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集卷四

译皇帝至正二十一年秋九月，中书省大臣奉诏命我李士瞻以户部尚书的身份出使闽中，督理盐赋，运送朝廷。第二年夏五月，分别授予属官，整治行装，告诫水手，选择日期准备前往。恰好遇到兵乱，被留在城中，最终未能成行。于是我在乱兵之间周旋，经过三个月，才解除了城内外的围困，城池幸而得以保全。到冬十月又患病，几乎死去。十一月，承蒙任用本省左丞，使我专门督办前事。过了三年，春二月，南阳王彦方以南台都事调任江西佥宪，经过闽地，来同我会面。一见面便倾心相交，欢快得如同平生旧友。谈到吴门被寇军攻陷时，他说自己同如今的晋宁总管王君仲沔一起陷在城中将近两年，百般诱骗胁迫，始终没有丝毫屈服求生，宁愿死上一百次。幸亏上天使我活到今天，得以见到诸位。话说完后，他因悲咽而不能自持。几天以后，佥宪君派他的属吏王允章拿着承旨张君伸为公所撰的《小传》以及诸公的若干篇评论来给我看。我反复展读了多日，于是更加相信彦方先前所说，他确实能够不降志、不辱身，毅然守持正道，哪里是小丈夫和鄙陋之人所能做到的呢？我曾概括评论如今的士大夫：平日无事时，都能以道德功业自负，认为自己处天下之事从容有余、没有困难。他们评论古今人物的长处短处、得失成败，全都像烛照和数计一样清楚，容貌举止没有一点差错；纵情吐露意气，便凌驾轻视万物，直面死亡也毫无难色，别人也有很多相信他们。可是，一旦遭遇意外、面对大难，便心丧胆落，魂魄全都被夺去，声音嘶哑得仿佛不能接续；遇到贼人逼迫威胁，就跪拜伏地、低头感谢，唯恐落后，日夜只知流涎乞怜，时时像刀剑架在脖子上，像臣妾和狗一样，任人驱使也不推辞。更严重的，还替贼人充当说客，为他们指路，视自己的君父不亚于仇敌，竟然要尽力反过来咬噬他们。这难道只是禽兽和奴婢吗？唉，假使这些人听到我王彦方的风范，能够不羞愧而死的，大概没有几个了。我深切地认为，本朝自立国以来，仁义忠孝的道理陶冶浸润了一百多年，士大夫以名节自立的风气遍布天下。兵乱兴起十多年，手持符节、为义而死的人本来就不少；但要找像我王彦方这样，求生而不损害义理、求死又无益于事情的人，屈指可数，连一百人中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间或读史家的传记，三代以后，士大夫能够凭名节保全自己的，多没有超过两汉的。两汉的名节之士，又没有超过党锢时期最为盛大。党锢之祸虽然是因为诸君子过于激烈而发生，但假使刘氏能够终结四百年的国运，曹贼在世时仍不敢接受禅让，实在是依靠李膺、范滂等贤人的清议之力。唉！清正的舆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朝廷之上，假使有一天没有清议存在，天下人就会茫然无所适从，不知道应当听从谁，那还凭什么治理国家呢？有人说：‘王君不降志、不辱身，固然很好，可是他不能以死相殉，又该怎么办呢？’我却奇怪地说：‘您哪里了解我的王君呢？从前孔子称说殷代有三位仁人：离去的人、死去的人、做奴隶的人，都可以依次并列评论。假使管仲一定要死，也不过成全了匹夫守小信的名声；他的死果真值得称道吗？’由此看来，士大夫不幸处于这种境地，只应顾念义理是否恰当，不应计较生死是否正确。若不察看义理究竟如何，只把一死为快作为追求，这是浅薄的亡命之徒、无知而妄为之人的做法，君子不取。我来到闽地将近两年了，凡是这类事情，尤其是我喜欢听闻并愿意采录的。何况我忝列巡行考察之职，马上就要回去了。将来我要把王彦方的事情告诉太史氏。题《济国张文忠公云庄卷》后 大凡评论圣贤君子的出仕与退处，应当观察他的内心，不应只看他的行迹。内心如果正确，行迹即使不同，也不妨碍他成为君子；内心如果不正，行迹即使偶然正确，最终也免不了成为小人。济国文忠公张先生，禀受天地间正大之气，学习圣贤正大的学问，把它蕴蓄为道义，发扬为文章，推行到政事之中，他的功业没有一件不是正大之道的体现。所以地位低微时做一个县令，一个县都蒙受他的福泽；显达后担任御史，朝廷依赖他的尊严；后来更登上省台，掌持权柄、辅佐教化，执掌政务大权，国家的治理也因而得到纲纪维系。何况他胸襟开朗，志向思虑公正忠诚，所以表现在施政措施上的，当然井然有条而不混乱。像先生这样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呢？当至治年间，英皇喜欢凭刚锐神武来驾驭臣下，群臣只要有一人违背圣旨，灾祸就不可预测；朝廷内无论大小官员，都战战兢兢地度日。恰好有兴建灯山的事情，形势正十分严峻，先生却独自不避鼎镬，抗章极力进谏。宰臣大人都认为危险，先生却处之从容。因此奏章一呈上去，终于能够发挥回天的力量，使皇帝雷霆般的怒气平息下来，这件事也因此停止。到这时，人们才大为敬服先生的忠义和器量。如果把先生比作周公、召公、伊尹、傅说那样的人，他却弃官长去，坚决躺卧在云庄山谷之中，每天同山水相忘，游逛吟咏歌唱，仿佛要在那里终老。唉！他为什么这样轻视出仕和退处，急于恬静退隐，竟没有一丝一毫的牵累呢？大概是因为他内心明白事理，能够预见长远的祸患；如果不是这样，日后必定会有人触犯皇帝的逆鳞，冒犯人主的怒气，那时还能再求得像今天这样安然无事吗？做人臣子的不能明察先兆，终于使君主有一天留下误杀直臣的名声，岂不是近于出卖正直来求取别人赞誉吗？他的心意大概正合于孔子离开鲁国时的想法。先生对于君主，可以说是忠诚爱护深厚了，难道真的是留恋山水之间吗？人们只知道他多次奉诏而不起，以为先生清高自负；我却认为先生的用心，大概有不得已的地方。因此大历年间，既有征召他任西台中丞的诏书，当时陕西大旱已经五年，饥饿瘦弱而死的百姓数不胜数。先生一听到命令，立即毅然上路，完全没有难色。到任以后，便大量开仓赈济饥民，祈祷求福，急切地施救，仿佛总觉得还不够；还拿出自己的钱财来救济，不分日夜仰天号哭，忧劳成疾，最终因此而死。先生对于百姓，可以说是忧虑过度了。难道他真有什么过分高绝、超出世俗的行为吗？唉！人们想要探求圣贤君子的用心，看看先生，就可以了；想要探求先生的用心，看看先生的出仕与退处，就可以了。我来到闽地任职期满以后，他的儿子江东佥宪拿《云庄记》和诸公的评论给我看，使我得以详细考察事情的始末，于是题写在诸公卷后。题写跋语，跋吴溥泉所藏哈玛尔丞相书赠“尚友”二大字。

译廉贞丞相在掌管国政以前，曾经侍奉宿卫，最被称为亲近之臣，但已经同士大夫往来，每天亲近翰墨。一旦掌握权柄，便专心治理政道，寻求贤才、审慎任官，亲自勤劳求贤，始终没有空闲的日子。这封书大概是丞相未掌国政以前所写，笔法苍劲古朴，意态和蔼。溥泉郎中蒙丞相知遇最深，所以丞相写“尚友”二字送给他。重视志向还不足够而重视朋友，古人不就是这样吗？唉，丞相期望吴公的用意实在深远啊！题《安庆余阙廷心左丞死节说》唐朝经历安史之乱后，天下为国事而死的臣子本来并非没有。然而要找能够深切忧虑国家、长远谋划，不苟且把死亡当作快事的人，只有张巡、许远才是这样。当时二人共同守卫睢阳，以死自誓，等待四方援兵来谋划后续行动，实在是因为睢阳是江淮的屏障；如果没有睢阳，也就没有江淮。这种忠君爱国的心意，岂不是像青天白日一样明白吗？本朝自近年以来盗贼蜂起，战乱相连十多年，而谋划国事、统驭军队的人，大都不明白地形险要，不能在事前预作谋划，以致盗贼窃据、土崩之势，几年之内就形成。余公廷心是著名卿士和硕学大儒，朝廷失去他而悲痛，却让他镇守安庆。余公也因为国家多难，宁愿放下父母之丧，毅然起身听从君上的命令。到镇守之日，凡是能够保卫城池、保佑百姓、抵御贼寇的事情，没有不竭尽智力而乐意去做的。他每天同士兵和百姓亲近和睦，如同父子，百姓也甘愿听他使用。因此余公死的那天，帐中士大夫没有一个苟且偷安、转而向贼的。大概余公的用心，也同张巡、许远保卫睢阳一样，确实认为安庆是九江的屏障；如果失去这个郡，就是失去江右。余公的谋划和思虑，难道完全比不上张巡、许远吗？由此看来，忠臣志士在这种纷乱纠结的时期，应当像中流砥柱一样屹立不动，确实足以挽回颓败的潮流、挡住狂暴的巨澜；否则洪流将不断奔涌，只能看着人们相继沉沦灭亡罢了。唉！张巡、许远死去，责任在进明；廷心死去，又应当责问谁呢？我作为后进之人，又恰逢整装催促之时，遗憾不能为余公一写此文。于是看了道夫的说和泰父的序，随意记在后面。面对纸笔写作时感动激昂，不觉潸然泪下。题《闽宪佥索克济政绩续卷》福建隶属八郡，汀州最为偏远而僻陋。我朝仁政的恩泽所及，这里仍有凭险固守而不服教化的情况。部使者有时一年也不能来一次。近来因为四方多有战事，土寇曹栁顺等于是窃据作乱，直到现在已经十多年，各属县城都成了叛逆者的境地。像汀州人陈有定，具有忠贞果敢的气概，从草莽中崛起，首先招募义军参加征讨，发誓不与贼曹同生。于是保护百姓、激励士卒，扼守险要，终于能够擒获贼人，使这片土地安定下来。时间是至正二十二年壬寅。起初，闽海佥宪索克济曾赞许他的功劳，又因为该地刚好应当亲自巡视，便率领属官亲自到他的营垒，当面慰劳勉励他，并把罚没的五百两金作为犒赏军队的费用。陈有定部下的佐属，无论官职大小，都受到感动而奋发，因此最终成就了陈有定平定汀州的功绩。唉！天下处在多难之时，豪杰之士忠君尊上的心意，出自秉彝好德的本性，本来不必等待劝勉奖赏才会如此。担任风纪之司的人，舍弃这条道路还能怎么办呢？即使如此，假使将校人人都能像陈有定一样趋向正义，盗贼哪里有不能平定的呢？而掌管风纪的人也人人都能像索克济一样亲自承担责任，哪里会有将校之士不感奋图强、建立功勋来报效国家呢？那些人迟疑退缩、畏惧不前，简直像鼠首两端、遇人便躲一样；有的把国家的事情看得如同秦人看待越人的肥瘦，完全不知反省。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正好持节奉使来到闽地，亲眼看到索克济的善政，所以乐意替他写下此文，也用来劝勉后来的人。跋福州儒学提举陈景忠所藏东坡公书写的《照太师墨帖》。坡翁凭文章和气节在一时之中卓然领先，而他的书法之妙，当时没有人能够完全认识。只有山谷老人说，他的笔势结构幽雅，意态高妙，像山人处士一样洒脱，有超脱尘俗的意趣；即使武夫暴客见到，也应当收敛衣襟加以敬意。拿他同魏晋隋唐善于书法的人相比，大概也很难简单地评论优劣。如今观看这幅墨帖，才知道山谷这句话是深得其中三昧、具有金刚眼光的人说的；在他之下的人，确实就显得锋芒逼人了。唉，如今距离坡翁已经四百多年，遗憾不能一睹他的容貌神采，只能有幸看到他遗存的手迹，还只是他全部遗墨的千百之一二，尚且如此珍惜。公照所藏这幅墨帖，风神俊逸，远远超出寻常所见；又被我陈君忠收藏，怎么能不成为君家的珍宝呢？景忠是博学的宗师，文章高出众人，却不能在当时完全显露他的才华，将来一定会有人像认识坡翁书法一样认识他。景忠还没有老，必定有所等待；我反复展读这幅墨帖，不禁为之长久感慨。跋传说为西轩托克托大师所赠的宣文阁本《智永千文临本》卷。今上皇帝刚开始处理政务，就在燕寝左边开设宣文阁，每天召集学士大夫之臣到其中，读书讲道，光大圣学，精心探求治理天下的方法。闲暇休息时，尤其喜欢接近翰墨，每天一定命令善于书法的儒臣，摘取秘府收藏的古今图书和历代名人的法书，时时赐予评题。从此皇帝亲笔书法大为精进，即使晋唐书法名家也有赶不上的地方。有一天，皇帝取出隋代僧人智永的《千文》墨迹一本，亲自临摹了很久，于是命崇文太监到浙西，命太常臣周伯琦摹刻在石碑上，放置在阁内，称为合本《千文》。每次有所赐予，便在摹本上题写“宣文合宝”四字，而先太师丞相托克托大臣首先获得此帖。临川傅君允中以布衣身份带着技艺来到京师，得到丞相的知遇，关系最为亲密。后来允中辞归，丞相拿这幅墨帖赠给他。唉！当宣文阁值班时，载笔供职的臣子并不是没有别人，却唯独命令伯琦来摹写，丞相眷顾之意已经极深。当丞相掌握国政权柄时，美官和珠玉般的资财并非不能用来使人富贵，但他唯独取此帖作为赠物，嘉惠厚待之意实在深厚。如今兵乱兴起十多年，当时侍从皇帝的臣子，有的相继去世，有的身陷贼庭；同样，士大夫受辱于方镇以及避迹江海之间的，也到处都是，不能没有。唉！难道也曾有人不忘记我主上的恩德吗？难道也曾有人想到先太师的心意吗？王仲弘卷

译至正二十一年秋七月，我暂代地官尚书，承蒙奉行圣明的命令，乘船航行万里海路，督理闽中的盐赋，输送给朝廷。从当年七月出发，到达这里时已经是十一月十日。刚到任便督促省府，告诫所属各处大举选任官吏，分设机构办理事务，明确宣布赏罚，严格制定考核和成效标准。既已接受严峻的使命，规定的期限又很长，便自发书信、礼物，宣示告谕藩方，派遣行人传播德意。闲暇时，凡是官府的宾客，以及南北往来干谒的士大夫，都得以召入庭中，询问考察政务的得失。从初到这里到今年三月，已经历时五个月，我所接待交谈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了。有个叫王生仲弘的人，脚从未踏进官府的门，话也没有传到我近旁的耳朵里。一天，有人拿着王生的手卷，请我为他作文章；我才知道王生曾以儒生士子的身份把隐居的手艺用于装裱，不随便苟且求食。如今根据诸公的评论，才知道王生的为人，难道不是古代所谓伐檀君子一类吗？甘心隐藏身份从事卑贱的技艺而不以为耻，又难道不是古代所谓伶官贤者一类吗？具备这两点，比庸人贤能得多。我既赞美王生的为人，又嘉许汀生晃善于说明此事，所以就根据他的事迹写下这篇文章。贡泰甫诗跋 贡泰甫先生以文章和政事追步前辈。当先生在朝廷中历任官职时，缙绅之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都知道他胸怀经国济世之才，将被国家大用。十年前，我孤零零地落脚京师，当时知道先生的名声已经很久；自认为身处低级官员之列，没有在士大夫间显露名声，只是徒然怀有粗豪倔强的意气，不肯前去拜访。若一见面就被疏远，仿佛见到了却又没有见到；又怕先生把我当作普通人，那我终身都不能洗刷耻辱。癸巳科时，我按惯例因在任官员身份得以在南城校阅文艺，恰逢先生主持考试，院中气势狂放，有难以冒犯之势；我最终违逆公议，被斥退而不再省察。从此更加不敢请执事之人替我先作引见。去年冬天，我承蒙出使来到闽中，才得以每天侍奉，听您谈笑；您议论时谆谆不倦，面色温和，从容慷慨，仿佛金石相互应和、山谷彼此回响，没有一丝虚饰，确实是大人君子。所谓亲近爱慕而又敬畏，想舍弃这种感情却做不到，我到这时才觉察，自己从前意气用事、不肯前去求见，追悔惭恨已经来不及了。如今观看先生《晨起夜坐》二诗，就像庾信所说身旁有珠玉，便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又像丑妇模仿毛嫱、西子皱眉，几乎难以讨人喜欢。恭敬地写下这篇简短跋语，姑且附在卷末。跋张子固都司诗轴后 我同子固有同乡之谊。算来十年前，子固任中书郎时，已经在众人之上显露出非凡才华；我如今偶然寄身海边，忽然看到这幅诗轴，这份赠诗更加使我相信他的为人。唉！人的功名尤其在晚节；太平之世已经临近，参加耆英之会还希望不算晚。不知子固认为是否如此？跋关西杨焕然先生画像赞 焕然先生在开国初年，是文章道德方面第一流的人物。归隐柳塘，本来就是他的志愿，哪里容易用片言只语替先生增加光彩呢？世上的人却有人诬蔑他晚年失节，托言追求神仙，谈些虚诞之说，那也是错误的。如今看见他的孙子，更加了解他的祖父。唉！源头深厚，水流长远；根本牢固，枝叶末梢自然茂盛，确实是有缘由的。《经济文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集》卷五 （元）李士瞻撰 ○记 《福建宪司题名记》国家设立宪台，就像天上有北斗。北斗是上天的喉舌，用来转动元气、调和四时，从而成就一年的功业；宪台是天子的耳目，用来扩大听闻和明察，表彰善良、辨别邪恶，从而澄清政治根本。深思我世祖皇帝，以文治谋略和武功威烈，统一天下，建立纲常法纪，使九州归于一统。于是天下设置御史台三处，风纪之司二十二处，福建闽海道就是其中之一。本道设有长官、副职、佐官以及宾属，员额各有等级，纲纪法度的用意十分周全。闽海距离朝廷将近万里，当地风俗浇薄混杂，山川险恶，又是海盐和市舶货物汇集之地，官员残暴、吏役贪蠹，积弊胶固而且越来越深。加上连年兵乱，道路阻塞，强横跋扈、依仗势力破坏法度的人又到处都是。圣天子日夜怀忧，关怀没有远近之分，希望得到刚正方直、端庄明亮之臣来担任本道长官。不久，廉访使恩宁普君因多次任职宪台，由本省右丞首先接受这一任命，并增加品秩。诏令下达之日，远近都肃然庆贺。宪司旧有两块题名碑记，已经写满，不能再刻录。恩君同僚佐商议，请我另写文章刻在别的石碑上。我认为，官署题名，大概是要彰明过去、昭示将来，使人能够指点评论，用来帮助劝善戒恶，这是最公正的做法。唉，怎么能不谨慎呢！○露布 《平山东露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