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集卷六

译书启 答环庆招讨使范希文书一首 自从我离开您的门馆以来，若不是有事情要陈述请示，从未写信通问。近来听说您再次来到西部边境，恭敬地听说军政治理得很好；我虽然想写一封短笺，但胸中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因此事情常常就此作罢，哪里敢懈怠呢？蒙您赐下亲笔信，实在使我欣慰欢喜。又承知您扩展土地、修筑栅寨、击退敌人而取得胜利，这大概是明公平素谋划深远，加上英明果断共同促成的；否则几乎就成了敌人的幸运。自从国家分派儒臣统制一方以来，还没有像明公这样亲自总领军队、踏入敌境的，确实足以使懦夫也增加勇气。去年再次议论同鄜延合兵进攻，如果敌人同鄜延的军队相遇，就由环庆作为奇兵来应援；如果同环庆相遇，鄜延的军队也这样应援，这就是首尾相互呼应。如今新栅已经建成，应当让狄青驻守德靖，作为奇兵来相助，这也是一种办法。又担心敌人将来来犯时不止两万之众，也应当有所准备。还应当使粮道容易到达，戍卒容易安置，援军道路容易通行，归附的部族容易安抚聚集，然后才有万全的安定。信中命某暂到邠府，去年曾奉您的教诲到濠州任职，应当以处理本职事务自守；某深深佩服这一训示。如今到任才一个月，承奉大府的仓库簿书还没有阅览完，又要再次奔走道路，徒然使自己惭愧。如果确实是军事期限和防务的需要，某不敢推辞；如果只是广泛采纳议论，那么某所陈述的不过是前面几件事罢了。幸望您明察。与范纯佑监簿书一首 很久没有写信了，想来您侍奉尊长，一切安好。前些时多次收到您的尊长来信，说到辞让官职之事，实在非常妥善。然而朝廷必定还会有更为恳切的诏命，仍应委婉曲折地向上陈述，若贸然自我弹劾，恐怕过分了。况且韩公也辞让，必定另有处置这件事的办法。某曾同议论此事的人说，以内制外，这个体制关系重大，所以廉使的势力不如学士。然而韩公接受任命毫无疑虑，而某也欣赏他专心于国事、忘记自身安危，于是赞成并称美他。某近来得到消息，可能参与军事事务；韩公既然承担临阵作战的责任，某难道能肯定自己一定不用出军吗？这就是某也因为爱重韩公而忘记自己年老。大体说来，作为他人的辅佐，谁不希望自己的主人贤能而且得到任用，自己也参与享受其中的利益呢？某确实愚昧，在儒馆任职将近几十年，一旦主人成为武帅，随军出征的事情就难以预料，难道会把这个当作利益吗？起初韩公为了遵循国家大义，不谋求自身，所以某因他贤能而高兴他不辞让。等看到您的说法，谋求自身其实是为了有利于国家，某又因您辞让而高兴。您说帅臣应当以恭敬顺从为本，而不应把招讨使看作一方军政的寄任；这一点是某尚未明白的。致环庆招讨使范希文书一首 近来听说您统领蕃部军队亲自到了泾州，关中、辅郡一带的人心顿时安定。推想明公当初谋划抵御敌人，难道会不亲自同敌人交战吗？以自身献给国家，史册所记载的，即使旧日的功臣宿将，也百人中未必有一二人能够做到。何况您是有道德声望的名公，怀着忠愤而敢于赴死，竟然达到这种地步，实在太好了，太好了。定川之战，虽然可以责怪仓促交战，但在它尚未失败时，某同韩公就料定它必然失败，这是根据事情的形势推知的，因此似乎不只是主将的罪过。战争兴起五年，我军已经多次失败；能够穷究我军失败的原因，就能知道敌人取胜的原因。被敌人诱骗而导致覆败，只是其中一件事，希望明公深思已经发生的事情，把它作为将来的策略，特赐教诲，那就万幸万幸。答秦凤路招讨使韩观察论讨伐敌人利害书一首 刚刚收到您的亲笔信以及庆州的来信。前些年太尉想采用这个策略，当时敌虏虽然击败了刘、石二人，心中对大国仍有疑惧，而且北方的祸患还没有显现；国家应当专门集中力量，以天下的形势压迫它，必须用盟约约束它，那么伺机而动的人自然会停止谋划。所谓巧妙地迟缓不如笨拙地迅速，某因此不敢提出异议。如今四路分开统领，单从本路来说，劳役还没有停止，新兵还没有训练，部署刚刚建立，蕃部才开始集合；以此推想其他各路，虽然不完全相同，大概恐怕也没有差别。如果明年采用这个办法，也还不算晚。这是因为迟与速各有合适的时机。然而范公想要破坏敌人合兵北进的势头，这是深切忧虑国事的举措，不可不熟思。您又说没有大利，也没有大害，范公的这个说法也已经把道理说尽了。至于中使前来督促，仓促进入边境，诸公应当共同顾念国家大计，坚守边境，难道能因为必须听从命令才算忠诚吗？其余等见面后再陈述。与仪州曹颍叔殿丞书一首 近来您乘坐高车经过本郡，实在是我有失主人的礼数。分别以后还没有空闲写信，您先辱赐手教，更加使我感受到您的深厚眷顾。部族大略侵掠汉人，确实不应当用通常的法律来约束他们。然而汉人得以归来，反而加以盗窃之罪，并施以严厉刑法，这尤其值得怜悯。落入蕃部的人，偶尔有偷了他们的马匹逃回来，难道可以治罪吗？不久我把这些情况禀告帅府，果然减轻了两方面的罪责，这实在公平允当。贺参政范谏议启一首 某再拜：恭敬地承知您入朝参与大政，天下实在万幸。恭敬地想，谏议在外任职已经很久，士大夫伸长脖子等待传车入京；如今您掌管枢密权柄还不到一个月，便又进入宰辅之列。圣明君主任用贤能，大贤得到明主知遇，没有让前代专美。士大夫侧耳倾听、擦亮眼睛等待，希望有所听闻、有所看见。然而如果只是把声誉当作所听，把事迹当作所见，那恐怕只是庸人的耳目。一定要使君主之道日益隆盛，百姓的心情日益安康，然后参政谏议的事业才能同国家一起永远昌盛。识见之士的观察听闻，实在都在于此。某奉命戍守边境，只是修缮完备守城器具，谨慎奉行先前颁下的命令，参与从容议论，直到年终，希望不要再有其他忧患。然而现在还不知道前一段时间敌虏的行动究竟在什么道路？敌虏过去来犯，从未在季秋到仲春之间，也应当不太会在盛暑时大力攻城。将来它来犯，恐怕有时反而会这样。为什么呢？我们过去常常预先同它交战，如今想用不交战来使它疲惫，怎么知道它不能针对我军不交战而另作谋划呢？看如今的计策，不过是按照旧有做法等待它，这是自以为知道变化，却不知道敌人也能应变。此事不容易说清，只有希望参政谏议始终留意；在参与政务的空闲时间，恭敬地请您为国自重。贺枢密副使富谏议启一首

译再拜：恭敬地承知您每日辅佐机密政务，天下实在万幸。明公先前两次辞让掌权任职，士大夫认为自本朝以来还没有二府官员初次拜官而能够坚决辞让的，因此私下都有议论。为什么呢？保持高尚、躲避权势，是有操守之人的坚持；治理国家、成就事务，是英明贤能者的通识。与其追随独行高洁的道路，不如在当世为国家谋取利益。如今北方有骄横的敌人，西方有叛乱的羌人，王师屡遭歼败，士气不能振作，地位疏远低微的人尚且怀有感愤，何况明公深受圣上知遇，位居尊贵，议论容易实行，谋划容易被信任。在这种时候，天下人不会以明公的辞让为高尚，明公难道还能把辞让看作高尚吗？圣上奋然作出英明决断，重新下达先前的任命，四方听闻的人无不庆贺欢欣。恭敬地想，圣上倚重寄托的心意、四方归附期望的心情，将使您同防风、契、周公、召公相提并论，哪里只是房玄龄、魏征、姚崇、宋璟而已呢？区区戎夷，哪里值得成为祸患？某曾经学习旧史，希望能够私下记录您的盛大功业，以补国史的缺漏，实在不胜祝颂之至。《河南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八 宋尹洙撰 书启 谢宣抚枢密韩谏议书 某临时充任边州职务，到这里已经一个多月了；我遵奉先前颁下的命令，参与商议，并同诸将协调和睦，修缮整备器械，谨慎遵守条约，自己勉力而为，希望不要造成失败。至于保卫边境的办法、谋划长远的策略，您长期在幕府中，必定深知我的性情：善于体察明察，多谋而少有权变，崇尚法令却不忍严厉，这是我性情上的偏处，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哪里是我私下的意见太深，竟然得到这样的奖掖呢？只担心所承担的任务超过自己的能力，反而玷污幕府；其中的真诚心意，不是当面陈述便不能说尽。又一首论西夏臣服是真是假书 某叩首拜见枢密谏议：今天捧读您的来信，承知已经到德顺军晓谕，并且子奭从敌虏那里回来，说他们臣服之事。推究起来，这是敌虏得到了计策吗？还是只用虚假的名义来表示表面上尊奉我国，借此使我们骄傲自满、怠慢边防？况且又得到重金财物来充实国库，难道不是它得计了吗？而且敌虏所谓臣服，果真能够改变它僭越悖逆的心意，降低它的车服和名号，完全按照臣下的礼节行事吗？还是只在所上奏章中自称臣下呢？即使完全按照臣下礼节行事，也不可信。何况它本国的车服、名号一点也没有损失，只用几幅奏章换取万金的财物。它那些丑恶的同类即使十分昏愚，比较利害得失，难道会轻易这样做吗？君臣的名号，是中国用来辨明名分、区别上下的。国家统治临御万国，已经将近九十年；蛮夷戎狄，除了耶律氏之外，都授予爵位、加以羁縻；有不肯称臣的，便是中国的耻辱。西部的战争，就是因此兴起的。夷狄却不同，它们只看重利益。况且它同中国平素并不是敌对的国家，它的祖父、父亲都曾经称臣，它有什么可耻而不肯称臣呢？如今敌虏那些丑类必定都说：“我们多次交战取胜，又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财物，我们真强大。”即使我国士大夫中有见识的人，也会说：“他们已经多次交战取胜，却反而向我们屈服，而且得到重金来养活自己的部众，这真是能够保持强盛的办法。” 这样说来，它向我国称臣，对我们果真是有利吗？对它自己有利吗？有人一定会说：“先前忧虑它不肯称臣，如今它已经称臣，却又把这当作忧患，那么反复无常就没有依据了。”况且自古以来，夷狄对中国，开始时叛乱离散、最终驯服归顺的很多，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件事看作不同呢？他一定会回答说：“不是这样。中国本来就应当鞭打四夷，使它们称臣归属；只是要辨别它们来称臣究竟是真诚还是虚假罢了。”既然如此，真诚的就是有所畏惧，虚假的就是另有谋划。如今敌虏究竟是有所畏惧，还是另有谋划呢？如果说它有所畏惧，那么我国从来没有取得战胜，我国军队也从来没有攻打它，它从哪里产生畏惧呢？如果说它另有谋划，那么国家的祸患或许就从这里开始了。譬如有人生病，治疗外在症状，早晚让医生诊察脉象的进退，一举一息都加以留意，又谨慎安排起居饮食；医生一定断定说：“脉象只是这样，不会变化。”病人也自己审察说：“病情只是这样，不会加重。”于是每天都希望它痊愈。等到病情有时在外部似乎痊愈了，而病根仍在体内，没有真正除去；病人因为痛苦减轻而高兴放松，良医虽然告诫他，他却一天比一天懈怠；饮食起居虽然口头上说要谨慎，却一天比一天放纵。这样一来，疾病乘隙发作，就已经在体内积重难返、在外部急剧显现了。即使是高明的医生，也几乎难以设法医治。自从敌虏众多侵犯边境以来，军队遭受丧败直到今天，知道失败原因的已经很多了。每一座堡垒、每一道障塞的漏洞，我们都营造修固，知道防备方法的也很多。知道失败的原因，就可以避免失败；知道防备的方法，就可以等待敌人。这是抵御戎狄的常法。如今既然用重金财物同它结好，为防备敌虏而采取的措施必定不同于此。边境营垒虽然还没有立即废弃，本来应当增加、深挖的工程必定会停止；戍守士卒虽然还没有全部撤罢，本来应当集中训练的也必定会分散安置。由此推想，上下之心没有不松懈的。这也像有病的人，虽然外部症状已经痊愈，病根却仍在体内。等它窥见空隙发作，就已经在体内积重难返、在外部急剧显现，即使良医也难以设法医治。所谓国家的祸患，或许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原因就在于此。反驳的人一定会说：“景德年间北方讲和，从此三十年天下无事，不能不把敌虏当作可信之人来对待。”某一定回答说：“这时的事情同今天不同。景德年间敌虏深入我国境内，而大军最终没有同它交战；直到现在谈起这件事的人还说：‘当时如果我们不答应同它结盟，那么敌虏的大军就会被歼灭。’” 这是因为当时强弱的形势尚未分明，我军还留有余力。敌人既已退回，看到他们深入我境却没有取得胜利，知道中原并不容易轻视，于是便有了讲和之事。从此以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等到羌人部落在外叛乱，便提出割让土地的要求。这并不是前面守信、现在不守信，而是因为利益所在罢了。由此可清楚看出：信用不足以稳固他们的内心，财物也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如今朝廷军队屡次在外作战失利，又加上北方的间隙，那么强弱的形势，难道还能援引景德年间的事情来作这种安排吗？况且，北方以土地为要求，既然已经用财物把这件事解决了；西方以名号为要求，又用财物把这件事解决了。两个敌国知道我们终究不能把土地和名号借给他们，今后必定合谋，以土地和名号为要求，或者即使得不到土地和名号，也会另有所求。到了那时，我们是用军队拒绝他们呢，还是接着用财物应付呢？用军队拒绝，就不如今天这样有准备、训练有素；而且重金不能拿去资助敌人，倒可以用来供给军费。用财物应付，则中原的财物终究有限，而两个敌国的要求没有穷尽。如今的谋划，应当认定国家的祸患一定会从这里开始，就像人的疾病将要在体内固结，却急于从外部发作一样，早晚都要想到它，只以国家危亡为忧虑，这样或许才可以稍稍安定。我见识和谋虑昏昧浅陋，不能在事情发生以前提出防备的意见；如今承蒙询问采纳意见，不敢不把所知全部说出。伏望明公地位尊贵、责任重大，与国家休戚一体，希望您对此深加留意。

译又一首议论修筑堡寨的书信 近来听说朝廷依照张忠勘察的结果，准备在山外修建堡子十五处，估计需要用工四十万。我认为堡子数目太多，而且没有在罗李坡修筑，恐怕张忠还没有勘察周详。我已经命人绘制地图，至今还没有送到。我切实看到，敌人多次进入边塞，都是因为交战取胜并有所掳获，所以没有把力量用在堡塞上。如今既然依照预先下达的命令坚守，敌人来时不能出战；这些城堡低小，如果敌人竭尽锐力来攻，任意施行惨酷之事，那么各堡都会震恐，免不了重蹈刘璠的过失。从前枢密谏议曾建议扩建刘璠的定川堡，这是最好的策略。我想请下令：凡弓箭手居住之处，距离城寨二十里以外的地方才修建堡子，并且必须修筑坚固完备；即使敌人大举来攻，也必须考虑到能够守住。这样不过修建三五处，第一可以省下工费，第二可以免得成为敌人的防备目标，第三可以使弓箭手仍然在城寨中防守。如果蒙准许我的意见，请赐下指挥。又一首议论斩获首级赏罚的书信 近来看到文书命令：凡取得敌人首级的，一律按照现行赏格发给钱财，不再列入迁转、酬奖的范围。这恐怕还不够周全。大概是不想用首级来酬奖，是担心因此扰乱行阵，而且争夺首级的情况难以辨明。如今正值秋收之际，敌人的防兵屡次前来抄掠，堡寨的弓箭手有时杀敌有获，按现行条例却没有酬奖，便难以激励他们。凡一百几十名骑兵交锋，如果不是经过苦战或穷追，就不能取得首级。我想请另行下达指挥：凡按规定叙功、曾经在大战中取得首级的，只依照赏格办理；如果只是平常敌骑出来抄掠，而能杀敌取得首级的，则申报上司，请求指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骑〕 上给陕西都转运使孙待制的一首书信 十月二十七日，朝奉郎、行右司谏、直集贤院、知渭州兼管勾泾原路经略安抚部署司公事、上骑都尉、赐绯鱼袋尹某，再拜奉书于按察待制阁下：我私下认为，州郡对于监司，只需奉行教令，遵守法度罢了；反过来，即使对治理没有造成损害，也不能说没有过错。我因为粜麦一事，没有等候批复下达，便擅自执行。明公没有责备我擅自执行，反而逐条询问其中的利弊，这说明明公并不把监司看成威权尊重的职位，而只是考察事情可不可行，难怪声望重于天下。我私下想，如果当初明公责备我擅自执行，我便默默伏罪；如果询问事情的利弊，我就要把自己的意见全部陈述在您面前。惶恐，惶恐。恭敬地想，明公所治理的地方，东面连接崤陕，西面接连梁汉，南面到达武关，北面尽于上郡，城池有数百座，土地有数千里。我所统辖的，不过有经略数郡的名义，并不能专断其职；而且都统驻在泾州，军政一概听从他的禀报。因此明公所治理的地方，其实只有平凉、潘原二县，土地不过百里。明公凭借数百座城池、数千里土地这样广大的范围来思考，而我则专门处理事务；明公依据传闻，我则亲眼看见。我认为，思虑广博不如专心处理具体事务，传闻也不如亲眼所见。即使是才智卓越、鉴识精明，能够洞察幽隐的人，大体说来，也很少有不同之处。因此，事情的利弊已经逐条写在公文中，伏望察知我的至诚，宽宥我的狂妄愚昧，那就十分幸运了。上给枢密杜太尉的一首启 我出入您的门下将近三十年，对于自己的才识长短、器量深浅，知道得十分清楚。何况平凉处在用兵的地方，平时的郡守都是旧臣宿将，如今处于艰难时期，更应慎重选择，却反而让我这个愚钝怯弱的人担任，只怕上面损害国威，下面连累您的恩德。此前我曾拜章恳切辞让，又因为近来授官没有能够推辞成功的人，所以赶紧请求说明任命的缘由。不知您任用我这个官职，只是采纳虚名来试用我吗？还是果真认为我可以任用，所以才任用我呢？如果只是试用，那么边疆要地责任重大，本来就不应拿来试用。如果果真认为我可以任用，那么希望您始终保护我，使我或许能够有所建树。我这样说，实在是因为敌寇正在境内，军队驻扎在外，凡是各种安排，没有一件不关系到枢密府；那么您对我的保护深厚，不只是偏爱我个人，也是留意边疆事务。与邠州通判刘几太博的一首书信 收到伯寿的书信，欣喜慰藉无比。伯寿立志于古代圣人的道已经多年了，近来年纪越长，道业也更加深厚，本来就更加精深。我听说专心求道的人，对于世俗事务淡泊自如。功名还没有成就，那又能把我的命运怎么样呢？上给四路招讨使郑侍郎论御敌的一首书信（二首） 昨天两次收到指挥文书，命令狄部署把两军人马分别驻守镇戎军、仪州，似乎恐怕行动太快了。听石辂回来传达您的意思，说敌人到来时应当暂且持重，观察形势，这是最好的策略。如今事情虽然紧急，但还没有看见敌人确实进入边境的地点，只希望稳重地等待他们。这边发往沿边的文书，到了渭州以后，并没有命令再下达到各个寨堡，大概是因为靠近内地的城寨不应使他们预先惊疑罢了。只是整顿兵甲，准备出动，不要让城中人察觉；这些情况应当一并上报。又一首 今天早晨又接到文书命令，要让沿边州军依城修筑坚固的营寨，以遏制敌军深入的势头。我私下认为，本路现有的兵马，除去守卫城寨的部队以外，能够作战的兵力只能在一个地方抵挡敌人。为什么呢？敌军如果来，人数不会少于十万。如今如果镇戎、德顺两军修筑营寨，不过四五千人，交战就不能取胜，显示声势又不够；倘若被敌人乘虚而入，城中就会动摇。【镇戎军战守兵共八千八百九十人，德顺军连同赵滋、孟光所部兵共八千八百三十五人。】如果只让狄青率领大军在瓦亭观察形势，敌人求战，我们就坚守营垒，不与他们较量；敌人继续前进，又会害怕我们截断他的后路，等他出现漏洞再乘机进攻，这就是正确的策略。况且敌人大军入侵，不过走德顺、镇戎两路；至于原州山势险要，并不是敌人大军所走的道路。万一敌人从镇戎舍弃瓦亭这条路，径直奔向原州，那么前面有彭阳一军，后面有瓦亭重兵，也不是对他们有利。如今所忧虑的，只是担心狄青的兵力太少，不能战胜敌人罢了。【孙用、王德恭、黄世宁三将连同部署牙队兵共一万五千四百零三人，其中能作战的不过一万二千人；等祝贵代替他到任、调回他的兵力，就可以得到一万五千人。】但不用担心狄青战败；狄青若不败给敌人，敌人绝没有深入的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五千四百三人〕 希望侍郎更加增援狄青的兵力，专门把制敌之事委托给他。【所谓增援狄青的兵力，是等狄青前往瓦亭请求援兵时，立即调泾州军队赶赴元亭，命令他们接受狄青的节制。】大体说来，防御敌人的方法，贵在思虑专一；号令贵在统一。镇戎、德顺两军兵力既少，如果驻扎在野外，哪里能保证不交战？既担心他们兵少，又担心他们交战。兵少，就想调兵救援；担心交战，又想让他们退回营垒。这样一来，思虑就不能专一，号令也不能统一。况且泾原诸将中，熟悉军务而可以倚重任用的，没有谁比得上狄青；泾原地形中，可以据守而又是要害的地方，没有谁比得上瓦亭。这些侍郎已经深思过了。用可以任用的将领守卫要害之地，再用兵力援助他，那么思虑不能不专一，号令不能不统一，这就是先取得胜势的方法。我自从接受任命以来，早晚筹划考虑，与平日相比似乎有所心得，只怕还不能上副您的深谋远虑；那么请派幕府一名官员到州里来讨论防务，或者召我暂时到您的幕下听命，再请您裁定防务。

译《河南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九 宋尹洙撰 书信、启文 《答秦凤路招讨使文龙图书》二首。刚接受任命时，就已经拜手致意了，所以我不敢再另外准备谢礼。承蒙您赐下教诲和书信，又有赏赐馈赠，感到惶恐感激到了极点。听说敌人在今年秋天也聚集兵力，近日报告说他们集合了几万军队，却只带走了几百户属户，便撤退了。不知道他们的意图究竟在哪里。敌军多次行动，常在季秋和中春，又正值暑热湿润之时，有时并不大举攻城。以后他们来不来，恐怕还不能确定。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曾经预先同他们交战，如今的谋划，大抵是想用不交战来使他们疲惫。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利用我们不交战这一点来另作谋划呢？看现在的防备，不过是按照原有意图等待他们，这是自以为知道应变，却不知道敌人也能应变。听说明公军政治理得很好，士气也振奋，守御的策略一定有许多谋算。冒昧希望得到指教，以便遵奉您的教诲。又一首 我顿首再拜，承蒙您赐下亲笔书信，询问刘沪事件的始末以及修筑永洛城的利弊。您委婉地责备我没有进言，我因为元帅主持此事，当时边防正严，害怕触犯军政，处理不当造成的危害会很大，所以只想拖延时间来缓和这件事，便默默不发一言；其实是畏惧躲避，实在深感惭愧。恰好在防务中止罢这项工程，我惭愧之余也颇感庆幸。后来二月十九日，收到元帅文书，说朝廷突然发动这项工程，于是我上奏章分条陈述其利弊。秋部署也自行削减奏章，言辞尤其恳切。二十二日看见诏书，罢免四路的部署；当天晚上又得到命令，要把兴修此城的利弊列条上报。于是才知道朝廷先前并没有防令发动这项工程，便急忙召许迁等人回来。刘沪这个人，独自带领所统军队进行这项工程，起初用文书晓谕他，他不答复；派指使去召他，他也不来；又命瓦亭都监张忠代替他统领这支军队，他仍不接受命令。我和狄青讨论这件事，却宽容了他，于是节制命令不再能够贯彻到下级。后来狄青假借巡边的名义到山外，命令解散他的部队，然后刘沪才被拘捕。刘沪热衷功名，有胆略，但也实在可惜；然而像这样违抗命令，不能宽赦。与他同年任职的董士廉，年老困顿，令人哀怜。我写信三次劝告他，叫他回雍州去，他最终不肯听从，于是也一同被拘禁。然而刘沪等人所持有的文书符檄，都是郑公罢职以后发出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平时喜欢议论，至于要兴起狱讼来求得公道，难道是我的本心吗？世路风波，实在令人惊惧，只想逃身山林，闭目避开尘世，却没有途径可以做到。如今听说朝廷命使者确定修筑永洛城的利弊，开拓土地、扩大寨堡，这也是古人的常规做法。但衡量自己的才略，估计如今的兵力，如果城池修成以后分兵守卫，还要运输粮食来应付缓急，敌人来时又应当从远处救援，我恐怕会因此办坏事情。如果朝廷果真认为修城有利，我应当请求调往偏僻的州郡，必定会有贤能的人来代替我；即使修城，却不能保全它的利益，我终究不会纷纷然费力争论细枝末节来求胜。还不知道您的谋划如何，希望早些赐教答复，那就十分幸运了。我启：我初到郡中时，发现前任官员占用百姓的田地却不归还田价，还命令百姓缴纳赋税，我决意要把这件事实行下去。自己想到官秩低下，恐怕有关官吏会诘问，事情更加拖延，对百姓不利，所以把这件事报告给郑公。郑公非常赞同，不久便张榜告谕百姓，发还田价，并且免除他们的赋税。这件事，各位都完全知道。韩公到来时，我治理本郡已经两个月，发现民间不便的事情更多了；对于百姓申诉、尤其不便的事情，我一定告诉他们：‘韩公将要来了，你们自己去向他申诉。’韩公到任后，亲自陈述事情的有一千多人。韩公一定全部阅览，查究事情的道理，追究根源；有时向我询问，有时命其他官员共同审定，然后才实行。他处理事情本来已经十分精细周详了。我难道是偏爱这个地方的百姓吗？也只是因为前一天我曾把发还田价给百姓的事情报告郑公，大概对于公家的事情，只要有利于百姓，韩公、郑公和我去实行，都是一样的，何必分什么彼此呢？没想到好事之徒把说我依附韩公当成一件事情，进行了许多更改。不知道议论的人认为我依附韩公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如果认为所更改的事情是好的，就不应称作依附；如果认为所更改的事情是坏的，那么我以前在泾州时，郑公早晚都召见我，边防事务没有不询问的，没有不共同谋划的，唯独狱讼之事没有让我参与。其他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去复核究问，讨论得十分详尽，从来没有隐瞒。郑公看重我的心意，始终如一；这说明我的议论有可以采纳之处，在边防事务上也有所心得。如果我只用坏话来赞扬郑公，郑公一定会发怒并断绝关系，怎么能够始终这样看重我呢？可见我并不是用坏话赞扬郑公。不是用坏话赞扬郑公，却专门用坏话赞扬韩公，这就是厚待郑公而薄待韩公，对好事之徒的说法来说是讲不通的。如果认为我以前在泾州时聪明，而今天在渭州时愚昧，这对于有见识者的议论来说也讲不通。这件事听说已经很久了，我原本不太相信，近来却渐渐有了迹象；然而不知道郑公是否果真相信。郑公担任元帅，我参与掌管一路的兵权，如果好事之徒的谣言得以实行，彼此的嫌隙就会日益产生，一旦有军事行动，我将无处逃避诛罚。平凉去年经过敌军残破之后，朝廷不认为我没有才能，提升我来担任这一职务，我也想有所作为来报答朝廷，早晚勤勉办事；不是公宴，不接近声妓。接受职任到现在将近五月，审理的案件不过十几件，而且都清清楚楚可以记载。营田、防塞中妨害政事的弊端，韩公全都清理革除，如今诉讼更加简少，只把训练军队当作事务。各位考察我的内心，难道是以追求官位荣耀为主吗？子发与我相知还浅，士规却更加了解我。你们亲眼看见我被贬官，当时难道认为我心中有所不满吗？古代刺史严明，郡守中还有投劾辞职、解下印绶的人，我难道会看重离开这个官职吗？希望诸位替我向郑公辨明；如果郑公果真不能醒悟，我立即应当解职离去，也算以此终结郑公从前的恩惠，又不使将来发生军事事件时，让我因忧惧疑虑而自危，安排处置失误，即使受到极重的杀戮，也已经败坏了国家大事。希望诸位留意答复。又一首

译收到刘伯寿的文书索取王文政的案卷，随即封好送去。当初，王文政等人因犯罪被发配到牢城，保宁军将他们编为士兵。韩公到来时，他们以旧案向韩公申诉。韩公命人复核他们的罪行，如果罪不至于深重，就把他们的名籍改编到广锐蕃落。王文政等人都在泾州，于是向帅府申报；帅府召这两人到幕府，却不让他们本人前来，反而命人把完整案卷带到泾州查阅。后来帅府命令这两人前来，只说他们资质羸弱，射七斗弓箭不能拉满两握，完整案卷中其实已经写得很详细了。于是众人议论说：案卷送去而这两人反而被召来，这一定是认为他们原来的罪行并不深重；所说他们资质羸弱、射箭达不到标准，是担心把他们安置在广锐蕃落。蕃落旧制的身高标准是五尺三寸，近来的制度对身材矮小者也听从狄侯的命令。将这两个旧卒与标准相比，并没有矮小多少。又命令他们射弯九斗弓箭，不能达到两指，在旧卒中已经属于中上等。泾州以内的人不知道蕃落所使用的都是短箭，所以差别相距很远。如果一定用长箭的标准来衡量，即使积累功劳升到大校，其中身材较矮而年轻的人也不能达到规定。况且蕃落中有犯奸淫或盗窃而像这样被编入军队的人很多，本来不应再疑虑；只是因为得到两个善战的士兵，便把他们的名籍改了。帅府于是询问说：‘如果这两个人的罪行不算深重，怎么会这样呢？’这以后才知道帅府的意思，是不想把这两个人编入蕃落。既然已经登记入籍，也没有办法了，于是回答说：‘他们的罪行还没有达到极恶的程度。’这是委婉措辞，用来恭敬地执行上面的命令。没想到又命令刘伯寿复核此案。凡是与泾州人交情深厚的人，都责备我说：‘为什么竟不禀报帅府的命令？’我听后非常惊骇。他们说的如果是其他事情，我不敢知道；如果只是这一件事，那么这并不是不禀报。为什么呢？起初本路向泾州索取这两人，帅府既没有派遣，又命令把完整案卷取来查看。如果真认为他们是大恶之人，就应当下令说：‘这种罪行不可赦免，两人没有可以派遣的道理；只把他们的案卷送回来，我一定亲自审察他们的罪行。’即使认为他们可以宽赦，也仍应奉行帅府的意见，何必一定要改编这两个士卒的名籍呢？况且韩公本来并没有亲自看过这两人的案卷。他命令本路查究罪行、改编军籍，改与不改都属于本路的职责。我们不改，不足以说是违逆他的意思；改了，也不足以说是迎合他。况且本路的军人、百姓以及蕃人，因为事情而向韩公申诉、因为功劳而向韩公陈理的很多，韩公都把事情交给本路处理，并且命令详细查究。其中因事情申诉而得到辨明的有十分之二三，因功劳申诉而符合标准的也有十分之二三。蕃人登记在册，其中可以任用的十人不过一二人，不能以先前听到的话作为定论；文书都在，可以取来复核查看，难道一定要把这件事看成违抗命令吗？这件事关系到的体制极其重大，而我恳切地陈说，实在是因为它对体制的危害太大。昨天经略司办理某件事情，在法律上略有妨碍，但事情本身是应当办的；一名大吏拿这件事同从前相比说：‘王文政等人的事情在法律上尚且没有妨碍，如今这件事恐怕会被诘问，怎么办？’我斥责了他。我对狄侯说：‘将来这些人再有言论，我一定请求给他们刺面。即使将来刺面，也只能制约一个官吏，对将校又能怎么样？将校一定会说：“这样一件小事，尚且不能让我按自己的意愿办成，怎么能使我畏惧呢？”我只知道畏惧元帅罢了。这实在足以成为元帅的忧患。’自从我治理本路的原州、镇戎军以来，判决中有罪不至死却被处死的，也有应当处死却使刑罚过于惨酷的，我和狄侯共同议论，竟都不追问其情状，大概是知道那些守将可以任事，应当把权力下放给他们。又有士卒犯罪，反过来拿其主校的过失来为自己辩护，我责问他说：‘如果你的主校和你一起隐瞒欺骗，你害怕受牵连而来申诉；或者主校滥施惩罚，你受不了他的虐待而来申诉，我都听取你的话。但现在是你自己有罪，应当受到惩罚。主校如果宽赦你，那么他的过错最终就不会被发现；这就会使主校都害怕担负过错，不敢鞭打自己的士卒，这是军队的大弊病。’狄侯和各位将领都说：‘好。’但最终还是杖责并遣走了他。况且大将对于士卒，不可能人人都亲自督察、安抚和照料，必须有主校；如果军中人人都畏惧自己的主校，将领就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了。士卒不畏惧主校，就会饮酒赌博、任意放纵；饮酒赌博、任意放纵，最终就会陷入贫困；陷入贫困，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做主校的，怎么反而可以畏惧下属呢？所以做将领的，必须察看各校官中贪婪暴虐的人，首先罢免他们，不让他们的下属能够拿住把柄，这样士卒才都会有所畏惧。这就是说，大将不能只让士卒畏惧自己而不畏惧主校，也不能只让属郡的军队畏惧自己而不畏惧守将；这是治军的首要原则。我官秩虽然低下，但既然与本路共同议论此事，便和狄侯一样承担大将的责任。责任既然重大，我早晚对边防事务没有一件不忧虑；听说士卒不畏惧自己的主校，我只是小为忧虑；听说属郡不畏惧自己的守将，我便大为忧虑。如今如果要使一路的人不畏惧他们的大将，那么元帅怎么能不忧虑呢？所以我所说的事情虽然小，而对于体制关系重大，就是这个道理。我以谏官之名任职，凡是事情的是非曲直，尚且应当在天子面前辨明；如今却不能在元帅面前为自己辨明，反而在幕府面前支支吾吾，难道是因为畏惧怯懦吗？大概是因为元帅的体面，不应当因一件事情被部将驳倒。因此我凡是辩论事情，只可以向天子求得公道，不可以向元帅求得公道；希望诸位稍稍留意。

译给修筑永洛城的董士廉的第三封信 近来两次附上的书信都设法送达，实在不敢当。亮究竟有什么如此坚守的主张呢？永洛修建还是不修建，也只是所见不同罢了。李文饶和牛思黯争论维州的事情，是非直到今天还有不同看法，又何必一定认为不修是对的、修建就是错的呢？只是我和狄侯因为才略不够广大、兵众太少，不能从远处作好防守准备，所以提出不修建的意见。恰逢郑公罢职离去，于是朝廷停止此事，依从本路的意见。行简奋发忠于国家的谋略，一定认为修建有利，应当把意见向朝廷争辩，奉诏命而来，那么本路听从他，也就有名义了。希望行简稍微想一想。永洛究竟属于哪一路？譬如办理别人门内的事情，难道不算侵犯吗？因此行简可以停止此事，本路不应改变先前的意见。行简困顿失意多年，听说改官，朋友们都共同欢喜，所以此前赶忙写信告知，确实也是我私心所喜。一任官职虽然不足以替行简说什么，但对于令夫人的心情，难道不是一种安慰吗？这件事追究到底，根本在于我们是在守职，行简却是在越权，为什么竟不认真思考呢？假使我今天反而认为修建有利，行简把我看成什么人呢？何况狄侯刚强坚毅、有所操守，即使我这样说，他也一定不会听从。前一封信在传递中裂破了，所以没有得到省察；因此我絮叨陈说，希望您再仔细考虑。与幕府属吏石辂、李仲昌的一首书信 承蒙告知，部署已经到了。德顺军所留下的刘沪、董士廉的文书，大概只是留下来供送往各处取索以及送往长安的文书，并不是奏章。既然已经逮捕他们，他们就是罪人，怎么能妄自上呈文书，迷惑朝廷呢？如果他们所说属实，我们这些人有所隐匿，就应当把文书缴上去，不可留下。况且如果只是泛泛地妄自掩饰过错，那么只要白纸填写署名，封存起来不要毁掉，也就没有妨害。已经发出的文书却再取回来，既不方便，而且还会留下痕迹，反而使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不应留下他们的文书，只留下他们本人，让他们在狱中尽情申辩，以免受到闭塞言路的讥责。二位请仔细考虑。答谏官欧阳舍人论修筑永洛城的一首书信 我十九日到达解州，听说永叔舍人当天抵达陕郡；我们分别数年，相距才几千里，却不能见上一面，惆怅地认为这是不幸。然而我正被奸人排挤，受到各种诬陷，满朝没有人替我辨白；如果见到永叔，一定会极力讨论是非。不了解情况的人，将会以为我在向永叔求恩求援，这不但更加加重我的牵累，而且也会连累知己，所以不能相见，未必不是幸事。自从天休受到侵夺以后，我没有写过京师的书信，因此也不敢写信问候您。您竟专门派人送来亲笔教诲，这是朋友顾念何等深厚啊！又对我最近失去长子表示慰问。我起初有三个儿子，次子往年多病，在赴防城的路上去世；幼子三岁，聪明可爱，三月中在渭州失去；长子已经成年，和侄子植都是门户所倚仗的人，却一旦同时去世，人生孤苦到了这种地步，活在世上还有什么可聊赖的呢？永叔哀怜我如此深切，确实是了解我的人；但您说晋庆之死不应放在心上，似乎还没有真正了解我。永叔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永洛的事情不容易说清，然而事情的利害，各人看法不同，也不必过分责怪。如今既然已经筑成城池，日后自然会辨明，不值得再议论了。只是天休既然已经被罢去兵权，如果认为筑城有利，就应当向朝廷陈述，不应当督促泾原部将擅自发动这项工程。刘沪是泾原部将，如果知道筑城有利，就应当和天休一起向朝廷陈述，不应当擅自办理。希望您明察。《河南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十 宋尹洙撰

译书信、启文 《答河东宣抚参政范谏议启》一首 近来捧读您的回信，我所陈说的事情都已经烦劳您考虑施行，感激承荷到了极点。近来听说蔡、石二位都被调往外任，又因为饮宴游乐的事情，许多贤士遭到贬斥。去年圣上奋发英断，提拔任用明公以及韩公、富公诸位，天下人都翘首盼望太平。如今明公还没有离开职位，正直之士却又颇多被排斥在外，世人竟这样用心，说来实在令人忧闷。明公即使因为边疆事务还不能回来，富公难道适合长久留在外地吗？况且北方蕃族已经休养生息四十年，如果一旦发动事变，势力不会小。过去所传说的他们与西部敌人交战，最终没有得到事实验证，这种谋划哪里可以测度呢？自古以来外族得志，中国没有像元魏那样的。元魏起初从云中取得代郡、太原，后来才夺取河北。希望明公深思根本，为国家谋划长久的策略。仅凭一座堡、一处障碍不足以抵御敌人，不要有所因循，将来辜负天下人的期望。某承受的知遇向来非同寻常，只是直率地陈述心中所想，不顾触犯您的意旨，死罪，死罪。答枢密韩谏议的一首书信 自从使节回到都城以后，我不敢贸然上书。承蒙您深加体谅，特意赐下亲笔书信；又因为我的儿子、侄子去世，曲加存问安慰，感激得不胜流泪。侄子植、儿子朴，都是家门所寄托的人。朴又曾经拿文章来拜见您，蒙您以国士相待；我本来以为这个孩子终究会成为门下有用之才，哪里料到不幸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在秦州所生的一个儿子，也在此前失去了。我年将五十，还没有后嗣，常常半夜抚摸胸口，对着客人叹息。如果忧愁能够伤人，我恐怕也不能再承受您的顾念了。枢密府事务重大，希望您善于调养睡眠和饮食，以符合我的祈祷祝颂。贺兖州杜相公的一首启 承蒙得知相公迅速解除台司职任，出镇东方，拜受恩命后恭敬从事，即日便要上路。想到您一向的志向，本来没有丝毫遗憾。然而有见识的士大夫相互切磋议论，都认为相公任职时间太短，法制和恩泽还没有施行于天下，我鄙陋的内心也觉得未能尽其用。如果从朝廷和百姓的角度说，这与众人的说法没有不同；但从进退来评论，实在是完美的。伏惟相公从初仕直到显贵重任，没有一件事不被人记载，没有一项行为不被人效法。天下人的希望，只怕您不能成为宰相，难道只是我个人偏爱相公吗？实在是希望这对百姓有所益处。宰相的职责是：治道能够施行，就应长久任职而不嫌久；治道受到阻抑，就应立即离开职位。然而高位大权，是人们所愿意凭借的，于是便受到贪恋俸禄、保全恩宠的讥讽，蒙受阿谀奉承、顺从权势的议论；这种情况不只是今世没有，前代名公也不能免除。恭敬地想，相公懂得进退的礼法，保全任职始终的节操，成全天下人的期望，即使拿古人来考察，也可以说无愧。若要依靠岁月来等待，那么平日所践行的事业，恐怕将要受到很大损害。我出入门下将近三十年，区区的一片诚心，确实就在这里，所以敢以这番话作为贺意。答河北都转运使欧阳永叔龙图的两首书信 自从得知您要前往河朔，心中很是疑惑。为什么呢？正直的人在朝廷，天下就会蒙受福气。如今您虽然总管一道，但所能施行的不过千里之地，事情的轻重，哪里能够同日而语呢？因此不敢写信道贺。近来得到都城的书信，君谟坚守自己的道义，却全都被调到外地；又因为饮宴游乐过多，贤士受到斥退。圣上仁慈明察，永叔凭借忠诚正直受到知遇，不应因为在外在内而改变心志、忘记本朝。范公既然担任西部安抚，就不能立即回来；富公又怎么能长久留在外地呢？看到河东使者回来所上奏的罢除下等科率一事，没想到您留心文案，竟能查得这样详尽。到这时，我才明白从前柳公看到韩文公所作《毛颖传》时，赞叹不止。韩公的文章没有不高妙的，我颇为奇怪柳公为什么偏偏把这一篇看得不同寻常。如今看到永叔所作《秦祠记》，惊叹了好几天；原来文章竟能达到意料之外的境界。由此更加知道柳公的话说得过分了。我们分别多年，我就这样称道您的文章，想来您一定也会赞许吧。又一首 十一月中旬写下亲笔信，因为谈论了都城的奏议事务，便不想把它送给您。如今承蒙您赐信，知道起居一切很好。您详细知道我有所陈说，是因为我爱惜贤才超过憎恨坏人；不只是永叔知道，其他人也多有相信。难道心中所爱的人有幸与自己同处一世，却不亲近厚待他吗？如今相知的人大多劝戒我说：‘应当避开形迹。’被疏远的人却互相指认为朋党。如果果真如此，颜子就不幸获罪，必须是盗跖才可以交谈；否则凡是学习圣人的人，都是颜氏的党徒了。世态实在可憎，但不值得忧虑。至于勤勉办事、谨慎修身，我也不敢懈怠。您问起我在晋、潞年轻时所享有的乐趣，如今欢乐的心情全都没有了，不只是年岁和景物不同，实在是畏惧事务。曾经记得我以前送给王胜之的序中说：‘圣朝正要用文法治理天下，您可要谨慎啊。’当时也只是偶然说出这句话，没想到竟然应验了。那些卑劣小人只想搜取别人的细小过错，不能不加以防备。来人将要返回，仓促之间意思实在没有说尽。答镇州田元均龙图的一首书信 先前听说您处置保塞军的事情，是多么精当啊！士兵长期骄纵，终于发展到杀害守将的地步。如果又宽赦他们，就再也没有法制了。明公办成这件事，使君主的威严重新树立；即使是四夷方面的功劳，也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实在好，实在好！近来听说京师因为饮宴游乐过多，斥退了贤士蔡君谟、石守道，接连调往外地，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近年来朝廷凡有所更改设置，也有其可取之处；即使地位很高而事情不能下达到基层，只要不是圣人，也不能没有过错。至于进用的人，都是天下贤士，大体是国家走向太平的开端。圣上聪明，任用人而不疑虑；但奸人嫉妒先前被任用的人，丑诋正直之士，只求快遂自己的心意，却不思考为国效力。如今这种势头还很微弱，我恐怕它会逐渐炽盛，被排斥的人不止蔡、石二人。难道我只是偏爱几位朋友吗？我所忧虑的是，谗言胜过贤才、贤才受到贬抑，那么国家的忧患，难道只在四夷吗？如今受到皇上信任并且重视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元均，希望您对此深加留意。只是因为疏远之人的谋议即使陈述了，也怕不被听取。我很久没有写京城的书信，也不喜欢贸然议论时政，近几天听到这些事，愤懑忧郁不已。恰好收到明公的书信，便借此把心中所想全部说出，希望您体察。与邓州孙之翰司谏的两首书信 我同之翰分别已久，没有一天不思念他。只是因为他的德行气度足以服人，我仰慕的心情片刻也不能忘记罢了。如今有幸相逢却又再次分别，再加上他顾念体恤的情意、谈笑的欢乐，内心的郁悒不止时时想起这些。仰慕崇高的心情和悲伤离别的感情，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古语说‘作恶数日’，这句话最能说明我的心情。到了随州，当另写书信。又一首

译我同之翰分别已经十年了，在交游相处中深相知的人没有几个。这期间，我们不因关系疏近而有所隔阂，不因毁誉而产生疑虑；意见相同，却不结成党派，意见不同，也不彼此猜嫌。像我的之翰这样的人，就更难找到可以相比的了。从前看之翰所议论的朋友中，像我这样亲近厚重的人，也没有几个。如今突然分别，以我思念他的心来推测之翰思念我的心，难道会有尽头吗？上给邓州范资政的一首启 我自从被贬官以来，只写回信；对于当世公卿中一向厚待我的人，从来不贸然上呈笺启。如今明公镇守邓州，邓州距离随州不远，而李承专程来拜访我，将要回到邓州。我又和李承都出自您的门下，如果竟然连一张短笺也不奉给您，那么凭什么逃脱简慢失礼的罪责呢？我居住在这里，风土的好坏、食物的同异、心情的快乐与否，李承都完全知道，不必再一两句谈说。恭敬地想，您解除边地繁重的职务而就任安逸之地，身体起居非常安适。南阳是古老的邦国，春日景物将要盛美，我不能陪您参加盛宴、预列宾客，因此以此为惆怅。答扬州韩资政的一首书信 从邓州附带送到您七月三日所赐的书信，感激欣喜无比。我很久没有上书问候，也正如您的谕告。到了随州以后，家属患疟疾，都已经痊愈。食物十分便宜，私用虽然窘迫却不至于缺乏。读经书更加有滋味，体力也没有疲惫损耗，不烦劳您挂念。平时同别人意见不同，终于争论不止。大概国家的事情如今既已发布施行，如果再反复说这些，便是心怀个人怨愤了。不仅在口头上断绝它，也不让它在心里萌发。因此更加能够自我安适，只遗憾路途遥远，不能拜伏在您的门下。我依恋仰望的心情，无法全部陈述。只希望您善自保重，以慰藉我倾心仰颂的诚意。答福州蔡正言的一首书信 自从君谟在朝廷担任谏诤言事之臣，我就不再写信，已经超过三年了。忽然承蒙您亲笔来信，以先兄去世之事加以慰问，我感动得流泪不止。因而想到家兄平日常常以边疆事务教导我，而朋友们的说法大多与此不同。我也认为，家兄疼爱我，朋友本来就应当以道义相互成全。家兄去世两个月，我便获罪；假如他还活着，我入狱，他也一定会忧愁成疾。所以自从被贬官以来，因为没有发信的缘故，我只是暗自悲伤，遗憾辜负了兄长的教诲。君谟对我兄弟二人都很厚道，所以才把这番心意告诉您。汉东一带的风俗并不坏，我寄居在城东佛寺，个人生活虽然窘迫却不缺乏，读书每天都更觉得有滋味，请不必为我挂念。愿君谟侍奉双亲多得吉庆，若通过别人偶尔赐以问候，也足以慰藉我的私情渴望。答张固太博书一首 前些年我在秦地时，曾听家兄称道您的为人。后来到了安定，恰逢您的车驾向东返回，经过郡城，我才得以请求拜见，于是仰慕高尚品德的心便有了着落。到了平凉，我和同僚议论边疆事务，有位石君乘，屡次谈到您的施政安排，没有一件不恰当的，我对您的叹服也更加深了。近来又听孙之翰称说您隐居时的德行美善，足以激励当今世人。因此我与您交接还没有几次，却仰闻您的盛美，已经历时很久而且知道得很详细了。我被贬官来到这里，虽想写回信把情况详细告诉您，却未能如愿。如今承蒙来信，存问抚恤之意极为深厚，使我惭愧而感动不已。又听说您另行接受了恩命，只是不知何时才能再次聆听您的高论，我对您的思念之情实在难以尽述。《河南集》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十一 宋尹洙撰 答计用章秘丞书一首 这几天之内，接连收到您的两封信，您的情意十分深厚；又因为您曾读过我的拙文，过分地加以称许。您对于我来说是前辈，在文章方面高明，在道德方面淳厚，理应指出我的瑕疵，勉励我尚未达到之处，以成就朋友之间切磋砥砺的益处。如今您却委婉地为我品评，难道是德行高尚的人专门称誉别人的长处，以诱导他们求取进身吗？不然，为什么这样过分地赞许我呢？感激惭愧，感激惭愧！询问来使说，您已经接到任命前往嘉州，不知是否属实？您因为忠诚而获罪，长期滞留也已经很久了。造物者难道不会对此留意吗？仓促草率地写下这封信作为答谢，心意实在很不周全。答汝州王仲仪待制书二首 郡学来人带来您的问候，承蒙赐下亲笔信，详细得知您身体安康，并且知道您以退处为寄托。您所阐述的高明道理和诚挚心意，实在令人钦佩仰慕；然而您说进退取舍取决于道义所在，即使是圣门中通达事理的人，也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同。若论才能与不才，我私下却有些疑惑。大概有才的人也可能成为小人，而没有才干的人却不妨成为君子。君子而有才，若不能得到进用，对世道不会有太大的益处，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害。小人而有才并得到进用，即使建立功业、办成事情，他对国家的危害反而更加严重。您试加思考，认为怎样呢？又一首 承蒙赐信教诲，得知您自从到了汝阳，政务简少、诉讼稀少，身体安适吗？我到了随州城东，找到一处僧人居所，竹树非常优美，很有隐士的情趣。所感到惭愧的是，我是因为获罪才来到这里的。答邓州通判韩宗彦寺丞书二首。我获罪被放逐，按当时士大夫的常情，理应遭到排斥，不与我同列。您与我并没有一日的旧交，却亲自惠然来访，敞开心怀与我谈论，和往日交游的旧友没有一点不同。您实在是笃厚重义的人，只是我没有什么可以承受并报答您的厚意，只有钦佩仰慕您的美好德行而已。又一首 承蒙来信曾谈及我的拙文，现将近来所作的四篇抄录下来，附在李丞的信后，一并呈上。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感而作，并不是像古代文章那样先立意而写成的。您如今正以才学声名受到士林推重，当世有名的卿士大儒，凡与他们交往的人所写的文章，没有不是称道圣人的功业、宣扬美好的德音的，就像在宗庙中观赏乐舞一样，和平舒缓，无不恰到好处。至于被废弃放逐的人，他们的心思往往深沉，所以言语有时困窘，有时迂曲，有时激切，有时悲哀；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违背本心故意做出来的，那就不是出于真情了。譬如急促的弦声和短促的琴柱，哪里足以留在大雅之士的听闻中呢？只希望您能够谅解，幸甚。答环庆经略使施待制书一首 我从前主管州事时，得以在您的部属中任职，您从未在事务上加以盘查，也从未在谈笑之间对我显得疏远，这说明您待我十分厚道。后来我在盛夏入狱，您来看望我，脸上显出不忍之色；您照看我的卑微家属，简直像对待骨肉亲人一样。等到我被贬官，您又使我全家能够归去，没有一个人失去安身之处，这也是您待我十分厚道。自从我被放逐以后，平日的朋友旧交，很少有人写一封短信来问候；您正统领军队，身份尊贵，却还能从数千里外赐信，殷勤地表示抚恤，这又是您待我十分厚道。我与您交往熟悉的时间固然不长，然而您屡次厚待礼遇我，我应当拿什么来报答呢？只有祈愿您更加建立德业，早日登上公卿宰辅之位，使我能够写诗作歌来称道您的盛美；这就是我的愿望。与邓州丁忧李仲昌寺丞书二首。从前您谈到南阳孙太守的话说：“人的才干都有一定的分限，即使勉强他，也不能有所增加。至于德行，只在人自身，努力去做就是了。”您向我询问：“德行果真可以靠努力获得吗？”我当时作为您的属吏回答说：“不要自我夸耀，不要把法令执行到极端，不要报复怨仇，这就足以成为有德之人了。”您很喜欢这番话，对我说：“愿意诵读这些话来警戒自己。”这三点并不是我从您身上看到了什么才这样说的，只是泛泛谈论做官的人本来应当如此罢了。您竟然能够这样做，真是喜好德行的人。分别以后，我想到您尚未达到的地方，便又写信规劝您。您读书，观察古人的作为，他们喜爱贤人、厌恶不肖之人的态度非常明确；然而在自身的行为上，似乎又有小小的不同。您在当今世上所交游的人，贤与不肖都有。贤者如果确实亲近您，您本来就会亲近并厚待他。贤者恰好与您亲近，不肖者也恰好与您亲近，您虽然能够辨别他们贤与不肖的不同，却都根据他们与您的亲疏而亲近或疏远他们，难道是因为别人厚待您，您就把他抛弃，认为这是不祥吗？还是因为他不亲近您，您便勉强依附他而成为谄媚之人呢？君子亲近贤人，并不是为了使贤人得到俸禄官位、提高名声声誉，而是要借此立身并达到道的境界。所以，和君子相处就成为君子，和小人相处就成为小人。替年长者折取树枝，尚且还不感到惭愧，难道亲近贤人却去做谄媚之事吗？如果已经同不肖之人交厚，不应当突然断绝关系，但可以不要再自行亲近他。世上又有些人把依附自己的人当作贤者，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当作不肖者；不但把亲疏置于贤与不肖之间，还进一步颠倒贤与不肖的真实情况，这就是所谓朋党。幸好您没有在这件事上犯错，而且还愿意勉励自己在进用和退处方面有所作为，并继之以直言相告；勉励您，再勉励您，这些话还没有说尽。答李伯昻秘校书一首 近来令弟来访，承蒙他给我看您的长信，以杨太博推荐我一事表示谢意。您是名臣的儿子，在选部任职二十年，能够努力任事，监司自然应当进荐贤能以回应公众的议论，难道一定要靠朋游为您作引荐吗？实在不敢当，实在不敢当。答张子立郎中书一首 接连收到您的两封信，都是关于撰写先公墓志的事。我在乡里士人中，为其先世撰写铭文的已经很多了。那些人在世时并不显赫尊贵，只要有一件事值得流传，我就为他们撰写志文。何况先公凭宰相之子的身份做到一二品官，建立功业，始终光明显著，是值得人们称道的人呢？我哪里敢不接受您的嘱托。答谢景平监簿书一首 从前经过邓承，您来看望我；因为您年纪尚轻，我没有谈及别的，只询问了宗族门第而已。如今收到您惠赐的书信，文辞丰富而情意深厚，使我感慨不已。当初我承蒙先公顾念，于是和您的两位兄长交往熟悉；如今又认识了您，您的兄弟为什么有这么多贤者，使我能够全部与之交游呢？您努力写文章、树立德行，古人所说的忘年交，我私下十分仰慕。答江休复学士书一首 在递送公文的途中两次收到您的信和诗。信中所说的“牙校附者”，我写信询问却没有得到答复，因此不敢作答，还请您谅解。自从河内发生丧事以后，我便有了前往平凉的行程。盛夏入狱，受到多方面的彻底审查，最终没有发现丝毫以权谋私、润饰自己的污点，于是得以在狱外听候处分。只是因为不合规矩地把钱借给部将，遇到赦免也没有改正处理，催促收取之后从轻发配三千里。按私罪应当追夺两级官阶，于是有了汉东的任命。到了这里，全家聚居，并没有至于失去安身之处；虽然还不能回乡自由生活，但也没有受到妨碍。每天读一篇诗，完全没有做官的心意，您一定本来就能谅解。与京西转运刘察院荐樊景书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