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孝集卷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节考集》卷二十九，宋徐积撰，杂文。《荀子辩》荀子说：‘人的本性是邪恶的，那些善行是人为造作的。’古代圣人认为人的本性邪恶，偏狭险恶而不正直，悖乱而不能治理，所以为人制定礼义、建立法度，用来矫正和修饰人的情性，使之端正；又用这些来扰正、教化人的情性，引导他们，使一切都出于理，符合道。辩说道：‘荀子错了。人的本性既然已经邪恶，又怎么会知道邪恶可以矫正、善行可以实行呢？所谓矫正本性的“矫”，如同矫正木材的“矫”，那就是把杞柳制成杯圈一类的做法，与告子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没有思考罢了。我认为礼义，是用来充实人本来尚未充足的善；法制，是用来矫正人已经养成的恶习。’ 荀子说：‘凡是人的本性，都是上天造就的，不能靠学习，也不能靠人为作为。’ 辩说道：‘荀子过分了！如果这样说，那么在上者的教化可以废弃，在下者的学习也可以抛弃了，又何必采用礼义呢？’我认为：‘上天能够赋予人的本性，却不能成就人的本性；只有人自己能够成就自己的本性。这样说，就与孔子的意思相合。’孔子说：‘成就本性而不断保存它，这是道义的门户。’ 荀子说：‘如今人的本性，眼睛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见。为什么能够看见？因为视觉不能离开眼睛。为什么能够听见？因为听觉不能离开耳朵。眼睛明亮、耳朵聪敏，明白是不能靠学习的。’ 辩说道：‘荀子过分了！还有什么事物不能学习呢？婴儿的本性并不会爬行。已经会爬行了，也还不能行走，必须由左右的人扶持，还要对他说“姑且慢慢来”。然而最终还是能够行走。楚国征服秦国、取得天下，原因是什么呢？大概只能说是学习罢了。至于耳目，又为什么偏偏不是如此呢？开始时，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然而后来视力可以察见秋毫之末，听力可以辨别五声的和谐，最终能达到这种程度，原因是什么呢？也只是学习罢了。还有什么事物不能学习呢？’ 荀子说：‘如今人的本性，饥饿就想吃饱，寒冷就想取暖，劳累就想休息，这是人的情性。如今有人饥饿，见到长者却不敢先吃，是因为要有所谦让；劳累了却不敢请求休息，是因为要有人替代。是儿子让给父亲吗？弟弟让给兄长吗？兄长的儿子代替兄长吗？父亲的弟弟代替父亲吗？兄长之所以这样做，都是违背本性、悖逆情性的。因此顺从情性就不会谦让，谦让就违背情性。由此看来，人的本性邪恶是很明显的，所谓善只是人为造作。’ 辩说道：‘荀子错了！饥饿想吃饱，寒冷想取暖，劳累想休息，这是人情的常态。即使圣人也不能避免。至于儿子让父亲，弟弟让兄长，儿子代替父亲，弟弟代替兄长，这两种行为都出于人的本性，怎么会违背本性、悖逆情性呢？有这种本性，就有这种行为；没有这种本性，就没有这种行为。哪里有本性邪恶却能行孝悌的道理呢？只是没有思考罢了。’ 荀子说：‘凡是礼义，都是圣人人为造作出来的，不是本来产生于人的本性。所以陶工把土合在一起制成瓦，那么瓦就是陶工人为造作的产物，不是本来产生于人的本性；木工砍削木材制成器具，那么器具就是木工人为造作的产物，不是本来产生于人的本性。’ 辩说道：荀子错了！想要实行实际内容，必须先端正名称。名称端正了，教化才能施行。礼义的‘人为’与作假的‘人为’，有区别吗？还是没有区别？如果把一切在人身上的作为都称为人为，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说成是人为呢？主张人性恶，是为了尊崇礼义；如今却给礼义加上‘人为’这个贬义名称，这就是想尊崇它，反而贬低它。为什么不说：陶工凭借土制成瓦，木工凭借木制成器，圣人凭借人的本性制定礼义？何必说是人为造作呢？荀子说：‘浅薄的希望美好，狭小的希望广大，贫穷的希望富裕，卑贱的希望尊贵。如果内心没有这些，就一定要从外部求取。因此，富裕了就不再希望财物，尊贵了就不再希望权势；如果内心已经拥有，就不会再向外求取。由此看来，人想要行善，是因为本性邪恶。’ 辩说道：荀子错得太厉害了！为什么不顾及孟子的意思呢？孟子把仁、义、礼、智称为四端，而‘端’也只是很微小的开端。他所说的仁，难道就已经足以实行仁了吗？他所说的义，难道就已经足以实行义了吗？还在于培养它，使它壮大。这正是所谓浅薄希望美好、狭小希望广大、贫穷希望富裕、卑贱希望尊贵，因为内心还不充足，所以一定要向外求取。怎么能说富裕了就不希望财物，尊贵了就不希望权势呢？难道内心有所拥有，就不向外求取吗？所以人想要行善，是因为他的善还不充足，但他有可以充实善的资质，有可以实行善的本质。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本性邪恶之后才行善呢？如果本性邪恶而行善，就像把水搏击着使它上山；本性善而行善，就像水顺流趋向低湿之处，火刚燃起便趋向干燥之物，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唉，荀子过分了。’ 荀子说：‘如果本性善，就会抛弃圣王，停止礼义；如果本性恶，就会兴起圣王，尊崇礼义。’ 辩说道：‘一阴一阳，是天地恒常的道理。男子有妻室，女子有归宿，是人伦恒常的道理。君主必定有百姓，百姓必定有君主，这是天下之所以成为天下的原因；否则，凭什么成为天下呢？圣王兴起，难道只是因为人性邪恶吗？所以人性善，遇到圣王便能治理得更好，遇到礼义便能更加兴盛。怎么能说抛弃圣王、停止礼义呢？人性善而得到礼义，就像草木萌发得到膏雨一样，蓬勃生长，有什么不可以呢？荀子过分了。’ 荀子说：‘凡人的本性，尧、舜与桀、跖是一样的；君子与小人的本性也是一样的。’ 辩说道：‘天下人的本性，只是邪恶罢了。尧、舜、盗跖，也都只是邪恶罢了。这样说来，自从有人民以来，未曾有一个人的本性是善的。既然未曾有一个人的本性是善的，礼义从哪里产生呢？所谓圣人，又从哪里成为圣人呢？’ 荀子说：‘尧问舜：“人的情性是什么样的？”舜回答：“人的情性很不美好。妻子儿女齐备了，对父母的孝心就衰减；嗜好欲望得到满足了，对朋友的信义就衰减；爵位俸禄丰厚了，对君主的忠心就衰减。”’ 辩说道：‘荀子记载的尧、舜之言，我就不知道了。至于有了妻子儿女便对父母孝心衰减，这说明没有妻子儿女时，曾经有过孝心；有了嗜好欲望便对朋友信义衰减，这说明欲望没有满足时，曾经有过信义；爵位俸禄丰厚便对君主忠心衰减，这说明爵禄没有丰厚时，曾经有过忠心。这样看来，天下人的本性从未没有孝、信、忠，而人的本性果然是善的。他后来之所以不善，是外物损害了他，难道是本性的罪过吗？学习荀子的人，认为我的话怎么样？’ 《四维辩》

译所谓四维，指什么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礼，是不超越节度；义，是不苟且求进；廉，是不掩盖罪恶；耻，是不顺从邪曲。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谁？是管仲。不赞成这种说法的人是谁？是子厚。有人认为，廉是不苟且取得，耻是不顺从邪曲；又认为廉、耻不能与礼、义相抗，应该并列为四维。我认为大不如此，这两家的说法都错了。礼是什么？礼就是履行。履卦的象辞说：‘上天下泽，是履卦。’君子因此辨别上下名分，安定百姓的心志。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从闺门推及朝廷，从朝廷推及天下。得到它就端正，失去它就邪曲；得到它就治理，失去它就混乱。礼的意义真是重大啊！义是什么？义就是适宜，行为合乎适宜就叫义。天道有阴阳，地道有柔刚，人道有仁义。义的意义真是重大啊！廉是什么？可以取得的就取得，可以取得却不取得的也有；可以占有的就占有，可以占有却不占有的也有；可以进取的就进取，可以进取却不进取的也有；可以居有的就居有，可以居有却不居有的也有。善没有比这更大的，恶也没有比违背这更大的。天子这样实行，可以教化天下；诸侯这样实行，可以教化一国；卿大夫这样实行，可以教化自己的家族；士人和平民也这样做，还忧虑什么邪曲、奢侈、淫乱、乖僻呢？还忧虑什么争夺、犯上、违背名分呢？还忧虑什么乱臣贼子呢？还忧虑什么德义不能兴盛呢？还忧虑什么刑罚不能停止使用呢？廉的意义真是重大啊！耻是什么？不仁便以为耻，不义便以为耻，无礼便以为耻，不智便以为耻，不信便以为耻。以不仁为耻，就将要实行仁；以不义为耻，就将要实行义；以无礼为耻，就将要实行礼；以不智为耻，就将要追求智慧；以不信为耻，就将要守信。别人能够做到而我不能做到，这是耻辱；别人不做这种事而我却做了，这是耻辱；别人使他的君主达到这样的境地、使他的百姓得到这样的恩泽，而我做不到，这是耻辱；别人的功业如此，而我做不到，这是耻辱。耻的意义真是重大啊！《论习》人的本性善吗？回答：善。既然本性善，为什么后天习染有善有恶呢？外物在外部诱惑，欲望在内部攻伐；又由于好恶不正，邪恶的情感乘隙混入其中。培养它却不能使它充实，本性就不能牢固。何况从未有一天培养它呢？能够自己培养本性的人，大概很少。因此有君主和老师的教导，有礼义的教化，用来培养本性、增长善性、端正习染。习染不正，就会变恶；恶不断增长，本性就会被搅乱，却说本性不善，这同损害禾苗却说禾苗不会生长有什么不同呢？人也知道禾苗的道理吗？植物一旦有了禾苗，只要没有外物损害，禾苗没有不生长的。禾苗枯槁，是外物损害了它。因此善于培育禾苗的人，一定除去伤害禾苗的东西，除掉杂草，因为杂草会伤害禾苗；善于培养本性的人，也一定除去伤害本性的东西，厌恶邪恶，因为邪恶会伤害本性。见到善就努力，见到不善就恐惧，这就是除去恶的办法；杂草是禾苗的外物，恶是本性的外物。既然如此，本性是善的，习染有善有恶。习染长久不变，善恶才会固定下来。最终成为君子，最终成为小人，都是由所取的习染造成的。因此，习染不可不谨慎。善于学习善行的人，即使父亲是瞽叟、鲧，也会舍弃父亲而学习其他善行。不善于学习善行的人，即使父亲是尧、儿子是舜，也会舍弃父子而学习别的东西。本性是善的，习染有善有恶。因此，习染不可不谨慎。《侯生辩》侯生推荐朱亥，最终成就了这件事，也足以报答信陵君了。又亲自杀身，以此向公子谢罪，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死和生没有轻重之别，只看义所在之处。如果义要求死，那么生就像鸿毛一样轻；如果义不允许死，那么生就像泰山一样重。像侯生这样的人，哪里能说是合乎义呢？这是不义。莫非他是想激励后世吗？这也太过分了。

译《论兵》朝奉大夫胡公赴任济州太守，经过山阳，到达南郭，便到学官来见我，并且有所询问。他的问题说完后，于是谈到西戎。我回答说：四夷是中国在外部的祸患，而西戎最为严重。为什么呢？因为需要防备的地方很多。关中的五路、河东的四路，都是需要防备的地方。如果有一路没有防备，敌兵必定从未防备之处出击。这样防备，便使我军的力量常常分散，而敌兵的力量常常集中；用集中的力量攻击分散的力量，这是兵法所忌讳的。胡公说：既然如此，谋略该怎么办呢？我回答：在于询问和辨析，详尽询问而明白辨析，接着精心讲求，谋略就会产生。凭韩信的奇才，凭屡次获胜的军队，凭战败军队的将领，尚且恭敬地向他们询问，这就是他无敌的原因。能够越多越能办事，是才；打了胜仗仍喜欢询问，是智；这就是韩信奇特的地方吗？胡公说：将领有五种德行，智慧居于首位，孙子确实懂得说出这个道理。考察他的著作，内容圆融深奥、精微玄妙，诸子都比不上。这就是用兵困难的地方吗？我回答：用兵最困难，它的形势有常态，而变化没有常态。严重时，如同突然的疾风、猛烈的暴雨，如同雷霆奔驰、云气腾涌；如同逃逸的群鹰从空中扑下，如同伏地的猛兽，如同攫取猎物的豹子和发怒的老虎，忽然出现在前面，忽然出现在后面，有时从左边出现，有时从右边出现。在这种时候，意气仍然自若，神色不动，仿佛坐在门窗之间、竹席之上，环视四周从容宽裕，正从左、右、前、后各方应对它。这样，或许才能控制战局而取得胜利。以曹操的英才，还畏惧孙权；孙权又畏惧司马懿，因为司马懿用兵的变化如同鬼神。等到他同武侯相持二百多天，司马懿始终不敢决战，因为一旦交战必定失败。用兵的困难，大概就像这样。胡公说：用兵确实困难，我将要离去了。您还有什么可以留给我的吗？于是我便叙述了用兵的困难。《防问》兵法所依仗的，是将领。将领难得其人，已经很久了。因为胜利有时不能确保，而人的才干也不能完备。凭司马宣王的才干，还不足以抵挡武侯，这就是胜利有时不能确保。凭郭汾阳的宽厚、李光弼的威严谋略，两个人各自都有短处，这就是才干不能完备。然而历代名将这样多，难道没有一个才干完备而必定取胜的人吗？根据史传考察，这个人是谁呢？古代的学者，凡是能够立论的，都依据经典辨明道理，不受世俗儒者牵制，只期望合乎圣人的标准而已。他们发而为文章，敦厚严正而浑厚，像墙壁一样挺立、像山峰一样突起；温润优雅，像金子发光、玉石洁白。含蓄婉转的文章，旨意有余；辨析广博的文章，不烦琐而又舒展。像这一类人，他们的气质来自涵养，内心有自己的所得，不蹈袭、不因循，这就叫作有根本。距离古代渐远，这种风气逐渐衰落；学者已经卑下，而亲自从事学业以及长大后从事工作的人，都诵读当代文章和诸家文集。这就是李唐诸公慨然发愤，想要有所革新改变的原因。如今的忧患，和这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想恢复古代的学问，贵在有根本，使人能够自我涵养、自有所得。道路从哪里来？以问答辨析辅助它，以切实实行终结它，这是最好的办法。学习而不实行，如同没有学习。实行自己所学的，是圣人的门徒吗？天子用来共同治理天下的人，都是从士人中选出的。士人把学业贡献给君主、把功绩贡献给百姓的方法，都出自他们所学的东西。这样看来，在上者选取士人不能不慎重，因此有选士之法；士人所学也不能不慎重，因此也有相应的法度。在上者所取的人才重要而且有法度，所以可以同他们共同治理天下；士人所学的东西本身重要而且有法度，所以不会辜负天下百姓。这就是政治能够安定并达到大治的原因。五代的乱局，其法度不足称道。自隋、唐以上直到炎汉，其制度可以考察；其中有无得失，都应彻底研究，用来观察当时所崇尚的是什么。如今的忧患，是旱灾和水灾，强烈的旱阳之变集中在西北；而饥荒接连到来，关中尤其严重，又加上战争。有关部门的臣僚日夜谋划，现在正苦于费用不足；至于救济灾荒，面对那些依靠救济才能活下来的饥民，又拿什么来赈济呢？嗷嗷待哺的百姓，匍匐在道路上，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朝廷忧虑怜悯，侧身向西北眺望，想要援救他们，把他们从沟壑中救出来，却还没有找到办法。圣王的学问，即使割草砍柴的人也要问到；如今有一天诏令询问诸生应对之策，你们诸位将怎样回答呢？即使时代极其兴盛，也不能不讲求的，是军事。军事是国家的重大命脉，粮食是军事的重大命脉。所以即使有赵充国那样的才能，在制定制胜谋略时，也要先讨论边地粮食的买卖和运输。魏、晋以下，敌国的声势，都以粮食积储的虚实来决定军队的强弱。史书所记载的，可以考察。诸位也经常讲论这些吗？军队出动十万人，每天耗费千金。所以即使积存粮食、收藏钱帛，处处充盈，汉武帝一旦使用它们，文帝、景帝积累的富足也会一扫而空。这样看来，李唐的用度不足以制服藩镇之乱，又有什么奇怪呢？善于作战，不如使边境安定；交战之后取胜，不如先破坏敌人的谋略；能够夺取别人的东西，不如保全自己所有的东西。这就是名将有时不能建立功业的原因。古人能够做到这些的，那个人是谁呢？做不到这些，就不足以称为善于为将。经典，是圣人用尽心力写成的。他们谨慎对待开头，也谨慎对待结尾。然而开头容易知道，结尾却难以知道，为什么呢？大概《尚书》记载天子的事情，到《文侯之命》结束就可以了；秦誓、费誓为什么也列入其中呢？《春秋》是鲁国史书，是诸侯的事情；然而却记载西狩获麟。诗经有颂，是用来彰明盛德、宣告成功的。即使有文王的事业、武王的功劳，如果没有成王和周公，也不会成就。既然这是太平之事，为什么又接着有《鲁颂》，还附上《商颂》呢？《易经》这部书，从来没有不加以警戒的，所以以《未济卦》结束；而解释者却认为应当以《既济卦》结束，难道这是圣人的本意吗？至于两部《礼》所记载的始终，也没有听说你们诸位考察过，请各自详细回答。

译古代所谓的学习，不是指浮华的文章。人们用来积累涵养的一切，全都是为了道。因此不只是为了自己，还要把它贡献给君主，也要把它施行于百姓。我们的君主听从它吗？这样就是没有过错的君主。我们的百姓听从它吗？这样就是没有罪过的百姓。有这样的道，必定有这样的心。古代君子都是这样，然后才去学习；如今的学者谁能够参与到这种境界呢？大概史书所记载的，世代都有这样的人，具体情况可以让我听听吗？比如董仲舒遇到能够任用他的君主，黄宪担任官职、接受使命，这些也是这样的人吗？评论者说任昉超过董仲舒，沈麟之可比黄宪，那么这两个人也算这样的人吗？诸位学生认为如何？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各自凭借兵书而成为一家，其中三家最为著名。司马穰苴，是兵法正道的代表；孙武，是精通兵术的人；吴起，是善于应对变化的人。这三个人，可以说善于论兵，却不能说已经亲自验证过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的谋略中，也有已经实践并能够取胜的吗？后来的晁错，他的学问虽然不专门研究军事，却善于谈论军事，所以他的大旨大概已经涉及《管子》的范围了。《管子》可以说是懂得军事。那么，他也可以说是必胜的将领吗？煮海制盐，利润最为丰厚。靠海居住的人，世世代代从事这件事。他们轻视犯法，私自设置盐灶盐盆，经营盐业已经成为习俗。而那些不守法、追逐利益的人，结成党羽，几十、几百、几千人自成一伙，携带兵器棍棒，白天公开横行。局势缓和时就做商人，局势紧急时就发动变乱，这是大盗的根源。圣朝忧虑此事，所以替他们减损原价，痛加裁抑，大都定为很低的价格，并限制三年的收入，所节省的费用已经超过一半。县官的用度因此势必不足，议论者认为这样不妥。然而一年中审理案件以及告发、奖赏等费用，节省下来的数额若干，用这部分节省的钱补足原来减少的收入，大半也足以相抵了。至于国家的经费，应当另有谋略，用来补助当前的供给。诸位从事学术已经很久了，难道也有自己的见解吗？宋朝拥有天下时，神明的筹划和圣人的谋略以唐朝为鉴，把精锐士兵和强悍军卒集中在京师，使郡县的势力压倒藩镇，根本稳固了；根本与枝末、大小之间的形势都很顺当。然而实行一百多年后，原本用来矫正藩镇的措施已经过头，以至于军事装备无人讲习，壁垒不加修缮，城池壕沟不加疏浚，郡县势力太弱，守令权力太轻。自笞刑以上的罪行，都谨慎地依据法令处理；有关部门所依据的议论坚定不移，即使情状值得怜悯，罪行已经过重而与罪责不相称，也一概依照法律办理；不应当审理的尚且不敢审理，更何况施行法律之外的刑罚呢？所以威武不足以抵御侮辱，刑罚不足以遏制奸邪，这不是警戒意外、考虑祸患并预先防备的方法。圣人制定法度，不能没有弊病；唐虞三代的法度也都有这种弊病，只在于设法补救罢了。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古代分封诸侯、创建国家，内自王畿，外至远方服属之地，各国按照大小彼此维系，排列成为屏障和捍卫，这样做是为了严密保卫京师，向天下显示国家的形势。国家强盛时，诸侯述职修贡，从四面八方前来，玉帛充满朝廷，接受天子的约束，奉命回到自己的境内，这便是恩惠泽被。国家衰弱时，霸主掌握政事，设置五种禁令；尊崇天子而来保护百姓，即使有强国，也畏惧威势而服从正义。所以夏、商因此又享有长久国运，姬周推算世代也确实超过了历数，这就是封建制度的好处。然而各位儒者的议论，见解各不相同；究竟评判起来，谁对谁错呢？《命说》什么叫命？有人说：贵贱；有人说：夭寿。贵贱由德决定，夭寿也由德决定；但德更为重要，并不只是命的作用。所以德行高尚的人一定能得到长寿。从尧、舜直到孔子，没有一个不得其寿的，只有颜氏没有得到长寿。从四凶直到盗跖，没有一个得以善终的，只有盗跖一人侥幸逃脱。这些都可以说是命，其中大概有幸运和不幸罢了。天生万物，必定根据它们的资质而加以厚待。所以对于邪恶的人，上天一定加重他的毒害。盗跖虽然长寿，却不如早死更好。因此在万世以后，说到恶人只说盗跖罢了。颜氏虽然早夭，但要看他这个人在后世怎样被看待。所以在万世以后，说到德行只说颜氏罢了。颜氏虽然死了，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得到长寿的人，谁能比得上他呢？《节孝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卷 《节孝集》卷三十　宋徐积撰　杂文 代人请求推荐的书信 某官阁下：做官却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颠沛困顿、狼狈不堪，而且将要老死在州县，这该怎么办呢？一定是有所期待于上位之人的。然而上位之人，有可以进言的，也有不可以进言的；可以进言却不进言，是不对的，不可以进言却进言，也是不对的。唉！舍弃阁下而去找别人，难道能不算错误吗？可是以卑下冒犯尊贵，以低微求告显贵，以不才求告贤者，我实在有这三项罪过。只希望阁下不要把我看作狂妄之人，然后我才敢把话说完。下位之人所能期待于上位之人的，不过是把自己推举推荐罢了。然而推举推荐，难道还会取用廉洁和勤勉吗？如果不取用，那就算了；如果要取用，那么我将向阁下自荐。然而现在所谓廉洁，只是说没有贪赃污秽罢了；所谓勤勉，只是说不因私事耽误公事罢了。古代所谓廉洁，是说不苟且取利罢了；所谓勤勉，是说早晚勤奋不懈地从事自己的职务罢了。阁下将会问：‘你在这两方面处于什么地位？’我将回答：‘我的愚见，是要兼有这两方面。如果不能兼有这两方面，又怎敢对阁下存有希望呢？’难道有叩鲁般之门却不知道斧斤的用途，进入王良的马厩却不知道衔勒和马鞭的用途吗？所以小人对于大君子，虽然道路不同，但一定有一件事接近君子所喜好的，然后才敢凭借这一点前来。即便如此，哪里敢真正有所凭恃呢？实在是我颠沛困顿、狼狈不堪，而且将要老死在州县，实在无可奈何，才自己谋划这种自我推销的办法。伏望阁下因此恻然动心。譬如一个孩子坐在泥地里，而乌获正在旁边，不过是伸一下手的劳力，就可以把他拉出来。我将来是通达还是困厄，全决定于这一次举动。我的内心恳切，无法尽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