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集卷十二

译起初，两浙转运使任满回朝，朝廷商议将让他掌管诰命；恰逢他患病十多天，不能起身办事，于是搁置了。公一向喜爱修炼和服药之术，喜欢与方士交谈，把荣利看得很淡。本朝藏书府署，只有昭文史馆、集贤秘阁；公与兵部同时分别兼任其中四职。太府寺实际上由父子相继任职，士大夫以此为荣，见于《衣冠盛事录》。母夫人崔氏，追封博陵郡太君。夫人许氏，封晋陵郡君。起初，散骑常侍五个儿子都以五行取名。公的次弟炎，以文章著名，最终任公安令，现在任天台令。杲从方外之教，号安隐师。坦任左侍禁，有三个儿子：长子就是兵部，次子约将任将作监主簿，幼子因才思敏捷而知名。最小的绮任本庙斋郎。约、绮都早逝。女儿四人：长女嫁同出身周盘，次女嫁德兴令梅尧臣，次女嫁延陵尉傅莹，幼女嫁吴县尉杨士彦。孙子三人：景初任将作监主簿，景温任太庙室长，景平任试校书郎。孙女四人，都还年幼。公的才干、地位、德业，应当列入国史，我敢于直接记录他的事迹，以备史官收录，谨作此状。故朝散大夫、给事中、知同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上柱国、陇西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李公行状 曾祖谊，不曾做官。祖某，不曾做官。父继文，任殿中丞，屡次追赠尚书户部侍郎。本贯怀州武德县待贤乡德业里，李允及，字某，享年七十六岁。李公家族三代传习《春秋》之学，到户部侍郎时才凭明经科取得科第，公也世代继承这门学问。端拱二年考中，授解州安邑尉，在任有能干的政绩。任期满后再次调往京师，朝廷接见那天，太宗查看他的劳绩状况，嘉奖他，提拔为大理评事，知邠州三水县。当时灵武用兵，转运赋税粮食供应军队，两次运到积石，都赶在期限之前；于是升光禄寺丞，任雅州通判。防备盗贼占据成都，违法之徒喧哗传言，想惊动邻郡，公查究奸恶、谨慎防备，郡境肃然。事情平定后，制书褒奖，升大理寺丞，任宁州通判。都城有人谋乱，事情被察觉，公担心被牵连的人不能自行申明，便精心辨析，使许多人完全获免；调任邠州通判，升太子中舍、殿中丞，任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不久出任利州路转运使。此前户部侍郎告老居京，曾在大街上坠马，有人急忙告诉公；公穿着朝服便徒步出府，赶到事发处。不久随从导引都到了，户部侍郎没有其他损伤，用肩舆送回。有人把这件事上报，公奉使入朝辞行时，真宗问道：“你的父亲坠马没有受伤吗？”于是赐三品服。当时台郎、御史外出领使职，尚且穿赐予的金紫服，公官秩低而刚被提拔任用，士大夫都以此为荣。到任所时正逢歉收，他上奏请求赈济饥民，奏章尚未得到答复，便取出仓粮数万石分给没有迁徙的百姓。升国子博士，入尚书省任职，由主客、金部、司勋连续五次升至金部郎中，历任三司盐铁判官以及京西、京东、淮南、河东、河北五路转运使，京东、淮南都任过两次。此前任淮南转运使时，开凿漕渠通广陵市，有人提出异议，于是罢职知泉州。后来由淮南入朝任三司度支副使，授光禄少卿，知升州，尚未赴任，改任太常少卿兼江南安抚使，升光禄卿，充淮南制置发运使。当时东方大饥，从淮南转运粮食五十万石救济青州、徐州百姓。不久授右谏议大夫，知扬州，调知潞州，任满回朝，授给事中，知同州。景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因病死于任所。公治理政务平易，务求以安静治理，不喜好显示聪明而妄有作为；属吏犯法，等他自己上奏后才依法处置。他宁可漏掉有罪者，也不忍让案件由自己揭发，所以所到之处都有长者的称誉。他掌管内外财政三十年，金钱粮食盈余累计达千万，供给开支没有失败之事；这不只是精敏过人，也因见闻详细熟悉，其他官吏难以相比。他乐于推荐、保举士人一百多人，许多人做到通显之职。母亲田氏追封某郡太君。妻子安氏，封仁寿郡君。儿子五人：熙载，同学究出身，早逝；熙古，进士及第，任屯田员外郎；熙绩，任卫尉寺丞；熙朝，任大理评事。女儿四人：长女嫁屯田员外郎何向，次女嫁天章阁待制杨偕，另一女嫁侍御史程戡，另一女嫁屯田员外郎夏安期；自嫁杨氏以下都已去世。孙子七人。嗣子奉送公的丧事，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河内某乡某里，位于先公墓旁。现将前面葬录所记公的世系、官职门第及其事迹，交给我编次。将要请作者为他的墓穴撰写志文，我详细记载事实来告知，谨作此状。故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枢密使、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一百户、食实封一千四百户、赠太保中书令、文康王公神道碑铭并序 景祐元年秋八月壬戌，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公在任上去世。天子震惊悲悼，第二天亲临丧事，停止朝会三天。以太保、中书令的名义告知他的弟弟，命鸿胪和内侍共同办理丧事。赙赠财物、抚恤孤儿，一律加等。礼官考定品行，谥为文康。同年十月葬于河南府河南县洛苑乡魏封原，与两位夫人合葬。公名曙，字晦叔。其先世是太原人。起初王氏居住太原，是著名大族；后来有迁居西河的人。公的先君能够传述其世系来源，实际是隋代文中子之弟王绩的后代。王绩号东皋子。东皋子以下，间或有儒者，但并不显达，也未曾离开河汾之间。家谱在战乱中散失，不能再贯通编次。因此后世只以东皋子为祖，到公才把先君葬在河南，如今便成为河南人。曾祖杰，祖崇，生于战争年代，以义勇自许。河东大将周德威听闻其名，召来补任裨校。周德威后来统领燕军，战死；他们失去知己，功业未能显著，最终寿终。父景纯，年轻时客居燕地，感到家世本是儒者，不应靠武力才能进用，于是南下嵩洛，得到左嵩谭用之作为朋友，渐渐以文章著称。

译景纯返回太原，到了边境，当时刘氏正占据那里，他叹息说：“天下将要平定，却凭小小一方抵挡天下军队，这是危害国家的做法。”于是没有进入太原，只停留在上党，接受帅府邀请进入幕府。幕府结束后不再做官，购买四方书籍，有的亲手抄写，晚年藏书数千卷。端拱年间在京师去世。等到公显贵，追荣三代：曾祖赠太傅，曾祖母张氏赠韩国太夫人；祖父赠太师，祖母阎氏赠齐国太夫人；父亲赠太师、尚书令，母亲祁氏赠鲁国太夫人。公年轻时考进士，淳化三年中进士第一等，脱去布衣，任河南府巩县主簿。再次调任定国军节度推官。咸平年间，天子采用古代科目选拔有声望才学的人，工部尚书赵昌言推荐公为贤良方正；考试合格，授著作佐郎。出知明州定海县，任满回朝任郡牧判官，赐五品服。升太常丞，奉诏修《传灯录》，判三司凭由勾簿司，考核开封贡举，因失实获罪，出任庐州茶税监。皇帝东封时加恩，升博士，通判陈州，尚未到任，诏回京参与修《册府元龟》，以工部员外郎充龙图阁待制，赐三品服，随祀汾阴，升工部郎中，改右谏议大夫，任河北转运使。部属官吏索取贿赂、徇私失职，公弹劾罢免，知寿州，改淮南转运使，回朝后主管三班院。又纠察在京刑狱，代理开封府事，加枢密直学士，知益州。因任开封府时保举的属吏犯法，降授左司郎中，不久恢复谏议大夫。召任给事中，兼太子宾客。天禧三年，任同知礼部贡举；被黜退的士人有人散布自己受到压抑、没有行为失当的说法，公跟随他们喧哗，不再辨明情况，于是降为谏议大夫。不久又恢复给事中，任同知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兼群牧使。天禧四年，寇莱公获罪，公因姻亲牵连，罢学士，知汝州。干兴元年，仍因以前的罪责责授郢州团练副使。天圣元年，起用为光禄卿，知襄州。二年，再知汝州。四年，复给事中，知潞州。六年，升工部侍郎，知河南府，调永兴军。七年，入朝任御史中丞，兼理检使。七月，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明道元年六月，入朝到殿庐，还没来得及应对，便因病回家，立即上章请求解除政事职务。七月，授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知陕州。这年冬天改元并施恩，升任吏部。明道二年夏，调知河阳；秋天，再知河南府。十一月被召，加检校太傅，充枢密使。第二年七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手上生疮，逐渐蔓延成为重病，享年七十二岁。公幼年读先君所聚之书，对于《周官》《春秋》尤其深究其义，所以写文章必定以制度为根本。临政长于决断事务，虽天性聪明通悟，但发挥为事业，追溯源流，大概也有读书的助益。景德年间，天子曾命近臣修书，当时杨文公在翰林，公只任太常属丞；诏令将二人一同任命，议论者认为才名相当，并非爵位高低有所差别。公任益州知州时，正逢饥年，众心很不安定。公说：“从前蜀地骚乱，并不是有豪强首先倡导，只是盗贼不止，驱赶百姓使他们聚合，逐渐壮大罢了。如今想制止其萌芽，不如严禁盗贼。”于是严厉执行盗法，犯者一律处死，拿出金钱粮食招募告发者，又让爪牙吏搜查他们的财物和行囊；谋划作乱的人久而久之必然被拘捕，有时还给他们看惨酷刑罚。蜀人战栗，年内便没有盗贼。然而使用其他法令都宽平，被牵连误陷者多获宽免。曾有士卒在夜里报告说他的军队将要作乱，公复查情状，立即辨明是虚假消息，便将其斩杀，军士们都感动流泪。蜀地旧例在暮春买入官仓米来救济百姓，主张牟利的人提高米价，公抗争上奏，恢复旧制，写成固定制度。此前礼部尚书张咏两次镇守成都，蜀人怀念他，认为后来无人继承。等公离任，便有“前张后王”的谚语。他治理其他郡县时，依据当地风俗施政，所用方法似乎无穷无尽；然而使人爱戴，都像蜀人一样。他尤其重视狱讼，无论大小都必定用心处理。上党有杀人者，公察觉案情不实，亲自审问情状；那个人以为找不到真正的杀人者，自己就没有获免的道理，最终没有自我申明。属吏也说没有可疑之处，公暗中按形貌特征搜捕杀人者，果然捕获。于是作《辨狱记》告诫司法官。此前在西都，有宦官建议扩大陵墓旁的房屋，出租取利，用来供给陵园。公上言：“神道崇尚安静，如今却急于兴工作，谋取小利，使家人受到扰烦，这不是奉事祖宗的办法。”当时近幸正借土木工程取得功赏，奏章送上后都害怕他的守正。在任中丞时，恰逢玉清昭应宫失火，诏令把卫卒及掌事者交给御史台，详细查问起火情状。当时太后临朝，对公说：“这场火灾不是天灾，一定要杀掉守卫的人。”公上疏说：“从前鲁桓公、鲁僖公的宫殿发生火灾，孔子认为这是桓公、僖公的亲属关系已经尽了，宫室应当毁去。汉代辽东高庙及高园便殿发生火灾，董仲舒说：‘高庙不应建在辽东，高园不应建在陵墓旁，所以发生天灾。’如果说到这座宫殿的营建，并不符合经义，希望将臣的意见交给大臣讨论；如果确实不合旧典，请允许臣归还田里。”当时有人议论说宫殿应当修复，大臣们虽因财费不足而阻止，却没有人明确说不应修建。等公援引经典为据，言辞十分恳切，皇帝和太后都醒悟了，于是减轻此前守卫者的罪责，修宫的议论也搁置。明道年间，年成干旱，公引用成汤六事进言，并说：“如今一年四次赦免，这是政令不节制的一件事。希望深深以其余五事为戒。”在河阳时，适逢派使者到济渎祠举行醮祭，公上言：“岳镇河渎山川，除非按时祭祀，请停止，不要祭祀，以平息扰累下民的弊端。”公最初因寇莱公之事获罪，离开京师十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有宰相之望，士大夫惋惜他将老，害怕不能让他任宰相，于是长期等待保全他。等到晚年被任用，虽因东宫旧臣而受到皇帝一向的重视，但也确有公正舆论的依据。

译公曾认为做人臣的弊病在于不能节俭，便极力自我节制。在京师所住宅第非常狭窄，日常起居常在一间屋里，马厩只有两匹马，饮食不吃多种肉食，却安然处之，大概是为了矫正时俗。他对朋友情意深厚，乐于周济朋友的急难，治家却十分严厉。退朝后，无论公事私事，诸子、外甥、侄子都拿经书侍坐席间，命次子弹瑟自娱，一年到头没有管弦音乐之乐。在洛阳营造一座小园，归去的意愿十分坚决；晚年恩典越来越厚，最终却不能辞官归去，有志愿而未能实现，实在令人悲伤。起初夫人石氏，平原郡君；次夫人寇氏，冯翊郡君。儿子二人：益恭，虞部员外郎，孝顺谨慎而温和；厚，深得家法；益柔，右赞善大夫，笃实好学，喜爱古道，艰苦自立。孙子二人：慎言，光禄寺丞；慎行，太常寺太祝。女儿七人，分别嫁校书郎陈戡、将作监主簿赵士宗、殿中丞孙瑜、殿直杨舜臣、唐州推官尹宗济、光禄寺丞张宗简、将作监主簿陈安石。孙女四人，都还年幼。公的同母弟映，试任将作监主簿，早逝，有两个儿子：益谦，左侍禁；益冲，将作监丞。公所著文集四十卷，《两汉诏义》四十卷，《周书音训》十二卷，《唐书备问》三卷，《郡牧故事》六卷，《庄子指归》二篇，《列子指归》一篇。再次出使北庭，撰有《戴斗奉使录》二卷。公下葬后第二年，虞部君哭着对我说：“先君一向谨慎严密，在中书、枢府为皇上谋划，即使子孙也不能听闻，所以美善的言语和机密的论议没有一件流传下来。他任外官时，多用章疏论说政事，命侄子益冲替他书写。益冲秘密保存了他的稿本，如今还能保存一些；至于许多施行政事，都是无从得见的，我很怕它们失传。您是他的旧属吏，应当凭这些为他作传，准备刻在石上昭示后世。”尹洙不敢推辞，于是把他的世系和官职门第总载于篇中，系以铭文。君主驾驭臣下，不可怀有二心，也不可疑虑不决，要知道这件事很难。臣下侍奉君主，要么进用，要么退处，处置起来实在困难，有谁知道其中的难处呢？公起初只是众士之一，供职于外朝，后来列为从官，又成为东朝的宾客。先帝英明，直到当今皇帝圣明；皇帝起初信任他，后来始终保全他，于是辅佐国家大政，又位冠内枢。皇帝如此聪明，这些事情有谁能处置得当呢？公在中年时，官职曾经降迁，却不因受挫而自勉求进，和顺而不失原则；不是因为畏惧而自我防备，而是坚守常道。后来既已居于职位，皇帝咨询他来辅成政事；当时他主持法令刑典，不放纵自处，也不以高位自我标榜，竭尽忠诚而真挚。知道臣下立身处世并非特别艰难，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识贤，公确实具备完美的德行。为他歌颂，为他刻石，使他的事迹长久流传。《河南集》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集》卷十三 宋代尹洙撰 故龙图阁直学士、朝散大夫、尚书刑部郎中、知河中军府兼管内河堤劝农使、驻泊军马公事、防军、彭城郡开国伯，食邑八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刘公墓表。彭城公于天圣七年四月在蒲州去世。三年后，他的儿子几将公安葬在河南伊泗乡尹樊里。又过五年，几以著作佐郎身份任方城县令，向公的旧属尹某说：“我父亲晚年才得以凭谏诤侍奉先帝；到今天子刚即位时，列入从官，忠亮的节操和正直的声名，使他成为当时的名臣。然而他在朝廷不过四五年，便久滞于外藩，没有得到重任。因此他的道德充实于朋友之间，却还没有施及百姓；他的议论贯通古今，有时却被当世阻抑。平素积蓄的才德有未能伸展之处，暗中的德行和隐逸的行为，蒙昧而未能显彰。我很怕流传下来的风范和功业渐渐失去传承，希望在墓左立石表彰他。恳切辞让而不能推辞，于是只论述他的门第和官历。”公名煜，字耀卿，咸平初年考中进士，历任河中临晋、开封封丘二县主簿，河南颍阳县令，升著作佐郎，监陕州商税，改著作郎，任河中龙门县知县，益州通判。天禧初年，擢升右正言，不久判三司勾院，赐五品服。三年，以本官充任直贤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任右司谏，换任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判流内铨。五年，赐三品服，改任三司户部副使。干兴年间蒙受恩遇，转任刑部，随即改为吏部员外郎，出任陕西转运使；尚未赴任，便奉使契丹归来，以本官充任龙图阁待制，知三班院，提举诸司库务。天圣二年，同知礼部贡举，权知开封府。三年，升刑部郎中，充龙图阁直学士，知河南府。五年，调任河中府，在河中治理共两年，享年六十二岁。公年轻时写作古文，笃厚而重风义。最初应举进士时，与张景成为至交，在谈论道理方面彼此深入地以师友相待。起初任龙门县令时，辖区有一伙杀人不忌惮的群盗，恰逢公兼领县尉事务，亲自捕捉，全部擒获。公说：‘这些是凶恶的大盗，告诫押送到府中。如果有逃叛的，而且县尉兵力薄弱，不足以防卫，就全部命令斩杀。’全府都佩服他的果断。文康王公镇守蜀地时，有人因威暴之事上报，恰逢公从蜀地召还，皇帝问对时说：‘真宗问道：“凌策、王曙的治理情况有什么不同？”公回答说：“以前凌策在蜀地时，年成丰收，事情少，所以能够用平易的方式治理；近年略有歉收，蜀人轻剽，心志容易动摇，所以王曙用严刑制御他们。但所诛杀的只是盗贼，从未改变陛下的其他法令。”’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公起初任谏官属官时，年年遭遇饥荒，又发生黄河在东郡决口，公上言说：‘年成屡屡歉收，劳役频繁兴起，百姓困苦不堪，道路上饿死的人接连可见，这是宰相的责任。没有听说有什么救济他们的办法，希望罢免我的职务，以满足众人的愿望。’奏疏被搁置，没有答复。京师民间传说有灵泉，饮用的人疾病痊愈，于是议论修建祥源观。诏令刚下，公上言说：‘前代有传说圣水能够治病的，都是诡妄而不合经典。如今正值盛夏酷热，却大兴土木来营造不急需的建筑，这不是国家政务。’自从玉清宫修建以来，凡有兴建工程，都是依据祥瑞来答谢上天的恩赐，臣下很少有人敢以土木工程提出反对。公援引古制、守持正道，无所畏惧。又多次抗论时政，前后数十件。现在摘录其中要点：公认为外官有劝农的名号，却使穷困百姓流转迁徙，荒芜土地不能开辟，大概是考核功绩不明、吏治废弛，逐渐造成了这种局面。过去召信臣镇守南阳，开辟田地三万顷，这是实际成效。如今郡守县令居官，都是积累日子以侥幸求得升迁，并非有意为百姓办事，应当申明考核法令，一概以殿最考核来督促他们。又请求禁止百姓抛弃孝养父母而奉事佛教、道教；但有父母教令，或父母去世的，不应禁止。先帝在位时，官吏一旦受贿，终身不再录用；到了天禧末年，政令渐渐宽贷，有的人又得以进用。公请求加重这项制度，即使遇到多次赦免也不要宽宥。又认为在荒年输送粮食的人，只给他们上佐的虚名作为奖赏，不足以成为权宜之制，应当从输粟一万石以上者起，准许他们同武臣奏补子弟一样得到恩典。吏部旧制，选择良吏担任御史府主簿和三司法官，当时有贵臣请求用亲属补任这些职位，公请求罢除这种做法。又说近臣入对时不应替子弟乞求恩典，以免开启侥幸进用的门路。公认为古代推荐人才的人可以得到皇帝重赏，如今获罪者有连坐，而奖赏却没有明确规定，这不是劝善惩恶之道，应当考察那些奏章显著有功的人，推行恩典。国家自景德以后，分部设置使者总管按察刑狱，公认为郡中都是朝廷的臣子，转运使已经专掌刺举之职，再设置使者按察郡县，并不是使郡守负责、平息狱讼的办法，应当罢除。河北平定后，诏令慰劳帅臣直至吏卒，唯独没有涉及百姓，公请求免除两河的年度赋税来宽缓他们。又建议贬抑章句雕琢、篆刻辞章之技，崇尚学术，恢复礼聘士人的制度。他的章疏大致如此，真正施行的，大概只有一二件。唐代旧例，拾遗、补阙掌管入朝供奉和讽谏，能够在朝廷上论说政事。本朝授予这些官职的人，有的兼任儒馆职务，有的兼领外官，专门用来宠遇文雅有才干的臣子，不再是从前那种实际职事。天禧诏书设置谏官、御史十二员，最初得到任命的，是公与肃简鲁公宗道二人。凡有所论列，只是上疏而已，从未请求入对。公援引旧例，认为从此应当获得入对的资格，于是成为定例。升任司谏时，适逢讨论疏理史馆刑狱之事，奏章没有下发，公坚决辞让而不接受任命。第二天奏章获报，才接受诏命。公一向厚待故旧，始终没有丝毫间隔。王文康因寇莱公获罪而被贬官，朝士没有人送行。公叹息说：‘朋友的情义，难道只在今天世上废弃了吗？’即使因此获罪贬谪也不感到惭愧，于是出城为他饯行。公一向敬爱处士李读，为他读完著作。公陈述李读高尚退处的品行，诏令追赠李读为著作郎。他敦厚笃实如此。在西京任职时，他有归老的志向，请求兼领留司御史台，不获准许。等到被召回时，他不愿赴京，愿意调任河中，最终依从了他的请求。他难于进取而容易退处，有古代君子的风范。公的祖先是代郡人。后魏孝文帝迁都时，于是把家迁到洛阳。十二世祖环镌，任北齐中书侍郎。环镌生坦，任隋大理卿。坦生政会，是唐武德功臣，封渝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