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孝集卷三十　　　　　　宋　徐积　撰杂文

译代人请求推荐的书信 某官阁下：我没有什么才干，有话要向阁下禀告，不敢详细铺陈繁辞，姑且把它当作自我游说的凭借。我这次来，是以至诚求见阁下；希望阁下不要把我看作狂妄，暂且宽恕我的重罪，留片刻时间，让我把话说完，我实在惶恐万分。我是三衢人，年少时苦心求学，长大后却不能实现志向，于是凭借恩荫做了小吏，在州县之间已经十多年了。公卿之间，我没有姻亲关系，也没有一面之交。我性情质朴、愚钝，不能用籧篨戚施那样的姿态作讨人喜欢、献媚取悦的容貌，所以即使在州县待了十多年，最终也没有遇到知遇。归咎于自己的不才，大概也确实有原因。然而这件事可以向阁下说，却不可以向世人说。我曾经自我估量，认为平生所见的公卿大夫不可胜数；至于端正厚道、忠于朝廷、鄙弃势利、提拔寒微之人，还没有见过像阁下这样的。舍弃阁下，我还要到哪里去呢？这就是我不等待一日之交、不借助身边人的介绍，而自己谋划自我推销办法的原因。这也是一个小小的下级官吏，不敢不依照古道前来的缘故。然而看看自己所拥有的才能，没有足以辱烦阁下知遇的；只是小人有犬马般的能力，希望得到一个劳烦阁下差遣的机会来试一试自己。阁下看看我所能效力的情况怎样，然后再决定是责罚我还是器重我。我颠沛困顿、狼狈不堪，而且将要老死在州县了。伏望阁下恻然动心。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上书楚州慎郎中 知郡郎中阁下：人的恩情，实在不能忘记啊！我曾经住在关中，有一位崔公，当时任华州太守。我起初凭文章求见他，他今天看我的文章，第二天便问别人：‘你认识徐某吗？曾见过他的文章吗？’当时我住在偏僻的陋巷，和砍柴取薪的人为邻，有客人来便坐在门外，崔公却不认为这地方简陋，仍然庄重地屈尊来看我。他又时常派人敲门问：‘平安无恙吗？’崔公十分贫困，但送给我的东西源源不断；我饿了给我吃的，冷了给我穿的，使我本人不劳作而亲属也有所供养，像这样实在有一年之久。等到他任期届满将要回去时，崔公说：‘你能为我留下吗？我将让子弟跟你学习。’于是我为崔公留下。他爱护我的自身，又推及我的亲属；削减自己的俸禄，使我有余裕；不倚仗年长和尊贵的身份，同我朝夕相处。崔公的恩情，可以说十分深厚了！唉，世俗之人轻浮浅薄，今天接受别人的恩惠，明天就忘掉了。我是什么人，敢说自己唯独不是这样吗？然而崔公的恩情，我从未忘记。想到他的恩情，想见到他本人；见不到本人，见到他的朋友，也就像见到本人一样。我曾听说崔公任兴元时，阁下任洋州；他和阁下的交情友好，以及诗酒交游的欢乐，没有谁能比得上阁下。等到崔公改任按察使，便把阁下的才干上报朝廷。崔公什么时候曾随便举荐过人呢？观察他所举荐的人，便可知道阁下的贤能了。何况我听闻阁下的盛德，已经很久了；这就是我放下背柴的差事，恳切前来的原因，本来就希望能到阁下门下洒扫效劳。只希望阁下的属吏能决定我的进退，我谨候命令。

译上书提刑邵学士 提刑学士阁下：古代上下彼此尊重，用下位者尊重上位者，叫作尊重尊贵者；用上位者尊重下位者，叫作亲近贤者。因此，年纪即使超过父兄，也不敢倚仗年长；地位即使贵至卿相，也不敢倚仗尊贵。孟献子是拥有百乘车马的大夫之家，有五位朋友。费惠公是小国的君主，所拜师的有一人，所交友的有一人。难道只有百乘之家如此吗？难道只有小国君主如此吗？即使大国君主也有这样的事。晋平公对于亥唐，亥唐说进去便进去，说坐下便坐下，说吃饭便吃饭；即使只是粗菜淡汤，晋平公也从未不吃饱，大概是不敢不吃饱。唉！古人为什么偏偏有这样的事？今人为什么偏偏没有这样的事？难道如今处在上位的公卿大夫都贤能，而处在下位的平民困居之士全都不贤能吗？难道是今时和古时不同吗？所以平民困居而有节操的士人，宁愿闭门谢客，隐藏光彩、遁迹不出，也不愿同公卿大夫交往。我曾经对此事感到遗憾，曾愤懑长叹；又认为如今天下即使有这样的事，我却还没有听说。前年我从关中来到山阳，才听同道之人说阁下任用孙觉为学官。我说：‘治理一个州、一个军，任用一个人为学官，本来就是常事。’然而又想到，古人虽然能够尊重贤者、爱护士人，却未必能够任用他们。如今阁下既能爱护这个人，又能任用这个人，这才是公卿大夫尊贤爱士的实际表现。况且阁下以一名员外郎的身份主管一军，尚且能够得到人才并加以任用；将来阁下如果做了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天下，能够得到天下人才并加以任用，那该是怎样的情形呢？后来我又得到阁下写给孙觉的一篇书信，其中都在阐述安定先生的学说。我于是又知道阁下能够理解安定先生。唉，世上那些喧嚣之人，寻找缝隙、窥探漏洞，罗列各种空泛说法，以此诋毁我先生的学说；而阁下却能独自坚定不顾，极力阐明我先生的学说，并尊重先生本人。由此，阁下的贤能就可以知道了。唉，古代天下像阁下这样的人有几个？如今天下像阁下这样的人又有几个？安定先生是我的老师，能够理解并尊重我的老师，就如同理解并尊重我的父亲一样。理解并尊重我的老师，作为弟子的内心，对这件事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阁下的这种行为，使我说不足以表达，只能感叹不已。即使先生闭门谢客、隐藏光彩、遁迹不出，不愿同公卿大夫交往，也不可能不与阁下相知了。近来写成六篇，谨让仆人投送献给阁下，姑且用来玷污阁下的几席；如果阁下认为尚可，我才敢相信自己，然后把所有才能全部献出。代崔刑部致刘先生 先生阁下：六经都是圣人的著作，而最应当先急于研治的，大概是《春秋》吧？有人议论《春秋》所褒所贬，却敢于非议它，这当然不对。《春秋》的义理，失传已经很久了。仲尼依据鲁国史书，增删一字，确立褒贬的大法。左丘明作传，本来应该附会说明其中的源流奥义，同圣经互为表里，不应当故意曲解、铺陈枝蔓的言辞，扰乱圣人的文章，把它作为丰富艳丽的工具。公羊、谷梁两家虽然纠正了这种弊病，但违背圣人的地方也很多。杜预作注，又拾取左氏的说法，附加赘文于经文之下；他的意思是想专门遵守左氏，删去二传，真是过分不怕烦琐。何休、范宁自称有志于《春秋》，但何休的学说怪诞妄诞、不合经典，尤其严重。王仲淹认为《春秋》的失误始于刘歆、刘向，为什么一定要说始于刘歆、刘向呢？其实是左丘明开始的。唉！《春秋》是赏罚的权衡。仲尼的志向，全在《春秋》中，不应让它这样昏暗不明。一定要有人把它阐发明白，除了先生还有谁呢？希望先生发奋阐明一道，使诸生手持经书在座下学习，以成就他们的学业；这样先生的学说就能同天下共同享有了。不知您能否做到？谨候命令。上书楚州太守 某官阁下：古人没有不降低身份礼遇士人的。即使内心有所不合，也还要表面上和颜悦色地同他们交往，何况彼此的道术没有不同呢！今人不肯礼遇士人已经很久了，甚至有的连一句话也不交，就把人斥退。他们的意思难道不是说：‘我是尊贵的官员，你是卑贱的士人，我为什么要向你屈尊呢？’他们倚仗年长来相见，倚仗地位尊贵来相见，把这当作理所当然。唉！士人即使穷困卑贱，又怎么能用籧篨戚施那样的邪曲方式来求进呢？礼遇士人，士人就会前来；不礼遇士人，士人就不敢前来。阁下到任已经几天了，治理某事，发表某种言论，山阳人都侧耳听闻，欢喜地相互告知，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我，是关中人；阁下曾任泾州长官，不就是您吗？等到阁下任泗州长官时，我已经住在山阳了，因此两州的政绩我都听在耳中、诵说在口中，已经很久了。哪里有盛德如此的长官，而平民士人却不能进到门下吗？这就是我只知道前来求见，却不知道如何自我衡量的原因。不知也可以让我得以拜见吗？谨候命令。代汪主簿上书田提刑 提刑学士阁下：前些时候我已经上书，惶恐得不知所措，等待治罪多日，不敢把自己的愿望再自行说完；只希望阁下能够一并宽容、广为阅览，不要把我看作狂妄之人，并且宽恕我的重罪，稍加怜悯。我没有什么才干，担任簿尉之官共有两任，前后十多年，年纪将老，却从未遇到知己；如今竟没有想到上天赐给我幸运，外台的王公并不知道我不肖，曾对人说：‘汪某可以说是廉洁而勤勉了。’于是便把我推荐给朝廷，兵部的马公也认为如此，又跟着举荐了我。然而我到任已经超过两年又几个月，将要离任，而举主所举荐的次数又还不够。正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果断地奋发自进，以我不肖之身而辱没、窃得阁下一顾，那就是自己鄙陋而自暴自弃了。我虽然不才，有幸成为阁下的属吏，为阁下办事的日子也不算短；但我的内心难道没有对阁下有所期待吗？舍弃阁下，我还将到哪里去呢？再想到我生来鄙朴务实，自知没有别的技能，只能凭谨慎、廉洁、修身自守；自从历任官职以来，虽然没有尺寸之功，也从未有丝毫过失。只希望阁下怜悯我穷困而且年老，恻然动心，给我一条亨通之道。我虽然不才，愿意以犬马般的劳苦，仰望报答阁下大恩的万分之一；只希望阁下怜悯我，不要让这个小小的卑贱小吏老死在一个簿尉职位上罢了。日暮途穷之人的内心十分狼狈，言辞心意迫切，冒犯了威严尊贵，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译代人请求谒见的书信 某官阁下：是非，是天下最大的公理。说某人某事是的，必定是认为它正确；说某人某事不是的，必定是认为它错误。但这样做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往往是把利害夹杂其中，迎合自己所喜欢或厌恶的对象而这样做。至于有见识的人，就不是这样。某人某人，是我父兄的同党，也是我曾经喜欢的人；如今有某件事，这件事做得不好，那么是要认为它正确，还是错误呢？即使嘴上不愿说，心里也会认为它错误。某人某人，不是我父兄的同党，也不是我曾经喜欢的；如今有某件事，这件事做得很好，那么是要认为它正确，还是错误呢？即使嘴上不愿说，心里也会认为它正确。更何况不挟带利害，不迎合自己的好恶，也不顺从私情的人呢？所以阁下的行事，我藏在心中，又在口中诵说，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在见解上盲目、在听闻上昏聩，对好恶也懵懂无知，同世俗之人混混沌沌没有区别。因此我来求见阁下，和别人不同，并不是苟且求见阁下。阁下难道也将苟且接见我吗？赐我座位，同我交谈，从外在行迹来探求我的内心，如何？代人上书省判蒋工部 省判工部阁下：天下的财赋以及军国大计，这不是三司的职责吗？所以三司使一定要选择天下有才干的人，又从有才干的人中选择辅佐者。如今听说朝廷任用阁下，这是很恰当的。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君主和宰相将要把重大责任交给阁下的阶梯，可喜可贺。老人的儿子某人，任濠梁属官。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这个孩子了，曾经把这个意思向阁下求告，还想让他借一件事前来。一天有来报告的人说：‘濠梁属官来了。’我笑着问：‘确实如此吗？’不久果然是我的儿子。进门便听到他的声音，登堂便看见他的面容。老人因这件事的喜悦，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唉，人的感情没有比父子更亲的了。父亲年近九十，却长久见不到儿子；儿子长久见不到父亲，这种心情应当怎样呢？而阁下能够使我们相见，这恩情的大小轻重，应当怎样报答呢？这正是古人感恩而流泪的原因。前些日子听说阁下接受嘉命，随即又听说使节不能久留。白发苍苍的老者很想亲自到节下拜见阁下，当面致谢万一；但我的身体实在太老，完全不能凭体力行礼，因此最终未能成行。这实在是老人的私人遗憾。只希望阁下顾念皇上的心意，自我保重寿命，以维系朝廷内外的期望，长久承受无穷的福庆，这就是老人的恳切心愿。

译上书赵殿院 某年某月某日，乡贡进士徐积因为双耳患病失聪，不敢奔走到节下，谨再拜让仆人奉上书信，献给运使殿院阁下。前年曾任防官的，不就是阁下吗？我思念阁下已经很久了。虽然耳聋数年，也不肯因此自我废弃。身为平民，志向却在朝廷。听说天下有一件有利的事，没有不想兴办它的；听说天下有一件有害的事，没有不想除去它的。如今有四件事，不敢同众人私下议论，谨向阁下公开陈说。第一，明经科不应拘泥于注疏；第二，经书不应分大小；第三，两年举行一次科场不便利；第四，应当尊重明经而抑制进士。什么叫明经科不应拘泥于注疏？去年朝廷重新设置明经科，议论者都说这科废止已经很久，朝廷能够恢复它，就是恢复古制。于是已经穷究经书的人相互告知，尚未穷究经书的人也相互告知；已经穷究经书的人更加钻研经书，尚未穷究经书的人都想钻研经书。议论者认为，这一科实行十年，古人的学问就可以恢复，而雕虫篆刻之学就可以废除。这难道不是天下的福分吗？难道不是万世的福分吗？今年才看到所谓明经科的条制：对答墨义、帖经、对答大义、对答策问，分为八场；前四场考墨义、帖经，后四场考大义、策问。其中墨义考试还要完整引用注文，大义考试也要具备注疏的本意。这固然是朝廷想求取广博而有实学人才的一种办法。然而议论者都说，这种制度同朝廷建立明经科的本意不同。朝廷的本意，大略是担心学者失于浮华而缺少实际；即使有人口头背诵经文，心里却不明白经义，所以特意设立明经科，使质朴厚实的人能够发挥自己的积累。如今却把他们拘束在注疏的说法上，这就是朝廷不重视阐明圣人经义，只重视记诵注疏罢了。况且学者穷究经书，必须先熟读背诵经文原文，然后再看注疏。注疏的说法正确，就采用它；注疏的说法不正确，即使一个字也不采用。至于研治《春秋》，必须先熟读《春秋》经文，然后看左氏传、看公羊氏传、看谷梁氏传。左氏的说法正确，就采用左氏；公羊的说法正确，就采用公羊氏；谷梁的说法正确，就采用谷梁氏；如果三传都不正确，就都不采用。传尚且不采用，何况注呢？何况疏呢？大概注出于传，疏出于注。可是大体说来，注疏虽然错误多而正确少，只要它的说法不至于迂曲繁琐，学者想应考这一科，也必须勉强把它记诵下来。如今考察一部经书之中，累积在正文下的文字，有多于正文一倍的，有多于正文数倍的，有多于正文十倍的，还有多于正文而多得不可计数的；并且这还没有计算字数。让学者怎样记诵呢？然而如果实在不得已，日积月累，辛辛苦苦，即使是没有用的说法，百千万亿，也可以记诵下来。只怕学者劳苦而没有功效，学问虽博却缺少要领，这不是英才之儒的学问，而是腐儒的学问。除非是有作为的士人，否则就不肯穷究经书，也就不肯受注疏拘束。朝廷如果一定要让人拘泥注疏，自然已有其他科目；如今既然建立所谓明经科，就不应再用注疏拘束。如果一定要拘泥注疏，即使那个人拥有孟子之道、韩退之的文章，恐怕也没有能力应考这一科。况且朝廷设置这一科，必定是希望有人来应考。如今各科举人，即使能够唇舌磨破、牙齿咬烂，把注疏的说法记诵得极其精熟，却全然不懂经义。穷究经书的士人，只明白圣人的道理，却不能记诵注疏，那么这一科将让什么人来应考呢？这就成了朝廷只有恢复明经科的名声，却没有恢复明经科实质。谨按汉代的学者，都能精通一部经书；那时本来还没有注疏，他们所谓精通，有的是从心中领会，有的是从老师那里得到，都是精通圣人的经义。所以，像这样学习的人，在处理事务方面怎样呢？他们列入史传、显现于后世的情况又怎样呢？据此而论，应当要求通达，不应要求表面的实际；应当重视精要，不应重视繁多。精通的人往往不广博，广博的人往往不精通，这是事情通常的情形。至于经商、务农的行业，以及百工和低贱的技艺，也都是如此。唐代的啖助、赵匡、陆淳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明经之士了，对于圣人的道理，也可以说有功劳了。然而他们解释《春秋》，多半不采用三传，而是解释自己的见解，更何况注疏的说法呢？所以后世学习《春秋》的人，一定从啖助、赵匡开始。这些都是前代穷究经书已经取得的成效。自唐尧、虞舜以来，简册所记载的天下治乱根本，没有一次不与取士的得失相关；而士人所学习的，又取决于上位者的教导怎样。由此看来，朝廷本来应当培养天下英才，使他们不走腐儒的道路。况且朝廷也曾设置说书科，又何曾拘泥于注疏呢？所以近年多能得到为朝廷谋划的人才。不如采用说书科的条制，仍然按照朝廷建立明经科的原议，再加以详细斟酌而施行，以满足天下的期望，网罗天下的英杰，作为万世不可更改的法则，岂不是盛事吗？岂不是令人痛快吗！这是第一件事。什么叫经书分大小？近来颁下明经科条制，把《毛诗》列为中经，把《周易》列为小经。议论者认为，《毛诗》恐怕不应列为中经，应当列为大经。《周易》如果根据字数，确实适合列为小经；如果根据经义，则应当列为大经。又有人说：圣人的经书，不必分大小。《春秋》的三传也不应分别设置科目，只应特设《春秋》科，让考生引用三传来解释，并附上自己的见解。如今设置科目，如果以《春秋》为名，就是尊重经书的意义；如果以某氏传、某氏传为名，就近似于抛弃经书而任用传文的意义。董仲舒守《公羊》，刘向守《谷梁》，刘歆守《左氏》，这三个人对于《春秋》各自固守一传，所以不能充分阐明《春秋》的道理，这是先儒的弊病。《孝经》《论语》这两部书，是记载圣人言行的书，恐怕不适合列为帖经。《孟子》是醇厚至极的著作，这三部书都应当附在《易》科中。《尔雅》多记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应当附在《毛诗》科中。所有附加的书，都考问大义。

译谨按帖经这一考试的起源，大概是唐初刘思立任考功员外郎时，于是上奏请求明经科增加帖经，这很不合古制。我也曾应进士科考试，那时帖经、墨义不过是互相传抄一本罢了。科场之内简直像小孩子做游戏，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帖经不如废除。这是第二件事。什么叫两年举行一次科场不便利？我曾经行走在陕西道路上，亲眼见到西川举人大多徒步，有的自己挑担，有的十几个人共同雇一个仆役；更严重的，甚至变卖家产前来。等走到半路，有的被连绵雨水阻滞，有的不幸患病，所以有不能应举而返回的；即使能够参加一次考试，也受尽艰难险阻。如今又改为两年举行一次科场，那么远方孤寒之士所受的弊害就更多了。然而还有更大的不便：如今参加进士科的人，多数不肯研治经书，只在经史中摘取题目和赋中需要使用的事迹；更严重的，只是记诵近年的词赋、策论和各家的类题，把它作为苟且求取功名的办法。如今又两年举行一次科场，学者自然更加没有空闲研治经书，更加采取苟且简略的办法。由此而论，暂且应仍旧每四年举行一次科场，或者每三年举行一次。如果三年举行一次，也应在转运司进行类试。我早就听说朝廷也曾议论在转运司举行类试。如今如果确实能够这样做，把一路各州府军监的解额统一定为转运司的解额，使天下举人只到本路转运司应试，那么不但便利远方孤寒之士，天下举人都能便利，而且还可以革除寄应的弊病。天下举人大多到开封府寄应，也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本地解额人数少；如今天下解额又减少一半，那么到开封寄应的人就更多，举人犯法规的情况也会更加严重。如今如果由转运司举行类试，统筹一路的解额，解额既然宽裕，人人都会感到便利，这样就可以革除寄应的弊病。福建一路的举人最多，所以解额应当是其他路的两倍；只应各自在本州考试。谋求便利天下，不必一概相同。拘泥于一路，必定会妨碍天下。这是第三件事。什么叫尊重明经、抑制进士？近来颁下明经科条制，通晓十三经才可以比照进士第一甲。如今进士及第，前三名便可以担任大郡通判，只凭一篇赋的功劳，其恩例反在明经之上，恐怕不是朝廷尊重经书、看重道术、劝勉天下的本意。谨按明经所学，与进士所学一浮一实，大不相同；进士的恩例本来就应当低于明经。在这种时候，正应当尊重明经而抑制进士。这四件事，确实关系到天下的重大利害，本来就是学者应当研究的。古代圣人做君主，古代贤人做臣子，即使愚夫愚妇、砍柴的平民和卑贱之人的话，也没有不采纳实行的；从来不因自己的好恶而妨碍天下的公理。到了后世却不是这样，即使有可以采用的谋略、可以实行的议论，只因厌恶它的主张不是自己提出的，往往加以阻挠而不实行；只想实行自己的谋略、推行自己的说法，厌恶与自己不同的议论。这都是对朝廷不公，不顾天下利害。然而难道能遮掩天下的公议吗？难道能遮掩万世的公议吗？只能自行夸大自己的错误罢了。如今阁下担任朝廷的耳目之官，所说所做的事，应当思考最公正的原则。那么我所说的，也合乎天下的公论，希望阁下早日替此事作出安排，我将十分荣幸。代慎秀才上书陆学士 学士阁下：前些日子不幸遭遇大故，先人抛下我们这些孤儿。我们这些孤儿暂且苟延残喘，以办完丧葬大事；如今葬期将近，理应有墓志铭来铭记先人。若得不到铭文，就无法遮蔽墓中幽魂。这就是我们这些孤儿泣血相告、惶惶不安的原因。然而前人的墓志铭，其所记行事是否可信，从来都取决于撰写它的人怎样。所以观看墓志铭的人，必定先看作者的文章，究竟是谁写的？如果确实是那样的人，必定会说：‘某篇墓志铭是某人所作。’那么墓志铭所记的事情就可信；如果不是那样的人，也必定会说：‘某篇墓志铭是某人所作。’那么墓志铭所记的事情就不值得相信。这样一来，和没有墓志铭有什么不同？因此不能不慎重。唉！以当今世上的文章而能够取信于后世的，除了阁下还有谁呢？先人一生历任官职共九任，积年四十多年，他认识的人不可胜数；至于他平生同我们这些孤儿谈话时，深切赞叹佩服的，就只有阁下。如今先人不幸遭遇大故，我们这些不肖后嗣无法为先人增添光彩，所以一定要请求得到阁下的文章，以图使先人不朽。只希望阁下哀怜我们而答应，不要让我们这些孤儿失去本来的心愿。先人的行状现谨送到阁下属下。我们这些孤儿只想着使先人不朽，不再自我估量了。我们罪该万死。致廉公望请求推荐王秀才的书信 廉君公望足下：士人中大概有不必相见便能相知的，我对于足下就是这样。我当然不敢以同时代人的标准来要求足下，而是要以古人的道义来要求足下。只是看足下如何对待我罢了。琅琊王彦升君，我同他没有片刻的旧交，同他往来的日子也不算长；然而我知道他博学而能写文章，侍奉父母孝顺，侍奉长辈恭顺，同人交往和睦而有礼，品行完美，看不出有什么缺点，可以说是善士了。然而他家十分贫困，全家七八口人，没有生活资财；四壁之内，狼狈不堪。如今只得把日常器物拿去变卖，姑且作为眼前的计策；但器物将要卖尽，大寒将至，豆粟不够他们食用，丝绵也不足以完备他们的衣服。即使只是让他一个人如此也就罢了；然而他还有老母亲，既怀有羁旅的遗憾，又这样忧愁困乏，作为王彦升，应当怎么办呢？他口中虽然不说，但他的内心难道没有期待别人相助吗？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信之人，何况我们的乡里，难道没有仁人义士吗？只在于有作为的人带头倡导罢了。我之所以内心恳切，正是对足下有所希望。希望足下深切关怀王君，使王君能够让母亲喜悦，这难道不是美事吗？王君有老母亲，我也有老母亲；爱护自己的老人，并推及别人的老人，而面对贫贱又没有可以施为的资财，所以想有所作为却没有能力做到，比拘谨自守而无所作为的人更加不能安心，仿佛将要挨饿一样。实在不能自已，于是把这些话告诉您身边的人。

译致吴待制的书信 安抚待制阁下：如今天下士人纷纷议论、称述阁下的行事，说阁下的才干无论施用于何处都无不可。阁下治理一个县邑，一个县邑得到您的恩惠，金坛就是这样。阁下治理一个州，一个州得到您的恩惠，池阳就是这样。阁下处在言责之地，便正色直言，不畏惧强暴权势，使奸诈欺骗、污秽卑劣之辈魂飞气沮，不能放纵他们的欲望，朝廷也依赖您而安宁，任台谏官时就是这样。阁下把才干用于繁忙复杂的政务，便整齐敏捷、明辨详察，有不可学习的明智，足以办事而且绰绰有余；又用仁政辅助它，不像世俗官吏只是一心运用小计小术而已。这就是军国大计能够不劳而成的原因，官吏佩服您的神明，百姓喜爱您的惠民之政，歌咏而欢欣，这是任三司使时的情形。只是还没有见到阁下担任宰相罢了。假如阁下做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天下，您的施政安排、措施部署、本末先后，本来就是阁下心中所存，也是天下所期望的，是学者所乐于称道的。如今阁下将奉天子的命令，承担镇守一方的重任，收聚天下的恩泽而集中施于一方，阁下难道不会做得非常出色吗？朝廷将没有南顾之忧了。伏望阁下保重自己。代李驻泊致许职方的启 这次借媒妁之言，谋求婚姻之好，使中台的贵族屈尊下顾，使右列的单传宗族得到垂顾，幸而您没有遗弃我们；只是惭愧我并非配偶之选。恭敬地想来，某官文才足以登上英才之选，官秩位居名望显赫的官署，已经临近重要津要之地，在当世享有声誉。紫泥所封的凤诏，正应当优待超等人才；青云鹏霄之间，您已经具有奋飞高举的气势。我早已听闻您的大名，后来又拜见您的温厚仪范，没想到寒门能够依托高贵的亲眷，万分心意，哪里承受得起。代人答复的启 近来偶然因为我这一支单薄的宗族，冒昧攀附您的名门。虽然结为金兰、展开情谊，却惭愧如玞玉和美玉芳泽不同。哪里想到媒人亲自来临，还把书信作为恩赐？礼数超过情分，惭愧与荣幸都十分深厚。并且承蒙告知纳币的日期，又告知举行共牢礼的晚上。以椇、榛作为聘礼，岂敢忘记迎娶妻室的礼仪？已经整饰衣带、修治容貌，谨慎遵从妇人的训诫。所承受的美好命令，岂敢不奉行遵从！内心的恳切之情，指着这些叙说又哪里能够说尽。代李驻泊上书李客省 伏念自从违离您的大旗，便深深仰慕您的高尚风范。曾听说您接受任命的喜讯，却很缺少方便进献书信的机会；哪里想到您德盛，却还把我列在同僚之中，屈尊写信赐予我，礼数超过情分，惭愧与荣幸都十分深厚。又承蒙您福泽的到来，暗中自有神灵相助。恭敬地想来，某官禀受山川的秀气，兼具文武全才，正值虞朝日月般的光华蕴积，郤帅般的诗书谋略。长久思念您的完美德行，您还屈尊筹划远方之事，正应当登上将坛，以光大贤能的事业。代慎驾部上书南京刘相公 伏念我只是碌碌无为的卑贱官员，才器平庸而且狭小，早年因为极大的幸运，曾经厕身于您的门下。虽然我们之间如霄壤般道路悬殊，但我的犬马之心仍在。仰望百神暗中辅佑，诸般福祉都将相继而来。恭敬地说，某官上应天昴之精华，下受岳嵩之纯粹，是凛然的国家栋梁，是堂堂的辅国大臣。处在千载难逢的盛世，成为一代著名宰相。如今大概是要均衡劳逸，所以重新重任藩镇宣抚；百姓思念您的甘霖之恩，皇帝暂时放下对股肱重臣的倚重。如今皇帝正励精图治，侧身而待贤才，已经广泛延请众多贤能之士，必将任用有旧德之人。入朝掌持台阁大权，参与辅佐天地陶铸般的治理，足以使时代达到太平和谐，使君主安然高拱而治。广泛听取众议，实在有赖于元勋。代人致贺寿春令的启 先前我随从吏役奔走，不久便结束了戍守期限；回到破旧的居所后，随即听说您接受任命。遗憾没有强健的翅膀前往拜谒您的高风，彼此相隔遥远，仿佛胡地与秦地一般，只能徒然增添参商相隔的叹息。手握笔、持书简，也难以表达我仰望上位者的私情；谨愿您安寝再起，长久承受远方传来的吉庆。代人致濠州郭右司的启 伏念早已听闻您的高尚风范，只是我们同道之人一直没有机会仰慕追随；后来因极大的幸运，晚辈竟得以参与您的差遣，冒昧献上私信，仰望玷污您的属下。愿百神暗中辅佑，诸般福祉都相继而来。恭敬地说，某官凭借崇高的才德，位居士大夫之首。雄奇的文章灿然可观，奇异高洁的操守凛然可敬。在朝廷内外历经试用，朝廷的期望更加深重。一旦奉命出任地方长官，不过是暂且屈身于远大的谋划；三节之内便将趋赴任所，即将承受显赫的功名。代李驻泊写给沂州石比部的启。恭敬地想，分别还没有多久，仰望思念却已经很久了。承蒙迂回地寄来书札，就像接受了兼金那样贵重的馈赠；礼意超过情谊，惭愧与荣幸之情都很深。愿上天神明所扶助，使各种福气聚集而来。恭惟阁下才智全面而卓异，治事的器具和方法完备详尽，正逢美盛的时代，盛有能干的声誉。如今持左符、掌竹节，已经在黄堂交接政务；乘五马朱轮车，即将到绿野施行春政。冒昧祈请您自重，以长久承受盛大的任用。我的恳切心意，哪里说得尽呢？写给宝玉大师的启。某启：久未问候，不能知道您近来是否安好。前些时候，玉公大师和各位上人亲自到墓旁启建法席，对内竭尽诚心，对外准备了丰厚的物品。他们环绕墓地数十匝，面对神座祝祷，从黄昏直到天明。这件事充分体现了深厚的德意，可以感通神明；这种义心足以感动万物。看见的人没有不喜悦的，听说的人甚至叹息不已，何况我这区区的心意呢？恭惟诸位近来的事实，以及替我的母亲在黄泉吊慰幽魂、在白日安慰哀思，都是古人未曾做到、后世也难以有的事，可以说是世所罕见的高义。某虽然十分庸陋，不敢用言语来报答；但牵挂母子之爱，想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却不知道义理上该如何措置。只好把这份感情藏在心中，至死而后已。区区几句话，哪里足以表达心意？恰好借问候起居的机会，略微向使者陈述我的感激流涕，实在不知说了些什么。谨启，不一一详述。某谨上。代池倅慎驾部写给太守的先状。这次代替戍守向东行进，赶往治所。回想江境已经在您的辖境之内，却还没有拜见您的门庭，已经预先列入歌咏颂扬您的行列。将带着名帖，前往宾阶拜访，心中的欣喜愉快，哪里说得尽呢？

译代慎侍中所作的遗表。臣某昨天奉诏任命为海州军州事，正在楚州等待任职。到了嘉祐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偶然染上重病，医药没有效果，奄奄一息，指望着长夜将至而归于地下；幽冥中的魂魄，眷恋着圣明的时代，却不能再赶上，只能暂留片刻来倾尽哀诚。仰望皇帝恩泽广布，俯察天下百姓中困穷的人。中谢。臣想，早年凭借防借而得以进身，终于忝居荣贵的官阶；如今白首还在▯曹，怎敢叹息自己逢时太晚。作为乘朱轮的州将，多次玷辱出麾掌权的职位。臣本来曾经驱使驽钝的才能，磨炼臣子的气节，年老而志节更加坚定，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从未用陛下的法令伤害善良之人，从未借陛下的刑罚来任意发泄自己的喜怒。虽然自身没有卓异的功效可以比拟古人，也曾留下微小如涓埃的功劳，仰助圣明的时代。正要沐浴在皇恩之中，歌舞于圣明之时，愿陪同长寿国土中的百姓，永远承受仁慈上天的覆庇。不料自己招致疾病，竟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可叹六尺之躯将随着土木一同化灭；遥望九重宫阙，将永远辞别鸳鹭般的朝班。再想到臣自束发以来，侍奉过两朝，历任七个官职。死亡将要到来，家中没有遗留的财产，年老的[原文作“老防”]和嗷嗷待哺的家人共有二十余口。两个女儿尚未出嫁，四个儿子都是白身。长子宗杰，前后共三次参加进士考试，很是专心于儒学，冒昧希望得到任子之荣，或许可以获得代替耕作的俸禄。伏望尊号皇帝陛下，特别屈尊阅览此表，曲加圣明的慈爱，俯降天光照临幽暗，使大恩大德流传后世。这样，臣就能使箕裘事业不至坠失，转入沟壑也没有忧虑；活着的人蒙受再造之恩，死去的人也有无穷的感激。心意急迫，感情恳切，言语和眼泪一同流出。臣无任祈求上天、仰望圣恩、激切惶恐之至。《节孝集》卷三十。钦定《四库全书》。《节孝集》卷三十一，宋徐积撰写的语录【门人江端礼、李恭记录】。苏东坡《志林》说：“徐积，字仲车，是古代所说的独行之士。于陵仲子也不能超过他。然而他的诗文怪诞而放纵，像玉川子一样；这是第一处反差。他耳朵聋得很厉害，用手在地上写字，这才开始能够交流。整天面壁而坐，不与人接触，但天下四方的事情没有不知道详细情况的。即使是新近发生而且机密的事，也没有不能预先知道的。这是第二处反差。” 先生说：“凡人写文章，一定要从自己的真实体会中写出，而简洁平易才是好的。写文章正如做人，如果流露出辛苦造作的姿态，就不自然了。” 先生说：“写文章一定要学习《春秋》，这样说话才有法度。近世学者多认为《春秋》深奥隐晦、不可学习，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况且圣人的话，何曾专门追求奇特险怪、务求后世不能理解呢？赵啖说：‘《春秋》明白如日月，简易如天地，这是最为精当的论说。’” 先生说：“黄元明做人简易平实，评论文章则取其一切平和宽恕。” 先生说：“写文章一定要读《春秋》。但读书人急于求取功利，只求耳目上的作用，即使多次教导也不听从。近世文章简洁古雅的，没有比得上曾子固的；新奇之意从胸中创出的，没有比得上苏子瞻的。学习者如果能熟读这两家的文章，各自取用他们的长处，就可以达到完美了。” 先生说：“每件事都有各自主管的人，不可以互相侵犯职权。我借书，一定亲自经手说明；有急事而留在门下，也一定禀告直学，不敢擅自作主。从前霍光没有处罚符玺郎，反而奖赏了他，霍光可以说是懂得各人的职分和操守，也确实懂得任用人的方法。” 先生说：“我年轻时读《货殖传》，看到其中所说的‘别人放弃的我来取，别人取用的我来给予’，于是领悟了做学问的方法。大概做学问能知道别人不能知道的，写文章能运用别人不能运用的，这才是好的。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就可以略写。” 端礼对先生说：“我的朋友陈师道，是南丰曾子固的门生。他才学很高而且崇尚古学，清介自守，不与世俗同流。现在有一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