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节孝集卷二十八宋徐积撰杂文

译钦定《四库全书》。《节孝集》卷二十八，宋代徐积撰，杂文。《祸福戒》。唉！我曾经考察经书，向人求证，善恶的报应确实像影子和回声一样相随；如果不报在自身，也一定报在子孙身上。所以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五代以后就会断绝；小人的恩泽，也五代以后就会断绝。”然而大的罪恶是从小的过错积累起来的，大的德行也是由微小的善行积累而成。因此君子常常恐惧戒慎，不让丝毫的恶念表现在思虑之中；在做事时，只要有一点违背圣人的地方，脸色便惭愧发红，因恐惧戒慎而不敢再做，更何况达到真正的不善呢？小人却不是这样，把祸福看作虚假的名目，把仁义看作旧有的物件。自身还没有受到祸害，作恶却不知道停止；祸殃遗留给子孙，内心也不知道忧虑。侥幸贪图一身的幸运，却忘记终身的祸患。难道是因为一时的幸运来得快，而终身的祸患来得慢吗？这不也像追逐野兽的人只看见野兽而看不见泰山吗？《安叟训》。熊熊还没有出生时，我夜里梦见一只伏在门前的熊，两眼有光，气度容貌清奇高峻，与普通的熊不同。三天以后我儿出生，因此给他取名叫熊熊。到了三个月，剪发成鬌，等他长大一些又给他取名安叟。天下从来不缺少美好的才质，然而很少能达到所谓“安道”的境界，是因为教养得不能安定。教养使他得到适宜的安处，他就会安于道义；道义得到适宜的安处，他到哪里都会安然。学业达到古人的境界，文章独步天下，其方法可以传给后世。身体居住在穷荒偏僻之地，每天同戴幅巾、穿短褐的卑贱人相处，而声名却超过王公大人，天下没有人不尊贵他；但他自己看待自己，却没有这种想法。穿着破衣，戴着破帽，糟糠都不足以糊口，别人看了替他忧愁，而他自己的快乐，即使有文绣衣服也觉得还不够，即使吃膏粱美味也觉得还未饱足。他进仕，国家就尊贵光荣；退处，国家就卑微受辱。朝廷得到他，国家就得到治理；得不到他，国家就会混乱。他的自身对天下的轻重，竟然达到如此地步。然而必须等到礼遇达到程度才出仕，义理认可之后才接受任用。他从平民徒步起于草野，脱下芒鞋入朝，脱掉牛衣而做宰相；处身其中安然自得，就像睡在破屋里、乘坐旧车一样。他的君主想在上面治理国家，百姓在下面等待治理；朝廷中老成贤能而有德之人，以及天下正直无邪的士大夫，同心共同讲论说：“这套方法可以实行，于是便实行它。” 这就好比一个人唱歌，千万人跟着应和。至于君主在上面还没有信任他，百姓在下面还没有和顺，议论政事的人还没有统一谋划，时机尚未成熟，形势还不便利，那么就不能实行。如果一定要实行，就好比稻谷还没有成熟便收割，柴薪还没有劈开便烧火，羹汤还没有调好便饮用，这是饥渴之人的做法，还没有安于饮食的正常规律。对待百姓像后稷一样，对君主的保卫像伊尹一样，使天下安定像周公一样；越是这样，神色越谦下，身体越恭敬，于是先以谦逊待人。天下非难他，他仍然如此；天下赞同他，他也仍然如此。尊崇他如同父亲和老师，卑视他如同奴仆和俘虏，他自己始终不变。早晨还被任命为上公，晚上便成为被驱逐的客人，我正安然面对得失。刀锯在前，鼎镬在后，我正安然面对死生。正因为安于死生，所以不会改变。士人达到不改变的境界，然后才完全明白义和命。古代君子开始时安于所受的教养，最终也安于这样的境界。我因此给你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你的穷达、贵贱在于天命，这一点我还不能预知。父亲给儿子命名，本来不得不如此。你渐渐长大以后，也渐渐有所知晓，要思考我给你取名的用意，始终奉行它，不要丧失我对你的命名。答舜问。自身不能实行道义，连妻子儿女都不会实行，何况天下呢？事情有时因不幸而发生：舜做天子，皋陶做士，瞽瞍杀了人，对于舜来说，应当怎么办？安坐着看他受刑吗？不可以。按照法律把他处置吗？不可以。枉曲天下的法律吗？也不可以。三者都不可以，那么舜应该怎么办？本来就会背着父亲逃走。难道这是舜能够自己停止的吗？事情有时实在是因不幸而发生。从父子关系说，这是孝；从天下角度说，这是公；从万世角度说，这是教化。不能说为了一个父亲的私情就忘记天下。天下哪里会有无父之人？舜得到天下，是因为孝；他失去天下，也同样是因为孝。这正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孟子的话是对的。《嗣孟》。谈论人的本性，应当依据什么法则？应当以圣人孟子为法。圣人的门徒谈性，和孟子谈性、孔子谈性，是一回事吗？不相信孟子，也就是不相信孔子。孔子谈人的本性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本性本来就是善的，善性本来也是相近的。颜回的本性接近孔子，子游、子夏的本性接近颜回，众人的本性接近子游、子夏。本性本来相近；孔子又说：“习性使人彼此相距很远。”习有善恶，善恶本来就相距很远。学习颜回，就成为颜回一类的人；学习盗跖，就成为盗跖一类的人。习性本来就会使人相距很远。所以本性一定有源头和流向，可以成为涧溪，可以成为大壑，流入河中，通达大海。堵塞它的源头却想求得它的流向，是不可能的；损害自己的本性却想求得善，也是不可能的。所谓损害，是自己损害自己。没有比明知善却不去做、明知不善却又去做更大的自我损害了。爱惜自己的财物，就一定会扩大墙垣，牢固门闩，把它们作为防御抵挡的器具；这确实是善于防备盗贼。至于自己损害自己的本性，却不知道防御抵挡的方法；对财物用心，对善却懈怠。唉！本性本来是善的，然而不能依靠本性便自然为善。善于培养就成为善，不善于培养就成为恶。仁、义、礼、智这四种本性，不过是各有它的端绪罢了。仅有端绪可以依靠吗？应当培养它，可以充实并扩大它；如果反而用它的端绪去损害它，可以吗？这就像物种刚在地下萌芽，却在它上面堆积柴薪、纵火焚烧；它的萌芽还能有希望吗？人们不了解本性，实在太严重了。《复河说》。

译黄河成为中原的忧患已经很久了。古代洪水泛滥中原时，黄河造成的灾害最为严重。因此大禹治理黄河，付出的力量最辛劳，功绩也最大。大禹疏导黄河，从河关开始，经过龙门、华阴、底柱、洛汭，直到大伾山。又分出两条渠道，以削减河水的泛滥：一条从贝丘西南流出，另一条就是漯川。经过济水到达大陆泽，便分流成九条河，以分散水势。疏导它向北流到海边，然后又合为一条，称为逆河，注入大海。大地的形势属坤，向东北倾斜。黄河发源于昆仑，流经中原，注入渤海，这正是因为它所顺从的地势本来就高。只是它的水势湍急、猛烈而强悍；如果让它在地下这样流行，便可以；若让它在地面上流行，就违背水的本性，助长水势，放纵它的暴烈。于是采用筑堤防、堵塞河道的办法，就像筑墙把水围在其中，只是徒然逼迫限制水势，激起它的怒气罢了。因此大禹疏导黄河，必定在山脚和高地进行，有时凿穿山岭，有时穿通地面，使水在其中流行；借着高地进入大海，依靠高山形成水势，依靠大地作为防护，依靠渤海作为容纳水流的深壑。他顺应水的本性、控制水的形势，所采用的道路究竟怎样呢？这条道路是万世的道路。这种方法是万世的方法。因此决口泛滥的祸患停止了，中原的忧患消除了；功绩施及夏、商、周三代，没有人不依赖它的好处。这难道不是圣人的智慧吗？谨按大禹治水，疏通黄河、疏浚河川，从来没有筑堤、堵塞的意义。因此鲧治理洪水而功绩不能成功，班固说大禹堵塞洪水，难道不是错误吗？考察筑堤堵塞，大概起于战国。战国时代，不仁的人只顾自己的利益，堵塞防护众多河川，给邻国留下祸害。因此齐国和赵、魏以黄河为边界；赵、魏靠近山地，齐地低洼，齐国于是筑堤，离黄河二十五里。诸侯各国又引黄河水灌溉田地，只图一时便利，禹时原有的河道逐渐迁移，不能恢复。汉朝兴起三十多年后，才有黄河决口的灾患。到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向南流入钜野，又与淮水、泗水相通，河道屡次堵塞又屡次毁坏。当时距离古代还不远，又承接文帝、景帝的盛世，寻求九河的故道，恢复先圣的方法，难道不是很容易吗？可是汉廷竟用二十年的忧患、二十年的劳作，最终只实行筑堤堵塞的办法罢了。即使恢复了旧河渠，终究也不能免除决口泛滥的灾害，于是任凭水势向东逐渐流入大海，使水在地面上流行，而堤防终于修成，给后世遗留下祸害。唉！筑堤堵塞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上游堵塞，下游就会决口；南面堵塞，北面就会决口。今天堵塞，明天又会决口；今年堵塞，明年又会决口。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是水势造成的。如今黄河沿岸的郡县，每年修治堤防，费用不少于万数；等到大决口时，造成的残害不计其数；即使是小决口，也免不了伤害人的庄稼，毁坏人的房屋，夺走人的性命。因此戍卒听到戍守黄河的命令，必定同家人聚在一起痛哭；等到出发，父母妻子又送到道路上，把它当作生死诀别，难道不痛苦吗？战国时期，堤防都离国都几十里；两道堤防相距，则不少于五十里，水势还可以往来，不至于逼迫狭窄，也不至于大规模暴涨。现在的堤防，近的相距几百步，远的也不过几里，因此水势逼迫狭窄，不能停止决口。长河岸边，以浩大的水势为对象，只堆积斗筲那么多的土作为抵御工具，这和捧土去堵塞尾闾、用一杯水去救一车柴薪的火灾有什么不同？如今的计策，不如遵循先王的方法，寻找九河的旧道，把它们疏通开来。命令通晓古今的贤能智者，不论爵位高低，主持办理此事；命令善于谋划、精明能干的臣子，来辅助这项工程。召募天下通晓水利、能够疏河浚川的官吏和百姓，充当使令。于是经过钜鹿，由平原到渤海，巡视考察旧河道，计算道路里程和所需年月，商议所需工役和财费，计划确定以后再举事开工。这项工程一旦成功，万世便没有忧患了。反对者将说：“财费不便利。”我准备回答说：“恢复旧河道要花费，不恢复旧河道也要花费。恢复旧河道，费用大却有止境；不恢复旧河道，费用少却没有穷尽。与其承担没有穷尽的费用，哪如承担有止境的费用？与其承受万世没有穷尽的灾害，哪如取得万世没有穷尽的利益？”也可以按照这些道理来谋划此事。唐肃宗初年，安史之乱发生，两京、河东、河朔一带用兵的各种费用，全都出自江淮。然而江淮的积储常常有余，百姓没有怨恨叹息，是因为使用了合适的人。如今天下，西边有巴蜀的富饶，南边有江淮的富足，中间有国库的积储；如果确实能够任用合适的人，使他明白利害而不拘泥琐碎，主持此事；又使他能够自行选拔同类人才来辅佐，那么事情没有办不成的。反对者将说：“民力不便利。”我准备回答说：“如今黄河沿岸的郡县，苦于水患，比疾病还严重。” 如果听说朝廷这样兴利除害，谁不会手舞足蹈，乐于听闻这件事呢？这正是所谓以安逸之道役使百姓，即使劳苦也不会怨恨。朝廷如果确实能设法，将来能够补偿他们的劳苦，向百姓表示信用，百姓谁不会因此服从并信任朝廷呢？禹并不是不爱护百姓，然而根据地势，必须使九河分流。爱护百姓，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件事呢？朝廷如果爱民之意深厚，可以先命令温和恭谨、谨慎厚道而有古人风范的人，巡视各郡县，接见当地父老，向他们说明利害并告知此事，同时安慰他们的心意；这样以后，人人都会相互告知，明白朝廷爱护百姓的本意。反对者将说：‘正当洪水冲击之处，必定要迁移百姓，这很不方便。’我将回答说：‘朝廷本来就应当设法资助迁移的百姓；其中毁坏百姓田地房屋的，朝廷本来就应当设法赔偿。况且河道将占用数郡之地，必定会得到肥美田地，而且不少于数十万顷，也足以补偿那些百姓了。百姓既可免除水患，开始时得到资助，最终又得到肥田，那么给百姓带来的苦处，只是迁徙的劳累罢了。商代时，从汤到盘庚，共迁都五次，百姓的劳苦又超过这次了。因此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时，不因小害而妨碍大利，不因一时之事而妨碍万世之利。

译所以要增加某些利益，就不能没有相应的损失；然而所损失的很小，而所增加的利益很大。过去商鞅这个小人破坏先王的法度，施行暴君的政治，使天下百姓受到毒害，并把祸害遗留给万世；当时的人谁不以他的法令为苦、阻挠他的事业呢？然而最终能够推行，是因为他一定要推行它。何况处在天下最广大的居所，登上天下最正当的位置，恢复先王旧有的法度，兴办天下最大的利益，除去万世最大的祸害，又有什么不可呢？既然一定要推行，就一定能够推行。因此，《蛊》的意义贵在刚强，刚强就是一定实行的道理。幸而如今天下没有战争的劳苦，没有刑杀的暴虐，内无强臣擅自发号施令，外无藩镇割据之患，比起汉、唐来，仍可说是太平无事。至于晋、宋、齐、梁、魏之间的情形，又哪里值得一提呢？所以我曾认为，如今的天下虽然还不能与古代相比，也可以称作小康，并不只是恢复九河而已；全面恢复先王的制度，全面恢复先王的政教，彻底革除历代的弊病，正是时候。如果力量不足，不能恢复九河，恢复其中六七条，也可以。黄河的水势，也可以分去十六七成；黄河的水患，也可以除去十六七成；戍守黄河的士卒，也可以裁减十六七成；修治堤防的费用，也可以减少十六七成；这也算是大禹以后治理黄河的中等方案了。水的本性，是向下流的。禹治理水患，是顺应水的道路。《诗经》不是说过吗：‘不违误，也不忘记，一切遵循旧有的章法。’孟子也说：‘治理政事却不依据先王的道路，能说是明智吗？治理政事而依据先王的道路，不过是明智之人的事情罢了。’唉！九河是不能不恢复的。越乡铭 那会稽山，就是东越。土地肥厚，树木茂盛，山色明丽，水流清洁。光明朦胧，仿佛行走在镜子中。人物都秀美，尘垢仿佛一扫而空。云中鸿雁高远，霜风凛冽。前有黄公，后有严子陵，也有谢敷。他们清澄安静，少有欲望；脚踏浮云，身卧空谷。曹娥值得称奇，老妇人令人哀怜。在三风之野，谁来凭吊枯骨？朱买臣、严助，考察他们的内心和行迹，可以说是才华很高，却不足以列入德行之士。这些都值得记述，并不是没有可说的。因为您有道德，可以把这些告诉乡人。书写《郑綮传》天下所凭借而决定安危的，是谁呢？回答说：宰相罢了。因此从朝廷百官直到州县官吏，如果不幸有一个不是合适的人，不过是败坏他所掌管的一件事罢了。至于宰相，只要这个人不合适，天下就危险了。即使灭亡宗族、诛灭全族，对已经败坏的天下又有什么补救呢？天子治理天下，掌握了方法，道路就很容易。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天下，以一人之身承担天下的责任，即使掌握了方法，道路也非常艰难。《临卦》六五说：‘以智慧治理天下，是大君所应当做的。’这难道不是容易吗？《乾卦》九三说：‘君子整天勤勉不懈，到了晚上仍然警惕自省。’这难道不是困难吗？然而人们都把它看得容易，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能力限度。如今这里有一匹马，它的行程不过百里，却驱赶它走两百里，那么马就要疲病了。龠、合、升、斗等容量，各有自己的容纳限度。若把龠、合的容量加到斗、升之上，就会溢出。何况斗、升所能容纳的，是一斛的数量吗？所以一个县的才能，施用于一个郡就不行；凭一个郡的才能承担天下的责任，可以吗？这就是黄霸前世获得美名、后世却受到讥讽的原因。何况远远不及黄霸的人呢？人不懂得衡量自己，实在太严重了。《坤卦》六五说：‘黄色的下衣，大吉。’大概君子内心具有的德行，能够如此显露于外，就可以了。《大有卦》九二说：‘用大车来装载。’大概君子凭借盛大的德行和功业承担天下的责任，也应当如此。《乾卦》九三说：‘君子整天勤勉不懈。’大概君子处在天下的危险之中，承担天下的责任，他的忧虑和劳苦应当如此。像伊尹那样忠贞刚烈，像周公那样功勋劳绩卓著，最后还以谦逊自处。《易经》说：‘有功劳而谦逊，君子能够善终，吉祥。’唉，事情艰难到这个地步，人们却都把它看得容易，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他们喜爱尊贵的职位和丰厚的俸禄。高官厚禄，本来就是人们所喜爱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满足他们的爱好、使他们的欲望快意。他们哪里肯说：‘我没有才能，却玷污了这个职位；会有灾祸失败跟随我；会取得天下人的嘲笑；会成为万世的羞耻。’更严重的，甚至使别人的国家灭亡，使别人的天下陷入危难，也不顾惜。难道这就是我所说的不知限度吗？哪里才能让知晓自己限度的人看到呢？我读《陈平传》，赞美陈平知道自己所承担的责任；读《郑君传》，喜爱郑君知道自己的能力限度。唉，像郑君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哪里容易得到呢？至和元年秋九月戊申，书写《郑君传》。

译江宁府句容县防壁记 设置县令，根本在于教化百姓；听讼断狱，大概居于其次；办理赋税征收、期限会计以及各种文书，又居于其次。古代根据年资选拔人才，把百姓任用为乡官，用来辅助县令施行教化。乡官出入街巷，早晚与百姓共事，同百姓家人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能知道他们的真伪，察觉他们的疾苦。汉高祖进入函谷关时，天下还没有安定，已经设置乡官了。像洛阳的董公、壶关和湖城的三老这一类人，他们的议论都对天下百姓有益，何况小小一个县呢？后来贤能有道德的人担任乡官的很多，像爰延一类人，教化的风气都出自他们自身，他们所起的作用可想而知。后世乡官虽仍存在，但名义和实际已经不同于古代。县令孤立在上面，下面没有人辅助；而且官务劳苦、事务繁多，即使竭尽自身的敏捷才干，每日的精力也不够用，那么教化百姓本来就会有所不能周全。想要教化百姓，必须先使他们得到养护，使农民安于务农，商人安于经商，这就叫作养护。只知道农业是根本，却不知道商贾是城市社会的根本，那么百姓将依靠什么呢？所以有的依靠农业，有的依靠手工业，有的依靠商业，行旅之人也各得其所；各有依靠、各得养活之后，教化才可以施行，刑罚才可以减少，忧虑盗贼的人才可以使盗贼之患平息。然而，对意外灾患的警戒不能不重视。百姓所凭借而决定安危的，是城郭。如果篱笆和壕沟不设置，关隘和门闩不安设，军事事务不讲习，武器装备不修整，怎么能说已经接近安全了呢？只是习惯于原有状态罢了。因此，县令所掌握的谋略，以及威望信用所积蓄和施行的措施，都不能没有平时的准备。虞翊治理朝歌，贺齐治理会稽，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看来，县令这一职位不可不重视，担任它的人不可不思考，也不可不努力。句容这个名称，因山而得名，是因为山势曲折而有容纳之形；取的是它的‘容’，而不是它的‘曲’，这样才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是天下的福分，何况对一个县来说呢？所谓容，不是自我宽容，而是用来容纳万物。人们所厌恶的自我宽容，是因为这种人患得患失。哪有患得患失却不做不正当之事的人呢？哪有不正直而不阿谀、不随从、不残害、不伤人的人呢？正直而能容纳百姓，这才是真正县令的职责。前代县令中，治理有方、事迹名声为官民所知的，晋代有刘超，宋代有孙谦，齐代有周洽等人。景德年间，我的岳父太常博士王公确实继承了他们的事业，此后相继担任此职的人，大概也有不少。到了今天，有一位慎大夫，任职处事不苟且，所以取前代人的姓名，排列在防壁上。把这些姓名写在壁上的用意，近似于史书。看到他们的姓名，向父老询问，必定有人叹息之后才开口说话；由此可以知道他们遗留下来的爱民之德。诸位君子不会泯灭，后来者应当努力。慎大夫是正直的人，严厉而又能宽恕。过去彭泽令陶公派一名差役去给他的儿子送东西，告诫他说：‘这也是别人的儿子，应当好好对待他。’唉！像陶公这样用心，难道肯有意欺凌别人的亲属、虐待别人的儿子、谋求自己的利益吗？这样一来，对上不辜负朝廷，对下不辜负百姓，自身不积累罪孽，灾祸也不会遗留给子孙。只知道谋利自身，却不知道体恤子孙的人，难道不可悲吗？所以我借慎大夫的宽恕，谈到陶公的宽恕。题写山阳倪大夫的北轩 天下的名山名水，心中有所思念，躺着游想它们也可以。我思念浙江的潮水，躺着想象还不够，就召来二三位朋友同他们交谈，又写信请吴中士大夫作诗歌，并为此写序说：‘钱塘江上有一座亭子，叫望潮亭。正当中秋时节，潮水从海门涌出，进入江口，还看不见。潮势继续推进，隐隐有声音，气候凛冽；过了片刻，潮势更加增大，远望像飞驰的白练，像风雨，声音轰轰然，人声已经无法听清。等到潮水到来，声音像战鼓，像雷霆；形状像雪山，水沫像飞散的霰粒；寒气像严冬，又像深山穷谷中龙在吐气、虎在长啸而风云突然来到；像孤峰陡峭的岩石突然拔起，像千仞高处决开大河之源；像战胜的军队，百万军营连绵，猛将劲骑并驾争先，追逐穷寇而奔赴强敌；像蛟龙突然腾起，鲸鲵盛怒，拖曳千寻巨浪，鼓动万重洪涛，气势撼动玄山，气概吞没白日。船只随着潮水上下，就像受惊的鸿雁飞越绝岭，像激射的箭进入深沟。因此，即使周遍观察万物的常态，穷尽万物的变化，也不足以穷尽它的形势。这就是吴中人引以自豪、自负，认为是天下最奇异、最快乐的景观的原因。’ 强壮勇敢的人面对它，就像面对强大的敌人，跳跃振奋，怒气勃发，神情凛然，毛发全都竖起，握腕称快。次一等的人心胸和眼界顿时开阔，昏暗污浊仿佛被刮去，如同醉后突然醒来，如同梦中突然觉醒。懦弱的人心神沮丧，抱着柱子双腿发抖，回头张望左右，作出小儿女的样子，失声惊恐战栗。它令人惊骇，竟然到了这种程度。’我听说汲黯刚劲正直，周处雄健勇烈，陈蕃义气勇敢，诸葛亮奇伟端正，谢安气度宽宏，李光弼决战果断，汾阳王功勋卓著；思念这些人物，遗憾不能见到他们。若能见到这些人物，就如同见到这潮水；能见到这潮水，就如同见到这些人物，不也是一件快事吗？

译序言还没有写完，崔尉汝弼说：‘山阳倪大夫敦复对您有情义，您能否用文章赠给大夫，题写在北轩上呢？’ 我说：‘北轩，是大夫闲居和讲学的地方。如今郡县官吏的事务比从前多十倍，即使有多余的才力，精神气力稍有松弛，事务就办不成了。山阳是有名的繁剧县，大夫坐在防事中，事情送来便立即裁决；又回头询问左右还有没有公务，于是退下来坐在北轩，取出书籍防读，身旁没有私人的玩赏，纸墨笔砚都在这里实际使用。有客人来了，就请进来，同他们谈笑、评文、赋诗。月影映在屋檐上，风声传入竹林中，面对这些景物坐卧，就像陶令睡在北窗下一样。白天精力有余，夜间的劳气已经消散，身心宽裕从容，思考自己平日的涵养，使之日益充实，然后充分发挥出来治理政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呢？这就是邑中百姓喜悦他的原因。如今下蔡的慎令叔良，是有才干的官吏。他同我谈到大夫，甚至叹息说：‘有这样的大夫，崔尉！’汝弼确实辅佐县令办事，为人忠厚而乐于道义，对大夫的善行了解得最详细，这是值得记述的。我在西郭时，大夫多次屈尊来见我；等到我到学馆居住，大夫所行的礼义更加厚重。前代显达的官员和尊贵的大臣，地位尊为将相，仍修行乡里的敬意，到庭参见县令，亲自穿着白襕，使用对士人的礼节。凭我的无能，不过是身着黄绶的下等士人，是末等任命之人；大夫却亲自屈尊到这种地步，我只是没有办法报答大夫。’ 大夫是吴地人，应当用潮水来劝勉他归去。这样，大夫感受到我的文章，浙江潮水的形势便全都呈现在眼前；他的心胸如果因此浩然开阔，就可以作《归去来》了。题写陈吏部诗集之后 已故吏部彭城陈公，在仁宗皇帝时以御史身份出使关中。我凭故交之子的身份拜见陈公，后来又在河内见到他。此后五十年，我在淮南见到陈公的孙子，于是得到他的诗稿，伏案叹息。大概是不敢稍加评述罢了。若有幸像平日一样，作为陈公父亲一辈的故交来教导他读诗，倒是可以的；若要写信替他评说诗作，那就不可以了。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山阳徐积谨慎题写。《节孝集》卷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