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宣集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范忠宣集》卷十一，宋范纯仁撰祭文 祭谢秘丞文 治平二年，岁在乙巳，四月初一日为庚寅，某日，具位范某谨派人带着清酒和众多祭品，祭奠亡友秘丞谢师宰的灵魂。唉！师宰是上天生出的德才之人，仁厚孝顺，和乐友爱，温和恭敬，正直无私；说话参照典章，行动全都合乎法则；清静少欲，心如止水；谦虚忘我，有贤能却不自恃。年纪刚到壮年，道德学问已经充实，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抱负，疾病便使他不起。如今正是圣明的老师，却偏偏失去了颜回。唉，悲痛啊！我最初认识您时，您还很年幼，真是龙驹凤雏，神采骨相天生卓异；一旦腾飞，必能驰骋万里，谁能测知您的前程？我仰慕您，是因为听闻您的道术在先；您厚待我，是因为世代旧交而加以怜惜。我们交情深厚、义气相合，恩爱契合绵延不断，感情如同手足。将近二十年前，您罢任山阳，我任职东畿，我们停船相从，整整十日欢宴游乐。您生病后向东归去，我忧心忡忡；握手相看，忍住眼泪告别。谁能料到这个人，竟会在此永远诀别？唉，悲痛啊！上天生下您，本来将要使您泽被百姓；您的不幸，难道只限于自身吗？朋友为之痛哭，善人为之悲辛。唉，悲痛啊！我因从兄去世，归洛阳安葬，悲哀缠绕在旅途中，又奉命急赴东方，音讯从此断绝；后来才接到讣告，哭泣时不能面对灵柩，祭奠时不能赶到遗体旁，这是我终身的遗憾，实在悲痛无比。我从千里之外赶来致奠，实在是言辞所无法充分表达的。愿您的神明鉴察此心，知道我没有欺罔；请享用这些祭品。祭韩魏公文 熙宁八年，岁在乙卯，某月某日，具位范某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祭奠已故司徒、侍中、赠尚书令、魏国韩公的灵魂。惟公胸襟包容天地，诚心坚贯金石，兼有伊尹、吕尚的才具，德行可与渊明、颜回相比。精气降生于星辰，成为我王国的祥瑞；丰功伟业和开国大勋，确实光耀当今而映照前代。仁祖曾梦见并占卜求贤，公执掌宰相之职，立志扶持社稷，发誓忘却家族私利。圣明的继承者勃然兴起，皇室基业再次延续；建立万世不可动摇的根基，成为四海无穷的福祉。若非天下最明智的人，谁能如此迅速而神妙地确定计策？至于辅佐君主三十六年，光辅两朝，受两朝君主顾托，智慧周密，谋虑深远，仁爱深厚，义气笃实，以名教为己任，使众多士人诚心服从。功劳覆盖天下，却谦退不居；尊贵达到公相之极，却谦卑自守。即使把竹帛全部写尽也难以记载，哪里是笔舌所能记录的呢？您在昼锦之年去世，赠官典礼繁盛，祭祀列入大烝，盛大的声名和美德完整无缺。遗爱的恩泽遍及华夏与夷狄，家家户户都为您的去世而悲痛。过去我的先君与您志趣相同、情体相亲，出仕或退居都同受命运安排，六次共同承受诏命，有金兰般的契谊，虽古人也少有可比。何况我这样不肖之人，蒙您当作犹子看待，推挽保护，教诲抚养。听到我有一件善行便高兴，见我面色便怜悯；知道我获罪便忧虑，形于叹息，深入骨髓、浸透肌肤。您的恩情深厚无法计算。想到最初与您分别至今已有八年，我调任钜鹿，本想瞻拜您，但中途改道，志愿再次落空。守任相隔遥远，精神却早已飞驰而至，哪里料到竟接到讣告，您从此终身长辞！我惊呼沉痛，不只是为个人悲伤，更为朝廷惋惜，为苍生悲哀。活着时不能早晚侍奉您的教诲，去世后又不能在灵寝前尽哀；只能用空洞的言辞来助祭，我公知道还是不知道呢？唉，悲痛啊，请享用这些祭品。与庆州官吏祭韩魏公文 某年某月某日，具位范某派指挥傅政，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祭奠魏国韩公的灵魂。惟公的道足以穷尽圣人的奥义，所以关系国家盛衰而不偏倚；德行足以作为万邦尊崇的典范，所以文治武功兼备。辅佐三朝盛业，扶助两位圣主兴隆。朝廷政治的治乱，是伊尹所自任之事；国家的安危，是尹吉甫所谋划的事业。辅成太平盛世，安坐而使天下达到和洽；谋略明智，操守严肃，理当有神明相助，使福运昌盛、寿命增长，这确实是民心所共同珍爱的善行。歌颂上天尚且不够，留下的百姓将来仰望谁呢？您去世的讣告传来，皇上深为悲恻；褒奖赠官的诏书，使恩宠等级更加提高。您的名声本已光耀青史，祭祀也已列入大烝。哀荣所加，夷夏之人都增添呜咽。我们这些边地百姓，早年就蒙受您的恩德教化。自庆历年间西征以来，科役繁重兴起，您安抚整顿疲弱百姓，我们全赖于您。后来您停止枢密院的职责，又接受出任西部安抚使的命令。此后横山用兵，狂妄的敌寇突然发动侵扰，您掌握四路军政大权，暗中授予神妙谋略，以山岳般的威重镇守边地，直到恢复安定。因此这片土地所受的恩赐尤其深重，凶讯传来，谁不流泪？我长久蒙受您的教化，如今又任此地官职，谨代表官吏和百姓的感情，远远送上菲薄的祭奠。报答您的恩德实在难以称当，表达哀痛也没有穷尽。愿公的英灵鉴察这番诚意，请享用祭品。祭庙文（二首） 某年某月某日，具位范某谨以清酒和时令果品祭奠某神某。承受诏命镇守一方，只遵循礼法行事；奉事神明的心意，不敢不谨慎。于是表达恭敬肃穆之情，亲自到祠堂下拜谒，还望神明聪察，俯垂鉴察保佑。熙宁八年乙卯岁二月初一日为癸亥，八日为庚午，具位谨派指使侍禁郭进，带着清酒祭品，恭敬明白地告知土地之神：我如今到此任职，应当更新各种事务；官署住宅破旧简陋，将要加以修缮完备，唯愿神明辅助此事，使以后没有祸患。不久工程将告完成，我岂敢忘记神明的福佑。修文正祠堂祭文 熙宁八年，岁在乙卯，二月初一日为癸亥，十日为壬申。嗣子、朝奉郎、守尚书工部郎中、直龙图阁、知庆州军州兼权发遣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范某，谨以清酒和时令果品祭奠，恭敬明白地告知先考太师令公文正公的灵魂：我有赖于父亲遗留下来的谋略，得以承袭世代官职；瞻仰祠堂容貌，悲哀与荣耀交集于心。只是塑像绘制得不够精美，众人的心愿还未满足，于是加以修缮，以传之无穷。仿佛又见慈爱的容颜，我实在无法抑制长久的思慕之情。请享用祭品。祭庙文 上天久不下雨，庄稼将要枯萎，因此竭尽诚心向神明祈求雨泽。菲薄的祭品多次陈设，却没有得到嘉祥回应；恐怕是执事的人不能做到洁净，祭牲不肥壮，黍稷不精洁，所以神明不肯顾念享用。我们早晚惶恐，不敢安居，于是选择吉日更换祭牲，再次向神明祈祷。惟愿神明鉴察并享用，以施降充沛的恩赐。请享用祭品。祭终南太白湫文 近几年没有下雨，边地百姓流离失所、饿死的人很多，我实在不忍看见。今夏旱热更加严重，焦急地祈祷，众人的愿望却始终没有得到帮助。因此远道邀请神灵赐下雨液，以祈求滋润。神明既然降临，马上就得到吉祥的应验。旱中的庄稼重新苏醒，丰沛的雨水滋润充足，都是神明所赐。岂敢不竭尽诚心，岂敢不献上丰厚的礼物，以答谢神明的恩赐？惟愿神明聪察正直，仍然继续施降充沛的恩泽，使我们或许能够获得丰收。请享用祭品。祭吕虞部文

译熙宁八年六月某日，具位范某和各位同僚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祭奠已故通判、虞部吕君的灵魂。唉！您奋身于经术，专心于政事，美好的政绩和优异的声誉，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屈居为边藩的副职，百姓怀念，属吏敬畏；总领各项事务，振兴衰败，革除弊病。正逢百姓屡遭饥荒，谁来救济他们？您确实勤勉不懈，存恤养护，抚慰察看，忧劳成疾，终于病逝。仁者不能长寿，天理还可以依靠吗？国家失去贤能的辅佐，谁不流泪！灵柩远行东归，水陆道路遥远；一次痛哭便成永别，悲痛直透肝肺。愿您的魂灵有所知觉，享用这菲薄的祭酒。祭庙文 熙宁八年三月二十日，具位谨派随行指使库崇禧，带着清酒和众多祭品，祭奠城隍、土地之神。我刚到任时，修缮官署住宅，暗中期望得到神明的辅助；有事向神祈祷，众多工匠共同经营，超过一个月便告完成。土木工程没有变故，庭院厅堂焕然一新，获得安居之所，实在有赖于神明，于是陈设菲薄祭品，以答谢神灵的福佑。送太白湫水祭文 熙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具位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告祭太白湫之神。惟神居处于终南太白山的深奥之处，出入变化，雨泽可滋润千里。环庆边地连年干旱，守土之人忧惧不安，远远求取神灵一勺之水来救济枯槁。神明已经赐下雨水，稍稍有了丰收的希望，我不敢怠慢，谨再派供奉官杨正护送神水归还。愿神明鉴察此意，最终继续赐下嘉惠。祭蔡资政文 元丰二年六月某日，具位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祭奠资政、谏议蔡公的灵魂。唉！上天生育贤杰，是要使他们辅佐昌盛的时代；河岳聚集灵秀，星辰孕育奇才。惟公堂堂然具有辅佐君王的才器，年轻时考中词科，出任诸侯幕府宾客，才华震动群僚；奏章荐举如鹗鸟接连而来。任职内外，规划宏大；在南方按察刑狱时，盐禁正有过失，凶恶狡猾之徒贪利，风俗弊坏，刑罚烦苛，公挽救颓败，使百姓安宁。朝廷在京畿设置使职，公受到首选；掌管西部漕运，钱粮收入有余；屡次出任庆州、渭州统帅，军队精锐，铠甲坚固，边塞要地，夷夏百姓都欢唱。皇上更新各项政务，特别留意宰辅职位，公将被大用，以文武才略辅佐；但忧劳积累于身，终于因病辞去职位。分掌台省，另居别都，正要优厚供养以调养身体，上天为何不肯留下您，使明哲之人就这样凋零？过去我家门中有许多有学之士，公实在洞察其中奥妙，曾许我为重要器用之才。公对我这个不肖之人尤其眷顾，不嫌弃我的衰败零落，还求以姻亲相联。自从我与公分别至今五年，屡次询问您的消息，每日都希望您康复。忽然接到讣告，悲痛彻入肺肝。我谪居千里之外，不能前往哭奠。唉！永远诀别，遗恨终天。祭监押刘供奉文 某年某月某日，具位祭奠监押供奉刘君的灵魂。惟愿灵魂在世时勤俭自持，廉洁谨慎地履行职务，却忽然寿终，谁不哀伤？何况我们是同僚，眼泪充满胸怀；献上这些酒醴，陈列这些果肴。魂灵啊，请来享用！幽明两界从此永远隔绝。唉，悲痛啊！信阳军修鼓角门祭文 信阳军虽然是小邦，古代也曾建立国家。设置门阙，是用来宣布号令的。想到楼观已经毁坏，怎么能高耸起来承载官吏百姓的期望？测量材料早已有了计划，只是重新建制尚未有暇。如今将选择吉日开始重建，先在预定日期拆除旧物。愿土木工程没有变故，工匠劳役都能平安。希望神明在暗中辅助这件事。祭张复礼提刑文 上天生育贤杰，本来将要辅佐昌盛的时代；圣明国运如龙兴起，众多贤士云集。张公正直刚强，才华见识超过常人；治理县邑政绩特别优异，越级升任部使；后来又掌管济阴，治理可与龚遂、黄霸相比。在京畿以西按察刑狱，以考察廉洁为职责；举荐善人如同饥饿求食，以德化导奸邪。三年忠勤劳苦，政绩光明美好。盗贼在申州郊外发动，杀害百姓，击败官吏；申州没有城防军队，家家惊惧不安。公来到后查明踪迹，消灭凶恶之徒，使千里之内获得安宁，全靠您的力量。我正被贬谪，才得以遇到公；您推许帮助、扶持维护，使我处于危难却没有倒下。您的车驾所到之处，歌颂声广泛传扬。上天本应报答您，使福运昌盛、寿命美善，为什么却夺走百姓的希望，使公突然去世？哲人凋零，谁不痛惜悲伤？家中有贤能的儿子，福泽将长久延续；朝廷有美好的声名，成为后世的光辉。公还有什么遗憾？请享用这一杯祭酒。祭韩国富公文 唉！我公是一代帝王的师臣，始终保持名节，像玉一样洁白、像金一样纯粹。考中大科，具有辅佐君王的才器；入朝掌管诰命，早晚参与议论谋划。庆历年间西征，军队、钱财和物资困乏，北狄骄横，乘我方匮乏之际，朝廷命公前往出使。公手持符节专擅应答，挫败他们的奸谋，北方边境因此得到安定。后来升任枢密副使，谋略宏大深远；权幸之臣交相诬告，公出任东部藩镇长官，改任青州、淄州统帅。河北连年饥荒，流亡百姓达百万，老人孩子相互搀扶，面如鬼形、乌黑憔悴，像蚂蚁一样聚集在三齐。公命令各级官吏建造房屋让他们居住，借给钱财、供给食物，像母亲怜爱孩子；后来终于遇到好年景，他们吃饱住安而归。谁能说公的仁德可以胜过天时？仁祖任命宰相，公居于首席；秘密商议建立储嗣，选择宗室；先皇继承圣明，扶持天命，这些功劳起初无人知晓，后来更加显赫。今上即位，首先受到皇帝特别关注；公因病避开权位，归还政权，居住家中；享受高寿而终，五福全备。国家失去元老，时势如泰山倾颓；天子震悼，士人百姓悲痛辛酸。唉，悲痛啊！先君文正公在幼年时就认识您，何况我这个不肖之人，又蒙受您的知遇；我狂妄率直而获罪，屡次使您叹息忧虑，您为我的危急而忧愁，表现在面容言辞上。等我获得安全之后，您始终没有对我有丝毫嫌弃，感情如同父兄，恩德重如山丘。公如今去世了，谁还会再次顾念、周济我呢？即使有百个自身也不能赎回您的生命，想来我终身也难以报答。唉，悲痛啊！祭河中宋司录文 元丰七年十月十三日，具位谨派司户参军刘格，带着清酒和众多祭品，恭敬告祭已故司录宋君的灵魂。唉！您出自盛德之家，文风极为宏大；惟愿您能够继承家业，为什么上天却吝惜您的寿命？仰望苍天，不禁使我心中悲恻。用祭品告别您，愿您前来享用。祭谢大夫文（元丰七年祭谢师厚） 唉！感叹我这一生灾难太多，在济南失去了两个儿子；追究灾祸罪咎而请求闲居，至今泪痕仍沾满衣襟。为什么又失去了好朋友，更加知道天道实在难以相信。承蒙孝子的美好嘱托，让我在黄泉之下为您撰写墓志；我诚恳辞谢却不能获准，只惭愧才薄，不能胜任。叙述您的贤业只能直截书写，缺乏显扬深厚德行的文采。公自己有文章可以传世，已经如玉声铿锵、金声清越，何必还要依靠别人的文字？您的光辉本来就会照耀古今。想到从前彼此亲近，承蒙您洞察我的诚心；您收取我这块蟠木，把它制作成器物，怜惜我这件旧物，如同珍爱遗留下的簪子。您端正守持岁寒不改的节操，难道会因燥湿不同而改变声调吗？悲痛生死忽然隔绝，您的风采声韵遥远而难以寻觅。从前郢人死去，匠石便放下斧头；钟子期亡故，伯牙便断绝琴弦。如今我还活着而公已经去世，惆怅如星辰孤悬、月亮沉落。指着新坟献上一奠，只希望英魂前来享用。祈雪祭文（二首）

译自从初冬以来，时令的雪还没有降下，二麦担心遭受枯萎的灾害，百姓忧虑染上瘟疫；刺史的政务不能招来和气，因此洁净酒醴，向神明祈祷，希望神明驱除旱热，洒下丰沛的雨雪，使百姓丰收安康，这都是仰赖神明的赐予。时令之雪久久失期，过冬的麦子不能滋长，因此向神明祈祷，乞求甘美的雨泽。已经过了整整十天，仍然寂静无声，没有回应。难道是刺史的诚心不能感通神明，还是礼物不够洁净，所以导致这样吗？因此斋戒内心，洁净酒醴，再次向神明祈祷。惟愿神明聪察，应该垂下明鉴。祭程宗丞文（元丰八年祭程伯醇） 上天生育贤杰，本来一定要使他们救济时世。为什么却使他的地位受到阻塞，不让他施展才能，又夺走他的寿命？难道上天只是为了让伯醇死亡吗？其中的道理更加难以推究。惟愿您的德行，近似颜氏；惟愿您的道术，连孟轲也无可挑剔。美好的言论和深远的见识，是后学所尊师的。任御史时，言语正直而自身危险；退居后治理京畿百姓，如同母亲怜爱孩子。再次被贬掌管筦库，却安然处于贫困卑下的境地。兄弟共同孝养父母，使亲颜和悦；有时领取俸禄，有时耕作谋生，如同埙箎相应。圣上继承圣明政统，推尊母仪，选拔俊贤来辅佐国家根基。您首先受到召见，捧着诏书而眉头舒展；田野百姓爱戴您，心情如同商伊得到贤相。为什么忽然遭遇灾祸，栋梁折断、山岳崩颓？我这个不肖之人，承蒙您深厚的知遇；我像夷吾一样多有罪过，您却像鲍叔牙一样从不怀疑。如今您去世了，我的道义将依靠谁？我被羁留在穷远边地，不能驾着素车前往。只能遥遥陈设菲薄祭品，借文字寄托哀思。音容从此永远隔绝，我将终身长久思念。唉，悲痛啊！祭毋中散文（毋清臣，元丰八年十一月） 南山高峻，八川奔流；在鄠杜郊外，挺然诞生一位人杰。毋公光彩卓异，沉静深厚而秀美焕发；从平民徒步起家，位列九卿；淡泊无所营求，直到白首始终保持一节。辞去职事退居之后，隔绝尘世纷扰；以琴棋酒杯寄托对风月的傲然情怀。忽然惊闻您沉沦辞世，只能忍声悲咽。往日同僚之间情义深厚，如何抒写胸怀？酒杯虽设，却只能徒然陈列。长夜漫漫，音容从此永诀。唉，悲痛啊！祭李运使太夫人文 啊，美好啊！夫人的美德如玉，是闺门中的秀异，嫁入大族。两个儿子显赫，奉养母亲使她享有荣禄；受封千户，正是应当如此。象服和细密帷帐，忽然像风吹落叶般垂下；残烛幽幽，白色的魂幡离开这里，只剩华屋空存，酒壶和酒杯陈列在路旁角落。唉，悲痛啊！祭阎朝议文（元丰八年十一月） 惟公仁厚孝顺，和乐友爱，天性如此；如精金美玉，内外没有瑕疵。努力学习而考中科举，甘于贫困，乐于卑下。教导属吏，爱护百姓如同母亲怜爱孩子；出任卫南知县时，叛乱警报传来，您单骑前往晓谕。怎样能让混乱发生呢？后来调任代城，修筑防御工事以防祸患。黄河水大涨，役夫纷纷逃散；公躺在堤上，准备以身赴难。众人都惊惧返回，拼死救护守卫，终于巍然成功，千里之内都赞叹不已。将陵遭水灾，迁往远离河边之处；部使推荐公前去治理那里，县民遮道挽留。城门白天关闭三日，不让您离去；您只得夜间逃出赴任。情状上报朝廷，命您再回来。两县争相挽留您，白棒遍野；即使以朝廷命令晓谕，百姓仍哭泣不肯放手。皇帝于是命公入朝辅佐大计，这不是常规制度，是为了表彰循吏。当时宰相与您不合，公便外调补缺，先后更换四郡。百姓歌颂您如同召公、杜母，博陵人借寇恂以表达挽留之情。您长期将要改变风俗，却忽然像使者一样去世。您亲自翻阅公文，发现鬼籍中记载的奸恶之人有四十六个。阴间之君召您去主持那场狱讼，您无疾而终。河朔流传说您正直，事情或许确有其事。当时正要安抚百姓，公却离世了。上天没有留下您来辅佐圣明的治理，难道是公的命运不偶吗？百姓因此死亡困苦，亲友之间的情谊深厚如金石，本当相约不变；但官守相隔遥远，不能回去扶持灵柩。相隔千里献上一奠，哪里能穷尽我的悲痛？公啊，您听见了吗？我将永世长久思念您。唉，悲痛啊！祭司马温公文 元祐元年，岁在丙寅，九月初一日为戊戌，二十九日为甲申，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上柱国范某，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祭奠已故赠太师、温国公的灵魂。唉！上天保佑国家，赐给它大龟般的贤臣；特别生下我公，作为世人的父师。伯夷叔齐的清廉，颜渊、闵子骞的德行，子产的仁惠，叔向的正直，常人拥有其中一种便足以成名。公兼备众德，勤勉不安。九流百家之学，金匮石室所藏典籍，公钩取探求幽深隐微之处，裁定其中得失；追究治乱根本，筹划皇极大政。撰写文章，著述整齐有序；如宝圭大裘，令人望见便肃然起敬。像冬日的阳光、夏日的清冰，求见者争先恐后。仁宗、英宗两朝，您的声名光辉赫赫。国家有正直之人，便能在奸邪萌芽时折断它；树木渐长，须用墨绳求其直。我公尽力规谏，君心于是安宁。神宗皇帝威严显赫，礼遇有德之臣；公献上可行的建议，严肃恭敬地辅佐。言论有未被采用之处，也不敢贪恋爵位；穿深衣、戴幅巾，归休于洛阳。公于是休息了。四方之人都仰望您，君子平民以及其他邦国的人，听闻您的风采都怀念归依。对于父亲和兄长，上天施予并不相同，人们有时怨恨寒暑。公独自施行了什么？却得到四海一致的赞誉。元丰末年，国家发生大事。端庄的文母太后保佑圣明的继承者，于是任命公为宰相，使神灵和人众都喜悦。我公在朝廷中，分量重如千钧。士人在朝廷庆贺，百姓在道路歌唱，农夫在田野庆祝，士兵在边境休息。温暖时使人脱去寒栗，寒冷时供养饥弱者；肌肤没有创伤，田地没有杂草，根本得到培植，枝叶便茂盛。哪里是说这是我的功劳？遵循的只是旧有典章。伟大的神宗皇帝侍奉上帝，使公在家休养，实在是把公遗留给圣明的后代。卷耳诗思念贤才，早晚都在周京寻求；没有疑惑，没有动摇，终于成就这太平。公的去与来，使人们或忧戚或欢喜；但这并非人的忧喜，而是皇帝的取舍，难道只是人事吗？实在是上天所造成的。我没有才能，却深深承蒙公的知遇。人与人相知，贵在相知内心；只有公真正了解我，洞彻表里，采纳我的长处，认为我或许可以任用，申明巩固我们的情谊，像丘山一样不移。这并不是我自以为如此，而是公实在选取了我。清澈的洛水，独乐园中，春天嘉美的药草铺展，夏日修竹带来清凉；清酒洒然，我邀请同伴跟随，朗朗谈论美好的言语，身上仿佛有铭文。早晨在朝廷听到过实的言论，后来充任枢机官，入朝参与国政，得以亲受您的教诲。六七年之间，得到的益处无法估量。我私下希望能白首跟随公一同归去。忧劳伤害生命，公已经患病，希望或许能够痊愈；最终辅佐王室，国家祭祀已经立誓。公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心中悲痛，却不能奔赴府门，入室哭灵。公已经大殓，从此终天永远隔绝，不能再见一面。人生有死，如同早晚交替一样自然。曾子将死时，知道自己可以免于过失，反而感到欣喜。公的德行已经修成，公的志愿已经完成；既享高寿而善终，一生没有一件事做错。像公这样的人，古今万中难有一人。我每当想到这些，心中的悲痛便稍稍宽解！愿鬼神确实听见我的这些话。唉，悲痛啊！祭太中大夫司马公文（字伯康，元祐二年正月）

译惟公纯厚孝顺，和乐友爱，刚强明达而笃实，如精金璞玉，浑然出于天性。先后侍奉三朝，位至九卿，始终没有瑕疵，无论险夷都保持一贯节操。出生于有德之家，出仕时遇到多位圣君。父亲尊贵而贤能，弟弟又是文正公的嫡配；贤惠长寿，教化流行于闺门；执笏垂鱼，儿孙众多，这是天下公认的尊贵。公三者全具，《洪范》所说的五福，公能够兼备。我被贬安陆时，公来守邦；见到贤人便亲近，遇到善事便学习，我的心因而安定。公不鄙弃我，越过年龄交定朋友，长久的约定从不忘记，婚姻之间也有联结。我在京师任官，弟弟任宰相当朝；公居住乡里，将要赴弟弟的召请，我也在心中思念公。我们忧伤地相互谈论时，公却因病去世，不能前来。我想到公年老体弱，悲痛不胜；果然听到讣告，如栋梁折断、山岳崩摧。唉，悲痛啊！以心相知，世上没有人比得上公。生死聚散之间，我不能亲自办理丧事，实在是上天造成的，并不是我辜负公。既悲痛又遗憾，终天无穷。唉，悲痛啊！祭周朝散文（字敦夫，元祐二年四月十日） 人生有生就有死，这只是早晚之间的事；百岁的寿命是人生的大限，很少有人能够达到。寿命有时短促、有时延长，谁能知道其中缘故？享有的寿命如果不是应得的，悲痛便难以排遣。唉！敦夫生来德性丰厚，自幼孝顺友爱，仁义积于自身；纯厚美好的品行，乡里都以您为宗仰；错综有致的文章，士人都佩服其工巧。在清明的朝廷奋发进取，确实做出成绩；所到之处必有显著政绩，声誉长久不衰。统领一方使职时，宽厚而不容忍恶行；世俗正严苛苛察，您独自宽裕从容。众人嫉妒您的异行，您却安然守持仁德。稍稍退避，后来才显达；逍遥而归于正道。任西都少尹，监理朔方州，有政绩有议论，不柔弱也不刚暴。仁德本应带来长寿，德行本应带来高位；还不到耆耋之年，却忽然惊见如流水东逝。超过我的士大夫们，都为这个凶讯悲痛，说：‘上天既然保佑善人，为什么此人反而不得善终？’何况我资质浅薄，却有幸与您结为姻亲，熟知您治家处世的品行，时间越久越显高尚，如今却永远诀别。谁能与我共同分担哀悼？我把悲哀写在文字中，以一奠来告别。唉，悲痛啊！祭王中散文（字不疑，元祐二年五月） 惟公是国家杰出之士，是宰相家族中的英才；品行显著而温和恭敬，道术正直清明。年老之后仍尽力奉养父母，置身外界而忘却宠荣；退居担任闲散官职，淡泊无所营求。梦中祭奠已预兆凶事，逝去的河水不会停留。仁者本应长寿，公也享有长寿；德行本应带来官位，公也位列九卿。积善得到的报应，使子孙绵延不绝；对公来说已经没有遗憾。善人悲伤叹息，何况是您的朋友同游？眼泪交错流到面颊；知音绝弦令人遗恨，匠石废斧令人怀想。祖祭我不能亲自参加，葬礼也不能扶持灵柩。只能借言辞寄托哀思，公知道还是不知道呢？唉，悲痛啊！祭正议大夫张昌言文（元祐三年） 惟公培植德行，以忠厚立心；醇和之气积于深厚学问。公奋发于贤良科，乐于施行内在的真实，不求取世俗声名；畏惧别人知道自己的长处，担心声誉超过实际；奉身清廉俭约，穿布衣，吃粗食。到了面对合乎道义之事时，坦然处之，丝毫不吝惜；把自己已有的全部拿出，使饥寒者得以活命。公认为容易的事，正是别人认为困难的事；神气平夷，面色温和，仿佛没有什么不能容纳。遇到应当施行仁义之处，从不苟且附和；道义能够实行便前进，言论不被采纳便退处，进退萧然，没有什么可以阻碍。关于武济的议论，万世都认为伟大；关于河朔的奏章，使百万百姓重新振作。仁者必当长寿，古代圣人说理应如此。公虽然享有年寿，却没有达到期颐之年，士大夫为之叹息，百姓官吏为之悲嗟。我的父亲征西公曾与公共事，忘却年龄而亲近相交，以道义互相砥砺；如今忽然失去良友，只能放下斧头流泪，不能牵引灵柩，也不能亲临下葬。借文字寄托哀痛，还希望能够想见您的美好声音。祭康国韩公文（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唉！我公厚生于名门，却不凭借世代资望；以文章才华奋发，考中甲科，声名更加显赫，于是位至台阁。议论正直不屈，忠诚明亮而充实；宽仁刚健，忧虑国家，爱戴君主，发自至诚；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见到不当之事便更加争辩。当时提出的建议，有大有小，有的已经施行，有的被阻而停止；但其大体全都出于公忠，没有一丝一毫私心。公被召入枢府，暗中辅佐兵权；不久密谋终于使您成为宰相，成为天子所共同瞻仰的人物。无论显达险阻，百般处境都遵循本心；只有一个标准，不随万般变化而改变，以义贯穿始终。公尊重、简约、严肃，暗中消除邪恶；衣冠堂堂，堪称国家柱石。闺门之内和睦兴盛，仁爱孝慈；不论谁是孤寡，我都与他们共同承担；推举善人，不吝惜自己的力量，我承担由此而来的责任。俸禄赏赐万钟，世人不讥笑您富贵；平生亲友，任我求取，任我使用；宴饮谈笑，极为欢乐而没有拘束；宾客满堂，却不觉得您尊贵，只觉得亲切。只有我这个不肖之人，您却以国士相待；难道没有知己厚谊吗？谁像我这样愚笨，而公却如此相待？我中途遭受排斥，被推斥逐退，有谁为我叹息悲伤？唯独公情意拳拳，亲手将我从溺水中引出；我的进退得失，公都当作自己的忧乐。您镇守庆州时，接纳了被贬到那里的我；我实在辜负公，未能完成任使。归来见公，惭愧之情显现在脸上；公却独自存问抚慰我，知道我过去的过错，延请我到厅堂，亲厚叙谈内外之事。贤姊已经白发，公命我前往拜见；遗亲弃旧的行为，自古以来就不是今天才有。听闻公的风范，实在感动人心。公告老离职，并非天子的本意，但请求不能夺回；三公退居私第，公虽居家，德义仍在人间，像山岳一样隐然存在，朝廷也因此自重。有关部门准备船只，申伯诚信远行；公乘安车来到我这里，握手时流泪，说本应长寿百年，直到黄发齯齿。如今人们说公去世了，我心中的忧伤无比。文母太后仁厚，天子圣明，两宫亲自前来，痛哭老成之臣；丧赙丰厚，赠官崇高，姑且用以安慰我的心，却不能使公复生。归葬已有日期，公嘱托我撰写墓志；我这篇薄陋的文章，岂敢不使您的德行显明？一杯祭酒陈在面前，仿佛听见您的玉音。唉，您亡故了，眼泪如倾盆而下。请享用祭品。祭广济使君蔡承议文（元祐三年二月） 惟君是福庆之家之后，清明时代的贤人；职位没有达到才能所应有的高度，却在盛年去世。天道难以知晓，善人都为之叹息。人有所怀念，一旦失去便惘然失措，何况是在死生和亲旧之间呢？君年轻时便自负才华，凌厉奋发地求取功名；正要腾达，却又受到阻碍。十年之间，进退相互交替，本应长寿而身显名扬，为什么却半途带着未酬的志愿死去？愿望已经违背，人已经不在；怀有资质，抱有才器，却不能施展。只能用祭品和言辞寄托我的悲痛。唉，悲痛啊！祭申国司空吕公文（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译唉！我公清静少欲，足以革除改变鄙陋污浊；宽厚而有包容，足以消除压服虚妄邪恶。公沉默时，能够使万物服从而不显露声色；公简约时，能够治理繁杂而不迷惑。唉！公在无为方面绰有余裕，其他人却不足以竭尽力量。众多言论纷纷兴起，辩论者口才不够用，而公独自冷静，不随声附和；重大议论尚未确定，聪明人早晚苦思，而公却安然居处休息。看似处于后面，却常常走在前面；看似有所失去，却样样都能得到。这是四方把您视为表率，二位圣君把您倚为柱石的原因。至于您左右侍从，秘密勤勉地筹划辅佐君主的谋略；以及出入镇守地方，慈惠爱护百姓的政绩，与您的长处相比，简直不值得一提。只有您左右王室，宰制万物；对内尊崇朝廷，对外安抚夷狄，这些或许才足以说明公的盛大德行。我中年流落，白首执掌国政，得以与公共同勤劳，每天侍奉您的面容；日子越久越亲近，所受益处却也越多。公心之所向往、意念所安居的地方，我既依仗公的知己之情，而公也洞见我的胸怀。唉！为什么稍微患病却无人能够救治，一卧不起便永远长眠？昨天还在朝廷向公作揖，今天却已在灵室中哭泣。上公一品，本来就是公应得的职位。仁者本应长寿，您却只活了七十岁，实在太吝惜了。唉，公啊！您是小人所仰望、希望借以改过自新的人，也是善人所依靠、借以申明正直的人。老成之臣去世，君子为之哀吊悲戚；对于已经逝去的人，为什么还有遗憾？对于留下的人，为什么又如此悲恻？唉！开启国门，备办礼仪；天子的恩泽彰显您的功勋，史书自有笔墨记载，唯独我心中的哀痛实在无法抑制。请享用祭品。祭陈龙图文（绍圣元年十一月） 惟公才略广大敏捷，学术深厚通达；姓名列于龙虎榜，光彩垂照如彩虹。踏上重要仕途，外表显赫而内在光明，所到之处都有可称述的政绩。名声高而实际充实，累朝尽力效劳，享有美誉达四十年。面对繁剧事务却简明处理，看待困难如同容易，屡次掌握使职权柄。近侍十年，晚年请求任琳宫之职，告老归返故里。从前我充任贡士时，已经领受您的风范；同年赐进士第，一同拜见皇帝。仕途彼此相望，却少有相聚，多是离别。公居住河桥，我忝居并州统帅，借道前来拜访，得以再次亲近您的高谊。分别还不到几年，讣告突然传来。我因病辞去职位，听闻公遭遇凶丧，想前往吊唁却不能，哀情哪里有穷尽？后来来到许下，公的墓穴将要封闭，恭敬陈设菲薄祭品，姑且写下始终的哀痛。请享用祭品。拜扫祭文（考妣同） 雨露已经滋润万物，追念远祖更增思慕。时令祭享的礼仪，哪里敢忘？谨恭敬陈设菲薄祭品，以表达拜扫之意。祭十九兄监簿文 雨露已经滋润万物，面对时令不禁兴起感慨；荐献祭享的礼仪，哪里敢忘？谨恭敬陈设菲薄祭品，以表达拜扫之意。祭鲜于子骏文 唉！子骏身处当今时代，却志在古代之道；到老仍爱好学习，沉浸玩味《易》和老子之学，并在事业中表现出来，发为文章。治理百姓便施行仁惠，主持道义便坚强不屈；柔弱的事物也不轻视，刚强的事物也不屈从；邪恶便是我的仇敌，正直便是我的同道。我过去出使蜀地，封境实在相邻；听闻您的声名，爱慕您的为人。后来共同分掌西台，晚年更加亲近。茂密树林、修长竹林，美好景色、良辰佳日；酒杯盘盏虽是草草具备，笑语却天真自然，成为通家之好。往事只能空自陈说，年纪将近从心所欲之年，才补入辅弼官职，始终保持忠朴，正色直言。疾病使您不能施展抱负，却留下了永久的正直。任期届满三个月，退居淮阳。凶讣突然传来，我心中陨落般悲伤；您归葬的坟丘，实在离我的故乡很近。秋风中洒泪，以这一杯酒为您醉祭。《范忠宣集》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范忠宣集》卷十二，宋范纯仁撰祭文 祭郭宣徽文（元祐三年十二月） 惟公从武卫起身，为王室尽力。仁宗朝，作为捍卫国土的心腹重臣；受到英宗知遇，升任辅佐枢机的职位。先帝讲求武备、推行文治，怀柔与震慑并用；中枢军事重任，交付给公。西部防守，南方征讨，海外都被平定。公敦厚好诗，说礼重文，可以想见郤縠的风范。整顿军队，保全全师，多次献上充国那样的谋略。退居西洛，如今已经十年。李广屡遭奇运，功业未能完成；英宗的赏识鉴别之下，幕府中有许多贤才。何况如今边防仍然严峻，蛮夷部落仍有警报，正想得到名将来作为长城。公如今去世了，难道不令人怀有忧愧吗？要寻找能够继任的人，实在是人才难得。唉！过去我的先公在军队中认识公，把您当作国士相待；到了我这一代，又与您结成婚姻。了解公之深，有谁超过我？祭奠哭泣已经来不及，只能把哀痛寄托在这篇文字中。请享用祭品。祭曹沂王文 只有您以皇亲国戚的尊贵身份、元舅的崇高地位，官位越高而容貌越发恭敬，爵位越显赫而志意越发谦下；谦逊温和、平正醇厚，都是出于本性。无论举止起居，从不违背礼法。出任藩镇，勤劳于治理百姓；入朝侍奉燕朝，从不因早晚而懈怠。善于守持富贵，能够享有康宁，历事四朝，始终如一。上天不肯留下您，人们便说您亡故了。二圣为之悲恻叹息，万乘亲临祭奠，赙赠之物交相送达，恩典礼遇格外优厚。我曾与您同列朝班，实在共同承受祸福。如今惆怅地望着灵车上路，悲痛于永远诀别，姑且陈设一杯酒，来表达我赤诚的哀悃。祭奠蔡仲远侍郎的祭文。公禀性纯正温和，天资明敏；对于利益不肯苟且取得，对于义理也不肯苟且求进。在盛美光明的朝廷任职，出入都忠诚尽职，皇帝对您的眷顾日益深厚。任开封府尹时，虽然事务浩繁，众多政务都能办成。后来代替皇帝发布诏令，诏书文辞井然有序。出任边方统帅时，在酒席之间谈笑自若，夷人畏惧您的威势，没有谁敢侮慢我们。年过耳顺，任副卿之列，为什么竟遭遇这样的不幸？突然失去了宗室中的贤哲。唉，悲哀啊！祭奠时不能亲自执酒，安葬时也不能亲临墓穴，只能寄托哀情于这篇祭文，悲痛啊，这永远的诀别！祭奠滕达道龙图的祭文【元祐五年十二月】。唉！达道英姿超迈、豪俊不凡，这些都得自天赋；他的文章翰墨雄健奇伟。科举甲科高第，声名震动京师，平步走上清要仕途，受到皇上的眷顾和知遇。曾在禁林起草诏书，又在御史台执掌法纪；由于与朝廷方圆不合，出任地方长官。过去我先父乐于培养众多贤才，杰出人才满门，您实在是其中的佼佼者。我能够得到这样的朋友，正如乔木迁居到高地。中间彼此离合，差不多三十年。近来我调任别处，您在晋阳，我们交接旧日情谊，时间越久越显光明，使我不忍离去。举杯满斟，分别还没有多久，突然接到您的丧讯。您的笑语仿佛还在耳边，回想起来令人痛苦悲伤。唉，悲哀啊！达道所蕴藏的才德，志向在于使天下安宁、救济苍生；大道尚未得到充分施展，却突然病困而死。朝野共同叹息，亲友纷纷流泪。只有美好的名声，光照显耀于后世。我镇守边塞，而您死于京师，不能亲自料理您的殓葬，心神却早已飞驰而去。姑且陈设一奠，寄托我的悲哀。唉，悲哀啊！祭奠楚正叔待制的祭文【元祐五年十二月】。公立身行事修洁，从儒生出身；兄弟相继登科，乡里都为之赞叹称誉。过去我先父文正公出任西帅、镇守延安时，您正在军中，他首先推荐贤能之才。您奋力任职于计议部门，统领淮河边地；在外审察国家刑法和各种案件，使无辜者不受冤屈，又将赋税输送到数路，才干事业更加显著，于是升入内阁。历任边藩长官，镇守安抚都有方略，军队止息，百姓安宁。您知足而早早退职，到琳宫闲居。太师潞公宴集耆英，您也在其中，享有福寿康宁。我转运京西时，正好与您同任一职，同僚交契相处欢乐，亲近仁者而饱受德泽。我镇守庆阳时，又承接您的政绩，仓储丰盈，亭障安静。我任职西台时，您正已退休，闲暇更多，便以诗酒相互娱乐。司马温公和诸位名卿，真率相交，置办宴集不必等待邀请迎接。伊阙的溪山、洛下的名园，早晨游览、傍晚欣赏，联辔并行，风姿翩翩，成为一时盛事，至今人们还在传说。季夏我经过那里，再次登门拜访您；您正被衰弱的疾病所困，头裹幅巾，倚床而坐，握手叙说旧事，谈笑声清亮如玉。分别还没有多久，突然听到您的丧讯；身体不能前往，心中徒然悲伤。从千里之外派人送上祭奠，直到终身也不会忘记。请享用祭品！祭奠司马公休的祭文【元祐五年】。您的志意修养卓然建立，学问品行纯正坚定，杰出地成为大儒；又逢时代知遇，早年登上金华之列，继承并发扬贤父的事业，兼任谏官，执笔修史。您思念忠诚、忧虑国事，心力交瘁，形体憔悴。前代正人的恩泽还没有来得及广泛享用，辅佐君王的才略也没有能够充分施展。竟然没有活到长寿之年，便突然长逝。两宫震动，士人纷纷叹息。我与您既亲近又相知，为国家痛惜贤才，悲伤更加深重。唉，悲哀啊！您的嗣子还年幼，您的妻子年少便守寡。皇上的恩典格外优厚，使生者和死者都有归宿；只有美好的名声，可以永远流传万世。我从远方送来微薄祭奠，心中的诚意也一同驰往。请享用祭品！祭奠范蜀公的祭文。嘉祐初年，仁宗身体不安，国嗣尚未确立，四方震惊。群臣忧惧，寒心闭口，谁不害怕招来祸患？彼此观望，没有人敢发言。公任谏官，以义理自当其责，说国家正处于忧患危急之中，我愿以死来承担责任，于是上奏天子，请从宗室中选择贤者作为储君，时机不可错失。奏疏送入宫中却没有答复，旁边的人都吓得两腿发抖；您又写信给大臣，说明祸福，开导劝解，说我已经选择了死的去处，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呢？这不是寻常的举动。朝廷内外都惶惶不安，局势一进一退，人们观望着形势的升降。您的心意如山般坚定，言语如金石般不可改变，前后上奏十七次，始终专一到底。言论没有及时得到采纳，最终因此被罢去职务。英武显赫的英考继承天命而为王，唉，我公实在是首先发起了这件祥瑞之事。熙宁初年，政治上有各种政事，有利也有害，引起了喧然大议，谁不知道这些，谁又能说出来？不是说话困难，而是自身十分危险。公说：‘我因上书，像那样逐条陈述，蓍草和龟甲都赞同我的谋划，鬼神也认可，所以我的话更加激切，阻挠我的人也越来越多。’公又说：‘我惭愧自己因进言而被废弃，于是请求退休。’阻挠者遂意而行，乘机加以诽谤诋毁；这不是诽谤，反而成了荣耀。您舍弃俸禄，卧居家中，当时才六十多岁，谁不能侍奉君主？您却包容羞辱而居家自守。人若拥有这两件大节中的任何一件，便足以不朽，而您在辞赋方面又特别优长，文章足为学者之师，清净恬和，没有吝啬和瑕疵。二圣急于任用贤才，年高德劭者都出来做官，想把公从家中起用，公却辞谢而没有前来。众多美好的德行中，唯独公没有到朝廷任职；只是让士大夫们受到感化，使我遥远的心也受到教益。国家的音乐没有得到整理，郊庙祭祀也没有盛大乐舞；公精通审辨音律，这不是靠学习得来，而是天赋如此。能够推究分析到毫厘丝忽，直到终年不倦。将要去世的那一年，您把乐律献给朝廷，国家于是有了和谐的音乐，实在是政治清明的征象。道德、寿命和高龄，谁能与公相比？没有最终任用公，这是国家失去贤人的遗憾。我愚钝笨拙，晚年才有幸与公交游，出仕或退处的义理也相同，承蒙公在许州、洛阳收纳我，宴饮欢乐，盘桓往来。一次分别之后便不再相见，听到讣告而悲哀；一时之间，老成之士纷纷零落于山丘。这岂只是交游者的悲哀，也是国家的忧患。我写下这篇祭文来抒发哀情，眼泪鼻涕纵横流淌。请享用祭品！

译祭奠傅侍郎的祭文【中书侍郎傅钦之，元祐七年正月】。公敦厚宏大而志向深远，浑然具备完美德性。上天降生公这样的贤才，是国家的重器。起初能够承担艰难，后来所遇更为艰苦。神色端正、操守刚直，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治平年间讨论宗庙大事时，公任谏职，挺然守持经常之道，甘心接受流窜贬谪。辗转在远地任职，竟然长期未能回朝。一次被废置便十年之久，却以道自乐，安居衡茅。二圣临朝之后，公因群贤被逐一升用，任御史中丞。百官都在观察您，您按照道义决定出仕或退处，还请求外任。后来掌握大政，官位确实越级升迁，得以在皇帝左右。又过了两年，天下都拭目以待，希望公有所作为。您有杨公那样的素负声望，有韦相那样的清高德行，尚未充分施展，突然听说病情危重。唉，悲哀啊！我承蒙公知遇，出仕退处颇为相同；在困顿漂泊之中，我知道公在元祐年间被任用，而公却没有先举荐我。我官位高而德行浅薄，却在公之前，实在惭愧。往日从容谈笑，分别还没有多久；如今美好的德音已经永远消失了。来不及亲临祭奠，只能借这一杯酒寄托诚意。公有足为后世法式的德行，公也就不会真正亡故。请享用祭品！祭奠张宣徽的祭文【元祐七年四月】。唉！人生百年，最终又有什么呢？死后声名昭著，才可以称为不朽。唯有公的学问包罗古今，发而为文章，光辉照耀百寻。蕴藏于内心的忠诚，表现在对策中；董仲舒依据经义，贾谊为国流泪，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公也确实付诸行动，展翅高飞，进入宰相府参预政事；入朝时便当面向皇帝进言，进献美善的谋略，这正是您自许的志向，要使君主达到尧舜那样的境界。退处之后虽然勇于引退，仍然拳拳不忘国事，感激而恳切直言，屡次表现在奏章之中。二圣登临帝位，任用人才只取法旧臣，认为您应当回来，为什么竟夺去了您的寿命？上天不肯留下您，贤哲之人就这样逝去；栋梁折断了，谁还将是可以倚靠的人？我过去承蒙您的知遇最深，远别多年，没有再听到您的教诲。如今一切都结束了，这遗恨哪里有尽头！以这篇辞文寄托哀情，希望您的神灵能够明白并降临享用。祭奠赵端明的祭文【禼】。公凭借积累的学问和努力的实践，登上显要职位；凭借宏大的才干和深远的谋略，历任方面长官，使强悍的民俗归心，王道确实得到推行。正要赞助舞干之美，施行以教化为主、停止战争的高尚方略，扩大帝王爱惜生命的德行，使宗庙社稷永享无疆之福，上天为什么不帮助您？竟然急速夺去您的寿命，使崇高的志愿埋没于山丘，遗憾哪里有尽头！我过去恭敬地与您交接共事，实在深厚地结有交情。起初听到讣告时，因公务繁忙不能停下；等到调任官守，转眼又经过时序，吊唁和赙赠的情意一直缺然未能表达，只好封缄此辞寄托诚意，愿神灵鉴察这些心意。请享用祭品！祭奠衡岳的祭文。绍圣四年，岁次丁丑，四月甲申朔，十一日甲午，被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永州的范某，恭敬叩首上启南岳司天昭圣帝：我私下想到，我幼年承受父亲的教诲，长大后身穿朝廷官服，从政四十五年，历任官职三十一任，每每希望竭尽忠诚以报效国家，常常思量惩治恶人以使百姓安宁。然而我禀性不明，涉足道术尚未达到境界，才智难以周全处理事物，事情也没有能够完全合乎实情。长官郡县时，担心刑罚超过适当限度；任台谏时，害怕议论失当；担任使者时，曾因按察不明而使官吏百姓受害；专掌军帅权力时，又有战守谋略不足而使番汉遭殃。等到得到两宫知遇，便忝居三公之列，两次任宰相，每次仅仅任满一年。然而我见识昏昧，不能防微杜渐；性情资质懦弱，才智虽能想到，仁德却不能坚守；言语已经说出，亲身却不能做到。使君主达到尧舜境界的功效毫无听闻，惠及万物的功劳也实在很少。明知困难而退身，却还冒昧贪恋优厚恩宠。辜负了朝廷破格擢用的私恩，也失去了士人百姓对我的期望。德薄而俸禄厚，恩重而报答轻，罪过日积月累而越来越深，灾祸应当一齐到来。如今已经削除俸禄品秩，流放到遥远之地，恰逢将死的年纪，再也没有保全生命的希望。双眼昏蒙失明，全家百口流离；兄弟隔绝，不能相互救急；病妻也失去了调养的便利。困厄已经到了极点，忧愁恐惧没有尽头；这不是人力所能谋求的，只希望阴间神灵或许能够保佑。如今我奔赴贬所，刚好靠近您的灵宫，所以敢于直陈危苦的诚心，仰望求取神灵的造化。伏望您镇守安定南方，主管离方，分掌造化的权力，公平施行善恶报应。希望您察看我平素的志向，原谅我的本心：我没有制造邪恶险诈的过错，所有的罪责都只是暗弱怯懦、犹疑依违的过失。请特别加以怜悯宽宥，使我稍稍逃脱谴责诛罚；让我的身体早日得以生还，让患病的妻室迅速痊愈，让兄弟能够享有团聚的快乐，让子孙享有平安康泰的吉祥。蝼蚁般微小的诚心，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您的威灵上。告祭家庙的祭文。绍圣四年，岁次丁丑，七月一日壬子，嗣孙、具位某谨以清酒和普通菜肴作为祭奠，恭敬地明白告祭于四代尊灵：我想到从前承受国家大恩，辅佐政事却没有成效，使祸殃连累生者和死者，阴间阳世都受到责罚。如今又因同罪而受到国法处置，羞辱遗留给宗庙；回过身来责备自己，泣血也难以挽回。从前因为官秩而位列三公，享祀达到四代，又遵循先人的志愿，每月设置常规祭品。如今却远窜到遥远的边地，全部削除正式俸禄，官位没有封爵，处境如同囚徒。从今以后，显考显妣不能按时受祭，谨从中元以及将来的冬至、元正、寒食四节，只祭享三代，还打算以没有田产所得的祭品聊表追念远祖之诚。所有祭器和食品，尽量从简节俭，难以遵守旧日礼仪；每月初一的常规祭品也无暇设置，只停止为酒、果品、香和茶。又想到我年过退休之年，身体又患重病，不能穿朝服亲自办理祭祀，只能传给嗣子奉行祭祀；我只穿野服，由人扶持陪列祭位。希望神灵降下福佑，祖先垂下慈爱，鉴察这片哀痛诚心，宽恕过去的罪过，永远保全子孙的俸禄和祭祀礼仪不致亏缺。惭愧恐惧的诚心，实在无处安置。祭奠王职方的祭文。您奋力研习经术，专心于政事；美好的政绩和盛大的声誉，在实际任事中已经得到证实。屈居边藩副职时，百姓怀念您，官吏畏服您；总领各种事务，条目都得到治理。那年正值饥荒，饿死者来不及掩埋；救济灾害、抚恤穷困，您实在为之辛劳憔悴。忧劳职事终于成疾，过了些日子便去世了。仁慈的人却不能长寿，天理又有什么可以凭恃的呢？郡中失去贤能的同僚，谁不挥泪！灵柩从旅途中向东归去，水陆道路遥远；我斟酒洒奠为您送别，悲痛直透肝肺。您的魂灵如果有知，请鉴察这份诚意。墓志铭。秘书丞许君墓志铭。

译君名渤，字仲容，祖先是许昌人。曾祖许德恭，最终任华州蒲城主簿，于是成为蒲城人。祖父许知嵒，父亲许仁愿，都没有出仕。君年少时沉静聪悟，慨然想自我奋发，以振兴家族；读书作文，昼夜不息。天禧三年考中进士，擢取高第，任原州军事推官。两次调任邠州观察推官，改任监凤翔府太平宫，历任兴州军事推官、陇州防御判官，代理知天兴县，又任润州观察推官。总共五次任属官，积十四考，只因没有人推荐，不能升迁；但君更加以刚正自守，也不因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恼怒。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吗？他罢任天兴县时，曾退居终南山下，安葬了三代先人。后来以山林泉石为乐，共有五六年；家中十分贫困，亲友不忍看他为此忧苦，以义理劝他，于是勉强起身任丹阳官。当时我先父文正公从饶州调任润州，恰好君在幕府中，于是了解他的贤能，便在闲暇时问他说：‘凭您的文章品行如此高尚，为什么了解您的人这样少呢？’君回答说：‘相互了解的道理本来就不容易。我从未苟且地希望别人了解我，所以别人也不了解我。我听说君子担忧的是自己没有才能，不被人了解并不是值得担忧的事。’ 文正公敬爱器重并赞叹他，于是向朝廷推荐，改任著作佐郎。因为不擅长史事，便请求监理邓州商税，又改任监理西京税务，升任秘书丞，监理嵩山崇福宫。崇福宫过去没有监官，文正公当时正在执政，认为君高洁耿介的节操，不可让他劳累于世俗事务，所以特意上奏设置监官以安置君；但君与宦官不合，罢任后改去监郾城县税。六十八岁时向朝廷告老，得以按本官身份退休。文正公解下皇帝赐给自己的玉带赠送给他。如今仆射富公也送给他钱十万，于是他在箕山、颍水之间买山居住。庆历丁未年七月一日因病死于任所，享年七十岁。君病中写了两篇文章，拿给子孙看，大意都是穷究事理、尽察人性的言论。唉！生死尚且不能扰乱君的心，何况名利呢？娶武氏为妻，是屯田员外郎武骧的女儿，治家有贤淑的名声。两个儿子，长子惟忠，因君退休的恩荫，累次升官任德顺军判官，死在君之后若干年；次子惟孝，奉送君的丧事，于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在颍阳县醴泉乡，大概就是祖籍之地。夫人武氏附葬。一个女儿，嫁屯田员外郎薛仲恪。三个孙子：宗述、宗逸、宗远。两个孙女，都还年幼。君天性高洁而崇尚仁恕，平日不随便说笑，尤其精于鉴别和裁量。他写文章，一定以仁义为根本，以教化为主旨。现有文集十卷，注《文中子》三卷，收藏在家中。曾经把自己的文章学业投给富公，富公认为这些文章能够斥退邪说、辅助正道，尊崇树立经术，得到孟子、韩愈的遗意。唉！凭富公的称许，当然可以相信他的文章；凭文正公的知遇，当然可以相信他的品行。安葬已有日期，惟孝拿着君的行状哭着来请我作铭；我因为先父曾经了解他，按道义不能推辞，于是作铭说：学问达到本源，做官安然不以升进为意；世人不了解我，仍以自信自乐。像金玉一样坚贞，像芝兰一样芬芳；潜藏的英华和隐伏的光彩，时间久了才显彰。官位不能显赫，道义却有余。唉！许君真是君子儒。观察支使刘君墓志铭。君名贻庆，字天锡，祖先是长安人。曾祖刘著，唐末避乱，迁家到金陵。到祖父刘元载时，在伪唐任刑部郎中。开宝末年，江南平定，于是又回归京兆，所以如今是京兆万年人。父亲刘溥，雍熙二年考中进士，任益州观察推官，死于李顺之乱。太宗嘉奖他，录用他的后代，赐君神童出身，并仍赐名贻庆。祥符年间，陕西转运使句克俭上表荐君为耀州参军，君为了奉养双亲没有赴职。后来起任同官县主簿，遭逢祖父丧事，于是退居，不喜欢求取仕进。皇祐六年，因为季父的命令，勉强起身赴调，任筠州司户、亳州司法两个属官，历任海州、虢州录事参军，升任武信军节度推官，调凤翔府，改任静难军观察支使。任期届满到京师，因染病而归。皇祐五年八月五日死于家中，享年六十二岁。君性情厚重笃实，做官凭借廉洁公平得到人心。在武信军任职时声誉政绩尤其显著，罢官时郡中人多用金帛为他送行，君一概不接受。甚至有人借送药之名馈赠金钱，君也拒绝了。当时世上贤能的公卿，如天章沈公邈等十多人，都向朝廷推荐君，朝廷将因此升迁他的官职，可是君已经抱病归去了。唉，这是命运啊！娶东平吕氏为妻，是大理寺丞吕皋的女儿，有贤德的行为。她在君死后六年去世。五个儿子：景早亡，方、光、常、棠都参加进士科考试，成为乡里的善人。四个女儿，其中两个早亡；一个嫁文州录事参军温宗颜，一个嫁清源王泰。儿子光将于熙宁二年二月六日把君安葬在万年县洪固乡太王里，夫人吕氏附葬。因为我先父文正公镇守邠州时，君正在幕府中，所以来请求我作铭。铭说：品行在乡里得到信任，才能施展于官府；出仕或退处都没有遗憾，只有德行完整。官位不能显赫，这是命运。还要说什么根深流长呢？根源就在子孙。比部杜君夫人崔氏墓志铭。尚书比部员外郎杜君名某的夫人崔氏，于某年某月某日死在她儿子光州定城县令杜仪的官舍。熙宁二年四月某日，比部君抬着夫人的灵柩，安葬在某处。将要下葬时，夫人的弟弟崔象写下她的事状，来请求我作铭。崔象是我的挚友，所以不能推辞，便为她作铭。考察崔氏的先世，出自齐丁公之后，因在崔地食采，便以崔为氏。历经二十八世到汉代东莱侯崔业，又历经二十三世到后魏七兵尚书崔休的弟弟崔宣，于是分成大崔、小崔两族。大崔的后裔到了唐代尤其兴盛，在各姓之中居于首位。又传十二世到夫人的曾祖，名某，任周代兖州从事；慕容彦超叛乱时，他用大义劝说，慕容彦超不听，他便死难。周祖嘉奖他，追赠秘书监，录用他的一个儿子，官至殿直。殿直名某，屡次追赠某官；生工部侍郎某，以清高的德行在本朝显名，屡次追赠工部尚书。夫人就是尚书的长女。她年少时便贤惠，为父母所钟爱。十九岁时，尚书听说比部君有俊美声誉，便把她嫁给他。侍奉公婆极为孝顺，完全尽到妇人的道义。

译皇姑福昌君用严厉苛刻的方式治理内室，众人不能忍受她的劳苦，而夫人奉承顺从得更加谨慎。几个小姑当时年纪尚轻，颇多进谗诬告，夫人却主动归咎自己，不与她们计较。等她们出嫁时，夫人必定拿出全部嫁妆资助她们。有丈夫去世而回来的，夫人抚恤得更加厚重。福昌君积年患病，手脚不能自己抬举，饮食、洗漱、梳头都让夫人来做，而夫人从未显出疲倦的神色。等到服丧，哀痛毁损身体，感动旁人，有古代孝妇的风范。每到岁时祭祀，必亲自准备祭品，极其精洁。平日喜欢读经史和佛书，既然明白其中义理，也一定终身践行。又间或创作歌诗，都有清雅的情思。善于教育众子，而且平均抚养他们，没有人知道他们有嫡子和庶子之别。因比部君入朝做官，夫人被封万年县君，后来改封寿安。晚年又因她的妹妹成为相国韩公元配，恩典增加了冠帔。当时内外亲族多以华丽奢侈相互夸尚，唯独夫人仍然穿布衣素服。身边的人有时以此为羞，夫人说：‘妇人的服饰，应当看丈夫的爵位官秩，怎么可以过分奢侈，自取失礼呢？’病重后，她对几个儿子说：‘我大概要死了吧？我留给你们的，只有清白、孝顺和谨慎罢了，没有别的财物。’殓葬所需的物品，她都让人预先准备好。于是闭上眼睛诵念佛号而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唉！幼年是淑女，成年是贤妇，年老时能够完全尽到母亲的道义，临终时能够顺应生命的规律，可以说德行完整而做人很难做到啊！八个儿子：长子伟，任池州军事判官；次子就是仪，也都廉洁正直而有治理官事的才能；次子僎，试任将作监主簿；次子伾，早年去世；次子偕，任偓佺，都研习文章而未出仕。三个女儿：长女嫁内殿承制张瑛；次女嫁大理评事张及孙；三女嫁应茂材异等科张缋。孙子和曾孙共十人。铭说：夫人的德性，出生时便与本性俱在；在家庭中孝顺，并推广到公婆身上，这是古人难以做到的事，而我独有余力做到。积累善行所得到的报应，使福庆日益隆盛；寿命长久，生有贤子，顺应天理而终。把铭文纳入墓穴，用来告知无穷的后世。许驾部墓志铭。君名某，字某，怀州河内人，是尚书职方员外郎、追赠兵部侍郎某的儿子，也是尚书兵部员外郎、直昭文馆、同修起居注、追赠刑部侍郎某的孙子。曾祖以上的世系出处，我先父文正公在刑部公墓志铭中记载得很详细了。君凭兵部公的荫补，补任试将作监主簿，调任润州司法参军。因部使者推荐，监理某州商税。遭逢兵部公丧事，服丧期满，起任赵州军事推官，升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朝城县事。改任某官，调任沧州盐山提举沧濒、棣州盐税，升任某官。又调成都府郫县，升任比部员外郎。因帅臣和漕臣共同推荐，出任眉州知州，升任驾部员外郎。任期届满，任成都府通判。熙宁七年某月某日死于官舍，享年六十一岁。君为人刚毅、明察而宽恕，侍奉双亲极其孝顺，乐于行善施舍，对宗族仁厚。最初在润州任职时，已经能够守法而不阿附。转运使杜杞认为他奇异，委任他兼理其他事务达十多项，他更加精通。婺州市场征收的税课长期不能完成，君主持此事，过了一年增加税课二千万。曾代理东阳县令，百姓以明察称许他。他服丧时虽然非常贫困，但不是善人所送的赙赠都躲避而不接受。在赵州，有人向上级诬告守将，君竭力为守将申辩，不因对方是同僚属官而顾忌，事情因此得以解决。当时人们赞美他的义气。安抚使旧来不推荐属部官吏，吕溱镇守镇阳时，因为认为君有奇才，特意推荐他；从此安抚使才开始能够举荐属吏。曾建议扩建某州南关城，数年后朝廷最终采用了他的意见。有部使者以私事求托于君，君守持正道不接受。使者虽然恼怒，但君清廉简约、没有污点，最终不能加害于他。朝城县百姓喜好做盗贼，因为君善于治理，风俗因此改变。县里的徭役向来沉重而且不均，君替他们节省并均摊，百姓得以安宁。当时有人议论要废除清平县，只有君认为不应废除。丞相文潞公任府尹时，喜欢君的公正，以国士相待。他治理盐山五年，税课增加到万万。县邑屡次遭遇黄河灾害，百姓拖欠租税田赋，累计达到千万，长期都流亡在外，追责甚至牵连到齐地百姓。君上疏极力论说此事，诏令予以蠲免。綦莎河决口，君修筑堤坝五十九里，以阻挡水患。又免除盐灶税七百万、民田税二百三十万。当时沧州修治州城，要求县民输送大木，君禀告请让百姓改为缴纳钱财，由官府买木材，替百姓节省费用八千万。至于民间婚姻和疾病，他都为之制定聘礼数额和医药办法。州将李寿朋听说后感叹说：‘这就是古人的政治啊！’郫人奢侈于游观，君到任后教导他们节省费用，却也没有废除他们的风俗。朝廷派使者来讲授募役法，君把百姓的意愿全部陈述出来，触犯了使者，于是被使者弹劾上奏；君处置自身的进退仍然安然自若，朝廷也没有治他的罪。在眉州两年，宣行诏令，都能体察公卿和皇上的意旨，而百姓独自安然无事。建造两座厅堂，绘画两汉循吏和历代劝学之臣，用来作为治理百姓者的规范。过去兵部公曾在眉州任职，对当地人有恩德；等到君离开眉州，百姓便绘制君父子的画像来祭祀。等君去世，成都尹赵公抃尤其深为叹惜，厚加赙赠。君侍奉皇上恭敬而不阿谀，统御下属严明而不苛刻；凡事只要有利于百姓，即使困难也一定去做；对于自己的私事，即使很小也一定谨慎。当时著名的公卿大儒大多喜欢他的为人，向朝廷推荐他。他所到之处必定兴办学校教育，考核成绩总是第一。然而他的官位没有大大显赫，这也是命运啊！著有《治县录》五卷，收藏在家中。共娶四位妻子，原配德昭县君梁氏，是丞相适的侄女；继室延庆县君赵氏、仁寿县君庞氏、福昌县君滕氏。七个儿子：长子贲，嘉祐六年考中进士，当时任秀州推官、知苏州昆山县丞；次子鼎早年去世；奉世、咸、损、震、巽都考中了进士。六个女儿，其中三个嫁给进士高徽、鲍湜、孙珏；一个早亡，两个尚在闺中。七个孙子：秉均、秉文、秉璋、秉仁、秉德、秉礼、秉彝。各位孤子将于熙宁八年七月某日奉送君的灵柩，安葬在兵部公墓旁，来请求我作铭。我因为先父文正公与兵部公都是祥符八年进士，年少时把君当作兄长来侍奉；又因为君在郫县以及调任眉州任职时，我正出使蜀地，对君始终的事迹了解得很详细，所以不能不作铭。铭说：

译实在显明可信，许君是良吏的老师；他的政事如神明般明察，他的慈爱如父母一般。历任七州官职，官吏肃敬，百姓嬉游，爵位虽不充显；德行足为善人的咨取，福庆留给后代。在事理上正合宜，在太行山脚、洪河水边，就是君安息的宅兆，愿在此安居万年。山陵和深谷虽会变迁，君的名声却永远流传。李水部墓志铭。君名庠，字彭年，是唐郇王某的后裔，如今是京兆万年人。曾祖任兵部郎中、追赠左谏议大夫，名某；祖父任右谏议大夫、追赠司空，名某；父亲任右谏议、追赠兵部尚书，名某。君天圣六年因尚书的荫补，任郊社斋郎，任万年主簿，后来弃官奉养母亲。起任耀州观察推官，遭逢尚书丧事，服丧期满后任保平军节度推官。因母亲丧事离职，授洋州观察推官，以称病为由没有赴任。郑文肃公戬镇守河东时，征召他掌管军机事务；府任结束后，改任大理丞，知蓝田县事。又接受泾原帅王公素的征辟，升任太平中舍。过了很久，分司西京；因大臣推荐，起任监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升任殿中丞，赐五品服，加国子博士，升任水部员外郎。后来给事中、王公举荐他担任经略环庆，又上奏请他掌管军机，三次辞谢都不能免任。熙宁二年，终于退休归乡。九年正月，因病死于家中，享年六十五岁。君天资忠厚，不是仁义之事很少开口；既然说了，必定思考着去实行。平日不任意喜怒，对待妻子儿女常常像对待宾客。善于和睦宗族，与堂兄弟同居，旁人不知道他们不是同胞兄弟。家中用度有固定节制，只是对宾客厚重，救济急难勇于出力。以信义对待朋友，朋友死后替他们料理安葬，等到办完丧事，又替他们的遗孤办理嫁娶，这样的人很多。因此君去世后，朋友大多为他穿丧服。他居住乡里时，士人学子信任他、以他为师，小民喜悦而受到感化。他尤其擅长处理官事；尚书在真定遇到疑难案件，拿来试问君，君一句话便作出决断，尚书的美好声名也有君的帮助。最初辅佐万年时，施政一定致力于堵塞诉讼的根源；他本性淡泊名利，不喜欢求取仕进，只因感激知己，所以三次出任军幕。当时贤能的公卿大儒多方大力推荐他，如相国韩公琦、枢密使田公况章，都多次上奏推荐。曾被召到学士院考试，但君辞谢没有赴任。赵元昊反叛时，君为西部军队筹措赋税，详细陈述古今抵御戎敌的策略。郑文肃公把这些上报，仁宗赞许并采纳。在河东时，君禀告分配各将所占土地，令总兵使随机应变抵御敌人，各自专任其责；登记戍兵，按时轮换，人人都感到便利。当时钱法突然改变，市场断绝交易，几千名军民在府衙喧哗申诉，府门关闭不接纳他们，凶悍暴乱的人将要倡导作乱。君立即禀告府尹说：‘众人的愤怒难以遏止，压制他们恐怕会发生变乱，请召见他们，当面晓谕。’ 因此府尹听从了他，众人便退去，城中依靠此事得以安定。泾原年年饥荒，主管财政的人以军储不足为由，不肯蠲免百姓租税；守将争辩也不能得到许可，君请求减少边兵，改就食于内地租税，于是百姓得以免租，人们佩服他的通达。当时太平宫的官职号称闲散，但君恭谨尽职而不疲倦，说：‘如果不这样，凭什么报答所得的俸禄呢？’当时正值饥荒，他削减官府多余的费用来救济贫民，救活的人很多。环庆的羌人逼近边境，四路都帅派使者催促本道军队出兵攻击贼寇，君请求坚守营垒、清空野外来困住他们，可以不必劳师兴兵。都帅采用了他的意见，贼兵果然退去。他常常劝告各位统帅，应当严格禁止侵掠，减少俘获首级的奖赏，以断绝贪功而招致寇患的祸根。并且说：‘如果让夷狄之人知道天子的仁爱恩德，那么他们的心都会柔顺归服。他们的酋长哪里还能独自作乱呢？’这正是孟子所说的‘率领自己的子弟去攻打他们的父母’的道理。因此他所到之处，边境防守都得以安宁。唉！可惜他的志向没有在当时得到充分施展，戎人和汉人不能都蒙受他的恩泽。娶王氏为妻，是太尉文正公的孙女，封万年县君。她在先君去世若干年后去世。其子焘，任高陵县主簿。一个女儿嫁进士翟彦通。焘将于这一年夏四月把君安葬在万年县洪固乡少陵原尚书墓旁。因为我和君是儿女亲家，深深了解君，所以请我作铭，按道义不能推辞。铭说：道德足以自立，做官未必显赫；品行得到众人信任，只在于说出的话能够践行。彭年的德行，从闺门内便开始教化；乡里所依赖的，是仁爱的规范和正义的准则。三次辅佐边地幕府，使夷人和汉人都得安宁；在家族和国家中必定通达，孔子也会称许。活着不愧对古人，声名不欺骗后世；年寿将随心愿，葬地遵从先祖坟阜。君可以没有遗憾了，只是人们还叹息您没有得到适逢其时的际遇。把铭辞深藏在幽暗的墓堂，希望它流传芳名于永久。《范忠宣集》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范忠宣集》卷十三，宋代范纯仁撰写的墓志铭。范府君墓志铭。君名纯诚，字子明，是汝南范文正公族兄的儿子。五世祖是唐代丽水县丞，名隋；隋的儿子名太保，名梦龄，就是文正公的曾祖。太保公有五个儿子，第三子任杭州余杭县令，名光谟；光谟生同州朝邑县尉，名埴；埴生苏州长洲县尉，名钧，就是君的父亲。君九岁时父亲去世，侍奉太夫人孙氏，居住在河南偃师县；他孝顺谨慎，英俊善辩，有成年人的风度。文正公见到他后认为奇异，尚未成年便遭逢太夫人丧事；他的弟弟纯贶当时还年幼，君抚养他，辛劳憔悴，感情如同父母，大家都赞叹他的友爱。文正公从西部统帅任上协助处理军政事务，路过偃师，便把君带走教养。长大后，才性通达敏捷，勤奋学习文史；奏请补任太庙斋郎，又替他娶同年进士、兵部郎中朱公实的孙女为妻，让他留在身边。皇祐二年，文正公在苏州置办义田来赈济族人，于是对君说：‘除了你，没有人能办成我的事。’便上奏任命他为长洲县尉，让他制定规章制度，以传给永久。长洲先前有一群盗贼，名声传到朝廷；君到任后捕获其中党徒，对受胁迫而从属的人总是释放，因此没有得到赏赐，说：‘杀人来求升官，不是我的本心。’ 嘉祐初年，发生大旱，他请求疏通乌溪水向东流，用来灌溉百姓的田地，直到今天人们仍认为这是有利之举。上级认为他有才能，因三司推荐而任监衡州茭源银场；他惠待工人，整顿弊病，岁课增加并有盈余。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任所，临终时精神意志不乱，享年三十四岁。三个儿子，当时尚年幼，名叫正伦、正辞、正邦。朱夫人扶送他的灵柩北归，守持义理教训儿子，如今都能作文并考中进士。君为人慷慨而多才，通晓吏治，善于和睦宗族，尤其喜欢救济他人的急难，因此所到之处都有声誉，乡里宗族大多爱护信任他。然而他的寿命不长，不能在世上有所施展。正伦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君安葬在河南县万安山文正公墓的北面，文正公的嗣子某在墓穴中刻铭说：我是士会的后代，我的祖先曾任唐代丽水县令；四世传到文正公才兴盛起来。振振有才的茭源，惠泽施及幼儿，教诲他们，供给饮食。文正公的慈爱，使他出仕之后便有才能，正要辅助我家宗族，却还没有来得及穷尽所蕴藏的才华，刚刚壮年便去世了。有源头的水流才会长远，有根本的树木才会繁茂；自身没有享受到这些，福泽将在后代子孙身上。蔡赞善墓志铭。君名渐，字进之，是仁宗朝参知政事、文忠公的侄孙。他的先世谱系，从前我的先父文正公为文忠公墓所作的墓志中已经叙述得很详细了。君的曾祖名某，追赠太傅；祖父名某，追赠太师、中书令；父亲名某，因为君的伯父、仲父入朝为官，屡次追赠至太常少卿。君因文忠公的恩荫补官，任守秘书省校书郎，五次升迁至太子右赞善大夫。起初任监兖州税，正逢母亲夫人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任监郓州盐税，历任瀛州监酒、开封府长葛县税，出知婺州金华县事。君廉洁平正而有操守，处理事务从不苟且简略，所以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声誉。即使政务繁重，也曾经处理得从容自如。上司看重他的才干，许多事情都依靠他办理。婺州治所金华是事务繁剧的县邑，君能够揭发奸恶、安抚弱者，豪强奸猾之徒都收敛屏息。刚到任时，狱中有数年没有判决的案件，君立即为之辨明，县邑因此大治。嘉祐二年，大水淹浸州城，君亲自率领役夫昼夜守护，城池得以保全。不久因病弃官求医，到了钱塘便去世了，享年三十九岁。君侍奉父母极为孝顺，崇尚义气、乐于施舍，同人交往日久反而更加亲近。娶李氏为妻，李氏在君死后二十四年去世。有一个儿子名諲，考中进士；有一个女儿嫁给奉议郎、知青州博兴县事裴纶。君的儿子将要把君和夫人的灵柩合葬在颍昌府阳翟县某乡某里、文忠公墓旁。裴君请我为墓志撰写铭文，于是铭曰：家门有这样的福庆，才干又如此美善，也曾施展才华治理政事；所禀受的资质深厚，所拥有的才德丰富，只是上天没有赐给他长寿。葬在箕山原野，随先人安葬，使他的生命和德行得到完整归宿。朝请大夫宋君墓志铭 公名道，字叔达，祖先是馆陶人，后来迁居京兆，又迁到河南，如今便是河南人。曾祖名温，曾任左补阙，追赠工部尚书。祖父名泌，曾任起居郎、直昭文馆、越王府记室参军，追赠光禄卿。父亲名纬，曾任殿中丞、抚州通判，追赠尚书右仆射。公幼年丧父，侍奉母亲彭城郡太君和兄长大监，以孝顺友爱闻名，并且努力学习、自立成才。应韬略诏，入选补任郊社斋郎。调任兴州顺政县主簿，不久考中进士甲科，任益州节度推官，与弟弟迪同榜。大监公题写他的书斋为“双桂堂”。多次升迁至秘书省著作郎，句当御厨，改任殿中丞。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任监楚州盐城县都盐仓。多次升迁为尚书屯田员外郎，任原州通判，改任都官。英宗即位，升任职方，赐五品服，转任屯田郎中。因劳绩降为州官；今上即位后，改任都官郎中，同提举三门白波辇运，又特命兼任都大管勾广济河句催辇运，改任司封郎中，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历任晋州、邠州知州。因大监公在洛阳去世，弟弟迪又因三司失火获罪免官，兄弟遭逢忧患，不愿远赴任所，便请求在京西任职以便处理私事，于是授任都大提举三门白波辇运。入朝任开封府推官，请求补任外职，又授任三门，再请求提举鳯翔府太平宫。起任同州知州，恰逢官制改革，改官为朝请大夫。因年高而厌倦民政，便请求任闲职，获授提举西京崇福宫。元丰六年五月丁酉，终于洛阳归仁坊私宅，享年七十岁。公性情宽厚，笃实慈爱。二哥早逝，他把哥哥的遗孤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任官时简明严整，各项职务都有条理；使用刑罚宽恕，所以所到之处百姓都乐于接受他的治理，离任后仍思念他。在益州代理犀浦县令时，有百姓控告自己的儿子不守规矩，公让父亲先鞭打他，待他痛苦难当之后，再以较轻的法律惩罚他；这个儿子于是改过，完全尽到孝道。那位父亲对人说：“我有这样的儿子，是宋君赐给我的。”在盐城任职时，他详细考察盐法的利弊和每年盐课的增减，指出其中的奸弊，写成《盐政要录》一篇上报三司，三司大多采纳了他的主张。当时包孝肃公正掌管财政，举荐公主持在太仓籴麦，仅一个月便达到三十万斛，有诏书褒奖他。公曾上奏五件事：第一，派遣使者考察各地风俗，以查明守令的能否；第二，恢复武臣提点刑狱的制度，以考察人才，并使他们举荐同类人才；第三，恢复茶法，以资助国家财用；

译第四，责成官吏体恤百姓的忧患，以巩固国家的根本；第五，增加设置沿边弓箭手，以节省戍边士卒。这些事情大多得到施行。公在原州以及回朝以后，共五次上言，请求仿效古代民兵制度，登记编入成年男子，免除他们的赋税，不增加县府费用，又能使他们熟悉山川地形，这样可以得到二十万战士。到了英宗朝，朝廷派使者到陕西，把百姓登记为义勇，大体采用了公的策略。他又上言说，属羌的酋长长期没有补授官职，而汉官所管辖的部族越来越多，统领者的心意又不一致，仓促之间恐怕会被贼人利用。诏令公与经略使商议此事，凡是公所提出的设置安排，全部得到采纳。又因为州城靠近贼境，而防备十分松弛，公秘密分配楼橹，把附近被占用并登记的居民编为保甲，每十家为一保，平时负责防火，有贼寇时便让他们登城守卫，百姓也不曾察觉。公从仁宗时起直到今上即位，屡次谈论边防事务。恰逢朝廷辅臣出任陕西宣抚使，谋求收取朔方旧地，于是诏令公入对，将派他赴宣抚司议事。等到皇帝询问西边事务，公说：“军队仓促出动，不是万全之计。”于是停止让公前往。公在福建任职时，福州百姓林氏自刎而死，官吏怀疑是他的妹妹杀死了他，已经诬陷她认罪，将要处以极刑。公当面为她申诉冤屈并释放了她，审理此案的官吏都被治罪，众人都佩服公的明察。在邠州时，遇到灾年饥荒，有司开仓粮赈济百姓，却拘泥于平常的定额。公请求按人口计算发放粮食，不应设置限制，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救活了很多人。在同州时，恰逢出兵向西征讨，征调十分急迫，公日夜尽力，事情没有一件误期，却没有鞭笞一人。当时百姓害怕随军运送粮食，即使给出十倍的价钱也没人愿意前往，公下令允许用一头牲畜代替一个民夫，人人都觉得便利。命令实行后，各郡大多依照公的办法办理。同州有戍边士卒逃回，潜伏着不敢出来，有的聚集起来成为盗贼，百姓不得安居。公亲自出城，派他们的父母妻子去招抚，使他们恢复原来的身份，十天左右便得到四百多人，把这件事上报朝廷。于是诏令各郡都照同州的办法办理，一路才安定下来。公晚年居住洛阳，与名公贤士大夫交游，擅长作歌诗，喜爱研读释、老之书，闲居时恬淡自如。夫人李氏，封福昌县君。儿子四人：长子子开，早逝；次子子直，考中进士；次子子明，任虢州司理参军；次子子坚，任真定府法曹参军。孙子三人：元亨，任郊社斋郎；其次为元才、元衡。孙女二人。各位孤儿将于这一年七月壬申，把公安葬在开封府管城县敦义乡大吴里仆射公的墓地。因为我忝居公姻亲中最末一等，便叙述他的事迹来请我为墓志作铭。铭曰：凭才干登上官位，因年老避开繁剧政务；高寿终于乡里，安葬时随从先人。有儿子，有孙子，公的美德和福分都具备了。把铭文刻在幽暗的墓堂中，使它长久流传。朝散大夫谢公墓志铭 公名景初，字师厚。谢氏本来是姜姓，世代居住在阳夏；其子孙在江东显贵起来。公的先祖出自江东谢氏，十世祖宾开始居住河南缑氏，六世祖希图因任官而寄居吴越，葬在钱塘，于是成为钱塘人。从公的父亲阳夏公开始葬在邓州，如今便是邓州人。曾祖名崇礼，任泰宁军节度掌书记，追赠尚书礼部郎；祖父名涛，任太子宾客，封陈留公，追赠礼部尚书；父亲阳夏公名绛，任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追赠司徒。公因陈留公的恩荫任太庙斋郎，又授试将作监主簿；因陈留公遗表中的恩典，任守主簿。起初任监苏州茶盐务，没有赴任；任签书武胜军节度判官公事。考中进士甲科，升任大理评事，出知越州余姚县，九次升迁至司封郎中，历任秀州、汾州、唐州、海州通判、湖北转运判官、成都府路提点刑狱。被仇家诬告，因而获罪免去司封、都官郎中之职；又因举荐官员获罪，免去屯田郎中，重新授任职方员外郎。因病请求分司西京，代理通判许州，没有赴任，改为代理通判襄州，恢复屯田郎中。恰逢官制改革，升为朝散大夫；去世时，累计勋官至上柱国。公年少时奇异俊秀，七岁能够作文，十三岁跟从老师学习《礼》，通晓其中义理，讲解没有滞碍。陈留公对夏阳公说：“这个孩子一定能光大我家。”当时夏阳公任河南通判，欧阳文忠公、梅圣俞看到公所作的文章，相视惊叹，拿给留守钱文僖公看，文僖公叹道：“真是奇童啊！”十六岁游学京师，声名显赫，众人都称赞他。翰林学士胥公偃一见公便认为非凡，答应把女儿嫁给他。阳夏公去世服丧时，阳夏公周济救助无所依靠的宗族，家中有近百口人；等到他去世，家中没有财产，公抚养供给孤儿遗属，像阳夏公在世时一样。他在苏州、杭州有田地，每年收入千斛，全都留下来供养居住在南方的宗族。在武胜军时，贼人张海侵扰京西，多次攻破县邑，而州城没有城墙也没有军队；州官有的称病逃避事务，有的因衰老离开州郡，公兼任多种职务，不劳苦便把政事治理好。当时朝廷正忧虑贼患，使者络绎不绝，号令纷纷发出，百姓更加劳苦不安。公上书请求慎重选用守令，精选使者，宽赦被胁从者以悬赏捕获首恶，这些意见都切中当时的弊病。朝廷开始营建北京，公作《魏诰》献上，士大夫争相传抄。李邯郸公以文章名闻天下，极力称许推重他。公登科时，宋元献公主持殿试评定，还把不能把公置于第一名引为遗憾。余姚濒临海边，百姓喜欢盗盐。煮盐利润丰厚，但法令无法禁止。公明确制定约束，不加重刑罚，却使政令严肃，百姓自然收敛。盐课超过往年，又修筑塘岸以抵御潮水上涨的祸患，百姓得以安居。当时荆公王介甫任明州鄞县县令，知枢密院韩玉汝任杭州钱塘县令，公的弟弟师直任越州会稽县令，吴越四境环绕的这四个县都把余姚的办法作为准则。处士孙侔作文章记载此事。浙东实行和籴法，官府用钱和茶叶交换百姓的草料粮食；百姓交纳之后，有司却虐待下民，不付给应得的价钱，百姓以此为苦。公在邠州时，上疏极力陈说其中弊端。到海州任职时，毁掉淫祠三百多所。当时州郡官吏敢于擅自拘禁罪人，公上言请求加以禁止。依法应当治罪的人，也限定年限，期满便释放。又说海州郡接近京东，盗寇侵扰很多，而海路又通往夷狄，应当增加戍兵以防备意外。

译治平年间，京师发生大水，朝廷征求直言，公上奏章极力陈说政治得失，言辞见于他的文集。公在湖北时，有官吏把公田租借给百姓服劳役，使他们到别的郡去，并借此索求高价；法律虽没有明文禁止，公还是发文告诫他们，劝其改变这种心态，并请求把这件事立为法令。每年五月下诏恤刑，唯独没有涉及转运司，公因兼管刑赏，请求预先赐给诏书。熙宁初年，河北发生大水，公上疏说这是灾异所导致的，并且请求暂缓郊礼，极大地触怒了提出这项建议的人。蜀地处于远方，凡是重大案件有疑问的，均由钤辖司专断，公多次上言说此事应当上奏朝廷审议，不是臣下可以擅自决定的，朝廷于是制定法令，作为天下通行的准则。这一年，剑门把减配流放出关罪犯的数目减去一半；钤辖司处理边防事务，许多不关白提刑司，公也上奏予以纠正。永康军、嘉州连接蛮夷地区，公请求选拔任用合适的守臣。成都路公田有无分配不均，公请求均平，以遏止贪竞，朝廷采纳了。属县的县尉、县佐，有的都通过纳资取得流外官职，不能治理政事，公于是上奏请求县官只允许任用流外人员；如果是纳资取得官职的，每县只许一人。起初实行苗役法，并且擢用属县县令为使者，专门负责此事，公上言说远方百姓乐于安静生活，请求停止派遣使者。等到使者到来，公熟悉他的为人，于是裁抑他做得过分的地方，使者便怨恨公，诬告公以宴饮之事上报执政。原先被公触怒的人趁机接受了这番诬告，将要把公投入诏狱。公以面对狱吏为耻，便自行引咎，最终获罪免官。公在乡里自由闲居，闭门读书，从未因受谴责贬谪而忧愁。在郊外修筑房舍，时常到那里游息，每每叹道：“哪里知道昨天是错而今天是对呢？还是昨天是对而今天是错呢？”于是自号“今是翁”，把堂屋命名为“三疾”，又说：“我也是古代遗民啊。”参知政事元厚之和近臣十人向朝廷申雪公的罪名。冯当世任成都知府，回朝后又任知枢密院，再次为公申诉冤屈。等到授任襄州，公不得已赴任，却常常因病卧在家中。大水几乎淹没州城，公叹道：“百姓已经这样了，我还怎么能说自己有病呢？”于是抱病强起出门，修筑堤坝抵御洪水，州城终于得以保全。公年少时就有才名，天下都听闻他的声望而仰慕佩服；但他性情刚直，不随人俯仰，遇事明敏锐利，勇于担当，奖善嫉恶，都是出于天性。他对各种书籍无不通晓，详细熟悉本朝典故。宋次道最为博学广闻，却常叹息说比不上他。公作文简洁庄重、雄健深厚，说话落笔，都有文采章法，仿佛不经思考便写成，别人却没有能够赶得上的。他尤其喜欢作诗。梅圣俞与公年纪相近，长期相伴，是互相唱和的朋友。晏元献公、杜正献公、我的先父文正公都器重并礼遇他，与他议论时，不敢把他只当作年轻人。公同人交往始终不改变，对困穷失意的人反而更加勤恳地关怀。即使对显贵之人，遇到是非也丝毫不宽让。他与欧阳文忠公、刘原甫尤其友善。参知政事胡武平最为看重他，多次向朝廷推荐。许多士人跟从他学习。公教导人以明白义理为根本，并且重视崇尚气节，不轻易许诺和认可别人，因此卓然独立而少有合得来的人。平日很少说笑。夫妻相待如宾客。公幼年丧母，母亲为真定郡夏侯太君；侍奉继母丹阳郡高太君极为孝顺，与兄弟之间深厚友爱。今上即位时，按规定应当派儿子进奉，儿子便可得到补官，公却舍弃让儿子补官的机会，把它给了外甥李掖。公从襄州回到邓州，恰逢疾病，便告诫左右准备后事，而妻子儿女并不知道。从患病直到去世，言语神情都和平常一样。实为元丰七年四月乙酉，享年六十五岁。妻子兰阳县君胥氏，是翰林的女儿。儿子四人：忱，知海州怀仁县；愔，任郢州长寿主簿；悰，任蔡州汝阳主簿；悱，任假承务郎。女儿四人：长女早夭；次女嫁给湖州乌程主簿胥茂谌；次女嫁给宣德郎黄庭坚，她们都先于公去世；小女尚未出嫁。孙子四人：元、曾、基、另一人尚未命名。孙女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各位孤儿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公安葬在邓州穰县五龙山阳夏公墓地的南面。于是派人带着行状来请我作铭。铭曰：申国谢氏一族，从南国传到公这一代，世代都有显著的德行；英俊的才华、非凡的禀赋，敏捷好学、博闻强记，百代以来的典章制度都包罗于心，能够从口中陈说出来。自从任县令直到出使，任职卓异，依据义理坦荡前行；众人畏缩不敢做的事，公勇敢承担，没有难处。最终因仇怨而困厄，公却不以为患。公所拥有的才能，百件中还没有施展一件，怀抱才华而终老。志士为之流泪，于穰县郊外阳夏公墓旁安葬。于是把铭辞刻入幽深墓室，告知无穷后世。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林侯墓志铭 侯名广，字公远，祖先是莒人，后来迁居莱州胶水，于是成为胶水人。曾祖父某、祖父某，都没有出仕。父亲某，最终任龙卫副指挥使；因侯显贵，追赠左领军卫大将军。侯年轻时凭借才干勇力，隶属捧日军，擢升补任殿前指挥使，任再任行门。治平三年，英宗在便殿亲自检阅考核武士，侯因能挽强弓被授内殿崇班，充任秦凤路教押军队，调任环庆路经略使。蔡公挺奏请任命他主管东路都巡检司军马。西夏贼人大举侵犯边境，侯驻守大顺城，谅祚率精锐攻城，侯打开城门迎战，埋伏的弩箭射中谅祚；谅祚回国后不久便死去。侯因功升任内殿承制。四年，今天子即位，因恩典升为供备库副使。这年冬天，率兵攻破华阳寨。熙宁元年，调任北路巡检使。三年夏天，贼人进犯荔原堡，李信作战失利，本路命侯率兵深入，以牵制贼势，于是攻破十二盘、多娘、大原、诈娘四寨，升任西京左藏库副使。开凿疏通卬州贼堡时，数万敌兵来侵犯，侯率领所属部队奋力攻击，斩获很多，升任左藏库副使。

译七月，攻打白豹城，贼军战败，不敢守城，逃走了。侯又与大顺、荔原的军队分别从便道进入贼境，两军没有按期会合，侯率孤军深入，遇到数千贼兵，便将其击败，乘胜追击到金汤城，又大败并驱走敌军，于是毁掉他们的城垒，率军返回。夜间经过洛河，有贼兵前来袭击，侯故意扬言命军中挑选数百名强弩手，在河岸列阵等待贼兵，实际上却卷起铠甲迅速行军，贼兵听到后疑虑，不敢渡河。这一月，侯奉命防护监军巡视边境，到了怀安镇，返回时将要到乌鸡川，忽然率军从小路穿过山中。路上遇到属羌，属羌把道路险远的情况告诉侯，侯不听，众人都猜不透他的意图；后来果然听说贼兵埋伏在乌鸡川，等听到侯已经从另一条路返回，便撤走了，而前来报告的属羌原来也是贼人的间谍。军吏都高兴而佩服。贼人既然没有捉到侯，便增兵攻打柔远。起初，柔远外城住着属羌，贼兵急攻外城，属羌在夜里带着老人孩子请求进入内城避难，诸将认为属羌反复无常、不可信，不要接纳他们，担心会发生其他变故。侯说：“属羌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的藩篱，也是我们的百姓。如今他们有急难却抛弃不救，以后就不会再为我们所用了。”于是接纳了他们，最终没有发生其他忧患。贼兵刚围城时，侯预先告诫守城者不得轻举妄动，即使城中失火，也不要随意扰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不久果然有间谍在蒿草场放火，城中却寂静不动，贼人的计谋于是无法施行。第二天，贼兵来到马平川，带着大量攻城器械前来攻城，众人惊惧不安。侯披甲率兵，打开另一座城门，表示将要出城，乘机夺取贼人的马匹；贼兵离开城池去救马，侯又退回城中，于是得以进一步修治守备。接着招募属羌中的敢死之士，夜里用绳索缒下城墙，暗中袭击贼营，贼兵屡次失利，便撤走了。侯升任礼宾使。韩丞相任陕西宣抚使，奏请侯充任环庆路将领，驻守庆州。邠宁的土番兵占据庆州北城叛乱，侯守卫南城，从楼上看见贼众进退迟疑，有些人已经后悔作乱。侯于是亲自打开城门出城，向贼兵说明逆顺利害，贼众中很多是侯过去的部下，都放下武器争相听命。这时已有三百多名乱兵出城逃走，侯于是对留下的人说：“作乱的人已经逃走了，你们本来并非同谋，而且侍奉我已久；如果听从我，不但可以保全性命，还各自有立功的机会。否则必死无救，请先杀了我。”说着便扒开衣服露出腹部。众人感动于侯的诚意，都流泪排列拜倒说：“唯听从您的命令。”侯收拢一百多人，进入他们的营地，安置军校掌管事务，激励并约束士卒，发给他们兵器，命令他们反攻城下的叛军。城下的叛军溃败，被擒获杀尽，北城于是平定。三百多名乱兵先前逃走后，侯又率兵追到石门山，遇到贼兵。还没有交战，侯便对贼兵说：“赶快投降还可以保全性命。”贼兵不听。到了夜里，侯先约两名将领扼守他们的退路，自己从后面放兵攻击，贼兵仓促窘迫，才到两位将领那里投降。侯对他们说：“你们不听我的话，如今困急而来求死，并不是真正投降。”把俘虏带到朝天驿，一夜之间全部斩杀。升任崇仪使，元丰五年改任六宅使，六年诏令乘驿车到朝廷。入朝应对后，皇帝说：“金汤、石门两战，卿的功劳最多，所以慰劳奖赏特别丰厚。”侯回任不久，升为本路兵马钤辖，调任鄜延路环庆经略使。楚公上表请求留下他。元丰七年，诏令以本路兵二千五百人策应熙河，攻打踏白城，斩首五百多级，升任皇城使、果州刺史。攻讨洮州番贼，斩首三百多级，加授带御器械，代理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朝廷将要征伐交趾，侯两次上表请求效力，有诏令让侯到朝廷。皇帝告谕说：“南方低湿，听说卿多次苦于足疾；况且西边开拓也不可缺少人才。”侯不敢再请求。当时我任环庆经略使，上奏请求让侯回来。元丰元年，诏令让侯再次任职，就地授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英州刺史。边臣有人说：“从前刘平因救援邻路而战死，从今以后应当停止邻路军队相互救援。”侯认为各路应当同心协力，这是国家制敌的长远策略；如果贼兵合并兵力侵犯一路，而邻路不救，即使古代名将也无能为力。刘平陷入贼境，并不是援救的罪过，于是上抗章极力陈说，最终使这一制度没有废止。二年，升任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四年，升任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在此之前，泸南蛮人侵犯边境，杀死戎泸将王宣等人，朝廷命泾原总管韩存宝征讨他们。不久，存宝因逗留畏缩、不肯进军而被诛杀，诏令侯到军中代替他。侯到任后，请求军队三万人，合二十名将领分为前后两军；又把士卒按强弱和人才分为三等，每天派诸将分营训练，杀牛犒享军士，众人都乐于作战，威名声势大振。起初，蛮酋乞弟世代任归徕州刺史；等到他叛乱，天子震怒，决意一定要擒获他。侯派人到贼营晓谕祸福，并索取从前王宣任职时失陷的士卒。贼人害怕，送回被俘士卒七人，送信请求投降，但乞弟本人没有到来。侯于是决定深入进攻，厚重赏赐金帛，离间西南各番部，使他们的支党互相捕杀攻击。不久，原来管辖下的各个夷族，包括长宁、陇例、淯州以及生夷思峨、晏州等族，都归附朝廷。冬十月，大军出发，在泸江岸边列阵，侯率领将吏向东再拜，发誓消灭贼人、报效国家，众人都感动奋发，争相用力。出发后，降服的夷人首领及其人质都在军中，侯又命各个次等酋长分别占据他们所居之地，防守援助粮道。各夷族畏惧，不敢稍有懈怠，因此进入夷境虽然道路险远，却没有遭受贼人抢掠的忧患。起初军队有三条道路可以进军：从纳溪转移到劳口，再到江门，道路较近但险要；从宁远到乐共坝，道路迂回遥远但平坦。贼人料想官军一定从江门出兵，便集中重兵拒守险要；大军实际上奔向乐共，贼兵不能抵挡，都逃走了。侯于是分兵绕过席帽溪，从江门后方出击，攻破贼人的隘口，迫使斗铁姓投降，起初这个部族也一同归附。这样江门、乐共两条道路的水陆运输都畅通，粮饷不断。王师驻扎在落介纲山，西南番族的酋长率部族相继投降。落始兜山河、徐池部率众守住三处隘口抵抗官军，侯派将领攻打，奋力作战仍未攻克。侯也亲自推进军队，其中有呼都使到来，士卒都拼死战斗；侯又分兵从贼军背后出击，贼人大惊，三处隘口无法守住，官军大败贼军，斩首二千多级。

译十二月，王师驻扎在落婆远。乞弟派人到军门献马请求归命。第二天，乞弟带着一千多人声称投降，侯只带十多名士卒出军营迎接。乞弟犹豫不肯上前，侯察觉他是假意投降，立即发动伏兵攻击。贼军奔逃溃散，斩杀乞弟的弟弟、叔父及酋豪二十八人，斩首三百级，缴获大量马匹和铠甲兵器，其余党徒四散逃走。侯纵兵追击，抵达归徕州，捣毁他们的巢穴，穷追遍及贼境，于是班师。此后修筑乐共江、门大洲、镇溪、梅岭五座城寨，降附的生夷有三万多人。附近各蛮族以及后蕃罗氏鬼主铺永、西南石门君长等，也都愿意输纳贡物、接受职任。事情上报天子，天子嘉奖他的功劳，在行军途中升任马军都虞候、卫州防御使。又诏令尽快上报将领的功状。恰逢西边用兵，侯再次上章请求入朝，当面陈述方略，诏令准许。到达后，天子派使者到宅第慰问；等到入朝觐见，侯极力陈说边防利害以及进攻防守的策略，皇帝都嘉许并采纳。此时环庆正驻扎重兵，朝廷便派侯到旧任之地，行至阌乡，因病死于驿舍，享年四十八岁。皇帝听到讣告后悲伤，派中贵人前往料理丧事。他的孤儿将在某年某月某日把侯安葬在河南府河南县北邙山宣武村的原野。夫人曹氏，封德阳县君，生有三个儿子：琬、琰、琪，都任三班奉职；有一个女儿早逝；有一个孙子舜卿，尚且年幼。侯年轻时慷慨而有大志，起初不识字，三十多岁才向儒生文士请教应当学习什么，于是通晓《左氏春秋》，能够评论古今将帅用兵的成败得失。作为将领，他稳重持守，长于判断敌情，善于统御众人，士卒乐意为他效力。凡军中的事情，一定与众人共同商议，采纳各人的长处，听取意见而不疑虑；成功后便把功劳推给众人，所以即使是文士，也乐意与侯共事并为他谋划。从泸南回来后，因为没有擒获元凶便上表待罪；到陛下召见时，又当面陈说自己奉使无能，不能符合朝廷兴师问罪的意旨，只是依靠皇上的谋略和众人的力量，才没有导致事情失败。他曾经怜惜韩存宝的困境，却从未提及韩存宝的过失，士大夫因此更加称许他。侯常常撰写阵法，其中变换分合迅速周密，边地有时推行使用。又创制队号法，每逢出兵，各人在衣服和旗帜上自行区别；布置阵势时，队列能够迅速就位。又撰写行军约束一百多条，全部列奏朝廷。轻视钱财、乐于施舍，奉行公义而少有私心，临终时还以没有死在边疆为遗憾。我统帅环庆时，侯任副职；我曾因他的才能向朝廷推荐他。如今他的孤儿把撰写墓志的事托付给我，所以不能推辞。铭曰：将领凭武力任用，确实难以被人了解；但他有权变、有谋略、有勇气，才干完整无缺。威武的林侯，从边地奋起；掌握兵权制服敌人，预先谋划以求取胜。獠夷叛乱，官吏和大将都没有功绩，朝廷命侯前往征伐，擒取那些顽凶。靠近泸江统帅军队，纵横万里使敌人退却；铲除叛逆、安抚顺民，皇威因此更加隆盛。持节向西奔驰，却很快因疾病凋萎。天子隐然悲痛，众多士人叹息咨嗟。邙山原野，是林侯的墓地。把铭文纳入幽深墓宫，告知万古后世。《范忠宣集》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范忠宣集》卷十四，宋范纯仁撰墓志铭 朝议大夫王公墓志铭 元丰七年八月九日，致仕朝议大夫王公因病终于西都某里的住宅，享年七十八岁。他的孤儿将于十月十九日奉送公的灵柩，归葬河南府河清县上店里的墓地，与先祖合葬。门人把记述公生平事迹的行状带来，请我为他作铭。我与公交游已久，详细了解公的为人，按道义不能推辞，于是为他的墓作铭，也借此寄托我的哀思。公的祖先本是京兆万年人，后来在果州安家，到公的父亲尚书公才迁居河南，去世后便葬在那里。有欧阳文忠公为他父亲的墓作铭，河南尹公师鲁为他立碑，记载世系、官职、名讳十分详细，这里不再记述。公名尚恭，字安之，年轻时努力学习，与弟弟尚喆一起在学校求学，喜欢亲近贤士大夫。从前欧阳公撰写《尚书志》说：“两个孩子向我学习，较量文章时曾经名列诸生前列，并称赞公尤其谨慎端正，温和而有儒者的仪表法度。”可见欧阳公很早就了解公。景祐元年，兄弟二人同登进士科。公调任庆成军判官，军守多有违法行为，公因进言不被采纳，请求代理其他州的官职来躲避他们，始终没有说出其中的实情。了解公的人推荐他监鳯翔府酒税，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因判官任职优异升任袁州判官；又被推荐监解州盐池，兼任知解县。先文正公任宰执时，公上书说：应当选拔将帅并对他们充分信任，要求他们建立大功而宽赦小过，以激发他们的忠义；节省寺观土木工程的费用，削减大臣郊祀的赏赐，以宽裕国家的财用；精心选择州县长官，以厚植教化的根本；长期任用掌管外地财赋的使者，彻底考察财货的来源；选取士人要推行大公之道，并简省防禁之官，首先看重才干品行，其次才看通常的资序；委任长吏清除冗员以省事，减少巡检、增加弓手以禁止盗贼。先文正公认为他说得对。当时西部边疆正在用兵，使者和将领都是一时名公，纷纷上章论荐他，于是改任著作佐郎，知陕州芮城县。孙威敏公经略环庆时，征召他掌管机宜事务，对他深深信任。庆历八年夏，贼人元昊被他的儿子▯令哥杀死，国人又诛杀▯令哥，立元昊的[原文“防”字疑有误]子谅祚，并前来报丧。公对孙公说：“元昊辜负朝廷恩德，多次挫败官军，使忠臣义士痛心顿足，却一直未能将他擒获诛杀。如今父子相残，又立他的[原文“防”字疑有误]子为主，这大概是上天要灭亡贼人了。因此请不要赐给他王爵，只授予节度使的名号；选择他的强臣，用高官厚禄宠任他们，使他们分散其权力；又用丰厚的赏赐招纳靠近边境的豪强首领，逐渐收为我用，以壮大我们的藩篱，那么西部边疆就可以长久安定。否则以后就难以控制了。” 孙公认为这番话奇特，就上奏朝廷，其中许多深谋密计都与此相类似。当时天下人称孙公为良将，公也有所助益。后来杜公杞任帅，担忧属羌部落分散离析，被西部贼人攻击时不能互相救援。公请求秘密晓谕属羌各部首领，按照部族结盟，彼此互相接应援助。每当贼人到来，就举烽火、击鼓，青壮年全部集合，没有人敢于落后。从此属羌安于耕种，贼人不能侵扰。公因而取得各部族所居之地山川道路险易、兵力赋税强弱的实情图，上报朝廷。仁宗皇帝赞许他的谋策，命令各路把兵力、赋税等情况传示下去，作为法式。到张康节公任帅时，有一名承受公事的宦官口头传达皇上的旨意，说从今以后预先参与经略司的机密事务。公对张公说：“这话没有诏书，而且应当复奏朝廷。况且宦官参与机密事务，帅臣的权力就被夺去了。”张公于是把这件事上报，皇上便以宦官擅权之罪夺去他的官职，将其罢免。后来公回到朝廷，奉命押伴夏国使者；使者请求购买史书传记和佛经。公认为史书中有东晋、元魏之间的事情，不可以给夷狄看，只给了佛经，便回来了。暂任宁州通判，调任开封府阳武县知县。当时包孝肃公任府尹，爱惜公的才干。开封府明白有邑民因诉讼到府里来时，包公说：“既然已经由王宰裁决了，为什么还要再来申诉呢？” 嘉祐年间，朝廷选拔能干的官吏，分赴各道，访察百姓的疾苦并为他们蠲免赋役，称作“宽恤民力”[原文“寛防民力”字样疑有误]。公出任环庆方面的使者，于是详细查究其中利弊几十件，上报朝廷，边地百姓直到今天仍因此得到便利。公回来后，因为太夫人年事已高，不愿远赴外任，请求担任河南府司录，又任缑氏县知县。任西京磨勘脩内司历，兼判西京勾院，同判西京国子监。遭逢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再任判监管勾西京崇福宫。自著作佐郎历经九次升迁，做到太常少卿，终于得以辞职。遇到官制改革，改任朝议大夫，勋官升至防军[原文“防军”疑有误]，封太原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赐三品服色。公天性和乐平易，胸襟开阔明朗；任官有威严和才干，遇到事情一定务求合乎事理，不肯苟且敷衍；善于同人交往。同僚中曾有人遭遇不幸，公在其身后周济他，替他的孤女出嫁，恩情超过至亲。公[原文“防补疎属”字样疑有误]，却舍弃自己的孙子[原文“而舍其孙”语义疑有脱误]。侍奉双亲极为孝顺，虽然借助俸禄来奉养他们，却不再有追求荣贵升进的念头。每次承顺双亲的脸色，只怕做得还不够。至于博戏、投壶等游乐玩赏的器具，全都陈列在双亲面前。遇到岁时节腊，必定大宴内外亲族，亲自率领儿女捧酒祝寿，歌舞嬉戏，以使双亲欢喜。像这样不离开家乡，前后大约三十年[原文“防三十年”疑有误]。士大夫舆论虽然惋惜公过早闲居，但公反而更加以此为乐。到奉养老人终老时，公自己也已经老了。他所居住的房屋虽然低矮简朴，却打扫得清洁；稀疏的竹子和幽静的花朵分列种植在前后，与乡里的高人贤士以文章和酒相互娱悦。故韩国公、今任潞国文公并任留守丞相的韩公，把年高之人列入耆英会图[原文“耆英防图”疑为“耆英会图”]，为其画像并赋诗的共有十二人，公位居第四；又命公把他们的诗书写在石碑上。公的笔力精到刚健，超过壮年时；一生作诗千首，文士大多喜爱并看重它们。公娶郭氏，追封永宁县君；继室席氏，封福昌县君。一个儿子名纯，任河东节度推官、孟州录事参军。五个女儿：长女嫁给知秦州陇城县事张景观，次女嫁给永兴军节度推官刘唐陆，次女嫁给权[原文“防州路提▯”官名有脱误]杨畏，次女嫁给进士尹焕，次女嫁给进士席徽，都先于公去世。一个孙子名康。公的墓志铭说：京兆王氏的后裔，迁居蜀地已有六代；尚书公返回洛阳，公能够显扬并继承先业。兄弟们争相奋发努力，取得科举名次；文采彬彬，才干出众。当时正广泛求取贤俊，众人汇集而升用；从幕府官员做到县邑长官，才干声望蔼然可称。上书陈述治政要领，参与帅府谋划军务，将相所应做的事情，排列得如绳墨准则一般。只是命运没有给我足够的机会，未能穷尽自己的蕴藏；多次请求闲散官职，志愿得到伸展，不肯用万钟厚禄交换我的安宁。孝顺亲长，奉养能够终身；感动神明和人心。交往的必定是贤能豪杰，结亲的必定是善良名门；地位尊贵仅次于九卿，充分享有五种福气；安葬时遵从先公的愿望，这样就足够了。承议郎、充任秘阁校理张君墓志铭。

译君讳公裕，字益孺。他的先祖出自汉代张留侯，六世祖是广陵太守某某；后来子孙中有居住在犍为的，到君的六代祖时葬于江原，从此便成为蜀地江原人。曾祖讳某，祖父讳某，都隐居守德而不做官。父亲讳某，以学问和品行闻名乡里，嘉祐年间被举荐为遗逸，却不肯出仕，朝廷于是授他试将作监主簿。由于君入仕，他被授太子中允，最终追赠太常博士。母亲罗氏，封靖安县君。公生来秀异，幼年喜爱读书，不喜欢嬉戏玩闹，到了成童年纪已经通晓经书义理，善于讲解，连年长的老师和饱学宿儒也没有能超过他的。皇祐年间，他在京师参加进士考试。当时国子生多是四方豪俊，以声名相互争高下；等到考校文章时，公列为第一，士大夫都惊叹不已。不久考中甲科，任戎州军事推官。戎州靠近僰人地区，向来没有读书人，公请求兴办学校、设置生员，亲自教导督率，后来终于有接连考中词科的人。再次调任忠武军节度掌书记，身在贾文元公幕府中，尽心履行职务，一点也不回避推诿，郡政因此清明严肃。部使以下荐举他才干的人有二十多人。改任太子中允，任定州唐县知县。张康节公镇守许昌时，精心选择僚佐，征召公任签书中武军节度判官。公侍奉相国韩魏公，韩公推荐说他可以任职文馆。当时英宗亲自命令辅弼大臣选求贤才，二府选取二十人上报，英宗亲自选定十人，公也在其中，充任秘阁校理。遭母丧，服丧期满后，任同知太常礼院。朝廷讨论亲王承袭封爵的事，公与翰林司马公君实、范公景仁共同议定意见，因此触忤执政二公，被罚金，公本人还被降一级官职，改任判吏部南曹。有选人与属吏一同作弊，假称符合资格，公察知其罪，依法处置；执政中有人袒护该选人，于是罢免公的南曹职务，重新任知礼院。中书省建议尊僖庙为始祖，唯独公请求尊奉艺祖，依据经义辨析事理提出议论，共一万多字。皇帝没有采纳，公也不敢安然任职。当时文潞公掌管枢密院，想征召公为属官，公辞谢说：母亲年老了，希望请求乡郡的官职来奉养她。潞公嘉许他，于是替他请求便利的郡职，公得以任嘉州知州，升太常博士；又把郡学迁到青爽高敞之处并加以修葺，学生都感到便利。他又请求在青衣山旁疏浚江河旧道，以排泄水患，监司阻挠不许。后来江水上涨，果然淤塞河流而流入城中，伤害居民，有见识的人都佩服公的先见之明。益州帅想发动百姓开通犍为的沐川，以便利蛮人输送马匹的道路。公说：蛮人是南诏的遗民，平日就想窥伺我朝疆界，只因山川险阻而不能越过；如今为什么要替他们打通道路，来启发他们的野心呢？朝廷听说后便停止了此事。公因父丧离职。当时公年近六十，因哀伤过度而得病，服丧期满后请求任闲散官职以便治病，被授为管勾成都府玉局观，赐五品服。后来改官制，改授承议郎。元丰六年五月一日，卒于任所，享年六十一岁。旧日交游听到讣告，都为他未能充分施展所蕴藏的才学、未能达到高寿而悲痛。公天性孝顺友爱，外表和善而内心刚强，见识器量宏大深远，喜怒不表现在脸上，许多名公大臣都了解他。像张康节公、韩忠献公、赵清献公、龙图杨公乐道，都竭力推荐他。同舍的临川王平甫尤其喜爱他，说：益孺真是有道德的君子。临终时精神意志不乱，言语不涉及身后之事。他没有什么书不读，尤其对《诗经》《易经》《春秋》《老子》《阴符》能够深入通晓义理，并分别为它们作注解，共三十三卷。文章典雅丰赡，有西汉文章的风格。家集三十卷。娶费氏，封仙源县君。有三个儿子：洞、浩、洪；洪是其季父华阳县君的后嗣。有三个女儿，长女嫁给进士范祖亮，次女嫁给宣德郎赵仍，幼女尚未出嫁。有四个孙子、六个孙女，都将成为他的遗孤。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公葬在某县某乡某里的墓地，请我为他写墓志铭，于是铭道：他是留侯的后裔，居住在蜀地而隐居；公独自奋发勤学，适逢时运而秉持正义，恭谨进退，举止有礼。在儒学馆舍和乡郡任职，荣耀归来；孝敬奉养父母直到终老，志愿没有违背。只是他所蕴蓄的才学未能充分施展，福庆流传给子孙，按道理本应刻铭埋藏，以使后人无穷地知晓。朝请大夫陈公墓志铭 公讳安仁，字公寿，祖先是安阳人。曾祖讳远，遭逢五代乱世，隐居不仕，以德行著名于乡里，士大夫子弟多归附他。祖父讳芳，继而以儒学闻名当世，因他的儿子某任三司某部副使，屡次追赠为光禄少卿。父亲讳赓，就是三司公的同母弟弟；因三司公的任用而任某官，又因公的伯父、父亲入仕，屡次追赠为刑部尚书，开始迁居河阳，如今成为河阳人。公幼年丧父，喜好学习，凭舅父刘公平的恩荫补任太庙斋郎。起初调任孟州温县县尉、河阳司理参军，被举荐监理西京商税务；因荐举者推荐而升任大理寺丞，改任太子中舍、殿中丞、国子博士，历任尚书虞部、比部、驾部员外郎和郎中。改官制时改授朝请大夫，先后任绛州太平县知县、泾州通判、扬州通判、河南府通判、邛州知州，权管勾西京留司御史台，罢官回到乡里。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里的住宅，享年六十七岁。公为人刚直不屈，明白吏治。在河阳时曾说：狱吏有把宽纵奸人为宽厚的，有把深文苛法当作嫉恶如仇的，我都不这样做，只看事实真情所在。

译因此过去判决的案件，人人都认为公平。公在西京监征时，有巨商贿赂吏员，藏匿千金来逃避征税，公查获了这笔钱，人人都惊服。从此各种货物都不再有隐瞒，公把应征税额一律减去一半，商人都乐意缴纳，税收反而增加有余。他说：这是对外严格、对内宽厚的办法，邻近各郡都可以拿来作为法则。尹官想试探公的才干，让他代理长水县令。县中有群盗，属吏不加禁止。公责问属吏，属吏说：他们所盗窃的都是别县，从未扰害本县，所以容忍他们。公说：这样一来，本县就是盗贼的渊薮了。于是把他们全部擒获依法处置；又让公代理其他县，那里也治理得很好。尹官说：您的才干像泉水，越汲取越新鲜，将来一定是能干的官吏。太平、绛州的繁难县邑，前任县令多因获罪离任。审官院选派公前往，公到任后，诉讼者像集市一样多；公按道理分别处理，不久庭院中便寂静无事。有一处丛祠号称圣姑，恶少结党祭祀，人数多达数百，有时争强斗气，甚至互相杀伤。公以此为忧，告诉属吏准备毁掉祠庙。属吏说：这是奸猾之徒所依仗轻慢的地方，有人还说毁祠会被贼人诅咒，怎么敢毁掉它？公说：县令难道会害怕盗贼吗？立即毁掉祠庙，境内因此清静。公在泾州时，河州羌族酋长摩正被汉人程白告发谋反，说他想向内地进攻。朝廷命监司选派公前往审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公派属官前往审讯，摩正自己申辩说：主上派我守卫河州，可是程白阻拦诰命，使我的俸禄不能按时发给。我聚集兵力只是准备去抓程白罢了。公审问得知实情，又说：摩正世代是外藩，承担供奉职贡的责任；戍边的人制造事端、编造谣言，刺激使者惊扰，以求功劳赏赐罢了。朝廷于是斩杀程白，把诰命交给摩正，他果然渡过洮水离去。邛州有匿名投书，说戍卒想联合其他郡的士兵作乱，主管军队的人十分震恐，把信拿给公看。公说：这是奸人所为。命令在庭院中烧掉信，士卒也没有发生叛乱。公平日恭谨谦和，好像不善言辞，但遇到事情立即决断，没有人能改变他的意志。他喜爱读书，经史都亲自校勘，用来教导子弟，所以家门中有很多成才的人。娶钱氏，又娶钱氏的妹妹，封某县君；又娶曹氏，封某县君。她们都先于公去世。公有四个儿子：长子保之，次子某早夭，次子偃之，次子仰之，都任太庙斋郎。有三个女儿：长女嫁邠州观察推官吕大临，次女嫁【阙】，幼女嫁【阙】阴县尉刘唐聪。有两个孙子、三个孙女，都还年幼。保之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公葬在某乡某里的高地，请我写墓志铭。我曾经与公同僚，按道义不能推辞。铭道：恭谨循理的陈公，是福德之家中的英才；仕途遇到圣明的时代，官位因才干而升迁。伯父、兄弟【阙】都获得显贵荣耀。长寿终老于乡里，葬回祖先的墓地。留下善良美德以庇佑后人，使家声得以延续。公当可无所遗憾，万世都将安宁。杨承事墓志铭 公姓杨，讳某，字某，世代是滑台人，后来迁居管城。祖父讳某，父亲讳某，都隐居不仕。到了君这一代，喜爱读书，博学贯通，尤其了解当世政事的利弊。有人劝君参加进士考试，君说：圣人说富贵不可强求，我只遵从自己的爱好。雕琢辞章并不是我的爱好。于是隐居自得其乐。君很早失去父亲，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他接待男女老幼、贵贱各色人物，一概以诚信相待，乡里都称赞喜爱他。康定年间，西部边境用兵，执政大臣听闻君的才干，召他来商议。君列举自己的见解回答，却与执政意见不合。君既然不愿让仕进扰乱心意，于是教导几个儿子努力学习。后来他们相继有所成就，有见识的人知道，君的志向虽未能亲自实现，实际上已经体现在他的后代身上。至和三年六月初一，患病卒于家中，享年五十三岁。娶尚氏，死在君后三十年。七个儿子中，某人因方略被召到舍人院考试，授将仕郎，任守郑州助教；他与某、某都先于父亲去世。琪任忠武军节度判官；珙任通直郎，并考中进士。一个女儿，嫁给李裒。孙男六人，孙女四人。君去世二十八年后，因其子入朝做官，追赠承事郎。又过了两年，元丰乙丑某月某日葬于某处。琪等拿着宋城县主簿魏璠所写的行状来请求墓铭，我为他作铭说：把才德收敛于自身，却没能施展；使后代兴盛，谁给予他的呢？善行必有善报，这个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如果不相信，就看看这篇墓铭诗。朝议大夫阎君墓志铭 君讳充国，字厚民，姓阎。他的先祖是幽州人，唐末迁居洛阳。五代祖式任横海军节度判官，有两个儿子：至者侍奉晋，任枢密直学士；利正任商州商洛县令，这就是君的高祖。利正生规，任皇朝忠武军节度推官，死后家居许州，于是成为许州人，这就是君的曾祖。推官生惟吉，官终尚书屯田员外郎，这就是君的祖父。屯田生照，追赠光禄大夫，这就是君的父亲。君于庆历二年考中进士，调任郑州荥阳县尉，遭父丧，服丧期满后，再调河南登封县尉。他能使盗贼因害怕获罪而改恶从善，因荐举调任唐州河阳县令。唐州旧地广阔而耕种者不足，因此百姓多有荒芜田地。州守招募百姓增加赋税，想把田地据为己有，百姓不能占有；于是豪强权贵借机夺取百姓的良田，各县大为扰乱。唯独君依法拒绝，县人赖此得以安定。改任忠武军节度推官，任商州商洛县知县，升著作佐郎，任澶州卫南县知县。巡检张继明暴虐，他所统辖的士卒拿着武器喧闹，准备杀死继明，事情将要成为叛乱。君听说后，命车前往；随从说：他们已经作乱成功了，希望不要前去。

译君说：士卒作乱将会伤害我的百姓。于是立即驱车前往慰问晓谕，士卒悔悟，都哭泣拜谢，君便把首恶押解到州府治罪，其余人请求释放而不追究。仁宗选拔良吏治理各路，使他们宽恤民力。君任京东路官时，转运使正急于求取财利，把租赋收入折算增加到原来的数倍。君向他说明朝廷的意旨，命百姓全都照旧交纳。转运使把圭田作为虚名，每年收入缣帛不下二千匹；君按实际情况核查，削减其八九成。又取消各州差派乡户充任衙前、掌管公用六库的做法，乡户才免于破产。升秘书丞，任凤翔府岐山县知县，改任霸州大城县知县。东南地区临近黄河支流，每年决口，河水流入民田，漫溢成灾，君率百姓修筑张光堤。堤将完工时，大水猛然到来，服役者惊慌溃散，君独自留在堤上说：百姓只管离开，让我一个人死在水里吧。服役者回头看见，便相继回来，竭尽力气争先赶赴，堤终于筑成。先前被水淹没的堤地又成为良田，从此黄河多次决口，也没有超过雄霸堤的防护能力，所以百姓至今称它为阎公堤。君被选任永静军将陵县知县时，大城县百姓哭泣拦路挽留，不让他离开，君只好穿着便服在夜间逃走。安抚使把这件事上报，诏令立即让君回到原来的任所。大城县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迎接君上任，而将陵县百姓像大城县百姓当初那样拦住君不让离去。两县百姓甚至拿着白色木杖争相攀拉挽留，官吏拿朝廷诏命劝告他们，过了好几天才散去。朝廷听说后，特意召君任三司盐铁判官。治平年间因普遍恩典升任太常博士，转任尚书屯田员外郎。神宗即位，升都官员外郎。君请求为奉养亲属而出任外官，任德州知州。当时发生地震，后来黄河沿岸州县大规模兴修堤防徭役，河水流到德州时尤其高涨凶猛，看城池如同深沟，居民都惴惴不安。君说：年成饥荒，柴薪粮食又接济不上，百姓难道要都变成鱼吗？于是拿出常平仓粮食招募役夫，又请求发给僧道度牒来招募人运送柴薪，但柴薪不能及时运到。君请求改为用现钱购买柴薪，不等回复便执行，百姓认为便利。大堤很快筑成，又筑小堤保护临水田地，从德州到沧州共保护田地数万顷。当初把购薪改为给现钱时，同僚属吏害怕获罪，请求等候回复。君说：只要不把你们的名字连署在文书上，罪责不会牵连你们。后来论定河防功劳，君把同僚属吏的功劳全部上报，唯独没有列自己，改任职方员外郎，知耀州。升屯田郎中。耀州百姓喜欢做盗贼，常常聚集抢掠，也有很多善良百姓被胁迫而从盗。君查明实情，分别上报，救活了很多人。因此案件诉讼清简，百姓感念君，许多人绘制他的画像祭祀。任江州知州，转都官郎中。遭母丧，服丧期满后，官制施行，改授朝散大夫，任博州知州。升朝请大夫。河朔把百姓编为兵，唯独君推行有法，考核成绩最优，留任两届。今上即位，升朝议大夫。元丰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无病卒于博州官舍，享年六十七岁。君内外一片至诚，不作矜【阙】；行善胜过嗜好欲望，却喜欢自行收敛，不愿让人知道。遇到事情【阙】，面对势利则对自己刻薄而宽厚待人，乐于平易相处、善于容忍，即使受到冒犯也不计较。在【阙】州，有属官写信向监司诬陷君，监司查明君没有别的过失，把那封信给君看，君放在一旁不追问，从未在言辞和脸色上显露出来。等到罢离【阙】州，才把信给那个人看，并且告诫他说：以后千万不要再这样做。属官惭愧而心服。君天生善于处理政务，所到之处不用严厉手段而能治理好，有古代循吏的风范。历任四州知州，正赶上朝廷更改法令，部使者往来各郡县，属吏都务求苛刻急迫以免获罪，而君所【阙】必定使事情办成、百姓不受扰害。君喜爱读书、见闻广博，平日谦退少言，似乎不善言辞；偶尔有所发表意见，便挺身直进，从不顾惜自身。仁宗年事已高，圣嗣尚未确立。嘉祐年间君刚入朝为官，便上书请求早日选择宗室、确立太子，以系结人心。治平末年，西方出现异星，郎官孙琪因进言获贬，君立即上疏说：惩罚进言者并不是用来答复上天谴责的办法。君孝顺友爱，纯厚至极，侍奉母夫人十分谨慎；年过白发，仍在母亲膝下承欢顺意，像婴儿依恋母亲一样。后来母夫人去世，君守墓哭泣三年才回家。起初任盐铁判官时，因恩典可以荫补一名子弟，君上奏请求先荫补弟弟，朝廷以法不许；又愿意缴纳一名官员的费用，也被答复不许。后来再次获得荫补子弟的恩典，终于先为弟弟授官。君轻视钱财而乐于施舍，所得俸禄均分给亲族故旧，随得随尽，不留余财。嫁出族中几位孤女。去世时，家中没有留下财产，只用洗过的旧衣服装殓。元祐元年某月某日，葬于许州某县某乡某原祖坟旁。母夫人李氏，是工部尚书昌运的孙女，世父昌龄曾任太宗朝知政事，因君的官爵追封为仙源县太君。君三位妻子都出身名门：黄氏，封仙源县君，是直史馆宗旦的女儿；王氏，封五台县君；李氏，是我已故父亲文正公的外甥女，封仁寿县君，是舅父司农少卿禹卿的女儿。有九个儿子：越泳、澈、淳、演、沆、沃、汶、湙、泳。越州观察判官澈，考中进士；淳考中进士，任秦州清水县主簿，监理岷州茶场；湙任郊社斋郎，其余儿子都先于父亲去世。有两个女儿：长女嫁峡州军事判官杜会，次女早亡。有八个孙子、九个孙女：长孙女嫁熙州狄道县主簿钱愬，其余都还年幼。当初，光禄与先文正公、郑文肃公、孔宁极先生确实是儿女亲家。郑公一时显贵，宁极以高尚节操闻名天下，光禄也因经学品行著名于乡里，世人称说李氏家族有许多贤能女婿。君与某是姨表兄弟，从小一同游处，长大后一直友爱相亲。如今我老了，而君却去世了；将要下葬，嗣子把撰写墓铭的事托付给我，按道义不能推辞。铭道：没有欲望却想实行义，舍弃寻常而接近名节，这就是君所存的志向。发言必定出于至诚，由孝顺推及忠诚，声名显扬于朝廷。敬爱兄弟，并推及朋友。慈爱百姓，如同保护幼鸟。功业崇高而成就显著，谦逊自守而不自夸。谁能与君同心，而不能成为公卿？施展才能只到一个州，安守本位而行其职。嵩山脚下，潩水清明。为君卜定幽冥宅第，愿万世安宁。中散大夫王公墓志铭

译宋朝有一位纯厚孝顺的君子，中散大夫王公不疑，于元祐二年三月丙子日卒于西都某里的住宅正寝，享年七十七岁。他的孤子平将于某月某日把公葬在河南府河南县洛苑乡魏封原祖坟旁，前来请求我为墓志铭。我家世代也葬在河南，因此很早就认识公，对公的了解也很深。又曾任留司官，和公从容宴饮闲谈，更加与公交游，看到公高尚的品行和清正的节操，应该可以与古人相比，实在想依次论述公的事迹来宽慰自己，因此不再推辞。公讳慎言，不疑是他的字。他大概是汉代高士王霸之后、东皋子王绩的后裔，起初居住在汾州、晋州一带。祖父文康公侍奉仁宗，任枢密使、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开始把亲属葬在河南，于是成为河南人。文康公生司农少卿，退休后追赠特进，讳益恭，是公的父亲。公幼年就笃行孝道，把侍奉双亲视为最重要的事，把承接父母欢颜视为最大的快乐，所以在家庭中勤勉不懈，直到老年也没有改变。对万钟厚禄看得毫不在意。公没有不读的学问，尤其深通历史。幼年就能写诗，以《风》《骚》自任。文康公特别器重他，于是补任将作监主簿。仁宗即位，改任太常寺奉礼郎；恭谢礼成后改任大理评事。文康公去世，改任光禄寺丞，监理西京商税院。改大理寺丞，三司举荐他监理在京顺成仓；特进退休后居住在洛阳。公不愿离开父亲身边，于是陈述请求，调任河南府巩县知县；又请求监理西京洛河竹木务，改任太子右赞善大夫；任并州阳曲县知县而没有赴任。勾当西京磨勘修内司及里外场务，兼判勾院，改任殿中丞，赐五品服。改国子博士，再次任阳曲县知县，又因恩典任河南县知县。明堂普遍恩典改任虞部员外郎，又改驾部员外郎，勾当西京磨勘修内司，改虞部郎中；三司举荐他勾当西京排岸司，没有赴任，又任河南县知县，改比部郎中。英宗即位，改驾部郎中，赐三品服。遭特进父丧，服丧期满后【阙】嵩山崇福宫，加上柱国，改任司农少卿。任期届满，留守和监司列举公的孝行，诏令准许他再任。公因为母亲年老，不能一天离开她，极力请求任乡郡官以便奉养；即使是百里小官、管理仓库的繁琐职务，只要得到便欣然接受，不知道有什么贵贱之分。名公大臣交相推荐，使他得到外郡官职，他总是辞谢退避。一生更换九任官职，其中七任在洛阳，每天与子孙侍奉在母亲身边，从容嬉戏，以使母亲心情顺适。特进去世后，太夫人的年纪也已很高，公就在寝室旁设置小榻，昼夜守候她起居的时节，整整九年没有一夜改变。太夫人去世，公奉养守丧超过礼制，几乎承受不住悲哀，三年吃素、诵读佛经。有见识的人怜惜他的志向。服丧期满后，年纪已经超过六十，他慨然说：我从前勉强出仕，是因为有母亲；如今母亲年老，我的俸禄也无法再供养她，为什么还甘心这样不离去呢？于是上表请求退休，朝廷准许了。当初特进在文康公丧期满后，刚五十岁就辞官居家，一时人们都仰慕他的高风亮节。到这时，公又继承先父的志向，近世士大夫中很少有人能做到。官制施行，改授朝议大夫；今上即位，改授中散大夫，封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太师潞国文公镇守洛阳时，与故相韩国文忠富公、温国文正司马公以及乡里十二位年高德劭的旧交结为耆英会，公确实参与其中。公天性和乐平易，志向清正高远，善于与人交往，相处越久越彼此敬爱；喜怒从不显露在脸上，即使面对家人也从不露出懒怠的神情。公的供养生活节省简约，居处俭朴简陋，享用如同寒士；世人追逐的繁华盛丽、音乐声色和玩好之物，他没有丝毫喜爱。唯独独自打扫一室，珍爱的只有祖先传下的琴和书。藏书达万卷，偶尔翻阅古今书籍，探究义理，命子孙陪坐，亲自为他们讲授；遇到兴致舒适时便取琴弹奏雅声，悠然自得。皇帝赏赐有余，便分给贫乏的宗族；获得恩典时可以荫补先兄弟的遗子，却不荫补孙子。洛阳士人无论贤能或不肖，只要推举孝敬有德之人，必定以公为首；下至乡里也没有一句异议。晚年通达事理，偶尔与道人交游，放怀于尘世之外，常常流连忘返。自从卧病到临近临终，精神安宁沉静，没有人看出他病势的深浅。平日处理政务，主张扶助善良、抑制强暴，条文教令宽缓明白，离任后越发令人思念。河南百姓很多认识公的风采，遇到他一定再拜，有的彼此说：这是慈父啊。人们在道路旁徘徊瞻仰，不忍离去。公在汉州时，朝廷命令修完州城，公督理工程，超过期限才完工，监司上报他的功劳，诏书加以奖谕。他又曾因转对上奏，论说乡户充任衙前多因徭役沉重而破产，理应优待抚恤；又可以招募人充任轻役，以宽免良农，后来朝廷很大程度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世上了解公的人，都惋惜公有深远的见识和长远的事业，却老于散职闲秩；然而公独能完成侍奉亲人的志愿，保持清白直到终老，自己成就了曾参、柳下惠那样的美德，那么他所得的难道还少吗？夫人张氏，是光禄少卿师锡的女儿，追封南阳郡君。有一个儿子羣，任泽州晋城县主簿，先于公五天卒于商州。上雒令女四人，分别嫁给朝奉郎马孝孙、襄州宜城县知县李珙、大理评事赵君弼、陈州司户参军宋子房。孙子四人，规早年去世；恂、悟、承等。孙女二人，曾孙一人。铭道：孝是德行的根本，公天生笃厚于孝道，是通达德行的源头；教化施及乡里，世代成为有德之家，子孙繁盛。嵩山巍峨，洛水缓缓流淌，公的名声永远存在。《范忠宣集》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范忠宣集》卷十五，宋代范纯仁撰写的墓志铭 司空康国韩公墓志铭 公讳绛，字子华，祖先是真定人。曾祖任某官，祖父任某官，父亲某因忠义在仁宗朝显达，官至参知政事，谥忠宪【阙】；在颍昌府长社县生下公，如今公便是长社人。公因父亲恩荫补任太庙斋郎，屡次升任大理评事。公年轻时喜爱学习，长大后更加刻苦，钻研文章，在当时获得声名。庆历二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三，授太子中允，任陈州通判。遭忠宪公丧，服丧期满后，召到学士院考试，授太常丞，任直集贤院、同知太常礼院。太庙有祭祀时，百官应进入太庙学习仪礼，公说：学习仪礼有赞唱升降等烦琐程序，而神主还在这里，这样不敬，应当迁到别处。诏令就在尚书省举行，并著为法令。升开封府推官，赐绯衣银鱼。男子泠清自称皇子，说他的母亲曾受宠于掖庭，怀孕后出宫生下泠清；京城人聚集围观，场面汹涌，属吏逮捕他又不敢急迫，整个开封府惊疑不定，没有人知道如何裁决。泠清只被发配到附近郡县，公上疏援引方遂诈称戻太子的旧事，论奏十分恳切。天子派中使单独来询问公，最终追捕泠清，依法处死。升任三司户部判官。江南发生饥荒，诏令公前往体察情况、安抚百姓。公论说衙前差役最为痛苦，一旦承担这种差役，有人会倾尽家产、家破人亡，百姓甚至嫁掉母亲、分家居住，只为分摊丁役、减少等级。公制定五等衙前法，上奏后施行。发运司每年输送信州盐三十万，漕运不能按时到达，水道干涸时便寄放在邻近郡县，而州里派上户用车运取；信州上户共有一千三百家，因盐务破产的已有八百家。公于是上奏催促发运司按时输盐，终于杜绝了这种祸害。江南每年以低价购买缯帛、纸张、竹箭及其他各种物品，百姓深以为苦。公便命令提高价格，并仍按户口多少分摊。兼并之家私自占有陂池溪湖、垄断其利益，公便把水利平均分给附近百姓，使大家共同使用。信州官庄有四百顷土地，让四十名衙前借用官牛耕种，牛死后仍要交纳课税，百姓甚至因此破产。公减免其课税，召募愿意耕种的百姓把田地给他们。宣州太守廖询违法，害怕百姓诉说他的罪恶，便把公安置在戒备森严的馆舍。公察觉后，命车直接进入驿舍，诉讼的百姓果然堵满门口；于是逮捕廖询治罪，依法惩处。他所推行、兴办、设置的措施很多，百姓都认为便利。出使回来后，授右正言。当时仁宗年事已高，国嗣尚未确立，公多次上疏论说此事，退朝后却把奏稿烧掉。诏令授内都知王守忠判理内侍省事务，公上言说内都知判省是本朝从未设置过的官职，最终罢除此任。道士赵清贶犯罪，事情牵连宰相，公上奏请求彻底审查，于是宰相和知开封府者都因牵连而获罪贬谪。不久，两人都升迁，公再次争辩，奏章屡次上呈而没有答复，便居家待罪。仁宗到南郊祭祀，经过公的住宅，派使者慰问，授礼部员外郎，赐三品服；纠察在京刑狱，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同修《起居注》，召试后任知制诰。选人刘抃改任大理寺丞，公说：刘抃凭借术数在公卿间游走，改官并不合士人之道，希望把他补为天文官。朝廷听从了。内侍押班武继隆升官，公封还诰词，趁机揭发他的罪恶，武继隆于是出任郓州钤辖。按旧例，郊祀时天子亲自阅看警场，公上奏说：斋戒时应专心致志于祭祀，亲临观看鼓吹并不合礼。皇帝听从了，后来著为定式。公建议每隔一年取士，各郡发解后参加省试，严格保任制度，减少高科恩例，这些事都施行了。有人为了个人请求而谋求外官，公升任吏部员外郎、知河阳。公说：为个人谋求便利不应升官，坚决辞让不接受。召回任判吏部流内铨。商湖决口，李仲昌等开凿六道堤河，工程没有成功，黄河水患更加严重，于是授公河北安抚使。当时执政大臣中有人赞成李仲昌的主张，事情失败后，众人都不敢说话。公到任后查清全部情况，请求交付狱官弹劾治罪，于是李仲昌等都依法获罪。出使回来后，皇帝想让公处理河北事务，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因避亲属关系，改任瀛州知州。欧阳文忠公与公同列，向朝廷说：韩某应当留在朝廷，瀛州不是他应任的地方。于是留下公任知谏院。公辞谢说：先前因为进言不被采纳而罢去谏官，如今不敢接受。改任知审官院。仁宗因上元节想驾幸奉先寺，宣祖神御和温成后的园苑都在奉先寺，有人说皇帝想临幸温成后的园苑，公上疏极力劝谏。第二天将要出发，皇帝派人告诉公说：只是想酌酒祭献神御，并不是去温成园。临时任同知贡举，召入授翰林学士兼群牧使。仁宗曾派使者到茅山祭祀求子，公应当起草祝词，于是上疏论述求嗣的办法，认为祈祷祝告没有益处，希望释放掖庭中无用的宫人，并限制内臣收养义子，以重视断绝他人后代的弊端。当天便放出数百名宫人，诏令有关部门申明并严格执行内臣养子之法。朝廷开始商议茶叶通商，诏令公与包孝肃公、陈秀公、唐质肃公共同制定法令。县官每年的收入没有明显减少，百姓也不再犯法。又诏令公裁减冗余差役以宽免民力，公上奏请求选十多名朝臣巡行天下，他所到之处制定的办法，当时都认为便利。嘉祐四年殿试进士，仁宗事先让公进呈三道题目。公上奏说：臣的兄长之子在考试中，因避嫌不敢进呈；皇帝坚决命令他进呈。考试结束后，果然从中选用了他的题目。公受到君主信任到了这种程度。升任吏部员外郎，不久升右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当时有近臣出任藩镇而不守法，并且已经获罪，侍臣交相上奏，希望稍加宽免。公说：两制官员有罪，两制官员就相互营救，那么天下的法令就常常屈服于权贵了。于是连同那名近臣一起弹劾。当时大臣荐举人才，很多不符合公论，公罢免其中尤其无状的十人，内外官员都严肃畏惧。掖庭刘氏大肆接受请托、营私作奸，公秘密上奏揭发。仁宗说：不是你说，我无从知道，应当审查验证。不几天，中书省召公说：奉诏告诉你，刘氏以及其他不谨慎的人都已经被逐出了。公又请求采用唐代制度来整顿官名，以九品区分确定章服；各部门的日常事务不涉及二府的，由各部门自行处理，并仿效《六典》来制定官府法令。

译因近臣提出异议，最终没有实行。马军副帅张茂实的母亲曾乳养悼献太子，茂实幼年时曾随母亲入宫；先前因避嫌被补为外官，这时又让茂实掌管军队，公上奏论罪。执政大臣以及列举公前后所陈述而不被听从的事情很多，公于是居家请罪，移文閤门，说自己的言论没有被采纳，不敢再自称中丞。谏官乘机诋毁公，说他恶意中伤，宰相擅自取消他的官号，罢免他而任知蔡州。不几个月，授翰林侍读学士、知庆州。适逢羌族占据堡寨，劫掠镇城，杀害官吏士卒，公说：如果不诛讨他们，就无法整肃各部。于是出兵讨伐。朝廷听说出兵，怀疑而询问情况，诏问传到时贼寇已经平定，诏书奖谕公，加端明殿学士，任知成都府。英宗即位，升给事中，又升礼部侍郎。当初忠宪公镇守蜀地有美政，蜀人听说公将来十分欣喜。公竭力兴利除害，百姓大为喜悦。张乖崖镇蜀时，仲春由官府粜卖粮食，仲秋粜卖食盐来救济贫民，官府发给凭券。时间久了，凭券转到豪强手中，公一律削除旧籍，给贫民发新券，规定三年更换一次，富人于是不能私自占有其利益。蜀地与夷族相接，边民在边境砍伐树木，屡次引发争端，又毁坏边塞；公下令禁止砍伐，并派兵守卫蚕崖门，使蕃部往来者转而到威州、茂州交易。百姓患病，官府替他们供给医药；又建立僧寺，安葬戍边士卒和贫民中死去的人。公所兴办的各项事业，如今都还在施行。从前宦官奉使到蜀地，州中酒场的吏员替他们经营货物交易，借机附加取利来讨好，公上奏请求禁止。英宗听说后很高兴，让内侍省著为法令。不久以群牧使身份召回，途中升尚书户部侍郎，代理知开封府；十天后授代理三司使。公请求把川陕四路职田的谷物输送到常平仓，并根据各地事务和路程远近的差次给付价格，这样可以平抑物价、培养廉耻。皇帝叹道：众人正一味姑息，你难道能独自不合时宜吗？诏令采行他的意见。内廷各司有属吏求取恩泽，诏令已经答应了，公坚持认为不可。皇帝说：朕起初没有详细了解，应当替你更改。但那些侥幸求取恩泽的人并不停止，公论坚持得更加坚决。公又对皇帝说：即使因此有流言，也可以彻底查究治罪。皇帝慰劳他说：法度日益败坏，正要依靠你尽心维护，朕明白这一点，不要忧虑。公建议：宫中所用财物，都应凭合同和凭由领取；近来连赏赐也使用合同，所以每年常常达到数十百万。外面的人只知道用物越来越多，却不知道其中有固定的典章。请把那些有先例可循的事，全部交给有关部门办理。”皇上听从了他的话，三司这才开始能够制定防备计策。不久，授任枢密副使。神宗曾询问天下还有哪些未被利用的利益，唯独范公请求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力。于是上奏说：“差役制度的弊端，对农业的危害、对百姓财产的损害，实在太多了。希望下诏内外官员极力陈述利害，重新制定它的法令。”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下诏让学士起草诏书，询问利害，但学士所陈述的不能完全符合皇上的意思。皇上亲自起草诏书给范公看，让他增删修改后进呈。旧制规定，升朝武臣都由枢密院选拔、注授，因而给奸吏留下了可乘之隙。范公请求设置审官西院，按照文臣的办法办理；又请求减少兵额、合并军营，以节省军费。主管制置三司条例司，授任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空缺时，神宗问范公：“谁可以补任？”范公说：“没有超过司马光的。”皇上立即任用司马光。因为夏人侵扰边境，庆州战败，皇帝长叹不已。右府有人请求出兵，皇上不准。范公请求出兵，于是授任他为陕西安抚使。范公推荐当时的左仆射吕公大防为判官，推荐当时的资政殿学士李清臣掌管机密。下诏允许范公自行任用属吏、补授将校，并把空名诰敕交给他。当时吕公以直舍人院的身份任判官，范公便立即起草制书授官。范公上奏攻守策略，皇上亲手写诏书退还给他说：“这是良策。但是西路全部委托给卿，何必再议于朝廷？”范公增筑娄等城，使河东、陕西形成犄角之势，后来又兼任河东安抚使。不久，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学士。范公多次辞让，皇上都不准许。他对于攻讨、防守已经制定了成功的策略，但庆州士卒却有叛逃者，言事官便借机指责宣抚司，说屡次出兵、使士卒劳苦导致怨恨，于是罢去宰相职务，改任邓州知州。当时庆州士卒才两次出塞，怨恨是由其他事情引起的，但范公以身承担罪责，从未为自己辩明。皇上告诉起草制书的官员说：“可以说这是他自己请求的。”范公西行时，皇帝赏赐的金帛数目无法计算，范公全部分给将佐，没有一丝一毫留给自己。后来范公派遣的将校往往立有战功，取得了不少要害之地，增筑城池，加强守备，议论此事的人都为罢免范公感到惋惜。明堂礼成，升任观文殿学士。这时范公六十岁，自己说先臣某曾从容告诉他马少游的话：“替父母守护坟墓，使乡里称为善人，也就足够了。”我曾私下在先墓前发誓，约定六十岁时守护坟墓，上奏章十次请求归还田里，如同当初的誓言。皇上派中使告诉他说：“先臣若有知，看到卿竭力为国效劳，一定会感到满意。” 范公仍不停止请求，于是授任许州知州。皇上又谕告说：“这就可以守护坟墓了。”范公不敢再辞。第二年，升任大学士，任大名府知府。入朝觐见时，皇上说：“西部边境的安宁，是卿的功劳。”当时朝廷正在变更政事，命令一下便要求早晚办成，官吏奉行不及。范公替皇上进言，希望放宽期限、简化节制，使烦扰自然减少。皇上赞许并采纳了。第二年，又以本官身份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当时范公继王荆公之后，请求在中书设置机构，考核计算用度，以节制国家财用，并推荐司马文正公。他多次与同列争论，意见却没有全部被采用，于是叹息说：“我知道自己对时局已经没有什么补益了。”在这一年中，他三次请求离职。三司使又查究市易官员的事情，认为他们办事无状，而且创立让商人出钱以免服行役的法令，百姓认为不便。诏令孙永审定此事。执政中有人支持市易，想要治孙永的罪。范公极力论辩，最终只责罚市易官员，减轻了孙永的罪责。选人郑侠因上书讥讽诋毁而被下狱，参知政事冯公京过去曾经救济郑侠，同列便指责他结党，认为他将获不可预测的罪责。范公说：“明天冯京被贬，我也会接着离职。”于是竭力替冯京辩解，意见没有被采纳，便请求罢去政事职务。

译皇上虽然没有答应，但冯京因此受到的责罚稍稍宽减了。同列想要任用某人，范公坚决争辩。在皇上面前没有能够获准，范公说：“请允许我从此辞职离去。”于是拜谢退出。皇上说：“这不过是小事罢了。”范公说：“小事尚且不能伸张，何况大事呢？”不久，皇上派使者告诉范公：“已经罢免此事了。”范公于是就职。几个月后，又因疾病辞职。授任观文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任许州知州。调任太原府知府。不久，授任建雄军节度使，任定州知州。因年满七十岁，上疏请求退休，皇上不准。又任颍昌府知府。经过宫阙时竭力辞让，于是以节度使兼领西太一宫使，交还节度使旌节。皇上说：“使相兼领宫使，有近来的先例。”范公仍然坚辞，于是授任金紫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而宫使交还旌节，从范公开始。陪祀南郊，升任建雄军节度使，任河南府知府。夏天大雨，伊水、洛水暴涨，冲过城郭，百姓被淹死的有十分之五六。当时范公正因病告假，于是勉强带病出任，率领属下救援防护，全部完成，救活的人很多。物价飞涨，许多人没有饭吃，范公大开仓廪赈济，禁止盗贼，收葬淹死的人。他的处置安排有条理，人们依靠这些得以安定。范公上奏请求环绕城池修筑堤坝，以防后患。堤坝建成才几个月，洪水再次到来，依靠堤坝而免于灾害。保甲养马，起初规定十五年养足数量，但提举官为了邀功，把期限定为两年。命令逼迫得很急，百姓只得以高价买马，却仍然没有所得，人人无法生活，而又不敢说话。范公分条上奏，请求依照原先的命令办理。裕陵工程兴建时，过去昭陵、厚陵的官吏营办工程，常常工作到半夜；这次选拔有才干的人，分别主持各项事务，办理公务如同平日一样。有人妄传陵下缺水，很多人会因口渴而死，诏令增加运水器具，数量达数万。范公报告说水并不缺乏，百姓因此免受扰动，谣言也随即停止。他又把所要购买的物品按先后缓急列出，张榜公布，百姓得以预先储备，物价没有飞涨。洛阳人说，裕陵建成而百姓并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是范公的功劳。今上即位，恩典改授镇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进封康国公。不久加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入宫觐见时，皇上当面告诉他，河北水灾之后，若非德高望重的老臣便不能安抚安置百姓，派使者到府第赐告。范公因为天子刚刚即位、母后共同处理政务，不敢再次推辞，于是赴任。他曾询问役法的利弊，范公详细说：“近年臣下说衙前一役，应当让人出钱招募；至于其他役法，既使用钱很多，又再征取赢余，称作‘宽剩’，这是不对的。” 当时小吴一带黄河决口尚未复治，议论者想开凿分流河道，沿大名府旁边注入旧河道，魏地百姓十分恐惧。范公五次上疏，只请求恢复澶渊旧河道，于是朝廷停止了河工。范公再次请求告老，十次上章，授任集禧观使，但没有就任。授任司空、检校太尉，退休。范公虽然退居，朝廷有大事便立即上书尽情陈述，皇帝恩遇礼待优厚，慰问、赏赐的使者接连不断。不久请求归还许州，皇上下令有关部门准备船只，派内侍询问出发计划，又下诏召他入朝辞行、登殿应对，给他一个儿子扶持，命宰臣在都亭驿设宴。当时大雪大雨，有人冻死，范公说：“现在不是臣下宴乐的时候。”于是获准停止宴会。临行时，范公上书陈述治国大纲，以宽减刑罚、崇尚仁厚为根本，其中所陈述的多是当世要务。尚未出发便得病，皇上每天派内侍监和国医诊治。元祐二年三月二日，范公在府第去世，享年七十七岁。三殿派尚书前来致祭，第二天赐龙脑、水银为其入殓。两宫亲临致祭，悲痛哀恸，赏赐超过常例。天子在苑中穿丧服，停止视朝两天，策书追赠太傅，派使者在灵柩前赐告；勋位累至上柱国，食邑达到若干，户食实封达到若干。范公仪表端庄严肃，望见他的容貌，便知道他是大人长者；但他仁爱和乐，接近他便更加亲切。他在家中兄弟亲族和睦相处，内外亲族没有一句离间的话。尚未显达时，已经为十多名出嫁、娶亲的亲戚和孤独者办理婚嫁。显贵以后，所得俸禄全部分给宗族故旧，家中常常没有余财。他在朝廷上端正刚毅，承担重任而具备大臣的气度，遇到事情果断敢作，面对义理勇于奋发，不为日后考虑退路。他乐于行善、嫉恶如仇，出于天性，所以他的奏论虽然有时实行、有时不实行，但读到的人都知道他的本心出于忠义，是感于激愤而这样做的。当时的贤士豪杰多出自他的门下，后来往往做到宰相或列为侍从。他未显达时便指出他贤能的人，至今还有很多。即使年高居家，仍然整天与贤士大夫宴饮游乐而不厌倦。忠宪公有八个儿子，其中三人做到丞相、执政。范公既已位居将相，他的二弟曾任门下侍郎，现在任汝州知州；四弟曾任尚书右仆射，现在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任永兴军知军。高寿康宁，分镇藩辅，近世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他所镇守的地方，离任后百姓为他立祠的有六郡；定武、大名听说范公去世，都在市中请僧人诵经并哭祭。有文集若干卷。娶范氏，是鲁公质的曾孙女。她在范公之前二十一年去世，追封韩国夫人。儿子若干人，任某官；女婿若干人，任某官；孙子若干人，任某官。宗师奉着范公的灵柩归还颍昌，诏令在都门外致祭，赐给一品卤簿。某月某日，诏令把范公葬在颍昌府某县某乡某原，谥号为某某。我是范公的宾客。范公了解我，已经到了极深的程度；连我自己不了解的地方，范公都能了解。那么，我不知道自己为范公记述他的事迹，能否达到范公了解我的程度吗？即便如此，按照义理也不能推辞。因此恭敬地作铭说：韩望啊，许昌确实如此；自陈国以来，忠宪公盛美而合乎时宜，有显赫的德行。康公继承前代，终于兴起，不偏不倚，不趋不附，在光明盛世奋发而出。使我的心志专一而严肃，前方无论险阻平坦，正道有尚未被采纳的地方，便以自身继承实行。依此而行，取信于天子，结交于士大夫；德行专一而无二心，于是辅佐神考，主持整饬百官，端正神色立于朝廷，进献异议而不苟同。辅弼之臣遭受谗言，中外都惊惧不安。范公说：‘我在这里，他就会被贬；我离开这里，凭这个他便能得到正直的评价。’善人因此安定，有时却要进用不肖之人，范公在皇帝面前争辩；意见没有及时被采纳，便拜谢而退职。皇帝说：‘好啊！’范公于是起身处理政务。国家有君子，以正直之名处在外任，当时没有人敢于进言。范公把他推荐给皇帝，一时之间我虽受到非难，国家最终依靠这件事取得调和。不是逢迎顺从，也不是因为愤懑而怀藏私情；他的内心没有个人的喜怒。堂堂巍巍，范公身着公服、戎服和旌旗，却没有完成我的谋划，这是上天自有命令。既长寿又康宁，接受策书归还府第，像山一样厚重，像深渊一样沉静。使国家体制得到尊重，德行超过所受的封赏；世人吝惜他的福分，认为他自身还蕴藏着未尽的福德，士人都希望看到他的最高成就。唉！凶讯传到两宫，两宫震惊悲恻，厚加赙赠，备尽哀荣之礼。颍川原野光明显赫，地势高爽而泽气滋生；他的神灵既已归没，便安居于这片宅地。刻铭于石，告知幽冥，也安慰他的孙子和后代。功绩显明而卓著，国家自然有史官记载。

译朝奉大夫、华州知州苏君墓志铭 苏君名澄，字道渊，是河南人。曾祖苏易简，侍奉太宗皇帝，任礼部侍郎、参知政事，追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他的先世爵位、居里和族望，都见于国史。祖父苏耆，任工部郎中、直集贤院，追赠礼部侍郎。父亲苏舜宾，任大理评事，追赠光禄卿侍郎。苏舜宾生有三个儿子：舜元、舜钦以及光禄，三人都因文章才能和擅长草书、隶书而闻名于当世，光禄不幸早亡。母亲韩夫人，是参知政事忠宪公的女儿，也是如今丞相、观文殿学士南阳公的姐姐。她生下苏君后便守寡，看见他的神情意趣清爽奇异，说：‘这个孩子，我可以把一生托付给他了。’于是自己发誓不再嫁人，教养苏君十分勤谨周到，完全尽到抚养母亲的责任。苏君还未成年时，因外祖父参知政事忠宪公的恩荫补任秘书省校书郎。参知政事康靖李公与忠宪公有管仲、鲍叔牙那样的交情，在韩氏家见到苏君，认为他非同寻常，便把自己的女儿邯郸公的女儿嫁给他，后来封为仁寿县君。苏君成年后，奏请任蔡州观察推官，调任曹州，两州都在钱脩懿公幕下。苏君当时虽然年轻，但凡是参与裁决政务，人们都乐于接受他的公平；打官司的人大多希望由苏君裁决。因此钱脩懿公多次向朝廷举荐他。调任信阳军罗山县令，采集历代县令的善政，编成一册，题名《令长故事》，作为常法施行。因被荐举而升任大理寺丞，出任绛州太平县知县。调任河南府寿安县时，所制定的教令简明而合乎事理，后来任职的县令很少有能增删改动它的。起初修建永昭陵时，陵墓附近各县都要承担劳役，部使认为县令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于是发文檄令君暂代偃师县令。百姓免受驱迫，事务也没有耽误平日的考核，成绩在各县中最优。使者们交相推荐他，因劳绩加授骑都尉，授任太子中舍，升为殿中丞。任期届满后，出任同州澄城县知县，改任国子博士。离任以后百姓仍思念他，因为县名与君同名，至今还多称它为“比县”。通判兴元府，升任虞部员外郎；又调任原州通判，但尚未赴任。丞相吴正献公任三司使时，推荐君主管京南排岸司。适逢朝廷将要改行司农、常平以及力役之法，议定想从西都开始推行，君被选为河南府通判，负责办理此事。升任比部，事情办成后被召回朝廷，授任提举司勾当公事；改任三司勾当公事。不久擢升为度支判官。出任绛州知州，获赐入朝应对，皇上亲自加以慰问晓谕。改任真州知州，升任驾部。适逢灾荒，百姓因疲弱、流离失所而遍布境内，君开仓赈济借贷，有时还供给稀粥，得以存活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朝廷擢升他为江东提点刑狱公事，兼管常平、农田水利、差役和盐务。有关部门征用长江上的官私船只，船民苦于风涛而翻覆沉没，却没有人知道如何避免。君上奏请求沿江开凿数十条小河，以缓解这一祸患，人人都因此受益。回朝后出任单州知州，适逢官制更改，改授朝请郎；又请求出任华州知州，升为朝奉大夫。当时朝廷兴兵向西征讨，华州处在各路交通要冲，征调运输和供给的名目、数量极其繁多，期限又催逼得十分急迫。君采取措施应对接待，一切都处理得当，因此在事情发生之前，边境所需的物资便已全部聚集。然而君也因积劳成疾，终于在元丰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任上去世，享年五十二岁。华州百姓为他停市哀悼。讣告传到京城，君的叔舅、现任枢密的韩公在上奏事情时谈及君的才干，说他不幸早逝而老母还在堂上，皇上为此叹息哀悼。君侍奉韩夫人，孝顺恭谨十分深厚；除办理公事、接待宾客之外，从未离开她身边，顺承她的容色、奉养她的心意，各方面都尽到了方法和心力，因此母子之间和乐融洽。有时太夫人的语气稍有不同，他便不敢安寝进食，直到她恢复平常才安心。晚年喜好禅学，深深领悟理性，即使家人也看不出他喜怒的神色；临终时精神意志仍不紊乱。君为人温厚少言，对朋友竭尽诚意，交往越久越加恭敬；待人接物有规矩仪态，见到他的人都叹服而喜爱他。他家世代的姻亲中，虽然有许多身居公相、显贵兴盛之人，但他任官升迁从未借助他们作为进身资本，全都凭自己的才干被选用。他所到之处，都把学校作为教养士人的风化根本。有文集三卷，奏议二卷。儿子三人：长子名之纯，任婺州观察推官；次子名之才，任孟州司法参军；次子名之武，早年去世。女儿二人，尚未出嫁。孙子一人，孙女三人，都还年幼。他的孤子在某年某月某日，将君安葬在河南府河南县太尉乡尹樊村万安山的原野上。因为我同君是远亲，对君在家庭中的品行了解得比较详细，所以他的孤子来请我为墓写铭文。铭文说：啊，令人赞叹！道渊是公侯的后裔，年少时便学有所成，仿佛出于天性，因此学业和事业都有进步；并不是依靠世代的资望，而是凭自己的才干取得成就。立身处世简约自持，存心待人宽厚。历任五县、三州，考核成绩优良，政绩卓著。官位不能与才能相称，劳苦奔波反而损折了寿命。勤勤恳恳地尽孝尽诚，却未能把奉养之事完成。命运实在难以信赖，但他的声名却将永垂不朽。把这些文辞刻在幽深的墓室中，以告知后世永久流传。尹判官墓志铭 君姓尹，名构，字嗣复，是师鲁的第三个儿子。师鲁名洙，师鲁是他的字。他凭道德和文章声名卓著，天下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都称他为师鲁。自祖父以上的官职和名讳，韩魏公撰写的师鲁墓表中已经把宗族世系记载得很详细了。庆历七年，先父文正公任南阳知州时，我随行侍奉，师鲁从郧乡乘舆带病而来，把身后之事托付给先父。我得以到卧室中探视他的病情，看见一个扶着床的婴儿，当时才两三岁，眉宇秀美清朗。师鲁指着他对我说：“这是我的儿子。”我从这时开始认识君，喜爱他神采俊异非同寻常，又想到师鲁平日积善，便认为他的前途远大，无法估量。十二年后，我才在许昌见到君，那时他十五岁，举止谈论已经像成年人一样。我自认为先前的期望果然没有错。又过了十六年，忽然听到君的讣告，惊愕悲叹，茫然失措，这才知道天理人事实在难以预料，也深深痛惜大贤失去了他的后嗣。君起初因翰林诸公的推荐，凭名臣之后的身份，蒙受特别恩典补授太庙斋郎；当时年纪还未达到应当调任的标准。魏公上奏，任命他为相州安阳县主簿。狡黠的吏员想因君年轻而轻视他、趁机作奸，但君查出了他们的实情，全都依法审办，满县人都惊服。

译魏公镇守大名时，又征召他担任监仓草场。任期届满，调任泗州观察判官，尚未出发，便于熙宁八年六月十四日在许昌长葛县去世，享年三十一岁。尹君天资英俊爽朗，读书看一遍就不会忘记；未成年时便与年长有德者交游。写文章提笔即成，不加修改；善于谈论，有时纵论古今，满座都倾耳听讲。英宗刚即位时，魏公以顾命元勋的身份请求解除机务，皇上不准，魏公也不敢坚决离去。尹君写信给魏公说：‘功成身退是上天的道理。您如今眷恋君臣之间的情谊，不忍诀别离去，却长久掌握大权，嫉妒诽谤您的人很多，他们将会伺机巧妙构陷。一旦祸患的苗头暗中发生，使您的美名不能保全，那时您即使后悔得咬断肚脐，也来不及了。’魏公赞叹欣赏他说：‘真有父亲的风范。’后来魏公获准出任外镇，大概就是采用了他的话。尹君天性至孝，十岁时服母丧，悲哀痛苦完全合乎礼制，见到的人都叹息。他为人真诚率直，不事矫饰，对于财利、爵禄从不屑意；待人没有城府，受到朋友规劝时肃然听从，对朋友的过错也一定诚恳劝告。有人遭遇困厄贫穷，他总是竭尽力量救助，因此人们都乐于同他交游。任官论事时，他总是直截了当地伸张事理，从未稍有屈服。州守崇尚威严，事情有不便之处，其他官吏不敢上报，尹君说：‘如果苟且容忍、害怕惹事，以成全上官的过失，难道是士人的行为吗？’便独自前往争辩，纠正了这件事。州守也采纳了他的意见，反而加以举荐。公卿大夫中举荐他才干的，共有十多人。他娶李氏，是我舅父司农少卿李禹卿的女儿。生有一个儿子名照，还很年幼。他的侄子焕奉灵柩，于元丰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葬在河南府寿安县甘泉乡龛涧里祖先营葬地旁边，于是请我作墓志。铭文说：骐骥即使还是小马，骨相也不同寻常；豫章树从地面生出，气势直凌青云。嗣复年幼时，眼如星辰，齿如贝玉，清爽俊秀如秋日的鹰隼。一旦展翅便能飞行千里，未成年便能写文章，摆脱尘俗和陈腐。大节值得观赏，不屑于琐碎小事。才华长而寿命短，器量远大而职位局促，正想奋发却忽然凋萎。壮年便入土，秀美而没有结成果实。圣人说过：‘积累善行，后代会有余庆。’经典难道只是白说的吗？您自身没有享受到福报，应当留给后代。把铭文刻在石上，直到万古仍将存在。墓表 内殿承制、阁门祗候、卫君墓表 内殿承制、阁门祗候卫君，于治平四年八月某日，在蔡州遂平县的私宅去世；熙宁二年八月甲子，葬在县内龙泉乡。当时他的几个遗孤都还年幼，不能在墓穴中刻铭。到了熙宁乙卯年，请我作文，将在墓道立表。我年少时便认识卫君，按义理不能推辞，也借此表达我了解卫君的心意。卫君名某，字希道，祖先是河东解梁人，姓氏出自卫康叔之后。曾祖名秘，祖父名约，五代乱世时都避世不仕。父亲名密，因为卫君入朝，追赠左清道率府率。卫君年少丧父，随母夫人改嫁吴氏；夫人是章惠太后的姨母。太后召见卫君，补任三班借职，监饶州盐务。当时先文正公镇守饶州，卫君与判官宣城施元长、军事推官彭城刘牧、司法参军建阳张谟一起成为宾僚，陪先父享受文章饮酒的乐趣。卫君与刘牧的胸襟情韵最为洒脱，先父喜爱他，告诉别人说：‘这个孩子是有远大器识的人，不能以年轻的小官看待他。’升任右班殿直，召试弓马，因能拉开强弓而转任左班殿直；再升任右侍禁，调任万州驻泊捉贼，又调任防州峡口关兵马监押，后来改任高阳关。先父入政府后，举荐卫君任定州无极县知县；又与大臣一同举荐，召见后，权任阁门祗候、益州路走马承受。回朝后主管京东排岸司，调任江南东路拨发纲运。当时大商人的巨船装载违禁物品被捕获，卫君只命令把货物沉入水中，释放船主，说：‘我不忍心为了邀功而在你脸上刺字。’有六十多名船夫惯于使用妖术，卫君查明他们的罪行，把首犯送交所属部门，其余受牵连的人都削去罪名。他的仁厚大多如此。调任德顺军静边寨主，卫君认为太平时期应当怀柔远方、兴办文教，于是在西城墙外规划孔子祠，建屋立师，考课当地居民子弟，让他们在那里讲习诵读。后来有人参加进士考试，这是边塞过去从未有过的事，由卫君才有了这种风气。因经略使举荐，调任镇戎军西路都巡检使。镇戎军发生小规模警报时，以卫君为前锋。戎人听到卫君的名字，互相说：‘这是以前静边的戎将，从来没有侵扰过我们，如今不应当交战。’于是引兵退去。调任京西北路驻泊都监，又调任定州路假礼宾使。价傅公钦出使契丹，入宫辞行那天，英皇因为卫君眼疾，命令所经过的郡县不要强迫他饮酒。皇上对他的眷顾就是如此。出境出使、专门应对时，都能尊重朝廷，又能把朝廷的善意推及使者所在之处。升任真定路钤辖，请求归葬祖先。安葬完毕，卫君也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卫君为人轻财好施，善于与人交往，所任官职必有能干的声誉，所以得到当世贤公卿推举援引的很多，如故侍中贾文元公、司徒富韩公、枢密使田公、参知政事唐公、少师赵公，以及如今的太保、侍中潞国文公，都是这样的人。他娶张氏，先于卫君几年去世；再娶张氏，封永安县君。七个儿子：长子之美，早亡；次子之纯，任奉礼郎；其次为之劭、之方、之奇、之彦、之深，都考中进士。三个女儿：长女嫁进士王加；次女嫁供奉官梁康叟；三女嫁进士司可及。孙子七人，都年幼。孙女七人：长孙女嫁进士黄好古。铭文说：侯从边地起家，凭才能彰显自己；职位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胸中蕴藏的长寿却未能实现便去世了。这是侯的命运，后代将会昌盛；将要使万代知晓，便把这篇显著的铭文刻下。《范忠宣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范忠宣集》卷十六，宋范纯仁撰墓表

译范大夫墓表 朝散大夫范君名子仪，字中存，是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的范德隆的曾孙，资政殿大学士、礼部尚书、追赠开府仪同三司、祁国忠献公范雍的孙子，尚书兵部员外郎、直史馆、追赠兵部尚书范宗杰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永安县太君陈氏，已故宰相、郑国文惠公的女儿。范氏祖先原是太原人，自忠献公在仁宗朝入朝辅佐枢密，出任统领军队的将帅，在王室有功劳，太原范氏从此大为显赫，子孙繁盛，世人都推称为盛族。范君因忠献公的恩荫补任秘书省校书郎，忠献公去世后，凭遗恩升任太常寺奉礼郎。范君年纪还小，请示祖母臧夫人说：‘不幸祖父去世，难道忍心再凭此事升官吗？希望改为上奏其他亲属。’臧夫人认为他的话奇异，于是上奏尚书，让从堂兄宗本承袭，但告命已经发出，不能获准。辞让这件事使众人都知道他的志趣远大。起初任命他监邓州商税，有人带着金帛私自出城，官吏捕获后想加倍征税再放走，范君察觉这些财物不应为其所有，便送到州府审治，果然都是大盗。监西京长泉税并兼管采柴事务时，旧制规定役卒每天有固定的课额，即使严寒酷暑、下雨也必须完成；役卒有时只好买柴交给官府，因此许多人冻饿而成为盗贼，百姓深以为患。范君安抚、保存并妥善安排他们，经过一段时间，把每天的课额合并计算后缴纳；人人都乐意办事、努力完成任务，不到一年增加的数量就有一千多万，而役卒还剩有空闲可以谋生，直到今天人们仍认为这样便利。监杭州税时，凡是掌管市场征税的人，表面上似乎征收很宽松，但每年计入的数额却加倍。历任忻州、秀容、河南府伊阙二县，任彰武军节度判官签书。丞相韩公宣抚陕西，向来了解他的才能，便就地举荐他为州事通判。边塞下华人、戎人杂居，年深日久，许多人冒称耕种者；经略使上报朝廷，委托范君提举根括，查得二万多顷土地，并增募弓箭手、步骑兵一万六千人，边兵更加壮强，考核成绩列天下第一，特授博州知州。又改任赵州知州，都因避亲没有赴任，于是任汾州知州，又因避亲改任耀州知州。回朝任开封府司录参军，大臣们交相上章举荐，改任三司勾当公事，升任提举京东西路常平。仓河在澶州、濮州决口，洪水漫过各郡，连年发生饥荒，百姓流离失散，天子为此忧虑，下诏委托范君赈济京东、京西两路。范君制定许多办法，救活二十多万人。当时各郡正在修筑城垒，范君请求招募饥民，给粮让他们服役，计算工程共需十九万工，不久便完成，公私都因此受益。起初朝廷规定赈济到夏天结束便停止，范君上奏说：‘百姓遗弃的幼儿还有数万人，没有归宿，请继续赈济；到了秋天，允许人们收养他们。’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被救活的老人和幼儿，又有数万人。范君于是就任本路转运判官。他奉使时不苛细察究，致力于保全官吏。法令有对百姓不便利的地方，必定上报朝廷，大多都得到采纳。因此他所到之处都以宽厚著称。遭逢永安太君丧事，服丧期满，授任广南西路转运判官。尚未出发，改任利州路。范君认为自己的职务在于巡察，应当勤勉体恤民间疾苦。州县多处在山地险阻之中，范君不避跋山涉水的劳苦，即使偏僻穷困的地方也无不到达，因奔波冲冒而得病。元丰六年十月六日，在官舍去世，享年五十三岁。官阶累升至朝散大夫，勋至上护军，服五品。娶周氏，封寿昌县君。儿子二人：长子镐，任太庙斋郎；次子铎。女儿六人。几个孤儿奉灵柩，于元丰七年二月三日葬在河南宣武村北邙山祖茔旁边。安葬后，请我作文为墓表。我与范君有远亲关系，详细了解他的品行，所以不能推辞。范君生于贵族却不骄傲，长于吏治之道却不自矜，仕途顺利而志向更加谦逊，办事有成而力量更加坚强。他在家孝顺恭谨，侍奉上级忠诚笃厚，任官勤勉谨慎，治理百姓和乐仁厚。一生行事始终如一，没有人说他的坏话。可以称为士君子了。范君的六个兄弟，都因才能和品行著称，在朝廷得到显用；而范君不幸未享中寿便去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全部才能，这大概就是他的命运吧！所以写下这些话来表扬他的墓。神道碑 太子太保、宣简田公神道碑铭 宣简公改葬于河南府寿安县甘泉乡龛涧里之后十六年，他的妻子永嘉夫人富氏命其子承奉郎田旦带着田公功业品行的状文、改谥号的议文和墓穴铭文，嘱托范某说：‘从前先文正公在朝廷时以知人著称，我的丈夫就是他所举荐的进士。等到公辅佐政事，我的丈夫便任近侍，后来又得到重用。彼此周旋多年，志趣相同、道义相合。只是墓道上的碑，到现在还没有文字可以镌刻，冒昧来请求您。’我私下认为庆历、嘉祐年间真是盛世，君主贤明、臣子贤能，共同谋划治理国家的功业；田公凭借高深的文章和远大的谋略参与国政，出入显要职位，最终总领机要政务。我年幼时侍奉先父，熟悉田公的容貌；长大后，又最详细地了解田公出仕、退处始终的大节，因此不敢推辞。田公的先祖是京兆田氏，后来迁居信都。晋代末年契丹侵略河朔，带着田公的皇祖太傅北归，生下田公的皇父太师。景德初年，契丹侵犯澶州，把几百名俘虏交给太师，太师怜悯他们说：‘这些人有什么罪，竟要让他们走上死地？’夜里把他们全部放走。他们于是自行防守归来，朝廷授给他们官职，最终任太子率府率而死。田氏开始在开封安家，并葬在阳翟，于是成为开封人。

译田公是太师的长子，年少时便有奇异的志向，慨然喜爱功名；读书记忆力强，广泛阅读一经，终身过目不忘；写文章握笔立刻写成，文辞丰厚典雅而刚健，尤其擅长议论政事。起初参加进士考试，赐同学究出身，他没有接受；再次应试便考中甲科，补任江宁府观察推官。因母亲英国太夫人李氏去世而离职，服丧期满后调任楚州团练推官，任职期间兼监转般仓；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举荐为贤良方正，对策列第一，升任太常丞，任江宁府通判。上书议论时政十分切切，皇帝赐诏嘉奖，正准备以谏官身份召用。赵元昊反叛西部边境、朝廷出兵时，夏文庄公、韩忠献公与先父经营陕西，称说田公的才能，请求让他辅助，于是任经略判官、直集贤院，参与都部署司的军事事务。当时太平日久，将领不懂兵事，士兵不懂作战，每次出兵便遭失败，人心危惧。后来田公制定适宜的办法以防患，终于能够用计谋抵御敌人，田公的辅助功劳很多。大将先前设置攻守两策，又想专门采用进攻策略，调集各路兵力出击敌军，已经获准；田公竭力说明不可行，于是停止，又上奏边备十四件事，其中许多被施行。召回后任右正言，判三司理欠凭由司，权修起居注，随后任知制诰，判国子监。西部战争长久没有平息，关陕地区极其困苦，韩忠献公以枢密副使身份出任宣抚使，田公任他的副使；后来回朝判三班院，又下诏让田公巡视河北的军粮。保州士兵杀死通判，凭城据守作乱，朝廷立即任田公为龙图阁直学士、成德军真定府路安抚使。田公率兵抵达城下，叛贼害怕，开门自缚出降；诛杀首恶数十人，事情于是平定。因功升任起居舍人，调任秦凤路兵马都部署、经略安抚使，任秦州知州。遭逢太师丧事，当时边帅遇到父母丧事，多被诏令夺情起复，田公诚恳请求服丧。皇上又派宦官带手诏起用他，田公不得已请求先回阳翟安葬父亲，然后再回去治理边事。安葬完毕，他托言边事请求入见，皇上说：‘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如今朝廷并不缺少人才，却使像蝼蚁一样微小的臣子不能亲自尽忠，我死也不能瞑目。’说着眼泪流了下来。皇上听到这些话很悲悯，又看到田公面容消瘦得厉害，不忍夺去他的志愿，于是允许他服满丧期。服丧期满，加授枢密直学士，任泾原路兵马都部署、经略安抚使，知渭州。转任尚书礼部郎中，不久升任右谏议大夫，任益州知州，充益、梓、利、夔四路兵马钤辖。淯井夷人侵犯边境，形势将要与乌蛮联合，田公大举兵甲临境，随即派人招抚辑安，他们都惶恐请求听命。蜀地经历王均、李顺之乱后，人心容易动荡。在此之前，许多守将以便宜行事为名，擅自杀人来树立威势，即使是小罪也有时连同妻子儿女一起迁出蜀地，因此老人孩子死在道路上，壮丁逃亡成为盗贼的很多。田公到任后，首先询问民间疾苦，看到贫弱而不能自存的人，便赈济他们、使他们恢复生计；先施教诲，后用刑罚，确实是凶恶桀骜的人才依法处置。蜀人因此安定。上奏请求减少三司征收的布，增加常平仓每年的买粮，以备凶年饥荒。蜀地发生大饥荒，竟没有人饿死，议论者认为田公治理蜀地的大略有张忠定公的遗风。治理成绩传到朝廷，皇帝下玺书褒奖慰谕，升任给事中，召回任御史中丞，充理检使。尚未到任，又以旧职权任三司使，加龙图阁学士、翰林学士，升任礼部侍郎，正式充任天下财赋使。自景德年间曾主管财政，到这时田公才重新考核收支虚实的数目：每年的收入比景德年间多，但支出也增加了一倍。田公认为，天子平日厉行节俭，不应有无谓的费用，而有关部门的用度竟然如此；如果这个弊端不革除，耗尽百姓、使国家困乏的情况将日益严重。但这件事不是主管财政的人能够独自决定的，于是编成《皇祐会计录》六篇上奏，并请求颁示给二府，希望皇帝了解其中缘故，与执政大臣共同谋划。皇上阅览后赞叹嘉许，不久便任命田公为枢密副使。天子平日原本就期待田公有所作为；到他任职后，无论事情大小，都全部向田公询问，田公知道的没有不办理的，进言的也没有不被采纳的。嘉祐三年六月，授检校太傅，充枢密使。按照旧例，大臣升任多按次序迁转，田公第一次越级位居其列，人人都知道皇上特别信任他，过不了多久，田公将要成为宰相了。这年十二月，田公突然得病，不能起身，皇上听说后惊惋，急忙命太医诊视；宦官们轮流探问，病情稍有变化便接连报告。田公上章请求离职，共上十五章，皇上仍只赐假而不准许。田公去意更加坚定，于是任尚书左丞、观文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提举景灵宫事。田公仍不停请求，于是以太子太保身份退休。居家数年，病情终于加重。嘉祐八年二月乙酉，在府第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诏令停止视朝，追赠太子太傅，赙赠抚恤极为丰厚。田公是仁厚的长者，容貌与内心相称；同人谈话时诚恳周密，唯恐使对方失意，而内心有坚守原则之处，坚定如山。他友爱各位弟弟，没有人说他有隔阂。自从担任小官，未曾私下拜访执政大臣；器宇宏大，常常把天下之事视为自己的责任。有见识的人知道他必定会做到宰辅。在谏官任上，对于小事从不进言，只阐明大体，以启发引导皇上的心意。凡是希望君主总揽威权、分别贤能与不肖、抑制侥幸之徒、明确赏罚，以挽救时弊的主张，在仁宗锐意求治、屡次向大臣询问天下事务之时，凡有所兴办，大多是公所提出并阐明的。他与富文忠公年轻时便友善，夫人就是文忠公的妹妹。等到公任枢密使，而文忠公实际上任宰相时，两人同时施行政令，地位冠绝百官，士大夫不把二公的显贵视为个人荣耀，而相互庆贺这是天下之福。公患病以后，下面直到里巷百姓，都忧伤叹息，等候并希望公重新起用，但公最终还是因病去世了。悲痛啊！公讳况，字元钧。皇曾祖讳某，追赠太保；皇祖讳某，追赠太傅；皇考讳某，追赠太师。公没有儿子，便以弟弟的儿子至安为嗣子；至安死后，又以至平为后嗣。当初公于嘉祐八年四月，葬在许州阳翟三封乡西吴里祖坟。过了很久，夫人梦见公如同平生，以为墓中不能有水。不久又梦见公这样说，于是挖开墓穴起出公的棺柩，果然因水而倾斜。夫人便亲自护送棺柩返回洛阳，于熙宁七年五月改葬。唉！公的神灵竟如此不昧，也真是奇异啊。铭文说：

译田氏祖先积累阴德，太师因此得以脱离死难；报应没有落到自身，却能使后代获得生存。宣简公成为当时的贤臣，他的贤能表现在哪里？当时有陈秉哲，他践行仁道；又有煜然的文章。仁宗皇帝时，俊杰贤能充满朝廷，公在大庭中主持并辅佐晁氏，主管边防谋划；清除荒秽，治理国家财赋，使公私都丰足。后来终于进入朝廷，在枢密要地谋划国事。皇帝说：“好啊！”说他是我朝的夔、稷。文治武功都能胜任，没有什么职事不恰当。皇帝酬答公的功劳，正要倚重他任宰相，为什么却被疾病缠身而失去百姓的期望？士人怀抱辅佐君主的志向，时势中难以实现的事情，他却功劳很多，享有厚禄，然而谗毁有时也随之而来。公遇到圣明之主，受到坦荡的信任，许多施政却没有完成；年老之际，实在是上天造成的。新宫十分安适，寿安之道已经建立。刻碑于墓道，留待后世考察。行状 大中大夫、充任集英殿修撰张公行状：曾祖谊，皇朝任中书舍人，屡次追赠左仆射；曾祖母太君李氏。祖父去华，皇朝任尚书工部侍郎，屡次追赠司徒；祖母郡君王氏。郡君王氏，郡君高氏。父亲师德，皇朝任左谏议大夫，屡次追赠太尉；母亲郡君潘氏，陇西郡太君李氏。原籍开封府襄邑县锦绣乡濯锦里。公讳景宪，字正国，是太尉公的第二子。他的先世是河朔人，七代祖达在唐末任亳州刺史，于是定居襄邑；到了司徒公，才成为洛阳人。公在天圣四年因太尉公去世，授任守将作监主簿。明道元年，调任太常寺太祝，监理西京商税院局事务，整顿、推行各项政务，属吏不敢欺瞒。调任大理评事、卫尉寺丞。康定初年，河东开始登记民兵，慎重选择县令县丞。公因安抚使、天章阁待制吴遵路和秘阁校理石延年的推荐，被提升为并州榆次县知县。榆次一向号称事务繁重的县，前任县令多因不称职而被免。公到任后便治理得大有成效，改任大理寺丞。庆历四年，丞相杜正献公、参知政事丁文简公接连上章推荐公，越级升任棣州通判。改任太子中舍，因为本路职司须回避亲属关系，调任齐州通判。齐州盗贼很多，案件诉讼又繁多。公认为百姓被饥寒所迫，不能远离罪恶；如果一概依法处置，他们将把手脚放在哪里呢？因此对情节较轻的，都宽宥释放，不再追问。从此盗贼减少，案件诉讼也简少了。公以文章学问著称，曾参加贡士选拔，却被礼部遗漏，于是不再参加科举。后来丞相程文简公两次推荐公，请求召来考试授予出身。公说：“君子应当以正道进身、以义理做官，何必借助这种途径以后才奋发呢？”最终推辞不去。八年，改任殿中丞，任梁山军知军。梁山处在川、陕之间，民俗乖戾，甚至有父子分居、杀人祭鬼的事。公认为即使是偏远地方，也应当使风俗教化归于正道，于是严加惩治改革。不到一年，百姓便不敢再犯。因祭祀明堂的恩典，升任国子博士，赐五品服。皇祐五年，以尚书虞部员外郎任海州知州。州中有个富民收养乞丐的孩子，却被凶恶之人教唆其仇家控告，多年不能判决。公亲自审讯此事，完全查明诬陷冤枉的情状，立即把教唆者流放到远州；其余被牵连拘押的近百人，全都释放，没有不欢呼离去的。升任比部。嘉祐初年，仁宗忧虑茶税不均，派使者到各路核定。公奉命前往湖北，用了一年时间，全部查核园户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税额。收入不比旧额减少，而百姓没有了税负不均的忧患。四年，使者任期届满回朝，暂代三司开拆司，兼任提点催驱公事。不久，改任开封府判官。京城事务浩繁，若不是才识通达敏捷的人，便不能胜任这一职务。公揭发奸邪、查出隐伏的罪行，洞察事情的真伪，老胥吏和奸猾官吏在旁边看着都战战兢兢，怕他如同怕神明。当时豪门大族中犯法的人，常向府中属官请托；有些属官过去同他们来往，也暗中替他们铺路。公坚持依法办理，越来越坚定，始终没有丝毫向法律屈挠。从此京城人一致称赞他，认为他是开封府的希望。开封府捕盗赏格规定，抓获在旧城的盗贼，赏钱比抓获在新城的丰厚。当时有人在新城外杀人，捕盗者却谎称是在旧城抓获，以图获得厚赏。文书已经备好，公秘密审问囚犯，才知道捕盗者每天用饮食和恩惠诱使他杀人，又约在旧城将他抓住，于是依法处置捕盗者。有嫉妒公的人，便唆使言官，说公侵夺擅用府尹的权力。仁宗察知公正直而不听从，调任驾部，充任淮南转运副使。山阳令郑昉贪赃达十万，监司因为他的亲族多在显要位置，没有人敢查办。公说：“法律应当先于贵势权力；如果对凭借声势的人不能依法执行，法律还能够存在吗？”于是彻底查究他的罪状。适逢英宗登基，赦免使郑昉得以不死，但仍削除名籍，流放岭南。从此贪官震恐畏惧，引退离职的有好几人。淮南发运司常常预先借用沿淮仓库的米，充作各路上供的数额，虽有文书形式，却不立即偿还。公认为各路漕运各有自己的职分，不能相互侵夺，于是告诫郡县以后不得再借，因此得罪了他们；他们便在三司散布流言，竭力诽谤中伤。公说：“我的职分本来就应当如此，怎么可以诡诈顺从来苟且求得自身安逸？假如三司不察明我，我又何必忧虑呢？”八年，英宗即位，升任主客郎中，又升任金部。九年，调任京西转运使，遭逢母亲丧事。公天性至孝超过常人，一夜号哭悲痛，胡须头发全都变白。服丧期满，因哀伤过度而形容憔悴，仿佛不能承受丧服。治平三年，服丧期满，授任京东转运使。当今皇帝即位，因恩典升任司勋某官。王逵曾多次任监司，以苛刻酷暴闻名；退休回乡后，又贪婪放纵、违法乱纪，成为乡里的祸害。他谎称接受朝廷密诏，察访郡县过失，以此胁迫上下，趁机索取财物，一路都怕他，没有人敢与他抗争。公把他的罪状全部列条上报，于是王逵被拘押迁徙到宿州，乡里没有不称快的。所辖郡守中有因贪污闻名的，还未到任便先来拜见公。公说：“你从前在齐州，已经成为百姓的祸害，如今又想成为兖州的祸害吗？”那人害怕了，立即请求告老还乡。不到一年，公调任江南东路，因上奏漕运的弊端说，主管者都是三司中冗余的官吏，本来就没有防范界限，又同船夫相互侵夺作奸，严重的甚至把船沉掉来消灭罪证。

译应当改由有资历的官员代替他们，并且明确赏罚的条格，这样便可以杜绝这种弊端。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直到今天仍然认为便利。熙宁二年，调任成都府转运使，经过宫阙时，皇上赞赏公的才能，留他任三司户部副使。不久，奉命出使北方敌国，回来后又出使西部边陲，巡视啰兀府、宁二城。公接受诏命后，立即上奏说：“二城不能守住，我本来不用等到抵达以后才知道。”后来行军还未走到一半，府、宁二城果然已经失守。回朝后，他再次陈述啰兀不可守的情状，并说：“边防本来没有事情，都是王人制造事端、邀取功劳，欺骗蒙蔽朝廷，以至于获罪。若不严加惩戒，边疆就无法安定。”一天，皇上对公说：“河东疲敝，你应当出任总领漕运事务。”授任集英殿修撰、河东都转运使，仍赐金紫服。当时朝廷正在推行百姓输钱免役的法令，议定法令的人有意迎合司农寺的意旨，想在雇役钱之外扩大征收数额，并以宽剩为名，公驳斥说：“免役法正是想爱惜民力，怎么可以借此加重赋敛？况且河东土地多山地瘠薄，民情俭朴吝惜，取取得多了就会虐害百姓。”等到议定，整个一路一年所需的费用，除雇役钱外，只征取数万缗，用来储备荒年所需。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等到常平新法施行，州县多不了解法令的本意，又失于宣讲，司农寺奏请下令各路监司复核所属地区执行中有差错的地方，全部令其改正。其他路有的立即加以弹劾，群吏喧闹不平；只有公所管辖的地区只是改正而已，从未弹劾过任何人。议论者想把河东分为两路，朝廷以此询问公，公说：“河东田地有肥沃和瘠薄的不同，郡县财赋又分属两边，不能相互调通使用，分路是不便利的。”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当时民力疲困，仓廪空虚，公均平赋税，趁年成丰收时储积粮食；不到一年，民力便宽裕了，军粮也有余。等到公离任，即使穷远边境的小堡垒，也都有数年的储备。六年，改任太常少卿。七年，提升授任右谏议大夫，再次任职。第二年，调任高阳关路安抚使，兼任马步军都总管，任瀛州知州。在此以前，雄州、霸州之间，每年秋夏都拿黄河决口作为忧患，水官只图节省眼前费用而不考虑长远功效，所以连年决堤泛滥，成为百姓的祸害。公到任不久，侦察者从雄州越过莫州而来，公对幕府说：“侦察者远道而来，只是想得到厚赏；如果不压制他，恐怕将要生出事端。”于是用酒把他灌醉，夜里派亲信官吏装车送回雄州，让雄州守臣把情况上报。另一天，王人来赐冬衣，有一名部将醉酒后才到，公召他站在庭下，责备他，从此军中肃然。有个掌管粮仓的官吏曹谏，倚仗外戚关系而违法，贪赃累计达到死罪，监司包庇他，还想推荐举用；公把他的罪行全部查究，没有任何顾忌。元丰二年，召回京城，因入宫面对皇帝奏对，详细上奏说熙宁以来年年多有灾荒歉收，百姓积欠赋税很多；今年稍稍丰收，州县便督促他们偿还多年欠债，道路上的流言说这比荒年造成的危害还严重，希望稍稍宽限，以缓解百姓的急迫。天子批准了他的奏议，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公于是自行请求到便近的州郡任职，便被派任河东知州。辞别皇帝那天，他从容奏道：“臣愚昧错误地蒙受陛下破格提拔，忝居侍从之列，常常惭愧自己力量微薄，不能报答。如今臣年老齿衰，恐怕一旦死于沟壑，便再也不能仰望圣颜。这一点诚心，终究还想竭尽。臣听说圣人以天下为尺度，对四方夷狄没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凭陛下的英武，应当没有谁不服。近来西南远方的羌人竟敢跳梁犯边，恐怕是边臣侵扰他们所致。若进兵远征，恐怕粮饷不能接济，使我军困顿；也恐怕彼此相互杀伤，触犯和气，将招致饥荒瘟疫的灾害，那么近处的百姓将先受到祸害。” 皇上说：“你说得对。这大概是朝廷有不得已的苦衷。”三城是京畿辅郡中的要地，每郡每年秋夏常以黄河为忧患，水官只图节省眼前费用，不计长远功效，所以连年决口泛滥，成为百姓的祸害。公到任后，请求增加每年的费用，又扩展北塘来抵挡水势，水患于是平息。不久因本路转运使有亲属关系上的嫌疑，请求调往其他郡。元丰三年，调任同州知州，因举荐失当获罪，降为朝议大夫，任房州知州。过了一年，皇上爱惜他的才能，恢复为大中大夫，任兖州知州。尚未赴任，便感病，以当年十月十五日在房陵正寝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公天资英伟卓异，年轻时便有远大志向。他还是孩子时，随母亲夫人经过外祖父李文靖公家，与一群孩子游玩，唯独不喜欢嬉戏玩闹，外家人对此感到奇异。太尉公去世时，公才十二岁，服丧已经像成年人一样。母亲夫人曾经生病，公忧愁显露在脸色上，睡眠饮食都废弃了，亲自调制药剂，捣药时手指受伤，便急忙用衣服遮盖起来，怕给母亲夫人增添忧虑。母亲夫人李氏的父亲太傅公很有知人鉴识，曾抚摸着公的背说：“这个孩子风骨秀异，说话从不妄言，一定能够大大光耀张氏的门庭。” 相国王沂公也认为太傅公的话说得对。公长大以后侍奉母亲夫人，竭尽力量奉养并顺从她的心意，四十多年从未稍有违逆脸色。龙图尹公师鲁享有天下盛名，爱惜公的才华，两次把女儿嫁给公。公既然在师鲁门下交游，便更加喜好《春秋》之学；同朋友讨论古今忠义名节之事时，必定慨然叹息，常常想亲身实践，所以历任官职所到之处没有不称赞治理有成的。即使有长期积累、向来不能振作的弊病，也能在谈笑之间解决，无不合乎事理。退朝用膳后安坐，便披览玩味图籍史书，淡然看待轩冕，仿佛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心。并且他生活俭朴，所得俸禄全都平均施给内外亲族，因此任官虽然很久，家中却没有多余财产。他看待兄弟的儿子，感情如同自己的儿子；有兄弟早亡留下孤儿的，必定先于自己的儿子加以抚养和保任。家中居处有法度，曾告诫诸子说：“你们立身行事，应当把孝、悌、忠、信放在首位。如果不依循礼义而进身，即使富贵，也是我所感到羞耻的。”当他任三司副使时，士人舆论已经认为他应当立即得到进用，但公守持正道、相信自己，除公事外从不登执政者之门，因此在三司任职最久而没有升迁。他出仕共五十年，历经三朝，所作所为都可以作为法则。

译然而公性情谦逊厚道，既不自夸奇异，也不随便许诺，因此只有当时的贤者了解他。杜祁公、富韩公尤其信任看重他。后来因举荐失当获罪，贬任房陵知州，那里虽然偏僻简陋、没有医药，他仍怡然自得，家人看不出他有忧愁怨怒的神色。病重时，他召集诸子交代后事，神色不乱。先夫人追封天水郡君，今夫人封长乐郡君。儿子五人：长子塾，通直郎、河东转运使勾当公事；次子量，前定州唐县主簿；次子益，承务郎、权知郓州寿张县；次子重，承务郎；次子直，夏进士。女儿六人：长女嫁宣德郎、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石熙；次女嫁前颍州团练推官李坚；次女嫁通直郎、审官西院主簿李士京；次女嫁承务郎韩宗质，另有两女尚未出嫁。孙子三人，孙女七人。将于元丰六年某月某日选择吉日，把公安葬在北邙原，并让先夫人天水郡君附葬。公一生的大节始终值得记载，他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以端正方严的作风率领下属，传给家人的只有清白，并且为朋友所信任。他的官位虽曾居两制，仍不足以完全施展他的才华。如今不幸去世了。我勉强答应诸位遗孤的请求，只把我所听闻的如实写成公的行状，托付当代有名望的公卿大人替他撰写墓志，使其流传不朽。谨此作状。《范忠宣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范忠宣集》卷十七　宋范纯仁撰 行状 已故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检校太师、武宁军节度使、徐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徐州大都督府长史、致仕、上柱国、韩国公，食邑一万二千七百户，食实封四千九百户富公行状。曾祖处谦，已故内黄令，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邓国公；曾祖母刘氏，追赠鲁国太夫人。祖父令荀，已故商州马步使，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韩国公；祖母赵氏，追赠韩国太夫人。父亲言，已故都官员外郎，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秦国公；母亲韩氏，封秦国太夫人。公讳弼，字彦国，先世是周代大夫富辰的后代。到高祖富璘时，因五代之乱，从齐地迁居汴京；在唐朝做到京兆少尹，到了邓公才迁居洛阳，如今成为河南人。当初，秦国太夫人梦见天赦旌旗，鹤和雁降下，充满了她的家；醒来后便生下了公。公才几岁，正在庭院里玩耍，忽然大雷震响，一同玩耍的孩子都奔跑起来，只有公神情自若，人们因此认为他非同寻常。公年轻时专心求学，自己刻苦寄居在僧舍，不睡在床榻上，冬夜用冰雪浇脸。邻居中有苦行僧，仍然佩服公的勤奋。后来公到京师应试，我的先君文正公当时正在文馆任职，见到公便惊异，与他谈了一整天，说：“真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啊！”从此十分爱重他，亲自带着他的文章去拜见丞相王沂公、御史中丞晏元献公以及各位近侍，说：“这个人是天下奇才，希望推荐给朝廷而任用他。”晏公世人号称善于识人，于是把女儿嫁给了公。当时仁宗再次恢复制科，先文正公对公说：“你的才华不是平常之流，应该应诏参加此科。”天圣八年，公于是以茂材异等考中，授任将作监丞，任河南府长水县知县。过了一个月，丞相李文定公征召他，任河阳节度判官厅公事。服秦国公丧，服丧期满；因先文正公曾进言说郭后不应废黜，公被贬为睦州知州。公上奏说：“废黜皇后不是治理太平之世所应有的事，又因为进谏而斥逐忠良，这是一次行动便在天下人面前获得两种过错。况且忠良逐渐被斥退，那么将来国家遇到缓急之事，凭什么能得到忠臣的心、听到耿直的言论呢？”授任绛州通判。当时天下长久安定，四方放松武备；又因东南年成歉收，百姓多失去职业，有的流散成为盗贼。公于是上章陈述四件事：第一是阅将，认为应当建立武学，设置科目来教育培养，选拔寻求将帅之才，并且不应禁止孙武、吴起的著作；第二是聚兵，认为应诏令灾荒郡设置营寨招募士兵，收取壮健之人，不仅可以使他们免于成为盗贼，还可以训练他们作为各方的防备；第三是救农，认为应以流民和荒弃土地招集饥民，借给他们种子和粮食，让他们耕作成为屯田，上可以充实仓储，下可以救济贫困；第四是弭寇，认为应增加县尉弓手的数额，明确赏罚来捕捉小盗，裁减巡检的冗员，明确调配兵力来防备大盗。景德四年，召来考试馆职，公以不愿作词赋请求免试，仁宗特令以策论试他，升任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从此以后参加制科考试，入试馆职只采用策论，便是从公开始的。公跟随丞相王沂公征召，任郓州通判。宝元元年，赵元昊在河西反叛，僭称大号，派使者送来书信，并且要求割地、索取金帛。当时事变仓促发生，朝廷在施政用人方面，有的失去了克敌制胜的办法。公上疏陈述八件事：第一，应当先斩杀他的使者，这样可以显示国威，挫败奸谋；第二，听说朝廷正在四方阅兵，频繁派遣使者，这不是显示威严尊重、安定民心的办法；第三，战争兴起，财用极其广泛，应当用内府金帛辅助，不应只责成外部财计，否则必将侵削百姓，伤害国本；第四，应当重赏战功，以激励敢于舍生的勇士；第五，不应以节旄、王爵来招买叛乱首恶，这恐怕不是显示武力、严明刑罚的办法，只会使夷狄轻视我们；第六，不要任用夏守赟充任枢密使，以免轻视军务根本，阻塞贤能的仕进道路；第七，边防缺少人才，应选择群臣，不限品级，让各人荐举同类人才，以收罗才干；第八，每次派遣边臣，都请先赐予召对，观察他的陈奏来考察人才，并用仁德的诏谕抚慰他，使他竭尽死力。奏书上呈后，朝廷内外都佩服它切中时务。二年，召回京城，任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改任知谏院。当时朝廷调集天下兵力来防备西北，东南九道却极其缺乏守备。公上言：应当在各道选择要害郡，分别招募数千兵，建立统帅加以训练，以防备其他意外。又因为茶盐禁令正严、利润正厚，法令沉重而使很多贫民触犯刑法。公上言：希望裁减羸弱士兵，节省冗费来帮助国用，同时放宽茶盐禁令，以追复先王的风化。康定元年元旦发生日食，公上言请求取消当天赐宴，以回应上天的谴责。即使北方使者在馆舍，也应撤去音乐，只赐给饮食。朝廷没有听从，公说：“万一使者把这件事传播到远方，就会给朝廷带来羞辱。”后来远方使者回来，说远方人果然在这一天停止宴饮，朝廷内外都佩服公的远见。此前，仁宗把政事推委给执政，而执政者厌恶皇上听到自己的过失；又曾经贬斥谏官，于是在朝堂张榜，禁止群臣越过职分议论政事。公因日食上疏说：“恐惧灾害而修养反省的方法，没有比开放言路、接纳谏言而不加忌讳更好的了。使人人都能尽情陈述皇上的得失，选择正确的意见而实行，那么各种事务都能修治；不但可以回应上天的谴责，也将终于达到太平。何况政务很多，哪里是一两个台谏之臣所能全部举发的，必定要依靠众多贤士的帮助。希望下诏求言，完全废除越职进言的禁令，使狂夫瞽叟都能献上意见，这样就可以下尽人情，上答天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译不久下诏，准许群臣都可以议论政事。公又说：“西部边陲用兵，群臣上奏密封文书的很多，请选拔侍臣设置专局，详细选择其中可采纳的意见，全部施行。”刘平战死后，宦官黄德和逃回，反而诬陷刘平投降贼军，朝廷用士兵把刘平的家属拘禁看守。刘平的家人请公上言说：“臣听说刘平受命的当天，立即启程，志向在于舍弃家庭、为国捐躯，难道肯投降贼军吗？一定是德和自己战败逃回，想苟且求得脱罪，才编造了这种话。又听说朝廷派内臣去审察，深怕同类相互附和，误了朝廷的赏罚，请派文武中可靠的大臣前往。”后来果然查明刘平没有投降贼军，德和因罪当斩。入内都知王守忠被授任陕西兵马都钤辖。公上言说：“唐朝衰败时，开始猜疑将帅，于是让宦官监军，遭到失败的不止一件。如今任命守忠为都钤辖，正是监军的职务。臣恐怕兵权于是转移，边将不能立功，请停止派遣。”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公又说：“如今边境事务关系国家安危，不应只委托枢密院，而宰相却不参与。请按照开国初年的制度，让宰相兼任枢密使。”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西夏大首领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自以伪称的将相身份来投降，朝廷补授乞砂奉职、山乞借职，把他们安置在荆湖之间。公上言说：“这两人归向教化而来，应当优厚地赏赐慰劳，探访贼军的情况。如今却把他们安置在远郡，使他们承受羁縻的痛苦，何况他们的亲属一定已经被夷灭，使他们产生后悔归顺的痛苦，那将用什么来招引安抚后来归附的人呢？”请求召回他们并优厚对待，以帮助消灭贼军的谋划。公又说：“朝廷取士的道路狭窄，天下一定有许多贤才被遗漏。考察两汉，有贤良、孝廉、孝弟、明经、秀才、进士等科；唐代也有制举五十多科。本朝只有进士、学经两科，近来又恢复制举，大体上所取的只是文士而已，其他人才全都被遗弃。希望对于临危不顾、武勇绝伦、才智足以安定边疆、才干可以统率军队、谋略深远、能够出使绝域等类型，多设科目，委托各路监司察访选举，以穷尽被遗漏的人才。”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年，充任三司盐铁判官，升任太常丞、史馆修撰，差遣出使契丹。二年五月，改任右正言、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赐三品服。当时有人使用伪造的祠部度牒做僧人，事情败露后，查明度牒是堂吏制作的，开封府审查其余的人却没有追究堂吏。公便向执政禀告，请求拘捕堂吏交付狱官。执政指着自己的座位说：“将来公应当坐在这里，不要无事生事、沽名激进。” 执政者大概因为羞惭自己不能约束属吏，便用这话诱使公，希望阻止这件事。公神色严肃地说：“如今我是因公事来禀告，怎么能用私意诱导我？一定要让这个吏员依法定罪才可以停止。”因此执政者既惭愧又怨恨他。差遣公同判太常寺，兼管礼仪事务。西部边境连年用兵，军队疲惫，财用匮乏，远方之人乘我方困弊。庆历二年正月，契丹在边境聚集军队，派臣子萧英、刘六符不按时节前来聘问，朝廷为此忧虑得废寝忘食，预先选择回聘使者，却难以找到合适人选，于是命中书省遍选侍臣。大家都害怕，纷纷推辞躲避；执政中有嫉妒公的人，认为时局正处于危难，如果让公出使，便可以等待他出现小过失，借机陷害公，于是竭力推荐公出使契丹。仁宗召见公，当面告诉他此事。公说：“君主忧虑，臣下便感到耻辱；如今北国如此骄横怠慢，臣怎么敢吝惜性命？”于是先命公任接伴使，以观察他们的意图。萧英等进入边境后，仁宗派宦官慰劳，萧英傲慢无礼，借口脚有病不行拜礼。公对他说：“我曾经出使北方，病倒在车中，尚且听到命令便起身行拜礼；如今您难道能听到天子的命令却不行拜礼吗？”萧英害怕他的话，于是让人扶着行拜礼。此前和后来担任接伴使的人，从来不敢同北方使者谈及其他事情；当时朝廷还不能测知北使来访的原因以及国书中的意图，公想探明实情，便敞开心怀同他们谈论，时常以停止战争、继续友好相处的意思打动他们。到了大名设宴慰劳时，尹官劝刘六符饮酒，公也在旁赞助。六符说：“在路上行走了很久，承蒙您的庇护，今天却功亏一篑了。”公说：“九仞高山的功劳已经很大，难道能因为一筐土便突然放弃吗？”六符笑着饮了酒，退下后对公说：“今天早晨您说九仞之功的话很好，希望好好承接这件事。”公说：“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从此萧英等人才开始逐渐说出真实情况。另一天，六符对公说：“国书中的事情，可以答应的就答应；不能答应的，应当另想一个办法，用妥善的言辞答复，何况君王爱养百姓，两国旧有的友好关系不可丧失。”又一天，萧英等从容同公交谈，请求屏退左右，公立即替他们屏退。萧英等说：“这次来，大概是因为两国相互猜疑。起初听说南朝怀疑北朝借兵帮助元昊，而北朝怀疑南朝将要违约袭击幽燕。”公说：“北朝与南朝友好已经很久，即使有离间之言，南朝也不会怀疑。凡是猜疑本来不应存在，一旦产生，两边的情意便不能沟通，奸人就能实现离间的计谋。假如两朝都彻底明白这个道理，自然就没有事情。”萧英等笑着称善说：“这样的议论通达透彻，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又说：“这次国书的大意，只是想恢复晋祖赐给契丹的故地关南十县罢了。我们的君主严厉告诫使臣，不得先泄露国书的意思；如今不免对公说出来，是希望公先让天子听到，商议能否答应，并想一想应当怎样答复。” “我们这些人应当替两朝共同爱惜百姓的生命。”他又说，将来两朝派遣使者，一定要慎重选择人选，使他们能够沟通两位君主的意旨、解除彼此的疑惑。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赞赏公明断、忠信，不因疆域不同而有所限制，希望再找到像公这样的人来完成这件事。六符秘密对公的副使说：“六符是燕地人，与南朝臣子本来是一家。如今所侍奉的是北朝，那么对公怎么敢不把实情全部说出？”北方正强盛，而且同西夏世代通婚、结成联盟，南朝千万不要同它失去友好关系。”于是再三发誓，这些话本来都不是北使应当说的，也是由于公的至诚感动了使者。到了都城，公先把他们的话上奏朝廷，才完全掌握了敌情，预先加以应对。公又请求派大臣到馆舍同他们商议；如果安排得当，可以使强敌息心；万一处置失误，不能探知敌情，双方疑虑不能解除，造成的祸患就不小。仁宗派御史中丞贾文元公担任馆伴，不答应割地，却答应结亲，准备把太宗的亲孙女允宁之女嫁给北方的梁王。有人主张只增加每年的钱币，公听说后对亲近的人说：“北朝无理地放肆怠慢朝廷，竟然就要答应它。如果增加岁币还可以，若是结亲，难道可以吗？”

译四月，授公为枢密直学士，公上章恳切推辞不接受。不久，借任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出使契丹。萧英等听说后非常高兴。公到了北方边境，接伴使问公国书的意图，公立即追问他们要求土地的缘故。对方说：“这是我们的故地。”公说：“况且燕、蓟尚且都是中国旧日的封疆，怎么关南反而成为北朝的故地呢？”又听说北朝来书把晋阳说成旧日附属的封地，而晋阳自古从未隶属于北方，这句话尤其不合道理。何况彼此都是大国，怎么可以无理地相互凌辱？假如有别的国家这样凌辱北朝，北朝难道能够忍受吗？皇帝起初听说后，想要厚加报复；后来慢慢考虑到先朝的友好关系，又因为长期以兄弟相称，所以暂且隐忍。听说如今来书中只略微辨明北朝所怀疑的事情而已。”到了敌军帐中，见到馆伴刘六符，公说：“您来这里，难道不是因为先前贾中丞所说的结亲和岁币之事吗？”公说：“是。”六符说：“北朝皇帝不答应这个建议，坚决要求割地。南朝也曾议论过这件事吗？”公说：“北朝如果谈论割地，这一定是意在破坏盟约，只是假借此事作为名目。南朝也一定不会答应，只能横戈相待而已。” 六符说：“如果两朝都坚决坚持自己的意见，事情怎么能够成功？”公说：“北朝无故索要土地，南朝没有立即兴兵抵抗，反而派使者用好话重新商议，答应嫁公主、增加岁币；北朝仍然不答应，这是北朝在坚持，而不是南朝在坚持。”见到北方君主后，公说：“两朝君主父子相继保持友好将近四十年，一旦忽然要求割地，不知是什么缘故？两位君主没有机会相见，所以派愚臣来询问其中原因。”北方君主说：“因为南朝违背盟约，堵塞雁门，又在河北扩展塘水、修治城池、点阅民兵。这样做的用兵意图究竟是什么？群臣都争着请求兴兵。我认为不如派使者索要关南故地，索求而不能得到，再兴兵也不晚。”公回答说：“雁门靠近元昊，担心他暗中侵扰失守，所以堵塞了它。况且塘水起于何承矩，事情发生在两国交好前十多年，只因土地低洼积水，所以逐渐扩大。城池都是修葺旧有的，并不是新建或增加；民兵也都是旧有的，长期没有补充，已经将要废止，所以按名册补充，并不是违背盟约。”北方君主说：“不是听到卿的话，我不知道其中详情。”又说：“我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公说：“晋高祖把卢龙一道贿赂给契丹，周世宗又收复关南，都是不同朝代的事情。宋朝兴起已经九十年，难道还能重新追究前代取得的土地吗？如果一定要各自追究不同朝代的旧疆界，那难道对北朝有利吗？”北方君主无言，过了一会儿说：“元昊称藩并娶南朝公主，南朝加兵讨伐他，难道不先告诉我吗？”公说：“北朝从前讨伐高丽、黑水，难道曾经报告南朝吗？况且天子派臣来向陛下表达意思说：‘从前不知道元昊与弟弟有婚姻关系，如今元昊辜负恩德而作乱，所以讨伐他。但弟弟有所烦言，如今攻打他便伤害兄弟情谊，不攻打又不忍心坐视官吏百姓死亡，不知弟弟将如何处理。’”北方君主回头对他的臣子说北方话，过了很久，说：“元昊成为寇贼，哪里有让南朝不攻打他的道理？”另一天，六符对公说：“从前南朝太宗皇帝平定河东后，便袭击幽燕。如今虽然说是西部边境用兵，莫非又想谋取燕蓟吗？”公说：“那时北朝先派拽刺梅里来聘问，后来又在石岭关出兵帮助河东，太宗恼怒它反复无常，于是讨伐燕蓟。大概是北朝有事招致了这一结果，过错首先不在南朝，同如今的情形不同。”六符又说：“我们的君主以接受金帛为耻辱，坚决想要十县，怎么样？” 公说：“南朝皇帝曾说：‘朕身为人的子孙，怎么敢擅自把祖宗的土地给别人？’从前澶渊之战正以刀兵相向时，章圣皇帝尚且没有把昭圣皇帝的关南故地交给北方，只约定每年送给金帛，难道今天可以要求割地吗？北朝如今索要十县，不过是贪图它的租赋罢了；如今用金帛代替土地，也足以让北朝坐享资助国用。朕想到两国百姓，不愿让他们肝脑涂地，所以不吝惜金帛，委屈自己来顺从北朝的意愿。譬如人家兄长顺从弟弟，弟弟也应当顺从兄长，这样才会敦厚和睦；如果兄长已经顺从，弟弟却不顺从兄长，必然导致争讼，别人也都会看见谁是谁非。如果北朝一定要得到土地，那就是存心背弃盟约、抛弃友好，难道朕只是害怕用兵吗？何况澶渊之盟有天地神祇共同鉴察。如今北朝先挑起兵端，朕对内心无愧，对天地也无愧。天道帮助顺义者，人道帮助守信者，朕还有什么可忧虑不能取胜的呢？’”六符回头对他的副使说：“南朝皇帝的心意竟是这样，太好了，应当共同奏报，使两位君主的意旨相通。”第二天，北方君主召公一同打猎，让公与自己并马而行，问公想说什么。公说：“南朝只是希望长久保持友好关系。” 北方君主说：“我得到土地，就欢喜满足了。”范公说：“南朝皇帝派臣来向陛下说明：北朝想得到祖宗的旧地，南朝难道肯失去祖宗的旧地吗？况且北朝既然以得到土地为荣耀，南朝就会以失去土地为耻辱。既然是兄弟之国，不能让一方荣耀而另一方受辱。朕难道忘了燕、蓟旧日的封疆吗？哪里有可以恢复的道理？这件事正应当彼此说明罢了。”退下后，刘六符对范公说：“皇帝听了您关于荣辱的话，十分醒悟；但金帛一定不愿接受，只能商议结亲。”范公说：“结亲容易产生嫌隙，何况夫妻感情是否和谐难以保证，人的寿命长短、生死又可能不同，那么所托付的关系就不牢固，不如增加金帛更便利。”六符说：“南朝皇帝一定有女儿。”范公说：“皇帝的女儿才四岁，成婚须在十多年后。即使答应让宁女成婚，也要在四五年以后。如今想解决眼前的疑虑，难道能等待吗？不如金帛来得快。”范公又知道敌国想结亲，实际意图在于多得金帛，便说：“南朝嫁长公主，按照惯例，陪送不过十万缗罢了。”因此敌国放缓了结亲的打算。北方君主说：“事情都由你们口头传达，为什么书信中不写明呢？”

译范公说：“书信末尾有‘命臣口头陈述’的话，这就可以作为凭据了。”北朝把文书拿给范公看，范公说：“商议还没有决定，怎么敢空手回去？希望留下来完成这件事。”北方君主说：“等您再来，我当选择一件事情接受；应当带着誓书一同来，这足以表明修好已经确定了。”范公于是回朝报告此事，仁宗非常高兴，授予他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他恳切推辞没有接受。七月，又暂任原官，带着两件事情前往，在政府接受了誓书和口头传达的文辞。范公出发后到了乐寿县，忽然想到自己还没有看过国书，其中或许有和口头传达稍有不同的地方，那将凭什么取信并折服敌国呢？于是偷偷拆开书信查看，果然有所不同，便日夜奔驰，乘驿车赶回京城。当时将近晡时，他径直敲击閤门。閤门官吏按照惯例告诉他说：“前一天晚上递上名帖，第二天才能接见。”范公说：“我因机密大事而来，这是君主急于知道的重要消息；耽误了，罪责在你们。”官吏于是急忙上奏，范公得以入见。随后他在漏舍住宿一夜，才更换书信前往；如果不是范公思虑精密、决断英明，国家大事几乎就要失败了。到了北朝，北方君主说：“我仔细思考了您先前的话，结亲则夫妻难以保证和谐，只是让南朝把女儿嫁到异国，怀有思念亲人的忧愁，实在不如金帛方便。” “不过接受金帛没有名义，必须在书中加上一个‘献’字，才可以。”范公说：“‘献’字是下对上奉献，是臣下奉给君主的说法，不能用于敌国。况且南朝是兄长，哪有兄长向弟弟奉献的道理？”北方君主说：“如今南朝把丰厚的财物送给我，就是害怕我了，还吝惜什么‘献’字？”范公说：“南朝皇帝承继祖宗的土地，继承先皇的盟好，所以以善意相承，用财帛代替战争，难道是害怕北朝吗？如今陛下忽然说这种话，正是想断绝旧日的友好关系，用绝对办不到的事情来强求南朝罢了。南朝顾惜百姓生命，所以委曲求全，逐年增加金帛；如今北朝不断欺凌，南朝也无暇顾惜百姓了。”北方君主说：“改成‘纳’字怎么样？”范公说：“也不行。”北方君主说：“您不要固执，恐怕会败坏这件事；如果我率兵南下，难道不会成为贵国的灾祸吗？”范公说：“陛下出兵，能保证一定获胜吗？”北方君主说：“不能保证。”范公说：“既然不能保证胜利，怎么知道不会失败呢？”北方君主说：“南朝既然已经把丰厚的财物给我，‘纳’字有什么可吝惜的？况且自古就有这种事。”范公说：“自古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兵而臣服于它，当时赠送的贿赂或许称作‘献纳’，这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颉利被太宗擒获，难道还会再有这种礼数吗？”北方君主默然不语，又见范公神色严厉，知道他的意志不可改变，便说：“我自当派使者与南朝皇帝商议。”范公又曾对敌国宰相及刘六符等人说：“北朝皇帝说南朝害怕北朝，这是把南朝当作五代时的情形来看待。自从祖宗削平诸国，东到南海，西到蜀汉，疆域万余里，精锐铠甲遍布天下，怎么会害怕邻国呢？”六符说：“南朝每年增加金帛二十万，还有什么舍不得一个字的？”范公说：“金帛前代本来就曾有过；至于‘献纳’二字，实际上关系到国家体统。金帛是南朝所轻视的，国体是南朝所看重的，怎么可以相提并论？”范公自从到了敌国，每天都和他们的君臣辩论，有时从日出争论到晡时才停止。他甚至指着帐前的高山说：“这座山还可以翻越；至于‘献纳’二字，却像天一样高，不可能登上去。使臣的头可以砍断，这个议题也决不敢答应。”于是敌国留下所答应增加金帛的誓书，又派耶律仁先、刘六符带着本国誓书来到，仍然要求使用‘纳’字。范公到了京城，上奏说：“契丹要求使用‘献纳’二字，臣已经以死拒绝了，希望朝廷严肃对待。” “请严令馆伴，坚决拒绝他们。他们一旦察觉我们的意志稍有松弛，就一定会实现他们的意图，然后才会回去。当时如果不是范公忠愤忘身、辩词如涌，几乎要给国家带来耻辱。范公开始接受使命时，听说一个女儿死了；第二次接受使命时，听说一个儿子出生了，但都立即出发，不顾及自己的私事。范公忘我到这种程度。不久升任翰林学士。范公上奏章并当面向仁宗说明：“朝廷集中力量办理西边事务，河北没有防备，臣不敢以死力争，实在担心激起战争，使国家无法支撑。因此奉朝廷命令，每年增加金帛来缓和敌军。这哪里能说是有功而立即接受厚赏呢？臣希望朝廷加强武备，等待敌人出现间隙再行动，或许可以洗雪国耻。”于是没有接受任命。仁宗更加赞许范公有功而能谦让。三年三月，任命范公为枢密副使。范公又上奏说：“臣昨天奉使契丹，他们执政的官员，是过去汉使从未见过的，臣都见到了；两国使臣过去避讳不谈的事情，臣都谈到了。因此详细知道了他们的情状，希望朝廷不要因为已经和好就忽视他们。臣如今接受赏赐，他们一旦背弃盟约，臣不但要受朝廷斧钺诛罚，天下公论又会怎样评说臣呢？臣害怕公论胜过害怕斧钺，希望收回新的任命；那么中外之人一定会说：‘使臣不肯受赏，说明事情还难以预料，因此守备不敢松懈。’” “这不是臣故意制造小小的防备，而是恐怕误了国事。”仍然没有接受任命。七月，再次授予原来的任命，范公只带着纶诰到皇帝面前，行礼后便退下。过了一个月，又任命为枢密副使。当时元昊的使者来辞行，群臣列班在紫宸殿门，仁宗等范公编入枢密院的班次后才临御殿堂，并命章丞相告诉范公：“这是朝廷特意任命，并不是因为出使北方的功劳。”范公知道无法推辞，才拜受任命。范公既然在枢府，认为自己遇到明主而获得职位，于是举荐贤能、罢黜不肖，兴利除害，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即使触犯权贵，也不为自身打算。当时杜祁公任宰相，先文正公任参知政事，韩魏公任枢密副使，他们同心协力，希望实现太平。仁宗开设龙图阁、天章阁，命两府辅臣分别陈述天下政务中最重要的事项，范公分条列举十多件上奏。关于河北安边，他又提出十三条策略；还说应选拔宗室中有才能的人，使他们补任外官，试着治理政务，逐渐增强朝廷藩屏的稳固。他又奏说，安定百姓在于守令、宰守得人；朝廷难以遍选守宰，请命两府同心共同商议，选各路转运使，由转运使选择知州，再让知州选择知县，这样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元昊派六宅使贺从带着书信来，称‘男乌珠曩霄上父皇帝’，范公上奏说：“处理事情必须从开始时就恰当；以前听说西路接待他的使者过于优厚。”

译“通判还到驿站置酒，及至入宫觐见，赏赐也很多，又听任他自称伪官，这只会助长他的骄横贪得之心。如今如果允许他不称臣，那么契丹还会臣服于他，他一定会说：‘他既然与南朝成为敌国，那么天下只有我的尊贵。’因此便会妄加索求，怎么能够拒绝？因此朝廷拒绝了他的使者，最终让他称臣。四年七月，契丹来告知已经出兵讨伐元昊。十二月，朝廷册封元昊为夏国主，使者将要出发时却暂时停止，等待敌国使者。范公上奏：“如今如果北使未到便出发，就是事情由我们发起；等使者到后再出发，就是恩德归于契丹。万一敌国言辞不顺，难道可以拒绝元昊而迁就契丹吗？这样会被敌人耻笑。”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一年，契丹出兵防备元昊讨伐呆儿族，行军路线接近河东境外。朝廷想要发兵调集兵力防备，防垂拱上奏此事，仁宗当面告诉他说：“北方君主在云中接受礼仪，我担心他会乘机袭击河东，命两府做好防备。”范公上奏说：“契丹一定不会入侵，理由有九条：出兵没有名义，这是第一；自称王师，不肯偷偷出兵，这是第二；河北平坦可以长驱直入，河东险阻，容易进入却难以出来，他们一定不肯舍弃容易之地而进入险地，这是第三。” “河北富裕，河东贫乏，他们不肯舍弃富裕而选择贫困，这是第四；河北没有防备，河东有防备，他们不肯舍弃没有防备的地方而攻击有防备的地方，这是第五；如果想要入侵，就应当采取诡道，不应先说在云中接受礼仪，这是第六；契丹起初与元昊约定共同困扰中国，如今契丹背约而接受中国增加的财币，元昊屡次发怨言，契丹压近元昊边境修筑威塞州来防备他，而呆族又多次杀害威塞州的役兵，契丹怀疑是元昊指使，于是出兵向西讨伐，绝没有与入侵同时进行的道理，这是第七；契丹把燕地看得如同腹心，如果侵犯河东，难道不会防备我们进攻燕地来牵制它吗？这是第八；契丹自从得到燕、蓟，就不会再从河东入侵，这是第九。臣认为契丹将来制造祸乱，一定会在河朔，所以才奏请制定河北防御策略。希望让我镇守一座重要郡城，亲自实行这些措施，也许可以洗刷自身的羞耻和国家的耻辱。”后来契丹果然没有入侵。范公在西府任职时，竭力革除长期积存的弊病。当时京城的事务机构，如皇城、群牧司之类，有些由亲近的官员掌管，十年都不更换，范公为此制定三年任期制度，并且不许托人求情长期任职，因此权贵宠臣大多感到不便。当时大臣中也有人用流言诬陷范公，仁宗虽然不怀疑他，但范公恐惧不安，于是趁保州盗贼平定之际，请求担任河北路宣抚使，到外地避开这些事。出使将要返回时，便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诬陷者仍未停止，于是又罢免范公的安抚使。过了一年多，诬陷没有得到验证，朝廷加授范公给事中，调任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当时河北发生大水，百姓流徙进入京东，来到范公辖区的有六十七万人。范公选择属郡中丰收的五州，劝百姓输送粮食，多的二石，少的五斗，共得到十五万余斛，分别在各地储存，并用官仓粮食补助。又在乡村、城郭开辟了十多万处房舍。选择官吏，甚至包括曾任官而正在等待任职、寄居当地的人，都发给俸禄后派遣；各自到流民聚集之处，登记姓名，分别管理那些瘦弱多病、老幼不能自己谋食的人。平均分配居住之处，发给粮食，借给器具，使他们可以便利地砍柴汲水，而不必远赴别处等待供给。到第二年两季麦子已经成熟，便按他们乡里的远近，发给裹粮，让他们回到本乡本土，救活了五十万人。又招募其中强壮的人，刺字编入军队的有一万多人，使他们不至于成为盗贼，并且用衣食供养他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又解除公私山林、池泽的禁令，任凭他们取用以自救的，数目更是无法计算。那些偶然不幸死去的人，立即为他们埋葬，范公亲自撰文祭奠，称他们的坟墓为丛冢。朝廷听说此事，派使者慰劳奖赏，授范公礼部侍郎。范公认为赈济灾民本来就是安抚使的职责，恳切推辞而没有接受。当时王则占据贝州作乱，齐州有一千名禁军士兵谋划屠杀城中百姓来响应他，有人到范公处告发。范公认为齐州不属于自己的辖区，而且事情不能直接上报，便移文告知防。恰有中使张从训奉命在青州，范公把檄文交给他前往，集合齐州人捕捉叛乱者，最终全部擒获；范公又上奏陈述擅自派遣中使的罪过。若不是范公深谋远虑、果断决策，几乎就会促成叛乱，齐州百姓便要成为鱼肉了。朝廷赞许他，再次授予礼部侍郎，范公仍恳切推辞不受。不久加授资政殿大学士，明堂礼仪结束后，才拜受礼部侍郎。因为秦国太夫人长久离开故乡，请求京西一郡，调任知郑州，又调任蔡州，加授观文殿学士，知河阳，升任户部侍郎。至和二年，任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六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潞公同时受命。宣布任命的那天，仁宗派几名小黄门秘密询问朝廷，听说士人舆论一致，有的举手相互庆贺。几天后，翰林欧阳文忠公在垂拱殿奏事，仁宗说：“最近任命文、富二位为宰相，士人都相互庆贺。” 古人求得宰相还要靠梦兆和卜问，如今朕是从人情民意中得到宰相，就不必再依靠梦卜了。”欧阳公叩头称贺。嘉祐初年，仁宗身体不适，辅臣虽在政府任职，却早晚不能详细知道皇帝的起居状况。范公与文潞公担心有奸人假托诏命制造变故，于是率领辅臣请求入内侍奉疾病。内侍长官阻止说：“没有得到诏令。”范公斥责他说：“哪有宰相一天不见天子的道理？”于是径直入内觐见。仁宗便以监视僧人祈祷禳灾为名，奏请留宿内殿。从此宫中的命令出入传达，无论大小事情，都先向宰相禀报后才施行，内外都安定下来。直到仁宗末年，仍依靠这一制度作为准则。范公认为民间常有疾苦，以及横征赋税、繁重劳役，朝廷有不知道的，于是派使者分赴各路，宽减百姓负担，所革除的弊政和省去的徭役很多。范公又认为仁宗年岁渐高，而国家根本尚未确立，于是与昭文馆大学士文潞公、集贤殿大学士刘公沆、参知政事王文安公共同商议，选择贤能的宗室建立储君。王公一向听说英宗贤明圣德，于是共同把他的名字上奏。仁宗说：“朕的意志已经确定，你们不要再疑虑了。”诸公高兴地退下。三年，加授礼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译仁宗深沉安静、垂衣拱手，国家一切政务都依靠宰相府来办成。范公选用贤能俊杰，使各个职位都得到合适的人才，民间没有被遗漏的人才。解除榷茶禁令，以减少刑罚。至于百姓富足、万物丰盛、夷夏安宁，而天下人并不知道，这其中辅相的权力，以及范公代替上天辅佐天下的功勋，实在无法尽述。五年，秦国太夫人去世，范公服丧，仁宗特意停止春宴，五次派中使下诏起复。范公上奏恳求服满丧期，仁宗答应了，仍发给一半俸禄。英宗即位，服丧期满，授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任户部尚书。过了一年，因脚疾请求退职，上奏二十次，才授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阳，封祁国公。当今皇帝即位，调任镇守武宁军，进封郑国公。多次请求罢去将相职位，皇帝认为范公辅佐历朝，年高德盛，为海内所敬重，人人没有异议，便虚心礼待他，以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召他入朝。范公因脚疾不能拜受，坚决推辞。诏令以新官职再判河阳。熙宁元年正月，调任判汝州，并让他入朝觐见。诏书说：“渴望见到您的仪容，愿听闻您的言论。”因范公脚疾，便用肩舆送到崇政殿门，命其子绍庭入殿搀扶，仍不行跪拜礼。又因为门与殿上距离很远，皇帝特意到内东门的小殿接见他，恩宠礼遇优厚，群臣没有能比得上的。赐给他的儿子绯衣银鱼，召范公入坐，谈话从容，直到太阳偏西才退下。第二次召见时，皇帝想留下他担任集禧观使，范公恳切推辞这一职务。皇帝想召范公为宰相，先派中使告诉他说：“您这次不得再推辞，应当勉强带病入朝辅政，为宗庙社稷考虑。”第二年正月，召还京师。二月，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赐甲第一区，范公都恳切推辞不受。又授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尚未入朝觐见，听说有人在皇帝面前说灾异都是时运所致、不是人事造成的。范公于是上奏：“《春秋》记载灾异，是为了警醒君主，使其恐惧而修身反省。董仲舒所说天人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实在令人畏惧。孟子又回答梁惠王说：‘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百姓死了却说不是我的过错，是年成不好。大王不要归罪于年成，这样天下百姓就会归附。’这些话都没有把灾祸归咎于时运。落实到一个人的自身，就说‘行善会降下各种祥瑞，作恶会降下各种灾祸’；落实到一个家庭，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很小的范围，余庆、余殃尚且因人的善恶而来，哪里有国家天下的灾祥反而归结为天命，说成无所作为便自然造成的呢？也没有听说应当把它推给上天。陛下如果偶尔相信这种说法，就会有时救灾防患，以回应上天谴责的心意；有时却因此懈怠，损害陛下的德行，不成为百姓的福祉，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了。”当时群臣请求给仁宗上尊号并恢复音乐，仁宗因久旱都不接受，但群臣仍坚持请求恢复音乐。范公上奏：“按照旧例，发生灾异，都要撤去音乐。我恐怕陛下因为同天节，契丹使者和群臣都应当上寿，所以还没有停止他们的奏请。臣认为陛下圣政革新，四海都在注目，正应彰明盛德给夷狄看，希望连上寿也一并停止，更足以显示陛下严肃恭敬、谨慎畏惧的美德。”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当天就下了雨。范公又上奏：“陛下回应上天谴责，不能说不周到；上天的报应对陛下也不能说不迅速。何况让戎族使者亲眼看见中原的异常事情，更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今天降雨便欢喜，而应当因多年灾变而警惧，远远斥退奸佞，亲近忠良，恭敬畏惧上天，那么太平就可以到来。”皇帝亲自写诏书答复说：“这些话义正而忠诚，亲自阐明道理，正文直切。如果不是出于爱护君主的心意、心存王室，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我岂敢不把它放在枕边、铭记在肺腑中，直到老年始终以此自戒。”又希望范公不要改变今天的志向，那么天灾不难消除，太平也指日可待。范公又上奏，极力陈述君子与小人的真伪关系，关系到王道的消长和天下的安危，希望陛下深思明辨；任用、罢黜稍有失误，就会招致祸乱，成为国家的大患。八月，范公因病辞去职位，授判河南府；又获准请求判亳州，调任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年，授左仆射、判汝州；再次上奏说自己不熟悉近来的制度，诏令准许他回洛阳养病。这年冬天，请求交还政务，授司空，恢复武宁军节度使，封韩国公，退休。元丰三年，改革官制，授开府仪同三司。又因为王文安公之子同老、陈嘉祐曾经倡议建立储君有旧功，皇帝认为诸公从未自己提起此事，深感叹异，特授司徒，仍以其子绍京为閤门祗候。六年闰六月二十二日，范公在正寝去世，享年八十岁。皇帝听到讣告，震动悲悼，停止临朝视事，宫中赐下祭文，派入内供奉官、勾当御药院梁从政前往致祭，赐给丧家丰厚的赙赠和慰问。士大夫无论相识与否，都流泪前往吊唁。范公自从交还政务后，没有一天忘记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心情；朝廷有大事，或者下诏询问，他一定竭尽诚意忠心，细致详尽地陈述，毫无顾忌。安南用兵时，范公又竭力进言：大军远行，军需粮饷都出自百姓的力量，担心将帅、漕运及郡县官员只顾逃避自己的责任，不能体恤百姓，希望深加存问抚慰，以安定国家的根本。晚年又上书竭力补益时政，临终仍把一封遗稿交给儿子上奏。范公为人端正厚重、明达纯粹，见识气度深远；事情无论大小，都反复熟虑，深入探究根底，一定等到万全无失才去实行。凡是接受爵位、升任官职，从未不推辞谦让六七次，迫不得已后才拜受。接待士人极其真诚，即使是低级官员或平民，也都以对等礼节相待，谈笑从容，送到门口。别人有什么长处，他仿佛认为那就是自己的长处，委婉地考察询问，希望使其才能完全发挥。平常与人交谈，言辞语气十分温和；到了面临重大原则问题时，却神色严正、慷慨激昂，没有人能使他屈服。他非常憎恨邪恶，必定竭力排斥。听说正直的人、贤良的人偶然遭遇忧患，必定诚心悲痛，尽力慰劳保护。他治理家庭，即使细小事务也都有规矩法度。四面八方、远近之人，全都佩服他的声望。

译北朝使者到来，大多询问范公在哪里、是否安康，像关爱父兄一样。到范公做宰相、王德用任枢密使时，北朝使者对馆伴说：“南朝任用这两位公，得到人才是多么盛大啊！”范公退居西都十多年，深居简出，很少出门。他曾到老子祠，乘小轿经过天津桥，市民因高兴看到范公出行，跟随观看，到了徽安门，市场竟因此空了。他得到民心就是这样。文潞公任河南府尹时，选择乡里年高有德的诸位公卿组成耆英会，范公位居首位。范公一生通达性命之理，临终时安然坐着，突然去世。去世前十天，他居所还政堂后有星坠落。有文集六十卷。夫人晏氏，封周国夫人。儿子三人：长子绍庭，朝奉郎，年轻时就有才华和品行；次子绍京，供备库副使，在范公死后一个月去世；次子绍隆，光禄寺丞，早逝。女儿四人：长女嫁观文殿大学士、知真定府冯京，早亡，追封某郡夫人；次女作为冯京的继室，封某郡夫人；次女嫁宣德郎范大琮；次女嫁霍邱县令范大珪。孙子三人：长孙直方，守秘书省校书郎；次孙直清，守将作监主簿；次孙直亮，假承务郎。孙女三人：长孙女嫁试将作监主簿张俌；次孙女尚未出嫁；次孙女年纪还小。范公的遗孤朝奉郎，准备在元丰六年十月甲子日，将范公葬于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南张里秦国公的墓地。次子某谨慎地备述范公的家世、历任官职和事迹，编成行状，将以此请能立言的人为墓志铭、碑文，并请求考功部门议定谥号，载入国史。谨撰行状。元丰六年七月，具位范某谨状。《范忠宣集》卷十七。钦定《四库全书》。《范忠宣集》卷十八。附录。忠宣公国史本传。范纯仁，字尧夫，世代居住在苏州。他的父亲范仲淹，曾任参知仁宗政事，谥号文正，葬在河南，于是范纯仁成为河南人。范纯仁五岁就懂得读书，八岁时给同伴讲说书中的义理。因父亲的恩荫任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考中进士，调任武进、长葛二县知县，都没有赴任。文正公去世后，他才出仕，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知襄城县，施政有恩惠爱民之意，督促百姓种桑，把那些桑树称作‘著作林’。召他编校昭文馆书籍，他推辞没有赴任。签书许州观察判官公事。贾黯任开封府知府，推荐他任襄邑县宰。有牧地，卫士倚仗权势侵暴百姓田地，范纯仁抓住其中一人杖责。牧地起初不隶属于县，有诏令弹劾范纯仁。范纯仁说：‘军队必须依靠农民供养，防备军队应当先保护农民。’朝廷认为他有理，释放他不再追究，并且听从他的意见，让牧地隶属于县，从范纯仁开始。治平年间，他从江东转运判官被召为殿中侍御史，升任侍御史。当时正讨论濮安懿王的礼制，大臣与从官意见不同。范纯仁说：‘陛下亲自接受仁宗诏令而成为他的儿子，与前代由大臣定策入继的君主不同，请按照从官的意见办理。’后来他与御史吕诲援引义理、依据经典，言语斥责大臣尤其激切，递交告牒，在家居住等待治罪。不久，宫中传出皇太后的亲笔书信，尊濮王为皇夫人，进而尊为皇后。范纯仁又说：‘陛下以长君的身份临朝，怎么能让命令从宫闱中发出？将来或许会成为权臣假托的凭借，这不是君主自求安定的办法。’不久下诏停止追尊，催促范纯仁就职。范纯仁仍因不能完全按照从官的请求而请求离去，态度更加坚决。皇帝不得已，调范纯仁出任安州通判。因此范纯仁的名声震动天下。调任知蕲州，历任京西提点刑狱、京西和陕西转运副使。召回京城，授尚书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谏院。不久，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判国子监。神宗振作精神求治，任用王安石，许多事情都有所变更。范纯仁说：‘骤然改变法度，会使人心不安。’

译《尚书》说：‘怨恨难道只在明处吗？应当防范那些看不见的怨恨。’ 希望陛下防范那些看不见的怨恨。皇帝问：‘什么叫看不见的怨恨？’范纯仁说：‘就是古人所说的，天下人不敢说话却敢于愤怒。’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命他列举历代可以作为警戒的旧事上奏。范纯仁撰写《尚书解》进献。担任谏官时，他前后向皇帝进言，认为停止战争、减少事务、节约费用、使百姓富裕、进用君子、斥退小人、爱惜人才、伸张公论是最急迫的事情；把崇尚聚敛、苛刻待民、亲近奸佞、任凭偏听作为戒慎之事。大的在朝廷上论奏，小的则通过奏疏陈达；皇帝不听，就接连上章、累牍进言，绝不草率停止。他对于君子和小人的分别尤其激切，无所忌讳回避。又说：‘道路遥远，应当逐步达到；事情重大，很难迅速完成；成人之才不可仓促求成，积累的弊病也不能一下子革除。’自古君主想把事情急于求成，必定被奸佞利用，不可不察。范纯仁平日与王安石交情深厚，到这时却多次说王安石用五霸富国强兵的办法启发君主，已经失去天下人的期望。不久刘琦、钱顗、孙昌龄同时被罢免御史，范纯仁又说：‘刘琦等只因说了一句话触犯执政大臣，就突然获罪离职；如今朝廷中阿附的人很多，为什么陛下反而要用法令驱逐他们？’言辞更加直切。王安石把他和其他大臣的奏章一并压下，罢去他的谏院职务，留下修起居注，他坚决推辞，出任知河中府，调任成都府路转运使。因没有察觉属官宴饮游玩而获罪，降为知和州，调任邢州；尚未到任，加直龙图阁、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入朝觐见时，皇帝询问兵法和边防事务，他都回答说不是自己所熟悉的，坚决恳求辞去边任，皇帝不准。庆州自文正公任帅以来深受恩惠，范纯仁到任时正逢歉收，及时赈济发放，救活了很多人。不久田野长满蓬草，结出的果实像粟米，可以食用，公私都得到帮助；又为来年耕种营办农具，每年都获得大丰收。有人说他发放粮仓借贷过多，朝廷派使者审察，百姓听说后争先把粮食交还官府，等使者到达时已经没有拖欠的人。属郡有流民在路上到庆州喊冤，审查后查出冤情；郡将种古控告范纯仁挟带私情改变狱案，诏令把案件移交邻郡，派御史审理。等范纯仁到朝廷应对时，部下数万人号哭拦道，儿童们相继吟诵诗歌跟随他，很久才得以离去。案件审结后，种古因诬告获罪，范纯仁仍因其他事情被夺职，任知信阳军，调任齐州。因父亲去世请求罢职，获准主管西京留司御史台；再次任知河中府，极力论述教习保甲妨碍农事。屡次升任朝议大夫，元丰八年夏，直龙图阁、知庆州；年中升为天章阁待制，召回任侍讲，又授给事中。当时哲宗、宣仁太后共同处理政务，司马光入朝为相，首先改行差役法。范纯仁极力进言说：‘事情应当充分讲求后再缓缓推行，否则会更加成为百姓的祸患。’于是人们都佩服范纯仁平和正直，知道他以前反对王安石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第二年二月，升任吏部尚书；几天后授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起初，范纯仁被召回京城，两宫急忙派中使赐给他丰盛的膳食，又发出手诏询问防备西戎的策略。范纯仁请求归还军队、放弃土地，并借此让西夏归还所掠夺的汉人。执政大臣持保留意见，等范纯仁进入枢府后，他再次申述前议，又请求在归还土地之外，再归还一名汉人并给十缣，这些事情都得到施行。后来夏人没有顺服，范纯仁请求到陕西的一郡效力，未获允许。边臣俘获蕃酋果庄进献，两宫把功劳归给辅臣，褒奖赏赐特别丰厚。范纯仁请求诛杀果庄，以此向边地百姓谢罪；而议论者想招来他的儿子，收复河南旧地，赦免而不杀他的后代，又想授予官职，范纯仁再次坚决争辩，但果庄的儿子最终没有到来。元祐三年春，授大中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任执政时，致力于以宽博的胸襟启发皇帝，忠诚笃厚地改变士大夫的风气。在枢府时，有人攻击章惇、邓绾，他都竭力为他们辩解，于是说：‘臣曾经被邓绾诬奏而获罪罢黜，今天所陈述的，恐怕是对人的过错记录得太深了，实在关系到国家体统。’ 两宫有所感悟，当天就派中使带手诏嘉奖并采纳，因而下诏说：‘从前迎合依附的人，一概不要追问，进言的人也不要再以此进言。’后来朝廷中颇为分成朋党，议论大多出于私意，逐渐有人施行浸润诬陷之说。学士苏轼起草策题而被诘问，韩维被罢去门下侍郎、补任外职，范纯仁上奏说苏轼没有罪，韩维一心为国，不可因诽谤之言而贬黜。等到范纯仁任宰相时，谏官王觌因议论朋党获罪贬官，范纯仁又辨析君子朋党与小人朋党的不同，于是极力陈述前代朋党的祸患，并抄录欧阳修《朋党论》进献。第二年，吴处厚把蔡确在安州所作的诗加以笺释，上奏报告；台谏和执政大臣支持他的说法，并且想把蔡确贬到死地。范纯仁对吕大防说：‘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已经有七八十年了，不可由我们开启。’想约吕大防共同上奏争辩。到了帘前，宣仁太后说：‘蔡确把我比作武后，吕大防不敢说话，只有范纯仁和王存一同上奏，请求减轻蔡确的罪。’宣仁太后没有听从。于是吴安诗、刘奉世议论说范纯仁不应救蔡确，而范纯仁也坚决请求罢职，于是以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过了一年，升为大学士，任河东经略安抚使，埋葬没有安葬的百姓遗骨三千多处。调任河南府，又调任颍昌府；召回京城，再任右仆射，并升任通议大夫。范纯仁处理事情从不回避隐瞒，同列有人因此不满。当时宰相吕大防引荐杨畏为谏议大夫，以此帮助自己；范纯仁认为杨畏品行不正，不可任用。吕大防说：‘难道是因为杨畏曾经议论过相公吗？’门下侍郎苏辙在旁边诵读杨畏弹劾范纯仁的奏文，范纯仁起初并不知道，因此请求罢政，皇帝不听，于是他坚持请求。当时哲宗刚亲自处理政务，在大臣中唯独特别关注范纯仁；有人秘密推荐人才，哲宗常拿来询问他，又询问先朝法度，范纯仁都据实回答，并劝哲宗选择台谏官，还说仁宗朝把政事委托给执政大臣，而让台谏参与议论，这一点可以作为法则，但关键在于所用之人是否合适。哲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宣仁太后去世后，小人争相议论垂帘听政时的事情，范纯仁极力陈述太皇太后勤劳保佑的功绩，请求依照明道年间的旧例下诏告诫妄加议论的人。苏辙因议论改变先朝法度，引用汉武帝来说明，哲宗发怒，认为二者不伦，准备把他贬到汝州。哲宗正在发怒时，苏辙不敢为自己辩明，只有范纯仁上前奏说：‘武帝才智雄略，史书也没有贬低他的言辞，何况苏辙所议论的是事情，与时政有关，并不是议论人物。’

译哲宗的怒气稍稍消解。苏辙平日与范纯仁关系不睦，到这时却佩服他的为人。章惇掌权后，范纯仁请求罢职，于是又以观文殿大学士、右正议大夫知颍昌府。不久被夺去一官，调任河南府，改任知陈州。范纯仁执政时，哲宗问：‘被贬逐的人，大概很难永远废弃不用吧？’范纯仁上前赞许说：‘陛下能想到这一点，是尧舜的用心。’于是请求按时叙复官职。到明堂大赦时，章惇等先上奏列举吕大防以下数十人，请求终身不得调任；范纯仁为他们申理，请求追回成命，言辞十分恳切，触犯了章惇等人的意旨，被削职知随州。第二年，以武安军节度副使身份贬到永州。元符三年，徽宗已经亲自执政，当天就派宦官奔赴湖南，带去皇帝和皇太后的诏命，慰劳赏赐特别优厚。范纯仁所陈说的都是国家大体，皇帝大概准备把重任托付给他。起初授光禄卿、分司南京道，升任右正议大夫，提举嵩山崇福宫。不几个月，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召回，皇帝连续派使者询问并赐予财物，范纯仁以疾病推辞；又派国医前往诊视，他仍坚决请求回颍昌故里居住。皇帝察知不能强行起用，便答应了。然而每次面对辅臣，总以不能见到范纯仁为遗憾。又亲自下诏对他说：‘您有忠诚的进言和美好的谋略，应当不时陈奏，以符合朕眷顾礼待老成贤德、寻求治理的心意。’后来病势加重，他请求告老，皇帝不准。建中靖国元年，范纯仁七十五岁去世。皇帝听闻后震动悲悼，当时恰逢皇太后去世，停止临朝视事。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命颍昌、河南供给他的葬事，赐‘世济忠直’四字，将它书写在墓道碑首，谥号忠宣。范纯仁性情平和宽厚、简易大方，曾说：‘我一生喜好学习，所得不过是忠恕二字而已；历事四代，没有留下非议。从平民到宰相，廉洁俭朴始终如一，所得俸禄和赏赐，都用来扩大义庄。前后任子恩典，多数先给疏远的族人。去世时，幼子和五个孙子还没有做官。著有文集流传于世。儿子有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国。《范忠宣集》卷十八。《范忠宣集跋》。先忠宣公关于国政和弹劾政事的文章之外，还有文集二十卷，一直没有刻版刊行。零陵是他被贬居住的地方，仅仅刊刻了《言行录》。如今史君沈公入朝奏事，因而来拜访我，谈到这件事后慨然有感，想要刻板刊行，以便追慕前代贤人，这是我深为敬佩和感叹的。于是把家藏本交给他，又附上《国史本传》和李姑溪所撰的《行状》，并且在后面记下年月。嘉定辛未年上巳日，元侄孙朝散郎、左司谏兼侍讲范之柔谨书。忠宣范公，是昭代著名的大臣和德高望重的长者。他写成的文章，读来使人肃然起敬而又心生仰慕。然而，我常常遗憾未能见到他的全部文章。嘉定壬申年任零陵县丞时，我在巳巳年仲冬入朝觐见，经过京城，得到他的元侄孙侍讲司谏家中所藏的完整文集，跪拜接受后带回。辛未年暮春到达永州郡治，我想到零陵确实是范公过去居住的地方，从元符年间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当地人还能够谈论他的事迹，并且建堂追思、立祠祭祀。我既然得到了他的文章，就不敢私自藏匿，于是和志同道合者精心加以校订，命工匠刻版印行，使它永远流传。嘉定壬申年正月初一日，朝散大夫、权知永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借紫吴兴沈圻书写于思范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正日〕 我私下认为，元祐丞相忠宣范公的文章流传于世，就如同桑麻、谷粟对于日常生活一样不可缺少。过了一百多年，仍然没有完全流传开来。如今中书舍人公把家藏文集交给零陵守臣，在郡斋刊刻，而大参楼公又为它作序引，向求学者指示归宿之处。大人物的恩惠，施及天下和后世，实在深厚啊。士大夫在出仕、退处以及发言、沉默之际，假如不以忠宣公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他们读到这部书，怎么能不惭愧呢？嘉定壬申年六月十六日，承议郎、权通判衡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赐绯鱼袋、权永州事廖视再拜恭敬书写。从前范宣子曾问穆叔什么叫死而不朽，穆叔回答说：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著书立言。鲁国的臧文仲死后，他的言论仍然流传，君子认为这就是不朽。唉！士君子一句有益的话，尚且足以告诫后世、留给后来的时代，何况功业和德行光明显著地存在于人们耳目之中，难道只是著书立言才能做到吗？元祐丞相忠宣范公的道德和事业，载入国史；他出仕和退处的大节，见于国论、奏议和言行录。求学者早晚整肃衣襟、恭敬容色，对他产生敬意和仰慕。唯独他的文集世人未曾见到。如今侍读、修史、紫微先生继承先人的事业，把家藏二十卷文集交给零陵史君，在郡学刻板，又让宗衜校正其中的错误和讹舛；同时又得到当今大参楼公作序引，置于篇首。天下学者反复玩味此书，佩服其中忠恕、诚一的学问，以及厌恶邪曲、崇尚正直而切实的言论，终身诵读它，都将归于君子之道。这种用心光明宏大、广博深厚，足以成为千百年不朽的流传之作。嘉定壬申年六月十六日，门生从政郎、永州州学教授清源陈宗衜再拜谨慎作跋。

译钦定《四库全书》。《范忠宣奏议》卷上，宋范纯仁撰。上奏请求寿圣节不使用音乐【英宗治平元年，范纯仁当时任殿中侍御史】。臣听说将来的寿圣节正处于上辛日祭天和斋戒期间，按照礼制不应使用音乐，但太常礼院议论说使用音乐没有妨碍。臣以为，祭天并斋戒的制度从古代就有；在诞辰向皇帝祝寿，则起于近代朝廷。用礼制比较，祭天更为重要。前些日子郊祀时，临时休息处铺设黄褥，都是有关部门按礼制应当陈设的；陛下却空着休息处，撤去褥子，以表示极度恭敬，臣民都欢欣地歌颂圣德。如今如果在斋戒期间反而允许使用音乐，恐怕前后的礼制就不相称了。希望圣慈下令，将来祝寿时处于斋戒期间，暂且不要使用音乐；这样不但合乎典礼，也能使中原和四方夷族知道陛下克制自己、奉行天意、尊重礼制并以礼教化百姓的心意。上奏请求在南郊赦令颁布以前恢复钱公辅的官职【治平元年】。知制诰钱公辅因为缴进词头，被责授为滁州团练副使。我私下认为，缴进词头本来也是中书舍人的旧例。他的言辞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本意应当没有别的，不过是想补益陛下的聪明，尽到自己愚直的责任罢了，不应当重重防范并贬责他，把他与邪佞和贪赃污秽之人同列。中外人心，难道不会因此疑惧吗？这样一来，进谏的言路很是阻塞，实际上损害了革新政治的政务。如今听说陛下在水灾之后深切寻求直言，然而几十名近侍大臣中，也没有听说各自上密封奏章指陈时政的过失。难道不是因为以钱公辅为戒，各自只求保全自身吗？这样一来，受国家恩遇的人对陛下无话可说，国家将依靠谁呢？希望圣慈特别在南郊赦令颁布以前，牵复钱公辅一官，以表明陛下容纳直言的心意，使大小臣僚都能尽忠守正，向上补益圣明的谋略，那将是天下的大幸。再次上奏请求恢复钱公辅的官职【治平元年】。臣近来曾上殿奏陈，请求在南郊赦令颁布以前牵复钱公辅一官，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这是因为自从钱公辅被贬官以后，朝廷的任命难道没有不恰当的吗？臣僚都以钱公辅为戒，不再敢发言，使滥进的人不畏惧公论，使苟且容忍的人能够偷安，损害圣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何况臣僚之中能够不把自身利害放在心上，而以职事为忧虑的，十人中也不过一两人。陛下宽容并采纳他们，尚且担心不能使他们受到鼓励，如今又深加贬谪，那么谁不各自寻求自安呢？如果人人都这样，国家还依靠什么？臣的恳切请求，实在就在这里。希望圣慈把臣前次的奏章交付中书门下施行，使进谏的言路重新畅通，圣政不再阻塞；使尽忠勤职的人有所劝勉，使苟且容禄的人有所羞愧，那将是天下的大幸。上奏请求暂时停止秋宴【治平二年】。臣看见本月二十二日举行秋宴，私下认为京师前些日子遭遇大水以后，军民被压死、淹死的很多，悲哀痛苦的声音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陛下是百姓的父母，应该和天下人同忧同乐。加上连日以来阴云郁结不散，百姓相互传说恐怕还会有大雨，露宿在外的人忧惧正深。如果听到陛下钟鼓的声音，他们一定会头痛皱眉，互相说道：‘君臣在宴饮作乐，恐怕不是时候。’希望圣慈特别下令，暂且停止这次秋宴，只命令分发酒食，这样或许可以上承天灾的警戒，下顺百姓的心情，显示圣明君主修身反省的诚意，消除百姓遭受灾害的怨气。上奏请求慎重任命官职，以革除侥幸之风【治平二年】。臣听说君主掌握的大权在于刑罚和赏赐，赏赐不过分，行善的人就会受到鼓励，臣下也没有非分觊觎之心；刑罚不滥用，作恶的人就会受到惩罚，人们也没有受到冤屈压抑的忧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在这些事情上慎重。陛下即位以来，对于刑罚固然已经慎重了，但对于滥赏的弊病，却没有听说有所改革。近两个月以来，尤其多有轻率授官的情况，如待制、龙图、修撰等职，接连授予的有几十多人。难道这些人全都是贤才吗？况且他们又没有别的功勋，只因为提拔了一个人，比同列稍微优先一些，于是人人都按次迁升，以满足他们希望得到升迁的心意，专门采取姑息办法。这就像为了止住小孩子啼哭而随意给东西，轻授爵位、滥施恩惠，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恭敬地想，祖宗的制度尤其慎重授予宠贵名位，即使是小官也从未轻率授予，何况近侍之职，怎么能成批进用呢？希望圣慈诏令中书门下，凡经筵、杂学士、待制、修撰等职，都依照内外置修注的体例，分别确定员额。必须是才德兼优，或者得到圣意特意擢用，或者委以重任，或者另有事功，并且要等到出现空缺，才允许授官。除此以外，不得拟议进用。这样就能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革除侥幸之风，使近侍任用得人，国家名器更加尊重。上奏请求诏令臣僚上密封奏章陈述朝廷的过失【治平二年】。臣看见近来小小的灾害已经造成祸患，万民不得安宁，忧愁痛苦还没有平息，接着又淫雨不断、阴气灾异不止，百姓更加困苦。陛下忧虑得十分深重，曾经下诏自责并寻求进谏，不能说不恳切；但群臣满朝，只是私下议论，没有听说各自公开上密封奏章来符合陛下的心意。其中即使有人上了奏疏，也没有听说采纳施行。臣下的情况不能上达，朝廷又没有实际的恤灾措施，以至天意没有顺应，百姓遭受灾祸。若不是陛下至高的德行感动上天，推诚纳谏，恐怕不能上承天戒、下感太和。希望圣慈特别下诏晓谕，令两制近侍以及三司副使以上的臣僚，必须各自上密封奏章，指陈时政的过失；省、府、馆阁诸司的主判官、朝臣以及常参官等，也都依次转对，各依旧例。这样忠言就可以全部说出，下情可以上达，圣政的得失一定能够听到，群臣的能干与否也都可以看见。唯愿陛下俯察天意，采纳臣的愚诚。再次上奏请求下诏令臣僚各自上密封奏章，并依次转对【治平二年】。臣近日曾上密封奏章，请求下诏令两制以及三司副使以上的臣僚各自上封事，并令诸司主判官、常参官等依次转对，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恭敬地想，陛下刚刚即位，天下人都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仰望圣明的教化，正应当广泛采纳群臣的谋略，通达下情，使四方的利弊都能听到，群臣的贤能与否都能看见，然后才可以施行顺应民心的政令，扩大太平的风气。实在不应当把听取和阅览奏章看作烦劳，也不应当因为言论多而感到厌烦。况且古代本来就有以言进奏的制度，有官员彼此规劝的训诫；瞽人作诗，乐官诵箴，大夫规谏教诲，士人传达言论，都是为了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以辅助时政。近世又有百官转对的制度，本朝历代圣主都曾实行，并不是臣这个极其愚昧的人独自提出这样的意见。希望圣慈体察明目达聪的道理，考虑群情壅塞闭塞的弊病，把臣所奏交付中书门下审核施行，那将是天下的大幸。上奏请求依照两制所议议定濮安懿王的称号【治平二年六月】。

译臣近来来到京城，听说两制等已经依照典礼议定濮安懿王的称号和封爵，却因为政府中的议论不一致，暂且停止办理，中外人心至今仍然疑惑不安。因为陛下此前接受仁宗的诏命，亲自答应作为仁宗的儿子；至于迁官、封爵，全都采用皇子的旧例；问安、侍奉饮食，孝德已经充分显明。直到后来继承大统，天下人都把陛下看作仁宗的儿子，所以亿万民众欣喜拥戴，没有一句异议。这样子孙后代长久享有天命，这与前代出继为嗣的君主，情势本来不同，因此难以在本宗之外另外加以特殊礼遇。况且濮王自有封国，后嗣繁盛；如今如果改封为大国，使其世世代代传袭，辅佐帝室，永远流传美好的名声，那么对于濮王的尊崇不能说不盛大，对于陛下的报答也不能说不深厚。希望圣慈以至公之心裁断，特别下诏，恭敬地依照两制所议办理。这样上合天心，下顺民意，也能杜绝阿谀逢迎、迎合取宠的言论，成为万世不变的法则。第二状。臣近来曾上殿进呈札子，说请求依照两制议定濮王的封爵和称号，早日下诏办理；并且当面奏陈，也都蒙圣意开纳。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天，还没有另行下达指挥。近来听到传闻，说有臣僚建议要用特殊称号尊崇濮王；朝廷议论相互传说，不知是否属实。臣早晚思量，万一有执政大臣制造出这个议论，导致陛下的圣意难以决定可否，所以臣不避再三烦扰，必须上奏陈述。只希望陛下留心听纳，那将是天下的大幸。臣认为，仁宗皇帝正值康健强盛之年，立陛下为儿子；皇太后不顾六宫的怨恨，竭力赞助先帝抚养保护陛下，这些都是希望陛下继承帝位、承续宗庙，一心承受大统，报答恩德、述行先帝事业，并流传无穷。陛下自成为皇子以后，问安侍膳，纯孝已经显明；即位以来，孝心勤勉不懈，歌颂和拥戴之声四起，夷夏安定。然而臣下不了解陛下的心意，所以贸然提出这样的议论，完全没有想到，如果给濮王加上特殊称号，就会使天下人怀疑陛下把怀念、报答亲生父母看得重，把传承大统看得轻；二者不能同时兼顾，这是事理所必然。这样上则违背先帝的心意，中则伤害皇太后的心，下则失去天下人的期望。正当圣政革新之时，怎么可以这样失去天下人的心呢？况且如今的几位宰执，都是先帝的旧臣，推想他们在赞助先帝立陛下为皇子的时候，必定不肯赞成今天这样的议论。只是因为有保全自身的打算，所以来不及深思事情的利害，阿谀迁就、助成错误，竟到了这种地步，哪里还顾得上事情施行以后损害圣明的谋略、贻笑于今古呢？到那时即使后悔，又哪里来得及？臣私下看到魏明帝太和三年的诏书，其中的事情写得十分清楚。陛下神圣博学，一定也已经详细阅览过了，足以据此揣度先帝和皇太后对陛下的期望。先帝的圣德虽然广大，不是魏主可以相比，但在爱护儿子的心情上，必定相差不远。如果陛下认为宗庙之事重大，议论又未能一致，圣心难以独自裁断，那么希望下发臣的这篇奏章，交付中书门下，令两府大臣和未曾参与议议的两制臣僚共同议定，再上报施行。这样自然可以显明公理，判定是非，使天下知道陛下以至公大义昭示今古，不让邪说谀论侵扰、混乱典礼。第三状。臣近来多次上密封奏章，请求早日依照两制所议，为濮王增加封爵并举行相应典礼，以安定中外人心。至今还没有蒙圣慈开恩允准。按臣愚见，两制所议已经合乎至公之理。如今如果还继续迟疑，不但濮王追崇的典礼有所缺失，也恐怕会增长观望、迎合的心思，诱导并迷惑圣听，损害国家的大计。臣不敢广泛援引古代义理，只以汉代的事情来说。比如宣帝因霍氏拥立，又是昭帝的旁孙，在昭穆关系上本来应当有所考辨，尚且因为曾有作为人后之子的议论，最终被魏相、丙吉等非议。何况陛下亲自作为仁宗的儿子，情势与宣帝完全不同，难以仿效实行，道理也十分明白。如今近臣各自有董宏那样不正的言论，将使圣明的朝廷也出现哀帝时的过失。因此臣虽然地位卑微，难道能不替陛下痛惜吗？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就希望再令两府大臣以及未曾参与议论的两制臣僚共同议定，上奏后施行。如果认为臣的话荒谬妄诞、不值得听取，那么请把臣以前的奏章交给有关部门议罪，予以重重贬责，也使臣承认罪过、知道错误，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臣爱护君主、激切进言的心情，实在无法胜任地表达。上奏请求降低江淮各路盐价【治平三年正月】。臣看见江淮各路的盐价太高，导致私贩盐的人获利更加丰厚；所制定的刑名也很重，超过了对盗贼的处罚。而且又不区分持械强夺和暗中窃取：利润丰厚就诱使百姓犯法，刑罚也无法禁止；刑罚严重就使百姓只想着苟且逃脱，竭力抗拒捕捉；不区分强盗和窃盗，就使百姓知道处罚相等，于是竭力结成群党。因此贩盐的人成百上千地结群，州县的力量无法禁止。如果朝廷不另行制定法令，恐怕他们会互相煽动诱惑，群党越来越盛，在凶年饥岁就会变成盗贼。希望圣慈下令，将江淮、南荆湖、福建等路官卖盐价，都比照两浙的条例，每斤降低价格出售；又令三司重新删定私盐条文，分为两等：持杖以及不持杖而人数在十人以上的，仍依照旧条施行；不持杖且不满十人的，一律依照徒手窃盗法，按赃物数额定罪。其赃物都按各地盐价估定。这样法制就会公平统一，百姓也会逐渐知道禁令。上奏论说称濮王为亲属不恰当【治平三年正月】。臣听说手诏中的条文说，称亲的礼制谨慎遵从皇太后的训示，追崇的典礼岂是容易恰当办理的？这已经显示陛下守义循公，慎重到了极点。然而称亲的礼制实在很不安妥，众人的议论纷纷，悲叹愤懑不已。臣等私下议论，皇太后的手书提出称亲的意思，大概是采用汉宣帝的旧事，想在今天实行，因而与中书门下原先提出尊仁宗为皇考的议论，大体相近。这难免造成两统二父的错误，所以议论者喧然，人人都说皇太后的手书并非慈寿宫的本意，而是建议此事的臣僚相互蒙蔽、勾连构陷，促成他们的谋划，想掩盖自己的过错，堵塞进言者的口。我看陛下继承帝位之初，与汉宣帝的旧事不同；宣帝之时尚且被有关官员上奏，认为作为人后者就应当作为所后之人的儿子。请谨慎考察孝昭帝所实行的制度，从来没有让大宗正统的母亲，追称小宗所生之人为亲属的。这样会错乱礼法，失去礼制的本意。如果想把濮王作为亲属，那么襄国已经降封，濮王自然应当成为皇太后的母亲，这怎么能安妥呢？恭敬地想，陛下亲自接受仁宗的诏命而成为仁宗之子，所以先帝遗诏向天下宣布，说陛下为皇子，登上皇帝之位，四夷和诸夏没有不共同听闻的。

译如今竟又称濮王为亲属，那么先帝临终治理国家的诏命就不能实行，陛下继承帝位的名分也不能统一。况且皇太后和政府大臣都接受先帝的托付，先帝的话还在耳边，永昭陵的土还没有干，只因为一两个近臣的谋划，竟然就忘记而不顾，使两宫陷入有过错的处境，使四方臣民对先帝遗诏产生疑惑，怀疑陛下的过失之举，把歌颂欣然拥戴的心情转变为忠愤而不平的气氛，这难道不可悲痛吗？万一西夏的奸民拿先帝遗诏来责问，执政大臣将用什么话回答？既然如此，称亲的礼制怎么可以轻率使用？臣等获罪待在家中，多次奉诏令催促入朝任职，却惶恐不安、不敢接受命令，原因就在这里。如果一定要让臣等到职，就应当全班廷争，以挽救朝廷的过失。即使陛下能够容纳直言，天下也都听闻了，而臣等不能早日醒悟，这就使明主的罪过更加深重了。难道还可以居于言官之列，参与充当陛下耳目之臣吗？臣等的心，至死也不会改变。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听纳，那将是天下的大幸。上奏论说执政大臣尊崇濮王的邪议【治平三年正月】。臣看见执政大臣首先提出邪僻的议论，妄自援引经义作为证据，用歪曲的道理取悦君主，为眼前利益辜负先帝，想给濮王加上不正当的称号，使陛下陷入过分奉亲的议论，朝廷听闻后震惊，天下人也失望；这是政典所不赦免、臣下共同唾弃的行为。臣身居言官之职，情势上不能沉默求全，请求使用尚方宝剑；即使古人也难以举起它，但国家的刑法典章仍然存在。况且两种议论既然不合道理，就难以并立。过去师丹的主张实行，董宏便因此获罪；董宏的议论得势，师丹便被废弃在家。臣等的言论如果不足采用，愿意接受流放贬谪；这样上不辜负陛下任用，下不荒废朝廷赋予的职责，臣等的志愿就满足了。臣私下认为，自古君主治理天下，从来没有不把人心作为根本的；得到人心，即使中等才能也可以避免危乱；失去人心，即使贤能明智也不能保全治安。所以说：‘百姓如同水，可以承载船，也可以倾覆船。’人心的得失，难道可以不慎重吗？哪里有身为大臣、与国家休戚一体，却迎合君主的心意，暗中经营自己的私利，把过错推给别人，使君主失望于天下的？做臣下的罪恶，没有比这更重的了。恭敬地想，陛下继承大统、尊贵登极，生育之恩，礼制上应当厚加追崇；但应当等先帝祥禫之礼完毕、陛下的德泽已经施行以后，再讲求典礼，褒崇并遵从本亲。何况仁宗的虞主才刚刚祔葬于陵，陵土还没有干，就突然提出越过礼制的言论，想遵循衰乱时代的旧迹，导致陛下对外失去四海臣民的心，对内违背左右卿士的议论。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遇到灾害便警惧，这有周宣王的风范；至诚感动神明，又践行虞舜的德行。至于前代加给的徽号，陛下却退让而不接受，这些都是前代难以实行的节操，是太平之朝值得记载的政绩。推行这些做法，便可以招致和气。然而中外人心喧扰不安，实在是由于邪说震动惊扰，重大的议论尚未决定。如今如果不纠正濮王的礼制，就无法安慰众人的心；如果不惩罚首先提出邪议的臣子，就无法澄清朝政。希望圣慈早日把臣前后所上的奏章交付外廷施行。再次上奏论说执政大臣的邪议。臣近来两次代表御史台全体上章弹劾，执政官员不应当首先提出邪议，欺骗迷惑圣听，上则损害君德，下则惊动百姓。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兢兢业业，慎重处理万机，四方翘首以待，已经希望看到太平。而执政大臣不能用古代圣哲君王的治国之术，来开拓扩大圣意，发布命令、施行政令，时时符合人心，使亿万百姓受到神圣教化而欢欣鼓舞；反而迎合圣意以求宠幸，只提出邪说，违背礼法，不顾大义，将使陛下陷入有过错的处境。等到近臣集中上奏、礼官进行讨论，拖延了很长时间，重大议论仍未决定；他们又想牵强附会地援引前代衰乱昏暗时代实行的错误旧迹，来装饰奸邪之言，拒绝堵塞正当议论，挟持邪说欺骗君上，内心实在不忠。希望圣慈果断独自裁决，把臣等以前的奏章交付外廷施行，使邪正有所区别，以使天下服从。臣自去年秋天以来，接连论列中书门下不应提出建议、想给濮王加上非正当称号的事情，却没有得到开纳。近来臣等三次代表御史台上状弹劾，也没有得到施行。这大概是由于臣等才识浅陋，不能使圣心觉悟，早日端正典礼；又不能击退奸邪、肃清朝廷，因而使重大议论长久不能决定，中外之人的毁谤议论喧嚣不止。如果安然领取俸禄而不自我引罪，那么上则成全陛下失德之名，下则毁坏臣等的职责。臣等已经把原先授予的御史告身随奏疏一并缴纳，从本月二十二日起不再到御史台任职，在家等待治罪。希望圣慈早日赐予罢黜责罚。再次上奏请求责罚首先提出邪议的臣子。臣等近日接到閤门的告报，奉圣旨命令到御史台任职。臣等随即因为所论濮王典礼不正确，具状上奏陈述，不敢奉诏。又接到御批，命令依照已经得到的指挥办理。臣等近来因为弹劾辅臣，请求端正重大议论，以洗雪君父所受的毁谤，清除左右的奸邪；由于愚忠和愤懑，陷入僭越，甚至封还词诰、擅自离开官署，心情虽然是忧虑君主，罪过实际上已经违法。幸蒙陛下深察我们的本意，宽免我们的罪犯，重新施行朝命，晓谕我们入职。臣等只是承受陛下宽大的恩典，却没有看见朝廷法制得到端正。如今濮王的典礼虽然去掉了特殊称号，但首先提出邪议的臣子还没有受到明显责罚的命令，中外仍然对此感到疑惑。臣等怎么敢就此停止？希望审核臣等以前的奏章并予以施行；本职所在，臣等不敢前往，仍旧在家等待治罪。希望圣慈俯赐圣明裁断。

译论皇太后追尊濮王的诏令。臣听说皇太后亲笔书写诏令，追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陛下已经下敕命施行。臣私下认为，追崇濮王一事，起初是因为中书提出不正当的谋议；陛下谦逊谨慎、尚未施行期间，听说皇太后曾亲自写信严厉责备政府大臣，因此暂时停止。如今皇太后又下命令追崇为皇，事情的始末前后不同，天下人将凭什么取信？况且皇太后自从撤去帘幕后，深居宫中，从未参与听闻外朝政事，怎么应当再次下诏有所建置？这大概是政府臣僚只想坚持错误、掩盖过失，却没有想到这是朝廷祸乱的根源。况且自三代以来，从来没有母后诏令施行于朝廷；秦汉以后，母后才开始参与君主的政事。从此以后，权臣想做非同寻常的事情，就一定假借母后的诏令来实行自己的意志，往往是出于逼迫胁制，而天下人又不幸不知道事情其实由权臣操纵。如今陛下以长君之尊临御天下已经四年，万机政务应当出自皇帝亲自裁断；在内奉养皇太后，只应竭尽仁孝之诚，尽力供养四海百姓罢了，哪里还需要劳烦宫闱之命，混乱国家法章？一旦开了这个头，流弊将极其严重，日后或许会成为权臣假托行事的凭借，实在不是君主自求安稳的办法。希望陛下深切察看臣的言论，追回并停止前面的诏令。凡是涉及濮王典礼的事情，陛下尽可以采纳公议后施行，何必把母后的命令用在长君临朝的朝廷呢？臣正待罪在家，每天等待诛杀流放；但这片微薄的忠诚不能自已，仍希望能够使明主的听闻有所觉悟，以安定宗庙社稷。臣即使死上万次，又有什么遗憾呢？论陕西沿边的冗费【治平三年，范纯仁当时任陕西转运副使】。臣看见陕西沿边的士兵和将领都很冗多，城寨也很多，供给费用加倍，损耗财物。如今既然已经允许西人归顺纳款，各路停止用兵，正应当节省经费，逐渐谋求充实富足。如果仍旧因循旧规，不努力改革，富实的期限本来就没有希望；每年计算支用，也明显不足。万一再次发生边境战事，或者遇到年成歉收，仓促之间拿什么来应付？希望朝廷查核天圣以前陕西沿边军马、兵官的数目，又委托帅臣分条列出如今应当保留的城寨以及应当削减的将官、冗兵人数，确定统一的制度，让各处遵行。其中如果有帅臣不体察国事，专门务求占有冗员，也请求朝廷特别加以告诫勉励。这样不但西部边疆逐渐可以完备富足，也能使夷狄畏惧威势而容易驯服。还请求察访沿边那些为了求功而制造事端的臣子，严加责罚贬降，使夷狄知道朝廷爱惜生命的德意；这样可以省去戍守的劳苦，坐享富实。上奏请求早日派遣夏国封册使臣【治平三年】。臣近来听说朝廷已经允许西人纳款，先派梁交携带诏书前去赐给他们，但封册使臣还没有听说出发。我私下认为，羌人的性情荒诞无常，关键在于朝廷用恩德和信义结交他们。如今既然接受了他们的善意，又赐给他们恩德之音，那么封赏表彰的恩典也应当早日下达，使名义和实际相称，显示我们的至诚。即使豚鱼也能感通，受到恩德必定更加坚定；不能再自行拖延，以增长对方奸邪、欺诈和怀疑的心，恐怕留下后患。况且关中、陕西从春天以来少雨，边境的物资计划还不充足，难以在这种时候同他们计较细小得失。汉高祖封立南粤，尚且因迟延而使项籍毁坏印信，英雄离心；何况是圣朝，更不可不慎重。希望圣慈下令，夏国封册使臣迅速出发，使边境早日安宁，军民得到恩惠。即使对方另有窥伺欺诈的心思，理亏也不在我们；只要使他们国家的百姓先感受到朝廷爱惜生命的德意，他们的首领自然就无所作为。上奏请求诏令侍从陈述朝廷的过失【神宗熙宁二年，范纯仁当时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臣私下认为，古代三公以下立即设置九卿，都是为了辅佐王朝、协助治理国家。俸禄优厚的人，报效国家应当更加重大；地位高的人，责任应当更加深重，这是必然的道理，不容许僭越滥用。本朝从两府以下，也设置侍从之官；待制、谏议以上，以及学士、舍人，都是古代九卿一类的职务。朝廷给予他们的恩礼既然不同，士民对他们仰望，他们的地位声望也很尊崇，就应当早晚参与谋议，与国家共同承担安危。如今却忘记根本而追逐末节，选择容易的而逃避困难的，只把主管、判掌司局当作自己的职责。说到受宠的名位，他们仅次于四辅；说到补报国家，他们却和普通官僚一样。人情既然习于因循，朝廷又不加以考核。何况如今正值灾异之后，是陛下日夜忧劳的时候，凡是近臣，正应当竭尽劳苦；可是其中很有一些优游沉默，养望等待升迁，没有爱君忧国的言论，缺少尽忠补过的义务。有时遇到时政得失，只会退下来后私下议论，处置事情却毫不惭愧，彼此形同胡越；未必人人都只是苟且求禄，但大概是因习惯而形成风气，不耕作却想取得禾稼，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希望陛下明白下诏，督促责备近侍，凡是朝廷的过失，都必须逐条论列奏陈。所上密封奏章，一并交付政府。其中尽心竭力论奏、言论多能合乎事理的人，稍加褒奖晋升；那些只想保住俸禄而不发言，或者虽发言却没有可取之处的人，酌情予以黜退责罚。这样就能使群臣像凤凰一样显现祥瑞，各项职务都得到整顿办理；朝廷获得众多人才的帮助，近臣也可以免除尸位素餐的讥讽。

译论求治不可过于急迫【熙宁二年】。臣看见陛下即位以来，迫切地寻求治理，想要革除旧弊，迅速达到太平。这固然是圣明君主的盛德之举。然而道路遥远的事情，理应逐步达到；事情重大的，不能快速成功；人才不能急于求取；积累的弊病不能一下子革除。道路不能逐步走，就会有拔苗助长的祸患；事情想要快速成功，就会有无法达到目的的忧虑；急于求取人才，才华浮薄而善于奉承的人就会进用，巧诈虚伪就会产生；弊病骤然革除，人情就会扰乱，怨愤就会兴起。因此景帝削弱七国，晁错遭到杀戮；东汉急于压制横议，党锢之祸大为兴起；宋襄公急于求得霸业，因而导致泓水之战失败；唐文宗急切想要除掉奸臣，李训、郑注之祸便发生了。这些都是前代明白的效验，也是后代君王应当引以为戒的事。所以帝王谋求治理国家，必定在于显扬仁德、藏蓄作用，由低处逐渐升高；人才在长期培养中成长成功，德行在不断积累中广大通达。改变政事而使百姓不感到疲倦，使教化神妙而百姓不知不觉，无形无为而天下自然安定。所以《传》称颂尧的德行说：‘广大无边啊，百姓竟不能给它加以称名。’称颂舜说：‘他做了什么呢？只是恭敬地端坐，面向南方而已。’称颂文王则说：‘不刻意、不强求，顺从上帝的法则。’这些都是圣人以无为而成就治理的例证。又称孔子说：‘不凭空臆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又说：‘没有一定要做的，也没有一定不要做的，只与义相亲近。’《洪范》说：‘不要自作好恶，遵循君王的道路；不要自作恶行，遵循君王的正路。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广大无边；不结党，不偏私，王道平正开阔。’这就是圣人的心境，不固执、不武断，不偏向什么、不排斥什么，不自行制造偏私的好恶，于是邪正自然分明，万事都不会迷惑。因此水静止下来才可以照见万物，内心清明才可以处理政事。自古君主有的凭才略自任，果断兴作，想使功业迅速完成，必定会被奸佞之人乘隙利用。迎合的人就会因为表现才干而受到宠信，忠直的言论却都因被认为阻挠排斥而受到怀疑。忠直者因为被认为阻挠而受怀疑，君主就来不及察看他的忠心；迎合圣意被当作才干，君主就无法察觉他的奸佞。这样自然善恶不能辨别，赏罚不能分明，人心已经怨怒却不知道，祸乱已经形成却看不见，以至国家覆亡危急的情况很多。急于兴作的危害就在这里。孔子说：‘我没有什么乐趣做君主，只是我的话没有人违背罢了。这难道不是一句话就可以亡国吗？’由此可以看出小人承顺迎合的言论是可怕的。陛下聪明仁孝，修养自身、笃实恭敬，自有尧舜的资质，可以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不必急于追求眼前的功效，为什么反而夹杂五霸的做法呢？这难道只是白白劳烦圣上的思虑吗？实在恐怕会因小事妨害大事。希望陛下清静内心、简省事务，尊崇德行、委任贤能；把了解人才、安定百姓作为根本大计，把富国强兵作为次要事务；覆盖天下如同苍天，包容万物如同大地。使四海都受到不言而化的教化，使百姓进入仁厚长寿的境域，与三王并美，与唐虞相比肩。让后世的歌颂永无穷尽，只在于陛下留心而已。

译论亲自裁决各种政务【熙宁二年】。臣看见陛下即位以来，勤勉不懈地寻求治理，亲自裁决各种政务，每天耗费圣明的谋虑，使君主增加了日夜勤劳的辛苦，群臣却承担了尸位素餐的责任。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主次颠倒，违背了上天不言而成就万物的德性，也损害了圣人无为而治的道理。况且君主发布诏令，应当简要而必须能够施行；万机事务如此繁多，怎么能避免出现一次失误？先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就不容许出现差错，在职者也可以加以纠正约束；如果出自皇上的意旨，事情关系到诏令，做臣下的就难以轻易议论。这样实行日久，益处越来越少，损害越来越多。大体说来，尊贵者应当掌握纲要，卑下者应当承担具体细务；尊卑不同，职责也不同。尽心谨慎地履行职责、督察细事，是有关部门的职责；治理国家、使百姓富足、选拔贤能、任用官员，是宰相的职责。像天地一样包容承载，像江河一样广大，巍巍荡荡而无法名状，是君王的德行。以卑下僭越尊贵，就会不恭敬而失职；以上位逼迫下属，就会过于苛察而劳神。所以《易》称黄帝、尧、舜说：‘垂衣裳而天下治理。’孔子又称尧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诗》称文王说：‘不刻意、不强求，顺从上帝的法则。’这些都是简易广大、无思无为的明显效验。只要圣心考察这些道理并付诸实行，事情就会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希望陛下体察虞舜关于琐碎政务的警戒，思考老氏清静无为的言论，收敛并隐藏自己的聪明，涵养圣明的思虑，选择宰相并把万般事务委托给他们；谨慎选择群臣并责成他们取得成功；广泛听取意见来引导众人的情绪，察听近处的言论来安定各种政务。这样大臣没有不因承担职责而感到怨恨，众多士人都怀有能够各得其职的喜悦，愚者智者都尽力效劳，上下都竭尽心思，自然可以端坐拱手、垂衣而治，太平就可以达到。上奏请求设置特举科，分路考校选取人才【熙宁二年】。臣近来奉到圣上的恩德诏令，因朝廷不能均衡地选取四方士人，担心遗漏人才，命臣备具应当设置的科目制度和选取人才的方法进呈。臣的才智见识浅薄疏陋，不能谋划长远宏大的策略来符合诏令，只得把自己的见解粗略陈述一二。臣私下认为，自祖宗以来，选取人才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凡是选用公卿、近侍，大多选取进士出身的人，所以天下士人争相致力于这一科来求进身。然而进士科的举业、文赋，是闽、蜀、江、浙人所擅长的；到了南省，却和西北人一起糊名通考，所以西北人能够考取的很少。如今如果明确实行分别考校，必然会使东南人发出难以进取的叹息，而寄籍贯、弄虚作假的人会更多。不如采用臣先前上奏的贡举策略：先在天下郡县各自设立学校、养育士人的制度，再选择明达的教师来教导他们。每次科举诏令下达，就委托州郡长吏和学官从进士、明经中选取，只选本地土著之人；他们先前曾在州学学习，各自达到三百日以上，并且才学品行优于众人的，允许在解额人数中取三分之一，特别推荐送到南省，称为特举科。南省只考试策论和经义，仍然分路分别考校，每一路分别按照优等标准确定分数并录取人才。即使送到御前，也按照名额分别放榜录取，那么各路所得人才就没有不均衡的了。朝廷于是针对贡举，优先制定了五路取士的办法。又请求下诏给政府：今后选举台省、馆阁、经筵等职司人员，都在明经、进士或没有科举出身的人中，从数路参照选取，只选择才干品行优异的人，不必限制在科第出身以内。这样一来，四方贤士就都可以进用了。还望圣上慈悲详加斟酌施行。上奏请求下诏，让朝廷内外的臣僚各自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才【熙宁二年】臣听说唐尧、虞舜时期，俊杰贤能都在官位上任职，成汤也说要从四方广泛寻求俊彦。《诗经》称道：“贤才众多，文王因此安宁。”孔子谈论政事，就说：“赦免小的过错，举用贤能的人。”这些都说明举荐选拔人才，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如今天下如此广大，士民如此众多，并不比古代少，可是各级官员得到合适人才，却比不上前代，实在是因为选举任用人才的途径还不够广。选任既然由政府负责，多半按照资历和任职年限来挑选。执政大臣不过几个人，哪里能够遍知天下士人？即使辗转访察，也只是从私人言谈中得到一些情况，远不如公开举荐那样详实可靠。唐武后以僭越窃取的方式执政，为了收拢人心而竭力求取人才，广泛命令臣僚举荐，同时也允许人们自行举荐。选任人才的办法固然过于繁杂，但仍然得到许多贤俊之士，下面没有遗漏人才，所以姚崇、宋璟之类相继出现，开元时期的治理确实有赖于此。何况正值陛下劳心刻意、振兴停滞事业、补救弊端的时候，如果不广泛寻求贤才，与他们共同治理政事，又凭什么使百官各得其序、各种政务都兴盛起来呢？求取人才的方法，没有比特地下诏让内外臣僚各自举荐所知人才更好的了。二省官员以上，应当在省府以及各路职司中举荐可以担任三路及台阁清要职位的人，在各部门官员中举荐可以担任职司、知州等职的人。各监司、台谏、省府，也应举荐能够担任转运判官、知州等职的人，并且允许他们举荐能够担任清要职位的人。每人各举荐三名，都要在荐章中终身负责担保；其中一人如果不称职，举荐者与他同罪。至于此前应诏举荐而尚未进用的人，以及臣僚举荐来代替自己的人，也一并考察比较。凡是各级官员有缺额，就可以从中选择任用。这样一来，俊杰都会汇聚进用，官位不会空缺，上面可以辅佐成就圣明的政治，下面可以激励劝勉众多士人。

译论选用台谏官 臣屡次听到圣上仁德的旨意，想要选择台谏官，任命将由宫中直接发出。事情既然出于圣上的裁决，又发自至公之心，言路就应当得到合适的人选，这样朝廷内外都会感到快慰。然而臣愚昧地认为，台谏官是陛下的耳目，是朝廷的准绳，可以辨别邪正，规劝并辅助风化。在百官职任之中，他们的责任最为重大。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四方都擦亮眼睛观察；如果在知人和选拔方面的教化上稍有不当，汗水流出便难以收回，影响极为深远。任命诏书既已颁行，所关系的事情并不小，还望陛下深加留意，慎重审察选择，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上奏请求增补谏官【熙宁二年】臣听说古代天子有七名诤臣，是为了扩大耳目、增益治国之道。过去章圣皇帝在位时，广开言路，设置谏官六人；仁宗皇帝庆历初年，也曾增加名额。近年以来，只剩三人。又自吕诲改任御史中丞后，那个缺额至今没有补上。正当陛下求治之时，掌管耳目的臣僚尤其应该多加设置。伏望圣上慈悲，查照庆历年间的旧例，增加补充谏官人数，使言路得到合适的人才，从而有助于圣政。再次上奏请求增补谏官【熙宁二年】臣近来曾上奏，请求增加谏官人数，尚未得到朝廷施行。因为谏官是天子的耳目之臣，设置谏官不可以不完备。正当陛下明察四方、广通耳目的时候，更需要群才共同协力。何况吕诲留下的空缺已经很久没有补上，陈襄至今尚未到任，只有臣一人任职。在责任如此重大的时候，进则没有同僚协同恭敬办事的帮助，退则没有共同商议讲求政事的益处。凭臣昏暗拙劣的才能，实在害怕空缺职责。伏望圣上慈悲，指示查照，臣此前的札子早日赐予施行。上奏请求告诫不要妄议边事【熙宁二年三月】臣听说舜难于任用人才而能使蛮夷归服，《诗经》称谗人没有止境，交相扰乱四方，《易经》说小人不可任用，否则必然扰乱国家。由此可见，任用小人就会交相扰乱国家，疏远他们却能使蛮夷归服，这些都是前代明白的效验，也是圣人深切的告诫。臣私下看到，近来由于陛下求治心切、延请询访勤勉，时常有小人的言论迷惑圣听，听起来似乎可以采纳，实行起来却一定会给圣明带来累害。这些人天性奸邪，见识浅陋狭隘，施行小的忠诚却忘记大体，贪图眼前小利却昧于长远谋略，急于经营自身而不考虑危害国家；他们都把自己的嗜好当作辅佐君主的谋略，施行在自身身上尚且被众人厌恶，若采纳来治理国家，哪里能对宏大的政业有所补益？例如前些日子薛向等人提出经营横山的谋划，西部边境至今还在受害；以及河北王临喜欢上奏边事，也多是琐细而不真实的内容，自以为朝廷委任信任帅臣，难以加以节制；各路走马承受也有不遵守条约、轻率妄为地上奏议论、动摇边臣、过分制造事端的，朝廷每次有升降任免，反而足以助长他们的威势。如果不早加禁止约束，实在担心会严重损害纲纪。伏望陛下遵从宣尼远离奸佞的言论，体察虞舜痛恨谗言的道理，凡是奸邪小人和近幸之臣的言论，都不可轻易相信。伏请宣谕二府：如果有人妄自上奏边事，或曾经引发、招惹事端，不得让他担任边地职务，等到有紧急困难时才可以使用。又委托转运使、提点刑狱等官考察各路走马承受，不得在原先颁下的条约之外妄议边事或说人的长短；他们所上奏的文字，也请下发枢密院公开办理。这样一来，小人的势力就会消退，太平也可以实现。上奏请求告诫边臣不要松懈防备【熙宁二年】臣近来听说夏国多次派人到朝廷，礼节和意愿都很恭顺，外间议论都说渐渐可以停止用兵。臣私下得知，西人一次购买汉地物品的数量过多，似乎并不是频繁来往的打算。臣愚昧地担心，或许在划定地界的时候，他们又想阻止用兵、胁迫订盟。臣已经指示沿边各将领，寨栅要经常作好应付意外的准备。还望朝廷告诫边臣，不得稍有懈怠。过去增加的军马和新添的吏员，暂且都保留，等将来划定地界、收到誓书后再抽减也不晚。因为朝廷的一举一动，夷人和汉人都在关注，本来就应当慎重。至于臣所奏请的边防利害以及举荐任用官属之事，也希望不要交给有关部门按通常规矩办理，而请特别降下圣旨施行，免得被常规阻碍，临时发生缺误，万一被敌人和奸人利用，给陛下增添日夜忧劳，那么臣没有早作陈述的罪过，即使死万次也难以赎清。伏望圣上慈悲留意听纳，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分条陈述陕西的利害【熙宁二年】臣前次上殿时，亲自承受圣上的教诲，因为臣曾经任职陕西，陛下命臣详细陈述陕西的利害。臣才识浅陋拙劣，惭愧不能提出高明策略来辅佐圣上的谋略，谨将管见分条列在下面。一、唐代把泾原帅府设在泾州，作为四镇北庭；把邠宁帅府设在邠州，作为静难军。本朝设置各路总管，也多只驻在泾州、邠州二州。自康定、庆历以后，才在庆州设置环庆帅府，在渭州设置泾原帅府，是因为边事发生时便于照管。然而战事平定以后，运输粮饷的路程增加，百姓负担加倍，所以陕西百姓长期不能恢复元气。臣现在请求把两路经略使的治所迁移，只在泾州、邠州设置府治；如果遇到边事紧急，可以命行营就近照管，这样或许可以减少供应运输的劳苦，实际上对边事也不会有缺失。一、边帅多半把粮草责任推说不在自己身上，却在无事时拥兵自重，白白消耗军粮；又妄自兴兵，招来敌寇，或者放纵熟户和边人劫掠西界、杀害平民，为国家制造事端，这些都不是朝廷爱护百姓、安抚远人的本意。臣现在请求选择庆州、渭州、延州、秦州四州的通判，让他们各自兼任本路经略判官，专门负责本路粮草，并察看城寨使臣和边人，不得招来敌寇、希求功劳、制造事端。如果能够爱惜边地费用，使供应比往年不增加，并且把从到任到离任整个任期的一路粮草数目加以比较；如果有增加节余，而且本路完全没有制造事端的人，就委托监司查明保奏其判官，并将帅臣一同给予表彰奖赏。若有枉费供应、耗损粮草以及放纵边人制造事端的，都予以责罚降职。这样不但边防计划可以落实，也能使夏人感念我国的恩德和信义。

译一、陕西有沙苑等处的监牧草地七八千顷，一向用来养马，此外没有增加收益，反而白白占据良田。如今陕西处在四面有险的地方，不通漕运，如果能够让当地自己生产粮食，那么屯聚大军就容易供给。现在请求废止陕西监牧，把上述土地开辟为营田，招募百姓耕种。一顷每年收获，公家和私人合计不下二百石，那么每年可以得到一百五十余万石，用来帮助关右军民的粮食，利益实在不小。所得的禾秆，自然可以用来喂马，以帮助军务。另一方面，如今陕西苦于城寨太多，以及冗兵、冗官造成的祸害。朝廷有时又把考中武艺等人授予班行、殿侍，送到沿边担任指使。城寨多了，就会分掉兵力和粮食；冗官多了，就会坐耗边地费用。班行等人又都害怕替换后回到原来的班次，难以得到差遣，所以人人都想着侥幸求进，以自身谋求利益，互相勾连制造边事，无所不至。现在请求把闲慢的城寨、冗官、冗兵查核整顿，依照臣此前的札子，交给帅臣、监司裁减。那些考中武艺等人，请暂且送到陕西内地容易得到粮草的地方任职，遇到紧急情况再临时抽调。不但可以节省军储，也可以避免妄自制造边事。一、各边地土地贫瘠，公家和私人都难以得到米谷；又山势险峻，运输困难，而各处场务酿酒，消耗侵损没有限度。每逢边地兵马屯聚、粮草难以得到的时候，里外卖酒反而更多，转而使谷米耗尽，和籴无法进行；再加上一遇灾年，百姓就没有食物，官府却只得停发军粮来救济。现在请求把沿边和次边乡村酒店的酒课，每两个月不足二贯钱的，一律停闭；各州县、城寨的酒务，也不得在通常课额之外刻意增加余利。这样或许可以使酒业不夺取百姓的粮食，灾荒年份可以减少赈济借贷，也可以避免因增加和籴米价而大量耗费官钱。一、解盐的办法，是边防的根本。近来由于盐法败坏，朝廷虽然曾派张靖去考察，也不能深入查明其中的利弊。朝廷因为还没有看清弊病的根源，所以对于更改制度一事十分慎重。臣担心三两年之间，粮草也会更加亏少。现在请求查照臣此前的札子，命转运司统筹管理，共同讲求长久的办法，或许范祥时期的粮草数目可以逐渐恢复补足。一、如今的商贾富人，车马、器物、服饰都没有制度限制，役使良民，强行掠夺来供自己享用，这些正是前代圣王法令首先禁止的事情。如今不但放纵他们奢侈僭越，耗损百姓的财用，而且在朝廷有急难时，一旦征敛，就会聚众产生怨恨。现在既然不能立即实行禁止，不如顺着他们的欲望制定等级和规范，又取得财利来资助公家使用。现在请求仿照秦汉武功爵一类的办法，设置散官以及衙校的名品，让富人向边地输送粮食，然后授给他们名品；再按照名品的高低，规定车马、器物、服饰、仆役、房屋的制度，并且允许用钱赎免轻罪。这样国家不失去权力，百姓也都乐意输纳；不但可以充实边地储备，也可以逐渐推行到内地。这也是汉代遗留下来的法令，只是由圣朝加以实行罢了。一、边地人喜欢吃西界的青盐，即使严格禁止也无法制止；贩卖青盐的人大多是边上的强人，事情败露后全都遭到远方配役，边上的强人逐渐减少，这非常不利于中国。现在请求在沿边设置榷场，用茶叶和杂货交换青盐，全部收入官府，和解盐一起出售，并且把它计入解盐的课额。所需的茶叶，请朝廷赐给；其他杂货则命解盐司负责供应。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刑罚、爱护百姓，也可以巩固戎人的归心，平息边患。一、陕府、虢州、解州等州和绛州，每年共同差派约二万人到西京等处采伐黄河所需的梢木，役夫们在山中寻找砍伐。很多时候，当地居民在役夫到达以前已经把木材收集砍伐完了，结果役夫只好用高价向居民购买缴纳；到了缴纳的地方，又受到刁难，所费极多。每个役夫计算要花七八贯钱，贫民甚至要卖掉产业来供给役役。现在请求一律拨官钱收买；如果官府钱少，就允许应服役的户自愿出钱免役，每夫缴钱二贯文，再和官府本来应当支出的役粮合起来购买梢木。主管收买的官员另行制定赏格。这样河防不会缺木，也能大大节省民力。上奏请求命孙永依旧担任秦州知州【熙宁二年四月】臣前次上殿，亲自承受圣上的教诲，因为孙永守边时防备失当，暂且责令他以后以功效自赎；这显示圣心宽大，允许有过错的人立功补过，深得秦穆公任用孟明视的道理。今天却听说孙永被降职，调任和州知州，由李师中代替担任秦州帅臣。臣私下认为，帅臣的职务尤其需要长期任用，才能熟悉边事，经营长远谋略；如果因为一件事情频繁更换，不但迎送使人劳苦，也会使百事改变，兵民的情绪难免受到扰动。况且臣过去与孙永、李师中相识，大致知道他们的性情品行。孙永虽然没有应变的长处，但忠诚谨慎、沉静稳重，足以让他安守一方。李师中确实有才能力量，危急时可以任用，但喜欢求进，擅长经营仕途，不能安静地守住职任。如果边事稍稍安宁，他必定躁动而另谋进用；这样看来，长期的功效未必能比得上孙永。希望暂且依照此前圣上的训示，孙永虽然降职，仍命他依旧担任秦州知州，以观察他日后的功效。李师中暂且让他在河东任职，慢慢观察他的政绩，同时也免得调动造成劳民扰众，使各种事务烦扰。贴黄：臣与孙永相识很深，如今为他说话，就有营救他的嫌疑；不说，又有失职的恐惧。被怀疑，则臣自身要受责罚；如果失职，则会误了朝廷。臣因此反复思量，不敢不说，只希望圣明加以采纳。又仁宗朝时，韩琦因好水川战事失败，也只是降官，仍然担任秦州知州。如今如果因为失去一个寨子就换掉一个帅臣，恐怕边地有能力的将帅就难以安稳任职。如果臣所说可以采纳，只请求圣上改变成命。

译论富弼任宰相已久，称病不出【熙宁二年】臣听说，辅佐君主的肱股之臣由人组成，贤良的大臣则有赖圣明君主。所以君主任用贤臣，就像人的身体必须依靠手足一样。手足不能举动，就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大臣不能任事，就无法治理国家。因此虞舜作歌告诫臣下说：“肱股之臣欢喜任职啊，君主的德业就兴盛起来啊。”这就是说，肱股之臣因得到任用而喜悦，君主的德业就会日益兴盛。陛下即位以来，慎重寻求辅相，宰相之位空缺已经超过一年，近来得到富弼，把重大的权柄交给他。四方士民无不欢欣歌舞，认为圣明君主既然得到贤臣，德泽就会日新月异，太平可以期待。然而富弼被任用以来，多次以旧病请求告假。入朝则随众因循旧习，不愿有所作为；退朝则谢绝宾客、闭门不出，很少与人交往。即使陛下殷切地宣召，他始终也不乐意就职。臣私下考虑，中书省的政事每天有万般机务，朝夕之间都要依赖辅佐襄助。陛下处在万乘之尊，尚且因为宗庙社稷的重任，每日勤勉不懈，忙到日暮而无暇休息；富弼却以养病为由随意处置，安然自得。臣安逸而君主劳苦，按照道义怎么忍心？有人认为陛下待富弼恩礼虽然厚重，但诚意还有未尽；任用富弼虽然重要，但授予他的责任并不专一，使富弼不能尽展才能，所以郁郁不得志而逐渐请求离去。依臣看来，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富弼本来出身平民，仁宗提拔他做宰相，先皇帝以及陛下都把他当作有长期德望的元老，四方士民也把富弼看作贤臣和重臣。按照富弼报答君主恩德的道义，应当怎样做呢？何况正值陛下忧惧灾异、寻求治理之道的时候，富弼身居宰辅之位，君臣之间不应计较外在形迹。他应当主动承担天下的重任，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全部陈述出来，必定要说：“现在有什么事情值得忧虑？什么人可以任用？什么利益可以兴办？什么弊端可以革除？哪些是首要事务？哪些应当缓办？”然后审察陛下用人或弃人的意向，富弼是去是留自然就明白了。何必勉强敷衍、阿谀顺从，自己退缩起来，是非不愿明确辨别，进退不敢公开说明，只是暂且称病在家，使君主厌烦于容养他，然后突然决定离去，这难道是善于谋划吗？臣担心富弼一定是被道家保全精神、涵养元气的言论迷惑，遵循曲士珍惜名声、忌讳自满的操守，不肯用天下的重任换取爱护自身，也不肯让天下万事的紧急妨碍自己养性。怜惜自身胜过怜惜万物，忧虑疾病超过忧虑国家，只要能够早日退隐保全自己，就认为这是明哲保身的策略，却完全不是圣人“早晨听到真理，晚上死去也无憾”的意思。富弼把这当作所得，又是富弼错误的谋算。况且《诗经》说：“即使没有老成的人，还有典章法度。” 这就是说，朝廷老成重臣的作用，比典章法度还要重要。《易经》说：“君王的臣子艰难尽责，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这就是说，做人臣的本分，不应只顾惜自身。如今富弼如果逐渐离去，就会使陛下留下不任用老成之臣的迹象，富弼也会留下不能竭尽忠节、不顾自身的名声。不任用老成之臣，会使圣德有所亏损；不能做到不顾自身，则在臣子的节操上没有可取之处。这样，富弼立身处世和辅佐君主两方面都不合宜，却希望成为四方的仪范、百官的表率，就很难了。臣又想到，富弼与先臣一向有交契情义，按臣的身份本应有忠告的话；但臣任职谏院，不敢私下写信拜访。伏望圣上慈悲，将臣这篇奏章宣示给富弼：如果认为臣妄自诋毁大臣，请重重贬责臣；如果认为臣的话是对的，富弼就应当恐惧反省，不可再像前些日子那样倚仗疾病而随意处置，应当赶快安静恭敬地居于职位，与同僚同心协力，竭尽使君主安定、百姓安宁的思虑，讲求兴利除弊的办法，广泛询访众多士人，选择各类人才，上可以副合陛下倚重辅弼的期望，下可以副合士民的期待，使虞舜的赓歌不只在前代受到赞美。臣不胜恳切愿望。贴黄：听说富弼因为脚病，迎送宾客有所妨碍，所以不接见宾客；如果这样，那么将凭什么询访政事、识别人才呢？臣私下料想，富弼即使在家养病，也不过安坐在静室中；宾客既然知道富弼有脚病，必定不会责怪他不能按礼迎送。如果只是坐着同他说话，对富弼有什么损害呢？也请圣上慈悲把这个意思宣谕给他。上奏请求把章辟光所奏之事宣示给台官【熙宁二年】臣私下听说，台官上言，著作佐郎章辟光不应妄自进呈文字，向岐王进言。臣没有见到章辟光所陈述的内容，只听到外间议论喧腾，不能知道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因为本朝亲王居住在外，自有旧例，哪里容得小臣轻率地挑起间言？伏望圣上慈悲，将章辟光所奏内容宣示给台官；如果没有不妥当的话，就可以安定朝廷内外的心；如果其中言语轻率妄为，就请依照台官的奏请，早日予以责罚降职，以警戒奸邪谄佞之人。如果只表示宽容而不处理，足以使外间议论传播开来；等岐王听到后，也不能在陛下友爱之中安然自处，所造成的损害并不小。防微杜渐，不可不察。

译论新法，请求责罚降职【熙宁二年七月】臣自从充任谏院官员，竭尽愚诚，实在想稍微辅佐圣明的治理，仰报上天和陛下的恩德。只是臣的才干不如别人，能力也有局限，言语多而烦扰，毫无可取之处。加上执政大臣明知错误仍坚持错误，刚愎自用，自以为无人比得上自己，只想让众人不违背自己，任意行事，完全没有顾忌。至于元老旧臣，也都只求沉默附和，渐渐恐怕将要做到的事情必定推行，严厉制定法令，深深憎恨不同意见，急于惩治违抗忤逆的人，以致忠臣贤士日益疏远，谄媚奸佞之人得志。陛下没有得到纳谏的美名，百官怀有苟且的心思，众人的怨恨暗中滋长，却没有人敢说话。事情将会逐渐发展到这种地步，本来不是臣的力量能够挽回的；那么臣疲弱无能，罪过实在难以赦免。伏望圣上慈悲，早日对臣实行罢黜责罚，另外选择敢于进谏的臣子，或许可以取得朝廷的信任，挽救时弊。使大臣有所警惧、小人不能作奸，全在陛下的明断，只要施行便不可迟疑。臣不胜激切至诚之情。第二篇奏状【熙宁二年七月】臣昨日上殿所进的札子，奉恩准命令送交中书省，臣担心执政大臣明知错误仍坚持错误，不认为臣的话正确，进呈时恐怕不会施行。臣自从来到谏院，才见到陛下进用富弼、王安石，便与士大夫私下相互庆贺，认为儒者得到任用，一定会辅佐陛下施行尧、舜和三代的政治，把修养自身、安定百姓作为要务，发扬举荐正直、废置邪曲的风气，先讲道德而后办事，先施教化而后立法度，改变风俗会像风吹倒草一样容易，施行仁政会像驿站传递文书一样迅速，这样只需拱手垂衣，天下就会安然无事了。如今富弼却因病居家，坚决不肯任职；王安石竟然用五霸富国强兵的办法启发皇上的心意，抛弃过去的见闻来希求速效，这很违背孔子不谈军旅、孟轲以谈论威文之事为可耻的意思。又任用小人，专门兴办财利，将使上面玷污圣德，下面侵刻百姓。臣虽然多次上奏陈说，却没有得到听纳，而执政大臣的意图反而更加坚持，所以臣叹息失望，不能自已。看他们办事仓促、识人不明，臣非常担心一定会另外产生事端，辜负陛下的倚重托付。这是臣深切忧虑、过分筹划以及爱护君主、奉行己责的一点心意，不能改变。如今执政大臣既说臣的言论没有根据，而臣也担心执政大臣不能使君主走上正道。如果还让臣留在谏院，议论就没有办法协调补益政事，岂只是职事荒废，也实在不能与他们共事。伏望陛下察知臣的狂妄愚昧，早日责罚降职，使臣得以竭尽犬马之力，另谋报效；那么臣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上奏请求下诏召回吕诲【熙宁二年】臣私下看到，前御史中丞吕诲因为所言政事失实获罪，被夺去职务，降职担任邓州知州。吕诲天性正直，一向秉持忠义；朝廷允许他根据传闻议论政事，他也毫不迟疑地实行。既然有所听闻，遇到事情就发表议论，即使有过分之处，他的实情也可以包容。况且正当陛下举用正直、废置邪曲、遏制恶行、表扬善行的时候，有吕诲这样的臣子，不应当贬谪离开。四方不知道他的罪过，就无法借此奖励劝勉正人。伏望陛下特别收回圣明恩命，赦免他的罪过，下诏召回。即使中丞之位已经补授，也可以另外给他职任，把他留在左右，实在可以激励忠良。上奏论述责罚君子太重、奖赏小人太深【熙宁二年七月】臣多次说张靖不应当被责罚降职，薛向不应当仍然加以奖赏任用，却没有得到听纳。因为臣身居谏院，职责在于规谏补救时政，凡是赏罚有失偏差，就必须竭力陈述。臣曾经任职陕西，亲眼见过薛向的奸邪行迹，哪里敢偷安苟禄、闭口保身？况且身处圣明的朝廷，更应当尽力发表刚强正直的言论。愚臣承蒙得到近职，本来也是体察圣心，无非想要奖善彰能、除去邪恶贬黜冤曲，深切希望明确表示好恶，使天下风气随之改变；可是执政大臣喜欢别人顺从承奉，所以不能辨别邪正，以致赏罚不公平，使天下人对陛下产生疑惑，必定认为督责君子太重、崇奖小人太深：任用近幸之人，就务求优容，以招致他们的言论；任用臣僚，就因为他们违抗忤逆而挫败他们的志气。以近来的事情来说明，不得不说就是这样。比如吕诲担任御史中丞，诏令允许他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刚有失实之处，便因此获罪左迁，这就是责罚君子太重。薛向是外任官员，本来应当遵守法令，却敢违背条文、触犯皇上，罪迹明显可闻；不但曲加优容，又突然加以奖赏任用，这就是奖赏小人太深。陛下有时派内臣、走马承受一类人考察外间事务，本来就不让臣僚知道；他们所说的事情如果不详实，必定加以隐瞒而不责罚，更何况怎么肯让他们与罪人当面对辨，反而因他们的言论给他们定罪呢？这就是务求优容他们，以招致他们的言论。薛向在陕西破坏法令已经七八年，张靖一旦前往那里考察，不能完全看到事情的根底；询问访察时，也可能有不详尽之处。朝廷忘记了最初给薛向定罪的禁令，反而让他与罪人当面对证；只要有一点不详，就先使张靖遭到贬黜羞辱，这就是因为他违抗忤逆而挫败他的志气。责罚君子太重，忠臣就难以立身；奖赏小人太深，奸邪就容易滋长。对优容之人加以优待来招致他们的言论，那么近侍之人的意见都会进到朝廷；对违抗忤逆的人加以挫折，那么中等之人的性情也都会改变。这样却希望风俗不至于偷薄、圣明不被迷惑，是不可能的。陛下天资睿圣，超越古人，臣能够遇到陛下，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臣尚且以委曲求全为可耻，陛下更不可以开启宠幸、接受侮慢的门路；这岂止是爵位授给恶德之人，实际上也会危害国家。伏望圣上慈悲，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众人，不要害怕改正，近来这两个人的任命，都请赐予追还。不但赏罚会公平，也实在是天下的幸运。上奏论薛向【熙宁二年七月】

译臣多次说薛向有罪，不应当获得宽免；而且他性情贪婪狡诈，不可以把六路的权力交给他，却没有得到听纳。臣听《尚书》说：“德行在于施行善政，政事在于养育百姓。”又说：“春天巡视耕作，补助不足；秋天巡视收获，帮助不够。”这就是说，圣王的政治在于爱护养育百姓，补助他们的不足，使他们衣食有余，然后才供给公家；就像先培植根本，等待花实茂盛一样，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现在因为公家和私人都困乏，所以先致力于理财，本来是想厚植根本、抑制末业、补助百姓，使他们富裕之后再施教化，希望实现三代的政治，并不是有意损害下民来供奉上面，广泛追逐货利、增加奢侈之心罢了。既然如此，负责这项任务的人，就应当是仁爱有德之士，把别人看得如同自己一样，才能知道百姓的饥渴，按时征收和发放财物，或许可以符合陛下爱养百姓的心意。这本来不是薛向这种急于求进、希求功劳、贪婪狡诈刻薄的人所能做到的。如今朝廷群贤满堂，一定有贤能之才可以担任此职，只在于陛下选择罢了。现在却把这个职任交给薛向，还想让百姓不饥不寒、知道陛下爱养他们的心意，这就像爱护自己的婴儿，却把他交给凶狠暴戾、贪婪狡诈的乳母，想让孩子没有饥渴之忧、知道父母的慈爱，实在也是很难的。如今陛下的成命已经施行，圣意已经确定。然而臣区区之心仍然不停地进言，这是臣的职责。天下的士人并不是已经绝无君子，却使陛下屈法奖用小人，这是执政大臣的罪过。陛下聪明圣智，有接纳谏言的资质；如果臣的言论没有可取之处，那就是臣不肖而失职，罪责无法回避。执政大臣的罪过，尚且可以依靠圣恩得到包容，臣的罪过又怎么能不加以治罪呢？臣不胜惶恐待罪之至。再次论薛向【熙宁二年七月】臣此前多次进言，薛向在陕西违背条法、欺罔皇上，罪状明显，不应当曲加恩贷而仍然予以奖赏任用；张靖也不应当先于罪人被责罚降职。这些都是朝廷赏罚失当，将使奸邪得志，人人都认为法典可以欺侮。中等之人的性情容易改变，都会把张靖当作警戒，遇到事情就只想掩蔽欺骗君主的圣明。这都是由于中书省不应当作出这样的差除，结果连累了陛下的圣政。臣虽然多次陈奏，却没有得到听纳施行。如今又把六路百姓交给薛向，让他专门管理财赋，那么薛向的奸诈一定会比在陕西时更加严重。陕西有都转运使、各路帅臣、走马承受，都是朝廷信任的臣子，并不受薛向统辖；又有不定期的使者往来访察，臣僚的善恶朝廷容易听闻。薛向凭借巧于弥缝掩饰，尚且敢肆意欺骗迷惑。如今东南六路的官吏都由薛向统领，又没有非例派遣的使者前往采访，加上吏民懦弱、受苦，不能申诉陈述，那么薛向的奸欺就足以任意施行。又听说东南各郡百姓的力量大多困乏贫穷，近来又接连遭受水灾，正需要朝廷优厚抚恤。陛下应当派宽厚仁爱的使者，只令他们抚养安慰受创的百姓，使他们逐渐走向富足完备，以厚植根本，怎么能反而让纤巧刻薄的官吏肆意搜刮，导致百姓困穷？那样也一定会另外产生事变，而这对国家治乱关系重大。臣身居谏院，哪里敢闭口不言？陛下应当知道臣与薛向平素没有嫌隙，也不是刚愎自用、只想使自己的话得到实行，何必区区地频繁烦扰天听？只是因为朝廷的赏罚关系重大，六路百姓令人忧虑，加上又遇到陛下圣明，所以这些话不能不进言。只希望陛下早日作出圣明裁断，不要害怕改正，兼而成就听从谏言、贬黜邪人的两种美德，使天下风俗为之一变，奸人改过自新，岂不是盛大的事情吗？如果陛下认为臣是掩盖善人、嫉妒能人，言论没有可取之处，就请把它宣示外朝，早日责罚降职。又论薛向【熙宁二年七月】臣接到中书省札子，知道臣请求补授小郡，奉圣旨不准所请。臣私下认为，臣忝居谏院，辅佐补救却没有成效，竟使奸人破坏法令、朝廷赏罚不平，本来应当竭尽全力陈奏，死而后已；如今却敢妄求责罚降职，擅自请求郡守的符印，疲弱无能，罪过应当不可赦免。然而圣旨仍然加以宽容，没有准许臣的请求，这是君父保全臣下的恩德，已经极其仁厚；臣子补报恩德的道义，也更加应当竭尽忠诚。但臣还有未尽的诚意，不避频繁烦扰天听。因为薛向奸诈谄佞、贪婪狡猾，众人都共同听闻；陛下只爱惜他一点小才，臣却迟疑而不说，辜负陛下的罪过，实在不能诛责来抵偿。上奏请求废止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臣伏见近来颁下诏命，委托江淮发运司施行均输法。这大概是制定条例的臣僚不谋求长远，只想希求眼前功效，略微取用《周礼》中赊贷征敛的制度和治理市场的办法，便认为可以使各种物价平均、抑制兼并，以求取得陛下的信任。其实采用的是桑弘羊式的商贾手段，把各路的杂货收归掌握，低价购买、高价出售，侵夺商人微薄的利润，以开启君主奢侈扩张的心思，这很不是尧、舜和三代重视根本、养育百姓的本意。臣听说古代典籍称先王教化百姓说：“用道德义理陈示他们，百姓就会振作实行；用恭敬谦逊作表率，百姓就不会争斗；用礼乐引导他们，百姓就会和睦；把可喜可恶的事情明白示给他们，百姓就知道禁戒。”如今让贪婪鄙陋的官吏大量招引同类，学习商贾的姿态，用市场交易之道诱导百姓，这本来就不同于先王陈示道德义理、明示好恶的用意，却想让百姓兴起廉耻、知道禁戒，是不可能的。况且成汤不经营货利，孔子很少谈利，孟轲也说：“何必要说利呢？”圣贤并不是认为财利完全不可使用，只是厌恶用它诱导民心，滋长贪欲的风气。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更加厉害。《诗经》说：“你的教导已经这样，百姓全都来仿效。”如果国家取得末业小利，却败坏社会风俗，就不是治理太平之世的道路。

译君王治理百姓，只在于致力于农业和蚕桑，禁止游荡懒惰，开辟衣食的来源，节省无用的费用；上面以俭朴率领下面，下面受上面的影响而勤劳。上下都勤劳节俭，自然公私都会有余。如今耕田养蚕的人得不到劝勉，衣食来源没有扩大，朝廷不首先节俭，百姓大多游荡懒惰，不致力于生财之道，却让小人煽动重利的风气，还想使国家财用富足，这就像爬到树上去寻找鱼一样。不仅在损伤教化、毫无益处方面如此，而且还会有更大的祸害。百姓是陛下的赤子，教养他们的道理不可不周到。用仁爱抚慰他们，就会产生孝顺慈爱；用利益诱导他们，就会兴起争夺。那么所施行的法令、所任用的人，怎么能不谨慎呢？如今执政大臣不明察，任用小人，使他们争夺财利的权柄，而这些人平素有贪婪饕餮的行为，多次行欺骗蒙蔽之奸，必定会用额外盈余取悦朝廷，用贿赂结交权幸。再加上百姓贫弱，官吏迎合风气，宫门深重、朝廷与地方相隔万里，百姓有被搜刮剥削的忧患却无法申诉，有创伤困苦却无法伸冤。一旦怨愤兴起，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陛下即使有爱民如子的心意，天下又怎么会由此相信呢？伏望陛下思考圣人的训诫，罢黜霸者的办法，以农桑作为衣食的根本，以经营货利作为败坏风俗的源头，特地下诏处分，追改先前的诏令。近来东南郡县多遭水灾，均输法还没有施行，这样必定会使朝廷内外的百姓都仰赖圣上的盛德。如果认为已经施行的命令不能仓促停止，那么请求先罢免薛向，只委托各路监司，使用常平旧法：凡是物价低的，就用较高价格收购；凡是物价高的，就用较低价格发放；不要强行摊派给百姓，也不要一味追求额外盈余。这样也足以调节物价、抑制兼并，又何必过分更改制度而损伤大德呢？臣忝居言路，爱护君主的道义十分迫切，既然知道就不敢不说，既然说了就不敢不尽。只希望圣上慈悲留意听纳，不但臣感到幸运，实在也是天下的幸运。

译论刘琦等人不应当责罚降职【熙宁二年八月】臣今天忽然听到诏令，说因为台官刘琦等人的言论多不符合事实，所议之事又往往牵涉名誉，擅自离开官署，动辄惊扰朝廷听闻等罪名，全部罢免御史之职，降职充任监当。臣听到命令时，朝廷内外都大为震惊。臣以为，臣下恪尽职守就是忠诚，君主能够采纳谏言就是美德。尽职的臣子获罪，忠诚勤勉之风就不会受到鼓励；纳谏的风气有所缺失，君主的德行就会受到损害。因此仁宗皇帝广开言路，优待宽容敢于直谏的臣子，使执政者不敢任意行事，小人不能危害政事，以至于太平日久，亿万百姓归心。先皇帝容纳直言，从不改变脸色。当时吕诲等人与臣同为御史，也曾擅自缴还告身，都得到防慰谕，告身被封还。此后吕诲等人极力请求外任，这些都是陛下亲眼所见，实在足以光耀万世。陛下继承先帝事业，承接光明，思念继承先烈，却因为二三位执政不能以正道侍奉君主，使教化有时失去先后次序，刑赏有时违背轻重原则。中书省把事情的始末隐匿起来，只造成外界议论喧腾。凡是担任言责之职的臣子，难道敢不立即论奏吗？既然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就是允许有过失的事情得到宽宥；但权臣反而搜罗、罗织他们的罪过，想使言官畏惧退缩，遇到事情不敢立即议论。这样做虽然对政府一时便利安稳，但陛下将来又能依靠什么呢？况且执政王安石以文学自负，凭借议论得到皇帝信任，专凭自己的才能办事而不明白时务；加上性情很是轻率，容易轻信而难以改变主意，凡是想到什么便说出来，自己以为都合乎道理。近来因为陛下急切地求取治平，王安石不衡量自己的才能，想追求眼前的功效，忘却了旧日所学，舍弃尧舜识别人材、安定百姓的道理，去讲五霸富国强兵的办法；崇尚法令就称许商鞅，谈论财利就违背孟轲，鄙视老成持重的人为因循之辈，把公正的舆论抛弃为流俗之谈。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指为不肖，与自己意见相合的人就称为贤能。因此推荐薛向为通才，指斥吕诲为无用，导致陛下失去能够纳谏的美德，使时政有拔苗助长的忧患。臣常常因此失望痛心，所以已经多次陈奏。孟子说：‘不用舜侍奉尧的方式来侍奉君主，就是不敬重君主；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方式来治理百姓，就是残害百姓。’陛下具有尧舜一样的资质，王安石却议论桑弘羊的办法，实在太不恭敬了。四方百姓尚未安定，王安石却想让小人去扰乱他们，残害他们实在太严重了。再加上曾公亮年高仍不退职，廉洁节操已经有亏，又想得到王安石的容纳，只是一味随声附和、苟且从事。过去喜欢拘泥文法，如今则一切依从。赵抃心里知道这样不对，但言辞辩论赶不上安石，凡事不能竭力挽救，只是听说退朝以后还要说些后话。这些都是陛下的大臣所造成的，政令怎么会没有过失呢？求取谏言尚且担心来不及，哪里有闲暇深责敢于进谏的臣子？大概是因为安石的心意，想要果断地兴办事情，所以深深憎恶进言的人，以此惩戒后来者，却不知道成汤曾归罪于自己而兴盛，禹曾拜受有益的言论。经书说：‘周朝的治道衰微以后，就有堵塞河流造成的弊病；秦朝的法令虽然暴虐，却有敢怒而不敢言的百姓。’陛下睿智聪明，洞察古今，难道可以启用偏宠、偏听偏信，从而失去天下人的心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平息怒气，虚心以谋求国家大计，将责降刘琦等人的告敕追回，赶快赐予收回。王安石不可长久留在中书省，恐怕他任性妄为而生出事端，应当迅速解除他的机务，或者暂且把他安置到经筵，这足以回应朝廷内外的心愿，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这样，商汤改过的美德就可以重新见于今日，帝尧顺从众人意愿的仁德，也不只在古代受到称道了。臣的愿望实在难以尽述。不过臣长久居于谏官之列，智慧和谋虑并不明察，不能挽救、制止尚未发生的祸患，以致圣上的政事有所失误。即使陛下不以改正过失为难，臣的职事已经败坏，哪里还敢再留在谏院？臣已经擅自居家待罪，从本月十日起不再供职，恳请陛下重重贬谪流放臣，以此警戒百官。贴黄：今后政府中的臣僚每当想要为亲近知交说话，只需先共同议论，等到签署敕书的时候另行回避，那么言官就没有办法上奏弹劾，陛下难道可以不察吗？刘述正被审问弹劾，恐怕执政者会以拖延之罪陷害他。刘述既然看出事情有不妥，自然不敢执行下去；他本来是在尽心办理职事，却因此担心执政者大怒。何况王安石过去任中书舍人、纠察在京刑狱时，也曾缴还词头，不肯入朝谢恩。如今却不存忠恕之心，以至于此，也恳请陛下详细察看。第二篇奏状【熙宁二年八月】臣昨天上奏，请求追回责降刘琦等人的告敕；臣已经居家待罪，等待流放诛戮。然而臣爱戴君主的心情，仍希望能够得到伸张。臣考虑到，台官是天子的耳目，应该使他们监察百官，以防止权贵宠臣的过失。如今刘琦等只因说了一句权臣的过失，便被罢职降为监当。如果指出君父的过失，又将用什么罪法加给他们呢？况且自先皇帝以来，君主从未有过失，都是因为大臣举措不谨慎而玷污、累及朝廷。既然君父被人玷污、累及，忠臣孝子难道忍心不说吗？陛下不察他们的心意，反而加以贬谪流放，不仅是自行摧毁耳目，还使忠孝之心无法伸张。如今朝廷上士人很多，其中大半趋附执政。陛下又用法令驱逼他们，使他们畏惧大臣，那么大臣任性妄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陛下即使想要驾驭他们，也一定会损伤君臣始终相保的恩情。因此君主虽然应当仰仗执政完成政事，却把督察的责任交给台官；等他们有过失，就让台官弹劾，以便下使大臣知道畏惧，上使君臣之恩得以保全。这是自古以来驾驭臣下的重要方法。陛下若把臣这篇奏章反复审察，特意追回二人的责降告敕，以纠正朝廷的过失，那么臣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公素来与安石友善，安石执政后多有变更，人心不得安宁。】公从陕西被召回时，就对皇帝说：‘《尚书》说：“怨恨难道在于显露出来吗？应当考虑那些尚未显露的怨恨。”希望陛下考虑并消除那些尚未显露的怨恨。’杜牧也说，天下人不敢说话却敢于愤怒，这就是尚未显露的怨恨。等到担任谏职，他所议论的事情大多违背安石的心意。最后他进言说薛向不可任发运使，安石更加不高兴。等到他论奏刘琦被罢免御史，又极力请求离去，王安石不准许。他又说：‘臣任言官，所说的话不被采信，即使圣恩深厚，臣越发不敢承受，实在没有脸面担负这个责任。’于是居家待罪。】奏请下诏让御史监察各路转运使

译臣私下认为，天下的财用出于耕种和养蚕，耕种和养蚕出于百姓的劳力。百姓的劳力有余，财用就充足；百姓的劳力困乏，财用就匮乏。所以《传》说：‘百姓不足，君主同谁一起富足？’这样看来，财用以民力为根本，从来没有削弱根本而使枝叶茂盛的道理。先前听说京东转运使因为进献羡余财物，使公私都陷于困窘。如今又听说本路官府把绵帛折价给百姓，每十三两折算一匹和买绢，百姓却必须减价出售来换取。如果还要计算斤两上的折耗，比起发给现钱，损失就很多。到了交纳绢帛的时候，赔付得更多。又听说荆湖北路的监司命令百姓进纳财物以授官，有些人家财产不能达到数额，就令三四户共同进纳，其中只有一户能够受官。受官的人既然让别人帮助出钱，实在大为侥幸；共同进纳的人没有名分却被搜刮，只能徒然抱怨叹息。陛下正忧虑国用不足，更应爱惜根本。如今转运使所作所为如此，怎么能使民力不受伤害呢？孔子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养着盗臣。’这是说盗臣只侵害末端的财物，聚敛之臣却一定伤害根本。恳请圣上慈悲，派人到各路查验，如果确实有上述事情，应当重重责降。仍请下诏给御史台，监察各路转运使；有敢于把剥削百姓作为政绩的人，立即弹劾上奏。所希望的是民力逐渐恢复，王道得以施行。《范忠宣奏议》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范忠宣奏议》卷下　　宋·范纯仁撰 缴进《后汉光武诏书》【神宗元丰八年，公当时任庆州知州】后汉光武帝答复臧宫等人的诏书说：‘黄石公的书中说：柔能够制服刚，弱能够制服强。柔，是德；刚，是祸害。弱，是仁的助力；强，是怨恨的归宿。所以说：有德的君主，以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使百姓快乐；无德的君主，以自己所喜爱的事物满足自身。使百姓快乐的人，他的快乐长久；只使自己快乐的人，不久就会灭亡。舍近求远的人，劳苦却没有功效；舍远求近的人，安逸而能有所成就。施政安逸，多有忠臣；施政劳扰，多有乱民。所以说：一味扩大土地的人会荒废国政，一心扩充德行的人会强盛。安于已有之物便能安定，贪图占有他人所有便会残害百姓。残暴灭绝的政事，即使一时成功也必然失败。如今国家没有良善的政事，灾变不停，百姓惊恐不安，人人不能自保，难道还要再次把事情扩展到边境之外吗？孔子说：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北方的狄人还很强盛，而屯田和警备之事，传闻往往有很多不实。如果真能举天下一半的力量来消灭大敌，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如果时机不合适，不如让百姓休息。’ 臣恭敬地看到，夏国派人到朝廷来，已经多日还没有放他们回去。近来探报贼人那边的情况，渐渐增加屯驻的兵马，一定是因事情发生疑虑和阻滞，却想另外制造边境祸患。恳请圣上慈悲，为陕西百姓的缘故，稍微顺从他们的愿望，使他们恢复正常贡奉，或许可以停止战争，使中原重新看到太平。这样，陛下好生之德将惠及百姓，祖宗的社稷也能享有万世安宁，这些都在于陛下一句话的恩赐罢了。臣常读后汉光武帝答复臧宫、马武的诏书，实在受到深刻的警戒。臣恐怕陛下想要了解，谨抄录缴进，恭请圣心选择采用。

译论蕃官长期依例位居汉官之下【元丰八年四月，公当时任庆州知州】臣昨天接到兵部审议的意见，想请将不相互统辖的蕃官、汉官，一律依照官阶确定上下次序；至于城寨等处所管辖的蕃官，则仍旧位居本辖汉官之下。诏令依照兵部所请。我考察各路蕃官，不论官职高低，长期以来都位居汉官之下，这是尊重中原而控制蕃部的办法。长久实行以后，人情已经安定熟悉。即使蕃官中最狡黠的人，也不敢产生觊觎与他人同等地位的心思。这是名分和体势所决定的，不得不如此。上下都遵守承行，自然不会争论计较。况且蕃官的职名虽然高，只是管理本部族的人马。凡是部族应办的公事，都必须由汉官弹压处理；到了战斗时，也都使用汉官使臣统制驱策。因此在平时，必须使名分有别、体势不同，这样在紧急时刻才不会失去统御。如今如果无故突然改变旧制，全部依照汉官的办法，只按品级排列不相统辖的官员，那么边上的使臣以及京职官中本来应当位居蕃官之下的，将有十分之八九。沿边将领、副使臣刚刚调任，或者在其他地方进出时偶然相遇，座次相同，便应位居旧日蕃官之下。人情上哪里承受得了？况且羌人的性情凶悍狡猾，崇尚意气，应当尽力裁抑他们骄慢的心，怎么可以轻率地开启这种事端呢？考察可知，沿边使臣任期届满后，多数都就近拟定到邻近城寨任职。他日如果再次相互统辖，汉官使臣中必定有借此发泄愤恨、报复怨仇的人；蕃族首领既然把自己看作与汉官同等的人，也必然产生嫌恨，使统制官司忙于处理，开启事端而生出祸患，危害不小。防止祸患于未然，关键就在这里。恳请朝廷详细斟酌，特赐指示：各路蕃官一律依照旧例，不得与汉官同列班次，仍位居汉官之下。这样可贵在不失中原与夷狄之间尊卑的界限，断绝蕃族首领骄慢和觊觎的心思，使统制有固定常规，不留下后患。奏请下诏让内外臣僚条陈利害【元丰八年六月，公当时任庆州知州】臣恭敬地看到六月二十三日的诏书，规定内外臣僚以及百姓，都可以用实封上奏的方式直言朝政的缺失和民间的疾苦，由此可见圣上求治之心的深切。臣虽然极为愚钝，也不敢沉默不言。臣私下认为，陛下正开启重熙的时运，施行日新月异的政事，天下人都抬头盼望达到至治，本来没有听说有什么缺失的政事可以陈述。至于所谓民间疾苦，就是陛下即位之初，略举几件事情，而百姓歌舞欢呼的那些事。大概在京城附近、事情和道理明显的地方，陛下能够充分听闻并加以改正；至于偏远幽微的地方，陛下就无法听闻了。因此当然应当明白诏告四方，广泛询问寻求。然而朝廷内外臣民仍不能充分回应圣意，极力陈述所知，原因是百姓愚昧，即使有疾苦也不能自己说出来；只有举人和胥吏中有能够说话的人，又因为利害关系与自己不切身而不肯说。臣僚中也有不能说的，有因为畏惧避忌而不说的，有疏远谨慎而沉默的，有怠于忧国爱民的，还有过去从未进言、如今又因进言而惭愧的。这些人都会保持沉默。如果不是陛下深切诏令执事之臣和各部门官员，使他们各自把所听闻的事情全部说出，向皇上自行陈述，那么恐怕圣诏将成为一纸空文，天下的实情终究不能全部显露。过去朝廷制定法度，交给有关官司施行于天下，本来是想便利百姓、增益国家。譬如慈父把食物交给乳母喂孩子，心意难道会有不好的吗？但乳母没有爱护孩子的心，不估量饥饱多少的节度，只说我只知道喂他而已，其他一概不管，那么孩子不因疾病而死的就很少了。如今执行法令的吏人不顾民众的利害，只想说我只知道行法而已，其他一概不管，那么百姓疲惫困弊而无处申诉，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既然如此，郡县的弊病，太守县令知道；一路的弊病，职司知道；茶盐的利害、民兵刑法、差役的弊病，主管这些事务的机构以及受到其危害的人知道；军政的弊病，三帅和将领知道；边防的弊病，守边的人知道。恳请陛下特地下明诏：朝廷内部则命六曹、四司、九寺、三监、三帅、百司，外部则命监司、提举、提点、边臣、州牧郡守，以及县令、县丞、监当、曹掾等，各自条陈本职和亲身经历的利害，不得有所隐瞒：哪件事有利于百姓、增益国家，可以兴办推行；哪件事繁琐严密、劳民费财，可以简化节省；哪件事侵蚀损害公私，可以整治革除；限期一个月以内上报。也可以根据他们的陈述，大略了解其人的才识，然后陛下与近侍、大臣共同审慎选择施行，使恩泽像大雨一样流布，惠及天下。这样一来，就会有许多人献上谋略，万民的功业都能兴盛，尧舜三代的政治就可以不费劳力而成就。唯愿陛下留心省察，特赐施行，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奏请保甲兼用冬季教阅【元丰八年七月，公当时任庆州知州】臣恭敬地看到提举保甲司的公文，依据枢密院札子的指示，约束保甲子弟，不许聚集饮酒赌博；遇到闲暇时间，就在本家阅习技艺。臣仔细考虑，保甲每月虽然有防指挥，但每次只教练两天或三天，比起从前已经少得多，然而仍免不了往来聚集，妨碍农事。大概子弟习惯进入镇市，渐渐喜欢游荡懒惰，借口修葺弓弩箭器，或者以约定同保私自阅习为名，不肯专心从事生产，官府以及父兄终究很难约束和察觉。自古以来，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又说都要在农闲时讲习军务，这是古人不可改变的制度；这样春耕秋收，才能充分发挥民力，三年的粮食可以充足，武艺也不会荒废，民力不会穷困。三代兴起的君王，都遵循同一道理。农事播种、收敛、收获，不可稍有错过时节，常常要像盗寇即将到来一样看待；如果延误一天，或者导致一整年的缺粮，那么负责劝农的人就应当上奏陈说。臣现在想请将三路教阅保甲一年应教的日数，全部安排在农闲月份，其余月份都归于农业。这样官司和父老容易拘管，不仅农事不会错过时节，又因为集中教阅的日数增多，技艺一定能够精熟。奏请拣选、阅试保甲【元丰八年七月，公当时任庆州知州】

译臣恭敬地看到进奏院的文状报告：七月六日奏报圣上的指示，府界和三路的保甲，从明年正月以后全部停止团教，只令每年农闲月份依照义勇旧法到县里教阅一个月。所有差遣官员设置教场、准备军器以及教阅的法式、轮番次序、考核奖赏、费用等，交由枢密院取索方案，筹划处置条理，与三省共同立法，取得指示后施行。臣愚昧地认为，先帝留心训练保甲，如今已经多年，其中很有人材和武艺超出众人的，请一并发给盘缠，赴阙听候，由殿前司拣选阅试。其中人材和技艺可以达到诸班的，依等级安排到诸班，直至散直、殿侍。如果不愿意，则交给各路安抚都总管司，酌量才能安排在敢勇、效用或弓箭手军员十将之中。再有不愿意的，就在本乡保甲中担任守阙副都保正；或者依照弓箭手的先例，特设正、副都头、指挥使、都虞候、都指挥使等等级，并确定年限逐级迁转，等做到都指挥使后，再换任近下班行。这样人人都有进身的希望，也有所顾忌和凭借，不肯轻易犯法。其中武艺平常而懒于劳作的人，就交给郡县察觉处理；仍允许父母和尊长告发，把他们刺字充任本土禁军。这样上可以增加壮大禁卫军，其次可以使强健的百姓有所归宿，下可以断绝那些败坏群体、游荡懒惰的人，也可以避免在灾荒年间聚集成为盗寇。如此，圣上的制度就能把长远的事情考虑周全而没有弊病，这正是古人所以在祸患尚未发生时谋划事务、在祸乱尚未萌芽时消除祸患的道理。天下幸甚。答诏论西部边事【元祐元年二月】诏书说：考察夏人的情况，自神宗皇帝升遐以来，他们派遣使者前来吊慰祭奠，接着又来报告国母丧事，进献遗物。如今又再次派使者入朝谢恩，使者近来对外表现得恭敬顺从，已经可以稍稍看出来了。然而戎人的心思狡猾诡诈，还无法测知他们的诚心究竟如何。至于先前得到的边地，虽然建立了城寨，也担心地处孤僻，难以救援；放弃它就会削弱国威，守住它又终究担心戎人一直放在心上。卿长久驻守西部边塞，深知边地情况，正应当把好的谋略全部说出，辅佐我分担忧劳，可以详细列举边防策略，说明应当怎样处置、以后怎样守御，亲自书写实封上奏，不要拘泥于文辞形式。臣奉到命令，惶恐得不知如何措置。臣的才智见识迂腐浅陋，谋划考虑不够长远，哪里足以仰承圣上的询问、上合天意呢？虽然如此，臣蒙受大恩，尚未有所补报，怎敢不竭尽心思，勉强作答，以成就陛下询问平民而得到善策的美意。臣私下看到，夏国自从朝廷用兵以来，靠近汉地的百姓大多失去生业，沿边二百多里不敢耕种。他们国内上下的人都想讲和。又自陛下即位之初，圣政焕然一新，凡是不便于百姓的事情，全部予以免除。每次诏令一下，民间都欢呼鼓舞，甚至印刷出售、传播诏令，把它称为‘快活’。这些条令和情况，立即传到夷狄那里。边上的臣僚也大多体会朝廷的心意，不放纵侵扰。因此夏国一定认为朝廷待他们不同于以前，所以派使者入朝慰问，探察朝廷的意旨。朝廷接待他们最初来的使者，礼节心意都很厚重，所以他们接连前来，多次都没有失去恭敬顺从的态度，但始终不敢再提出索取土地的请求。他们的意思应当是，先前朝廷拒绝得太严厉，只是担心一旦开口又失去朝廷的心意，那么和好就更加困难。如今听说夏人又将到朝廷，希望选择押伴臣僚，让他们以推诚相待的方式交谈，借机称颂圣政以及陛下好生恶杀、舍己从人的德行。他们一定会有所回答，那么也可以由此测知夷狄的心意。如果有愿意讲和的意思，就可以让押伴臣僚自行斟酌措辞告诉他们。自从用兵以来，陷在蕃地的官吏、军人和百姓很多还在西界；如果夏国把他们全部交还朝廷，朝廷就等俘虏押回后把夏国的生口赏赐给夏国。如果边上还有不便之事，也可以趁机陈述请求，朝廷一定会酌量答应。如果他们说从前已经请求土地并进贡，只是朝廷不答应，那么可以回答说：从前请求土地、请求入贡，是梁氏的意思，朝廷不答应是应该的；如今梁氏已经死了，朝廷与国主之间必定没有什么困难。如果他们没有回答，就请委托延州赵禼宣布这一意思。他们如果愿意归还百姓并前来请求土地，就可以大度地下诏答应，也不必疑心他们狡猾难测。他们将会把陷蕃的官吏、军民押在边界上，而朝廷则把过去所得边地及城寨内外居住的汉人属户，先行逐渐迁入内地；同时召集前后俘获、送到夏国的生口，也安置在边界上，先确定誓表，预先约定日期，双方互相交还。这样处置，取舍都有名义，对国威没有损害。至于过去所得的边地，虽然已经修建城寨，其中确有孤僻、难以救援和供应粮饷的地方，可以保留。这样戎人必定会把边境事务放在心上，边患难以止息。如果换回陷蕃的百姓，不仅不损害国体，而且和气充满天地。陛下的圣德超过古今，这是为中国谋取无穷的利益了。如果赵禼晓谕他们，他们不肯交换，或者交换以后仍然产生狡诈计谋，另有索取，那么朝廷自然可以拒绝他们，严令边臣坚守壁垒、安静防守，任凭他们怎样行动。这样就是我方正当而对方理亏，我方安逸而对方劳苦。我方正当、对方理亏，人与神都会共同愤怒，对方灭亡就可以等待；我方安逸而对方劳苦，即使他们长期不来朝见，也不损害王道。所有交换土地以及宣布意旨的时候，其中应当斟酌的事项和步骤，再交由赵禼逐项上奏，不得落入贼人的奸计。臣仓促间只略备大概来回答圣上的询问，不能详尽。如果蒙召对，还有口头奏陈的事项，可以粗略陈述，更在于陛下选择施行，天下幸甚。贴黄：臣所知道的边事，只熟悉环庆，粗略知道鄜延，其他路分并非臣所知。臣今天所陈述的，是王道本来应当如此的原则，是万世的法则，并非一时的利害。又有关于宣布意旨和交换事项的斟酌，先只作为押伴臣僚和帅臣的意见，臣私下担心戎人万一在应答之间失礼无礼，也不会损害朝廷。另外，将来夏人回去时必定会有答诏，正可以嘉奖褒谕他们多次派使者恭敬顺从，并晓谕他们解除仇恨、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的意思【元祐元年二月，公从庆州被召入朝，准备上奏请求赐予召见，登殿当面陈述边事。奏章上报后，太皇太后派中使把实封手诏赐给公和吕大防，命令他们详细列举处置守御办法。公于是上奏此章】筹划夏国疆界的三种策略【元祐元年，公从庆州被召入朝，授任右谏议大夫】

译臣私下看到前些日子在帘前，文彦博等执政大臣议论疆界的事情。当时因为各位臣子已经奏对很多，臣虽有个人见解，也不敢长久烦扰圣上听闻，想另选日期陈奏。但臣如今因病在家，不能如愿。私下担心夏人在朝廷上议论日益紧迫，所以谨先逐条列举上奏。如果用所得夏国土地交换陷蕃的百姓，这样就可以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陛下仁慈惠民的教化得以长久施行，尧舜的治理可以迅速实现，这是上策。又兰州、定西城，听说原来是西蕃的土地，后来才归属夏国。景德年间已经有誓表，约定不再掳掠西蕃。夏国即使坚决想要，我方也应当保留，名义上交给边帅从容委婉地商量；这样虽然暂时还不能停止战争，但他们应当不至于立即猖獗，这是中策。又如果只保留塞门、吴堡、义合，放弃远处难以守御的两三座城寨，那么朝廷给他们的土地不足以显示大恩，他们虽然得到土地也不足以满足欲望。这样战争一定不能解除，夷狄和华夏都不得安宁，陛下仁慈惠民的政治又怎么能够施行，胜负安危的关键也遥遥难以预料。所得的土地还不到秦汉疆域的万分之一，却妨碍陛下施行尧舜之政，而且会留下后患，这是下策。以上三策，臣谨慎地逐条列举上呈，恳请陛下深入采纳选择，以作为天下国家无穷无尽的福分。臣身体稍能勉强支撑时，还应当当面详细陈奏。臣未曾见到夏人的表章，如果他们的要求过分，即使割让土地也不能停止战争，这不是臣此次所能预料的。等臣另行具奏陈述，请暂且严令边臣过分加强守备；凡有缺少的东西，都令他们上奏请求，朝廷当一一答应，以便使责任有所归属，不致误事。唯有中策与安焘的意见很相合，近来他曾把拟定诏书的意思给臣看，其中有一条说不把中国旧寨给他们，臣曾签帖希望删去，但安焘没有修改，应当等待圣意裁决。请求尽早划定西夏疆界【元祐元年】臣近来上了札子，因为夏国的疆界尚未划定，担心边将吝惜土地、失去信用，再次导致用兵；臣所陈述的利害已经很清楚，必定已经上达天听。近来恭敬地看到枢密院的指挥以及各路的关报，西人频繁调集军队侵犯汉境；又听说边将多想借此求取功劳而先行发动，恐怕到了秋凉时节再次成为边患，臣因此日夜过度忧虑，不敢闭口不言。臣看到陛下当初与司马光等议定大计，如今却被边将贪鄙的言论阻挠、损害长远谋划：以前舍弃四处已经建成的城寨，用来交换生口，显示轻视土地、爱惜百姓的德行；如今却听说又要保留两座堡寨，把从来不守的地方重新留下，再次挑起事端，招致缠绵用兵和盗寇之患，昧于圣君舞干戈而使人归服的教化，采取市井小道中苟且求利的谋略。其是非轻重，不必等到详细陈说便很清楚了。如今吝惜土地的边臣，大多是昔年制造事端的同党，朝廷如果不早日醒悟，恐怕又会重蹈覆辙，使圣恩无法下达，天威不能凭借正义感动他人，百姓受害，后患难以估量，臣的忧虑实在就在这里。近日临近坤成节，夏人将入朝进贡；如果他们有所请求而不至于违背常理，恳请圣上慈悲，特别加以宽容接受，或者让押伴宣谕他们，所涉及的疆界应尽早划定。若边臣未能宣达朝廷诏令，所知情况有所不尽，也特许他们上奏陈述；等朝廷审议发出指挥后，再严令边臣划定疆界，并依照已经实行的诏旨，不得亏损重大信用，另起事端。虽然说夷狄贪婪，但他们也一定难以产生怨恨反叛之心；停止劳民、收起兵革，指日可待，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臣前面所上的札子，还请再行检阅详察，特别加以采纳。论如何消除、恢复阴邪灾气【元祐元年，公当时任谏议大夫】臣私下看到，去年冬天以来，寒冷和降雪超过常年；如今已经到了仲春，阴邪灾气仍未消解，商人束手无策，不能经营谋生，贫困百姓中死亡的人很多。圣心忧劳，修养德行以禳除灾变，赈济抚恤也十分周备，祈祷精诚周到，却还没有消除灾异、恢复正常的应验。臣私下思考，君子属于阳，小人属于阴；也许是朝廷之上君子少而小人多，因此阴气过于旺盛，阳气不能胜过它。恳请陛下深切诏令三省，选用正直之人；在外任职的让他们重新回到朝廷，在京城任职的让他们处于重要而接近皇帝的位置，使他们能够集中精神，讲求治理国家的要务，以辅助圣治。所谓举用正直而置废邪曲之人，或许可以使民心喜悦归服，自然会有和协之气回应诚意，灾异也不会发生。

译论告命未经门下省审读，任同知枢密院事【元祐元年三月】臣近来以辞免恩命上奏，恭敬地承蒙圣上慈悲，多次派遣中使封还札子，反复宣谕叮咛。臣是愚昧卑贱之人，却屡次烦劳天听；如今又承蒙派遣使者，恩典实在过于优厚，本来应当勉励自己克服疲弱无能，以便上报圣恩、符合任用。然而臣有危切的请求，必须竭力陈说。臣听说这次授予臣的告命，未曾经过门下省审读。臣听说在朝廷授予爵位官职，必须与众人共同参与，所以可以彰显最公正的原则，杜绝私门请托；这是有关官司的职守，也是朝廷的典章。这是万古不变的规矩，也是圣王通行的正道。如今听说台谏臣僚都有文字论列此事，却没有得到追改。陛下必定认为任用辅臣已经有成命，不应因为别人的言论而轻易改变，以显示圣明的决断，想要保全恩礼。臣愚昧地考虑，认为并非如此。如今提拔任用臣僚、颁布宣示号令，多是因为公卿秘密启奏，有些甚至并非陛下平素所了解。如果不经过有关官司审核，必然很难做到审慎恰当。现在台谏官如果都写有奏章，就是朝廷内外共同的公论。他们说得恰当，人人都会认为是忠贤；说得不恰当，人人都会认为是谗党，各自都要承担自己的名节，哪里肯轻易上奏议论？这并不是一个人的私下言语，不会轻易误导、迷惑圣听。陛下应当坦然听取并相信，不必疑虑。他们都是陛下选用的正直之人，使他们担任耳目之官，哪里有不用耳目却能够观察、听闻天下的道理呢？况且自陛下即位以来，听到善言必定采纳，接受谏言如同水流一样顺畅。如今却在授予臣告命这件事上，特意命令不经过门下省，进言者一定不肯罢休；臣也不敢长久使众人的情绪郁结，恐怕失去群臣的期望。不如趁臣辞免之际，特赐批准，那么对上可以帮助陛下成就采纳谏言的英明，对下可以成全臣这个愚臣安守本分的愿望，并使近臣履行职责，言路得以畅通，扩大帝尧舍己从人的风气，符合成汤接受谏言而不违拒的道义。一举而数种善果都能得到，圣明的陛下难道不应当努力去做吗？这与微臣无功而蒙受错误的恩命、阻塞公议相比，利害相差太远了。恳请陛下察知臣竭尽诚心是为了国家，并非为自己谋划，特意留心采纳，天下幸甚。贴黄：臣还没有亲眼见到告身，只是听到传闻，迫于必须自行陈述，来不及等待核实；还请圣上慈悲体察。【门下侍郎吕公著说：安焘、范纯仁的除授命令虽然已经依照中书省的意见发下，但朝廷内外议论纷纷，都认为门下省失去了职守。如果进言者不停地论奏，恐怕会更难处置。听说安焘正在坚决推辞，不敢接受。或者因他的请求，特赐准许，那么朝廷的命令就不会违背失当，对待安焘也合乎体统。不久有中书札子询问公著，为什么不设置知院官，而让两人都任同知院，这是有故事依据的吗？公著既以旧例作答，又说近来惯例是同知院中有位次在左右丞之上的。当时安焘也自行说，近来忽然被授任知枢密院事，才能不足而越级，不敢贸然承当；至于原来的职务也难以安处。希望收回已经形成的任命，让他领近州。不久诏令安焘坚决辞去知枢密院事，特依照他的请求，仍旧任同知枢密院事，并命令他的班次排在左丞李清臣之上。范纯仁的告命未经给事中审读，现存于閤门，可以勾取收回，另行制作录黄和告身，遍经门下省官员办理施行。】缴奏《欧阳修〈朋党论〉》【元祐元年，公当时任同知枢密院】臣听说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之人之上，百姓就会信服。因此陛下即位之初，举用二三位正直之人，天下就喜悦信服了。这正如《泰卦》中拔取茅草、根相连而一同进取的象征，所说的上下相交、志向相同；这样陛下就能够裁成天地化育万物的功业，太平也可以实现。近来很有一些不正之人编造诽谤，诋毁侮辱善良的人，开始用似是而非的事情玷污一两个忠臣，逐渐制造朋党的名目，想要把善类全部驱逐。如果陛下不及早辨明，必然导致邪正难以区分。陛下识人的明察一旦失误，陛下求治的心意渐渐形成遯卦、否卦的象征，那么小人的势力就会增长，也恐怕圣上的功业难以成就。臣恭敬地想，陛下深居九重，广泛采纳群臣的议论，只以最公正的态度临御天下，因此进退百官，全部采用台官、谏官的意见。然而台谏根据传闻所说的事情，未必都是善人的好恶；凡是他们弹劾上奏的，也应当深入详察。臣又听孔子说：‘众人都厌恶他，一定要考察；众人都喜爱他，也一定要考察。’又说：‘乡里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回答说：‘还不能确定。’‘乡里的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回答说：‘还不能确定。不如乡里善良的人喜欢他，乡里不善良的人厌恶他。’大抵善人少而不善的人多，那么君子免不了被小人憎恶，所以即使众人都厌恶，也一定要加以考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三正人〕 如果只采用善人的好恶，那么不善之人编造的言论就容易辨明。如果不追究、监察过去的言论，就没有办法防止祸患由细微逐渐发展。臣私下看到，本朝欧阳修撰写《五代史》，在《六臣传》之后议论朋党之事，冒昧地全部抄录上呈。恳请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稍加阅览，或许能够仰助陛下耳聪明察的万分之一。臣内心激切恳切，实在难以尽述。

译论大臣辅佐政务，不应顾虑表面嫌疑【元祐元年十月，公任同知枢密院，呈给宣仁皇后】臣近日听说执政大臣们议论，章子厚的父亲年将九十，想趁明堂恩泽施行之后，请求授给章子厚一个乡郡的差遣，使他便于去见父亲。大家只考虑这样做可以辅助仁政，不再顾虑其他，于是共同认为理所当然。后来听说三省把此事奏上，陛下立即赐予批准。臣认为陛下有天地般的仁德，顾念他年老的父亲，不追究以往的过失，臣实在高兴得不能自已，于是在帘前仰首赞颂圣德，说自古以来臣子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皇恩际遇的。后来又听说谏官提出了意见，陛下于是搁置了先前的命令，这也是圣心能够听从谏言的美德。前日又降下诏令说明此事，说三省考虑不周，告诫今后不得这样做。臣愚昧，恐怕有人会认为，朝廷所恼怒的人，不应立即为他申辩；又会认为执政大臣一味徇私于人情，其中必有为此事主持的人，所以才劳烦陛下下诏告诫，反复叮咛。臣固然应当敬佩并服从圣训，然而还有没有尽说完的诚恳意见，也应当竭尽全力陈述。正当陛下急于求得治理成效之时，正是臣子知道了什么就无不去做的时候，难道应当顾虑外在的形迹，畏缩退避、处处防范吗？如今所任用的大臣，多是久经患难的人，陛下勉励他们使其进用，尚且担心他们立志不够锐利、考虑过于周全。如果再告诫他们要远避嫌疑，只怕他们顾虑退避、保全自身还来不及。这样做，对于陛下爱惜群臣来说，是恩德深厚；但如果要他们辅佐圣政，却恐怕事情将一无所益。臣子要做到不顾自身、以国家为念，实在困难；阿谀逢迎、固守宠幸，却很容易。如果现在纵容他们去做容易的事，阻碍他们去做困难的事，那么其中那些专门迎合圣意、观望形势的人，反而会认为自己得计，这绝不是朝廷的福分。我私下看到仁宗皇帝只把政务委托给执政大臣，对他们全无疑虑；凡是任命官员，多能随即批准，同时让台谏官察看其中不当之处，随事论奏。小的立即改正，大的随即罢免，使君臣之间的恩意长久流行，朝廷的纲纪自然端正，因此四十多年不费力便得到治理。何况陛下正在考察仁宗皇帝的治理，圣度如天，听从谏言而不倦怠，任用贤能而不疑忌，记取他人的功劳，忘却他人的过错，这些都是自古以来君主难以做到的事。如果陛下再垂衣拱手、责成臣下，安逸地实行委任，让台谏纠正错误，让侍从竭尽论思，群臣同心同德，陛下无为而治、无事可忧，自然不必防范顾虑，各项职事都得到修治，安坐便可达到太平，垂下美好的声名于万世，天下将非常幸运。贴黄：凡人对于富贵功名，都希望趁着时机早早建立。近来任用的二三位执政大臣，年纪都在六十岁以上，有的已经七十岁，正是余生没有多少年可过的时候。如今有幸遇到陛下，施行尧舜的政事，又被提拔到辅弼近臣的位置，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攀附圣明、早早建立功名，不知道还要等到哪一天？难道肯另存顾虑观望之心，阿谀顺从他人，使自己遭到皇上怀疑而招来危辱吗？按通常人情尚且没有这个道理，何况陛下是根据公议声望选用的人呢！其中有的人或许是不敢提拔人过于迅速，不敢责备人过于严厉，只是认为事情应当逐步推进，不可以把黑白分得太过分明；却恐怕这样会助长朋党，损害陛下平和的政事。万一因此而产生离间之言，恐怕会误解陛下不够周详。又降诏说明：譬如一家之中，尊长所恼怒的人，卑下之人难道可以轻易替他宽解吗？臣愚昧地认为不是这样。君主的度量，应当像天地一样，无所不包。众人想要进用或罢黜谁，君主就顺从众人的意见去实行，这就是所说的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这样便没有喜怒好恶的迹象，不让奸人窥测到自己的意图，另生谗言离间来迷惑圣明的听察，古今都是如此。商朝的鉴戒并不遥远，请陛下考察。唐朝魏征曾有人向太宗毁谤他结党阿附亲戚，太宗便让温彦博责备魏征，说他不避外在形迹，不能远离嫌疑。魏征谢罪说：“臣听说君臣同心一体，哪里有把至公之事置于外在形迹之外的道理？如果上下共同沿着这条道路行事，国家的兴亡就很难预料了。”太宗惊醒地说：“我明白了！”由此可以看出，自古以来君臣之间不应再拘泥于外在形迹。这是陛下熟知的道理，臣冒昧引用它来说明。

译论韩维不应罢免门下侍郎【元祐二年十月，公任同知枢密院】臣私下听说门下侍郎韩维已经接到出任外地的命令。臣看到韩维公正忠诚、笃实可靠，这是出于他的天性；他议论赏罚都依据道理，直言而进，尽心于国家，不回避嫌疑和毁谤。陛下任用他为执政，可以说是辅佐大臣中的贤良之才。伏惟陛下宽仁大度，委任群臣，进退辅弼，都依据至公。如今没有听说韩维另有大的过失，却不等他上封章陈述请求，就突然让他离去，必定是有奸人暗中进谗，误导圣明的听察，致使陛下任用贤能不能始终如一，也使大臣失去进退的节度。臣实在担心正直之人失望，有损圣政。伏望陛下深加思考，或因臣僚的陈述，收回并搁置先前的命令，以成就帝尧舍己从人的心意，继承商汤知过即改而不吝惜的美德。臣蒙受的恩遇特别深厚，实在难以沉默。伏望圣慈深入察看，天下幸甚。臣与韩维也有姻亲关系，既然想要辅益圣化，便难以为了避嫌而求得自身安稳。还乞请圣慈遍问文彦博、吕公著以下的诸位大臣，那么就能知道韩维是正是邪。如果韩维果真是正人，即使有些小过失，也全望陛下为他主持公道。如果因为小过失便罢免他，那就是使奸人得计，恐怕不是天下的福分。臣听说毁谤韩维的人，多说他任用亲戚。请陛下把超过韩维任用的亲戚，逐一询问三省，原来是谁首先提出此意，究竟是否因韩维而办，自然可以把是否有阿私的事实查明，这样才不至于误解陛下至公惩戒的本意。奏请宽免王觌的罪责【元祐三年五月，公任同知枢密院事】臣昨天与吕公著等人，以及今天与文彦博等人，两次在帘前奏陈，请求宽免王觌的罪责。因为想借助台谏，使人敢于进言。其中即使有不恰当之处，也应稍加宽宥，以彰显朝廷容纳谏言的美德。何况陛下即位以来，从未严厉责罚谏臣，一旦这样做，恐怕会损伤仁政教化。又担心以后进言的人或许会很多，如果一个个加以流放驱逐，渐渐会损失朝廷清明肃静的体制。我们的心意只是如此，再没有其他用意。近来私下听到圣训，说朋党很多，应当早日施行处分，恐怕对你们不利。依臣愚见，朝廷本来没有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自按类别分聚。陛下既然任用善人，那么奸邪之人都忧虑自己难以进用，于是凡是称赞、举荐善人的人，便都指为朋党。他们想使君主深加防范、严厉戒惧，把这些人全部贬逐出去，这样自然会使君子之道消退，小人得以得志。所以臣等不回避触犯圣意，一再陈述，竭尽愚诚，却不能改变圣意。臣如果当面顺从，只是苟且取容的臣子，哪里足以副合陛下简拔贤能的要求？又有什么面目处在群臣之上？何况文彦博、吕公著等都是历朝旧臣，陛下把他们留在身边已经二三年了，他们辅佐皇帝的事业，从未有过缺失。今天难道会有随声附和、欺瞒皇上的人，来庇护党人吗？这是因为他们爱护君主的心情，与臣没有不同。只希望陛下深入采纳。先前下发的贬谪王觌的文书，臣不敢签署，还乞请圣心再三考虑。贴黄：臣自从先朝因议论政事不合而被排斥出外，差不多已有二十年。后来遇到陛下，全面更新各项政务，听从谏言、任用贤能，夷夏之人都欢呼称庆，古今没有可比。这些都是先帝圣心所熟知的，并非愚臣独自敢于妄言。可是陛下一旦把臣从疏远之地提拔出来，突然置于宰辅之位。因此臣早晚尽心竭力，唯恐辜负陛下的知遇，哪里会容纳庇护朋党，自己损害身名、玷辱家声，成为千古笑柄呢？这完全是爱惜圣政、思图报答大恩，像蝼蚁一样微薄而诚恳的心意，始终不曾停止。如今如果陛下认定臣的意见没有可取之处，就请把臣贬谪到外地，那么所谓朋党的人自然可以显明。臣即使一人被斥退远方，如果能够因此断定朝廷的重大疑惑，也还算略有补益，没有辜负陛下的简拔。这样臣死的那一天，也就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了。贴黄：臣当面谢恩的那天，已经曾经奏报过。过去先臣与韩琦、富弼在仁宗皇帝同时被任为执政，三人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引用忠良；那些奸邪之人不能进用，便编造毁谤的话，指称他们结成朋党。先臣与韩琦、富弼都被调任外地，所任用的人大多也遭到贬逐。当时造谣毁谤的人都欣喜庆贺说：‘这下总算一网打尽了。’这件事离现在并不远，众人还都知道，也可以作为朝廷深切的鉴戒【元祐三年五月，胡宗愈授任尚书右丞，右谏议大夫王觌上疏说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时议论政事，多出于私意，不可以用内批直接任为执政。王觌论列不当，被罢去谏议大夫，授予外任差遣，并且不得带原职。吕公著认为贬责王觌不恰当，又与文彦博、刘挚、吕大防以及公在帘前共同论奏。公退朝后上了这篇奏疏，当时任同知枢密院。再次论说王觌，请求采纳文彦博等人的意见。臣昨天上了劄子，不敢签署。关于王觌的文书，其中称文彦博、吕公著是历朝旧臣，请求加以采纳；以及论说朋党之事，关系到善恶的消长，都是臣蒙受恩遇深厚，竭尽血诚，用来表达报答之心，绝没有顾虑观望、担心触犯的想法。伏望圣慈特别加以详览。又文彦博、吕公著年纪都已老迈，多次请求退居闲职，陛下特意留下他们，让他们主持国事，是因为他们德高年老、成熟稳重，一心向国，确实可以委托信任，这种圣明的考虑远远超过前代。况且吕大防等人，也都是陛下从众人中选拔出来、各有公议声望的人。如今如果只是商议一名谏官的任命，有人进言而不肯听取，便与陛下眷顾留用、擢升任用他们的心意轻重不同。臣因此更加希望圣心审慎考虑，稍稍改变主意，充分采纳意见，以成就唐尧舍己从人的心意，不使大臣有不被采用的言论，那么社稷幸甚。臣前年刚到京城时，听说有恩诏，命令台谏官只管进言，由太皇太后亲自主持决断，臣愚昧而不胜欢喜。如今看见文彦博以下的诸位大臣奏事尚未得到听纳，臣不胜忧惧。奏请举荐彭汝砺【元祐三年，公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臣近来曾经把可以充任台谏官的人的姓名具列上奏，也曾与邓温伯等当面奏请，说彭汝砺等人可以任御史中丞，请陛下早日赐予选择任命，至今还没有下达诏令。因为举荐正直的人、置于邪曲之上，天下人就会心悦诚服。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之人上面，就能使邪曲之人变得正直。’任用得人，不仅能使朝廷尊严，也能使天下士人的风气知道应当趋向哪里。因此选用是否得当，关系十分重大。臣忝居宰辅，如今已经超过半年，却没有进用一个贤人居于重要职位，对臣来说可以说是失职，早晚都不得安宁。所以臣不回避烦扰圣听，伏望圣慈早日选择任用，或许可以在圣政初始之时感化并使众多士人归服。

译奏请查阅详审臣民所上封章【元祐三年，公任尚书右仆射】臣私下看到旱灾造成灾异，两宫焦虑劳神，减少膳食、责备自身，震动了群臣的听闻。臣因为辅佐政事无所作为，已经与吕公著等人一同上奏待罪，请求降职罢黜，早晚忧惧，思考消除灾异的办法，以辅益圣明的谋略。愚昧的人反复考虑，或许也能有一点收获。臣考察前代，往往因灾异而访求直言，借此宣导人情，消除壅塞蒙蔽。自陛下即位之初，便下诏允许人们用实封上书议论政事；当时臣民所上的封章多到一万件，其中一定有可以施行的事情和可以采纳的言论。如果收取它们如微弱火光般的意见，也可以补益太阳般的光明。大臣不能一一阅览，有司又畏惧举行，便把它们抛弃散失，只说已经收取登记，所以未能上副陛下求取言论的本意。伏望特地下达圣旨，交给三省、枢密院、六曹、寺监，把从前臣民响应诏令所上的封章，以及后来不论是否施行的封章，依据最初接收时承报的总数，全部检索收集进呈；然后选择贤明的近臣专门总领此事，并允许在尚书省的闲曹以及秘书省、太常寺、国子监、王府所属一切事务清闲的寺监司局中，选取郎官、丞、主簿、博士、帖职、教授等一二十人，分别查阅详审，逐步节略归纳，把紧要的大意一同申报三省。其中有关系久远、利害复杂而不能立即施行的，就下达给有关官员、机构以及各处监司、州县，让他们审度考察，限定日期，详细说明可行或不可行并保证属实，奏报朝廷。那些确实可以施行的，就让执政大臣提出方案推行。这样一定能够得到平民百姓的意见，从而辅益尧舜般的治理。奏请诛杀果庄【元祐二年，公任谏议大夫】臣近日亲耳听到诏令，想把果庄留在边地，以招引他的儿子。臣等奏对时说，不如暂且让他到京城，再听候新的诏令。三省、枢密院暂且再行商议，先把果庄拘留在沿途所到之处，另候指挥。臣有一点管见，已经记录下来交给文彦博以下的大臣查阅，也应当再来冒昧烦扰圣听。现将具体条款列在下面。一、朝廷捕获了获罪之人，如果因为畏惧他的子弟势力强大、顾虑他们报仇结怨而不诛杀，那么刑典就废弃了。像梁沁布一类的人，假如捕获了他，如果他有强悍的子弟，那么也将要花费粮食来养活他们了。如果只是想保全果庄来招引他的儿子，就会有以下逐项的利害。一、如果保全果庄来招引他的儿子，他一定会说：‘我父亲能够被保全，是因为我们这些人还在。如果我们全都前往，那么父子就会一起死亡。这样看来，本来就没有束身归顺朝廷的道理。如果让我重新统领部族，效力以求报答，那么果庄就应当一直存在；如果突然死亡，反而足以成为我们怨恨叛乱的凭借，却给日后留下祸患。’ 一、果庄本来不是君长，只因为诱杀景思立并覆灭他的军队，触犯先朝，罪大恶极，而且罪状已经告祭裕陵。假如留下他还有用处，尚且恐怕不能使神明的愤怒得到平息；如今留下他没有益处，那么告祭陵寝所施行的刑罚就成了徒然。一、果庄如今已经七十多岁，假使能够借此系住他儿子的心，也没有多少日子；何况又把他囚禁在异乡，忧愁寂寞，他的死已经近在早晚之间。等他死后，他的儿子一定反过来怨恨朝廷，即使告诉他果庄是善终，他也一定不会相信。再加上为了排解纷争而向罪人的儿子解释，深深损害朝廷的威严。如果任凭他疑惑猜忌，他一定会说：‘既然误导我投降，又杀死我的父亲，那么我将来怨恨叛乱就有了正当名义。’ 一、保全果庄，如果不稍微让他生活宽裕安适，他一定会因无聊困苦而死；如果让他生活宽裕安适，那么战士们经历风霜和箭石的艰苦，都会感叹自己反而不如他。一、果庄自先朝以来，前后杀害中原的兵将以及蕃汉百姓数以万计，死者极多，许多死者的怨愤无从伸张；他们家中的孤儿寡妇和穷困孤独之人，恨不得把他的肉割下来吃。如今朝廷生擒了他，却让他每天等候在藳街被杀，以使活着和死去的人所受的冤屈得到快意；反而供养饲养他，待遇超过有功之人，只会激起幽明两界的愤怒，有伤和气。一、朝廷赏赐功劳虽然不取决于果庄是否生死，但那些拼命死战的人，看到朝廷把擒获的敌人因愤怒而诛杀，心中就会感到痛快；如果释放并供养他，他们心中就会愤懑不平。如今大寇尚未平定，尤其应当体察将士的心情。一、果庄之所以被擒，本来是由于西河的蕃族将领怨恨他害死自己，所以对游师雄愤怒请求出兵。如今既然冒死把他擒获，如果反而使他不能安心，也恐怕会使他们的战斗意志懈怠。一、交趾正想无端挑起事端，如果果庄在京师被杀，那么四方就容易安定。交趾人听说此事，也将停止谋划，同时还会使其他地方听闻此事后尊敬畏惧中原。一、鄂特凌古现在命令兼籛前来请求果庄，等得到果庄以后再纳贡。如果把果庄留在边地，不仅鄂特凌古会以没有得到所请求的事情为借口拖延，不肯纳贡；而且兼籛已经说过：‘果庄在汉地和在蕃地是一样的。如果如今把他留在边地，厚加供养，怜恤他的衰弱贫困，那正好应验鄂特凌古的话。他将把朝廷的恩惠显示给果庄的儿子，哪里还有时间再感激朝廷呢！’ 一、诛杀果庄，上可以伸张先帝的愤怒，其次可以端正朝廷的法令，使羌人知道畏惧；再其次可以洗雪▯白南川的仇恨，增强战士的勇气，使人神的愤懑得到快意；又可以使鄂特凌古知道朝廷果断诛杀恶人，不敢轻慢并以索求相要挟，早早愿意纳贡。这一举而能得到多方面的利益。

译论不应授予果庄陪戎校尉【元祐二年】果庄自先朝以来作恶，陷没的将士最多；近来南川之围，杀害边地之人也很多，百里之地因此变得空无一人。边地之人一向重视怨仇，发愤前往报仇，偶然将他擒获，并把此事告祭裕陵；鄂特凌古失去了强有力的臣下，也就立即纳贡归顺。这样既释解了先朝长期积累的愤恨，也使天下人的心意感到痛快。陛下曲意显示至高的慈仁，特意宽免他的死罪，足以使他的族类心怀感激，这已经是国家权宜之计了。如今又命令授给他官职，在事情上恐怕就过分了。伏惟陛下视百姓如同子女，赏罚极其公正；如今杀一个普通人必定处以大刑，杀害众多人却反而获得爵位，不仅是刑罚和赏赐颠倒，扰乱了典章常法，也恐怕使受害人家中的冤愤无处申诉，在人情和天道两方面都违背。伏望圣慈特别把臣的意见详细察看。又有人说，果庄曾被授为团练使，还赐给金带，却仍然不顾恩义，谋反并杀害边地之人。如今只授给他一个校尉，哪里足以收服他的儿子的心？如果朝廷长久以后一定要给他一个官职，可以等到日后，不必过于急迫，以免违背人心。何况臣已经写成劄子奏入，昨天与枢密院一同进呈；如果依照已经下达的诏令授予官职，恐怕臣的意见不能上动天听。臣以备位宰执，忝预朝政，对于国家的刑罚和赏赐尤其应当尽心。臣私下因为果庄献俘那天亲自接受圣旨，命令招唤他的儿子归顺汉地，或者在他纳质的时候宽免果庄的性命。后来果庄始终不肯依照诏令，写蕃字招唤，口头还说‘我只有一死’。像这样悖慢违抗命令，朝廷尚且宽免他的死罪，已经是特别优厚的恩典了。如今又给他官职，恐怕会损害朝廷命令的信用。枢密院送来的有关圣旨，臣不敢施行。又据刘舜卿回报温▯沁的文书，正是因为果庄曾经陷害边将以及近来侵犯边境，才把罪责归于果庄，想借此使鄂特凌古的罪过不再追究。如今却授给果庄官爵，就等于说朝廷现在不认为果庄有罪；不仅会使赦免鄂特凌古失去名义，也会使边臣失去辞令，日后难以应答。又想让鄂特凌古的使者略见果庄，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果庄确实还活着。如今既然已有文书前来请求，那么就是那个国家已经知道果庄还活着；这次来的使者也不必再让他们相见，却恐怕会引诱他们另外产生觊觎之望。查考诏令：擒获西蕃大首领果庄，前日引见时奉圣旨，等他亲自写蕃字招唤结斡磋等人归汉，或者在纳质时宽免他的性命，并免除囚禁，让他安置在茶场。果庄后来虽然写了蕃字送到熙州，鄂特凌古也派使者到朝廷谢罪，而且朝廷已经下达回诏完毕。乞请陛下详细察看。论不应允许鄂特凌古的使者来与果庄相见【元祐三年，公任尚书右仆射】臣私下看到，昨天文彦博与枢密院坚持要让鄂特凌古的使者来与果庄相见，想使他的儿子结斡磋知道父亲确实还活着，从而系住他的心。臣愚昧地认为不是这样。果庄是西蕃的骁勇将领，关系到他国家的轻重；在被擒获以前，敢于同中原抗衡；被擒以后，便狼狈地纳贡归顺，那么他们想借助果庄的意图就显然可见了。然而他最初谢罪时，已经把过错推给果庄本人；即使在刘舜卿的蕃字文书中曾请求释放果庄，也还不敢立即向朝廷陈请。如今如果让他们的使者与果庄相见，他们心中一定会猜测朝廷另有意图，回国后却必然会重新产生念头，或者请求放果庄归国，如同夏国请求归还城寨一类的事。到那时朝廷必然要坚决拒绝，却会使嫌怨再次产生。如果后来又在不允许相见的情况下突然病死，他们一定会认为朝廷因为他们的请求而杀了他，这尤其可以成为鄂特凌古举兵的借口。这样看来，今天让使者相见未必有利，恰恰足以成为日后的祸害。何况大国的举动，应当使人畏惧威势而难以测度；让他们知道果庄活着，足以显示恩德；让他们知道果庄死了，也不至于产生怨恨。如今为了使他的儿子高兴这一点小事，全部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心意，恐怕会使他们产生轻慢之心，也似乎有损大体。如果陛下认为大臣的意见必须依从，那么请等将来进贡的使者到来时，借事逐渐传递消息，这也足以使他们知道陛下容纳宽免的恩德。伏望圣慈把臣的意见再详细审察，或许可以使这件事不留下后患。果庄被擒已经很久，那个国家自己已经绝望，所以在纳贡归顺的蕃字文书中，把一切罪责都归于果庄。如果反而让他们相见，深恐他们重新产生觊觎之心。结斡磋等人既然知道朝廷显示其父还活着，必定把能够相见当作期望；日后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心愿而使果庄死亡，只恐嫌隙再次产生。还乞请圣意深入详察。

译论朱宿、梁二不应宽免死罪【元祐三年】门下省送来奏案：朱宿因为杀害亲舅梁二、杀害妻子的父亲，有两道录黄，本省原先已经奏报，依法已得到御宝批可；如今却接到门下省的批文，说奉圣旨送交中书省取旨，朱宿、梁二各自特别宽免死罪，决脊杖二十，刺面后发配沙门岛收管。如今本省应当依照圣旨取旨，但又因为已经有宽免死罪、发配二人到沙门岛的命令，这并不是中书省提出的拟议，本省不敢直接施行，应当重新上奏。并且其中有难以宽免的情状，现将各项列在下面：一、普通人投奔官府，尚且还会有所忌惮，哪里有杀害舅舅而不顾母亲忧伤的道理？如今母亲的兄弟都可以杀害，那么父亲的兄弟自然也没有什么难以杀害的了。观察朱宿犯上作乱的情状，也一定有导致他的母亲不能安居内室的事情。他的舅舅见到这种情况而回避，必定是熟知他的所作所为；朱宿还要追逐他，拿杖击打他的脑部将他杀死。他不仅完全没有亲爱舅舅的感情，也不同于七子自我责备的意义，更没有敬爱亲长、因而不敢轻慢他人的心。此事虽然不能把责任全部归于愚昧之人，然而朝廷也应当彰明好恶和风教，以保全百姓的天性。如今却特别宽免他的死罪，用来表示优厚恩典，实在不是实行中正教化、治理百姓的道理。一、依据法律条文，祖父母、父母被人殴打，子孙随即殴打对方，直到把人打死的，都依照通常的法律处理。既然如此，古人制定法律，难道不知道救护父母可以宽免吗？只是因为不希望百姓专擅杀人而扰乱治理。如今并非殴打，只是拉了一下他的衣袖，便敢打断腿胫而将人杀死，竟然可以宽免死罪，这与人情和法律的本意完全相距甚远。对于一般人尚且如此，何况对妻子的父亲，更难屈从法律。门下省认为梁二本来应当处死，是因为他能够忘掉爱护妻父的情义，这种情理显然值得怜悯。臣认为天下的治理以人伦为根本；人伦之中首先是夫妻相配、彼此平等。夫妻结合是出于义，所以古人使男子以妻子为法，不敢把妻子当作臣妾对待。妻子因此能够得到丈夫的欢心，侍奉自己的父母。如今如果使男子杀害妻子的父亲如同杀鸡狗一样容易，那么有朝一日妇人为父母杀死丈夫以及丈夫的父母，也都应当被认为值得怜悯了。一、亲属之间互相侵犯，对国家的风教不利。父子、兄弟、夫妻各有常法常情，他们之间的感情都应当深厚。如今夫妻相杀、骨肉相残的事情，比陛下即位之初年年增加，现在数量已经超过一倍。如果不稍微表示禁止约束，今后这类事情将会更多，怎么能够使朝廷达到家家都可封为善人的治理呢？一、刑罚公平适当，下面就没有含冤之人。即使有隐蔽的冤屈，也一定会损伤天地的和气。古时候普通人含冤，六月也会降霜，所以朝廷深切告诫官吏，明确慎重地使用刑罚，唯恐造成冤屈。如今却放纵百姓擅自杀害无罪之人，特别宽免他们的死罪，使被杀者的怨愤不能雪除，导致阴阳失和，形成水旱灾害，祸及亿万百姓。臣的职分在于调和天地，不敢不把这些话全部说出。如今查考到的判例，与臣所陈述的情形和义理不同，即使有近似的，也是在当时偶然处理失当，难以作为准则采用。如果再增加今天这两人宽免死罪的先例，那么今后像这样行凶的人，几乎没有谁能够依法处死了。一、朝廷宽免一项死刑，必须有所劝善惩恶，不能没有正当理由而曲意宽免，使有罪之人得到赦免、无罪之人含冤。如今特意宽免这两个人，使天下人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难道是想让今后所有为人子女的都可以这样为父母杀人吗？又难道是想使夫妻之间的恩义日益淡薄吗？这样只会让人看见不顾死者的冤屈，却宽容凶恶之人，对于风教和人情都很不合适。臣如今所陈述的，不只是为了纠正这两人的刑名，而是因为还关系到前面所说的风教利害、朝廷的好恶以及冤气造成灾害的根本，所以必须坚持上奏。向来朝廷的命令，有时由舍人封还论奏，有时由门下省封驳；如果道理上没有什么不当，便会奉行圣旨，依照原先下达的命令办理。朱宿、梁二二人，应当依照本省已经下达的指挥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人〕 论诛杀蔡确，应当与师臣等商议【元祐四年，公任尚书右仆射】臣愚昧的心意，虽然知道蔡确已为众议所不容，却又担心圣政或许会因此有所亏损。陛下即位以来，政事教化清明，像青天白日一样没有轻薄的云气和微薄的遮蔽；道德纯全完备，像精金美玉一样没有纤细的瑕疵。如今因为一个蔡确，劳烦朝廷施行罕见的刑罚，天下长久安定，人们很少见到这样的事，必然会产生疑惑惊骇；又恐怕遗留给后世，载入史册。稍有议论，就会使陛下的圣德神功深为可惜。臣蒙受国恩而窃居高位，罪过实在不容诛杀。譬如父母有忤逆的儿子，天地鬼神都不能容忍宽免；但如果父母亲自把儿子置于必死之地，又恐怕会损伤父母的恩爱。臣微小的心意，正在这里。陛下保全社稷的心意，天地神明都明白鉴察；微臣爱惜陛下圣政的诚心，也应当得到陛下体察。臣不避自身万死，只想表达愚拙的报恩心意。惟愿圣慈曲加详虑，至于再次施行重责，伏乞交给师臣以下的大臣商议，这样可以把责任归于臣下，不连累圣明。臣爱君之心激切至极，实在无任惶恐。

译论不应分别辨析朋党之人，以免有伤仁政教化【元祐四年五月，公任同知枢密院事】臣昨天在帘前，吕大防奏说蔡确的党人势力很盛，希望陛下留意分别辨析。臣奏称朋党难以辨明，只恐误伤善人。吕大防认为臣的话不对，说正人必定应当驱除奸邪，朝廷哪里能含糊不问？臣于是说此事正应当详细审慎，不可轻率。吕大防也采纳了臣的话，于是说必须审查细致。臣又引用王安石喜爱同党、憎恶异己的祸患，再三奏陈。然而臣仍怀抱一点诚心，未能稍稍开启圣听。退下以后忧惧不安，不能自处。因此必须重复陈述，以竭尽愚见，或许能够辅益圣政，稍稍报答大恩。臣私下认为，朋党的兴起，是因为人们的趋向有同有异。与自己相同的人就称为正人，与自己不同的人就怀疑是邪党。既然厌恶与自己不同，那么逆耳之言就难以传到；既然喜欢与自己相同，那么迎合奉承的人就日益亲近。以至于真假无法辨知，贤愚颠倒，国家的祸患，哪里有不是由此造成的？至于王安石自负学术，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见识，只是因为喜欢同党、憎恶异己，终于到了黑白不分的地步。他把吕惠卿引荐为大儒，却贬斥司马光为异党。直到今天，风俗仍然把观望形势当作能耐。后来掌权的大臣，实在应当永远把此事作为鉴戒。恭惟仁宗皇帝施行政教，实在是帝王的楷模；听从谏言、审慎用刑、任用贤能、容纳众人，正与陛下今天的政事相同。庆历年间，先臣范仲淹与韩琦、富弼同时受到重用，欧阳修、石介认为夏竦奸邪，因而憎恨他的党类。夏竦一党于是大肆造谤，诬陷先臣与韩琦、富弼有不臣之心。欧阳修不久也因此获罪，石介甚至几乎遭到开棺戮尸。当时朋党之论大盛，有见识的人都为此寒心。幸而仁宗容纳并覆盖了两党的嫌隙，事情安然自行消解。这件事直到今天仍被当作美谈。陛下一定熟知此事，那么仁宗所实行的，就可以成为陛下遵循的成法。如今蔡确的罪行自有国家的刑典处理，不必再推究他的党人，牵连旁枝末节。臣听说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之人上面，就能使邪曲之人变得正直。’这就是说，举用正直之人，就可以感化邪曲之人为善人。孔子又说：‘舜拥有天下，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会远去。’这就是说，任用仁德之人，不仁之人自然应当退避。何必烦劳去辨析朋党？恐怕反而有伤仁政教化。何况陛下圣明的度量能够包容万物，与上天同德，至公而能克制自己，古今无可比拟。前来陛下特地下诏，全部释放臣僚过去的过错，不再追究，恐怕会连累太和之气。从此内外反侧不安的人都得到安定，上下人情融洽，这是盛大的德政，实在应当长久实行。臣心中拳拳诚恳，实在对此深切关心。仰望皇上的慈仁，深入采纳臣的意见，天下幸甚。

译论回河【元祐三年，公任尚书右仆射】臣伏见内降的指挥，说黄河没有恢复旧道，终究会成为河北的祸患。王孝先等人所议的方案，已经开始兴办工程，不能中途停止，应当接续供应工程所需的物料。关于前去决堤、一定要使黄河恢复旧道的事情，臣听说圣人有三件宝物，说是慈爱、节俭、不敢居天下之先。说这三条道路，是君主应当珍视并持守而不可失去的。又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天。天不说话而四时运行、万物生成，尧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就是采用了这个道理。况且君主的心应当像一盘水，始终保持平正，没有偏向，这样才能免除偏斜倾覆的祸患。天下的大势，只要君主有所趋向，群臣就竞相奔赴，如同河水流动、山体崩摧。稍微失去正道，便不是一句话一分力量所能挽回的。因此身居上位的人不可不审慎。臣如今私下详察所降的指挥，说一定要决堤使黄河恢复旧道，似乎圣意已经有所趋向，而且要替天下先行了。臣听说先朝因有人建议，认为夏国弱小，如果不早日攻取，必定会被北方胡虏兼并。恰好先帝没有说出建议者的姓名，只以御批命令边臣审度，而那些希望借机生事的人认为此举万无一失、必定获胜，约定日期便可攻取，于是发动了灵武之战，后来留下永乐之患，使先帝独自承担忧患，群臣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直到今天国家的疲敝耗损还没有恢复。这是陛下亲眼见到的事情，不可不作为深切的鉴戒。臣请求当面告诉执政大臣：前日下发的文书，你们已经看到了，但应当一面商量，一面把意见送入朝廷。如果另有看法，也必须各自陈述。这样就可以避免迎合圣意的臣子妄自揣测圣旨，轻率发动大工程，从而在上面误导朝廷。关于黄河的利弊，请交给群臣和有关官司仔细商议，以求得当。这样圣心不必劳烦，而尧舜般的治理就可以达到。贴黄：臣切实看到，历来边疆事务，陛下多委托枢密院和边帅；如同典礼之事，也委托执政大臣和礼官。如今黄河之事正与此相同，何况其中的利害关系还在久远以后，并非仓促之间的事情，完全可以容许详细周密地商议【元祐三年，关于河道的议论久久不能决定，既已召来水官王孝先、俞瑾等人，让他们陈述利害。王孝先等说，除了孙村口以外，更没有原来不靠近界河、可以使河水回归入海的地方；孙村口想用两年时间开修，明年春天先动手开挖减水河，分散水势。十月，诏令派范百禄、赵君锡亲自察看利害。二人接受命令尚未出发，主张此事的大臣便秘密从宫中启奏，内中批出指挥。于是公等多次上疏论列，不久便有诏令收回批旨，再次派范百禄等前往。公当时任同知枢密院事。】再次论述回河方案【元祐三年】臣伏见昨天议论河道之事，大臣们各有见解，圣心对于裁决十分慎重，天下幸甚。臣冒昧再陈述一二，以仰补圣听，现将条目列在下面：一、大河是中原的险阻，这是人所共知的。如今想要改变河道，必须先考察河势所趋、地形高下；可以做才去做，绝不可以凭借人力和国财强行与水争夺。先前执政大臣轻信他人，做事没有预先考虑，已经枉费了不少人工物料。如今又想不考察是否可行，便一定要开工，只恐怕将来耗费的财力日益增多，朝廷想停止也不能停止，财物匮乏、百姓劳苦，另外发生其他事情；那样设置险阻的好处还没有实现，疲敝耗损的弊端却难以挽救。前日仅仅使用了二万兵卒，也听说逃亡的很多，如果下令各州取索名册、查明放还人数，生还的人数就可以得到确实核实。一、凡是想要兴办事情，即使事情很小，也一定要预先估算财物和材料，先准备好人工，然后衡量力量是否能够做到，才可以商议动手。哪里有大河工程这样关系半天下百姓安危祸福的事情，还没有把确实需要的人工物料计算清楚，便想兴工？将来事情接近完成，水势壅塞、上下危急之时，才临时增加工程和物料，公家和私人都没有预先准备，仓促间向百姓征调，又怎么能够办成？扰害百姓、危害国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应当深思熟虑。一、河道工程所耗费的财力既然很大，那么改道以后也还要经过数年才能使水流安定。如果水小时只能勉强堵塞，等水大以后便重新横流，反而恐怕会堵住向北的水流，或者转向东面的旧河道，不能顺利容纳水量，最终导致别处决口泛滥，那样造成的祸害会更加严重。这件事必须让提出建议、负责考察的大臣审慎衡量并保证说明属实，然后再作决定。这样百姓的力量和国家的财物不至于被耗尽，朝廷所兴办的事情也不会遭到天下人的非议。有一种议论本来想要使黄河恢复旧道，现在看到意见不一，已经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却说来年暂且先开挖减水河道，试探水势。如果工程材料耗费少一些，还可以勉强作为试探；如果耗费很大，怎么能不先审慎估量就贸然举事呢？又说将来如果河道发生改变，不追究水官的罪责，这正是奸人希图赏赐、逃避罪责的根本。况且黄河向北流行，至今已经好几年了，未曾另外造成大患，而议论者却预先谋求改道，恐怕会失去中原的利益。正如西夏本来从未成为边患，而好事之徒认为不能攻取，恐怕失去防备的机会，于是发动灵武之战。所以臣说，这同从前的边事完全相同，希望圣上深加察究。又论述恢复黄河旧道的利弊【元祐四年十一月，公任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臣听说尧、舜治理天下，不过在于知人和安民。知人，就不会轻易听信；安民，就不会妄自行动。小人的本性，是希求功劳、喜好进取，冒险行事、制造事端；在圣明而无事的朝廷中，他们必定妄谈利害，希图朝廷举事，以求取得爵禄赏赐。朝廷如果轻易听信他们的话，百姓就不得安宁了。国家的弊病，常常必定由此而生。臣不敢远引古代，只以近来的事情来说。国家在仁宗以前，天下无事，百姓安乐，虽然有元昊曾经叛乱，也只是陕西方面负责应对，没有改变，未曾听说四方困乏、百姓有嗟叹之声。自从王安石轻信小人的话，劝先皇更改法令以后，乘机妄为的人便纷纷出现了。主持用兵的谋略，甚至发展到劝说兴兵攻取灵武，使百姓遭受祸害的很多。况且先帝圣明，举动本来一定想要详细审慎，然而小人凭借花言巧语欺骗、误导执政大臣，致使执政大臣又误导了朝廷。当初劝说更改法令的人说：‘君臣千年难遇一次这样的机会，时机不可错失。’后来劝说发动灵武之战的人又说：‘将要被契丹吞并，时机不可错失。’臣从前在政府中任职，又见有人想使黄河恢复旧道，也说：‘河势正向东流，恐怕变化不定，时机不可错失。’

译臣以过去的车覆之祸作为警戒，因此深深害怕他们的言论，曾经多次上奏陈说，认为百姓长期劳苦，正依赖陛下安养休息，不急迫的事务不可仓促兴办。后来防备陛下专门派遣范百禄、赵君锡察看，回来陈述恢复黄河旧道的祸害十分明确。不久又防备宸断，重新诏令大臣赶快撤销修河司。臣预先奉行诏令，深以再次看到尧、舜知人安民的政治为庆幸。近两三个月来，却听说孙村发生漫溢，岸边的水自然向东流去，议论者便说可以顺着水势来成就大功，朝廷于是舍弃了先前范百禄、赵君锡的意见，又重新兴起恢复黄河旧道的工程。臣观察如今举动的次序，似乎是采用了‘时机不可错失’的说法，想要竭尽全力务必办成。臣更不敢只以工程难成，以及即使成功后三五年间必定决口漫溢为忧虑。现在姑且只说，黄河向东流以后，增加两岸堤防，铺设、分派的工程数目大为增多，每年防守的费用增加数倍，那么财用的耗损和百姓的劳扰将没有停止的时候。还希望圣上特别降下诏令，再交给有关部门，预先计算恢复黄河旧道以后，每年两岸扫铺、防捍的工程费用比今天增加多少，以及每年所需钱物由何处筹办，这样利弊就清楚可见了。如果利多害少，还可以希望慢慢谋划；如果利少害多，就尤其应当安静不动。臣承受陛下破格提拔的恩德，虽然因养病而补任外地，也不敢把自己同一般人等同。臣之所以坐看成败，是因为不避越职进言的过失，来表达万分之一的报答之心。这一点愚诚，只希望圣上垂听并加以体察。论述精选辅弼大臣【元祐八年，公又任尚书右仆射】臣昨天当面承受圣上的恩言，询问将要任用的人选。臣愚钝，虽然不足以辅助陛下明察人才的圣明，但不敢不竭尽心力、极尽思虑，来仰承圣上的询问。必须再三陈奏，希望稍微补益万分之一。臣考虑圣政开始之际，选择任用辅弼大臣，正如舜任用皋陶、汤任用伊尹一样，必须声誉和声望出众，才能和德行超过常人，才可以倚赖他们办理国事，使众人的心悦服。即使不能远比古人，也必须从天下极力精选，不应把中等平常之士混杂进来，从而向上误负知人之德。伏望陛下深加圣虑，稍微察看臣的愚诚，慎重推举正直之人的方法，以补助安民的教化。奏论青苗等法 臣本月初五日上殿奏事，承蒙圣慈当面赐问。臣有些应答还没有把事情的道理说尽，现在应当再次详细陈述。承蒙圣上询问先朝青苗等法，臣回答说，先朝爱民的心意，本来如同父母爱护孩子，却把所立的法交给乳母执行。如果乳母只是想应付法令而没有爱心，那么婴儿必定会生出其他祸患。况且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本来就不对，又用赏罚来激励，所以官吏急于求功，尤其成为百姓的祸害。不久听到圣上的恩言，说当时不必设立赏赐；臣当时因为奏陈其他事情，没有来得及详细回答，现在应当仔细陈述。大凡朝廷制定爱民的法令，不如显示爱民的心意。法令实行以后，便会拘泥文字、遵循表面迹象，苟且应付命令；心意能够贯通，就能根据事情采取适宜措施，宣扬并施行实际的恩惠。现在陛下爱护百姓，正如父母思念远处的婴儿；如果不教给乳母爱护孩子的心，只专门制定喂乳、哺养、干湿、药饵等细节，让她们一实行就不问孩子大小、肥瘦、虚实的差异，以及临时饥渴、疾病、喜恶的情况，一概拘泥地执行这些法令，那么婴儿必定不能舒适自在，反而徒增疾病痛苦，甚至有许多不能说话便横遭夭折的。这难道是父母的本心吗？不如选择乳母，把孩子托付给她们，使她们各自尽到爱护孩子的心；孩子饥渴、干湿等情况，都根据事情采取适宜办法来抚养，这样婴儿便都能自在舒适而健康强壮。如今朝廷爱护天下百姓，为他们制定徭役补助的法令，交给监司、守令去执行；他们将不问各地风俗的同异、百姓的好恶利病以及施行的先后次序，一概拘守法令、强迫百姓实行，那么百姓将失去耕田凿井的乐趣，增加疾病痛苦，无处申诉而流亡的人就会很多。这难道是朝廷

译的本意吗？这大概是被文法拘束所造成的祸害。何况天下亲近百姓的官员，能够知道百姓疾苦利害的，十人中没有一个；又能够推求朝廷立法的本意而施行，使它合于民心的，更少了。能够合乎民意而不顾自身得失、违背上级喜怒，肯尽自己的心力去实行的，百人中也没有一个。怎样才能使朝廷的德泽下达到百姓，而百姓又不受它的弊害呢？臣希望朝廷按照臣所说乳母的譬喻，选拔监司、守令，教导他们爱民的心意，这样就会有实际的恩惠施及百姓，不烦劳朝廷另立法令，天下也就安定了。至于青苗等法，即使当时不设立赏赐，也难免扰害百姓，所以元祐初年朝廷听闻其弊病后便加以更改，到今天人们还认为这样做便利【元祐八年十二月，公当时任右仆射，请求外任；皇上当面告诉吕大防说：‘纯仁有时望，不应离开，你一定要替朕把他留下。’又派中使催促公回府，再派中使催促公入宫见驾。】公入宫见驾以后，呈上了这篇奏疏。在此以前，吕大防想任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公一同署名起草奏拟。公说：‘皇上刚开始亲自听政，谏官应当寻求正直的人；杨畏奸邪倾侧，不可以任用。’于是公不敢参与此事，便坚决争辩并请求避位。吕大防没有醒悟，最终奏请升杨畏为礼部侍郎。杨畏不久上疏，请求讲求神宗的法制，以完成继承先志的道理。皇上随即召杨畏登殿应对，从此把熙宁、元丰时期的旧人全部召回任用，实在是杨畏引发了这件事。奏请告诫边将 真宗朝同契丹讲和，怀柔安抚有方，两国情意相通，小人不敢制造事端、进行间谍活动。到现在将近一百年，百姓安定，这是自古以来和戎之事中从未有过的。如今西夏虽然是小国，也不可轻视，何况自从兴兵以来，恩德信义还没有使它充分信服，动不动就产生疑虑和阻隔。加上边将习惯得到厚重赏赐，乐于制造事端、邀取功劳，往往是他们自己先挑起事端，却说西夏人侵犯，构成边患。朝廷不知道这一点，致使夷狄的情形无法通达。这个风气不除，很难得到安宁。伏望朝廷经常加以审察。奏疏弹劾吴安持、李伟 臣恭敬地看到都水使者吴安持、李伟等人在大名第三铺决开堤口，想趁涨水使黄河改道流入孙村口，让它恢复旧道。他们突然征集柴草，多次差遣民夫，靠近河流的百姓几乎不能承受。始终没有取得成效，白白耗费的资财无法计算。如果明知不可行却强行去做，就是贪图赏赐、欺骗上天；如果确实可以做却没有成功，就是不防备事情失败、欺骗上天。事情失败了却从未议论刑罚，奸邪之人既然没有受到惩戒，所以如今又想兴办大工程，规模比前一天大几十倍，假托这是朝廷赏罚失当，实际上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消长。事情的道理十分明白，不应不听取。臣如果偷安苟且、顺从习俗以求好名声，那么只要说这件事自己已经极力进言，是朝廷不听，便足以姑且塞住责任，因而可以窃居职位、保全自身。何必违忤君亲，招来被斥逐的耻辱呢？因为臣下的罪过，没有比容忍养护小人更大的了：对下使他们侵害剥削百姓，对上使他们损害圣政。何况臣错误地处在谏官之列，职分本来就应当指斥奸佞、嫉恶如仇。又因为连续任职陕西，亲眼见过吴安持的奸邪行迹。如今如果进言后姑且停止，那就是轻视职守、爱惜自身，不仅不是臣一向的本心，陛下又能依靠什么呢？因此臣这点诚心不停地上奏，冒犯圣上的听闻。伏望把臣前后所陈述的内容重新反复详加研究。如果臣所说并非诬陷欺骗，陛下为什么吝惜施行呢？这样不但可以使奸吏悔改，也可以端正朝廷纲纪。如果有人说人才难得，必须任用小人，而臣为了实现自己的言论，务必随从流俗，不顾全国家，存心嫉妒有才能的人，那么臣的不忠，罪过也难以宽恕。怎么还可以继续蒙受任用，仍然处在谏院呢？即使仰仗圣恩包容臣，臣还有什么脸面呢？只希望早日降下罢黜责罚，以此惩戒百官。奏请放弃废弃的城寨而与西夏和解【哲宗绍圣三年，公任武安军节度副使】

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怀柔西方戎族，恩德已经十分周备。至于册封和赐予土地，全都出自圣上的裁断，于是使多年以来战马不能侵犯边塞，蕃汉百姓得以保全性命的不可胜数。好生的德行感通皇天，所以使百谷多次丰收，四海丰足欢乐，这是帝王的盛大事业、太平的根本。近日听说，熙河边臣划分地界时，各自爱惜从前长期废弃的城寨之地，认为那是要害，不愿意交给西夏，导致西夏傲慢不从，以至于不能停止战争，边事难以了结。我私下担心积蓄疑虑会败坏谋略，事情拖久了会发生变化；万一奸人从中离间谋划，再导致其猖狂，容忍他们就会损害国威，讨伐他们则前车之鉴还不遥远，连续用兵不能解脱，劳费没有尽头。如果又接连发生饥荒，军民缺少粮食，那么即使有智谋的大臣，也不容易想出办法。这样就会功亏一篑，并且抛弃先前的恩德。伏望陛下稍稍留意圣虑，特别着眼长远，不舍弃容易的办法而去做困难的事情，不因小事妨害大事，查考原来的约定，趁早下诏特别赐予允准，遵循孟子乐天的言论，考察虞舜舞干戚而使有苗归服的德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承受的恩德极重，职分又同边臣共同谋划，深深忧虑而不能缄默，只希望陛下怜悯，委曲采纳。另外，司马光曾替陛下陈述放弃城寨的策略，以及后来交换俘虏、降下诏书赐予封册的事情，臣实际上都参与了谋议。愚昧的人还很多，不以为然，直到朝廷坚决施行，浮泛的议论才平息。如今西夏君臣的名分已经确定，只有划分地界一事，所争的并不多。如果是在城寨二十里以内，即使夷狄贪得无厌，也可以据理开导说明，他们一定肯依从。以臣的愚见，只怕边将贪图功劳、制造事端，不愿意停止战争，把已经蒙圣恩答应赐给的城寨二十里以外之地，或者从前用兵时没有保据的地方，指作要害，却想筑城占守；那就会损害朝廷的大信用，误了国家先前的谋略，不可不察。议论者有的说夷狄贪得无厌，给了他们土地，他们还会有更多要求。臣私下认为，祖宗朝的兵势和国力尚且因为李德明归顺，就赐给他数州；元昊称臣，又加给他国主的名号，这都是想安定百姓、停止战争，并不因贪图小利而玩弄兵事。后来西夏果然自行服从，又何曾再次侵犯？何况如今所损失的利害极小，只希望圣上深思熟虑。从前樊哙想带十万人进入匈奴，季布指出这是当面欺骗；武夫、边将的话多有这类情形，过去误导先朝的不少，如今可以拿来作为鉴戒。《范忠宣奏议》下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范忠宣遗文》　　　　宋·范纯仁撰 附录恭献遗文 侍郎遗文 文正、忠宣父子以及诸位先生，道德充积于内，显著于功勋事业，表现在文章中；他们片言只字，都有助于治理之道和社会教化，不像世上的文士，只是徒然雕饰辞藻、琢磨句子，专门追求工巧罢了。因此如今对于诸位先生的文章，即使只有几句话，也一定加以记录，使人知道范氏的不朽之处，大概在于穆叔所说的‘立言’，而不是宣子所说的‘世禄’。《王氏语录序》先生名伋，字孔章，‘希逸’是他的号。他的家族自唐中叶以来世代掌管天文；能够预先看出艺祖受命历数征象的人，就是先生的世祖。先生的族人居住在京师已经多年，因为讨论金鸡历出自江西，所以先生便成为江西人。他通晓经书，取得青紫之服，辅佐雍熙，是先生的志向。不幸在南宫考试中偶然落第，于是把所学积蓄起来，以继承祖业。交游中有人用功名来勉励他，他就说：‘结党营私、蒙蔽贤才的现象，天象和数术已经显露出来了；我们这些人如果侥幸没有被牵连，也算幸运。’不久，王介甫出任，朝野都佩服他的明察。他曾经忧虑占卜相术，认为它虽然可以同医术一样通过试验来观察效果，但对于人事并不能增加或减少什么。医术以及营造居室、办理丧葬，虽然都是通行于世的技艺，但祸福之说诡异荒诞，不像占卜相术那样有可考的验证。于是他考察《左传》等书，著成五篇，折衷阴阳，使其同儒家不相冲突；启发迷惑、解释疑难，因而更有力量，远异于太史公所说的流派。又有医书二十四卷流行于世，这又可以看出先生学识广博。有一天，叶叔亮搜集他的语录拿给丹阳老人看，老人赞赏其纯正而不失当，进退取舍合乎时宜，无愧于古人，于是提笔把这些话写在后面。老人说：‘是谁呢？姓范，名纯仁，字尧夫，是先生的故交。’ 论太庙增设殿室之事 《尚书》说：‘七世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这就是说，《礼记》所说天子有七庙，即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合起来是七庙。所谓七世，是由庙的数目确定的，并不因所奉祀的人而改变。所说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世，不过是为了扩充数目，用经礼来说明罢了。本朝从禧祖以下，到仁宗时才具备七世，所以英宗附祭太庙时迁去顺祖，神宗附祭太庙时迁去翼祖，三昭三穆合乎典礼。如今大行皇帝是神宗的父子辈，若按礼官所议再增设一室，那么太庙中将有八世，成为四昭三穆，考察典礼便没有合适的依据。何况唐文宗即位时迁去肃宗，以敬宗作为一世，旧例相距并不远，后来也没有违背。将来大行皇帝附祭太庙，应当以神宗为昭，向上迁去宣祖，以符合古代三昭三穆的道理。论罢免吕公著的制书未经门下省审读【元祐元年闰二月，公当时任给事中，上奏此疏。诏令另行书写画黄送到门下省；今后紧急而不涉及利害的文字，不必经过门下省，一并交门下省按照诏令施行】臣考虑近来任命门下侍郎吕公著，制书没有经过臣署名审读，今后任命尚书吏部官员的文字，也可能不经过门下省便直接施行；臣担心其中另有承受的文书。按照制度，门下省要缴还复核，中书省要录黄，枢密院要录白；若有同侍郎职位相妨碍的，或者涉及亲属关系的，都要贴黄奏报。希望今后两名侍郎都遇到应当避亲或职位相妨碍的情况，以及只有一名侍郎任命时除照旧奏报之外，都允许给事中署名并缴还复核。上奏宣仁皇后在文德殿接受册命【元祐三年二月十八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将来太皇太后接受册命，依照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事；皇太后接受册命，依照熙宁二年的旧例；皇太妃与皇太后在同一天接受册命。’皇帝在殿上颁发册书，命尚书礼部、太常寺详细制定仪注，听候奏报。公当时任同知枢密院，于是上奏此疏】臣近来听说，将来太皇太后接受册礼，全部依照明肃太后的旧例，在文德殿接受册命。由于明肃太后当时礼官议定的礼仪，本来应在崇政殿接受册命，仁宗皇帝特地下诏书，才把地点改到前殿。这是君主尊奉母仪，出于一时的诏令，并不是有关部门所制定、通常施行的礼制。如今恐怕三省取旨时没有详细审察奏闻，便下达诏命，直接依照明肃太后的旧例，又不需要皇帝下诏，就在文德殿接受册命。这不但不能彰显皇帝尊奉母后的心意，也不符合太皇太后谦逊冲和的德行。自从太皇太后参与朝政以来，她至高至盛的德行远远超过前代；她所施行的典礼，应为万世所尊崇仰望，不必专门考察明肃太后的旧例。伏望特请太皇太后亲自降下圣旨指示，再令礼官仔细详定，务求合乎中正的制度，以符合圣上的心意。贴黄说：《易经》谦卦称，天道是减损盈满而增益谦逊，地道是改变盈满而流向谦逊，鬼神是加害盈满而赐福谦逊，人道是厌恶盈满而喜好谦逊；一项谦逊可以得到四方面的益处，应当遵从。又说，谦逊的人地位越尊贵，光彩越显著。《尚书》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逊会得到益处。’这些都是经典中的正确言论，正是圣明之主所应当致力实行的。臣不胜区区犬马之诚，请求圣上赐予采纳记录。缴进《明道诏书》【绍圣元年四月，当时公任尚书右仆射】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诏书说：‘庄献皇太后早年承受先帝的顾托，保佑年幼的皇帝，到现在已经十二年，恩德和辛劳都十分周备。凡是发出的号令，或是听政裁断所采取的适宜措施，即使每天政务繁多，也都一并采用祖宗的法度。长久思念慈母的教诲，处在至尊地位而尽孝思。然而上书言事的人，不懂得大体，专门进行诋毁攻击，使朕听闻后十分不快。凡是垂帘听政期间的任免更改以及所施行的诏命，不得随意上书言说。告诫你们中外臣民，要体会朕的心意。’当时皇上亲自总揽各项政务，而言事者多讥讽斥责垂帘听政期间的事情，皇上厌恶他们用心刻薄近于轻薄，所以降下了这道诏书。臣近来曾把《明道二年诏书》抄录进呈，希望陛下仿照它降下诏书，以此告诫刻薄的风气，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近来听说有狂妄之人传播拟定的策略，自称已经进呈御览；又听说台官的章疏或许已经被采用。他们的说法很不符合陛下尊奉先太皇太后、勤劳公正、保佑圣躬的心意。这道诏书如果不颁行，刻薄的风气恐怕难以禁止。臣如今再次抄录《明道诏书》一并缴进，伏望圣慈遵循本朝旧典，效法仁祖的圣孝，特地下达明诏，使天下万方都知道，天下幸甚。贴黄说：如今妄自进行诋毁攻击的人已经听说很多了。陛下容忍他们，就会妨害圣上的孝道；惩罚他们，又恐怕心中不忍。不如用诏书加以禁止约束，这样事情可以两全。伏望圣明早日降下指示。论南郊合祭【附录恭献遗文】

译在南郊合祭天地，经典中没有这种做法。神宗皇帝考察并援引古代义理，下诏停止合祭；到元丰六年停止，只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只是北郊祭祀先帝还没有来得及亲自实行，但诏旨已经十分明确，是应当遵守的。又说春天属阳，所以在正月到东郊迎春；秋天属阴，所以在七月到西郊迎秋。圣人制定的制度，没有人能够改变。如今迎春却在西郊，采用秋天的时令；迎秋却在东郊，采用春天的时令。樵夫野老尚且觉得奇怪而惊骇，何况鬼神呢？天与人并没有不同。现在本应在方泽祭地，却合祭于圜丘；本应使用夏至的时日，却使用冬至的时日。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合祭起始于汉末，这种说法不合经典。朝廷近来的制度，考察史册，告知宗庙，施行于天地，公布于天下，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如果舍弃圣人的言论而遵从不合经典的做法，是不可以的。奏请察究讥讪议论的大臣【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公任尚书右丞】近来朝廷的命令，没有不是以元丰为正确、以元祐为错误的。臣看来，神宗制定法令的本意固然是好的，但官吏推行时有的失当，以致使百姓受害；宣仁太后听政裁断时，一时稍作修饰，大概是大臣的见识各有不同，并不一定全都怀有奸心、谋求私利。如今讥讽议论的人中，有些不得志，所以借此开口：说元丰正确，是想尊崇元丰时的人；说元祐错误，是想斥退元祐时的士大夫。他们心里哪里是忧虑国事，不过想快意于个人的怨愤，以实现自己的奸计罢了，不可不深加察究。又说：自古以来天下的治乱，取决于用人。祖宗在这件事上，最能把握要领。太祖任用吕余庆，太宗任用王禹偁，真宗任用张知白，他们都原在下级官员之列，却把他们置于重要的仕途上。君主想要得到英杰之士的心，所以应当不拘常格地任用和安排他们。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人推荐以后才任用，那么守持正道、卓然自立的士人将终身埋没行迹。论西部边事应当改变方略【附录侍郎遗文】元祐六年九月，奏疏据枢密院札子说：‘夏国既已失去恭顺，又重新断绝恩义，必须稍稍抑制愤怒，不要把骚扰边境作为计策；更需要另行谋划方略。元祐以来，朝廷所以对付夏人、处理边境划界，大体没有不是以礼义为根本、以恩信为先，一切宽容宽贷，希望停止战争。然而六七年之间，戍守士卒从未减少撤除，金帛粮食的费用从未稍有节省，防备御敌的计划也从未简略松弛。况且他们有所请求，我们就一定给予，难道不知道这是否真正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不会成为日后的祸患吗？丧失要害之地，满足无厌的要求，损害国家的体面和形势，破坏敌人的谋略，这是养虎遗患的开端，不可不谨慎。臣希望一并依照元祐年间颁发的诏书办理；如果他们傲慢不服，就置之不问，告诫整饬将吏，像从前一样严格防备。希求功劳、制造事端，当然不可以。守护边疆、等待敌人，应当没有什么困难。凭区区内部叛乱的小羌，难道还能同中国长期抗衡吗？只要用年月来决定，事情最终能否办成，不过在于朝廷不被迷惑罢了。’

译论熙河、延路与夏国所划定的疆界之事【前一段全文详细载于《论息兵疏》，如今两处都保存】臣听说熙河、延路两路同夏国划定的疆界至今没有决定，外间议论说朝廷一心只在停止战争，失于求速，所以强悍的敌人日益提出更多要求。圣朝怀柔招徕四夷，固然是上策；但如果边臣不探究利害，只是一味委曲顺从，那么国家体面和事机不能不有所损害。自从二圣临朝之初，夏人来朝，接着又收到秉常的讣告，干顺自行继立，使者往来道路上有五六批，商贩贸易也随即丰富起来。即使修好十分恭敬，也不过是为自己谋求资助罢了。朝廷立即派使者前往加封赐册，求速的意图被敌人窥见，果然听说他们轻慢使者，使者没有立即称谢，反而兴兵入侵，延州、渭州遭到破坏，反复无常而不恭顺，实在应当诛灭。以后他们再有所请求，只可以交给边臣办理，称为约定，向他们表示从容有余，使他们惶恐等待，只怕我们拒绝而不接受；这样轻重缓急的权力就在我们手中。事情审定以后，边臣才把他们请罪求盟的状况报告朝廷；然后明诏中外，宽免他们过去的罪过，听从他们请求结盟，归还我方陷入敌中的人员，赐给已经答应他们的土地。这样一来，朝廷的体面难道不十分尊贵，制服敌人的策略难道不十分简便吗？先前没有采用这个计策，听到他们有所请求便答应，等到入朝使者已经到来，朝廷同他们酬答应对，难道不知道这全都是庙堂谋臣的主张吗？这只是接待他们看得太重，许可他们却太轻率。既然答应以陷入俘虏状态的部众交换新修的堡垒，那么人员有品级、颜色和数量的不同，土地有形势、远近的差别，约定本应预先明确，谋划本应预先确定，都写在文书上，然后再接受对方割让土地、双方交付，那么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如今谋划和约定没有预先明确，夏人带着疲惫残破的一百多人来敷衍塞责，我们却不再追问，急忙把四座堡垒交给他们。四座堡垒既已交出，随即又以平定熙河两境开始商议划界，难道不是太晚了吗？已经发生的事情固然不能追悔，如今还可以做的，是审慎研究、从容谋划，仍然不算晚。听说夏贼在塞门、金城的城堡又提出重大要求，还声称要同西边邻国谋求合纵，想以此加重我方的外部议论，说朝廷不把这些事当回事而轻易放弃；如果确实如此，那求速就太过分了。朝廷认为金城、塞门不可放弃，并不是因为两座孤立堡垒本身有利，而是认为它们地势险要，可以作为边境的屏障；土地肥沃，可以供给边兵，所以不在赐予土地的范围内。如今却想求得眼前的小小安宁，放弃形势险要之地，舍弃数千户已经耕种的土地，截断数百里边境侦察的要冲，使屏蔽全无，出门便遇敌，道路阻塞，运输粮饷艰难，孤立的堡垒仅仅保存着，我们将拿什么来使用诏令呢？诏旨不给他们土地，最终也只是徒有虚名罢了。他们反而会更加猖狂，边患更加严重，朝廷确实应当改变方略。听说梁乙逋掌权很久，元祐二年，三次侵犯泾原，而汉军十一名将领拱手守在城中，不出一个骑兵，任由敌军席卷而归。后来夏人又全部得到前后积累的岁赐金帛，梁乙逋每次对人说：‘嵬名氏的家人掌管国事，有过这样的功劳吗？’我们之所以年年防备、出兵，是想使朝廷畏惧我方，替国人请求停止战争。从前元昊叛乱时，虽然多次派人请求和好，却故意提出悖逆傲慢、难以接受的议论。朝廷不答应，他就对众人说：‘我请求停止战争，而南朝不答应；他这样做，是要把怨恨归咎于我来激励众人。’众人作战都很卖力，梁乙逋如今正是在仿效这种做法。如今朝廷既然议定贬斥断绝关系，就应当让边帅起草檄文，用浅近易懂的话，详细说明梁乙逋贪得无厌、侵犯顺服之国的事实，以及朝廷不得已用兵的意图。命令各路多制作木印，丢弃在敌境中；这样不但可以破坏梁乙逋利用众人的怨恨来谋划的计策，也足以激怒他的部众，使他们知道祸患是从梁氏开始的，或许会有众人怨恨而亲自反叛的可能。朝廷的旨意只想让靠近边境的人无法安居从业，臣认为这还不足以击中西夏的要害。若能使全国百姓奔走应付、没有闲暇，而又不知道该防备什么，这才可以。如果想这样做，就应当命令各路帅臣出于公心、共同协力，谋划议论彼此关联。一旦一路将要有所行动，其他各路便表面上作为防备而集结，显出出兵的势头，以牵制对境的兵力；这样实际出兵的一路就不会有敌人合并兵力来抵抗的忧患。各路轮流防守、交替出兵，那么敌人所防备的地方就会分散，力量也会疲惫。又一向以来各路多招纳投降的人，自元丰以来，各路招纳的已经不少。如果说这样可以消耗敌人善于作战的人，那么夏贼每次出兵都可能有数十万人，招降的人怎么能消耗得了呢？如果说可以用来助战，由于降人在边境内外出入，将帅哪里敢完全倚仗他们？按人数供给粮食，只会坐着消耗边境粮谷；即使有土地可以供给，也会妨碍占弓箭手请射的田地。其中又有很多奸细，一旦汉界有所行动，便突然逃走，导致机密泄露，有害而无益。将来汉军轮流出兵，应该全部停止招纳降人，以清除长期存在的弊病。朝廷如果命令各路互相出动精锐兵力来扰乱敌人，应当秘密告诫各路帅臣，每次有所行动，不要过分保守秘密，稍微让出兵的声势先传出去，形成大举进攻的样子，使敌众能够远远避开我军锋芒，然后再派偏师出动以使先前的声势成为事实，这样谁敢抵挡呢？只要使数百里原野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敌众没有休息的期限罢了。又应当申明并严格执行博易的法令，以断绝市场货物；困窘敌人的策略也就在其中了。这样不必大量杀戮，也可以取得利益。奏请修订明确元丰年间颁发的战守约束 我国过去所以能够控制西夏，实在是因为连接各城的北方诸帅共同统率重兵，利害相同，左右互相支援，首尾互相配合，声势相互连接，同心同力，气势深远而形势厚重，就像一身有手足一样，上下彼此发挥作用而没有偏废。这正是我方的长处，也是敌人所害怕的。从前宝元、康定年间用兵时，先臣范仲淹曾经统兵前往援助邻道，破坏元昊长驱深入的谋划，挽救泾原屡次失败而令人担忧的危局，这些都已经试验过，情理和形势十分明白。朝廷后来参与制定战守约束，颁发给各路，实际上采用的就是这个策略。近来因为徐禧谋划边事，轻率地有所更改，刚开始遵行便遭受了它的祸害。兵家借张扬声势来壮大力量，左边牵制、右边控制，这是古来不可废弃的办法，从未听说兵力少、物资缺乏，不借助声势支援而能够独自取胜的。如今边事尚未平定，敌情难以预测，伏望朝廷深加详审，重新检视臣前次奏疏及元丰年间颁发的战守约束，再加以修订明确。奏请调动将领和军队

译绍圣二年，吕大忠请求赴阙，希望早日降下指示。当初朝廷札令熙河路，范纯粹预先实行安排，修建汝遮堡一类的工程，如同修建定远城之类，趁着机会立即办理，以等待空隙。修建的时候，就趁机同时加快工程、兴办劳役。臣恭敬地接受指挥：近来修建定远城时，除本路将兵全部调发、照应防守以外，还应防备朝廷下令秦凤路调遣将兵二三万人，在通渭砦附近选择有利地点驻扎，以防万一西贼侵犯边境，同本路将兵合力抵御。又应下令泾原、环庆路，各自在本路原有的将兵和将领中调集万人以上，沿边选择有利地点驻扎，大张声势，使敌人疑惧，不敢集中兵力从一路径直通过。万一最终兴办汝遮之役，除本路斟酌调发兵马防守外，请朝廷预先下令秦凤、泾原、环庆三路经略司，各自秘密依照近来修建定远城的先例，调遣将兵预先准备；一旦看见本司的关报，就在各处沿边驻扎，以作照应。贴黄说：仍请求下令各路帅臣，另以其他事情为名，秘密做好防备；即使弟子、属官也一概不得预先知晓，希望这样可以不致泄漏。奏论蕃官李忠杰等人的事情 据枢密院札子，蕃官包顺、包诚、李忠杰、赵怀义、赵永寿、许时暂且赴阙。臣刚赴任时，接到朝廷旨意，要查探招纳邈川、河南的人户等事。因为自范育任本路长官时，曾有遣人招纳赵嗣忠的议论；又因为种谊从京师回来，公开宣称已经奉命招纳。由于每天都有鄂特凌古一批批进行买卖，从前的谋议不能不知晓。如今赵嗣忠的儿子被召来，恐怕会对臣所访查的机密产生许多猜疑，造成危害；而且赵怀义、赵永寿的资质才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臣不敢派他们赴阙，也免得同功劳较多的蕃官产生另外的迹象。等到李忠杰被查考将要进入边界、捉获来的首领却又送过天都等事情发生时，臣便酌情办理并起草文书，删去李忠杰、赵怀义、赵永寿的姓名，只派包顺、包诚随使臣押伴赴阙。包顺、包诚这次来朝见，如果想表示旌表和劝勉，只请求赏赐金帛；至于官爵和差遣，希望暂且保留，以此责成他们日后效力。又请求不要分别询问各人关于邈川、河南的真伪情况，恐怕造成泄漏。关于鄂特凌古，既然已经派遣他随商队赴阙进贡，那么前后经营青唐的指挥就不再施行。李忠杰三人的事情另听朝廷旨意；关于查考李忠杰的事状，如果没有明显迹象，就不得稍稍牵连扩展而造成遗漏，使人陷入危险疑惧和不安。奏论牵制西夏的事情 牵制敌人的要领，应当在平时先探知敌境人口聚集和空虚的真实地点，遇到事情需要决策时便前往，指向他们的巢穴，攻击他们必定要救援的地方；这样就能解除包围、制伏敌寇，不致白白出兵。由于各路帅司派出的牵制兵力，止于一路，而敌人的大军势必是我军的十倍。既然兵力多少不相敌，牵制兵马行动的方向，就必须同敌军的声势相距很远：他们侵犯我方东部，我方就出兵他们的西部；进退之间不与其正面相迎，或许可以避免陷入困境。如今熙河、秦凤两路的土地犬牙交错，而且秦凤一路只有鸡川两座寨的地方，属于有边面承受敌人攻击之处。如果西贼全军进攻秦凤两寨，必须经过看都川、浅井川、罗和市一带的山谷，分头向南而来；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这样，敌军还没有到达秦凤，便已经先逼近本路通远军、通渭砦一带的边面，地形道路打开地图就可以看见。除通远军蕃汉两将的兵马自然必须戒严，以防敌人侵扰突袭外，不仅不能因为内部空虚而抽调兵力向外出动；熙河、兰岷等处的汉兵蕃马虽然可以使用，但由于本路对境只有东北面的天都山、南面的牟防、打绳川、剉子一带，才是西界人口聚集居住的地方。如果从这里进兵，那么行军路线却必须自行察看，从都川、浅井川、罗和市或石硖子等处结阵前进，这样就在贼兵归路之外，声势十分逼近。他们虽然已经侵犯秦凤，但如果探知本路军队行进不远，必定会率众返回，随后从我军后面出击；这样我军的归路立刻就会被堵断，实在不是安全的计策。因为本路在夏国西南最偏远的地方，除了天都等处道路与贼兵相近、不能谋划经过以外，离开天都向西，便全无人户居住。像兰州正北一带，屡次经汉军讨伐荡平，事实十分明白，决无可乘之机，恐怕只是徒然获得堵塞敌人的名义，白白造成劳苦和弊害。由此推究比较，各路地形远近不同，夏人的聚居之处也有疏密差异，所以攻取是否便利，按理不能一概而论。本司如今估量，除非贼寇河东、鄜延、环庆三路时，探知天都一带没有大批人马聚集防守，本路才可以出兵牵制；如果西贼合并兵力侵犯秦凤路，那么本路兵马只能在白城谷、灾竿堡左右，根据贼军形势相机策应，寻找便利进行攻击，或者防守接应秦凤的军队，共同奋力掩杀。这样两路兵势相合，贼军必定不敢采取深入持久的计策，重要的是不失去有利时机。只因为现在朝廷下诏，规定本路不许策应，只令牵制。考虑到其中的利害，事情有缓有急，来不及申请。伏望朝廷再次详细斟酌，赐予指示。附黄：熙河、秦凤两路既然相邻接壤，形势就是相同的。如今秦凤对于熙河，既然不能只作牵制而只能策应，那么熙河对于秦凤，利害也没有不同。还请查验本路前后所提供的敌境图籍，便可看出各地的名称、道路、形势和利害，以及牵制、策应的方法。这项制度中间长期废置，因为我在环庆屡次论列，才承蒙朝廷下诏，颁行各路。我等曾预先探知西界人口聚集的地方，后来贼军侵犯镇戎，镇戎位于泾原西北，与环庆相距三百多里。我曾在曲六律乘虚击破贼军，掌握并俘获了很多敌人，于是解除了镇戎之围。等到贼军返回保护巢穴时，我军已经退回边塞，前后只差一天，才免于被阻截、堵击和转战的祸患。当时如果贼军势力稍微靠近一些，回撤的军队就难以保全。伏望朝廷再次明察。奏请分兵守卫汝遮。

译枢密院检核并防备已经下达的朝旨，命熙河、兰、岷路乘机防守并修筑汝遮，事情已经办妥。近来本司接连奏请修扩兰州西城以及定西、定远城，虽然都已分别下达指挥，按照奏议修筑这三处所用的工役，人数实在不少。我担心本路在修建汝遮一事上有所回避，将来以此为名而失去战机。此前本来是因为三处城池周围完全空缺而增修扩建，或者如今人马暴露在外，遇到缓急、箭石交集时没有办法保护百姓，每日都担心招来敌寇。想到汝遮的大工程既然还须等待可以利用的时机，那么几千名厢兵不应废弃其他营垒的用途；而且汝遮工程所在地并不遥远，等到进筑有期，立刻就可以调兵前往。我偶然想到这些，按理应当具奏，实在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两方面都能便利。因此我暂且以修筑兰州、定西、定远为名，分派工役士兵前去，使众人明白看见各处都在兴修工程，也可以消除夏人的疑虑。等到汝遮有可以乘取的机会，工役士兵都已在附近，确实十分方便。奏请不许蕃官擅自改姓。臣查考本路蕃官，历来有因归顺或建立战功，朝廷特赐姓名，以表示表彰和宠遇的，例如嵬名山改为赵怀顺、朱令唆改为朱保忠就是这样。后来有蕃官无故自己申诉请求改姓名，经略司不加制止，根据状文上报省部，省部也没有追问责难，于是改成汉姓，例如乙格改为白守忠、兀乞改为罗信就是这样。也有未经申诉请求，私下擅自改成汉姓的，例如卢唆的儿子改为周俊明就是这样。现在又有蕃官援引先例提出请求，大概是历来没有禁约，致使蕃部无故私下编造、改换汉姓。臣私下详察，古代赐姓命氏，都是朝廷用来酬报功德、区别忠勤的。如今反而让夷狄中的人无故自行更换姓名，和汉人混杂在一起；如果年代稍久，本源就会混乱，无法考究，汉人与蕃人也无法辨别，这不是尊重中国、区别异族的办法。因此必须奏陈，请求立法禁止：各路蕃族中，除非是朝廷特意表彰宠赐姓名的，其余一概不许申诉请求改作汉姓。对于今天以前不是因为朝廷赐姓而改姓的人，一并追究改正，各自恢复旧姓。如果同意臣的奏请，只须作为朝廷访闻所得，立法下达执行即可。论交换俘获人口的事情。枢密院说：环庆路将领和士兵与夏人交战，俘获了老人、幼儿和妇女。范纯粹挑选留下，并且张榜告谕他们的亲族，愿意用过去掳掠的汉人交换前来引导交换的人，每人赏绢三匹，十岁以下的赏绢二匹。交换俘获人口，如果是在讲和停战的时候施行，名分和体制都顺当，没有什么不可以。现在夏国正悖逆傲慢，兴兵侵犯边境，朝廷应当明确表示与它断绝关系，告诫各路边臣整治军队，听候命令。有时可以突然出奇兵，使他们无暇应战；有时可以扰乱他们的农事，使他们的土地无法耕种；或者使用反间和权术，或者从旁进行招抚纳降。一定要使他们疲惫厌倦、众心动摇，这样他们的凶恶首领才会改变做法，然后边境的争端才有希望停止。如果在这个时候就商议把俘获人口交给他们交换，只恐怕名分和形势显得不够重大，会损害军事时机。臣听说西界凡是俘获汉界人口，都一一送到衙门呈报收纳，大多在靠近内地的地方监视防守、拘管起来。如今本路所俘获的老幼人口，只是横山一带的人户。即使其中有各家骨肉和成年男子愿意遵从朝廷命令，又怎么能把在近内地拘管的人带来交易呢？由此推究，恐怕只是轻率行动，必定没有实际利益。

译论治平年间的兵马与现在不同。元祐三年癸亥，诏令把治平年间臣僚所上交互进取的方略，交给各路帅臣，研究困扰贼军的策略。臣仔细考察，治平年间的兵马数目，直到将佐、头领的派遣和应援次序，都与现在完全不同。臣只是仰体朝廷诏旨的大意罢了。假如能使西贼在各路山界都有所畏惧，分兵等待敌人，不敢把兵力集中在一路，那么我们的计策才可以实行。边境军事机宜难以预先确定，贵在临事时裁决，所以事前没有什么可以预先陈说的。至于准备防备西贼、彼此应对，以及防护边民这一条，与如今防备敌寇的策略没有不同。奏请访察州县中缺粮的地方。臣听说本路州县民间有很多缺粮的地方，以及逃亡的人户和逃来寄居的主客人户，数目也不少。这大概是因为多年收成不好，又自从兴兵以来，调发民夫、雇用士卒，民间凋敝到了极点；而保结、团教的法令正在推行。加上民间认为边事尚未平定，妄自忧虑，又逢春初缺粮，于是流散。臣深深担心关陕这个根本之地更加残破，关系实在重大。如果蒙准施行，只请作为朝廷访闻所得，赐下指挥。奏请慰劳赏赐曲珍。过去虽然有邻路牵制、应援的办法，但多数兵将官员不以公心办事，不把邻路遭受敌寇看作自己的职责；有时只派少量军马，有时故意绕远路作为备礼来搪塞命令，于是造成了永乐的祸患。臣自从任陕中漕运职务以来，直到担任现在的职务，接连论列了三年，才承蒙朝廷定议，再次建立牵制和援助的制度。前来九月初五日晚，得到泾原路关于贼军的公文，臣于是特别派遣曲珍以下的防兵整装，第二天长驱出境三百多里，大举攻破贼军巢穴。贼众来到汉界，过了三数日便解围离去，这是曲珍的功劳。如今臣接受了指挥，却还不敢随便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希望圣上慈悲，只派近侍下属使臣依照泾原路的先例，到庆州慰问出境作战的将官曲珍以下，并支给、押送应得的银合、茶和药物，使人看见朝廷劝勉奖赏、不忘功劳的意思。这样朝廷不增加什么费用，却足以激励本路士气，对稍稍安定人心也很有补益。奏论西征军队不可再次出动【元丰五年五月，当时任陕西路转运使】。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正在一道聚集军队，等待讨伐西夏；修缮、积聚堡寨，聚集储备刍草粮食，作为进攻必定取胜的计划。臣才智不足，职务专管粮饷，虽然前后多次和同职官员把事情逐条写成状文，仰烦圣上听取，但所论的都只是臣在粮饷运输职务上应当说的琐碎事务。至于攻讨得失的形势、城堡利害的实际情况、出师日期的缓急，以及关系到朝廷和天下全局的百姓忧乐，就不是臣的职务范围，而此前也没有说过。臣愚昧地认为，即使身处田间也不能忘记君主，这是臣子的常守。何况臣世代蒙受国恩，长期承蒙朝廷任用，如今有所见闻，心中有所思虑，难道能以不属于职务为借口，沉默不言、自我欺骗吗？这就是臣自信不疑而想要进言的原因。臣私下听说去年边事开始时，议论的人说夏人昏乱，囚禁侮辱他们的首领，众人怨恨、亲属背叛，席卷就可以平定。朝廷大规模整治军队，各道一齐进兵，所到之处奋力作战，却没有防备贼军巢穴，这就与那些议论的话有差距了。如今朝廷在泾原防备军队，想采取边筑城边作战的计策。臣认为，二十万精锐骑兵聚集在一方，声势很大，夏人必定会请求朝廷暂避我军锋芒，转而在其他道路侵犯边境，以牵制我军。万一他们乘虚入寇，事情就令人忧虑了。况且泾原进筑的军队，每天所需粮米将近万斛，所筑城堡不过一两座，而所在地逐渐遥远，粮饷运输没有可以继续的办法。时间渐久，民夫有奔逃溃散的忧患。到了这个时候，形势必然只好停止，难道不是辜负陛下兴兵举事的意图，并且让夷狄有所观望吗？况且所筑城堡地处深远，在贼境之中长期守卫，难道能够自行保全吗？这也是不能不考虑的。朝廷休养民力、充实府库，已经很久了。去年军队一出动，公私困弊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如今又商议大规模出兵，民力和国力远远不是去年可比。如果今年事情不能成功，那么明年又将怎么办？国家财力和百姓力量靠什么继续？这就是臣所说的攻讨得失的形势、城堡利害的实际情况。臣依据制置司到达的公文，调发期限是各路兵马都在六月。我私下推算，出兵之日一定在初秋。去年泾原、环庆两路各自在九月出兵，到仲冬时才逐渐退回边塞，但仍然使士卒因疾病和严寒死亡十分之四五。今年七月出兵，正是酷暑，用二十万之众冒犯炎热的太阳，有的要抵御坚固的敌军，有的要负重服役，口渴时难以供应饮水，疟疾、痢疾也会大量发生。又正逢大雨时节出兵的月份，难道没有连绵积水的忧患吗？臣担心疾病和伤残会比前日更加严重，内外重兵的行动又关系到国家大体，这就是臣所说的出师日期的缓急。臣私下看到，去年调发民夫出境，其中上等人户有一家独自出数十名民夫的，贫困下等人户也必须几家合出一名民夫，每名民夫的雇值达到百贯钱。各路转运司又接连调发，甚至重复三次；其中的人遭受冻饿艰辛，如果再遇贼军而受害，死亡凋敝，长久都不能恢复。如今再次登记百姓，大家已经熟悉事情的情势，必定惊骇畏惧，很有逃散的。麰麦还在田垄中，秋禾将要锄耘，正好在这个时候妨碍、夺取农时。由于兴兵没有计算周全，动辄都需要民力。臣等承蒙朝廷以军法告诫，责令赶快办理；如果人户大规模流徙，关内骚动，作为根本之地，事情就很可忧虑。将来进言的人必定把臣等作为归罪的对象，个人的责任不足以顾惜，但国家的事情又怎么办呢？这就是臣所说的百姓忧乐。臣私下认为，朝廷制定计划，应当求得万全，不应侥幸希望一时无事；出兵却不能成功，前车之鉴可以看见。臣私下同熟悉边事的老者反复商议，事情实在令人寒心，而朝廷内外的臣僚却妄自以为朝廷只是在为自身打算、畏惧祸患，没有人替陛下进言，难道臣又是什么人？只是特别受到忠义的激发，不再以是否属于自己的职务为顾虑，宁愿今天承受因直言而获罪，也不忍将来蒙受不进言的罪责，所以才敢把听取众人所得的意见冒死上奏。附黄：臣并非不知道发表危言、横加议论会自取罪责和悔恨，只是私下认为，今天把话说尽，实在没有辜负陛下，即使立即被投入鼎镬，又有什么可愧对内心的呢？如果随声附和众人，公开肆意欺骗蒙蔽，只图侥幸获得眼前无事，使光明正大的公议被堵塞而不能上达，给朝廷遗留下将来无穷的祸患，那就不是臣所能接受的。今天的议论如果实在显得迂阔荒诞，陛下将来也应当把它看作忠言。

译请求用放弃土地来交换被俘的人【元祐元年三月，当时公任庆州知州。此前司马光建议归还夏人侵占的土地，忠宣公任同知枢密院，请求用土地交换陷于蕃地的俘获人口。公上奏了这篇奏章。七月，二府商议决定，下诏令夏人送还永乐城陷没的将领、官员和士兵归还中国，另行议定扣除原先俘获的人。中国旧寨以及顺汉西蕃土地以外的地方，委托边臣商量划分并赐给。到元祐四年六月，夏国派使者入贡，又下诏说，永乐陷没的人口相隔年岁已久，恐怕其中确有死亡；如果将来送还到达，便按数交割，发给赏绢。仍将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赐给夏人。十月，公奏称：夏人带着永乐人口一百五十五人，想在十一月十日到界首交还，却要在同日接收四寨，请求允许把所放弃土地中的人户和官物迁移搬运，在交送俘获人口之前办完，并依照所请求执行。】臣自元丰元年在陕西路任职为监司，正赶上兴兵之时，直到元丰七年才得以回朝，因此对陕西边事的始末大致了解。近来承蒙任命担任现在的职务，赴任经过京城时，虽然蒙特许入朝觐见，也多次上状请求入殿奏陈职事，不久却接到枢密院札子催促出发，于是想要奏陈职事，最终没有能够陈说。现在既然已经到任，身处远离朝廷的地方，必须披露情况、分析形势，仰烦圣上听取。臣私下认为，西夏这个国家，效顺已经多年，边境无事，夷人和汉人都安宁。只因种谔、沈括等几个人希求功名、制造事端，欺骗蒙蔽朝廷，声称夏国失势，众人怨恨、亲属背叛，不需多少劳费，席卷就可以平定。有人请求捣毁巢穴长驱直入，有人请求进兵筑城、开拓土地，致使朝廷大举动用兵甲，各路一齐兴兵。原本曾经长驱进兵却没有成功，也已经进兵筑城而遭受失败，各种议论都试过了，却没有一件成功，只是使关辅地区遭受创伤，公私困弊，百姓流徙，国家军队残损消耗。即使各路都有收复旧日城寨和废州的地方，也多不是对中国有利的土地，深在敌境，重新兴修，横加增设驻军，成倍添置器械，增加钱帛费用，更加消耗刍粮，耗尽关辅公私的力量，曾经连自身供给都不足，所以每天烦劳朝廷从内地接济，而边防的裂隙和隐患也天天令人忧虑。那个夏国深沉自守，没有立即报复，大概也是因为连年应敌，部族疲劳，横山人失去生业已经很久，势力尚未恢复，举动实在困难。所以近来屡次派遣使者，表面上像是效顺，实际上却另有谋划。对外不谈土地疆界，对内不修常规贡赋，既表现出向我们输诚的计策，又在谋求自行资助。臣听说他们多次派来的使者，货物贸易日益扩大，互相约定所获不下三数百万，他们谋求自我资助的意图也由此可见。各路军队经过多次损伤疲敝之后，虽然招募补充，略微达到旧有数目，但新兵幼小，不能胜任战斗。朝廷只知道兵籍上的数目，却不知道士卒的士气，完全没有振作起来。臣无法测知朝廷谋划的方向，只看到近来下达的朝旨，因兴兵而增置的兵将官吏和增加的戍守军队，都已经抽调返回。外间议论认为朝廷安然，自以为无事，私下却令人忧虑；这样，他们向我们输诚的计策也已经奏效了。常规贡赋没有恢复，是他们所说边事尚未完结的理由；不谈疆土，是他们为将来举事留下的端绪。道理和形势都明白，没有什么可疑的。然而边防大事还没有看见确定的计划，臣担心岁月渐久，他们的力量逐渐恢复，等到草木茂盛、谷物成熟的秋天，弓强马肥之时，他们起兵提出要求，暴横肆行，仓促之间，我们拿什么应付呢？如果临时想要商议答应，国家体面就会受到损伤；如果到了约定期限又重新动用干戈，百姓就会遭受祸害。如今编入户籍的百姓正困苦不堪，哪里还能承受再次登记征发呢？臣内心忧虑，实在有些话不忍说出。臣前些日子既然没能奏陈圣上的谋划，不久曾去拜见执政大臣，谈到这些边事。虽然他们所担忧的也有切实深刻之处，但对于采取什么谋略还没有明确方向。以臣的愚见，又怎么敢把这件事独自承担？只是把思虑所得、参访众人的意见综合起来，不敢在心中有所隐瞒，愿意陈述自己的看法。臣深切认为，各路所取得的夏人土地，本来还不足以关系到夏国存亡的关键；但夏人之所以趁困境而一定要争夺，是因为他们认为土地日益被侵削而不敢抵抗，小国的形势就值得忧虑。因此出于自保，不能不这样做。一个国家共同谋划，难道会想不到这一点吗？由此推论，就知道只要应当争夺的土地没有放弃，边境争端就永远没有可能消除。中国是礼义产生的地方。如今夏人与我们一定要争夺的，只是看礼义应当怎样体现罢了。臣私下观察近来议论边事的人，只有他们认为夏人既然困顿疲惫，已经无力作为，再过几年就可以使其柔顺归服。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他们默默自守，暂时没有提出请求，只是在谋求保全自己，正是为了养精蓄锐、等待时机。这难道是他们最终只能困顿下去的道理吗？有人认为，新取得的土地自从恢复以来，耗费了数以万计的巨额财物，放弃实在困难，却完全没有想到，过去已经耗费的无法追回，而将来尚未耗费的却还可以挽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多次下达仁德诏令，凡是聚敛财物、积蓄财富而有害民生的命令，全都予以废除。四海百姓欢呼爱戴，蒙受圣德恩泽，可以说是盛大之举。臣私下思量，天下的费用没有比供给边境更大的。如果边事没有妥善安排，将来一旦调发军需，府库空虚、无从补救，那么伤害百姓的聚敛命令恐怕就不能轻易停止。这也是不能不考虑的。臣希望陛下静心参考过去的鉴戒，亲自从圣心决断；趁夏人一再派使者却还没有提出请求之时，趁他们言辞恭顺、奸谋还没有暴露之日，特地下诏，全面说明先帝因此而问罪的意图，详细说明秉常得以复国的缘由，嘉奖他忠诚尽职的诚意，晓谕顺逆的道理，催促他先把前后战阵中被俘的官员、使臣、将吏、民夫全部送归朝廷。他们所削去的土地，也一并赐还。这样，边境争端就有希望停止，百姓也有希望获得安全；同时足以使四夷知道，朝廷前日兴兵的意图在于拯救祸患、问罪惩罚，而不在于贪图疆土利益。

译中国陷入敌寇手中的人，也会知道朝廷爱惜人民而不贪爱土地。这样的神功伟业，可以说难以用言辞称述。臣不是不知道发表危言、提出异议会自取祸患和悔恨。臣想到自己不只是担任守边之职，按道理本应把意见明确提出；又因为事奉君主的原则，更没有理由回避。臣在先帝临朝之日，曾多次论说边事，屡次竭尽浅陋迂阔的意见，承蒙先帝特别宽容，常常称许其中可取之处。臣不敢只在今天突然提出前后相反的论调。古人说过：“知道什么时候给予、什么时候取用，是治理政事的宝贵原则。”给予和取用之间，正在今天。伏望陛下察知臣确实忧虑国家、志在深切爱护君主。如果臣今天所说稍稍能够牵动圣上思虑，其中若有粗略可取之处，就请宣付三省、枢密院，命大臣共同商议，以求机宜迅速。伏乞早日赐予决断，使它不成为朝廷将来的祸患，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传》说：“事奉君主，有所冒犯也不能隐瞒。” 臣已经没有隐瞒了。只是臣地位卑微而言论高远，妄自议论朝廷机密政务，确实触犯天子的法令，不敢以被诛杀或流放来逃避。附黄：臣近来听说北方敌国曾有文书送到朝廷，请求勾取、调动西边的兵马。臣昨天充任北朝国信使时，接伴辽国使者，曾谈到夏国的事情，他也说曾有文书教南朝停止用兵。臣当时只是随宜应答，谨防备并奏报。臣认为西北两国如同唇齿，万一北方敌国狡猾傲慢，或者有一天又拿夏国所失的疆土来作议论，到那时朝廷恐怕已经难以决断。今天的机宜，恐怕不能忽视，这就是臣所说事情贵在机宜迅速。附黄：臣私下看到所取得的西夏旧城、堡、砦，例如河东路的葭芦、吴堡，鄜延路的米脂、义合、浮图，环庆路的安疆等寨，都深在贼境之中，对于汉界来说，地利和形势几乎没有什么利益，而所耗费的刍粮都是用高于平常数倍的价格置办，年年还劳烦纳税人户远道运送。至于运送钱帛、器械，设置官员，派遣戍兵，每一件都十分艰苦。如今如果实行放弃，确实没有什么缺失和害处。只有鄜延路的塞门一寨，处在中路的要冲，平川开阔，距离帅府很近，没有其他地利和险要可以控制；取得塞门以后，边界向外推进四十多里，可以作为中路的屏障，大致有利于边防。况且塞门一寨原本就是汉人城寨，自从弃陷以来，年头还不算久，和其他城寨的利害有所不同。朝廷如果议论保留防守，按理或许还算有名义，更要由朝廷裁决。至于兰州防地，耗损尤其深重，听说朝廷已经派使者前去视察勘验，臣不敢再详细陈述。答诏论边情，请求不要妄自行动，以观察成败的变化【元祐元年十月，当时公以直龙图阁判庆州】。依准枢密院札子：各路探报说，自从秉常死后，梁氏族人侵夺擅自掌管国事，于是各部酋豪往往不服，变乱交相攻伐，每天互相杀害。虽然不断有各处奏报，始终没有看到确实可靠的消息。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来贼中事务多由归顺的人传说，所说事情应当是真实的。担心两界靠近上层的酋首因此在变乱中离析，各自考虑去留：有的想占据原有州城自行守卫，遥相请求朝廷援助；有的想率领部族直接谋求归附汉地，愿意成为靠近边塞的屏障。如果顺势接纳，只担心辗转产生事端，难以保证成功；如果一概拒绝，又担心反而被其他国家占有，使国家的祸患更加严重。不知对于当前边情应当怎样处置，才能不失去时机。右三司一同奉圣旨，命河东、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兰防各路帅臣，秘密严密地指挥沿边官吏；如果有西人投来，审验后确实知道其来由次第，便应斟酌是否可以收留，并且更加优厚地给赏物，招募人员远道侦探。西界首领如果谋求归向中国，应当依照前面所问各项，结合当前边情和以后利害，详细研究，制定处置条目，密封通过急递奏闻，亲自收掌，不得交给属司。如今札付臣，准照此办理。臣除已经依照朝廷命令施行以外，恭敬地考虑诏旨所询问的事情，大概是边防机密之事，关系到中外安危的根本。像臣这样愚昧的人，哪里足以谈论这些？然而臣早年承受任用，长久在边疆，采集材料、审慎推测，大致似乎有所心得。臣看到陕西各路的边防，自从元丰年间用兵以后，至今没有立即解除戒严。近来秉常失去职位，各部酋长一同奋起，彼此吞并残害，没有一天安宁。正当他们自顾不暇的时候，难道还有能力成为中国的祸患吗？朝廷正应当安静自守，不要妄自行动，来观察成败的变化。如今诏旨认为，靠近上层的酋首有人想占据原有州城自守，遥相请求朝廷援助。夷狄如蚂蚁聚集、鸟兽离散，盛衰没有常态；先王把他们列在荒服之外，放弃而不扰乱，羁縻而不断绝，防御夷戎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今那些酋豪在变乱艰危之时，想以内附为名，请求朝廷援助。如果可以而答应他们，臣不知道有一天他们遇到急难而请求时，朝廷是否真的要出兵援救？这种援助的举动，名分正当、道理充分吗？边境士兵愿意援助并乐于出征吗？如果不援助，是否又会损害大国的信用？这些事情都不能不考虑。圣朝正要以安静治理天下，停止战争和杀戮，重视农业、致力于根本，太平的迹象才从今天开始，为什么还要议论这种策略呢？诏旨又认为，有人想率领部族直接谋求归汉，愿意成为屏障。昔日汉武帝时，投降的胡人有数万人，仰赖县官供给，天子拿出御府中的禁藏来赡养他们，后来造成的祸患大到无法挽救。由此可知，夷狄借归顺依附之名，中国承受的却是劳苦和弊害。如今沿边各路自元丰年以来，所接纳投降的羌人不下两万人，其中老弱幼小、没有用处的占十分之七八，增加边境粮仓的消耗，造成的祸害已经很大。他们内心向背还无法知道，所以平日间或有人引领而离去，那么在紧急时刻，怎么知道不是另有阴谋呢？这样看来，降羌对中国没有好处，也已经很明显了。何况他们的存亡兴衰还无法预知，将来他们的事情平定，重新有了君长，必定会说：‘前些日子某部某族某人逃亡归附中国，是我国的叛徒，为什么接受他们？如今我来请求，朝廷将如何处置？’这难道不会理屈势弱吗？这也是不能不考虑的。有人说，他们既然归附我们，为什么不接受？用什么理由拒绝他们呢？臣认为不是这样。那些部落首领，如果有人前来告知梁氏的祸患，有人向朝廷请求军队，有人占据土地而愿意归附，有人挺身投降，朝廷应当让边臣晓谕他们说：‘你的君主不幸遭难，你既然是臣子，就应当竭尽死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口〕

译如果确实有义理和善意，就应当替你的君主讨伐贼人罢了，还来告知什么？为什么只是想脱身而归附中国？我国边兵正防备其他盗寇，不会替你捕捉贼人。这样一来，中国难道不是更加尊严吗？名分和体制难道不是更加正当吗？如此，他们将来必定会说：‘我处在变乱祸患之中时，朝廷没有趁我遭遇不幸，保存有德之人、用合乎道义的方式接纳我，难道我还能得志而辜负它吗？’这样一来，朝廷的义理难道不是更加高尚，而他们感念朝廷的恩德难道不是更加深重吗？诏旨又说：‘如果一概拒绝他们，恐怕会被其他国家占有。’臣观察夷狄的本性，以种族来分别贵贱，所以部落首领死亡后，他的后代继承人即使只是幼小的孩子，也足以使老年长者服从。为什么？因为风俗就是如此。只有秉常父子拥有国家已经很久，国人才归心于他们。如今各路间谍的说法，虽然说秉常之死不明，梁氏族人侵夺擅权，这只是当前的形势罢了。如果说梁氏就能灭掉李氏宗族而占有其国家，臣却不相信。一个国家的众人，难道没有豪杰吗？难道不会推举李氏宗族的子弟来继承后位吗？难道会甘心成为梁氏的属下吗？臣认为，即使李氏果真遭遇灭绝的祸患，也还应当发生争夺反复、屠杀相继，经过长久时间以后才会平定。困兽尚且要搏斗，是希望自己或许能够活下来。那里有力量的人正彼此争夺，各自将凭借部众自守，乘着间隙奋起，观察边衅而行动。大的必定吞并小的，强的必定吞并弱的。即使不敢统一各部，难道不会占据一方来保全自己？难道真愿意束手成为别国的俘虏吗？臣知道其他国家还不能立即占有他们，这是完全可以看清的。即使有逃亡避祸而依附他国的人，也不过是逃亡者中残余的一部分罢了，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夷狄彼此吞并，对中国是有利的。如果上天保佑圣明时代，终于使这些羌人离析，凡是力量相等、形势相当的，各自占据土地，成为一部，那么到那时或许会有愿意归附大国的人。虽然如此，大河以南、横山一带的土地，必定归附中国；大河以北、贺兰山一带，必定归附契丹；酒泉、武威一带，必定受西域牵制。这是因为势力远近不同。过去呼韩邪分裂为五个单于，匈奴分成南、北庭，从此汉朝边境便不再有一匹匈奴马的踪迹。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利益，正是这样。因此臣所说‘朝廷今天只应安静自守、不妄自行动，以观察成败的变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是礼义产生的地方。臣希望朝廷静心参考过去的鉴戒，依照理义处置，参照考察古代事例，不要重蹈后患，深切告诫各边将吏，使他们积储粮食。养练士卒、激励军队，戒备森严而从容应对，不要坐在那里等待他们发生变化。夏国酋领和部族人口中，凡是想归汉的，一律依照先前下达的诏旨劝止回去，绝不收受，以保全中国尊严高大的体制，挫败夷狄反复无常的谋划。这样，诏旨所说的‘根据当前边情研究将来的利害’，臣愚昧妄自认为已经全部说尽了。至于一得一失、小利小权，以及个人贪图功劳、为国家制造事端的事情，就不是臣所知道的了。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省察。

译论停止用兵，失误在于求速【元祐五年七月，公当时任环庆路安抚使】。臣恭敬地看到，熙河、鄜延两路与夏国划定的疆界直到现在还没有决定，外间议论说朝廷一心只想停止用兵，失误在于求速，所以狂妄的贼人提出的要求越来越明显。圣朝怀柔招来四夷，本来是上策；但如果边臣不考察利害，只是一味委曲顺从，国家体面和军事时机就难免受到损害。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二圣临朝之初，夏人来朝，接着秉常的讣告传来，干顺继承王位，使者往返五六次，商贩贸易也随之兴盛。虽然他们修好十分恭敬，大概也是为了自我资助的计策。朝廷固然应当开放接纳，容许他们自新；然而如果疆土的处置还没有决定，就应当慢慢观察他们的向背，以察看奸谋，而朝廷却立即派使者前去加封册命，求速的意图被贼人窥见，果然导致他们侮慢，使者没有立即称谢，反而起兵入寇，使延州、渭州遭受残害，反复无常而不恭敬，按理应当诛灭断绝。将来他们再有所请求，只可以一概交给边臣同他们订立约束，向他们表示朝廷从容有余，使他们惶惶等待，只怕朝廷拒绝而不接纳；这样，轻重缓急的权力难道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吗？所谓订立约束，凡是疆界土地以及将来可能忧虑的事情，都应逐条划定说明，务必使将来不能再改变。事情审慎决定以后，边臣才把夏人谢罪请盟的文书上奏朝廷，然后明白下诏告知内外，宽免他们过去的罪过，听从他们请求结盟，归还我国被他们俘陷的人，赐给你们已经允准的土地。这样一来，朝廷的体制难道不是非常尊严，而制服贼寇的策略难道不是非常简易吗？前些日子不采用这个计策，听说他们有所请求就答应他们来朝，这又是求速的意图被贼人窥见了。使者既然到达，朝廷从早到晚的议论、往来应答，难道不知道全都是朝廷谋臣的意见吗？这只是接待方面显得过于郑重，而答应条件却过于轻易；这又是求速的意图被贼人窥见了。朝廷既然答应用陷虏的人口交换新筑的城垒，人口有身份高低、数量多少的不同，土地有形势远近的差别，约定本来应当明确，谋划本来应当确定，必须全部写在文书中，然后才接受对方割让的土地，双方互相交付，那么他们还能够做什么呢？如今谋划没有预先确定，约定没有预先明确，他们只用一百多个疲弱残废的人来搪塞命令罢了，我们却不再计较追问，急忙把四座城寨交给他们，那么他们的计策确实已经实现了。听说四座城寨交付后就已经平毁，而熙、延两境才开始议论划定疆界，岂不是太晚了吗？求速到了这种地步，其道理就是如此。外间议论只看到朝廷奖赏边臣，便以为朝廷认为事情已经平定，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哪里知道只是因为他们如今贡奉没有差失，就认为他们无事呢？他们贡奉不缺，不过是再次谋求商贩贸易罢了，恐怕不足以依赖。前日已经发生的事情，固然无法追回；今天还可以办理的事情，只要审慎谋划、从容图治，还不算晚。听说夏贼在塞门、金城一带又提出重大的要求，声称要同西邻谋划合纵，将用这件事来煽动我国的外间舆论，恐怕朝廷不把它当回事而轻率放弃。如果确实如此，求速也已经太过分了。朝廷之所以认为金城、塞门不能放弃，不是因为两座孤立城垒本身有什么利益，而是认为它们地势险阻，足以作为边境的屏障；土地肥沃，足以供养边境士兵。关系到的利害，没有其他城垒可以相比，所以唯独不在赐给他们的范围之内。如今议论划定疆界，竟想苟求眼前短暂的小安宁，放弃形势险要的土地，舍弃数千户已经耕种的田地，截断数百里侦察瞭望的要冲，使屏障荡然无存。出门就会遇到敌人，道路阻塞，运送粮饷艰难，孤立的城垒勉强存在，我们还要它做什么？这就好像只想保全身体，却舍弃四肢，是绝对不可行的。这样看来，前日诏旨中没有赐给夏人的土地，只剩下徒有其名的空话。而且他们所要求的，我们都一定给他们，臣不知道这是否真的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不会成为将来的祸患。失去要害之地，满足永不餍足的要求，损害国家的体制和声势，成全贼人的谋划，等于养虎遗患、开启祸端，不能不谨慎。臣下私下思量，边境订立盟誓至今已有十多年，不能说不久。朝廷不惜耗费十年财力，不怕劳苦十年，却务求坚守边境，为什么呢？是为了珍惜地势和百姓。今天的议论如果确如传闻所说，就是只能长久坚持，却不能靠近敌境。前些日子各路大举进兵，虽是覆巢之计，尚且还能实行，如今怎能面对敌人却甘心如此退缩？这是只能做大事，却不能做小事。只能做大事而不能做小事，只能长久坚持而不能靠近敌境，眼看前功将成却半途放弃，又给将来造成不可测的艰难。臣实在替朝廷惋惜。臣希望朝廷放弃眼前浅近的谋划，在长远方面决定取舍，并依照原先颁下的诏书办理。如果傲慢地搁置此事而不问，只是命令边吏像从前一样严加防备，妄图侥幸建功、生事，那当然不可；但守护边境、等待敌人，却不应当很难。凭区区内乱中的小羌族，难道还能同中原长期抗衡吗？限定年限，事情必定可以办成，只在朝廷不受迷惑罢了。臣听说自陕州以西，议论此事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一点的，却没有人替朝廷说明，也是因为把越职进言当作戒律。虽然朝廷此前议论边事，专门交给鄜延一路办理，其他各路边臣不得干预，但臣忝任边帅，职分在于论议思考，如今把听到的众人意见冒昧进献，即使是狂妄之说，也还不算越职。伏望圣心加以采纳选择，臣将感到万分幸运。请求下令蕃官不得改授汉官差遣【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二月，当时范纯仁以龙图阁学士再次知延州】臣长期忝任边帅，几乎遍历各处边境。私下看见各路蕃官，近年以来意志骄纵自满，习惯于懒惰怠慢。由于屡有立功之人，便叙述其祖父曾任汉官，或者边帅姑息迁就，特意替他们陈请，于是轻易授予汉官差遣，导致彼此攀援，不安守本分。听说他们各自观望，不肯专心训练军马、管理所属部族，以至于派遣使者侦探敌情、讨论边事，也都不再留心。相互仿效成为风气，事情很不妥当。私下考虑，附属的羌族部落既然始祖原是羌人，即使世代绵延相隔，因功授官，不论官位高低，归根到底仍是蕃族，怎能任意改变混杂于汉人之中？况且向来蕃官首领侵削部族，或者犯有其他罪过，即使罪至死刑，也只是罚纳羊马；以至婚姻违反伦常、丧葬制度不同，都与汉人户的礼法不一样。又有条令禁止他们同汉官通婚，也不许置买产业，其中本来有深意。如今古今情形并无不同，即使功劳大、官位高，也不过充任蕃将，享受优厚俸禄罢了。而且他们的职位长期以来不按官品高低，一概列在汉官之下，这正是为了尊重中原而轻视蕃部。所以每逢差遣驱使，都听任汉官统辖指挥，没有不服从的。

译如今却任意容许他们侥幸改授汉官差遣，不仅上下姑息的风气已经更加炽盛，而且汉、蕃区别的制度也因此逐渐衰败。于是又有许多人同汉人通婚，败坏扰乱中原礼法，各自置买田产，使朝廷的典章刑法遭到废弃。东晋的事情，不可不引以为戒。况且这些人都是较近上等的使额，有的甚至达到遥郡防团；一旦叙授汉官，多在原来统辖官之上，事情就颠倒了，人情也不甘心。犬羊一般的蕃人，怎么可以如此？弊病积累到后来，将永无止境。如果不另行申明，今后很难止息。又引诱各路蕃官子弟，使他们穿华服、吃美食，以骄纵相互夸尚，不肯服从。若遇到缓急之事，更没有可以任用的人，即使有得力的蕃兵，也没有旧人来统领。臣恐怕日久之后，部族减少衰耗，藩篱残败凋零，对于长远筹划，损害实在不小。臣冒昧提出短浅意见，谨列如下。一，请朝廷明白颁下指挥：今后边帅不得奏请把蕃官改授汉官差遣，蕃官本人也不得任意陈请。一，请朝廷核查各路已经改授汉官差遣的蕃官，一律予以改换，分别差遣为原来部族的都巡检；如果官职很高，就授予某路蕃兵统领兼本地方沿边都巡检的名目，一律列在将、副之下，并明白颁下指挥，令其长期任职，不受资历考核限制。一，请立法规定：凡蕃官即使已经改授汉官，遇到旧日曾统辖自己的将、副或城寨官，不论官职高低，仍须列在原统辖官之下。一，请立法规定：凡蕃官已经改授汉官差遣的，只限本人终身享有；其弟、侄、子孙，即使因荐举奏请而得官，也只能充任原来统管本族的蕃官，依照蕃官条贯办理。一，请立法规定：凡蕃官已经改授汉官差遣之家，婚姻和置买产业，都依照蕃部旧有条令办理。以上伏请朝廷再加详细斟酌。如果臣的意见可以采纳，就请以臣这次奏章润色成法令，迅速赐予施行；仍请不要因臣所奏而治罪施行。论进筑城垒并不便利【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当时范纯仁以龙图阁学士知延安府，后改任知永兴军。十月，因朝廷正在选将治理边境，而他不能整饬军务、储备粮食，谨慎做好边防，多次在奏章中提出阻挠破坏的意见，降职知金州】臣下看见陕西、河东沿边各路拓展土地深入遥远，城堡守地越来越多。凡边臣最初议论经营边境利弊的实际情况，以及朝廷处置决断的谋划，臣本来不得参与听闻；其他各路的形势状况和保全应对的谋划，臣未曾亲自见过，也不敢轻率议论。唯独河东一路，臣忝任边帅，虽然只有一百多天；此前任鄜延帅，也已经数月，耳目所闻所见大致熟悉，出于诚心所得，按道义不敢欺骗朝廷。臣私下认为，两路凋敝残破，困于进筑城堡：从公家方面说，所耗费的金帛钱财不知有几千万，内外力量已经穷竭，这一点朝廷自然也完全看见了，不必等臣说了才知道；从私人方面说，大军之后接连遭遇灾年，虽然去年夏秋两季都获得丰收，物价却没有明显降低。例如鄜延路新筑的城堡，今年春天买米，每斗仍有卖到一贯四百文的，可见一方粮食艰难。春冬雪苦，饿死者遍地，士卒疲惫羸弱，衣服破敝者过半；他们每月所得料钱还不够一顿饱饭的费用，百姓的困穷也由此可以推知。只有那些浮浪游荡、贪赃的人，欺骗上天、蒙蔽皇上，盗窃名位，极大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卑贱的已经显贵，贫穷的已经富裕，里巷小民几乎都产生了封侯的希望，而甩手离去的人，又不知有几千几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所拓展的土地疆界辽阔遥远，因此有些烽堠距城堡一百五六十里。若一定要责令巡捉人员和马匹频繁到达边境，就必须携带粮食露宿，几个月不能回来，奔走疲惫，众人都厌恶苦恼；若想让士卒休养，那么新地之内又没有人迹，将士观望不前，也不敢说话。朝廷想开垦新拓疆土，每一路设置提举官，招募弓箭手来充实军备；可是招到的大多是游荡而缺粮的人，只希望借贷种粮、牛具等钱，随即逃亡。臣在河东路勘察防务，一个季度内逃亡的就达到四分之一；如今到鄜延考察，提举弓箭手官石杏所招募的六千九百五十一人中，已经逃亡二千零八十八人以上。土地没有增加开垦，所损失的财用却已经很多，这还没有看出得到土地有什么好处。鄜延一路以前很重视招纳人口，臣如今核查，自绍圣三年以来，共招到夏国人口一万一千五百多人，其中成年壮丁才三千人，其余都是妇女、老人和小孩；都按日供给食物，其中已经取得班行名目的人，还发给料钱和驿券，每年耗费极大，钱粮支出十分浩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八十八人〕 如果说这样可以分散夏国的兵力，那么一国的人众，难道会把三千人看得很重或很轻吗？如果说可以借此使他们离心叛乱，那么前后招纳了很久，却从未见到一点效果。平时尚且难以测知其心腹，一有机会就叛逃；不仅在出入行动时绝不敢保证他们能够使用，紧急之际还要担心他们发生内变。边防的许多事情，没有不被他们泄露的。由此推想，怎知这不是敌人的谋略呢？这也还没有看出得到人口有什么好处。新地之内既然已有城堡防备，难道不是预先计算过兵力吗？如今计算鄜延一路新旧城寨二十七处，共需守兵六万三千人；但这只是依照守御之法，按地段排列驻守、出奇制敌的兵数，轮番休息、坚守岗位的兵还不包括在内。新筑营垒的守兵不可缺少，其他旧垒也应当补足兵力。例如金明最靠近内地，前些时候贼兵到来，把那里屠戮得一个不剩，这就说明不论城堡新旧，都不可缺少人员，之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坚固守御。自夏人纳款以来，朝廷已经把戍兵将吏削减了十分之六七，如今各城堡寨的守御人数还不到合用人数的十分之四。将来如果稍有紧急警报，兵备凭什么保全自己？万一再次遇到灾荒年，年度经费又凭什么筹措？

译因此，城池守御的计划实在令人忧虑。议论的人认为夏人力量已经屈服、真情已经显露，既然极其恭顺地请求听命，谨守职分、诚心服从而不改变，边患和疆界从此便完全安定。臣愚钝，不善于揣测敌情，不敢相信这一点；然而臣日夜怀着区区私忧，忧虑国家的计划。为什么呢？从夏国的国势看，恐怕还在吝惜各路所夺取的土地；按人的常情看，恐怕还没有忘记多年结下的仇隙。如今虽已修贡而尚未涉及疆界，议论者这样说实在有其道理；他们不过是在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暂且用纳款来安抚我们罢了。每年的定额赏赐，加上来朝和商贩所得十分丰厚，而且各路边塞公开进行贸易；估计过两三年事情安定、力量恢复之后，他们一定会先请求划定疆界。一句话谈不合，必定又会盗扰边境。臣恐怕朝廷不能因为今日的迹象就把它当作高枕无忧的安定。敌情深沉狡诈，实在令人忧虑。臣认为，开拓边境之初，从前固然进展神速，但善后谋划如今实在艰难。即使得到了土地和人口，也没有看出稍有好处，而敌人的准备却实在令人寒心。臣不敢苟且只求眼前无事，所希望的是谋求永久安定。如果每一路的城池守御，朝廷能够增加并补足戍兵；增加的戍兵，朝廷又能够长期供给军费，那么臣虽疲弱懦怯，怎敢不竭尽心力，也许可以向上遵循朝廷谋划，勉强任职。如今守御计划没有准备充分，又没有兵力可以增加；即使有兵力可以增加，财用又正处于困窘状态。凭这些来抵御敌寇，难道是臣敢于承担的吗？其他各路的事情，料想不会同这里有很大不同，处置安排应当先行。时局防备和丰歉，难以预料，正如天时一样。伏望圣上慈悲，曲加体恤，内则估量国力，外则察看边情，深切诏令大臣，再作长远谋划，明白颁下方略，以杜绝艰难祸患。臣在神宗皇帝临朝时，多次陈述兵事意见；后来哲宗皇帝临朝，又议论土地疆界。有时蒙受宽容，有时因而获罪被废黜，触犯典章法度，实在出于狂妄愚昧。如今再次承受任用，不忍立刻闭口沉默。不仅因为身负忧国责任，何况职分又在于论议思考。即使被置于闲散之地，本来更应牢记前车之鉴；但进纳忠言、叙述事情，哪里敢忘记体察国家的心意。范忠宣遗文 钦定四库全书 《范忠宣集》附录 诸位贤人的论赞 《忠宣公谥议》【节选】　邓忠臣 议论说：每每想到舍弃自身而进献谋略，曾经希望停止用兵、使百姓得到休息。只知道扶助危急、挽救倾覆，哪里顾得上防备前面的责难而担心后面的祸患？正当谗言扰乱国家时，明确说明蔡确的罪行并无事实；等到奸党投石下井时，又说吕大防的罪过可以原谅。义理显现在神色上，愤激而极其真诚，不只是要拯救当世正人君子免遭罗网，实在还想警戒后世乱臣贼子的迷惑。奉行公义而忘却自己，为国家爱惜贤才。又说：‘父母般的国家，有时也会离开；辅弼大臣的道义，在这里却有所亏缺。’被放逐到江湖，离去如同草芥；在水泽边编缀香兰，这种悲哀比屈原更深。坐在角落占卜鵩鸟，已经分明是贾谊那样的死路。又说：‘君主侧身空席向南远望，想要拨开浮云般的遮蔽；催促归期向东返回，吟咏蒙蒙的零雨。’又说：‘在法座上想来还看得见他的风采，诏书在道路上相互传递。’等等。论忠宣公有器量　《程氏遗书》先生说范公尧夫宽宏大度。从前我经过成都时，范公当时代理帅职。有人在朝廷诋毁范公，朝廷派中使到峨眉降香，实际上是来察访他的。一天范公来访我，从容交谈。我问：‘听说中使在这里，您怎么还有空闲？’范公说：‘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受到拘束。’不久，中使暴怒，用鞭子打伤了传话的人。属官高兴地对范公说：‘凭这一件事就足以堵住诽谤，请让我把它报告朝廷。’范公既没有斥责传话人有罪，也没有上奏中使的过错。他的器量就是这样。论忠宣公区别资荫与进士之事 《杨龟山语录》科举取士，不可能间或没有通过的人；所谓豪杰之士，也只是借科举来进身罢了。况且凭资荫得官和凭进士得官，哪一种更优、哪一种更劣？认为进士优胜、资荫不足，这是后世流俗的说法。以至使人以接受父祖的恩泽为羞耻，却甘心钻研无益的习业，同贫寒士人在考场争胜，侥幸考中一科便以为荣耀，这是什么见识！参加科举，本来就是贫寒士人没有俸禄，不得已借此进身罢了。如果能够不参加，又何必应举？范尧夫最有见识，然而也把资荫与进士分出优劣，在有无出身之人的官衔职位上加‘行’‘守’等字，不能说没有受到蒙蔽。他说：‘这是想让公卿家的子弟读书罢了。’这个意思很好；但如果把应举得官作为读书者加以奖劝，那么那些读书人也只会以应举得官为止，哪里是真正求学问道的人？至于韩持国，本来就是治理国家的人才，任用为执政也完全可以，不能因为他没有进士出身就废弃他的执政才能。又问：‘尧夫所区别的，难道不是这类人吗？’回答说：‘执政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担任的，也要从小官逐步升迁。像后来吴坦求等人，在绍圣年间被驳回学士任命，就是因为没有进士出身。’ 这个人本来是平民，朝廷因为他的学问品行赐给他爵位任命；等到他适合担任博士时，却又因为没有进士出身而夺去官职，这是什么道理？资荫、进士之中都有贤才，只应看其人而任用；加上一个‘行’字，反而会阻碍人们行善。论忠宣公以德报怨。《邵氏闻见录》元符末年，吕惠卿罢去延安帅职，陆师闵代替他。有官员控诉吕惠卿多次把别人的功劳冒认到自己名下，陆师闵把此事交给有关官署办理，但案件尚未办完，他就被罢免离职。曾布任枢密使，平素同吕惠卿有嫌隙，特意把德孺从太原调到延安，大概德孺同吕惠卿也有嫌隙。德孺到任后，拿这件事自行审理，有人从皇城使一直被追夺官职降到小使臣，德孺因此大大失去边将的人心。议论者说，前任的案件已经交给有关官署，德孺却拿来自己审理，这是错误。德孺聪明过人，却被曾布利用，可惜啊。不久，德孺也因议论役法而被罢免。像忠宣丞相却不是这样。范公任庆阳帅时，总管种诂无故向朝廷诉讼，皇帝派御史审理，种诂被停职，范公也被罢帅。后来范公任枢密副使时，种诂仍在停职，却又推荐他担任永兴军路钤辖，又推荐他知隰州。范公常常自责说：‘先人与种氏的祖上有交情，义理纯正仁厚；我这个不肖之人被他的子孙控诉，哪里还要谈事情的是非曲直呢？’唉，这可以说是以德报怨了。以德孺这样的贤能，在这件事上也对忠宣公感到惭愧。

译论李清臣　《邵氏闻见录》绍圣初年，哲宗亲自执政，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范丞相纯仁同李清臣议事意见不合，范公请求离职，皇帝不答应；范公坚决辞职，皇帝不得已，任命他为观文殿大学士、判颍昌府。召章惇为宰相，章惇尚未到，李清臣独自掌管中书，更加觊觎相位，又推行免役法、青苗法，任命各路常平使者。章惇到任后不能容忍他，便借事陷害他。李清臣出任知北京。建中靖国初年，上皇即位，任用韩忠彦为宰相，李清臣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韩忠彦同李清臣有交情，因此只听从李清臣的话。李清臣又重新掌权。范右丞纯礼是韩忠彦推荐的，李清臣罢免了他。刘安世、吕希纯都是韩忠彦所器重的人，李清臣不让他们入朝，任命他们出外。刘安世任定武帅，吕希纯任高阳帅。张舜民由韩忠彦推荐为谏议大夫，李清臣把他排挤出去，任定真帅。他所排挤出朝、任命外职以及不让入朝的人，都是贤士，正是李清臣平素畏惧、无法任用的人。韩忠彦十分懦弱，不能替他们主持公道。曾布任右相，引用范致虚的谏疏说：‘河北三帅相互呼应，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 刘安世、吕希纯同一天被报告罢免。李清臣也被曾布陷害，出任知北京。伯温常说，绍圣、建中靖国初年，正是朝廷邪正、治乱尚未确定的时候，都是被一个李清臣出于私意、图谋相位而破坏了。邪说既然获胜，众多小人一同进用，而李清臣自己也不能立足于朝廷了。假使李清臣在绍圣初年同范丞相一道，在建中靖国初年同范右丞、刘安世、吕希纯、张舜民一道，以公议正论共同匡济国事，那么朝廷就不会有后来之祸，李清臣也能得到相位、享有美名了。这是忠臣义士惋惜一时治乱的关键，为此流泪的事情。论徽宗未能任用忠宣为宰相　王偁 臣王偁说：‘元符末年，钦圣、定防二后决定拥立徽宗。朝廷从贬谪之中起用范纯仁，想任用他为宰相，但纯仁因病不能入朝。唉！纯仁不能在徽宗初政时担任宰相，这正是治乱由此分开的原因。忠臣被进用，朝廷就尊贵；群阴小人被任用，祸乱就发生。徽宗既然已经犯了错误，于是毫不吝惜地改正，以向天下百姓彰明诚信；又把帝位让给儿子，以此谨慎地接受上天的警戒。虽然两次车驾最终出巡，国家大业却又复兴了，实在是有原因的啊。’ 本传赞　王偁 臣王偁说：‘范纯仁忠诚厚道、仁慈宽恕，治理天下，不偏不激，别人无法窥见他的深浅。而他爱君忧国的心情，凛然具有范仲淹的风范。唉！假使熙宁年间采用他的意见，那么元祐年间就没有反复更改的祸患；元祐年间实行他的主张，那么绍圣年间就没有党禁的灾祸。孟子说孔子不做过分的事，我在纯仁身上看见了这一点。’ 论忠宣公不应当同安焘同时授官 王岩叟 王岩叟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任命同知枢密院安焘、知枢密院试吏部尚书范纯仁。关于同知枢密院一职，臣谨考察安焘：资质才能低劣，器量见识鄙陋平庸，入朝以来没有一项长处受到人们称道。安焘如此无能，过去的职位尚且不是他所应当占据的，何况能够位居枢密院长官之首、专掌兵权吗？现有的诏书，臣谨连同封还，并进上范纯仁的任命诏书，伏乞分别另行下诏。又说：臣听说古人有言：‘赏赐合于贤能，臣下就亲近；惩罚合于罪行，奸邪就止息。’陛下一天之内把章惇贬逐到汝州，可以说惩罚合于罪行；一天之内擢升范纯仁为执政，可以说赏赐合于贤能。安焘的升迁却没有相应的理由，这就是臣应当竭力替陛下进言的原因。又说：陛下任用范纯仁虽然突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因为他确实是贤才。刚一进用安焘，谏官、御史就交相上章论奏，因为他并不是众望所归。’ 祭祀丞相忠宣墓文　额森布哈 至正七年八月辛未朔日，过了四日甲戌，奉议大夫河南府路达噜噶齐额森布哈、奉议大夫河南府路同知郭文鼐、承直郎河南府路判官董▯、将仕佐郎河南府路知事刘臣源、河南府路照磨胡钦祖等人，祭墓文说：‘惟公世代承继忠诚正直，声名如日月星辰般昭著。眷顾这洛土，有高大的坟茔。那些愚昧百姓，任意做盗贼，既砍伐松树楸树，又在墓地增种庄稼。神灵虽尚未诛罚，法律实在不能容忍。后代子孙来到这里，于是恢复原来的封土。凡是各处坟墓，没有人敢废弃。何况公父子对世间有功，告诫整顿、禁止约束的责任在有关官署。今后以后，谁敢不敬奉？把美酒斟入杯中，把肴馔陈列在俎上。神灵请鉴察此心，永远安宁直到万古。’ 附赠答侍郎公诗四首　黄庭坚 送范德孺知庆州 您父亲懂得治国，如同懂得用兵；边塞的草木都知道他的威名。敌人打开门户，就像戏弄未出嫁的女子；他们捂住耳朵，也来不及躲避惊雷霹雳。您父亲平生确实有使国家复兴的谋略，却百次中难得一试，最终埋没在九泉之下。您的兄长两次手持庆州帅节，十年间像麒麟在地上行走。气度深沉宽广，如同卧虎；边地长久耕桑，儿女得以成长。使敌军在千里之外退却，能力绰绰有余；论说治道、经营国家，正需要任用您。您年少时出来补任父兄的位置，凭您的才力，正合时宜。春风中旌旗拥护着万人，幕府中的诸将都盼望您使枯草复苏。智名勇功都不放在眼里，凭一根折断的马鞭也可以鞭打羌胡。德孺以五丈和之为字，这首诗的诗韵难以写得更工整，只好再和作一首，博您一笑。姑且如此，也不过暂且这样罢了。得到了，也自己知道。独自发笑真成了梦，狂放高歌或许像诗。照着滩中禽鸟，郭索烧野。得到伊尼，早晚来一同醉卧。僧窗下卧着虎皮。次韵德孺新居病起 深广的经略府，寂静地闭门居住。京洛圣贤的恩泽，如江湖中鱼鳖聚集的水泽。官职如同一场梦醒来，谈论所得胜过十年读书。相互来往的距离近了，喜悦不断积累；扶着竹杖出行，不必驾车。次韵德孺惠赐秋字之句 年轻时才华出众，可以同贵游交往；老来忠义之气纵横，有如秋日的高爽。白发不应像霜草一样衰败，却看不见丹砂像箭头一样向前。回头看我如今成了丧家之犬，希望您早日成为渡济众人的船。汉家宗庙的英灵仍在，定然不会让寒儒白白忧愁。《范忠宣集》附录 钦定四库全书 《范忠宣集》补编 尺牍 致【缺】纯仁启：分别已经很久，积久以来一直敬仰思念。承蒙来人带来您的书信，深深感谢您的厚意。欣闻近来您在外一切安宁。像我这样衰老拙劣的人，出仕或退处都无补于朝廷，只能任意养病罢了。什么时候再能相会？只希望您多多保重。不再多说。纯仁上。

译附录 制词 授任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加勋位、食邑的诰书。诰书说：朕出行到真室，回来祭祀合宫，恭敬地拜见昊天上帝，配享文考，礼乐全部举行，华夏和夷狄都迅速奔赴。正当朕恭敬沉默、无所言说之时，依赖群公显著辅佐，大家遵循职守而不逾越，因此朕嘉奖你。具官范纯仁，出自庆历名臣之家，是熙宁年间正直进谏的人，在西部边境建立功绩，总领中枢事务，谋略深远，兵戈因此销弭。你领使奉祠之日，帮助成就盛大祭祀的勤劳，所降福泽非常多，推恩应当广泛。何况你处在朕机密辅弼之地，怎能没有勋位和食邑的加封？去接受这份宠命，更加恭敬，不可懈怠。可封为上柱国、高平县开国男，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元祐元年三月【缺】日下达 授任大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的诰书。诰书说：朕认为朝廷的盛衰，常常取决于辅弼大臣的轻重。根本强固，才能以精神折服敌人。所以蒍吕臣奉行自身利益而不顾百姓，晋文公便不再忧愁；汲长孺直言进谏、守死节操，淮南王因此停止谋划。朕想得到这样的人，把政务交给他，使天下听到他的风声便心悦诚服，那么君主无需亲自操劳也会一天天尊贵。啊，朝廷中的诸位，都听从朕的命令：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上柱国、高平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范纯仁，器量远大、责任重大，才能周全、见识明达；进朝时像孟子尊敬君王，退处时像萧生忧虑国家。朕考察仁祖留下的遗迹，长久怀念庆历年间的元老，因他强谏不忘，欣喜臧孙氏有后，像戎公一样。自命召虎以来，虽然参与听闻兵政，却疑心远大的谋略尚未完全施展。坐在西省议论政事，进而辅佐文昌，增加品秩、扩大封赏，兼且给予优厚的特殊恩数。唉！时局艰难，得到安定容易失去；百姓难以安抚，也容易陷入危险。朕想让四夷成为边防屏障，任你为停止兵戈的姚崇、宋璟；朕想把财富藏于百姓之中，任你为使百姓休息的萧何、曹参。遥想古人，以符合朕的心意。特授大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进封高平郡开国侯，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其余照旧。主管官署施行。元祐三年四月六日下达 以观文殿学士出任知颍昌府的诰书 诰书说：百官总揽中枢，是为了调和各项政务；九州牧守分处外地，是为了使百姓富足。这样出入朝廷的形势虽有不同，但始终给予的恩典没有间隔。现依式发布命令，把它告知朝廷。具官范纯仁，心中总持上天常道，以道义济助民生，在朝廷之上显著建立功业，同时兼收文武方面的长处。越级进身，参与万机大政，于是升任正三公之职。赵公入朝为相，感叹先父遗留的忠诚；韦氏继承侯爵，感叹后人更加敬畏。正倚赖你成就功业、发扬政绩，你却突然以疾病为由退身。你的言辞虽重，违背礼制的行为实际上更加增厚了朕的恩意。现任殿中近职，治理环海大州。这是崇高的宠命，更应努力承受恩数。唉！九种德行都有人任职，不要空缺官位而代替上天完成政务；四方诸侯得到藩辅，有贤能辅弼而全国欢喜。地位越高，报答越应厚重；志向越深，用心越应坚定。努力施行你的谋略，前去宣扬朕的治理。元祐四年六月【缺】日下达 以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再次授任右相的诰书。诰书说：朕继承并安定大位，遵循过去的大道，辛劳地访求贤才，职责在于评议宰相。考虑到你的旧日德望，重新任命你为宰司，于是颁下诏书，向在位群臣公布。具官范纯仁，秉持正直诚信之心，行事平坦正直；宽和闲雅出于天性，忠义根本来自家学；始终保持一个节操，出入辅佐四朝。先前解除宰相重任，暂时离开藩屏之职；如今执圭修饰朝见，朕欣喜看见你的仪表风范。公卿重臣归来，更加隆重礼遇，因此提拔你登上右弼之位，仰合中台星官，尊宠晋升文阶，增加井田赋税的封赏。唉！高宗恭敬沉默而思求治道，得到傅说代为传达政令；康王垂衣拱手等待成功，有毕公那样的正色直谏。只有贤能俊杰各尽其用，阴阳寒暑才会调和，外可以镇服四夷，内可以使百姓归附。不是至公之心，不能成就各种政务；没有专一的德行，不能达到大治。你要竭尽心力，不要违背朕的命令。元祐八年【缺】月【缺】日下达。又以观文殿大学士加正议大夫，出任知颍昌府的诰书。诰书说：在朝廷谋划政事，入朝便在重大政务中担任股肱，退处则统领一方。如今这位宗师重臣因病辞去职位，给予近辅同样的优厚待遇，向朝廷发布告示。具官范纯仁，端正善良承受于世代家风，快乐平易形成于天性；有磨砺声名、勉励品行的志向，有当面折冲、廷上进谏的风范。历经多朝，渐渐升至显要职位。等到幼主继承帝位，正逢父母般的君主仰赖臣下成就政事，便向群臣询问，把机密重任交给你。你一次进入枢要之地，两次执掌国家权柄。朕在朝廷恭敬自持，面向光明谋求治理，继承发扬先业，追述遵循先王谋略，正希望你辅弼调和，你却坚决辞去机务。朕重视而不愿违背你的志向，姑且让你安处，增加品秩的荣名，加倍封赏的宠数，以此隆重礼遇，哪里会吝惜眷顾私恩？唉！论说治道、经营国家，常常处在君主倚赖的位置；承受恩泽、宣扬教化，不要忘记努力辅佐的心意。恭敬地接受朕的诏言，前去供职。绍圣元年四月【缺】日下达 又以观文殿大学士充任太乙宫使，召赴京师供职的诰书。难道只是为了尊重德行、敬重年长，以昭示优厚宠遇吗？希望日后能够每天听到刚直的议论、美善的谋略和忠诚的劝告【全文残缺】元符三年七月【缺】日下达 题跋 题忠宣公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诰。忠宣公的诰书，是苏文忠撰写的文辞，乃文正家世代珍藏的宝物。我任希夷有幸辅佐文昌，在礼部任职，于是得以拜读。私下认为，范公参与政务于庆历年间却没有登上宰辅之位，两度任相于元祐年间却仅仅超过两年，这正是士大夫共同惋惜的地方。德行深厚必将流传光大，今后还会有所等待。诗人赞美召虎的辞句说：‘承受召祖的命令’，又说：‘成为召公的后继者。’我任希夷或许可以见到这种情形，便在卷末记下。嘉定丙子上巳日，眉山任希夷书。这是忠宣公的诰书。我收藏有朱巨川的告身，是颜文忠书写的；颜氏告身又是颜文忠亲自书写的。这篇诰文是子瞻所撰制词，比起唐代告身稍有不及，但规模都遵循建中的法度。庚戌年仲春，在文正公第十八代孙必溶的玉暎堂得到观览，谨题以记欣幸。陈继儒 题御笔赐忠宣公《早朝诗》后 天色刚刚分明，马嚼环声响起，步入玉阶。君王恩宠仍赐下《早朝诗》。贤明君臣相互警戒，正如《无逸》所说。想来当年正是国家全盛之时。有元至顺壬申年人日，天台杨敬悳拜手书于岁寒堂。宰臣等待上朝，进入龙阶；退朝之后，君王亲自写诗赐下。未必是在权舆之初思考绍述，正当元祐太平之时。元统二年上元日，东阳胡助依韵谨题。

译忠宣公于元祐三年授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首诗应当就是当时赐给他的。公自从担任执政，便以博大胸怀启发皇上的意旨，以忠厚品德革新士大夫风气。皇上在大臣中唯独特别关注公，对他的恩宠尤其深厚。后学郑僖敬题。万历己酉年夏，汉阳守、华亭孙克弘有幸观览。丙戌年八月十九日，在文正公第二十世孙孝廉公安柱，即公柱的凤来堂中观览，王心一谨记。我士奇孤陋浅薄，同年友于秋涛交好。初夏雨中，到芝兰堂拜访您的儿子濂。既观览文正公楷书《伯夷颂》，又观览宋哲宗赐给忠宣公的御笔《早朝诗》。当日君臣际遇相合，成就雍和的政治，流传数百年，世代恩泽源远流长，后人郑重善加守护，令人钦佩仰慕不已。康熙庚辰年三月二十六日，钱塘高士奇敬书。谥议 复议忠宣公谥号【考功郎中邓忠臣撰】观文殿大学士、右正议大夫、充太乙宫使、上柱国、高平郡开国公、食邑五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户、赠开府仪同三司范纯仁，谥号为忠宣。议论说：谥法说，‘忧虑国家而忘记家庭’叫作‘忠’，‘善于听闻而周遍通达’叫作‘宣’。古代忧虑国家而忘记家庭的人固然曾经有过，同时具备善于听闻、周遍通达的人，却大概很少。完全具备这两种美德的，归于范公。太常寺已经改定他的谥名，博士也为此提出议论；现移文重新审订，交付考功司【邓忠臣】。考察范公世系高贵显赫，天资聪敏开明；以荣誉名位委身仕进，早年因父亲教导而懂得忠诚；学习古道而入仕，越发扩大建功立业的志向。作为大臣之子，盖粗布被、吃糙米也不认为不体面；在都城担任高官，穿衮衣绣裳也不认为有所妨碍。追究结局、推原始初，考察事实而合于谥法中声。历事五朝，始终坚持一个节操；对待同宗族人，如葛藤庇护根本；看见轻慢君上的人，如鹰鹯追逐鸟雀。凡是谏诤责任和官守职责，都能使谏言施行、谋略被采纳；正直的议论和美善的谋略，坚定而不可动摇。美名广泛传扬，起初暗中积累，后来一天天彰显。在田野之间也从未忘记君主，想到百姓饥渴而不能由自己解决，便作《尚书解》进献，如同宋璟作出国家的龟鉴；抗议濮园礼制之议而上奏，如同师丹成为年高德劭者的典范。面对公家的利益，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去做的；了解事情大小的情形，便加以怜惜而不自以为喜。每每想到舍弃自身而进献谋略，常常希望停止用兵而使百姓休息；只知道扶助危急、挽救倾覆，哪里顾得上担心前面的责难和后面的祸患？文章具有黄裳之吉，同时内在美好；言语没有白圭的瑕疵，同时外在华美。此前因为执掌国政，恰逢朋党相连；正当谗言扰乱国家时，明确说明蔡确并无实罪；等到奸党投石下井时，又说吕大防的罪过可以原谅。在众人都不敢说话的时候，身处偏远州郡、无所施展的地方，义理显现在神色上，愤激而极其真诚，不只是要拯救当时正人端士免遭罗网，实在还想警戒后世乱臣贼子的迷惑。奉行公义而忘却自己，为国家爱惜贤才；谈起这些便感叹，使人悲痛。天地也有时闭塞不通，辅弼大臣在这时或有亏缺。被放逐到江湖，离去如同草芥；在水泽边编缀香兰，比屈原的忠诚更加悲苦；坐在角落占卜鵩鸟，已经分明是贾谊的死路。只有上天知道善恶，只有君主了解臣下。恰逢先帝访求遗贤的初年，讲求图治、更新政事之时，君主侧席向南远望，想要拨开浮云般的遮蔽；催促归期向东返回，吟咏蒙蒙的零雨。公望更加隆盛，恩泽更加优厚；法座上想来还看得见他的风采，诏书在道路上相互传递。想要入朝觐见却未能做到，希望养病的愿望更加恳切。改元后的第二天，以他不起床、病重不起为由上报。天子因此震惊悲悼，停止上朝，赙赠加等，并到他的府第宣告，开设开府仪同三司的府第，表彰他的墓碑。赐给‘世济忠直’碑，人臣所能得到的哀荣，没有超过这些的。学习教诲有所收获，阿衡难道只能在商代独享美名吗？范公的遗志不会忘记，臧孙氏在鲁国将会有后继者。古人说遗留下正直之臣，如今却已经没有了。谥为忠宣，从义理上说是恰当的。谨此议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日〕 据长沙邓忠臣记载：邓忠臣，字慎思。宋神宗在位时，擢任秘书省校书郎，知衡阳。入朝任南宫舍人，历任考功官。因复议范忠宣公的谥号，遂被列入党籍。出任彭门知州，改任汝海知州。因以宫观祠禄罢职归家，最终死于家中。后来追赠直秘阁。居住在玉池峰，自号玉池先生。有传。宋观文殿大学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上柱国、高平郡公、赠太师、许国公、谥忠宣范尧夫公传》公名纯仁，字尧夫，是文正公范仲淹的次子。他刚出生的那天夜里，母亲楚国太夫人李氏梦见一个孩子掉进月亮里，便用衣襟承接，于是生下了公。公天资聪敏，八岁就能讲解所受的书。仁宗庆历三年，因文正公任职的关系，补任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考中进士，调任武进县知县；因远离父母，不肯赴任，改任长葛县，也不肯前往。文正公说：“你从前以路远为理由，如今已经近了，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公说：“难道可以把俸禄看得重，却把离开父母看得轻吗？即使近，也不能前去奉养。”文正公门下有许多贤士，如胡瑗【行状作胡旦】、孙复、石介、李觏等，公都与他们交游，日夜研习学业，直到半夜也不睡觉，把灯放在帐中，帐顶都被熏成了墨色【这顶墨帐收藏在义庄，到了明代末年还存在】。文正公去世后，公才出仕，任著作佐郎、襄城县知县。哥哥监簿患有心病，公侍奉他如同父亲，药物、饮食和日常服侍都亲自照料。当时贾昌朝任北都知府【今直隶大名府】，请公入幕府，公以兄长为由推辞。宋庠推荐他参加馆职考试，公谢绝说：“京城之下，不是兄长养病的地方。”富弼责备他说：“台阁中的职位，哪里容易得到？

译为什么要这样呢？”公最终也没有接受。襄城县百姓不养蚕织布，公劝他们种桑。有罪而情节较轻的人，就根据所种桑树的多少减免处罚，百姓更加依赖、爱戴他，后来称他为“著作林”。哥哥死后葬在洛阳，韩琦、富弼写信给洛阳府尹，请他帮助办理丧葬。葬礼结束后，府尹惊讶公没有事先告知，公说：“我家私人的力量足以办成，怎么能劳烦您呢？”公任签书许州观察判官，知襄邑县【今睢州】。县中有牧马地，卫士放马践踏百姓庄稼，公捕获一人并杖责。牧马地原来不归县管，主管者大怒说：“这是天子宿卫的命令，你怎么敢这样做？”便把此事上报皇帝，弹劾追究得十分急迫。公说：“养兵的费用出自田赋，如果任由他们践踏百姓田地，却不许追究，那么赋税从哪里来？”诏令释放公，并且允许牧马地归县管辖。牧马地归县管辖，就是从公开始的。当时久旱不雨，公登记境内的商船，告诫商人说：“百姓将要没有粮食，你们贩来的五谷都储存在佛寺里，等粮食缺乏时，我来收购。”商人都听从命令，所储粮食达十几万斛。到了春天，各县都发生饥荒，唯独境内百姓没有察觉。英宗治平年间，擢任江东转运判官，召入任殿中侍御史，升任侍御史。当时正讨论濮王的典礼，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主张尊崇濮王，翰林学士王珪等主张应当按照先朝追赠期亲尊属的旧例办理。公说：“陛下承受仁宗的遗命而成为他的儿子，这与前代通过定策入继的君主情况不同，应当按照王珪等人的意见办理。”后来他与御史吕诲等人一再论奏，皇帝不听。公退还所授告敕，在家等待治罪。不久，皇太后亲笔下诏，尊濮王为皇夫人、皇后。公又进言：“陛下以长君身份登临大位，怎么能让诏命从后宫发出？将来或许会成为权臣假托诏命的借口，这不是君主自求安稳的办法。”不久诏令停止追尊，起用公复职。公不断请求外任，于是任通判安州，改知蕲州，历任京西提点刑狱、京西陕西转运副使。神宗即位，召他回朝。神宗问陕西城郭、兵甲、粮储情况如何，公回答：“城郭大致完整，兵甲大致修整，粮储大致充足。”神宗惊讶地说：“你的才干是朕所倚重信任的，为什么全都说‘大致’？”公回答：“‘大致’是说还没有精细完备，这样说就足够了。希望陛下暂且不要把边功放在心上。如果边臣窥伺观望，将成为日后的意外祸患。”授任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上奏说：“王安石变更祖宗法度，搜刮财利，民心不安。

译《尚书》说：‘怨恨难道一定要等到显露出来吗？应当在尚未看见时就加以防范。’ 希望陛下防范那些尚未显露的怨恨。”神宗问：“什么叫尚未显露的怨恨？”公回答：“就是杜牧所说的，天下人不敢说出来，却敢于愤怒。”神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说：“你很善于议论政事，应当替朕分条说明古今治乱中可以作为鉴戒的事情。”于是公作《尚书解》进呈，说：“其中所说的都是尧、舜、禹、汤、文、武的事情。治理天下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原则，希望陛下深入研究并努力实行。”加任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神宗急于求治，常召见疏远卑微的小臣，询问政治上的缺失。公说：“小人的话，听起来似乎可取，实行后必然会留下祸患。他们往往只知小处而忘记大局，贪图眼前而看不见长远，希望陛下加以深入审察。”富弼任宰相时称病居家，公说：“富弼受到三朝皇帝的宠信倚重，应当亲自承担天下重任，却比忧虑天下更忧虑自身，比忧虑国家疾病更忧虑自己的疾病，以致辅佐君主和保全自身两方面都失误。富弼与先臣一向交厚，臣在谏院不敢私下拜访，只能以此章陈述忠告，希望陛下把这篇奏章给他看，使他自我反省。”又论说吕诲不应罢去御史中丞，李师中不可守边，以及薛向任发运使、在六路实行均输法。公说：“臣曾亲自听到陛下的诏旨，想要修复先王补助百姓的政治，如今却效法桑弘羊的均输法，让小人借机搜刮百姓、聚敛财富，积累怨恨，酿成祸患。” 王安石以富国强兵的办法启发皇帝，想追求眼前功效，却忘记了自己从前的学问；崇尚法令就称道商鞅，谈到财利却违背孟轲；鄙视老成持重的人为因循守旧，把公论抛弃为流俗；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就是不才，与自己意见相合的就是贤人。刘琦、钱顗等人只说了一句话，便受到防范、贬黜。朝廷中的臣子正有大半趋附于他，陛下又从旁驱使他们，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道路遥远的事情，按理应当逐步推进；事情重大的，不能急于求成。人才不能急于求取，积弊不能一下子革除。如果想急于取得功效，一定会被奸佞小人乘机利用。应当赶快召回谏官，罢退王安石。”安石回答说：“朝廷内外的舆论都不听从我，于是我请求罢去谏职，改任国子监判官，离去的意志更加坚定。”执政官派人告诉公说：“不要轻易离开，已经议定授任知制诰了。”公说：“这些话为什么要说给我听呢？”既然言论不被采用，万钟俸禄也不是我所愿意得到的。他所上奏的章疏，言辞大多激切，神宗全都不发给外廷。公把奏章全部抄录下来，送交中书省，安石大怒，请求加重贬谪。神宗说：“他没有罪，姑且给他一个好地方。”命他知河中府，后调任成都路转运使。因认为新法不便，告诫州县不得立即推行。安石恼怒，认为公在阻挠新法，于是因诬告者而派使者搜罗他的私事，但没有找到。使者因其他事情鞭打并伤害传递消息的人，属官高兴地对公说：“这件事足以堵住他们的诽谤，请把它报告朝廷。”公既没有上奏使者的过错，也没有指责传信人的过失。后来竟因没有察觉属官们宴饮游乐而获罪，降任和州知州，调任邢州，尚未到任，又加任直龙图阁、庆州知州。经过京城入朝回答，神宗说：“你的父亲在庆州建立了威名，可以说是世代相传的职分。你长期跟随父亲，兵法一定精通，边境事务一定熟悉。”公揣知神宗有建立功名的心思，便回答：“臣是儒者，从未学习兵法；先臣守边时，臣还年幼，已经记不得了。况且今日的形势也应当有所不同。陛下如果让我修缮城垒、爱护百姓，臣不敢推辞；如果要开疆拓土、侵扰掠夺，希望另行谋划选择边帅。”神宗说：“你的才干有什么不能做的，只是你不肯为朕尽心罢了。”于是公赴任。秦中正发生饥荒，公擅自发放常平仓粮赈济借贷，属官请求先上奏等待批准，公说：“等答复到了就来不及了，我应当独自承担责任。”有人诽谤说他救活的人数不实，诏令派使者调查。到了秋防时，收成大丰，百姓欢呼说：“公实在救活了我们，怎么忍心连累公呢？”日夜争着把粮食送还。使者到来时，已经没有欠粮。使者说邠宁之间有许多丛葬坟墓，说：“救活百姓不实的罪证，在这里就找到了。” 于是挖掘坟墓，登记尸骨并上报。诏令本路监司彻底追查，才知道这些坟墓是前任主帅楚建中所封存的。朝廷治楚建中的罪，公上疏说：“建中守法请示期间，仍不免有饿死者，已经因此获罪罢职。如今又因按察使追查而牵连建中，这是一个罪行受到两次惩罚。”建中最终仍被罚赎铜三十斤。环州的种古把熟羌当作盗贼，流放到南方，路过庆州时呼喊冤屈。公认为他是属吏而不是盗贼，种古为逃避罪责而诬告诉讼，诏令御史在宁州审理。公被逮捕时，数万百姓拦住马匹，哭泣流泪，使他无法前行，甚至有人投河自尽。案件审结后，种古因诬告获罪，公被贬到鄜延。吕惠卿秘密上奏，说公擅自退回宥州的公文，公因而获罪，降职知信阳军，调任齐州。齐州风俗强悍，百姓轻易便成为盗贼劫匪；有人说，即使严厉治理也仍不能制止，公却一味宽大，恐怕更不能胜任治理。公说：“宽大出于我的本性，如果勉强采取严猛手段，就不能长久坚持；严猛而不能持久，用来治理凶恶百姓，只会使他们轻视玩弄法律。”西司理院关押的囚犯常常满额，都是屠户、商贩、盗窃者和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公说：“为什么不让他们保释出狱、在外缴纳呢？”通判说：“把他们释放出去，又会扰乱官府；往往等到他们因疾病死在狱中，这正是替百姓除害。” 公说：“法律并不判他们死罪，却根据情势把他们杀死，难道合乎道理吗？”于是把他们全部叫到庭下，教导他们改过自新，随即释放。过了一年，盗贼比往年减少了大半。公请求罢任提举西京留司御史台。当时许多德高望重的贤人在洛阳，公和司马光都喜欢宴请宾客而家境贫寒，约定举行真率会，只吃脱粟饭，饮酒数巡，洛阳人把这视为美事。公再次知河中府，各路检阅保甲时，保甲妨害农业，他极力上奏救济百姓。录事参军宋儋年暴死，公派子弟去察看丧事，小殓时口鼻有血流出，公怀疑不是正常死亡，查出他的妾与小吏通奸，于是他们把毒药放入鳖肉中。公问：“吃肉是在第几巡？”他们说……公说：“哪有已经中毒却还能吃完整席酒宴的人呢？”又审问他们，才知道宋儋年平时从不吃鳖；他们说鳖肉有毒，是妾和小吏想制造冤案的借口，以逃避死罪。实际情况是宋儋年醉酒回家，被在酒中下毒杀死，于是依法惩处了他们。哲宗即位，公复任直龙图阁、庆州知州，召任右谏议大夫，他以亲属关系有嫌疑为由推辞，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授给事中。当时宣仁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主持政务，准备全部更改熙宁、元丰年间的法度。公对司马光说：“去掉其中过分的部分可以，差役一事尤其应当仔细研究、缓慢推行，否则会增加百姓的祸患，希望您虚心听取各方意见，不要只谋划实行自己的主张。”

译如果只谋划实行自己的主张，谄媚逢迎的人就会乘机迎合。差役之议如果难以改变，可以先在一路实行，用来观察最终结果。司马光不听，态度更加坚决。公说：“这样就是使人不能说话。如果想要讨好您，使您高兴，岂不是和年轻人迎合王安石以求迅速富贵一样吗？”又说：“熙宁年间按问自首之法既已施行，有司制定条文过于严苛，各地被处死的人是旧数的好几倍，这恐怕不是先王‘宁可错失，也不滥用刑罚’的意思。”公一向与司马光志同道合，但遇到具体事情却像这样加以规正。当初种古因诬陷公而使公停职，到这时公却推荐他担任永兴军路钤辖，又推荐他知隰州，每每自责说：“先父与种氏的祖先有交情，义理使我应当这样做。我的不肖，却被他的子孙控告，哪里还应当计较谁是谁非呢！”元祐初年，升任吏部尚书，几天后任同知枢密院事。当初，公参与讨论西夏事务，请求停止战争、放弃土地，让西夏归还所掠夺的汉人。执政者迟迟不能决定，到这时公又重申原来的主张，并请求每归还一名汉人就给十匹缣，事情都得以施行。边境俘获果庄后将他献上，公请求杀掉他，以向边民表示惩戒，皇帝不听。议论者想让他的儿子取得河南的旧地，所以赦免果庄不杀。后来又想授官给他，公再次坚决争辩，但果庄的儿子最终没有前来。元祐三年，授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公在位时，致力于以宽广的胸襟开导皇帝，以忠诚笃实改变士大夫的风气。章惇获罪离职，朝廷因他父亲年老，想给他一个便利的郡任，后来又中止。公请求不要追究他过去的过错，而体谅他的私人情势。邓绾任淮东帅，谏官不断斥责他，公说：“臣曾因邓绾诬告而被贬，今天所陈述的是邓绾的事；降职处理不应当把人的过错记录得过于严厉。”宣仁后赞许并采纳，于是下诏说，前些日子希图迎合、依附权势的人，一概不予追问。学士苏轼因策问中所发言论被谏官攻击，韩维没有罪名，却被罢去门下侍郎、出任外职；公上奏说苏轼无罪，韩维尽心于国事，不可因诬陷而罢官。王觌因论事触犯皇帝旨意，公担心朋党之论将会日益炽盛，便与文彦博、吕公著在帘前争辩，未能解除疑虑。公说：“朝臣本来没有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自按类别分开。文彦博、吕公著都是历朝旧臣，怎么能容许把他们一概而论、欺骗皇上呢？从前先臣与韩琦、富弼一同掌握庆历年间的政权，各自推荐所知的人，当时流言指他们结为朋党，三人相继出任外职，制造谣言的人公开互相庆贺说：‘一网打尽。’这件事离现在并不远，希望陛下引以为戒。”于是极力陈述前代朋党之祸，又抄录欧阳修《朋党论》进呈。汉阳军知军吴处厚牵强附会地解说蔡确在安州车盖亭所作的诗，认为其中有诽谤之意。宣仁后把此事交给谏官，想按宪法惩处，执政者赞同这种说法，只有公和左丞王存认为不可，争论尚未定。公听说太师文彦博想把蔡确贬到岭南，对左相吕大防说：“这条道路自干兴以来，荆棘阻塞将近七十年，我们这些人把它重新开启，恐怕自己也难免走上去。”吕大防于是再也不敢说话。等到蔡确贬往新州的诏命下达，公在宣仁后的帘前说：“圣朝应当以宽厚为务，不能因为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的过失，就诛杀流放大臣。如今的举动应当成为将来的法则，这件事绝不可开端。而且用重刑除恶，就像用猛药治病，过度用药不能没有损害。”公又与王存向哲宗进谏，退朝后上疏大略说：“这就像父母有叛逆的儿子，即使天地鬼神也不能容忍宽贷；但父子至亲，根本在于宽恕。如果把他置于必死之地，恐怕会伤害恩义。”蔡确最终仍被贬到新州。吕大防上奏说：“蔡确的党羽很多，不可不追究。”公当面进谏说朋党难以辨别，恐怕会误伤善人，于是又上疏说：“朋党的形成，大概是因为志趣有同有异。与我相同的人被称为正人，与我不同的人便被怀疑为邪党。既然厌恶与自己不同的人，逆耳之言就难以传到；既然喜欢与自己相同的人，迎合谄媚之徒便日益亲近，最终真假无法辨别，贤愚颠倒，国家的祸患往往由此产生。至于王安石，正是因为喜欢同己者、厌恶异己者，终于黑白不分，直到现在，风俗仍把观望形势当作能耐。后来的执政大臣本来应当永远把这件事作为商鉴。如今蔡确不必追究党人及其旁支。我听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者之上，能够使邪曲者也变得正直。’这就是说，任用正直之人，就可以感化邪曲之人为善。没有仁德的人自然会退避，何必辨别所谓党人呢？只怕会伤害仁政教化。”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接连上章攻击公与蔡确结党，公也极力请求罢职。第二年，以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过了一年加任大学士、知太原府。当地土地狭小而百姓众多，百姓爱惜土地不肯下葬，公派属官收集无人认领的残骨，分男女、异穴安葬了三千多人；又推广到全路，安葬者以万计。夏人侵犯边境，朝廷想治罪将领和官吏，公主动引咎请求降职，诏令降官一级，调任河南府，又调任颍昌。召回后再次任右仆射。入朝谢恩时，宣仁后在帘中告诉他说：“有人说卿一定会先引用王觌、彭汝砺，卿应当与吕大防一条心。”公回答：“这两人确实有士人中的声望，臣最终也不敢保证自己的职位而蒙蔽贤才，希望陛下加以察看。” 公将再次入朝任职时，杨畏不高兴，曾经说过对公不利的话，公并不知道。到这时，吕大防约杨畏相助，想推荐他任谏议大夫。公说：“谏官应当任用正直的人，杨畏不可任用。”吕大防说：“难道是因为杨畏曾经说过公的坏话吗？”公这才知道此事。后来杨畏背叛吕大防，凡是能够用来害吕大防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做。宣仁后病重，召见公说：“你的父亲仲淹，可以称得上忠臣。当明肃皇后垂帘听政时，他只劝明肃皇后尽到母亲的责任；明肃皇后去世后，他只劝仁宗尽到儿子的责任。你应当像他一样。”公哭泣说：“敢不竭尽忠诚。”宣仁后去世，哲宗亲自执政，公请求辞去职位。哲宗对吕大防说：“纯仁有当时的声望，不可让他离开。可以替朕把他留下，并且催促他入见，询问先朝实行青苗法怎么样。”公回答：“先帝爱护百姓的本意本来很深，只是王安石制定法令时，因赏罚过于严厉而激发过度，所以官吏办事急切，以致伤害百姓。”退朝后上疏，主要认为青苗法不应实行，实行它最终免不了扰民。当时任用的二三位大臣，都是从宫中直接任命，侍从、台谏官也多不是按正常程序拟定。公说：“陛下刚开始亲自执政，四方都拭目以待，天下的治乱实际上都由此开始。

译舜举用皋陶，汤举用伊尹，不仁之人便远离。即使不能完全像古人那样，也必须从天下人才中极力选拔。”又有群小极力排斥宣仁后垂帘听政时的政事，公上奏说：“太后保佑圣上，功绩和诚心，幽明上下都可以共同鉴察。议论者不顾国家大事，实在是何等刻薄啊！”于是把仁宗禁止妄议、明肃后垂帘听政的诏书进呈，说：“希望陛下考察仿效并施行，以此警戒刻薄的风俗。”苏辙议论殿试策问，引述汉昭帝改变汉武帝法度的事情，哲宗震怒说：“怎么能拿汉武帝比先帝！”苏辙退下殿来等待治罪，众人都不敢抬头看。公从容说道：“汉武帝有雄才大略，史书没有贬低他的言辞。苏辙拿这件事比先帝，并不是诽谤。陛下亲自处理政事的开始，进退大臣不应当像呵斥奴仆一样。”右丞邓润甫越次进言说：“先帝的法度都被司马光、苏辙破坏殆尽。”公说：“不是这样。法度本来没有弊病，有弊病就应当改正。”哲宗说：“人们把他们比作秦始皇、汉武帝。”公说：“苏辙所评论的是事情和时代，并不是评论人物。”哲宗因此稍稍平息怒气。苏辙平日与公多有不同，到这时才服罪道谢。公说：“您是佛地位中的人。”苏辙最终被降职知汝州。台谏官全都上奏说苏轼起草吕惠卿的告词，诋毁先帝，苏轼被贬为英州知州。公上疏说：“熙宁年间的法度，都是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而制定的，谏议并不符合先帝爱护百姓、求得治理的本意。到了垂帘听政之时，才任用谏官特别施行贬谪流放，至今已经八年了。谏官大多是当时的御史，为什么畏惧回避，不立即尽忠进言？如今才上这样的奏章，难道不是观望形势吗？”御史来之邵说：“高士敦任成都钤辖时有违法之事。”又因苏辙被贬得太近，公说：“来之邵任成都监司，高士敦有罪，自然应当由他按察揭发。苏辙多年参与政事，来之邵已经任御史，也没有纠正；如今却接连上两道奏章，他的用意是可以知道的。”公每次推荐人才，都依据天下的公论，被推荐的人并不知道是公的作用。有人说：“做宰相，怎么能不笼络天下士人，使他们知道自己出自门下？”公说：“只要朝廷任用正直的人没有错误，何必让他们知道是出自我的门下呢？”哲宗已经召章惇为宰相，公坚决请求离职，于是以观文殿大学士加右正议大夫、知颍昌府。入朝辞行时，哲宗说：“卿不肯替朕留下，即使在外任职，对于时政有见解，也应当全部报告，不要拘泥于形式。”后来调任河南府，又调任陈州。起初，哲宗曾说：“被贬谪的人，几乎像是永远废弃。”公入朝祝贺说：“陛下想到这一点，是尧舜一样的用心。”后来吕大防等人被贬到岭南，哲宗准备在明堂举行大赦，章惇事先说这几十个人应当终身不得迁徙。公听说后忧愤不已，想斋戒后上疏为他们申辩。亲近的人劝他不要触怒皇帝，万一被远方贬斥，不是高龄之人所宜。公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如果皇上的心意因此改变，关系重大。否则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于是上疏说：“吕大防等人年老多病，不习惯水土和炎热荒远之地，不是能够久居的地方，又担忧发生意外，凭什么生存？臣曾与吕大防等人共事，多次受到排斥，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臣言辞激切，只是为了仰报圣上的恩德。从前章惇、吕惠卿虽然被贬，也没有离开乡里，臣过去曾经进言，深怕陛下把这类事情当作可接受的先例。陛下因为一个蔡确而常常忧虑圣心。如今赵彦若已经死在贬所，将来恐怕不止一个蔡确。希望陛下从内心作出决断，把吕大防等人列入赦令，释放宽免。”奏疏触犯章惇的心意，章惇诬指公与他们同罪，公被罢职知随州。第二年又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当时公患病失明，听到命令后仍安然上路。有人说他是在沽名，公说：“七十岁的人，两眼都失明，跋涉万里，难道是我自己想要的吗？只是我对君主有微薄的爱护，心中有话不能尽说。如果因为避嫌而害怕被说成好名，就没有行善的道路了。”公常常告诫子弟，不得因为一点小事而感到不平。听说几个儿子怨恨章惇，公一定发怒制止。沿江乘船赴贬所，船翻后众人扶着公出来，衣服全都湿透，公回头对几个儿子说：“这难道是章惇做的吗？”到达永州后，韩维被责罚安置在均州，他的儿子申诉说韩维任执政时与司马光不合，才得以免于前往。公的儿子想以公与司马光在差役法上的不同意见为理由替公申辩，公说：“我因君实的推荐才做到宰相，从前同朝议论政事意见不合，是可以的；你们如果把过去的话作为今天申辩的理由，却是不可以的。”有惭愧之心而活着，不如没有惭愧之心而死去，于是作罢。居住三年，徽宗即位，钦圣显肃后共同听政，当天授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居住邓州。派中使到永州，赐茶药，传话说：“皇帝在藩邸时，太皇太后在宫中，就知道公在先朝论事忠诚正直；现在虚设相位等待公，不知眼疾怎么样，用什么人医治。”公叩头谢恩。授任右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没过几个月，又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的身份召他入朝。诏书说：“岂只是尊重德行、推崇年长，以彰显宠爱优待，希望正直的议论和美善的谋略能够每天听到忠告。”公因病捧诏而哭，说：“皇上果然要任用我了，我即使死了也还有未尽的责任。”徽宗又派中使赐茶药，催促他入朝觐见，并再次传达渴望见他的意思。公请求归去，获准养病。徽宗不得已答应了他。每次见到辅臣，徽宗问起公是否安好，便说：“只要能见范纯仁一面，就足够了。”于是派太医诊视他的疾病。病稍有好转，公请求把所得的冠帔改换服色，用来酬谢医生。诏令赐给医生章服，并命公把冠帔送给族侄。病重时，公以宣仁后受到的诬谤没有得到澄清为遗憾，叫来几个儿子口述遗表，命门生李之仪依次整理成文。大略说：“我曾经先天下之忧而忧，希望不辜负圣人的学问；这是先臣用来教导儿子的道理，也是微臣借以侍奉君主的根本。”又说：“只恨宣仁后的诬谤没有得到澄清，使她保佑君主的忧劳不能彰显。”又说：“边疆的严峻局势还没有解除，几乎耗空了国库的储备；有城池就必须守卫，得到土地却难以耕种。”共八件事。建中靖国改元这天，公接受家人的祝贺，第二天熟睡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译诏令赙赠白金三千两，敕令允许洛阳官府供给葬费，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宣，御书碑额为“世济忠直之碑”。公性情平易宽简，不以声色凌辱他人；只要关系到义理，就挺然不屈。从平民到宰相，始终一样廉洁俭朴，所得俸禄和赏赐，都用来扩大义庄。又把文正公制定的规矩特意上奏，请求取旨，敕令遵守，使之长久流传。前后遇到任子恩典，多数先给疏远的族人。去世时，小儿子和五个孙子还没有做官。公曾说：“我平生所学，得到的是‘忠恕’二字，一生也用不尽。”以至于立朝事君、接待同僚朋友、亲爱和睦宗族，从来没有片刻离开这两个字。公常告诫子弟说：“人即使极其愚笨，责备别人时也明白；即使很聪明，宽恕自己时也会昏昧。如果能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就不必担心达不到圣贤的境界。”又告诫说：“六经记载的是圣人的事业，懂得一个字就应实行一个字；必须做到仓促急迫、颠沛流离时也不离开这个原则，这就是所谓有所作为的人也应如此，难道不在于人自身吗？”弟弟纯粹在关陕任职，公担心他想在西夏建立功业，写信给他说：“大车与柴车争相奔驰，明珠与瓦砾相互碰撞，君子与小人较量力量，中国与外国争胜负，不但不可能取胜，而且也不值得取胜。不只是没有必要取胜，即使取胜了也不对。”亲族中有人来请教，公说：“只有俭朴可以帮助廉洁，只有宽恕可以成就德行。”那人把这句话写在座位旁边。高宗建炎四年，诏令配享哲宗庙廷，追赠太师，追封许国公。有文集二十卷、奏疏二十卷、《国论》五卷、《弹事》五卷，流传于世。公有五个儿子：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国。宋将仕郎、将作监主簿、天成公传》公名纯佑，字天成，是文正公范仲淹的长子。性情聪敏颖悟，自得于崇尚节操品行。十岁左右就能阅读各种书籍，写作文章，已经有很好的声誉。文正公任苏州知州时，首先创建郡学，聘请胡瑗为教师。胡瑗制定的学规十分严密，但数百名学生大多不遵守教令。文正公为此忧虑。当时公还没有成年，却径自请求进入学校，列在学生末位，完全遵行学规。学生们也跟随他，于是不敢违反。从此苏州学校成为各郡的榜样。宝元年间，西夏反叛，文正公连续在关陕任职，都统领军队。公与将士杂处，深入考察、探求隐情，了解他们才能的高下。因此文正公任用人没有失误，并且屡次建立功勋。文正公任环庆帅时，商议修筑马铺寨；该寨逼近西夏边境，西夏害怕它扼制交通要冲，便侵扰阻挠工程。公率军急行占据其地，西夏军大批赶来，公一面作战一面施工，几天便建成。整个一路依靠它而安定。公侍奉父母孝顺，从未离开父母左右，因此不参加科举。后来文正公因诬陷被罢职，公不得已，靠恩荫任将作监主簿，又任司竹监；因这些都不是他所喜欢的职位，便辞去。跟随文正公到邓州后，患病而昏聩废疾，卧居许昌。富弼任淮西守臣时，经过许昌探望他，他还能够感慨地谈论忠义，问富弼来是为了公事，还是私事？富弼说：“公事。”公说：“既然是公事就可以。”他患病十九年，去世，享年四十岁【《宋史》作四十九岁。根据富弼墓志，公二十二岁突然得病，患病十九年后去世，那么应是四十岁；家谱与墓志相同】。公幼年便有才智谋略，十多岁时，在洛阳与富氏子弟交游。富氏举行葬礼，随葬器物陈设非常丰盛，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围满。那些器物据说是锡制的，公在旁边拿起一件掰开给众人看，说：“这只是锡器，你们以为是什么东西呢？”富氏子弟大怒，认为这是嘲笑。过了一会儿，公慢慢说道：“你看见了什么？我正是担心愚民因此产生疑惑，损害你们先人的坟墓。”富氏子弟佩服他的话。康定年间，元昊侵犯边境，韩琦统领四路招讨，驻扎延安。一天夜里，忽然有人携带匕首来到卧室，猛地掀开帷帐。韩琦起身问他是谁，那人说：“我来杀谏议，但不忍心，只希望得到谏议的金带就够了。”于是取走金带出去。第二天，韩琦也没有追究此事。不久有守城士兵报告，城上发现一条金带，便把它送来。当时公正在延安，对韩琦说：“不追究这件事，是处理得体；如果追究，就会损伤国威。如今却接受了他的金带，是落入贼人的计谋了。”韩琦握着他的手，反复叹服说：“这不是我的才智所能达到的。” 他的才干器识超过常人，大多如此；不幸早年因疾病而废弃，时人都为他惋惜。有一个儿子正臣，任守太常寺太祝。宋中大夫、尚书右丞、上柱国、高平郡侯、赠资政殿学士、正议大夫、谥恭献范彝叟公传》公名纯礼，字彝叟，是文正公范仲淹的第三子。仁宗皇祐初年，因文正公的恩荫任秘书省正字。治平年间，任签书河南府判官，知陵台令兼永安县令。永昭陵修建时，京西转运使把木材、石料、砖瓦和工匠摊派给一路，唯独永安县不接受命令。使者把此事告诉陵使韩琦，韩琦说：“范纯礼难道不知道这件事？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后来众人当面询问，公说：“陵寝都在本县境内，按时修缮从来没有空闲的日子，如今却要和百姓一样摊派赋役，为什么不设置这项专门的供给，使它平时就能供应陵寝使用呢？”韩琦认为他的回答是对的。回朝后，任三司盐铁判官。元丰元年，以比部员外郎出任遂州知州。泸南发生边境事务，物资调度繁重艰难，公一概以安静镇定的态度处理，只办理能够筹备的物资，不向百姓索取。百姓在房屋中为他画像，把他像神一样供奉，称为“范公庵”。草场失火，百姓心中疑惧，守吏惊恐屏息等待治罪。公说：“草湿也会自行生火，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只要暗中赔偿就行。”仓库小吏盗窃丝绸，罪当处死。公说：“因为纷乱的丝绸就杀人，我不忍心。”听任其家人赶快买物赎命，释放受牵连的人。授任户部郎中、京西转运副使。

译元祐初年，入朝任吏部郎中，升任左司，又升任太常少卿、江淮荆浙发运使。以光禄卿身份召回，升任刑部侍郎，进任给事中。公凡是封还驳正的诏令，所涉及的都是正定名分、整饬纲纪等关系国家体制的大事。张来被授任起居舍人，因病不能上朝，却命令他先行供职。公在敕书上批示：“臣僚没有因病请假、不上朝参见，却先行处理政事，这是从来没有的。张来既然能够供职，难道不能面见君主吗？破坏礼制、扰乱法令，是不应当做的。”听到这话的人都震惊悚惧。御史中丞弹劾执政官，准备取代他的职位，先用话暗示公。公说：“因为议论别人而夺取他的职位，难道不应当避嫌吗？”诏命果然下达，公一定会把职位还给他。宰相于是把公调任刑部侍郎，随后又下令改任吏部，改任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离朝任亳州知州，提举明道宫。徽宗即位，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前任府尹以苛刻严酷治理，公说：“宽和与严猛相互补益，这是圣人的训诫。如今处在严酷刑法之后，如果再加上严猛，就是用火来助长火势。我正致力于去除前任的苛刻，还担心不能彻底，哪里会有宽大反而成为祸患的道理？”于是全部采取宽大的办法处理。中旨命令审讯享泽村百姓谋反的案件，公审查事情原委，发现这个百姓进入戏场观看优伶，回家途中看见工匠制作木桶，便拿来戴在头上，说：“和刘先主相比怎么样？” 于是被工匠捉住。第二天入朝回答，徽宗问应当如何处置，公回答：“这是愚昧的乡野人，没有知识；如果以叛逆罪名加以判处，恐怕会辜负上天好生之德，以不应做之事杖责他就够了。”徽宗说：“这样怎么警戒后来的人？”公说：“正是要让外间知道陛下刑法不滥用，足以作为训诫。”徽宗听从了他的意见，授任礼部尚书，擢任尚书右丞。公辞谢，上奏说：“臣本月二十九日接到阁门告报，已经降下诰命，特授臣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这是天地深厚的恩典，实在出乎臣的意料。臣如犬马般卑贱的资质，不知应当如何承当。臣切以为，丞弼的职位，向来号称纲纪枢辖，协助处理机务，使百姓富足安宁；若不是伟大的人才，怎能符合圣上的选拔？而臣从贬籍出身，召回后接近朝廷，见识议论疏浅，才智知识浅陋，即使交给臣一个职位，尚且担心有所遗漏；让臣参与执掌国家大权、辅佐圣人教化，不仅是冒领职位，也是臣不能胜任的。伏望陛下以睿智慈悲察知臣的愚诚，特意收回已经作成的任命，使臣稍稍安心于义分，臣不胜恳切。”诏令不准许。公又以年老为由极力辞让。皇帝对安焘说：“范纯礼担任执政，不应当以年龄为由推辞，何况他精力康健，应当根据国家任用老成之人的意思勉励他。” 御史陈次升请求罢免言官，并且由宫中直接批示，不经过三省拟议。右相曾布极力争辩，未能获准，于是请求降黜陈次升。公从容进言说：“陈次升有什么罪？不过是防止掌权的大臣各自援引亲信，并且排斥不依附自己的人罢了。”徽宗说：“确实如此。”于是搁置了曾布的议论。吕惠卿请求告老，徽宗询问执政大臣的意见，执政大臣想答应他。公说：“吕惠卿曾经辅政，此人固然不值得尊重，但仍应顾全国家体统。”又请求取消京城的猪羊圈，减少修造山陵、制作盟器的繁重费用。曾布又上奏说：“议论的人大多忧虑财用不足，这些并不是当前急务。希望陛下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公说：“古人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说‘国家将不成其为国家’。如今大农告竭，府库空虚，却说不用忧虑，这不是当面欺骗陛下吗？”于是又从容劝谏说：“近来朝廷的命令，没有不是推尊元丰而贬抑元祐的。以臣看来，神宗制定法令的本意固然很好，但官吏推行时有的失当，以至于危害百姓；宣仁太后听政裁决，不过在一时之间略加修饰，实在是大臣们的见识有同有异，并不一定全都怀有邪念、出于私心。如今议论此事的大臣中有人不得志，所以拿这个作借口：说元丰是对的，是想抬高元丰时的人；说元祐是错的，是想斥退元祐时的士人。他们心里哪里顾念国事，不过是想快意于私愤，以便推行奸计罢了，不可不深入察看。”又说：“自古以来天下的治乱，取决于用人。祖宗在这方面最能掌握关键。太祖任用吕余庆，太宗任用王禹偁，真宗任用张知白，都是从下级官员中选拔，置于重要职位。人君想得到英杰之士的忠心，固然应当不拘常格地提拔任用；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人推荐后才任用，那么正直特立的人士，终身都要埋没踪迹了。”左司谏江公望论述继承先志之事，认为应当执守中道，不可拘泥于一端。徽宗拿出他的奏疏给公看，公称赞说：“希望陛下把它公布给朝廷内外，使人知道圣上的意旨所向，也足以改变小人追逐私利的心态。”请求加恩升迁江公望，以劝勉后来的士人。当时韩忠彦虽然是首相，但曾布专权，逐渐推进绍述之说。公沉着刚毅、正直不阿，曾布忌惮他，便激怒驸马都尉王诜，说：“皇上想任命你为承旨，是范右丞阻止了。”王诜大怒，防诜馆的僚属使公主宴请王诜，并诬陷公擅自斥责御名，于是公被罢为端明殿学士、知颍昌府、提举崇福宫。崇宁年间，党禁兴起，公被贬为试少府监、分司南京，又贬为静江军节度副使，安置徐州，后来迁往单州。崇宁五年，恢复为左朝议大夫，提举鸿庆宫，去世，享年七十六岁【按：史书作六十七岁，错误】。公任职二府时，盖着粗布被，穿着粗绸袍，不修饰外表，不经营名誉；饮食不挑肥美鲜物，也不役使婢妾。中年以后便清静自守，端正而坐，不与人争夺，但在朝廷上端方严正，不可侵犯。人们把他与刘宽、卓茂相提并论。他任江淮、荆浙发运使时，经过吴地，拜谒郡学，于是再次向朝廷奏请，获得南园的空地来扩建校基，又请求拨钱修造，增建斋舍一百五十多楹，直到今天，这所学校仍居天下学校之首。绍兴年间，追赠资政殿学士，谥号恭献。一个儿子，名正已。宋朝散大夫、户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鄜延路经略安抚使、赠宣奉大夫德孺公传

译公名纯粹，字德孺，是文正公的第四个儿子。因文正公的恩荫升至赞善大夫，任检正中书刑房，与同列发生争执，出任滕县知县，后来升为提举成都诸路茶场。元丰年间，任陕西转运判官。当时五路出兵征伐西夏：高遵裕从环庆出兵，刘昌祚从泾原出兵，李宪从熙河出兵，种锷从鄜延出兵，王中正从河东出兵。高遵裕恼怒刘昌祚延误军期，想要按罪杀掉他，刘昌祚忧愤成疾，躺卧不起。他的部下都很愤怒。公担心两军不和而酿成其他变故，劝高遵裕前去问候刘昌祚的病情，这场危难于是得以解除。神宗责备诸将没有功劳，谋划想再次出兵。公上奏说：“关陕的财力兵力已经枯竭，公私都极其困窘，如果再加以骚扰，国家根本就值得忧虑。将来言官一定会把这件事归罪于臣，臣宁愿今天承受直言进谏的罪责，也不忍默默不言而留下后悔。”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他为副使。吴居厚任京东转运使，多次献上额外赋税。神宗准备把徐州的二十万缗钱拨给陕西，公对属官说：“我们辖区虽然急需钱财，难道忍心再取这些民脂民膏的余款吗？”立即上奏说，本路得到这些钱固然有利，但从徐州运到边境，劳费十分巨大，恳切辞谢，不肯接受。入朝任右司郎中。哲宗即位后，吴居厚因违背诏命获罪，公以直龙图阁的身份前往代替他，完全革除他的苛政。当时苏轼从登州召回，公与苏轼一同提出募役的建议，苏轼说公讲论此事尤其详尽。后来又代替兄长忠宣公知庆州。当时正与西夏商议划定疆界，公请求放弃所占取的夏地，说：“争议的土地不放弃，边境的嫌隙就永远无法消除。例如河东的葭芦、吴堡，鄜延的米脂、义合、浮图，环庆的安疆，都深在夏境之内，对于汉界的地利形势几乎没有益处；而且兰州防线一带损耗尤其严重，不可不放弃。请把被俘获的官吏、丁夫交还朝廷，再把削去的土地赏赐给西夏。”他所说的意见都大致得到了施行。公又说：“各路相互策应，是旧有制度。自从徐禧废止策应以来，如果夏军大举进攻，一路被围困而力量不足，邻路却拱手坐视，那么没有防备只是侥幸罢了。如今应当修订并明确战守救援的办法。”朝廷认为他说得对。等到西夏入侵泾原，公派遣将领曲珍前去救援，说：“本路首先提出应援牵制的策略，作为臣子的义务，应当忘却自身、为国尽力，不能说邻路遭受敌寇不是我的职责。”曲珍当天便疾驰三百里，在曲律击败敌军，又攻入横山，西夏军众逃走。元祐年间，授任宝文阁待制，第二次任此职；召回朝廷任户部侍郎，后来又出任延州知州。绍圣初年，哲宗亲自执政，掌权者想挑起边境事端，御史郭知章便弹劾元祐年间放弃土地的事情，认为放弃四寨之地，实际上开启了戎人的野心。当时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在朝廷内主张此事，公等人在边地执行，于是公被降为直龙图阁。第二年，又以宝文阁待制知熙州。章恪、蔡卞经略西夏，怀疑公不愿与他们共事，于是改任公知邓州。历任河南府、滑州。不久又因元祐党人的罪名被夺职，知均州。徽宗即位后，知信州，恢复原职，知太原。起初，公裁断杀牛的案件尚未得到解决，便下令凡牛死了的，由官府出数百钱买来埋葬，杀牛的事情于是断绝。每次发给官吏和军士的干粮，都从同一个粮仓发出，虽有潮湿恶劣的，也没有人因此怨恨。建中靖国元年，加龙图阁直学士，再次任延州知州。上奏说：“我前些日子任河东帅时，听说晋州守臣所得的职田，因为李君卿替州里传达意思，所属县增加租税收入，达到旧额的数倍。后来襄陵县令周汲极力陈述其中弊端，郡守时彦每年减去所收的十分之七八，佃户才开始摆脱苛敛的痛苦。然而晋州、绛州、陕州三州的土地肥沃，向来号称收入优厚，多半是违法所得：有的改换作物种类，有的派遣子弟和公吏监督收获，贪污卑劣的事情无所不有。请求下令河东、陕西的监司，全部责令改正。”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改任知永兴军。不久因言官弹劾而被降职，知金州，提举鸿庆宫。又被责罚为常州别驾，安置鄂州，并禁锢子弟不得擅自进入京城。遇赦后重新领祠禄官职。过了很久，以右文殿修撰提举太清宫。党禁解除后，恢复为徽猷阁待制，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公沉着刚毅，有办事谋略，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曾经论述卖官的泛滥，认为国法本来允许通过纳钱取得官职，但从未听说可以凭此取得铨选资格。如今西北三路允许缴纳三千二百缗买斋郎，缴纳四千六百缗买供奉职，并且都可以免试直接注官。天下士大夫勤苦服事到将死，也不能蒙受世代恩泽；那些富民奸商只要捐钱数千万，就可以任用三个儿子，臣实在替朝廷惋惜。奏疏上呈后没有被采纳。凡是他论议政事，直切到这种程度。绍兴年间，追复原官，赠宣奉大夫。他所著诗文若干卷，都在战乱中散失，只有奏议十七卷留存。五个儿子：正夫、正图、正谟、正舆、正需。史臣评论说：“纯仁的官位超过他的父亲，而且几乎有他父亲的风范。元祐年间提出攻斥熙宁、元丰之政过于急切；纯仁营救蔡确一事，正所谓谋划国事深远。当时如果听从他的话，元祐党禁之祸不会像这样惨烈。仲淹曾对几个儿子说：‘纯仁得到我的忠，纯礼得到我的静，纯粹得到我的谋略。’了解儿子，谁能比得上父亲呢！”

译宋单州推官子政公传 公名正民，字子政，是忠宣公的长子，文正公的孙子。在家以孝顺友爱著称，对书籍没有不阅读的，遇到事情刚强正直。因恩荫补任单州团练推官，减轻赋税、抚恤百姓，安抚整顿地方事务而竭尽心力。三年后在单父去世，享年三十三岁。忠宣公悲痛惋惜至极，请求解除职务。他一生著述很多，都在战火中焚毁，只能从豫章黄庭坚题写的墓志中见到一些。黄庭坚说：“士人求学，应当期望终身不朽；君子的道，应该留待百世之后的圣人来判断而不疑。因此寿命长短，从来不曾放在心上；野鸭与仙鹤的长短，万物本来就不能强求一致。即便如此，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璧玉，拿在手里战战兢兢，中途却毁坏了，难道心中能没有感慨吗？”范正民字子政，我没有来得及与他交游。我从亲友那里听说他的为人，又得到他的言论，这些都足以流传后世。问他与谁交往，才知道司马公很喜爱他。问他做官的情况，三十岁时在单父任职，正逢使者剥削百姓、搜刮民财以邀功。子政因为年成饥荒，独自免除百姓十分之九的赋税；即使早逝，也可以不朽了。有人说，子政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著名的贤臣，本来就应当如此。我回答说：‘文王亲自分割烹煮，武王亲自调和鼎中的食物，叔旦举荐他们，管叔、蔡叔却不肯食用，这哪里是别人能够强迫的呢？那么子政远比一般人贤能了。”他的为人大概就是这样。有一个儿子，名直彦，官至朝奉郎。宋忠武军判官、赠朝奉大夫子夷公传【附弟正思】公名正平，字子夷，是忠宣公的次子。学问品行很高，即使说平常话，也一定引用《孝经》《论语》。因父亲恩荫补任太庙斋郎。绍圣年间任开封县尉。有向氏在他的坟地上建造慈云寺，户部尚书蔡京因为向氏是后妃亲戚，想借此结交，便上奏要扩占四邻的田地房舍。百姓有人申诉，公前往查验，认为所扩占的都是百姓的产业，不可夺取。百姓又击鼓上诉。哲宗发怒，蔡京因而被罚金二十斤【即赎铜】；蔡京因此对公怀恨。等到忠宣公被贬居永州，徽宗继位初年，钦圣皇后与徽宗共同听政，当天派中使蔡克明到永州，先授忠宣公光禄卿、分司南京，迁往邓州，并秘密传谕说：‘皇帝和太后非常了解相公在先朝议论政事时忠诚正直，如今空出职位等待相公，不知相公眼疾怎么样，应当赴阙任职。’但忠宣公病重不能入朝，请求回颍昌养病，诏令答应了。随后又上表告老，未获准许。等诏书送到时，忠宣公已经去世。当时公因特恩授任忠武军判官，侍奉父亲治病。忠宣公病势危急时，口述遗表共八件事，命门生李之仪依次记录。公兄弟认为所说的都是朝廷大事，担心留下后患，不敢上呈，便把遗表退回，申报颍昌府，封存到军资库。到下葬时，李之仪撰写行状，论述忠宣公一生立朝和行事的大节，详细记载了这些事情。当时蔡京掌权，便说公伪造父亲的遗表，又说李之仪所写忠宣公行状妄自记载中使蔡克明传达二圣虚位等待的意思，于是把公、李之仪、蔡克明一同逮捕下御史狱，严刑拷打，想让他们都诬服。只有中使不肯服罪，说：‘按照旧制，凡传达圣上的话，先从御前领受原本，请出宝印，在内东门使处登记；从他家中找到的永州传宣圣语原本上有御宝，又查验内东门的登记，完全相同。’又下令到颍昌府取来当初退回缴纳的八件遗表，也确实如此，案件于是得以了结。然而公仍被羁管象州，李之仪被羁管太平州。公的家属有十多人死去，遇赦后才回到颍昌。唐君益任知州时，上表将公居住的地方命名为忠直坊，取自所赐‘世济忠直’碑额。公告诫他说：‘这是朝廷所赐的，用在金石上，悬挂在墓道上，以借此荣耀范氏子孙，可以；若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作为往来行人的观赏之物，用来耸动庸俗之人，却不可以。’唐君益说：‘这是有关部门的事，与你家有什么关系？’公说：‘我的先祖和先父的功名，是众人都知道的。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信之人，将来不但我家要遭人耻笑，您也要承担责任。’ 唐君益最终撤去了它。公退居闲散很久，更加精于诗歌，尤其擅长五言诗，著有《荀里退居编》和《理窟集》三卷。五十七岁时，死于家中。起初，元祐年间忠宣公任宰相，当时公应当被调往远地，忠宣公想按恩例替他换到近处，公坚决不肯，说：‘正平应当到远地去，不愿凭恩例求取侥幸。’那时公才二十多岁，他立志已经如此。忠宣公去世后，诏令特别增加恩泽，授予他的内外子孙官职，公把这份恩泽推让给幼弟。过了很久，党禁兴起，按成例追夺外官，公立即把自己第三个儿子直举送去任官，以保全侄子和两个外甥。两个外甥，一个是司马光的侄孙，一个是郭忠孝的儿子，都是忠宣公两个女儿所生，原本都因外祖父的恩泽而得官。有人对公说：‘按亲疏，外姓比本姓疏远；按长幼次序，儿子应当居长。’公说：‘不是这样。假使先父亲自处置此事，衡量取舍，或者给孙子，或者给外孙，都是可以的。况且孙子和外孙同样都是孙辈，如今唯独偏爱我的儿子，别人将怎样评论我？况且还会伤害姐姐的心。’最终还是把儿子送去任官。后来宰相徐处仁向王实仲询问公的为人，王实仲作《卓行》一篇回答，大意说公：‘努力学习写文章，通晓古今，议论出人意料。身为宰相的儿子，有声誉却不结党攀附，不把结交权贵作为进取的资本；不能用权势使他屈服，不能用利益诱惑他；在神明面前质问自己而无所疑惧，独处暗室也无愧于心。’绍兴年间，赠朝奉大夫。弟弟正思，字子默，学问品行也为士林所推重。居父亲忠宣公丧时，悲哀过度，以致感病，服丧期满后十年没有得到调任。遗表案件兴起时，公对兄长说：‘议论行状的时候，兄长正在营办墓穴之事，参与文字删改的是正思，兄长为什么要承担罪责？’兄长说：‘当时宰相已经把意思指向我，而且我居长；我若不去，兄弟们都会不能免罪，不如由我一人承担。’公于是作罢。因恩荫起任官职，做到朝奉郎，加武骑尉，五十八岁退休后去世。有《惜羞集》一卷、《纂忠宣言行录》二十卷。儿子直方，官至司农卿。《子仪公传》：宋朝请大夫、荆湖漕运使，死后追赠中奉大夫。

译公名正国，字子仪，是忠宣公的第五个儿子。因父亲恩荫补任承奉郎，升任开封府延津县知县。靖康之乱时，奉生母赵太宜人躲避兵乱到蔡州。不久遭逢母亲丧事。建炎三年，隆祐太后前往洪州，公以枢密院干办官身份护从，屡次升迁至朝请大夫，授任荆湖北路漕运使。任期届满应当入朝觐见，因当时的宰相不喜欢他，于是选择居住在临川。获准告假后，他想到先世祖坟在吴地，以前因王事劳苦，未能前去拜谒，于是利用请求退休的闲暇到吴地，在墓下展拜，途中患病，死于天平山白云功德寺，享年六十二岁。按照他的遗愿，附葬在徐国公祖墓旁。公长于吏治，入朝擢任尚书比部员外郎后，请求补任外职，不久又被召回，仍极力辞谢。他一共任监税官一次，监仓草场官一次，任转运判官三次，最终做到漕运使。处置事务很有方法，使国家用度富足而百姓不困，高宗赞赏他，曾赐给他三品服以表示宠信。他著有诗文二十卷，名为《斐然集》；申明利害的奏议五卷，可惜未能充分施展才用而终止。有六个儿子，长子直筠，官至朝奉郎，居住在临川，后来又迁到乐平，于是成为乐平人。墓志铭 范忠宣公墓志铭 宋曾肇撰写 元符三年，今天的皇帝已经亲自执政，虚心访求贤才，首先询问遗老。当时已故丞相范公以武安军节度副使的身份安置在永州，皇帝当天就派中贵人到湖南，传达皇帝和皇太后的命令，对他的慰劳赏赐十分优厚。所咨询的都是国家大事，大概准备把重任交给他。起初授任光禄卿、分司南京道，升为右正议大夫、提举嵩山崇福宫。没有几个月，又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的身份召回。使者接连询问赏赐之事，公因病推辞，皇帝派国医前往诊视，公坚决请求回颍昌的乡里住宅。皇上看出不能强行起用，便答应了他。然而每次与辅臣相对，皇上总以不能见到公为遗憾。又亲自下诏给公说：‘卿有忠言嘉谋，应当时时陈奏，以符合朕眷顾礼待老臣、寻求治理的心意。’不久公的病情更加严重，请求告老，未获准许。建中靖国元年正月癸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皇上听闻后震动悲痛，正值皇太后去世，便不上朝。间或召见辅臣，谈到公时总是动容。经常赠送外加赏赐，赐给其家银三千两，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命颍昌、河南供给他的丧葬费用，赐‘世济忠直’四字，说：‘把它写在墓道碑的顶部。’又下诏在下葬时停止视朝，有司拟定谥号为忠宣。四月庚子，公葬在河南尹樊乡万安山的原野。公名纯仁，字尧夫。曾祖唐国公名赞时，祖父周国公名墉，父亲楚国公曾参与仁宗朝政，谥号文正，名仲淹，他们都屡次追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曾祖母陈氏为唐国太夫人，祖母陈氏为周国太夫人，谢氏为秦国太夫人，母亲李氏为楚国太夫人。家族世居苏州，文正公葬在河南，于是成为河南人。文正公为国家谋划议论，建立纲纪制度，文章流布天下，有德行、有功劳，是宋代名臣；他积蓄的德业没有完全施展，集中体现在他的儿子身上。楚国太夫人曾梦见孩子从月中坠落，用衣襟承接住他，醒来后生下了公。公五岁懂得读书，八岁便能为同辈诵读讲解书中的义理。十一岁时母亲去世，哭泣如同成年人。长大以后努力求学，长于议论。因恩荫补任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考中进士，初任历知常州、武进、许州长葛二县，都没有赴任。文正公去世后，才出仕，以秘书省著作佐郎身份知汝州襄城县，治理有惠爱之政，督促百姓种桑，百姓从中获利，把那些桑树称为著作林。因被荐举召回编校昭文馆书籍，辞谢没有就任。任签书许州观察判官事，许州依赖他而得到治理。贾黯任开封府知府时，推荐他知襄邑县，大力兴办学校，士人争相归附。卫士侵占牧地、侵夺民田，公抓住一人施以杖刑。牧地起初不隶属县中，朝廷下诏诘问公，公说：‘军队必须依靠农民供养，因此防备军队首先要防备农民。’朝廷认为他说得对，释放他不再追问，并且听从意见让牧地隶属县中，这从公开始。治平元年，以某官职任江东转运判官，升为殿中侍御史。当时正讨论濮安懿王的礼制，大臣与随从官员意见不同。公说：‘陛下亲自接受仁宗的诏命成为他的儿子，这与前代确定宗室继承而入继的君主不同，请依从随从官员的意见。’随后又与御史吕诲等人轮番入朝论奏，皇帝不听，他们便都递交告牒，居家等待获罪。不久宫中传出皇太后的亲笔书信，尊濮王为皇夫人，后来又尊为皇后。公再次说：‘陛下以长君身份临朝，为什么政令却从内宫发出？将来这或许会成为权臣假托的凭借，不是人主自求安稳的办法。’当时已经下诏停止追尊，催促公就职。公仍以没有完全依从随从官员的意见为由，请求离职更加坚决，皇上不得已，派公出任通判安州。公在御史台时，多次说出别人难以说的话；到争论濮王礼制时，引据义理和经书，言语斥责大臣尤其尖锐，因此名声震动天下。调任知蕲州，历任京西提点刑狱、京西和陕西转运副使，召回朝廷，授尚书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不久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判国子监。神宗刚即位时，慨然有追踪先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的志向，得到王荆公而任用他，许多事情都进行了更改。公自从回到朝廷，就劝皇上不要挑起边境嫌隙，又说变更法度会使人心不安。

译《尚书》说：‘怨恨难道只在明处吗？应当考虑那些看不见的怨恨。’ 希望陛下考虑那些看不见的怨恨。皇上问：‘什么叫看不见的怨恨？’公说：‘古人所说的天下人不敢说话却敢于愤怒，就是这种情况。’皇上认为他说得好，命他把古代可以作为警戒的事列举上报。公作《尚书解》进呈。等到任谏官，前后向皇上陈说的，以休兵、省事、节用、富民、进用君子、斥退小人、爱惜人才、申明公论为急务，以崇尚聚敛、苛刻待民、亲近谗佞、任凭偏听为戒。大事就在朝廷上论说，小事就上疏陈达；没有被采纳，便连续上章、累次陈牍，不随便停止。他对于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尤其反复激切，无所避讳。曾论说富韩公任宰相时，不应屡次称病闭门，自行制造嫌疑；吕诲不应罢去御史中丞；李师中不可守边；薛向不可任发运使。薛向在六路推行均输法，一定会聚敛百姓、造成怨恨并酿成祸患。他所陈述的事情大多如此。皇上正锐意求治，公又说治道路途遥远，应当逐渐推进；事情重大，难以迅速完成；造就人才不可急于求成；积累的弊病不可一下子革除。自古人君想急于取得功业，必定被奸佞之人乘隙利用，不可不察。公平日与荆公交情深厚，到这时却多次说荆公用五霸富国强兵的办法启发人主，使天下失望。后来刘琦、钱顗、孙昌龄同时被罢免御史，公又说：刘琦等不过说了一句话触犯掌权大臣，就突然获罪被贬斥；如今朝廷中阿谀附和的人很多，陛下为什么反而要用法令驱逐正直的人呢？他更加直接地指责荆公，并涉及其他大臣，言辞气势十分严厉。皇上察知他的忠心，留下奏章不下发，而公请求离职不止，直到闭门不出，于是罢去谏院职务，只保留修起居注。公坚决辞谢，执政大臣有时派亲信劝他赶快起任，并且说将授他知制诰。公说：‘这是用利益诱惑我；我的话不被采用，万钟俸禄对我又有什么增加呢？’他把所上的奏章录存后送入中书门下，执政大臣见后大怒，出任知河中府，调任成都府路转运使，又因没有察觉属官游宴之事获罪，降为知和州，调任邢州；尚未到任，又加直龙图阁、知庆州、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入朝觐见时，皇上问他兵法和边防事务，他都回答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于是恳切辞去边任，未获准许。庆州自文正公任将以来深受恩惠，公到任后遇到灾荒，及时赈济发放，救活了很多人。不久蓬草长满原野，结出的果实像粟米一样可以食用，公私都得到帮助；又替百姓筹办来年耕种的器具，年年获得大丰收。有人说公发放的官仓借粮太多，朝廷派使者查验，百姓听说后争先把粮食交还官府，等使者到达时已经没有欠粮的人了。辖境中被流放的人经过庆州时，沿途诉说冤屈，公查验后查出了冤情。郡将种古却控告公挟带私情、改变案件，诏令把案件移交邻郡，派御史审理。逮捕公去对质时，数万名属下百姓哭号着拦在道路上，儿童也成群诵诗跟随他，过了很久才离开。案件审结后，种古因诬告获罪；公却仍因其他事情被夺职，知信阳军，调任齐州。齐州盗贼很多，诉讼案件中前任太守一向崇尚威严，公却只用恩德和信义治理，年终时犯法的人比过去减少了一半。公因儿子去世请求罢职，获任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再次知河中府，大力论说教练保甲妨碍农事。屡次升迁为朝议大夫。元丰八年夏天，又以直龙图阁知庆州；年中升为天章阁待制，召回朝廷充任侍读，又授给事中。当时哲宗与宣仁太后共同执政，司马温公入朝任宰相，首先革除差役法。公听说后对人说：‘这件事应当充分讲论、缓慢施行，否则会更加成为百姓的祸害；而且宰相的职责在于求访人才，变法不是首先要做的事。’回朝后竭力向温公陈说，温公有所建请，公又说宰相应当虚心容纳众议，不必事事谋划出自自己。谋划都出自自己，谄媚的人就能乘隙迎合，而正直之士将要收敛退避。这时刚刚修改熙宁年间案件中自首的法律，公上奏说，法条制定得太严深。又说四方奏议涉及死刑的案件，有司一律按照元丰八年十一月的诏书办理，因此被判死罪的人比过去多了数倍，不符合先王宁可失误也不轻易杀人的本意。公虽然与温公志同道合，但遇到具体事情有所纠正，大多如此。因此人人都佩服他的公平正直，也知道他从前反对荆公并不是故意求异。第二年二月升任吏部尚书，没过几天拜为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起初公从庆州回来，两宫急忙派中使赐给他御膳，又发出手诏询问防备西戎的策略。公请求停止战争、放弃土地，并趁机让西夏归还掠去的汉人。执政大臣坚持己见，事情没有决定；公进入枢府后，又重申先前的意见，并请求除归还土地外，再送还一个汉人，给绢十两，这些事情都得到施行。不久西夏仍未顺服，公请求用陕西一郡来效力，未获准许。当时边臣俘获番酋果庄进献，两宫把功劳归给辅臣，褒奖赏赐异常优厚。公请求在边塞杀死果庄以向边人谢罪，但议论的人想让他的儿子交还河南旧地，所以赦免果庄不杀。后来又想授果庄官职，公再次坚决争辩，但果庄的儿子最终没有来。元祐三年春天，拜为大中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公任执政以来，致力于以宽博的胸襟启发皇上的心意，以忠诚笃实的作风改变士风。在枢密院任职时，言官攻击章惇、邓绾，公都竭力为他们解释救护。于是说：‘臣曾经被邓绾诬告，因而获罪罢职；今天所陈说的恐怕把人的过错记录得太重，实在关系到国家体统。’两宫受到感悟，当天派中使带着手诏嘉奖并采纳他的意见，随即下诏说：‘先前那些迎合、附会的人，一概不要追问。’也命令言官不许再以此进言。不久朝廷内外颇有朋党分立，议论多出于私意，浸润式的诽谤渐渐流行。学士苏轼起草策问，有人说引用不当；韩维被罢去门下侍郎、调出任外官，公上奏说苏轼无罪，韩维尽心于国家，不应躲避嫌疑诽谤，不可因谗言而贬斥。等到任宰相，谏官王觌因论朋党获罪被贬，公又为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辩明差异，于是极力论说前代朋党之祸，并抄录欧阳文忠公的《朋党论》进呈。第二年知汉阳军，吴处厚上奏蔡丞相蔡确在安州所作的诗，附会解释为诽谤讥刺，言官于是想把蔡确置于死地。执政大臣支持这种说法，只有公与左丞王存认为不可。公进朝便与同列在帘前争辩，退朝后每天上疏极力论说。蔡丞相被贬到新州，言官指责公二人提出异议，公二人也坚决请求罢职，于是任命公为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修筑防御设施。

译水灾之后，依靠这些设施获得了利益。过了一年，升任大学士，知太原府、河东经略安抚使。把百姓被焚烧后尚未安葬的遗骨埋葬了三千多具。又把这种做法推广到一路。西夏人侵犯边境，公直接让将佐引咎归己，连续上章请求处分，于是被降一等品秩，调任知河南府，又调知颍昌。召回朝廷，再任右相，仍升为通议大夫。公从前任宰相时，有司请求把黄河导回旧河道，二三位大臣支持这个主张，公独自争辩，认为堵塞河水使水位升高，必定难以成功，何况如今公私财力匮乏，应当缓办此役。朝廷于是派近臣前往查看，回奏与公所说相同。主张此事的人不高兴，秘密启奏，请求用手诏督促赶办。公再次坚决争辩，两宫醒悟，收回了手诏。公被罢职以后，河工又兴起，征调劳力直到颍昌。公又上疏极力论说，两宫认为他说得对，但河工仍未停止。等到公再次任相，又派随从官员和御史测量规划，仍不能改变原来的意见。然而主张此事的人一定要完成它。后来虽然暂时把河水导回旧道，不久又决口；人为施工造成极大损害，直到现在仍未恢复。公遇事从不苟且，同僚都以此忧惧。有的人劝说公再次任相时，御史曾经对他有所议论，公立即请求退位，皇上不同意，他便坚决请求，皇上也坚决挽留。当时皇上正亲自执政，在大臣中唯独对公特别信任。有人秘密推荐人才，皇上总是拿来向公询问。又曾询问先朝的法度，公尽心回答，无所回避隐瞒。趁机劝皇上慎重选择执政大臣和台谏官，又说仁宗朝把政事交给执政大臣，而台谏官实际上参与议论，可以作为法则；但不可任用不合适的人。皇上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起初公被召回时，宣仁太后曾称赞文正公在天圣、明道年间始终坚持同一节操，用来勉励公。宣仁去世后，小人争论垂帘听政时的事情，公竭力陈述太皇太后的勤劳、公正、保佑扶持之心，请依照明道年间的旧例下诏告诫妄加议论的人。原来明道年间的诏书确实是文正公启发促成的，到这时公又拿来进言。群御史搜取苏轼所作的制词，认为其中有讥刺；又说先朝苏辙常常议论改变先朝法度，引汉武帝、昭帝父子之事作比，皇上发怒，认为比拟不伦，便从门下侍郎贬为汝州知州。御史来之邵认为处罚太轻，来之邵又弹劾宣仁的堂弟高士敦在蜀中的违法之事。公上奏说：‘御史任职已经很久，当苏轼、苏辙势力强盛时，却没有论奏；高士敦在蜀中任官时，来之邵任监司，也从未查办贬黜，一旦之间却这样做，他的心情可见。’皇上正在恼怒苏辙，苏辙不敢为自己申辩，公独自上前奏说：‘汉武帝才略雄伟，史书没有贬斥之词，何况苏辙所议论的是时政，不是评论人物。’ 皇上的怒意稍稍缓解。苏轼、苏辙平日与公的议论不同，到这时人们更加佩服公平日的公正。皇上正要更换任用大臣，公竭力请求罢止，于是又以观文殿大学士、加右正议大夫，知颍昌。此后元祐年间的公卿大夫相继被贬谪流放，公也因受牵连被夺一官，调任知河南府。临行辞谢时，改任知陈州。公任职时，皇上曾问他：‘那些被贬谪流放的人，难道将要永远废弃吗？’公先前赞叹说：‘陛下能想到这件事，正是尧舜的用心。’于是请求按照法令适时叙复。等到公罢职辞行时，皇上又从容告谕说：‘卿虽然在外任职，但有所见闻，应当全部上报，不要顾虑形迹。’这时皇上正在祭祀明堂，大赦天下，大臣先前上疏请求让吕丞相吕大防以下数十人终身不得迁徙。公立即为他们申理，请求全部追回成命，言辞十分恳切，触犯了大臣的意旨，于是被降职知随州。双目失明后请求告老，大臣不准通过。第二年再次贬往永州。在永州三年，公怡然自得；有时别人横加凌辱，常人不能忍受，公却不为所动，也从未在后来怀恨。公性情平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于别人；但在道义所在之处，却挺立不屈。以诚心待人，喜爱善人，不嫉妒争胜。他曾说：‘我一生喜好学习，所得的不过是忠恕二字罢了。’因此他所到之处，人们都归附他的仁爱，又敬畏他的正直。他历事四代皇帝，始终没有非议。自从还是平民直到任宰相，廉洁俭朴、恭敬谦逊，始终没有增加或减少。政府的恩赐赏赐，他多次斥卖变现，用来扩大义庄。晚年南迁，十分贫困，得到赏赐就总是平均分给众人。前后任子所受的恩泽，也多先给予疏远的族人。因此公去世那天，幼子和五个孙子都还没有做官，依靠皇上的赙赠才得以安葬。公的妻子王氏，是天章阁待制王质的女儿，贤良有德，能够成就公的志业，封为魏国夫人，死于永州，如今将与公合葬。五个儿子：正民，单州团练推官；正平，忠武军节度推官；正思，宣德郎；正路；正国。五个女儿分别嫁给：将作监主簿崔保孙、朝请郎庄公岳、奉议郎司马宏、承议郎蔡毂、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马氏的两个女儿都先去世。孙子七人：直彦，宣义郎；直方，郊社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举；直儒。孙女一人，曾孙一人。文正公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年少时就有大志，不幸因病废弃。公与叔父、幼弟能够继承他的家业；而公忧虑国事、爱戴君主，不因利害得失而改变心志，刻意守护名节，难以进取而容易退让。即使屡次被贬废，志气反而更加振作，人们认为他有文正公的风范。他在朝廷时，致力于奖掖提拔人才，因此天下的善类都以公的进退来判断世道的盛衰。有文章和议论三十卷，其中议论文实际流传于天下。主张公平宽恕，不做过分之事，世人说，假使他的话在熙宁年间实行，元丰年间以后就不会有纷纷更改；若在元祐年间全部实行，也一定不会有绍圣年间大臣报仇恢复旧怨的祸患。如今皇上虚心等待公，天下也庆幸公重新被任用，可是公因病不能入朝，终于不能再起。可悲啊！公病重后，口授给几个儿子遗奏数百字，读到的人更加感叹他的忠诚。起初公南归时，途中遇到旧友唐义问，便把身后之事托付给他。等公去世时，唐义问恰好任颍昌知州，果然依靠他的力量办成了丧事。他预见事情又是这样。我晚年游学于公门下，蒙受他的深厚知遇，他亲自写信托我撰写墓志铭，按情义不能推辞。铭文说：

译源远流长啊！范氏一族出自陶唐，世系历经夏、商、周，守护着姓氏，承受着封氏。在晋国，范宣子曾把这些话告诉穆叔：水流并非不长远，只是要问：“世代享有俸禄，什么才算真正不朽？”后来果然有后人，像您父子这样，两代执掌国政，既有德行又有言论，百世之后也不会泯灭。您从诸生起步，做到丞相，始终守持节操而不退缩，虽已年老，仍然壮健有为。御史直言抗争，您只是守护礼法；谏官在谏垣中提出意见，您从不谈论私利。谈到边疆的谋划，您说：“停止战争。”朝廷讨论政事，您总是持守公允。利害彼此冲突时，您像砥柱一样坚定；爱憎相互争斗时，您像空船一样不受牵累。世人夸耀争胜，您却避而不居其功；众人所畏惧而不敢做的事，您唯恐自己落在后面。您仪态庄严、品格高峻，是堂堂的古代社稷之臣，以正直的面貌事奉四代君主，时而通达，时而困顿。年老时被迁往南方，您放宽心胸、顺从天命，已经像僵死一般，却又重新振作起来。凭借天子的圣明，您的恩泽留在百姓之中，您的谋略施于国家；您的寿命并非不长，人们只是认为上天对您太吝啬了。只是您卓越伟大，如高山般崇峻，如太阳般光明耀赫。如今您归去追随先君，安息在嵩山、洛水一带；皇帝思念您的贤德，将这份心意写在诏书墨迹之中。后来的贤人和明哲之士，不必借助史册考察，请看看这座丰碑，便知后世将继续成就忠诚正直的事业。祭文 祭奠范忠宣公的文章 宋代陈瓘 从前文正公在仁祖时期，忠心谋划国事，是所有正直之士所依赖的人。他内心虚静而明澈，洞察一切，毫不疑惑；总是在事情发生以前思虑周全，仿佛有蓍草和龟甲可以预知吉凶。两次遭到诏书斥责，反而更加奋发坚定不移。在外抵御元昊，屡次踏入祸患的机局。国家形势既已安定，哪里还顾虑自身的危险呢？考察您的行事，确实与他相似。处在安定之中不挑剔地方，遇到艰难也不敢推辞。至于谈论军事，您却说自己不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不同吗？各自遵循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必重复叙述那些事迹，这正是彼此没有违背。三年之后政策突然改变，究竟是谁在制造事端？蔡相南行，唯独您出面营救他。一次获胜，一次又恢复原状，其征兆就在这里。您本可以保持沉默，却又进献了诚恳的言辞。人们也有话说：您难道是忘掉私情、只顾公义吗？谁能够面对大义，舍弃安稳而选择危险？您被斥退整整四年，直到眼盲、身体衰废才得以回来。天子怜悯您，您接受任命时流泪抽泣。您的内心并不昏昧，本来还想有所作为。人们都希望您留下来，替皇帝做龙夔那样的辅佐之臣，只是您因病不能应命。人们为此叹息，天子说：“唉！疾病还可以医治，赐给他上等药剂；临行时派国医前去，反复叮嘱告诫，要赶快治疗，不得延误。”为什么命运竟这样不善，您最终还是止步于此？呜呼，令人悲哀啊！您果真已经逝去了，天下人都思念您，而您再也不会回来。人们与您之间，有亲近的，也有疏远的；听到您去世的消息，连那些疏远您的人也悲痛。感情虽隔着生死，公正的评论才由此显现出来。从今天起，悲悼您的人才真正开始。您临终时神志不昧，忍着死亡的痛苦还留下了言说。您把自身看得轻小，却把王室看得重大；置个人的小事于不顾而顾全国家的大事，从开始到最后，都可以使听到这些话的人受到劝勉而奋起尽忠。太宗征伐辽国时，乔苑也没有忘记，心中所忧虑的，难道只是一个方面吗？您希望珍惜百姓的生命，希望使朋党重新合一，希望替宣仁洗清所有诬谤，希望纠正这件事，希望辨明其中的人，希望以中正之道施行皇帝的仁德。呜呼，令人悲哀啊！言语只是内心的声音，谁没有这样的声音？谁又有这样的诚意？国家的神器虽然宏大，却如同人的身体一样。爱护调养胃气，就可以保全生命；阳明经脉遍布全身。呼吸之间，没有一样不是彼此协调的；左边的络脉连接右边，头部的脉象与脚趾相应；中部的经脉流行不息，难道会有固定不变的位置吗？那些拘守一端的人，舍弃差异而只取相同，把与我不同的说成偏，把与我相同的说成中。言语各有各的用心，内心各有各的对象。谁能审察其中的是非，而不顾惜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呢？您独自说过：继承者将会是谁呢？您去世了，我感到悲痛，难道只是因为有芦苇花那样的远亲关系吗？您从前南迁时，我正在北方边地，侧身远望，内心却随您而去。等到您回来时，我已经负有进言的职责。陈留虽然很近，我却想去拜见而未能成行。平生一直仰慕您，却唯独没有亲自认识您。要见到您的内心，何必一定要看您的外貌呢？文正公去世以后，您又离开了人世。您的仲、季等后辈正在兴起，您又有了子嗣；您的家门更加兴盛，您的道义也更加光大。您可以没有遗憾了，我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祭奠忠宣公的文章 从孙直隐 唉，唉！叔祖的气度和胸襟，谁能与您相比？江水汉水浩瀚无边，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尽头。唉，唉！叔祖的功业和声名，又有什么可以比拟？日月光明昭著，没有什么能够遮蔽它们的光辉。您两次执掌国家大权，忧劳勤勉地谋划国事。别人不能像您那样作为，就竭力进献忠言，激愤之时根本顾不上自身的安危。有人嫉妒他，说他故意标新立异，于是谗言诬陷竟然得逞，使他被贬居到遥远的地方。烟雾笼罩的山岭远隔天涯，风涛阻隔万里，您处在那里却怡然自得，丝毫不放在心上。有一天您终于活着回来，究竟是谁促成了这件事？能够明察您的忠心，正是英明的天子；天子多次派使者召您回来，想要眷顾并倚重您。您抱病上章，请求回到旧宅。美好的德行和声名，有善始也有善终，上天本应报答您。既然已经黄发稀疏、牙齿脱落，为什么不能长寿富足？您的寿命却没有得到延长，朝廷中的节操和义气，还有谁能继承这种精神？元老重臣、硕德宿老，如今您已经去世了。您平日闲居时，和乐宽厚，温和而仁慈，亲近的和疏远的在您看来一视同仁。我直隐不成材，却最受您的恩赐。您委婉周全地栽培成全我，使我得以出仕，这恩德如同山岳，我感激至心至骨。我刚刚得到微薄的俸禄，正要回去奉养我所依靠的人，却因灾祸积聚而祸患发生，严酷的惩罚突然降临，使我终身抱恨，孤苦憔悴。去年秋天，我从旁听说您乘船回来停泊，便扶着病体尽力赶去，在白沙有幸得到您的教诲，您谆谆教导，仿佛提着我的耳朵告诫我。我想随您向西行去，形势却终于没有实现。山中已经有了新的坟茔，堂上也设下了灵几，哪里知道这一次分别竟永远隔绝了生死？听到讣告传来，我悲号惊惧，心神震动。虽然路途遥远，我还是匍匐赶来。抚摸棺木祭奠一次，眼泪流得像水洗一般。英灵如果有知，冒昧希望您前来察看。请享用祭品吧。《范忠宣集》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