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经楼集卷之五 【 书类】

译我在山中居住三年，内心一直思念您。每次吟诵《蒹葭》的诗句，没有不感叹伊人正在中州的。到了京城以后，急忙想设法裁纸寄信，却久未遇到方便的机会，心中实在不能释然。忽然承蒙您来信，恍然如同醒来；打开信封后，又有幸读到您亲手抄录的若干种著述，便又像亲临您的几席、亲见您的仪容一样快慰。这才知道您对我的眷念，仍然和我对您一样。您努力求学、笃实行事，已经接近古人；可是您谈论学问，仍然像今人。生在今日而成为今日之人，即使贤者也不能避免。唉！人与言论一起失误的，不必说了；人与言论都达到极致的，又很少。与其言论超过本人，哪里比得上本人值得敬仰爱慕，而言论还有未能达到之处呢？您就是这样的人。何况您惶惶不安，不肯自以为满足；即使像我这样不肖的人，您还屈尊下问，督促我发表意见。这大概就是颜子若有若无、若实若虚，取法中庸的意思吧？我虽然不是这样的人，哪里敢没有话来回答您？我恭敬地读您抄录的文章，其中解释格物说：‘贯通天地万物，而以我为主。’推究这个意思，就可以知道根本，也可以明白格物了。您赠给友人的诗说：‘自求见本体的学说兴起以后，忠信笃敬的功夫便迟缓了，于是使正学的名义和实际混杂不清，而那些玩弄精神的人便借此作为口实。’又说：‘今人喜好高远，只是不安于本分。’这句话即使圣贤再生，也不能改变。可是您的要旨，归根到底在于明白心体。您谈心体说：‘此心本来就是善，怎么会有欲望？’而对于子善所说善恶都是天理、恶也不能不说是性，您又怀疑它是假的。这是把心和性混为一体，大概接近近代好高骛远者的说法，也是尊信心学的过错。我曾读《大易》，读到《咸》《艮》两卦，看到圣人忌讳谈心；读《鲁论》，读到子贡赞美孔子，看到圣人很少谈性命。只有《尚书》有这样的话：‘人心惟危’，这是说心；既然说它危险，怎么能说完全是善的？‘道心惟微’，这是说性；既然说它微妙，怎么能说没有恶？所以说，心若把持便存在，放弃便灭亡，出入没有定时，也不知道它的归宿，这就是危险到了极点。又说‘性相近也’，又说人和禽兽的差别很少；相近而且差别很少，就是微妙到了极点。若确实如此，性还不容易直接说成善。何况是心呢？不过，这里说的是心与性的关系，还没有涉及道。心性尚且不可轻易言说，道难道可以言说吗？关于道以及心性，到孟子才说得详细；这是因为要驳斥告子，而如今世上不只有一个告子了。可惜世上没有孟子了。然而不能不为您说一说，还请您裁正教诲。我听说，谈学问只在于道；道不过是阴阳。谈道只在于天；天不过是阴阳。阳主开始，阴主生发；阳多属善，阴多属恶。上天尚且不能完全违背阴阳，人还会有所遗憾，谁能说善恶不是天理呢？阳一定是一，阴一定是二；一便纯粹，二便杂乱。阴阳氤氲荡漾，人物由此产生，谁能说恶不可以叫作性呢？那么，《易》说继承善道，孟子说性善，又是什么意思？说的是本然。先有开始然后有生发，先有一然后有二，这就是《尚书》所谓‘惟皇降衷’，也是程子所说‘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既然已经开始，怎么会不生发？既然已经有一，怎么能没有二？这就是《尚书》所谓‘惟天生民有欲’，也是程子所说‘才说性便已经不是性’。既然这样，学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行善。阳统摄阴，阴辅助阳，便是内为阳而外为阴，所以中正而为善；阴抗拒阳，阳陷于阴，便是内为阴而外为阳，所以偏颇而为恶。这就是《尚书》所谓精纯专一、执守中道，也是程子把它比作水有清浊，而人应当加以澄治的意思。那么，怎样才能使它善呢？天地之间一切被覆盖、承载的事物，都必须有适当的处置：用人来治理万物，用华夏来治理夷狄，用贤者来治理不肖者，用大贤来治理小贤。上天由此成就最高的教化。君子一身具备万物的道理，也必须有适当的处置：由自己推及别人，由亲近者推及疏远者，由尊贵者推及卑贱者，由多数推及少数，由先知者启发后知者，由大知者启发小知者，由有知者启发无知者。人由此效法上天。这就是《尚书》所谓上天使人生来聪明而适时治理，也是程子所说天理包含万物，事物有美有恶，只应当分别考察而不能流于一物。因此，恶也是性：这是有生之后的性，是一说到性便已经如此的性，是性中必然具有的部分。即使是万物，其性也没有不同；性本来必然是善的。这是天命所赋予的性，是不可言说的性，是性之所以有其根源的地方。即使是人，也难以完全明白它。因此孟子说，声色、气味、饮食、安逸享乐，都是性，怎么能说其中没有恶呢？但其中另有天命，君子不把它称作性；又怎么能不说性善呢？这是性所共同具有的，是君子独自守持的。学习是替君子谋划，不是替普通人谋划；普通人要等待君子来帮助他们尽性。君子，是上天所生、用来尽知万物之性的，是能与天地相参、在天地人三才中立身的人，怎么可以不知道自己的根源呢？所以不说性本身是什么，而说性是善的。谈论性之精微，没有比孟子更好的；继承孟子的是程子。唉，性理实在微妙，因此难以言说。虽然如此，性仍属于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即使说它是善的，仍然微妙难明。心则属于形而下者；对于形而下的心，怎么敢笼统地说它就是善性呢？性具备于心中，但心却不能完全实现性；性通达于天，而人却不能完全合于天。天人合一、心性合一，必定只有大圣人才能做到。所以说：“尧舜是顺其本性而行的。”其次是尽力曲成，也必须反求自身而复归本性，所以又说：“汤武是反求本性的。”复归本性必定要从自身开始，所以又说：“汤武是亲身实行的。”又说：“不能通达本性的人，要通过修身来复归本性。”顺性而行的人已经不可得见了，能见到反求复归本性的人，也就可以了；反求复归本性的人也不可得见了，能见到屡屡复归本性的人，也就可以了。地位、俸禄、寿命、昌盛，谁不羡慕荣耀？饮食、女色、财利，哪一样不是砍伐人的斧斤？斩断不了它们，内心就不会改变；一旦适意便容易忘失本心，行动起来又多有悔恨；心境忽明忽暗，变化迅疾，差之毫厘，便可能成为人或鬼。这就叫作心明，也就叫作明白心的本体。答叔时、季时兄弟

译诸位仪部官员到来后，我得以拜读二位的亲笔信，见二位对心性之旨反复致意，却又怀疑我所说的“元心学误人”。学问不是靠言说就能完全阐明的，而二位向我求教，仍然是在求言说。我能够为此发表议论，却不能亲身实行，所以即使凭二位的高明，又承蒙二位一向的契合，仍不能没有疑惑，何况还寄望于当今世人呢？然而，当今求学的人确实太少了；若没有二位，我还要寄望于谁呢？姑且说明我的看法，可以吗？我过去有《身心性命解》，大意是说：性就是天，纯然无不善；心则有善有不善；至于身体，距离禽兽已经没有多少了。因此，由性到心再到身，是成为贤圣的道路；由身到心再到性，是成为凡愚的道路。所以，上等智慧的人顺应本性，次一等的人反求自身；因此说尧舜是顺性而行，汤武是亲身实行。亲身实行，就是反求本性，所以又说汤武反求本性。反求自身而达到诚，就能复归本性。学问是为中等资质的人设置的，不是为上等智慧的人设置的；学习不过是修身罢了。那么，心处在性与身之间，难道就不可以学习吗？回答说：性可以顺应，心却不能顺应，因为心依附于身体；身体可以反求，心却不能反求，因为心通达于本性。性如乾、身如坤，性属阳、身属阴，性是形而上、身是形而下，唯有心处在二者之间：喜悦时近于乾阳，愤怒时近于坤阴；忽然显现为形而上，忽然又堕入形而下。既不可一味顺从，也不可一概反求，那么该如何学习呢？心真危险啊！它可以判别吉凶，区别人与鬼；即使大圣人也一定要严加防范，哪里敢说什么心学？所谓心学，就是把心作为学习的对象。把心作为学习的对象，就是把心当作本性。心能够具备本性，却不能使心就等同于本性。因此，求取放失的心才是对的。求取心本身就是错的；求取心本身就是错的；求取那迟散放失的心才是对的。我所忧虑的心学，正是因为它要直接求取心。懂得“求心”“求于心”和“求放心”三者的区别，就懂得什么是心学了。所谓心学，就是把心作为学习的对象。那些人说：“学习，就是用来学习这个心的；求，就是用来求取心的。”心如果果真要等待求取，就一定不是与我同类的东西；心如果果真可以学习，那么“以礼制心”“以仁存心”这些话，岂不是反而会成为心的障碍吗？这种学说的源头，始于陆氏误解“仁，人心也”这句话；而陆氏的错误，又是沿袭释氏误解“本心”的错误。足下说新学的错误在于“知行合一”等各种解释，不对；各种解释的错误，都是由心学的错误造成的。通读他的全书，自然就会看见这一点。那么，《大学》说“正心”，孟子说“存心”，又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求放心。正心在于诚意，存心在于养性；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求于心。心正不正、心存不存，应当从哪里用力呢？要落实到修养自身、实践事情上，然后才是真正实行的地方，也才能竭尽我的才力。唉！这就是子思所谓格物必以修身为根本，孟子所谓立命在于修身、以等待天命。您说《中庸》“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在心意上相同。寥寥千年，得到圣人传授的，只有三个人而已。又一篇。季时有一卷《心学质疑》，承蒙寄来，但尚未收到；叔时来信教诲说：“墨子谈仁却损害了仁，仁本身没有罪；杨朱谈义却损害了义，义本身没有罪；新学谈心却损害了心，心本身没有罪。”这番话看似明白，却不知道错误正在哪里。仁义与阴阳相合而成德，分离它们，双方都会受损，但这并不是仁义的罪过。至于心，怎么能说没有罪呢？‘人心惟危’，又没有人知道它的归宿；这是舜、孔子对心所作的定论。足下恐怕还没有仔细思考这一点。答蔡台甫同年 楚地有子诚，正如关中有足下。我们同在清署任职，早晚相聚欢叙，哪里只是演奏埙篪、鸣唱鸾凤而已？何况留都风雅，风气宜人，更是通达人士一向欣赏的地方。近来听说大疏被留置，恐怕足下会因未能施行而闷闷不乐；读到您的来信，得知您认为任职南曹正得其所，又认为能与子诚同署切磋很有益处，忧虑世事而乐顺天理，可以说是两方面都达到了。足下实在很像子诚。我们这一类人所崇尚的既然如此，而当权的有力者却好像替我们悲叹困穷、惋惜不得志，还急切地想把我们一同振拔到云霄之上，却不知道我们这一党早已在云霄之上很久了。当今谈学问的人，大多以佛教为宗旨，起初还只是援引佛理来附会儒学，后来竟推尊佛教、抬高它，反过来驱使儒学为它辅佐，确实如足下所痛惜的那样。足下将要写文章来纠正这种风气吗？哪里只是孟子所说的能够善于辩说、排斥杨朱墨翟呢？唐代有韩愈，宋代有程明道，千百年来都是我们的老师。若不是真正看见世道人心的弊病，感到它与自身痛痒相关，就不能有同样的愤慨，也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愿足下努力。您来信所说马君嫉恶过于严厉、锋芒过于外露，这确实是他有所不足之处；这不仅不是处世之道，也不是值得称道的名言。您的警戒启发很多，岂只是针对马君一人呢？以后相见时，我当替您转达深情厚意；马君一定会有所答复。子诚编纂有《国朝大政记》，他的用意很好，幸望足下共同删削润色，使这部书得以完成。将来把它藏在名山，二位才子的名声，当同钟阜、石城一样长存。作为同袍的光彩，怎么样？答梁生 承蒙您来信说明礼制变通之事，足见高门厚重的家风；同时我也私下感叹足下所处境地的艰难。礼制到了穷尽之处便会变通，变通便能通达；足下今日不正是礼制难以两全的时候吗？从大母方面说，丈夫死后应当跟从儿子，这是最大的纲常，不能让她专擅决定而造成违礼的遗命；从次公方面说，嫡子不为后嗣，实在是古今通行的礼制，也不能轻率顺从，以成全母亲的过失。二者都有过错。然而，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做了，也足以伸张他的私情；如果知道这样做不合义，赶快停止便是。凡是不能成为训则的事情，以及因形势不能实行的事情，都应当用义来裁断。来信所说“既不服从所继之父，又不服从所生之父”，这句话值得思量。天下难道有无父无母的子女吗？我私下认为，作为长公，不必依古礼立后；作为足下，则应当继承并称为宗，不应当立后。应当附祀祖先而祭祀他，使最终两位兄弟的全部现有产业都作为共同祭祖的田产，这样也许宗庙能够享受祭祀，子孙能够保守这些产业；这份心意，也足以报答长公于地下了。如果实在无可奈何，那就姑且从俗，向大宗之庙禀告，用令弟来替代他。这样，私下的心意虽然仍在，距离礼制也不远。除了这个办法，我没有听闻还有别的办法。抱病勉强写此，不能详尽。答吕宪使叔简年兄

译庚寅年夏至后的第三天，年弟伯元叩首，呈给总宪叔简年兄侍史：这次抵达京城，同袍已经星散；每每想到兄长总宪三晋，离京师数千里，而且所任官职又是掌持纲纪、作人表率的地方，仓促之间实在难以问候，不像利瓦伊卿居于秦地、孟叔龙居于洛地、顾叔时居于吴地，平常一封尺素便容易互通消息；我哪里能把一个字飞送到兄长身边呢？没想到兄长思念我仍然如此。既承蒙赐来佳音，又附以精美刻本，我连日连夜读它们，令人应接不暇。大体说来，文章记事实，文辞严厉，论说委婉，而施政方法并不强迫世人；至于其中的道理，则是从我们自身所具有的地方去寻求。所谓出发必有根本，做事必有次序，正是如此。兄长治理国家的才干一向优长，即使这是由您的学问所致，也同样是上天赋予的。您所作《乡甲》一书，弟弟过去任县令时曾经试行过，意思也大略相近；只是下层略有成效，上层却多有嘲笑，这是因为各人所处的分际不同，而且南北形势也不同。顺着风呼喊，登上高处远望；上面有喜好的，下面一定更加盛行，这就是兄长今日所说的情形。至于《风宪约》内所载提刑事宜二十款、《宪纲十要》，您认为应当著为法令，永远流传而不可删改。积贮一项中所论三仓的法则，弟弟无论在官任职还是居家生活，都尽力实行，至今仍共同遵守。唉，实在难以对当今世人抱有太多期望了。往年弟弟离开京城时，听到兄长被外放任职的消息，惋惜叹息了很久。若说“监察司宽缓而铨曹急迫”，那是掌事者的错误；如今竟是这样，即使长久任职于铨曹，又有什么可增加的呢？即便所按察的属地未必处处都受到恩泽，流传下来的风气也已经深远了。《刑戒俭约》《岱宗语》都很有关系，《毒草歌》《蕲庄行》又是多么悲切啊！《风宪约》中有称赞字义古雅的说法，为什么不从我们这些人开始呢？难道不是对弟弟太冷淡了吗？我冒昧恭敬地先做这件事。偶然有几张粗陋的刻稿，是临行时尚未完成的草稿，附上请您指教。伏在纸上写完，心中惘然。启呈太宰杨公 去年冬天，有人从贵州携带贡表回来，我托他附上启文问候，不知是否曾呈到您的案前。近侍台长李公反复称述您的事迹，我才知道本月是阁下初度之辰。遥望东海，怎能不尽情祝愿？朝中的大老，自阁下离任以后，追慕您的德业者不少；像李公和如今的太宰陆公，尤其深切。若说胸襟广大、涵养深厚还可以勉强做到，那么甘于恬淡而不让人知道，承担嫌疑而独自承受，任凭人我动荡而全然忘却，恩怨尽皆消除，挽救时局艰难而神色声音不变，即使古代的大臣，又有什么能超过您的呢？若不是两位公卿长期任事、深知您的缘故，也未必能够窥见到这种境界；即使是我，也还惭愧不如二公。因为我常说，按您的道术，应该辅政六年；如今任太宰，仍然委屈了您的才干。由二公的见识来判断，我过去对您的了解还浅薄得很。归来住到林北之后，您的精神气色更加旺盛；上天难道是有意让您关注这个社会和百姓吗？客舍之中没有什么可用来祝寿的，谨作短诗一章，姑且表达我的私情。倘蒙您赏鉴，也足以使您知道我的心意所在。启呈太宗伯沈公（二首） 近来我居乡时，听说阁下获准请归，私下替阁下高兴；后来又传来您临行之时的消息，说言官上疏，几乎坚定了主上勉强挽留您的意思。您离开以后，朝臣接连上章追述您的道德，朝中充满了咨嗟叹慕之声；直到今天仍然议论纷纷，仿佛还没有停止。于是我又替世道人心感到高兴：上天将要有意于我们的道统了吗？您再次出仕的日期还早，百姓的希望并没有落空。若只是身列朝班而已，那么紫阁黄扉、缠金佩玉的荣耀，又哪里足以换取我在山林中一天的快乐？何况您像鸿雁高飞、凤凰远举，足以作为一代人的表率；对圣明之世所立的功劳，也并非微小。古代贤人所谓“以退为进”，说的就是阁下今日的情形。我今年五十岁，家中两位尊亲都已八十一岁，年纪实在太高，万万不应当再出仕；可是过了期限才来京复职，又承受了这个缺额。阁下一定能够体察我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老母已经习惯于爱子在身边，享受天伦；即使老父起初也很不以为然，到了期限，仍不免被亲友劝说。我每每反省，终究还是反求自身而未能达到至诚。既然退隐尚且不能坚持，重新出仕又有什么益处呢？阁下已经把自己置身烟霞山林之外，能不能替我这个尘世中人谋划进退取舍呢？山中建成了一座醉经楼，有杂作三种尚未编成卷帙，冒昧呈上请您指正。这三年中，唯一能够让我面对父亲感到欣慰的，是和他一起创办社仓，颇能惠及乡人。近来又见吕叔简从陕西寄来乡约册，其中所载条款略为完备；阁下在傍花随柳之余，倘若能够推行一次，可否为缙绅有力之家作倡导呢？接连几年灾荒遍及中原，也波及岭外；如今大司农已经告匮，边境警报日益紧急，不知神州百姓将从哪里得到安生之乐。老臣忧虑国事，即使退居务农之后也不能完全释怀；既然又势力不足以拯救天下，那就随我的身份和能力所及，姑且做一件能够做的事，这也算是施政，您说呢？恰好有一位新任汝□刺史的北君，是我的畏友；我熟悉这个人，可以承当长者的教诲。冒昧代为请托，倘蒙赐复，便不胜感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里〕 又一篇。恭敬地承接您的来信，完全知道阁下居乡时做了建立社储、崇尚俭约两件事，以恩惠施及乡人。先生的明德，由此更加远播。其中，社储尤其紧要，因为这正是富裕之后才能施教的意思。程子说：“人各自亲爱自己的亲人，然后才不会只亲爱自己的亲人。”何况本来就有德行、有地位的人先行倡导，又何必忧虑响应者少呢？我近来读《诗经》，看到《雅》《颂》中赞美文王至德的地方，只反复说“不显”两个字，始终不停止。史臣也说，西伯暗中施行善政，却都被称为文王的善名。只有先生可以当得起这种评价，希望您最终把这些事做成。近代缙绅一到山林，就只以诗酒自娱，难怪先生不愿以此为乐道。先生举动一向以古人为准则，平常生活中，在妻子儿女面前、在暗室之中也不惭愧；至于临朝时垂绅正色，凝然不动，成为善类所倚赖的人，您当日的评价早已确定，哪里需要等到今天？那些人以为阁下耿介而清洁，只是从外在窥见您，并未看见内在；然而外在也就是内在。外在容易看见，内在却难以知晓；他们把我的难知当作病，以为可以迷惑、蒙蔽别人。既然外在容易看见，为什么还要自我断绝呢？人难道愿意自我断绝吗？一定是有原因的。先生还保有这种情怀，应当对他们又笑又怜悯。大体说来，如今朝廷之上，即使当权者未必事事都能遂心，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修身齐家、在乡里实行，使社会得到改善、风气受到维持。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就全由我们自己施为，没有人能够禁止。北壑的福分实在不是容易承当的，阁下难道不应当慎重地自我庆贺吗？詹侍御的祖母夫人已经获赠孺人称号，他的儿子詹迪已经被旌表为孝子；相关题名在十六年。不知对赠给其氏族的称号是否还可以加以旌表，容我另行具文答复。启呈王大宗伯

译过去我获准请归、抵达家中时，老母非常高兴，即使老父也已经安心。转眼三个春天过去，期限已满；亲友们在老父面前一再劝我出仕，老父仍不答应，因为老母想疼爱儿子，让他时时在膝下承欢。没想到有个外甥余生，先前来送过两封信，没有得到答复，便从乡里乘船前来，请求我出仕。我姑且回答他说：“你的话是一条道理；不过，还有另一条道理。道路虽不同，所趋向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我没有回答他便出来，把这番话告诉老母；老母听后很感慨地点头同意。至于其中曲折，不能让他听见，于是知道他已经回报老父了。正在这时，亲友们哄然得知此事，郡县之间纷纷来饯行赠送，情形顿时完全不同；不等老父督促，我也不能不出发了。人生出仕与退处是何等重大的事情，竟然从后生小辈口中说出，便成了律令，真是奇怪，真是奇怪！自从老母二十年前患眼疾，一直没有痊愈；近年她年纪更大，一年到头脚不下堂屋。到了我出行时，她却出来绕着廊檐、站在庭阶上，陈说丈夫的大义，反复叮咛我要保重，过了很久还没有停止。大概是此一时、彼一时吧；我离开之后，想来她又不能不后悔。拥有贤德的父母，儿子就容易尽孝；有孝子，父母也容易表现慈爱。像我这样的人，又有什么道理可说呢？反求自身却没有达到至诚，反而把人爵看得珍贵；退处尚且不能坚持，重新出仕又有什么补益？阁下爱护我，正如我自己爱护自己一样，又还能用什么来策励我，使我或许有所凭借，不至于让知己蒙羞呢？山居的小楼本想整理旧业，却全未完成；现有一两篇杂稿，冒昧呈上请您指正。燕矶、牛渚一带的胜景，有姑苏赵先生在那里；若能与陶渊明、谢灵运同游，又有丰富的述作，这是多么幸运，能够再次追随他们领略风景呢？答周济甫大中丞（二首） 当初弟弟获准请归、抵达家中时，满心以为可以长久侍奉父母，享受天伦之乐；不但老母对此安心，老父也只希望儿子听从自己。到了今年春天，期限已经满了，而且超过了期限；不但老父的意思突然改变，老母也受了六亲阿谀之言的影响，不免催促我整装上路。两位老人爱子到了极点，原本是一回事；爱得深切，就很难违背他们的心意。若不让他们时时享受儿子在膝下承欢，难道是他们所希望的吗？只是儿子的意志不坚定，反求自身而未能达到至诚。途中经过蓝屋驿，我追和白沙先生《台书春晚》中的诗句说：“古驿江头近钓矶，伤心春事故山违；杨朱正恐当年误，伯玉宁知四九非；反命敢云恭父命，征衣忍见负莱衣；庭槐旧绿称觞处，留得清阴待我归。”弟弟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弟弟一向因循习染，尊崇旧习，却没有奋发作为，半生就这样过去了。今年将近老年，而童年的性情仍旧，虽想振作如厉风，却无力调理，知识也茫然不明，对我又有什么用呢？上面愧对天赋，下方有辱于父母，内心辜负了最初的志愿，对外又误负了知交好友；从此才开始有了发愤的心意。若能不懈地坚持下去，还不敢自称已经做到；承蒙兄长有如此深厚的情谊，您将怎样策励我呢？四十岁仍被人厌恶，五十岁还没有声名；若不断地反复反求，直到将要迷失时才复归本心，倘若能从今以后一直做到，即使远游，也还可以借口说是为了奉养心志。唯望兄长记念并督促我。兄长所督抚的淮扬地区，辖境占天下近半，事权既集中又专一。如今大丈夫要在世上施展抱负，即使政府六卿，若不是辅弼之臣和掌管天官的官署，也不能胜任这样的重任。台端请想想应当怎样报答这样的际遇。来信所说的那些话，我不敢当。诗说：“上帝临视着你，不要使你的心有二。”谨为门下诵读这句诗。又。近日从王少宰那里得到您门下请求归养的奏状，以及朝廷借重您的殷切之意，大致都知道了。本想附上一封信托人送去，却一直没有机会。督府地位尊贵，太夫人的奉养也很周备，虽然像潘岳那样乘安车奉母并不适合这里；但您公务之余很多，静修功夫又深，即使是道院里的修业也不专在此处，为什么还要急急忙忙地闭门清修呢？白沙先生劝人，往往把归隐作为第一要义，当然自有他的道理；但考察孔门，曾有人做季氏的家宰，却能与箪食瓢饮的大贤列在同一科，程明道一生也只是做小官，而他的道却接续了孟氏之学，哪里在于他是否高隐呢？出仕和退处又哪里有一定呢？只在于一切都由自己作主罢了。该出仕时却不能出仕，便应当退藏；该退藏时却不能退藏，这正是孔子特别赞许颜渊的地方。先生自许，是否也有这种操守呢？先生今天已经不是小有作为而已，过了这一步，还要大有作为、继续出仕吗？还是说，您所出仕的与所退藏的本来就是相合的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世人所谓的出仕，并非真正的出仕；既然没有真正的作为，又哪里谈得上退藏？不必这样急切。不过，这话并不是说先生。弟我以道为志，并非以俸禄仕进，感情上近于割袍断交；往年苦于不好好学习，竟虚度了半生。近来虽然后悔痛恨，但精力渐衰，聪明日减，与先生相比，岂止相差两层？然而我还厚着脸皮留在这里，其中的心情，即使是老朋友也无法说清。仇心的教诲，确实是在订正我的固执；并不是我以仇心为仇，而是仇心反过来仇视我的习气太重，感情一来便常常固执自守。每次用功体验，越发觉得道心微弱而人心危险。美好而神明的根性，呈现出何等气象，这真是先生所说深入实际的难处吧？近来打算借一个差事经过故里，因为先前循职掌上有小疏被留在宫中，暂时不便题请，早晚估计可以得到。到时顺路经过淮地，当面聆教在即，附此致谢，不尽。答叶中丞年兄 边境正当紧急，天子抚着大腿叹息，朝廷大臣都推重您的才望，认为您是海内第一人。有人说，您将使南海再次见到翁襄敏、庞中丞那样的风采，而且还会超过他们。这实在是宗社之福，哪里只是同僚的光荣！可是您正从西南任事回来，报效主上，哪里想到竟然又要改赴西北呢？您议定处置土夷的事宜，贵人都认为正确，而蜀中习惯于眼前的便利，便产生了不同意见；但有识之士都能体谅您的长远考虑。弟曾向一两位大老请教，有人说：既然催促的命令已经下达，就不应等到朝前再议；既然原议已经没有实行，暂且搁置它，忘掉自己，也忘掉别人。有人说：听说命令后便来待罪，是臣子的本分；应当立即北来，或者还没有接受职事便上疏，或者一面办事一面上疏，似乎都不可缺少。但无论如何，确实应当迅速趋赴上命。在这种时候，国家为重，自身为轻，胸中绝不能有丝毫牵挂阻碍，这才合乎大臣的体统。请先生裁断。寄张洪阳宗伯 前些时日在帝子阁下与您相逢，承蒙您殷勤相待，带酒到江边相会。那时先生正在办理大事，座中又有谈客，所以没有尽情交谈。我想临别时请您转交，曾托范使君将《原易》传给您，把所求正订之处寄去；承蒙您先前的指示，因此至今仍铭记在心。大概往山居时，我妄想着长久居住，每次读《易》读到《遯》卦，便再三留意；唯独对于六二爻的柔顺而居中、志在必然退隐，感到疑惑。这样看来，上面各爻的退隐，都是为了六二；六二正是导致退隐的原因。有人说，六二与九五相应，若被九五拘系而不能退隐，正是权臣贪恋宠幸的情况，这似乎符合本义；但爻辞却说大吉，难道小人可以当得上居中而柔顺吗？如果说六二知道时势而想退隐，只是被君主强留，这或许符合居中柔顺的意思；但其他退隐的君子，并不是退隐所能挽留的，这对成就退隐又有什么帮助？况且《易》并不替小人谋划，小人也不是《易》所能谋划的。这里说的主爻，如果处在当权位置，去留就关系到世道；如果处在闲居位置，出仕或退处就是大节。这些都是阁下今日和日后的事情，也是我私下向您学习而愿意听闻的，幸请赐教。阁下读《礼》之余，在停云馆中应当有很多著述，也希望一并赐示，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与山西相公会面时，请代我详细询问起居；他如今的声望超过归来之初，这才知道阁下往年独自推重他，实在出于情亲意气之外。假如推贤让能的人都如此，哪里还忧虑难以得到人才，哪里还忧虑时事呢？如今掖廷有隐忧，边疆有大患，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山中宰相难道能够漠然置之吗？上天想使天下治平，其凭借就在于人，恭请您留心此事，以副天意梦卜。不宣。启赵宗伯（三首）

译前些时日在山居时，曾把《周易玩词》的抄本托友人谭铨部子诚，请他托请您转阅。当时传书的人行期很急，匆忙送到铨部那里，却没有同时寄给阁下。一方面是认为有事求教长者，即使只写片纸，也应当恭敬；另一方面，那时我正打算长久归隐，即使蒙受阁下旧日的情谊，也不应拿山林中的经营轻率地让身居高位的大君子知道。这层意思很难向铨部说清，所以铨部虽受托表达心意，我却没有说明其中缘故。等到那人出发后，我才后悔：这终究只是小人对待君子的做法，并不是对待阁下的方式。如今我已经是另一番人了。回首从前那种风尘中的旧态，实在可羞；北山草室早已先笑话我，何况还能让阁下听到吗？然而我又来作此说明，是因为大宗伯王公过去曾与我滥居同僚，阁下朝夕与他相处，或许会拍掌谈论古今；像我这样志向高远而行为平庸的人，也可以成为笑谈。《玩词》原来的抄本，如今已从冯宫翰家取回。当时京师中一二位相知，如利瓦伊卿等诸君子，因为我而从阁下处得到此书，多有嘉许和发明，抄录的人也很多。我已经告诉铨部不要再抄；如果铨部还想要，就请留下自己观览。阁下珍重此书，所施的恩泽也很长远。铨部来信详细述说您的雅意，谨一并致谢，其他不敢多说。又 近来有舍亲补官南行，谨写信问候，连封套也已经题好，恰好又承蒙您来信，信中谈到您求归的至诚之意，必定要得到请归的奏状，我因此惘然了很久。往年居山时，屡次听说阁下请求归养；我私下想到，如今形势恐怕难以自由，而大道也不宜催促世人去信奉阁下，固然不在于您归不归；但阁下以一身系天下之重，也不在于所处位置的近远。留都清议的形成，正因为在京城之下，彼此有所顾忌而不敢完全触犯法纪的人常在那里；但也有大不相同的时候。我居留曹四年间，曾两次经历过这种情形。自海忠介公以后，留都至今安然无事；若没有大君子与一二位同志共同维持，想让这种风气长存，岂能做到？主上圣明超过常人，对阁下礼遇不衰，大概正是把您当作忠介公看待。忠介公被起用时不推辞，离去时却迟迟不走，世上没有人怀疑他。阁下难道肯有所避忌，只为洁身自计吗？我因为老亲不能实现当初的愿望，却不敢拿自己的不肖来要求别人；唯独对阁下献上这样的忠告，请您察纳。您信中提到瞿参军，我早就想与他订交，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后自当答复。曾、王、姜三位君子，我都熟悉交游。近来我还曾劝王用晦比部不要给友人写赠言，不知此人是否曾与阁下交游？又 春间我奉旨选取宫人，曾上了一篇小疏，其中引用了世庙遗诏的一段。当权的诸位老臣都担心有所忌讳，恰好铨曹错误地提出推补之事，送到政府讨论；没想到几天之内，内阁传出御札，说庙享屡次派人代行、朝讲长期废止，并引咎责躬，完全符合商王自责的精神，不仅没有避讳，反而如此。拥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呢？阁下的精忠，应当受到特别简拔；从仪制图籍和世道来看，也应当有所转移。主上的至德，实在应当看作上天眷顾、卜问所得的结果。阁下不应安然久居，应当赶快回来。疏稿附上，请您指正。答李中丞（三首） 程子表彰《大学》，对孔门确实有功；然而他解释格物有误，那么这部书虽保存下来，反而增加一道障碍，可以有它，也可以没有它。程子虽然以穷理解释格物，但内心并不安定，所以他的说法屡次改变，往往在言外另有所得。因此虽可以由此窥见他的最高境界，但《大学》的大义反而隐晦了。自从我高皇帝晓谕侍臣，说《大学》的要旨在于修身，而古本用修身解释格物致知，才直接接续了千百年来失传的源流。从此，儒臣如蔡蒙引、林存疑、蒋道林、罗文恭、王布衣以及先师吕先生，往往能够贯通其中的义理；但也只是说在解释它罢了，他们自己学习和教人的宗旨并未保存。其中说得最切中的，没有超过王布衣；然而他不免陷入新学。看他以“心斋”自号、自命，又哪里体现了以修身为根本呢？总的说来，张子厚所谓佛氏以心法使天地生灭，终究不免疑冰；难怪他们相继陷入新学。近来读孙淮海的讲章，他已经阐明了自己的解释，比诸家更为完备；但他最终归结为明心体，把心体作为根本，这只是他所说的根本，并不是《大学》的根本。这样看来，解释是一人，学习又是另一人。唉，新学横行，正传断绝，我这不肖之身又危惧得不敢承当。在这种时候，却有先生这样的人，不凭师传，也不依注解，默默契合先儒遗旨，先得其共同之处；既揭示“正修”，又标举“性善”。他的学问源流清楚，黑白分明，新学便不能混淆了。但我又认为，先生设科过于宽广，门徒过于众多，涉及自我修养的实际功夫还少，建立他人的心意却太多，不免以心意纷扰去感动人，仍难以谈到知止而后定。《易》以咸卦说感应，贵在无心；以艮卦说止，只止于自身。知道止在自身，那么身内身外都不必急切了。那些说“明明德在亲民”的人，是以昏昏之己使别人明白；把末当作本。那些说诚己诚物的人，自己刚要耕种自己的田地，便急着去耕种别人的田地，也仍免不了本末混杂，总之都是不知根本罢了。世上没有不知根本而能诚其意的人。上天还没有使斯文丧失时，已经赋予先生以阐明学术的独到智慧；如今又把他置于孤独独居之地，使他处在妖寿不二的境地，削去浮华，挫去锋芒，使他返本复初、观复深根、固守根本。难道正是孔子所说的尺蠖屈身、龙蛇蛰藏，安养自身，将渐渐达到德盛而化神的境界吗？不然，他所遭遇的困穷为什么到了如此地步？从前文王、周公困穷而演《易》，孔子困穷而断绝竹简编联。我们的道至今还依赖这些事：道理因屈抑而伸展，道因晦暗而显明。上天给予我们的，并非偶然；它使我困穷，难道又是偶然吗？因此读淮海的著作，更加痛惜诸君陷入其中，所以对先生有所期望。不知我把这些作为根本的意思是否正确，敬请察纳并赐教，幸甚。又

译得到差事以后，本来满心打算相会，只因先前诸君出京稍迟，而几位老臣中有人提出意见，所以行期想要提前，避嫌也要更加彻底；除去拜见堂上、辞朝、辞部之外，几乎没有空闲，因而失约，想来先生能够原谅。临行时在箱中检出先生的大作，其中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总是修身的功夫，只有一件事，并无两件，这话是对的。但先生的意思仍把格物解释为凡物之物，我的意思则认为是自身以及家、国、天下之物。虽然凡物之物不超出身、家、国、天下，但《大学》所指，专门以自身对家、国、天下来区分本末，没有空闲谈论凡物，所以说‘物有本末’，又说‘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格此，就是格物；知此，就是知止。先生所说‘万物皆备于我，一物当几’，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知道以修身为本，就是知道根本，就是知道止，就是知道事情的先后；但把正心、修身并举的说法，仍然是两件事。格物致知义理中所说的‘物’，也不免越来越远了。大概是知道知本就是知止，却不知道知本、知止就是物格、知至。罗布衣反求诸己的说法，与我的意见很相合，对先生也很有帮助；只是他指说的物，又被旧说束缚，不知道本文的意思其实很明白。先生姑且从他正确的地方推广开去，便可以得到结论。唉，反求诸己已经说到极点了。孟子说，行为有不得，都是反过来向自己寻求；一定要像大舜那样向上天号泣、背负罪责、归咎自己，然后才可以说是反求诸己吗？正因为这样反求自己，上天才必定保佑他，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又 《论语大意》和《道性善编》两篇中，有许多精到的言论，能够发明前人未曾发明的地方，对孔子、孟子的功劳很大。《大学》的根本在修身，所止也在修身，这已经明确，也是一致的；但对于格物，却好像仍把它分成两件事，为什么呢？承蒙您督促，冒昧请求指正。适逢将要迁居，来信暂且送回记室，并借此致谢赐教。答王少宰麟泉 昨夜有客来访，详细告诉我太宰公和选君从前对我的殷切错爱，以及如今政府中的美好情形，我全都听到了。鲁侯没有得到施展，实在是上天造成的；我们所惭愧的，只是道德不及先贤。若论遭遇和际会，我已经承蒙太多幸运，愿您不要再多说了。南方的贤者，恐怕没有超过谭子诚的。不知当权者能否相信他？附此启告，惶恐不安。与顾叔时、季时 去年夏初刚到京城，偶然在一位朋友席上谈到给太安人寄奠礼的事。当时在座几人，大多与两位交好，都约定一同举行。不久维卿兄从关中回来，我便把这件事详细告诉他。维卿说：‘不可以。诸位不是我平日交游的人，我和您共同办理才可以。’我心中认为合乎义理，维卿又不愿违背先前的约定，因此迟疑了几个月，久而久之，原来的约定便杳无踪影。但维卿不断督促，这件事才终于定下。恰逢维卿奉命任中丞，他便把事情全部交给我，并告诫我不要专擅，只须置办礼具前往；但抄写稿本、封裹礼物、派遣随从等事，由我代办。这番心意，两位想必知道，幸请两位选任而行，不要辜负这片殷切之情。维卿将要分别时嘱咐说：‘共同给两位写一封信，署名时要自称友弟。’我说：‘不可以，我和您都是年长者。’他说：‘有道理吗？’我说：‘长幼有序，列在大伦之中。如今不论长少，称人一概叫兄，自称一概叫弟；与泛泛交往的人这样还可以，在我们同道之中却不可。平常口头称呼或许可以随俗，写在书信中就不是应有的规范。我的家乡聚会交友，这种风气还存在：只有年少者可以自称弟，年长者却不能这样。推重长者，称兄，或称某字；称某字兄，就是长者，即使年过二十，也只称某字先生，不涉及少者。长者称少者，称某字、足下，或贤弟；自称只署名，或称仆而已。往来书信中，无论长少，都可以称友生。’维卿说：‘您这话是对的。’这些虽是琐细礼节，关系却不小，特附信报告，请您裁定。与孟叔龙（三首） 多次错过与左侯会面，实在饥渴难耐。顾叔时来信说，程子关于善恶都是性、都是天理的说法值得怀疑，这与您的意见很相合。能够有这种疑问，正是学问用力之处，我们同道本来就应有此疑问；我所希望的，是您最终能在这里有所进益。假如暂时还不能相信，也仍须守住这个疑问；程子所谓守住自己所有的，就是这个意思。高明以为如何？原易的调任当然是事实，但似乎这位兄长的心事终究没有被天下人理解。看来人本来就不容易被了解，了解人也不容易。原易从此长久归隐也可以了，不知当权者对此人是否还有意？我打算借一个差事经过故里，恰好小价刚到舍中，承蒙您多方庇护，使旅途中的愁怀宽解不少。近日因僧人修葺房屋，暂时迁居前巷，什么时候才能不误承您来访，与您见面交谈呢？又 小疏中所引用诏书的一段，诸位老臣中知情者多有忌讳之虑；没想到御札竟说了那些话，这才知道主上的英武神圣超过千古，正与成汤自责相同，连轮台诏、奉天诏也不足以相比。先前打算借一个差事，因不便题请而作罢，如今又被有权势的人取走，免不了影响我的行止，何时出发还不能确定。适逢南中寄来两种旧刻，昨夜读它们，因而想起当时与诸君研究此书的情形，那种气象还可以想见。近来我轻率荒唐，虚度岁月，也辜负朋友了，怎么办呢？又 我卧病在床，不知不觉已经一个多月了。恭听您荣升，正逢政务繁忙；虽相距很近，心中所怀仍只能共同寄托。有一件十分想说明的事：我上月已经向仪曹借差，打算在夏季问省亲。我这点私情，只有知己才能深切体谅。即使不是这样，我这多病之身也正适合闲散职位，承蒙诸位先生相助，已经非常感激。若让当权者一定要推举我，恐怕反而损害我平生的志向。偶然听说敝省铨曹有空缺，竟有人提到我，难道是传闻错误吗？为什么左右不早些制止呢？况且敝省现有四人，资历俸秩都相称，年轻而有才质，自有足以胜任的人，何必求之于常例之外？如果确有此事，恐怕是当权者的谋划过分了。冒昧写信恳求，并烦请转告孚如、诸文善，替我婉拒。这一天人才一到贵署，就如同蓬草生在麻中，人的气象与往日大不相同；新进俊才正应当加以培养，不要说后辈不如前人，更不要只满足于现状。我勉强病体写信，恳求至极。与诸延之 近来听说您随学使巡历中原，文献方面的事情都由您品评题识，英俊之士也都得以入选，这对我们的道学很好。但不必让桃李都集中在门下，才算您像太公；您如今不必担心门墙下没有人，只须担心收取过滥。不必担心当权者没有知己，只须防备被讥为熏膏之徒。彼此因声气相同而求取，这是好的；但随后投靠我以求名、窃取我的声誉以求利，都应当辨别，并用有道的方式处置。所以爱敬我的人未必全是贤者，平平淡淡、显得自我疏远的人未必不是君子；还有处在我之上、凭势位欺凌我的人，以及列在门徒之中却故意讥讽侮辱我的人，世情百态无所不有，都应安然处之。反过来用仁和礼对待他们，自己能够得到老师，然后才可以做人的老师。尤其嘱咐您：儒官事务多有空闲，正好读书。近来您在研究什么地方，幸请告诉我。季时近来听说正在读《礼》，辨析其中真伪，家庭中很有兄弟师友的意味。季??以钱财在乡里取得信用，并使这种信用行于乡里，确实是诚意所感动的结果；还能时时互通消息吗？我们同道如今不能没有遭遇，只怕盛名之下难以相称，幸请彼此记住这一点。答王用晦

译学习以修身为根本，近来完全有同声相应的人了；但若不能兼具好学、力行、知耻三者，身体和品德就不容易修养好，恐怕即使知道根本的人，也未必把这一点弄清楚。恰好承蒙来教，说学问的本末虽然有次第，却绝不是片言能够说尽；古代大圣人之所以详尽地说博学而特别重视躬行，很少谈到心性，由此就可以明白其中的缘故。这话说得对。您又说稍稍处于沉默状态，更加致力于反求诸己，这正是我数年来妄自发愤所认为的第一要义，敬佩并感谢您的教诲。讲学有禁戒，酬答应酬的文字有禁戒，我一向都守着这些规矩。何况文字竟至于祝寿文章，更是前代先贤没有过的事；不过，怎能把这些规矩施加到您身上呢？恰逢司马君实，实在不得不多写几句。刚刚脱稿，只请您与子诚一同阅览指正。您在好学方面已经很好，而且是真切的；‘反求诸己’一句就足够了，更不必再顾虑世人和我意见相同还是相异。佛家所谓相互印证，程子也曾笑话它。希望您依此继续努力。不宣。答谭子诚 这次从山居再次出行，只是偶然，并不是为了躲避美缺；美缺似乎本来就不必躲避，何况我的贤能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这是爱护我的人替我找的说辞，您难道会相信吗？宗伯赵公错误地把我列为旧交，所以先前索取《易》义抄本时，我不敢写信给他，也只是想坚持长久居山的原则罢了。如果他知道我将要出山，我哪里敢不写信？本来应当立刻裁信附上，因来使骑马等候索取，几天之内没有机会；恰好有便人，便不再耽搁。《易》义一……近来到了都门，已经从冯太史家取回。如今不敢再烦劳随从，如果已经抄录，请您留下自行观览。王年伯的寿文，业已破戒替他完成；另有拙刻一帙和给李先生的信、错误解释的一幅文字，一并呈上，请您阅览指正。与蔡台甫 古今有志之士，能够处在言路而直抒己志，并且气势雄健足以驾驭文字、文采足以发挥它，能够伸张君主威严、维护国家大是大非，使群小寒心、王公震慑，让学习的人凛然如同见到本人而不留下遗憾；即使在史册中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像您当日被御史称许，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一度流落，很快又恢复清班，古来盛名之下大多有这样的坎坷；像您这样既有遭遇也有际会的，并不多见，所以知道您今天一定能够安然处之。何况有谭子诚、郭哲卿诸位君子朝夕与您交游，曹中事务又多空闲，正好共同讲求学问，培养已经具备的德性，充实尚未具备的部分，以等待大用，回应天下人士的期望。现在正是时候，您应当努力。答李于田 再三阅读《东鲁学政》，内容多么宏大而细密，委婉而有条理！其中关系最大的，是提调和教官两条，而教官一条尤其重要。过去我曾写过一篇赠教官的文字，意思似乎可以相互发明，专门抄录出来请您指正；只是恐怕不宜让东鲁教官听到，而且还不知道您履行尊约以后，积久的习俗会变成什么样。唉，风气滚滚下流、委靡不振，江河日下，不只一件事情如此。您的行为可以看见，您的用心也很勤苦。假如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只须拿这篇文字去做，我私下也有志于此。今年我已经过了五十岁，怎么办呢？一切都交给您去做吧。山中本来不打算出山，后来又出山；出山后想归隐，却又不敢说归隐，打算在三四月借一个差事出行。跋涉万里，难道是喜欢劳苦吗？您可以谅解我的心情。京城自从利瓦伊卿兄赴楚以后，旧日相知虽少，署中一时却多君子，足以相互嬉游；公务之余研究《春秋》《三礼》，已有一些次第，也未尝不好，只是无奈乡关频频入梦。除夕、元旦两首诗题在扇头，您读了，难道不会有同样的凄怆恍惚吗？郭哲卿听到消息后回家，须到夏初才能到达。王藩甫来报，说已经见到魏懋忠的挽诗；从邦伯的贤能、百姓所感受到的三代遗风，其中都可以看见。藩甫因此获得不朽，我们同道也有光。连日有空，来卷还没有看；看不看与您无关。您对于我们的道所能依靠的，比交往作文重要得多。君子居住在一个国家，在当时有声誉功业，在百世有风流遗范，您一定不会用后者换取前者；还请更加努力。答耿学宪 在京城分别，已经将近二十年了。我窃取求学问道的名声，半生却没有成就；人生如火花电光，余生还能有多少？读到来信以及您教导士人、考课士人的各种训言，不觉恍然若有所失，惘然不能自持。其中关于‘为己’的一问，尤其深切，正可作为我的对证。您说，可珍爱的正是这个自身，可畏惧的也正是这个自身；若不是极其玩味探索、实际体验，就很难说清。那里的人中也有理解的吗？所谓可畏，是外在的交往侵入并动摇我的内心；所谓可珍，是内心的安定支撑我的外在行为。看见可珍的，就能克服可畏；看见可畏的，就能守住可珍，二者相互成就。由责求自己而舍弃自我，由舍弃自我而推及他人，这样就知道真正的自己了。这点微茫的见解，不知对于您的明问是否正确，幸请指教。莆田有位宋肇斯先生，是个有学问的人。前些时我曾把他告诉同年汪蔚翔，不知能否替我访求一下，特此奉闻。答范原易（二首） 过去豫章有人传说太守召集会讲学，我不想听闻。近来读新刻的教言，原来都是视学时考课诸生的话；视学考课诸生，是提调的职责，这本来就是分内之事。难道只有太守有本分，各司也都有本分；我们无论在家、在乡、在国，都有自己的本分，只是很久以来难以尽到罢了。不求尽自己的分内之职，反而求在分外多做，这就是今天会讲风气盛行的原因。分内和分外，诚与伪分明可见。整个世间舍此而求彼，为什么？就是因为不知道根本。没有不知道根本而能诚实的人，也没有不诚实而能感动人的人。这样说来，会讲对人有什么益处？只是损害诚意、损伤自己罢了。教言中关于致曲的解释和经纶大经，是从前未曾发明的地方；其他相互有得有失的地方，也冒昧评论，以回应您来信督促我的意思。讲解不能说没有益处，也不能说不是学习；但反求诸己的说法简约，若能为我所用，使各种说法贯通，实行起来没有障碍，那么进步就不会停止。利瓦伊卿兄的从弟要求观看，想保留笔迹而改用抄本，可见这位兄长好善的诚意。如今寄信答复，仍求您方便时再惠赐刻本，便很幸运了。弟近来才开始觉得自己发愤，颇能体会古贤五十岁时的心情，只恨不能与兄当面质证。有一封答孟吏部的信，略有发明，录上请您指正；如果张宗伯先生问起，也请一并指教他。又

译前些时李别驾出行，我附去一封短启，并请维卿兄转寄《首善编》一部；启封的第二天，就承蒙您亲笔来教。从来人那里得知二郎也考入贤关，恰好我的儿子也偶然获得侥幸，因此更加欣慰欢喜。大疏中知道有一两处是出于不得已而牵连提及，又是不得已中的不得已。议论的人虽多，但正气一定会胜出：上有圣明英断，下有诸君子维持，而兄平日所操守、在明时所激发的志节，可以质问鬼神、取信金石，所以能够独自承受众人的愤怒，独自阻挡狂澜，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议论者有三种说法：第一，在驿递稍宽、仕途稍便利的日子，法令却转而严厉，一旦涉及权要，就应当查究参劾，难免连累并非权要的人；第二，经途各有司的应付，误累了后来接管的人；第三，只有院长李公以‘情’和‘法’二字把事情处理尽了。那些被连累、被误及的人，看到本道执法虽严，实际执行却宽恕，本来并没有查究参劾之心，只是出于一时仓促；他的用意忠厚，在疏中前段抚按申令、后段讳言当路逢迎两处可以看出。李公可说是独自了解良工的苦心，而吴驾部又能够坚决帮助他，二三位君子随即赞成，都是意料之外的事。复核稿写得委婉曲折，很不是最初的愿望；等到奉旨下来，才觉得完全畅快。凡是相知的人都共同称颂天王圣明，能够照见远方而超过千古。议论者还有一种说法：我们哪里敢就此忘记反省？为今天打算，处置更难；原任者不得不再向抚按说明，未尽说明与错误牵连两件事，也应当引咎向世人谢罪。世人不见得只责怪别人，能够知道自己的过错；兄处置这件事，一定自有办法。弟常说，原易爱人如爱己，维卿忧道而不忧贫，都是弟做不到的；可是这次行动，却被世人看作刻薄迂阔之人的行为，难道我们的道不是如此吗？前次送维卿赴抚三楚的序中，正是用这个意思相互勉励。我私下料想，维卿的举动一定会与兄相同；但还怕他在浑厚宽容处未必如兄，那么两位兄长背负时人的误解，使世人畏惧而我们的道孤立，都是我的过错。怎么办，怎么办？与维卿（三首） 署中有三三友，是有志之士，早就希望见到维卿，多次与弟商量，等您来访时约他们作一次良会。只是彼此像参商一样，连我们两人也常常不能相遇；相遇时又有时遇到不得已的事情，不能久坐。昨晚本想借拜谒先师庙的机会，提前邀请弟一同前往，恰好弟奉公差，因而违背了朋友的约定。如今定在什么时候能劳您驾临，好让我先约诸友呢？范原易从江西寄来著述，孟叔龙从洛阳寄来著述，我忘记自己的愚昧浅陋，冒昧加以批评，不知是否恰当；两位兄长都不想给别人看，但不可不请兄一同阅览斟酌。天下寥落，像两位兄长这样的人，我确实知道他们是我们道中的人物。虽然言论间有时夹杂新学，其中必有不妥之处，正应当请兄深思。叔龙来信说没有副本，原易似乎也等候回信后才刻印；幸请妥善保存，等兄全部阅览后再寄回，务请留意。我看兄近来的见闻稍微驳杂，凡有一技之长，便收取应制文章；虽然这是盛德之事，恐怕不免妨害我们的本业吧？弟从前悠悠忽忽，近来才敢当作发愤二字；又幸得吾兄朝夕相期，共同登上彼岸。不敢以年老衰退为辞，只是时光已经过去，唯望兄振作我、辅助我，实在殷切。又 恭听太夫人、叔母能够到官舍，这正是迎养亲人的最大快乐，也是人子最高的愿望。兄为什么还苦苦想请求归去呢？关于邪道惑人的话，我大概没有听说过；世上从没有邪能够胜正、因而使人动心的。如今皇上特地下温旨慰留，完全出于圣断，这是从前没有的遭遇。我们应当怎样报答呢？关于大计、大科的那篇疏很切实，而科场尤其关系重大，只是不知负责覆核的人能否充分领会圣旨。大概有孟、邹二兄在，一定会相互发明。沈同知的事情，我先前已经告诉过您，没想到又有这篇疏；知道兄必有不得已之处，也不必一定以该道为依据，只要确实看清道理究竟如何就行。京师诸公中有很赞成这件事的，但他们的意见与兄不同，不值得拿来对兄说。楚中抚按同时请告，似乎不合体制；如今崔侍御要到明日才上疏，只恨不能阻止他，恐怕后来与兄共事的人未必比得上侍御。兄虽居楚地，却能使朝廷中的人严肃敬畏，使我们的道不止施行于一方。以后请求归去的话，幸请不要再说出口；只望努力报答主上的知遇，回应舆论的期望。仓促写就，不再一一。又 近来兄因为节省过度而有误传，弟因为责善过急而有误听。这两件事确实都是过失；但如果没有节省过度的过失，就不足以成为兄；没有责善过急的过失，也不足以成为兄的朋友。这样的朋友，世上还多有可望的吗？既可以反省自己，也可以庆幸有这样的朋友。治理国家的人，奢侈时就应向人显示节俭，节俭时就应向人显示礼。兄刚到楚地时，确实应当崇尚俭朴；今天则应当崇尚礼。礼有以多为贵的，如祭祀圣人、尊敬贤者、敬养老人、抚恤孤儿之类；礼有以少为贵的，如在津要处逢迎、酒席铺张、货赂公行之类；礼有一经倡导便不敢废弃的，也有因当地风俗而适宜的，如古人入乡问俗；还有不近人情而实际是礼的极致的，比如全国人都像发狂一样庆贺，而孔子认为那只是一天的恩泽。兄在这些事情上都有天理法则，不能凭主观轻率地决定上下等差。兄作为上官，对待下属，有的必须跪，有的必须拜，有的必须作揖，有的必须留下喝茶，有的必须留下吃饭，这些都是礼所产生的。对于贤者，本来应当破格优待；即使是庸常大众，也不宜故意削减礼数。天下贤者少，庸众多；若对贤者超出常例，对庸众却连常例以内都做不到，不但庸众会愤怒、惭愧、阻怨，贤者也会害怕而不敢承当，恐怕培养人才的方法不是这样。因此治理国家一定要依靠礼，求学问道的人一定要爱人；没有不爱人而能教化人的，也没有不依礼而能爱人的。《尚书》说：‘你不要对愚顽者发怒嫉恨，不要要求一个人完美无缺。’稍微有发怒嫉恨、求全责备的心，爱人的心就无法充分扩展开来。愤恨世人和忧虑世人，愤恨自己不能做到和怜悯别人不能做到，二者的用心宽狭、格局大小，究竟如何呢？请兄好好思量。天道先有春，人道先有仁；一切都应包容处置，并且要有方法。言语不能尽意，恭请省察裁定。与邹孚如

译近来得到御札，读后令人落泪。本来打算写一首抒怀诗，忽然想起老杜的诗说：‘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羽翼怀商老，文思忆帝尧；叨逢罪己日，洒泪向青霄。’于是便不再写了。我私下料想，您的心意也与此相同。先前我打算借便道上的差事，于本月出行；有人因为小疏近来被留在宫中，担心有所忌讳，暂时不便题请，所以差事已经具备却暂且迟延。如今看来，可以概然进行；但前一个差事又被有权势的人取走。小小的进退本来也有定数，难道还能追问吗？僧人修葺房屋将要完工，我当恢复旧寓，等另外有合适的差事再作出行的打算。恰好有人从南都来，带来《二程类语》和《白沙文编》各一部，奉上请您阅览。其中有些错误评论，是往年尚未定稿的说法，也一并附上请您指正。年内收到您的亲笔信，实在高兴。信中说‘朴散则为器，器复归于朴’，我愿不肖的我成为器，而周元孚更成为朴。诸位相知听了，都纷纷认为这是名言；不过我回头看自己，尚且不能成为器，而朴的流失又太多，二者都失去了。或者，我也可以处在朴与不朴、器与不器之间吗？您能允许我这样吗？李文学来时，我起初只把他看作贵乡游学者一类；后来因我抱病，接见很少，时间久了才更看重他的人品，也更加赞叹佩服您善于选择朋友、不轻易许诺。他与我们道中的诚实相合。世上那些结党招群、早晨才相识、晚上便号称同志的人，彼此各自藏着心思，却随意把关系说成如兰花般芳香；听到您的风范，也应当惭愧。您留京时，原来是您长久游玩的地方，如今还有谭子诚、蔡台甫、王用晦、蒋大理、张户部诸位君子在那里交游。如今的造诣，难道甘愿成为六朝人物吗？有便请教导他们。答朱学宪 过去经过豫章，住在原易的官舍两天，他不断详细谈论您的门下。原易说：‘我在这里做官已经四年多了，在上官中才遇到一个人；先前的中丞、余姚陈先生，近来又遇到一个人，实在只有您的门下。’他不让您与两位先生相交往。看原易这些话，他替您门下述说的情形也可以知道了。所以虽然我还没有给您写信，您一直在我心中；原易能够与您相互考察德行、讨论学业，我私下替原易高兴，也深深庆幸我们的道不孤单。《易》中的兑卦不是说‘君子以朋友讲习’吗？兑是圣人最为喜悦的卦；但朋友之道就难说了。知音稀少，佳会不常；即使您与原易相处，又怎么能长久不分离、只喜悦而不悲伤呢？所以在原易未拂衣而去之前，我已经预知会有离别之感；等到您的教令到来，才知道您对原易十分挂念。原易有志于幽居，去年已经显露出来，如今果然如愿，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惭愧的是，我以病弱之身厚着脸皮留在郎署，对圣明之时没有补益，长期辜负青山之约。如今只愿原易早日扬鞭前行。恭惟您掌管命运般的文章事业，独自承当天下学士的盛誉；乡里的先哲，从吴、胡二位布衣直到罗文庄，使我们的道绵延如一线，必定需要有人推扩而昌明它，希望您不要推辞。讲习的意义，不是今人所谓的讲学。这里讲学风气最盛，即使原易这样的贤者也不免受其影响；希望您不要再这样。五帝时让老者陈说，三王时向人请教，古代君子以礼乐相互展示，哪里一定要靠讲学？何况您职掌专一，没有一项行动不在职责范围内，职责本来就难以尽完，哪里还有闲暇另设一科？其中尤其应以不言之教显示准则，树立宏大典范；近处反而更远，渐渐使人不知道何谓真理。一分真实就有一分收益，也许这样，学问才能自行考察。来人附此致谢，不觉又说多了。启荐主刘主公 如今的学士称人为老师，能够比照古礼而受到隆重尊崇的，只有座主和荐主。座主并非有意，却在科场中被人认作老师，成为一生功名富贵的阶梯；这未必是旧日交游，也未必有亲自指授。荐主则以职事临察，平日在按属之中令人敬畏，使人有所观法；奖励善者、教导不能者，等不到政绩完成便按荐举之典加以推荐。知我的是座主，成就我的是荐主；座主以恩，荐主以义，都是合乎师道的。唉，师道不明已经很久了。若说亲近义理，荐主大概更是如此吧？孔子说‘以德报德’，又说‘一定要正名吗’，德只有一个，名称却似乎应当有所辨析。荐主奉天子之命，作为百官的师表，又从中拔擢其中最优秀的人；若报答巩子，便可比拟国子先生、督学使者而以之为师，按义理说确实相近。然而大贤君子仍私下不断回避，说：‘这是王命，我哪里敢把它当作私人的关系？’一概推辞，仿佛不敢听闻；于是古代淳厚的风气、无言的形象，反而更加使人敬仰而不可企及。何况所谓大贤君子，修养自身，推行于家庭、国家，即使做官也足以成为后世的规范，流传百代，何况对于登门求学的士人呢？从前一种情况看，师分尊贵；从后一种情况看，师道建立。大家共同尊奉为师，您不必推辞。京城距离府上数百里，算来很近；我们虽各自被官职牵系，不能亲自承受您的仪范，但大老的仪表规范在朝廷中为人倾仰，确实早已耳熟。只是向来缺少问候起居的信，仿佛甘愿置身于面墙无知的境地；因此无不感叹从前的际遇，又惭愧今日的疏远荒怠。谨托长公的便利附致问候，恭请俯察。答座主陈公 韩愈说，山林隐居者不能忧虑天下人的忧虑；如果真有忧天下之心，就不能隐居。我每次诵读这句话，没有不感叹贤者的存心与世俗所追逐的功名完全不同的。只是既然忧虑，就终究是忧虑了；这对天下又有什么帮助呢？韩愈当时已经难以得到大用，只是把先天下之忧抱在心中，对时局又有什么补益？不过，评论唐代名人，韩愈必居其列；地位不必是宰辅，道术不必得到大行，而能卓然如泰山北斗，声名施及一时和后世，这正是不安于山林所取得的成效。有了韩愈，即使处身山林也不能遮蔽他的光芒；既然已经成为韩愈，又何必把隐居山林当作高尚呢？所以到了弟子登门上书，也不以此为耻，后来那些大儒尚且不敢轻易评议他的得失，何况没有登门上书的人，难道可以忘掉忧虑天下吗？又可以说，天下并非一个人所能忧虑的；放下这件事，借山林隐居的高尚来胜过那些人吗？我唐伯元虽不肖，不敢因此自求安逸，也愿当世大贤君子不要贪慕虚假的清洁而辜负清明的时代。假如说地位已经稍高，不能随时俯仰迁就，那么形势便不能顺势稍作移动，壮志很快毁掉，晚节便不如退隐更好；然而世人所称的大贤君子，决不会这样。如今负有大贤君子声望的人，没有超过座主先生您的，而您的精神形貌更加旺盛，壮志更加坚定，那么您进退之间，对于天下、对于我们的道统，谁会获益？这确实不是门墙中志士所乐于阿谀的。主上圣明，度越千古；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我一心向往报答君主、匡正时局，慢慢等待大用，愿望实在无比殷切。答沈叔顺

译从前范原易任南昌知府，满五年后按例迁调，他的名望和实际政绩都已提高，在江南数郡守中必定称得上贤良；可是那时仍未真正显出他是原易。近来他因一件事触犯权要，满朝哄然共同为原易惋惜，这以后才开始显出原易之所以为原易。人心所秉持的常理，千古如一日，从不屈服而常常伸张，越受压抑反而越能伸张。即使一时不能伸张，君子也不会因此改变是非，何况万万不合乎正理的事呢？足下自信此道已经很久了，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凡有显赫声名的人，必定没有幽暗不可告人的行为。《诗经》赞美文王，说他的德行不显露；史书称西伯暗中行善。哪里有闲暇同世俗之人比较长短？愿足下专心前进，做两浙二千石的准则和标杆，也借此使世上那些投机钻营、企图迅速升迁的人感到惭愧；对上报答清明之世，对下光耀我们的同道，不要让自己将来后悔，可以吗？其中礼制上实行谦逊退让，是一个方面的意义，也必须领会：对自己要求严峻，对他人要求宽厚；自己有了某种德行便要求别人也有，这还不行；亲自加重对自己的要求，却减轻责备别人，也还不够；端正自己而不要求别人，才差不多。反省自己，使自己仁爱、守礼、忠诚，却不能做到不爱人、不敬人，是从来没有的。唐伯元早年做县令，惭愧未能做到这一点，希望我们同道彼此勉励。以严厉为基础施行恩惠，恩惠便会流布；依道理施行感化，感情便会广厚。以仁人长者的风范对待天下，天下也会相继归向仁人长者的道路。何其有幸，今天在湖州看到了这一点。答倪潞仲 近来有东海道士到来，我才听说蔷薇河已经完工，大家共同称颂邦君的功绩。东海一带土地贫瘠，十中有七的人流离迁徙；如今虍河开通，或许可以使百姓重新有生机吧？只是这条河所费并不很大，却历经六年才完成；如果不是仁人在上，几乎要成为画饼。可见，担当事务是多么困难，而关键在于用人。你的《日录》很好，只是太守政务繁忙，又正逢极其繁剧的时候，每当宴息之余，能否写成一行？我回忆从前做县令时还有余力，可以亲自读书写史；如今身居闲曹，反而觉得时间更少，未尝不惊叹壮志日渐衰颓。潞仲若能在此时更加用力于《日录》，将来承担天下大事的气象就会怎样呢？道士来报万花岩平安，因此得到旧刻，恭敬地送上，请您阅览指正。答郭梦菊大参 先前承蒙赐给我《湖北名贤传》，当时知道门下独独推重蒋先生道林。蒋先生与先师吕巾石先生同为湛门高足，我又曾在罗文恭文集中读到他所解释的《格物说》，对此十分喜爱。如今读到门下所作的传记，见他的品行又如此纯正光明，那么蒋先生在楚地学者中，应当算是国朝第一流人物；由此也可看出，湛门诸君子虽然声教影响不及姚江，但笃实行持却超过他，这也足以由此观察两位先生。然而，唐伯元所置身其中而不再议论它，已经很久了。学问归根到底在于真诚罢了；真诚的程度不同，明也随之不同。孟子以后，明道真诚而且明达；伊川、横渠次之，朱子又次之。江门一派另有传承，大概出自濂溪、尧夫一脉，却也无愧于真诚，只是明达稍有不足。与其明达不足，不如真诚；那么薛文清、胡敬斋、罗文庄，难道不是修习朱子学业而对近代有功的人吗？自从新学兴起，学问才变得难以谈论，这正是唐伯元有所戒惧的原因。不能反求自身而取得功效，只说空话又有什么补益？只是承蒙厚意，不敢徒然辜负，所以又冒昧说这一番话，总请门下指教其中不敢尽说的地方。我见到旧刻二编，附上请您指正。答钱侍御 往年经过庐陵，私下听到您的政绩声誉，已经仰慕门下；后来会见龚宪使、愈客部等诸位君子，又知道您隐而不显的德行。在京城多次承蒙您屈尊教诲，欣喜地接受切磋，不久便分别，怎能不惆怅？拜读来信，深深慰藉了长期的渴望。您说执持自己的一个说法，便自认为得道，并怀疑唐伯元；这正是唐伯元仰慕门下的地方。道理难以言说已经很久了，说出来尚且困难，何况要说自己已经得道？何况像唐伯元这样不善于学道的人呢？圣门诸弟子也不过每日或每月偶尔达到，孔子尚且不许他们称为好学；像唐伯元这样，求一天达到都不可得，怎么敢说自己得道？门下怀疑唐伯元，是正确的。但门下所举的是艮卦，把重点归于《彖传》的“光明”二字和《大象》的“思不出其位”一句，我读了三四遍仍未明白其中意义，于是对您的回答产生疑问。门下的意思，难道不是说“艮其身”还不足以完全说明艮，而“思不出其位”的重点在于思，正如《大学》所说的致知吗？这就叫光明吗？这个意义弘大深远，仓促之间难以剖析，姑且诵说所听闻的一二，请高明采择。万物有本有末，而身是根本；致知却不以修身为根本，这正是致知遗弃格物，其距离《大学》远了。身处于什么位置，位置也就在这里；凡是思虑超出自己本分，或者不安于现有地位而妄求外物，或者不能端正自己却去要求别人，都是邪思，因为所求已经远离止境。孟子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又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这都是思不出位的意思，也都是止的意思。不能获得自己的本心、不能看见真实的人性，不容易谈；说它的道路光明，也不容易谈。至于“能虑能得”以后的境界，姑且以后再慢慢体会，先看看自己能否知止、入定吧。由反省自己而修身，由修身而忘我，这才差不多。虽然这只是平常话，唐伯元仍然做不到。近代有“心体”“道体”的说法，倘若门下还推重这种说法，那就不是唐伯元所敢听闻的了。惶恐再拜。启太仓相公

译近来有幸侍奉您，事情尚未完毕，所请之事偶然有一条末节意见，私下把它比作樵夫的浅见，恭请相公垂察。恭惟相公负有华夏与夷狄共同瞻仰的声望，正逢千载难逢的时机；而唐伯元只是疏懒愚钝的后进，自己认为没有资格与人相比，却过蒙您特别知遇，私下庆幸，错误地想报答，却不知从何做起。现在的形势，内有宫廷隐忧，外有边疆大患；上天降下灾变，下面人心危惧。主上诚实明察而又果断，能够倾心托付大事的在相公，天下人士也几乎只是依靠相公而没有恐惧。我私下料想，相公在机密政务中筹划思考，弥补过失，彰明德行，精诚所至，必能消除祸患于微末，巩固皇图；只是外人不能听知其中细节。近来读到您筹划边防的一篇奏疏，由此可以想见。即使愿意贡献一点愚见，又怎能超出相公的思虑而帮助其万一？只是李中丞一案，苏侍御为他论辩、请求逮捕审问，至今很久仍未能昭雪。虽然台省官员接连上疏，抚臣以及普通士人、无知的夷使，都异口同声替中丞陈情，却始终不能改变主上的听闻。这也是清明时代的一件缺憾。听说相公维护此事也已经尽心，主上难道忍心因为一个中丞而迟疑不决吗？如果这样，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还不知道中丞处置滇南事务确实适合今天；二是隐藏姓名的帖子一事难以自明，致使主上疑心未解，并没有其他原因。姑且借边事来说：我们的兵力已经困乏很久，敌众我寡，难以谋划御敌。如今土番痛恨虏人入骨，三娘子又与虏王失和，虏王因听信火酋的引诱而生事失赏；汉人替虏王谋划，妄想对抗天朝而计策未成。这些情况都可以向夷人分条询问。如果能真正为我所用，得到中丞以夷攻夷的策略并实行，必定会有像孟养蛮莫那样的人出来，捆住火酋的脖子，控制虏王的命令。这种经营谋划值得效法。虏骑长驱直入我国内地数千里，杀戮大将以下的人不可胜数，而负责此事的人还只传递捷报、上报斩获首级；那么考核功罪的人议论纷纷，也就不足为怪了。莽捏二川绵延一带，都是我国旧地；如今虏人虽已出境，仍盘踞占为己有，哪里还谈得上首功？如果能下达明诏，肃清二川，把虏人驱回巢穴，然后负责此事的诸臣才能回报；果真能像中丞在滇南那样收复我国边地，那么此前此后的罪过有无以及首功，都可以略而不论。这样，负责此事的人知道主上的意向，必定思量妥善办理以报效，不敢只求一时苟且安逸。这才是应当制定的法令。以夷制夷，所以不用血刃便能在万里之外扬威；肃清边境，所以不必计较斩首之功，而边臣的功绩自然显著。如此看来，中丞在滇南的事情可以称为奇功；赦免一个中丞，对鼓励边臣意义极大，主上或许就能释然于中丞一事。至于隐藏姓名的帖子一节，只要相公说一句话便可辨明。此前各篇奏疏，主上都怀疑其中另有原因，所以才递到御前；虽有抚臣的话最可凭据，却免不了把它与一般案件同样处理。若不是相公平生清廉严正，素来取得主上的信任，谁能毫无丝毫疑虑？因此，要挽回圣意，相公似乎不得不专门承担这个责任。当初侍御为中丞论辩时，哪里料到会陷入这样的不可测之祸？如今救援奏章天天送达，即使侍御心里也不安。为今天计，先请求照例发遣，等待论定；这样既能使侍御的话得到实行，中丞也可以免除狱中意外的忧患，不至于牵累圣明时代，似乎是两全其美。唐伯元过去与侍御是同僚，情谊深厚；与中丞虽无旧识，却偶然结有道义之交。但我这样恳切，并不是私下偏袒侍御和中丞，而是认为在圣明之时应抓住机会来劝勉边臣，在相公则应亲自承担困难之事，以此面对天下。冒犯您的尊严，惶恐不已。答台长子公（二首） 从前汉人预料七国之乱，说发动得早，祸患小；发动得晚，祸患大。假如今年秋天西部边疆侥幸无事，议论者便能借此为口实，最终坚持和议，使各种策略都屈服，那么将来的祸患怎能说尽？如此，老先生的话将成为可靠的凭据。互市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策略；况且天下的事情也从来没有在形势穷困之后仍不改变的。贪图眼前小利而耽误长远谋划，可惜有五件事：第一，正当敌酋背弃盟约之时，却不发兵问罪，时机过去便没有名义可说；第二，每年送给虏人百万金帛，反而使军士空腹，却增加中国财物的流失；这些财物有去无回，不像过去在官府、民间、军队之间流转，仍保存于我国境内；第三，国家以百姓为命，百姓以财物为命，财物耗尽百姓便困苦，百姓困苦国家也随之衰亡，宋朝末路就是这样；第四，主上英武豪杰，奋发有为，有这样的君主和这样的臣子，却彼此不能相遇，不能伸张堂堂天朝的气势；第五，大小九列以及台省郎署之中，抱有这些忧虑的人十有七八，愿意这样说的人十有三四，却始终不能改变朝廷的看法，也只好如此吗？缓慢处理，河套的事情就会成功，而甘肃将无法支撑；急切处理，维州之议又会兴起，而河北的贼患反而容易扩张。古代那些能够运转天下、广济时艰，终于成就大事而自身平安、声名显著的大臣，如张留侯、狄梁公、裴晋公等诸位君子，今天还能再见吗？《尚书》说：“同寅协恭，和衷哉！”即使虞廷人才济济，能够尽到敬慎恭谨，也要从五位大臣开始；五位大臣之间难道没有意见异同？但最终能服从正确的道理，也要从自己的至诚开始。没有真诚达到极点而不能感动人的。古代大臣谋划国家，大多如此，为什么偏偏今天不是这样？台光渐远，回首仍依依不舍；尘污清尊，更增惶恐。又 我伏枕养病已经很久，近来缺少问候和教诲。听说有一篇大疏被留在宫中，难道不能稍稍改变、挽回圣意吗？不要总回忆近来的事情：那是诸位求治太急，又对主上的责望过于殷切，而自我责备却少了；他们独独没有想过，三代以来，哪里还有像今日这样圣明的主上？此前半年，君臣之间，从六部九卿到边疆大臣、腹里尊官，全都各自尽职，这是何等气象，怎能多得、怎能轻易谈论？《尚书》说，天赐的恩泽不断到来，只是这两个人不能承受。政府王公尚且不知道今日此时的困难。况且王公素来没有逢迎左右的姿态，而主上能够把国家托付给他；这种知遇，即使未必如太仓公，也已经是古今罕见。如今却拿太仓公都未能得到的主上信任，要求在一旦之间达到成效，未免近于《易》所谓“后恒贞”了。近来读到他的三篇奏疏，往往有保全晚节的话。王公是什么样的人，难道肯把保全节操当作高尚？这是什么时候，哪里还有闲暇谈臣节？我很想写一封信给王公，只因生病不能成行，又嫌这样会显得轻慢冒犯。不知阁下能否转达这个意思？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圣意正受天启而处在犹豫之中，或许还能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近来听说敝省和楚中的按君同时上疏请求养病，这两位都是台中当时称贤的人，希望不要轻易听从他们的请求。何况近来人才更应当特别爱惜。恭请您主持此事，勉力任事。占授不庄，惶恐不已。答陈兰台

译过去的事情，舆论各自已经明白，也知道大疏必定不能停止；然而有一次就够了。文中子说，辩解是不得已的事，难道不就像用兵吗？何况这三位都是当今所谓贤人。只有处丈一事，大家都说他的过错；文章直气铿锵，不必等读了大疏才知道。既然已经知道，又何必急急忙忙为自己辩白，以加重别人的过错？那么我难道就完全没有过错吗？看部中覆疏以及奉旨严切之语，不能说他们不了解我；但在这种时候，实在不必让天下人都说是我得理、别人失理。诗中赞美文王说“德行不显”，史书称西伯暗中行善，这正是我们求上天知道的时机。为今天计，应立即遵奉圣旨赴任；料想主事者必定会优待处丈。即使不是这样，处丈的品行也已经确定，只会使他的声望更高而已，这难道不是昭示后世吗？再次上疏，万万可以停止。这不是唐伯元个人的话，而是所有相知者的意见。敬请裁择。我的病刚刚好转，不能多说。与徐客部懋和 李先生遭遇不幸，我错误地把自己附列为同道，却不能替他解脱，实在惭愧。可是从公卿以下直到平民，为李先生上书的接连不断。古今患难中的君子，得到这样盛大的声援，难道有过于此的吗？李先生即使因此而死，也有余荣，何况主上仁慈明察，千古仅见，本来并不是要等到李先生死后才予以平反；李先生却仍免不了流露怨尤之意。这对于“知止有定”“修身以俟”的功夫究竟有无所得？师生之间的道义，不能推辞应负的责任。我附上一封启文，请替我送达。足下志向远大而兴致高昂，见识端正而操守坚介；默默守持这一点，充实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何愁不能赶上前贤？却还惶惶不安于会讲一事，岂不如走到太阳正中却躲避暑热一样？孔子说，为仁由己；孟子说，仁者如射。李先生曾担心学问不能流传，唐伯元只担心没有值得传授的东西。能够制成珍珠，不必担心它不光泽美丽；能够成为美玉，不必担心它不发出山岳般的光辉。必须如此，然后才知道止、定、静、安、虑都由此产生。足下认为怎样？答郑德进 春天小吏到来，又近来在邹地与亲眷相会于舟中，两次承蒙手书，并赐给我黄白之物，实在深受厚爱。只是近来的书信被雨水浸湿，不能全部阅读，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三，大体上都是讲纲常的文字。这件事关系重大，怎能轻易议论？只是各个家庭父母与子女之间，各有难处；处在子女的位置尤其困难，必须有真情，才可以条理分析。过去我考究古礼很久，颇为精熟；如今世俗相传，大半错误。比如宗法一事，近来才略知梗概；庶子为生母服丧，也还有可以讨论的地方。我正准备写这两篇议论，附入家谱，只是还没有空暇。然而若像足下所说，彼此相差为何竟如此之大？大的界限不可逾越，但恩情常常掩盖义理；感情亲近、礼数疏远，也不要因为议论礼制而使父子反唇相讥。家庭中的第一要义，是常常想到古人孝友至极的地方，把自己置于有过的位置上，如大舜、泰伯、伯夷、叔齐诸位君子，只以友爱为重，把亲亲之性看作天性。足下认为怎样？答郑德涵 手札收到，完全看出您作为人子的至情，但似乎稍微过分了。令尊常说，长兄对几个弟弟非常厚道，也多有委曲求全；只有这件事似乎难以处理。作为儿子若能这样，也或许可以体谅令兄的心意。我听说亲家当初正因补官而出行，虽然具备聘娶的典礼，但正妻礼制中所谓“正始”的意义还不完备；后来了解到她贤良淑美，才坚定地促成此婚。推想亲家的意思，必定是认为她以德行高贵，所以不可轻视，也可能是由于当时事务匆促。然而不知道礼制重在正始。婚事既已成，又没有得到封诰的赏赐、确立正式名号，以此告示族人；面对嫡长媳时，亲家或许因过分依恃自己而怀疑礼体的难处，令兄现在的看法也有道理。令尊爱护令母，令兄也爱护自己的母亲；令尊是令兄的继父，是为了成全其志；令兄也是令尊的继子，是为了成全其志。两方面都可以用来劝勉孝道。令尊只要尽到自己能做的就可以了。仁人对于弟弟，不藏怒气，不积怨恨，何况对兄长呢？想来傲象那样对待兄长，处处不合礼，难道舜能够忍受却不怨恨吗？这就是孝的极致。大体说来，家庭之间恩情常常掩盖义理，但义理仍在其中；感情常常胜过礼制，但礼制仍在其中。然而不可要求别人、抬高别人，只须端正自己。所以说，端正自己而不要求别人，就没有怨恨；亲自加重对自己的要求而减轻对别人的责备，就能远离怨恨。若一定要要求别人、责备别人，不但势必做不到，自己也会更加疏远而怨尤兴起，一件事没有得到反而两方面都失去。愿令尊立身行道以显扬父亲，在旁承欢以奉养母亲，恭敬谦让、和乐融融地友爱兄弟；这样的孝，还有什么比它更大呢？孝悌尽力做到，自己的是非交给别人，祸福听凭上天；所守持的还有什么比这更简约呢？古人侍奉兄长如同侍奉父亲，侍奉嫂嫂如同侍奉母亲，这就是大孝。令尊可以勉励的地方正在这里，请牢记。只是因为令尊资质优美、近于正道，而我们相隔很远，所以不惜写得详细，敬请谅察。答周时甫

译时文与古文本来各不相同，近来却都反过来发生了变化。有些人拘泥篇幅尺寸，模仿左思、司马相如，雕琢字句，把它当作古文，实际寻求不到意义；这是“古而时”的文章。删去陈旧辞藻，探究文章旨意，谋篇布局纵横变化，必定由自己发出；虽然还保留方整的体式，但意趣常常圆转，这是“时而古”的文章。与其古而时，不如时而古；这就是我对今天时文有所取法的地方。只是有些文章立意没有根本，才力又有限，不免竭尽力气追求近世合宜的技巧，却也往往能够售卖。君子不以此为贵。读到足下所作的时文，确实古雅；形神相合，文采与内容都突然变化而充沛有余。其所以如此，不只是才气的缘故；若不是涵养深厚，也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这足以证明足下在文章方面的奇特才华。不过我观察古今有才华、能写文章的人，大多感叹文书和民政事务庸俗，于是便不适合做官；其中较差的，常常自视超过古人，以同世俗为耻，于是不适合与人相处；其中更粗浅的，则说上天给予我的一切全在文章上，于是不适合求学。这样看来，文章成为负累，也实在不少。这些弊病可以有，也可以没有。足下深沉而敏锐，积蓄深厚而不轻易显露，朋友都推重您；声望在彼处而不在这些弊病上，所以我前面所说的都不是用来担忧足下的，只是仍愿足下把这些弊病当作没有。人活着容易，产生才华困难；产生才华容易，成就才华困难；成才容易，大成困难；要达到大成，不能不学习。学习，就会知道上天给予我的才华究竟如何，怎样才不愧于学问；学习，就会看见天下人都胜过自己，应当怎样才不自满；学习，就会知道现有职业难以修养学问，应当怎样才尽到本分。这样离大成也就不远了。前面有一封短启，随敝乡王瓯宁君的信一同送去，其中谈到做县令的四项要诀。我私下认为，足下今日的学习正在这里，不知是否说中了？又不知足下会不会认为它迂阔？来信说，意料之外的喧闹议论，这有什么值得谈的？君子有终身的忧虑，却没有一朝的忧患；行动不能达到目的，就反过来求之于自己。仁德在自己身上，实行仁德也由自己而已。一切毁誉都用来帮助自己的进修，不怨天、不尤人，自然会有人了解我。人刚开始到任时，大家欢喜；到最后常常多有吝惜，这正是仲尼、子产的颂声所以要过很久才兴起的缘故。过去在京城承蒙您寄赠礼物，如今又屡屡劳烦，故人怎会不相知？情意深厚而且文饰周到，难道反而过分了吗？候补任职的艰苦和初仕的困难，过去已经经历过了；只愿一心办理民政，简略对待世俗人情。名垂后世的事业，起步就在这里。倘若有消息传来，请用平素的书信相爱护。瓯宁君的信若还没有到，请从传递信件中寻找。大体上州县非常困难，火耗、罚赎，是最容易沾染的弊端；士民不相信你、上司不了解你，是最容易引起怨恨的地方。只要不沾染、不招怨，责备自己、修养自己，山川神灵尚且会保佑你，何况人呢？务必千万自勉。答汪吉州 您任职已有一个多月，颂扬声还没有出现；在别人那里或许值得忧虑，在足下这里却正是规模宏远的表现。要在这里取得声誉并不难，何必追求足下所希望的那种声誉？足下以纯王的真实心意深入士民之中，不抛弃时俗，却也不被时俗牵着走，自己作主张，这对世道是大幸，不只关系一郡一时。过去我刚到吉州时，曾见庐陵乡先生张子弘谈论吉州人物。他说，听老者和儿童的舆论，似乎应当从贫困中寻找人才，三罗就是这样。三罗都考中进士，却能够安于贫困；这句话或许近于事实。后来我登上匡山，写诗说：“王匡既已成仙去，遗迹留在山的深处；难道没有一代雄才，千秋各自怎样？贫穷的人即使贫穷也不死，富贵的人空有许多金钱。”吉州当代盛出人才，三罗尤其突出。我的意思是，礼制失落了，应当到民间去寻找；张先生的话或许有根据。那时各位先生看到这首诗，大多不满意，姑且等待百世后的评判吧。足下说必须在讲学中寻找人才，恐怕不能草率决定。我们的道自有正气，世间自有真人；足下平心静气、慢慢观察，自然会看见，不应把我区区一篇文章当作确定不移的凭据。足下喜爱佛教，佛教并无妨碍；儒者各自成家，本来不必混合起来、互相借取。白沙说，儒与释不同，但它们没有罪过这一点相同。足下大概有志于此，却一定要在讲学中寻找人才，不仅对儒学无益，恐怕连佛教的本意也会失去。何况本州九县，讲学之风大半迎合讲学者；士风像足下所说那样，即使普遍观察也能看到，难道还能使它转而更加兴盛吗？一定要靠讲学寻找人才，与一定要靠不讲学寻找人才，归根到底都是有意安排。不过世上必定有不讲学却有学问、不多言却取信于人的人；虽然我还没有见到，却不敢诬称天下全无人。不是高明之人，不敢达到这种境界，请您裁察。答刘方伯（二首） 我一路上常听张黄门玉车谈论当今人物，没有一次不大力推重门下；后来会见李中丞先生，他的话也像玉车一样。如今亲见您的仪表，深合我的私心，只是未能从容请教您所希望我做的事。过去记得承蒙李卓吾道人托人传话问候，渡江以后，便与玉车在大别山上会见卓吾，坐着交谈了很久。在他床榻旁，我看到几案上有一卷书札，是卓吾与顾尚书公约游焦山时往来的信。卓吾信中说：“何必去焦山？一定要去焦山，便是焦山看重我。我既不愿死在妇人女子手里，又不愿死在假道学手里，那么到哪里死都可以。”我读到这番话，觉得很壮烈。玉车高兴，先在卷上题写几句话，随后要我题写。只有唐伯元思念卓吾，也像卓吾思念我一样，于是发挥“如兰”的说法，以回应玉车。大意是说：我们和卓吾的取舍虽然不同，却应当有相同之处。卓吾勃然不悦，认为这话不切合。玉车再三解释仍不能使他满意，我便说：世人所说的出处，不过名与利而已。出仕的人有时接近名声，却承受不了利益；退处的人有时追逐利益，却承受不了名声。若名声不在山林，利益不在朝廷，这叫“如兰”，难道不可以吗？卓吾的脸色才稍稍缓和。如今卷上的题字还在，门下一看便可知道。如果题语说得过头，希望直率地批评一句，我一定勇于接受责备，以珍重长者的赐教。又

译我伏枕养病时，忽然承蒙您屈尊来信，不觉重病像离开了身体。承蒙您奖掖，实在惭愧，不敢当；但门下所引述的道理，我未能做到，确实大有订正固陋之处，我不敢把它当作虚言。大体说来，“一体”和“过化”实在不容易谈。近世儒者动不动就说“一体”，夸张地羡慕“过化”，这不能欺骗别人，只能欺骗自己。扬子云说：“君子忠于人，何况自己呢？小人欺骗自己，何况别人呢？”如今做学问，没有不欺骗自己的；根源在于以本体求道，却鄙陋于闻见、笨拙于实践修养。高明认为怎样？李道人名震湖上，我颇听闻他的宗旨，以不欺骗为主，志在投身时世，能够独自成就；只是这个人似乎过于偏向方外，缺少深沉默思，显露刚强侠烈的形象。还没有谈到感化风俗，便先妨碍了保全自身。门下应当善于成全他，不要使他的偏僻更加严重。儒与释不同，但我儒家的中庸与释家的平等有一点相同。不知道人也是否体会到这句话？道人因为焦太史与门下交好，错误地认为我不肖；但我又怎敢不以实情回应道人？只希望您代为转达。因为道人既然已经能够自我反省，又担心他的朋友更加陷入当今谈学者的弊病，这件事关系不小。道人认为自己是一代知己，曾以此对待我，当时我实在不理解；分别三年后，才开始明白他的意思，也不必再去追问道人了。答余司理 近来士大夫精于求速成的办法，一味弥补世俗人情，谄媚上级、奉承下级，便被称为通达之才、远大器量；不论道理如何，就连本来禀赋中的偏气也几乎磨灭了，却仍被世人共同称贤，而他们自己也仿佛认为得计。士风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叹息。理是天道，气属人身；但气也是辅助理的。从大贤以下，气都不可能没有偏颇；气还存在，理也还有保存，所以理丧失了，可以从气上寻求。若连气也一起丧失，却夸张地附和非理之理，世道将怎么办？当初门下治理敝郡时，不能说没有气，也不能说没有偏颇；但我私下相互说，如今难得正直之人，正如您这样：在一方任官，奸邪官吏和百姓的祸害都害怕您；任台谏官，便能说出我想说的话，不肯顾忌逢迎来媚悦权要而损害公家。我所期望于门下的，是您有为世道忧虑的心，哪里知道竟没有实现呢？不过，这对门下又有什么损害？拜读来信，见您以此自我责备，气势昂扬，言语真挚，心意自然流露，冲和光明，更增加我的敬畏。世上有人稍受挫折便改变平生，也有人忍受不了时俗的羞辱，便以白眼傲视当世；听到门下的风范，就可以自我反省了。官职有什么辜负人的地方？是人辜负了官职。守道与守官，义理没有两样；能够寻求胜过自己的人，各种顺遂自然产生。怎知今天的失意不是两方面都得到好处？早先承蒙高雅情谊，谨此倾吐心腹，恭敬感谢您远道存问。不备。辞郡侯见招 多次承蒙厚意召见，我不敢趋赴命令，又不敢立即说明原因，只冒昧以小祥以后仍可守制为借口婉拒，致使您还劳心记挂，如今再次承蒙恩宠，深为自己不能以诚心侍奉本邦君而惭愧。我自从做诸生以来，错误地立志研究古礼，每次读史读到西晋，都深深惋惜王、谢家族的风流礼教衰败到了极点；然而服朞功丧时仍奏奏音乐，竟然还载在史书上，令人惊异。我不知道今天天下士人的风气是否还不止于此，常常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过去离开京城时，承蒙您错误地以知己相待，因为编纂整理礼制的事经过这里，您督促我办理；我没有估量自己的能力，妄自承办此事。如今大致已有次序，只是由于过去偷懒怠惰的习惯，加上多病之身，自己觉得违背礼制、迎合世俗的地方太多，内心惭愧已不堪忍受，那么读经又有什么用呢？只有这一类一两件较细、还容易守持的礼节，我尚且不敢完全荡然破坏，以免惊动乡人的耳目，连累我邦君一方的风化。恭请台端怜悯而放过我。倘若允许我伏在丧中，完成诸位相知者督责的事业，哪怕有所发明一分，也都是翁祖成全我的恩德；与先前召我当面赐教相比，其轻重大小又怎样呢？我勉强扶病陈述，惶恐，惶恐。《醉经楼集》卷之六【杂著类】澄邑唐伯元仁卿著 湖广辛卯科程策 杂说五条 家训四条 《大学》《中庸》四解 为令四说 《爱贤堂书贤不肖等》《格物修身讲草》《立后说》《生母服说》《灏溪先生墓志铭》《赠安人李氏墓铭》《合奠顾安人》《祭王藩甫文》《祭邓编修文》《祭李铜陵》《题养蒙诗后》《读炎徼纪闻》《题薛文清〈杪易学启蒙〉卷》《湖广辛卯科程策》（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