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孝集卷三十

译信，命我送到您身边。”先生读完后说：“一句话确实足以了解一个人。陈君的书信文辞不俗，一定是贤者。江君说他不与世俗同流，我虽没有见过他本人，也敢相信这句话。然而我从来没有带着诗书入京，所以不能写信道谢。您幸好替我转达谢意。” 陈无己对我说：“徐公善于评论人物，试着让他评论黄鲁直、张文潜的为人。”我问他，先生说：“鲁直的诗极其奇崛古雅，令人敬畏，而且还在不断进步。张文潜有雄伟的才华，笔力非常健劲，尤其长于骚体辞章，只可惜各方面不够均衡。不过人物也是很难评论的。孟子曾经以离开或留下、出仕或退处来评论孔子、伊尹、伯夷、柳下惠，大概这几个人都是关系一代世道的人，所以他们的出处行止可以确定其为人。然而离开和留下有大小轻重，其中小的只能看出平常人的才能，不足以看出非凡的人；其中大的没有超出死生关头。善于观察人的，必须看他在死生关头的表现。比如孔子被桓魋困厄，却说‘上天把德赋予了我’；孟子曾经因为有战事而接受馈赠，却没有听说孟子因此稍有卑屈。至于扬雄，虽然平时说了许多涉及时事的话，后来却有投阁自杀的过失，这就是圣贤与普通人的区别。然而人必须有所修养，遇到事情才不会迷惑。北宫黝只是匹夫之勇，也因修养而成就；那么浩然之气也只在于不断修养它罢了。又如谢安、王坦之在晋代时，没有什么可以轻重评价他们的；等到桓温征召他们，谢安毅然不受惊惧，王坦之却害怕得倒握手板，这就是王、谢优劣由此确定的原因。” 再如王俭的文学和政事才能，可以把庾杲之看作他的奴仆；然而王俭世代承受晋、宋的高爵，后来却开启了齐代篡逆的萌芽。等到齐高祖即位，王俭亲自捧着玺绶，屏住气息上前，只有庾杲之不去祝贺；使者催促他，他也只是称病不动。王俭的所作所为像犬豕一样，而庾杲之的行为光明显著、不可掩饰。这就是人物难以评论的地方，只有用死生关头才能确定。像廉范那样的奇才，古代也少有可比的，然而最终依附窦宪，这是值得指责的。不过，能够保全气节的人是很难得到的。” 先生曾经仰慕诸葛武侯的为人，端礼问他为什么取法于武侯。先生说：“深入考察武侯的存心，无法看到他的边际。比如他向先主推荐马超，关云长担心马超地位超过自己，便写信询问。武侯说：‘马超可以和翼德并驾驰骋，但衡量起来，终究不能与髯将军相比。’关羽听见后很高兴；既没有掩盖马超的优点，又借此结交了关羽之心。他的深沉远略，有谁能比得上？又如他在武功屯兵而屡次败退，于是下教说：‘如今并不是将领不善，也不是军队不多而失败，大概是我诸葛亮没有听到自己的过错罢了。’诸位如果攻击我的过错，那么军队就能取胜了。当时的贤者和后世的士人，都忌讳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而武侯却希望听到自己的过错，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然而人有过错，即使是亲近的人也一定诛罚；有功劳，即使是仇敌也一定奖赏。廖立一类人正是他所贬黜的，听到武侯去世，竟感动哭泣，有的甚至吐血，大概是因为他用法公平而得人心，士人也乐于为他效力。这七代以来辅佐之臣，有才干的很多，只是缺少德行罢了。武侯确实是奇异之人，谢安可以与他相比。然而士人若想施行自己的志向，就必须像这样。”先生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千万不要轻易废弃任何人。” 先生听说蒋颖叔取得广帅之职，说：“广州是雄强的藩镇，府署的座车出行时由先导开路，门旗两旁夹着银挝，后面依次是[原文作‘屠刽人’]，这是其他镇所没有的。”蒋颖叔刚到任时，蛮族首领一定用琉璃瓶盛着蔷薇水，向太守挥洒，而不洒向其他人。先生送给颖叔一首诗，把这件事写得很详细，说：‘颖叔年老了，听到这件事应当会高兴。’ 先生说：“韩退之的诗、书、记、志，各有自己的体制，直到今天仍然新奇。至于写《颜子不贰过论》，一味想纳入规矩绳墨之中，所以稍显俗气

译。” 先生说：“文章一定要多写，多写才能思考成熟。我没有一天不写文章，没有一个时辰不吟咏，只是苦于笔力不足，所以没有工夫抄写罢了。”

译有人问：武侯屯兵五丈原，难道他的志向是想交战吗？武侯本来知道魏军不肯交战，可惜武侯去世了；假如他没有死，后来应当怎样做？难道只能相持下去吗？在那个时候，沿着渭水向东进攻长安，那么三辅地区就会震动，魏军必然疲于奔命，便可以交战了。武侯没有想到这样做，这就是兵法所谓把兵力分散而不是分散敌军，因而使军队糜烂。先生说：这种议论很宏大，而且身在江淮之间来推测京师之事，本来就有不能确定的地方；何况是在千百年后评论千百年前的事情，而当时那个人的用心也不容易说清。然而深入考察武侯的用心，他确实是想用大义使天下归服，至于用兵的行动只是次要的事情。《传》说：威武是文德的辅助。这就是武侯不得已而用兵的原因。但自两汉以来，没有一定能够取胜的将领像武侯这样，真正是能够必胜的人。蜀地狭小而土地贫瘠，兵力孱弱；武侯统率他们，却使人人都有勇气，最终能够强盛蜀国、抗拒中原，大概是靠节制仁义的军队。以武侯的眼光看韩信一类人用兵，他们都只是庸将，靠侥幸取得胜利，也像儿童游戏一样。然而每次出兵，三郡就响应；马谡违背命令而终于失败，难道不是因为原本有必胜的防备吗？” 当时善于用兵的人没有谁超过孙权。孙权说司马仲达的变化神妙莫测，那么仲达可以说是善于用兵了。然而他与武侯相拒时，却闭军固守营垒，不敢行动；武侯死后，他说：“我没有料到他会死。”等到看到武侯的营垒阵势，又叹道：“天下奇才。”这样，仲达与武侯的优劣就可以看出来了。当时蜀国的将领关羽、张飞已经先死，姜维、马超又在后来才出现，正要竭力作战；当时所能使用的只有魏延、马谡几个人，而且又都是庸将，那么蜀国所依靠的只是一位武侯。凭一位武侯独自用兵，即使魏国强大也不能取胜，那么武侯的才能就不是容易估量的了。然而腹背受敌，是兵家所忌讳的；武侯又不愿乘人之隙而侥幸取胜，所以没有沿渭水向东进攻，恐怕并不是不知道这样做，或许另有防备。有人问：管仲、萧何、武侯、王导、谢安、王猛、房杜、李德裕、王朴的得失优劣怎样？先生说：孔子、孟子评论管仲已经很详细了，他确实对国家有功。萧何、房玄龄、杜如晦则忠于社稷；然而萧何轻信流言，买田来自我玷污，不是那种独立自守、无所畏惧的君子，这是其中最错误的地方。王导、谢安都是晋室的重臣；然而王导挟私怨杀死周伯仁，谢安身有期服却不停止音乐，这些都是他们的短处。” 李德裕有将相的谋略，王猛、王朴是真正一时的奇才；然而王猛不知道以义自处，屡屡受到困辱，王朴也有附会妖祥的讥议。这几位君子，得失各半，没有全能无缺的人。至于武侯，考察他的德行、评论他的才能，没有可以指责毁谤的地方，他大概是最优秀的吧？从前崔浩曾经非难武侯，然而崔浩并不了解武侯，崔浩的话不值得理会。先生又说：王导固然是贤者，然而他想任用赵胤，却被孔愉阻止；保护庇佑[原文作“芘注术”]，又受到孔群的抵触；亲近桓景，又被陶回当面责备，也稍有缺失了。有人问：谢安拥立诸桓，是对还是不对？先生说：荆州、江州都占据上游的用武之地，本来不应当交给诸桓。然而史传称谢安取得了诸桓的心，也合乎当时的事务需要【让桓石民任荆州，改任桓伊于中流，任桓石虔为豫州；既然让三桓分据三州，彼此没有怨恨，各自都得到适当的任用。他们谋划长远而不争竞，大多都像这样】。先生又说：谢安并不是不识人，像桓伊这样的贤者，在晋室也不多见。诸桓分据一方，没有不处置得当的。如果从桓温的行迹来说，在山东似乎有值得怀疑的地方。然而坐在这里评论数十、上百年前的事情，当时的形势和用心，也有不能全部说尽的地方。把荆州、江州托付给谢玄，并不是不可以；只是为了避嫌保全自身，恐怕谢公另有寄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先生说：“扬雄撰写《法言》，本来想讥刺王莽，其中说‘学问和品行居首，言语排在其次’这一类话就是如此。然而王莽的罪恶，愚夫愚妇都知道，不必等子云来讥刺，罪恶自然就显露了。比如佛教，也不必等韩愈排斥之后，后人才知道佛教是错误的。至于杨朱、墨翟，他们逼近我们的道，而且能够危害儒道，那么孟子怎么可以不加以辟斥呢？” 先生说：“孔子说得简略，孟子说得详细，所以说孟子就是孔子的解释。” 先生说：“曾经见过一本俗书说：‘写文章用典，一定要用新意。比如评论朋友，如果用管仲、鲍叔牙的故事，就不新了。’从前卓王孙说：‘别人放弃的我来取，别人取用的我来给予，所以能够致富。’这正好与俗书的说法相合。这种说法，学习者应当取法。” 先生说：“君子说话想要谦逊，行为却想要严正。因为不谦逊就会招来祸患，不严正就会受到侮辱。”孔子说：“我来执御吗？”又说：“幸好如果有过错，人们一定会知道。”这些话虽然谦逊，又有什么妨碍呢？至于有人说“谄媚灶神”，孔子则说：“得罪了上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祈祷了。”大概是担心损害自己的操行，所以不得不严厉罢了。后世君子说话不谦逊的很多，但在行为上却从来不严正。有人问萧望之是怎样的人。先生说：萧望之是近世的贤者。用圣人的标准衡量他，不免显得过于刚强。大概圣人对于夬卦，一定要等到一阴爻极其衰弱之后，才把它扬于王庭，这样小人就可以决然除去了。像孝元帝时小人正盛，萧望之便排斥他们，既没有取得成效，自己也因此丧命。至于他不肯挟持权势求进，实际上已经受到侮辱了。难道不如见到事机而不前往吗？然而他的大节已经卓然可见了。” 先生自己说：“平常作诗作文，赞美一个人，都依据自己所知道、所见到的来赞美；又从几件事情中选取他最突出的长处来赞美，从来不夸大赞誉，也从来不把传闻当作虚假的美誉。近世士人喜欢称誉别人，甚至说某人没有什么不会，近乎圣人，难道不是欺骗后世吗？” 先生说：文章必须浑然一体而不断续，滔滔不绝像江河一样，这才是最妙的。像韩退之，已经接近这一境界了；然而还没有达到孟子的十分之一二。先生说：人写文章，如果使古代的事情像躲避触犯众人一样，往往会有无意间招来祸患的地方。比如嵇康因为一句话而被杀，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

译先生说：人写文章，必须没有无穷的愁苦姿态，才是好的。杜甫的作品愁苦很多，贾岛尤其严重，李白又近于放纵直言，这些都是贫贱者所应当忌讳的。因此韩退之想让人省下一顿饭的钱来养活自己，又因感念两只鸟而作赋，实在很不应该。至于孟子，即使别人不了解他，他也能安然自得，正是能够承受贫贱而不使道义受屈。先生说：“恭、谨、敬”三个字，意义相近；但《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这里的“敬”就是不轻慢。然而汉武帝说“敬举君之觞”，又如陈国时期两国互相聘问，把“敬”解释为居上位者如此对待下位者，那么人在给居上位者写信时，就不应当说“敬”了。先生说：人应当先培养自己的气，气充足，精神就完备；写文章就刚健而敏捷，处理事务就有果断力，这就是所谓先树立根本。凡人的文章，一定如同他的气质。班固的文章可以说新颖优美，但体格平和顺畅，没有太史公文章的严峻。近世孙明复以及徂徕公的文章，虽然不如欧阳修的丰富新美，却自然严肃刚毅，令人敬畏。先生说：“人们同在一个官署任职，不可以不和睦。和睦，事情就没有乖违冲突，下属也不能作奸。一定想要和睦，没有比彼此分担过失而不掠夺别人的功劳更好的了。” 有人问先生研究《春秋》的方法。先生说：“《春秋》之学，最重要的是先探求经文的旨意，三传并不是最急切的。后世一定把赵、啖看作善于治《春秋》的人，他们的最大功劳正在这里。至于评论《春秋》的创作，却特别不探求孟子的意思，反而说是为了挽救时弊，实在疏远空泛。至于设立条例来寻求经义，恐怕最终会拘泥于成例，不能考核会通。条例有变化的，应当保存这种变化。”又说：“研究《春秋》必须保留阙文，像‘夏五’之类就是这样。如果不记载即位之事，各家的说法就纷纷不一了。然而我也认为这是阙文，不加以论说，大概因为传写时间久远，不能没有脱漏错误。如果就此建立一套议论，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至于《易》中说‘研诸侯之虑’，其中的‘明’字多半是‘侯’字，何必牵强地加以解释呢？” 先生说：“诸家只评论西狩获麟中的麟，却不知道评论‘狩’字，是为了讥刺非诸侯所能做的事情。” 先生说：“研究《春秋》应当以孟子为折中标准，因为真正懂得《春秋》的只有孟子。比如说‘没有合乎义的战争’，只是讥刺那些战争没有正义罢了。” 经文说侵、伐、征，大概“侵”是贬低敌人的力量，只是侵犯他罢了；“伐”就严重了，不仅出动的兵车多，也是为了声讨他的罪过。所以经文说侵蔡、伐楚，由此可知“侵”是对较小的敌人，“伐”是对较大的敌人。至于“征”，就更严重了，如周公东征、征伐有苗之类就是如此。先生说：“解释者说《春秋》没有褒扬，不对。但在当时，记载褒扬的事情只是少罢了。比如齐国遏制强暴、使中国强盛，孔子说它‘一匡天下’，而葵丘之会孟子也予以肯定，难道不是褒扬吗？又如保存卫国而有《木瓜》诗，难道能不算褒扬吗？” 有人问乙亥年所说的事情：“先说御廪遭灾，所以认为在火灾余烬之上举行尝祭，是非常不恭敬的。”先生说：“《曾子问》说，天子、诸侯的祭祀，遇到日食、火灾、服丧，就都停止祭祀。现在御廪遭火灾，尝祭本来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这才是不敬。何必说是在火灾余烬之上举行尝祭呢？” 有人问秋季军队回师的事，解释者讥刺它超过时令，而左氏却认为这是善事。先生说：“一百四十二年中用兵很多，唯独这里说军队回师，恐怕不是讥刺。况且用《清人》诗来验证，就可以知道它把丧失军队看作抛弃百姓，深深讥刺他的国君；那么军队完整地回来，就可以算作褒扬了。” 有人问：盗窃宝玉、大弓却不记载盗者姓名，纪侯大举离开他的国家，却不记载齐国灭亡纪国。先生说：“称作盗，是为了贬低他。汉代说‘盗取高庙玉环’，唐代说‘盗杀武元衡’，都是这个意思。所以不必记载盗者的姓名。”不过，这也是讥刺主管官员疏于收藏。讥刺主管官员疏于收藏，那么当时的政事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关于纪侯的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讥刺他不能为社稷而死，灭亡纪国的是齐国；说纪侯大举离开他的国家，那么齐国的罪恶也可以看出来了。另一种说法是“大”字是纪侯的名字。因为讥刺他不能为社稷而死，所以直呼其名来贬低他。有人把纪侯比作去邠之事，这是错误的，正如把王莽比作尧、舜的禅让一样。” 先生说：“王令的文章，很少有他认可的。比如把房玄龄、杜如晦说成刀笔吏，就是不对的。比如朝廷议事时，房乔已经谋划好了，一定说：‘没有如晦就不能筹划。’等如晦来了，最终却采用房乔的意见。由此看来，他们不掩盖别人的善处，交相采用各自的长处，本来足以称为贤相，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做宰相的，能够不遮蔽别人的谋略，凭一己之身施行天下人的善策，难道不是伟大的吗？后世的人却以谋略不是自己提出为耻，认为别人进言是侵犯自己的职分，因此只是使别人受到他的遮蔽，却不知道事情也往往因此不能成功。从前魏相汇集贾谊、董仲舒所说的话而加以施行，那么他的见识就很高了。然而治理政事的人必须有方法，然后才能站得住脚。因此王导穿着粗布衣，谢安使用蒲葵扇，不用说话而人们就跟从他们，大概是因为有方法。后世宰相办事，却想用权势来劫制天下，又怨恨别人不服从自己，难道不是愚蠢吗？” 先生说：想要探求圣人的道，必须从圣人的权变中去看。所谓权变，是什么呢？大概完全合乎中道的是圣人，而中道还不足以穷尽圣人。想探求圣人的道，必须观察他的权变。权变就是纵横反复，不拘守旧常，却都合乎道理，这不是贤人所能做到的。所以孔子说：“还不能同他谈权变。”孟子厌恶固执于一端。然而善于评论圣人的人，必须观察他所处的时代。比如孔子处在周朝末世，天下是什么样子？所以他的车轮和马迹遍布天下，却不认为劳苦，难道是喜欢这样做吗？只是希望一旦得到任用，就施行自己的道，以救济这些百姓罢了。至于拜见佛肹、南子，也不认为这是污辱自己。然而圣人的权变，似乎高卓得不可企及；有志之士仰望学习，又有什么困难呢？这就是孟子能够通过学习达到圣人境界，而荀子、扬雄却不能达到的原因。再如《尚书》中，尧、舜、汤、武，以及平、康，强硬对待不友善者、和悦对待友善者，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在《易》中，泰、否、丰、剥、小过、大过，各卦所处的时势也不同。如果在汤、武的时代实行尧、舜的事情，或者把治理丰、泰的办法用在剥、否之时，难道不会倾覆而毫无功效吗？”

译这就是尧所以禅让、舜所以接受，汤所以革除夏朝、武王所以建立周朝，伊尹、周公所以摄政的原因。大概都是运用大过卦所代表的权变之道，适应时势变化。学习者不懂这个道理，竟妄自产生议论，是不对的。《诗经》说：“棠棣的花，偏偏开放又合拢【‘偏’应读作‘徧’，是说花遍开而又复合】；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房屋太遥远。”这里说的是权变相距太远而不可达到。所以孔子说：“并不是没有思念。”大概是讥刺他说的话不合于道【这是逸诗，记载它是为了说明孔子删诗的方法，务必删去不合于道的诗】。晁错说得好：“能够明察自己时代的人，称为天子【这句话出自《六韬》】。”后世学者，他们的言论和学问都各有可取之处；到了临事而应变的时候，却有的悖乱，有的拘泥，是因为他们不能通晓时代的变化。如果不能通晓时代变化，那么利益不能兴起，祸害不能除去，事情即使到了毁败的地步也不能挽救，原因就在这里。先生说：扬雄投阁，后人竟替扬雄讳饰，说没有这件事；这样一来，汉史所记载的事情就都不值得相信了。何况这件事十分明白。不过扬雄确实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不能适应变化；即使有这件事，又何妨他成为大贤呢？” 再如孟子说：“尧把天下让给舜，这就是禅让。”意思已经很明白了。韩退之回答禹的问题，却反而违背这一说法，后世学者又替韩退之讳饰，说这不是韩退之的文章，为什么要提出这种迂曲的议论来欺骗自己呢？即使确实是韩退之的文章，也不妨碍他成为韩退之。这些都是喜好奇异、不能适应简易之道的过失。先生说：“治理黄河确实是大事，但其中有些利害关系可以坐下来谈论并决定。我曾经依据大禹治水的方法，亲自观察地势。况且从陕州以西登高向东望，左边是丘陵，右边是冈阜，黄河就在其中流行。所以自古以来，黄河从未在陕、同之间决口。向前流到河北、京东的边界，地势更加低下，全是平原，山脚又柔软，不能牢固约束河水，所以形成二渠，又形成九河，来削弱它的怒势，使水分流宣泄；黄河因此流向大海，三代时期没有水灾。如今谈论黄河的人，必定把灾害归给天意，为什么不反问说：周代时，周王和列国国君并非没有失道之处，却没有听说黄河成为祸患，为什么呢？因为有大禹留下的遗迹。若一定想依靠人力治理，恐怕也难有成效。现在的河道既狭窄，地势又松软，没有丘陵冈阜来牢固约束，也没有二渠，更没有九河来分流泄去它的怒势，只在一道河道中流行。按孟子所说，这是掘开土地让水流入海；如今却用人筑的堤坝来抵挡它，于是水在地面上流行，怎么能不决口呢？现在没有决口，只是侥幸罢了，不能保证万全；今年不决口，明年一定决口，或者过两三年，必然会决口。” 不如大略依照古法，把河水分成几道，顺着它流向的趋势加以疏导；把河身拓宽，放任它的水流回旋而不使其壅塞，那么黄河的灾患或许就会少一些。” 屈平投江自沉，虽然可以说是心胸偏狭，也可以说是不幸。然而圣人也有不幸，却有办法处理不幸；也有不得已的时候，却有办法处理不得已，必定不会走到自我伤害的地步。所以像屈平这样的事，孔子、孟子不会做。作诗绝不可以直斥时事，至于赞美美人，也不可以直截说出。试看《诗经》的风、雅、颂，其中所赞美、所讥刺的事情，没有不是委婉顺当而归于正道的。有人问“象以典刑”是什么意思。孔安国说：“象，就是法；法是采用通常的刑罚。”汉代儒者则说：“唐虞时代画出刑象，又说画衣冠来行戮，为什么呢？”先生说：“有的称为象魏，有的称为两观。‘观’是说它高大而值得观看，也是法则；‘象’表示自然高大，‘魏’有巍巍的意思，都是有可观、可取法之处。那么‘象’之所以用来说明法，就像上天垂示各种征象。唐虞的刑罚虽然没有经典明确记载，如同萧何制定的律令一样，刑罚的轻重大小各有固定的式样。不过恐怕古代本来就有固定的式样。看他们流放四凶而人们都认为适宜，就知道刑罚有通常的制度，所以百姓听从而不迷惑。所谓‘象以典刑’，大概就是法令采用通常的刑罚而没有过差。” 有人问各种关于明堂的说法：“有人说是发布政令的宫殿，又说在国都南面七里。蔡邕认为是天子的太庙，各种说法不同。”先生说：“明堂是发布政令的宫殿，这就对了。大概取的是面向光明而治理天下的意思，所以孟子说‘是王者的堂’。至于说在国都南面七里，那当然是错误的。”然而历代各位儒者的议论纷纷，没有定论。汉武帝被方士的话牵引，用茅草覆盖屋顶并沟通水道。只有隋代宇文恺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一定要兴建，就应采用魏郑公所说的“由我创制古制，也可以；果断决定而实行，只在我自己，众说不能改变”的办法。有人问：晁错、张敞请求让人缴纳粮食来赎罪，这岂不是使刑罚失去对有罪之人的惩罚吗？先生说：“《尚书》有‘用金赎刑’的话，是说所犯的罪属于因牵连或误失而可以宽恕的，就让他用财物赎罪，这样刑罚并没有失去对有罪者的惩罚。晁错等人大概取用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提出这种说法。况且根据时势权宜地制定适当办法，以解决紧急情况，与其向百姓加重征敛，不如采用这个办法，仍然可以取得不费财力的利益。况且如今的富人，有缴纳资财而成为祠郎、室长的人，他们的意思也是想求得庇护自身；而朝廷实际上没有奖进他们的办法，所以他们一旦做官，就竭力奉公，不敢犯过失，反而比儒生、世家子弟出仕的人更加有益。然而上面的人为了避嫌而不敢举荐，朝廷也没有升迁进用的办法，因此有许多才力值得称道的人，最终困厄而死。况且张释之也是通过缴纳资财成为郎官的，这说明人的才能不能只由入仕的途径来决定。何况汉帝的诏书说：‘如果能长久站立在庭下，就应当特别表彰他。’” 有人问：汉武帝修筑朔方，公孙弘进谏说“不可以”；等到朱买臣提出十条理由驳难他，公孙弘一条也答不上来，最终还是修筑了朔方，这是为什么？先生说：“汉武帝喜欢兴建功业，公孙弘进谏，是想用安静守正来匡正他。然而朱买臣、严助一类人正想推销自己的主张，又借助汉武帝的威势来压制公孙弘，那么公孙弘怎么敢不听从？所以他说‘鄙人不知道’。但是汉武帝使中原疲敝，失去民心，几乎丧失天下，这件事的根源大概就是朱买臣引导的。唉！治理天下的人，怎么能不审慎选择所任用的人呢？”

译研究《诗经》的人一定要论述它的大体，章句的琐碎细节不值得谈。况且《诗经》为什么一定要把二南分为国风，把雅分为大雅、小雅，又另列为颂呢？大概天下的根本在国，国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在自身。所以二南说文王的教化，从闺房衽席之间开始，直到使人受到感化。大概风是治理家庭的开始，小雅是治理国政的开始，大雅是治理天下的开始，颂是功业成就的开始，这叫作四始。其余讥刺恶事的诗，是删诗时分别附在各篇之中，恶事大小自然可以分别看出来，另没有其他意思。所以只有箴规讥刺的诗不专门立名。十五国风，是说车轮相同、文字相同，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土地相近、德行相等，所以没有分别先后。季札说小雅是周朝衰微的表现，王通却说是周朝强盛的表现，他们的说法似乎不同。大概当时季札恰好听到讥刺的诗，所以说周衰；王通推究《鹿鸣》以下诗篇的大旨，所以说周盛，都是依据各自所见，并不是根本不同。” 人一定要有威严，然后才不会被别人轻慢侮辱，事情也才能建立，还可以应对突然发生的变化。比如子路能够凭一句话断狱，是因为他有威严，所以能够得到人的实情，下属也不能欺骗他。《易经》丰卦、噬嗑卦都有雷电般的威严和光明，所以都能够断狱。至于贲卦，小小的光明不足以建立事情，所以说“不敢断狱”，大概是因为没有雷电般的威严。有人问刘歆的问题：郑康成说《周礼》是周公造成太平的遗迹，为什么何休、林孝存却诋毁它？先生说：“只有《春秋》《诗》《易》《书》《论语》《孟子》是圣人留下的完整著作，没有后人增益；其余经籍都有可疑之处。如《王制》，是汉代博士编写的；《月令》，也是吕不韦编纂的；《中庸》，则是子思的话。其余夹杂汉儒之说的很多。孟子说：‘诸侯憎恨它损害自己，于是都毁去那些典籍，制度便灭亡了。’这就是《周礼》令人怀疑的原因。然而也不能完全认为它都是错误的，应当考察其中所说的话，符合圣人而不相违背的就取用，不合的就不要强行替它解释，这样就可以了。” 有人问季札观看舞《象箾》时说：“美啊，只是还有遗憾。”服虔说：“遗憾，就是悔恨；悔恨不能赶上亲自诛杀纣王。”

译《尚书》说四岳举荐舜，孔安国说：“四岳知道舜的圣德，是不得已才举荐他。” 这两个人的说法固然荒诞，然而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先生说：“‘遗憾’可以解释为惭愧。说文王不能匡正纣王，已经有惭德，可以；何必说成悔恨呢？四岳举荐舜时，都是拿丹朱、共工来说，尧多次推却，然后才举荐舜，难道不是孔安国根据这些事情增饰文辞而形成这种说法吗？” 有人问：司马迁作《史记》，把孔子列入世家，却把豫让列为刺客，可以吗？齐国、鲁国是大国，为什么开头却记载太伯？叙述列传时尊崇道术而轻视六经，又是为什么？先生说：“士人必须所养成的品性醇厚，所学习的学问醇厚，所师从的人醇厚，所结交的朋友醇厚，然后他说的话、做的事才都醇厚。像司马迁，他所养成的品性、所学习的东西都不醇厚，他的老师、朋友也有类似之处，所以他的言论多驳杂，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按照《春秋》考察，过去曾经讥刺世代相传的卿，说明世代享禄是可以的；大概只有诸侯才能世代相传，卿大夫都不可以。孔子却称为世家，可以吗？豫让是天下的义士，他的气节凛然可畏。从齐、晋、周、陈的臣子来看，他们的祖父、父亲以及自身都享受本国的俸禄和职位；等到君主更换、朝代变迁，他们又安然去侍奉别的君主，没有惭愧的脸色，更严重的还帮助成就篡夺的祸乱，像王俭一类人就是这样。由此看豫让报答知遇之恩，难道不是义士吗？把他列在刺客中，是不对的。太伯三次把天下让出，那么齐、鲁开国本来就在其后；但这也是司马迁重视他的谦让而取其合乎道义。至于他尊崇道术而轻视六经，就是因为他的学问和见识不醇厚。” 问：三代称用肉刑来治理天下，后世实行肉刑却忧虑伤害百姓，现在可以实行吗？先生说：肉刑的法制，前人已经论述得很详尽了，只是徒然纷纷争论罢了。我曾看到唐太宗说：“不实行井田制、肉刑，就不能达到治理，这是大错。”大概前代的制度，有些不可以施行于今世；今世的制度，也有些不能上通于古代。关键只是要观察时代的变化罢了。况且孝文帝因为仁爱之心而废除肉刑，这是正确的。即使说有减轻刑罚的名义，实际却是杀人，也不是他的本意。不幸的是后人因此怀疑孝文帝以严刑达到太平。然而，只要刑法不伤害百姓，就必须得到良吏才可以施行。一定要实行肉刑，必须得到像皋陶那样的人才可以施行。皋陶不可得到，若能得到具有皋陶之心的人，也可以。若这样的人也不可得，那么肉刑就不能轻易实行。左氏说：“十六族的贤人，尧不能任用；四方的贤人，尧不能罢黜。”应当说“没有任用、没有罢黜”，不应说“不能”。因为尧如果任用了他们、罢黜了他们，就无法成就舜的功业。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天道。” 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但在文章方面却不能不力求胜过别人。凡是作文，必须自立一格，使前面看不到古人，后面也容不下后来者，这才好。如果不能自立意旨，反而伤害礼法和文辞，残缺不全，实在令人怜悯。 《仪礼》大致算是完整的书，但绝不可能全部出自圣人。怎么知道呢？礼本来出于人情，可是《仪礼》说：“父亲在世，母亲不能服三年之丧。”又说：“嫂嫂和小叔之间没有丧服，是为了避嫌。”又说：“老师没有丧服。”这些难道是人情吗？由此可以断定不是圣人所作。大概多出于汉代儒生，他们喜欢推行自己的私意，有的想采用自己老师的学说，有的贪图购买金钱，因而妄自发言，实在令人怜悯。问：现在军队冗多了，想恢复民兵，怎么办？军队储备又不足，想恢复屯田，怎么办？先生说：现在军队的弊病在于固定驻扎而不能调动。如果像汉代那样，在一路之中重新设置几百名负责奔命的士卒，使他们往来奔赴紧急事务，而不能像驻泊兵那样固定驻守，那么盗贼就不敢作乱了。屯田确实难以恢复，大概古代兵源取自农民，形势顺理，所以耕田的人都是士兵。后世兵民已经分开，名称也不同了，何况现在的士兵骄傲懒惰，不能役使，难道还能让他们耕田吗？他们一定不肯。况且军队的问题在于不精锐，不在于人数少。过去李勣凭三千人平定襄，古人也有以少击众的，所以军队虽然冗多，却没有益处。问：卫青不斩副将，王猛弃军迎接苻坚，这与穰苴、亚夫不同。先生说：将领在军中，可以有不接受君命的时候，这是正确的。如果卫青不斩副将，只能说是保全功名的人，不是将帅之法。王猛弃军迎接苻坚，苻坚责备他，这是正确的。又问：人的确很难预知，但孔子说子路不得善终，孟子说盆成括一定会被杀，后来果然如他们所说，这是为什么？又如萧何说韩信是国士无双，武侯说蒋琬有非凡才能，后来也果然成就功业，这是为什么？先生说：子路、盆成括有招致死亡的行为，孔子、孟子观察他们的行为便能知道；即使他们侥幸免死，孔孟的话也仍然可信。萧何知道韩信可以任用，却不能知道他的结局；武侯的明察，本来能知道蒋琬可以任用，但人的确难以完全预知，武侯也不免在马谡身上判断失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问：国家的根本在军队，军队的根本在将领，那么将才就很难得了。如果一定要选拔将领，应当用什么方法？怎样才能使将领静守时就能挫败奸谋，使奸谋不能发生；行动时就能击破强敌，掌握敌人的命运？应当用什么方法？古人中谁能做到？先生说：将领确实是难办的事，不能轻易谈论。古代名将各有所长。所谓静守时能挫败奸谋，就是所谓“上等的用兵是攻伐谋略”；攻伐谋略，是能够破坏敌人的谋划，不必等到真正用兵时才表现出来，也没有明显的形迹。比如李牧在雁门二十年，匈奴不敢进兵；王霸在上谷也二十年，敌人不敢窥伺边境，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然而凭这几人的才能，尚且必须长期任用，然后才能建立功业，可见将领不能仓促调换。所谓行动时便能掌握敌人命运，是说必胜的将领。自古以来必胜的将领，只有武侯一人，因为他用兵有节制，不轻举妄动。其余人都只是侥幸取胜罢了。即使李光弼还要出战，也把短刀藏在靴中，可知他知道自己未必能取胜。凭马隆的才能，先树立标志，招募骁勇士卒三千五百人，又请求亲自到武库挑选兵器。有这三点，所以能够多次取胜。过去高崇文讨伐蜀地，卯时接受诏令，辰时出兵，兵器装备全都不靠临时借取而迅速齐备，因为他平时已有充分准备。因此他解除了剑门之围，平定了刘辟之乱。吴国时有一位将领【缺三字】，在无事时常常制定出兵计划，所以敌人畏惧他而不敢妄动。这正是用兵者应当效法的。可是用兵一定要有骁勇的将领，也一定要有敢死的士卒。所以古人距离敌人一百步时还要选拔敢死士，因为敢死士能够壮大军威，而骁勇的将领能够夺去敌人的气势。

译《传》说：“智慧、诚信、仁爱、勇敢、严明，是将领的职责。” 因此做将领，必须严明。严明就有威势，有威势，号令就清楚，士卒也就畏惧他。但威势必须平时建立起来，才可以在突然遇事时办成事情。李晟的士卒中，有人折断别人的匕首和筷子，李晟便杀了他。李光弼想杀贵臣，即使天子想增加他的官秩来使他免死，李光弼也仍然把他杀了，所以威势得以建立，众人都畏惧他。然而郭子仪仁厚，得到士卒的心，军队最终稍有松懈。等到李光弼统领他的军队，士卒全都两腿发抖。由此可见，有威势的人，众人才会畏惧。《易经》说诚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又说果断实行可以培育德行，那么诚信和果断都是德行的根本，是士人君子片刻也不能忘记的。但《论语》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坚决，这只是拘泥小节的小人啊。”自汉代以来，解释者都认为这是小人的行为，岂不是损害德行吗？大概孔子因为子贡所问的内容越来越低下，便又问他次一等的境界，所以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坚决”；担心他再问更次一等的，于是特意举出最低下的说法：“拘拘于小节的小人啊。”所谓“硁硁”，是空虚浅薄的意思。这样看来，“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坚决”和“拘拘于小节的小人啊”两句意义并不相承接，而是各自为一段。有人说：孟子说“说话不一定守信，做事不一定坚决”的是大人，所以这里把“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坚决”说成小人。却完全没有想到，大人是德行成熟者的称号；“说话不一定守信，做事不一定坚决”，是随心而行的意思，只有大人才能做到。《论语》这里说的是士人，怎么能拿来和大人相比呢？浩然之气与北宫黝的勇敢、孟施舍的勇敢，都是凭借修养而达到的。不过孟施舍养成的是匹夫之勇，所以内心不动摇而无所畏惧，把不能取胜看作仍然能够取胜。孟子说：“如果估量敌人之后才前进，考虑能够取胜之后才交战，那么一定要经过思虑，这就会扰动他的内心。”所以文势应当从“仍然看作取胜”说起。以上是说孟施舍；从“估量敌人”以下，是孟子说施舍不能做到这样，并不是同一段意思。《尚书》这部书，是天子的政事，最后结束于《文侯之命》。那么《费誓》《秦誓》两篇为什么也列在其中呢？大概《尚书》的文字是旧史官的文字，篇章次序则是孔子删定的，所以从唐虞开始，以此说明治理时代教化的根本。不过《尧典》也称作《虞书》，因为尧治理天下的方法，如果不是舜完成它，那么尧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经营处理世事的道理，就无法显现出来。尧舜时代道德兴盛，所以大禹、皋陶的谋议也都称作《虞书》。《夏书》以后有深切的警戒和防范，所以《夏书》末尾接着是《商书》，用商来警戒夏；《商书》末尾接着是《周书》，用周来警戒商；《周书》末尾接着是《文侯之命》，用它来警戒周。其意是说，周的德行已经衰落，而晋国强盛起来了，应当知道如何杜绝篡夺和祸乱。后面又接着《费誓》，以显示鲁公僭越天子的行为；又接着《秦誓》，以显示秦国的强大。这些都是用来警戒周，而周却没有醒悟，所以最终被秦国灭亡。因此说，《费誓》《秦誓》两篇，是用来告诫周的，也同样是用来警戒后世的。《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也是诸侯的事情。那么《春秋》却说“西狩获麟”，这是为什么？大概孔子删定《春秋》时，用意深远微妙，所以用一个字也有轻重之别。它说“获麟”，各家只解释“麟”，却不论“狩”，这不是孔子的意思。因为“狩猎”是天子的事情，而诸侯却说“西狩”，正是用来讥刺其僭越。《诗经》中有“颂”，是为了彰明盛德、宣告功业成就。即使有文王的事业、武王的功劳，如果没有成王、周公，也不会创作颂诗。这是太平时代的事情。可是后面接着《鲁颂》，又附上《商颂》，这是为什么？大概从《二南》说治理家庭的开始，《小雅》说治理国家的开始，《大雅》说治理天下的开始，“颂”说功业成就的开始，是为了显现周王室从始至终的治理之道，都是由兴盛而来。末尾有《鲁颂》《商颂》，又是为什么？大概鲁国实际上僭越天子。现在看《鲁颂》所写的事情，哪里是彰明盛德，哪里可以告于神明？所以说季孙行父向周王请求命令而作此颂，正是因为周王室已经衰微，借以彰明鲁国的强大和僭越。它的《商颂》已经散佚，只是特意附在这里罢了。因此说，得到《商颂》十二篇，由此可知孔子不愿断绝一个朝代的事迹，只是因所得而附列其中，并不是有所褒贬。《易经》这部书，没有不包含警戒的，所以以《未济》作为结尾。可是解释者却认为以《既济》结尾，难道是圣人的意思吗？大概关朗、子明用六变之说解释《易经》，所以他们说：“《易经》以《既济》结束。”然而子明所论的六变，上面看不见乾坤，下面看不见未济；又怀疑他的方法只是论述终于《既济》，并不是说不可以终于《未济》。《二礼》所记载的开头和结尾不同，这是为什么？礼学不明白，实在可惜。只有《仪礼》稍微算是完整的书，但它都讲士礼，所以可知论礼的人是把士礼提升而推广到天子的礼制。《仪礼》以冠礼、婚礼开始，这种安排是正确的；以有司结束，大概是认为追念先祖是人的大事，所以丧葬之后接着是祭祀之礼。至于《戴礼》所记，驳杂错乱，数不胜数，大多出于汉代儒生的私见。它开头不以冠礼、婚礼，而以《曲礼》；结尾又以《丧服四制》，制度也多错杂，且不合人情，实在非常奇怪。然而《诗经》以《关雎》开头，《尚书》以《厘降》开头，《春秋》以聘问婚娶开头，《易经》下经以《咸》《恒》开头，所以礼书理应以冠礼、婚礼开头，只是《礼记》与此略微相近，却没有篇章次序，恐怕还不能作为确定的论断。《艮》卦说：“思虑不超出自己的职位范围。”这是专门用来告诫在位者的。它说的哪里只是做事时各有界限、不能越出呢？即使心中思虑的运行，也不能越出自己的职位范围。至于求学的人，则没有什么不能思考、不能谈论的，因为他没有在位者的责任，可以实行自己的志向。如果说思虑不能超出自己的职位范围，那就是自己把自己抛弃在浅陋的学问之中了。扬雄称赞孟子不动心，说：“贫贱、富贵都不能动摇他的心。”这是大错。古代隐居山林、长期远离仕途的人，难道不能做到贫贱、富贵不动心吗？世上那些具有匹夫之勇的人，难道不是因为生死也不能动摇他的心吗？如果这样，那么孟子的不动心也不过是普通人罢了。原意是说孟子的修养充实到了极点，万物都完备于我，万般变化都清楚地呈现在胸中，所以即使处在齐国卿相这样的显要职位上，也不动心。事情经过思考谋划便可以治理，所以说“不动心”，是因为他的修养达到了极点。像北宫黝之类的人，虽然不值得称道，也同样是由于他们的修养达到了极点。

译孔子说“山梁雌雉”，意思是说山梁很高，如同房屋有栋梁、桥有桥梁；雌雉处在山的高处，可以说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也就像小人处在高位一样。子路平时多言，在这里却忽然能够沉默并领会其中的意思，大家因此表示敬意，反复赞叹这件事。“嗅”应当作“叹”，大概是字写错了。扬雄也没有详细了解孔子的旨意，而他论说雌雉极不考察事实，后来的学者竟相信以为正确，实在令人奇怪。问：歆、向谈仲舒，是谁的是非判断正确？先生说：伊尹、吕尚是圣人的辅佐，没有他们就不能兴盛；管仲、晏婴只是一个时代的豪杰罢了。以董仲舒所学的醇正，以及他的三篇对策通达时务来看，他不是庸俗的儒生。他回答江都易王说：“讨伐国家不必询问仁人。”这个论断又几乎接近孟子了，大概是贤者。说他像伊尹、吕尚，就超过实际了；说他不及子游、子夏，似乎稍有贬低。然而只称说他的长处，已经足以使他成为一时的贤人，何必远远拿他去比拟古人呢？问：丙、魏、姚、宋四人谁更优秀？先生说：丙吉有宰相的体度，魏相有宰相的器量，姚崇有经营治理的才能，宋璟有操守和节义，他们都是贤相。然而汉宣帝雄伟杰出、明达有为，凭自己的力量就能达到中兴，即使没有丙吉、魏相也可以。至于唐明皇，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可以和他一起行善，也可以和他一起作恶。因此姚崇、宋璟在位，就成就了开元之治；姚、宋去世，就导致了天宝之乱。不过宋璟是刚直的人，刚直所以无私无邪，能够果断而明察。姚崇喜欢运用权术，这一点稍微降低了他的评价。贤人不可多得，大概天地也自会爱惜，何况朋友、同类以及任用人才的人，难道可以不珍惜他们吗？况且天地如果不爱惜人才，为什么孔子之后没有孔子，孟子之后没有孟子呢？有能力就应当出来任职，不能胜任就应当退下。而近世授官时，只把这句话当作装饰性的辞令，已经足够可耻了。朝廷又为此制定法令，说：“到了某一官职才可以辞免。”这是教人作伪。两府有任命时，还没有接受任命，就必须先把自己的名字押入候选名册，这本身就不正当。大概贤人应当按照礼法出仕，依据义理退处。既然可以押入名册，就也应该可以押出名册。近世讲学辨析的学问废弃了。讲学辨析，是为了阐明义理旨趣，激发自己的志向和思虑。像陈平那样的智慧，本来应当能够毫无疑惑地谋划天下大事。吕氏尚未被诛杀时，陈平沉思而未能决定，听到陆贾的话以后，思想顿时明朗，于是能够同周勃交好。那么士人的智慧谋略还不如陈平，怎么能废弃讲学辨析呢？问：“肆大▯”是什么意思？先生说：“▯”是灾害的名称。《五行传》中说青▯、赤▯就是这种情况。根据《尚书》的说法，“▯灾肆赦”，可知赦免不能经常实行。所以蜀先主说：“我处在郑康成、陈元方之间，从来没有谈过赦免。”武侯治理蜀地十年不赦免罪人，所以刑罚公平，下面没有侥幸免罪的百姓。这里说的“肆”，是赦免的别称。又说“肆大▯”，可见这句话并不合乎其事。然而赦过宥罪，是天子的事情，诸侯却实行它，可知不合礼制。至于三年一次因郊祀而有赦免和赏赐，只有王彪之在传论中谈到，其他地方看不到它的起源。问：吕后想封吕氏诸人为王，陈平认为可以，王陵认为不可以，谁正确？先生说：陈平有包容天下的器量，自秦汉以来，只有他一人。又问：人修养自身，什么应当放在第一位？人所应戒备的，什么最紧要？先生说：《易经》说“防止邪念而保存诚心”，孔子说“思想不邪”，这就是说人修养自身，以诚为根本；所戒备的，以邪念为最急迫。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而行于正道，那么举止仪容无不正。正气充满四肢，显现在面容上，可以一望而知他是正人。假如不能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而反而存有邪念，那么容貌动作也都不正，邪气充满四肢，显现在面容上，也可以一望而知他是邪人。至于国家的兴亡，也取决于正与不正，何况人的修养呢？不过孟子说“志是气的统帅，气充盈身体”，这话含义精微，求学者应当思考。所谓志，是存在于心中的；心有知觉，有知觉就会有所节制地喜爱，所厌恶的也不过分；即使偶然超过限度，也知道自我反省。至于气，昏昧而没有知觉，只能充养四肢；如果任由它不停发展，那么喜怒就会被气驱使，必然超过分寸和限度，这是小人的事情。君子则通过学习而能够端正、真诚，所以志能够统帅气，喜怒不会过分。只有小人才会被气鼓动，正当喜怒发作时，不知道面色神态已经发生变化，甚至听不见别人的声音，也觉察不到自己冒犯了别人；有的报仇雪恨，以侮辱别人来使自己快意；有的甚至受辱也不惭愧；有的甚至杀人；有的甚至因此自杀，都是被气所驱使，不能用志统帅气。所以孟子说：“守持自己的志，不要使自己的气暴烈。”求学者难道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吗？不过自孔子以来，如果没有孟子，确实没有人懂得这一点。问：先生曾说贾谊特别喜好管子，几乎被管子误导，这从哪里可以看出？先生说：管仲确实是奇才，他所说所做都适合当时的形势，唯独他谈到阴阳五行等方面时不是这样。贾谊也是一时的豪杰，他取法管仲的地方不止一处。比如他说颜色使用黄色，数目使用五，几乎就是被阴阳五行之说误导了。读贾谊的文章，就会觉得汉代儒生的文章都不值得观览。等读了董仲舒的三篇对策，才看出贾谊的学问还没有达到成熟境界，不是醇正的儒者。董仲舒的话，几乎像孟子一样。然而孔子在卫国执政，只想纠正名分罢了；子路不能像颜子那样默默领会，到了发问时，孔子的回答也不过涉及几件事。管仲用来劝说他的君主的话，却累计有几万字。王通一见隋文帝，就陈述十七条对策，弟子把它编成三卷。文帝没有采用，他退下来作《皇极之歌》，这真是自取灭亡、使宗族赤裸受戮还不够。模仿《论语》来议论，哪里值得称道？《传》说取得信任以后才进谏，哪有一见面就突然向人陈述十七条对策的？太多了！这与孔子不同。人的德行存在于内心，一定会表现于外在。可是具有盛大德行的人，容貌尚且好像愚钝，何况内心没有德行的人呢？古语说：“好像没有，又好像有；好像空虚，实际上充实。”求学者不能不知道这一点。谦让不能苟且去做。伊尹被聘请三次以后才出仕，这是按照礼节而谦让。孟子在齐国接受馈赠却不接受任用，这是为了名义而谦让。后世辞让官职既不合礼义，又不是为了避开名声，而朝廷还制定标准，规定到了某一官职才能辞让，这些都不对。黄宪听到征召便立即起身，接受官职便立即拜受，这些都说明他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安定先生住在湖州，他的副职官员对他不很礼敬。一天，先生想去拜访他，便问应当怎样答复。安定先生说：“如果思考之后才去，就不是真诚；直接去就是了。”先生听了这话，顿时大为醒悟。

译安定先生说：《中庸》从情性说起。情有正当和不正当，欲望也有正当和不正当；德有凶险和吉祥，道有君子和小人。如果天地的情性可以看见，圣人的情性表现在言辞中，难道能说是不正当的情吗？如果说“我想要仁”，仁就到来了，难道这是不正当的欲望吗？如果说“枨也有欲望”，那么凡是说减少欲望，都是不正当的。由此可知，把一切情感都说成不正当，是错误的；说圣人没有情感，也是错误的。圣人难道像土木一样吗？“强哉矫！”大概“矫”是强的极致。大木弯曲是它的本性，能够矫正弯曲而成为正直，难道不强吗？道，就是人所自行的道路。这里姑且从道路的“道”来解释。凡是走遍天下、周行八方，霜露所降之处、人迹所到之处，都可以到达。那么道路难道不是四通八达吗？然而道路有正路，也有支路，都是道路。所以关键在于人选择哪一条而行。《中庸》特别选取舜和颜渊，是因为他们可以作为实行中庸的典范。所谓由真诚而明达，是圣人的境界。舜和颜渊不断勤勉努力而达到这种境界，不是极其真诚就不能做到。舜从一个普通人开始，积累仁德和义行，最终成为圣人，使他的父母成为圣人的父母、天子的父母，直到能够用天下来奉养父母；由此可以知道他积累的德行有多深。孔子说：“我看见他不断进步。”由此也可以知道颜渊的至诚。【此段恐怕不是先生的原话】人的大事中不能不谨慎的，是祭祀。鬼神固然不可知，但奉事鬼神的人，怎么能不以最大的诚意奉祀呢？上丁日举行释奠，都进献熟食，这正是如此。侍奉天神，应当使用生牲；至于孔子，则应当按照侍奉人鬼的礼仪来侍奉，所以进献熟食。州郡拘泥于微末的祭肉，不肯改变；朝廷又被法令条文束缚。真不知议论礼制的人为什么不知道其中的错误。安定先生不让学生学习书法，说：“字一旦稍微写得好看，就会被人役使。”看魏国韦诞题写凌云殿匾额，难道不可以说他被人役使吗？王献之回答谢安的话，可以说是大丈夫的言论。先生常常教导他的儿子说：“即使在贵人面前堆放黄金、积聚白璧，叫你过去，也不可以前往。何况用技艺去换取这种待遇呢？”所以孟子自己想见齐王，可以；等齐王派人来邀请他，他就称病不去。他不能被屈服，必须如此。台谏官的职责非常重大，不能苟且居任。如果德行功业没有早早显著，声誉也一向没有听闻，那么君主还没有了解他，他的言论也不会被充分听取，这就近于还没有取得信任便进谏了。有人认为阳城担任谏官时，竟然和屠夫、商贩混杂来往；这样的话，难道能使他的君主听从他的言论吗？像杨绾被任用后，人们甚至减少音乐、削减车马侍从，那么做人难道不应该平素有所修养、平素自重吗？孔子说：“三年的丧期，从天子一直通行到庶人。”汉文帝实行以日代月的制度，实在错误。后世因循沿袭，没有人议论它，也很可惜。然而汉代三十六日之后便除服，后世二十七日便除服，就更加错误。应当称为当时的制度：穿用柔软的巾帽和黑色丧服，在便坐处理事务，接见群臣也可以这样做。凡是评论人才，必须按照不得已的情形来处置，这就接近孔子、孟子所说的“恕”。如果那个人本来可以不做却偏要做，才可以责罪。例如孔子见阳虎时改穿便服经过宋国，这都是不得已。孟子说那五个人，如果没有公孙丑所说的卿大夫之家，就不与他们交朋友，也是不得已，而且当时正在服丧，不能出门。黑色丧服只有军旅中适宜使用；然而如果那个人没有田园和衣食供给，难道只是拘拘守礼，宁可和亲戚一起坐着挨饿受冻吗？所以他外出是不得已。先生评论赵盾的事情说：“孔子已经说过了。后人即使累积千万句话，哪里足以让人长久信从？如果相信后人而不相信孔子，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杀害高贵乡公的是成济，指使他这样做的是司马氏。晋朝山阳公死时，史书写道：“这是宋代史官的意志。”这是追溯根本而加以诛责。王导说：“我虽然没有杀伯仁，伯仁却因为我而死。”那么事情的真相也可以看出来了。不过王导、褚遂良都是贤人，王导因疑心而导致伯仁被杀，褚遂良又诬陷使刘洎被杀，都令人惋惜。问：“顺从世俗和违背世俗，应当怎样评论？”先生说：“不必说顺从还是违背，只须评论是正还是不正，再看它合乎什么义理。” 讲论经义，关键在于宽缓从容而不急迫，正如审理案件必须先确定大体情节，然后再追究细微情节，这样就没有不能解决的。如果大体情节还没有判定，便先追究细节，就会纷乱而不能决断。天下的事情，有些可以悬空推论而确定利害，有些必须等实行以后才能看见利害。所以自古以来，创制法令之初，并不是没有深思熟虑、反复讲论；等到施行之后，却有不能实行的，大概是因为有些利害无法凭空预料。郑云叟，是罗隐那样真正的隐士。种放的文章极其严谨，他的诗文没有不是写云山的，这一点值得尊重。然而真宗给他尚书的俸禄，同他握手，登临龙图阁，对待他可以说很厚重了，也可以留下他而实行他的主张。可是他最终不能留下来，他的志向又是什么呢？韩退之给故友写信，担忧朋友连米盐等日常生活用品都供应不足，情意恳切，真是义士。老杜的诗常常直呼人的姓名，这是不对的。大概孔子只有对弟子才直呼姓名。董仲舒不但道学深厚醇正，也精于议论。他所说的“降低高位者的身份而尊崇其德行，遵从他的教诲；百姓受到他的廉洁感化而不贪婪鄙陋”，确实是砥砺世人的准则。裴行俭说：“士人要成就长远事业，先看器量见识，后看文章技艺。”这与卢毓的论说相同，确实是选取人才的方法。安定先生要求头部姿态端正、仪容端直，这是用来检点外在表现的。礼书说：下葬希望尸体迅速腐朽，是希望形体和魂魄早日归于土地。因此棺材不以厚重为贵。近世使用厚木，使形体和魂魄与土地隔绝，几十年不腐朽，不合礼制。古人悬棺而葬，不修墓道。又有记载说：“封土高度四尺，那么古代的四尺，放到今天只有一尺多。”近世使用墓道，营造坟墓务求高大宽广，使后人误以为其中有财物，往往生出盗掘之心，对死者却没有丝毫益处。

译进谏诤言，是大事。孟子说：“只有大人才有能力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过去的汉武帝，是暴虐的君主。他见到严助等人，遗憾得到他们太晚，而其余人都因被诛杀而死。他任用公孙弘、霍光，可以说很信任他们，但也不曾以礼相待。只有见到汲黯时，他不戴冠便接见；由此可知汲黯的操守建立得多么坚定。汲黯还曾诋毁儒生，当面触犯皇帝。像汲黯这样行事的，跨越时代也没有可与他相比的人。只是他失于稍微偏狭，大概不是圣人就不能没有缺点。伯夷、伊尹一类的人，也都有缺点。总之，不能拿圣人的标准要求他，他不失为贤人。像汲黯，确实是敢于进谏诤言的臣子。有人议论阳城不进谏，说他是在蓄养勇气，这是大错。孟子说：“从来没有委屈自己却能够端正别人的人。”阳城担任谏官，却和屠夫、商贩混杂来往，每天沉溺于饮酒，言论不被人听到，行为也没有得到君主信任，忽然有一天愤然强行进谏，不过是一个醉汉说的话罢了。君主不听他，正是应当的。董仲舒说：“降低高位者的身份而尊崇其德行，遵从他的教诲；百姓受到他的廉洁感化而不贪婪鄙陋。”这样看来，士人必须平素有所树立，何况进谏诤言呢？怎么可以突然强行进谏？” 先生问崔子方秀才是什么样的人。端礼说：“他不随便与人苟同，议论也是这样。”先生高兴地说：“不必谈论其他方面，只凭‘不苟合’三个字，就可以知道他的操守是正的。正，是根本。”过去杨绾以清廉节俭居官，天下士人多穿破旧衣服来表示节俭，以求迎合杨绾。只有武元衡一向喜欢鲜美华丽的衣食，不改变自己的作为；至于议论，也从不苟且附和。穿破衣、吃粗食还不足以成为贤人；到不苟同别人，才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品格。问：“顺着本性而行称为道，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孟子说：‘志是气的统帅。’统率自己的气，关键就在于自己的志向。顺着自己的本性而行，难道不是这样吗？顺着本性而行，足以成为道。《易经》说：‘成就本性并不断保存它，是道义的门户。’” 问：“名世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名世，就是以自身来名显一世。不只是自己名显而已，能够说话的人，没有不为他命名的。怎样命名呢？正当这个时代，有这样一个人。能够救济这个时代的，必定只有这个人。因此以这个人来命名这个时代，也因此把天下的重任交给这个人。作为这样的人，应当怎样亲自承担这个时代的重任呢？正当这个时代，能够救济这个时代的人，除了我还有谁呢？因此又以自身来名显这个时代。以自身来名显时代，称为知天。知道上天为什么命我出生在这个时代，那么我为这个时代所承担的责任，难道敢违背上天的使命吗？” 问：《公羊传》《谷梁传》这两部传怎么样？先生说：“你自己心中所得，必定已经很多了。这是根本。至于古今的议论，选择其中可取的，来辅助自己所领会的道理。啖助、赵匡两人在《春秋》方面有很大的功劳，只是还不能完全穷尽其中的义理。考察他们所学，大概不止于《春秋》，而是贯通经义，穷究是非，所论也不苟且。像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这就是所谓有志于圣人之道的人。” 先生寄来书信说：“毁谤和赞誉无法防止；至于操持心志、思虑祸患而加以防范，关键在于细微的征兆。”临别时说的这句话，千万要秘密保守。吕氏《童蒙训》说：“徐积，字仲车，先生是山阳人，在小许榜登科。起初跟随安定胡先生学习，专心致志、努力践行，不再求取仕进。他的学问以至诚为根本，积聚心力研习六经，并且喜欢写文章，年老而兴致不衰。先生自己说：初次拜见安定先生时，退下时头部姿态稍微偏斜，安定先生忽然厉声说：‘头部姿态要端直。’我于是自己思考，不只是头部姿态，内心也要端直。从此不敢有邪念。后来因为穿着官服去拜见贵官，又自己思考说：‘拜见贵官尚且一定要穿官服，难道早晚拜见母亲却可以不穿官服吗？’于是早晚穿着官服向母亲行礼。先生侍奉母亲极其孝顺，山阳人都受他感化。” 又说：“先生曾经写文章训导勉励求学者：‘仲车先生一天登堂训诫学生说：诸位想成为君子，即使因此要劳费自己的力量、耗费自己的钱财，仍然不愿做君子，这还可以理解。不劳费自己的力量，不耗费自己的钱财，诸位为什么不做君子？乡里人轻视你，父母厌恶你，即使这样仍然不做君子，这还可以理解。父母希望你做君子，乡里人以你为荣，诸位为什么不做君子？’又说：‘说自己认为善的，做自己认为善的，思考自己认为善的，这样还不能成为君子，从来没有这种事。说自己认为不善的，做自己认为不善的，思考自己认为不善的，这样还不能成为小人，也从来没有这种事。’” 又说：元符三年，荥阳公吕希哲，字原明，从和州贬所起身，任单州知州，路过山阳，于是从市桥经过。桥坏了，他跌入水中却没有受伤。当时仲车先生年近七十，作《我敬诗》赠给荥阳公说：“我敬重吕公，是因为敬重他的德行和年齿；敬重他、爱护他，什么时候才会停止？美好啊，吕公的文章蕴含其中；显现在外的，是古人的风范。只有贤德之人，才有神明暗中扶助他的福祉。用什么来祝愿您？愿您不服药而有喜庆。”诗后批语说：“前些日子的事情，是桥梁腐朽，人乘桥失足跌倒，而您安然无恙，确实有神明暗中扶助您的德行。愿您为本朝珍重自己，为百姓珍重自己而重新出仕。” 以上是节孝先生的语录一卷，得自番阳洪公紫微的手抄本。旧本把东坡先生《志林》的语录冠于篇首，因此又把吕氏《童蒙训》的语录附在后面。我在临汝郡学整理此书，嘉禾年间完成。琴先生的文集，这份抄录虽然只是闲暇时的咳唾余论，但一言一语都足以警戒后学。比如说“修养自身以诚为根本”，先生从安定胡公那里得到的学问，大概终身都没有辜负。至于极力评论诸葛武侯一生，以及汲黯平素的操守，也正是先生所敬慕并用来要求自己的地方；二人的遭际虽不同，君子认为他们的志向相同。他因读《货殖传》而悟得作文的方法，如果与他处有所不同，考察他的学说，仍以简易浑成为主，求学者不要因为差异而求异。乾道己丑年季冬望日，教授永嘉许及之书。” 《节孝集》第三十一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节孝集》第三十二卷【附录】。事迹。臣僚上奏，请求以判官充任教授。臣恭敬地看到，楚州敕同进士出身徐积，经学明达，品行修养，侍奉父母极其孝顺。家里虽然贫困，一定要用甘美的食物奉养母亲。等到母亲去世服丧，他赤脚住在墓旁的庐舍中，每天亲自准备丧具和膳食，像母亲在世一样守丧三年，始终没有违礼，几乎没有损伤自己的性命。没有田地可以耕种，没有房屋可以居住，却收养孤独的外甥，教导他、抚养他，比对自己的儿子还要深厚。一方百姓都敬服他的道义和节行。他还是平民时，已经被州学延请，众人共同拜他为师。后来考中进士，监司、郡守多次顺从众人的请求，优厚地让他留在学校。自元丰年间推行学制，以郡官兼任教授，从此他便引退避让，不再有廪禄可以依靠。今年已经超过五十岁，贫困更加严重，但他清贫自守，始终不妄自求取于人。只是遗憾患有眼疾，因此不能出仕。然而他安于贫困、喜好学习，教导诸生，回答士大夫的询问，辨正学理，即使贫穷也不懈怠。朝廷近来下令两省臣僚举荐内外学官，像徐积这样的贤人，确实很难得到。希望圣上慈悲，体察他的疾病困苦，记录他的长处，特意授予判司官，差遣充任楚州教授，并仍以实际三年资历计算为一任，使徐积得以获得俸禄供给。恭请下诏施行。四月十八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徐积授扬州司户参军，特意差遣充任楚州州学教授。吏部符文：充任楚州教授。准据尚书省吏部符文，本月二十五日卯时接受诏令。中书省臣僚上言：‘臣私下认为，古代圣帝明王必定尊崇、奖赏隐居而有盛德的人，是因为风俗教化所系。臣恭敬地看到，楚州进士及第徐积，奉养亲人以孝闻名，居住乡里以操守著称。他的道义和文学，在东南地区显著，至今将近三十年。长久居于乡校，以教育为职事，品德纯一，士人和百姓都归附仰慕。如今他安于贫困、爱好古道的志向，年老而更加坚定。臣愚昧地认为，徐积虽然没有出仕，如果朝廷特意为他改授官职，优厚增加廪禄，使天下人知道朝廷尊重德行、奖赏善人的用意，足以敦厚风俗，实在有助于圣明教化。恭请圣上慈悲，详细斟酌施行。’内黄贴子说：‘如今风俗偷薄，百姓尚未受到劝善教化。像徐积这样的贤人，如果加以表彰区别，或许四方百姓便知道应当敬仰效法。恭候诏命。’四月十八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徐积特意授任楚州州学教授。发运使蒋公上奏，请求改授官职。臣私下见楚州同进士出身徐积，幼年丧父，侍奉母亲极其孝顺，这是出于天性。他起初以进士身份贡入礼部，有司不忍使他离开母亲，于是他徒步带着母亲，跋涉寄居来到京师。母亲去世后，他十天不进水浆，在墓旁结庐守墓，吃粥三年，因哀毁而形容憔悴，神色显露出来。服丧期满至今，他仍然设置几筵，早晚向母亲问安寒暖，像侍奉活着时一样。考察他自治平年间登科后，因为耳疾没有做官，寄居佛寺，闭门不出。一件布袍穿了二十多年，连粥也常常接济不上，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有人馈赠东西，他都推辞不接受。如今居住在本州，州学中任教授，每月得到俸禄，供养自己非常菲薄，却把多余的财物拿出来周济亲友中生活无着的人。臣长期在本州，观察他的作为，确实出于至诚。古人所说的孝子孝行，没有谁能远远超过他。至于读书作文，他长于义理情趣，辩论慷慨激昂，刚壮而不可屈服。楚地风俗本来浅薄，如今竟渐近于淳厚，实在是徐积教化楚州的结果。臣曾依据众人的陈状上奏，以响应赦书所要求的举荐。伏望圣上慈悲，怜悯他的节操品行，加赐粮食丝帛，但这仍未完全体现褒扬奖饰的意义。况且徐积已经具有进士出身，只是偶因疾病废弃仕进，他的学问品行足以作为四方的表率。希望朝廷特意赐予考察，改授官职，让他充任本州州学教授，使他得到微薄俸禄来终其一生。这样，或许下可以帮助四方敦厚风俗、磨砺品行，上可以显示朝廷表彰贤能、显扬善行的用意。知楚州蹇公上奏请求为徐积改官。我恭敬地看到楚州州学教授徐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行为出自真诚之心，讲义理的文章以学术为根本。他居住乡里时安贫守分，即使困穷到穿破衣、吃粗食，也不接受一丝一毫的财物。他侍奉双亲，亲自承担劳苦，即使严霜烈日，终身也不改变。朋友把生死托付给他，宗族中人由他均分俸禄，洁身自守、刻意修行超过四十年。平日闭门不出，从未向别人求取声名，所以士大夫中了解他的人常常很少。有人称赞他的文章，有人称道他的品行。至于探究万物的情状、推知上天的变化、通晓治理政事的体要、认识用兵的机宜、熟悉古今之事，以及凭智慧知道当世应当取舍什么，他都具备；并且慨然怀有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心志，即使一向跟随他学习的人也未必知道这些。徐积起初考中进士，治平四年赐予出身。他开始赴试时，不忍一日离开母亲，推车载着母亲，冒着风露行走在道路上；又有重听的疾病，因此不肯出仕。元祐元年因近臣荐举，才接受任命，担任学官。一方之人知道应当以他为矜式，学校里的学生文质彬彬，日益增多，甚至有人因此革除顽劣、扶立懦弱，勇于行义。序辰私下认为，爵禄、庆赏是用来辅助治理的，但不必普遍施加于天下，百姓自然会自我勉励。天下真正贤能而实际有德的人，实在太少了。如果果真能得到一两个这样的人，把他们列在官位之中，加以褒奖、优待和鼓励，以此影响四方，那么人人都会怀有仰慕之心，众人都乐于改过向善。如今徐积赐进士出身已经二十六年，在任将满七考。国子祭酒、司业以及监司、郡守副职等荐举他的人有十多人，他的品行、实际才望，几乎难以找到可以相比的人。由平民提拔到学校任职的人，若斤斤计较资历，反复议论轻重，必定要按照年资和任期逐项符合法令，然后才给他改官，那么这样对待徐积，恐怕不是朝廷褒扬德行、进用贤能、培养廉耻、消除贪竞的本意。假使徐积早早自我贬损，随俗浮沉，甘心在势利场中低头，那么他本来早已可以取得显贵职位，至少也不会失去郎官之职。然而他能够意志刚正明达，以义战胜欲望，做官不苟且求进，默默与道相游。既然还没有机会破格提拔他来辅佐时政，就应当有所表彰，以激励世人。伏望圣上慈悲，再赐考察徐积的品行学业，优厚地录用他，不受资格限制，特意为他改官，仍旧充任本州教授，并允许不计算任职年数，以便优厚养护他的身体并特别宠异他，或许可以使他的事迹显明于朝廷内外，敦厚社会风俗。除已详细记录上奏之外，谨此具文申报转运衙门。伏乞再次赐令上奏施行。谨状。元祐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各司共同举荐，上奏请求特别宠异。

译具位臣王宗望等恭敬地看到，扬州司户参军、充任楚州州学教授的徐积，侍奉母亲极其孝顺，卓异的品行远远追及古人；其他方面如读书、作文，博大丰富而清醇深奥，足以成为求学者的宗师。不幸因耳疾而居于乡里，教导学生，只求取得生活所需而已。他的名节显著，尤其表现在幽静闲处和贫穷困约之中。陛下即位之初，宗望曾以从官身份议论荐举，起用他任州学教授；任期届满又留任，至今已经八考。前后从官、国子监长贰、监司、郡守把他的品行列举上报朝廷的，不止一次；而徐积年已六十七岁，分明已老，却只是教官，官秩低、俸禄薄，仍未脱离属官之列，不能符合朝廷所以褒表德行、砥砺风俗的本意，议论者都替他惋惜。臣等恭敬地看到，近来朝廷因为福州教授陈烈年老仍赴任，改授宣德郎，使他享有俸禄并长期任职，以终其身。如今徐积的年龄已经差不多，又加上疾病[原文“▯”字疑误]，更应当受到礼遇，何况他的盛德高行并不在陈烈之下。假如徐积万一没有疾病，幸逢圣明之世，不知朝廷应当把他安排在什么官职才相称？他为了公义而退居乡校，已经足以令人悲悯，何况还要用资格限制，使他与众人没有区别。臣等私下怀着这番诚意，不敢苟且沉默，希望朝廷特意给予特别宠异，使善类受到振奋并起而效法，这种劝勉一定很快见效。臣等惶恐不安、激切恳至到了极点，谨此记录上奏。伏候敕旨。元祐【阙】年正月一日状。左朝散郎、权发遣淮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臣徐君平，左朝奉郎、权发遣淮南路转运副使公事臣黄隐，左朝请郎、权发遣淮南路转运副使公事臣张商英，左朝奉大夫、权发遣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兼制置盐矾茶臣彭次云，左朝请大夫、充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兼制置盐矾茶事臣王宗望。运使章公再次上奏请求特别宠异。臣近来在某月某日以内，和本路监司联名上奏陈述楚州教授徐积的事情，至今还没有得到朝廷的指示。臣再次详察徐积道德、文学的实际成就，高于古人，只是因为小小的疾病而居住乡巷；这不仅是当世有识之士共同叹惜的事，后世评论时事的人考察人物、依据官员事迹，也必定会使圣明时代留下遗漏贤才的议论，实在不是小事。这就是臣不敢躲避冒昧获罪的责罚，再次献上前言和拳拳诚意的原因。伏望圣上慈悲，查阅前次奏章并施行。知江宁府曾公上奏，请求让徐积担任太学官。臣忝居从官，职责在于荐举士人，凡有所听闻和见到的，不敢因朝廷内外而有所区别。臣恭敬地看到楚州州学教授徐积，身处当今时代，却实行古人的道义，安于贫穷、谨守节约，近四十年不改。他闻名天下，不只凭一种善行，其中侍奉双亲尤其笃厚至诚。除努力实践外，他读书作文，即使身处民间，也有志于世间事务；考察他的志趣，绝不是隐居山林、沉溺于枯槁之学的人所能做到的。不幸患耳疾，不能出仕朝廷，近来因荐举被任为学官。一州之人依赖他作为榜样。然而臣私下认为，像徐积这样的贤人，不仅可以教化一州，应当把他安置在太学，使太学生早晚亲近受教并仿效他；这样四方自然会承受他的教化，远近都会知道奋勉。他对于补助教化、成就人才的作用，得到徐积这样一个人，所补益的就很多了。伏望圣上慈悲，因臣所言，询问近臣；如果臣所说不虚，请求优厚地增加他的官秩，授予太学职事。但还担心徐积安于乡里，不容易轻易征召，请下诏令本路监司、郡守敦促遣送他上路，酌量给备装钱，并准备人力船只送到宫阙之下。这样朝廷待人的礼数已经周全，徐积自己也就没有借口推辞了。从前唐朝任用阳城为国子司业，太学生归家奉养父母的，一天就有二十多人。得到一个何蕃做太学生，六馆的学生便不跟从作乱。大概贤人所在的地方，必定有宏大的益处。何况如今风俗衰败，士人的节操没有受到激励，像这样的人尤其应当尊崇奖赏。这就是臣恳切诚恳地替朝廷进言、忘记自己疏远身份的原因。臣和徐积都是治平四年的进士，虽知道他的名声，起初却没有见过面。近来臣经过楚州，进入境内后，称道徐积贤能的人众口一词。见到他的相貌，听到他的言谈，也同众人所称说的一样。可惜他还滞留在一州属官的位置上。太学是教化之地，最适合他，而此事还没有人上报朝廷，臣冒昧进言，仰望触犯天听。臣惶恐战栗、失礼冒犯到了极点，伏候敕旨。元祐八年九月初三日。改官告词。敕令：和州防御推官、知寿州寿春县事、新差充任楚州州学教授徐积，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坚定不移的心志。只有士人才能做到的事，古代的士人喜好德行、自我修养，难道要等到获得爵禄之后才会受到勉励吗？然而先王用这种方式鼓舞天下，作为劝善惩恶的手段，也从未废弃过。你品行清白而德行茂盛，学问广博而志趣恬淡，隐藏行迹而无所求取，乡里的子弟都把你当作榜样。近臣交相荐举，你的名声传到我这里，特意提升文阶，使你享受京官的秩次。这种破格的恩典，不只是为了止息奔竞之风，也是为了勉励无所求取的士人。你去承受这份特别的宠遇，更加努力谋划长远之事。特授宣德郎，差遣仍旧。开封尹王公上奏请求赐予谥号。臣革恭敬地看到，已故楚州教授徐积孝行美好，足以比肩古人；他的经术醇正，为学者所推重。近来他登第以后，不再求取仕进，操守坚定正直，始终没有改变。崇宁初年，朝廷正兴办学校制度，臣革奉本路提举学事蔡观之命，接受委任负责筹划议论；第一次到楚州时，和徐积讨论、详察各项条文制度，都很有法度。后来有司举行大规模考试，淮南一路的学校中，楚州名列选拔首位。如今徐积不幸去世，没能亲眼看到圣朝学校制度大成。臣私下听说，本州士人把他近来兴学尽职的功劳详细告诉部使者，请求援照张壆的先例，追赐谥号。部使者已经把此事上报朝廷了。考察徐积的品行道义并不在张壆之下，如果朝廷特意赐予考察，以节孝为谥，易名褒饰，使恩泽及于泉壤，不仅可以安慰徐积一生，也能用来影响四方，足以作为表彰和劝勉。臣革身在京城任职，本不应越职冒进；但因为从前推行学校政务时曾与徐积共事，如今淮地百姓的情意，实在借此作为进言的理由，所以冒昧干冒圣听，恳切请求，内心惶恐不安至极。赐谥告词。

译敕令宣教郎徐积：天下有道时，士人知道自己应当守持什么；进仕则功业显现于世，退处则节义取信于人，所趋向的是同一条道路。你求学在于修养自身，做官不争逐荣利，操守行为具有古人纯厚的孝悌，成为士大夫的表率。使者把你的事迹上报，朕对此十分嘉许。活着有尊崇的封秩，死后就有表彰节义的典礼。假使能够修养成就上天所赋予的爵位，朝廷也不会吝惜给你德行的名号。希望你若有知，尚能欣然接受。特授节孝处士、左朝散郎、徽猷阁待制、提举杭州洞霄宫，赐紫金鱼袋。王资深撰写行状。先生名积，字仲车，姓徐，世代都是楚州山阳人。曾祖父徐崇、祖父徐爽，都没有做官。父亲徐石以神童出身，任融州罗城县事。先生还是儿童时，就不嬉戏，少言少笑，庄重刚毅如同成年人。罗城君去世时，先生才三岁，早晚匍匐着寻找父亲，十分悲哀。太夫人有一天让他读《孝经》，他便流泪不止。当时太夫人带着先生在陕右外家抚养，侍奉她的母亲非常孝顺，早晚穿戴冠带问候起居。有一天，他戴着幞头早晨省问，外祖家的妇女们都大笑。第二天他仍然这样做，众人笑个不停；被笑了十天，他反而更加谨慎。从此直到老年都没有废止。在家中一定戴冠束带，暑天穿葛衣，也一定重叠穿着。他年轻时喜爱弹琴、下棋，技艺都超过常人。能射中百步以外的目标，发箭必定命中。能驾驭烈马，曾经醉后骑马进入华山，遇到大盗，视若无人，大盗也不敢伤害他。十五岁时侍奉母亲从陕右回到楚州，白天经营生计，夜里读书直到天亮。太夫人担心他疲劳，夜里告诫他休息，他才上床；等太夫人睡着后，仍照常读书。他研治六经，喜欢考察艰难的注疏，遇到不合之处便加以校正删改。曾经遗憾郑康成不能与自己同时代，要同他当面辩论。诸子百家的书，他读过一遍就不会忘记。成年以后，他徒步跟随安定先生学习。安定门下有一千多人，唯独把他安排在另一间屋子里，派婢女照料他的饮食和洗涤。严寒时他只有一件缀补的皮衣，把米饭投入浆瓮中，每天只吃几块而已。安定先生让弟子送食物给他，他不接受。将要回去时，他接受了一顿饭才走，说：“先生的命令终究不能违背。”他曾说：“我在安定先生门下所得很多，先生的话还在耳边，一个字也没有违背。”回家侍奉太夫人，和两位叔父共同居住。不久，二叔父提出分家，先生哭泣劝止，但没有成功。于是请二叔父先拿走他想要的东西，自己只留下十箱书和几间破屋，却安然接受。二叔父去世后，家业衰败，先生侍奉叔母，为她办理丧事没有不周备的。先生侍奉母亲谨慎严肃，除非有重大事情，从未离开她身边。每天准备太夫人所喜欢的食物，有时买不到，便奔走于集市，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有人仰慕他的纯孝，便减价把东西卖给他；亲戚故人送来美味精细的食物，如果诚意不足、礼数不恭敬，他就不接受。他所奉上的饭菜，都是亲手调味。太夫人饮食时，先生总带着家人在身边，陪她做儿童游戏，或唱歌使她高兴。因此太夫人虽住在穷巷中，奉养却和富贵人家一样，没有片刻不快乐。他应礼部贡举时，不忍一日离开母亲，于是徒步推车载着母亲向西进入京师。有一天，他借来书册，经过一夜便归还。借书的人知道他一定不会核对，便诬赖说“书册中有金叶”。先生谦逊道歉，卖掉衣服赔偿金钱，听说此事的人都替他不平。人们强行让对方退还金钱，但先生始终不肯接受。平日里他从未专门学习声律，到了参加有司考试时，仍凭赋文考中。同榜第一人许安世带领同年数十人到堂上拜见太夫人，又拿出百千钱为太夫人祝寿。他们多次往返，先生始终拒绝。那时儒学宗师、名望很高的人与先生以文章相互应答，也不敢凭自己的学问品行凌驾于徐公之上，仿佛有所畏惧。他当时年过壮年，还没有娶妻，有人勉励他，他回答说：“娶了不合适的人，一定会使母亲忧病。我并非敢忘记后嗣之事，只是本来有所等待。”先生因为罗城君名讳为石，平生不用石制器物，遇到石头便避开不踩。有人对他说：“天下使用石头的地方很多，必须避开它才算孝吗？将来上山行走怎么办？”先生说：“这是我个人的行为习惯，难道我是故意处处躲避它吗？我遇到石头便惕然伤心，于是想到我的父亲，不忍把脚踩在它上面。将来如果有君主的命令，难道我敢听从个人的习惯吗？” 山阳太守蔡交仰慕他的高尚品行，亲自送来酒肴、粮食和丝帛供养太夫人，派来的使者每天接连登门问候起居，又刻石把先生的事迹记录在州学中。太夫人因病去世后，先生号哭悲恸，吐血，昏厥后又苏醒，哭声不断，十天不进水浆，在墓旁结庐三年，睡在草垫上、以土块作枕，丧服麻带不离身。到了下雪的夜晚，他悲号着伏在墓上，呼唤太夫人问她冷不冷，像母亲在世时一样。他困顿得倒下僵卧，手脚都裂开了，也不顾惜。翰林吕溱曾到庐舍下，看见他的饮食，听见他的哭号，流泪说：“想来鬼神听见这哭声，半夜里也一定会替您哭泣。”他居住的茅舍不能遮蔽风雨，但农夫、樵妇都像敬仰神明一样仰望他。有争讼的人一定来找他，先生依据义理裁决，众人都心悦诚服地离去，不敢再去官府。有关官府每年在坟地降甘露时，必定要过一个多月，郡县官吏百姓无论老少，每天都到东郭焚香致敬，争相献上粮食、丝帛和药物，他全部不接受。邻县的人环绕庐舍、拥塞道路，把集市迁来靠近他，过了一个多月才停止。太守迎先生进入学校后，每年四月甘露便降在他的住所。太夫人坟左有一株杏树，分成两枝，已经好几年了。有一天，两枝的顶端忽然逐渐相对，过了一会儿便合在一起，至今还存在。先生自郊外迁居州学教授的住所，仍然设置考妣的几筵，早晚问候起居，亲自烧火、洗涤器具、奉送食物，像父母活着时一样。冬天用火温暖被褥床席，夏天挥扇驱除蚊虫，想到母亲平时所喜爱的食物，每天拿来祭祀，从未有一天不奉上酒。他曾经忧虑乡饮酒礼在世间已经很久没有举行，便率领郡守举行这种仪式，又撰写文章劝告教谕乡里的子弟和家人。这一天，士人百姓在泮宫的有一千人左右。后来，公卿和部使者越来越多地荐举他。朝廷命他任官，立即任命为州学教授。他教导学生，把“治心养气”四个字放在首位，说：“修养自身、努力学习，是作文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它的效果很明显，方法也很容易。晚年才著书，尚未完成便生病了。他曾说：“我的书大要只是用正直来治理内心，用刚直来涵养气质罢了。”四方士大夫前来拜谒求见，没有一天空闲。先生应答不知疲倦，连睡觉和吃饭都忘了。有人问立身朝廷的要领，他一定说：“用正道辅佐君主。”有人问修养自身的要领，他一定说：“用正道修养自身。”远方寄来长幅文字请求教诲的人，他便给他们大书一个“正”字。学生中有超过一年没有回家省视侍奉父母的，他拿出私财派人送他们回去。天文学方面，他尤其达到了精妙的境界。

译他观察星辰运行的度数，清楚得如同分辨黑白。门人问他，他回答说：“从前有人向谯周学习天文，谯周说：天下可以学习的事情很多，为什么偏偏学习天文？”他居住在乡校三十年，侍奉先圣如同一日之始终。笾豆等器皿，一定亲自洗濯。春秋释奠、朔日释菜，一定斋戒数日。没有家室的学生，每逢年节便置办酒食和他们共饮。死在学校中的学生，都埋葬在徐氏的土地中。没有人奉行祭祀、供奉蒸尝的，有几百人，他就设大席祭祀他们。先生从年轻时便戒除杀生，看见聚集的蚂蚁就警惕，唯恐踩到它们。他从未诵读佛书，但每当谈论佛教，总能抓住它的要旨。平日默默独处一室，几乎像与世俗相忘；但谈论天下事情时，滔滔不绝而不知疲倦。有客人从广东奉使回来，拜见先生，因而谈到两广山川的险易、堡塞的疏密、番禺枪手的利弊，他口中诵说、手上描画，仿佛在数一二般清楚。使者感叹说：“不出门户而知天下事的人，徐公就是这样的人。”先生对于前代名将，特别仰慕诸葛武侯，因为他学识广博、涵养深厚。他曾说：“用兵，实际上是大贤大德之人的事情，不是小才小智的人所能运用的。不只是运用它困难，说它也困难。如果自身修养不到而轻易谈论它，很少有不败坏事情的。” 先生从年轻直到老年，每天作一首诗，作文大多用腹稿口头吟成，再让儿子记录。他作《大河诗》二百多韵，有一夜乘兴亲自书写，连一个字也没有改过。他曾说：“文字存在胸中，来不及写出的，数也数不清。”晚年更加喜爱读书，眼力看小字也不衰退。自从患耳疾后，不再发送远方的书信；想要答复的人，大多用小诗回复，但诗也往往送不到。先生在京师做官取得俸禄，除供奉祭祀外，全部交给家人，从不询问家中有无。亲友有急难时，便用尽所有财物去救急，有时脱下衣服给他们穿，向来如此。因此他住在州学三十年，从未有一天断绝俸禄，但家中却只有四壁。先生起初受到神宗皇帝的知遇，曾多次被召见应对；因耳疾不能出仕，所以元丰七年多次得到粮食、丝帛的赏赐。元祐元年，朝廷任命他为扬州司户参军、楚州教授；绍圣三年，特意改授和州防御推官；今上即位后，特意改授宣德郎，这些都不是通常制度。他多次请求致仕，都没有得到答复。到崇宁二年，朝廷特意授予他西京嵩山中岳庙的职衔，过了一个多月便在住所去世，确实是五月一日，享年七十六岁。临终时，门人来到卧室问候起居，他突然用衣服盖住头说：“没有戴巾帽，不敢请你们入坐。”又对儿子说：“君子的生命只在须臾之间，虽在恍惚之中，却不敢稍稍忘记礼义。”并举曾子易箦的事情为例，于是诵读《檀弓》一篇，诵毕便去世了。大观二年五月，内侍哲宗实录院取索文集数十卷，并把行状载入国史。政和六年，因为内外臣僚荐举请求，赐谥节孝处士。此前二十年间，有一天他枕着书睡卧，醒来后忽然看见书册之间大书着：“五月榴花不肯开，直候徐郎来。”笔迹奇异，不像人间所有。先生临终那天，住所发生震动，过了一会儿，仿佛有一百多人拉着车离去，钟鼓声在街巷中喧响。一个愚昧妇人死而复苏，说：“刚才我在道路旁看见一座大宅，关着高门，门榜写着‘徐先生宅’。”几天后先生去世，于六月十三日葬在东郊。这一天，门人前来送葬的约有一千人，夹道拥挤观看，没有不流泪的。道士徐神翁在泰州时，常常寄声问候先生，称先生为兄。先生死后，长女和她的丈夫王仲颍到海陵拜见徐神翁，问先生去了哪里，徐神翁立即回答说：“成仙去了。”先生先娶李氏，是尚书郎绅的女儿；再娶也是李氏，是越州新昌县令景先的女儿。先生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著有歌诗、杂文、训解数十卷，收藏在家中。资深和先生实际上是姻亲，所以见闻先生、亲自受其熏陶而且时间最久最详细的人，没有谁比得上资深。我谨慎地选取他的事迹实录，不敢稍稍文饰言辞，谨此作状。《名臣言行录》。先生名积，字仲车，楚州山阳人。考中进士，神宗朝多次被召见应对，但因耳疾不能前往。元祐年间任命为扬州司户参军、楚州教授。徽宗即位，特意改授宣德郎。多次请求致仕，没有得到答复。崇宁二年，特意授予西京嵩山中岳庙职衔，过了一个多月去世，享年七十六岁。政和六年，赐谥节孝处士。先生从儿童时起就不嬉戏，少言少笑，庄重刚毅如同成年人。父亲罗城君去世时，先生才三岁，早晚匍匐在床下寻找父亲，十分悲哀。太夫人有一天让他读《孝经》，他便流泪不止。当时太夫人带着先生在陕右外家抚养，侍奉母亲非常孝顺，早晚穿戴整齐问候起居。有一天，他戴着幞头早晨省问，外祖家的妇女们都大笑。第二天仍然这样做，被笑了十天，反而更加谨慎。从此直到老年都没有废止。在家中一定戴冠束带，暑天穿葛衣，也一定重叠穿着。【王资深所撰行状又有童蒙训说：先生因为穿着公服去见贵官，忽然想到：见贵官尚且一定要穿公服，哪里有早晚见母亲却不穿公服的道理？于是早晚都穿公服向母亲作揖。】成年后，徒步跟随安定先生学习。安定门下有一千多人，却把他安排在另一间屋子里，派婢女照料饮食和洗涤。严寒时只有一件缀补的皮衣，把米投入浆瓮中，每天只吃几块而已。安定先生让弟子送食物给他，他不接受。将要回去时，他接受一顿饭才走，说：“先生的命令终究不能违背。”他曾说：“我在安定先生门下所得很多，先生的话还在耳边，一个字也没有违背。”【行状又有《童蒙训》说：仲车先生起初跟随安定胡先生学习，专心用力实践，不再求取仕进。他的学问以至诚为根本，积年思考六经，喜欢写作文章，年老也不衰退。先生自己说：初次拜见安定先生时，退下时头的姿态稍稍偏斜，安定先生严厉地说：“头要正直。”徐积于是想到，不只是头的姿态要正直，内心也要正直。从此不敢有邪念。又有《安定言行录》说：了翁曾问先生：“佛教有悟入之门，儒者有没有？”先生说：“有。”问先生的悟入之门是什么，先生说：“徐积从前跟随安定先生学习，先生晚年蓄养两个侍姬，弟子们都没有见过。有一天，安定先生在中堂设宴，两个女子侍立身旁，吃完后，徐积请问安定先生：‘门人如果问有没有见过侍姬，我该怎样回答？’

译安定先生说：“不要刻意安排。”徐积由此有所领悟，这就是徐积的悟入之门。】二叔父提出分家，先生哭泣劝止，但没有成功。于是请二叔父先拿走他想要的东西，自己只留下十箱书和几间破屋，先生却安然接受。二叔父去世后，家业衰败。先生侍奉叔母像侍奉母亲一样，办理丧事没有不周备的。先生侍奉母亲谨慎严肃，除非有重大事情，从未离开她身边。每天准备太夫人所喜欢的东西，有时买不到，便奔走于集市，好像丢失了什么。有人仰慕他的纯孝，便减价把东西卖给他。亲戚故人送来美味精细的食物，如果诚意不足、礼数不恭敬，他就不接受。他所奉上的饭菜，都是亲手调味。太夫人饮食时，先生总带着家人在身边，陪她做儿童游戏，或唱歌使她高兴。因此太夫人虽住在穷巷中，奉养却与富贵人家相同，没有片刻不快乐。应礼部贡举时，他不忍一日离开母亲，于是徒步推车载母亲向西进入京师。有一天，他借来别人的书册，经过一夜便归还。借书人知道他一定不核对，便诬赖说书册中有金叶。先生谦逊道歉，卖衣服赔偿金钱。听说此事的人都替他不平，强行让对方退还金钱，先生始终不肯接受。平日里他从未专门学习声律，到了有司考试时，仍凭赋文考中。同榜第一人许安世带领同年数十人到堂上拜见太夫人，又拿出百千钱为太夫人祝寿。他们多次往返，先生始终拒绝。先生年过壮年，还没有娶妻，有人勉励他，他回答说：“娶了不合适的人，一定会使母亲忧病。我并非敢忘记后嗣，只是本来有所等待。”先生因为罗城君名讳为石，平生不用石制器物，遇到石头便避开不踩。有人对他说：“天下使用石头的地方很多，必须避开它才算孝吗？将来上山行走怎么办？”先生说：“这是我个人的行为习惯，难道我是故意处处躲避它吗？我遇到石头便惕然伤心，于是想到我的亲人，不忍把脚踩在它上面。将来如果有君主的命令，难道我敢听从个人的习惯吗？”【行状】太夫人因病去世后，先生号哭悲恸，吐血，昏厥后又苏醒，哭声不断，七天不进水浆。在墓旁结庐三年，睡草垫、枕土块，丧服麻带不离身。到了下雪的夜晚，他悲号着伏在墓上，呼唤太夫人问她冷不冷，像母亲在世时一样。他困顿得倒下僵卧，手脚都裂开了，也不顾惜。翰林吕溱曾到庐舍下，看见他的饮食，听见他的哭号，流泪说：“想来鬼神听见这哭声，半夜里也一定会替您哭泣。”他居住的茅舍不能遮蔽风雨，但农夫、樵夫都像敬仰神明一样仰望他。有争讼的人一定来找他，先生依据义理裁决，众人都心悦诚服地离去，不再去官府。每年甘露降在坟地，必定持续一个多月，郡县官吏百姓无论老少，每天都到东郭焚香致敬。城中几乎空了，众人争相献上粮食、丝帛和药物，他全部不接受。邻县的人环绕庐舍、拥塞道路，把集市迁来靠近他，过了一个多月才停止。太守迎先生进入学校后，每年四月甘露便降在他的住所。太夫人坟左有一株杏树，原本分为两枝，已经好几年了。有一天，两枝的顶端忽然逐渐相对，过了一会儿便合在一起，至今还存在。先生居住在州学教授的住所，仍然设置考妣的几筵，早晚问候起居，亲自烧火、洗涤器具、奉送食物，像父母活着时一样。冬天用火温暖被褥床席，夏天挥扇驱除蚊虫，想到母亲平时所喜爱的食物，每天拿来祭祀，从未有一天不奉上酒。【行状】先生曾经忧虑乡饮酒礼在世间已经很久没有举行，便率领郡守举行这种仪式，乡巷中的老人都让他们参加饮酒，又撰文劝告教谕他们的子弟和家人。这一天，士人百姓在泮宫的约有一千人。【行状】先生平日教学生，总是把“治心养气”四个字放在首位，说修养自身、努力学习是作文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它的效果很明显，方法很容易。晚年才著书，尚未完成便生病了。他曾说：“我的书大要只是用正直来治理内心，用刚直来涵养气质罢了。” 四方士大夫前来拜谒求见，没有一天空闲，先生应答不知疲倦，忘记睡觉和吃饭。有人问立身朝廷的要领，他一定说：“用正道辅佐君主。”有人问修养自身的要领，他一定说：“用正道修养自身。”远方寄来长幅文字请求教诲的人，他便大书一个“正”字送给他们。学生中有超过一年没有回家省视侍奉父母的，他用私财派人送他们回去。【行状】先生的天文学尤其精妙，门人问他，他便说：“从前有人向谯周学习天文，谯周说：天下可以学习的事情很多，为什么偏偏学习天文？”【行状】先生居住在山阳乡校，几乎三十年，侍奉先圣如同一日之始终；笾豆器皿一定亲自洗濯，春秋释菜一定斋戒数日。没有家室的学生，每逢年节便置酒和他们共饮；死在学校中的学生，都埋葬在徐氏土地中。没有人奉行蒸尝祭祀的，有几百人，他便设大席祭祀他们。【行状】先生从年轻时便戒除杀生，看见聚集的蚂蚁就警惕，唯恐踩到它们。他从未诵读佛书，但每当谈论佛教，总能抓住要旨。平日默默独处一室，几乎像与世相忘；但谈论天下事情时，滔滔不绝而不知疲倦。有客人从广东奉使回来，拜见先生，谈到边事，先生于是谈论两广山川的险易、堡塞的疏密、番禺枪手的利弊，口中诵说、手上描画，仿佛在数一二般清楚。使者感叹说：“不出门户而知天下事的人，徐公就是这样的人。”【行状】先生对于前代名将，特别喜爱诸葛武侯，因为他学识广博、涵养深厚。他曾说：“用兵，实际上是大贤大德之人的事情，不是小才小智的人所能运用的；不只是运用它困难，说它也困难。如果自身修养不到而轻易谈论它，很少有不败坏事情的。”【行状】先生从年轻直到老年，每天作一首诗作文，大多用腹稿，口头吟成，再让儿子记录。他作《大河诗》二百多韵，有一夜乘兴亲自书写，连一个字也没有改过。他曾说：“文字存在胸中，来不及写出的，数也数不清。”晚年更加喜爱读书，眼力看小字也不衰退。自从患耳疾后，不再发送远方的书信；想要答复的人，大多用小诗回复，但诗也往往送不到。京师【行状】先生做官取得俸禄，除供奉祭祀外，全部交给家人，从不询问家中有无。亲友有急难时，便用尽所有财物去救急，有时脱下衣服给他们穿，向来如此。因此住在州学三十年，从未有一天断绝俸禄，而家中只是空立四壁。【行状】先生有一天登堂训诫学生说：“诸位想做君子，如果要耗费自己的力气、花费自己的钱财，像这样却不做君子，还可以说得过去。不劳费自己的力气，不花费自己的钱财，为什么不做君子呢？乡人鄙视他，父母厌恶他，像这样却不做君子，还可以说得过去。

译父母希望他这样做，乡人也以此为荣，为什么不做君子呢？”又说：“说他所认为善的，做他所认为善的，思考他所认为善的，像这样还不能成为君子的人，从来没有。说他所认为不善的，做他所认为不善的，思考他所认为不善的，像这样还不能成为小人的人，也从来没有。”先生因病而疏于人事，只有乡里故旧亲戚有丧亡时，才派人吊祭，亲自料理准备，洗涤酒器，贮酒后拜祭再送去。【安定言行录】先生病重时，门人来问候。先生突然用衣服盖住头说：“没有戴巾帽，不敢请你们入坐。”又对儿子说：“君子的生命只在须臾之间，虽在恍惚之中，却不敢稍稍忘记礼义。”并举曾子易箦之事为例，于是诵读《檀弓》一篇，诵毕便去世。【行状】傅尚书墨卿起初任江都县尉，往来山阳，深受节孝先生的知遇。有人问先生为什么了解墨卿，先生说：“钦圣去世时，楚州郡县官员以及寄居、客居的人都聚集在郡庭下服丧哭临，只有傅县尉能够容貌庄重、服饰合礼，因此我认为他贤能。”【安定言行录】《东都事略·卓行传序》。士人之所以受到天下尊贵，是因为具有君子的品行。陈烈以学业教化乡里，朱寿昌以孝行感动母亲，刘庭式以和睦善待妻子，郑侠以敢于进言侍奉君主，巢谷以诚信实行道义，徐积以笃实积蓄德行；他们卓绝的行为，足以成为一世的表率。唉，这才可以称为士人。徐积字仲车，是楚州山阳人。幼年丧父，侍奉母亲竭尽孝道。四十岁还没有结婚、没有做官、没有昏昧，是因为担心异姓之人不能尽心侍奉母亲；不做官，是担心一日离开母亲。乡人勉励他参加科举，于是他带着母亲一同前往京师。登第以后，还没有调任官职，母亲便去世了，于是他不再出仕。后来监司上报他的品行，任命他为郡教授。当时陈瓘、邹浩都以礼相待。过了很久，他致仕回到山阳，这才开始娶妻，而操守行为更加笃厚了。徐积作文奇特而奔放，耳朵聋得很厉害，写字在地上，这才开始能够与人交谈。他整天面壁而坐，不与人接触，但四方事务没有一件不知道详细情况，即使是新近发生而又隐秘的事情，也没有不知道的。徐积曾对苏轼说：“自古以来人人都有功劳，唯独称说大禹的功劳；自古以来人人都有才干，唯独称说周公的才干。是因为有德行来驾驭它，所以才这样。” 苏轼认为他说得对。他三岁时，丧父，哭得十分悲哀；等到为母亲服丧，更是完全遵守礼制。他在墓旁结庐守墓十多年，早晚都陈设几筵，像侍奉活着的人一样。每年甘露降在墓地，必定过一个月，树木便连成理致。郡守迎请他入学，甘露又降在他的居舍。乡里受到感化，州府把这件事具文上报，赐给他绢三十匹、米三十石。后来他以长寿终老。政和三年，部使者上言说，他在乡野积累深厚德行，声名显著，谥号为“节孝处士”，并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苏东坡帖 昨天见到仲车先生，您的耳疾虽然还没有完全痊愈，但精神气色已经焕然一新。承蒙您惠赐佳篇，便依韵作诗奉答。您的诗说：“穿恶衣、吃粗食，诗却越写越好，恰似霜中的松树和春日的啼鸟。苍蝇不要来扰乱远方，世上的鸡鸣声，有谁像您这样醒觉得早呢？”八年来看着我奔走于三州【元丰八年我赴登州，元祐四年赴杭州，如今赴扬州，都见到了先生】，月亮自当空照，水自流淌。人世间纷纷扰扰，实在像蝼蚁一样，想来您应当笑看世人把小事争斗得如斗牛一般。苏轼启禀：刚才承蒙您赐下奇妙的诗篇，我恭敬拜读，惊叹不已，惭愧不知凭什么承受这样的厚意。因为要把太守的事情禀报上去，没有立即写信致谢，随后又承蒙您屈尊赐教，更加感到惭愧。晚来您的起居想必很好。您一生贫困俭约，居处十分卑微，而气节却独自高尚。我过分地受到您的抬爱，内心实在惭愧，因此相见时不免局促不安。来信为什么谦让得过分呢？因即将动身，不能再登门拜访，只愿您多多保重自己。入夜匆忙草草写成，不再详述。苏轼再拜仲车先生座下，六月三日。黄山谷帖 依仲车同年兄所作之诗的韵，因娄望江寄来的诗而作。虽然写得晚了，不能及时相应，但既然承蒙您相属相惠，就不能不作诗答谢。庭坚再拜。前朝的老诸生，大半

译已经归于丘墓；我被投置荒远之地，行程万里才归来。烦劳您问候我是否安好。往日您是望江县令，如今做夏津县的属吏，将来还可以教导他。愿您不要嫌弃这首诗。依仲车同年兄所作诗的韵，因他欢喜董元达来访而作《南郭篇》一首。庭坚再拜。董侯从军归来，心中希望声名永垂不朽。他敲门拜访徐公，重在德行而不在酒。徐公虽然避开世俗，面对客人总是粲然一笑。他耳朵听不见世间的事情，时常吟诵陶令的诗篇。秦淮海帖 观再拜。昨天有幸得到与您会面，极大地慰藉了我往日长久仰慕您的心愿。恭敬地希望您的身体和起居万福。我本想登门向您辞行，恰好同乡乔吏部约我同行；他的小官要迎接亲人，远途跋涉又畏惧险路，而且我也想借用他众多的随从车马，于是便牵舟出关，因此来不及先登门拜见。先生一向了解并爱护我，必定不会因此责怪我。此去路远，不能常在您身边侍奉，冒昧恳请您保重自身，千万千万。其余不再宣说。观再拜奉上仲车教授先生座前，九月二日谨空。张宛丘帖 耒拜上。暮春时节天气极为暖和。恭敬地祝愿仲车教授先生身体起居万福。耒先前刚离开宣州，到京城后被授为管勾明道宫，不久便借机居住在陈州，前后只有半年多，过得颇为优游。今年闰月初，忽然接到诏命，贬为黄州监酒税，并且削去原有职务。于是从陆路由陈州进入蔡州，又从蔡州进入光州，最终到达贬所。黄州在大江之上，当地风土和食物倒也相宜。太守是杨怀宝，和我有旧交；通判是山阳人，也是真正的厚道人。这算是谪官中的幸运。耒的身体也还健壮，新妇以及家人各自都平安，职事也并非总是繁忙。公事私事既然都没有什么，身处其中也很安泰。至于其他身外之物，自然各有命数，不是人力能够强求的。先生认为如何？若有教诲指示，正是我诚心所愿。只是没有机会前往拜见，恭敬地请求您顺应时令保重身体。邹道乡帖 浩惶恐再拜。我是一个鄙陋之人，仰慕先生崇高的道德，已经很久了。我任职广陵时，虽然离您的讲席很近，却从未能拜望您的足迹，不敢轻易上门问候。前些日子十分幸运，冒昧叩见先生，承蒙您屈尊接见，使我得以听到至理名言，哪里只是慰藉了平素的愿望呢？我将永远以您为榜样，希望借此使自己从苟且卑贱、不知所为的境地中脱身。感激，感激。浩惶恐再拜。浩惶恐再拜。昨天崔砺宣德赴任江东，经过广陵，拿出先生的一编诗给我看。我自知自己坐在井中看天，曾经连秋毫的万分之一都不足以窥见，于是姑且忘掉自己的鄙陋，在诗编末尾试着题写。先生既然有意收纳并教导我，我斗胆把这首诗呈上，也借此表达我一向存有的诚意。若有冒犯亵渎之处，是否赐罪，恭敬地等候您的命令。浩惶恐再拜，题写在先生诗编之后。古人已经逝去，只空留下名声。近来身穿冠带的人，谁能与他们相比？言语如渊骞，行为却像跖、蹻。俯仰之间都无愧于心，为什么还要纷纷扰扰？先生的道义完整而纯洁，舍弃那些而取此道，绝非今人所能相比。侍奉双亲，难道只是穿彩衣、刻木像那样吗？早晚省视双亲，长久承受悲辛。抛弃官职，闭门扫除，沉醉于经史之中，胸中再没有留下一丝尘垢。鞋子穿破，袍子破旧，灶突上也不涂墨，辞却财帛和粮粟，甘愿守着清贫。从头发秀美直到白头，自始至终，即使在仓促之间，也始终如一。应当知道上天怜悯世道浇薄离散，所以先生特意出仕来援助这些百姓。可叹我禀赋虽然不敏锐，所见如从竹管窥天，却偶然有幸知道其中缘由。讲论、听闻先生的道德学问，已经很久了，您的言行，我总想把它写在衣带上铭记。自从来到广陵，已经两次经过年岁，所得见闻比过去更加亲切。这篇高雅的诗作共有数百篇，我深思熟诵，令我心神惊异，恍惚如同在周太庙听音乐，黄钟大吕明亮而纯正；又如掌管典瑞的人拿出圭璧，璀璨光彩充满眼目，绝不是粗劣的玉石。伟大啊，这实在只是从万分之一中略见端倪，想象中也能看见先生仪容的文雅。我们的皇帝急于谋求治道，正要征召遗逸之士，空谷之中遥遥相望，推举蒲轮来迎接您。先生高卧不出，哪里能够得到您的细札呢？何况每日还要颁布诏令、

译进入宫门，更加惭愧于被官场的缰绳锁链束缚。即使没有办法前来洒扫侍奉，仍然被阻隔而不能亲自来到这里。愿您效法圣贤之道，丝毫不要懈怠，将来有所建树，逃脱被埋没沉沦的命运。蒋颖叔帖【之奇】

译依仲车所示诗作的韵写成。听说您做了扬州属官，刚刚承受皇上的恩泽；身穿青衿，主持乡校；身披华衮，承受王言。亲自履行职责而无所玷污，持守操行而议论有根有据。想来前来求学的人，从此都能找到学问的渊源【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节孝集》卷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