨慎，少言寡语；雍熙以后多次奉使四方。当时太宗皇帝喜欢询问外地事务，凡内臣出使回来觐见，便赐坐交谈，有的人凭借应答敏捷，很快得到恩宠；妄言的人则常常搜集细微之事，企图借此中伤别人。公只把出使所办的事情上报皇帝，其他一句话也不说，同僚都称赞他是长者。然而也因此升官很少。天圣六年，公再次任西京巡检。当时庄献明肃太后仍临朝听政，公因入朝辞行，自陈开宝末年以童子身份入宫侍奉，是当年晋王府的旧人，如今已经没有担任要职的旧人了。两宫为之感到悲伤，问他现在的官职，得知只是诸司副使，便下令以正使之职授予他。公出入宫省以及担任州职，前后超过五十年，只有这次任命和因汝阴战功升迁，其他都只是按年资或成例升迁。公淡泊自守，从未有过冒进的念头。治理政务崇尚宽简平易，所到之处百姓都满意他的治理。治家有法度，抚恤疏远亲属都施以恩惠，因此了解他的人都敬重他的为人。母亲安氏，追封河内县太君。娶郭氏，封太原县君。郭氏在公去世后一年去世。两个儿子：长子正臣，任左班殿直时去世；次子正平，任右侍禁。三个女儿：长女嫁供奉官、閤门祗候王宗庆；次女嫁前并州司法参军谢汝贤；三女嫁供备库副使彭再问。孙子三人：长孙举，任三班奉职；次孙凖；三孙尚年幼。宝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长孙举奉公和天厚君的灵柩，葬在洛阳北邙山大樊原。铭文说：

译幼年聪明通达，壮年忠诚奋发；孝顺和睦自己的宗族，在郡县施展政绩；持身庄重，内心谨慎；从开始到最后，没有跌倒，也没有冒进。葬在洛阳南面啊，占卜所得吉利；后世有子孙承继啊，不使美好的声誉坠落。这是为已故陈公撰写的墓志铭（附序）。陈公生前担任朝散大夫、尚书刑部郎中、直昭文馆，获授上柱国，并获赐紫金鱼袋。公名贯，字仲通，祖先是邺郡安阳人，父亲芳葬在河阳，所以如今成为河阳人。景德二年考中进士，先后调任杭州临安、秀州嘉兴二县主簿，怀州河内县令。因知己推荐，授秘书省著作佐郎、刑部详覆官。历任秘书丞、太常博士，任审刑详议官，监左藏库，通判河南府，知卫州事。入尚书省后，任屯田、度支、兵部三司员外郎，知泾州事。调任利州路转运使，又任陕西、河北、河东三路转运使、三司盐铁判官。由河东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升任盐铁副使。景祐四年，授刑部郎中、直昭文馆，知相州事。宝元二年，免去州职返回京城，路过河阳时卧病，十一月二日死于家中，享年七十二岁。公年轻时倜傥不凡，有特殊气节，通晓孙武、吴起等兵法，喜欢议论边疆事务。咸平年间，大将杨琼、王荣军队败亡，公到宫阙上书说：“前些日子没有斩杀傅潜、张昭允，使杨琼等人害怕死在敌人手中，却不害怕陛下。法令不改变这种制度，后来必将更加松弛。应当明定法令：凡是交战而逃跑的，大校一律杀掉。大将战死，副将没有受伤却独自回来，与逃跑的军队同罪；战车受挫、城池被围时，其他部队有力量救援却不救的，按逗留延误论罪。这样刑罚明确而士卒受到激励。”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召集学士院考察执政大臣；但因为杨琼等人已经获罪，这个建议最终搁置。公又上奏《形势》《选将》《练卒》三篇。他在《形势篇》中论述兵法所说地形有六种危害：如今北部边境已经失去古北口的险要，但从边防向东直到海边三百里，那里是沼泽和贫瘠之地，正所谓“天隙”，不是敌人能够进入的地方。从边防西端到狼山不到一百里，土地广阔平坦，适合骑兵突进，这是必争之地。凡是有利可争的地方，先占据就安逸，后来赶赴就劳苦，应当有所准备以等待敌人。他在《选将篇》中说：“从前李汉超守卫瀛州，北方军队不能越过关南一寸土地。如今将帅大多凭恩荫升进，虽然有人因谨慎稳重取得信任，但一旦与敌人相遇，却不知道采取什么方略，所以敌势日益张大，军队在境外屡屡失败达二十年，这就是选择将领得失的效果。”他在《练卒篇》中说：“国家选取天下有才勇的人充任禁军，都依赖赏赐供养，长期安逸休息，已经不知道作战之事。他们应当用来保卫京师，不应当派往边境戍守。戍守边境不如招募当地人，把他们编入大小军队，借用丁壮百姓作为府兵，让北方人守卫北方，西方人守卫西方。这样不但熟悉训练、精通当地地形，而且都乐于作战，没有骄惰之心。” 等到北方请求结盟，公又上奏说：“敌人先前进入边塞掳掠，掠去的人畜有数千万。如今趁双方刚刚通好，应当拿出内府的金帛去赎买它们。他们贪图利益，一定会归还我们的百姓。黄河以北的百姓从此将长久承受恩德。”公考中进士后，朝廷唱名，列在同出身以上；皇帝看到他的姓名说：“这就是多次上奏边事的人。”于是提拔他，赐予第二等及第。公做官崇尚严明，执法不徇私；所治理的州县，奸邪恶行都不宽贷，尤其痛恨盗贼。泾州有一群恶少，害怕公的严厉，彼此散布恐惧之言，约定不敢触犯公。公调任离开时，当地父老拦在道路上流泪说：“希望公再留下三年，使这些不肖子弟长久受到您的教化，最终能够成为善良的人。”他掌管财赋、核校簿籍时，只要有丝毫隐瞒欺骗，就一定彻底查办。他常说：“官吏把公家财物看得像自己的财物一样，难道不是忠诚吗？”在利州任职时遇到饥荒，便全部拿出职田的粮食赈济百姓。有些百姓囤积粮食以图获利，公都命令他们自行申报数量，按人口留下应有的口粮，其余全部发放出去，救济了一万多人。诏书对此加以褒奖。在陕西，他建议停止修筑边塞上那些孤远、不能作为镇守据点的堡栅；在河北，他请求疏通徐、鲍、曹、易四条河流以兴办屯田，皇帝下诏都询问其利弊。灵州、夏州违抗命令时，公慨然说：“我为国家议论边疆事务四十年，担心天下长期承平，所筹谋的事情最终都没有被采用。如今我年老而且有病，忠心和力量不能奏效，难道不是命运吗？”于是上疏说：“凡是估量敌势，只担心敌人大举入侵而庆幸他们不来的人，都不足以与之谋议。如今关中的边塞地形重重险阻，并不是骑兵作战有利之地。如果敌军突然到来，主客双方的形势不同；设置埋伏、出奇制胜，胜势就在我方。如果敌人不大举入侵，只派游兵骚扰我们的边境哨所，那么就应当更加修治守备，军队长期不能回撤，财物耗尽、百姓劳苦，祸患会越来越大。现在的策略，应当用利益诱导他们，激怒他们。兵法说善于作战的人，是使敌人来到自己这里，而不是自己去迎合敌人；能够使敌人自己到来，是因为以利诱之。”这篇文章有一千多字，大体都是这样的内容。他又曾撰写《兵略》十卷，了解此事的人都为他的志向感到悲伤。公在朝时，先父得以以大理寺丞身份退休，后来多次追赠至光禄寺少卿。母亲解氏，封福昌县太君；夫人李氏，是如今兖州丞相的妹妹，封永安县君。五个儿子：安石、安定、安期、安道、安礼。安石、安道都任将作监主簿；安定任河南登封县尉；安期、安礼都任太庙斋郎。四个女儿：嫁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太理评事浦延熙、将作监丞扈章，另一个尚且年幼。这年二月二十二日，嗣子奉公的灵柩，葬在河阳太平乡北阎里，丞安君附葬。铭文说：通晓事理，便不疑惑自己的才用；明察达到极致，竭尽忠诚，不向上隐瞒，诚实达到极致。壮年时议论边疆，到了白首反而更加激切；不因意见没有被采用而使言论屈服，不因身处疏远而改变志向。推究公的这片心意，难道只是为了功名吗？大概是因为治理国家不能除去战争，所以预先谋划，将危险考虑在长期太平之时。多么壮烈啊，这些遗文；即使他死去，也仿佛仍然活着。这难道不正是因为对事明察、对上真诚吗？《河南集》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十五 宋代尹洙撰写 故天水尹府君墓志铭【并序】君名节，字守约。祖先是代北人。祖父晖侍奉后唐，成为清泰功臣，曾以节度使身份镇守彰国军。后晋初年因忠于旧君而遭祸，故人景延广藏匿了他的三个儿子，君的父亲是其中的第二个。逃离太原后，刘氏占据那里，君父凭才力勇武编入帐下，任副将。干德初年，刘氏有一名大将想要归附朝廷、献出当地，事情泄露，牵连许多人死生。君当时还年幼，有个小校张谦把他抚养了几年，后来把他送还叔父让。让任苛岚使军，君往来河西，以骑射闻名军中。叔父的兄长继伦在河朔立功，君前往投靠他，补任衙内都虞候将。有人上奏请求授予官职，一位善于相面的人对他说：“你一旦得到某个职务就会死，否则活过五十岁便会富足。”家中当时相士所说的其他事情多次应验，君于是决定相信此言，不再想做官。继伦去世后，君才来到河南，便在那里安家。君性情刚毅果断，年少时生活在军营之间，喜欢仗义散施，自许有义气；与人交往，举止行止都遵守规矩，谦卑谨慎，因此当时的贵人多愿意同他交往。五十六岁时，于某年某月因病死于家中。当初景氏藏匿的长子后来显贵，继伦就是他的嗣子。最小的儿子后来任苛岚军使，只有君的父亲死在他国、兄弟又断绝关系，所以墓志缺少他的姓名。君娶郭氏，治家教子十分慈爱而有法度。君去世若干年后，郭氏也去世，生有五个儿子：宗溥、宗礼、宗济、宗泳、宗源。宗溥、宗礼都早亡。宗济任唐州团练推官；宗泳供职政府；宗源任三班借职。三个女儿，长女嫁尤氏，次女未嫁，二人都已去世。孙子七人：仲堪学习进士业，仲方任太庙斋郎，其余年幼。景祐五年四月三十日，诸子奉君和郭夫人的灵柩，现将他们葬在河南太尉乡万安山的墓地。唐州从事君请求我撰写墓志。起初我在枢密五丞相府任职时，从事君是我的女婿，我与他素有交情。后来我的父母去世，灵柩停在外地，从事君帮助我奉灵柩归来；他曾施恩于我，又与我父母的葬事有旧交，所以应当为他撰写铭文。铭文说：追溯君的祖先，有的践行大义，有的陷于危亡的国家；家族两次覆灭，但后代最终得以保存。其中的艰难实在太深重了！到了君下葬时，子孙渐渐凭做官而兴盛起来，通过科举进身来振兴家族，难道就是前史所说的积有阴德吗？故福建路劝农使兼提点刑狱公事、朝奉郎、尚书主客员外郎、上轻车都尉耿公墓志铭【并序】公名克从，字徽之。曾祖正，祖父思唐，都精通经学，在乡里以品行著称。父亲瑞化，起初因通晓《春秋》传而考取高第，任蜀州司户参军。蜀地盗贼起兵，城池被攻破，父亲被擒，贼将想用官职污染他；同伴没有人敢拒绝，只有司户斥责并大骂贼将，直到被捆住手脚，至死不屈。皇帝嘉奖此事，录用他的后代。公取得同学究出身，先后调任莫州任丘县尉、冀州司理参军。防备契丹入侵时，公率领城中的豪商和富户组成军队；用市民充军，都规定期限加以防备；又整治狱讼事务，与司法官吏辨明刑法条文，常常凭公正的议论取胜。转运使刘综办事强干自任，很少推许别人，唯独器重公的才干，便推荐他任天雄军节度推官。磁州百姓中有争夺田地的人，被逮捕关押一百多人，多次上诉却无人能判决，便让公审理此事。公查明事实，使附会曲解者都获罪。案件处理完后，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知天雄军王承衍多次将公的功绩奏报朝廷，于是授任大理寺丞，代理知开封长垣县事。皇帝举行封禅泰山，公因安排供应、营建行宫有功，调任利州通判，历任太子洗马、殿中丞、国子博士、济州通判、知郑州事。天禧年间，黄河在东郡决口，诏令环绕决口治理河道千里，并征调芻秸运输到那里。当时河南各郡长期没有经历征调劳役，诏令突然下达，官吏执行严厉，百姓相互惊扰，甚至有人自行决意而死。公查阅赋税名册，平均分配征敛，没有丝毫过错；有些人因旧事而资财损失，便减轻其负担；家产较多的人则增加征收。并且公一向威望信誉显著，官吏收敛畏缩，受其风范影响，防止百姓作弊，郡中肃然，事情很快办成。当时，河阳孙奭治理政务崇尚宽厚恩惠，而公以严明著称。安抚使刘煜出使回来后，各自将二人的政绩上报。真宗回顾说：“如果天下郡守都像这两位臣子一样，还担心不能达到大治吗？”刘煜于是说公官位卑微，应当加以奖励任用，于是提拔公为福建路劝农使，兼提点刑狱公事，升任尚书主客员外郎。巡行所属州部到河州时，感染瘴疠，回到福州官署，于天禧五年死在那里，享年四十三岁。公幼年丧父，没有兄弟，侍奉母亲非常谨慎。故知新御史王济任常山通守时，一见公便认为他有才干，于是把女儿嫁给他。公任官后刚正果断，不回避权贵势力，所到之处没有积压的事务，最终以能干著称。他为人崇尚义节，喜欢施舍周济，具有燕赵遗风。起初，公在朝廷任职后，两次追赠司户君为太子中允，母亲李氏追封永乐县太君，王夫人封太原县君。夫人明达而有智略，天性孝顺超过常人。年轻时母亲孟氏去世，边外夫人从未吃肉。她秘密派遣侦察者访求母亲的兄弟十多年，散尽父亲留下的数百万家产，最终才把母亲找回。宗族亲党都佩服她的孝行。两个儿子：长子传，任将作监丞；次子知节，早逝。两个女儿，长女早逝；次女嫁缑氏主簿高鼎。宝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监丞君奉公和夫人的灵柩，葬在河南缑氏唐兴乡解贾村南面的墓地。铭文说：她承受朔野刚劲之气，是节义之士的后代；秉承刚强，继承忠毅；施展才干而闻名，秉持正直而有成。为什么上天吝惜她的寿命，使她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葬在黄河以南，龟卜筮占都显示吉利；家族声誉不会坠落，因为有公的后代承继。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累赠司封员外郎皮公墓志铭【并序】

译公名子良，字汉公，祖先是襄阳人。曾祖日休，为躲避广明年间的灾乱，迁徙户籍到会稽；钱氏统治那里后，便依附钱氏，任太常博士，追赠礼部尚书。祖父先业辅佐吴越国，任吴越丞相。父亲璨任元帅府判官，归附朝廷后历任鸿胪少卿。公幼年便能撰写文章，淳化年间把家族文集献给朝廷。起初，尚书因文章在咸通、乾符年间受到重视，后来到丞相、鸿胪，三代都以文章雄视江东，共有文集一百多卷。到这时，公将文集全部上奏献给皇帝，得到召见考试，当面赐予出身，历任汾州介休、并州榆次二县主簿。当时灵州、夏州用兵，连年运输军粮，公负责督促运送，不用严酷期限暴虐百姓，事情也因此办成；升任饶州录事参军、无为军巢县令。因知己推荐，授大理寺丞，监筠州酒税。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因病死于任所，享年五十三岁。公做官崇尚宽平，不烦扰百姓以繁琐教条，所到之处百姓都满意他的治理，离任后必然被人思念。皮氏世代是吴越显贵家族，乐于施舍；晚年家境贫困，仅靠俸禄勉强自给，然而平均供给疏远亲属，始终没有懈怠，了解此事的人都赞美他的孝友。夫人管氏，贤明而有法度。两个儿子：长子镝早亡，次子仲容，如今任太常博士。三个女儿，分别嫁给曹经、宿拱之、张奎，都是士人。两个孙子：公理、公高，都还年幼。皇帝举行籍田礼的那一年，公因儿子官至五品，得以用某官身份告祭家庙，夫人被封为夀安县太君。第二年，太君因病去世。宝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太博奉公的灵柩，葬在河南永安县某乡某里，夀安县君附葬。铭文说：皮氏家族早在襄阳便享有声名，后来迁居南方，经过两代而兴盛。公侍奉本朝，仍不忘旧邦；才华奋发而通达，命运却艰难，不能充分施展。公葬在河南，这使公的志愿得以完成；公有贤良的儿子，既孝顺又知礼，于是定居河南，成为子孙的开端。故夫人黄氏墓志铭【并序】河南人乐泳来，带来他父亲水部君的书信，并亲自说道：“我的母亲以贤德在外祖家著称，后来又把这种贤德带到我家；不幸早逝，来不及获得封号便去世了，灵柩草草停殡已有三十年。如今安葬的日期已经确定，冒昧借父亲的书信，请求您撰文刻在墓穴中。我不敢推辞。”夫人姓黄，世代为士大夫。父亲庆长，任司勋员外郎；母亲王氏，封新泰县君。夫人二十一岁时嫁给水部君，四十二岁因病死于兴元南郑。宝元二年正月六日，葬在河南永安唐兴乡双塔里。乐氏自水部君的曾祖父、追赠兵部侍郎名史以来，以文章成为博通经术的儒者，后代世有显达之人，于是成为河南的大族。夫人在家族中排行为长媳，性情宽厚，言语举止都成为诸女的典范，即使侍童婢女也从未听到她说严厉的话。她通晓音律，乐于施舍，宗族无论亲疏都交口称赞她的德行。生有四个儿子：滋，考中进士，如今任著作佐郎；浚早逝；永、冲都考中进士。两个女儿：长女嫁供奉官冯虽禹，次女嫁太庙斋郎麻公。水部君名许国，凭才干任尚书水部员外郎。铭文说：妇女的职责在于治理内务，潜藏的德行未能显扬；有了才华出众的儿子，才显露她的光辉。把铭文刻在墓门上，绘制的徽记永远不会被忘记。故永清军节度推官、宣德郎、试大理评事、知河南府渑池县事侯君墓志铭【并序】君名咏，字可复，祖先是西河人。祖父益侍奉后唐武皇，从太原军中起家，跟随庄宗平定河南，成为中兴功臣；历任晋、汉两朝，领兵镇守五处，官至中书令，后来以太子太师身份回家。宋朝初年因病去世，葬在河南，于是成为河南人。父亲仁浦考中进士后早逝。君年轻时由进士贡入，第一次参加考试没有考中，因门荫取得考试资格，任将作监主簿，调任处州遂昌县尉，却没有赴任。历任河中府、河东、孟州、河阴二县主簿，升任虢州录事参军。郡中豪强赵宝杀人，诬陷他的仆役代替自己受死，又贿赂官吏制造成狱，君查清案情，立即改正判决。改任武信军节度推官，知河南府寿安县事。任期满后，在吏部与同僚于便殿相见，恰逢诏令按资历晋升一级；吏部调君入蜀，君请求返回京城按资历升迁以侍奉母亲，于是又以节度推官身份知大名府冠氏县事，后来调任河南渑池。明道二年八月十三日，因病死于任所，享年五十岁。君出生于公侯之家，虽未能亲见家族全盛之时，但堂兄弟中有人陪同皇帝接受符节封赏，有人与王家联姻，还保留着旧日的遗风。唯独君喜爱儒学，与寒士有同样的志趣；家中私室的用度交给家史管理，家产贫富都不因此节省。晚年资财更加衰落，他处之泰然。君与人交往淡泊，但交情越久越牢固；持有自己的议论，不向权贵势力屈服，了解他的人都尊重他的气节。起初，先父去世五个月后，君才出生；母亲康氏，是晋州刺史延泽的女儿，明达贤能，教育君直到他长大成人，但君不能终身奉养母亲，这是很可悲的。娶吴氏，是屯田员外郎祐之的女儿，生两个儿子：绍曾、绍复，二人都因门荫补官。一个女儿嫁给王绎。宝元二年九月丙午，嗣子奉君的灵柩，陪葬在缑氏原。绍曾与我交好，写下君的家世，请我刻在墓穴中，并为他撰写铭文。太师是祖先，凭武功特然崛起，开创家业，承受了众多福祉。传到父亲，祭祀便只能用士人的礼仪。君年轻时奋发，便在官吏中试用；中年以后安于处境，但志向也渐渐远去。晚年更加艰难，最终未能实现志愿。葬在缑氏的墓地，附葬于先父身旁，谁能使家族重新振兴？应当寄望于君的后代。故太常博士致仕何君墓志铭【并序】

译君名某，字某。祖先是京兆咸阳人，祖父名朗，任左司御率府卒，葬在河南新安，于是成为河南人。父亲名曮，周显德二年考中进士第二名，最终任著作佐郎、集贤校理，在当时颇有声名，追赠某官。母亲高氏，追封某县太君。君三岁丧父，由外祖家抚养，能够自立。三十岁才参加进士考试，考了五次才取得同进士出身，授仪州司理参军。再次调任开封祥符县尉，升任果州团练判官，又历任凤翔、彭州、河中、永兴四处幕职，最后以永兴军节度判官身份告老，授太常博士退休，返回洛阳居住七年。八十三岁时，康定二年六月六日死于家中。君天性仁慈宽厚，谈笑之间使人欢喜；平和合群，同时又持身守法，不向强权屈服。曾经与上级争论一桩杀人案件，最终使被判死者获得释放；后来捕获劫盗多人，众人更加佩服他。掌管州府仓库的官吏沿袭旧弊，想上下勾结谋取私利，忌惮君刚到任，还没有办法取得他的贿赂，于是写匿名信请求罢免君，并将金帛投入官署墙内。君说：“这一定是某个官吏所为。”便把他捕来，送交治罪。君的声誉更加传播开来，前后推荐了几十名品行才能出众的人，只是按选部循资格的制度增加俸禄而已。同辈中有人突然被当时任用，君听说后反而面露喜色。退休居家后，他没有分割家产来供自己使用，安然自得，并不因此使内心不满。身体强健，没有疾病；一天，他召来嗣子，交代后事，言语十分详细，起居仍和平常一样。从这以后过了三天便去世了，第二年四月某日葬在新安县某乡某里。共娶三位妻子，其中两位李氏早亡；向氏是侍中拱之的女儿，封某县君。一个儿子令孙，考中进士，礼部曾经奏报名次；他孝顺谨慎而且有才华，受到称赞。四个女儿分别嫁卢贲、李宗孟，二人都通晓经学；嫁宗世贤者，宗世贤考中进士；嫁王宗谔者，王宗谔任三班借职。铭文说：进身而使天性受到阻塞，处境越通达，内心反而越贫乏；只有自我充实。仁者本来就应当获得长寿，君子不能说自己困穷。以勤劳奉养自己，以礼仪送自己终老。君确实有儿子，能够世代承继他的清白风范。故赠秘书丞左君墓志铭 康定二年八月某日，屯田员外郎、知华州事河南左君向朝廷请得告假，来把先父葬在河南缑氏县唐兴乡解贾里。他先向同郡尹某说明：“我刚出生时，先父便教我经学，后来又教我写文章，早晚都告诫我说：‘你要在学业上进步，在乡里士人中取得一席之地，用士大夫的身份为我家争光。’先父去世三年后，我考中进士；又过了五年，才在朝廷获得官位。先父总共两次追赠为秘书丞，去世到现在已经十九年，如今才得以用五品官的礼仪安葬他，希望借此完成先父的遗志。可悲的是他没能看到我有所成就。请您为他的墓志作文。”君名某，字某，祖先从河中迁居河南，成为大族，交往的都是当时的豪杰贵人。到了君这一代，却能降低身份，刻苦求学；所交往的多是贤能的士大夫，诚信谦让，宽厚仁慈，在乡里享有声誉。参加进士考试一次没有中，终身居家，四十岁去世。父亲名钦，母亲张氏。君共娶三妻，前两位王氏，后来娶韩氏。两位王夫人分别以福昌、永宁太君的封号告祭家庙，都附葬于君。韩夫人如今以万年受封。君有六个儿子，长子瑛和第四子尚未命名便早亡。屯田君名玮，实际是第二子；其余为珙、玘、琰。孙子六人，都还年幼。铭文说：富有而有学问，却没有达到相应的官位；有儿子而才华出众，却没有赶上他的仕进。追赠的诏命已经告下，朝廷以朝服作为随葬；未能奉养父亲啊，安葬时便完备四方础石，刻下孝子的志意。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除授右监门卫将军、持节惠州诸军事、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轻车都尉、陇西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七百户李公墓志铭【并序】公名渭，字师望，祖先是西河人。从祖父颜頵是周朝广顺功臣，祖父勋开始在河阳安家，最终任右监门卫将军，追赠左骁卫将军。父亲逊最终任缮部员外郎，追赠工部尚书。母亲杜氏，追封冯翊县太君。公年轻时参加进士考试，景德二年考中，授许州临颍县主簿，历任杭州仁和、开封府阳武二县县尉，都以才能著称。因知己推荐，授大理寺丞，知华州华阴县事。调任蜀州江原县，升任殿中丞。干兴年间按例因恩典升任太常博士。此前黄河在东郡决口，多年没有平定，公献上治理黄河十条策略。参知政事鲁宗道奉诏巡视河道，便奏请让公一同到东郡。当时谈论水利利弊的人很多，鲁宗道唯独认为公的策略正确，于是改授北作坊副使，充任修河都监。枢密院中有人不满鲁宗道，摘取公所议与众人不合之处，不再辨明是非，罢去公的职务，改任郓州兵马都监。调任知宪州，又调任凤州、阶州、成州。当地接近边境，有不少内附的部落，所以凤州可以按战事处置，阶州、成州仍是支郡。此前内附部落攻陷阶州沙滩寨，公到郡后立即骑马赶往那里，查究叛乱实情，发现是司牧都校赵钊扰乱所致。公便把赵钊谴责发配道州，又用恩德和信义晓谕各部，酋长们都诚心服从；修复旧日堡垒，各部落于是安定下来。因功升任军器库副使，知丕州事。不到一年，改任环州，升任香药库使。公因治理黄河的事情，到这时在外地已经十年，不能到京师。天圣八年，召回京城，奉使契丹，才得以在便殿面见皇帝，陈述筹划边疆事务的意见。皇帝认为他有才干，出使回来后，任知庆州事。明道三年，诏令近臣推荐勇敢有谋略、能够任职边疆的人，公由枢密直学士李咨推荐。不久加授惠州刺史、益州路兵马铃辖。这年冬天改年号，升任东八作使。第二年提拔为西上閤门使，随即改任鄜延路兵马钤辖。鄜延的内附部落比其他路最强，其中许多人因宠信而担任右职，在要害部落中任意杀人，敢于犯法。从前主持军务的人多采取姑息政策，有时还以能够从中获利为好，索取无厌。公到任后，凡是馈赠一概不接受；犯罪者按汉代刑法惩处。众人都庆幸公不扰民，但也畏惧他，不敢放肆。任期届满后，公任知延州，郭劝称赞公镇静治理的功绩，上奏请求让他连任。又把他的劳绩详细上报政府，言辞十分恳切，诏令就地升任东上閤门使，随即改任四方馆使。

译起初赵德明归附朝廷，先帝与他订约，命他入京朝贡；道路必须经过鄜延，文书奏章不经鄜延不得通行。从此双方文书往来，如同邻州。元昊刚继承爵位和领地，公便率领鄜延军队。元昊虽然桀骜不驯，曾骚扰环庆的边地部落，却把罪过推给别的部族，以此作为托词。公写信答复，不与他争辩。齐宗矩因庆州军队在节义峰战败，被敌人俘获。公以文书说明此事，敌人便把宗矩送回来，朝廷也没有追究他的罪责。宝元元年，元昊的大将山遇率领本族三十多人来归附，并且说明元昊图谋不轨的情况。公与郭公商议说：“元昊猖狂的志向，是由于宗矩战败而更加显露，并不是等山遇来归才显现。自从赵德明纳贡四十年，他的酋长中归附朝廷的，从未有过接纳他们的先例。国家对赵德明父子，像抚养婴儿一样爱护供养，难道有丝毫亏负他们吗？如今如果接纳他们的逃亡者，使他们能够借此索取公道并以此为借口，那么中原的大信用、天子包容的德行，反而会因我们而受损。”于是立即命令在边境上拒绝他们。这年冬天，南郊祭祀所需的贡物没有送到。十二月，元昊派党羽以所谓伪官身份前来，公立即把来人拘留在馆舍，迅速将事情上报；同时查阅他们的表章书信，发现仍然在姓名前自称“臣”。公便与郭公商议上奏：“夷狄僭越使用中原的名号，确实不合顺理；但他们尚且自称臣，可以逐渐用礼法使他们屈服。希望与大臣们仔细商议。”皇帝当时正命令将帅谋划经营西部事务，这份奏议与防务相违背。此前公被调任兼领鄜州；到这时降授尚食使，知汝州事。几个月后调任磁州。第二年，有人上书控告公先前拒绝山遇一事；公又被降为右监门将军、白州兵马都监。过了很久，公卧病在床，对几个儿子说：“我在西部边疆十多年，虽然因获罪离开，仍希望能见皇上一面，陈述当今制服敌人的办法，即使死了也不遗憾。如今不幸病势竟然阻断了这个愿望，使我不能申说吗？”定康二年四月一日死于任所，享年六十三岁。公两次被贬黜，都是与郭公同时受命。公死后一个月，朝廷起用郭公知凤翔府事。次子兟因父亲遗奏，特授守秘书省校书郎。了解公的人都为他的去世感到悲痛。公先娶张氏，封清河县君；继娶崔氏，封夀安县君。两个儿子：长子竞，任东州节度推官；次子就是校书郎，都勤奋好学，以才华著称。一个女儿尚且年幼。就在这年十二月十八日，葬在河南府河南县龙门乡南五里。铭文说：自古以来四方夷狄，有时侮慢，有时顺服；有的靠威势，有的靠怀柔，历代对此各有不同的议论。公的策略是用羁縻显示信义；策略受挫而未能恢复，死后仍留下遗恨。这不是为自身谋划，而是专心为国尽力。刻下这篇铭文，记载他的忠诚和愤懑。《河南集》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十六 宋代尹洙撰写 已故朝散大夫、尚书兵部郎中、负责蕲州军州事务并兼管辖内劝农事务的防军、获赐紫金鱼袋的张公墓志铭（并序） 公的讳名是弇，字汉臣，他的祖先是魏郡人。唐末时，曾祖一族中有人在河阳做官，于是全族迁居河阳，世代研习儒学，但家族中没有显贵的官员。父亲用被追赠为光禄少卿，母亲某氏，封为某县太君。公葬在光禄河南，于是成为河南人。景德二年，再次参加进士考试中第，历任宜州、宁国、开封、中牟二县主簿，泉州晋江县尉。因有人荐举，改任著作佐郎，升任秘书丞、太常博士，知并州榆次县、扬州天长县，通判杭州事务。入尚书省后，历任屯田、都官员外郎，知文州、蔡州事务，获赐五品服，提点开封府各县刑狱公事。转任司勋员外郎，知明州事务，便升为祠部郎中。奉召回朝，提升为刑部郎中、荆王府翊善，获赐三品服，兼任判司农寺。宝元二年，因病辞职，出任徐州知州，升任兵部郎中，调任蕲州。康定元年五月在郡中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公五岁时成为孤儿，母夫人带他回到本族，跟随老师学习。成年以后，擅长写文章，广泛涉猎经史。河南一向人才众多，公在晚辈中才华出众，早早便同当时知名人士交游。众人不敢因为他出身寒微而再加以排斥。公为人洒脱豪迈，崇尚义气，居贫时节制俭约、严格自守，从未向别人借取自己所缺少的东西。有人察言观色，主动向他表示诚意，公审察其确是善士，才接受他的心意，后来都加倍偿还，没有一个不报答。朋友无论顺境逆境，他都同他们共同承担，没有人能够使他改变。有时有人谈论已经去世很久的人，妄加评论其知见，公便憎恶这种做法。然而他任著作佐郎时，母亲下葬，有人凑钱几十万来相助，公说：“我作为士人安葬亲人，按礼并无不足，哪里用得着丧赙？”于是谢绝不受。他处理政务时对待官吏十分明察，但宽待百姓，缓征徭役，不喜欢苛刻削剥。任天长县主政时，以治理有成绩著称；有钱蒙来报告，公便作《天长善政说》来赞美他。在杭州时，防军士因为三司发给的赏赐物品而防备作乱，喧闹着奔向官署，公立即骑马前去晓谕，他们才安定下来。皇帝下诏书褒奖赞美他，他多次审平疑难案件，后来查出罪犯，事情才完全真相大白。他辅佐王府时，从不以柔顺取悦的神色进言，进退一定保持庄重；他刚强自守，大多如此。然而也正因为这样，最终没有显贵。娶陈氏，封福昌县君，在公去世几个月后也去世了。儿子彦伯，任某州某县主簿；庆仲，任宁州安定县主簿。庆历四年十二月，二子奉公及福昌县君的灵柩，葬在河南龙门山。铭文说：他胸襟宏阔而通达，意志坚强而操守坚定；他的德行使州郡邦国兴盛，诚信存在于朋友之间。他为政仁厚，对百姓尤其宽厚。考察古代贤能的官吏，有谁能排在我之前或之后？既没有得到丰厚的俸禄，又被夺去了长寿。只有这美好的名声，可以说是不朽。故太中大夫、右谏议大夫、上柱国、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太傅韩公墓志铭（并序）。公的讳名是国华，字某。他的祖先是深州博野人，世代都是仕宦旧族。四代祖又宾，当王景崇承袭镇守冀州四州时，辅佐其府，历任检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王景崇在河朔各镇中输送贡品最为恭顺，又宾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逐渐用道德义理劝导他，所以王景崇的功名得以善始善终。庶子生有四子：韫辞、慎辞、定辞、昌辞，都凭才学声名成为王镕的宾客。当时王镕府中号称多有贤士。定辞曾以掌书记身份受聘出使幽州，当时燕地宾客马彧，是北门一带的旧儒，以博学广闻相互推重，马彧大为折服。昌辞最终任真定府鼓城县令，就是公的曾祖。昌辞生广晋府永济县令讳璆，因躲避张文礼之乱，迁居赵郡，以文章知名，同李崧、徐台符交好。二人共同荐举他的才干，但他因病不能出仕。徐台符作诗，认为当世朋友中再没有人能继承他。李崧去世后，他把兄长的儿子归入韩氏，便是赵郡太夫人。永济生太子中允、知康州事讳祯，开始迁居相州安阳，于是成为安阳人。他多次被藩镇征召任职，擅长撰写奏章，当时都推重他的才能。曾寄居真州清河，制定条教教导百姓，使他们不受扰害；百姓能够信服他所说的话，他所到之处都以宽厚善良著称。公就是康州的第四个儿子，十九岁考中进士。太平兴国二年，皇帝首次亲临殿上复试，公考取上等，任大理评事、泸州通判。四年，任期届满回朝，授太子右赞善大夫。不久按惯例补任外职，授安德军节度判官。七年，授秘书省著作郎，监理蔡州税务。雍熙元年，升任监察御史。三年，代理太常少卿出使高丽，回来后任右拾遗、直史馆，赐五品服。四年，任三司开拆司推官，不久改任主判开拆司，屡次升任左司谏、刑部和兵部员外郎，兼任昭文馆职务，赐三品服。共三次任盐铁判官，又任左计司判官、判户部勾院、都判三司勾院。至道二年，以屯田郎中身份任京东转运副使，调任峡路转运使。真宗亲自处理政务后，升任都官郎中，回朝暂代判大理寺，出任河阳知州。咸平四年，就地升任职方郎中，调任潞州知州。景德三年，代理秘书监出使契丹，回来后任江南巡抚使，入朝暂代开封府判官。四年，皇帝车驾拜谒陵墓，暂代主持曹州事务。回来后授太常少卿，知泉州事务。

译太中祥符元年，任右谏议大夫。四年任期届满回朝，途中患病，三月十一日在建州驿舍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公写文章，不崇尚浮靡放纵，文辞通达而意旨不窘迫；进退举止威严，眼睛从不随意斜视。他辅佐彰德军时，年纪还很轻，乡里有许多人认识他。公出行时，观看的人挤满道路，有人相互说：“如果能得到韩公在身边，即使仅仅有酒，其价值也应当如此之重。”雍熙年间，王师北伐，听说高丽曾与契丹结怨，朝廷防备公前去晓谕高丽，以分散敌人的势力。公到达高丽王所居之地，高丽王畏惧退缩，没有报复的意思。公为他陈说中国的威势和谋略，动辄以祸福劝戒，他才接受诏命。然而他拖延出兵日期。公说：“军队不能立即出发，不如不要奉诏；出兵不能到达敌境，不如不要发兵。”口头劝说激切，又接连写信送去，前后十次。高丽王畏惧公的坚定正直，知道大国不可欺骗，于是命令其大相韩光元率赵抗兵二万五千人进攻契丹，并让韩光元等率将校到公处。公仍留在馆舍，等到军队出境后，才回朝复命。淳化二年，契丹大将萧宁派人到雄州请求和好。皇帝怀疑其中有诈，命公驰往。公代州将刘福写信给萧宁，与他周旋探问，终于从萧宁前后反复、无所凭据的答辞中，完全看出他的伪诈情状。他在三司改革制度，提出共二十七条。那些兴利措施使百姓乐于趋向并上缴其盈余，所立的法令使人容易遵守而难以触犯，所以施行以后能够长期通行而弊病很少。他镇守上党时，为防备契丹侵犯河朔；上党同赵、魏之地最为接近，公办理军务严整，修习训练，简选器械，供应粮饷，都预先安排妥当，百姓因此没有受到扰害。诏书予以褒奖赞美。当初，太宗亲自选拔有才干的大臣，有的人从外廷小官出身，不到一年便被任用掌权。公忠诚尽力而不懈怠，皇帝很器重他的才能，却被忌妒他的人排挤，所以职位升迁不快，但皇帝更加把事情交给他办理。他留在京师共十年。旧例中三司判官不能兼任三馆职务，公任盐铁判官时，皇帝特命他直昭文馆，判官兼任馆职，从公开始。真宗遵循先帝的意旨，以名臣之礼对待公。开封曾关押数百名囚犯，委托公审决。江外遭遇饥荒，命公前去安抚救济，都因办事得力而著称。北方请求结盟的第二年，公奉使前往，皇帝告谕说：“你从前出使高丽，所以选派你。”又回头对同使周渐、张若谷说：“你们凡事都应当询问韩某。”公性情既任性正直，不肯附和，掌权者又不替他推举引荐，前后历任内外职务将近四十年，官位才到谏议大夫。当时众人都为他的仕途停滞而感到惋惜，但公也没有长寿，因此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能。考察他的所作所为，都能够舒展发挥胸中所蕴藏的才志，从未受到沮丧阻挠。他又受到两朝皇帝的顾念，被士大夫们所瞩目，并不是没有得到知遇。公去世后，泉州有见识的人相互结伴赶到建阳拜祭，早晚哭着到佛寺营办斋供，以报答公的恩德；他宽厚慈爱感动人心，竟达到如此程度。公胸襟宏达而有度量，同人谈话总是直尽其意，从不隐瞒非难。军务方面从未谈及权谋计数。他因为年少丧父，看见那些因俸禄使父母得到奉养的人，必然怅惘感伤。他深爱亲族，有几位姑母和姊妹守寡且年老，都迎接回来奉养，侍奉得十分恭敬；外兄弟、外甥、侄子，全都替他们办理婚嫁。他清廉俭约自守，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对几个儿子都用经学文艺训导。按惯例因恩荫可以任子，他大多压下不办，等他们成人立业后才上奏授官；到公去世时，仍有三人没有做官。夫人罗氏，是谏议大夫延吉的女儿、邺王绍威的孙女，封宜城县君。六个儿子：球，湖州德清县尉；瑄，将作监主簿；琚，司封员外郎；琉，河阳司法参军；璩，著作佐郎；琦，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一个女儿嫁西上阁门使高志宁。枢密副使的兄姊如今都已不在。起初，司封郎中入朝，便同枢密副使一起追赠公为吏部尚书。庆历三年，枢密副使追荣三代，赠公为太傅，生母罗氏追封仁寿郡夫人。祖父赠太子少傅，祖母李氏封赵郡太夫人。曾祖父赠太子少保，曾祖母张氏封清河郡夫人。五年二月某日，枢密副使奉公夫人的灵柩，归葬于相州安阳县新安村，距离祖坟三十里。铭文说：韩氏自唐以来世代承继德业，遭逢时世极大的艰难，坚守节操反而更加严厉。公早年奋发，才华终于得到试用；无论任州官还是治邦国，都凭功劳和办事能力立身，难道还不能够权衡利弊吗？他的事业通达长久而不虚浮。既已建立法令，又彻底防止弊败；向东夷布施威势，向南方边裔申明法度。这正是皇帝所咨问的，理应辅佐政务。像这样受到众人瞻望，也符合义理。为什么寿命不善？为什么官位不能达到？没有人不叹息，苍天又有谁来安慰？在儿子身上昌盛，确实是公的后嗣。衮服用以彰显荣宠，葬礼有制度，祭器豆笾完备而美善；祭祀时器物齐全，家中有孝子，名声流传千百代。故两浙转运使、朝奉郎、尚书司封员外郎、防军、赐紫金鱼袋韩公墓志铭（并序）。公的讳名是琚，字子温，相州安阳人，是右谏议大夫、赠太傅国华的第三个儿子。公幼年聪敏慧悟，太傅特别喜爱他而区别于其他儿子，凡有撰述，都让他执笔，自己口授，因此公完全掌握了属辞作文的方法。因防试任将作监主簿，调任饶州鄱阳县尉。大中祥符七年，请求参加进士考试，郡守江嗣宗平素还不知道他的名声，有一天召他登上郡阁，拿《鸿雁来宾赋》的题目来试他。公片刻之间便写成，格调意趣清新秀丽，有唐人的风韵，江嗣宗大为赞赏，立即荐送。江南一带有人把他的赋书写在屏风上，珍爱看重到如此程度。第二年中第，授太常寺奉礼郎，知河南府永宁县事务。当时王嗣宗任河南府长官，政务崇尚严察，把官吏一概用法令约束；百姓中有些人在县里诉讼不能胜诉，往往跑到府衙自行申诉，官吏畏惧战栗，更加顾虑而不敢办事，颇有因疲弱软怯被罢免的。永宁在河南名声最为难治，公年少而果敢，善于决断、防察，百姓和官吏都爱戴服从。王嗣宗赞美他，于是不夺取他的治理权，并且向朝廷推荐他。因推荐调任广信军通判。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屡次升任光禄丞、秘书郎、太常丞，历任赵州、祁州、防州通判。

译防州在江西，号称难以治理，百姓喜欢诉讼，有人甚至伪造冤状，悲愤呼喊，表现得好像确实可信；不是长期从政的人不能辨明。公到任时，知州职位空缺，代行郡中事务。他能够究察当地风俗，不卖弄聪明，也不另立条教，而是根据具体事情考察其中的是非曲直，下属不能欺骗他；认罪服判的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受冤。召回朝廷任郡牧判官，赐五品服。张文节公主持政务，赞赏公的文章和品行，命他把所作篇章结集上献，并且把他的姓名放在佩囊中，准备推荐他。张文节去世，事情于是搁置。起初公在赵州时，曹韩公利用因为同乡关系，认为公善于治理政务；等到郡牧判官有空缺，便上奏推荐公补任。曹利用获罪后，公出任亳州通判，转任太常博士、尚书屯田员外郎、都官员外郎，知黄州、泽州事务，任京西路提点刑狱。当时西京天宫、白马寺同时营建佛塔，募集众人捐出金钱，费用将近亿万；权臣带头倡导，附近各郡跟随风气，指使道路上的商人和乡里豪强，互相劝说引导，愿意附和的人只怕落后。公上奏抗议说明情况，事情因此停止。随后调任福建路，又改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安化州蛮人叛乱，杀死宜州守将王世宁，朝廷派遣将领加兵讨伐，又询问公平定贼寇的利弊。公上奏说：“蛮人凭借险要地势，进攻他们，他们就逃窜据守岩洞密林，防守断绝，无法追究他们的踪迹；放任他们，他们就会不时出来侵扰掠夺，任意危害百姓。军队长期驻扎，又会有很多人染病死亡。现在的策略，不如集中兵力逼近他们的巢穴，向他们显示可以接纳归降，蛮人一定会畏惧威势而归顺投降；然后撤除驻屯军队，增募当地士兵守卫要害，这样他们应当不能再叛乱。”后来终于按照公的策略办理，岭南长期平安无事。军队突然兴起，转运粮食、军需、器械，公安排处置都有方法，不严厉催逼办理，而军需仍然得以供应。朝廷赞赏他，就地升任司封郎中。回朝后赐三品服，判三司都理欠凭由司。康定元年夏，出任两浙转运使，驻在润州时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公性情极其清廉谨慎，举动总是自我检点，别人看了觉得难以长久做到，但公终身坚持如此。父兄去世后，他极尽恩意抚养弟弟和侄子，间或以文章和饮酒同他们欢聚。家门之内，他自己兼任师友；有人行为不合心意，便委婉地开导劝说，从不使用恶言，所以他们都遵循教诲和情谊，争相自立。公的幼弟枢密副使琦，于庆历三年追荣三代。因此公的曾祖广晋府永济县令讳璆，赠太子少保；祖父太子中允讳祯，赠太子太傅。太傅夫人罗氏，追封仁寿郡太夫人。公娶李氏，封寿春县君。公去世才几个月，她也去世了。四个儿子：景融，将作监主簿，性情温和高雅，擅长写文章；在公去世后五年去世。方彦，试任秘书省校书郎；直彦、孝彦，都任太庙斋郎。四个女儿：长女嫁著作佐郎叶仲舒；次女早逝；次女嫁左侍禁曹测；次女嫁殿中丞范宽之。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枢密副使奉太傅太夫人和公的灵柩，葬于安阳新安村，李氏附葬。铭文说：从治理防州可以观察公的政绩，从文节公的知遇可以观察公的品行。操守清廉得近于过高，难道还会有人讥评吗？深爱亲族超过慈爱本身，实在是他的天性。行为合乎中道而不逾越，秉持常理而正直。唉！他的禀赋深厚而享受的福禄却少，只有说这是命运了。故朝奉郎、尚书司门员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兼畿内劝农事、上轻车都尉、赠绯鱼袋卢公墓志铭（并序）。公的讳名是察，字隐之，河内人。考中进士，授复州司士参军，屡次调任光化军干德县、襄州襄阳县二县主簿，夔州复节令，泉州观察推官，升任大理寺丞；入朝任太子中舍、殿中丞、国子博士，进入尚书省任水部、司门员外郎。先后知河南、密州，知江陵、公安、彭州、永昌三县，知蒙州事务，任白波发运判官，最后任河南府通判。宝元二年八月十日，因病死于任所，享年五十五岁。当初，公在景德初年以进士贡入，有声名，礼部荐举他列在高等。有人借已故宰相的名望扬名，又说卢某的儿子不应当参加科举，皇帝立即命令授他官；吏部又以公年龄尚未达到规定标准为由坚持，于是只授给他闲散职务。公既然在当时受到诋毁，便更加以风操节义自我激励，所到之处早晚勤于政事，勇于实行自己的主张，不因同上级意见不合而改变操守。前后审断疑难案件，救济饥民，揭发奸吏，追回逃亡者，所属监司都根据他的事状加以荐举；各任长官相继始终以办事干练著称。能写古文，有文集三十卷，另著《晦书》一卷、《灵感志》三卷、《注孙子》三卷。公尤其喜爱《太玄》，为它作注还没有完成，临终时命令焚毁，只留下其中一篇及序，并且说：“后世一定有继承我的人。”他善于抚恤宗族和姊妹中没有依靠的子女，亲自替十多人办理婚嫁。他深深崇尚风操义气，侍御史臧奎过去对公有旧日恩情，于是给次子取名为臧，以表示不忘臧氏。景祐年间，公曾被召入对，闲谈间说到丞相获罪的事情，言及此事已经流泪，皇帝受到感动，于是追赠丞相为工部尚书。夫人苏氏，追封河南郡太夫人。当初，丞相以兵部尚书身份辅佐太宗，后来迁居崖州，雍熙二年因病去世。这年九月，公才出生；他感念家世遭受灾祸，平日常常自我伤感。到此时已经过了五十年，追命为常伯，最终实现了他的心愿，世人都觉得奇异。苏夫人是汉相禹珪的女儿，丞相显贵时，封为豳国夫人。公的祖父讳亿，任少府监，曾追赠太师；母亲李氏，郑国太夫人。公娶张氏，封清河县君；她的父亲文胜任达州司理参军，遇到盗贼起事，被逼迫接受伪署官职，不肯屈服，死于兵乱。公有九个儿子：戡、臧、瑊、成、戣、钺、戬、戒、感。瑊有文才品行，早逝；戡、成、戣、钺、戬都幼年夭亡。臧以进士身份任河阳尉。戒、感都学习写作文章。两个女儿，一个夭亡，一个尚未出嫁。孙子寿康、寿宁、寿祺都还年幼。庆历五年十月辛酉日，臧奉公及清河县君的灵柩，葬于河阳某村西北的高地。铭文说：既然一生艰难，又仕途受阻，不肯随俗同流，因而将永远困顿。公秉持常道，正直地历行其道；不肯屈服，文章更加纵横奔放。追赠公的先人，如同实现了他当初的志愿。只有这种孝心，才是德行的极致。能够铭刻他的功烈，是公的后嗣。

译故西京左藏库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普州诸军事、普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广南东路驻泊兵马钤辖兼提举本路巡检兵马贼盗公事、上柱国、太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王公墓志铭（并序）。公的讳名是世隆，字可久。他的祖先从澶渊迁到河南，如今成为河南人。年轻时以明经考取上等，授洪州分宁县主簿，屡次调任泾州司法参军、越州山阴县令、秦州录事参军，升任大理寺丞，历任太子中舍、殿中丞、国子博士、尚书虞部、驾部、北部三曹员外郎，改任左藏库使，又改任左领军卫大将军，退休后重新任左藏库使，兼领普州刺史。从大理寺丞至员外郎，先后监理台州酒税，知河南府寿安县事务，调任云安军知军，任邠州、秦州通判。由左藏库使任夔州知州，起用退休身份任登州知州，调任广南东路兵马钤辖，途中经过南椎州。庆历二年二月二十日，无病死于馆舍，享年六十七岁。公性情通达，处理官府事务即使细小之事也安排得极其精细；有时事情繁杂、体制重大，别人畏缩不敢决断，他却更加不疑，最终没有丝毫差错。所到之处都以才能著称。在秦州时，防御使曹玮主持军务抵御戎敌，命公主管储备粮饷；曹玮上表称赞公能够办好职务，即使军事事务也同他谋划商议，于是极力荐举他。明道年间，发生大饥荒，公在坊州打开仓廪粮食赈济百姓。同僚官吏坚持说：“必须等候报告批准。”公说：“百姓正要流离沟壑，稍微延缓一下，他们的困苦就会一天天加重。天子极其仁慈，一定不会因此加罪；即便不是这样，我也承担责任，没有遗憾。”公起初因曹玮荐举，世人多知道他有武略。王丞相后来掌管枢密院，说公的谋略可以试用，于是让他兼领使职。后来公因病请求退休回到洛阳，病情痊愈，防御使张邓公以留守身份入朝，赞赏公的精力，又爱惜他的才干，于是重新起用他。公为人厚重宽和仁爱，治理时不追求严峻苛刻，尤其重视狱讼公平。同僚属吏有一件善举，他便孜孜不倦地称道。统御士卒也根据各人的才能任用，不强迫他们做不能胜任的事，下属也乐意竭尽力量；即使痛饮至醉，也不失去常态。父亲应之，屡次追赠屯田员外郎；母亲诸葛氏，追封永宁县太君。娶董氏，封金华县君。两个儿子：沂，右班殿直；炳，河南河清县主簿。四个女儿都嫁给士族。庆历五年七月五日，沂、炳奉公的灵柩，葬于河南县洛苑乡司徒里。铭文说：君早年奋发，才华终于得到试用；由中央历任地方，凭功劳和办事能力立身，才智见识无人相比，理应辅佐政务。为什么寿命不能延长？▯有制度，能够振兴家声，在于公的后嗣。《河南集》卷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十七。宋尹洙撰。已故金紫光禄大夫、秘书监、退休后任上柱国、清河县开国子张公的墓志铭【并序】；其食邑六百户，食实封一百户。公的讳名是宗诲，字某。他的祖先是曹州宛句人，祖父讳某，避乱迁居河南，于是成为河南人；父亲讳齐贤，以道德声望辅佐太宗、真宗，追赠太师、尚书令、中书令、英国公；母亲崔氏，秦国太夫人。公因恩荫任秘书省正字，四次升迁至太子中舍，先后监理骐骥仓、西京左藏库、在京左藏金银库；奉召考试，赐进士出身，屡次升任秘书省著作郎、太常博士、尚书屯田、都官、职方三司员外郎，历任监香药、权知易院、同判国子监、判尚书祠部、吏部南曹、登闻鼓院；出任河阳通判，知富顺监；入朝任开封府判官，升祠部郎中，判三司度支勾院；出任京东转运使，调河北转运使，罢职后任徐州知州；改任刑部、兵部郎中，太常少卿；授检校工部尚书、文州刺史，充四方馆使，知代州；调卫州，加果州团练使、永兴军兵马钤辖；调鄜延路钤辖兼知鄜州，加兴州防御使；再任永兴军钤辖，尚未到任，改知邠州；上奏请求退休，以秘书监身份致仕。庆历五年闰五月一日，公在河南防节坊的私宅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公未到冠年时，跟随英国公镇守代地。当时杨继业刚战死，敌军多次出兵扰边，英国公在城下击败他们，又在土墱截击，再次击败敌军；后来又用奇兵在繁畤击破敌军数万人。当时正值代地军队连续获胜，朝廷倚重英国公，公早晚在他身边，参与机密谋划，有时还让他巡视军队行列、传达号令。公又擅长骑射，驰骋冲杀往返，曾多次身临危险，因此以智勇闻名。太宗曾派使者到代郡晓谕英国公说：“好好照看这个孩子，我将来要任用他。”等到英国公因功入朝辅政，极力压制对自己子弟的私恩，因此公从前的功劳没有得到叙录。公同弟弟宗礼考中进士，有文才声誉，英国公又将他们罢置，不让他们同寒士争夺名声。直到英国公再次掌权，公的仕途仍未超出管理仓库。景德初年，朝廷规定以六科取士，公上奏安边策略，请求用武力使边境安定，科目考试却没有报上。大中祥符年间，公把原先的议论扩充为三十卷，诏令学士院召试。起初，英国公议论祥瑞和修建宫殿的事情，其中有大臣的意见，同当时受宠者的意愿颇不相同；到这时公只改任署理国子监事务。天禧年间，河水在东郡决口，沿河千里之地都运输芦苇木柴，修复原来的河道。暴虐的官吏严定期限，百姓力量无法完成，将要因延误获罪，有人拿着钱财自缢。公请求稍微宽限，并且减少数额，连续三次上奏，言辞更加恳切。皇帝听到后，颇多采纳。在富顺监时，防夷人斗郎春叛乱，群体中的丑类暂时骚动。公派官吏安抚他们，他们没有立即服从。公说：“夷人安逸，而我去安抚他们，他们就以为我的兵力不能制服他们，这是太过懈怠了。”于是亲自率州兵进攻，夷人几千人前来交战。公分兵为两路，一通鼓便击破他们，进军攻下四座栅寨。夷人各部于是安定下来。监司嫉妒他的功劳，没有立即上报。等到任期届满回朝，朝廷褒奖他，任为开封府判官。从此多次被召见，所议论的大多是边疆事务。他曾说：“敌人贪婪而崇尚战争，国家羁縻两方，对他们给予厚待而防备松弛，不是长久的防御之道。然而羌人一定先叛乱，他们的首领强悍而不仁，开始继承首领之位便使用其部众，西凉旧地将被他们全部占有。他们倚仗武力，一定会肆意侵犯大国。”等到改任使职，还不到三年，西夏的贡使便没有到来。朝廷想起公从前的议论，提拔他兼领团结使，前往往来于西部军队之间。辞行之日，皇帝召见他几刻钟，询问九件事：第一是国家体制，第二是改变制度的原则，其余全是兵家奇正之说。公陈述回答明白详审，皇帝慰劳后送他出发。在鄜州时，范忠献公镇守延安，以旧臣身份秘密向公询问谋略。公认为敌军形势不能轻视，凡是作战，都要戒备只顾求利而没有防备。刘平、石元孙战败失陷，黄德和逃回延州，未被接纳，又逃到鄜州。公说：“军队败逃，将领恐惧而无处归宿，这正是造成混乱的原因。”于是接纳黄德和，把他拘留在馆舍，安抚他的创伤。鄜城很大但不完备，公正商议重新修筑，敌军却突然来到。当时天下长久安定，人们不懂军务，上下都惊惧不安，准备逃窜到山谷中。公的举措没有失去常度，号令整齐统一；严格设置外部侦候，谨慎防守城门，登记入城而禁止出城；搜求材料，简选器械，修补缝隙漏洞；让老人、幼儿、疲弱病残者各自承担力所能及的任务。一夜之间城防全部完备，外部奸细无法窥见破绽。敌人知道已有防备，于是离去。因功获授兴州之职，并且获准便宜行事。起初公在代州请求告老，未获准许。后来防守兴州以西的军队，便以边疆事务自我勉力。到此时朝廷更加调发屯兵，增派近臣防守军队。公又被调回内地，便说：“我这次应当能够获准退休了。”最终实现了原来的愿望。公渐渐继承英国公的教诲，把爱护百姓、宽恕万物作为自己的责任。凡治理百姓，必定以风俗为根本，崇尚节俭，教他们种树种粮来资助生活，因此百姓受到他的利益而怀念他的爱护。他巡察举发外部官吏中不称职的人，只按其罪责处理，不深究隐微；多次议定刑法条文，有时援引法律条文作类比，这些议论大多流传于世，所以号称宽平。他通晓经术，明白治乱之道；阴阳、星象纬书以及细碎词语、杂集学说中那些交错出现、变幻莫测、世人难以理解的内容，他都能探究深层、发明本源，贯通条理，没有不融会贯通的。他尤其长于军事实录，古代用兵之事都能辨明其所以胜负，运用于今日似乎取之不尽。可惜他得到知遇已经太晚，未能充分施展。任用贤能方面，宗族中因公而得到官职的有十多人；他保举任用人，不分亲疏远近，都按年资先后办理，所以几个孙子中还有许多人没有做官。起初公于雍熙甲申年开始在秘书局任职，到康定庚辰年，共五十七年；以大秘书身份回到宅第时，身体强健有力，精神清明，见识通达，安宁长寿，当时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有文集若干卷，另著《刻漏记》《花木缩》二卷。夫人吕氏，封冯翊县君；因次子推让恩例，追封东平郡君。七个儿子：长子臯，最终任司封员外郎、直史馆；次子未有名字，早逝；次子宪，刑部郎中；次子文，最终任大理评事；次子庚，大理寺丞；次子定，屯田员外郎；次子没有后代。三个女儿，两个早逝，一个嫁崇仪副使马成美。庆历七年二月某日，刑部及第二个弟弟奉公和夫人的灵柩，葬于河南某乡某原。铭文说：

译从前夏朝正当称王之时，诸侯进贡以供给众人，使天下安宁；他们忌讳战争，认为兵事是凶祸。公早年独自提出建议，筹备抵御这些寇戎。公镇守鄜州时，敌人侵犯疆域，城防没有坚固的壁垒，作战也没有挑选精锐前锋。公刚到任时，众人之心尚未沟通，士民都惊惧不安，谁来谋划并使他们听从？公一声号令，他们行动如风；击鼓时声音震响，旌旗展示威容。敌人知道我军已有防备，没有谁敢来进攻。城内城外安定，全是公的功劳。公的见识谁能先于他？公的才干谁能超过他？只是他的职位为何如此艰难，有志向却未能完全施展。光明伟大的太师、元台上公，公确实继承了他的事业；声名显著而未能融通施展，家族世德更加兴盛，阳间的报应也更加丰厚。有儿有孙，福庆流传无穷。故朝奉郎、司封员外、直史馆、柱国、赐绯鱼袋张公墓志铭（并序）。河南张公讳士臯，字叔谟，于康定元年七月二日在东都道德坊私宅去世。他的从父弟子奭叙述他的行实说：“我的兄长以文章闻名于当时，在家中以孝友著称，有见识的人认为他一定能够继承祖父丞相的事业。即使我们兄弟也都推许他说：‘他将使我们的宗族重新兴盛。’不幸刚到壮年便遭受谴责，辗转困顿，直到去世，难道不是命运吗？”今年他的二弟子宪来信请求我撰写墓志，准备在庆历七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乡某原。唉，我认识公本来就很久，他曾对我说：“我交游天下士人很多，但不因仕途通达或困顿而改变心意的人，就是你。”公既然这样了解我，如果不为他题志墓上，怎么能舒解我的悲痛？公的祖先是济阴人，曾祖父兾公开始迁居河南。祖父讳齐贤，司空，赠尚书令、英国公。父亲讳宗诲，秘书监。母亲吕氏，东平乡君。公幼年聪敏有才，景德四年，年仅十八岁，考中进士，文章辞采杰出奇异，当时那些驰名的人都在他之下。第二年考取甲科，试任校书郎，知郑州新郑县事务，升任保平军节度推官。英国公上奏授他校书郎，让他在馆阁读书。当时朝廷尊崇祥瑞天命，修明礼仪文饰，侍从官和儒学之士大都进献赋颂来称颂皇帝的德行；其中辞采华美、典雅完备、流传在人们口中传诵的，大概只有一两篇。公虽然年少、官位低，却常常能够参与其中。因此皇帝知道了他的名声，提拔为著作佐郎。各位公卿都想让他成为自己的门生，公更加自立，少有附和。寇莱公非常器重他，镇守西都时，上奏让他掌管磨勘勾院，实际主持记室。寇莱公调任京兆，又上奏让他知万年县事务，转任秘书丞、馆阁校勘，召试后任直史馆。起初，公在雍州时，妻子去世。寇莱公有意把女儿嫁给他，但没有办成。寇莱公罢相后，公才同寇氏成婚。等到寇莱公被贬往南方，公因姻亲关系受牵连，出任西京监院监官。不久被免去史馆职务，监理抚州税务，降任大理寺丞。过了很久，任期届满回朝，监理西京洛河竹木事务。天圣四年，才升任殿中丞，知河南县事务。他崇尚宽平，唯独对官吏严厉。百姓有诉讼，只辨明是非曲直，很少用法令惩罚，因此离任后仍被百姓思念。历任太常博士、监西染院，升任屯田员外郎，判吏部南曹。明道二年，当今宫傅李丞相掌政，寇莱公的事情得到昭雪，公恢复史馆职务，升任度支员外郎，知太常礼院。过了一年，李丞相罢职，公任奉常，亦出任庆成军知军，调任陵州知州。因该郡一向田租丰厚，公请求改任其他郡，得到邛州，但尚未出发便改任邓州通判。州将平素地位尊贵，过去辅佐郡政的人大多屈身以礼事奉他。公说：“朝廷的礼仪，贵贱有固定制度；如果超过制度，就不是爱护国家体统、安定大臣的办法。”他坚持自己的一切都依礼而行，没有一丝一毫的过失，人们认为很难做到。转任司封员外郎，宝元年回朝，命令审决京畿内的案件，尚未赴任便突然患重病，几个时辰后病势危急，享年五十一岁。公出身贵族，年轻时便在当时取得声名，议论有风采；只是他的神韵格调一向很高，却不自我夸耀，即使有负于人，人们仍乐意同他交游。起初因寇莱公的事情受牵连，憎恨寇莱公的人也憎恨他；等李丞相罢职，同李丞相意见不同的人又排挤他。然而公对别人从来没有仇恨。世人所说的朋党，究竟在这里，还是在那里？人们没有替我分辨。公既然遭受排挤，便在洛阳废居；等得到告假，前后将近十多年。洛阳有英国公的别墅，他曾同亲友纵情游赏、饮酒吟咏，自得其乐。从前的荣名几乎完全被抛落，士大夫中有突然被当时任用的人，公仍按礼节对待他们，仿佛他们的仕进还在自己之前，和缓自然，脸上没有一点不满。别人怜悯公怀才不遇，认为他困顿，但公自己并不以此为困顿。有文集若干卷。娶白氏，继娶寇氏某县君。三个儿子：仲武，任某官；仲衮，考中进士，现已去世；仲友，任某官。女儿嫁进士李希甫。铭文说：我观察人的情感，没有谁不把显达荣耀看作通达，把屈辱困顿看作穷困。然而到了死亡之日，彼此并没有一铢一两的差别。只有善恶的显著不同，人的身体虽然死了，名声仍然存在；还必须看其善恶的大小，来决定名声在世间流传的远近。所以君子舍弃那种外在的分别，而忘记这种得失。像公这样的人，仕进一定由于他的善行，黜退却不是因为自身过错。在活着的时候，尚且不认为自己困穷，何况死后呢？然而公的才华和名声最终显扬于世。唉，这将流传多么长远啊！已故朝散大夫、尚书司封郎中，出任秘阁校理、均州知军事，并兼管辖区内劝农事务，任上柱国李公的墓志铭【并序】公的讳名是垂，字舜工，是博州聊城人。咸平年间考中进士，起初授任解州闻喜县尉，改任解州司法，又调任湖州录事参军。召入考试，任崇文院校勘，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升著作郎、秘阁校理。历任太常博士，尚书祠部、度支、司封三曹员外郎、郎中。由校理出任监裁造院，判三司理欠凭由司，同修起居注，出任亳州、颍州、晋州、绛州、均州知州。六十九岁时，于明道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因病死于武当。公起初考中进士时，呈上兵制策，主要论述国家通常把成年男子和百姓编为士兵，却使群下骚动，是因为户籍没有预先确定的缘故。如今英明的君主核查户籍中的民数，‘十一而附六十’，予以删除；二十五岁至五十岁的人都可充任士兵，部伍有等级，轮番休息有制度，那么三代的制度就可以逐渐恢复了。他又呈上将制策，都推究仁义和节制的道理，当时号称北州的大儒。后来在秘阁任职，陈述《导河形胜书》，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各种灾异都记载了，唯独没有记载黄河决口，是因为夏禹的旧河道还存在。如今黄河水势更加向北，因此可以乘势恢复旧河道。

译到了天禧以后，黄河多次决口，朝廷命公骑驿马巡视堤防，公仍坚持先前的主张，称不应堵塞，这迎合了执政者的意思，于是不同意见便被革除。后来堵塞后又决口，最终果然如同他的谋划。国史采纳了公的意见，收入《河渠志》。按旧例，宫中需要物品时，黄门署上报并催促办理。公在凭由司议定，命各司先验看玺文才承受诏命，于是成为常制。丁晋公执政时，公掌管右史，从未私下拜访。丁晋公渐渐不喜欢他，公请求治理亳州，奏章已上呈，任命还没有下达，丁晋公已经让代替公的人掌管事务。有人替公愤慨，公说：‘我已经获准了，终身不说一句涉及丁氏的话。’九次任郡守，不烦琐地发布条令，也不严厉设置期限和防禁，所到之处百姓都安于他的治理，有古代循吏的风范。他接待士人子弟，一定称赞他们的长处并引导他们弥补不足，他的用意在于如此鼓励和启发。文章崇尚典雅端正，最精通制度，群书百家没有不通晓的，尤其深通地理志。天圣年间，朝廷颇多任用年高的旧臣典掌赞书之职。公在儒馆，德行和年齿都居先，平素声望又很高，却因为足疾屡次请求出任外郡，这难道不是命运吗？所著文集共三十卷。公的祖父、父亲都因隐德受到州里推重；赠卫尉卿、讳筠，以及扶风县太君耿氏，是公的父母。公娶刘氏，封彭城县君。她侍奉先姑，以勤劳孝顺事奉公，以温柔明理治理家庭；在公死后又守寡十二年，于庆历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死于宁州官舍。五个儿子：伯昻，知江陵府潜江县事；仲昌，大理寺丞、监宁州酒税；叔旦，宁州彭原县主簿；其余两个儿子没有取名便早夭。两个女儿：长女嫁给郓州须城主簿范孝孙，次女嫁给将作监主簿崔植。孙子二人：惟和，任郊社掌座；惟穆，业已中进士。孙女五人，长女嫁给进士张闳，其余都还年幼。当初公镇守武当道时，南阳喜爱那里的风土，于是在那里营建居所。彭城县君去世后，到九月，仲昌、叔旦护送她的灵柩，从北豳返回；南阳的伯昻则从武当奉送公的灵柩，于这一年十二月庚申日，将二人合葬在邓州穰县礼义乡子保里，遵从公生前的遗命。铭文说：本性质朴而明达，意志刚厉而坚定。在儒学方面醇厚，在德行方面完备。疏导黄河依据水势，登记百姓依据年龄。议论从不使用卑污的言辞，追溯古代先贤的源头；葬在穰地，是从公所迁葬之处。刻下这篇铭文，使他的声名长久流传。故将仕郎守瀛州乐寿县尉任君墓志铭【并序】南阳府属官任据告诉我说：‘我不幸一出生就失去了父亲，由母亲抚养。稍有知觉以后，才知道父亲尚未下葬；只是我年幼而且贫穷，力量不足以办理丧事，恐怕父亲终究不能下葬。上天让我得以生存，使我能够在郡县任职，每月有俸禄收入，从而完成当初的志愿，准备在某年某月某日把父亲葬在汝州邡城的某乡某原，希望您撰写方石墓志，铭记我父亲的名讳和姓氏。’我怜悯这位属官的艰难困苦，又赞赏他奋发努力而终于有所成就，并且大致能够说明父亲的品行实情，所以替他写下这篇墓志。君讳某，字某，是具州清河人。研习五经，完全明白其中的章句和大义。向他求学受经的人有几十人。工部尚书赵昌言公召他到馆舍，收入门下。赵公为人倜傥而崇尚义气，认为任君不只是凭经学才艺来求取知遇，尤其因为他天性聪敏、见识明辨，议论慷慨激昂，所以始终以礼相待，区别对待。他记忆力特别强，世上少有。赵公曾让他读道路上的碑文，经过两遍便能默诵。咸平初年考中进士，补任京兆府高陵县尉，又调任瀛州乐寿县尉。在官任上，颇有推荐他才能的人。景德元年四月十一日，因病死于任所，享年六十岁。娶朱氏，生二子，长子名希，次子就是任据，如今承继君的后嗣。铭文说：古代士人下葬，过了一个月便传载改葬；服缌麻丧服的人，是说下葬不合礼制，或者墓穴毁坏而迁葬，并不是不立即下葬。近代拘泥于阴阳之说，有隔了两代还没有下葬的人，不是太残酷了吗？也有力量不足的人，像君去世四十年才开始下葬，并不是他的后代不愿办理，只是实在无力办理。这大概与前面所讥刺的情形不同。祭仆射府王沂公文 某年某月某日，故吏尹某恭敬地以清酒等祭品，谨敢昭告于已故资政殿大学士、仆射、国相沂公之灵：景祐初年，公镇守洛师，我在幕府任职。公因我的文才敏捷而赏识我，多次任用我，审议狱讼、处理事务时，我有时对公的话犹豫不决，公一定反复叮咛，勉励我遵循正道。等到公再次执掌大政时，我曾因自身的事情有所请求，公门下的人以庄严的脸色和严厉的言辞对我，丝毫没有宽容；起初我害怕而内心不满，最终却完全醒悟。唉！公的每一句话，即使是因事情而教诲我，然而公身居高位，我默默地不敢传播。如今公去世，我便记录下来以便自我省察：其中若有一句诬妄，上天实在可以鉴察。因为身穿丧服，不能列入故吏的行列，情意和礼数都无法充分表达。悲痛啊！祭谢舍人文 某年某月某日，具备某官位的尹某恭敬地以清酒和多种祭品，谨敢昭告于已故祠阁舍人阳夏公之灵：我仰慕公的德望，公本来就是前辈；至于年龄，也只比我大七岁。我们在世途上相互期许，要到白头，所以当初分别并不十分忧伤；相隔遥远，也没有多次写信问候。公聪明通达，又以仁厚自守，议论者都说公应当显贵而长寿。何况术士的话与议论者的看法很相合，更使人不担心会有意外。听到讣告那天，我既惊骇又怀疑：公的身体一向强健，没有听说患病；而且议论者和术士的话不应当这样完全错误，难道是传讣的人说错了吗？过了很久我自己才解脱说：圣人说仁者长寿，可颜子却短命，议论者哪里能预先知道呢？术士的话本来就不值得相信，身体即使强健无病，难道一定能够长寿吗？这样看来，确实是传讣的人没有说错。唉！我与公分别五年，曾写信约定今年秋天前往郡城拜访。前些日子叔谟来告诉我，公在宾客座中指着我说我是守信之人，约定我一定会来；可是我因家事最终不能前往，又没有写信说明不能去的缘故，使公的话成为没有应验之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实在是因为公当时正显贵兴盛，如前面所说，所以没有急切地求见一面。早知道公会这样去世，即使相隔几千里也应当前往，何况还不到千里呢？又想到在洛阳时，我曾参与公处理政事，辨析隐微之处和疑难问题，也有不同意见；公有时领会我的意思，欢喜得像是自己的意见提出的一样。我虽然理屈词穷而情意和言辞并无嫌隙，如果不是公真诚尽意，谁能使我如此呢？唉！公在世时是天下人所仰望的，公去世后是天下人所哀痛的；在众人的哀痛之上，又加上我个人所受的恩德，这种鄙陋私心，哪里还能说得尽呢？面对纸笔，悲痛堵塞胸中，万分之一也无法伸述。悲痛啊！伏望公来享用祭品。《河南集》卷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十八 宋尹洙撰 请求因范天章获罪而一同贬黜的奏状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馆阁校勘、骑都尉、臣尹洙谨奏：臣拜见朝堂张榜，范仲淹以天章阁待制知饶州的敕辞中，有‘自行结成朋党，妄自推荐引进’的话。臣见识和思虑短浅，曾认为此人一向忠诚正直，在道义上兼有老师和朋友的关系。自从他获罪以后，朝中的传言纷纷扬扬，多说臣也曾被他推荐议论，不知是真是假。如果仲淹是因其他事情被谴责，臣本来与此无关；如今看敕书的意思，才知道他是因结党而获罪。臣与仲淹的情义既然深厚，即使没有被他推荐议论，也应当跟着获罪，何况像众人所说的那样，那么臣所负的罪责实在深重。即便如此，国恩宽大赦免，没有指名臣的罪过，臣内心自省，仍觉得无颜见人。况且余靖一向与仲淹交往，比臣疏远得多，如今只因上书进言便获以朋党之罪，臣不能苟且免除，希望跟随降职贬黜，以彰明法纪。论命令、恩宠、赏赐三事疏 四月某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贤校理、新差通判秦州军州事、上骑都尉、赐绯鱼袋臣尹某冒死拜奏皇帝陛下：臣听说汉文帝是德行盛美的君主，贾谊评论当时的形势，尚且说可以为之痛哭。孝武帝对外抵御四夷，以增强君主的威势，徐乐、严安还以陈胜使秦灭亡、六卿篡夺晋国为戒来进言。两位皇帝都不忌讳谈论危乱灭亡，所以子孙能够保有天下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盗贼兴起，有人把叛乱的消息报告上去，二世发怒，将报告者交给官吏；有人说应当驱逐捕捉，如今盗贼全都不足忧虑。又说隋炀帝时，四方兵乱兴起，左右近臣都隐瞒贼寇数量，不如实报告；有时有人说盗贼很多，便受到诘责。两位君主都忌讳谈危乱灭亡，所以秦、隋的宗庙社稷几年之间便成为废墟。陛下看今天天下的治理，与汉文帝相比如何？以威势制服四夷，与汉武帝相比如何？国家根本在于仁德，陛下慈爱孝顺、爱护百姓，实在远远超过秦、隋。至于西面有不臣服的敌虏，北面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闾巷盗贼那样的势力。自从西方敌虏叛命已有四年，边塞附近苦于屡遭侵扰，内地疲于长途输送，士兵长期在外而没有休息的期限，一旦有人乘弊端而起，正如兵法所说，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妥善收拾后果。在这种时候，陛下应当早晚忧惧，用来考虑事变、堵塞祸患的根源。陛下延请询问边防事务，容纳直言，前代君主勤劳宽大，没有谁能远远超过陛下。然而还没有听说陛下把宗庙当作忧患、把危亡当作恐惧，这就是微臣因此感慨愤懑而不能停止的原因。为什么呢？如今命令屡次更改，恩宠过分滥施，赏赐没有节制，这三件事应当戒慎，都在陛下的施行之中。并不是形势已经难以改变，而陛下因循不改，弊害一天比一天严重。臣因此说陛下没有把宗庙当作忧患、把危亡当作恐惧，就是因为这些。命令，是君主用来向天下显示信用的。过去百姓听说朝廷发布一项命令，都会惊惧而注视；如今却不是这样，大家私下议论，认为不久就会更改，后来果然如此，于是命令在下民那里日益轻薄。命令轻薄，朝廷就不受尊重了。又听说群臣有进献忠诚谋略的，陛下起初非常听取，后来又有一人阻止，陛下的心意便改变了。进忠言的人因为陛下相信他，不能始终坚持，反而自己削弱自己的谋略，认为没有益处；这就是命令屡次更改的弊害。爵位和赏赐，是陛下所掌握的权柄。近来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有的凭借关系求取恩泽，从宫中直接下达，称为内降。臣听说唐朝政治衰败时，有时是太后专权，有时是妃嫔和公主擅自干预朝政，树立私恩私党，名为斜封。如今陛下的威权出自自身，外戚、内臣中贤能有才的，应当与大臣共同议论后进用，何必要沿袭斜封的弊病呢？况且如果大臣顺从，就会破坏陛下的纲纪；如果不顺从，就会阻碍陛下的恩德诏令。破坏纲纪，是忠臣不忍做的；阻碍恩德诏令，就会使威权日益轻薄。臣又听说，尽心公事而不阿附，是朝廷责求大臣的原则；如今陛下却亲自以私下亲近的人情来扰乱它，却想责备大臣守正无私，难了。这就是恩宠过分滥施的弊害。赏赐，是国家用来奖励功劳的。近年来，嫔妃、优伶、太医之类所得赏赐过于丰厚，民间传言，内府的金帛都是祖宗历代积聚的，陛下使用它们并不爱惜，如今所剩已经不多。疏远外廷的人固然不能详细知道内府财富是否充足，但只看征取百姓的事情一天比一天烦扰，就知道积存在公帑中的财富并不丰厚。臣也知道国家自从在西方用兵，用度逐渐增多，府库积蓄未必全是被赏赐耗费的；然而下民不可能家家户户都得到解释，他们只看见陛下的行为而受到感动。往年听说边将王珪因奋力作战而得到赏金，便没有人不心悦诚服。有时看见优伶所得赏赐过于丰厚，百姓便往往愤怒叹息。人情不可不察，这就是赏赐没有节制的弊害。臣所论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同知道的，近臣却阿谀奉承而不说，以至于今天。如今不只是四方夷狄成为祸患，朝政日益败坏而陛下没有觉察，人心日益危险而陛下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在内部端正，再用来端正外部；这样以后，忠诚的谋略会逐渐进献，纲纪会逐渐振举，国用会逐渐充足，士气会逐渐振奋，兵革之祸或许就可以平息了。伏望陛下深切察看秦、隋厌恶听取忠言而灭亡的原因，远远效法汉代君主不忌讳谈危乱而得以长存的做法，每日更新盛德，与百姓重新开始，那么不只是微臣感到幸运，实在也是天下的幸运。冒犯斧钺之诛，臣无比战栗惶恐而情意激切，等待陛下的命令。臣尹洙冒死拜奏。

译论朝政应当致力于大体疏【为进奏院饮宴之事】十一月某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军州事、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臣尹洙冒死拜奏皇帝陛下：臣听说最完善的政治，根本在于致力于大体，不在于任用苛察之人。汉明帝苛细明察，唐德宗把苛察当作明智，都被前代史书所讥评，并非盛德之论。然而众人的好恶，必须察知；臣下的忠诚和奸邪，也必须察知，并不是说要穷究隐情、揭发细微，来显示自己的聪明。近来听说诏狱所审治的案件，大多涉及善士，因酒醉饱食一类的过失，揭发暧昧不明的罪行，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大体说来，士君子从年轻到年长都修养节操、始终如一的，都是纯厚坚定、孤高自守的人；满朝议论起来，一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至于年资和地位还轻的人，有时较为疏纵，等到受到稍重的责罚，才开始自我矫正振作，却能在世上建立功业、树立名节的，数不胜数。这大概是常人的情形，英明的君主应当深切体察。此事虽然已经过去，臣所忧虑的是，上下彼此相同，动不动就获罪，刻薄的风气渐渐成为习俗；对于盛明的政治，损害不小，并不只是替两三个人说话。又近年以来，已经实行的恩典尚且有时中途停止，已经采用的法律却很少防止有人开释，难道是攻击抨击的言论容易进呈，而宽厚的议论反而难以陈述吗？伏望陛下采纳汉代臣子窥察私事的忠诚，鉴戒吴主设置校事官的弊端，趁着庆泽之后，发布宽大诏令，明白告谕有关官司：凡臣下纤小的过恶，只要没有损害教化和情义、侵害百姓财物，就不要再上报。至于暴乱的萌芽、骄横僭越的根源、诬蔑欺罔和结党营私、徇私灭公，这些才是王法诛戮所首先针对的。希望陛下留心听察，不要只记着细小过失而遗漏重大问题，那么善人就会振奋，恶人就会戒惧。狂妄浅陋的言论，唯望圣明裁择，臣不胜幸甚。论朋党疏 十一月某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军州事、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臣尹洙冒死拜奏皇帝陛下：臣听说，知道贤才却不能任用，任用了却不能始终信任，在治理国家的道理上，这两种过失是相同的。去年朝廷先后擢用欧阳修、余靖、蔡襄、孙甫为谏官，臣早已知道这几位的贤能，一旦高兴地看到他们被任用，又庆幸陛下能够得到贤才并任用他们。臣所担心的，只是任用他们却不能始终如一。凭陛下了解臣下的明察，欧阳修等受到的知遇之深，难道会任用他们却不能始终信任吗？我听说唐魏征死后，唐文皇亲自为他撰写碑文赐给他。后来有人说魏征结党阿附，于是竟毁掉了他的碑。近世君臣相知相得，没有像唐文皇与魏征那样的。间杂的谗言一旦传入，生前死后的恩遇便不能始终不变，臣每想到这里，没有不感慨愤懑、叹息不止的。由此看来，知道贤才、任用贤才容易，始终信任他们实在困难，能不加以考虑吗？近来听说欧阳修领任河北使职，臣因为边事重要，所以不再怀疑他是出任内地还是外地。如今又听说蔡襄出任福州，不知道蔡襄是因亲自请求，还是因过失被贬斥？如果是因过失贬斥，怎么应当给他升迁官秩呢？如果是因为亲自请求，那么蔡襄在京师不过三四年，已经两次省亲。士大夫离开远方而到京师做官的，谁不思念父母？难道唯独蔡襄能够满足自己的私情吗？那么蔡襄不应当外调，显然可见。陛下优容谏臣，超过唐文皇；欧阳修等人的才干虽不愧于古人，然而他们所施行的事情还没有稍稍达到魏征的程度，那么毁谤他们的言论本来不必等到他们死后才出现。伏望陛下想到既然明察地了解他们，果断地任用他们，却很难始终信任他们，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然而臣爱惜欧阳修等人的贤能，所以惋惜他们离开朝廷而不能充分发挥才干。如果陛下待欧阳修等人不比最初稍差，那么臣就有称道贤者美德的责任；如果他们所受的恩遇已经改变，那么臣便要承担结党之罪了。如今世上所谓朋党，很容易辨别。陛下试着把当初凭意旨进用某人的姓名拿来询问左右，说：‘某人替某人称誉。’一定有人回答说：‘这是极其公正的议论。’另一天那个人或许因某事被疏远，又询问左右，说：‘某人替某人营救。’一定有人回答说：‘这是朋党的言论。’从前被任用的是这一个臣子，如今被疏远的也是这一个臣子；他所受到的称誉和营救也是同一件事，然而有时被称为公论，有时被称为朋党。这样看来，公论和朋党总是取决于君上的心意，而不取决于忠诚或奸邪，这是驾驭臣下的最大弊病。臣既然为陛下提出忠诚的谋略，难道还顾虑朋党的罪名吗？只是担心一旦被称为朋党，那么所陈述的言论就不一定会被采纳。这又是臣深深忧虑的地方。唯望圣明裁察。进呈《贞观十二事表》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军州事、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臣尹洙谨奏：臣听说圣人鉴察治乱，没有比前代更好的；然而就事情容易考察、时代容易沟通而言，没有比年代相近的更好。因此《周书·无逸》详细陈述商王中宗、高宗、祖甲的德行，而不涉及虞、夏。臣认为如今效法古代的宪法，应当在有唐；唐代法度最盛的，是太宗时期。旧史完备地保存着这些事，灿然可述。臣尹洙诚惶诚恐，叩首再拜。伏惟尊号皇帝陛下广泛延请经学之士，信奉崇尚儒术。文字契约所传、士大夫所谈论的，无不综合通晓、融会贯通，穷究其源流，本来足以向上考察古代先贤、为百代树立法式了。臣私下认为圣心所仰慕的，应当追随前代的盛治，而诸儒的称颂也说陛下的功业可以与唐虞相比。微臣区区之见，却独自认为政治、教化、威权和赏罚还没有达到贞观之治。于是取唐代史官吴兢所记录的贞观时事，选择其中切合今日的十二件事，呈上献给陛下。伏望陛下留心阅览，详细思考，勤勉施行，那么贞观之治并不难以企及。由贞观之治恢复三代，由三代达到唐虞，难道还遥远吗？只在于开始时勉力而行，最终能够坚持罢了。冒犯天子的威严，臣无比仰望圣明，激切惶恐。

译论修筑水洛城利害表【任渭州知州时】朝奉郎行右司谏、直集贤院、知渭州、兼同管勾泾原路经略安抚部署司公事、上骑都尉、赐绯鱼袋臣尹洙谨奏：臣收到招讨司的公文，奉朝廷敕命再次修筑水洛城。臣所在一路的将领和佐官先前看到朝廷停止修筑这座城，人人都感到欣喜；还不到一个月，又看到重新兴工，没有不惊骇叹息的。如今兴工作役的劳苦、费用的广泛，臣暂且不论；所忧虑的是城修成以后，危害会更加严重。臣私下比较计算利害，认为对国家有四项危害，却没有一项利益。自从敌人元昊侵扰边境，朝廷军队屡次受挫，并不是因为土地不广大而不能抵抗。虽然用兵有巧拙之别，但大体上议论者都认为是敌我众寡的形势不相称。如今泾原一路的兵力中，能够作战、能够持重以造成声势的，只有青所统领的兵，然而还不到二万人。其他军队驻守城寨，才足以自守，不应当再调动。水洛城一旦建成，必然要分兵戍守。遇到缓急、敌人到来时，防备的地方更加多，可用的兵力却更加少，这就是所谓削弱我军而助长敌势，是第一项危害。山外各城本来没有税籍。自从西部边境用兵，大量增加屯驻士兵，命令平籴粮食运入内地，数量尚且不足，却还命令各郡输送税粮，只能勉强作为一年的储备。贫弱的百姓渐渐陷入忧愁困苦。这座城建成以后，必须再征发近边百姓输送粮食来供给它，不仅劳苦百姓，而且还要担心遭受盗寇抢掠。如果又征发军队护送，费用就更加广大；这样做严重损伤民力，减少国家财用，却用来经营无用之地，这是第二项危害。朝廷命将出师，使天下劳弊，抵御敌人不能取胜，安抚敌人不能使其臣服，成为我国仇敌的，只有元昊。西蕃各部落与国家本来没有丝毫仇隙，如今无缘无故夺取他们的土地，设置城寨，前后又杀戮斩获首级数百，向外不足以对元昊扬威，向内却实在给各部落结下怨仇，并不是正确的计策。臣观察古代羌夷为患的事情很多，如今居住在秦州、渭州之间的西蕃部落有十多万人，都因为仇怨而彼此不服从。如果有一天仇敌破除隔阂联合起来，那么内附诸户中归附汉人的最深者，必定先遭受他们的侵扰。我必定要出兵救援，我出兵他们就退回，我一撤兵他们就出来，调动他们非常容易，安定他们却非常困难。即使还不至于劳烦我军主力，但边境上的侵扰之患，又会因此产生一个元昊。这就是所谓替国家制造事端，却不能损伤仇敌，是第三项危害。元昊以前侵扰山外时，只有党留麻毡部落因同类关系依附敌虏而作恶，没有听说水洛一带的部族凭借敌虏势力成为边患。如今却向敌虏暗通贿赂，事情已经很明白了。这座城如果建成，这些部族一定会召来敌寇作为援助，为敌人充当向导。到那时，出兵少了不足以应付敌虏，出兵多了胜败形势又无法确定，臣恐怕山外的危亡将从此开始，这是第四项危害。然而谋划修城的人一定会认为，可以使秦州、渭州的援兵相通，是国家的利益，这又错了。救援的军队突然出动、出其不意，或许可以取胜；如今既然修筑水洛城，敌虏知道援兵一定从这里出发，就会先占据有利地形等待我军。况且救援的兵不过几千人，劳逸形势悬殊，哪里能够与敌虏较量胜负呢？臣由此知道，水洛城一旦建成，秦州、渭州的援兵一定不会从这里前进，所以说它没有一项利益。即使没有前面所陈述的四项，修城仍然没有好处，何况分兵输粮、制造事端招来敌寇，四项危害都明显可以验证呢？臣听说拓展土地、扩大边塞、鞭挞四夷，大概是为了消除边患、增强中国；从未听说竭尽民力、耗费国用，反而削弱军队根本、酿成祸患。臣的见识思虑浅近，然而在边地多年，对眼前所见的事情颇为熟悉，又幸而以谏官身份任职，哪里能够默默无言而不陈述呢？伏望圣德广泛询问众人的谋议，慎重处理这次役事，那么不只是边疆感到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谨将这份奏状具列上奏。《河南集》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十九 宋尹洙撰 请求在便殿召见两府大臣商议边事 臣听说近来的军机令，规定中书与枢密院共同参议，这确实表明陛下深切忧虑边防事务。然而臣近来两次得到上殿奏事的机会，每次都看见两府执政奏对不过一二刻钟，其中有时是拟议官员除授改任，有时是奏陈可否之事，未必专门议论边防。臣私下料想，西虏从今秋直到明年春天，必定会有大举进攻的势头；如果再让他们得志，那么陕西以西便值得忧虑。臣想请求每五日后殿进呈公事完毕，另在便殿召见两府执政大臣，参议边事，审察估量敌势，制定防守御敌的谋略，免得敌兵突然到来，临时处置失当。如果准许臣的奏请，请详细斟酌唐代延英殿召对的旧例施行。康定元年五月某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权佥署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判官公事、骑都尉臣尹洙劄子。请求讲求开宝以前用兵的旧例 臣听说太祖统御边臣的谋略，是降低他们的品秩，用来借给他们权力；丰厚赏赐，用来珍惜名器。伏望圣慈延请访问大臣，讲求开宝以前用兵的旧例，那么西部边境的狂妄悖逆之徒，不足以难以平定。又听说陛下近来多赐近臣飞白书，得到的人都把它当作荣耀恩宠。如今边臣每天都有奏请，如果事情确实应当更改设置，希望陛下赐下亲笔诏书数十字，以显示圣上的裁断；那么圣明神武的威略，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如同亲临眼前，传达于军中，谁不竭尽忠节？这两件事请求留在宫中省览。

译论诸将请求增加兵力 臣私下看见近来所委任的将帅，大多请求增加兵力。朝廷既然屡次听到这些请求，必定认为是因循常套的说法。臣只担心众人的说法彼此牵制，不能使圣意受到感悟。臣并不是不知道国家兵力有限，然而事情到了应急之时，必须采取权宜措施应付。过去秦国攻打楚国，王翦请求六十万兵，有个叫李信的人请求只用二十万，所以秦始皇没有听从王翦。王翦的话，是说李信能够担当这件事；但李信果然失败，而王翦最终取得成功。如今西部边境的各位将领人人都请求增加兵力，没有一个像李信那样自信，要求以少击多。像李信这样的人尚且败坏了事情，何况勉强用兵力不足的人去承担此任，这必然失败是明白的道理。又一首 臣私下认为泾原一路俯临敌境，然而自从元昊狂妄悖逆以来，还没有听说敌人深入进行抢掠。依臣推测，敌人一定认为朝廷怠于防御，想乘这个间隙，势必大举进攻。如果敌人经过时放弃不攻各处堡寨，驻守的士兵只能自守，恐怕就没有办法等待应敌了。昨天葛怀敏对臣说，夏竦所统领的军队在泾州，只有二千人；加上怀敏所请求的军队，总数还不到五千。敌虏大批到来时，必定应当坚守。臣所担心的，不是他们攻城，也不是他们求战，唯独担心他们审察我军虚实，了解我军利害，把泾州、渭州的城池看作只供自守的屏障，率领大军向前推进，大肆俘掠；那么他们猖獗的势头就不可轻视。臣请求把泾州屯兵增加到三万人，骑兵五千人，等敌虏到来时，或者随机应变、出奇制胜，或者分兵据守险要，以逸待劳，胜势就多了。即使敌势正盛，暂且坚守壁垒自保，敌人忌惮我军全军，也一定不敢向南轻率推进；这样敌人的进退形势都能受到控制。这件事的部署安排，贵在迅速决定。论派遣使者不应当强迫他们出使 臣听说近来派遣的边将，其中有人是奉命前往，并不一定全都有决战退敌的心志，也有人是自己请求退免，却被朝廷强行派遣。依臣所见，凡是能够自己陈述愿意效力的人，临事尚且有时失败；如果事先就陈说自己不能胜任，难道还可以责求他取得成功吗？请求降诏各路大将，责成他们承担抵御敌寇的任务，并令他们分条上报谋略；他们所陈述请求的事项，希望全部给予答复和支持。如果有人自陈不能胜任，或者所说的谋略迂远难行，请调任内地。请求减少寨栅 臣两次上殿，亲耳听到圣上的话，说减少寨栅、把兵力集中到大将那里，是最紧急的事务。虽然听说已经命令边臣处置，臣仍担心各位将领各有坚持，犹豫不决，转而造成迟误。大概敌兵数量少时，寨栅还可以抵御；如果大队敌兵到来，就完全不能起作用。又分散了大将的兵力，比较这两方面，必定应当减少寨栅。然而边臣担心将来稍有盗寇抢掠，必定会有不明白事体的人说不应撤去寨栅，导致除此之外没有防御，害怕因此归罪，于是心中存有后顾之虑。臣请求专门委派地位较高的臣僚前往当地察看、部署，贵在及早把兵马集中到大将那里，以作防御。请求筹划边事特出圣断 臣上次上殿陈奏边事时，陛下告诉臣要减少寨栅、申明赏罚以及做好抵御敌寇的准备。这几件事都是臣想要说的，陛下先发下恩德之言，臣不胜喜悦。然而赏罚一事，近来已经多次申明；减少寨栅和抵御敌寇的准备，虽然听说诏令已经下给帅臣，至今却还没有看见具体次序和安排。如今敌虏气势骄盛，虽然尚未来到边境，料想它侵扰突袭的势头不会超过秋后，这正是朝廷筹划部署的时候。希望陛下珍惜短暂的光阴，深切考虑抵御敌寇的事情，凡是需要更改设置的，都特地出自圣上裁断，不要让事情拖延太久而错过时机，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请求让帅臣自行招募侍从 臣私下看见近来下达的诏令，命令荐举有胆略、勇力和武艺的人，这确实是急于选取人才的要务。然而其中有的人武艺虽精，却还不能超出常人；有的人熟悉边防事

译务，却不通晓谋略；荐举的人才不足以符合诏令，便弃置不录，也似乎遗失了人才。臣请求，今后在边地任职、见在统领军队的重要臣僚，都允许招募人员，以牙校、军将的名目任用，按照人数限额，等到他们的功效大致显著后，再请朝廷根据才能，或者授予班行官职，或者列入军校，并且暂令在本地效力。如果改授内地的牙校等职，也命令把姓名详细上报，随才录用，不许带着他们同行。仍请求每年除公使钱之外，酌量另行支给赏赐，用来供养他们。臣昨天接受命令向西行，在西京已经有两人自称有才干勇力，请求随臣一同到边地效力；臣虽不敢带他们前去，由此推测，边将招募人员，来的人一定很多。况且自古将帅都有部曲作为爪牙。臣听说太祖所任用的边将李汉超、郭进、李谦浦、董遵诲等，官位次序尚未显贵，都自行招募侍从，把他们作为亲信。先朝赏赐已经很丰厚，有时还把权力和利益一并假借给他们，这件事应当载入国史。伏望圣慈讲求旧例，果断裁定，不要疑惑。请求减少寨栅中的骑军 臣私下听说西虏大多用骑兵作战，如今谈论兵事的人都说中国的马力不能与敌人竞逐，这是知道它的利害，却还没有把道理说尽。如今边境所购买的饲草，其价格很高；边民饲养马匹供国家使用，被利益诱导，必定减少马匹的食料，把饲草卖给官府，这不仅白白耗费国用，而且又使当地的良马瘦弱，这危害很大。又听说统兵将帅多想增加步兵，不愿从远处调发骑兵。臣请求下诏各路大将，把本路应当需要的骑军数量全部上报。如果本路骑军已经很多，就挑选驽弱的退还，并且每挑退一名骑军，就增补两名步兵；这样不但可以减少边地费用，还能增加兵员数量。沿边堡寨本来就是用来防守的，应当修筑在险要坚固之地；敌众大举到来时，必定不宜在平地与之较量。所蓄养的骑军，除应当留下侦察传报的以外，近来都没有用处，也请求移屯到大将麾下，另外用步兵补足原有数量。请求招募土兵 臣私下看见各路挑选来的士兵，其中并非没有骁勇之人，然而怯弱者也很多，从未训练过；有的就命令他们戍守边境，恐怕临战时退缩，反而导致失败。臣请求在泾州另立军额，招募勇武有力量的士兵，明确制定标准，分作三等：第一等立即充任本军人员，不再刺面；第二等充任十三将虞候；第三等充任承局押营。招募士兵只取强壮、能够接受训练的人，不以身材尺寸为限制，钱粮定额为三百文至五百文，只请求优厚赏赐例物。节级以上另行制定等级发给钱粮。如果泾原一路能够得到一万人，用来抵御敌人，军队声威一定会振作。请求出售民爵以供招募军队之用 臣所请求在泾原一路招募一万军队，必须增建营房，发给例物，费用不少。臣请求出售民爵来筹办这些费用。所谓出售爵位，是参考古代的意义，并不像卖官的制度。只规定缴纳粮食百石、五百石为两等：缴纳百石为下爵，允许使用银制饮食器具、蓄养牲畜和女使；缴纳五百石为上爵，允许与本部七品官员同席而坐，妇女杂饰可以使用珠金，笞刑罪以及其他过失可以按规定赎免。参加贡举、曾经通过州府考试的人，州府吏人达到职员等级的，京城百司补正名以上的，都准许按照下爵的条例办理，由司封发给空名爵牒。各州缴纳粮食的人，经所在地官司陈报文牒，立即授给爵位。陕西、河东、河北、川峡、广南以外的其他地方，对于无爵而冒称有爵、有下爵而僭称上爵的，请定罪处罚；仍允许有人告发，赏钱一百贯，以违法者的家产充作赏金。如果准许臣的建议，请朝廷另行确定爵名，凡有条例的，参照同类详细制定。这样实行，不增加农田上的赋税，不向富人加重征敛，所取得的负担极轻，而所得到的粮食却很多。如今可以出售爵位的地方有一百多个州，

译臣略加计算，不少于五万户，当可得到粮食五百万斛；每斛折钱三百文，共计钱一百五十万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如果按照约定以临近的期限办理，那么数日之内，这笔钱就可以凑足。臣请求预先借支钱三十万贯，作为泾州招募军队之用；等收到缴纳粮食的钱后，再依数拨还。剩余的钱，也请求拨充西部边境的军费。请求半年一次到京城奏事二首

译一、臣如今担任经略判官，凡属军事事务，都应参与谋议。像夏竦等人若有处置边防事务，只用飞递奏章，恐怕朝廷不能完全了解当地的情况。臣想请求每季度或每半年入朝奏报一次，当面陈述事情原委。况且当地城寨的要害之处、道路的曲直、兵员和粮运等情况，臣尚未详细了解，不敢轻率上言。等臣再次到朝廷，才敢陈奏。仍请再下发一份身劄子，让臣收执。如蒙准许臣的请求，请下达圣旨指挥。又一首 臣上次入殿时，请求每季度或每半年入朝奏报一次。因为臣是经略判官，凡属军事机密无不参与。如果能够频繁到朝廷当面陈述事情原委，那么边臣应当调整和置办的事项，便可以详尽地奏明。若说外任官员没有按例进京的先例，那么如今发运司及催纲官员都能入朝奏事。伏望陛下以圣明慈爱，特赐批准臣的奏请。《河南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二十 宋尹洙撰 奏报军前事务的状文 臣昨日到达鄜延，查问前些日子六月间调拨兵马前往各寨的情况，结果根本没有遇到贼军。正值盛夏，白白使人马疲困，虚耗国家钱物也不少。臣私下推测，当初派遣使者时，贼兵还在边境，陛下深深愤怒诸将畏惧怯战，不能同心出兵，以致塞门一寨被围数月，最终陷落。圣上心中悲痛，特意降下诏旨戒谕。只是用兵贵在神速，才能在千里之外制胜，恐怕以后会错过战机。伏望圣上慈悲，今后军队的进退，请不要直接降下宣命。何况临时应变本是主将的职责，难道等贼兵侵犯边境，还要等待朝廷指挥吗？如果有延误滞留，请立即严按朝廷法典。谨备状奏闻，谨奏。论述金明寨事务的状文 臣本月十三日到达金明寨，询问增修旧城的进度，已经从九月开始动工修筑。臣私下得知，朝廷另降指挥，要修筑李士彬的果园作为新城。臣不知道新城的利弊，只按工程材料估算：旧城预计需要二十万工，现役兵夫不到五千人，须四十多天才能完工；新城预计需要五十九万七千工，须一百二十多天才能完工。如今赵振等驻屯的兵马有一万多人，日夜披甲执兵以防意外，又遇连绵阴雨，从延州转运粮草，涉水九次才送到金明，士卒暴露在外，只应责令限期完成。如果再改变计划，必然拖延到冬天，恐怕难以办成。臣起初听说要改建新城，知道张存已经上奏论说，因而不敢再烦扰圣听。等臣从金明回来，又得知朝廷再次下发劄子，加上内臣相继到州，臣很担心若依照圣旨办理，就必须改建。伏望圣上详察臣所奏，早日赐下指挥。奏请检阅操练短兵的状文 臣私下看见，各地骑兵每一都中，持枪手和旗头共十三人，其中八十多人都是弓箭手。步军每一都中，刀手八人、持枪手十六人，其中七十多人全是弩手。这些弓弩手根本不练习枪刀，虽然各人带一把剑，原来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而且弓弩手每到夏季便不再教阅，到了交战时，或者遇到险要狭窄的地方，弓弩无法施展，就必须以短兵相接。弓弩手既不能防御短兵，只能束手受害，所以常常失败覆没。臣如今前往边境各处，立即指挥马步军，除弓弩之外，还必须精通刀剑以及铁鞭、短枪之类；这样最重要的是弓弩不能施展时，还能凭借短兵的优势取胜，也免得到了夏季便废弃操练。还请早日降下宣命，指挥各路部署司遵行；并请从武艺考试合格的使臣中选十人，派到都部署司，前往边境监督教练，以便早日看到训练精熟，听候指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奏论户等的状文 臣私下看见，陕西城郭中的第一等人户里，有些人的财富和实力远远超

译过众人；每逢官府征调赋役，却一律按第一等平均摊派给他们，与那些接近下等的人户相同，极为不公平。如今臣想请求在各州第一等户中推排，将上等人家的财产与同类同等人户比较，超过一倍以上的，定为富强户；超过三倍以上的，定为高强户；超过五倍以上的，定为极高强户。今后官府凡有征调，对那些接近下等的人户应大幅减少数额。只请依照先前准许臣所奏的办法办理，并请下达陕西都转运司，委托转运使在巡历所到的州军，与当地共同裁定，不得另行扰害百姓。奏请命令环庆路与泾原路相互配合，广泛发兵，以牵制贼军势力的事状 臣近来接到都部署司的公文，命臣前往延州，与范仲淹共同谋划出兵的次序。臣于正月六日到达延州，收到范仲淹的公文，说曾请求上奏保留这一路，暂不议论进攻讨伐。已经奉到圣旨，臣随即备状申报经略部署司，将原先筹办的鄜延路军需物资、分拨的军马，以及那城兵力，全部调往泾原、环庆路。臣先前与韩琦赴朝，进呈夏竦等人所定的攻守两策，奉圣旨依照所定攻守办法施行。如今鄜延、泾原两路都将进兵深入，环庆路却只命令对附近族帐进行浅攻，不作大举进攻的态势。现在鄜延路既然另有筹划，臣担心泾原路将来出兵时，各路之间没有明确的讨伐次序，不足以扩大声援，因此想请求命环庆路准备出兵次序。何况庆州柔远、东谷等寨所接近的贼界一带，族帐很多，都在一二里以内，不必远涉沙碛；若能与泾原路相互配合，广泛发兵，足以牵制贼军势力。又此前筹办鄜延路的军需器械不少，如今调拨过去供应，并不难筹集。臣已经备状申报本路经略司。伏望圣上慈悲，早日降下指挥。奏请将近来调赴鄜延路行营的兵马调往环庆路的事状 臣据都部署司公文，前往延州筹划出兵次序，谨将事情具陈如下。臣于正月二十六日到达延州，见范某商议军需，他没有另作说明。第二天，臣只与葛怀敏以下人员商量出兵次序。各官虽有不同意见，臣坚持说朝廷降下的指挥已经确定，于是没有改变。意见统一后，葛怀敏等草拟了行军图。到了第二天，范某才说近来有劄子上奏，请求保留鄜延一路作为进贡之路，暂不进攻讨伐；如果年时之间没有效果，再施加武力也不晚，奉圣旨依照所奏办理。此前为了等待出兵、修复城寨、牵制贼军势力，恐怕诸将会放松整治军队，所以没有把这项圣旨指挥告诉他们。后来他发文要求臣详细说明并执行圣旨。二十九日夜，保安军上报，原塞门寨主高延德从西贼处来请求通和，臣随即备具事情经过上奏。此后范某与诸将只筹划防御以及出兵、修复城寨的事，再没有斟酌进入敌境的次序。又因臣尚未到延州时，听说范某已奏请把原先拨定给鄜延路的驴子只保留三千头。臣深深担心，朝廷因鄜延路既不进入敌境讨伐，又看见驴子数目减少，便把原先确定的军需兵马一律削减。又因为夏某等人所定的攻守方案中，鄜延、泾原两路都应当进兵深入，环庆路只需相机浅攻附近族帐。泾原路将来出兵时，陕西各路之间没有明确的讨伐次序，不足以扩大声援，所以想命环庆路准备出兵次序；并请求把原先拨定前往鄜延路的兵马、军需等改拨到环庆路，以便与泾原路相互配合，广泛发兵来分散贼军势力。臣已经多次备状申奏。如今接到都部署经略使司公文，说既然已经奉圣旨议定攻守，所请求改调兵马赴环庆路，难以擅自专断调动。臣又担心日期紧迫，如果再拖延，鄜延、环庆两路都不能准备好进兵次序，反而会

译误事。臣已经把这些情况申报经略使司。伏望圣上早日详察斟酌臣奏状中的理由，降下指挥。奏请已经出发前往环庆路筹划出兵次序，请朝廷特意降下指挥

译如今接到陕西都部署公文，认为鄜延是朝廷先前指定的出兵路分，如今已经刚好临近时日，却有人提出异议，请完全依照原先降下的指挥，在鄜延筹划出兵、准备起发，不要导致误事。臣随即备录申报范某，请他详细按照都部署公文中的道理办理。如今接到范某公文，说将依照安仪利见，并按照本司攻守计划在三二月进入敌境上奏。随后又有一份劄子明白说另有意见，请求保留这一路，暂不讨伐，年时之间或许可以招纳；如果年时之间没有效果，再施加威力也不晚。奉圣旨依照所奏。何况后来访求到熟悉蕃汉情况的人，询问进入敌境的道路，才知道自绥州、夏州以来，横山蕃户大多在山崖深谷之中，各自有堡寨把守险隘。我们的兵马如果只走河川道路，就没有任何收获；如果进入险隘攻打敌人，兵多则难以前进，兵少则容易受挫，所以不敢固执前议，而是筹划从极边废弃的寨堡中出兵，选择有利之处修复，这也足以牵制敌军，使贼境东路的兵马不敢全力向西调动。至于环庆路，如果径直深入，那里土地少、水源少。如今又查问得知，有附近的蕃寨可以攻取，而且与泾原路相近，足以作为声援。还请朝廷指挥各路审慎决定进退，先选择要害之地修筑城寨，贵在持重，不损害国家威望。当时臣也如此筹划并申奏了。等已经得到前来的圣旨，臣不敢再反复更改，只能等待朝廷治罪，甘愿接受贬黜削夺；既然难以依从或违背圣旨，恐怕会误了大事。臣已经依照事情原委上奏，并发文给夏某、韩某。以上谨将事情陈述如前。臣详细查看上述范某公文中的道理，已经难以再催促筹划出兵次序。又因各路出兵的日期日益临近，如果暂且留在延州，必然恐怕只是坐在那里白白占用时日。何况环庆路依照原先奏定的攻守方案，浅攻附近族帐，也应当预先筹划出兵次序。臣已经于二月十五日离开延州，前往环庆路筹划次序。伏请朝廷特意降下指挥，以便牵制贼军势力，不让贼军合兵于泾原，致使大事受误。谨备状奏闻。奏报到庆州后听闻贼军骑兵侵犯泾原路，发文命刘政一同起发赴镇戎军防御应援的事 本月某日到达庆州，据经略使韩某派来的指使李贵说，本月十九日贼军骑兵再次侵扰刘磻堡，如今镇戎军主兵官员只有朱观一人。以上谨将事情陈述如前。臣查核延鄜路都监刘政，他奉经略司差遣，暂任环庆路都监，近来从延州与臣一同到达庆州。如今镇戎军事务紧急，又缺少主兵官员，臣已经发文命刘政乘递马与臣一同起发，前往镇戎军防御应援。伏请朝廷再赐指挥。奏报擅自调换庆州兵力救援泾原路的事 本月二十二日，据抽押兵士殿直蔡从上状申报，奉经略副使韩某指挥，在环庆路抽调安塞等四指挥兵士前往镇戎军。其中先前已经交割了安塞、振武两指挥；蕃落、保健两指挥现正在西谷、柔远两寨防守，部署司正要前去勾取。以上谨将事情陈述如前。臣查核韩某公文，其中说本月二十一日贼军骑兵仍在刘磻堡没有退去，事情十分紧急，急需兵士使用；如果等候从柔远、西谷抽调上述兵士，还要迟滞三天，必然耽误军期。臣随即发文给环庆路部署司，只在州中调拨振武第十三、虎翼第六两指挥，补充蕃落两指挥，已经派人押送前往镇戎军。谨备状奏闻。奏报金汤一带族帐可以攻取的状文 臣从前在延州，陈奏金汤一带族帐可以攻取，亲自到蕃官胡继谔的本族，又与西路都同巡检刘政、狄青共同商议事情经过，多次备状奏闻，请求等到达环庆路后，与本路官员共同商议，再另行申奏。臣于二月二十二日到达庆州，得知山外已经失败，又因本路主兵官员多驻扎在外寨，臣于是直接来到镇戎军。现在镇戎军的事情稍稍平息，臣正要出发前往永兴军，等见到夏某后详细陈述上述军情，请求斟酌办理。《河南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二十一 宋尹洙撰 奉诏查考本路将领佐吏的状文 臣查考本路现今主管兵务的官员，若遇到西贼入侵，只命主管队兵的人临时找到合适人员统领控制，使号令和进退都有所禀承，那么人人都会协力，不至于发生前面那样的败事。若把兵众的进退完全交给他们，允许他们自行处置，那么臣等不敢保证他们能够胜任。况且臣刚到这里，也没有完全了解他们的才能谋略；如果随后查考出确有导致败事的人，臣将与狄青另行备状陈奏。奉诏及四路司指挥分配本路兵马、弓箭手，截击贼军骑兵来路的状文 本路经略司多次根据各处侦探报告，得知贼境正在集结兵力，事情十分紧急。如果贼军从本路入侵，就应命部署狄青依照先前降下的预先议定的指挥，率兵驻扎在瓦亭寨。狄青忠诚纯正、值得信任，稳重可靠，可以倚重。臣常常与他讲议军政，至于面对敌人临机应变，也合乎战事需要。臣只是担心他受朝廷法制拘束，不能充分发挥才能。臣想请求军队出发以后，朝廷或降下指挥，并由四路招讨司下发公文；凡涉及兵马进退和将佐分配的事项，如果有与军前实际情况相妨碍的，允许狄青斟酌其中不便的缘由，具奏说明，并回复四路司，不得把不便之处一律承禀执行。如蒙准许臣的奏请，特降圣旨，使狄青有所遵守，能够专心于军旅，不致败事。

译论请为部署狄青辩白公使钱兑换之事的状文 臣接到邠州制勘院公文，勾取部署司指挥刘怀信，勒令他检点并携带借用的一千两银子的文凭赴院。臣随即发文给部署司，勾取职任归属刘怀信。部署狄青也兼令刘怀信亲自携带公使文历赴邠州照验。后来查问得知，刘怀信是主管公使库的使臣，为了把随军库借出的上述银两兑换取息，以充作公用。臣特别看见，过去武臣常常把所赐的公使钱用于各种杂项，便当作自己的财物。狄青对于公用的财物却没有私用分毫，何况自本路发生西边战事以来，增加的兵数以及主管兵务的将臣、官员、指使、使臣等，都是旧日的数倍；狄青又常常亲自与众官主持校阅军中将校，每有犒赏宴设，因此花费更加多。如果不另外拿钱物兑换，就无法供公用。狄青一向谨慎小心，其实只是武人，不懂朝廷的法令。自从听说要推究公用钱物，他以为制勘院必定会前来拘捕查对；臣虽然日夜向他说明譬解，他心中终究忧惧不安。他还说，先前在延州初任泾原部署时，曾告诉庞籍，说不愿主管公使钱，恐怕自己不了解其中程序；如今果然因此遭到牵累，言辞情意恳切，实在令人怜悯。臣认为朝廷从殿直提拔狄青，不到三年便升为刺史，把一路兵权交给他，这一定是因为他的忠诚、力量和才智超过常人，又希望他奋发努力、自我效命，以报答这种破格任用。如今却因为细小的法令而使他受到牵累，令他如此畏惧。如今边境每天都有侦察到的军情，万一贼兵突然到来，如果还要统领军队出外迎战，在这种忧疑不安之中，臣很担心他不能主持军政，另致缺失。伏望圣上慈悲体察，降下朝廷指挥向狄青说明，使他能够安心专意于边防事务。奉诏命令刘沪、董士防退回，暂且前往水洛城办理事务的状文 中书、枢密院一同奉承圣旨：水洛城一事，命鱼周询前往渭州，与本路经略部署司迅速共同调拨军马粮草，及时供应，尽早办结事务；仍命刘沪、董士防退回，暂且前往那里办理事务。已经查出的罪状，另听指挥。臣等查考前次奏请停止修筑水洛城的状文，大概是担心长久以后反而成为边患。如今边患既然尚未发生，朝廷必定要重新兴修，那么臣等便无法自我申辩，也不敢再另行陈述。只是臣等前后所行，都是依据给刘沪的指挥以及明确载于朝旨的规定；刘沪所执的是郑戬的文牒，而郑戬的文牒都是在他解除兵权以后专门发布的。如果如今朝廷却命刘沪仍按旧文牒办理，那就等于郑戬罢任以后发布的文牒可以冲改朝廷指挥，从道理上说实在极不顺当。臣等深切担心，将来各路偏将、裨将都各自专断行事，不禀报本路节制，必然破坏军法。统兵大臣在解除兵权以后尚且能够处置边防事务，对国家体制也很不利。想请朝廷特意降下指挥，查考臣等前后论奏水洛城的一宗文书，以及本司抄录的郑戬罢任后所发布的文牒和臣等如今的奏章，下发台省，令百官集议，以便申明国家典制。况且臣等所奏偏裨违犯节制，是担心破坏军中纲纪；所论大臣罢兵以后侵扰军政，实关系国家安危，并不只是本路一时的事情。愿陛下思考守边的长远谋略，顾念社稷的大计；如果今日不施行威严决断，将来必定成为朝廷的祸患。伏望圣上慈悲，特意省察。请求与郑戬一同下御史台对照查核水洛城事务的状文 臣接到中书劄子，奉圣旨说，等潘师旦资历期满，才可以交割职事。臣已经备具奏章，报告等待任所的去处。臣切实看见，过去谏官、御史应当授予差遣时，很少有在各处等待任命的。臣到庆州还不到十天，因为孙沔陈请自己患病，不能前往泾原路，于是返回旧任并就近改任，臣被任命为知晋州。潘师旦在晋州已经一年九个月，却命臣等待任所，这件事深有可疑，臣内心实在忧惧。臣想到自己自承担泾原一路的寄托任用以来，将近一年，接近军事事务时，常常与狄青商量处置，从未有丝毫差失；也不敢因为边境琐事频繁请求，烦扰圣听。应当奏报的公事，前后大多得到批准。臣与狄青虽然出处不同，但忠义之心一致，只是专心抵御昊贼，不敢邀功生事，希望能够对外抵御敌寇，对上不辜负朝廷的委任。只是水洛城奉圣旨停止修筑以来，郑戬、刘沪的朋党捏造诽谤，流传在道路之间，其中很多人并不了解事情始末；现在姑且用众人传闻的两件事来说明。一种说法是，刘沪所戴的枷锁重四十多斤，而且狄青在德顺军把刘沪戴枷押送到所属官司；刚开始捕捉拘押时，事情相当严密，等到提审询问时，众人都说必定要施行军法，怎么可以事先送来大枷，简直像儿戏一样？如果本军一向有这种大枷，那么都转运司应当因此另行办理；像这样构陷诽谤，实在不近人情。另一种说法是，泾原路经略司派人把守邠州州院大门，于是导致刘沪患病；当时臣虽然在休假，后来查问得知根本没有这回事。况且邠州属于环庆路统制，本来不归泾原管辖，何况刘沪是朝廷送到本州寄押的犯人；如果泾原路派人把守大门，怎么能不立即申报都转运司并具文奏闻？根据这两件事，只是想让朝廷知道泾原路经略司要置刘沪于死地，以快私下的愤恨，完全没有公心；看这种用意，实在令人惊骇。又有人说，郑戬解除四路职任后，另外奉有朝廷指挥，兴修水洛城，所以刘沪得以免除擅自专断的罪责。臣查核到三月九日，本司接到枢密院三月二日劄子说：据郑戬奏报，水洛城完全是本司单独兴修的，如果立即中止，实在恐怕会使生蕃、熟蕃部族互相仇杀，反而成为边患。贴黄又说，或者暂且命臣戬留在泾州半个月，等许迁等军马回来，便起发送他赴任。又水洛城已经降下指挥，命令泾原路单独斟酌处置；许迁等人也已经另行调移驻扎，使他们的兵士分别分配驻在各路，期满后轮换，并临时驻泊一定人数。

译奉圣旨，命郑戬完全依照所授宣敕指挥，迅速将许迁手下的兵马派使臣押送到指定路分，然后起发赴任。郑戬既然承接了上述朝廷指挥，明知水洛城一事本路可以单独奉指挥办理；如果确实认为兴修有利，只应上奏论说，另听朝廷指挥，怎么可以还一面拿刘沪的文牒督促办理，一面又说是专门奉行朝廷指挥，终于使刘沪借此为名，故意违背本路节制？制勘院既不收监查问，法寺又不加以核正，因此郑戬所说的专门奉行朝廷指挥，臣实在难以理解。臣与狄青只是依据本司所接到的枢密院劄子中的圣旨办理，哪里敢曲意附和郑戬，反而违背朝廷命令？然而群起的诽谤也并非毫无缘由。郑戬与麦知防交往结交，情分极深。前些日子命许迁等人的兵马兴修水洛城，麦知防是本路走马承受，却借用都大这个名目统领兵马；以至于修城时指使工匠，都希望工程完成后得到升迁，附近边民又得到弓箭手的土地。刘沪不惜财物，招引小人，因此停修以后，诽谤议论纷纷。臣与狄青都不听信这些话，所依靠的是朝廷的公道，所仰赖的是陛下的圣明；因此前后所上的奏章，只论国家利害，不与郑戬等人争辩是非。至于京城中的书信问候，也都断绝了，臣不知道郑戬等人还诽谤臣什么，也不知道朝廷听说臣还有什么过错。直到如今臣还不能赴任，才开始自我怀疑。臣又曾在本司抄录到关于水洛城始末的一宗文书，想请求允许臣暂时乘递马赴朝，当面奏明事情原委；并请求把郑戬等人所奏论臣的事情下发，允许臣申辩说明。如果臣曾经违背圣旨、假称朝廷命令、擅自生事、诬陷诽谤陷害他人，哪怕只有郑戬罪行的百分之一，就请求在都市伏刑，以警励边臣。倘若事情尚未明白，必须相互取证辨明，就请求与郑戬一同下狱查对，以申明国家典制。况且臣十年之中三次被贬降，至于升迁荣进本来就不放在心上，并不是因为害怕被降职才提出这样的论说。只是臣身处圣明的朝代，却遭受这样的诬谤，如果不陈述，即使闭目死去，也会含恨九泉。伏望陛下察知臣的忠诚和愤懑，怜悯臣的冤屈，特意早日降下指挥。冒犯天威，臣不胜战栗惶恐，等待命令，谨备状奏闻，伏候敕旨。论请为石辂辩白的状文 臣从前在泾原路，私下看见著作佐郎、管勾本路机宜文字石辂，因为张亢刚到任时，曾说母亲在濮州，想求得一个京东差遣，以便顺路回去省亲。当时张亢没有答应。后来过了几个月，因本路发遣期满的士兵返回京城，于是派石辂以及驻泊都监司天监祗应人员等各自押送兵士回京，又命石辂顺路催促京东州军的兵士衣赐。石辂因此得以前往濮州省亲，后来朝廷派官查勘他的罪行，法寺按私罪定断，罚铜，降职充任京西监当。当时臣正调任差遣，不敢替石辂陈述洗雪。推究石辂所供认的情况，只是起初曾向张亢请求差遣，以便顺路探望母亲，而张亢当时并没有立即答应。后来过了几个月，才命他押送兵士。石辂是文臣，只是有不应承受押送兵士这一差事的罪过。所定的私罪，却没有追问张亢、狄青。那时石辂有没有说过请托之类的话？如果石辂在押送兵士时确实提出了省亲请求，在以孝治天下的朝廷，尚且希望能够宽贷。何况追究过去的言语，按私罪治罪，情理上实在值得怜悯。如今遇到郊礼庆典施恩之后，伏望圣上慈悲，特意把石辂改任一个京东亲民差遣，并请求改按公罪定断。臣与石辂共事一年，他的操守品行，臣都完全了解。如果朝廷肯为石辂改换差遣并改定罪名，日后石辂若犯有贪赃私罪，臣愿意与他同罪，绝不推辞。谨备状奏闻。《河南集》卷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二十二 宋尹洙撰 奉诏分析董士防奏论臣不公的状文 具名臣尹某接到中书劄子，著作佐郎、新任知蔡州确山县事董士防上奏说臣不公；奉圣旨命臣迅速分析说明，查明事实后通过驿马递送奏闻。臣如今依照劄子中的条目逐一分析如下。一、韩琦、尹洙谋划出兵进入敌境，到达好水川，因为任福嫉妒争功、耿传狂妄偏执，导致军队失败，折损数万人。尹某撰写《悯忠辨诬》一文，欺骗迷惑朝廷内外，命李仲昌刻石，来掩盖韩琦的罪恶。如今尹某自己知道是虚假欺骗，反而毁掉了刻石碑。臣如今详细核查董士防所说的情况。关于韩琦与臣谋划进入敌境一事，请求中书、枢密院查阅陕西经略司先前奏报的攻守两策，由朝廷选择采用；再查明后来是否进入敌境、是否在好水川交战，以及战败究竟是否由于谋划进入敌境。至于《悯忠辨诬》两篇文章，臣确实有这样的撰述，是为了劝勉忠义。请查核任福等人战败的事情，以及韩琦先前缴进的、任福手下孔目官彭忠所收得的耿传亲笔信；信上署名朱观，并有告诫任福要持重的文字。将这些与臣所撰两文相互核验，就能知道是否有虚假欺骗。臣原本没有让人刻石，如今根据传抄得到的碑本，乃是干州判官李师锡立石，并不是李仲昌。请核查本州，查明是谁立石、后来在何年何月何日、又是谁毁掉，就能查明事实。何况臣正在各处寻求石刻原本，等找到后再另行抄录连同进呈。一、尹某在渭州擅自作主，把官钱一百贯拿来自己使用，并借官钱给官员还债，还支取军资库的钱；都转运司程戡曾派仪州华亭主簿王资来磨勘，已经查明确实侵吞欺骗官钱。臣查核渭州，凡官钱和公使钱，各自都有监主以及文历监管，请下达本州查核，并将臣任内公使钱的文历加以磨勘，就能看出是否有欺瞒；至于所谓借钱给人还债，臣初到任时任礼宾副使，孙用曾在鄜延路受狄青指使，办事得力；孙用本人由军职授官，在京城借了别人的钱物，于是臣与狄青各自借给他公使钱。如今孙用已从俸禄中归还。至于军资库，自有通判、录事、防御军负责主管，臣不知道所谓从赤历中扣除的缘由，请下达本处查核；转运司派官磨勘后，查出是谁侵吞欺骗，后来如何发落，就能查明事实。以上谨将分析陈述如前，显然可以查明事实。臣先前撰写的《悯忠辨诬》两文，现已抄录粘附在前面。谨备状奏闻，谨奏。答复监察御史李京劄子申辩的状文 臣接到河东都转运司差官的公文，奉敕查问臣先任知渭州时借支银钱的事情，并附有监察御史李京的劄子，说：听说韩琦被罢去枢密副使，是因为董士防上疏论说水洛城以及处置边防军事不当。韩琦的过错，源头在尹洙；如今韩琦已经被罢免兵权，尹洙却仍然担任原来的官职。人们说这样处理在道理上不顺，虽然听说已经降下指挥，命尹洙分析说明，但又因事情与韩琦的罪过没有不同，深恐另有说法，以致纠缠纷乱。又听说鱼周询查勘回来时，缴进奏章，详细说明边民受害人家的指控，论及尹洙的文状，十分明白。希望朝廷查核鱼周询以前的奏章以及如今董士防所陈述的内容，早日处分尹洙，以便与韩琦的处罚大致相称，才符合众望。以上谨将事情陈述如前。臣已经依照敕命供述分析。臣先任知渭州时，依照惯例支用银钱兑换，以供应公用，事情已经办完。臣切实看见李京上言说，虽然听说已经降下指挥命臣分析，但恐怕臣另有说法，因而导致纠缠纷乱。臣详细考察旧例，御史可以根据传闻上言论事；既然说是传闻，就容许其中有不实之处，所以即使所说虚假，也不因此治罪。朝廷如果认为事情已经明白，不必再审查核实，立即裁处，自然属于圣上的决断；御史所守的只是职分。即使李京所陈述的内容把臣的过恶增加到万端，或者请求对臣施加严厉刑典，就言事的体制而言，也没有错误。只是他不应当担心臣另有说法，便请求朝廷立即处分。况且圣明之主在上，如果臣确实有过犯，陛下必不会偏听先入之言，曲意加以谴责贬斥；如果确有罪状，怎么会容许臣以纠缠拖延的方式苟且免罪？何况李京起初说‘切闻’，后来又说‘听知’，可见他自己也没有完全确信。自己尚未完全确信，却想让朝廷确定施行，这种迷惑也太深了。所幸依赖圣上的慈爱体察，允许臣分析事情原委，使事实能够完全辨明。假如当初听从李京的话，那么臣这个微贱之人受到压抑，本来不值得一提；但上面损害了治理国家的体制，也不是小事。臣听说历代施用刑罚，往往有过分滥用之处，但历代圣君临朝，从未只凭威刑惩罚一个臣子。先朝设置负责按察刑狱的官员，凡罪行无论大小，全都要审查究问。夏、商、周三代以来，谨慎使用刑罚，还没有像当今圣朝这样的。如今李京想用偏激至极的言辞，堵塞辨明治理的实情，这种做法恐怕会使人无所措手。我所说的上面损害国家体制，正是指此而言。李京又说，鱼周询缴上的奏章中有边民受害人家的指控，论说臣的事情。臣不知道周询所说的边民因何受害，有没有具体地点。去年臣多次奏请朝廷把臣与狄青停止修筑水洛城的缘由交给百官集议，并请求下狱对辨，却没有得到审察。因为当时狄青从边地处置水洛城事务回来，已经有刘沪、董士防等随行人员传言说受害人数很多，后来追问各处，却根本没有查出被杀害的人。至于周询所说的受害人家，后来朝廷必定曾经查考安抚，也必定有他们居住迁徙的去处。如果果真因为臣处置不当，导致边民受害，那么后来朝廷转任臣为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时，李京当时已经担任御史，就应当极力进言论列。朝廷如果查明臣确实有过失，就不应再给臣恩命。如果只是引用董士防所说的话而不再推究核对，实在太过分了。况且士防本来不是负责言事的臣子，只因为曾因水洛城的事情下狱二十多天，因此怀恨在心，搜求枝节加以攻击；即使是忠信淳厚的人，他的话也难免超过事实。

译李京对待士防，如果认为士防果真是忠厚之人，也应当稍稍体谅他的情由，逐渐查验虚实，却想让朝廷完全听从他的话，这更不用说了。李京又说，希望对韩琦的处罚大致相称。臣听说本朝执政大臣出入中外，自有固定制度；如今韩琦加授资政殿学士，制书中又有褒奖之辞，君臣之间的恩遇并不算薄，把这说成施行刑罚，在道理上并不妥当。臣又听说，言事者的职责只在进言；进言不被采纳，可以继续进言；伏在殿下请求召见，可以；否则辞去职务，也都合乎体制。至于刑赏、废置，乃是朝廷的大权，不是言事者可以专擅的。如今御史既然可以根据传闻言事，又想让朝廷不辨明事实便施行处罚，那么臣下的进退全都取决于御史，这种权力不是太重了吗？臣曾听说景德初年，河北转运使刘综上言，说供备库使白守素勇武，请求直接授予刺史。真宗对近臣说：‘将帅有功劳事迹，可以奏闻；至于论功授予官秩，自有固定典制，刘综何必干预？’监司身处外地，正如御史身在朝廷。真宗掌握赏罚的大权，不愿把它转移给群臣，圣上的意思就是如此。伏望陛下考察法律和先朝训诫，询问旧有典章，审察迎合之言，革除朋党比附的风气，则天下幸甚。臣多次受到升擢，位次列于侍从；即使受到奏疏弹劾，如果已经接受审讯，也不敢与负责言事的臣僚争辩是非曲直。如今案件还在审问，不应当只是为了申诉求情、祈求宽免，同时也是想说明事情的道理，希望多少有助于圣政。伏望圣上慈悲，特意省阅。谨备状奏闻。军制 臣私下看见，各路兵马过去分给各位将领统领，因此统制不一；临时调拨时，兵士与将领又彼此不熟悉、不训练。大概是因为节制权限没有分明，名分等级没有辨清，所以难以处置。我听说先有编制部署，之后才有号令；有了号令，之后才有赏罚。如今编制部署尚未建立，号令从哪里产生，赏罚又从哪里施行？这样用兵，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依臣愚见，必须做到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一样，然后号令才能推行，赏罚才能分明。如今略定军制，分条说明如下：各路设置大将一人，本路兵马的进退、作战、防守都由他专门统制，若战败受挫，由他承担责任。副贰一人 大将所统制的事务，副贰都要辅佐办理；如果战败受挫，也要跟着获罪。列将十人 分别掌管本路的军队，步兵和骑兵相互防备，大体以五千人为标准，不必限定具体数目。大将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予职任；所统领的军队，进退都听从大将命令。一军的胜负，由大将上报战况，再行赏罚；本路的处置一概不得干预。队将五十人。每一列设置一名列将，各给列将统领五名队将。所统领各队士兵的进退，都听从列将命令。以上是臣所规划的编制，如今只是大略确定了名目和等级，恭请朝廷议定节制办法，颁行各路。还请不许臣僚上言干预，以便一切听从朝廷谋略。谨具状奏闻。鬻爵法。臣前次上殿奏请招募边兵，其中需要购买规定物品并修建营房，都必须有所费用。臣私下担心三司未必能够供应，想请朝廷创制定立鬻爵之法，由司封署发出空名爵牒，散发到州郡，百姓缴纳粮食便授予爵位。现在拟定爵位为二等。第一等爵，允许蓄养女使，允许使用纯银饮食器具。凡想授第一等爵的人，如果原属州、府、县、镇、城郭等户，就缴纳粟一百石；如果不属于这些户等，就缴纳粟五十石。第二等爵，允许用金珠作为妇女服饰；如果犯公罪，准许赎罪。凡想授第二等爵的人，缴纳粟五百石。以上缴纳粟每一百石，改为缴钱三十贯。臣现在约计授爵的数量，可以得到十万家；两等合计，应当得到钱三百万贯，专门充作招募边兵的费用，请不要另作支用。没有爵位的人，除士族另有禁制外，举人中曾经获得乡贡资格的，以及州郡牙校、职员，京城各部门的人吏，都一律依第一等爵的条例办理。将来各州还请另行设定期限；不愿授爵的，任其自行变卖改换。如果过了期限仍有人告发，而且告发者所说的情形确实违反法令制度，凡蓄养女使或使用银器的，赏钱三十贯。所蓄养的女使释放为良人，银器没收入官，赏钱都由犯事人家的财产充付。其中妇女没有丈夫的，以及十五岁以下的男子，不许有人告发。所定爵名以及其他应当订立的条款，请下交中书、门下审议斟酌施行。俘获首级的条例。一、各处军队，有的五十人，有的一十五人，有的不满二十五人，编为一队。共同获得贼人首级一级【擒获活人同此，下文都以此为准】。依照赏格所得的第四等赏赐，分给一队将士；如果所获首级超过五级【都以实际参战人数为准，不扣除输折的数目，下文都以此为准】。全队都给予第五等转官。一名管押军队的人员【十将以下，差遣管押十人以上的，也同此例；即使是游奕军或充任奇兵，也依军队条例办理，下文都以此为准】。所管不满五十人，除以杀获数抵销输折数外，获得五级，给予第五等转官；获得五级，增加一等；获得二十级，即使与输折数相等，也给予第五等转官。所管不满一百人，除以杀获数抵销输折数外，获得七级，给予第四等转官；获得七级，增加一等；获得三十级以上，即使与输折数相等，也给予第五等转官。所管一百人以上，除以杀获数抵销输折数外，获得十级，给予第五等转官；获得十级，增加一等；获得四十级以上，即使与输折数相等，也给予第五等转官。所管二百人以上，除以杀获数抵销输折数外，获得十五级，给予第五等转官；获得十五级，增加一等；获得五十级以上，即使与输折数相等，也给予第五等转官。所管二百人以上，除以杀获数抵销输折数外，获得二十级，给予第五等转官；获得二十级，增加一等；获得六十级以上，即使与输折数相等，也给予第五等转官。一名管押军队的使臣【即閤门祗候以上；如果所管不满一千人，也依此例】。

译所管不满三百人，杀获数与输折数相抵后，另获十级，给予第五等转官；十级增加一等；获得三十级以上，即使与输折数相抵，也给予第五等转官。所管不满三百人，杀获数与输折数相抵后，另获十五级，给予第五等转官；十五级增加一等；获得四十级以上，即使与输折数相抵，也给予第五等转官。不满五百人，杀获数与输折数相抵后，另获二十级，给予第五等转官；二十级增加一等；获得五十级以上，即使与输折数相等，也给予第五等转官。不满一千人，杀获数与输折数相抵后，另获三十级，给予第五等转官；三十级增加一等；获得六十级以上，即使与输折数相等，也给予第五等转官。一名统领军队的官员，所领士兵一千人以上【供奉官以下所管一千人以上，也依此例】。杀获数与输折数相抵后，另获五十级，给予第五等转官；五十级增加一等。获得一百级以上，即使与输折数相等，也给予第五等转官。所领三千人以上，杀获数与输折数相抵后，另获一百级，给予第五等转官；一百级增加一等。获得二百级以上，即使与输折数相等，也给予第五等转官。一、使臣、军员亲自奋勇作战而有所斩获，所管将士没有输折，或输折数相等的，给予第五等转官；如果有输折而不及所得，只给予第四等转官【也就是说，违背主将命令而擅自取首级的，依军法处理，其余都以此为准】。一、如果奉主将命令专门捕杀某人而能将其杀获，给予第四等转官。一、杀获贼军中的首领，给予第五等转官。如果是较高级别的首级，就加等转官。若加到第三等，本管人员也给予第五等转官；若加到第一等，全队及本管人员、使臣，都给予第五等转官。一、军阵中所获首级每一百级，必须在输折数相抵以上；除按首级计算应当转官的人数外，另许奖励有功的军员、使臣共三人，每一百级增加三人【十将以下按此数加倍】。一、凡不是在军阵交战中有所斩获的，每获一级给予第五等转官；每获一级增加一等【所管使臣、人员依军阵条例办理】。《河南集》卷二十二。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二十三。宋代尹洙撰。议论攻守。西戎不服王化，已经很久了。自从继迁起兵作乱，羌胡攻陷灵州、夏州等四州，国家常年在秦地严加布置军队防守，百姓困于运输粮饷。然而国家顾念百姓生命，告诫不要滥用武力，不吝惜七州土地，授予其旄钺重权，允许侯王世袭，又以丰厚金帛供给其每年的费用。恩赏已经很厚，敌人的志气反而更加骄纵。他们曾经有过恭敬顺服之心，履行进贡职责，朝廷容忍、蓄养了他们四十多年，直到胡雏时，终于放肆行逆。自今年春天起，朝廷选派将帅，分别守卫边郡，运输军需兵甲，修缮加固城墙。三秦百姓已经听到骚动之声。假如军队长期驻扎塞下，日久拖延，防御准备虽然严密，供应粮饷的力量必然困竭；这就是当今一味自守的弊害。若出兵越过沙漠，敌人必定远逃；想求战却不可得，想撤军回返又会被敌人乘隙攻击，这又是把军队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我仔细考虑元昊的谋士，不过是中原逃叛出去的人和北方桀骜狡黠的敌人罢了。他们知道中原不愿轻易出兵，守住边境对我们有利，所以教元昊用轻骑骚扰我们。如今若能降低爵赏标准来招诱他们的酋豪，发动大军摧毁他们的巢穴，抚恤河湟百姓，恢复汉、唐的疆域，计算日子便可办到。若听信那些空泛的言论，以为太平已久、军队不可调动，只执守保边之说，使边城将帅拥重兵、据坚垒，人人只图自保，臣恐怕数年之后财物匮乏、力量耗尽；那时朝廷的忧患恐怕就不在元昊了。谨此上奏。利用属国。从前汉朝调发羌胡军队，攻灭郅支的营垒；唐朝出动回鹘军队，平定幽陵的叛乱。前代善于利用属国军队的事例很多。近来防渠旅拒不服罪，朝廷正要问罪，而唃厮啰首先送来诚恳的降表，请求朝廷加兵讨伐。陛下施行怀柔远方的谋略，嘉许其归附的诚意，于是诏令有关官署安抚接纳他的使者，特意授予他将钺重权，把专门征讨的任务交给他。金帛充满其穹庐，官爵延及其酋帅。这确实是领会了汉、唐用兵的本意。然而西戎贪财而无羞耻，不可以诚信相待。何况唃厮啰在先朝时，偏处西方边远之地，自恃兵甲众多，又信奉立遵的邪说，曾上表抗辩请求，希望恢复旧有名号，并侵犯我方亭障和天水境内。自从被曹玮击败，杀伤过半，便逃窜到荒远之地，近三十年不见踪迹。如今只是敬畏圣德，回头归向朝廷；对于驾驭他的办法，应当考虑合宜权变的关键。昨天听说他专门派使者来报告击败戎人的战果，大多只是兵器军械之类，竟没有献上俘虏和首级。旧传唃厮啰的牙帐距离平夏只有三千里，他过去曾与大国为敌，哪里会在一朝之间转而为朝廷竭力讨伐叛贼呢？恐怕还没有取得实际成效，只是利用敌人牟利罢了。防备他的关键，不如选择有才略、熟悉机宜的朝臣，让他以吐蕃使者身份出使回鹘，察知对方真伪并与之订约，使其出兵；等到有所俘获斩杀，再按首级数用金帛奖赏。西戎的本性是贪图财利，按理应当为财利奋力作战。凡敌人入侵，目的就在于抢掠。如果命令边郡封锁险要、限制敌人的行动和侦察，使敌人来到野外却无所得，城池又无法攻取，只能窥伺破绽；我军蓄养锐气、等待时机出击，就没有不能取胜的。保卫边塞的羌胡也不少于七八万人【保塞羌胡，指折、李三族以及明珠、白马部落之类】；他们常常苦于边臣侵夺，所以屡次反叛。应当重申诏令给镇守军队，优厚抚慰驾驭他们，赏赐坚固铠甲、絮衣、锋利兵器和强劲箭矢，命各将领监督防守，并分路进军讨伐。敌人救援左边，我军就攻打右边；敌人救援右边，我军就攻打左边，敌人必定疲于奔命。况且他们进攻没有抢掠的利益，退却又有牵制的忧患，数年之间，凶恶党徒必定溃败；那时便可以捉住首恶，在藁街处死，报告成功并把战功告祭太庙了。谨此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