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经楼集卷之三 【 序类】

译万历辛卯年秋，楚地正逢乡试，皇上命我唐伯元以副考官的身份，与科臣应登一同前往主持考试。录文编成，我本应在末简写一篇序。想到我出身谪籍，却滥居礼部仪制司，才能和品行浅薄，惭愧没有丝毫建树来报答皇恩；如今有幸借选拔人才的职责，略微报答万分之一，怎么敢不作此文告诫诸位士子呢？然而诸士早已被称为楚地人才，我即使有所言说，料想也不能超出他们的见识。既然如此，不如和你们谈谈《易》吧。我的确曾读《易》，读到孔子为乾卦第二、第三爻所作的《系辞》：一处说要存养真诚，一处说要建立真诚。我私下感叹，谈论学习的人很少能辨明其中差别。乾卦的德，是圣人的德；九二所象征的龙德居中，是作为真诚者的圣人；九三重刚而不中，是成就真诚的圣人。圣人虽不同，学习却相同；学习虽不同，真诚却相同。达到真诚，就成为圣人而且合于天。九二、九三都属于天，哪里是我们能够企及的呢？然而谈存诚，只从平常言语守信说起；谈立诚，除了修饰言辞之外别无其他。这是多么寂寥、简约而切实，即使愚笨不肖的人，也可以勉力做到。由此才知道，圣人以真诚修养自己，真诚又由言语建立；不这样，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而忠信也就隐没了。这正是孔子所痛惜的。学习者有两大忧患：一是没有志向；有了志向，又忧患不能真诚。真诚与志向相合，那么无论资质高下，都可以共同学习、共同走上道。过去狂放简略的人在圣门中最被称为有志，只是言语过高而行为不能相称，所以孔子想回去裁正他们，发出“喟然”的叹息；他赞同曾点，是赞同他的真诚，不只是赞同他的志向。假如曾点出仕而治理天下，他会和曾子、子贡、冉有三人相比吗？还是进一步成为古代圣人一类的人呢？我不敢知道。但曾点所说的那些话，我是相信的。想不到曾点平日言语夸大而不切实，竟然一旦能够如此审慎地估量自己；这正是孔子裁正他、提升他的用意。后来漆雕开将要出仕，说“我对这件事还不能自信”，孔子因此高兴，高兴的是他的真诚，大概也是和曾点相同的意思。看孔子进用曾点、漆雕开，裁正狂简之士，学习之道只在真诚，而真诚只落实在言语上。既然如此，士人怎么能不真诚，又怎么能只凭一句话就离开真诚呢？不过，我不敢苛求今天的士人。狂简之士在圣门中尚且被称为高等弟子，距离中行不远，又得到圣人作为老师，日日惶惶然学习，以求达到圣人境界，却仍有行为不能胜过言语的毛病，何况今天的士人只是学习章句、讲究身材才艺、练习射策，一味在文字的文采上用功，以迎合主考官的取舍。在这样的时代，要让每一句话都真诚、都出自行为所能承担的内容，是圣门高等弟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若拿它来要求今天的士人必须做到，我已经先感到惭愧了。《传》说：“君子自己有了某种德行，才要求别人也有。” 所以我怎么敢以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要求今天的士人呢？况且近来佛教的说法盛行，学士大夫反而替它驱使儒学来相助：把精神当作圣人，把典籍完全抛在一边，称其为理障；那些以艺文自高的人，又把六经当作土块，把唇吻之间的子书、史书当作全部学问，却想凭这些承担不朽的盛业，开始是被人欺骗，最后是自己欺骗自己。士人不真诚，大概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在这种时候，即使有大贤君子出来，成为一代人的老师，也恐怕不能从千百人中救出十分之一，何况凭章句求章句，还要求在一天的相遇中必定见效呢？这是我不敢做的。我的意思是，建立真诚，请从今天开始。人的知识和能力各不相同，大小也有差别；大小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是圣人；大的方面有所知有所能，小的方面还有所不知、不能的，是君子；不致力于容易知、容易能，却致力于难知、难能的，是小人；不知道却把它说成知道，不能却把它说成能，是妄人；用“不必知道”掩饰无知，用“不必能做到”掩饰无能，是妖人。士人即使还不能完全成为君子，也应当以圣人为目标，显然不甘心成为小人；那么为什么要成为妄人、妖人呢？这应当是士人共同感到羞耻的。现在各位士子考察天人之理，论述仕进退处和古今变化，铺陈义理法则，已经明白完备了。果真能够执守这些道理来施用于世吗？果真都能对这些道理自信吗？能够自信而又实行，不能算士人的喜事；尚未自信而实行，也不能算士人的忧患。这就是我所谓“从今天开始”。知道与不知道，是智慧；能做与不能做，是才干；这还不是真诚。才智需要劳苦，真诚却从容；才智属于人的努力，真诚属于天性；才智有边际，真诚没有边际。一种德行建立起来，万种善行便随之而来，功业文章都由此产生，只有真诚才是这样。我愿与各位士子共同勉励。古人有藏玉璞的，不知道其中的美，把它带到市场上遍寻也找不到买主，后来交给玉工；玉工剖开璞石，辨别价值千金，这才知道自己本来应当珍爱它，深深悔恨从前的错误。既然已经知道宝贵了，又何必悔恨？各位士子如果真能知道自我珍爱，不再为过去悔恨，这也就是我和各位士子建立真诚的开始。承直郎、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唐伯元谨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醉经楼会序》

译朋友一定要贤而且仁吗？志向越高，能够契合的人就越少。即使相隔千载、远在万国，也不能轻易相遇；即使相遇了，也还不知道自己遇到的是否是那样的人，因此仍然不够。既然他们难以遇到，而我又难以相称，难道将要孤零零地独处吗？不是的。不必羡慕知音，不必忧虑少有相交的人，只要随自己的处境而行，其中也有难得相遇、难得相称的人。曾子说：亲戚不喜欢我，不敢向外寻求交游；近处的人不能亲近，不敢去求远方的人。我常常诵读这句话，把它作为交游的准则。我的朋友、南城王惟一，与我相期许，虽相隔遥远而彼此契合深厚。自从同榜考中进士，已经十年；我来做本郡的丞时，恰逢我被贬官在海外；第二年有幸蒙召回朝，又过一年才获准告假回乡省觐。于是又得以和惟一从早到晚带着酒杯互相来访，像过去一样。每次谈到出处沉浮，大体上惟一和我相同；于是又相互勉励，不能忘记朋友之间警策劝勉的情谊。一天，惟一说：“我在这里做官，每天都盼望你来而你不来。我喜欢同博士李君暹谈论本乡士绅，其中毛公绍龄、蔡公汝汉、邹君迪、蔡君德璋、郑君育渐等诸位君子，都是我乐意亲近的人。城东的凤凰塔，是这里最著名的胜景，你为它写的文章刻在石上。我将利用公务空闲，同诸位君子以及其他地方的胜景相会。诸位君子已经答应我了，你不要落在我的后面。”我恭敬地答应了。从此聚会有时在城中，有时在城外；有时在飞阁层楼，有时在佛寺梵宇；有时在临流的台榭，有时在洞穴山岩中秉烛；有时在幽深密林间的小径，有时在平湖上的回转山峰。或下行，或登高；或同乘一舟，或倚着栏杆，随所适宜。约期有时十多天，有时一个多月，有时隔很久不举行，有时五七天便举行两次。只要景物已经美好，而公事私事又有方便，从来没有推辞过。每次席间三人，最多不超过四人；果品六样，菜肴六样，汤饭上两次或三次；时令蔬菜、酒、茶一定齐备。座中谈论品评，只限于经史文章、孝子、廉夫、贞臣、烈妇，以及聪慧儿童、朴实老人、方外之士、羽客一类人物；有时夹杂酒令和戏谑，却不涉及时事。饮酒有时用大杯，有时小酌；有时兴致浓烈而醉倒，有时散席后仍矜持庄重，不一定都醉。至于寄托意趣，有时含蓄深远，有时寄托兴致；有些玄妙的名理说不尽、也不能秘密保存的，便常常在聚会后题诗咏叹而发抒出来。虽然不敢羡慕古代贤人的风流，也可以说尽情表达了心中所至。做本郡丞的人很多，像惟一这样，如今称得上贤大夫；博士文质彬彬，是国人喜欢得到的统帅；毛公、蔡公二人，我年轻时曾经常同游；邹君和我同榜中乡试；蔡、郑二君与我年轻时有笔墨交往的雅谊，而且最近又成为亲戚。孔子说：“居住在一个国家，就侍奉其中贤能的大夫，结交其中仁厚的士人。”我确实惭愧不能算贤、不能算仁，又怎么敢过分称赞今日共同游赏的诸位，说他们足以成为后代的高范呢？如果说彼此亲近，又成为亲戚，我愿意以喜悦之心亲近他们；真能喜悦而亲近，我们的道也差不多可以实现了，但这还不容易说。所谓喜悦而亲近，不是说外在关系；我私下担心自己不足以与诸位君子相称。因为诸位君子看见我的不足，谁能说仁贤不在这里呢？难道不在这里吗？这次聚会从丁亥年十二月开始，到戊子年秋天，惟一将要赴省闱校士，博士也将上京参加春官之试，正好我的醉经楼建成，于是诸位君子在这里聚会为他饯行，并嘱托我写下这篇记。楼在城西小西湖上，有小景色已见于诗中，所以这里不再记载。○《寄声集序》问：学习是为了什么？答：为了求道。问：诗是为了什么？答：为了学习。问：诗与学习在方向上相同吗？答：不相同。学习从北方开始，诗从南方开始。今天的诗和学，还像古代那样吗？可惜，古代两方面都得到，今天两方面都失去了。那么还能听到古代的道吗？我们的孔夫子十五岁便立志于学习。他谈论志向，说“志于道”；谈论兴起，又说“兴于诗”。至于赞美诗，常常说“作这首诗的人，难道懂得道吗？”兴，是说诗；志，是说学习。所以学习如果不立志于道，不如不要学习；诗如果与我的学习无关，不作诗也可以。这道是什么道？是尧舜周孔之道。上古最初的大圣人，大多出自北方，禀受天地间正直刚健的气，以君师身份统治天下，为万代建立准则。陈良是楚地人，却能喜爱周公、孔子的道，向北方的中国求学。孟子甚至把他归入豪杰之士，可见北方的学问有其源流。至于诗却不是这样。过去舜弹五弦琴，演奏《南风》，使和暖之气遍及六合；孔子删定王国之风，命名为《二南》。《南》就是《南风》的意义。《关雎》写寤寐求淑女，《鹊巢》写女子出嫁、车有百辆，以及舍弃自己而求贤，这些都是《二南》意义中最显著的内容。因此，有《关雎》以后才有《螽斯》，有《鹊巢》以后才有《小星》，《麟趾》《驺虞》也相应出现。解释者说，唐虞的太和之气存在于成周的宇宙之中，是《二南》造成的。这个道理可以用来治心、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也可以用来应对外物而做到不嫉妒、不贪求，可以用来辅佐天下。和乐宽厚的圣君君子从中得到它，可以解除忧愠；小人从中得到它，可以增殖财货。所以孔子对伯鱼说“你学习诗了吗”，又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学习以诗为先，诗以《二南》为先，它的益处宏大深远。解释者却不能顺着这个道理来说明，反而说“南”是从北方到南方；解释《关雎》的次序，又附会到“不淫不伤”的宗旨上。它的意义既被湮没，言辞又流于卑下，于是开启了儒者矫枉过正的弊端，甚至把后妃之德解释成文王为自己求取后妃，哪里知道这种流弊最终会成为引导淫乱、助长怨恨呢？越是解释，距离本义越远。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面对墙壁。学习属中正，诗属和谐；学习礼，诗便有音乐；学习乾道刚健，诗便有坤道柔顺。学习的弊病，是刚强压不住欲望，本应向北而偏向南；诗的衰败，是温厚压不住严厉，本应向南而偏向北。南北各自偏胜，中和之道就亡失了。所以北方人应当学习南方的声调，但学问必须取法北方；南方人应当学习北方的学问，但声调必须取法南方。我们的孔夫子不是曾经惋惜子路说过吗？先王制定音乐，演奏中和之声作为节度；流入南方的声调，却不能回到北方。南方属生，北方属杀。于是子路害怕而悔过，静静思考，连饭也不吃，以至于瘦得露骨。孔子却又为此高兴，说：“有过错而能改正，他就进步了。”孔子之所以惋惜，是惋惜他不能向南方的和声靠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这声音，是因为喜悦而发出的；喜悦，是因为他能够在学问上兼通南北。道有表面相反而实质相同的，学问和诗就是这样。郡侯蕲水徐公是楚人，他的困难不在南方；声生处在同文的时代，家家奉周公、孔子，户户诵读《诗》《书》，他的困难也不在北方。顾侯年轻时登第，居住在相里，出身相门；起初做县令，百姓争相为他立祠祝祷。他既有才华又聪颖俊秀，最终不甘久居原职，在仕途沉浮、历任内外官职二十多年后，才来任守我郡。换作别人处在这种境地，且不说声音不能平和，就是从前所持守的操守又能剩下多少、改变多少？可是他独能使气息凝定、容色纯粹，看不出有一丝因上天或人事而忧戚的意思。世人说楚人长于怨恨，而顾侯却没有这种情况；如今从他寄来的诗文集中可以考见，这岂不是两难之中都能做到吗？声音产生于人的内心，而以感动人为妙，归根到底在于和乐罢了。所谓和乐，就是没有忧愁、没有怨恨。没有忧愁，是把忧愁放在天下国家；没有怨恨，是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所以，无忧无怨就是声音；有忧有怨就是学问。学问不改变其北方之质，而声音不改变其南方之调，这才叫中和。中和，就是道。我不敢评论顾侯的学问，却能了解他的政绩。世人如果还不能了解顾侯的政绩，那么请听他的声音；它以和乐感人，二者是一样的。孟子说：“仁者爱人。”又说：“仁人的言语不如仁人的声音深入人心。”爱人的，是学习道的人；仁人的声音，就是南方的声音。这正是顾侯寄托于诗文的原因。《龚刺史文集序》

译文章如果只剽窃陈旧的话语，却自夸像古文，算是古文吗？文章如果只互相堆砌艰僻字眼来装饰奇异，算是新文吗？文章不过是为了流传罢了；既不古雅又不新颖，就不能流传。像这样既称古雅又称新颖的文章，也未必能流传；大概一定有能够流传的原因，只是不容易说罢了。成化、弘治以来，谈论文章的人争相研究《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借此求得当时的声誉；到了嘉靖、隆庆年间尤其严重。我年轻时偶然读到一两家文章，便很喜欢，间或也写些论著，别人称许我有才能。我后来才知道，所谓文章的古雅和新颖，并不是那样。若一定要这样才算古雅新颖，那还不如既不古也不新。我因此后悔，不再这样做，也不再有能文的声誉了。庚辰年，我调任留曹，得以跟随如今的嘉兴刺史龚大夫。没过多久，大夫升任嘉兴刺史赴任；同僚中的君子错误地嘱托我写赠言。我以才疏为辞推辞。大夫到嘉兴任职，不满一年，政绩就成为江南第一；同僚的催促还没有停止，然而我最终仍没有写成。我的想法是，大夫一向擅长写作；如果他的趣味也像今人那样，那么我的话就没有意义。同僚催促我，大概只知道我年轻时有些才华，却不知道我如今已经不能写了。因此我既辜负了同僚，也无法向大夫表明自己的心意。今年夏天，我获准南归，路过大夫治所，承蒙他屈尊到江边相访，坐谈了很久；他于是拿出平生文章若干卷给我看。我拜受后终于读完，抚今追昔，合上书不禁叹息，这时更加惭愧，却又无法自我解脱。我在留曹任职四年多，后来被贬到海外，之后逐渐调任京畿司理，不久又回到阙下，在郎署滞留，又超过一年。此时大夫因为政绩特别优异，天子赐宴特别嘉奖；又不愿夺去郡人对他的婴儿般爱慕，便悬置某事以等待大夫暂时回到本郡。[“悬殊?”一语原文有疑误]当时大夫任嘉兴刺史已满六年，而我蒙受大夫的礼遇也七年了。我私下想，大夫的教化施行于东海，声誉和实绩都上达下闻，是当今唯一的名刺史；而我却独自困顿，对昔日毫无益处。我不能不感叹岁月流逝。读到他的文集，又独独与我所说的“古且新”相契合：他不迎合今人，宁可不古不新。为什么大夫了解我，而我却不了解大夫？我这时即使想对文章有所褒赞，也无从说起。大夫的文章本无意求流传，又把它托付给并非有能力如我这样的人，恐怕反而更使今人不喜欢；但大夫自有能够流传的原因，不需要我的话。我自不量力而接受嘱托，只是为了说明自己今昔的惭愧。《双寿序》福气没有比名声更盛的，德行也没有比名声更容易受损的。因此，以天下之广大、生民之众多来说，贤人的出生并不常见，圣人的出生也不是每一世都有。那些既贤且圣的人，确实有名声和福气；但他们的名声在身后，他们的福气也不只属于自己，即使贤圣本人也无法亲自知道，何况当时的人呢？其中显著而为当世所荣耀羡慕的，没有比科名更明显的了。以天下之大、生民之多来说，士人中能够参加计偕考试的，大约每日才有一人；进一步考取高第、任华要之官的，一个月也未必有一人；再进一步位居枢轴、列入公孤的，一年也未必有一人。名声越盛，这样的人就越难出现。凡是一个人的成就能够胜过千万亿人的成就，如果追究根源，都可以推知其先世勤修的德行。只是所谓勤修，大多平常而不奇异，隐秘而不显露；即使他的子孙，也多不能知道、不能说出。那些子孙甚至凭借自己的贤智、富贵和傲慢而轻视先人；也有人居处于暴虐的族里，出来毒害生灵，既毁坏前人的修业，又殃及后代，这难道只是可以任凭世俗议论的吗？然而羡慕名声过甚的人，往往作出矫饰的行为、诡异的说法，以求取世俗对自己的尊崇；趁别人失败时成就自己，掩盖别人的美处来张扬自己，只要名声所在，便惶惶追逐。这种人也足以在后世留下声名，但同那种平常而隐秘的德行相比，又怎么样呢？道超越于平常，功德充满于隐秘；靠这些取得名声，都是人情所忌的。所以说：“最高的德行不自以为有德，这才是至德；至德无名，因此才保全了真正的名声。”君子观察盛衰得失，就可以考察福气了。我的朋友许思士，世代居住在揭阳。他的尊府先生从贤科起家，做官任东流令尹，退休归乡时大约六十岁；许君继承父业，做顺昌令尹，退休归乡时六十一岁；如今许君的仲子又继承其业。揭阳作为一县，文献声望闻名天下；父子祖孙都年逾六十而相继登名桂籍，只有许家如此，而许君的子孙以及其他同族子弟又接连不断地前来。人们只知道许家的福气盛大，却不知道造成这种福气的根源深远、积累深厚。求取名声容易，求取道却难；成就伟大容易，长久保持却难。士人未遇时，忍受艰苦，不求胜过别人，只求胜过自己；自己一旦胜过自己，道便由此产生。世俗所看作柔弱无能的，正是吉祥所停留之处。一个人刚刚显贵，就想着胜过他人，以显示自己得志而不至于放纵自污；这种矫饰虽然能够惊动世俗，却是把自己置于道之外。二者清浊虽不同，但同样不是道所承载的。道所不承载的，其德与福也就可知了。我曾侍奉东流先生，并同许君交游友好二十年，看见许家父子在任官时、在乡里时的行为，都同未遇时一样，始终流露出仁人长者的风范。他们大概寄托于平常，崇尚隐秘，不愿让世人听见看见；他们越是显明，反而越能证明其隐微。隐微没有止境，显明也没有止境。我看许家将来会不断有人出生，每月有人出生、每年有人出生，受到世人的荣耀羡慕；还将有不常见于一地、不常见于一世的人才，使世人无法尽知。他们取得的不是一时的名声，而是万世的名声；这不是许家的个人福气，而是天下人的福气。仲子唱着《鹿鸣》经过乡里，为二位尊人祝寿；这时我正考校士子从楚地回来。县里的大夫士人托我说几句诗。《诗经》不是说过吗：“和乐平易的君子，求取福气不走邪路。”谨以此为君祝寿。《双寿赠言》

译凡是容易得到小小声名的善行，都不是最高的善。一种技艺的才能，人们可以指着称赞；技艺越多，声名便越广。一种特别的操守，人们乐于传诵；越是奇异，流传就越广。称赞和传诵就是名声；名声越盛，同实际德行的距离越远。浮夸，是善行的负担。善行难道果真会成为我的负担吗？善是天赋；那些实行善的人仍是普通人。善没有特殊才能，也没有奇异之处；内心空明而与万物同体，行为平常，自处谦下，警惕人所看不见的地方，避开世人共同争逐的东西。他们看天下人都胜过自己，别人看他们总觉得惭愧不足。哪里知道这就是善呢？自己不把自己当作善人，别人也无法以善来称许他，这种善才属于天吗？从未有乐于顺应天命却仍企求人的赞誉者，也从未有天命已定而人力不能胜过它的情况。善顺乎天罢了。友人王用晦考中进士十二年后，才凭乐安县令任满而得到封赠：他的父亲依照他的官职受封，母亲封为孺人。用晦稍稍升迁后，任留都司寇郎；又过了五年，封公年七十四岁，孺人也七十岁了。留都的大夫士人相继谋划为封公、孺人祝寿，于是派人来请我写序。君子由此私下观察天与人的关系：封公年轻时以诸生身份学习应制文章，不久便抛弃此业，完全不再过问谋生之事；孺人能够安贫乐道，辅助他孝养祖母，十分周到。封公喜欢读书，即使因儿子显贵而受封，也仍简朴少出，不愿让郡县官吏有机会仰望他的容貌。他性情容易而又方正，没有其他嗜好，只喜欢读书；年老以后更加以此自娱。每当有所欣赏，便亲手抄录、编次，直到满箱满卷仍不停止。这些正是他内心存有异于常人的地方。王氏世居永嘉，号称世代有德，我没有时间考察；但封公以上一定有深厚的积德，不愿让人知道、别人也来不及知道；从封公今日的福分，就可以相信这一点。自古以来，一家出了才子，子孙将要扩大宗族，如果不是先世累积善行，是不能这样的。然而人们往往只看到科名显贵者本来就是才子孙，却掩盖了先世积累的善行；这正是因为不知道先世积德的艰难。即使知道艰难，也无法称述他们积德的具体行为，更何况每日诵说呢？为什么？因为那些行善的人没有特殊才能，也没有奇异行为，只是看起来不足称道。人们来不及知道，而知道这一切的，是天。我与用晦同中南宫，也知道他仰慕学问；他的操守和崇尚同世俗相龃龉，与我偶然相似。说到道理，他不苟且求合，而我独自相信他的志向不肯安于世俗。因此我早就对用晦有所期望。如今用晦正值奉养父母、守官不能在膝下承欢的年纪，岁时节日，他的弟弟们在庭阶上举杯祝寿、拜舞，那种感情最难用言语说明，似乎也正是我的处境。因此我特意申说这些话，希望我们共同勉励。求学不过是求得天知罢了，何况承继家法、前有先人的事业、后有子孙的人呢？只是我还不能完全安定于天命，却想让用晦把一切都留给人的评价；用晦不应轻易相信我的话。《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明他们的德行。” 《送胡秀才序》我任万年县令的第二年，才认识胡生，名宗者。他当时还是童生，来拜见我；那时他已经学习声律章句，能够讲说经生之学。第二年我调任泰和，胡生也到了泰和；又过了五年，我调任留曹，胡生又到了留都。胡生心情恳切，以能够亲近我为幸，但实际上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胡生从留都回来后，才补为博士弟子；从此彼此不通音问，将近十年。今年正月的一天，我忽然在京城旅舍见到胡生，大为惊愕，以为是在梦中。京城旅舍不是做官和经商的人不会到；万年距京师六千里还远。胡生又非常贫穷，没有游历的费用，出行没有同伴、没有童仆，况且正值严冬冻裂的时节，骑一匹马艰难跋涉，为什么要来呢？他一定有原因。胡生却说：“没有什么。”住在旅舍一个多月后告辞回去。他除了询问学业之外，没有说别的话，我这才相信他此次来京，也还是为了泰和、留都时的心意。听到这些的人都认为胡生非常奇异，我也认为他很奇异；但我始终不知道我对他究竟有什么帮助。我听说胡生早年丧偶，鳏居多年，有一个同胞兄长；他把自己的产业让出五分之四，每年靠教书来帮助兄长赡养父亲。胡生居家，做事多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这里曾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再娶，是否因为贫穷；他回答说，不是因为贫穷。又问：“把不合礼法的产业让给兄长，难道不是爱兄长吗？假如用官法治理他，兄长因显露罪恶而获罪，难道你能庇护他吗？这反而是陷害他啊。”胡生是如此喜爱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我又怎敢把他当作异类呢？我曾读韩昌黎《答窦秀才书》，其中近于拒绝世俗人物；又看近代王新建《送董山人序》，则又有欺罔民众之嫌。对于胡生，按道义我不能拒绝，却又不敢欺罔他。因此写此序送他，希望胡生不要把不同于常人的人当作异类，而要把能周全同类的人当作异类；如果有人问起我，也请不要说我有什么不同于常人之处。《学政二篇赠利瓦伊卿出抚三楚》《学篇》说：求学以反省自己为要，以修养自己为功，以推己及人为验证，归根到底只是使自身归于真诚罢了。在国家中没有怨言，在家庭中没有怨言，是反省自己；平常说话诚实，平常行为谨慎，不行动时也保持敬意，不说话时也能使人信任，是修养自己；自己想立身，也要使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自己所不愿意的，不施加给别人，是推己及人。孟子说：“如果真能克服它，就足以保有四海。”程子说：“克制私欲并推广善性，能够实行下去，天地就会变化，草木就会繁茂。”这就是推己及人的道理。学到能够推己及人，大概就差不多了；如果推己及人还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又该怎么办？仍然反省自己罢了。怎样反省自己？像舜那样罢了。自古圣贤中，在家庭里不能使父亲满意的，没有比舜和瞽瞍更严重的；在国家中不能使人归顺的，没有比舜面对有苗更严重的。舜承担罪责、引咎自责，在家中有什么怨言？舜班师整军，在国家中有什么怨言？没有怨言就是自己没有怨吗？不是。没有怨言之后，才会责备自己；责备自己之后，才会产生发愤求知的心，学问增长，大智慧由此产生。所以说，舜大概是最有智慧的人吧！舜喜欢询问，也喜欢考察浅近的话。又说：“喜欢学习就接近智慧。”学问多么伟大，反省自己多么高深啊！反省自己没有尽头，所以学问没有尽头，修养自己和推己及人也没有尽头。必须这样，然后才能真诚；达到真诚而仍不能感动人的，从未有过。舜使瞽瞍归服、使有苗归顺，就是这样。因此求学问道的方法，不过是反省自己罢了。君子反省自己，要终身如此。孟子说：“君子有终身的忧患。”又说：“仁者如同射箭。”这就是反省自己的意思。

译《政篇》说：儒者有句话，认为古代治理天下完全任用道，后世治理天下完全任用法。这是不对的：从来没有离开道而单独存在的法，也没有法毁坏而道仍能独存的情况。那么，道与法在古今的区别在哪里？古代由上位者以道裁度，下面守法；后世上面不信道，下面轻视法。试试看如今的天下，还能说有法吗？如今官员地位尊贵、权力重大，出任巡抚治理一方；只有都御史，都御史执掌法度、整肃百官。可是各司彼此争相逢迎，官道相遇便迎接，节日便庆贺，像交际往来一样，这是把都御史奉为宾客；在禀饩常供之外，又和他私下交往，这是向他行贿。都御史把耳目寄托在司道、郡守身上，司道、郡守便可以偏袒自己的属吏；宁可辜负都御史、百姓和朝廷，却独独不忍处置一个小吏，这是背弃职责。官员以巡抚为名，实际足迹不到辖境，吏治弊病、百姓隐情一概暗中不闻，只听司道评定优劣，这是尸位素餐。巡行时车马随从、供应费用，使官民都感到困苦，还不如不巡行。公费不由巡按支出，反而一律向州县取办，这是教人偷盗。州县实际征收的赋税和徭役，十项中只有一两项能入籍，赋税拖欠、诉讼繁多，大多由此产生；上下互相仇视，便仓促说难以治理，这是诬蔑百姓。追征粮税，意在火耗；每办成一狱，连坐的往往多至五六人，甚至十多人，这是不用刀而掠夺。如今的天下大多如此，还能说有法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都御史代天子专制一方，各司有过失，责任在我；一夫不得其所，责任也在我。如今这样，还能说是在执法吗？当政的君子似乎不得不起而改变这种状况。若不改变，实在不忍；想改变，却没有办法。我请求同各司约定：凡上官到任，以王命临视，除由官府供给禀饩外，丝毫不得另行备办供应。各有司中弊政特别严重的，必须随时论劾，载入道府考核文书，不许私下包庇。节省费用，必须从公费开始；便利百姓，必须从实际征收开始。近来实行条编，并非没有公费，只是上级常常侵夺下级，而且数额不固定。司、道、府、州、县有冲要和偏僻之别，应当规定定额：州县每年一百金，酌量增加至一倍为止；司、道、府每年一百金，酌量增加至一倍为止；州县中独自处于要道的，可以按照道府的数额办理。抚按的定额为一千两。过客既有禀饩，程仪就可以省下；尊贵者收取程仪，卑下者便应停止。所以实行公费，正是节省费用。州县的难处在赋税和诉讼，实际征收很困难；如果有人能够刻印征收册籍，必须立即奖赏并颁行，以此鼓励在位者，那么各处都会响应，赋税就会清楚，诉讼也会减少。这样如果还有贪污吏员，那就只需处理火耗，或者罚赎而已。投入柜中的钱由官府保管，登记在官府簿册；折封后交给经收、匠作，所有羡余全部克扣解送，凡转解的都照原封数额办理，那么官府便没有……[原文有缺字]。州县审理诉讼，应当自行审问判决；即使拘捕的人多，也只惩罚其中罪责最重的一人，这样处罚也较轻。唉，公费革除而费用全部归入驿传，罚赎钱去掉而全部输送谷物，必须这样，然后才能使国家富足、百姓富裕；这就是王政。如今还没有做到，我来挽救时弊，难道不可以吗？平时以此要求道府办成，巡行时以此考核州县；让里巷平民能够自行申诉，并允许进一步询访。这样耳目便不可欺骗，幽隐之情也都能通达，法令没有不施行的。有人说：“像您这样说，这只是法；那么道怎么办？”我说：“法，是治理人的；道，是自己治理自己。根本与枝末、先后次序，就可以明白了。”我的朋友利瓦伊卿即将出任三楚巡抚，向我索求一句话。维卿是求道的人，对自己要求严苛，对别人却宽恕；他的学问同我相同。至于以少说话而切实实行，我比不上他。了解维卿之道的人，应该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了。所以写赠行文字时，我略说关于道的部分而详说关于法的部分。不过，必须有法才能显出道，法施行了才能显出求道的功效。维卿在三楚的功效，就在这里了。孔子说：“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我能有幸在朋友此行中亲眼见到这句话，实在庆幸。《赠杨比部出守真定序》如今直隶各郡的刺史，对内相当于京兆尹，对外相当于方岳之臣，称为大府；其中体制最尊崇、地位最重要、辖境最广的，没有比真定更大的。过去大府任期届满后，升任副臬，或者累积资历升到参藩为止；凭高等政绩破例进入京官行列，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比部杨君此次出任真定，责任多么重大啊！刺史一职的困难，大多在于一上任就遇到容易困顿的局面：有时人与土地并不熟悉，对各地风俗人情也不熟谙。比部是南方人，曾任三州太守，其中两州在北方，最后任职于真定；他所到之处都有卓著声誉。真定本来就是他的旧属地，百姓对他的旧日恩爱尚在，弦歌之声至今仍回响在人们耳边。如今他来到这里，还没有发布命令，威信也还没有宣示；一进入境内，便仿佛见到乡里的父老子弟。比部治理真定又有什么困难呢？然而我独自认为，大府的责任同州县不同。州县只负责养育百姓，大府则负责养育贤才，使他们为百姓所用。真定有三十二属县，能把所有贤才都用尽吗？端正自己，作为上面的表率；选拔其中修养好而贤良的人，教导下面不能胜任、不肯遵从的人，凡此都是为了养育贤才罢了。我看世上做大府的人，喜欢宽厚包庇属下，不再追问他们是否真正给乡里百姓带来恩泽；另一些矫饰的人又暴露属下的短处来博取高名，这都不再是朝廷设置大府的初意了。所以大府的职责是养育贤才，小府则由贤才治理；贤才培养不贤之人，使其受到感化。这样以后，才能把恩惠施于百姓；不仅施于百姓，也由此施于君主。把贤才献给君主，叫作以人事奉君主；以人事奉君主的，就是大臣，这才叫大府。《送欧阳生序》我任泰和县令时，认识欧阳生，认为他在诸生中笃实深厚，而且文章也好，实在难得。后来我调任留曹，欧阳生凭廪生资格援引国子监的条例，居住在南雍，早晚跟随我求学。欧阳生在乡试中困顿失意，[“乡闱?”处原文有疑误]后来在南雍也终于没有得志，于是弃去学业；又依例补授，得以拜为郎官，官阶七品。丙申年二月，他赴吏部谒选，被授为关中参军。参军一职本已尊贵，却不足以匹配欧阳生的才华；关中又离他的家乡极远，也不是适合他的地方。恰好当时我掌管铨选，便让他去那里。[“之之之”原文疑为重复或讹误]我虽然爱惜欧阳生，却力量不足以成就他的声名，又把他安置在不合适的地方，这可说是两次耽误了他。欧阳生对这次出行忧戚不安；然而他早已把科名看得如同脱去鞋子一样，又何必因为一名官职而显得轻视官职呢？他出行时飘然自得，没有为难色，不是为了俸禄而做官，也不是为了追求名高。我尚且不知道他内心的理解，何况希望世人能了解他呢？他将要出关时，不妨试问守关吏：是否还有从前能望见紫气的人？请替我问他：“了解我的人很少，那么是我的道高贵，还是我的德高贵呢？”如果欧阳生的心意也是这样，或许就是如此吧。《铨曹仪注序》

译我刚开始懂得人事时，便听说京师有“一千八百江东子弟”的歌谣。大概当时铨曹、台省彼此联手，请求掌握用人权柄，情况竟到了这种程度；我每每对此感到奇怪，也奇怪世俗竟把铨曹看得过分尊贵。铨曹本是使人显贵的机构；真正尊贵的人不应有可以计量的价值，凡是有固定价码的，反而都是向人索取尊贵的人。假如本来没有价值，却装作有价而使人尊贵，并且竟然尊贵于人，从中既可以看出人的情形，也可以看出世道的情形。它的过失，大概从礼制开始就有了。我承乏到铨曹任职后，已经听不到世俗所推重的那些说法，却又不敢自以为尊贵：一方面因朝廷大政而喜悦，一方面又因职守而忧虑。我颇为怀疑，国家的制度从来没有把使人尊贵的全部权柄交给铨曹；而窃取权柄的人却把它冒充为谋利的渊薮。这样说来，人们把铨曹看得过分尊贵，以至于最终失去它应有的尊贵，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居于此职期间，我搜集旧有掌故，考察各司的职责，才仰见我圣祖建置制度的深远用意。无论太宰职位体制何等特殊，百官都归其统摄；即使是卑微的郎官，也把进退人才的大权寄托给他，用来辅助太宰、整肃群僚，其职责是何等重要！为什么反而不自重，而让后人把它看得如此尊贵呢？大概自嘉靖以来，几乎把这些典籍全部抛弃，官职徒有天命之名，而体统却被亵渎至此。[原文“至　司等”有脱漏]若其地位尚未至于上下倾轧，也只是遭遇时势的侥幸罢了。唉，国初礼仪文制的盛况，已经无法完全考察了。我把尚未完全废弃的部分联缀起来，约略保存，使同曹的君子以此为训、以此为准，彼此不要忘记自重，不要到了被他人抬高的地步。若说官职尊贵，不是我尊贵，那么从来没有自身不尊贵而能使官职尊贵的人；即使我不做官也应当尊贵，何况官职呢？这也是不辜负上天的道理。人知道天命在自己，然后才能尊重自己；能够尊重自己，然后才能尊重官职；能够尊重官职，然后才能尊重他人。《传》说：“想要了解人，不能不了解天。”这叫以天事奉君主，也叫天官。《醉经楼集》卷之四【记类】澄邑唐伯元著 《潜龙鲨记》《平远县儒学文庙记》《平湖记》《寿安寺记》《道当堂记》《南岩记》《崇志楼记》《义阡记》《蒙城县大兴集湖堤记》《万花岩三宫殿碑记》《潜龙鲨记》南海有一种大鱼，叫潜龙鲨，又叫金鱼鲨，是鱼类中具有龙形的鱼。戊子年春三月，海山的渔人用网捕到一条，身长五尺左右，重一百斤；跟随它的小鱼有几千条，多得无法下网。渔人把潜龙鲨运回去，有识之士经过，想买下它；渔人要价一金，不肯出售。于是剖取鱼肉来吃，味道甘美；鱼骨全都柔脆，也全部吃掉，只有鱼鳞坚硬不能食用，便晒干收藏。大的鱼鳞像手掌，可以做衣带或酒器的装饰；小的鱼鳞可以放入杂佩。背部一行有鳞片十三片，腹部两行也是如此；两翅各有两行，每行三十片。渔人把鱼鳞装在袋中，游历闽越之间，却始终没有卖出去。后来他来到我的乡里见我，我解开袋子逐一观看，以礼款待他并送他离去。事后我思考，难道其中有能够启发我的地方吗？看那一行腹鳞和两行翅鳞，各有两行，合计是五行；天地之数各为五。单数的腹部鱼鳞加倍，阳为奇、阴为偶，这就是天一地二。十是天地的成数：天数十，余下三；三个三合为九，乾元所以用九。地数二十，余下六；阳气前进而阴气不能前进，坤元所以用六。两翅各三十片，是一个月的数目；两翅合起来，就是甲子一周。总数为九十九片，是群龙所以无首、河图所以虚其中、大衍之数的运用所以不满五十的道理。唉，这就是《易》的教诲啊。《平远县儒学文庙记》玄鸟降临，司徒出现，收集八卦、六书的精华，施行教化，谦逊地培养品德，以辅佐唐虞盛世的运数；他与巨人、司农功业相同。司徒是资始，司农是资生。《诗经》说：“上天命令玄鸟降临，于是生下商。”天命是乾道。又说：“周后稷文德盛美，能够配得上那上天。”配天是坤道。乾统摄坤，这就是教化的由来。夏、商、周三代盛时，贤圣之君、淳厚的风俗，以商代最为显著；教化的功效，就是如此。周代替商之后，箕子向武王陈说《洪范》，为周八百年的天下开启了基业；周公作《易》传，又以明夷卦六五来说明，六五是君位。也就是说，道在于位。讲说者认为，商周之际，道在箕子，接近事实了。我们的夫子生于晚周，斟酌百代，润色六经；世人都知道他集帝王大成，却不知道这是他的家法本来如此；知道他成为后世君王、后世学者的忧虑深远，却不知道这也是天命所定。《春秋》一书，甚至把自己置于天命之下，不暇顾惜自身，正是因为我畏惧天命。孔子说“我是殷人”，这就是他一生隐微的心意。孟子说：“自有人类以来，从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上天不是厚待一个姓氏，而是厚待孔子；不是厚待天子，而是厚待吾道。《论语》说：“头发斑白的人还在谈论道，便是失职。”又说：“医生如果不是三代相传，就不要服用他的药。”唉，难怪上天生孔子这样的人如此艰难。孟子这样贤能，能够继承孔子的事业，尚且因为自己与孔子时代相近而庆幸；那么董仲舒、扬子云、徐伟长、文中子、韩退之这些君子，生在汉、隋、唐之间，奋发辅翼吾道，他们的功劳难道不伟大吗？何况寻绎断绝的绪业、发掘散失的经书，像宋代的二程以及周敦颐、张载、邵雍、朱熹诸位君子，岂不是更加伟大吗？我曾私下评论说：孟子达到极致，懂得孟子的是韩子；伯淳达到极致，懂得伯淳的是正叔。对于吾道，韩子之功仅次于孟子，也正如正叔之功仅次于伯淳；其余可以类推。唉，担当道很难，认识道也不容易。国朝京都、郡县都必须有儒学，也必须有文庙；士人诵读、效法的必定是孔子。要效法孔子，就不能不以六经为准绳；不是制度文书，就不能作为训诫。这似乎表明道已经大明，但要寻求贯通大义、懂得所向而前进，以达到孔子之道，即使京畿以下的通都大邑，儒绅学士也未必敢说做到了，何况五岭以外草创新建的县邑呢？平远是新建县，县邑建成便修建文庙，材料取自山中；不到三十年便将倾圮。万历壬辰年冬，代理博士事务的何文伟到任，立即把此事报告给令尹王侯嘉忠。王侯慨然为之，请求上报削牍，并先把可以使用的材料运下山。再次请示之后，才得到准许的答复；于是拿出公帑中征收的贾铁金一百多两来修缮，不久便告完成。博士又派使者奔走千里，来请我写几句话以告诫众多士子。这两位君子办这件事，是多么果断而且善于成就啊！求学如同射箭：把目标树立起来，是为了有所指望；把箭射到目标，是为了达到；射中靶心，是为了巧妙。目标和射中都具备，巧妙自然就存在。我已经叙述孔子为什么能够成为万代之师，以及后世儒者专心传承他的事业；这是树立目标。又根据两位君子果断办成此事，来引导他们达到目标。至于其中的巧妙，我不能说，善于学习的人自会领悟。十户人家的小邑中必定有忠信之人；他们如果喜欢学习，未必比不上孔子。平远是新建之县，忠信之风尚未衰薄，希望他们知道自己应当喜好什么。要仰望目标、努力达到，必定要从程子开始。《平湖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