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经楼集卷之四 【 记类】

译名称大概是在不得已时才产生的吧？如果只是凭意念附加上去，不如不命名。事情大概是在不得已时才成就的吧？如果只是凭意念因循而做，不如不做。能够自然生成、自然成就的，叫作圣；有所附会、因循而成的，叫作贤。圣人是我们的老师，贤人是我们的朋友。百工对于大匠，射手对于羿，驾车者对于王良、造父，孔门七十子对于仲尼，禹、稷、契、皋陶、伊尹、伊、朱、周公、召公对于尧、舜、汤、文、武，也都各自成就功业、取得高名。但我认为未必一定如此，为什么呢？就在于得已与不得已的道理。对方果真不得已，我也不得已，就像肌肤和性命一样；至于其中的真实情形，我与对方都无法知道。如果并非如此，仍是出于意念。孔子让漆雕开出仕，漆雕开说：“我对这件事还不能自信。”诚信之风已经衰落、流布于下，难道还不值得相信吗？即便如此，正因为不能自信，才真正称得上信。那些急于攀附、依从的人，想借此取得天下人的信任，却没有觉察自己正在欺骗自己；自己尚且可以欺骗，天下人难道可以欺骗吗？我的潮州，左边是江，右边是湖，北面有凤凰山。宋代盛时，确实应验了“凤啸湖平”的谶语；湖与凤凰的灵异十分明显。到了国朝，人文虽然明盛，却稍有不及；湖在城西，仅仅能容一杯水，似乎不足以影响一郡的轻重。自泰和王公持宪节开府于此，政事施行，百姓和睦，年成丰收；他常在公务闲暇时来此游憩，便同郡守徐侯商议，查清地籍界限，捐资募工，拓宽湖面，疏浚水道，修桥筑堰，排泄泛滥之水，使湖水不再漫溢；又在湖山下发现刻有“平湖”二字的古石。从此郡人才知道城西有名湖，但仍怀疑王公只是寄托游兴罢了。没过多久，他又买下城南两顷污泽，开辟为南湖；再疏浚西南护城壕，使深度、宽度都超过旧制，并向东连接大江。夏秋水涨时，江与湖水面相平，如虹如带；冬春之间，江水稍稍下降，只有这西南诸湖常满，流出的水足以灌溉数十万亩田地。烟波浩渺，城郭雄丽，风气蕴藏其间；回望凤凰山，恍如人间天上。这些大概不是郡人的心思所能想到，也不是他们敢于向王公期望的，仿佛有人启发他，又仿佛有人帮助他；即使王公自己也未必知道吧？王公曾在城北金山的最高峰开设双美堂，以收揽江湖胜景；他每天乘舟在湖上缓缓而行，郡中的缙绅士人常能跟随他登临题咏，诗文充满卷册。我虽不能在他之后亲自参与，却由此知道王公俯仰之间无处不以百姓之乐为乐。郡人也能够知道王公的快乐在于百姓，却不知道这并非王公出于不得已之外的作为。我因此观察王公。正当嘉靖年间权相掌权时，他自行署列门生，早晨列入齿录，晚上便进入显要之途；有些人甚至尚未同王公见面。王公却只凭主持棘闱选拔士子，甘愿处在疏远偏僻的位置。当时他任县令，最终以高第考绩，六年后才入朝任西曹郎，而王公并没有不得意。我颇为私下惊异于王公，却还以为那只是小事。新学的风气在吉州最盛，凭罗文庄的辨析和修养，也不能把狂澜挽回万分之一。我后来再次任吉州令，看到州中那些名列前茅的君子，没有一个不极力称赞新学；可是我唯独同王公入京计事，往来于乡里数年，也没听他发出一句议论。他只是谈论吉州人物时，必定推举文庄为第一人。我虽不愿因为王公失去自己的依附而替他惋惜，却也不敢因此向卓然不群的王公道贺；最终仍无法确定王公的真实立场。如今看来，大概就是漆雕开所表达的意思吧？我因此惭愧，辜负了王公。我曾说，吉州是天下瞩望的大郡；如果这种风气不停止，吾道怎么办？如今观察王公，幸好我的话没有应验。王公错误地过分相信我，常常命我筹划郡政中应当兴办、应当废止的事项；至于实行还是不实行，必定以他自己的判断为准，坚定而不苟且地不迎合我。唉，这正是王公所以信任我的地方。如今王公升任两浙参知，赴任去了。缙绅士人说我最了解王公，应当首先写赠别之文，记述他的盛美。恰逢我抱病已经一年，而且礼制有不言之戒，山居时的誓言仍然清楚，我也避嫌，不愿媚人。我不能写的理由有四条，哪里还能写赠公之文呢？然而又说，如果不得已，写一篇记可以吗？记也是言语，但不规劝、不颂扬，只征引郡中事务；我与士民的情意各有寄托，仿佛想停止却不能停止。王公不苟且迎合我，我难道敢以媚态对待王公吗？唉，谁能相信我的话果真是不得已呢？王公名一干，徐侯名一唯，二人俱为辛未进士。郡人唐伯元记。《寿安寺记》佛教说没有“寿者相”，因此谈论长寿；佛教宗旨说若安若行，因此谈论安定；这些道理我都听说过。有生而不生，不生而生；长寿与安定也正是如此。既然如此，我们儒家的道难道本来有所遗漏吗？《易经》的坤卦讲生，徇顺于生的人会遭祸；乾卦讲开始，懂得开始的人会得福。《易经》是逆着坤道而作的，逆坤就是顺乾；于是不断生生，所以说《易》是逆数，又说生生不息就是《易》。既然如此，儒家也等同于佛教吗？不是。儒家生于中州，推行自己的道来治理天下；佛教生于西土，修习自己的道来教化其国。治理天下用礼乐文章，教化彼国用清净寂灭。如果一定要舍弃我道而趋就彼道，岂止是鸟潜水中、鱼飞天空这样颠倒，简直同类都要相反了。然而怎么能断定清净寂灭不是我们的礼乐文章呢？儒者谈论并推崇它，过分；忌讳它，也过分。君王如同上天，以包容来容纳万物，以养育来培育万物；譬如昆虫草木，各自顺应本性，又各自尽其功用。圣祖制定制度，统一万类而独高千古，真是伟大啊！潮州西湖山过去有一座寺院，名叫净慧，倾圮而蔓草丛生，不知已有多少年。万历癸巳年夏天，湖山出现妖异，白日里有无数人被惊扰。郡中缙绅士人把此事报告太守，率领父老向神祈祷，并发誓说：“如果应验，就为你建祠。”不久妖异平息，众人准备在原处建祠；到了地基处，隐约辨认出净慧寺的旧址。于是又把此事告诉太守，说：“神是同一个神，既可以建祠，也可以建寺。寺由僧人守护，祠由役夫守护；僧人容易找到，役夫难以安排，还是从容易的方便做起。”寺址往北数百步有一座岩，名为寿安，不知起源于何时；难道它是在等待今天吗？于是请求仍旧建寺，却改名寿安，以彰明侯君的恩赐。太守说好。该年九月选择吉日兴工，清除污秽、砍去杂草；太守祈神，并同诸位缙绅告知迁移义冢之事。文武官吏、士人、百姓、商贾一时捐资，数以千计；过了两年，才告竣工，这就是乙未年冬季的中旬。中间建大殿，大殿居于曹溪。曹溪既是佛教人物，也是本乡人；我不避讳寺院，又何必避讳曹溪？何况曹溪后来建有道当堂，“道当堂”正是曹溪的语言。前面是山门，旁边是廊，廊后右边为僧舍，左边为讲堂；讲堂就是讲经之堂。讲堂敞开而面向南，称为某处，以取胜景；又称为某处，以取儒家经典。[“称??”“取胜??”原文有缺字]佛教与儒教都不违背，我们儒家和佛教都以经典为本。山麓有两道飞泉，曲折环绕寺院；寺中凡是做饭的不用挑水，洗濯的不用到池边，蓄水的不用开凿。每天来游览观赏的人常有上百上千，再也没有听说有人谈论妖异。自唐宋以来，匡公卿的记载、碑刻篆文以及科举题名，都清楚显露在岩壁之间；山冈上的松树郁郁苍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青松与堤岸上的柳树相映，湖山竞相呈现美景，人物欣喜观赏；人们不知道究竟是神赐福给人，还是人给神带来福祉。这里所呈现的，正是我所说的礼乐文章和生生不息之道。太守想禁止百姓游乐却做不到，想不与百姓共享这种欢乐也做不到，于是写下这篇记，并祝愿寿安寺使我邦之人既长寿又安宁、既得利益。《道当堂记》

译道本来没有固定的承当者，官职也没有固定的承当者；天没有固定的承当者，却以尧舜相配。尧舜对于尧，犹如大地对于上天；尧舜对于天地，犹如天地对于道。经书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尧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没有固定的法则，那么谁能够承当它呢？然而道不得不下降而成为天，天不得不下降而成为尧；没有天和地，没有尧和舜，又将用什么来体现道呢？这样以后才看出古代圣人承当道，是不得已的。尧以前浑厚无为，舜以后勤勉不息，他们承当道的情形是相同的。孟子谈道，便称说尧舜；谈学习，则从舜开始。这是学与道的区别，也是地与天的分别。舜在位时，瞽瞍想杀舜，有苗又违抗命令；舜看待道，究竟怎样呢？人们只知道舜能使父亲欢悦、舞干而使有苗归服，便以为道在舜身上；却不知道舜已经承担罪责了。他说：“是我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于是班师；又说：“是我没有尽到做君主的责任。”成就舜为圣人的，是瞽瞍；成就舜为圣君的，是有苗。这就是道的宗旨。自舜以后，称得上承当道的人，没有比文王更合适的。孔子说：“仰望大道，却好像还没有看见。”又说：“道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看见道，为什么还要说无所关系？正因为如此，才成为道。为什么？因为道没有固定的承当者。既然没有固定，谁能承当？只有不敢自以为能承当的人，才能承当它。道本来就是如此。曹溪有句话说：“常常看见自己的过错，便与道相应。”唉，谁说佛教人物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又谁说这种话会因出自佛教人物而可以废弃呢？曹溪不立文字，唯独对地藏王、心性之学辨析得最清楚、最详尽、最深刻；在学习、静坐、观照、布施、供养之外，都以见性为宗旨，彻底洗涤禅家的陋习，默默地对儒家有所辅助，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逃而归来”吧？《春秋》的义例说，夷狄进入中国，就把他当作中国人；我对曹溪也是这样看。至于把肉锅置于内、把安母看作近于仁，[相关语句疑有脱误]如果仍免不了浮泛轻薄，岂不是韩昌黎所说的“拘守佛法末流而不能深入”吗？进一步讨论气化之说，就不必说了。有人说：“您谈论学问，上下千余年，唯独尊崇程子，却又不忘曹溪，难道不是背道而驰吗？”我说：“程子所厌恶的，是以儒为名而实为佛的人；我所赞同的，是佛教人物而具有儒者精神的人。既不是儒者也不是佛教徒，却窃取佛教而假称儒者，竟喋喋不休、厚着脸皮自以为能承当道，这难道不是过错吗？我不想再谈论他们了。寿安寺在我潮州西湖山麓，由曹溪主持，另有记文；它的堂名叫‘道当’，是我私下取来的。用来表明我也是出于不得已，才思考曹溪的意思，并把它告诉我同道的士人。唉，我哪里敢赞美道，又哪里敢谄媚曹溪？我只是认为这句话，即使舜、文王、孔子、孟子、程子再次生而在世，也不能改变；即使认为是我错了，也可以。《南岩记》名山胜水之间，果真足以成为儒者的快乐吗？身居陋巷、隐居墙东，也未尝不可；如果一定要有名山胜水才快乐，这种快乐就不是我的，而是向外求取的。凡是有所依待于外物而后才能快乐的人，都不是真正能快乐的人。况且我听说，儒者以一身处于天地宇宙之间，而视一瞬为千古；居家时忧虑圣道，出仕时忧虑时局，只怕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堕落，辜负此生。他对于一切外在遭遇，无论困穷通达、奇异丑陋，都看作浮云来去、寒暑晦明交替，自己尚且不知道有什么忧愁，又哪里知道有什么快乐呢？那么，名山胜水之间，大概也不是他急切追求的所在。然而如今天下所称道、载入书籍而耀目的胜迹，哪一样不是名公硕士、幽人羽客栖居之处？他们在得意时寄情于长啸傲游，振兴文采风骚。《传》说：“贤者然后乐此。”由此看来，说儒者的快乐不在其中，也不能说不对。我们郡西湖的山中有石屋，已经很久了。它上面平坦、下面高敞，可以摆设筵席，容纳数十人；大江从东边流来，正好与西湖会合；城中烟霭树色之间有万家人户，郊野原野之外绵延千里的蘼芜；环绕四周的群山，则有狮子峰、凤凰峰等，错落在天边，一座座都可以倚枕而窥见。石屋在山南，又面向南方，所以叫作“南岩”。倭寇作乱时，石屋被毁，只剩北面屋盖；上面覆盖着古篆和苔藓，苔藓太多，字迹大多不能辨认。我曾和友人章日慎、汝淑氏带着酒到那里，徘徊叹息，几乎不能自禁，约定说：“谁先退闲，就由谁来主持修葺。”后来我们参加科举、等待授官，各自在四方任职。我又在朝廷内外浮沉，未能到这座岩屋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但一直时时放在心上。近来汝淑请求归乡，从滇南回来，恰逢我刚刚为母亲年老而解任，正在乡里。谈到这座岩屋，汝淑说：“我一定按约办理。”当天就勘察地基、剪除荒草、聚集材料、选择吉日，在原屋前重新盖瓦建屋，大略仿照石屋的形制，在前面筑栏并设门，又杂植松竹花卉，使它们和山花相互掩映。左右一时听说此事而高兴、出资相助的人，从谢太学绍讷以下，各自捐资多少不等，不到一个月便完工。题写匾额为“襟江带湖”。郡侯徐公一唯又在匾额上大书“南岩”，时常和属官在那里宴饮休息。后来汝淑又开凿一条小径，通到绝顶，建成“读易山房”，并有天门、天池、最高亭、四望台等处，具体情况都记在汝淑自己所作的记文和诗中。山岩幽谷的光彩由此显现，也接续了《考盘》诗的余韵。从此远近听说并远望此处的人，简直把它当作神仙的洞府了。我白白享受俸禄已经很久，徒然怀抱儒者的忧患，却对时局没有丝毫补益，于是迟疑不愿离去，甘愿把儒者的快乐让给汝淑。这样看来，是汝淑先得到了这种快乐，而我将要两者都失去。因此在它建成时，不能没有一篇记文。《崇志楼记》我客居京城以来，有幸同琼台许君甸南交游，已经十年了。当初他对我说：“过去我居住乡里，在乡中教授子弟，乡人颇为和睦。有几户好义守礼的人家为我建了一座楼，题名为‘崇志楼’。士人首先在于立志；这座楼本来就称为‘崇’，还不足以配得上士人的志向，不过姑且就乡人耳目所能见到的事物来启发他们罢了。希望先生广泛地赐予一言。”我恭敬地答应了，却来不及作记；后来许君请求得更加急切，不久便分别离去，居住在海上。我收到他的书信，他再次提出从前的请求，又有好几次。我本来打算亲自到数千里外拜访他，最终没有成行，他又来信说：“可以教导的，就请教导；不能教导的，就请绝交。”唉！言语不能回应，礼数不能答复，即使是自己的子弟，也不能在互乡施行教化，何况是我乡中的士人，已经接受您的教诲和感化呢？更何况您作为我们这一党的人，对我又这样恳切呢？对朋友不诚信，对同道不仁厚；既不诚信又不仁厚，就不是儒者，而是苟且偷安，太过分了。我说自己没有志向，正是因为如今的学士动不动就谈论‘一了潇洒于自然之乡’。我既不敢把这句话作为借口，也无暇像追逐逃羊一样，普遍招致并奖掖后进；但若说我没有志向，也不能这样说：不到三十岁就妄想听闻圣学，过了五十岁还保有童心，反复不能停止，将要陷入迷失之后又反复迷失的境地。若说我有志向，却也不能这样说。像我这样的人，究竟应当处于什么位置呢？说没有志向的人，现在还有；说有志向的人，古代才有。因为畏惧世人，或许还差不多；因为畏惧上天，我却还没有做到。我实在还没有做到，只怕这不是我们同道的人愿意听到的。孟子不是说过吗？后羿教人射箭，一定要达到拉满弓的程度，这是说立志；又说，大匠教人，一定按照圆规和曲尺，这是说求学。弓拉满了，才可以谈学；规矩确立了，才可以通达大道。规矩本来都存在，抱着弓已拉满的志向前进，还有什么不能通达的呢？通达在于天，学习在于人；学习就是通达人，通达人就是合乎天，但不经过成章，不能达到。所谓成章，也不过是逐渐积累而已。若说可以迅速变化成就，那是我不能做到的；我听说，自己有能力却不告诉别人，叫作隐瞒；自己没有能力却告诉别人，叫作欺骗。我哪里敢欺骗我们同道的士人呢？您可不要把我当作隐瞒吧。《义阡记》

译在帝王的时代，贤能、尊贵而且富有的人往往集于一身，所以常常处在上位；不贤能、卑贱而且贫穷的人也往往集于一身，所以常常处在下位。上位者如天地、如父母，下位者如赤子、如众生，双方彼此习惯，也彼此忘却了这种差别。后世贤能的人未必尊贵，尊贵的人未必富有，富有尊贵的人又未必贤能。这样，贫贱而不贤的人得不到富贵者有余之财的施予，天下便开始不足。圣人为此忧虑，预先知道帝王时代不可能复返，于是设立教化说：凡是尊贵的人，都应当使别人尊贵；凡是富有的人，都应当使别人富有；凡是贤能圣明淑善的人，都应当使别人淑善。上天并不是只厚待我；厚待我的，也就是厚待别人。我凭什么能够厚待别人？就是推己及人。因此，凡有一命以上的官位，都可以使人尊贵；有一金以上的财物，都可以使人富有；有一项德行、一种技艺以上，都可以使人淑善。量力而行，先从亲近者做起，随自己的分限使它充足，如此而已。我唯独奇怪，如今的世道不是这样：尊贵的人听不到他屈尊礼贤，只听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慢声音；富有的人每天增高自己的财产，有的甚至把财富看得重于骨肉，却视路人如无物。只有那些机巧聪敏、能言善辩、剽窃浮泛、幼稚虚幻的人，往往自居为贤圣，以此号召天下。他们的学说既不能有益于愚昧不肖的人，方法又归结为谋求自身私利，使自己更加富有尊贵，反而助长那些徒然拥有富贵的人。假使圣人的教化不能彰明、不能施行，那么世人所称的贤者也有责任。如今天下最愚昧不肖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但我私下有忧虑世道的志向，错误地提出维系世道的主张，希望贤者专心修养自己，自然就能使别人淑善；希望尊贵和富有的人专心帮助别人，使自己更加尊贵富有。《经》说：贫穷而快乐，富有而爱好礼，是快乐充足于自身；极尊贵、极富有，就是这样的境界。爱好礼，是把善推及别人；尊重贤者、亲近亲人，就是这样。尊贵与富有、贤能与淑善，这两方面是相互成就的。卑贱贫穷本来是士人的常态，尊贵富有也有时会得到，只是不能把它推及别人罢了。能够推及别人，就贤了；推广开来，就广大了；推行到极致，就圣了。孟子说：人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如果能够充分扩充它，就足以保有四海。人与禽兽的差别，以及圣人与普通人的分量大小，难道不就在这里吗？义阡本来就是把恩惠施及他人的一种做法。它不必出于朝廷制度，有力量的人可以自行办理，这是可以推行的事。古代没有义阡，人活着时由上天养育，死后也由上天安葬；后世则各自生养自己，所以许多人不能长大、不能得到养育，夭折于非正常命运；死后无处归葬、无处埋藏的人，到处都有。因此，今日不可没有义阡。郡人梁鸿胪材、许太医珊能够办理此事，买下土地，地点在京城西关十里左右，面积四亩有余，划定界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他们种树作标志，题作“香山社义阡”，用来安置无所归宿的死者，并把这种善行告知远近。这可以说是有士君子美好品行的人，也领会了我所说维系世道的道理。他们所崇尚的竟然如此，他们没有听到教化却能自行兴起善行，难道不贤的人也能做到吗？何况那些听闻圣人教诲的人呢？唉！二位所做的，正是我所说的量力而行；二位的力量本来还不可估量。世上力量有余却对二位感到惭愧的人，多得很。既然他们来请我作记，就不能没有一篇记文。《蒙城县大兴集湖堤记》万历辛卯年，黄门张君玉车和我奉命选取士人进入楚地。这年秋天七月十八日，我们经过蒙城，驻扎在所谓大兴集的地方。大兴集在县城西南八十五里，与寿州交界。集子北面有一带沟水，沟上有小桥，供行人通行；桥前是玄武阁，桥右有一座庙。庙后沿沟种着千株桧柏。我和玉车在树下稍作休息，感到很快乐。玉车说：‘这个集子确实优美，只是风气尚未开化。玄武阁旁的地势还低，如果在沟外疏浚出一个小湖，以承接长沟的水，并把挖出的土堆成湖中的长堤，将来这个集子一定会成为大镇。’我说：‘是这样。’于是召集集中的人向他们说明。集人大为高兴，询问后得知沟外可以挖湖的田地有三亩。玉车拿出一千缗钱，和居民徐本商议购买，交给集人办理，并嘱托与史陈济一起负责完成此事。用使百姓安逸的道理役使百姓，即使劳作，他们也不会怨恨，何况还有人在他们前面率先行动呢？何况这不是关系到百姓社稷的事吗？集人踊跃行动，应当不久就能完成。县令谷君文魁刚开始任职，已有惠民的声誉，一定能够和百姓共同完成此事。这件事本来值得记载。《易经》说：‘鹤在山的北面鸣叫，小鹤应和它；我有美好的爵位，我要和你共同享有。’玉车名应登，是蜀地内江人。《万花岩三宫殿碑记》海州处在淮海的尽头，所产鱼盐有很大利益，但都归于商人；土地盐碱，不能种植耕作，百姓十之七八流离迁徙。这里没有花木苑囿的景观，也没有文人游士的踪迹。凡是在这里做官的人，大多郁郁不乐，认为自己没有得到适宜的处所。万历乙酉年秋天，我因谪居来到这里，住了六个月。曾登上天马山，眺望孔望亭，访求宋代石曼卿读书的地方；乘船向东航行，就登上青峯山顶，俯视田横岛，那里还有于公孝妇碑。我每次都一定欣赏境内的胜景以及古今节义之多，却独自悲叹海州国力贫瘠而民力疲敝。天马山山麓有许多奇石，距离州治向东一里多。我开辟这些地方，凿成岩洞，种花、建亭其中，这就是万花岩。详情见我所作的《和歌序》。我又把建议上报给当权者，想在州治西面疏浚盐河，便利商旅，同时逐步经营青峯山，只是还没有时间。如今离开海州已经五年了。近来听说州中正奉旨修治河道，有客人在青峯山建三官殿，规模宏大而华丽，游人常常满堂；城中人士又在万花岩左边建了一座小殿，供游览此岩以及前往青峯山的人休息，并请道士穆常住在那里。于是州中的游览观赏才开始兴盛。凡是从远方来到这里的人，只知道欣赏万花岩的美，却不知道看见海州便应当悲伤。有一天，道士带着岩图和州人李生成章的书信，走三千里到京师请我作记。我看了这些情况，久久犹豫不决，便问道士：‘三官之神从未有人亲眼见过，果真能给人间带来福祉吗？既然已经在青峯山建殿，又在这里建殿，难道不会损耗财力吗？游览的人很多，难道不会烦劳主人吗？既已雕琢装饰，越建越有趣、越做越精巧，难道不会损害自然本真吗？这座岩石实在有灵，似乎还要责问我，我对它有什么可推辞的呢？’道士说：‘不是这样。自从这里开辟、两座殿建成，州中和海上的百姓才开始欣欣然有了生机。近年来水旱灾害幸而没有造成灾祸。如今盐河畅通，州人将长久依赖它。这究竟是神的作用，还是人的作用呢？州人因此颂扬您。虽然如此，其中必定有所以然的道理，只是我这个道人不能说明；您也不要说破，幸望为州人记载大概。’恰好我的朋友、刺史张朝瑞有使者从金华来，拿出他的书信，开头便叙述州人的话，偶然与道士所说相合；我的同年倪潞仲涷当时也任淮安守，正因河工完成来报我。他们赞许道士的话，能够做到不阿谀奉承我。我姑且依次记述这些说法，把它们刻载在三官殿碑上。《醉经楼集》第五卷【书类】澄邑唐伯元著 答孟十史部叔龙书 答叔时、季时兄弟 答蔡台甫同年 答梁生 答吕宪使叔简年兄 致太宰杨公 致太宗伯沈公 致王大宗伯 答周济甫大中丞 答叶中丞年兄 寄给张洪阳宗伯 致赵宗伯 答李中丞 答王少宰麟泉 致顾叔时、季时 致孟叔龙 致诸延之 答王用晦 答谭子诚 致蔡台甫 答李于田 答耿学宪 答范原易 致维卿 致邹孚如 答朱学宪 致荐主刘公 答座主陈公 答沈叔顺 答倪潞仲 答郭梦菊大参 答钱侍御 致太仓相公 答台长子公 答陈兰台 致徐客部懋和 答郑德进 答郑德涵 答周时甫 答汪吉州 答刘方伯 答余司理 辞谢郡侯的召见 《答孟十史部叔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