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六 《陶庵全集》　别集类第五【明】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陶庵全集》二十二卷，是明代黄淳耀所撰。淳耀起初名叫金耀，字蕴生，陶庵是他的号。嘉定人，崇祯癸未年考中进士，尚未授官便回乡了。福王即位后，他没有赴选，居家讲学。乙酉年，南都被攻破。清兵进攻嘉定，淳耀和他的弟弟渊耀进入僧舍，自缢而死。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号“忠节”，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淳耀精通而深研经学，专心学习古人。他所作的科举文章，精美雅正而纯粹，完全扫除了明代末年剽窃模仿、诡谲怪诞的风气，天下人都传诵它。平日里他讲求正道，勤奋不懈，尤其能够以亲身实行、实际践履为务，坚定地不被荣华利禄所动摇。他的《吾师录》《自监录》，都是早年订定的论学之语，旨趣极其醇正而平易近人，完全没有结党同声、排斥异己的风气，足以看出他所得道理的深厚。文章和平温厚，以先民为法度；诗也浑厚雅正、自然天成，完全没有王、李、钟、谭余派那种软弱的声调，避开它们还唯恐不及。他立志坚定明确到了这种程度，最终舍生取义，芳名流传百世，卓然无愧于平生，可以由此知道他立言是有根本的。文集由他的门人陆元辅搜集编纂，《明史》中记载为十五卷。现在这部书，文七卷，文补遗一卷，诗八卷，诗补遗一卷，《吾师录》一卷，《自监录》四卷，共二十二卷，是后人续加增辑后刊行的。乾隆四十五年四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陶庵全集》原序 黄陶庵先生殉国而死五年后，他的门人陆翼王收集他的遗文，得到著作一百多篇，托付我为它作序。唉！陶庵的文章难道仅仅保存到这里就算完了吗？当嘉定城陷落时，他投笔引决，以绝命之志扼住喉咙而死。翼王在流离和战火灰烬中访求搜购，遗留下来的篇章残破不全，十篇中连一篇也保存不了，这实在是令人流泪叹息的事。陶庵深沉而喜爱读书，对于学问没有不窥探的。平日常独自坐在一室之中，不与当时的人交往。自司马迁、班固以下的诸史，他朱笔黄纸钩画贯串，大略都能背诵。至于考察史实的得失、训诂的异同，即使诸位儒者也不能贯通其中的条理要旨，陶庵屈指而数，始末都能通晓，分毫厘析清楚；即使请古人当面同他考问，也没有人能难倒他。他为人清正刚直、简约自持而高贵，言语有规矩，行为合准则，早年便从濂洛之学的传承中有所领会。他曾对人说：“我近来写文章，原本没有什么长处，但都以大道为准绳，称合心意而立言；拿它同古人相比，用它来验证今天，其中不合于理的地方，也已经很少了。”这就是他一生读书的大概情形。庄烈皇帝初年，海内正崇尚古学，一两位博通的儒者，准备以表彰六经、修明先王之道为己任。于是那些曲解学问、行为诡异的人又起来乘机攻击，借助光势扩大声名，彼此互相吹捧，剽窃一切坚僻的言辞，用来欺骗当时、误导世俗。评论者没有察觉，竟把他们同最初倡导古学的人视为同类而一并诋毁。唉！这也太不加思考了。世道衰落以后，先王的教化已经熄灭，法度已经败亡，人们逞弄自己的私智，各家崇尚自己的私学，错误混杂，悖逆之说遍布天下。即使有超出世俗的君子，想要整顿并辨别这些学说，也没有办法。只有忠孝大节，都出自醇正博通的儒者；那些似是而非的人，却并不是没有。这样以后，天下和后世才会清楚地知道异端之学应当诛斥，而正大的学术值得尊崇。看看我们的陶庵，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陶庵做诸生二十年，和他的弟弟伟恭、他的学生侯几道，以及他的朋友夏启霖等人，昼夜讲习性命之学。晚年才得到机会，却不肯出仕。城破那天，老师、朋友、兄

译弟同日殉难。如今他的书虽然不完整，但使读它的人激愤地想见他的为人，更足以在当今得到验证、使后世相信，这是毫无疑问的。翼王用了五年时间，搜集编纂散失的遗文，他对于这一道统的功劳不可谓小，当然也不只是为了陶庵一人。我因此把这些事表彰出来，使后人知道应当学习什么。己丑年秋九月，太仓社弟吴伟业题写于梅村旧学庵。我从束发读书时起，就读陶庵先生的文章，见它精深纯粹，高明的足以辅助经传，浅近的也足以凌驾韩愈、欧阳修，心中暗自仰慕他。认为这究竟是怎样的人，文章竟能这样超越众人、绝无伦比？后来听说先生从容赴义，慨然长叹，认为先生在死生关头尚且如此不苟且，志向同日月争光，行为同天地长存，他的精神发为文章，自然精纯超绝，像金石之声一样和谐，合乎宫商之调。后来我又想到，自从变故发生以来，平日谈忠孝、讲仁义的人，临到利害关头而不能守住操守的，哪里数得清？只有先生毅然不变。别人隐忍徘徊、不能决断的事，先生看它就像渴了饮水、饿了吃饭一样，不容停止；又像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一样确定，根本无需考虑。这哪里是勉强做到而最终办成的呢？大概是因为他平日积累深厚，修养深刻。等我到先生的家乡任职，见到当地遗老，询问先生一生的事迹，他们都认为先生平日孝顺友爱、忠诚守信，取舍从不苟且，对富贵淡然处之，却在正学上发愤用功，勤勉不息，只把圣贤之道当作自己的责任，世俗的尘埃一点也不能进入他的内心。唉！这大概就是他临到利害关头而不改变的原因吧。自从世间教化衰败，士人不知道用防范约束来修养自己，反而说正学迂腐疏阔，说功名利禄不可停止追求；一遇到小小的利害便挽袖挥臂而起，像苍蝇聚集、蚂蚁追逐一样，再也不顾其他。平日的志气既然如此，却希望他们临到大节关头不可夺志，难道不是很难吗？因此发而为文章，不是陷入卑陋，就是染上驳杂；即使想缝补润色，把自己附会成前贤，也像穷人装扮成富贵人家，明明不是自己所有，却虚张声势、支吾应付，各种毛病全都暴露出来，并不奇怪。所以我认为，先生的文章根本在于他的品行；先生的品行之所以能在变乱面前卓然不群，根本在于平日的修养。士人如果能以先生的修养来修养自己，自然无论险阻还是平坦都始终如一；身处变乱时，便成为耐寒的松柏；身处盛世时，便成为高冈上的鸣凤，这些都属于同一种境界。区区文章的光彩，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文章写得像先生一样，仍然不值得珍贵，何况一般人一定做不到呢？因先生的门人搜集遗文准备流传，我便推论它的根本，使世上学习先生的人知道应当取法什么。当湖陆陇其撰。君子的学问，归根到底只在一个“诚”字。用它来治理内心，内心就端正；用它来决断事情，事情就没有什么可疑惑的。能察知祸福萌发的细微征兆，能在进退、出处、死生的关头坚信自己的选择。孔子说：“坚定地相信，爱好学习，至死守护善道。”只有诚实之心立于内中，才会有毅然不可夺的节操，面对患难不失其正道，顺从正道而死。即使圭璧在眼前破碎也不顾惜，刀锯鼎镬的刑罚在身后等待，也把它看得如同没有一样。齐国的虞人用旌旗召唤孔子，孔子不去，孔子称许他。孟子认为，不能端正自己的人，没有能够使别人正直的。圣人所守护的道义，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孔子在齐国听到新稻已熟便离去，离开鲁国时顾不上缴纳免去戴冕的费用，这难道是肯接受公山不狃、佛肸召唤的人吗？所以说：“可以停止时就停止，可以退处时就退处。”这就是孔子。只是后世像扬雄一类急于求进的人，常常援引圣人来为自己的过

译错文饰。他们进身不合礼法，所得俸禄也不是正当之道。既不能明察祸福的征兆，在进退、出处、死生上也不能坚定相信，哪里谈得上善道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诚心还没有立于内中，所以操守容易被夺。嘉定黄先生名淳耀，字蕴生，别字陶庵。平日讲习圣贤之学，亲身实行而不倦。崇祯十六年秋，赐进士出身，尚未授官，便回到越地。

译崇祯十七年，他殉难而死。同乡门人陆元辅辑录他的诗若干卷，雕刻刊行。又搜集他的遗文，仅有四十多篇，收藏在箱中。元辅请我朱彝尊作序，我接受后读了这些文章。它们的语言平和舒展，分析道理审慎而明辨，援引经史广博而不虚妄。这不就是所谓修饰文辞、树立诚意吗？这时先生去世已经三十年了。诵读他的文章，恍惚间像看见他的容貌、听到他的咳嗽声。确实啊，有道之人的言语深入人心就是如此。唉！先生的大节既然如此，他的学业文章又是这样，难怪在一般人中少有赞同、反而多受怪责。如今看文集中论学的书信，完全摒弃了儒者结党同声、排斥异己的习气，这尤其是普通人难以做到的。讲学没有比宋代更盛的了，然而汴京、临安陷落时，道学诸臣以身殉国的并不多见。至于明代为节义而死的，有方公孝孺；死于宦官之祸的，有高公攀龙；而山阴刘公宗周、漳浦黄公道周和先生先后自靖，都以道学兼具忠节，连宋儒也有未能达到的地方。元辅在兵乱之后，能够搜集老师的遗文，使它不致散失，也可以说是笃信之君子了。秀水朱彝尊，字锡鬯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钦定《四库全书》《陶庵全集》卷一 明　黄淳耀　撰 书信 呈给座师王登水先生的启 我恭敬地想，自己是海边的卑微士人、山林草野的鄙陋书生，在崇尚媚俗之学的场所树立高标，在无人之野弹奏古调；读书废寝忘食，想着起身同班固、扬雄、贾谊、董仲舒交游。学问和议论精深微妙，将要探求濂洛关闽诸家尚未阐发的道理。至于帖经墨义，我以雕琢句子、堆砌辞藻为可耻；面对永嘉文风的转变，竭力追寻正始文风。功名不是武力可以取得的事，却高谈廓清之志，因此在乡校中沉浮了二十年，由此又在科举考场中困顿失意，考了五次。虽然年纪还没有达到可以出仕的阶段，人们却滥加称许，说我是当时的才俊，只是名声已在文坛上老成，自己也怀疑时运已晚。没有想到雕虫小技，竟被推荐到您冰雪般聪明的眼光之下，得以厕身于考察选拔之中，施展风云般的气概。这全是恭逢老师阁下：您确实能够以国家为重，以公心使人才得到生成；有龚遂、黄霸那样名重汉代的政绩，又有燕许诸公擅长玉堂制诰的文笔。您正掌握着衡量人物的权柄，于是使纤弱浅薄的小才也尽数进入文章的渊薮。我本来疲惫弯曲、才质鄙陋，却承蒙您甄别收录，这份感激铭刻在心，谢意实在难以尽述。即使脚上磨出重茧，携带粮食走上千里，也只能叹息赵壹空空的钱囊；参加计偕、赴公车，又被迫像郄诜那样献赋。因此特意恭敬写下笺记，行参承拜见之礼，借此稍稍抒发仰望高山的诚意。虽然我的行迹涉及孤苦冷落，像欧阳修不能登上台阶次序；或许我的内心存有长久之情，如任安独自守在门栏之外。谨将内心的实情倾诉于下，以求玷污您的清览；如果有违背这些话的地方，就是辜负老师的厚意。

译呈给座师王登水先生的书信 我资质迟钝浅陋，自十七岁进入学校读书，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平生厌弃轻薄的陈旧言论，独自喜欢广泛阅读古人的书。曾经从六经中寻求义理，从二十一史中寻求事迹，从辞赋诗歌中寻求万物的情状，从汉、唐、宋数十家文章中寻求承载道理的器具。把它们编选、剪裁，揣摩融会，反复涵泳，放开来运用于诗文之间；只要有一句合乎道理，或一篇追近古人，便欣然欢喜，甚至忘记吃饭。至于今天的制举业，本来不曾孜孜以求工巧，但也只是认为应当推演圣经、尊崇王制，凡事不苟且而已。近来深思臧氏所说的三不朽道理，曾认为古代能够立言传世的人，如果内心没有所得，就不能做到；既然内心有所得，即使有言论也可以，如司马迁、班固、荀子、扬雄、韩愈、欧阳修之类。既然内心有所得而又有言论，即使没有言论也可以，如我的同宗叔度那样的人。我所见既然如此，便越发觉得俗学不值得喜爱。近来去掉浮华而践履实际，玩味思索性理之学，将寻求使内心觉悟明白、使气魄刚大起来的方法，希望接近古代那些因文章而显明道的人。长久寻绎之后，又超然在文字语言之外有所领会，这才知道近代河东、余干、新会、姚江诸位君子的理学门庭或许不同，但归宿和趋向却是一致的。世上的儒者舍弃性命之学而谈事功，舍弃事功而谈文章，因此事功一天比一天浅陋，文章一天比一天卑下，而偏邪、淫滥、邪曲、遁辞的祸害逐渐侵入政事，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天下这样奔竞扰攘已经几十年了。我粗略有些见识，向上承受孔子、孟子无穷无尽的恩德，难道敢贸然以文人自居，陷入以富贵利达为目的的学术吗？只是又想到双亲还在堂上，不敢完全断绝进取之意，所以从前虽屡遭挫折，今年仍随众人入闱应试。恰好承蒙上天的幸运，得以出于执事门下。恭敬地认为，执事慈祥温惠的风范，清正刚直、纯洁无瑕的操守，仁爱之情与义正之色，普遍施及远近；精明的鉴识和高妙的裁量，都出于诚一之心。考场中所得的，大多是奇杰卓异之士，而我也误厕其中。虽然我的才华不及韩愈、苏轼的万分之一，但执事本来就是当今的陆宣公、欧阳永叔。世间哪有出自陆宣公、欧阳永叔门下，却不竭力奔走、到几案前叩首求教的人呢？只是发榜以后，我立即进入南都，而您的旌节已经回到青阳。当时督学有亲自供职的召令，我在江阴停留了十天。家中又苦于京报人索取无厌，于是回家借贷来打发他们，而我家贫困，实在是一个穷困的人。计偕入京的日期就在眼前，收拾行装更加困难。因此想到执事之所以甄别收录我，本来是希望我有所建树，并不一定要求我仅仅前来拜见一次，所以不顾自己狂妄浅陋，冒昧地写下自己求学作文的始末，以及不能到您面前的原因。沐浴焚香后恭敬写信，仰望玷污您的清览。希望执事怜悯我的至诚，给予教诲，不责怪我的过失，那就十分幸运了！十分幸运了！寄给弟弟伟恭的书信【癸未】我日夜盼望家信，只收到七月中旬的一封，心中悬念不安。知道弟弟得了疟疾，这算不上什么苦痛，想来很快就会恢复。听说学台的岁试在九月中旬，不知道名次前后怎样；然而这不过像赌博呼卢一样，得失大小都不值得介意，何况小事呢？我在廷试传胪时，看见鼎甲三人先上去，没有得到这一名次的人都啧啧赞叹，认为这是登仙，甚至有人闭目摇头不愿观看，大概是羡慕到了极点。我当时无限叹息。古人说状元三年才有一个，有什么值得过分羡慕的？这话说得极其正确。天地之间本来有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人，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几十年才出现一个的人；如今人们偏偏不肯做几千年才有一个的人，而一定要做三年才有一个的人，已经很可笑了，何况几个月才有一个的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我近来的心境很杂乱，都是因为整天在尘世中翻滚，自然有许多迷失之处；又因为胸中横着一个“矜”字，眼看别人的品格骨气不如我，议论不如我，思想见识都不如我，便不免有轻蔑世俗的意思，因此学力不能进步。然而身处宠辱场中，仍能像墙壁般直立、坚如铁石，那么《中庸》所说的“爵禄可以辞让，白刃可以践踏”，我自信没有遗憾。推而广之，治理天下国家是可以做到的，唯独中庸之道难以做到。那么从今以后，我专心一意地走下去，仍希望上天不绝我，圣人不抛弃我，我终究会有一个立足之处，而不至于徒然虚度。弟弟不要担心我被俗人牵引、被俗念污染；只是我自己应当忧虑的地方还很多。客居之中没有可以交谈的人，常常仰望屋顶叹息。买到几册唐诗和一部小鉴，诵读诗歌读到精深微妙之处，读史读到得失分明之处，在窗明月白、风急天高时，自己感叹，自己排解，自己安慰，真恨千年以前的人不能来同我交游。目前各位公卿奔赴馆选，急切得像口渴一样，我却闭门独坐，既没有取得入选的道理，又挂念父亲和弟弟；还想到古人三代祖先的坟墓在浅土中，便急急忙忙找人安葬。如今我家的两座祖坟还没有修葺，做子孙的又怎能长年在外呢？兵乱相互交战，变化倏忽无常，如今趁道路略微畅通，姑且回去料理一番；如果最终可以不去谒见选官，就干脆做个隐士；否则先把自身收拾得干净，然后再进入社会，即使像鼠肝虫臂一样，听凭命运赋予什么也可以。不知道这个念头是否可行，大约出月初十前后可以启程，最迟到腊月二十以后一定能到家。这半个月中，只有召对一事可能成为意外羁留的原因，但恐怕也未必如此。世间的事情实在不能完全看透，能够做的只有自己分内的事，努力吧，努力吧！请向志同道合的各位致意：深厚地积累德行，深深地涵养才华、韬光养晦，这才是今天应做的事。

译答复归元恭的书信 相隔已经多年，实在是被人事牵累，心意和行迹彼此违背。知道有道之人不会弃绝我，承蒙您寄示近作，又拿两位前辈的言论教导我：一派以秦汉为宗，一派学习太仆。您还想在这件事上取决于我的意见。我对于所谓“力量不足”的说法，虽然长久钻研窥探、艰难推测，也还差不多自以为有所见解。然而我正想着要请教仁兄而尚未得到答案，何况敢替仁兄作决定？又何况敢替两位前辈的言论作决定？只是您询问得恳切，不敢不有所答复。说文章一定要以汉代为宗，学习韩愈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宋代以下姑且置之，这种说法不对。汉人的文章，如司马迁、班固的史书，贾谊、董仲舒、刘向的奏疏，汉代七位帝王的诏令，其雄健飘逸、深厚温润，本来已经达到了语言的妙境，确实应当成为学者的准则。然而近代空同、大复、历下、弇州诸人以汉人为宗，只得到皮毛；唐宋诸公以汉人为宗，却得到神髓。得到皮毛的，像汉人却又不像汉人，是优孟学习叔敖；得到神髓的，不必形似却自然神似，是九方皋相马。试着拿司马迁、班固诸人的文章来读，再深入思考其中的意义，然后才知道韩愈所说“学习他的意义而不学习他的言辞”，以及所谓“古人作文是从自身所得出发”，确实是超然独到的见解。这样以后才知道韩愈以下诸公善于学习汉人。至于何、李诸公学习汉人，只是摘取现成文章，雕琢句子、彩绘辞藻，像天吴紫凤一样颠倒穿着粗布衣服，却反而夸耀自己安排织造的技巧，实在只足以让有见识的人一笑置之。如今想排除韩愈以及宋代以下诸公，直接说以汉人为宗，这个说法不能说不高明，但不免暗中助长空同、大复诸公，反而拿进入汉人内室的武器去攻击汉人自己。况且学习汉人文章，譬如学习孔子；如今生在孔子之后而学习孔子，难道能不通过老师传授便一步直达吗？还是必须像孟子那样私下以古人为师呢？如果不能不私淑他人，那么韩愈以下诸公本来就是我私淑学习汉人的老师。还有一种说法：把唐宋诸公看作学习汉人，这还只是浅层的说法。汉人的文章出自六艺，唐宋诸公的文章也出自六艺；说唐宋诸公学习汉人，只是说他们得到汉人的气脉来写文章罢了。至于他们议论的高明、取舍的精审，难道没有远远超过汉人的吗？汉人中偶尔有缺点，就像孔门中有樊须、宰我；唐宋人中偶尔有超过汉人的，就像后世有周濂溪、程明道。假使让周濂溪、程明道同樊须、宰我之流并肩站立，不必询问也知道他们的优劣所在了。汉人的文章和唐宋的文章既然都同出于六艺，那么不学习六艺，又怎么可以学习汉人呢？这个说法既已说明，那么近来学习太仆的言论，确实不是浅陋的议论。太仆学习韩愈、欧阳修，正如韩愈、欧阳修学习西汉，都属于所谓学习其意义而不学习其辞句，也都属于所谓自得。从汉代以后有唐宋诸公，从唐宋以后有国初方、宋诸公。国初诸公去世以后，应当删去何、李、王、李的文章，而直接承接荆川、震川诸公。想要观海，必先逆流而上经过江湖；想要登山，也必定要经过津渡和筏子，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放言说到这里，恐怕会被外人斥责恼怒，幸望仁兄看过一遍就把它烧掉。您所示的几篇文章，笔力高超而意味深长，尤其善于反复婉转、曲折推演来穷尽论旨，真是善于学习欧阳修的人。我谨依据自己的愚见，在简首标注得失，作为答复您的托付。诗序因为耀弟近来喜爱静坐深思，不敢妄自创作，想暂且缓一缓再发表。近来因为计偕事务繁忙，尚未完成，但终究不敢把自己置身事外。又承蒙您答应为我赠写小序，希望立即写成，并寄到大鸿那里，那就十分荣幸了，十分荣幸了。答柴集勋的书信 从大鸿那里收到您的长笺，勉励我、期望我，这简直比赐给我九鼎大吕还要珍贵。然而您信中所说“庐陵”之类的话，弟弟我是什么人，哪里敢承担这样的使命？或许只能说我有这个志向罢了。只是仁兄学问笃实而光辉，才华醇厚深沉、雅正健劲，博取而能精通，深厚积累而迟迟发露。对于古人，您本来应当策马超越他们而走在前面。弟弟黄耀学业荒疏浅薄，不足以成为知己。道是，我的同乡涪翁曾说：“研究经书要探究它的深意，读史要洞察它的事理。经和史这两样东西，是真正学者的左右手。”然而不研究经书而想读懂历史，就像拿着没有星刻的秤，不能衡量物品；不涵养自己的心气以求合乎道，而想研究经书，就像没有根的花，生命力一尽便会枯萎。近来我端坐闲居、静心思考，想求得所谓养心治经的方法，却还没有所得。仁兄难道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吗？答张子灦的书信 您尊稿共选了四十多篇，可以说刻印得太早了。不过这件事也不能不刻，所选的确实都清新精妙。只是我的意思是，付梓还应当缓一缓。古人著述大多到晚年才定稿，因为中年所作，有的风格还没有成熟，气势波澜还欠老练，都会成为日后的遗憾。我希望兄长成就不朽的事业，暂且迟一迟、深思一番；将来功夫成熟，自然会提笔勉励自己。现在姑且慢慢来吧。荆川集已经送到，这位老人是欧阳修、曾巩的嫡传。集中那些杰作，例如《读春秋》《周襄敏公传》叙述广右战功，不能指出其中哪一个字、哪一句像古人而又逼真。古人可惜自己的得意之处流入近时道学一路，但他谈论道理时也多有发明。诗却一定不可作为法式；文章可以谈论道理，诗却不专门谈道理。我也没有细看一遍，只是随手读到哪里便标出几处，也不过看出它的意思所在罢了。等以后重新读它，或许还能有所窥见。

译答侯云俱、智含兄弟的书信 仔细得知您在铃斋习静、读书学道的滋味随着时间日益深厚，真令人欣喜羡慕，欣喜羡慕。我这一春多被酬酢应酬牵累，忙忙碌碌地度过日子，因此动和静彼此割裂，也多有乖谬失常。每当想到古人有不善之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从来不再去做。譬如神农氏尝药，一旦遇到有毒的东西，就不再尝它。如今我却明知那是脑子、野葛，却姑且把它放到牙齿和面颊之间，这样的情况太多了，难道不可叹息吗？既然已经发誓刻骨铭心，就一定不达目的不罢休；下手用功的地方完全在于时时刻刻照看自己的主人公罢了。不怕念头生起，只怕觉察得太迟，这是八字诀。若功夫还没有达到，反而随意说休息吧、歇息吧，那正是服食中的脑子、野葛。怎么样，怎么样？五月中旬，我和眉声带着几十卷书到陈园，隐藏踪迹，不同人交接。后来忽然听说八月有乡试，不免随众人走一趟；这实在完全不是本心，却有不得不去的形势。陶公所说“一个身形好像有所制约，平素的胸襟却不可改变”，正是说我。我曾对人说：“我没有救济世人、安定百姓的才干，也没有保全自身、保护妻子的打算。世事既然如此，应当韬光养晦十年，等到达到‘舍我其谁’的境界后再出仕，这是我长久以来的志愿。” 如今却好像纵马进入京城，还说不求闻达；科举考试和内心行迹之间，实在很值得怜悯和嘲笑。出发日期在本月初九，之后大概要隔几个月不能通音信，邮递也料想不会频繁。先前承蒙您问及诗札，我已经写到《郑风》，大概只论汉、宋两代罢了，意思和见解或许还要增删裁定。如今带在行囊中，有空就继续写，尚未能寄去。云俱、智含二位精通而有悬悟，不必拿这件事同他们相提并论。近来翼王也在从事这门学问，看得比我更加详尽，想来你们所想知道的，他都能说明。只愿你们为道义自己努力，勉励啊，勉励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答侯记原的书信 四方的事情、乡里的忧患，纷纷扰扰，不知道究竟会怎样。大体上，一有小小的紧急就认为极其危险，稍微安定就认为平安无事。天下各处的声音都一样，概括说来，古今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我每天想要隐遁，却始终苦于没有办法。先前对德符说，想寄身四处漂游，大概只是无聊时的念头，究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怎么办，怎么办！承蒙贤兄深厚的情意，如今稍微能够摆脱一些事务，便急急忙忙赶来，只是还不能约定日期。乡村居住日子很长，做什么功夫来消磨漫长的白昼呢？出世与经世，能不能始终并行不悖？方便时再寄一言来宽慰我吧。答金孝章的书信 我心中一直有孝章这个人，十年都没有机会见面，忽然在科举考试中听到声名而相互接近，结成这样的交谊十分奇特，这也会成为我们将来的一段佳话。弟弟我长期困顿失意，已经不再叹息；像我孝章这样有远大抱负的人，尚且还要回翔退避，文章难道还会有价值吗？鳞长来到敝邑，两次写来亲笔信；第一次因为鳞长暂时回去，匆忙之间没来得及写信答复。先后读到《包将军传》和《太夫人志略》，一篇表彰孤忠，一篇弘扬圣善，这就是孝章的《出师表》和《陈情表》，忠孝大节大略都显现在其中了。奉您的命令，冒昧替太夫人写哀辞一章，替包将军写楚辞一章，写在白绢册上呈正，意思满溢于胸，厚重的言辞难以流出，只请执事指教。亡友闵裴村一生苦心吟咏，穷困而死于草野之间，实在令人哀痛；听说他的妻子一向能刻苦耐劳、甘于粗淡生活，一个儿子也渐渐长大，这多少可以令人宽慰。弟弟我已经收到他的遗稿，略加编次，开年就应当付梓；还想同您仔细商量。闵裴村生前常常把孝章挂在嘴边，确实，孝章可以说是使古道重新显现的人。鳞长旅居的处境冷落困顿，恐怕将要成就一块荐福碑；我同友人谈及时总要叹息，每每举出青莲诗中“空手没有壮士相助，穷困居处使人低头”两句，不胜感慨。《宋史》这件事，对于学者大有功劳。我的意思是，还想删去那些没有必要保存的传记；对于必须保存的传记，不妨把字句写得稍微详细一些。从前有人说，校书就像扫落叶，越扫反而越多；由此可知编成一部书尤其困难，尤其困难。与去非禅师的书信 我因为中暑而烦闷，不便乘船，恐怕再稍微耽搁，您已经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离去了，所以派快脚来询问，也有事情请教。我对于先天这一段道理，深信它不容拟议，没有什么可以思量造作的；关键在于当下直接体认，舍弃偏见而证得圆满光明，破除顽空而趋向正觉。然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趋向的，也没有什么可证得的。把无所趋向、无所证得当作主宰，这是一种毛病；把无所趋向、无所证得当作玄妙境界，又是一种毛病。在昼夜十二时中，不分动静，不能把动静割裂为两端；处于动时，就在动中观察静；处于静时，就在静中涵养动。以本来无须拂拭作为本体，以时时勤加拂拭作为功夫。这样做下去，不知是否能有少许相应？恭敬请求您说一句话教导我。以太虚作房屋，以明月作伴侣，开士和我从来没有片刻分别，哪里还有来往之说？今天说我和开士聚头磕脑，无不可也【首尾节一百字】《陶庵全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陶庵全集》卷二 明　黄淳耀　撰

译序 《游横山记》序【丁丑】吴地和杭州接壤，我们吴地游览的人，一放船就能到武林，大概是因为西湖的景物柔和淡雅、美丽可爱，尽在人们眼前耳边。我虽还没有到过湖上，但心里知道奇异壮胜之处不全在西湖。曾经开玩笑说，浙江有西湖，就像人有眉目，一眼便可看见；至于人的心腹肾肠，却必须反复剖析探究以后才能了解。如今游览的人到了西湖便停止，每每只说那里美好壮观；至于能够摸索幽深、经历险境，和猿猴鸟雀争道而行的人，最终也没有。这样同千里之遥选择朋友，只作一个揖便离开，有什么不同？听到我这番话的人无不大笑。今年秋七月，马巽甫先生从武林回来，拿出所作的《横山游记》给我看。他的记述从湖上一直写到这座山，几十里路中天气的阴晴明暗、草木的浓密稀疏、山岭的郁结曲折、潭涧的上下回旋、楼阁的布置位置、鸟兽的飞行奔走，以及幽人奇士之间的应酬来往，一一都写到了。我读后精神忽然开朗，连毛发都竖立起来，飘飘然不知此身还在尘世之中。我尤其感到奇异的是，山中人彼此亲近相爱，如同一家；甚至刻削竹笋作为标记，用来防御盗贼。这种淳朴古雅、淡泊宁静的风气，远不是尘世所能有的。从前陶征士作《桃花源记》，后世诗人如王摩诘、韩昌黎、刘梦得、梅圣俞诸公，都用诗歌表现它，把那里看作神仙境地。到了苏坡公，却说陶渊明所记的只是祖先为躲避秦朝战乱来到这里，那么渔人所见的只是他们的子孙，并不是长生不死的神仙。他又引青城山老人村作比较，认为天地之间像这样的地方很多，并不只是桃源。苏坡公的议论确实高明；然而我的意思是，陶公居住在晋、宋混浊的时代，感慨愤懑于时事，便借桃源寓言，以暴虐的嬴秦比拟当时，以避秦自比。像《桃花源记》中所说“竟然不知道有汉，更不用说魏晋了”，以及诗中所说“淳厚和浇薄既然源头不同，很快又回到幽深隐蔽之处；愿意踏着轻风，高高飞起去寻找我的知己”，那么他对黄帝、唐尧时代也无法企及的感慨，本来可以大略看见，而并不是真的有一个所谓桃源。我怀疑苏坡公也没有得到其中的深意。只是他所说老人村道路险远，那些人不认识盐和醋，只饮水而长寿；后来道路稍微通达，渐渐有了五味，寿命反而日益衰减，其中确实有至理。如今看横山离西湖稍远，耳目不受外界混杂影响，而山中人独能完整保持这种淳朴古雅、淡泊宁静的风气，那么也就是一个不识盐醋的老人村了。所以我既佩服先生善于游览，又感叹西湖不过是赵宋君臣纵情享乐的地方，评论者把它视为尤物，甚至把国家的覆亡比作西施；而横山因为荆棘丛生、尚未开发，超然于酣歌不止、长日歌舞之外，难道不是幸运吗？将来有一天，我戴松枝编的帽子、穿草鞋，跟随先生遍游其中，希望多少能够成为太平时代的隐逸之民，那也就足够了。《送赵少府还郡诗》序【甲申】崇祯十七年夏六月，于潜赵公从嵩江少府任上来代理嘉定县事务。当时贼军攻陷京师，天下震惊；嘉定沿海那些不得志的民众多结党等待机会。恰逢有村民被仆人杀害，连同全家七人都被杀死，于是酒工、佣人、灶夫、厨役等都起兵作乱，十人一伙、五人一队，白天手持兵器，威逼主人，强迫他们出具契券献上；仆人坐在堂上，饮酒吃饭神色自若，主人跪在堂下，叩头呼号，乞求留一日性命。即使侥幸不被杀，也要烧掉房屋，抢走钱财物品离去。不到三天，火势便烧到城南一角。赵公到任时，正好遇到这场变乱并着手防备；兵使程公因其他事情巡视县境，于是和赵公日夜商议，发兵捕杀二十人，悬首示众，众人才稍稍安定。过了几天，程公把县里的事务交给赵公后离去。赵公设置多项条教，表彰善行、惩罚恶行，建立保甲，重申乡约，像劝导子弟一样诱导劝谕他们，像疏导江河一样疏通引导他们。一个月之间，县中便平安无事。评论者说，嘉定的这场变乱，实在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程公先用严厉法制控制，赵公后来用宽厚政治安抚，起死回生、使白骨长肉，也都是此前治理嘉定的人从未做到的。赵公每天早晨起身，坐在正堂；百姓拿着诉状来到，他看完以后才接受；其中有隐瞒欺骗、不能受理的，立即叫人退去。每隔一天，他拿出俸钱买鱼菜，没有一文钱侵用公帑。至于按科派遣里役等事，他的强干有力、清廉洁白，也都属于这一类。他任事仅两个月，巡抚祁公便以政绩卓异向朝廷推荐他，直指周公认为赵公早晚将被朝廷任用，不可长久居于小县，于是上疏请求以进士钱公补任嘉定县令；赵公便离开嘉定，暂时回到嵩江。诸生某某等认为赵公的德政不可没有歌颂，便相继作诗若干篇为他送行，托我作序。我去年计偕北上，在漕河遇到赵公；赵公正押运粮食到京。我和他同行的几条船同粮船争闸，粮船派出几十人守闸，我们百般劝说也不能通过，势必要误期。不得已只好跑去向赵公申诉。赵公慢慢来到，一挥手便使他们散开。我曾私下对同伴说，赵公这样驾驭下属，是宰相将帅之才，众人都默然无言。过了一年赵公来治理嘉定，他整肃从容而不乱，和他驾驭几十个人的情形没有不同。这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话得到了验证。从前仲山甫的贤能，因为尹吉甫作颂而流传；至于渔阳人歌颂张堪、蜀郡人歌颂廉范，张堪、廉范本来并不是因为颂歌才流传，而作颂的人反而借张堪、廉范而流传。如今赵公的政绩这样卓著，将来记载循吏的人一定会把嘉定的诗附带记在其中。这正是他作为尹吉甫的地方还不够，却足以成为渔阳、蜀郡的歌颂对象。我既私下有幸附在知晓赵公的人末位，又庆幸这篇话能够流传，于是提笔为它作序。

译《张大参元津总持序》大参张公伯常所著的道书有数万字，篇名叫《真言》《元朴》《道符》《要言》《黙语》《的防》。张公去世二十年后，他的孙子宏经才开始把它刻印流传。唉！世上谈养生的人很多，其中高明的不过是荒诞妄说、穿凿附会，大都像系风捕影；低劣的甚至把男女交合当作成仙的捷径。这与狂妄迷惑、丧失本心的人没有区别：他身入厕所粪坑，却指着那里说是丹楼玉堂，正要提衣服前去，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和蟑螂、蚂蚁一起沉溺其中了。张公这部书所说的都是清净之道，尤其与那些人的说法相反。所以他在引言中说：“如果不断绝淫欲而学道，就像蒸砂子做饭，即使经历千劫，也只能叫作煮熟的砂子，不能成为饭。”这话说得太好了！书中剖析幽深隐微之处，揭开深藏的奥秘，洞彻明白，再没有保留隐藏的内容。大概张公只是用这些道理自我证明、自我觉悟，起初并不想拿出来给人看。如今宏经一旦交付雕版印刷，就好比把天禾、肉芝陈列在市集上，难道能因为侥幸见到、突然得到它们，就把它们和普通粮食同等看待吗？张公死后，有见识非凡的人说他是尸解成仙，这里不详细记载。《张子灦辑感应篇序》世上谈感应的人，大多把根源推到佛教，认为有轮回因果之说，之后才有感应；儒者则没有这种说法。我不赞同这种看法。《六经》和四子之书中谈感应的地方并不少，只是从未把某件事和某种报应硬性对应起来。考察史书，如杜伯射杀宣王、公子彭生作祟于齐襄公、灌夫杀死田蚡等事，往往都有这种情况；这些都是佛教传入以前、符合因果道理的事情，不能说是附会。《感应篇》本是道家的言论，但与佛教有相通之处，它的旨归在于奖励善行、教化恶行，足以辅助儒教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这篇文章流传已经很久，人们大多乐于诵读；只是有一两个自以为高明的人，或许置之不谈，说：“这只是道家浅显的说法罢了。”唉，三教的书中当然有深奥的，但世人看见了却不能读，读了却不能相信，那也没有办法了。唯独这篇文章，列举事实确切，立论简明；因为简明，所以容易读；因为容易读，所以容易相信。读了并相信它，就会惊惧得仿佛雷电鬼神交会于眼前，于是彼此勉力驱除邪念而不作恶，这种利益不也很广大吗？学说即使有所依托，只要能够有利于天下，圣人尚且要保存它，何况是这样明白确凿、如同握着左券的道理呢？我的朋友张子灦取用前人的笺注和事例，随笔有所增删，交给刻书人刊刻流通，说到底也不过是实行我自己的见解罢了。世上若有人能够潜心体会，独自契合，在千载之上领会圣人的心意，才可以不读这篇文章；否则，希望不要轻视它。《叶石农偶住草序》从前僧人皎然评论诗说：“有超越世俗的格调，其境界像黄鹤迎风而立，形貌超逸，精神旺盛，幽远得无法羁绊；有惊骇世俗的格调，其境界像鲁国有原壤、楚国有接舆，外表显出惊世骇俗的样子，内心却藏着通达之人的气度。”这两种格调，我想用来评价石农先生的诗。石农的诗确实出自陶渊明、韦应物一派，清远澄澈淡泊，不拘形式却自有法度。近来他从武林经过疁水，把《达观楼》等诗作给我看。我急忙读了几遍，恍惚如同挟带天风凌越险绝之地，俯视齐州不过如九点烟尘罢了。他在尘世中任意游走，胸襟浩大，正如古人所说的“香象摆脱羁锁而去”，所以他的语言文字能够达到这样的超然境界，实在是理所当然。《吴奕季淫鉴录序》淫乱和杀生这两种罪过，对人来说最为严重。以戒杀为名的书很多，戒淫的却极少。难道是因为淫罪比杀罪轻，或者认为杀害的只是禽兽吗？平民把妻妾送给人，就足以丧失性命；王侯沉溺女色，就足以亡国。淫欲是自我伤害，也是伤害他人最严重的行为。一个人没有喜爱娈童、年轻女子的嗜好，他的口腹欲望一定淡薄；然而世上流传着有些道士、禅师持戒几十年，最后却败在妖姬手中、迷于淫妇的事，往往如此。这样看来，不淫的人本来可以不杀生，但不杀生的人未必能够不淫。世上有人用笔墨诱导淫欲，如诗歌中有《香奁》，书籍中有艳情怪异之作。纨绔少年把它们嗜若饮食，深入肌肤，无法除去。我常想写一部戒淫之书来与它抗衡，却拖延下来没有成功。我的朋友张子灦拿一部书给我看，说：“这是友人吴奕季所作的《淫鉴录》。它对世俗的功劳很大，您何不写几句话来帮助传播呢？”我接受后读完，发现书中记载前代正人君子的格言、古人的美德善行，以及世俗之人因淫欲而遭祸的事例，全都清清楚楚地具备了。于是我对张子灦说：“这部书一旦流行，我就可以停笔了。”不过，中等以下的人，这部书或许能够劝戒；中等以上的人，这部书却未必能够劝戒。胡澹庵上书请求斩杀秦桧，被贬谪流放到岭海，历经万死才回来，却仍然对黎颊的微笑酒窝动情；赵清献品行像高耸千仞的峭壁，却仍然对一个官妓有意，叫老兵去召她；如果不是这个老兵故意拖延，赵清献就要败坏名节了。世上像胡、赵两位公这样的人，如果不自己悔悟，就不是一卷书所能改变的。奕季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张子灦说：“是的，确实有像胡、赵两公这样的人，但没有不悔悟的。我所担心的只是那些纨绔少年。他们用珠玉买笑，用胡粉修饰姿色，而世上又有《香奁》《艳异》一类书来诱导他们。如果不让他们知道淫欲者会遭受祸患，他们势必不能自己悔悟。既然要劝那些本来不会悔悟的人使之悔悟，那么能够自己悔悟的人，听听这部书也就可以了。”我起身叹道：“这话有道理啊！”于是题写在书的开头，让它送还给奕季。《张子翼救荒赈饥录序》辛巳、壬午年，发生大饥荒。张子子翼刊刻《救荒赈饥录》数千字。他有一个心愿，是希望在上位的人应当开仓赈济、与百姓共同吃饭，如同赵抃那样；另一个心愿，是希望在下位的人应当把财物分给别人，如同李珏那样。假使在上位的人能够把他的心当作自己的心，一定会比赵抃做得更好；假使在下位的人能够把他的心当作自己的心，也一定会比李珏做得更好。然而子翼的心意，并不是这部书所能完全记载的，也只在于读这部书的人能够由此恻然动心罢了。读这部书却不动心，是自己伤害自己；已经动心，却认为不必把它实行出来，是伤害百姓。

译《侯记原慧香社册序》侯记原拿一册书给我看，说：“我打算在来年庚辰年成立一个社团，加入社团的人各自带银钱来，力量大小不等，轮流推举一人主持罢了。有什么听闻的事情，有什么亲眼见到的事情，无论是人还是物，只要可悲可怜、可以用财物救济的，就从社中取钱救助。一年之中应当多次举行。参加社团的人登记在册；需要用银钱时，按名册取用；用完以后，再按名册销账。先生认为怎么样？”我说：“侯子的志向真好！看见别人有急难，内心不动，是残忍；内心动了却不能救济，是吝啬；内心动了，也有能力救济，却从公家仓库取来救人，时间久了又不能继续，是愚蠢；只顾自己做君子而不救济他人，是心胸狭窄。按照你的主张，可以恩泽万物，可以扩大善行了。那么这个社团应当取什么名字呢？”他说：“您曾读过《六祖坛经》吗？内心没有障碍，经常用智慧观照；本性不造作各种恶行，虽然修行许多善事，内心却不执著；尊敬上位者，体念下位者，怜悯救济孤儿和贫民；这叫作‘慧香’，是佛教经典中的话，与我们儒家很接近。您的说法也未尝不接近佛教。社团应当命名为‘慧香’。”‘慧香社’成立了，我也是其中一员。于是为它叙述事情的缘起，写在册子的开头。《陆翼王思诚录序》交友之道衰败已经很久了。高明一些的不过是争相炫耀诗文，低下的甚至相互追逐酒食。朋友聚会，有的用甜言巧笑来取悦别人，有的用深厚情意和厚重外貌来互相欺骗。寻求以责善辅仁为交友原则的人，大概千百人中也找不到一个。我为此慨然忧虑而又警惕恐惧。壬午年春天，有十多位志同道合、共同研究此道的人，成立了直言社。前辈有高叔英，朋友有唐圣举、陈义扶、苏眉声、夏启霖；门生有陆翼王、张德符、高德迈、侯记原、几道研、德云俱、智含兄弟以及我的弟弟伟恭。平日里各自反省考察自己，都有日记。聚会那天，各自拿出所记相互质问考核。从显著的威仪举止，到隐微的心术；从大的君臣父子伦理，到小的日常行为规范，都反复切磋讲论，一定要寻求最恰当的结论才停止。诸位都奋发立志、不断修养，日新月异。而翼王凭着敦厚笃实的资质，学习精微深奥的学问，每天勤勉不懈，常常像唯恐赶不上。只要有一句话不合乎道，有一件事没有做到适中，稍经指摘，立即自我责备，连饮食都忘记了。今年春天，他取‘思诚’作为自己日记的名称，请我写几句话勉励他。我想，伟大的乾元，是万物赖以开始的根源，这是天的诚。乾道运行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本性和命运，这是人的诚。不勉强就能合乎中道，不思考就能获得道理，是自然的诚；选择善道并牢牢坚持，不达到目的就不停止，是勉强用力的诚。这四种诚虽然不同，但由勉强用力而进到自然状态，完全在于人能够与天相合，归根到底是一回事。如今的学者不能反求自身而达到诚，使本性与天道相合，却空谈不必思考作为就可以安坐而达到这种境界；当别人告诉他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道理时，往往认为这是支离破碎的说法而厌弃，这也是错误的。圣人以诚为根本，诚以思考为要领。所以《洪范》说：‘思考就是明睿，明睿便成为圣人。’从前谢上蔡拜见伊川，称说‘天下何思何虑’，程子说：有了这种说法，就有了这种道理；只是贤者谢上蔡领悟得太早了。谢上蔡得到这句话的救助后，便切实发问，亲近思考；遇到事理有不通透的地方，额头都急出了汗，所以后来没有流于禅学。刘元城侍奉司马温公共五年，得到一个字叫‘诚’，请问它的具体内容，温公说：‘从不说妄语开始。’刘元城起初认为这很容易，退下后把每天的行为和所有说过的话一一反省检束，才发现自相牵制、互相矛盾的地方很多，于是努力实行七年才成功。谢上蔡的聪明敏锐和刘元城的刚强坚毅，比今人强百倍，尚且还要精心思考、竭尽力量，不敢高谈自然如此，翼王应当勉励自己啊！穷究事理以达到知识，反省自身以践履其实际，或许就可以做到。孟子所说的‘思诚’，刘元城、谢上蔡的境界并不难达到，也就没有辜负成立学社的本意了。翼王，勉励自己吧！《吴义斋经畬堂诗序》我读前代史书，看到古代那些志趣高尚、独自践行的人，心中十分仰慕。以为近世人才虽然比不上古代，但说到吏治、武功、儒林、文苑，能够与古人并驾齐驱的，往往也有。只是寻求一个真正的隐士，为什么这样寥寥无几呢？后世如果有良史，难道竟要不再设立隐逸传吗？有人提出疑问说：‘所谓隐士，是因为不能被人看见；假如你能够看见他，他就已经不是隐士了。’况且那些灌园、磨镜的人，背着苓篓、挑着桶的人，无论在山林还是城市，或是身着龙章而装作平民、身穿鱼服而混迹民间，你怎么能遇见他们？即使遇见了，又怎么能知道他们是谁？我不能回答，但也不认为这话正确。一天，父亲的朋友叶石农先生拿一卷《经畬堂集》给我看，说：‘这是我们乡里吴义斋先生所作的诗。’义斋以经商为业，却奉行儒道；喜欢暗中行善、救济别人，隐藏收敛、韬光养晦，世上很少有人能够知道他。他所作诗歌和小令，都只是姑且寄托心意，从不刻意摹拟比附；可是音节圆润优美，神采流动焕发，悠然具有尘世之外的情趣。你试着评论一下，认为怎么样？”我接受后读完一卷，不禁惊叹失声。义斋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隐君子吗？如今作诗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像义斋这样精工的。像义斋这样精工的诗人虽然有，但没有一个不以诗自我标榜的。诗写得好而不以此自我标榜的人虽然有，却没有一个潜藏的德行和隐秘的善行又高于自己所作的诗。这样看来，后世如果有良史，要寻找隐逸之人并把他们的事迹真实记载下来，除了义斋还能归于谁呢？假使我没有读过义斋的诗，突然在市井中遇到义斋，也同样不会知道他是什么人。因此我才知道，今世果然并不是没有真正的隐士。我曾沿钱塘江上行到严滩，观看新安江水的出处；山高峡深，感慨地想要起用方元英、谢皋羽一类的人，与他们一起游览黄山、白岳，却始终不能如愿。如今考察义斋的生平，他确实出生在歙县，往来经商于严、衢之间；我差一点就能见到他本人了，可他已经去世。面对山林沟壑，长久地怀念他，久久不能释怀。

译《王子坚诗序》我的朋友张子灦曾把他与王子坚先生唱和的诗篇给我看。我问王子坚是什么人，张子灦说：“这是位隐士，笃实行道，喜爱古道；他的诗有孟浩然、韦应物的风格；生活贫困如同黔娄、史云，却常常能够自得其乐。”我听了这番话，洒然觉得子坚的为人很不一般。张子灦交游很少，也不轻易赞许别人。可是子坚住在荒僻的江边，很少进城，而我又因为替人抄书奔走四方，不能乘着缓步马到他那里去。因为这个缘故，我心中有子坚已经几年，却始终不能让子坚知道我。癸酉年，我才在雍瞻那里遇见他。连续相处几天，他拿出一卷诗给我看，大都是陶冶性情、流连光景的作品；遇到写得好的地方，清幽深远而闲适旷达，萧然自得于笔墨之外，确实很有孟浩然、韦应物的风格。古人有句话说：‘诗不会使人穷困，大概是穷困之后诗才写得精工。’我曾反过来说，既然穷困了，怎么还能写得好呢？诗人的心胸必须荡涤万物、包容百态，一定要有不受穷困限制的地方，然后才能写得精工。如今子坚困顿失意、寂寞孤独，本来应该有忧愁显现在脸上，可是子坚却淡泊自若；这正是他清远闲适、旷达自如的诗所由产生的原因，也正是张子灦称赞他有知人之言的地方。有人又说：“子坚曾经往来于东佘山一带，眉公先生屡次称赞他的诗。”眉公先生既然已经了解他，世上的人也就将要全都知道他了。《闵裴村诗集序》【壬午】唉！这就是我亡友闵裴村的诗。闵君家世代务农，到他这一代才学习科举文章，没有考中，便离开科举去学诗。诗写成之后，他却陷入极度贫困；然而他越发用力喜爱诗，诗也越写越精工。他曾经往来于吴越之间，以吟诗自娱。在家时，有时给儿童当老师，有时靠种田自给。他为人侍奉母亲孝顺，抚养两个弟弟很有恩义。有人送东西给他，他从不坚决拒绝；但有人仗恃富贵，用衣食来施舍他，他立即拂袖离去，终身不再相见。他也因此得罪了人，甚至被人推入沟中，摔跛了一只脚。他诗中所说“曾经深切地感到下堂之悲”，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他住的只是几间破旧房屋，用竹子搭成厨房，用土灶做饭，连稀粥也供应不上。闵君每天仰望屋梁出神，即使家人呼唤他也不答应，他用心苦读到了这种程度。闵君死于崇祯十一年。临死以前，他被醉李的故人请到家塾任教，染上寒疾；回家还未到几里路，便勉强支撑着洗漱梳头，端坐在船中。家人惊慌地赶去迎接他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家人抬扶他进门，一夜之间便去世了。临死时手中紧紧握着一卷书。家人拿来一看，原来是他平日所作的诗。唉，真是可悲啊！世人说诗能使人穷困，欧阳先生却说诗不会使人穷困，大概是穷困之后诗才写得精工。依我的看法，唐代以诗取士，从上至有土地的王侯，下至武夫、卒史、僧人、道士、歌妓、女优等，各色人等都学习诗歌；一篇诗写得好，就会传诵人口，所以诗人容易获得名声。到了贞元以后，君王的恩泽已经枯竭，但刘鲁风、姚岩杰一类人，仍能凭着自己一点诗歌声律方面的本领，所到之处都成为诸侯的上宾。像方干、陈陶那样恬淡隐约的诗人，乡里国家的人都爱戴敬重他们，因此说诗能使人穷困是不对的。如今以帖经诵读来选取士人，士人知道诗歌没有用处，本来就不喜爱；即使喜爱，也不能深入了解。即使有善于写诗的人，上比曹植、刘桢，下追李白、杜甫，也将免不了饥寒困顿的忧患，更何况才力在他们之下的人呢？因此说诗不能使人穷困也不对。像闵君的诗，清新却不单薄，质朴却不粗俗，一唱三叹，有古代衡门诗人的风格，那么所谓穷困之后诗才写得精工，大概确实如此了。闵君一生最厚待我，曾想让我删定他的诗，并为他作序。我因远游在外，没有实现。回来以后他已经死了。我向他家索求诗稿一年多，才得到他临死时手中所握的一卷，因而为之流泪。于是和二三位爱好诗文的朋友商议，凑集资金刊刻它。唉！闵君对于穷困，本来已经不怨恨、不遗憾了，但对于后世能否流传他的诗，仍然不能没有期望。能不能流传，未必可以确定。我的力量又哪里能使他的诗一定流传呢？也不过是搜集整理、编成一集，留给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后世罢了。《小山集序》【乙酉】唐代诗人把李白、杜甫并称，到了王文公才开始在两人之间分出高下，认为太白的辞语迅疾爽快，但十句中有九句都在说妇人和酒。从这种说法出现以后，子美才开始独自成为雄霸诗坛的人。然而考察太白的根本出自《风》《骚》，含咀汉魏诗歌；他一生爱君忠国、忧时病俗的志向，与杜少陵相比，没有丝毫惭愧。只是因为他的才气高超、气势雄伟，所以精深的意旨和深刻的见识反而被掩盖，读者只得到他横贯六合、飘飘凌云的气概罢了。如今朱颜嬉光，极尽美人的形貌；清香冻醴，完备醴齐的精妙道理。而后世终究没有听说因为酒色而责病骚人，这是知道其中只是寓言。孔子有志于圣道，作《春秋》至获麟而绝笔；太白所秉持的志向又如何，怎么可以轻率地把他看作轻俊之人呢？近世诗人学习杜少陵、只得到皮毛的很多，学习太白、能够得到他的天机神韵的却极少。大概学问可以逐渐进步，才华却不能勉强造作。我的朋友吴定远，天赋才华独特出众，他所作古今各种体裁的诗，都极像太白。我看他感叹时事，具有《远别离》《战城南》的悲壮；游历山水，具有《庐山瀑》《金陵台》的清雄。俯仰古迹，像《圮桥》《鹦鹉》这样的作品，也不足以表现他的激昂；陶然舒展胸怀，像《秋浦》《敬亭》这样的篇章，也不足以表现他的闲适旷达。大体上，他不刻意雕琢却自能工整，不矜持修饰却自然艳丽，不以繁密炫耀丰富，不靠冷僻艰涩显示长处。像快剑砍入战阵，十步之内便倒下一人；像黄鹤迎风而立，形貌超逸，精神旺盛。总之，只在区区笔墨的范围和路径中，实在不足以认识他。定远为人文武兼备，志气自负；从弱冠时起便著书数万言，能拉开二百斤的弓。考中贤书后，两次参加春官考试都没有考中；曾穿短衣、骑一匹马往来于燕赵之间，与奇才剑客相互追逐。回来后闭门奋跃，慨然想凭军事谋略显露才能，当时人却不了解他。因此，他爱君忠国、忧时病俗的志向，全都表现在诗中。甚至有时低吟沉思、心神迷乱，有时酣畅嬉游、淋漓尽致，在歌妓艳女之间放纵闲游，在痛饮狂歌之际隐藏光芒；他与古人的远近高下，哪里是其他人所能相比的。如今定远把诗刻成《小山集》，我冒昧写在篇首，告诉世上了解定远的人；由此也大致可以看出他的其他文章。《学古偶刻题辞》

译前朝虞公伯生曾说：“写文章应当像浙江人的厨师，不应当像四川人的厨师。”四川厨师做菜，切成粗大的块、大片的肉，醋放得浓，酱调得厚，不是不足以果腹解饥，只是饮食的滋味就淡薄了。浙江厨师则不这样，凡是水产陆产，都选择柔嫩甘美的，调和汤汁，澄清得有方法，并且不停地清洁整理。看上去清冷如水，但五味调和，各得其宜；即使求取羽毛鳞介一类珍贵食材，也不改变它们本来的性质。所以写文章的妙处，只有浙江厨师懂得。我曾用这句话评论今人的文章：险峻浅薄、驳杂不纯，华丽繁缛、纤巧诡异，杂乱地一起出现，就像把鸩毒放进醍醐酒中，把碎糖糜混入精美饭肉中；即使想做到像四川厨师，也已经不可能了。王子周臣拿古文辞给我看，竟能排除险峻浅薄而使文章充实，去掉驳杂而使之醇厚，减省华丽繁缛而使之质朴，改变纤巧诡异而使之雅正，深厚绵密，很有西汉古文的风格；充实丰厚，并且还在不断进步。周臣大概有意成为浙江厨师一类的人吧？我欣赏不止，于是为他题写在册子开头。《郁远士诗文序》【壬午】郁远士曾仿照韩愈《毛颖传》的体例，写了三篇小传，一起给人看；人们读后无不仰天大笑，连帽带都笑断了，认为这是古代滑稽之流。后来远士贫困得无法自处，便应乡里推举选任为掾史，每天抱着簿书站在县令旁边，县令指示说：‘你替我写某件公文。’他就低头书写公文，早晨进去，傍晚出来，以此为常。有人认识他，说：‘这就是从前那个写滑稽文章的人。’远士混迹于掾史之中后，又利用空闲削竹制笔、握简执牍，勤苦不止，就像举子在夏季结课攻读一样。前后几任县令察知他所作的文章，都器重惊异他，而远士的名声也渐渐传到四方。一天，乡里举行盛大宴会，四方名士全都聚集；主人举杯敬客，请大家即席赋诗。客人多半打呵欠、伸懒腰，像鱼一样斜眼观看，不能作成诗；远士乘醉提笔，立即写了几十张纸，奇特的气势深厚而可以诵读，全座大为惊讶。他构思敏锐而学问丰富，大多如此。楚地的潘鳞长尤其喜爱远士的诗文，曾搜集他的箱子，得到若干篇，在吴中刻印；远士请我写一句话作序。我说，古来善于诙谐滑稽的人，没有比东方曼倩更好的；如今看他能够借事进献忠言，直言切谏，那么从公孙弘以下的人都比不上他；至于枚皋、郭舍人，只不过如同奴仆罢了。远士身处穷困偏僻的里巷，却怀有当世的志向；把文章当作游戏，却有因愤恨时世、憎恶庸俗而以文章委婉讽谏的风气。将来如果在金马门等待诏命，陈述以农战使国家强盛的策略，他就足以继承东方生而有余了。至于他的诗格律严整、清新，读者自然会体会到，这里不详细谈论。《严永思先生七十寿序》【甲申】韩愈论述史书不可轻易撰写，说自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陈寿、王隐等人以下，都免不了遭受天罚人祸。柳宗元则反驳说，前面这些人有的出于不幸，有的本身行事不合中道，并不是因为记录褒贬才遭祸。两家的说法，以柳宗元为正确；但我曾冒昧评论说：天地之间的风云水石、禽虫花卉，都是没有情感的东西，不能对人产生爱憎和报复。有人只是掌握吟咏的小技，穿凿幽隐，搜罗细微，得罪造物主已经很轻，却有时还因此导致穷困；何况世上的人杰鬼雄，怀抱感慨不平之气，活着时没有得到施展，还希望死后能够昭雪，却被作史者洗垢索瘢，抹杀隐没其事，那么这些人长久遗恨于天地之间，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这就说明韩愈所说的，也未必完全不对。如今酷吏罗织罪名陷害人，有的很快便自身灭亡、满门被诛；而仁慈的老师、清明的官吏，曾经多次为人平反，后来却在数代之后得到报偿。作史的人假如怀着平反的心来处理史事，那么他所得到的报应也应当与司马迁、班固等人相反；即使不是有富贵福泽加在身上，也一定会身体健康、长寿，这也是事物规律必然如此的结果。我们县的严永思先生读史三十年，曾经忧虑司马氏《通鉴》有许多简略之处，于是撰写发凡举例，订正这部书；缺少的补上，错误的订正；人物中有奇异豪迈的便收录，文章中有关系治道的便采纳。美好的事例如四皓安定刘氏，清楚地见于司马迁、班固的书中，却被《通鉴》遗漏；恶劣的事例如华太尉破壁夺取皇后，只见于吴人所作《曹瞒传》，却被《通鉴》轻率相信；这些都分别辨明，取舍有据。书中旁行铺陈、交错出现，大体归结在成全他人的美德上，不以成败评判英雄，也不以圣贤、大学之道来衡量一切非同寻常而令人欣喜的人士。先生的用心，可以说极其仁厚了。先生对世事淡泊，没有什么嗜好，天也不曾把富贵福泽强加给他；然而他生长于四朝，是太平时代留下来的遗民，家中有靠近城郭的田地，门下有许多带酒来访的客人，悠然行走，快乐自得，不知不觉老年将至。这正是左丘明、司马迁、班固深深羡慕却不能得到的生活。古书说：‘仁者长寿。’先生具备这种仁德。我年轻时怀有著述的志向，却被时俗学问牵累，没有空闲去做；年近四十才考中一科。如今正请假南归，想最终隐居山林，和先生做邻居，却还不知道能否实现。若承蒙上天恩惠，让我买地百弓，收藏书籍千卷，俯身阅读，仰头思考，把胸中的一切洗涤干净，除去胸中的症结，然后修明一部经典，使它流传无穷，我一生的愿望就完成了。只是还担心自己搜求奇闻不够努力，嫉恶如仇之心过于严厉，那么对于先生的道理便一无所得，而且深深违背韩愈所告诫的道理。因此在先生七十岁生日之际，谨慎叙述他一生作史的用心，用来祝寿，也借此自我勉励。先生读到这些话，是否会为我欣然举杯一饮而尽呢？《归母陈夫人六十序》【代】

译在穆皇帝统治的末年，上面安逸，下面和乐，朝廷制度渐渐松弛，士大夫相互习染，形成了保全自身、经营家业的学问。少司寇归公从释褐任中翰起，升任黄门，逐渐升为尚宝卿，晚年由银台升任秋官副职；几十年中始终保持清白的操守，这可以说是天下的伟人了。归公仕途有成时，住宅低矮狭窄，田地不足以供给稀粥，所以众人都认为他清廉。即使归公立朝忠诚精纯，居家孝顺友爱，学习古道而学问渊博，在别人中没有一个能达到他的境界，大家却总用‘清廉’一项来概括遮蔽他，就像只称赞国侨仁惠、称赞公叔文一样。不知情的人甚至怀疑他像平津侯一样只盖布被；后来听说归夫人吃粗粮、穿破衣，亲自操持家务，脸上几乎没有一点怨色，这才开始叹息，认为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然而在归公当时，人们也只是把美名归给归公罢了。夫人的德行被归公遮掩，就像归公的德行被清廉二字遮掩一样。等到归公去世，长子全卿以才名显著、耿直明亮，往来于公卿之间，时时称道母亲慈爱抚育的恩德；次子元卿还年幼，夫人便用严厉代替慈爱，早晚教导他读书修身、和睦宗族、诚信交友的道理，没有几年便成为儒林中的宗师。人们这才知道夫人作为母亲的贤德，也更加追念称诵她作为妻子的德行，并且感叹司寇公清白的操守，得到夫人的帮助实在不少。归公清白的操守出于天性，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鸟不吃谷物一样；说它得自夫人的帮助，难道不是说得太过了吗？其实，刻苦劳作、吃粗淡食物，是人情所不能忍受的；豪华奢丽，却是闺阁女子竞相羡慕的。舍弃闺阁所竞相羡慕的生活，选择人情所不能忍受的生活，这种品德，君子可以从自身做到，却不一定能让同室之人也做到。既然不能让同室之人做到，那么即使自己不接受财物馈赠，操守也本来可能败坏。过去王荆公以虚名和实学震动天下，他买宅子在京城时，必想找一个修身齐家、事事可以作为法则的人，比如司马公，与他做邻居；可是他嫁女儿时却使用锦帐，这原来是夫人所作。王荆公自己并不知道。这样看来，近世贤人磨砺名节，却在不为人知的地方败坏操守的，哪里说得尽呢？说夫人对归公没有帮助，我是不相信的。我曾考察前代史书所列的贤妇：谈到潜藏德行，就称赞孟光，说伯鸾能够隐逸，是孟光成全的；谈到明达通晓，就称赞山涛、许允的妻子，说山涛、许允的出处进退，是两位妻子成全的。然而像胡质、吴隐之这类清廉守节的人，他们的妻子承担这种生活非常困难，姓名却独独没有流传下来。难道清廉之人的行为本来就不愿被人知晓，连他们的妻子也一并使之隐没吗？还是说所谓最高的德行本来就无法加以称述？不然，难道是他们的子孙不能推明阐发先人的德行，使它显露于世吗？如今全卿才名显著、耿直明亮，已经如此；元卿也将要出仕为世所用。我知道归公的德行本来不会被‘清廉’二字遮蔽，夫人的德行也不会被归公遮蔽了。今年孟冬二十八日是夫人六十岁生日，各位同人从千里之外寄来书信，请我代为祝寿。他们说我与归家世代交好，按情义不敢推辞，于是选取其中重要的事写成这篇序。至于夫人的长寿、健康、安宁，各位君子本来就能够说得很充分了。《陈母张孺人六十序》【代】从前，陈靖甫先生因为博闻多识、喜爱奇异之事而闻名四方。四方之人，无论诗翁、画史、奇才、剑客、弹棋者、格五者、马医、洒削者等，只要身怀一技，都来往拜访先生。先生左边放着图，右边放着史书，旁边排列着三代的礼器，请客人入座，问客人有什么长处。客人上前自我夸说有什么本领，先生就按照客人的长处应答，客人全都谦逊地表示不敢相比。随后便筛酒、击杀鲜鱼，丝竹和肉食交替进行，从白天一直到晚上，成为常事。有时赶上先生住在郊外，租赁车马的费用便大幅上涨，他好客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先生家中的财产，不过超过普通人一点。先生性情高朗，完全不询问生产经营，家产却也不见减少，人们都对此感到奇怪。偶尔有人私下问长子熙孟，熙孟便详细说明：他的母亲张孺人节衣缩食，操持家务；先生一旦有所需要，她从未让他缺少断绝；即使家里确实缺乏，也一定想方设法供给，不让先生知道。因此听到的人都惊叹，认为若不是孺人贤惠，就不足以成全先生的高尚。孺人是大防明初公的女儿；明初公深沉厚道，家门严肃和睦。孺人从家庭教诲中得到的修养很深，并非偶然。先生去世数年后，孺人才到了六十岁。这时，长子学业更加有成，志向更加坚定，吴中推举他为诸生之首。五个孙子也都贤能而有文才。于是同县诸位君子从千里之外寄信来祝寿，并托我说：“您与陈家世代交好，应当对孺人特别了解。孺人与古代所列的贤妇相比，可以和谁相比呢？”我想到《范史》记载的梁伯鸾夫妇，人人都能谈论。拿陈先生和伯鸾相比，正是所谓换一个地方也同样如此的人。至于陈夫人，大概只有孟光的德曜可以相比。虽然如此，伯鸾租舂米时，所谋求的只是养活自己一人；冬夏衣裘以及粗粥，只要一个普通妇人辅助他就可以了。孟光比一般人贤惠的地方，只在于她对伯鸾一定恭敬、一定谨慎。至于陈先生以平民诸生的身份，家门之内常有几十人饮酒，门外常有几十人等着吃饭，米盐琐碎的一切事务都交给孺人，而孺人全都能够供给，一生始终没有疲倦的脸色，也没有自夸功德的神情；这不是德行与才干真正结合的人，能够做到的吗？所以，做到像孟光那样容易，做到像这位孺人这样困难。伯鸾死后，史书称他的妻子儿女回到扶风；因为伯鸾是她的父亲，她的儿子却没有名声流传，那么那个人贤与不贤便可以知道了，孟光所处的地位也可以知道了。王霸的妻子不因披头散发、牙齿脱落而在儿子面前感到惭愧，所以能够和孟光一同列传。以德曜的明达，难道还不足以担当此事吗？然而，他从上天那里得到的禀赋，或许已经有所吝啬了。如今孺人有熙孟作为儿子，熙孟的儿子又已成人；侄子也很贤能。因此，对德曜来说，这件事很难；对孺人来说，却很容易。所谓难，是今人所不能做到的；所谓易，是古人也未必能够得到的。能够做到今人所不能做到的，得到古人未必能够得到的，这也就足以令人欣慰了。于是写下这篇文字寄给她，用来答复诸位君子的请求，助孺人举享百年寿酒，也记下我不能登堂祝寿的惭愧。

译苏母金孺人六十序 我们县的苏氏世代居住在湄浦之上，以耕种为业。二百年来，是士大夫所称道的孝顺友爱、庄重和睦、有德有行的人家。到了泰醇先生，凭借学业精深担任乡里的祭酒；他的长子、次子眉起、眉声又相继如此。眉声凭《易经》考中乡荐第一名，当时世人传诵学习他的文章，把他比作扬雄、司马相如、鼂错、董仲舒一流的人物。他一度赴京应试后，便罢归闭门著书，每天侍奉母亲孺人在膝下，与眉起唱和闲居之赋，补写《白华》之诗，用这些来使亲人欢娱。而孺人也身体康健、心情愉悦，左边是粥食，右边是孙子，和乐自得。当初，孺人是名门之女，幼年就熟习母师的教诲，孝顺、恭敬、慈爱、节俭，在姻亲宗族中很有声誉。嫁给泰醇先生后，正逢家道衰落，孺人梳椎髻亲自劳作，刻苦度日，吃粗淡的食物，承受了一般人情感上所不能忍受的艰难；然而祭祀所用的酒食，从未不洁净整齐；奉养公婆，从未不具备醇酒、佳肴、甘美和柔嫩的食物；洗涤、浣濯、整理仪节，也从未不整洁有序。后来先生早逝，两个儿子孤苦无依，孺人赶紧请来良师传授学业，又亲自用忠孝大节教导他们。孩子们稍稍长大后，她为他们选择乡里的朋友；问到某某人的姓名，得知那人贤良，便总是高兴。他们到官府参加考试，偶有得失，她也不加斥责。眉声考中贤书，也没有得意之色，说：“我所高兴的就在这里，不在那边。”孺人以妇人的道德兼行做母亲的责任，以母亲的道德兼代父亲的责任，辛勤劳苦数十年，终于看见儿子立身成名，成为当世的大贤，而她自己已经老了。淳耀听说古代的贤母，有的因儿子能与李白、杜甫齐名而感到快乐；有的剪下头发换取酒食，为儿子招纳天下的奇士；有的只听说儿子奉行义理、供养自己，不听说儿子以俸禄奉养自己，甚至允许儿子不参加科举。她们高尚的风范、美善的德行，光耀于史册；但也有幸因为有大贤作为儿子，她们的母德才得以借助儿子的声名流传。假如不幸儿子不贤，母亲能否流传后世，就未可确定了。孟子推论仁、义、礼、智的德性都根本出于人的本性，同时又认为其中也有命运的作用。那些高尚美善的德行，大概是出于她们的本性吧？有这样的母亲恰好有这样的儿子，大概是得自她们的命运吧？世人称说君主和宰相能够造就人的命运，却又认为孝子是百世的根本，仁人是天下命运所系；那么孝子、仁人尽其本性而达到天命，他们所起的作用，难道本来就与君主、宰相相等吗？从前汉代有赤眉、铜马之乱，刘平、赵孝一类的人，竟能以诚信感化盗贼。唐代元和以后，王者的恩泽已经枯竭，而董召南独自隐居行义，德化甚至施及鸡犬。这些都是性命精微深奥的极致，无法思量，也无法言说。如今天下常道伦理败坏，豺狼般的恶人残害百姓，黄河决口、鱼烂于内，局势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还要依赖像苏氏兄弟这样的仁人孝子：把孝友的根本施行于政事，在家中如董召南，出仕后成为公卿大臣，如刘平、赵孝。孺人的内在德行深厚美盛，将与汉、晋以来的诸位贤母一同流传，难道不是盛事吗？淳耀与眉声同学同道，又一同考中乡试。往年奔走南北时，两人如同左右手。我记得有一次乘船渡黄河，半夜不能入睡，眉声为我讲述从前大雪之中徒步赴试，考试归来时，母亲倚门盼望他的往事。淳耀不禁长叹，想见为人父母者的心情。如今正逢孺人六十岁诞辰，我得以跟随侯子雍、瞻傅子、令融、陈子义扶之后，恭敬地敬献一杯酒，于是叙述她的世代德行来祝寿。文辞没有虚假夸饰，希望看见并了解这些事情的人能够如此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

译唐翁寿序 今年七月七日是唐宗鲁先生六十岁的诞辰。诸位以先生的儿子惟时为友的人，共同谋划为先生祝寿，并请我执笔记述先生的大概情况，还说：“吴地习俗，写祝寿的文章一定要托请贵人、巨公。如今先生身体还很强健，平素把荣华利禄看得如同土偶草木，阿谀的言辞和诡谲的说法都不是他所喜欢的。我们这些人因为做惟时的朋友而认识您最久，您应当最了解先生，您应该写几句话来助先生的寿酒，也算成全惟时的心愿。”我连声答应，不敢以文章浅陋而又冒昧为辞。我想唐氏的先世有隐而未显的德行；到了先生，早年失去父母，家产荡然离散，于是慨然抛弃儒业，在家经营货物，观察时势的屈伸变化而经营奇货厚利，不到十年竟恢复了家产，而且比原来更加扩充。然而他一生深以陶朱公、白圭的经商之术为耻，刻意砥砺品行，一切以礼教为根本，不亚于古人游走商贾之间却鄙弃计量折算的做法，所以他的家业最终也没有非常丰厚。他治理家事严格而有法度，客人来往时，看见他的子弟站立不偏斜倚靠，坐下不横伸手臂。他与人交往和乐平易，不做峻刻绝异的事情，乡里人都爱戴并敬重他，称说唐翁生性没有喜怒。惟时曾对我说：“亮工从小时候开始，粗略学习句读，家父便教导他忠孝大义。听说市肆里有好的书籍，家父一定买来放在塾中。后来亮工到乡校读书，参加官府考试，成绩有时好有时差，父亲很少把情绪表现在脸上。每当他在别处读书，十天回来省视一次，父亲一定提出经史中的疑难问题与他辩难。亮工回答得符合要求，父亲就命人置酒取乐，说：‘你能够做到这样，我就不羡慕富贵了。’因此亮工被世俗排挤了十多年，也不敢改变操守，这全是父亲教导的结果。”我听了这番话，感慨叹息说：“先生的贤能远远超过一般人。从前陶侃的母亲剪发换酒来宴请范逵，使自己的儿子获得当世声名，史书称赞她贤德；我私下却不以为然，认为陶侃这样的才具，哪里还担心不能显达？他的母亲既然被称为明智，却不能教他坚忍沉静、稳重自持，反而使他急切追求富贵；更不用说陶侃比不上茅容，他的母亲也不同于尹焞的母亲了。至于汉代的陈万年，他的声名建立在儿子陈定国身上；杜延年时期，他大概也是一时的伟人，但他教儿子谄媚的言论却成为古今笑谈，难道不是因为看重富贵而轻视道义吗？由此看来，先生的贤能远远超过一般人。如今惟时学业有成、志向确立，已经在诸生中担任祭酒；其他子孙也都纷纷振作兴起，能够继承家业，而先生正同三四位亲友饮酒聚会，谈论山林之事。享受鱼鸟之乐，有空闲时便逃入佛门，与人共同推究其中的奥妙。我由此知道他的内心不受外物牵累，因此可以长寿了。至于世俗所称的驷马高盖、鸣钟列鼎之类的荣华，本来都应当是惟时自己所拥有的，所以置之不论。我只论述先生这样高尚的风范和潜藏的德行，并且借此记下诸位子弟亲爱父亲的私情。陆履长乡兵议序【己卯】把百姓编入军籍作为士兵，这种制度由来已久。唐代的李抱真、裴度、李德裕能够凭节度使的权力在一方实行，宋代的神宗、王安石却不能凭天子的身份和宰相的地位在天下实行，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李抱真、李德裕掌握节镇的权力，他们的势力不是一般有司所能阻挡的；而且他们接近百姓，近似天子、宰相，凡是减免徭役赋税、发给弓箭，只看能不能做到，一切都有实际意图存在，所以这种办法能够在泽潞、川蜀推行。神宗、王安石的用意未尝不好，但他们远离百姓，所依靠来施行法令的只有有司。涑水先生说：“挨家挨户受到骚扰，一家也不能幸免。”王岩叟也说：“羁縻的虐害，鞭笞的痛苦，诛求无休无止。”天子、宰相全都不知道这些；乡兵的训练还没有完成，便又用轮番上番来困扰百姓，所以这种办法不能在河北诸路实行。如今天下谈论乡兵的人很多，他们的主张都源自李抱真、李德裕，并且估计推行以后会与王安石的办法没有不同；这大概也是幸好没有真正施行，因而免除了熙宁年间的骚扰。即便如此，内外交相侵扰，天下更加急于训练民兵，以减轻正规军的负担；留下募兵的费用来供养民兵，难道不是整饬武备、强大军队的上策吗？惩戒宋代的弊端，却认为这种办法一定不能实行，就像因为噎住过便废弃吃饭一样。我的朋友陆履长写了一卷《乡兵议》，大意以编定甲伍、确定户数为主，八十家出一人，没有唐代三丁抽一税、三户选一人的苦难；每天缴纳一二文赤仄钱，没有宋代典当衣服买弓的苦难。其他繁琐细密的事项，也都曲折周详地制定了办法，如同贯绳画局，使人一看就明白。即使当今没有李抱真、李德裕那样的人，我也知道它确实可以实行。王新建说过：“平息盗贼是为了安定百姓，而安定百姓又是平息盗贼的根本。”所以他开府治理防州时，扫除群盗，把严格实行保甲作为首要事务；保甲严密，盗贼就无处藏身，奇功终于成就。仅仅实行保甲，效果就已经这样，何况把乡兵寓于保甲之中，把守备寓于作战之中，像陆履长的主张这样精密而灵活呢？古语不是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提拔我来做官，我就可以把这些主张实行起来”吗？《易》文自序 汉代人得到一部经书，一定还要汇集五经，诸位儒者共同阅读并为它作注。我曾经按照这个意思读《易》，从《诗》中探求，得到《易》的性情；从《礼》中探求，得到《易》的法度；从《书》和《春秋》中探求，得到《易》的事业。以至于二十一史的记载、庄子和列子诸子的精微言论，以及屈原、宋玉、苏武、李陵以下的诗、骚、词、赋，一卷一篇，所见无不是《易》的道理。我又担心自己沉溺于文辞，于是端坐静思，收敛耳目，集中精神去探求。像这样十五年，却始终没有测知《易》的边际。间或拿余力写些制举业文章，并不是我的爱好。前后所得文章，大多用来参加荐举。几案都被蠹虫蛀满，徐蔚生反而跟在我后面拾取，评论并校定我的文章，冒昧交给刻工刊印流通，共有若干篇。我也没有禁止。唉！《易》的道理广大极了。自汉代以来，谈论《易》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精深的，阐发义理；粗浅的，成为阴阳术数之说；最粗浅的，则成为今天的制举业文章。现在如果确实用《易》的道理来看，那么精深的说法已经离太极很远，而粗浅的说法也不能说不是《易》。譬如天地之内，金玉、瓦砾等都不过同为一种物质罢了。我的这篇文章，比起瓦砾来，当然也是天地所不抛弃的东西。

译陈义扶近艺序 昌黎是以孟子为老师的，欧阳先生是以韩愈为老师的。这两人像古人的地方，在于精神，不在于外貌。近代学习古人的人，只学外貌；制举业也是如此。王唐在前面倡导文章的机法，归胡在后面振兴文章的理气。读思泉的文章，从来没有人说他像守溪。我听说思泉每天把守溪的文章放在座右，心里仰慕，手上追摹，时间久了，才凭借博大而成为名家。就连思泉也以昌黎学习孟子自比，由此可知前辈对于师法严格、对于运意精确到了这样的程度。如今专门诵读帖括的文人，有的谈古文，有的谈前辈；追究他们所谓的古文、前辈，不过是堆叠拼凑罢了，不过是拘泥牵强罢了。拘牵拼凑既不足以使天下信服，于是粗疏的人便一概反其道而行，把浅陋当作奇特，把腐朽当作新奇，把庸俗当作高雅，把污秽当作华美，制举业文章的道路因此日益败坏，实在可叹。我的朋友陈义扶有高奇的才华，却把它收敛到规矩之中，大概常从王唐那里取机法，从归胡那里取理气。他说：超越义理而背离法则，不是文章；死守在义理法则之中，让土木占据尊位、让饿隶进入严肃的门户，也不是文章。因此，他用濂、洛、关、闽的性命之学来精炼文章，用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雅正的文章来扩大见识；向上有可取法之处，向下有可落实之处，正面有根本，旁边有参照，然后精研深思，专心用于制举业，表达出来。读他的文章，仿佛齐鲁大儒在朝堂上行揖让礼、起身俯身；仿佛大将用兵，把八门阵变化为六花阵；仿佛弹丸投向目标、箭矢奔向靶心，流云停在山岭间而由风将它吹出；仿佛湖江之水蕴藏珍珠、包涵美玉，吞吐着羲和与嫦娥。唉！义扶可以说是能够自成一家的人吗？可以说是得到古人的精神而遗弃古人的外貌吗？用王唐、归胡挽救当今文章的弊病，再用义扶的文章挽救王唐、归胡的弊病，还有谁能改变这种评价呢？义扶沉浮于诸生之中十年，文章更加精妙，但取得的成效竟与如今鄙陋、腐朽、污秽、庸俗的文章相同，甚至还不如它们。评论者对他的文章毁誉各半，于是义扶不能自我排解，来向我求决。我说：昌黎的文章不是说过‘大怪小怪’吗？欧阳先生的文章不是说过‘小子们难道没有非议它的吗’吗？最终，那些惊怪和非议并不能使二人的文章不能流传，因为二人写文章确实诚实。您的文章确实诚实，诚实就一定会流传，何必在意一次考试的遭遇呢？义扶起身笑着说：‘好啊，黄先生这是在为我张扬声势！’于是刻印他的若干篇稿子流传于世。陈义扶文稿序【壬午】我的朋友陈义扶曾刻印二十篇文稿问世，我为它作序。我认为义扶的文章从王唐那里取机法，从归胡那里取理气，用濂、洛、关、闽的性命之学精炼它，用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雅正的文章扩充它；向上有可取法之处，向下有可落实之处，正面有根本，旁边有参照，然后精研深思，自成一家。拿出多余的力量，足以挽救当今文章以及当今假装作前代正统文章的弊端；但他获得的成效反而逊于今人，所以评论者对他毁誉各半。然而义扶对于写文章，可以说是诚实了。诚实就一定会流传，一次遭遇不足道。大概我就是这样推重佩服义扶的。不久，义扶凭《羲经》在乡试中考中，数日之间众人都拟议推举他为第一名，后来姑且压为第二人。墨义文章公布后，京城人士无不拱手赞叹，认为这篇文章的美好如同宝金、虹璧，虽然可以抑扬它的价格，金和璧本身却依然如故。当时我也与义扶一同中举，于是义扶汇刻他的文稿流传，又让我作序。我想主考者评论义扶说：没有欺骗人的言辞，没有媚悦人的韵味；这正是我前一篇序中所说的诚实。对文章诚实的人一定会得到际遇，我的话已经得到验证；而对文章诚实的人一定会流传，我的话难道会不能验证吗？即便如此，义扶在文章上的诚实，是以他待人处世的诚实为根本的。唐代有张均、苏涣，他们的诗未尝不以《风》《骚》为根本；宋代有丁谓、吕惠卿，他们的文章未尝不以经术为根本。他们的诗和文章可以说是诚实的，但后世最终没有取来作为法式，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他们做人不诚实。如今义扶孝敬父母，对朋友守信；他约束自己时恭敬谨慎，仿佛有所畏惧；谋求道义时勤勉专一，唯恐有所失去；把名利看得如同脱落的头发，把求取仕进看得仿佛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是所谓做人诚实。以这样的态度做人，也以这样的态度写文章；他与世上那些涂脂抹粉、粉饰辞藻、矫饰外表以追逐时俗喜好的人，以及古人所说外表如凤凰鸣叫而内里却是鹰隼羽毛、孔子阅读却由仪秦之徒来实行的人相比，距离究竟有多远呢？我既庆幸自己的话说中了，又乐于同义扶相互勉励于将来，所以赶快称述义扶的为人来告知世人，也借此自我勉励。这就是序。

译金怀节时义序 东汉诸位君子中，以德行著称的，没有超过荀季和、陈太丘这两位。两位君子都朴实笃厚而不以文饰见长。然而季和之后有八位才子，太丘之后仍世代担任卿宰，文采斐然，才华郁茂！为什么祖父如此质朴，而子孙却如此有文采呢？大概文采是质朴的余绪；子孙的文采，是祖父质朴德行的余绪。祖父用文饰来教导，文采超过本质，德性就会流失。子孙的本质一天天流失，子孙也就将不能真正拥有文采。因此韩愈的文章可以比作荀子、扬雄，而他的儿子却有不识字的讥诮；李白、杜甫的诗上承《风》《雅》，而宗武、伯禽却没有声名。都是因为文采胜过本质的缘故。只有祖父以质朴教导，子孙以文采回应，才是质朴中具有文采；质朴而有文采，文德流传于世就会更加长远。这就是荀、陈两家后代多有贤人的原因吗？我们县的金群玉先生，以孝友的高尚德行受到全乡尊崇，从学士大夫到儿童、仆役，没有不同的评价。他去世时，前来哭祭的人都失声痛哭，但他的子孙却不知道他的姓名。评论者把他比作太丘、季和，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长子是我的朋友尔宗，怀节则是先生的孙子、尔宗的儿子。尔宗从先生那里听到的，都是以忠信孝友立身、侍奉君主、与朋友相处的道理。怀节从尔宗那里听到的，也都是先生的道理。我曾与怀节相处：早晨学习功课，白天实行并温习所学，晚上检查过失，做到心中无憾后才安然休息。他修养自身，纯粹美好；积累学问，充实丰厚；流露在文章辞句之间，充沛浩荡。他的制举业文章深沉奇伟、广大博厚，英华瑰丽，难怪会使我们这一同道中人折服吗？将来怀节入朝做官，用经术陈述利弊、提出对策，阐明家学，应当像荀氏的慈明、仲豫那样，对世人有功，在史书上留下记载；那时陈氏的元方、长文也不值得羡慕了。适逢怀节刻印他的制举业文章若干篇流传，我为它作序如此。先生有七位孙子，都贤能而有文采，怀节是长孙。陆子百义序 制义所说的，不过是道理和事物罢了。道理方面，古人已经远去，我不能当面向他们逐分逐厘地质问是非，只能吸收熔铸经传注疏而不被它们淹没，然后能够通达到文辞表达，这才是最高境界。事物方面，要比类相连、广泛取材而归纳出要旨，宏大时足以穷尽万物的形态，细微时足以表现奇异瑰丽的文采，这两方面不能有一项舍弃。然而从今天写制义的人来看，却有两种弊病。谈道理而有失误的，拘泥恪守规矩，不能有所发明；弊端发展到最后，就质朴呆板、枯涩酸腐，咀嚼起来毫无滋味。谈事物而有失误的，穿凿剽窃、使用淫靡辞藻，把这个移来比附那个；其弊端又像美丽的锦缎覆盖着陷阱，一踩上去就立刻陷落。这两种弊病，我都认为有害。况且六经之后，谈事物的内容完备于史书，谈道理的内容详尽于诸子。史书之所以推重司马迁、班固，是因为它们罗列包容千年历史，善恶成败、得失利害都清楚可见；这是用道理来说明事物。诸子之所以推重荀子、扬雄以及文中子，是因为他们各自阐明所知，彼此驳难而相互显现，其中精深的道理本来就可以施行于万世；这是用事物来说明道理。事理相合，然后才可以立言；把事理结合起来立言，然后应试射策、决定科第的文章才可以与古文辞相等。如今的人却反过来，竟想用这种文章解释圣经、应合王制，谬误的种子流传下去，难道不可叹息吗？我的朋友陆道协，才华高、智慧多，年纪还未到壮年，读遍四库书，志意坚定地想追赶唐宋作者，把近代能写文章的人看得很轻蔑。他所写的制举业文章，选择义理精确，辨析事理明晰。当他纵横开合、震荡驰骋时，奇异的气势锋芒四射，如同韩信、白起率领百万军队在山河之间鏖战。平定下来观看，又纯净清澈、丰润和美，大概已经渐渐进入古人的堂室了。适逢道协刻印百篇文稿问世，请我作序。我为此把自己的所见如此叙述，来告诉世上阅读道协文章的人。至于道协的为人，宽厚通达、幽静深沉，容貌像张良，而志向刚烈宏大，具有翁归那样文武兼备的才器，这又不是我所能测度的了。吴见末行卷序【壬午】吴见末凭文章在江东著名，将近二十年，如今才考中乡试。我有幸与见末同榜，在金陵相遇，极力讨论文章的利弊、文风开通或闭塞的原因，以及如今那些背离经书、违背道义的人，于是彼此推究考察，大笑不止，笑声震撼江水，水鸟都哗哗飞走了。吴子拉着我的手说：“我对时文没有什么爱好，唯独喜欢您的文章。”又说：“您的文章很像曾王。”我笑着说：“您说过头了。我不是能够像曾王，只是喜欢曾王罢了。”宋濂评价曾氏的文章，认为他随口谈说的无非三代的礼乐；评价王氏的文章，说它如同海外奇香，经过风吹水蚀，木质全都消尽，只有真正的香液珍贵地保存下来。如今在制举义中，能够足以当得起这两种评价的，除了吴子还能有谁？吴子的文章，融和丰厚而不急迫，质朴醇正而有光彩，是子固氏的作品；严整刚劲而能剪裁，古雅而有体制，是介甫氏的作品。那么曾、王的文章，本来就是吴子自己所具有的，我又怎么能使他成为曾王呢？吴子说：“您的文章和我的文章没有相同之处吗？”我说：“有。取义理解释于先儒，却从不死守训诂；从古文中取得气脉，却从不剽窃陈旧言辞；从前辈那里取得规矩法度，却从不拘拘局限在程式尺度之内，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相同的地方。即便如此，我和您难道可以自行划定界限、止步不前吗？进一步达到在省寺任职的地位，就有奏疏议论一类的文章；在史馆任职，就有制诰一类的文章；记载一代事迹，直录实写，就应当学习司马迁、班固的文章；体察神明，反复咀嚼圣人深意，贯通天地人与万物而发为言论，就应当学习六经的文章。我和您难道可以自行划定界限、止步不前吗？”吴子说：“您说得好。我恰好有制义一百篇准备问世，您就把我们二人这番往复的话写下来，来记下彼此相互勉励的心意，可以吗？”我连声答应，于是退下写成了这篇文字。

译徐定侯行卷序 国家太平和治，接近三百年，一旦发生崇祯甲申之变，局势如黄河决口、鱼从内部腐烂，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等到天下遭逢中兴，百姓都仰望着思求治理，但盗寇还不能立即剿灭，百姓还不能立即安定，原因是什么呢？士大夫才多而气弱。才，是用来治理世事的；气，是用来运用才能的。气有余就会激烈，不足就会怯弱。激烈和怯弱，都不是善于发挥才华的办法，而怯弱更为严重。从前东汉末年，士大夫争相发表危急激烈的言论，攻击朝廷，冒犯卿寺，最终甚至以自身承受祸患，国家的混乱灭亡也随之而来，这是气过于激烈。南宋末年，士大夫畏缩苟且，拱手环视，只求苟延岁月，陈同父称这种情形为风痹，不知痛痒；积累数十年，国家也灭亡了，这是气弱。如今天下的祸患，不在于像东汉末年，而在于像南宋末年。我曾与一两个有见识的人为此忧虑，间或也拿这个意思来评论文章，认为制科文章的弊病是庸俗空虚、狭窄浅陋，枯瘦单薄、疏略不密，剽窃割裂，冗长浮泛；它的坏处数不胜数。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弱”字罢了。韩昌黎说得好：“气，是水；言辞，是漂浮在水上的东西。水势大，漂浮的东西无论大小都会浮起来。气和言辞的关系也是这样。”气势充盛，言辞的长短、声音的高低就都恰到好处。果真如此的话，那不就是我的朋友徐定侯吗？定侯对于事物的道理、事情的变化，没有不穷究的；对于三代、两汉善于作文的人，没有不仿效的；对于性情，没有不抒发的；对于规矩法度，没有不合乎的。他的文章森然有力，如飞翔的大雁和班固、司马迁文章的气势；浑厚如沧江八月的波涛；凛然如壮士怒发冲冠却面色不变；充盈如元夫、硕士从容行走、佩玉作响而风采灿烂。他包罗奇异，探入险固，击破艳丽柔靡的坚阵，擒获雕琢巧饰的首领，大概就是古人所谓气势高出天下、因此能够成就文章的人。定侯生长于右族，高祖、曾祖以下直到祖父定侯先生、父亲先生，都学有所本，是世间伟人；而他的贤弟仪侯又与他互相以师友相待，壮盛的气势全都灌注在文章语言中。因此年纪还未到弱冠，就与仪侯一同考中乡试；不久参加南宫会试，天下人传诵学习他的文章，都说贾谊、终军又重新出现在世上。如今定侯出仕山阴，政绩的美好将要追赶赵清献、范希文诸公；皇帝下诏召用，天下太平安定，也指日可待了。至于他执笔撰写文章，也一定会为天子撰写平定淮地的碑文，刻写摩崖颂文，不会只在制举业文章中显露奇才罢了。我与定侯同年中举，彼此以风采志趣相推许，常有“祖生先我”的感叹。这次定侯刊行他的《国门之文》，谦逊地请我写篇序言，我便为他说明一向对世事的感慨，并希望能够有所挽救。凭定侯这个人和他的文章，我对定侯的倾倒已经达到极点了。

译董圣褒房稿序 世上谈论文章的人总说：“某某能够开宗立派，某某能够恢复古风。”我认为不是这样。文章没有不复古而能够开宗立派的。诗到了李白、杜甫，文章到了韩愈、柳宗元，是天下所称的开宗立派者。然而李白、杜甫以前，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虽称为作者，却未免还沿袭齐梁的余波。杜甫至少一次说要取法《风》《骚》，又说要取法陶渊明、谢灵运；李白也慨然把复兴大雅视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李白、杜甫对于诗，不过是能够复古罢了。韩愈、柳宗元以前，燕国公、许国公被称为大手笔，但他们的体制骈偶，距离古文很远；直到昌黎，才追本溯源于三代、两汉，竭力追赶孟子、荀子、司马迁、班固的文章；柳子厚也说：“参照《谷梁传》，参照孟子、荀子，参照庄子、老子，《国语》《离骚》以及太史公的书，然后写成文章。”所以韩愈、柳宗元对于文章，也不过是能够复古罢了。以复古来写诗作文，诗文的本领就达到尽头。天下后世谈论诗文的人，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因此我说：“文章没有不复古而能够开宗立派的。”二十年来制举业文章总共发生了几次变化：起初剽窃诸子，接着填塞六经，后来又附会诸史，近来连六朝的丹彩粉饰也无不偷取。那些首先这样做的人，都自以为是奇特的创新。没过多久，声色辞采全都腐败，读者恶心呕吐，后继者仍然沿袭。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不能复古。毗陵、震泽诸位前代正人君子的文章，就是所谓古文。得到前代正人君子的义理、法则、气势和机变，并加以变通而产生新意，就是所谓复古。董圣褒从毗陵兴起，他的文章精于义理而严守法度，气势厚重而机趣灵动。如同斋房中九茎灵芝，清庙里三叹之瑟，神采流转润泽，音节细微悠扬。拿他与同乡的荆川、方山诸公相比，风流更加高妙，而神理相同。圣褒能够复古，实在太出色了。今年圣褒考中乡试，他的文章受到四方人士祭祀般的推崇。我知道几十年后，学者们奉圣褒为宗师，也一定如圣褒奉前代贤哲为宗师一样，毫无疑问。圣褒为人淡泊而坚贞沉静，处在贫困中也如同身为过客。近来我经过疁城，多次与他共度晨夕，只觉得他的胸襟浩荡，毫无边际。我又由此知道，圣褒的文章全都根本出于圣褒的为人。既然如此，说圣褒的文章能够开宗立派、能够复古，恐怕还只是轻轻估量他罢了！州邑文纪序【代】洪都万侯来到我们县任职，刚过一年，县里的管库、清理讼狱、办理徭赋，都很平允。万侯常常带领县里的诸生参加考试，成绩列甲等的人，大家都认为确实应该；那些落第的人也默默心服。过了很久，太仓州大夫离职，上级下令万侯前往代理他的事务。疁县人只怕他真的代理州事，娄县人只怕他不能真的代理州事，彼此争辩了很久，万侯最终前往代理州事。几个月后才返回。他在娄县时，政绩以及他考核诸生的方式，也和在疁县一样。于是万侯在听政的空闲时间，汇集他主持的州、县考试文书以及士子平日所写的文章，选取后刊刻成书。那些尚未悬挂于国门、尚未收藏于名山的文章，也都附带收录其中。书刻成后，他寄信请我作序。我想娄东受到天下重视已经很久了。三百年来，鸿儒硕师前后接踵、声望卓著；若说文章在这个地方，就如同粤地没有大钟、燕地没有函谷关，并不是没有大钟和函谷关，而是人人都能铸钟、建关。近来海内研习经学、学习古文的人家，都把娄东看作功业的首要来源。士人有的窃取它的绪论，便登上高等科第。四方背着书箱出游的人，如果不到娄东便返回，就羞愧得不敢把自己列入读书人之数。既然如此，娄东的文章震耀铿锵，本来没有什么需要我来赞述的了。唯独我们疁县的人，平素以质朴丰厚著称，科举中式的人略少于邻县，天下所称的壮县也没有我们。然而士人读书好古、有师法的，看起来反而比邻县略胜一筹。谈古文的人，大多知道上溯唐宋而进至秦汉，学习它们的意旨而不学习它们的词句；至于剽窃模仿外形、拼凑拾取字句的人，他们便说：这不是文章。谈诗歌的人，大多知道上溯盛唐而进至汉魏，以广泛取材为工，以自然为最高境界；至于比附模拟而荒涩、造作纤巧的人，他们便说：这不是诗。父亲用这个道理告诫儿子，兄长用这个道理教训弟弟；子弟们推衍这种宗旨，体现在时文中，大抵雅正而有润泽，华美而不浮靡，尊重传注却不流于拘泥，以经史为根本却不流于驳杂；至于才气振发超迈的人，又极力奔向古代立言者的境界，达到那里才停止。只是因为我们疁县是天下偏僻困穷之地，士子交游少，远离声誉，所以邻县竟以疁县少文而称说。唉！看万侯这次选录的文章，也可以知道他治理县邑的大概了。我听说前汉的循吏，首推文翁；他的治理甚至使人争相想做学官的子弟，蜀地的学术可以同齐鲁相比，真可称盛。然而他不能像黄次公那样由郡守入朝做宰相，是因为汉文帝当时正崇尚黄老之学。如今朝廷更加重视造就人才，万侯的政绩既然已是天下第一，而他用来诱导、提拔文学人才的办法又是这样，我知道他将来会屡次承受特别的恩典，也不只是皇帝下诏增加俸禄而已。这就是序。两徐子合稿序【壬午】徐蔚生、徐汝馨兄弟，以文章高妙、品行笃厚闻名县中，并且都出自我的朋友侯雍瞻门下。雍瞻评论文章，依据准绳，辨别分寸，哪怕微小的优点也不掩盖，细小的瑕疵也一定指出，如同汉廷老吏为疑难案件平反，如同国家名医诊病能够透视病灶。他平日居家时，曾常说：“凡是写文章，一定要使精神义理、骨格法度贯通于气势和芳泽之中，然后才停止。文章没有气色，就像山没有烟云，春天没有草木。”又说：“我对你们两三个人斤斤计较，不只是为了把文章写好。人如果能使内心平和，改变自己的意气，与圣贤的道理相承接并实行，那么做人的道理也就不远了。”这两种说法，我都认为正确。县中少年的俊秀之士，游学于雍瞻门下的，大多能够推演阐发老师的学说，文质彬彬，才华郁茂，读书修身，每天都有进步。其中两位徐先生实际上是领头的；即使同游者多是奇才，也都自认为比不上他们。从前有人制作唐诗主客图，每推举一人为主人，便一定有几人列入入室弟子，又从中选取最优秀的列为上入室。如今我们这一群人评论人物和文章，当然一定以雍瞻为主人，而列为上入室的，就是两位徐先生。雍瞻这个人和他的文章，在文坛上雄健、在钟鼎之铭上受到重视，已经将近二十年；那么在他门下游学并进入室内的人，他们为人与文章的渊源，不也深厚而久远吗？

译两位徐先生要努力啊！有郭林宗那样弘扬奖掖风流人物的人，就一定会有茅容、孟敏成为他的门徒；有韩退之那样振兴八代衰颓文风的人，就一定会有李翱、皇甫湜承接他的后继事业。这几位，都因为得到了合适的依归，才传承了值得传承的根本；其中必定有道理在。两位徐先生正要刊行他们的文章，请我写一句话作序。我与蔚生是连襟，汝馨又与我的弟弟伟恭同学，而且都认为我参与了这篇文章的写作。于是写下这些话。上谷五子新撰评词 评论诗歌，以深沉、稳健、端正、温润为上，以怒张筋脉、曲折生硬的姿态为下。文章也是这样。唐代善于作文的人有两个，宋代善于作文的人有五个，都充实纯粹，不得已而产生奇特之处罢了。我过去把这个道理告诉记原，记原没有轻视我的话，因此他写文章无论舒缓急迫、丰厚简约，都动辄切中精要；篇章收束，句子结束，思绪却充满而绵延。才华高、气势奇异，却能把十分之中的精华藏入百千之中的人，与世上那些追求高、追求奇，最终却既不高也不奇的人相比，差别实在太远了。记原博览群书，抉取精华、剔除浮华，诗和古文都写得斐然可观。柳子推重昌黎时说：他猖狂放纵，任意创作。裴晋公却讥讽他说：仗恃自己脚力绝佳，往往奔放不羁，不用文章树立规范，反而把文章当作游戏。我曾用这两种说法评论古人的文章：奇特放逸的文章多半溢出义理之外，而谨守法度的文章有时又缺少奇气。从班固、司马迁以来就是如此，何况其他人呢？至于几道写时文，可以说既奇特，又合乎法度。从前有人评论他的文章，如同园林雨后，雕琢的花朵洗去尘垢而锋芒显露；又如上帝的阴兵突然降临。现在也没有什么话能够替换这种评价。研德与几道同岁，他爱好古文、勤奋学习，也与几道不相上下。评论研德的文章，难道不应说是清新俊逸吗？秋水中的芙蓉，倚着清风独自含笑，这是清新的意思；千金骏马，冲下山坡，跃过山涧，这是俊逸的意思。从前杜甫用这两个词来品评李白，后世浅陋的儒生却说杜甫轻视李白，所以只把他比作庾信、鲍照，这种话不过是梦呓罢了。文章达到清新俊逸，天下的美好就全都具备了。适逢道研德所作的诗和古文十分雄健丰厚，如今这里只评论他的时义文章如此。对于云俱的文章，我想用“轻清”二字来概括它。有人说：“云俱深思独行，不走寻常道路，文思奔放而卓异，曲折幽深而奇异，读者因此惊讶得舌头翘起不能放下，嘴巴张开不能合拢。‘轻清’二字果真足以概括它吗？”我说：“您没有见过云在天上的样子吗？转眼之间就能变化百态，却不知道正是由于轻清的缘故。地上所产的精华，没有比金玉更好的；祥瑞之物，没有比麒麟、凤凰更好的。然而麒麟不能成为凤凰，黄金不能成为美玉，正是因为它们的轻清之气不足。所以有了轻清，才能变化；能够变化，然后才称得上奇异。智含是当今圣童一类的人。他八九岁时写文章，拿起笔立刻就能写成，深厚而自然，具有奇异的气韵，值得诵读。如今他年纪还只是刚刚成年，却没有哪一部经史不曾涉猎，没有哪一种辞赋、古文、词不曾学习；即使是他的制举业文章，也屡屡变化而越来越精工。有人说像成弘年间的名家，有人说像汉魏时期的文章，即使是我也不能辨别其中的差异。我听说汤义仍先生传世的文章，都是十多岁时写的；然而私下却奇怪，义仍先生的古文辞章并没有远远超过他那个时期。如今智含正处在义仍那个年纪，实际上已经超过义仍了。他的古学日益进步，正如水涌出而山峰显露；当今的君子哪里足以和他相比呢？《暹社题辞》少俊中应童子科的共有六人：朱子旭、徐汝馨、陈求章、建纯兄弟，以及我的弟弟献臣、伟恭。他们的年龄从弱冠到成童不等；他们的学问各自尊奉一位老师，他们这些人有的聚集在一室之中，有的相隔遥远却彼此唱和。他们的文章瑰丽丰厚、精密工巧，清新通达、秀美杰出，彼此并不蹈袭，却能互相补益。虽然他们所达到的境界未必仅止于此，但拿这些文章给人看，人们已经佩服他们了。于是诸位各自刻印自己的文章十篇，合编成一集，用来代替抄写文章，以应付索取文章的人。刻成之后拿来给我看，我告诉他们说：“朱子曾说，文章有笔力，也有笔路。笔路随着时间逐渐增加，笔力在二十多岁时自然已经确定。这个说法值得警惕啊。杜子美在夔州的诗，顿挫有力而深沉郁结；东坡在海外所作的文章，精深华美而奇妙。这就是笔路。诵读‘云垂海立’的篇章，观看‘带余马后’的句子，已经可以知道他晚年达到的境界就是这样了。这就是笔力。不过，这些话说的是文章罢了。早晨做贤人、晚上做奸佞，开始可憎、结局却美好。一个人做人，难道竟有固定不变的吗？”诸位要勉励自己，不要口中像凤凰鸣叫，笔下却像猛禽展翅；不要读的是孔子的书，行为却像张仪、苏秦。十年之后，把你们的品行拿来与这部文集相验证，使人怀疑你们的文章没有固定不变的风格，却相信你们的行为有确定不移的准则，那就好了。” 《陶庵全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陶庵全集》卷三 明代黄淳耀撰写 论

译《科举论》序 三代以后，设置科目选拔士人的办法，没有比汉代的贤良方正科更好的，也没有比唐代以诗赋取士更差的。宋初稍微沿袭唐代制度，到了王安石变法，才开始专门采用经义，而诗赋科在整个宋代又多次兴废。归根究底，所谓经义，不过是王安石的新说罢了。即使绍兴以后王氏学说逐渐衰微，而河南、荆、舒三家学说相互对立，学者仍然有许多人加以防备和驳正。到了我朝高皇帝，整顿并订正经学，尊奉濂洛一派的义理，保存前汉的注疏，使士子有所依据。这样一来，释、老、庄、列那些借助影响而依附的言论，便全都廓清了。而且科举制度中有论，有诏、诰、表、判，有时务策，三场考试同等重要。科举之外，又有辟举、岁贡，三条途径同时采用。因此我国初年人才涌现之盛，足以雄视西京。应试的士子，没有上书求荐的弊端，没有成群聚集京师的扰乱，也没有请托拜谒举主的机会。这种制度的完备，汉、唐、宋都比不上。自宪皇帝以后，所谓三条途径便废掉了其中两条，科举于是开始独受重视。近来三场考试所重视的，只在于七篇经义；七篇经义所重视的，又只在于三篇经义，于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便显现出来了。有人主张要废除科举，另有人又认为，国家三百年来文武忠孝之士都出自这一科，只应遵守实行而不能改变。我私下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主张废除科举的人，意图只是实行荐举和征辟，却没有掌握其中的方法；这样造成的弊端，反而会比科举更严重。然而科举制度确实已经有弊病。《易经》说：“使事物的变化得到贯通，使百姓不感到厌倦。”如今如果确实稍微改变科举制度，参照采用辟举、岁贡的办法，有什么不可以呢？天上的星象运行，有一定的规律；然而掌管历法的人如果不随着时势修改历法，几十年后就会出现一次差错。何况人才与时运相互推移，就像江河奔流一样没有尽头呢？假如我们改变它会违背祖制，那就可以不改变。但只要大的方面恰好与我朝祖制相同，小的方面考察立法的本意而没有错误，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不自量力，写成《科举论》三篇，等待真正有见识的人来加以折中裁定。”}], 《科举论》上 国家以经义取士，究竟是想使人明白经书，还是反而使人晦暗不明经书？它的出发点当然是为了阐明经书。然而我看如今的经义，弊病恰恰足以使经书晦暗。使经书晦暗，并不是设置科举的本意。宋人有帖书、墨义，是割裂经文前后的内容来考查记诵，事情十分鄙陋，有才华的人以做这种文章为耻。后来一变而为经义，便剖析义理，不只是记诵了，所以当时称为‘大义’。我朝沿袭这一制度，将它写入法令，不过是要考察士人能否通晓经术，起初并不是要用这种东西困住他们，使他们走上不可预测的道路。如今读洪武、永乐年间的经义，语言简约而义理明白，浑厚朴实而正直，何尝是剽窃割裂、成为没有根基的言辞呢？若把昔人的经义文章放到今天，要他们写出这种剽窃割裂的文章，或许有些做不到；若把今人放到洪武、永乐年间，要他们写出那种浑厚朴直的文章，几年的时间便可以达到。过去写经义较容易，因此上下的趣尚一致，士子精神完足、力量有余，能够专心研究天下的实学。如今写经义困难，因此士子耗费精神，穷尽日夜，只求把无益的空话写得工巧，却不能用于实际。而且写这种文章的人越多，趋向就越混乱；趋向越混乱，上面的人就越没有依据来决定取舍，入仕的道路也越令人迷惑。趋向混乱、道路迷惑，士子就越责怪自己的文章写得不好，越没有时间学习实学。实学荒废后，未能中选的人文才和品德都没有着落；中选的人则把贪婪冒进当作得计，把廉耻看作迂腐疏阔，并且把自己靠侥幸取得科名的做法全都带到政事中去，于是科举制度便大为败坏。科举制度一旦败坏，郡县便没有奉公守法的良吏，疆场便没有能干的将臣；想要平定寇盗、使四方臣服，就不可能了。然而科举的弊病之所以发展到这种地步，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上面的人不知道怎样驱使士子走向实学，却任凭他们自行趋向，反而带头跟随他们的缘故。唉！像这样还认为设置科举是为了使人明经，那也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因此我认为，如果要驱使天下士人走向实学，就应当恢复祖制五篇的办法，在七篇经义中减去两道，并且评阅试卷时必须把三场合并比较，不能只凭一场决定取舍。经义只取其辨析义理，浮华之作务必黜落，那么士子又怎么肯故意选择这条困难而必然不利的道路呢？论要考察士人能否驰骋经史，表要考察骈丽四六文，判要考察是否熟悉法令，策要考察是否明白通达。治国之道虽然同经义一样属于空言，但文章工拙却容易辨别。宋人既然设置经义科，还设置宏词科来收取擅长词赋的人，以继承古代制科的制度，今天难道独独不能把这个意思推广到第二、第三场吗？过去黄庭坚在贡院待了四十六天，九个人中取一人。如今主考官鉴别裁定的明察程度或许不如古人，却要几十人取一人，又把考试限定在几天之内，时间完全不够，所以被淘汰的试卷中，有的来不及看完二、三场，有的来不及看经义，有的甚至来不及看书义。淘汰得如此草率，那么所取之人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又认为应当放宽比较评阅的期限，使考官能够反复研审核验，以决定取舍。至于士子平日所学习的书籍，无论经书还是史书，都统一用学校颁发的版本来考查，并且把私刻本全部焚毁，使耳目不受混淆。这几件事实行后，天下的实学就可以逐渐恢复了。《科举论》中

译驱使天下士人走向实学，那么制科的弊病就可以革除。不过，所谓实学，也只是表现在言辞文章之间罢了。我日后选取任用的人，并不是只用他们的言辞文章。宋代的伟人，如富弼，尚且以科举文章为难；如司马光，尚且不擅长四六文。近世如陈真晟、胡居仁一类人，又不屑于写科举文章。假如我们没有办法收取他们，天下笃实之士都会被科举挡住而不能进用，我们的制度也会败坏。要挽救这种弊病，非严明荐举制度、重视岁贡科不可。荐举近来确实在实行，但还没有看到成效，是因为没有掌握正确方法。汉代荐举贤良方正，天子亲临殿前策问，甚至举行两次、三次。他们所说的，上至君主自身，中至贵戚大臣，下至宦官小吏，全都直言极论，没有任何忌讳。不称职，举主便要获罪，并且受到保任失误的处罚。人们害怕受罚，便不敢胡乱荐举；知道皇上重视自己，也就不怕直言。因此两汉得到的人才很多。有人也许会说，这毕竟是过去的事。我朝高皇帝实行荐举、征辟制度，亲自评阅考察，不称职的人就追究举主的责任，往往甚至贬谪戍边。因此当时文武忠孝之士遍布朝廷内外，在内有卿宰，在外有藩臬，都是这样。如今却不是这样，名义上说是保举，却不再郑重对待此事。被荐举到朝廷来的士人，吏部只用策论考试罢了。天下人不知道所谓策论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愿意做官的人得到一个官职便离去，不愿意做官的人也不会到来。他们难道真的不愿做官吗？是因为知道荐举的分量比不上科举罢了。而荐举别人者，仍旧从考场上有声望却未中第的人，以及平日亲近宠幸之人中选取。荐举文书墨迹未干，所应承担的责任已经堵塞不通了。荐举之后既不知道被荐者是否称职，只管试用、只管授官，而荐举者又不承担处罚，那么怎么能够拒绝不肖之人的侥幸滥进，使真正奇伟非凡的人得到任用呢？这岂不是名义上沿用汉代贤良方正的名称，实际上实行魏晋九品中正的制度吗？如今按照我的意见，不过两句话：一是既然求取直言，就必须加重荐举者的处罚；二是不称职，就必须严厉追究。这就是所谓明确荐举制度。考察开国初年的岁贡科，它在荐举、征辟之下，在科举之上。住在学校里的儒生，先看德行，后看文艺。每年考核、每月考试，制度非常严格。成材者按照次序进入国学，与察举所得的贤才一同擢升为给事中、叅政、主事等官，所以南北之二[原文未完]。学校与郡国相互内外配合，盛况都很可观。如今岁贡科既然被轻视，士人中那些领取学校廪粮、在学校多年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能被贡举。既已贡举，便让他们担任学官，经过一两次升迁到县令或郡佐，往往就被注为下考而罢免。因此，成为岁贡生的士人年老气衰，仕进之路有限，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低。他们在学校就败坏学校，在州郡就败坏州郡。上面的人知道他们如此，反而姑且宽容，说：‘这些人只是拘谨琐碎，值得怜悯罢了。’把朝廷的士人百姓都交给这些拘谨可怜的人去敷衍塞责，难道合乎道理吗？我私下认为，学校当前最急迫的事情在于选拔学官；学官得当，便能辨别士子的贤能与不肖，也就可以恢复岁贡的旧制。然而所谓学官，如今不能再从贡举出身的人中求取。有的从荐举、征辟者中选取，有的从甲科进士中选取，务必寻求品德醇厚、文章高明的人，让他们担任此职。实行教人先从学习入手的办法，考核领取学校廪粮的人，不能只取文章辞藻。假如有人孝友忠信，在乡里已经声名远播，学官就应向督学报告，核实后给他廪粮。然后教他们学习文学，再挑选其中尤其优秀的人，不必等到年限便贡举到朝廷，由天子立即依照荐举、征辟的办法亲自考试；考试合格，就不必等待选举，直接录用。其次，则等待他们成材，按次序贡举进入国学，等待甄别叙用，完全依照祖宗朝授官的制度。有文章而没有品行的人，不要贡举；错误贡举的，要给予处罚。这就是所谓重视岁贡科。荐举制度明确，岁贡科受到重视，那么实际才能优胜的人就会从这两科中出现。文才胜过他人的人出于科举，不从这里出来，也一定会从那里出来。《科举论》下 唉！人才生在今天，想要凭自己的力量成就自己实在困难。上面用来成全人才的办法，从来没有建立；而用来败坏人才的因素，又不止一个。我每次看见大比之年，礼部大臣重申学校制度，不是严格限制字数，就是禁止使用子书作为文体，士人的习气大概就形成在这些事情上。然而积弊已经很久，真正不能一天安于现状的根本问题，却一概没有涉及。那么人才凭什么能够成就呢？如今有汉、唐、宋以来从未有过的弊病，而不幸又有一种弊病，几十年来名义上说是在革除弊病，实际上却更加严重；这些弊病都积累在学校中，又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因此我把它们全部说出来。如今的太学，是天子教化天下的开始，也是礼义的根本。虞、周时代的宏大久远之事，我无暇论述。只说后世最严重的弊病：桓帝把鸿都学生纳入太学，士人阶层以此为耻。鸿都本是天子的私学，那些人起初是因经术被招来，后来却学习尺牍以及玉书、鸟篆。放在今天，他们也算才艺过人的人。太学士人认为他们以小道轻蔑经学而成为天子的私人，所以感到羞耻。宋代设置三舍法，朱子、吕东莱都认为不对。三舍法考察比较文章才艺，参照品行实绩，在其中降级或升级；放在今天，也可以说是奖励诱导人才的一种办法。先儒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它用浮靡的文章考试人，用利禄的道路诱惑人。那么，由此可知太学的重要性，也可知太学应当有办法长期培养、成就人才；不是国子监以及四方已经成材的人，不应进入太学，这一点也很明确。如今自从援纳条例实行一百多年后，逐渐成为法令，士人按照廪生、增生、附生等名额，分为缴纳钱粮的不同等级，其余人则有学校中被废弃的人进入，有不学习的纨绔子弟进入，有拥有巨资的商人进入，这究竟是为什么？缴纳钱粮之后，把名字挂在其中，却有人终身未曾踏进国子监的席位；问起这个人，竟说是国子生，这究竟是为什么？然而那些贡于学校、举于乡里的士人，仍然得意洋洋地同他们并列。即使让东汉士人重新兴起，让南宋儒者复生，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叹息！这就是我所说的唐、宋以来未曾有过，而不幸如今却有了的弊病。古代考察士人，有中年、比年之法，大概是因为掌管教育的官员与一般行政官不同。吕氏说《周礼》六官中，只有学校之官不列在官府联属之中，这个意思值得深思。

译如今师儒的学说已经成为具文，督学使者的官职地位尊严，与学生相隔极其遥远。他所掌管的有岁试，有科试。他考察学生的品行义理，不过是俯身听取学官的意见；至于考核文章优劣，虽然考试有先后，但同一个人的眼光并没有多大差别。如今让督学官在三年中，每年各进行一次科试和岁试，刚刚考试完回到座席还没坐暖，接着的考试又来了。这样一年之中，往往要考一两次。然而科试则郡县官员必须先行取舍，再送交督学，因此接受考试便没有停止的时候。凭借差别并不大的文章优劣，以及并未认真考察的品行义理，却让人不断接受考试，还希望他们敬业乐群、知类通达，那也太难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几十年来名义上在革除弊病，实际上弊病更加严重。我的意见是，援纳的条例必须彻底禁止，一概用勋戚命官的子弟以及贡于学校、举于乡里的士人来充实学校。精心选拔儒臣，担任祭酒、司业；他们建立教育制度，应以胡瑗教授湖学的办法和朱子分年立课的办法为准。督学则简化考核比较，直接把科试作为岁试，合格者让他参加乡试，否则黜退；不必再另行岁试，使士子能够休息精力，专心从事学习。这两种主张实行以后，荐举、岁贡的办法就可以逐步施行了。或者我还可以提出另一种办法：有一项可以暂时停止，留待以后慢慢讨论，那就是骑射。射箭是古代学校的制度，我朝高皇帝曾经用它来考取士人。然而此前长期没有学习，既然已经废置很久，突然实行而要求那些只会缀辑文章的士人掌握它，十个人中有九个都会感到不便。要恢复古制，本来就不应计较是否方便。但我认为可以暂时停止，是因为根本尚未确立，就不能要求末节整齐划一。有人说：“考核比较简便，这个办法确实很好。如今天下兵乱交作，泥沙俱下般地耗费钱财；通过援例纳赀取得的财物，足以供养军队，而且骑射正是用来训练军事技能的，在太平时期尚且不能废除，何况如今多难呢？”我说：“您认为东晋南渡时的形势比今天更盛大吗？东晋尚且能够建立太学、征召生徒，难道说当今不能这样做吗？这是错误的。若说借此取得财物，那只是没有办法的做法。而且学校兴盛、人才众多，那么所得的利益就会超过骑射所能带来的利益。如今即使不停止骑射，骑射难道真能有所益处吗？” 《科举论》后语 我写完《科举论》后，先前诘难我的人又说：“上天生下这些人，就像安置器物一样；如果生的是金玉，就一定不会把它放在泥土里；如果生的是贤才，就一定不会让他困顿在窗下。科举功名只不过是寄托贤才、使其显达的一条途径罢了，您担忧什么呢？”我说：“金玉生在山川之中，也要经过雕琢才显现，经过模范铸造才成形；如果遇不到良工，也不过是埋没在丹砂、矸石、朽石之下罢了。您凭什么知道它一定不会被埋没呢？按照今天的道路而不改变，我担心人才会一天天被埋没。”诘难者又说：“如今朝廷所求取的是奇士，并不是普通人。经义能够困住普通人，难道还能困住奇士吗？”我说：“南宫每三年考试一次士人，士人中脱去布衣而授官的必定有三百人；不知道这三百人都是奇士呢，还是普通人混杂其中呢？如果普通人混杂其中，那么它对天下士人的败坏就太多了：所学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又不是所学的。”他又说：“贤良方正科，本来就是要在文辞之外考察和任用人才。假如确实像您所说的那样，不过是严格责成保举者负责罢了；但选取士人的办法终究不能与汉代对策有什么不同，也就是通过实际考察来求取人才，再根据言论来选取人才。”我说：“难道只是汉代如此吗？把政事陈述上奏，虽然是尧、舜，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如今皇帝威严震动朝廷，在宫阙之中召见士人而亲自策问他们，借助言辞神色加以观察，通过提问和诘难来考察他们，那么人的贤能与不肖就显露出来了。人才奔赴君主，就像百鸟追随鸑鷟一样。又有人说：“掌管学校的官员，我凭什么知道他们贤能而任用他们呢？”我说：“可以像东汉那样，先行考试博士；也可以像虞集所说的那样，让县令、县长各自以礼聘请。任期一定要长久，提拔一定要优厚，这样才能扩大教化，尊崇儒术。”又有人说：“凡是掌管学校、负责教导的人有三名，若都加以考试并聘用，优待就太多了。”我说：“确实如此。我认为三个人可以裁减掉两个；如果实在不能裁减，就把两个职位空缺出来，等待教谕选择贤者聘用，这也是我国初年的制度。”又有人说：“胄监通过纳赀入学，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罗圭峰、罗玘曾经就以纳赀入学，后来成为文人和名臣。近来学校中有文才的人也有人通过纳赀入学，为什么一定要禁止呢？”我说：“罗玘不值得作为榜样；成为纳赀泛滥开端的原因，未必没有罗玘的罪过。我国家近来发生宦官之祸，献谄媚之辞、歌功颂德的人，多出自太学诸生，为什么没有一个像范滂、陈东那样的人呢？史书推许东汉在乱世中没有灭亡，把功劳归于太学中的几位君子。靖康、建炎年间，太学生的正义声誉震动天下；那都是培养士人的成效。” 如今不只是失去了培养士人的作用，对他们的混淆、压抑和侮辱，也更加严重了。有文才的人进入学校，是因为厌倦了科场、厌烦了考核，不得已才进去，并不是适合进入学校的人。又有人说：“您的议论确实很好，然而您谈到骑射时，还说要等学校兴盛以后才可以慢慢讨论。如今一旦想在科举的第二、第三场要求经史和时务方面的实际学问，在荐举中要求具备贤良方正的完整才能，在太学、乡学中要求有道德的教师和率先教导学生的生徒，难道不是太急迫了吗？”我将用您的矛来刺穿您的盾。于是说：“宋臣叶适曾说：‘如今应当暂且停止天下过多的议论，进士考试不要亲自策问，制科考试不要只考记诵，不要考论著，逐渐忘掉旧的步法；有一天皇帝亲自选拔人才，三代的英才未必能够突然得到，但也不至于像近世那样冗长而没有可取之处。’我朝高皇帝已经实行科举法，后来仍然停办了十多年，那时人才反而更加涌现。如今如果能够远取叶适的话，向上效法我高皇帝通达变化、适宜百姓的用意，有什么不能成功的？还有什么人才求取不到？我先前的议论只不过是平庸平常罢了。即使如此，假如把我的议论告诉当权者，那么惊骇、嘲笑并把我视为狂人的，不知会有多少。时势的变化日新月异，天下的大事却偏偏只说要墨守常规，可悲啊，习俗形成之后竟这样难以改变。”

译《范增论》苏轼论范增，认为他劝项羽杀沛公，是尽人臣的本分；而义帝的拥立，范增是主要谋划者。项羽杀卿子冠军，是弑杀义帝的开端；弑杀义帝，又是怀疑范增的根源。因此范增离开项羽，应当是在项羽杀卿子冠军的时候。我却怀疑苏轼对范增的要求过于严苛，没有核实其中的事实。范增只是有智谋的人，并不是能够用仁义来侍奉君主的人。他劝项氏拥立楚国后裔，并不是为了怀王，而是为了项氏。天下群雄一同起兵灭秦，秦朝确实有应当灭亡的事实，但我们却没有灭秦的名义，所以不得不有所挟持，以号令天下。范增劝项梁拥立怀王，就像张耳、陈余劝陈胜拥立六国后代一样；假如陈胜真的实行了他们的主张，那么我的计策是说张耳、陈余将要侍奉陈胜呢，还是将要侍奉六国呢？一个人必定先有彼此相许的旧交情，然后才能责求对方在危急时刻相互救助的诚意。范增对于怀王，并不像张良对于韩国：张良家族五代都担任韩国宰相，日日夜夜都想为韩国报秦之仇。范增把那些大声呵斥、勇猛强悍的人看作可以成就大事的人，于是执杖跟从项羽。他看待怀王，只把他当作一件奇货罢了。等到项羽的谋划已经完成、事情也已经成功，怀王又成了多余的累赘罢了。他哪里会和怀王共同承担祸福呢？假使他的心果真在怀王身上，就一定不会劝项羽杀沛公。为什么呢？沛公和宋义都是怀王派遣的。沛公先进入关中，功劳不只是比宋义高一倍，而且因为是怀王的缘故也不应杀害，何况沛公呢？项羽即使忌恨他而想杀他，范增也应当奋起争辩。如今项羽尚且不忍杀公，而范增却苦苦想让他满足心愿，这说明他先有无视君主的心，后来才发动恶行。他还算是心中有怀王吗？项羽不杀沛公，是投鼠忌器。后来他终于弑杀义帝，大概是范增有所启发造成的。项羽因为陈平离间，于是怀疑范增，逐渐削夺他的权力。当时围攻荥阳，还采用范增所说的急攻汉军的意见；这样看来，在此以前不听范增计策的情况也很少，只是杀沛公的计策没有实行罢了。把沛公安置在汉中，史书本来就认为是范增的计策。假使范增只是全然没有受到重视，那么他愤然离去，就不会等到攻打荥阳之时。我又怎么知道弑杀义帝的谋划，不是范增提出而项羽采纳的呢？那么说弑杀义帝是怀疑范增的根源，大概也不合乎事实。至于杀卿子冠军，范增本来也不应在那时离开。卿子冠军率先与秦、赵交战，他的名义是利用敌人困弊。利用敌人困弊的军队，应当深挖壕沟、筑高营垒，不与敌人交战；派人进入敌境，断绝他们的粮道，然后敌人坐困，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汉军对待楚军，就是这样。李左车曾用这个道理劝武安君，武安君不采纳而失败；周亚夫把这个道理用于梁、楚七国之乱而取胜，可见其中关键在于断绝敌人的粮道，而不在于一味不战，这一点很清楚。如今章邯的粮食运输通道上，义军始终没有出来，偏师牵制着它，士卒又冷又饿，军中没有现成粮食，这只是自己造成困弊罢了。杀掉一个使军队自陷困弊的将领，从虎口中救出数百万人性命，这是项羽对怀王有罪、对诸侯却有大功，怎么能在这时离开呢？项羽说：‘大王坐不安席，扫清全国来交付给将军。’如今却不体恤士卒，只为满足个人私欲，不能算社稷之臣。这虽然是借用、窃取义帝的话，但又怎么会立即成为弑杀义帝的征兆呢？弑杀义帝的征兆，大概始于项羽怨恨义帝想按照约定封沛公为关中王；这件事范增有罪，但不能因此只责备项羽。范增应当离开的理由还有很多：坑杀秦国降卒二十万人，屠戮咸阳，杀死子婴，封三秦降将为王，分封不均。这几件事中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他失去天下，而范增却没有离开，所以我说：范增不是能够以仁义侍奉君主的人。苏轼把范增离开的时机定得过重，却没有核实事实。《卫青论》上 淮南王刘安准备反叛时，唯独害怕大将军卫青和汲黯，却轻视丞相公孙弘。大将军一共七次出兵攻打匈奴，斩杀、俘获敌人五万多级；有一次与单于交战，收复河南地，随即设置朔方郡。他率领的军队多至五万骑，少时也有三万骑，从未遭受败北。李广曾率偏师出塞，最多不过一万骑，少时有四千骑，出兵往往没有功劳，间或还被敌人俘获。他的才能器量远远比不上卫青。然而司马迁为两人立传，对李广的赞誉几乎不遗余力，对于大将军卫青却只记载斩首、俘获的数目，至于营垒、行军布阵、料敌出奇的方法，则一概缺略。我心中私下感到奇怪。等看到苏建责备大将军没有选择贤士的话，以及大将军以奉行法令、恪守职守、不敢招纳士人为理由谢绝，才释然说：‘司马迁不取大将军事迹的原因，就在这里了。’大概从战国四公子，以及汉初张耳、陈余一类人开始，喜欢以谦卑的态度和优厚的礼遇笼络天下豪杰，这种流风余韵渐渐浸染，成为习俗。魏其侯、武安侯因此构成大狱，招来奇祸，最终却没有受到惩罚。比如郑当时接见宾客不分贵贱，都遵守宾主之礼；张汤造访请见，不避寒暑；韩安国推举壶遂、臧固一类人，受到士人舆论的仰慕。甚至天子也因此称他们为国家的栋梁。由这三个人推论，西汉士大夫二百年来的风尚，大略可以看见了。李将军去世那天，天下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他极尽哀痛，是因为他结交宾客很多，声誉传播广泛。大将军卫青从奴仆中奋起，依托椒房，一日之间威势显赫、震动四方。他认为如果不避开权势、远离嫌疑，谢绝宾客，就不能牢固地结住君主的心，也不能免除祸患。司马迁看出了他的心意，便说：‘这不过是谨慎保身、媚事皇上的人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于是连同他的战阵和谋略也一并压下不写，唯独对李广咨嗟叹息。然而按照事实评论，李广虽然有奇异的气概，不过是能够举鼎、跳跃的勇力之才；卫青能够统率数十万军队而不发生混乱，那么他作为大将之才，终究无法掩盖。过去淮阴侯韩信对高帝说：‘陛下不过能统率十万人罢了。’未荣对侄子兆说：‘你不过能统率三千人，再多就会混乱。’用兵就像角力，有能举百钧之力的，有能举数十钧之力的，也有连一只小鸟都举不动的力量。大将军卫青，是能举百钧之力的人；李广父子，是能举数十钧之力的人；李蔡、公孙敖，则是连一只小鸟也举不起的人。数十钧之力超过能够举起一只小鸟的力量，但终究也不能与百钧之力相比。既然有人能举起百钧，如今却说那个人另有长处，便把两人的力量一并称赞，认为他超过了能举百钧的人，这可以吗？所以李广没有功劳，确实不能说只是因为命运多舛；而大将军卫青的作战方法没有流传下来，这也确实是一件遗憾。《卫青论》下

译唉！像卫青这样的人，可以说具有大将之才了，但我独独惋惜他不知道大将的道理。什么是大将的道理？荀卿说过：‘可以杀掉，却不能让他处在不完备的境地；可以杀掉，却不能让他攻打不能取胜的敌人；可以杀掉，却不能让他欺压百姓。’这就是所谓大将的道理。秦将白起，不过是一个凶狠残忍的人，并不是以仁义和节制作为根本。然而秦王让白起攻打邯郸，白起确实看出邯郸不能再攻，于是坚决卧病不起，甚至触犯严厉君主的怒意，最终身首分离，却始终没有后悔。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不能取胜、不能完备的事情不可以冒险去做。如今只以汉武帝用兵来讲，今年出塞攻打匈奴，明年匈奴也入塞劫掠，不能说是战事完备。沙漠之地，就像石田不能耕种一样，即使驱赶百万牲畜回来，对于胡汉双方的大势也不能增加或减少丝毫，不能说是胜利。使国内空虚而从事对外战争，使天下萧条、费用繁多，天子最终因此实行告缗、设置平准，也不能说是没有欺负百姓。这三件事都冒险实行了，而卫青身为皇帝亲信、置身军中，佩剑披甲，只听任皇帝驱使，却没有听说他进献一条规谏、提出一个计策，来挽回天子穷兵黩武的心，这可以说是懂得大将的道理吗？如今冲锋陷阵、克敌制胜，是偏将的事情；长远筹划、宏大谋略，是大将的事情。卫青以大将的身份做偏将的事情，即使武勇才能比李广强十倍，但他的猥琐浅陋、没有谋略学识，与李蔡、公孙敖相比也没有不同。我因此对王忠嗣、哥舒翰的事情有所感慨。唐玄宗想攻打吐蕃的石堡城，王忠嗣说非杀死十万人不可，不如休兵养马，观察形势变化再行动。玄宗不高兴，李林甫便借机罗织他的过失。王忠嗣知道后，仍坚决坚持原来的意见；虽然奉诏拨给董延光几万人，却不给军队奖赏，暗中破坏他的谋划。他对李光弼说：‘我王忠嗣难道会用几万人的性命换取一个官职吗？’不久被董延光上奏，几乎陷入死刑。后来哥舒翰大举发兵攻打石堡城，死者大半，最终果然如王忠嗣所说。唉，王忠嗣贤明啊，却几乎遭殃！哥舒翰担任将领时，后来安禄山反叛，哥舒翰镇守潼关。当时贼军希望速战，官军则适合坚守，哥舒翰其实知道这一点，却被宦官使者督促责备，不得已率军出关，于是有了灵宝之败，自己成为俘虏，唐朝几乎灭亡。他内心已经看清形势，却不能坚持到底，轻率地陷入不能取胜、不能完备的境地。那么，做大将却不知道大将之道，迎合君主的心意，拿军事行动去碰运气，幸运就成为卫青，不幸就成为哥舒翰了！可悲啊。《诸葛亮论》上 先主准备东征孙权，以雪荆州之败的耻辱，群臣大多进谏，但他一概不听。章武二年，大军战败，退回驻扎在白帝。诸葛亮叹息说：‘法孝直如果还在，就能制止主上，使他不向东出兵。即使让他出兵，也一定不会陷入倾覆危急。’有人说：‘武侯处理这件事，实在有值得议论的地方。法正得到先主的信任，哪里比得上武侯？在帷幄之中筹划，决定千里之外的胜负，哪里比得上武侯？如今伐吴的失策，群臣都能看出来。武侯既然没有在事前竭力进谏，等到倾覆危急已经到来，才开始追念法正，为什么呢？’黄子说：‘这是只根据外在行迹评论人，却从来没有设身处地站在武侯的位置上。古代小臣劝谏君主，先以是非相争；君主不接受，就以辞职或留下相争；再不接受，就以生死相争。大臣却不是这样。他与君主相处，君臣之义已经深厚，感情已经亲密，势不能因为一句话不合就保全自身离开。于是他估量君主不会听从自己，便知道自己的话不能徒然发出，必定要借助一个敢于进言的人，在君主面前用辞职、去留、生死来相争，而我再因势引导，这样我的话才能实行，也不会有君主因我进谏而变色、我因君主不悦而改容的忧患。’ 从前高帝进入秦宫，看见宫室、狗马、珍宝和美女的美好，心里想留下来居住。樊哙劝高帝出去住宿，高帝不听。张良说：‘秦朝因为无道，所以沛公才能来到这里；您是为天下除掉残暴之贼，应该以白衣素服作为资助。如今刚进入秦宫，就安于享乐，这就是所谓助桀为虐。而且忠言逆耳却有利于行为，毒药苦口却有利于治病。希望沛公听从樊哙的话。’高帝于是退军驻扎在霸上。人们只知道高帝听从了张良，却不知道樊哙的话已经在前面起了作用。到高帝即位后，他几次想更换太子。周昌进谏说：‘我的口才不能言说，但我结结巴巴地知道这样不可以。陛下即使想更换太子，我也结结巴巴地不奉行诏令。’高帝高兴地笑了。叔孙通接着周昌进谏，甚至说愿意用颈血污染地面。高帝说：‘您停止吧，我只是开玩笑罢了。’后来张良招来商山四皓，和太子一起入朝拜见，高帝才终于打消了更换太子的念头。人们知道高帝暗中听从了张良，却不知道周昌、叔孙通的话已经在前面起了作用。先主与孔明相处的关系，难道超过高帝与留侯，而先主的股肱之臣反而有所亏缺吗？既然大义在于复仇，那么其中是非的道理，还不至于像留在秦宫和想更换太子那样明显不可行。我料想诸葛亮一定曾经进谏过；既然进谏而刘备不听，当然没有当面折辱君上、在朝廷上直谏的道理。况且当时又没有法正这样的孝直来辅佐他，所以先主终于出兵了。再说法正为人权变诡谲而多智谋，和孔明的志趣爱好不同，却能以公义相互取信。先主有孙夫人，本来就是肘腋之患，而法正为他辅翼，终于使先主顿然振翅高飞，不再有内顾之忧；由此便可知道法正是怎样的人了。孔明凭正道，法正凭奇谋；这不是大臣用来对待君主的方法，但有时可以补助大臣所不能及之处，这正是孔明反复为此人叹息的原因。难道可以拘泥于这一点，便议论孔明没有进谏吗？唉！古代大臣用来匡正君主、谋划国事的事情，大多存在于不可见的地方；他们的言论和事迹载入史册的，不过十分之二三罢了。世上的儒者却想拘执这些记载来评议其长短，也大多显出他们不知分寸啊。《诸葛论》下

译诸葛亮讨伐魏国时，和群臣商议。魏延想请求一万兵马，与诸葛亮分道，在潼关防守魏军，仿照韩信的旧例。诸葛亮制止了他，没有答应。魏延曾说诸葛亮胆怯，感叹遗憾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任用。黄子说：蜀、吴、魏三国享受祭祀五六十年，先主刘备、大帝孙权、武帝曹操以及汉丞相诸葛亮，都是应运而出的杰出人物。三国都以战争为事，但用意不同。魏国曾经以战争来夺取天下，吴、蜀则曾经以战争来守卫自身。怎么知道这一点呢？先主和曹操同时起兵，而曹操先取得了胜势。先主统领徐州时，曹操已经击破南匈奴，降服黄巾军三十万人，多次击败陶谦，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先主被吕布袭击，狼狈地投奔曹操，那本来就是游处于曹操罗网之中的人罢了。等到先主得以离开曹操时，曹操已经击破吕布、袁绍，大势已成。推究曹操所忌惮的人，只有先主；上天似乎故意挫折先主，来等待曹操成功。等到孙权、刘备合力，也仅仅足以支撑抵抗曹操，所以曹操的战争，常常以夺取为主。孙氏在蜀国之前建立国家，乘着时机、寻找间隙，可以给曹操造成困难。然而孙策早逝，袭击许都的计划没有成功，此后就再也没有夺取曹操势力的时机了。赤壁之战虽然击败了曹操，但曹操的根本仍然完整。先主历经艰险进入蜀地，又被吴国挫败；虽然有武侯为他辅佐，但旧日的将领和谋臣先后凋零殆尽。蜀地百姓脆弱，兵力单薄，所以它不能为难魏国，是很明白的。因此吴、蜀的战争常常以防守为主。武侯多次出兵祁山，正是为了守卫蜀国。魏延的计策，却想让孤军深入，这正是要夺取魏国的做法。假如魏国可以夺取，武侯难道不想夺取它吗？从前曹操认为刘表不能袭击许都，冒犯兵家的忌讳，进攻袁绍，幸而在官渡取胜；又认为周瑜不是自己的敌手，冒犯兵家的忌讳，进攻孙权，终于在赤壁失败。所以用兵而不能达到十全把握的，便是非大胜即大败的道路。曹操失败，还不至于立即灭亡；蜀国失败，却不可能再恢复。难道孔明会从一个不可恢复的境地出兵，只希望侥幸取得一次胜利吗？我看孔明告诉后主说：‘如今不讨伐贼寇，王业也会灭亡；只是坐等灭亡，哪里比得上讨伐它呢？’又说：‘如今百姓困穷、军队疲惫，而战事不能停止；战事不能停止，那么驻守和出征所耗费的劳力财物正相等。我因此知道孔明的意图始终在于防守。’一般人守蜀国在剑阁，孔明守蜀国在祁山。一般人守卫吴国在长江，孙权守卫吴国在合肥；他们的用意是一样的。吴国的诸葛恪在东兴击败魏军，便想违背众人意见大举出兵，幸而他本人死去，吴国才得以延续几年。蜀国的姜维在狄道击败魏军，却仍然年年出兵；不幸的是他本人没有死，蜀国终于变成了废墟。诸葛恪和姜维都不懂大帝、武侯的深意，而采取了魏延那种出兵防守的办法。我曾经替这件事作比喻说：‘如今有一个人在这里防御盗贼，盗贼到了门前才抵御，就来不及了。拿着武器出门，好像要去捉拿盗贼，而盗贼自己却没有来，这就是诸葛武侯的做法。一个人奋力举棍追赶盗贼，这个盗贼在前面退却了，另一个盗贼却进入他的屋子，捉住主人逃走，这就是姜维的做法。’唉！后世守卫危难国家的人，大概一定会把孔明作为法则吧？

译《马谡论》天下有可以任用的人才，也有无所不能的人才。无所不能的人才很少，可以任用的人才却很多。因为他只是可以任用的人才，若不顾及他才能所擅长的方面而泛泛地使用他，那么他的才能就会困于短处，反而显得像没有才能。过去帝舜的朝廷中，禹、弃、契、皋陶、垂、益、夷、防等人，都是各自选择其长处而授予职务。垂擅长工艺，便谦让给殳斨、伯与；那么殳斨、伯与也一定能从事工艺。益擅长管理山林川泽，便谦让给朱虎、熊罴；那么朱虎、熊罴也一定能管理山林川泽。夷擅长礼仪，便谦让给防龙；那么防龙也一定能掌管礼仪。帝舜都说：‘好，去吧，你们能够胜任。’这一定是因为垂、益、伯夷与他们所谦让的三个人相比，各有更专长的地方。我只任用那些专长者，那么即使有的人与他们长处相同却又没有差别，也都可以不用。况且即使看起来没有被任用的人，本人又有其他专长，我还可以按照他的专长来任用他罢了。所以说：‘等到用人的时候，就根据他的才能来任用。’我看后世谋划国事的人，用人都合乎其才能，国家就兴盛；用人不合乎其才能，国家就灭亡。有时合适，有时不合适；有时一万件都合适，只有一件不合适，那么祸害都会立即从那件不合适的地方发生，这是必然的道理。过去诸葛亮认为马谡才华器识超过常人，喜欢谈论军事谋略，每次召见他谈论，总是从白天谈到夜晚。先主曾经告诫诸葛亮，说马谡不能大用，诸葛亮却认为不是这样。诸葛亮讨伐雍闿时，马谡进献计策说：‘用兵的原则，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理上的战胜为上，军事上的战胜为下。希望您只使他们在心里归服。’诸葛亮采用了他的意见，七次释放、七次擒获孟获，终于平定了南中。直到诸葛亮去世，夷人再没有反叛；这就是马谡喜好谈论军事谋略的成效。等到诸葛亮出兵祁山时，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人做先锋，却让马谡统率各军走在前面，与张郃在街亭交战，马谡的军队大败。诸葛亮于是收捕马谡下狱，将他杀死。后世都认为马谡不可任用，认为诸葛亮识人的明察不如先帝。依我看，马谡是可以任用的人才，只是诸葛亮用得不恰当罢了。蜀国有南方夷人，就像吴国有山越；他们性情不驯，容易叛乱而难以服从。凭孙权那样的雄才，山越尚且不归顺，甚至因此向魏国屈膝称臣。那么南方夷人不服，诸葛亮怎敢北伐？假如诸葛亮强行用兵威逼迫他们，只使其力量屈服而不能使其内心归服，随后军队又被牵制在祁山原野，不能解脱；夷人在内部叛乱，魏军在外部进攻，那么蜀国还能不能保住就很难说了。自从马谡提出攻心之战的说法，诸葛亮才开始掌握这个关键并控制南方，安闲舒展地纵横行动，好像给小牛戴上木制的牛轭，使它不能任意行动。于是他放心地向北方用兵，不再有腹心之忧。马谡在帷幄中筹划谋略，可以说十分精妙。假如让马谡只做谋议的辅佐，难道不是庞士元、法孝直一类的人吗？诸葛亮却排斥魏延、吴懿，不让他们担任先锋，任用马谡做前锋，这就是把专门统率军队的职责交给了马谡。将领的才能不可以用来参与谋划，谋划之才也不可以用来做将领。调换二者，便会使将领失去勇气，使谋臣失去谋略。比如牛可以驾车，马可以骑乘；让马驾车、骑牛，牛和马就都失去了各自的用途。若竟说牛马都是可弃之物，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马谡失败后，众军像星星一样四散，只有裨将军王平率领一千人击鼓自守。张郃怀疑有伏兵，没有前去逼近。于是王平慢慢收拾残兵败卒，率领将士返回。在这个时候，王平虽败而不乱，比马谡贤能得多。然而当初诸葛亮南征雍闿时，突然向王平询问计策，我知道王平的谋划一定不能像马谡那样切中要害。唉！人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即使有张子房那样的智谋，也只是替汉高帝出谋划策，未曾单独统率军队。谢晦曾经跟随刘裕征讨，指挥调度、处置安排，无不恰当周全。等到宋文帝将要讨伐谢晦时，檀道济说：‘我过去和谢晦一同北伐进入关中，十条计策中有九条是他提出的，他才略明敏老练，几乎少有敌手；然而他从未独自率军决战，军事作战恐怕不是他的长处。’不久，檀道济果然擒获谢晦。假使张子房单独统率军队，难道一定能成就淮阴侯韩信那样的功业吗？而谢晦如果只做谋臣，难道反而会在檀道济之下吗？所以我说：马谡是可以任用的人才，只是诸葛亮用得不恰当罢了。《夏侯玄论》夏侯玄想同傅嘏结交，傅嘏不接受，并对荀粲说：‘泰初志向很大，他的器量只能承受虚名，却没有实际才能。疏远他还怕祸患殃及自身，何况亲近他呢？’世人认为傅嘏知人。依我看，傅嘏对夏侯玄的评断确实似乎正确，但他拒绝夏侯玄的真正原因，却不是因为夏侯玄没有实际才能。当时曹氏在上面拥有空洞的帝位，国政和军事谋略都出自司马氏；士大夫在其中取得名位，对曹氏来说困难，对司马氏来说容易。夏侯玄大概是站在曹氏一边的人，傅嘏则是站在司马氏一边的人。夏侯氏、曹氏世代通婚，夏侯玄凭外戚贵臣的身份，声名冠绝天下；要他卖国求荣、保全自身和妻子儿女，这不是夏侯玄肯做的事。而做夏侯玄同党的何晏、邓飏、李丰、张缉一类人，都只是贪图小利、才能浅薄之辈，没有深谋远虑，足以成就大事；况且兵权又不在他们手中。这样看来，夏侯玄的危险，无论聪明人还是愚蠢人都知道了。司马懿死后，许允对夏侯玄说：‘再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夏侯玄叹息说：‘士宗，你怎么还看不清事情呢？这个人还能够因为我们两家世代通好的关系，把我当作年少后辈来对待；子元、子上却容不下我。’夏侯玄尚且知道自己不能免祸，何况傅嘏呢？夏侯玄想同傅嘏结交，大概是因为傅嘏才名素来显著，想和他一同扶助曹氏宗室；而傅嘏正一心倾向司马氏，那么夏侯玄前来结交，正是所谓把祸患装载来彼此馈赠了。所以傅嘏害怕而推辞；面对荀粲的责问，又故意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来掩盖真实情况罢了。况且钟毓、钟会兄弟是奸人的魁首，在夏侯玄看来，仍然不过是奴仆罢了。傅嘏却凭明智同钟会交往；他所撰写的评论钟会的文章，又把别人的评论汇集进去，傅嘏并不禁止。这难道是因为他对夏侯玄严厉，对钟会宽容吗？因为钟会和他自己都是司马氏的私党，已经不能再有不同意见了。夏侯玄死后，毌丘俭、文钦知道司马氏将要篡夺帝位，便在外起兵。傅嘏极力劝司马师亲自率兵出征，自己也跟随他向东进军；毌丘俭、文钦失败，其中有傅嘏的谋略。这就是傅嘏结党于司马氏、剪除曹氏的证明。唉！自古以来处身于危乱之中、力量不足而忠心有余的人，我读史书得到三人：孔融、袁粲和夏侯玄。孔融被曹操杀死，袁粲被萧道成杀死，天下人都知道他们的忠心；夏侯玄却因为傅嘏的话，只被看成空疏而没有实际才能的人，真可悲啊。

译《祖逖论》祖逖的牙门童建杀害新蔡内史周密，派使者向石勒投降。石勒杀了童建，把他的首级送给祖逖，说：‘天下的恶行本来是一回事。叛臣逃吏，是我深深憎恨的仇敌；将军所憎恨的，也正是我所憎恨的。’祖逖派使者回去道谢，从此兖州、豫州之间各壁垒中背叛的人都不再接纳。君子说：‘祖逖在这件事上失策了。晋朝之所以得到民众，并没有像周、汉那样兴盛；它之所以失去民众，也没有像秦、项那样暴虐。石勒不过是无赖聚众于其间，乘司马氏骨肉相残的空隙，煽动诱惑逃亡者，逼迫他们为自己所用罢了。从前祖逖进言元帝，认为遗民已经遭受残酷摧残，人人都有奋力反击的志向；大王如果确实能够发出威严命令、任命将领，让像祖逖这样的人统领他们，那么各郡国的豪杰一定会乘着声势前来归附。’这几句话，可以说抓住了关键。所以祖逖渡过长江那天，所带领的不过二千多人，不久黄河以南全都成为晋国土地。这虽是祖逖善于抚慰驾驭的结果，但也是人心不忍防备晋军的证明。石勒狡猾多智，擒获苟晞，诱骗王浚，摧败刘琨，算无遗策，却唯独对祖逖颇为忌惮，是因为祖逖得人心，中州豪杰大多归附他。只是石勒已经以叛逆的名义起兵，能够聚合众人，却不能稳固自己的势力，最终恐怕会把他们全都赶去归附祖逖。因此石勒替祖逖修筑坟墓，设置守墓人，希望以此感动祖逖；又借祖逖斩杀叛臣使者并送回首级的事，表面上以礼相交，暗地里却愚弄他。祖逖竟没有醒悟，落入石勒的计谋，以至于兖州、豫州之间各壁垒的叛乱者都不再接纳；这就是自己毁掉同党的基础，把仰慕仁义的人赶去归附贼寇，难道不可惜吗？天下雄杰和有智谋的人，大多产生于被虏掠之后、奔逃窜匿之中。陈平归附汉高帝，项籍因此灭亡；许攸归附曹魏，袁绍因此败亡；这两个人在当时也都是叛臣逃吏。假如汉高帝、魏武帝都拒绝他们、不肯接纳，那么二人即使有深谋奇计，又怎么能在明主面前施展呢？况且谨慎坚守边防、各自保全疆界，这才是敌国相交的礼节，像羊祜、陆抗的时代可以这样做。祖逖把石勒看作贼寇，古语说：‘既然称他为贼，敌人才能被制服。’背弃祖逖而去的人，祖逖可以称他们为叛臣逃吏；抛弃石勒前来归附的人，石勒固然不能把他们当作臣民，甚至还会把他们当作逃吏。替祖逖谋划，应当斩杀石勒的使者，烧毁石勒的书信，正色告谕贼寇说：‘先前被石勒欺骗误导的人，都是我的赤子。从今以后，有人斩下石勒首级前来归附，请我向朝廷请求封他为万户侯、赏赐千金；有防身归命而来的人，听凭接纳。’ 这样就足以使叛乱贼寇胆寒，鼓舞忠义之士的气节，也向天下显示晋国有所作为；可惜祖逖的思虑没有想到这一点。《李密论》汉、唐取得天下，都因为先行平定关中。汉高帝在河南时，王离把重兵驻扎在黄河北岸，本来可以从汉军后面追击；但有项籍牵制他，所以高帝能够进入关中。唐高祖在晋阳时，王世充把重兵驻扎在东都，本来可以从唐军后面追击；但有李密牵制他，所以高祖能够进入关中。项籍、李密难道知道有汉、唐吗？他们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却恰好成就了取得天下的机会。我所说汉、唐真主兴起，必定有人替他们扫除困难，就是这个意思。如今李密的才能虽然不足以同唐太宗相比，但在隋末群雄中，本来确实没有谁能和他相比。只是他才智足以知道天下的奇计，胆量却不能决断；替别人谋划就擅长，替自己谋划就短拙。当初杨玄感以李密为主要谋士，李密陈述三条计策：上策是炀帝正在辽东，和中原相隔千里，应当长驱直入蓟地，扼住他的归路；中策是关中四面有险、是天府之国，应劝杨玄感擂鼓向西进军，经过城池不要攻打，直取长安；下策则是说袭取东都，但担忧一百天不能攻克、四方军队赶到。杨玄感听从了下策，最终攻打东都不克而失败，这正是李密扼腕叹息的地方。等到李密亲自起兵时，炀帝在江都，徐洪客劝李密顺流向东进军，擒取独夫，这就是李密原先的上策。柴孝和劝李密，留下翟让、裴仁基等牵制东都，自己选拔精锐向西袭击长安，这就是李密原先的中策。采用上策，是汤、武那样的军队；采用中策，是汉高帝那样的军队。李密两条都不采用，却自行使用他的下策，最终军队在洛水战败，自己死在桃林。这是为什么呢？替杨玄感谋划时高明，替自己谋划时却拙劣。李密说：‘我所率领的都是山东人，见到洛阳尚未攻下，谁肯向西进入关中？’汉高帝也曾率领山东人，收集陈胜、项梁的散兵，又夺取刚武侯的军队，几乎不满一万人，最终却仍然进入关中。高帝尚未入关时，攻打昌邑没有攻下，就经过高阳；攻打开封没有攻下，就进攻颍川，急切地以攻击要害、捣击空虚为事，从未把军队停在坚城之下。这就像善于下棋的人，取得大势之后，即使有所舍弃让给别人，自己本来已经胜了。如今李密散发洛口仓的粮食却不能收拢民众，凭借士卒战马的锐气却不能乘势进取，放弃天下的上游，去争夺河洛这个四面受敌的地方；即使攻下东都，唐高祖也只需折断一根马鞭就能制服他，何况他必定攻不下呢？我曾经说李密的智谋高于英布、卫青，项籍的勇力超过英布、彭越。这两个人都可以被别人任用，却不能自行任用自己。被别人任用，就是将相之才；自行任用自己，就只是独夫罢了。至于唐高祖，却不是这样。他用谦卑的言辞向李密致谢，使李密牵制东都的军队，而自己得以专心经营关中；又两次听从裴寂、李世民的计策，分兵在河南攻打屈突通，自己则率军向西进发。这两件事，说他仿佛汉高帝，是可以的。《陶庵全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陶庵全集》卷四 明代黄淳耀撰写 《史记评论》